時間：2023-02-27 1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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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對教育目的價值取向缺乏正確的辨證的認識和理解，思政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容易出現兩種傾向。一是片面強調思政課教育的社會功能，教學中往往照本宣科，對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重點、難點的把握機械化、教條化，講課時面面俱到，一味灌輸，習慣性把學生當成了高級領導干部，一出口就是“領導指出”、“幾個必須”、“幾個應該”，教學活動中見不到“學生”，從而忽視了受教育者的個性發展需要。這樣的思政課很難被學生接納和認同。二是片面強調學生個性發展，只關注學生的興趣，迎合學生的價值傾向，滿足于課堂氣氛的活躍，甚至喜歡講社會上流行的庸俗笑話，墮入“三俗”的境界，而放棄了社會要求和原則，失去了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大學生健康成長的導向作用、動力作用和保證作用。要防止以上兩種傾向，思政課教師在教學中就是要牢固樹立的教育價值觀。教育為社會服務體現了教育的本質屬性，明確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和培養目標，明確歷史和時代賦予當代大學生的使命和責任可以有效避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成為盲目的、自發、隨意的活動，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同時也要看到，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教育只有以促進人的個性發展為目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還必須十分重視當代大學生個體發展的實際需要，因材施教地促進他們良好個性的形成和發展。要努力找到社會需要和學生個性發展之間的結合部和增長點。“兩個需要”結合的實質是將思政課教育的宗旨與受教育者關心的實際問題相結合。“兩個需要”結合得好，既造福社會，又使受教育者終身受益。
二、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的關系
在以往的思政課教學中，許多教師由于對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的地位的理解過于簡單化，習慣于“教師中心論”，過分強調教師的“控制”作用，使得課堂更多地成為教師呈現個人知識和風采的舞臺，許多教師已經習慣于搞“獨白”，演“話劇”，把教學的“公共活動”變成了教師的“個人活動”，基本是“教師講完——學生下課”的單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動作用。必須尋求新型的教學模式，把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地位結合起來，使教師與學生之間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動、協調發展的辯證關系。現在80后、90后的學生主體意識和獨立精神不斷增強，特別反感對他們進行概念化的說教。教師上課尤其不能只講“必須”、“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話語和口號，而是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變化，以平等、開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積極主動地創造條件，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給學生充分的尊重。師生通過民主平等的交流，產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鳴，教師要允許學生對社會問題有不同的觀點、意見和看法，從而使學生在活躍的氣氛中不自覺地接受理論。當然，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并不意味著削弱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學生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的自由度越大，對教師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師對思政課教育規律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以更高級的育人藝術參與到教學活動中。
三、統一要求與尊重差異的關系
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出現了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五個多樣化”。根據的基本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五個多樣化”在思想領域的直接反映就是當代中國社會人們思想活動表現出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空前增強“四大特點”。這一方面有利于大學生樹立自強意識、創新意識、成才意識、創業意識，另一方面也帶來一些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一些大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社會責任感缺乏、團結協作觀念較差、心理素質欠佳等問題。當代大學生在公平與正義，自由與平等、社會與個人，理想與現實等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存在明顯差異性和多樣性。如何面對大學生思想狀況出現的新形勢、新特征，就必須正確處理統一要求與尊重差異的關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實踐中始終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去引領和整和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反對指導思想的多元化，推動全社會鞏固發展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風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社會思想觀念的多樣化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事情、輿情決定了的，是客觀實際，只有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才能擴大社會認同，增進思想共識，才能團結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群體、不同認識水平的勞動者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樣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作出貢獻。同時，也只有堅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才能減少思想矛盾和沖突，避免因認識差異引發社會的對抗和沖突。才能使先進文化占有主導地位，健康文化得到發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堅持這兩個重要原則，思想政治理論課就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就能培養和提高大學生分析和解決當前中國社會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四、教學與發展的關系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自然·歷史
【作者】高小平/靳江好/沈榮華
【摘要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正文】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深化行政改革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在許多方面都有較大突破和發展。改革的目標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依法規范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和權限，推進政府機構改革、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決策機制、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大力推進電子政務建設等項內容。
（一）建立服務型政府
建立服務型政府是近年來理論界和各級政府在深化行政改革中提出的一個目標選擇。服務型政府本質上是社會本位、民本位，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全看社會和公民是否需要，并以此來作為政府職能定位的依據，它與傳統的以官本位、權力本位為特征的管制型政府相比較，是兩種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將建立服務型政府作為新時期行政改革的一個目標選擇，將有助于從新的視角，把行政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引向深入。在實踐中，已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認識到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性，著手改革以往“重管理、輕服務”的政府管理方式。上海、南京、珠海等地政府紛紛提出創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并在創新服務、社會評議、減少管制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我國中央、省級政府的主要功能要于決策和宏觀調控，在管理上具有宏觀性、調控性和間接性的特點，同時在決策和管理上也要體現我國服務型政府的本質要求；省以下地方政府直接面對社會、企事業單位和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因此，不同層級政府的職能定位應有所不同，中央和省級政府可以作為以宏觀管理為主的“決策——服務型政府”，省以下地方政府應為以公共服務為主的“服務型政府”。
（二）建立面向市場的政府
建立面向市場、親市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等提法的涵義大體相同，都是指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凡是市場能發揮優勢或能做的事，都應當由市場來做，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強調政府要面向市場，將有利于進一步明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政論要起好“掌舵”作用、催化作用、促進作用，而不是“劃槳”作用、大包大攬作用；也有助于將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主要方向，放在加強宏觀調控上，放在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上，圍繞市場行使好調節、培育、監管和服務職能。
（三）建立責任政府
責任政府的提法，主要是為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強化政府責任。在以往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體制下，政府權力與責任嚴重脫節和失衡，強調權力配置而忽視追究責任，重視行使權力而忽視承擔責任，注重虛置監督形式而忽視追究責任。
現階段推行依法行政的關鍵，在于強化政府責任，使權力的責任掛鉤，建立責任政府。為此，下一步行政改革應力爭取得以下突破：一是賦予權力的同時必須明確責任；二是健全政府責任制度，制定落實法定質詢、罷免等追究責任的具體程序，創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易于實施的責任制度；三是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度，并與政府外部評議制度相掛鉤；四是加大執法監督的獨立性、公開性和民主參與。
（四）依照公共管理理念轉變管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從發達國家引進的管理理念，核心涵義在于公共性，突出強調管理主體的多元化，管理導向的社會化，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等新的觀念，與傳統意義上的“行政管理”有較大的差別。
在實踐中，各級政府開始運用這一理論，轉變職能，改進管理，推進改革。例如，財政部門提出了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人事部門提出了人力資源管理戰略，深圳等地政府提出了政府職能從無限到有限、從部門性轉向公共性、從政府單一治理轉向社會共同治理等項改革目標，都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五）借鑒企業經驗提高政府效能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機原因探究
（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質量
政府政策信用危機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政策制定過程缺乏必要的民主與公開，政策價值利益取向與民眾相背離。其二，對政策所要解決問題不明確，政策脫離實際，缺乏必要科學性和可行性，導致政策失信于民，得不到公眾的信任。其三，政策制定過程中考慮問題片面，政策制定者存在個人認知上傾向性和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和合理性。其四，政策制定缺乏統一性和穩定性，上下級政策不統一，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現象，導致公眾失去對公共政策的信任。其五，制定的政策缺乏必要的公平性和正義性，政策制定者在資源分配和利益調節上采取不同標準，導致政策調節出現“盲區”，以及界限模糊的灰色區域，勢必產生政策漏洞。
（二）公共政策執行效率低下
第一，公共政策執行缺乏統一性。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的認識存在偏差，導致在執行過程中發生自相矛盾的困境，造成政策無法得到一致、有效地貫徹落實。第二，公共政策執行缺乏穩定性。穩定的政策是政策公信力前提，政策朝令夕改、頻繁變動，政策缺乏穩定性使人們失去對政策的信賴，從而漠視政策，導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第三、政策執行過程缺乏公正性。部分政策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區別對待情況，喪失了政策應具有的公平和正義。第四，公共政策執行出現偏差，缺乏靈活性。一些政策執行者對政策不加分析，盲目機械照辦，未能明確政策的精神實質，執行方法過于簡單，使政策執行流于形式。
（三）公共政策主體公信力弱化
政策主體包含了政府官員以及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威專家，當前，部分政府官員和專家在公眾心目中出現了公信力弱化勢頭。其中表現為官員形象不佳，言行失當和不負責任行為。2011年“7•23”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的官方新聞會上，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回應“救援結束后仍發現一名生還兒童”時稱“這只能說是生命的奇跡”；對為何要掩埋車頭的質疑，王勇平回應“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行只能使公眾寒心。而專家形象由于受到一些濫竽充數人士影響，使得公眾對專家產生質疑，以致于專家公信力弱化，導致專家在參與政策制定和解讀政策過程中失去了權威性，得不到民眾的認同，甚至他們的參與和解讀反而使公眾越發對政策持懷疑態度。得不到公眾認同的公共政策談何公信力？
（四）信息不對稱導致政策曲解
當前，信息不對稱是危機產生及危機過程中常見表現形式，不論是信息缺乏還是信息過度傳播，都可能引起政策客體過激反應，主客體之間信息完全對稱只能是一種理想狀態。部分政策主體利用政策的相關表述為自己謀取私利，打著對政策創新解讀名義，將政策解讀為對自己有利的表述，違背公共利益。這種對政策曲解做法，不僅僅使相關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貫徹落實，更加損害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而社會公眾作為政策客體，由于信息不對稱，不可能全面準確了解相關的政策，再加上缺乏專業知識和個人認知能力有限，很難對政策進行精確解讀，且在解讀過程中極易受到其他信息影響，造成對政策歪曲解讀。導致公眾很難全面地認識公共政策，或者對其評價產生較大偏差，由此可能會采取一些手段來反抗、抵制政策，進而影響政策公信力。
（五）危機應急機制不健全
公共危機具有突發性和不可預見性，部分政府由于危機意識淡薄，缺乏相應響應機制，危機處理方式失當。往往在發生公共危機之后，不能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補救，使得原本只在較小范圍之內影響不斷擴大。2008年震驚全國的“貴州甕安‘6.28’嚴重燒突發性事件”，起因是一名17歲女生離奇死亡，由于親屬未得到滿意答復，不屈不饒執著下演變成為一場震驚全國的大規模。倘若當地政府能夠迅速查明該女生死因，及時安撫家屬，或者在事件發生之前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時給予制止，那么也不至于演變成大規模。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機處理措施探尋
（一）加強政策制定的質量
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要進行充分調研論證，把民主決策機制引入政策決策系統，營造良好決策氛圍。提高政策決策者和參與者素質，吸取廣大公眾建議，著力提升政策科學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和穩定性。制定政策過程要注重民主與公開，擴大政策主體范圍，重視參謀咨詢人員在政策決策中作用；真正落實聽證制度，保障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聽取廣大公眾意見，完善公眾監督機制；要努力提升政府形象，加強對官員教育，克服地方本位主義，勇于承擔政府所應該承擔責任和義務；做到真正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
（二）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
公共政策執行要依托國家權力機關強勢的公權力，而對這強勢的公權力要進行依法限制，才能夠保有相對人的正當權利和自由。目前有兩點要尤其加以重視：防范自由裁量權濫用、嚴格依程序執行。政策執行中要堅持以人為本，注重人性化執行。在保證公共政策得以準確貫徹實施前提下，可以進行靈活的變通、因地制宜，保證政策靈活性和適應性，但是要嚴格防止政策主體出于謀取私利而對政策進行歪曲解讀，從人文關懷角度出發最大限度地維護相對人及公眾合法權益。
（三）提升政府官員形象
官員形象直接影響著民眾對公共政策公信力信任程度，政府要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實行責任追究機制，對不負責任官員要嚴加懲處，以息民怨，以平民憤。同時要大力營造服務型政府，創建清正廉潔、高效親民執行環境和官員隊伍，降低行政成本，從而贏得社會公眾理解、支持和信任。要重視公眾監督作用，保障公眾監督權力，對偽專家，假專家要堅決打擊；相關法律要及時完善，例如，《食品安全法》規定對只謀取自身利益而不顧消費者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追究其連帶賠償責任就值得借鑒。因此，《侵權責任法》可以對專家直接規定相關法律責任，對假專家偽專家進行嚴厲打擊，整肅專家隊伍，重新塑造起專家的權威。
（四）完善信息溝通渠道
危機因為具有高度破壞性而天然的成為公眾關注焦點，也較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大為造謠造勢，借此干擾公眾正常判斷，政府要加強輿論引導，掌握輿論主動權，發揮媒介在危機公關中的溝通作用，疏導公眾情緒，引導公眾正常判斷。公開透明媒體報道既可以緩解民眾緊張情緒，也可以使謠言不攻自破。政府還應當開展網絡公關，在網絡時代，一件微小事情經過網絡的傳播擴散，可能會演變成影響巨大的公眾事件。因此政府在開展網絡公關時要謹言慎行，一旦失誤偏差，可能會損壞政府形象，甚至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一）堅持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相結合，以實現理論對實踐的指導。馬克思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必須堅持以相應的理論課程為中心，讓青年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指導下組織開展相應的實踐教學。
（二）堅持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與現實生活相結合，以實現實踐對理論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體系完善，內容廣泛、理論性強，系統的課堂教學有利于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掌握，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但是，要真正達到讓青年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教學目標，促使青年學生更好地運用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需要深入推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同志強調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為之，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老師的指導下，讓青年學生結合所學理論知識，充分發揮自身主體性和能動性，投身實踐教學，在現實生活中體會、領悟和檢驗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知識。
（三）堅持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與教學機制相結合，以體現對教育規律的遵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教育教學活動，同樣需要遵循高等教育教學的內在規律。教育部袁貴仁部長指出：思想政治理論課絕不僅僅是知識的教育、理論的教育，從根本上而言是一種實踐的教育、養成的教育。
二、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資源
（一）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師資力量系統整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師資力量，是全面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關鍵。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實踐基地指導教師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師資隊伍之中，補充實踐教學教師數量。當前，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專業教師隊伍通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數量不斷增加，素質能力不斷提高，為全面提升大學生的理論素養和道德品質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現實來看，如果僅僅依靠現有思想政治理論課專任教師作為實踐教學教師，難以有效組織數量眾多的大學生開展實踐教學，因此需要系統整合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師資力量，補充和壯大實踐教學的師資力量。為之，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納學校黨政干部和共青團干部，思想政治理論課和哲學社會科學課教師，輔導員和班主任三支隊伍壯大實踐教學的師資力量，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特色和優勢從不同的層面提升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共同促進大學生健康全面的發展。
（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渠道。一是搭建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校內平臺。開放的時代背景下，高校自身就是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理想場所，因此需要積極挖掘和培育有利于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校內實踐平臺。為之，可以通過建立諸如校史館等具有歷史和人文底蘊的文化載體；采取措施將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內容與學生課外科技活動緊密融合，促使大學生在參與課外活動的過程中理解、掌握和運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知識；組建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生社團，設置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密切相關的課題項目，組織開展類似于全國大學生科技類的競賽活動等方式建立高校內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平臺。二是拓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校外基地。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基地，需要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領導高度重視，本著主題吻合度高、地點就近就便的原則統籌規劃，通過制定和建立相應的政策和制度，指定本省市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基地，以便為高校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提供場地和平臺。同時，高校應主動與城市社區、農村鄉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企事業單位、社會服務機構等建立聯系，建立主題突出、特色鮮明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基地。
三、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領導體制與評價機制
（一）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領導體制。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領導和管理體制是扎實推進實踐教學的根本保障。國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門要高度重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國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門應單獨制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政策和制度，統籌規劃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工作，系統設計教學體系、科學制定教學標準。將高校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執行落實情況和教育質量效果作為評價高校本科教學工作、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政策和制度層面要求和指導高校扎實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
馬克思韋伯的官僚制成為組織結構的最佳之選，主宰著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組織理論研究，也是現在仍然在全世界各國各組織盛行的組織方式，雖然在20世紀 80年代以來掀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對管理制進行了猛烈地批評，進而在組織方面西方世界在組織方面摒棄一些官僚制的科層設置，實行組織扁平化運動，將市場機制引入組織管理，試圖解決組織僵化的問題，但總的來說都是對官僚制的修補，并非摒棄官僚制，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組織理論能夠替代馬克思韋伯的官僚制理論。處于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的西方國家在試圖重新衡量官僚制理論對轉型中的西方世界的價值，各個思想界大師也急于找出一種能夠適應后工業社會的組織形式，應西方工業化而產生的官僚制理論在時展面前能否得到更好的發展還是作為過時理論而被拋棄或者被取代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對于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中國來說無疑這種適應工業化社會的官僚制理論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深入探討的。轉型期的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不同，正處于一個工業化不足的階段，同時面對著信息化知識化，以人為本等觀念普及的挑戰和新情況，轉型中的我國在官僚制先天不足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承接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就官僚制而言,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改造，置換甚至是徹底摒棄的觀念,能否在理論上立足,又能否成為中國改革的先導,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首要問題，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國情與面臨的特定任務構成我國行政改革的土壤,任何政策，措施與操作都是在這片土壤上結出的果實，我們既不可以一味的批判官僚制又不能不考慮官僚制暴露出的弊端和新的市場經濟情況下的產生的市場機制引進到組織管理的新公共管理理論，重要的是在于區別對待，針對中國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地區四個世界的地域遼闊的中國的特殊國情，不可以一概而論，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是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任務。
在轉軌時期的中國，公共管理制度是在中國傳統官僚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研究中國現今的公共管理制度和馬克思韋伯的官僚制的差異是十分有必要的。
官僚制概述
官僚制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學者于1745年在描述普魯士的政府形式時提出的。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對官僚制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韋伯現代官僚制是一種純粹理想類型的官僚制,韋伯官僚制的理想性體現在韋伯拋棄了對官僚制進行價值關聯的考慮上。他放棄了西方若干世紀以來普遍采用的以敘述制度的價值規范為主的研究方式,轉而以合理主義價值立場和類型化比較研究與發生學因果分析相結合的理想類型的方法論，韋伯把公職人員預設為行政動物,剝去了他們的所有感情價值和政治情感,以價值無涉的研究理論,用剛性的制度和法律建筑起現代官僚制的理論大廈,并開創了獨特的官僚制研究范式價值無涉使韋伯官僚制充滿了學術上的浪漫色彩和理想上的崇高預期。因此,在西方官僚制沒有招致人們的貶義理解。20世紀初,為了避免人們對韋伯提出的官僚制產生誤解,有人將韋伯的官僚制翻譯為行政組織體系、科層制或集權制然而,科層制并不能完全揭示官僚制應有的內涵,官僚制比科層制包括的內容廣泛得多，比如,與官僚制一樣,雖然科層制也是一種嚴密的、合理的社會組織,提供熟練的專業活動,具有明確的權責劃分和執行嚴格的規章制度，金字塔式結構的權力配置和等級服從關系等特征,但是,科層制只具有官僚制的部分內涵。正如有學者認為:官僚制可以包容科層制的某些特征,但作為特殊形式的科層制。則無法完成對官僚制的解釋，如此看來,使用官僚制能夠更好地表達韋伯的本意,但卻容易使人們將其與中國傳統官僚制產生文字聯想,乃至發生理論誤讀實際上,中國傳統官僚制是古典類型的官僚制,而韋伯官僚制是現代類型的官僚制,二者相距甚遠,具有本質上的差別。
《城市建設理論研究》雜志擁有兩院院士等多位著名專家學者組成的高級顧問班子。圍繞科學發展觀與建設和諧社會為指導，廣泛結合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等諸多方面的學術成就。致力于報道城市建設發展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與科學研究成果，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服務，是廣大科研工作者溝通、交流的重要平臺。
《城市建設理論研究》雜志現開設：政策研究、政工理論、經濟縱橫、公共管理、城鄉規劃、企業管理、經濟與法、財會探析、科技論壇、建筑工程、機械與電子、教育改革與實踐、環保與節能、建筑與經濟、問題探討等欄目，具體征稿事宜說明如下：
一、征文形式與要求
（1） 論文要求論點新穎，論證充分；設想可行，結論可靠；條理分明，書寫清楚，用字規范，上交電子文件（word格式）。
（2） 論文格式題目、作者姓名、工作單位、地址及郵政編碼、內容提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附個人簡介及聯系方式）
二、投稿及聯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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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說明
自德洛爾1967年在《公共行政評論》雜志上發表了《政策分析家：一個政府部門中新的職業性角色》以來，“政策分析者”一詞已普遍地用以指稱那些職業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術家或實踐者，與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關的職業倫理也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存在共同性質的東西。在世界一切民族當中，他們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確立了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與倫理標準，我們可以稱之為黃金法則，如對生命的尊重，誠實，公正，廉潔，負責等。此外，民主的價值和原則，如公共利益，個人權利，正當程序，責任等，也為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奠定了基礎。
然而，政策分析者總是面臨著相互競爭的價值沖突，從而陷人典型的倫理困境。解決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自身職業角色的定位，更有賴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職業倫理的養成。美國行政倫理學家庫珀認為，要解決這種倫理困境，不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資源(法律、組織制度和規章等)，還要求政策分析者積極運用自己的倫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組織或組織上級的不負責任行為。而這種倫理自主性的獲得，需要通過政策分析者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內部控制資源(個人價值觀、信仰等)。這種內部控制資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過程中運用內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惡標準進行認識和判斷。同時，它并不直接或簡單地批評對錯、是非或者得出結論，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不同觀點
有關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圍繞著政策分析者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而展開。歸結起來，學者們大致有三種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爾德認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幫助委托人。盡管政策分析的資助者施加壓力，分析者還是應該把自己看成是更廣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僅僅是某個組織的人，分析者應該對公共福利事業更感興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邏輯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義成分，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假設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夠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動，因而“人民的統治”是正當的。由理性公民通過現代民主制度選舉產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現嚴重的、持續的非良性活動，公民最終能夠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徑改變政府。
第二，黨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鑒于“追求公共利益論”可能具有的烏托邦色彩，以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羅姆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策分析者應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應追求虛無縹緲的“公共利益”，而應當是黨派利益的追求者。這是因為，現實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謂“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現代民主政治無一例外地都是政黨政治，本質上呈分散狀態的共享利益只有通過黨派之間的“觀念競爭”以及投票、交易等類似市場行為的過程才能形成。既然每個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黨派觀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應回避“黨派偏見”，而應當坦率“承認對一些可能的利益和價值選擇引導著他的工作；要盡可能的表露他的選擇；不宣稱他的價值和利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第三，醫生、律師角色。通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建構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說政策分析者的角色。這是一個以公共利益為背景、對委托人負責的模型。這一模型中實際由雙重委托—關系構成：(1)委托者與政策分析者之間的委托—關系；(2)公民與政治家、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誰?他應向誰負責?”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較少發生爭議。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應的政治理論支撐，從而容易引發爭論。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對委托人負責，但也要將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基本內容
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倫理，不同于醫生/病人，律師/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它涉及公共責任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問題，具有多層面內容。正如魏陌所建議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有義務維護他人的基本權利，支持我們憲法中的民主程序、促進分析和個人誠實。這些價值在我們的倫理評估中普遍支配我們對顧客的職責。盡管如此，我們應該對顧客選擇不同價值間沖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們也應該對我們分析的預測能力持一種現實的謙虛態度。
(1)道德品質的準則。職業道德實質上就是責任與義務的表現。政策分析師具有雙重責任：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前者產生于“顧客導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間的職業關系，以及法律、組織和社會對政策分析師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種信仰、價值和偏好所組成的內在驅動來指導如何去做。
(2)行為選擇的準則。政策分析包括對政策方案的預測、回溯和評價，其本質是基于客觀分析之上對方案的選擇，既包括價值認識也包括價值創造。因此，它體現了主觀與客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首先是政策分析應合乎政治性：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來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環境中的一環，因此，作為一個稱職的政策分析師，必須要對外在的政治環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過決策者的選擇；其次是政策分析應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為政策主體的價值取向，必須通過政策目標群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第三是政策分析應體現創造性：政策分析師應該既立足于現實，又著眼于未來，要適應環境的變化，敢于創新。
(3)價值判斷準則。價值判斷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礎。政策分析師的價值判斷就是對事物、社會現象和人的行為在倫理意義上進行估量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影響政策主體的價值方向、行為決斷和價值追求。價值判斷應體現社會責任。政策分析師應從專業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沉默的犧牲者”代言，并由此來確保分散利益在決策過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
四、如何加強我國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建設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政策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起步較晚，還有很長的一段發展之路，如何借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促進我國政策分析領域的發展，培養適應中國國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對于推進我國決策的科學化、制度化、系統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包括：社會公正、民主化、科學化、以及服務原則。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準確迅速、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顧局部。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國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備的。庫珀在其論著《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也曾說過，“顯然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給行政人員的實踐活動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導，但它仍然存在于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政策倫理法規中，辭藻華麗的演說中，以及存在于我們對危機突發事件的反思中。理所當然地，它也存在于我們對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對公務員責任的思考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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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職能。所謂保護職能，就是發展中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保護本國的產業安全，防止產業主導權轉移；保護本國經濟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防止外部勢力的掠奪；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它是由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落后性所決定的重要職能，它不是一種封閉的、排斥外部經濟聯系的保護職能，而是在與世界各國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發生廣泛聯系的全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正當保護職能。
1.保護產業安全。WTO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組織形式之—，目前有144個成員，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原則下，發展中國家從商品市場到投資領域全面開放，民族產業安全問題因此變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不少產業的產品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大，在規模經濟方面也落后于它們，外國商品的涌入將極大地沖擊這些比較劣勢產業，威脅其生存和發展。其次是外資可能控制發展中國家部分產業與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機制、品牌、信息、營銷等方面都處于劣勢，外資進入國內，有可能導致一些產業主導權轉移，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再次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狀況將加劇。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加速把傳統產業、夕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外商投資大都集中于資金回收期短、見效快、能夠保證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的加工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使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問題嚴重，加工工業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妨礙其產業的升級換代。最后是國家對產業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外資企業一般從自身利益出發制訂其發展規劃，而不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其活動往往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產業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資（主要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發展中國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動，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
為了確保本國的產業安全，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建立一套綜合的產業安全保障體系。一是按照國際慣例、WTO有關協議和各國實踐，建立科學的產業保護機制。包括嚴格的保護程序，客觀的判斷標準，完善的法律依據和健全的執行組織。二是采取切實的產業保護措施。根據WTO對發展中成員的優惠條款，在遵守WTO協議的前提下，通過完善關稅制度，建立不違背WTO規則的非關稅壁壘，實行特定商品的數量限制，提高貨物出入境監管水平與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護本國產業。三是提升本國民族產業的競爭力。即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運用市場力量加快企業間的購并聯合，改善民族企業組織狀況，提高產業整合度；加大對企業的技術支持力度，提高民族產業技術水平。通過這些政策行為提高民族產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力，增加安全系數。四是制定科學的引進外資的策略，合理引導外資的地區和產業流向，將引進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適時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2.保護經濟資源。20世紀5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逐漸擺脫殖民統治，紛紛建立起獨立的民族國家，被帝國主義通過公開手段全面掠奪經濟資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發達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變相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的現象依然存在。它們或者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方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各種不平等條件，或者利用價格“剪刀差”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遭受損失。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這種變相掠奪愈演愈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既要學會利用外國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國資本的掠奪性資源開發行為，通過各種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斷經濟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擁有的先進生產技術設備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強民族經濟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國經濟資源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國勢力的“經濟制裁”帶來災難性的經濟損失。
3.保護生態環境。在發展中國家中，除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外，大多仍然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工業化早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嚴重困擾這些國家，尤其是今天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國際分工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技術水平較低資源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污染環境的企業向這些國家轉移，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的程度，影響它們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要積極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職能，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關系，在國內通過環境立法和環保教育，強化國民的環保意識，提倡一種有利于生態穩定的消費方式，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盡可能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量；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更加重視環境安全問題，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技術標準，限制國外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進入，并通過國際組織督促發達國家停止無休止地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揮霍的做法，共同保護和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實現本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職能。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培育職能，包括三個方面：—是培育市場職能，即促進市場發育，加速市場體系形成，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是培養人才職能，即大力發展教育，重視人才培訓，造就千百萬現代化建設人才。三是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職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三大培育職能都是由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決定的。
1.培育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各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決定著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都比較低，突出表現為：人為壟斷嚴重；市場主體缺乏或錯位，即企業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國家缺乏真正的企業家；各生產要素市場欠缺或發展不成熟，導致市場機能長期處于無法運作的狀態；市場服務體系不健全，市場中介組織力量薄弱；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窄；市場規則不完善等。這種較低水平的市場發育狀況很難支持和保證本國經濟的高效和快速發展，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達到趕超目標，就必須加速市場發育進程。為此，政府要充分發揮培育市場的職能，包括明確市場主體，劃定市場邊界，通過構建市場主體立法體系，保持對市場主體待遇的公平性，這是公平競爭的首要條件。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秩序法的功能，特別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政策法規，制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長期固定的市場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場支配力的濫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格局。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提供市場信息、糾正經濟行為的外溢性、補充不完全市場、擴大競爭范圍即在公共部門和政府管制行業引入競爭機制等措施維護競爭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該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教育還是科技，都存在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批善于經營的企業家隊伍，沒有一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沒有成千上萬的掌握現代技術的熟練勞動力，沒有一批善于宏觀管理和獻身于現代化事業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大力發展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往往依托于傳統產業的發展，因為傳統產業（如初級產品）生產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可實現靜態比較利益。但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實現趕超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新興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一些比較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證明：政府只有重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現代支柱產業，才能形成穩定的增長基礎，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學習職能。經濟全球化擴大與深化了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閉，而要在日益擴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加強學習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不同民族文化的優點。對于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學習又具有特殊的涵義，這就是向先進的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科學的管理經驗、經商本領、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等。這是—個向先進國家全方位學習的過程。這種學習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國民（個人）自發的學習，一是有組織的學習。發展中國家的后進性和實現趕超目標的任務決定了它們不能單純采取個人自發學習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學習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組織人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職能。與個人自發的學習相比，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安排和推動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活動，目標明確，阻力小，影響大，能夠減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時間和成本，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學習職能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派員。即有計劃地選派一些素質好的官員、技術人員、學生及工人到國外參觀訪問、留學、技術培訓和學術交流等，使他們較快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推動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先驅力量，并通過這些人回國后發揮擴散效應，加速學習進程。
2.技術引進。即通過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聘請外國專家等，把外國的先進技術移植到國內，使更多國民不出國門就能學習到先進的技術和經驗。
3.制度借鑒。即政府依靠其自身優勢和整體功能，將先進國家實踐證明有效的經驗和管理制度吸收進來，為我所用，從而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促進管理的科學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傳播。即通過各種知識和信息傳播手段（包括書籍、廣播、影視、通訊、學術交流等），介紹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生產手段、信息網絡、文化觀念等，使眾多的人了解國外的技術、體制和文化，了解本國與他國的差距，從而引起觀念的更新，增強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緊迫感。
5.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即政府在采取有組織的學習行為的同時，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通過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個人自費出國深造和鼓勵他們學成后回國工作。
（四）創新職能。創新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證。人類歷史的近展特別是當今世界的競爭表明，哪個民族和國家善于創新，它發展就快，就強大，就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誰因循守舊，誰就落后，在世界上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哪個民族和國家在歷史上某個時期善于創新，這個時期它就發展迅速，就強大，什么時候它創新少了，它就開始落伍。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創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發達國家走前人未走過的路，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創新。發達國家的政府通常是創新的最大保護者，甚至是創新的誘導者和推動者。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如果不重視創新的作用，過分強調仿效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發展道路，把著眼點放在營造發達國家當時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條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好學生”，只能沿著他人的足跡緩慢前進，不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經濟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小的代價趕超發達國家，同樣離不開創新。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和體制上的創新。即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發展機會，把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二是戰略上的創新。即在吸收先進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具有創新性的經濟發展戰略。三是技術上的創新。即在技術選擇上跳過發達國家經歷的某些環節，直接選擇最新技術，并轉化為適用技術。發展中國家政府在保護、誘導、推動創新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通過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政府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要任務是：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大環境，形成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良好社會風氣，樹立創新觀念，建立創新機制，增強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提高科學研究的針對性，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提高科技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培養創新性人才，為科技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行為包括：成立管理創新的專門機構，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并圍繞這一規劃制定一系列具體措施；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對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改變教育模式，推進知識創新與傳播；鼓勵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鼓勵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協調科研院所、高校、企業之間的關系，建立政府為主導，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研體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國際間的創新合作，等等。
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必要職能。如通過履行宏觀調控職能，來維持經濟總量的平衡，確保金融的穩定，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礎教育、基礎科學和新興科學研究、交通與通訊事業等公共產品和服務；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只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于發展中國家政府來說，履行上述四大經濟職能顯得尤為緊迫，具有突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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