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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會計對策；消極影響
中圖分類號：F2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03-0130-02
通貨膨脹之于我國有很大的消極影響，但是由于我國通貨膨脹與西方通貨膨脹有相近之處，所以我國改革傳統會計模式時，借鑒西方各國的改革經驗也未嘗不可。當下，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真實而又有效的會計信息，我國企業要充分理解“通貨膨脹”的含義、影響，并采取一些過渡性較強的局部改進措施。從而是我國經濟向著一個穩健的方向發展，逐步實現經濟的騰飛。
一、通貨膨脹的含義
通貨膨脹是一個經濟學問題，簡單來說就是貨幣發行量過多，商品的生產量與貨幣的發行量比例失調。在通貨膨脹時期市場上所有社會商品和勞動的平均價格水平持續升高。單位貨幣能買到的商品量及勞務量持續下降。就現在社會而言，人們根據通貨膨脹的程度及帶來的影響不同，將其劃分為三種情況：溫和型通貨膨脹、劇烈型通貨膨脹以及惡性型通貨膨脹。
中國古代有兩種類型的貨幣，一種是金銀，具有真實的價值，另一種則是本身沒有價值的紙質貨幣。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本身沒有價值的紙質貨幣能不限量地發行，正是因為這種“不限量”，使通貨膨脹悄無聲息地襲來。導致通貨膨脹在我國橫行的原因有很多，如拉動內需，刺激消費，降低利率，經濟結構失調等，但最主要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盲目提高的貨幣供應量。
二、通貨膨脹之于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調節
與物價相對穩定的時期相比，在通貨膨脹期間，商品和勞務價格水平波動幅度較大，各企業不能準確的掌握各種商品的價格走勢，經常會由于一些錯誤的判斷而造成生產量、經營方法、價格標注上的失誤，從而削弱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商品的價格與各企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物價上漲在一定時期內會給企業帶來不菲的盈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格就無法真實地反映出經營效果，價格也就逐漸喪失了靈敏、快速調節生產的能力。
（二）通貨膨脹對經濟秩序的影響
通貨膨脹會影響社會經濟及各行各業的正常運轉。在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中，計量商品與勞務的價值工具是貨幣。維持經濟正常運轉，企業正常生產的基礎也是貨幣。這是否說明貨幣供應量越多越好呢？通過西方國家的金融風暴我們也可以了解到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貨幣供應量不以產品供應量為依據，則會造成經濟秩序運轉異常，經濟運行混亂。受影響最大的是一些事業單位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人員，比如醫生、教師等。通貨膨脹還能使本國出口公司的輸出競爭力在國際上處于弱勢。由于貨幣流通量增多，物價上漲，企業更傾向于在國外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商品，而后在國內以高價售出。長此以往，本國經濟將日漸惡化。
（三）通貨膨脹對人們需求的改變
通貨膨脹與泡沫經濟和投機產業相關聯，泡沫經濟是一種虛假的繁榮，且不推動社會經濟的增長，而投機產業，則是以投機為手段，以攫取暴利為目的。泡沫經濟和投機產業是通貨膨脹造成的的必然效應，同時，二者又會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的擴張。在通貨膨脹時期，紙幣供應量越來越多，但其價值卻日漸降低，貨幣持有者由于擔心貨幣持續貶值，便會盲目地將紙質貨幣轉換為需要抑或是不需要的商品。若是不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管理，也許紙幣就不能作為計價工具在市面上流通了。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可能會再一次出現在21世紀的今天。
三、我國企業應對通貨膨脹的會計對策研究
（一）加快會計型人才的培養及觀念創新
現代化的企業在順應時代的步伐深入地改革其制度的同時，各企業在我國資本市場同樣得到充分的發展，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也將從局限走向開闊，投資者必定會成為其中之一。大學是培養時代人才的搖籃，所以大學的會計專業應進行有選擇性的擴招，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審核。我國傳統會計理念的基礎是假設。這些假設是為了使財務會計理論具有通用性，在某些常出現的經濟問題上得以套用。但是現實中，很多經濟問題則不能在傳統的假設中尋找答案。比如通貨膨脹，在傳統的理念中根本沒有這個概念。20世紀70年代以來，通貨膨脹現象波及世界大多數國家，使傳統理念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更加搖搖欲墜。為了保證在通貨膨脹狀態下使企業正常運轉，就必須持續得到精度高的會計信息，所以企業要勇于創新，而不是只墨守成規的套用。
（二）完善各企業的結算制度
即為了削弱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逐漸消除企業債務鏈。在當下，由于沒有特殊規定，所以企業與企業之間可以互相借貸，借款的一方成為債務人，另一方稱為債權人，一般觀念中，債權人占有主動權，可是在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易中，則是債務人擁有主動權。債務人通過各種辦法盡量拖欠債務，將借來的資金進行各種投資，盡量以最晚的時間支付其債權人。此種機制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為了解決這類問題，經濟學家提出“企業交易中介結算體制”。該體制使企業與企業間的交易變為企業與國家中介機構的交易，這種中介結算體制使企業沒有空隙投機取巧，從而扼殺了債務鏈的產生基礎。
（三）充分利用我國現行會計制度
盡管我國會計制度還不完善，但其中也不乏正確理論，所以企業應靈活運用。比如，在國家監督指導下，全面的對各企業的不動產做一次重估價，以資產現行成本作為提取折舊費的依據，適當提高一些固定資產折舊率。企業用于提取折舊費的產品銷售出去后變為補償固定資產的折舊基金，由于存在通貨膨脹，所以為了使折舊基金不至于貶值，就要加快折舊頻率，使企業持續獲得利潤。
現代財務管理的核心是財務決策，按其所涉及內容和環節，財務決策可以分為投資決策、籌資決策和股利分配決策。通貨膨脹作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經濟環境因素之一，影響著企業財務決策的各個環節。
筆者擬在闡述通貨膨脹的含義及其特征的基礎上，重點分析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決策各個環節的影響，進而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策略。
一、通貨膨脹的含義及特征
通貨膨脹一般是指紙幣的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狀況。它是紙幣流通條件下特有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通常表現為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升，亦即貨幣所代表的商品價值普遍下降。因此，局部性的價格上漲不能視為通貨膨脹，季節性、暫時性或偶然性的物價上升也不能視為通貨膨脹。同時，并不排斥通貨膨脹過程中有個別商品價格的下跌。
具體到財務領域，從理財的一般理念而言，通貨膨脹的特征表現為通貨膨脹期間，所持有的現金及其等價物一般會遭受貨幣購買力貶值的損失，而持有實物資產則一般會獲得持有利益。
企業的貨幣性資產和貨幣性負債的金額是固定不變的，但它們所代表的實際購買力卻隨著物價水平的變動而變化。與此相反，非貨幣性資產和非貨幣性負債的價格一般是變化的，但它們所蘊藏的購買力卻不隨物價水平的變動而變化。因此，當物價水平上漲時，實物性資產和負債的價值也上漲，而貨幣性資產和負債的實際購買力要下降，出現貶值的損失。
二、通貨膨脹對財務決策的影響
(一)通貨膨脹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企業投資是指以收回現金并取得收益為目的而發生的現金流出。企業的投資，按不同的標準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以投資時間的長短為依據，可以分為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以投資的對象為依據，可分為項目投資和證券投資。本文以長期投資中的項目投資(資本投資)為例來說明通貨膨脹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在做項目投資決策時，對投資項目的評價常用折現指標(如凈現值、現值指數、內含報酬率等)和非折現指標(如投資回收期、會計收益率等)兩類。現代企業財務管理中，通常以折現指標作為投資決策方案評價的主要依據，而非折現的方法是把不同時間的貨幣收支看成是等效的，所以在決策方案評價時，其指標只起輔助作用。
在用折現指標做項目投資決策分析時，預測不同時期的現金流量則成了關鍵。在不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項目的現金流量比較容易估算，但在通貨膨脹條件下，由于物價水平的上升及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將對項目的現金流量產生如下重大影響：
1 造成虛假的稅后經營利潤
在不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常以歷史成本的損益表為依據來預測未來的稅后經營利潤，該利潤僅僅是企業正常盈利的收益；而在通貨膨脹時期，則大相徑庭。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項目的稅后經營利潤是歷史成本和現行收入相配比的計量結果。在其盈利中，不僅包括了企業正常盈利的營業收益，而且還包含著企業已實現的資產存置收益。后者是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企業資產增值而獲得的，它實際上并非真實的收益，而是虛增的收益。因通貨膨脹而高估的會計收益，也使企業承擔了不應承擔的所得稅。
2 造成折舊與攤銷的不真實
由于計提折舊的依據是歷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在通貨膨脹時，傳統的會計處理方式就會歪曲企業的折舊與攤銷的真實情況。
3 影響企業經營營運資本和資本支出
通貨膨脹下，由于原料價格上升，保持存貨所需的現金將增加，人工和其他費用的現金支付也將增加，售價提高使應收賬款占用的現金也將增加。企業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應收賬款及壞賬損失，不得不增加流動資金的投入，這勢必影響企業的經營營運資本。同時，也影響著企業的資本支出。
上述影響將對項目現金流量產生重大變化，會使企業遭遇現金短缺的困難。而這一切，都可歸因于通貨膨脹對現金購買力的“蠶食”作用。
(二)通貨膨脹對籌資決策的影響
籌資是指企業根據生產經營等活動對資金的需要，通過一定的渠道，采取適當的方式，獲取所需資金的一種行為。籌資決策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取得企業所需要的資金，包括向誰籌集，在什么時候籌集、籌集多少資金等等。籌資決策的關鍵是決定各種資金來源在總資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確定資本結構，以使籌資風險和籌資成本相配合。通貨膨脹的發生，將對企業的籌資環境、籌資風險及籌資成本產生影響。
1 通貨膨脹對企業籌資環境的影響
通貨膨脹期間，將會出現資金供給不足和企業資金需求增大的現象。國家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對其進行宏觀調控，勢必緊縮銀根，減少貨幣的供給總量。同時，由于物價持續上漲，隨著企業經營風險的進一步加大，銀行貸款風險也隨之上升，這使得銀行在發放貸款時變得更加謹慎，進一步嚴格銀行貸款的條件。在資本市場上，隨著市場利率的上升，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市場價格暴跌，也增加了企業從資金市場上籌資的難度。對籌資方而言，如前文所述，虛假利潤的出現、折舊與攤銷的不真實，最終的結果是使企業遭遇現金短缺的困難，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不斷膨脹。這種供需不平衡的異常現象，改變了企業籌資的環境。
2 通貨膨脹對企業籌資風險及籌資成本的影響
隨著籌資環境的變化，企業的籌資風險也將加大，風險對應著報酬，這意味著籌資成本的上升，用公式表示如下：
i=i+p
其中：l－投資者要求的名義報酬率；i－投資者要求的實際報酬率；p－預期通貨膨脹率。
(三)通貨膨脹對股利分配決策的影響
股利分配是指公司制企業向股東分派的股利，是企業利潤分配的一部分。股利分配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確定股利的支付比率，即用多少盈余發放股利、多少盈余為公司所留用。因此，股利決策也被稱為內部籌資決策。支付給股東的盈余與留在企業的保留盈余，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減少股利分配，會增加保留盈余，從而減少外部籌資需求。
通貨膨脹期間，隨著籌資環境的惡化和資金成本的上升，外部融資將變得更加艱難。此外，企業利潤中還包含著資產的持有收益。因此，企業利潤分還是不分、多分還是少分，直接影響著企業的股利分配決策。
三、消除通貨膨脹對財務決策不利影響的對策
(一)對歷史成本計價方法作適當的修正，對現金流量相關指標加以調整
由于我國迄今為止尚未制定出針對通貨膨脹的具體會計準則，在現有的條件下，為使投資決策使用的現金流量相關指標更加真實、可靠、更具相關性，可以在現有的計量模式下，對該指標適當地加以修正，從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貨膨脹對會計信息的影響，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適當的調整：
1 根據企業收入，成本費用以及營運資本的構成實際，結合通貨膨脹率，對其作適當的調整。
2 改變折舊和攤銷的計算方法
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如果企業采用直線法進行折舊或攤銷，將造成按固定資產原始價值提取折舊仍無法實現固定資產的重置，難以維持企業的簡單再生產。為此，在預測現金流量時，可采用加速折舊法，縮短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通貨膨脹對固定資產更新的影響。
3 按照物價上漲的程度重估存貨和固定資產的價值，適當調整營運資本和資本支出的金額
按存貨和固定資產的重估價計算確定其被耗用后轉化費用的金額，適當調整營運資本和資本支出的金額，用各期實現的收入對所耗用的成本費用予以補償，將保證投入資本的完整性，增強企業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二)充分考慮通貨膨脹附加率因素，調整收益率評價標準
企業籌資的目的是投資，在做資本投資項目評價時，預期項目收益率也應加入通貨膨脹附加率因素，進而在投資項目的收益率與資本成本之間作出比較：當投資項目的收益率超過資本成本時，企業的價值將增加，為可選的投資方案；而當投資項目的收益率小于資本成本時，將有損企業的價值。
1993年,泰勒提出著名的“泰勒規則”。
l、泰勒規則的含義
泰勒規則可以簡單的描述為:
it,=∏i+r+h(∏i-∏*+gyyt(1)
其中,it:名義利率;∏t:當前預期通貨膨脹率;r.真實均衡利率,即經濟處于潛在增長率和自然失業率狀態下的利率;∏*:目標通脹率;yi:GDP缺口,即當前實際GDP偏離潛在GDP的比率;h、gy為協整系數。
泰勒規則的政策含義為:真實利率是唯一能夠與物價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穩定關系的變量,認為央行在制定政策時應將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其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具體含義為:①經濟中影響名義利率的因素,除了當前預期通貨膨脹率(∏t)以及真實均衡利率(r)外,還受預期通貨膨脹率與目標通貨膨脹率之間差額(∏t-∏*),以及GDP缺口(yt)的影響,如果∏t-∏*=O,y=0則it-∏t=r,即經濟處于穩定增長的理想狀態;②上述各因素中如果任意一個因素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當局就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如:公開市場操作;變動貼現,來調節名義利率使實際利率等于均衡利率r。
泰勒規則表達式中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不是像(1)式中那么簡單的線性關系。它們之間的關系為:
yi=β(it-∏t-r)+μ (2)
∏t=IIt-1+α yt-1+et (3)
it=gn+gyyt+go
(4)
其中it、∏t、r、yt代表的意義同上,μt、et為相關系數和均值均為零的隨機變量,β、α大于零,gn、gy、go為政策性變量系數,其中gn、gy大于零。
運用計量經濟學對以上三個式子進行分析,可以得到gn>1時,貨幣當局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會使得經濟達到均衡狀態,gn>1被稱為“泰勒條件”。
2、對泰勒規則的評價
泰勒規則主張貨幣政策規則對經濟的影響保持中性的原則,將相機抉擇和規則性有機結合,以相機抉擇增加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對經濟進行微調;以規則性確保貨幣政策的連續性,有利于公眾形成合理的預期。泰勒規則在具有以上優點的同時,也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1)、對于GDP缺口(yt)的確定問題。目前有關于GDP缺口的計算甚至概念方面,在理論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總的來說估計GDP缺口只要有兩類方法:第一類是生產函數法;第二類是對實際產出的時間序列進行估計,每一類方法,在具體的數據選取方面又存在不同。因此,由于對GDP缺口估計方法的不統一,使得(1)式中的計算數據發生變化,在具體實施貨幣政策規則時對采用什么貨幣政策手段極其幅度將會產生不確定性影響,進而影響貨幣政策規則的實施效果。
(2)、預期通脹率(∏t)估算的局限性問題。由于預期通貨膨脹率是一個主觀變量,不可能直接得到,在實踐中必須使用變量。泰勒以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貨膨脹率來表示預期通貨膨脹率。這與預期通貨膨脹率的概念或多或少存在差別,如果經濟發生戰爭等不確定性因素將會對預期通貨膨脹產生不確定的影響,貨幣當局將處于被動的地位。
二、泰勒規則在美國的實踐
1993年7月,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棄以貨幣供給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而以調整實際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即泰勒規則。根據美國的實際情況,泰勒通過研究美國歷年的貨幣政策,認為在美國、均為O.5,實際均衡利率和目標通脹率均為2%,即:
it=∏t+2+0.5(t∏t-∏*)+O 5yt
自從實施泰勒規則以來,美聯儲不斷調節名義利率使經濟處于穩定增長狀態。
表一:1993年以來,美國調整利率的幅度及利率值
表一:1993年以來,美國調整利率的幅度及利率值
從表一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94年到2006年,美國調整名義利率的情況。美國不斷調整名義利率是為了調控美國經濟。從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美國上調利率7次,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過快發展而引發通貨膨脹;在1996年下調0.25%,適當加快經濟增長速度;1997年至1998年間,為了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美國下調利率3次;同樣為了防止經濟過熱而引發通貨膨脹,在1997年3月至2000年5月上調利率7次;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國下調利率13次,眾所周知,在這期間由于“9.11”事件的影響美國經濟處于低迷,貨幣當局希望通過下調利率促進經濟增長;近幾年來,美國經濟有所增長,截止到2006年4月9日,美國第15次加息,而且還有繼續加息的預期。
美國運用泰勒規則調控經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實現了高經濟增長率、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并存的良好發展。
1999年,泰勒在理論上對泰勒規則從1879年到1997年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分析,得到一下結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前三個時期,泰勒規則與聯儲貨幣政策操作所得的各項指標差別較大,R2均在0.8以下,而在1987-1997年間,是極為吻合的,R2達到0.83。同時gn為1.533>1,符合“泰勒條件”,說明在這一時期,泰勒規則的實施是有效的。
三、目前在我國使用泰勒規則所要解決的問題
通過分析“泰勒規則”的含義及其在美國的實踐,筆者認為泰勒規則可以在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基礎上縮短政策時滯,同時為我國貨幣政策提供了一個參考尺度。然而,立即實施泰勒規則也是不現實的。目前,要在中國實行“泰勒規則”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除了要解決如何確定GDP缺口及與其通貨膨脹率的估測問題之外,還要解決以下問題:
第一、名義利率的選取問題
美國使用聯邦基金利率作為名義利率。聯邦基金利率是美國的基準利率。所謂基準利率是指:資金市場上公認的具有普遍參考價值的利率,在金融市場上可以根據該利率的水平制定其他金融產品的價格。我國是一個以利率管制為主的國家,除了同業拆借利率、債券回購利率、票據貼現市場利率和民間借貸利率屬于市場利率外,其他的都屬于管理利率。在沒有基準利率的情況下,名義利率的選取替代利率。謝平、羅雄(2002),楊英杰(2002)在對泰勒規則與中國貨幣政策的實證研究中,均采用同業拆借作為利率。
第二、有關貨幣政策中性的問題
貨幣政策中性是指使得貨幣政策對經濟既不起促進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1995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從字面含義上看,我國貨幣政策似乎是中性的。但實際上,我國的貨幣政策卻將刺激經濟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目標之一。
貨幣政策中性理論最早由貨幣主義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提出。弗里德曼認為利率等名義變量不會影響實際產出;盧卡斯認為公眾有理性預期,會使得貨幣當局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在實踐中,二戰后,主要西方主義國家信奉凱恩斯主義,最終陷入“滯脹”困境,紛紛轉而實行“中性”貨幣政策。只有德國一直將穩定幣值作為貨幣政策目標,其經濟一直處于穩定發展的理想狀態。
考察國外貨幣政策中性理論的發展,以及其政策效果筆者認為中性的貨幣政策符合長遠發展的要求。
第三、對泰勒規則的檢驗問題
【關鍵詞】通貨膨脹；會計；制度；會計模式
一、引言
通貨膨脹是指國家紙幣的發行量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引起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現象。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適度的通貨膨脹有利于增強國民經濟的活力。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通貨膨脹往往演變成經濟過熱，使得貨幣的購買力下降，社會財富價值發生劇烈變動，國民福利被嚴重損害，企業的經營管理面臨嚴重困難，給經濟發展造成眾多負面影響。通貨膨脹可用通貨膨脹率來衡量。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可以整理得到以下表格：
按照國際通用的標準，通貨膨脹率的警戒線為3%。從表格可以看出，2013年下半年各月，通貨膨脹率是圍繞3%上下波動的。由此可見，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一直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其存在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
二、通貨膨脹背景下對企業財務活動的影響
會計作為一門專門用來反映經濟交易及事項的管理學科，其職責在于向有關方面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以提高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會計信息要能夠滿足相關各方的信息需求。這無疑給會計信息質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鑒于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的廣泛存在，傳統的會計核算模式讓會計信息質量受到質疑。在會計信息基礎上進行的企業財務管理也因此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通貨膨脹對傳統會計模式的沖擊
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規定，會計核算必須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屬性，以名義貨幣作為計量單位。然而，這樣的規定會由于通貨膨脹的存在而不再合理。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通貨膨脹的存在沖擊了“貨幣計量”假設
“貨幣計量”假設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關于記賬本位幣的規定，另一個則是假定“幣值穩定”，即使有變動，其波動也是極其微弱的，不足以影響會計信息的準確性。當前中國逐漸增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讓這一假設失去了支持的基礎，顯得不再適用。我國較高的通貨膨脹壓力造成的貨幣資金購買力的下降已經足以影響財務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其造成的偏差很有可能會誤導財務信息的使用者作出錯誤的決策。
2.通貨膨脹動搖了“歷史成本計價”的基礎
由于通貨膨脹的存在，原先“按照歷史成本計價”的現實基礎已經不復存在。資產的價值往往會隨著通貨膨脹而產生劇烈變動，其實際價值很可能已經偏離了其賬面上所反映的價值，在大部分情況下，表現為資產價值的高估。若仍然采用傳統的以名義貨幣計價，將導致財務會計信息不真實、不合理，嚴重違背了“可靠性”和“相關性”的會計質量特征。
3.通貨膨脹讓會計信息難以滿足“配比性”原則
除了由于技術進步導致某些資產價格回落之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通貨膨脹往往會導致企業的存貨、固定資產等實物資產能夠等價于更多的貨幣資金，相對升值。這就造成了這些實物資產的價值在賬面上被低估，進而導致在計算成本時的低估，。然而，企業在核算收入時，則是按照現行市價進行計量的。在這種情況下，收入與成本或費用難以實現配比，期末損益的計算會產生較大的偏差。
（二）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
由于我國存在持續的通貨膨脹壓力，而通貨膨脹將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并且，這種影響不僅僅針對財務會計信息的外部使用者，同時也將給企業內部的財務管理決策造成了巨大的困擾與麻煩。第一，通貨膨脹直接作用于企業持有的貨幣性資產，這就造成企業持有貨幣性資產的購買力風險大大提高。企業需要考量持有貨幣性資產的規模，在很多情況下，需要將貨幣性資產轉換成非貨幣性資產來降低購買力風險。然而，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企業的貨幣資金不足，資產的流動性降低，有可能擴大企業的償債風險。這種兩難的境地給企業的財務管理決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二，通貨膨脹可能導致由于商業信用產生的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化。比如，應收賬款就面臨由于購買力的下降而產生價值損失，應付賬款則可能因為通貨膨脹的影響而產生購買力收益。而商業信用形成的債權債務往往缺少利息來作為價值補償。由于缺少相關的會計信息作為支撐，這些變化在現今的財務管理中很難被統一地衡量，這就很容易形成財務決策過程中的一些盲區，無形中提高了企業的財務管理風險。第三，通貨膨脹明顯地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成本。對于經營較差的企業來說，由于提高產品售價可能使得企業的競爭力受損，在無法提高收入的情形下，投資成本的提高對其生存與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入不敷出，面臨破產的絕境。第四，傳統會計模式造成的收入高估與成本費用低估，導致企業經營過程中耗費的成本難以得到迅速的補償，這不利于企業擴大再生產。另外，收入與成本費用缺乏配比性將導致利潤指標嚴重背離實際，這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稅負和利潤的分配數額，更關系到企業未來的發展戰略。
因此，我國在做好宏觀調控、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也應當加快通貨膨脹會計制度的建立工作，努力把通貨膨脹給會計核算造成的不利影響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確保財務會計信息的可靠性，進而提高企業財務管理的水平。
三、通貨膨脹會計制度模式的選擇
所謂通貨膨脹會計，可以理解為在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的情況下，對原先的歷史成本信息進行適當的調整，使得財務會計信息能夠反映物價變動的水平，進而修正傳統會計模式所帶來的信息失真的一種會計方法。要建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如何針對通貨膨脹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選擇適當的會計核算模式。其基本思路，就是改變傳統會計模式的計量單位或者計量屬性，來達到反映通貨膨脹影響的目的。目前，依照已經存在的研究成果，通貨膨脹會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模式：不變幣值會計、重置成本會計和不變幣值的重置成本會計。
（一）不變幣值會計
不變幣值會計是指選定一幣值穩定，購買力基本不變的貨幣單位作為會計的計量單位。在這種模式下，需要選定一個價格變動指數來作為調整資產賬面價值的指標。這種方法操作簡單，易于理解。通過調整，可以讓資產的價值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我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物價變動也呈現出一種不均衡的態勢。對于價格變動指數的選擇很難制定出一個可接受的標準，更多情況下，可能要用到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
（二）重置成本會計
重置成本是指企業重新獲取與其所有的資產相同或者功能相當的資產所需要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在重置成本會計模式下，企業需要對資產的賬面價值按照重置成本進行調整，并反映由于通貨膨脹因素而導致的未實現的利得和損失。這種方法的缺點在于除了可以從市場上直接購置的資產外，重置成本的確定往往存在較大的難度。在確定過程中融入的會計人員的主觀因素很可能會與現實脫節。
（三）不變幣值的重置成本會計
不變幣值的重置成本會計是上述兩種會計模式的結合。它同時改變了傳統會計模式的計量屬性和計量單位。由于不變比值會計模式中所采用的價格變動指數反映的是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忽略了個別物價水平的變動對非貨幣性資產的影響；而重置成本會計模式未能考慮通貨膨脹條件下貨幣性資產的價值縮水。因此，將兩種模式結合起來無疑是比較理想的會計模式，既能夠反映個別物價水平變動的影響，又能夠體現貨幣性資產的價值損失。當然，這種方法的實施需要建立在大量工作的基礎上，對財會人員的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總體來說，在當前條件下，此方法在實施上存在難度，所耗費的成本也較高。但是，筆者認為，從長遠來看，這種通貨膨脹會計模式非常值得借鑒與推廣。
四、建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需要注意的問題
在建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的過程中，僅僅研究通貨膨脹會計模式是遠遠不夠的。一項制度的建立往往還需要宏、微觀環境的支持才能夠順利實施。因此，我國在建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之前，應當朝著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一）增強企業對通貨膨脹會計的認識
對于企業的管理者來說，理解通貨膨脹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是在企業內部建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的第一步。目前，大多數企業并沒有意識到通貨膨脹與企業的會計信息和財務決策之間的關系，僅僅片面地知道通貨膨脹會造成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導致企業的購置非貨幣性資產的成本提高。事實上，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不僅僅會對企業已經發生的交易和事項的會計記錄產生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將極大地影響企業各種財務指標的計算，進而影響公司今后的財務活動。
（二）加快制定通貨膨脹會計的相關準則
目前，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對通貨膨脹下會計處理的規定仍然不夠具體與完善。這就造成企業在進行會計核算的時候針對通貨膨脹會計這一領域缺乏有效的指導。因此加快制定通貨膨脹會計的相關準則有利于應對當前我國逐漸增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也有利于企業會計核算水平的提高。另外，繼續完善我國的統計工作，提供客觀可靠的通貨膨脹數據是推行通貨膨脹會計的重要前提之一。
（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選擇具體的通貨膨脹會計模式
盡管當前已經存在現成的理論成果，但是通貨膨脹模式的選擇仍然需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在綜合分析我國的宏微觀環境的基礎上對現有的理論成果進行改造與修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例如，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這就造成不同地區的通貨膨脹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我國的宏觀調控機制還不完善，價格變動指標的確定存在較大的困難；我國會計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高素質財會人員的供給存在較大的缺口，倘若在短時間內采用較為復雜的通貨膨脹會計模式，將使當前的會計工作難以適應等等。總之，僅僅盲目地套用某種通貨膨脹會計模式會導致會計信息所反映的情況更加地脫離實際，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目標背道而馳。
總之，通貨膨脹會計制度的建立雖然迫切，但絕非能夠一蹴而就。這仍然需要會計學者在充分調研具體實際的基礎上，提出行之健全、合理、有效、可行的方案，進而進行選擇性的試點，并在較長的時間內，反復修正，才能把這項制度切實建設好，最大程度地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
參考文獻：
[1]黃莎.通貨膨脹會計模式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06
[2]趙剛.會計信息質量與通貨膨脹會計[J].財會學習，2011
關鍵詞：NAIRU；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2－0003－06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NAIRU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mad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based on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In economic transmission period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bor force marke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so that NAIRU is not suitable to be adopted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
Key Words: NAIRU； Philips 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在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討論中是一個經常援引并引起關注的概念。這不僅因為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討論者試圖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制定宏觀政策的先行變量之一。在中國，對NAIRU研究和關注相對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NAIRU相關理論對宏觀經濟決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論綜述，包括其由來、含義及影響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探討；第三部分是中國NAIRU的估計；第四部分是結論。
二、NAIRU理論綜述
（一）NAIRU概念的由來、含義
根據英國的資料，Phillips（1958）得出失業率與名義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呈現替代關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貨膨脹率替換貨幣工資變動率，使用美國的數據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線”，其表明，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下降, 通貨膨脹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線為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其政策含義是，依據“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以容忍一般物價水平以不變的速度上漲為代價，實現一定的就業率。
依據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業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假說，認為自然失業率由實體經濟力量中的供給方面決定，預期到的貨幣政策對就業沒有影響，只有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的變化，影響就業；如果政府希望持續降低失業率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之下，只有實行非預期的貨幣增長，出現非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結果，為維持低的失業率水平，貨幣政策必然導致加速的通貨膨脹；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水平。面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的經濟“滯漲”想象，及貨幣主義者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評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這個概念，其目的是為當時美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決策指標。他們定義NIRU為“這樣的一個失業率，只要實際失業率水平高于它，預計通貨膨脹將下降”。關于“菲利普斯曲線”的性狀，有兩種極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斜率是負的；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在兩種極端情形之間，受貨幣主義自然失業率的影響，Modigliani和Papademos認為，正如在美國1953至1971年的情況，“菲利普斯曲線”在高失業率水平相對平坦，在低失業率水平接近于垂直。這樣，在“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內，通貨膨脹率是相對穩定的，這個區間內的失業率就是NIRU；實際失業率低于這個區間的下界時，隨失業率逐漸減少，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實際失業率高于這個區間上界時，隨失業率升高，通貨膨脹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圖1）。
早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平坦的，特別是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可以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上升為代價增加就業；而貨幣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陡峭的，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產生高的通貨膨脹率，但降低失業率的效果不明顯。這樣，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者都認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通貨膨脹沒有上升和下降的壓力。這樣，盡管對政府參與經濟的態度不同，NIRU為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所共同接受，后來被Tobin(1980)稱之為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顯然，NAIRU是把凱恩斯主義理論和貨幣主義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個概念，依其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影響失業率水平），但其邏輯來源于“自然失業率”假設（宏觀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數文獻明確界定NAIRU為這樣一個失業率，當經濟中的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有下降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等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不變。不過，依據這樣的定義，NAIRU概念的理論邏輯基礎并非那么明確，文獻中NAIRU的含義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處。一些文獻沒有區分NAIRU和自然失業率概念，例如，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但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對經濟的影響在長期是中性的，非對稱信息、長期勞動合同和價格黏性等因素導致貨幣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獻中，多數文獻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業率，或者直接稱之為the Short-run NAIRU，在涉及自然失業率假設時，更強調自然失業率對應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貨幣政策對自然失業率沒有影響。例如，Camarero,Liuis Carrion-I-Silvestre, Tamarit(2005)把NAIRU分為三類，短期、中期和長期，認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評估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一個合適指標，而長期NAIRU并不能估計。這是自然失業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獻中存在的細微差異。
（二）影響NAIRU的主要因素
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Joseph Stiglitz，1997），一是勞動力人口的結構，例如勞動力中性別結構的變化影響NAIRU的高低；二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例如生產率增長慢時，NAIRU可能出現短暫的增加，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一些變化，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諸如對勞動力流動限制的一些市場法律法規的變化、職業培訓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勞動力和廠商在決定實際勞動工資時的討價還價能力。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和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有關，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影響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NAIRU在經濟決策中的運用
在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NAIRU之所以得到廣泛的關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經驗研究中可以用來作為評估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參照點，如果失業率高于NAIRU，則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壓力，如果失業率低于NAIRU，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二是在經濟理論中，NAIRU可以用來作為理解通貨膨脹原因的起點；三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中可作為一個評判宏觀經濟形勢的指標，特別是對于貨幣政策而言，當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松的貨幣政策，當失業率高于NAIRU情況下，通貨膨脹有下降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緊的貨幣政策。
在宏觀經濟政策中運用NAIRU概念作為先行指標時需要注意一些問題（Marcoa.Espinosa-Vega，Steven Russell,1997）。依據NAIRU概念，當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應實施緊的貨幣政策；當實際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趨勢，應實施松的貨幣政策。這個貨幣政策規則暗含的一個假定是，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導致的工資率的變化將傳導到一般物價水平，這是一個十分嚴格的假定。在諸如美國、西歐一些國家，勞動力市場相對成熟，工資率的變化影響商品價格，這個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很多情況下是商品價格首先變化，然后才有工資率的調整。在工資率的變化不完全等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以維持幣值穩定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論另外一個暗含的假定是，失業率的變化是貨幣政策變化的結果，或者說是總需求變化的結果，這樣只要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調整失業率，可以影響通貨膨脹。然而，影響實際失業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況下，貨幣政策并不一定能夠影響實際失業率。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利用NAIRU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局限性。在時間先后上，物價水平的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化有三種關系：同步，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先于實際失業率的變化，失業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在前兩種情況下，利用NAIRU作為貨幣政策的先行指標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探討
實現最大限度的就業、維持物價水平穩定是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當然是最佳的選擇；如果能夠實現帕累托改進，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影響另外一個問題，當然也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不能實現帕累托改進，那么需要進行權衡和取舍，這種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取舍所面臨的約束在經濟學理論就是菲利普斯曲線。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在中國的適用情況。
回顧經濟理論的發展，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都承認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單純的經驗關系，其并沒有明確的理論基礎（James K. Galbraith，1997）。這里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之間的關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線背后的邏輯。影響一般物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影響失業率的因素主要是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由于影響因素不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變化趨勢之間的關系存在多種可能。一種情形是，總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價水平上升，供給增加，然后失業率下降。另一種情形是，首先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失業率下降，實際勞動工資率上升，假若工資是企業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續工資上漲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這兩種情形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線表述的統計關系。在美國、西歐，經濟政策關注的是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狀況，NAIRU理論暗含的假定是，就業率的變化影響實際工資，而實際工資是廠商的主要成本，持續工資變化最終將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進一步的假定是，就業率和工資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這樣NAIRU可以作為判斷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先行指標。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關系，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并沒有統計上的關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不存在，這種情形主要存在于轉型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失業率主要受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影響，通貨膨脹率主要受商品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影響；當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和商品市場的均衡聯系相對比較弱，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統計聯系就會相對弱，甚至統計上沒有關系，菲利普斯曲線就不存在。
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1）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特征明顯；勞動力在農村的生產率相對于在城市的低，農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隱性失業。（2）1979年以來,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約束逐漸減少,勞動力流動量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城鎮工資率上升的壓力。（3）無論實際工資率的變化，還是名義工資率的變化都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例如，國有企業、壟斷部門等的工資形成機制呈現剛性，即使在失業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實際工資水平上升趨勢明顯。1985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是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的1.25倍①，2006年成為1.7倍；2006年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類型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分別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林秀梅，王磊，2007；李駿嫻，薛江，2007；蔡，都陽，高文書，2004）。因此，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城市就業率和一般物價水平聯系較弱，有時關系不大，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聯系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邏輯關系。同時，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沒有證據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是城鎮就業人員工資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況是，過多的總需求在引起一般物價水平上漲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鎮居民就業，降低了城鎮居民失業率。因此，在中國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先行指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結論可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數據得以驗證。1980年至2007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散點圖（見圖2）、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簡單相關系數（-0.4322）表明,從整體看，中國并沒有完全背離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基本統計關系，即相對于低失業率水平，高失業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從圖3看，相對于高失業率水平，在低失業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數多。同時，在不同時間段，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變化趨勢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貨膨脹率逐年下降的同時，失業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貨膨脹率為負值的情況下，城鎮失業率水平呈現上升趨勢。這些都和中國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的復雜結構吻合。
對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研究的文獻眾多（范從來，2000；趙博，雍家勝，2004；曾利飛，徐劍剛，唐國興，2006），但中國經濟處于急劇的轉型過程中，并沒有獲得一個一致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這些都實際上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有關。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NAIRU在中國不能成為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先行指標。
四、中國NAIRU的估計
（一）NAIRU估計的文獻回顧
由于NAIRU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性，對NAIRU估計成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多數涉及NAIRU的文獻都是關于NAIRU估計的。已有文獻對NAIRU的估計方法大體可分為三類：依靠勞動力市場結構、勞動生產率等因素估計NAIRU，依據菲利普斯曲線估計NAIRU，完全依據失業率數據估計NAIRU。相對而言，第一類估計方法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廠商和失業者的選擇行為為基礎，建立決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設條件太多，實用性較差，應用這類方法估計NAIRU的文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較少，但在分析影響NAIRU變化的因素時都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對第二種和第二種NAIRU估計方法簡單回顧。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從菲利普斯曲線出發，對NAIRU的值進行了估計。基本方程是=C++b(-1)+c,其中表示通貨膨脹率，C為常數，UA為實際失業率，(-1)為通貨膨脹率的滯后項，為勞動生產率。估計C、?琢、b、c值后，給定一個能夠容忍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推導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獻采用了一個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最簡單的方程為，=e-?琢(U-U*)+?淄，其中為實際通貨膨脹率，e為預期的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U*為NAIRU，?淄為供給方面的沖擊。當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等于實際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將保持不變，則實際失業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線不能直接估計，因為e和U*都是未知變量。對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有各種假定，最簡單的假定為隨機游走模型為，e等于上期通貨膨脹率，則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關于?淄假定條件下，使用P、U的統計數據，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計上式中的常數項和?琢的值，則U*等于估計方程的常數項與估計實際失業率系數?琢之比。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利用這個方法估計的美國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為6.1%。上述關于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的估計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獻中從這個角度估計NAIRU的方式，可歸結為一個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Thomas 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著
其中?仔t為通貨膨脹率,?仔為預期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為NAIRU,X為供給沖擊，?著表示序列不相關的誤差項，其中?茁(L)、?啄(L)、?酌(L)為滯后算子的多項式。上式中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仔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必須對其假定，文獻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還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對的變化也有多種假定，最簡單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國實際失業率下降后并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率上升的趨勢，由此，從20世紀90年代估計NAIRU的文獻側重于假定NAIRU是變化的。變化方式有多種假定，一些文獻假定是離散的，隨環境的變化在不同時間的值不同；還有一些文獻假定NAIRU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即=?準′St；更多文獻認為NAIRU隨機的，通常假定ut=+?濁t，其中?濁t~N(0,?姿?滓),并且對所有t、?子的，E?濁t?著?子=0。對于還可以依據具體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 Laubach（2001）假定=+?滋t-1+?濁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計了七個國家的NAIRU。
估計NAIRU的另外一種常用方式是僅僅依靠實際失業率的時間序列數據本身進行估計，暗含的假定是，實際失業率水平必然趨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為u-=?茁(L)(u-)+?著，其中關于的選擇仍然如上述的各種假定。Mariam Camarero,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變為u=?滋+?茲iDui,t-1+?茁(L)ut-1+?著t,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上式，間接得到NAIRU==+。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從簡單的菲利普斯曲線Ⅱ=Ⅱ-1-?琢(U-U*)+?淄出發,利用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失業率的數據估計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為一般價格水平，Ⅱ為通貨膨脹率，U、U*分別為實際失業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邊為已知數據，上式左邊U*表示一種趨勢變量，?淄/?琢表示供給沖擊，應用HP濾波技術(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對中國NAIRU的初步估計
由于中國轉型時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復雜，估計一個在經濟理論和統計關系兩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目前仍沒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張潔（2007）認為預期擴展的菲利普斯曲線對我國尚不具有適用性。多數經濟學家承認，精確估計NAIRU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復雜的估計技術并不一定比簡單的估計技術更有效。例如，Ray C.Fair(2000)認為一些文獻中關于NAIRU的動態設定是不精確的，在低的實際失業率水平，失業率和價格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這里從菲利普斯曲線和單純城鎮失業率數據兩個角度對城鎮NAIRU給出初步估計。不過，這兩種估計方式都存在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并且對它的估計在統計上的效果很不理想，這里首先估計簡單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仔t=c+?琢Ut+?淄t，其中,?仔t為以商品零售價格水平變化表示的通貨膨脹率，Ut為失業率，?淄t為其他變量的沖擊。估計結果為?仔t=15.8-3.44Ut，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都能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1555,這表明在統計意義上通貨膨脹率變化可歸因于失業率變化的比例很低；DW統計量為0.8969，在樣本數為28的情況下，接受殘差項存在正一階自相關的假設。一般認為通貨膨脹率受供給、需求和通貨膨脹率慣性等的影響，這里先驗地假定通貨膨脹具有慣性，估計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結果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4761；DW統計量為1.5748，在樣本數為27的情況下，殘差項不拒絕零自相關的虛假設。對?仔t=10.37-2.71Ut+0.54?仔t-1變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盡管假定失業率變化引起的實際工資率變化導致通貨膨脹率變化的邏輯不符合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邏輯，如果假定中國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且NAIRU不變，在通貨膨脹率為零時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國的NAIRU為3.83%。從圖1看出，在城鎮登記失業率低于3%時，多數情況下出現了通貨膨脹。
和存在成熟勞動力市場的美國、西歐不同，中國城鎮失業率不僅和經濟中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化有關，也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約束的變化、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等因素有關，由此中國NAIRU是隨時間變化的。不過，影響城鎮失業率變化的這些變量很難量化，這里利用HP濾波估計城鎮失業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為中國城鎮NAIRU的替代，結果如表1。
五、結論
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鄉勞動力市場是二元的，勞動工資率的變化并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求狀況，勞動工資率的變化也不是影響我國通貨膨脹出現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菲利普斯曲線，NAIRU概念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中作為先行指標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結構，依靠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提高中國的就業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放松勞動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勞動者的職業轉換能力等微觀政策對于降低中國失業率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參考文獻：
[1]蔡,都陽,高文書.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J].經濟研究,2004,(9).
[2]范從來.菲利普斯曲線與我國現階段的貨幣政策目標[J].管理世界,2000,(6).
[3]林秀梅,王磊.我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非線性關系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6).
[4]李駿嫻,薛江.中國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實證分析及思考[J].榆林學院學報,2007,(3).
[5]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預期增廣的菲利普斯曲線及其對中國適用性檢驗[J].中國社會科學,2001,(4).
[6]王少平,張潔.預期擴展的菲利普斯曲線對我國的適用性分析[J].經濟學動態,2007,(1).
[7]趙博,雍家勝.菲利普斯曲線研究在中國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4,(9).
[8]曾利飛,徐劍剛,唐國興.開放經濟下中國新凱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6,(6).
[9] Douglas Staiger, 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How precise are estimates of the nature rate of un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5477.
[10] Fiedman, Milton,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8:1-17.
[11]Hildegart Ahumada, Maria Lorena Garegnani,Assesing HP Filter Performance for Argentina and U.S. macro aggregat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III,No.2(Nov 2000),257-284.
[12] James K. Galbraith,1997, Time to Ditch the NAIRU,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11, Number1-Winter 1997,p93-108.
[13] Joseph Stiglitz，Reflections on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1, No. 1. (Winter, 1997), pp. 3-10.
[14] Laurence Ball,N.Gregory Mankiw,2002,The NAIRU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pectives,Volume16,Number4-Fall,P115-136,36.
[15] Marcoa.Espinosa -Vega,Steven Russell,1997,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NAIRU:a Critical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Economic Review,Second Quarter,1997.
[16] Modigliani, Franco and Lucas Papademos,1975,Target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141-163.
[17] Mariam Camarero, 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 Unemployment dynamics and NAIRU estimates for accession countries: a univariate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2005)584-603.
摘要：本文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情況及實施條件進行分析，得出我國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我國可以借鑒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單一貨幣政策目標，減少貨幣政策對經濟周期的擾動，進而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07－0021－03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工具創新和金融業的發展，中央銀行原有的貨幣政策目標框架日趨失效。1990年，新西蘭政府率先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隨后，越來越多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瑞典、芬蘭、澳大利亞、西班牙、瑞士、冰島、挪威等國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或轉型國家，如智利、以色列、秘魯、韓國、波蘭、墨西哥、巴西、泰國、捷克等都相繼將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度框架，并且取得了成功，這使得通貨膨脹目標制成為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1]本文試圖在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情況及實施條件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尋求通貨膨脹目標制對我國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啟示。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際實踐
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中央銀行直接以通貨膨脹為目標并對外公布該目標的貨幣政策制度。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傳統的貨幣政策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政策工具與最終目標之間不再設立中間目標，貨幣政策的決策依據主要依靠定期對通貨膨脹的預測。[2]政府或中央銀行根據預測提前確定本國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中長期通貨膨脹目標，中央銀行在公眾的監督下運用相應的貨幣政策工具使通貨膨脹的實際值和預測目標相吻合。
從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實踐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目標制在實施過程中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貨幣政策承諾維持一個具體的長期通貨膨脹水平，長期價格穩定將是壓倒一切的首要的政策目標。重要的是，通貨膨脹的目標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預防通貨緊縮與預防高通貨膨脹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新西蘭、智利、澳大利亞和巴西等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仍使用通常意義上的消費價格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水平計量指標，[3]這主要是因為消費價格指數是進行經濟預測的核心指數，具有更新快，數據的滯后期較短、可信度高、易為公眾所接受和理解、不易被中央銀行所控制及有利于提高通貨膨脹水平的信譽度等特點。[4]
第二，在長期通貨膨脹目標值的約束下，為達到產出穩定等其它目標，中央銀行短期內擁有采取靈活政策的權力――這就是“彈性通貨膨脹目標”這一術語的真正含義。英國、瑞典和澳大利亞等國采用有彈性的區間通貨膨脹目標，他們遵循一條基本原則：政策的靈活性不能以損害中央銀行的信譽為代價。[5]
第三，通貨膨脹目標制要求貨幣政策決策者保持實質性的開放和透明，例如，應定期公布通脹形勢報告，并讓公眾參加政策討論。從國際實踐來看，波蘭、西班牙、瑞典等國家由中央銀行公布；巴西、以色列和英國由政府公布，不過中央銀行也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南非等國家是由中央銀行和政府共同公布。公布的內容主要有：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局限，包括確定通貨膨脹目標的理由；公布通貨膨脹目標，不僅包括通貨膨脹的目標值及其決定它的依據，而且還包括價格指數、目標期限和目標區的類型；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如何實現通貨膨脹目標；偏離通貨膨脹目標的原因。[6]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經濟學解釋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是有理性的，在人們的理性預期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人們對政策的預期偏差，在長期看是無效的，貨幣政策不但是無效的，而且擾動正常的經濟周期，使得經濟偏離常態。但許多國家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且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幾下幾點：
1．通貨膨脹目標制中體現了信息充分的思想。物價穩定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終極目標之一，通貨膨脹目標制正是物價水平的綜合體現，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是終極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因為它沒有中間目標，在它的作用結果中不確定性因素減少。以中國的貨幣供應量目標為例，作為中間目標的貨幣供應量要實現的目標是多元的且不確定的，如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但也可能向其反方面作用，造成經濟周期的紊亂，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結果是明確的。在確定通貨膨脹目標之后，貨幣當局在公眾的監督下運用相應的貨幣政策工具使通貨膨脹的實際值和預測目標相吻合，而且中央銀行或政府會定期公布貨幣政策的實施結果。在信息對稱的前提下，減少了居民的搜尋經濟信息和做出相應判斷的成本，從這點來看，它又是有效率的。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更有利于貨幣政策的貫徹實施，也能夠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效果。
2．通貨膨脹目標制中體現了貨幣中性經濟思想。按照貨幣數量主義的觀點，貨幣中性就是使得貨幣增長都表現為名義價格的提高上，對真實經濟變量不產生影響。即貨幣供應使得：真實經濟增長率＝貨幣供應增長率－通貨膨脹率。換言之，中性的貨幣政策，就是那種保證貨幣因素不對經濟運行產生任何影響，從而保證市場機制可以不受干擾地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貨幣政策。由于真實經濟增長率＝貨幣供應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前提下，相當于貨幣供應增長率與真實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固定關系，在實際經濟中利率和匯率水平等一系列因素要不斷的調整，調整的目標是通貨膨脹不超過設定值，實際上也就是貨幣增長量與實際經濟增長相一致，這是貨幣中性的一種體現。貨幣中性是貨幣政策追求的一種境界，它可以消除人們的恐懼心理，這一點也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的條件
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都是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這些國家具有許多相同的市場經濟特征，如中央銀行具有制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浮動等。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實施的條件主要有：
1．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由于政府與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兩者的目標發生沖突時，缺乏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可能會屈從于政府，從而無法完成既定的通貨膨脹目標。[7]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對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要求相當高。首先，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操作上要具有獨立性，即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對通貨膨脹的預測，獨立的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再貼現、道義勸告等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市場干預和調節，引導社會公眾預期，使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公開設定的區間。其次，中央銀行應擺脫“財政控制”，即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不受財政政策的支配或者制約，否則，大量的、持續的財政赤字將加大通脹壓力，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在實現通貨膨脹目標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銀行采用高通脹率的貨幣政策。當然，基于銀行體系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途徑，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防止政府實施金融壓制，對于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來說，還要具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銀行體系。
2．貨幣政策的高度透明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其貨幣政策無一例外的具有很高的透明度。透明度是公眾判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是否達到既定目標的信息基礎，目的在于使公眾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圖。[8]貨幣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夠使公眾獲得更多的貨幣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場潛在的效率。同時，透明度也使得中央銀行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使其在做出決策并執行時更有責任感，尤其在中央銀行被賦予很高的獨立性的時候。
3．利率的市場化。利率在調控經濟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利率變動是貨幣政策變動的信號。從理論上說，利率具有及時性、可測性和可控性的特點，在調控經濟的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場化的利率傳導機制下，企業和個人的儲蓄和投資決策受利率波動而發生變化，從而改變總需求水平，最終導致物價和通貨膨脹的變化。[9]作為資金的價格，利率能夠通過資金供求雙方不斷變化的交易及時反映出來，其變化從根本上說能反映經濟的運動狀態。從以上各國實踐歷程中可以看到，利率作為貨幣政策傳遞的主要工具，真正成為了市場需求和投資、消費決策的主要參考指標，市場化的利率在調控經濟活動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浮動匯率制。各國的實踐告訴我們，通貨膨脹目標制與固定匯率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為了確保匯率目標的實現，必然要通過基礎貨幣的擴張或收縮進行外匯干預，從而影響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進而對價格穩定產生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很難通過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眾表達自己優先考慮價格穩定而不是其他貨幣政策目標的信息。因此，中央銀行實現一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必須在浮動匯率制下。
四、通貨膨脹目標制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管理的啟示
我國把調控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這種目標下，貨幣不是中性的，正是這種不是中性在帶來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累積通貨膨脹。中央銀行把M1、M2的增長率定位公開目標，并希望它能夠成為抵御通貨緊縮、刺激經濟增長以及提高就業率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環境還不完善以及GDP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的前提下，提高貨幣供應量是一種有利于政府和企業的選擇，因為貨幣供應量提高會累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造成社會財富再分配，這種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業。按照貨幣數量理論，貨幣供應的增長表現為真實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和，可是在我國，由于貨幣傳導機制的緣故，后兩者加起來小于前者，即一部分貨幣供應迷失了，貨幣數量公式變化為：真實經濟增長率＋迷失的貨幣＝貨幣供應增長率－通貨膨脹率。這個公式反映了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與此同時，并不是因為有利于政府和企業的貨幣非中性的貨幣政策就可以長期使用，已有實證分析得出我國的貨幣政策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減弱，而且從現有經濟形勢來看，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已經到左右為難的階段――擴張性宏觀政策害怕膨脹，緊縮宏觀政策害怕通貨緊縮。基于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的困惑，當前我國能不能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呢？筆者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暫時還不符合我國國情。在我國中央銀行還不具備獨立性、利率的決定還沒有市場化、匯率還是屬于有管理浮動匯率制、金融抑制現象普遍存在、金融業市場化改革還未完成、利率和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靈等情況下，通過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情況及其應用條件分析可知，我國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還很不成熟。如果盲目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會造成通貨緊縮和失業率上升。
但是從目前許多國家實施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并取得成功的實踐來看，這種單一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做法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有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而實際上，這四個目標很難同時實現。因此，我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實施側重點不同的宏觀政策目標。如，目前我國失業人口和隱性失業人口的比例較高，就業壓力很大，已經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可以把降低失業率作為首選目標，其余目標可做為兼顧目標。
參考文獻：
[1] Alina Carare Andrea Schaechter， Mark Stone， and Mark Zelmer： Establishing Initial Conditions in Support of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Affaires Department， IMF Working Paper，June2002．
[2] 唐旭．金融理論前沿課題（第二輯）[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3] 安德烈?沙赫特，馬克?斯通，馬克?策爾默．新興市場國家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所面臨的實際問題[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4] Klaus Schmidt－Hebbel Matias Tapia：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ion and Results In Twenty Inflation－Targeting Countries，Central Bank of Chile，Working Papers，NO166，July 2002．
[5] 錢小安．貨幣政策規則[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6] Paul R Masson， Miguel A Savastano， Sunil Sharma．通貨膨脹目標法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框架嗎[J]．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季刊，1998，（3）．
[7] 劉斌．貨幣政策沖擊的識別及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1，（7）．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通貨膨脹；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7-0103-02
1文獻綜述
在恒久收入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中，消費者的當期消費受到全部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的預期收入的影響，房價波動意味著恒久收入的變化，恒久收入的變化必將導致消費需求的變動，并集中反應到通貨膨脹率上。但是，我國衡量通貨膨脹率水平的重要指標CPI中并沒有反應資產價格，因此有關房地產價格水平的波動是否會引起CPI變動就成為了中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在目前我國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CPI屢創新高的情況下，研究我國房地產價格水平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也就非常必要。王維安等（2005）對我國房地產市場進行了實證的研究，發現房地產預期收益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穩定的函數關系，建議把房地產價格水平納入CPI；而黃平（2006）認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很小，房地產價格水平的大幅度變化對CPI影響十分有限，因此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貨幣政策不需考慮房地產價格因素。
對于房地產價格水平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學術界至今還沒有統一結論。本文將在總結現有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我國2001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2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實證研究
2.1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著重研究房地產價格變動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以此來確定是否應該將房地產價格變動納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體系。本文用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RPI）來代表房地產的價格水平，用CPI來反映通貨膨脹率水平。本文選取2001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數據來自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本文把CPI的月度數據用算術平均法轉化為季度數據。RPI和CPI均是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同比數據。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CPI和RPI這兩個變量都取自然對數，分別表示為lnCPI和lnRPI。
2.2單位根檢驗
我們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來檢驗時間序列lnCPI和lnRPI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所示。
在這個誤差修正模型中，各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誤差修正項系數估計值（-0.3823）是負的，調整方向符合誤差修整機制，表明著上一季度的非均衡誤差以38.23%的調整力度率對當前的季度做出反向修正。被解釋變量的短期波動可以分為短期波動的影響和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兩部分，短期波動由各變量的差分得到反映，長期均衡可以從協整方程中得到反映。
基于上面的實證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RPI與CP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向均衡關系。在長期，RPI每增加百分之一就會引起CPI上漲0.6886個百分點。這說明房地產價格水平的上漲對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有推動作用。從短期來看，上一期的非均衡誤差將以38.23%的調整力度對當期CPI的波動做出修正，這種修正的力度較大，能夠保證CPI與RPI之間長期均衡關系。
2.4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房價水平波動與CPI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是這種長期穩定關系并不意味著房價的波動在短期內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為此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各變量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我們根據AIC準則選擇了適宜的滯后期數。檢驗結果見表3。
表3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原假設F統計量概率值結論lnCPI不是lnRPI的短期原因2.26680.1191接受lnRPI不是lnCPI的短期原因9.82170.0004拒絕lnCPI不是lnRPI的長期原因2.55150.0527拒絕lnRPI不是lnCPI的長期原因3.87910.0101拒絕通過上表可以看出在長期內房地產價格水平與通貨膨脹率是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但短期內房地產價格水平是通貨膨脹率的格蘭杰原因，而通貨膨脹率不是房地產價格水平的格蘭杰原因。
3結論及政策建議
我國房地產價格水平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并且這一關系是正向的，房地產價格水平的升高會導致即期和未來的一般物價水平上升。這說明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用”大于“替代效應”，而且房地產價格也包含對未來通貨膨脹率的預期，房地產價格水平的變化對于未來通貨膨脹率的預測具有重大意義。這可以解釋為：隨著居民財富的增加以及擁有住房的家庭不斷增多，雖然住房方面的消費在居民消費中仍占有較大的份額，但住房消費對其他商品的消費擠出效應正在減小，而擁有住房的家庭的增多使得房價上升的財富效應更加明顯。
是否要把房地產價格水平納入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中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呢？對于這一問題，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貨幣政策當局應該對房地產價格水平給予充分的重視，無論對即期通貨膨脹率的控制還是對未來通貨膨脹率的預測都不能忽視房地產價格水平的變化。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在“釘住”傳統CPI的同時，也要密切“關注”房地產等資產的價格水平變化，加強對房地產價格水平的監測和對房價未來走勢的判斷，提防通貨膨脹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央行應該使貨幣政策的房地產價格傳導渠道變得通暢、實現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良性互動，從而使貨幣政策制定者及時正確的應對房地產價格劇烈波動以及房價在高位下滑所帶來的經濟的不穩定性。因此，中央銀行應該通過對房價的有效監控達到保持物價穩定的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1]王維安，賀聰.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預期[J].財經研究，2005，（12）.
[2]黃平.我國房地產財富效應與貨幣政策關系的實證研究[J].上海金融，2006，（6）.
關鍵詞 通脹保護國債（TIPS） 物價連動國債 年金投資
物價連動債券，指發行債券的利率設計和某一專門的產品的價格相聯系，比如石油公司發行的債券利率就可以和石油的價格相連動，不但能讓投資者分享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而且利息的支付可以很好地和公司的收益情況聯系起來，從而使發債公司在利息償付上風險不大。再比如電力公司債券可以和電價相關聯；鋼鐵公司發行的債券利率可以和鋼的價格聯系起來等。而本文所探討的物價連動國債，專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連動債券。
從國際上來看，物價連動債券最早出現在一些高通貨膨脹的國家，如巴西、以色列、土耳其等國，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英國在1981年、美國在1997年也開始發行這種國債。現在，這兩個國家此類國債的總發行額，已經占到全世界總發行額的80％。
在發行之前的1996年，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把這類產品稱之為“通脹保護國債”（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ion security，TIPS），在1997年1月正式發行后，又使用“通脹指數國債”（treasury inflation-indexed security，TIIS）這個名稱。不過，市場參與者仍喜歡使用TIPS來稱呼它。其他類似的稱呼還有好幾種。本文使用“物價連動國債”這個術語，主要原因有：一是這種債券隨物價指數而波動，收益隨通貨膨脹的發生而增加，也可能會隨通貨緊縮的發生而減少。因此，稱之為“通脹保護”，就有失偏頗；二、物價上漲并不一定意味著通貨膨脹，后者不是隨時發生的，但是物價卻是隨時在變動的。用“物價變動”，更能代表普遍情況；三是日本發行的類似國債，就稱之為“物價連動國債”，這樣便于統一、借鑒以及比較。
1 物價連動國債的含義及產生
傳統債券的票面額和票息率一般都是固定的，因此，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將會影響債券持有者的實際收益。如果物價上漲率高于預期，則對債務人（傳統債券的發行者）有利，對債權人（傳統債券的贖買者或者投資者）不利。
物價連動國債，是一種用來對沖物價上漲風險的金融創新工具。它的一般結構是先按通貨膨脹比率來調整債券本金，再按固定的票息率對調整后的本金進行計息。例如，可設10年期物價連動國債的年票息率為3％，物價上漲率為2％，面額單位為100。那么，到了1年后的付息日時，應付票息分成下面兩步來計算：第一步，調整本金。調整后的本金＝債券面額×物價上漲比例＝100×1.02＝102；第二步，確定利息。應付利息＝調整后的本金×預定票息率＝102×0.03＝3.06。另外，到了10年期滿還本時，應還本金為100×1.0210＝121.9元（假設10年內的物價上漲率均為2％）。
就這樣，國債的利息和贖回價值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化而自動調整，它的實際收益率就不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從而使國債的購買者免于通貨膨脹風險，并獲得穩定的實際收益。
2 物價連動國債的優點
物價連動國債的價值能夠隨著物價上漲的幅度而調整，這樣，即使物價上漲，也不會損害該國債的內在價值（或者購買力）。根據國外的經驗來看，發行物價連動國債，還基于以下考慮。
2.1 發行物價連動國債可以降低政府的借債成本
對于傳統國債的購買者來講，他們將獲得的實際收益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化而變化。國債的購買者將因為這種實際收益率的不穩定（也就是風險）而要求得到一種風險補償，也即要求提高國債的利息或者贖回價值。這部分補償被稱為通貨膨脹風險金，它的存在增加了政府發行國債的成本。而如果政府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由于國債購買者無須承擔通貨膨脹風險，政府就無須支付通貨膨脹風險金，從而降低政府的借債成本。Campbell and Shiller實證研究表明，通貨膨脹風險補償溢價在0.5％～1％之間。Sack and Elsasser研究指出，美國財政部1997年發行的三只TIPS節省了債務成本約12億美元。
2.2 物價連動國債提供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通脹的預測對投資者和宏觀決策層都具有十分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投資者需要對其投資的真實收益有一個合理的判斷，而宏觀調控部門則需要一個準確的途徑及時了解市場的通脹預期以提高通貨膨脹控制政策的有效性。當投資者的風險態度為中立型，并且國債在市場上流動性很強時，物價連動國債的收益率，就等于傳統國債收益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即預期通貨膨脹率＝傳統國債收益率－物價連動國債收益率。
如果發行多種到期日（例如3年、5年、10年、15年……）的普通國債和物價連動國債，并對市場中相同時間跨度的普通國債和物價連動國債的收益率進行對比，則可獲得市場對將來不同時間跨度的通貨膨脹率預期，這種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是通過其它途徑難以得到的。當然，由于稅收以及流通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將使得這種普通國債與物價連動國債之間的比較變得復雜化。但是，對于決策部門來講，這種比較仍然是相當重要的，政府可以據此對通貨膨脹情況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并采取相應的貨幣政策。
2.3 發行物價連動國債，有助于建立并發展一個長期的債券市場
人們對將來通貨膨脹不確定的擔心程度隨著時間跨度的增大而增大，這使得發行長期普通債券的成本非常高。在高通貨膨脹條件下，長期的債券市場就更難以建立。而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無疑將改變這一狀況。實際上，智利、墨西哥和波蘭發行物價連動國債的目的就在于此。
2.4 物價連動國債的發行將為投資者提供一種新的投資渠道，并將促進金融產品的多樣化
物價連動國債對于養老基金尤其具有重要作用。在養老保險中，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優點是無通貨膨脹之憂，但是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這種代際撫養的經濟壓力過大，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財政不堪負擔，宣告了現收現付制的失敗。而與現收現付制相比，基金積累制有抵御人口老齡化的優點，但是它的最大問題是保值增值問題。基金只有保值才能抵御通貨膨脹的風險，基金只有增值才能顯示出積累制的優越性，才有可能建立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機制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而物價連動國債，就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投資渠道。
原先在談到養老金投資中用來對沖物價上漲因素的工具時，一般都考慮股票。但是，有研究指出，在中國股票市場上，股票實際收益與通貨膨脹僅存在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說明股票并不是一種對沖通貨膨脹風險的理想保值品。也就是說，當通貨膨脹上升，股票的名義收益率不能完全根據通貨膨脹的變化做出一一對應的調整時，股票的實際收益最終下降，股票將不能給投資者減少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
國外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結論。從過去30年（1975年1月～2003年12月）的數據來看，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日本，股票收益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沒有很強的正的相關性。
2.5 物價連動國債可以分散投資風險
按一般的投資組合理論，構成組合的投資品種間相關性越小，則越有利于組合的安全。而通過研究發現，物價連動國債與傳統金融資產的相關性很低。因此，投資者把物價連動國債納入自己的投資組合中，與其它的金融資產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分散風險的作用。
3 物價連動國債的問題
除了上述的優點之外，物價連動國債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
3.1 物價連動國債的“時滯”問題
在計算物價連動國債的利息和贖回價值時，要用到物價指數。而價格指數的統計與計算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使得物價連動國債所能采用的價格指數稍稍有點兒“過期”，即產生了“時滯”。時滯現象將影響物價連動國債抵御通貨膨脹的能力，時滯越嚴重，這種能力越弱。
3.2 名義稅收制度會影響物價連動國債的市場吸引力
物價連動國債的功能之一是使投資者的實際收益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這個功能要受到稅收制度的影響。在存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人們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如果稅收制度建立在名義收入基礎之上，這部分收入就要征稅。這樣，在出現高于預期的通貨膨脹時，人們就要多交稅；在出現低于預期的通貨膨脹時，人們就要少交稅。目前，我國的稅收還沒有與通貨膨脹關聯起來，對于資本利得稅的征收也沒有明確的說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發行物價連動國債，那么，物價連動國債的購買者仍將承擔一部分通貨膨脹風險，這將降低物價連動國債的吸引力，從而影響到物價連動國債的順利發行。
3.3 與傳統國債相比，物價連動國債的流動性稍差一點
其主要原因在于，物價連動國債的投資主體，主要是以長期持有為目的的年金基金以及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它們是為了對沖將來物價上升的風險，才購買此類國債的，而不是為了投機目的。因此，在流通市場上的交易量就小得多。我國現在雖然還未發行此類國債，但是由于它的內在性質，決定了養老基金和保險基金無疑是它的最重要投資者，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流動性差這個問題。
4 我國債券市場引入物價連動國債的思考
目前我國國債的期限結構還不很合理，我國在以往幾年的國債發行中，期限多以3年左右的債券為主，中長期國債品種十分缺乏。而物價連動國債的期限一般比較長，最高為30年。發行物價連動國債可以很好地促進我國國債期限結構的完善，避免和緩解償債高峰的壓力。
隨著保險基金和養老基金的規模不斷擴大，它們已經成為我國資本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但是它們對安全性要求較高，而物價連動國債無疑是符合它們投資標準的一種理想對象。
另外，物價連動國債還可以幫助我國中央銀行等經濟部門和投資者更好的預測未來通貨膨脹水平，使債券市場利率水平更加合理。我國適時推出物價連動國債，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詞：泰勒規則；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泰勒規則作為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一個中介指標，是西方國家評價貨幣政策效果時的首選中介目標，然而對于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我國來說，由于經濟制度環境的缺陷，泰勒規則目前并不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一、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是美國斯坦福大學J.泰勒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著名理論。他通過7個工業國家數據的模擬分析,發現利率規則最有利于央行保持產出與物價穩定,其中利率規則是指根據產出和物價水平與設定目標值之間的差距來調節利率的貨幣政策規則,具體用公式表示為:
it=r+πt+0.5yt+0.5(πt-π*)
其中，it為聯邦基金利率，r為實際均衡利率(泰勒教授根據美國資料設定為2%)，πt為平均通貨膨脹率(本季度與前三個季度通脹率的平均值)，yt為實際總產出缺口，以100(Y-Y*)/Y*表示，其中Y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而Y*為潛在產出(按照2.2%的年增長率增長的潛在GDP)，π*為設定的通貨膨脹率目標值(泰勒教授設定為2%)。泰勒規則作為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中介目標，泰勒認為它的政策含義是：實際均衡利率為名義利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為了保持實際均衡利率的穩定，名義利率要順應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如果實際產出增長率超出潛在產出水平，實際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或者預期通貨膨脹率超過通貨膨脹目標水平時，也就是說，當存在著GDP的缺口及通貨膨脹缺口時，實際利率就會偏離實際均衡利率，此時，中央銀行就應當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整名義利率從而使實際利率恢復和保持在實際均衡水平，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泰勒規則貨幣政策操作實際上遵循著雙重規則――“穩定貨幣增長規則”和“泰勒規則”，而且是將所有變數歸入真實利率指標來考慮的宏觀貨幣政策。
二、泰勒規則作為中介指標理論與現實的差距
從1993年開紿,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開始加息。活期存款從2.16%上升到3.155%；定期1年從9.18%上升到10.98%,定期5年從12.06%上升到13.86%，一直持續到1996年5月1日。實際上，從1996年的下半年開始，經濟運行中的通貨緊縮又開始逐漸地出現。央行也意識到通貨緊縮的影響，實行了降息，在兩年的時間里連續降息6次，活期存款下降到1.44%,定期1年下降到3.78%，定期5年下降到4.5%，到2002年，活期為0.72%，定期1年為1.98%，定期五年為2.79%，再加上儲蓄存款的個人所得稅，實際利率更低。凱恩斯流動性陷阱是對國民經濟通貨緊縮的理論說明。為了使經濟走出低迷，從1998年起我國開始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在2002年堅持擴大財政政策的同時適度強化了貨幣政策擴張，在2003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穩健的貨幣政策；2004年以后，我國開始出現了局部性的通貨膨脹；央行以提高利率的方式，試圖控制通貨膨脹，可是從2006年8月到2007年9月近一年的時間里，央行已經連續5次提高利率，通貨膨脹卻沒有降低，目前的利率已經接近1998年的利率水平。以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中介受到嚴重的制約，泰勒規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理論值得令人商榷。同時，近15年來，我國以發行國債的方式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近15年來，我國國債的發行情況如下：
以1998年為界限，1998年發行了3808.7億元，呈現出一個較大的轉折點，以后呈線性一直上升，我國經濟的增長不得不依靠財政政策。
貨幣供給量作為央行調控的中間目標，便于央行發揮在宏觀調控中的主動性。我國于1993年正式提出了貨幣供應量，1996年公開了市場變動并確定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從1993年開始，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央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的穩定，使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從1994年的34.5%下降到了1997年的17.3%，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從1997年以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一直在15%的水平波動，2001年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開始上升，到2003年為19.58%。但房地產、鋼鐵、電解鋁等一些行業泡沫的產生，使局部通貨膨脹又開始出現，同時財政政策的擴張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影響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這使得央行用公開市場業務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控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和兼顧各方的利益。針對這些情況，2003年的下半年央行為了壓縮信貸量的過度增長，加大了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然而貨幣信貸快速增長的趨勢并沒有明顯減弱,2003年9月21日央行被迫將存款準備金從6%提高到7%。加之GDP的增長需求更多的貨幣投入,這使得我國貨幣供應量與GDP之比從1997年的1.22上升到2003年的1.89，成為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之后雖然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在2006年年底，仍然高達1.65，依舊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中，既有通貨緊縮的陰影，又有通貨膨脹的苗頭（2004，、王文波），貨幣政策的擴張容易導致通貨膨脹，而貨幣政策的收縮會導致通貨緊縮的經濟困境。
有關利率理論對我國經濟的實證分析認為,泰勒規則作為貨幣政策的一個主要中介指標,中國貨幣政策應當提高利率對通貨膨脹的調整程度,由不穩定的貨幣政策規則轉變為穩定的貨幣政策規則。可是我國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卻出現了凱恩斯流動性陷阱的影響,經濟對利率的彈性較低而不得不依靠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增長,和有關利率的理論研究和實際的應用得出了相反的結果,產生了我國有關利率的理論研究的悖論。
實際上，經濟不能形成內在自主增長機制，是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失靈、經濟不能形成良性循環的根本原因，國有企業占用了70%的銀行信貸，而工業增加值僅占增加總額的不到1/3，民營經濟對經濟的增長貢獻占60%以上，但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比例不到1/3。私人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適應的彈性較小，導致了目前我國宏觀調控中貨幣政策的有限性，也是利率悖論出現理論與實際不相符的結果。因此，我國應加快私人產權制度的培育，為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宏觀調控提供誠信的產權制度環境。
作者單位：保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鄭超愚.2003―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362.
[2],王文波.2003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及2004年展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