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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參數監護儀 計量檢定
多參數監護儀是一種通過檢測患者的生理信號，顯示波形和數據，反映多種生命體征參數的儀器，通過它可以為醫護人員提供患者的生命體征信息，幫助醫護人員進行診斷和治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多參數監護儀已廣泛應用于我國各級醫院。為了保障多參數監護儀技術參數的準確性，多個省份都出臺了相關的計量檢定規程，本文就多參數監護儀計量檢定時遇到的一些常見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處理方法和大家做以探討。
1、心電部分輸入標準電壓信號后無心電波形或顯示的波形干擾很嚴重。
分析及處理方法：（1） 是否多參數監護儀地線接觸不好； 檢查接地線，保證接地良好；
（2） 是否有外部高頻設備干擾； 移除外部干擾源，無法移除時，改變檢定地點，遠離外部干擾源；
（3）心電導聯線是否斷路或導聯線與儀器未連接好；更換心電導聯線或修復導聯線與儀器連接；
（4）監護儀內部模塊故障；判定不合格，建議修理。
2、血氧飽和度部分加入標準信號后無法測出血氧飽和度或血氧飽和度量值異常。
分析及處理方法：（1）檢查血氧飽和度導聯線是否斷路或與儀器未連接好； 更換血氧飽和度導聯線或修復導聯線與儀器連接；
（2）是否處于強光環境；移除或遮擋外部強光源；
（3）監護儀內部模塊故障；判定不合格，建議修理。
2、無創血壓部分無法測血壓值。
分析及處理方法： （1）是否監護儀血壓設置不當：正確設置a|.成人與兒童的選擇，b.初始充氣壓的選擇；
（2）檢查袖帶是否漏氣或破損，聯接管是否漏氣； 更換袖帶或 重新連接管路；
（3）內部模塊或氣泵損壞；判定不合格，建議修理。
總之，多參數監護儀是一種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理指標監測儀器，對保障危重病人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隨著傳感技術和電子技術的發展，病人監護技術也得到了飛速發展，其監護生理參數越來越多，性能也越來越復雜。檢定人員要了解被檢儀器的一些工作原理，否則將造成計量檢定結果誤判，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關鍵詞: 交換領域/交易公平/外部性問題/經濟法
交易不公平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在交易中，人的正義感在某些情形下會要求在允諾與對應允諾之間、在履行與對應履行之間達到某種程度的平等。一般而言，合同當事人是通過行使其私人自治權來確定他們各自履行行為的價值的。然而，如果當事人在討價還價的能力方面存在著實質上的不平等，又如果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虛報所銷商品的價值或所提供服務的價值，那么法律便會要求恢復一種合理的平等。[1]這里實質上談到了交易領域中的強者對弱者造成外部性的問題，經濟法作為追求實質公平的法律，旨在保證交易中合理的平等，解決交易不公平所致外部性問題應是其基本的任務之一。
一、交換領域外部性問題的產生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1776）有關市場經濟“利他性”的論述。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1890）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自馬歇爾以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從成本、收益、經濟利益、非競爭性、制度等角度對外部性的形成和含義進行了研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庇古、諾斯、奧爾森、奈特、科斯、米德等經濟學家。關于外部性的定義直到目前也還沒有統一。從現有資料文獻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經濟學家對外部性給出不同的定義，歸結起來大致有兩類[2]：一類是從外部性的產生主體角度來定義：另一類是從外部性的接受主體來定義。前者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的定義：“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3]后者如蘭德爾的定義：外部性是用來表示“當一個行動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決策者的考慮范圍內的時候所產生的一些低效率現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給予，或某些成本被強加給沒有參加這一決策的人”。[4]
從法律的視角即權利與義務的視角對外部性進行界定，我認為，外部性不是一個過程而是一種結果，是經濟主體之間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而造成的利益失衡。負的外部性是一個經濟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將本應該由自己承擔的義務施加給其他經濟主體； 正的外部性是一個經濟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將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權利讓渡給他人且沒有施加任何義務。[5]正如有學者認為，“不同經濟外部性行為的法律特征又決定了經濟行為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盵6]本文主要探討負外部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有諸多因素會造成交易中外部性的產生，以致于損害弱者的利益。（注：需要補充的是，這里的利益一般是指經濟利益，我們還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交易不公平帶來的外部性。博登海默認為，“當那些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挫折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和共同的人性遭到了侵損的感覺。”（E·博登海默 . 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M]. 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311. ）其實，仔細分析，這種引起心理上的外部性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領域中均有體現，與精神利益損害相似。）換言之，交易不公平的實質是交易強勢主體對交易弱勢主體產生了外部性。（注：按照周林軍博士的說法，這里的外部性是市場內部強制交易產生的。（參見周林軍 . 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則[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3. ））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存ξ侍庖恢筆僑讓嘔疤猓它是信息技術的基礎。近兩年，國內外企業和機構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追捧進一步催化了對大數據存儲的需求。有關存儲的話題再一次被熱炒。
據Gartner預測，2017年全球半導體營收總計將達到3860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12.3%。從2016下半年起開始出現有利的市場狀況，尤其是在標準型存儲器（Commodity Memory）方面。除了傳統的硅晶片存儲器外，閃存式存儲器正逐漸成為主流存儲器設備。
漲，漲，漲，何時休
這些有利條件使2017、2018年存儲市場的前景更為樂觀。不過存儲器市場變化無常，加上DRAM與NAND Flash產能增加，預計市場將在2019年進入修正期。有數據表明，從2016年中以來，PC用DRAM價格已上漲一倍。原來只要12.50美元的4GB模組，現在已漲到將近25美元，NAND Flash的平均售價也從2016年下半年到今年第一季度保持持續上漲態勢。Gartner預計DRAM與NAND的價格將在2017年第二季度達到頂峰，不過整體價格回落可能要一直持續到今年年底，主要原因是隨著智能手機等主要應用的容量需求增加，廠商會開始搶貨。
記者近期為了度假購置了一些攝像設備，可以錄制4K分辨率的視頻。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4K錄像需要的不僅僅是快速讀取，更為關鍵的是寫入速度。該攝像設備廠商推薦用戶使用一些存儲卡。沒錯，這些存儲卡的讀寫速度都很高，可以滿足記者的此次度假需求。
除了個人消費級的存儲卡外，很多企業和機構的數據中心中也都開始采用閃存式存儲器處理其關鍵業務。因此，很多國外企業，比如美光科技、英特爾、三星、閃迪等企業都在不斷推出新產品，滿足企業、機構和個人不斷增長的對存儲器容量和讀寫速度的需求。但它們的價格真的很貴，甚至達到數千元，遠高于普通照片存儲卡的價格。
為了盡量減少國際市場對半導體領域的壟斷影響，我國也在積極主動研發自主可控的半導體存儲器。以紫光為例，紫光在今年的市場投資行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當然，我們還看到其他一些存儲廠商也在為中國存儲器擺脫國外廠商的壟斷而努力。記者此次采訪了UIT（創新科存儲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新科）總工程師徐永鋒，與他就新形勢下國內存儲器廠商如何應對國外廠商新概念和新技術帶來的壓力進行了深入探討。
市場促進廠商轉型
徐永鋒介紹道，近期創新科進入到了一個全面轉型階段。在戰略轉型方面，創新科之前是一家以存儲為核心的產品公司，此后，它不再只專注于存儲產品的研發，而是定位為一家大數據存儲的服務商，以存儲服務為基礎，積極投身于數據中心的公有云服務和大數據服務領域。目前，創新科正在與合作伙伴聯合在國內外運營多個數據中心。
在技術轉型方面，第一，創新科由原來的磁盤存儲轉向軟件定義存儲技術的研發；第二，就是進行云平臺、大數據分析處理平臺等服務架構的開發。國內企業和用戶對云計算探討的聲音增大實際上是在2011年，創新科從那時開始研發分布式軟件定義存儲產品。創新科在分布式存儲應用方面已經卓有成效，其分布式存儲系統產品已經廣泛應用在廣電行業媒資系統、電信全云存儲平臺、平安城市云監控、輿情監控等領域。
在產品戰略方面上，創新科已經不再研發更高端的傳統磁盤存儲系統，目前只對此類產品做基本維護工作，如硬件規格升級、軟件功能升級維護等。創新科當下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軟件定義存儲架構研發、云服務和大數據應用服務方面。
2017年國內存儲市場傳統磁盤陣列系統產品仍在維持較高的出貨水平，但需求量正在逐步下降。國內企業已經在大規模采購軟件定義存儲系統產品和超融合系統產品。目前，雖然上述兩類產品的使用量并不大，但已經部署在廣電、安防、教育、醫療、智能交通等領域。隨著新技術的更替，數據量規模的不斷增長，以及大數據云服務本身的市場需求，未來軟件定義存儲系統將占據主流。
而軟件定義存儲包括如分布式塊存儲、分布式文件存儲和對象存儲，三者各有所長。分布式塊存儲適合高IO的交易型應用的超融合系統；分布式文件存儲適合存儲海量的非結構化數據；而對象存儲適合云存儲服務。創新科最早是做分布式文件存儲，現在正在加大對象存儲和分布式塊存儲系統的研發力度。
創新科具備存儲技術優勢，曾與上海高性能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達成了全國產存儲戰略合作協議。此外，創新科還與申威聯盟就國產申威處理器的全國產存儲系列產品的研發、生產和市場推廣等展開了深度戰略合作，并于2015年6月推出了基于申威處理器的完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全國產化存儲產品，為我國存儲行業乃至IT產業今后走向自主可控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榜樣，為進一步實現國家安全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保障。
創新科是一家堅持自主創新的存儲公司。早在2014年，創新科存儲就了一款基于國產申威處理器的國內首款安全存儲產品――SCS1000。我們知道現在大多數存儲企業都是在做基于底層之上的存儲系統，但如果硬件設備不可控很可能就會被安裝后門或病毒程序，因此真正的安全可控是要實現軟硬件整體的安全可控。創新科是申威聯盟的重要成員，與聯盟內的合作伙伴一起，對其基于企業級服務器和存儲市場需求提出了諸多優化建議，協力將應用于超算方面的CPU芯片逐漸推向企業級市場，以適應國家安全的戰略需要。
大數據分析優勢
在大數據分析方面，創新科針對客戶需求，聯合學校和研究機構加速技術升級，開拓新市場。
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在我國,針對大氣中碳排放的數量，名稱多種多樣,比如碳匯量、碳排放權、碳排放量、碳排放權單位。筆者在文中以碳排放權單位為碳排放交易的對象,碳排放權則是基于碳排放權單位形成的權利,以碳排放權單位為交易對象形成的機制稱為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機制。在廣義上是指各類溫室氣體排放權的交易，最早是聯合國提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貿易體系。自以《京都議定書》為基礎的市場化機制建立以來，全球碳排放權市場呈現欣欣向榮態勢，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機制在歐盟、北美的發展已趨于成熟，并為阻止全球氣候變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碳排放市場在我國國際經濟法研究中仍屬于新興領域，本文作者力圖在碳排放權機制分析的基礎上，在wto框架內厘清碳排放交易單位與派生行為的屬性和地位。
一、 碳排放權機制之國際條約追溯
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市場化機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5月9日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框架公約》），以此為起點，國際社會先后達成一系列協議、計劃、行動綱領。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通過之后,國際社會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注升溫,并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和磋商,先后達成《京都議定書》、《馬拉喀什協議文件》、控制氣候變化的蒙特利爾路線圖、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協定書》等一系列文件。在實務領域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化機制亦蓬勃發展，例如，在金融市場上出現各種與碳排放權單位相關的衍生產品。理論淵源和實踐操作兩種渠道共同促進著國際碳金融市場的發展。
（一）碳排放權相關國際條約之締結沿革
與碳排放權單位交易相關的國際條約締結過程，最早可以溯及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1992年5月9日，聯合國成員在紐約通過了《框架公約》。公約為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厘清了技術性概念
該公約首次明確溫室氣體的定義,將溫室氣體認定為大氣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輻射的自然和人為的氣態成分,其中以二氧化碳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將公約目標定位于“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創造性地提出在環境方面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將締約方區分為附件一締約方和非附件一締約方
附件1締約方主要是指工業化國家締約方和正在朝市場經濟過渡的締約方,主要包括共計38個發達國家,非附件1締約方主要包括發展中國家。，根據不同的發展條件承擔不同的責任，并提供相應的激勵措施。
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化中，最重要的公約無可置疑是《京都議定書》，該議定書于1997年第三次締約方會議通過，其主要貢獻在于：議定書制定了對附件一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量化減排目標《京都議定書》將目標定位為：“在2008-2012年承諾期間,附件一所列締約方將總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減少5%”,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其中，歐盟將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議定書同時創造性地引入市場機制，并設定相應的實施路徑和操作指南，從而使得議定書不再僅僅是一紙空文?！毒┒甲h定書》最終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
在200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巴厘路線圖”（bali roadmap）確定了2012年后世界各國加強落實《框架公約》的具體領域。“巴厘路線圖”明確規定，《框架公約》的所有發達國家締約方都要履行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溫室氣體減排責任，包括量化的溫室氣體減、限排目標，同時要確保發達國家間減排的可比性。同時，締約方達成“巴厘行動計劃”，該計劃主要包括給予發展中國家技術和資金支持等內容。
締約方第15次會議于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和其他官員在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會議，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方案，就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簽署新協議。不幸的是，會議最終僅達成無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但該協議維護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
（二）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之貿易方式及市場結構
在技術商業化尚不成熟而全球減排壓力較大的背景下，以《京都議定書》為核心的國際多邊環境公約和議定書以探索性的方式，初步奠定了全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化機制的基礎，通過市場的手段來幫助各國降低實現減排目標的成本，其主要方式包括：共同執行（joint implementation，簡稱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排放權貿易（emission trading，簡稱et）。
當實現法定的排放限額成本過高時，政府或私人經濟實體可通過向另一附件一締約方買入aaus，或獲取erus，向發展中國家購買cers等排放額度，來降低直接減排成本。
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市場具體可分為配額市場和項目市場，如圖1所示，配額市場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京都議定書》設定的et，各成員國根據其承諾，可按自身排放情況進行aaus的交易。二是部分國家建立的除《京都議定書》之外的其他強制性的區域排放權交易計劃，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計劃、美國加州全球氣候變暖解決方案。三是一些國際組織、國家及企業等建立的一系列以自愿交易為特征的碳金融市場，最為典型的是英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和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項目市場主要包括共同執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其采用“基準與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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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基準線和信用機制,即baseline-and-credit mechanism,與現行基于絕對目標的限額交易機制（cap-and-trade）不同,限額與交易的法律行為既包括政府的行政行為,也包括交易主體的買賣行為。的原理，買方可向證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減排信用交易額，即受排放配額限制的國家或企業通過項目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及設備支持，購買某一項目產生的經核證的溫室氣體減排單位，在交易后抵減其在議定書中的減排任務［1］。根據國際碳排放交易習慣，cdm一級市場專指發達國家購買發展中國家的cers的直接交易市場，cdm二級市場是排放權衍生品的交易市場，即約定在未來某一特定時間以
特定價格購買一定數量的碳排放權的權利。經過認證核準的減排單位可以進入cdm二級市場進行交易，在二級市場上存在大量的企業和中介機構。
從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來看，交易行為體系至少包括三個主要環節：第一，買賣行為。排放權交易方應恪守意思自治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交易，買賣行為是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中的主要法律行為。第二，市場中介行為。排放權交易的中介機構是為交易雙方提供排放權指標的供需信息、為交易創造和提供便利條件的輔助機構，是保證排放權交易成功的必需環節。第三，核證行為。由獨立的核證主體對排放主體減排后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的定期獨立審評和事后確定，使減排量獲得公信力［2］。由上可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主體包括供給者、最終使用者和中介機構三大類，涉及企業、國家、減排項目的開發者、咨詢機構和金融機構。碳排放權交易主體經?？缭絿邕x擇利潤最大化點進行交易，因此，如何對碳排放權單位和碳排放權交易商在國際法層面進行認識和定位，攸關交易主體（政府和私人經濟實體）的利益。
二、 碳排放權單位與wto體系的關系分析
目前，碳金融市場呈現欣欣向榮的態勢，市場成交量逐步增加，成交額增長趨于穩定。在十多年的發展中，碳金融市場逐漸顯現出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特征，供需關系在價格的決定中占主導地位。當前在理論和實踐中，國際多邊環境公約與wto體制體現出涇渭分明的特點，但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領域，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競合空間；另一方面，國際多邊環境公約在執行方面存在缺陷，不存在爭端解決機構或其他方式規范爭端處理。若能夠將國際多邊環境糾紛符合wto的部分納入wto爭端解決中，無疑能夠促進爭端解決的法制化，提高糾紛解決的可預見性，促進環境問題的和平友好解決。
（一）碳排放權屬性析定
自《京都議定書》確立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機制市場化以來，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的應用，在學術界和實務界得到普遍關注和認同，但是截至目前，學界仍無法對從屬于碳排放權單位的碳排放權進行統一、確切的定義。
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權是“發生在人類保護環境過程中產生的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為順利完成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而形成排放配額的交易權利”［3］。亦有學者主張碳排放權本身屬于排污權［4］，即指個人或單位在正常的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向環境排放必需和適量污染物的權利。
筆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交易主體包括政府和私人實體部門，客體為全球領域的環境容量，權利內容包含對一定環境容量的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因此，碳排放權是一種用益物權，是指非所有人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
（二）碳排放權單位不構成wto框架下的“商品”
在國際法層面上，對碳排放權指向的對象——碳排放權單位是否可以納入wto體系的認識亦是見仁見智，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爭論：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牽涉到物理屬性的溫室氣體，因此應定義為產品［5］。也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牽涉到無形權利的交易，因此，理應屬于服務［6］。還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不是一種產品，亦不是一種服務，比如佩森克（annie petsonk）認為，aaus、cers、erus都是在國際環境相關條約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具有主權屬性的權利或資格
佩森克所述的“具有主權屬性的權利或資格”，又稱為“可交易主權義務成分”(transactable components of sovereign obligations)。，目的是為了滿足一國所應履行的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義務，正如一國發行貨幣和承擔債務都不能被認為是國際性義務，而只是國內義務一樣。還有學者主張碳排放權單位應該歸屬于“由政府當局頒布的許可證或許可”，類似于跨國境的國內許可證、專利、主權債務等［7］。
從本質上說，碳排放權單位相當于一種金融衍生品，特別是在跨越國境進行交易的排放權交易標準化合約中。美國法律明文規定碳排放權屬于金融衍生產品
詳見：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于2009年6月11日的專題策略報告《碳排放權交易全景研究》,第18頁。，而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貿易體系和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已經出現二氧化碳排放權期貨和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
截至目前，wto規則并沒有對wto調整的“產品”進行定義，而由海關合作理事會（現名世界海關組織）編制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也并沒有將碳排放權及類似物品納入國際貿易商品目錄中。在當前的wto體系內，并沒有將金融產品納入其調整范圍，比如貨幣、國債、期貨和期權等跨越國境的銷售或間接投資，此類金融產品糾紛更多地是依據其國內法進行規范和調整。依據wto案例分析可知，“產品”被定義為“具有內在價值的實質性事物”，應為一種有形物。在1985年gatt關于加拿大政府措施影響金幣銷售的小組報告中
1985 gatt panel report on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sale of gold coins”, l/5863.，gatt專家組將金幣定義為投資物品，具有金融屬性，由于金幣是基于法律創設的貨幣，屬于支付方式或金融產品，而不屬于gatt規制下的“產品”或“商品”。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作為一種抽象的、由法律創設的權利載體，并不是wto體系下的“產品”或“商品”，而其更多地體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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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利為特征的金融衍生品。
（三）碳排放權單位是否構成wto框架下的“服務產品”
在wto體制下，gats專門對各成員方的服務貿易進行規制和調整，依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談判》一攬子協議，各wto成員方均有義務確保自身行為與gats規定相符合。
《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談判》第2條第2款規定:附件1、附件2和附件3所列協定及相關法律文件(下稱多邊貿易協定)構成本協定的組成部分,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附件1b 即為服務貿易總協定及附件。gats的宗旨在于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是其沒有對“服務”進行確切的規定，只是在協定第1條第2款將服務貿易方式分為四種，包含跨境服務、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
無可置疑，很多碳排放權作為市場化機制連接消費者和供給者的物質，是否屬于服務貿易，取決于其是否屬于gats項下四種服務貿易方式之一。碳排放權單位作為一種配額或是信用權利或制度，本身并不代表具有經濟價值的活動，同時，也不屬于wto服務領域分類表和聯合國臨時集中產品分類系統規定的服務類別。因此，碳排放權本身不屬于gats調整的“服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到目前為止并不包含于wto體系內，因此，在wto框架內，也就無所謂碳排放權單位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爭端問題。
值得明確的是，截至目前，wto各成員方仍沒有對碳排放權單位是否屬于wto體系下“產品”或“服務”的范疇進行磋商或協商，但是，碳排放權單位是否屬于“產品”或“服務”，最終的法定決定權和解釋權歸于wto各成員方，沒有任何政府或個人能夠越過wto協商機制定義“產品”或“服務”的范圍和屬性。
三、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服務商行為與wto體系關系分析
在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中，存在數量眾多的交易服務商，包括基于碳排放權單位交易而設立的商、認證機構、服務機構等，這些交易服務商對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正常良好運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厘清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行為是否構成wto體系中的服務，甚至是金融服務，從而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和規制交易商跨越國境的行為。
（一）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服務商的行為是否構成gats下的服務
《服務貿易總協定》（以下簡稱gats）是wto框架中專門調整服務貿易的規則，如前所述，gats并沒有對服務作出明確而清晰的定義，只是在gats第1條第2款將服務貿易分為四種方式。依照定義，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更符合跨境服務方式
根據gats第1條第2款規定，跨境服務定義為“自一成員領土向任何其他成員領土提供服務”,此條款強調的是服務的流動性,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在國際領域尋求利益最大化，即體現了跨境服務相關特點。
；另一方面，gats中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第5條囊括了所有金融服務活動，其中明確列舉了在交易市場、公開市場或場外交易市場的自行交易或代客交易衍生產品、可轉讓證券、其他可轉讓票據和金融資產的行為。在二級市場上，以碳排放權單位為交易對象的期權、期貨、互換等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明顯屬于gats金融服務調整范圍。但是，活躍在二級市場上不以金融衍生產品為交易對象的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是否屬于金融服務提供者？欲解決此問題，必須先厘清碳排放權單位的屬性，若其具有金融產品的屬性，那么，碳排放或中介行為必然屬于金融服務范疇。
在碳排放權的屬性方面，主流觀點均認同其金融產品屬性，但關于金融產品下的類別，不同學者有不同的主張。有的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本質上屬于期權或期貨［8］，有的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屬于可轉讓證券，還有學者認為，碳排放權單位屬于具有使用價值的金融資產［9］。金融衍生產品是指在傳統金融工具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新興金融產品，是一種交易者間的雙邊合約，其價值取決于或派生自基礎金融工具或資產的價格及其變化［10］。碳排放權單位交易亦建立在市場化機制基礎之上，其
價值變化取決于資產或環境容忍度。因此，筆者傾向于將碳排放權歸類于金融衍生工具。
由于碳排放權存在金融屬性，多數學者認同碳排放權單位交易行為屬于服務領域，因此，碳排放權單位中介商交易服務行為屬于gats下的服務。由此推導出wto成員方應該恪守gats及其金融服務附件的規定，不得對排放配額交易服務施加數量限制或市場準入限制，同時，wto成員方應該允許其他成員方的金融服務提供者購買、持有、轉讓碳排放權衍生品，并保證其他成員方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
（二）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
在wto體系下，大多數學者并不否認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構成服務并受gats規范和調整。因此，碳排放權單位交易服務商是否享有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便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最惠國待遇原則一般情況下要求締約國雙方在通商、航海、關稅、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給予的不低于現時或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的優惠、特權或豁免待遇。國民待遇又稱平等待遇，是指所在國應給予外國人內國公民享有的同等的民事權利地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都在gatt文本中有
明文規定。與此相對應，在服務貿易領域中，gats強制性地規定成員方恪守最惠國待遇原則，但是，依據gats第16條（市場準入）和第17條（國民待遇原則）的規定，成員方只對列入減讓表范圍之內的服務提供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雖然gats成員方在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做出重大貢獻，但囿于現實和實踐，成員方仍沒有給予外國服務商與本國國民同等待遇的義務。
基于如上闡述，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應該在gats下受到保護，保障交易商享受最惠國待遇，并在成員國承諾給予的部門施行國民待遇原則。歐盟曾《歐盟排放配額交易指令》，目的是減少歐盟內部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該指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只準許歐盟成員國內的人和已批準《京都議定書》國家的人參與碳配額交易，這一規定意味著非歐盟成員國和其他未批準《京都議定書》國家的碳排放權單位交易商被排除在外，指令出臺后受到來自學界的詬?。?1］。筆者也傾向于認同美國學者的主張：歐盟碳排放權交易指令對參與人的限制，違背了歐盟在gats下的最惠國待遇義務。
轉貼于
（三）在wto框架下解決國際碳排放權爭端之可能性探究
在當前國際環境條約的框架內，并不存在專門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國際環境問題牽涉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經濟利益，在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環境爭端可能發生，以可預期的、統一的規則解決爭端的追求，顯得彌足珍貴。1994年在簽署烏拉圭回合談判最后文件的會議上，gatt締約方通過一項部長級會議決定，在wto的監管下正式成立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te），該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為促進可持續發展而制定加強貿易措施與環境措施間積極互動的規則的必要性”提出適當的建議［12］。cte1996年報告第25段提到：wto成員方雖有權提交相關爭端至爭端解決機制，但如果某一爭端當事方同時也是多邊環境協議的締約方，則應訴諸多邊環境協議的爭端解決方式［13］，同時，在國際環境條約中，亦指明國際環境條約應與wto協調一致。
能否在wto中使用非wto法？根據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第3款規定，“在締約方之間實施的任何國際法相關規則”可以用來解釋wto協定。同時，《wto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3條第2款明確規定：“多邊協定”的現存規定“要按照國際公法的習慣解釋規則進行解釋”。值得說明的是，非wto法只能用來解釋wto法，而不能取代wto法，因此，wto爭端解決機構可以依國際環境公約來解決爭端。若發生爭議，wto成員方可以在wto框架中解決碳排放權爭議問題。
內容摘要：公允價值會計是目前會計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難點。本文從會計基礎理論的角度，分析了公允價值會計確認對傳統會計確認理論的挑戰；論述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是一種科學、動態的計量模式，需要在很多方面對傳統計量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變革，公允價值計量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確認基礎之上；提出了完善公允價值會計確認理論的初步設想。
關鍵詞：公允價值 會計確認 會計計量 歷史成本
公允價值計量就是要及時反映會計主體資產（負債）價值的變動，并以市場價格為基準和參照，將賬面價值動態調整到報告時點的市場價值，使會計賬面價值與各個報告時點上的實際價值始終保持一致，從而達到真正的如實反映（任世馳、李繼陽，2010）。因此，這種以市場價格為基準和參照的動態反映，又被稱作“盯市價格”（mark-to-market price）。會計核算包括確認、計量、記錄、報告四個環節，確認是計量的前提，確認的目的就是要很好地計量，不同的確認原則導致不同的會計核算方法，對會計實務產生重大的影響，要討論公允價值計量必須先從公允價值確認開始。
會計確認的定義與標準
在財務會計中，確認對實現財務報告的目標以及具體會計處理程序、規則的選擇都有重要的制約作用。FASB在概念框架研究中有對確認問題的專門研究，并于1984年12月正式發表了第5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in Financial State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SFAC No.5），第一次對確認的概念和標準作了明確概括（葛家澍、劉峰，2003）。
在第5號公告中，FASB將確認定義為“是將某一項目，作為一項資產、負債、營業收入、費用等之類正式地記入或列入某一個體財務報表的過程。它包括同時用文字或數字描述某一項目，其金額包括在報表總計之中。對于一筆資產和負債，確認不僅要記錄該項目的取得和發生，還要記錄其后發生的變動，包括從財務報表中予以消除的變動”（FASB，1984，Para.6）。
SFAC NO.5提出的四條基本確認標準為：定義性—應予確認的項目必須符合某個財務報表要素的定義；計量性—應予確認的項目應具有相關并充分可靠的計量屬性；相關性—應予確認的項目所產生的信息對使用者的決策有影響；可靠性—應予確認的項目是真實可靠的、可驗證并不偏不倚。這四條標準可以概括為：一個項目符合會計要素定義、能可靠計量、與信息使用者的決策相關。
公允價值計量對確認標準的挑戰
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與靜態反映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相比，是一種科學、動態的計量模式，更能反映客觀事實，普遍認為能提供給各利益相關者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
（一）公允價值確認突破財務報表要素的定義
公允價值計量的直接誘因是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但金融衍生工具并不完全符合會計要素定義。在國內外的各種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對資產（負債）要素的定義均強調“由過去交易事項形成的”；對資產（負債）確認的標準均要求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流出企業。IASC將金融工具定義為“形成一個實體的金融資產并形成另一個實體的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的合約”；世界各主要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對金融工具的定義均以資產（合約權利）、負債（合約義務）和權益要素為基礎，反映了金融工具合約的本質屬性。這些定義都跨越了資產和負債是“由過去交易事項形成的”這一重要界定（鄧永勤、丁方飛，2011）。結合FASB和IASC的定義，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也給出了相似的定義。但定義中的“在未來某一日期結算”與資產和負債是由企業 “過去交易事項”形成的相抵觸。
公允價值計量導致了未實現損益的確認，而未實現損益顯然不符合收入（費用）要素定義中隱含的“已形成”、“已發生”概念，不符合資產（負債）要素的由“過去交易事項”形成的概念，不論是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還是直接計入當期損益，都使各要素概念的內在協調性、邏輯一致性受到沖擊。
（二）公允價值計量沒有真實的交易及憑證作為計量依據
公允價值計量依賴“虛擬交易”和“市場參與者”。FASB在SFAS157中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是：“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公允價值是計量日資產（負債）的現行市場價格，而市場價格一定是在市場交易中產生的。所以，為確定主體所持有的、并不實際參與市場交易的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現行市價），就必須假定主體以資產賣方（或負債轉讓方）的身份，將資產提交市場進行交易（虛擬交易），以確定其計量日的現行市價（市場參與提供）。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當市場上有同樣或同類資產（負債）的交易時，如果主體將所持有資產（負債）提交市場交易，必然以同樣的價格成交，因此主體所持有資產（負債）在計量日的現行市價（公允價值），就是計量日市場上同樣或同類資產的價格；二是指當主體所持有資產（負債）在計量日無交易市場、沒有現成的交易價格時，主體必須假定該資產（負債）可以交易，并通過假定的交易確定自己如果出售該資產或轉讓該負債的市場交易價格（通過特定方法估計）（任世馳，2010）。
“虛擬交易”除了不能驗證外，還存在不確定性。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具有不可加性（周勁男，2008）。在歷史成本會計下，資源A和B合在一起的歷史成本就是A的歷史成本與B的歷史成本之和。但在公允價值會計中，資源A和B各自的“虛擬交易”價格多數時候不等同于資源A和B整體“虛擬交易”價格。既然是“虛擬交易”就可以有各種可能，哪一種更接近真實，要看資產持有者對這項資產后續管理與使用的情況。
【關鍵詞】 金融衍生工具;確認;計量
金融衍生工具是指以股票、債券及貨幣等金融資產的交易為基礎派生出來的金融工具。它是一種通過預測股價、利率、匯率等未來的行情走勢,采用支付少量保證金或權利金簽訂遠期合同或互換不同金融商品的合約。由此可見,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其未來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給會計的確認和計量帶來困難。因此在新準則下如何對其進行確認和計量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確認
(一)會計確認的涵義及標準
會計確認是會計運行的起始階段,是對企業經濟事項或交易的一種認可行為。葛家澍教授指出,所謂確認,是指交易、事項和情況應否、何時以及如何作為一項要素加以記錄,并計入報表內容與合計的過程。它應遵循兩項基本原則:第一,符合某項要素的定義;第二,能可靠地計量,并認為,會計確認主要解決企業的經濟事項或交易是否應該、何時以及以何種要素進入會計系統的問題。
美國FASB在第5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指出:某個項目在符合以下全部條件時才能予以確認:一是該項目應符合會計報表某要素的定義;二是該項目有相關的屬性,足以充分可靠地予以計量;三是有關該項目的信息能夠對使用者決策產生差別,即應具有相關性;四是有關該項目的信息是反映真實的、可核實的、無偏向的,要具有可靠性。由此可見,財務報表項目的會計確認應滿足四條標準,即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
(二)金融衍生工具會計確認對傳統財務會計確認的影響
1.不符合傳統會計要素的定義和確認條件。按照傳統的會計要素定義,資產指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負債指企業過去發生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預期會導致經濟利益流出企業的現時義務。一項資源要被確認為資產或負債,除需要符合定義外,還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與該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業;二是該資源的成本或價值(對資產而言)或未來流出企業的經濟利益(對負債而言)能夠被可靠地計量。金融衍生工具顯然不符合傳統會計要素的定義和確認條件。首先,金融衍生工具不是由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而在于未來合約的履行情況,且這種未來的交易或事項很有可能不發生。其次,金融衍生工具的收益具有不確定性。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取決于原生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情況,處于不斷的變動中,它能否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流入或流出,在簽訂合約時難以確定。再次,金融衍生工具不一定是由企業擁有或控制。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種合約,它賦予了雙方按照合約規定進行交易或放棄交易的權利,或在合約規定范圍內處理的權利,因此它不屬于某個企業擁有或控制。最后,金融衍生工具未來流入或流出企業的經濟利益不能被可靠地計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在不斷地變動,流入或流出企業的經濟利益不能被可靠地計量,因此把金融衍生工具確認為資產或負債予以核算都是不合適的。
2.不滿足傳統會計確認的要求。在會計確認環節上,傳統會計理論的核心觀念是權責發生制,它以過去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作為核算基礎,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不予反映和確認,同時要求被確認的項目要具有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等。金融衍生工具在合約訂立時,交易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雖然基本確定,但交易并未實際發生,而且在合約到期時也可能不發生。也就是說,金融衍生工具的權利與義務并未實際發生,收付尚未實現,其未來的現金流量也無法計量。因此金融衍生工具不滿足傳統會計確認的要求,即現行會計不能反映未來的財務活動,傳統會計報表無法反映未來的財務變動。但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預示著未來一系列的財務變動,如果不在表內確認,就不能及時揭示其潛在風險,也不能正確反映其未實現持有損益,這樣的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殘缺性甚至虛假性,滿足不了決策者的需要。
3.不符合傳統的會計損益確認原則。傳統的財務會計損益確認建立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即在交易發生時,將交易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在當期予以確認。因此,大多數交易的損益在會計上可以肯定或合理地確認或預計,并在利潤表上加以反映。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是待執行的合約,從合約簽訂到執行存在時間差。如果按照權責發生制和實現原則,只有等到合約執行后才能對損益加以確認。在此之前,它僅屬于一種潛在的收益或損失,在利潤表內不予確認和列報。但在此期間,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隨著標的物價格的變動而變動,可能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收益或損失,如果不能及時地加以確認和反映,勢必會影響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三)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確認
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不符合傳統會計要素的定義、確認條件和標準,不能進入傳統會計報表進行確認;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傳統交易的某些特征,即能在未來為企業帶來現金流入或流出,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審慎合理的會計確認。
1.初始確認。在我國2006年頒布的“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中,引入了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新概念,把金融衍生工具作為一個新的、單獨的會計要素納入會計報表體系。金融衍生工具的初始確認指在合約簽訂時將其確認為金融資產、金融負債等財務報表要素的過程。新準則中規定,金融衍生工具初始確認的標準是:企業成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時,應當確認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此時盡管合約所約定的風險和報酬并未實現,但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契約性,使其在簽訂時就已經擁有了對未來風險和報酬的控制權,符合擴展后的權責發生制原則,達到會計確認的要求,因此可以在合約簽訂時進行相應的會計確認程序。
2.后續確認。金融衍生工具的后續確認主要反映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在初始確認與終止確認期間發生的價值變動,它通過收入、費用、損失和利得等要素的確認來反映。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標的資產價格變化頻繁,因而其潛在風險非常大,必須在期末按照公允價值進行再確認,即對其期末盈虧作相應的會計處理,同時在會計報表及附注中加以披露。
3.終止確認。金融衍生工具的終止確認是指將財務報表中已確認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從資產負債表中予以消除的過程。當金融衍生工具合約約定的未來交易或事項發生時,合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即告消失,企業也就喪失了對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和報酬的控制權,此時就要對其進行終止確認。就金融資產來說,當企業不再擁有構成金融資產的全部或部分合約權利或失去了對構成金融資產的全部或者部分合約權利的控制時,應該將金融資產或其一部分從資產負債表中轉出,這就是金融資產的終止確認。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計量
(一)會計計量的含義
1.會計計量概念。會計計量主要是解決某一項目以什么金額進入會計系統的問題。IASC概念框架認為:“計量是指為了在資產負債表和收益表中確認和記錄財務報表要素而確定其貨幣金額的過程。”葛家澍教授對認為:“所謂計量,是指對財務報表要素進行量化描述的程序。”兩者均強調了量化確定貨幣金額入賬這一要點。因此,會計計量就是為了將符合確認條件的會計要素登記入賬,并列報于財務報表而確定其金額的過程。
2.會計計量屬性。會計計量屬性是指所予以計量的某一要素的特性或外在表現形式。不同的計量屬性,會使相同的會計要素表現為不同的貨幣數量,從而使會計信息反映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建立在不同的計量基礎上。常用的會計計量屬性包括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和公允價值五種。
(二)金融衍生工具會計計量屬性――公允價值
在這五種計量屬性中,歷史成本反映資產或負債過去的價值,其余四種反映資產或負債的現時成本或價值,是與歷史成本相對應的計量屬性,可從不同的角度都歸為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因此,計量屬性的選擇也就是對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這兩種計量屬性的選擇。歷史成本應用得最多最普遍,因為歷史成本計量容易取得資產或負債流入或流出的數據,能客觀、清晰地反映其實際收付金額。但金融衍生工具在合約訂立時的初始凈投資為零或很少,幾乎沒有成本,且在合約持有期間其市場價格在不斷地變化,所以對金融衍生工具采用歷史成本計量顯然是不適宜的,只有公允價值才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最佳計量屬性。公允價值就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我國新會計準則規定:企業初始確認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相關交易費用應當直接計入當期損益。金融衍生工具初始確認時,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的金額相同。
(三)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計量
1.初始計量。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發生,對交易形成的金融資產和負債進行初始確認時,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是相同的。初始取得的金融資產或承擔的金融負債,應當以市場交易價格作為確定其公允價值的基礎。
2.后續計量。對金融衍生工具后續計量時,其公允價值的確定可以分兩種情況:一是活躍市場中的報價,金融衍生工具存在活躍市場,其報價可以用來確定其公允價值;二是公允價值估價模型,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活躍市場,則需要根據市場環境采用期權定價模型、矩陣定價模型、現值法等技術方法估計其公允價值。企業應當選擇市場參與者普遍認同,且被以往市場實際交易價格驗證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術確定其公允價值。
三、相關建議
(一)重新界定資產或負債會計要素的含義
既然金融衍生工具與傳統的會計要素含義不相容,不妨對會計要素的含義重新作出界定,使資產或負債的定義能夠包容金融衍生工具。這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的內涵,使之能包容金融衍生工具。即取消傳統會計要素含義強調的“過去的交易或事項”這一限制,使“未來的交易或事項”也可以納入會計要素的含義。二是擴充現有會計要素定義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義的條件,使之能容納金融衍生工具。例如可將資產或負債的限制條件“該資源的成本或價值或未來流入和流出企業的經濟利益能夠被可靠地計量”放寬,使“價值的變動在后續計量中能被公允、及時地計量”也成為資產或負債要素的條件,從而將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到會計要素的定義中去。
(二)健全和完善金融與資本市場
金融衍生工具計量的關鍵在于公允價值的取得。但目前我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還不夠發達和完善,真正公允的市場價格很難形成,因此公允價值很難保證其“公允性”。只有在活躍的市場條件下,各種金融資產或負債的市價才能很好地反映出其真實的價值。所以,有必要健全和完善相應的金融和資本市場。
(三)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
金融衍生工具會計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成熟,加上金融衍生工具本身不確定性高、價值波動大等特點,對其進行正確的會計處理較難。因此,必須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素質,不斷加強培訓和學習,不僅要注重會計理論知識的學習,還要加強金融衍生工具知識的學習,從而全面提升金融衍生工具會計處理的業務水平。
(四)加強對金融衍生工具會計的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創新速度較快。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在企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用得越來越廣泛。因此,需要組織專業人員對其進行研究,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會計準則和法規,規范金融衍生工具會計處理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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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進入21世紀以來，以英德日韓等國的金融法制出現了從以往的縱向的金融行業規制到橫向的金融商品規制的發展趨勢。2006年日本將《證券交易法》改組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證券、信托、金融期貨、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進行一攬子、統合性的規范，構建了一部橫向化、整體覆蓋金融服務的法律體系。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也深刻認識到其縱向割據的監管機構對不斷創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橫向統一規制的問題。本文考察國際上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后，從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和金融業的橫向規制兩個角度，對適用對象范圍、行業規制、行為規制、投資者種類、自律規制機構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內容進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探討我國應對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的對策。
21世紀以來，金融業混業經營成為無法阻擋的潮流，混業經營格局下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多樣化又進一步促進混業經營。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無論是破產重組或被收購，還是主動申請轉型，各大獨立投資銀行紛紛回歸傳統商業銀行的懷抱，開始全面組建金融控股公司。[1]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國的混業經營模式，但這絕不是歷史簡單的重復，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2008年3月31日，美國財政部正式公布了《現代化金融監管架構藍皮書》，計劃通過短期、中期、長期三個階段的變革最終建立基于市場穩定性、審慎性、商業行為三大監管目標的最優化監管架構，主旨就是將多頭分業監管格局收縮為混業綜合監管格局，將授予美聯儲綜合監管金融機構的權力。美國政府已經認識到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肇因就是對不斷創新的金融產品缺乏有效監管，而缺乏一有效監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監管機構的縱向割據造成的。美國的金融混業綜合監管和金融商品的橫向統一規制已經落后于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貨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律，徹底修改《證券交易法》，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將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投資服務作為法的規制對象，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構筑了從銷售、勸誘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的橫向的、全方位的行業規制和行為規制的基本框架，從以往的縱向行業監管法轉變為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法制。這是大幅改變金融法律體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從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證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設計，較好地平衡協調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在此次美國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日本的金融體系未受太大影響，并且逐漸在充當美國金融危機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繼受和創造金融法制的經驗，值得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借鑒和參考。
面對金融危機，我國也需要大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和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將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戰。
此次危機雖未對我國的金融安全和金融體系造成大的影響，但是，從長遠戰略來看，探討金融商品的橫向統一規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立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際上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
近年來，以英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為代表，金融法制出現了從縱向的金融行業規制到橫向的金融商品規制的發展趨勢，出現了根據單一監管者的功能性監管模式來重新整理和改編原有的多部與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相關的法律而將傳統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金融投資業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趨勢。英國率先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第一次金融大變革，制訂了《金融服務法》(1986年)，20世紀90年后期又進行了第二次金融大變革，并于2000年通過了《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該法中的“投資商品”定義包含“存款、保險合同、集合投資計劃份額、期權、期貨以及預付款合同等”。通過金融變革，倫敦金融市場的國際地位日益加強。德國通過2004年的《投資者保護改善法》對《證券交易法》進行修改，導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對“有價證券、金融市場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過修改《招股說明書法》導入投資份額的概念，將隱名合伙份額等納入信息披露的對象。歐盟2004年4月通過的《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蓋了可轉讓證券、短期金融市場工具、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和衍生品交易。歐盟內部則出現了金融服務區域整合，歐盟成員國的金融法制也逐漸呈現橫向化和統一化趨勢。
戰后一直學習美國金融證券法制經驗的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英國的金融法制建設，在隨后的證券法修改中不斷學習英國和歐盟的經驗，早在1998年就成立統一橫貫的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在完善統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構筑以各種金融商品為對象的橫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對金融商品進行橫向規制的金融體系改革始于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個三級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銷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將來制定真正大一統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存款、保險商品將真正納入一部法律中，實現橫向規制的最終目標。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內容由四個支柱組成。第一個支柱是投資服務法制部分。具體而言，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橫向擴大了適用對象（證券種類、金融衍生品）的范圍，與之伴隨業務范圍的擴大、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橫向規制、以及根據投資者的屬性和業務類型而進行規制的差異化等。第二個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體包括季報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財務報告等相關內部治理措施的強化、要約收購制度以及大量持有報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個支柱是確保交易所自律規制業務的正常運行。第四個支柱是對市場操縱行為等加大了征收課征金（罰款）的處罰力度?！督鹑谏唐方灰追ā返膬热蓦m具有復雜的體系，但其特點又可用“四個化”來簡單概況：適用對象和業務范圍、行業規制、行為規制等的“橫向規制化”、規制內容的“靈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對違法行為處罰的“嚴格化”。[3]其中，“橫向規制化”是該法的最大特點。
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援助和影響之下，1998年4月韓國成立了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即金融監督委員會。2003年，韓國政府也開始推進統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韓國政府發表了將《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及間接投資資產運用法等資本市場相關法律統一為《關于金融投資業及資本市場的法律》（簡稱“資本市場統合法”）的制定計劃。2007年7月3日，韓國國會通過了能夠引起韓國金融業“大爆炸”的《資本市場統合法》，該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該法整合了與資本市場有關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將一并修改。該法將分為證券、資產運營、期貨、信托等多頭板塊的資本市場整合為一，旨在激勵各金融機構自我改革和創新，增強韓國對外國金融機構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將給韓國資本市場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并預示韓國金融業整合期的到來。[4]
韓國《資本市場統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質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資服務法，不是真正大一統的金融統合法，尚未達到英國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的階段。但日本、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金融監管機構的建立和統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國資本市場逐漸進入與國際接軌的正常發展時期。我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實行分業經營的大國。從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從分頭監管走向統一監管，是我國金融業和金融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我們可以考慮借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分階段加以推進。韓日兩國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經驗尤為突出，韓國的《資本市場統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響。而受到日本韓國的影響，我國臺灣地區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資本市場統合法的制定工作，計劃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機關，并預計2010年4月通過，2011年11月開始實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韓國和臺灣地區緊隨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對于完善我國金融市場法制、整合投資服務法制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縱觀各國或地區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或資本市場統合法立法，一個最重要的立法原則即是由現行的商品類、金融業者規制轉換成對“經濟實質相同的金融功能”進行“統一規制”的功能性規制?，F行資本市場相關金融規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對象商品”或“金融業者”的概念形態或種類為基礎的商品類、機構類規制。這種規制在如今迅速變化的金融市場環境中日趨不能適應。因此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應從現行的商品類、機構類規制轉換成對“經濟實質相同的金融功能”進行“統一規制”的功能性規制。為了貫徹這種功能規制原則,各國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先將金融投資商品、金融投資業、客戶等根據經濟實質進行重新分類,以金融投資商品(證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資業(買賣、中介、資產管理業等)、客戶(專業投資者、業余投資者)為標準進行分類。[5]以下分別從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和金融投資業的橫向規制兩個角度，論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橫向規制特點。
二、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統一規范投資商品或者具有投資性質的各類金融商品，投資者保護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質實際上是投資服務法。[6]與許多成文法國家相同，日本《證券交易法》對證券的定義較為狹窄，不包括很多投資產品。此次修法，日本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適應近幾年來金融商品和投資服務不斷創新發展的現實環境。為了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證券交易法》的對象范圍即“有價證券”和“金融衍生商品”為基礎，最大幅度地橫向擴大了法律適用對象的范圍。
1.有價證券的范圍的橫向擴大
日本此次修法，雖然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對“金融商品”做出嚴格定義，《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條仍是“有價證券”的定義?！蹲C券交易法》第2條規定了證券法相關的各種概念的定義，特別是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有價證券的定義。1991年的證券交易審議會報告書參考美國的證券概念，提倡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概念。即作為有價證券的定義，在個別列舉之外，設置概括性條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對《證券交易法》的有價證券的概念重新定義。但1992年的修改并沒有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僅完善了個別規定以對應證券化相關商品。1998年的修改對定義條款進行了全面的修改，擴大向投資者提供的商品類型適用公正的交易規則，構建了方便投資者購買的投資環境。此次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未對“金融商品”做出定義，只是對有價證券的范圍進行了橫向擴大。在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上也曾探討根本修改“有價證券”概念，但考慮到世界上主要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仍在使用“證券”或“有價證券”概念，且“有價證券”概念長期以來已被日本社會廣泛接受，“有價證券”這一用語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將會影響向國會提交修改法案等情況，《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續了“有價證券”的概念。[7]
與《證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價證券分為兩類：發行了證券、證書的權利（有價證券）和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準有價證券）。該法第2條第1款規定的有價證券包括：①國債；②地方債；③特殊債；④資產流動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債券；⑤公司債；⑥對特殊法人的出資債券；⑦協同組合[8]金融機構的優先出資證券；⑧資產流動化法中的優先出資證券、新股認購權證書；⑨股票、新股預約權證券；⑩投資信托、外國投資信托的受益證券；⑪投資法人的投資證券、投資法人債券、外國投資法人的投資證券；⑫借貸信托的受益證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證券；⑭信托的受益證券；⑮商業票據（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證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質的外國證券、證書；⑱外國貸款債權信托的受益證券；⑲期權證券、證書；⑳預托證券、證書，21）政令中指定的證券、證書。該法第2條第2款是關于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而視為有價證券的規定（準有價證券）。具體有以下這些權利：①信托受益權；②外國信托的受益權；③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的社員權（只限于政令規定的權利）；④外國法人的社員權中具有③性質的權利；⑤集合投資計劃份額；⑥外國集合投資計劃份額；⑦政令指定的權利。
相比《證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價證券（包括準有價證券）中增加了抵押證券（原由抵押證券法規制）、信托受益權（原由信托法規制）、集合投資計劃份額等?！蹲C券交易法》中有價證券的信托受益權僅限于投資信托、貸款信托、資產證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證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權均作為準有價證券，無遺漏地橫向擴充了適用對象范圍。
《證券交易法》把有價證券分為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和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之所以如此區分，是因為考慮到表示為證券、證書的權利的流動性較高的緣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無紙化法即《關于公司債、股份等過戶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發行股票制度開始全面實施，股票電子化后通過賬冊的過戶就實現股份的轉讓，股份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將權利表示為證券、證書流動性高的立法理念已過時。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據是否具有證券、證書來分類有價證券，被批評是一種古董式的陳舊做法。[10]
2.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
把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列入有價證券的范圍內，是為了各種基金適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規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近年來在日本依據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展到了各個領域，個別投資對象已不在投資者保護的框架內。因此，迫切需要對于依據合伙合同的各類投資基金予以法律規制。
對于不斷創新的多樣化的集合投資計劃，需要打破原有的縱向規制法制，無論運作對象資產和流動化的對象資產如何，構建著眼于運作或流動化構造功能的橫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資計劃是“金融大爆炸”之后應成為金融領域主流的“市場型間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當務之急。第二，集合投資計劃一般是銷售給普通投資者，從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出發，需要對計劃的組成和運營進行橫向覆蓋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設。第三，投資者人數較多，容易產生集體行動的問題（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制基礎和制度建設。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縱向不全面的，其內容也不充分，產生了諸多不便和障礙。因此，需要對集合投資計劃加以橫向全面的根本意義上的制度建設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資計劃的基本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從多數投資者籌集資金進行各種資產管理運作（資產管理型），另外一種是，特定的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加以組合然后賣給多數的投資者的構造（資產流動型），針對這兩種方式需要制定相應的規則制度。從歷史上、經濟上、實務上來說都是不同種類的類型，因此針對這兩種類型，需要制定橫向覆蓋的規則體系（交易規則、市場規則、業者規則）。[12]在進行集合投資計劃的法制完善時，有一個根本問題需要解決：不管計劃的私法上形態(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課以相同的交易規則。[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直接列舉和導入了“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該法最大限度地把幾乎所有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資服務納入適用對象，進行統一規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報告“為實現投資服務法（暫定）”中，對作為《投資服務法》對象的金融商品設定了三個標準：①金錢的出資，具有金錢等的償還的可能性；②與資產或指標等相關聯；③期待較高的回報，承擔風險。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以此標準為基礎，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條第2款第5項規定：集合投資計劃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隱名合伙、投資事業有限責任合伙（LPS）、有限責任事業合伙（LLP）、社團法人的社員權以及其它權利，享有通過金錢出資進行的事業而產生的收益分配或該出資對象業務相關的財產分配的權利。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主要由三個要件構成：①接受投資者金錢的出資、支出，②利用出資、支出的金錢進行事業、投資，③具有將該事業所產生的收益等向出資人進行分配的相關權利。[15]上述條件均具備的權利，無論采取何種法律形式和進行何種事業，均屬于集合投資計劃份額而成為該法的適用對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橫向擴大
近年來，隨著金融商品的多樣性發展,鉆法律間空隙進行欺詐的事件在日本也頻頻發生。日本傳統的以行業區分的縱向金融監管體制，已逐漸不能迅速應對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業經營和多種新型金融商品所引發的問題。特別是2003年日本進行外匯交易的機構投資者蒙受了巨大損失，成為社會關注的大問題，雖然此后緊急修改了《金融期貨交易法》，將外匯交易納入規制范圍內，但也未能達到充分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盡可能地擴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規制對象范圍。對此，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的“中間報告”提出：不論原資產如何，均可作為適用對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資產而做出概括性定義，其適用對象的范圍則不明確，又會產生過度規制的問題。為避免過度規制，從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出發，需要將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實上操作起來又非常困難?；诖?，《金融商品交易法》對于金融衍生商品沒有采取“概括性定義”的方式，而是在擴大交易類型、原資產及參照指標的同時，授權政令根據情況予以追加規定。
《證券交易法》中關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義僅限于原資產為有價證券和有價證券指數等?！督鹑谏唐方灰追ā穼鹑谘苌唐返膶ο蠓秶枰源蠓葦U大，除《金融期貨交易法》的金融期貨交易之外，還包括利息、外匯互換、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氣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確立了范圍廣泛的“金融商品”的定義，沿用《金融期貨交易法》的“貨幣等”定義[17]，并將有價證券和確保投資者保護所必須的價格變動明顯的原資產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遺憾的是，該定義仍停留在規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圍或從業者的一部分業務范圍上，并未形成完全橫向貫通規制，此為今后改革
當前，世界各國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種類蓬勃發展，已達數千種，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還在不斷涌現。同時，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發展已經混淆了很多以往認為是涇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類型難以界定性質，處于不同金融領域的機構通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間接地進入了其原本無法進入的市場。在金融技術發展的大背景下,諸多購買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資者(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無法從傳統的以金融機構的類別劃分而制定的法律規則體系中得到救濟，使得金融消費者面臨蒙受損失的威脅。同時傳統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依照傳統方法已經很難界定金融機構的類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必然帶來金融機構間兼營業務的不斷擴大和融合，金融監管的基礎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調整因多頭監管而導致的監管主體模糊、監管空白、監管重復等現象，堅持統一金融監管體制，成為國際金融衍生品監管的發展趨勢。[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橫向擴大必然會要求建立橫向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4.關于存款、保險商品
對于存款、保險商品，《銀行法》、《保險業法》等各行業監管法律設置了保護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規制的對象，但如外幣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變額保險、年金等，該法認可其具有一定投資性，但其又不屬于存款保險以及保險合同人保護范圍內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時，對《銀行法》、《保險業法》相應部分也進行了修改，設置了準用該法的規定，構建與該法同等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所以，《銀行法》、《保險業法》等條文的修改實質上也是投資服務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標原本是通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對證券、保險、銀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進行橫向全面的統一規制，但是因為諸多原因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規制和統一監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廳、財政省、經濟產業省等政府機構存在部門利益的爭奪，導致目前無法實現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統一規制、統一規范、統一監管?！督鹑谏唐方灰追ā肺磳⑺薪鹑谏唐愤M行統一規制，固然存在遺憾和不足，但按照該法的原則和原理，通過對現行相關法律進行修改，設置準用該法的規定，構建與該法同等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亦可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最終實現投資者保護之目標。
該法制定后，針對金融商品、投資服務的對象范圍，日本正在討論在不久的將來制定真正大一統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將存款、保險商品真正納入統一規制中，實現橫向規制的最終目標。[20]
三、金融業的橫向規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的內容，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趨勢也必然會要求金融商品交易業者、金融商品交易的業務行為、客戶（投資者）、自律規制機構等金融業的相關主體橫向規制的發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對金融業的橫向規制內容做出了規定。
1.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橫向規制
在擴大適用對象的范圍，對金融商品的進行橫向規制的同時，就會伴隨業務范圍的擴大以及根據投資者的屬性和業務類型而進行規制的差異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對已有的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了橫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實現了業務規制的橫貫化。
此前，日本針對與金融投資服務有關的行業的法律主要有：《證券交易法》（證券公司）、《關于投資信托及投資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資委托業者）、《與有價證券有關的投資顧問業的規定等相關的法律》（投資顧問業者）、《金融期貨交易法》（金融期貨交易業者）、《信托業法》（信托業者）、《抵押證券業法》（商品投資交易業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為了構建橫向規制的投資者保護框架，也對上述各種復雜的行業類型進行了橫向整合，一并納入該法的射程內，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業，[21]從事該行業的單位或個人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并一律適用登記制度。[22]該法還并進行了重新分類，具體分為①第一類金融商品交易業；②第二類金融商品交易業；③投資咨詢業；④投資運作業等四種行業類型。第一類金融商品交易業相當于原來證券公司的有價證券相關業務；第二類金融商品交易業相當于原來證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關業務以及集合投資計劃相關業務；投資咨詢業相當于投資顧問業；投資運作業相當于投資信托委托業。除以上四種行業類型之外，該法將從事有價證券的買賣和買賣委托媒介等的證券中介業者，定義為“金融商品中介業者”。[23]
該法依照以上各類行業類型的業務特點制定行業相關規定，但對各類金融行業從業者的具體規制、具體業務內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規定。[24]該法根據所要申請從事的行業不同，需要滿足的準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對資本金額和申請人資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請人既可以一次申請從事所有行業，也可以只申請從事準入要件比較低的行業，[25]體現了該法的靈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行為的橫向規制
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報告中明確提出，全面擴大和完善眾多金融商品的橫向化法制框架，填補投資者保護法制的空白，對現有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重整，使具備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督鹑谏唐方灰追ā繁欢ㄎ粸榻鹑谏唐蜂N售與勸誘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業務行為而言，不分業務形態適用統一的銷售和勸誘規則。具體而言，該法針對廣告規制、合同締結前的書面交付義務、書面解除、禁止行為(提供虛假信息、提供斷定的判斷、未經邀請勸誘)、禁止填補損失、適合性原則等各方面確定了行為規范，其他行業法(如銀行法、保險業法、信托法等)均準用這些行為規范，接受同樣的行為規制，以保證行為規制的統一性。[26]
該法作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基本規則，規制各類業務的共通行為，其中，適合性原則、合同締結前或締結時的書面交付義務等，沿用了《證券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規的原有行為規制。
3.投資者種類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護投資者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證風險資本的供應，降低交易成本。該法根據投資者的專業程度，模仿歐盟2004年新投資服務法指令，把投資者分為特定投資者（專業）和一般投資者（業余），根據投資者經驗和財力等的不同構筑靈活的規則體系。特定投資者一般具備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從業者的服務對象是特定投資者，則可免除行為規制的適用，力求降低規制成本。具體包括（不包括內閣府令規定的情況）金融商品交易的勸誘時，不適用適合性原則、禁止未經邀請勸誘原則，此外，合同締結前和締結時書面交付義務等也可免除。締結投資顧問合同和委托投資合同時，不適用禁止接受顧客有價證券的委托保管的規定。特定投資者限定性地規定為合格機構投資者、國家、日本銀行、投資者保護基金等。
以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顧客為對象時，免除適用在銷售金融商品時銷售業者的說明義務。區分專業的投資者和業余投資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銷售法》中已部分導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導入的特定投資者制度涵蓋從金融商品的勸誘到締結等與金融交易相關的合同，擴大了行為規制適用除外的范圍，在橫向規制這一點上意義重大。[27]
4.自律規制機構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針對行業協會、交易所等自律規制機構，在承續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礎上，完善了其機能，構筑了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橫貫化規制。
包括日本在內各國資本市場都設有各種各樣的行業自律機構，如證券業協會、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這些協會的組織形態比較豐富。為了實現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將基于《證券交易法》設立的證券業協會等“核準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和基于民法規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設立的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對其進行統一調整，對其設立要件、成員性質、主要業務、章程和準則等分別作出規定，實現了對行業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28]此外，為了靈活運用裁判外紛爭處理程序，通過自律規制機構以外的民間團體對投訴等紛爭進行公正迅速的處理，該法還創設了“核準投資者保護團體”。
該法又橫向整合了證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貨交易所，將東京證券交易所等六個證券交易所和東京金融期貨交易所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所”，隨著法律對有價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義的擴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種類和范圍也隨之擴大。
另外，在交易所內部也進行了橫向規制。2003年《證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寬了對證券交易所組織形態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營利性的會員組織形態的證券交易所被允許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態。大阪、東京、名古屋證券交易所先后轉變為股份公司的形態，其中大阪證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場上市。證券交易所既是市場運營的營利主體又是自律規制的實施者，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危險。
針對此問題，《金融商品交易法》為確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的獨立性，避免產生利益沖突，設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體有：第一，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設立從事自律規制業務的自律規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內部設立自律規制委員會。該法明確規定有關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業務和有關會員等法令遵守狀況的調查業務為交易所自律規制業務內容，突出了交易所作為自律規制機構的重要性。[29]第二，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設立“自律規制法人”的獨立法人，被批準后可以委托自律規制業務。第三，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時，可以在公司內設置“自律規制委員會”，授予其有關自律規制的決定權限。但作為自律規制委員會成員的董事的過半數必須是外部董事，以確保自律規制機構的獨立性。第四，規定必須明確自律業務的范圍，規定自律業務的實施體制，以達到強化其自律機能的目的。第五，為了防止利益沖突的發生，原則上禁止其股東單獨持有超過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證券交易法》中原規定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日本采取實用主義的立法哲學，根據國際金融資本市場發展的最新動向和趨勢，及時對本國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調整以適應國際國內變動的需要，應對金融立法的橫向化趨勢，分階段有效地推動。如前所述，一直學習美國的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不斷學習英國，1998年成立金融監督廳，2000年出臺《金融商品銷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結合我國實際，我們需要分階段地逐步推動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務的橫向規制立法，推動金融業的橫向規制，逐漸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具體建議。
第一，盡快出臺《期貨交易法》，修改現行相關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時機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資服務法》，實現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立法。
我國有關金融商品的現行法規有《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投資基金法》、《信托法》、《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等。我國金融商品立法還很落后，特別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開始,我國商品期貨市場已經歷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頓和規范發展三個階段。2006年9月8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在上海掛牌成立，這是我國內地成立的第4家期貨交易所，也是我國內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雖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發展逐漸步入正式軌道，但我國的相關立法比較落后。我國于2007年才對1999年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作了全面修訂，新修訂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暫行條例》只適用于商品期貨交易。隨著我國不斷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順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貨等金融期貨品種的條件和時機趨于成熟?？紤]到要為將來推出期權交易品種預留空間，修改后的《條例》適用范圍擴大為商品和金融的期貨和期權合約交易。這是可喜的進步，但還是剛起步。《期貨交易法》雖然也已經列入新一屆人大的立法計劃中，但這只是階段性的小目標，
我國應該盡快完善具有投資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鑒日本，時機成熟時制定一部統一規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資服務法》。
第二，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制定《投資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國的股市進入迅速繁榮和強烈震蕩的特殊時期，出現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資組合等，目前我國對其缺乏規范。我國對私募基金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和管理原則。從日本的“集合投資計劃”來看，其實私募不需要很嚴格的監管，但應該有一個規范化的原則。我們可以考慮借鑒日本的做法，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對于資本市場上的各類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橫向全面的規制，以達到無縫隙保護投資者的目的，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長期繁榮奠定基礎。
投資基金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信托關系的金融產品。很多金融機構目前都設計了這類產品，包括證券公司的代客資產管理、代客集合理財、信托投資公司的集合理財計劃、銀行的代客理財，還有保險公司的聯結投資理財產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專戶理財等。這五類機構所做的業務就其本質來說都屬于投資基金，就其法律本質來說，都是一種信托關系。
目前我國的現行法中只有《證券投資基金法》來規制，剩下的都是以各個監管部門的規章來規范的?！蹲C券投資基金法》頒布至今已經五年，它對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它已經不能滿足、也不太適應目前實踐發展的需要。關于如何修改該法，目前的兩種主流觀點是“單純完善證券投資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變為投資基金法”。[32]
筆者認為，借鑒日本的經驗，短期內如果無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務法》，則可以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歸納整理具有投資性的商品，將《證券投資基金法》改組為《投資基金法》亦是一種立法思路。
第三，推動金融業的橫向規制，協調好金融創新活動和金融監管之間的矛盾關系，逐漸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的證券立法和金融監管多借鑒美國，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們應該及時反省美國危機的教訓，應多借鑒近鄰日本韓國的經驗，逐步推動金融的統一監管和金融橫貫立法。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人民銀行四家，總體上是“四龍治水”的多頭分業監管體制。這種體制成本高、監管重復、監管缺位、不能適應金融控股公司和混業經營發展，這與美國的多頭雙層監管體制頗為相像，而美國此次次貸危機監管部門的缺位、錯位已經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
所以，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對已有的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橫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實現金融業者、金融業務行為、客戶（投資者）、自律機構等金融投資業的相關主體橫向規制的發展。
混業經營是金融機構發展的大勢所趨,金融監管模式也會向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主管部門之間的混業監管或者以業務為標準(而非以機構性質為標準)的監管方向進行轉化和整合，從而建立統一集中的金融監管體制，以提高監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統風險。
但從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復雜性和金融監管體制的歷史路徑依賴，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變，而應在增強各監管機構獨立性的同時完善更大范圍的金融監管機制，這些機構之間應該加強金融監管的橫向協調和合作，建立各機構之間的橫向信息共享機制和金融穩定的橫向協調機制，并注重加強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和內控機制建設，注重金融行業自律組織和社會審計機構作用的有效發揮。[33]
筆者認為，在混業經營的多種實現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國金融業從分業經營過渡到混業經營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國現有金融監管格局的條件下，在子公司層面實行“分業經營”，而在母公司層面實現“綜合經營”，通過母公司的集中管理與協調，實現子公司之間橫向協同，實現在同一控制權下的金融業務多元化和橫向化。[34]我國實踐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經發展十分迅猛，筆者建議制定專門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對金融控股公司這一重要的公司組織形式的性質、地位以及組建方式進行專門規定，通過金融控股公司這一組織形式，逐步實現混業經營和金融業務的橫向規制。
第四，對投資者種類進行橫向細分，導入特定投資者制度。
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資人隊伍，上海證券交易所專門制訂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實施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個人投資者行為指引》。這只是一個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積極探索投資者分類管理制度，以證券品種和業務創新及分類為切入點，依照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投資知識與市場經驗等標準，進行分類監管，包括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準確分析投資者特點的基礎上，引入投資者資格準入制度。[35]
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區分為專業投資者和業余投資者，在立法上，導入特定投資者制度，根據投資者經驗和財力等的不同，進行投資者分類管理，對于專業的投資者，免除很多行為規制的適用等，構筑靈活的規則體系。
第五，時機成熟時逐步實現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
當前，我國實現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把證券業協會、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統一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把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等橫向整合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現實。但是，考慮到我國的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證券交易所、金融期貨交易所、商品期貨交易所）都歸為中國證監會監管，相比日本來說，我國的金融期貨交易和商品期貨交易的監管機構統一，將來一旦實施橫向規制、統一整合，困難并不大。
我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等也面臨著將來是否選擇轉換為股份公司等組織形態的課題，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與營利業務之間的獨立性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如何確保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的獨立性，避免產生利益沖突，可以借鑒日本等國的經驗，設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結語
我國向來對美國、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場法制和金融監管研究甚多，而對亞洲地區，特別是日本、韓國的資本市場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較少關注。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反思，我們的資本市場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實踐不能“美國一邊倒”、“歐盟一邊倒”。
特別是近幾年來，日本、韓國在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橫貫化立法趨勢、資本市場統合立法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而日本、韓國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的最新發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歐洲和美國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在研究日本、韓國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的最新發展的同時，自然就會借鑒吸收歐美的經驗和教訓。
據筆者了解，日本、韓國的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橫貫化發展趨勢和動向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國證監會等部門相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效果，如果讓中國學術界、政府部門、立法機關等開始重視對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的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的研究則幸甚。
注釋:
本文得到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次貸危機對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響及我國的應對策略”（項目編號：22382008）資助。
[1]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總爆發導致了華爾街傳統投資銀行的獨立券商模式的終結。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請破產保護，其資產分別被日本野村證券、英國巴克萊銀行收購。同樣遭受次貸危機重挫的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則同意讓美國銀行以500億美元全面收購。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動申請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
[2]參見張波：《次貸危機下的美國金融監管體制變革及其啟示》，《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12期。
[3]參見【日】松尾直彥：《關于部分修改證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載《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幾年，韓國金融監管機構為了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致力推進包括監管機構及法規在內的金融改革，引進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推出《資本市場統合法》等都是為推進改革做出的努力，這將對韓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深遠的積極影響，但也有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參見李準曄：《韓國金融監管體制及其發展趨勢》，載《金融發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參見許凌艷：《金融監管模式的變革及資本市場統合法的誕生》，載《社會科學》2008年第第1期。
[6]參見[日]黑沼悅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門（第二版）》，日本經濟新聞社2007年版，第15頁。
[7]參見【日】神崎克郎著、馬太廣譯：《日本戰后50年的金融、證券法制》，載《法學雜志》2000年第2期；馬太廣：《日本證券法的最新修改》，載《法學雜志》1999年第3期。
[8]與我國的合作社相類似。
[9]商業票據是一種以短期融資為目的、直接向貨幣市場投資者發行的無擔保票據。
[10]同注⑥，第22-23頁。
[11]參見【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資計劃法制的思路》，載《關于集合投資計劃的工作報告書》，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頁。
[12]同注⑾，第42頁。
[13]美國的《聯邦投資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態如何，要求設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這也是橫向化的交易規則。
[14]其實質是參考了美國證券法相關的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進行了成文法化。其著眼于經濟性的實質內容而不是著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維持“有價證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內容以“結構性”和“投資對象性”為目標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至此，可以說日本20年前開始討論，16年以來《證券交易法》修改沒有完成的所謂“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終于得以實現。
[15]參見[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監修，松尾直彥編著：《一問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務2006年9月初版，第91頁。
[16]參見[日]花水康：《集合投資計劃的規制》，載《商事法務》2006年第1778號。
[17]《金融期貨交易法》將貨幣、基于有價證券和存款合同的權利等定義為“貨幣等”，作為金融期貨交易的對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屬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適用對象的不動產基金（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和商品期貨交易等也適用與《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頁。
[20]負責《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第一部會的報告中指出：“關于以全部金融商品為對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規制框架的課題，將根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實施情況、各種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長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態等情況，繼續加以討論?！?/p>
[21]參見【日】大崎貞和：《解說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頁；同注⒂，第13-14頁。
[22]但是，通過利用專用交易體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邊交易設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進行買賣交易等業務，適用核準制。另外，集合投資計劃的營業者必須以金融商品交易業的形式登記，不但要提交事業報告書，還須向金融廳報告，成為金融廳檢查的對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參見【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點—投資者保護的橫向化法制》，載《資本市場季刊》2006年春季號。
[24]但也有變化，比如，《證券交易法》將營利性作為證券業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將營利性作為要件，《證券交易法》未將發行人自己進行的銷售勸誘行為作為業務規制對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將投資信托、外國投資信托的受益證券、抵押證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資計劃（基金）份額的私募均列為規制對象，還明確將集合投資計劃中對于有價證券或衍生品交易的運作（自己投資）列為業務規制對象，橫向擴大了規制范圍。
[25]同注⑥，第34頁。
[26]參見【日】神田秀樹：《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構造》，載《商事法務》2007年第1799號。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頁。
[29]參見【日】松尾直彥：《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關政府令的解說》，載《別冊商事法務》2008年第318號，第248-252頁。
[30]同注21，第107-121頁。
[31]參見莊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評》，載《證券市場導報》2008年5月號。
[32]參見吳曉靈：《私募監管應寫入基金法》，載2008年3月10日《上海證券報》。
[33]參見朱大旗：《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金融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頁。
【關鍵詞】 會計研究； 會計準則； 資產減值
一、引言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第二條規定“資產減值，是指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第六條規定“資產存在減值跡象的，應當估計其可收回金額，可收回金額應當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第十五條規定“可收回金額的計量結果表明，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的，應當將資產的賬面價值減記至可收回金額，減記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同時計提相應的資產減值準備”。
根據上述規定，在資產減值損失確認中，確定可回收金額是核心，而要確認可回收金額，需比較“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個數值。兩個數值中較高者一俟確定，是否進行資產減值（定性）、需要減值多少（定量）的問題即可確定。那么，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之間存在什么關系？如何正確應用準則，避免實務操作中出現無序現象？上述問題尚需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作進一步理論回答。
二、文獻回顧
按照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二十條的規定，資產是指企業過去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從這一定義來看，資產的計量需反映：資產的過去信息，即“企業過去交易或事項形成的”；資產的現在信息，即“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產的未來信息，即“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
從計量技術上，資產應當按照“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這一方式計量，但未來事項的不確定性使得資產計量存在變化可能，如果持有期間的預期經濟利益低于初始計量時的預期經濟利益，就會發生資產減值。我國關于資產減值的文獻集中于盈余管理，也有文獻研究了資產減值基本理論。
（一）盈余管理
2006年準則頒布之前，我國該領域的研究文獻集中于資產減值的盈余管理研究。例如，羅世全（2000）研究1999年度滬市438家上市公司發現，資產減值的追溯調整行為存在“保牌、保配”的盈余管理動機；李增泉（2001）的研究發現，具有扭虧、配股動機的上市公司會選擇增加當期收益的資產減值政策，具有巨額沖銷動機的上市公司會選擇增加未來期間收益的資產減值政策；賴朝暉（2003）和薛爽等（2006）的研究發現，虧損公司和扭虧公司具有利用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Shimin Chen等(2007)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轉回行為表明，資產價值的回升和報告動機對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轉回行為均有影響，結論說明高質量的會計準則不一定能帶來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規定了長期資產減值不能轉回，有文獻研究了該項規定的效果。例如張然等（2007）與王建新（2007）的研究發現，準則實施前，上市公司沒有集中轉回長期資產減值準備，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對該類計提更加謹慎。“長期資產減值損失不得轉回”這一規定有助于資產減值更好地反映其經濟實質。
深入細究可發現，上述資產減值準備計提分類管制措施并非絕對有效。例如構造交易，將長期資產全部轉出，按照準則規定，長期資產的減值準備在資產處置時全部由相反方向（借方）轉出，通過這一處理，企業仍可調整利潤的。比較長期資產與流動資產，后者通過資產減值準備調整利潤，并不直接伴隨現金流或其他實物資產的變動；前者通過資產減值準備調整利潤，一般直接伴隨現金流或其他實物資產的變動。根據這一區別，調整長期資產的減值準備方式相比較調整流動資產的減值準備方式，前者的利潤操縱成本會高于后者。李享（2009）以及羅進輝等（2010）的研究找到了新準則體系實施后上市公司利用長期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證據。
（二）資產減值基本理論
相比較盈余管理動機研究，資產減值基本理論研究文獻較少。張為國和趙宇龍（2000）主要介紹了FASB頒布的第7輯財務會計概念公告概覽情況；周中惠和羅世全（2000）的研究認為，在“受托責任觀”下，財務會計的目標是決策有用性，計量上需要使用有別于歷史成本的多重計量屬性，資產減值的計量符合這種計量要求。毛新述等（2005）明確了資產減值屬于資產的后續計量，與資產的初始計量――歷史成本計量不同，因而主要采用現行市價、現行成本和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等計量屬性。
總結上述文獻，關于資產減值基本理論，尚需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資產減值準則涉及的計量概念及其應用上繼續研究。
三、理論模型
本文運用不完全合同理論建立理論模型，探討資產減值的理論問題。筆者將時間分為過去（past）、現在（now）和未來（future）（如圖1所示），考慮一個兩期的情況，時點分別為-1，0，1，假定沒有“流動性”問題。財務會計報告是報告“現在”的財務狀況（資產負債表），報告“過去到現在”的經營成果（利潤表）和現金流量（現金流量表）。
（一）定義
按照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的資產定義（《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二十條），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假定企業在時點-1時購入某項資產A，其購買價格為PA，在時點1資產A到期，企業進行處置。
定義1： -1時A的入賬價值為V-1，0時A的賬面價值為V0，1時A的賬面價值為V1。
定義2：-1到0期間的折現率為rp，0到1期間的折現率為rf。
根據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的不完全合同理論以及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的資產定義，將特定權利的定價定義為資產A在企業持有期間帶來的經濟利益，將剩余權利的定價定義為資產A到期處置帶來的經濟利益。
定義3：0時A帶來的經濟利益為S0，1時A帶來的經濟利益為S1，資產到期處置值為R，其中S0和S1為特定權利的定價，R為剩余權利的定價。
（二）模型
理想狀態下，市場既可以對特定權利定價，也可以對剩余權利定價，按照資產定義，三個時點的資產賬面價值為：
在時點-1，資產A的入賬價值與購買價格相等，PA＝V-1，企業購買資產A時的入賬價值等于特定權利的經濟利益折現值與剩余權利的經濟利益折現值：
比較（3）與（5），可得：V0（1+rf）-S1=V1=R，等式左邊表示資產A由時點0經過一期到達時點1時賬面價值，等式右邊表示資產A到期的處置值。
四、理論應用
本文將資產減值中的公允價值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通過模型建立聯系，并以此分析實務中的資產減值處理問題。
（一）公允價值計量與資產定義
現有的公允價值權威定義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IASB）；二是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FASB）。我國公允價值的概念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保持一致。
而根據現行準則中的資產定義，從計量技術上，資產應當按照“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這一方式計量。Feltham和Ohlson（1995）從股利貼現模型出發，在凈剩余關系的假定（即假定除融資交易外所有導致所有者權益變化的會計事項都反映在利潤表上）下，建立了公司價值與會計信息相互關系的剩余收益模型，為提倡公允價值的計量觀提供了理論基礎；Barth（2006）指出公允價值計量將未來估計包含于當期財務報表中，有利于提供經濟決策有用性信息。由此可以看出，公允價值計量的實質是將未來信息包含于現在時點的計量當中，現值計量與公允價值計量具有內在一致性。
（二）模型的應用
根據第二部分的模型和分析，可以找到資產不同時點的數量變化，可從理論層面精確刻畫資產價值隨時間變化的情況。
1.資產A未發生減值的計量
時點-1到時點0資產A的價值變化
V-1-V0=S0-V-1×rp（6）
時點0到時點1資產A的價值變化
V0-V1=S1-V0×rf （7）
-1到0期間和0到1期間，資產A的價值變化應為該期間資產A所提取的折舊，提取折舊后，資產價值由V-1變為V0，再由V0變為V1，從而得到資產A最后的殘值R。
在此過程中，資產A未發生價值變動，計量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信息是連續的，現值計量體現了資產自身的價值?，F行實務中，金融資產當中的持有至到期投資計量基本符合這種情況。
2.資產A發生減值的計量
如果0時點資產的市價變為P0，此時該市價表示會計準則中“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為方便處理，假定處置費用為0，不影響分析），根據前述模型，經過一期后，資產A的價值變為V0，表示“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根據Barth（2006）資產A的市價之所以發生變化，是由于將未來的估計包含在了資產A的市價中，P0此時的涵義為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通過模型表示為：
前式調整折現因子，后式調整未來現金流，兩者含義不同，效果相同。
若P0>V0，資產A不需提減值準備，根據謹慎性原則和實現原則，此時存在rf≥ rf或（S1+R）≤（S1+R）；
若P0（S1+R），應做減值處理，應提取減值準備金額為V0-P0：
借：資產減值損失V0-P0
貸：××資產減值準備V0-P0
在此過程中，資產A發生了減值，計量上過去與現在的信息發生斷裂，通過減值處理后，現在和未來的信息連續，現值計量體現了資產自身的價值?，F行實務中的絕大多數資產減值基本符合這種情況。上述過程適用于從時點0到時點1的情況。
3.資產減值準則中可回收金額的判斷
實務中，從資產減值準則中可回收金額兩個數量判斷――“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資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上看，第一個金額是會計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都能觀測到的市場決定的金額，從信息角度上優于第二個金額；然而從模型上看，資產被持有狀態下，其特定權利與剩余權利并未通過市場定價，此時歷史成本之外的計量屬性是估計值，實際交易時，檸檬市場的存在將導致實際交易價格與公允價值背離。因此，實際應用中，兩個數量并無優劣之分。
由于公允價值實際應用存在三個層次，準則表述中存在具體條款中再次套用公允價值與現值的比較問題，從準則制定的邏輯性而言，存在誤導，也為扭曲會計準則提供了可能。
五、政策建議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會計準則需要會計實務檢驗質量。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和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準則制定者應保持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邏輯一致
制定層面上，本文提及資產減值準則具體條款規定存在誤導，準則完善過程中需注意這類問題。
（二）準則制定者與準則執行者應保持溝通
應用層面上，準則制定者需思考制約準則執行者的激勵因素，兩者的溝通機制十分必要，應在互動中不斷完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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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忠惠，羅世全.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會計研究［J］.會計研究，2000（9）：23－30.
【關鍵詞】資產屬性;計量模式;關系
資產是會計學最基本概念,也是會計主要的要素之一。與負債、所有者權益共同構成的會計等式,成為財務會計的基礎。資產的屬性決定會計計量方法的使用,因此,資產的屬性與計量模式之間存在著一致性、相關性。
一、資產的定義及屬性
資產的概念是會計學最重要的概念,現行的準則定義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它具有以下特征:(1)資產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2)資產應為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3)資產是由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資產的定義主要有四種觀點:
1.未消逝成本觀
未消逝成本觀是對資產性質的早期描述。美國著名會計學家佩頓和利特爾頓在《公司會計準則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standard)(1940)中明確提出了未消逝成本觀。他們認為:“成本可以分為兩部分,其中已經消耗的成本為費用,未耗用的成本為資產”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資產是營業或生產要素獲得以后尚未達到營業成本和費用階段的那部分余額,是成本中未消逝的那部分余額。顯然,這種觀點同歷史成本會計模式是密不可分的。它著重從會計計量的角度來定義資產,強調了資產取得與生產耗費之間的聯系。
2.借方余額觀
資產定義的借方余額觀是由美國會計師協會(美國執業會計師協會的前身)所屬的會計名詞委員會在其頒布的第1號《會計名詞》(1953)中提出來的。該公告認為:“資產是由借方余額所體現的某種東西。這一借方余額是按照公認會計原則或規則從結平的各賬戶中結轉過來的,前提是這一借方余額不是負值。作為資產,它代表的或者是一種財產權利,或者是所取得的價值,有的則是為取得財產權利或為將來取得財產而發生的費用支出”。這一認識的基本特征是將資產視為借方余額的體現物。據此,不僅借方余額所體現的應收賬款、存貨、設備、廠房等要確認為資產,而且由借方余額所體現的遞延費用等項目也可以確認為資產。顯然,這種觀點只是從會計結賬技術的角度來理解資產,很難說是在描述資產的性質。
3.經濟資源觀
經濟資源觀是關于資產定義的頗具影響的一種觀點。1957年,美國會計學會發表的《公司財務報表所依恃的會計和報表準則》中明確指出:“資產是一個特定會計主體從事經營所需的經濟資源,是可以用于或有益于未來經營的服務潛能總量”。對資產的這一認識,第一次明確地將資產與經濟資源相聯系,雖然它并未正面提到無形資產的內容,但這一定義至少可能將無形資產包納其中。另外,它也明確了資產與特定會計主體之間的關系,即特定會計主體能夠借助資產業從事未來經營。1970年,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其的第4號公告中提出了一個資產定義:“資產是按照公認會計原則確認和計量的企業經濟資源,資產也包括某些雖不是資源但按照公認會計原則確認和計量的遞延費用”。這一定義雖然明確指出資產的實質是經濟資源,接受了“經濟資源”這一新認識,但它卻認為,經濟資源應否視為資產,取決于公認會計原則的確認和計量標準,這就把資產的實質與資產的確認和計量之間的主從關系顛倒了。
4.未來經濟利益觀
目前比較流行的資產定義體現了未來經濟利益觀的觀點。1962年,穆尼茨(moonitaz)與斯普勞斯(r.t.sprouse)在《會計研究論叢》第3號――《企業普遍適用的會計準則》這一文獻中明確提出:“資產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已經由企業通過現在或過去的交易獲得?！爆F在的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6號(sfac no.6)中提出:“資產是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它是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
未來經濟利益觀認為,資產的本質在于它蘊藏著未來的經濟利益。因此,對資產的確認或判斷不能看它的取得是否支付了代價,而要看它是否蘊藏著未來的經濟利益。在現實中,雖然成本是資產取得的重要證據之一,而且成本還是資產計量的重要屬性,但是,成本的發生并不一定導致未來的經濟利益,而未來經濟利益的增加也并不必然會發生成本,例如,業主投資、接受捐贈等。所以,未消逝成本觀將未耗用的成本看成是資產,視資產為成本的組成部分,是不切實際的。而經濟資源觀強調資產的經濟資源屬性,把一些不是經濟資源但有助于實現未來經濟利益的或減少未來經濟損失的項目如某些備抵項目排斥除在資產之外。未來經濟利益觀則將這些項目合乎情理地包括在資產之中。因此,我們說未來經濟利益相對于其他觀點來說更加全面、合理。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2006)規定:資產是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這種定義突出了以下特點:
(1)資產的經濟屬性即能夠為企業提供未來經濟利益,這也是資產的本質所在。也就是說,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要成為資產,必須具備能產生經濟利益的能力。
(2)資產的法律屬性即必須是為企業所控制,也就是說,資產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能可靠地流入本企業,為本企業提供服務能力,而不論企業是否對它擁有所有權。因此,從現行的資產的定義出發,建立資產確認的具體標準。首先,是以“未來的經濟利益”構成了資產的本質要求,任何不具備未來經濟利益的內容,都不能被確認為資產。這樣,會計上的一些遞延支出與待轉銷損失,就不應該作為資產的形式出現;其次,資產還應與特定的主體相聯系,如某項未來經濟利益不能被該主體所擁有或控制,它也不能作為該主體的資產。這就將一些公共性資源,排除在企業資產之外;第三,任何資產,都應該是企業因為過去的交易或事項所取得的。即使企業擁有了某項未來經濟利益,如果沒有明確的交易或事項,也不能確認為資產。這使得自創商譽被排除在企業資產之外。這種自創的商譽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知識產權、其他權利等,因此,現行的資產定義不能反映企業的整體資產價值。
二、不同的計量模式體現出資產的不同屬性
計量是指會計要素量化的過程和方法。也就是對資產加以量化表述的理論依據與具體方法。它涉及到計量屬性與量度單位的選擇。計量屬性解決“計量什么”,而計量單位解決對選定的計量屬性“用什么計量”。計量屬性與計量單位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計量屬性是內在的,根本的問題,計量單位是外在的、形式的問題,計量單位的選擇隨計量屬性的變化而變化。由于不同的計量模式體現出資產的屬性不同,會造成資產的價值差異較大。因此,根據資產的定義、屬性選用恰當的計量模式計量資產的價值就尤為重要,它不僅僅在于是否能真實地反映資產的價值,而且還影響到其提供的會計信息是否有用。現行的會計計量屬性包括:1.歷史成本;2.重置成本;3.可變現成本;4.現值;5.公允價值;6.攤余成本。目前,主要運用的會計計量模式主要有四種: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公允價值、現值。
(一)歷史成本
歷史成本又稱為原始成本,就是取得或制造某項財產物資時所實際支付的現金或其他等價物。在歷史成本計量下,資產按照其購置時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或者按照購置資產時所付出的對價的公允價值計量。負債按照其因承擔現時義務而實際收到的款項或者資產的金額,或者承擔現時義務的合同金額,或者按照日常活動中為償還負債預期需要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它是根據會計憑證和賬面記錄進行的,是一種傳統的成本計算方法,長期以來是會計存在發展的一個重要計價基礎,它特別適用于存貨估價和損益計算的需要。歷史成本計價具有客觀性,它是建立在幣值穩定基礎之上的,這樣才能把企業在不同日期存在的資產和負債,以及不同時期內發生的收和費用進行有效比較,從而正確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及其發展趨勢。歷史成本原則包括兩個內容:一是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屬性,二是名義貨幣為計量單位。關于歷史成本原則建立的基礎,一般認為:一是值穩定假設,二是社會平均生產率不變假設,二者共同構成歷史成本原則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因此,資產計價的結果,是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格始終保持一致。即某項資產要求按其取得或者交換時的實際計價入賬,入賬后的賬面價值在該資產存續期間一般不作調整。換而言之,歷史成本法體現資產的屬性就是過去形成資產投入的成本或者費用作為資產的價值。其弊端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生產率的提高,名義貨幣發生變化的話,從根本上動搖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基礎。
(二)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是指現在重新購置同樣資產或者重新制造同樣產品所需的全部成本。重置成本是一種現行成本,它和原始成本在資產取得當時是一致的。之后,由于物價的變動,同一資產或者其等價物就可能需要用較多的或者較少的交換價格才能獲得。因此,重置成本表示當時取得同一資產或者其等價物需要 的交換價格。這種的交換價格應該是從企業資產或者勞務市場獲得的成本價格,而不是從企業正常經營中通常出售資產或者勞務的市場中的銷售價格。重置成本法就是選用一種價格指數,比如CPI,將資產購置年份時的價值換算為當前的價值,或者更好的辦法是分別調整每一項資產以反映各項資產真正的當前重置成本,這樣同時反映通貨膨脹和過時貶值這兩個因素。重置成本法的最大不足是它忽略了組織資本。依據重置成本,無論各項資產的重置成本測定得多么完美,也會忽略這樣一種追加的協調價值。
在重置成本計量下,資產按照現在購買相同或者相似資產所需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負債按照現在償付該項債務所需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
重置成本分為復原重置成本和更新重置成本兩種。
(1)復原重置成本是指采用與評估對象相同的材料、建筑或制造標準、設計、規格及技術等,以現時價格水平重新購建與評估對象相同的全新資產所發生的費用。
(2)更新重置成本是指采用新型材料、現代建筑或制造標準、新型設計、規格和技術等,以現行價格水平購建與評估對象具有同等功能的全新資產所需的費用。
在重置成本計量下,資產按照現在購買相同或者相似資產所需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負債按照現在償付該項債務所需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
重置成本的優缺點與原始成本屬性相比,重置成本具有以下幾個優點:
(1)重置成本表示企業現在獲得該資產或勞務所須支付的數額。客觀存它是現行投入價值的最佳計量。用它與現行收入配比計算利潤富有意義。
(2)以現行重置成本與現行收入相配比,可以將資產持有損益與營業損益區分開來,提供有意義的會計信息。
(3)如果要持續取得這種資產,現行重置成本就表示資產對企業的價值。
(4)以各項資產現行重置成本相加的總額,比以不同時期所發生的歷史成本相加的總數更富有意義。
重置成本屬性的主要缺點是重置成本的確定缺乏客觀性。由于計量重置成本之日 在市場上所銷售的商品,價格可能并完全一致,加之銷售條件等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在重置成本數額確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些主觀因素。再者,在計量重置成本之日,由于技術進步等原因,企業有些資產也可能在市場上很難找到與之相同甚至相似的資產,對于這些資產的重置成本只能依靠估計,重置成本的確定由此更帶有主觀的成分。
重置成本法的適用環境和用途:比較適合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物價上漲快。用途:管理人員進行決策的時候使用,因為這樣可以很客觀的反映出人力資源的真實成本,能有利于做出正確的判斷。
重置成本法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為:被評估資產的價值=重置成本-累積應計損耗=重置成本-有形損耗-無形損耗(功能性損耗+經濟性損耗)
因此,重置成本法計量模式表現出資產的屬性是資產按照現在購買相同或者相似資產所需支付的現金或者現金等價物的金額計量。
(三)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英文為Fair Valve亦稱Market Valve或Market to Market,所謂公允價值是指以市場價值或未來現金流的現值作為資產和負債的主要計量屬性。我國新會計準則規定:“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 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存在市場交易價格的情況下,交換價格即為公允價值。新準則強調的是公平交易、熟悉情況的雙方自愿、金額能取得并可靠計量,由此可見,公允價值的最大特征就是來自于公平市場的確認。
從廣義上說,公允價值的本質是反映交易和事項內含的公平、公允的價格。美國和國際會計準則的定義均認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從狹義上講,公允價值作為獨立的一個計量屬性,它所反映的是一種模擬市場的價格,在尚未交易和非清算的情況下,采用各種估價技術進行近似市場定價方式的評估,從而試圖得到相對公允、合理的價格,以反映其靜態價值。
1.公允價值假設條件
(1)為公平交易形成的價格;公平交易是公允價值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條件,交易雙方應該彼此平等,自由的進行交易。
(2)為交易雙方應當是持續經營企業,不打算或不需要進行清算、重大縮減經營規模,或在不利條件下仍進行交易。這一假定實際上是對公平交易進行補充定義及說明。如果交易一方或雙方在財務困難或面臨重大經營規模調整,縮減時候,交易形成的價格往往是不是公允的,不是正常交易形成的價格。
(3)為交易雙方應是熟悉情況的,這一假定仍然是對公平交易的補充。如果交易一方或雙方不熟悉交易對象的情況,其形成的交易金額很難說是公允的。
2.公允價值的特性
在確定公允價值時,必須同時滿足上述三個前提假定。公允價值是在公平交易中,由自愿交易的雙方所達成的價格,而不是交易一方主觀預期希望達成的價格。因此,公允價值是一個客觀的現時價值,而不是主觀的價值。
因此,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體現出的資產屬性是資產進行交換時形成的交換價值金額,即市場價格。
(四)現值
現值(Present value),也稱在用價值,指資產按照預計從其持續使用和最終處置中所產生的未來凈現金流入量折現的金額,負債按照預計期限內需要償還的未來凈現金流出量折現的金額。在現值計量下,資產按照預計從其持續使用和最終處置中所產生的未來凈現金流入量的折現金額計量。現值計量應當包括五個方面的因素:①對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或對一系列現金流量的估計;②對現金流量的數量和時間上可能的波動的預期);③貨幣的時間價值,即無風險利率;④承擔隱含在資產或負債中的不確定性所能接受的市場價格;⑤其他難以辨別的因素,如欠流動性、市場不完善等?，F值有兩種計算的方法,即傳統法和期望現金流量法,使用這兩種方法的四條原則:①估計的現金流量和折現率應盡可能反映在公平交易中決定是否購買資產所應考慮的隸束。項和不確定性;②用來折現的利率應當與估計現金流量所有的假設一致;③估計現金流量和利率應當最有偏見,而且只考慮相關資產;④估計現金流量和利率應當反映可能的全部結果,而不是某單一的最可能值、最小值或最大值。
在傳統法下,通常使用單一的最佳估計現金流量和單一的利率來計算現值。最佳估計現金流量是指在未來時期最有可能將要收到或付出的一個單一的量。在期望現金流量法下是用期望現金流量和無風險利率來求現值。期望現金流量是在可能估計的數量區間內的一個概率加權數之和。尤其在時間不確定的情況下,期望現金流量對于復雜汁量要此傳統法好。因為最佳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只吉有未來現金流量的數量信息,而期望現金流量則含有數量、時間和不確定性三種信息。當能夠識別市場上可比資產時,如果所考慮的資產的現金流量的時間和數量與市場上可比資產的現金流量的時間和數量高度相關。并在不同的經濟情況下持續相關。則傳統法是一種比較適當的方法。但是,當市場上不存在可比資產和負債時,就應當使用期望現金流量法。因此,在現值計量模式下,資產的屬性是在用價值,指資產按照預計從其持續使用和最終處置中所產生的未來凈現金流入量折現的金額?，F值體現出資產本質特征“未來的經濟利益”,最符合現行資產的定義和屬性。
三、現行的計量模式與資產定義、屬性之間的矛盾
新企業會計準則的實施,一方面體現了國內會計準則和國際準則的趨同更近了一步,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機遇;另一方面,其巨大的變化給傳統的會計模式帶來了強烈的沖擊,公允價值的應用就是其中一例。在38項會計準則中,有近50%的準則要求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公允價值的廣泛應用,無疑成為了新會計準則實施中的焦點之一。目前,對于公允價值的認定主要采取以下方式:(1)存在活躍、公開的市場價格,則以該價格為標準確認的價值即為公允價值如果資產交易或負債清償的標的存在著活躍的、公開的交易市場,在市場綜合因素的影響和行業規范的制約下,其交易價格的形成基本符合“公平、熟悉、自愿”的前提,因此具備“公允”的要求,可以作為公允價值的確認標準。這種公允價值的獲取途徑是比較便利和直接的,并且易于交易方接受并獲得關注者認可,可以說是公允價值確認的理想狀態。(2)不存在活躍、公開的市場價格,則在多方詢價的基礎上,采用適當的估值方法,或由評估機構評估,作為確認公允價值的基準如果資產交易或負債清償的標的不存在活躍的、公開的交易市場,可以采用適當的估值方法,搭建相應的數據模型并選用適當的參數,參照各方詢價因素,結合現金流量折現、期權定價等方法確認公允價值。(3)不存在活躍、公開的市場價格,交易標的也不適宜進行評估,并且進行多方詢價存在困難的,可以參考同類交易的市場價格,作為確認公允價值的基準在這種方式下,同類交易標的價格無法由市場直接獲得,因此只能用類比的方式,采集同類交易價格,作為估值的依據。這樣,如何選擇確定同類交易就成了公允價值確認的關鍵。同類交易不僅要求選取物與標的具有物理上的同質性,同時其實施載體各要素也應具備可比性,比如期望現金流、期限等。這樣,現行會計計量模式是一種以公允價值為主體,多種計量模式并存的混合計量模式,因此,體現出資產屬性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歷史成本、重置價值。也有公允價值、可變現凈值、現值等。而現行的資產定義為,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其本質特征“未來經濟利益”,因此,資產的價值不是以企業現有的資產為基礎,也不認可投入成本,決定資產價值取決于未來持續的現金流及盈利能力,根據資產的屬性其計量模式就是現值,因為只有能現值反映企業未來的產出,最恰當地反映未來經濟利益的計量屬性。其他的計量模式均不符合資產的定義及屬性,只有在這一屬性無法滿足可靠性和可驗性的要求,在具體會計實務往往是從投入成本的角度考慮,采用其他的替代計量屬性,但也要求排除人為估計等因素干擾,客觀、真實的反映資產的內在價值。這就進一步說明了現值是資產真實價值的最近似的反映。不同方法對資產計量的結果都是對資產現值的代替。因此,根據資產的屬性采用的計量模式應該是現值或者是以現值為代表的現值混合計量模式。而不是現在采用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
總之,資產的屬性要求其計量的方法合理地、客觀地反映其真實價值,資產的屬性與計量模式存在一致性、相關性,會計計量的本質就是準確、完整地反映企業的內在價值,資產的屬性與計量模式的匹配,是會計學的重大問題,是值的我們認真研究和探索的。
參考文獻
[1]企業會計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經濟科學出版社,1-6.
[2]王建忠.會計發展史.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