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30 17:57:04
導語：在人口流動趨勢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在貴州這種“兩欠”地區，農民為了自：身發展的需要，或為了獲得較高的工資性收入一般都有著較為強烈的非農就業意愿，即大量農村勞動力可能會轉移到城鎮部門從事非農勞動；然而，由于受國家惠農政策鼓舞以及金融危機影響，近些年貴州也出現了農民工返鄉潮現象，且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更多更大力度的惠農政策出臺，貴州農村勞動力大量返鄉將呈“常態化”趨勢。也就是說，人口雙向流動的結果就是貴州農村社會將出現外出農民、返鄉農民、留守農民i類群體并存的情形，每一類群體在獲取農村科技信息過程中因有著不同渠道偏好，從而就會對其科技信息的供給提出新要求，因此在人口雙向流動趨勢下研究貴州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異就顯得十分重要。
那么何謂科技信息呢?本文中的科技信息是指農村科技信息，它是指對農民有用的、或能促進農村發展的以及能保證農業穩定增產增收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或技能的總稱。科學知識方面的信息是指應了解一些農業科學基礎理論的相關知識。如植物生理、農業氣象、遺傳育種、土壤肥料、病蟲害、農畜產品加工、畜牧生產、農業機械以及經濟、經營等方面的知識信息。而科學技術或技能方面的信息則包括掌握作物、果林栽培技術、農畜產品加工技術信息；畜禽養殖及飼料加工技術信息；農藥化肥適用技術信息；農業耕作技術信息；良種繁育技術信息；常用農機具的使用維修技術等方面的信息。本文中的農村科技信息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主要指與“三農”問題相關的一些實用新型科技信息，同時也包括相應的市場信息、政策信息等。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對貴州農村勞動力的問卷調查資料。具體調查方式為人戶問卷調查[調查問卷在設計過程中參考了譚英(2004)、周愛軍(2006)等人的研究成果，具體見參考文獻[2]和[3]。 ]，且采取典型調查和立意抽樣相結合的方法。調查范圍涉及貴陽、安順、銅仁、六盤水等4個地(州、市)、12個行政村的100多個農戶家庭。調查共發放問卷120份，即每村10份，回收問卷105份，回收率87.5％，最后獲得有效問卷100份，有效率95.2％，其中留守農民32份樣本、返鄉農民46份樣本、外出農民22份樣本。此次調查涉及家庭總人口468人，戶均4.68人，勞動力總數283人，戶均2.83人。
二、三類農民群體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異
目前貴州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有親朋介紹、村能人引導和自己摸索等幾種形式，如課題組在調查“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稻谷、玉米等)所采用技術來源于何處”的問題時，有78.7％的農民選擇了“實踐經驗”(如表1)，有14.7％的農民選擇了“自學”，還有8.0％的農民選擇了，“向村里人學習”：不難看出，貴州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有效渠道確實不多，但為了能更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不同類型農民在生產經營活動(包括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水產和畜牧養殖以及其他的副業、手工業勞動等)中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問題，本文擬從“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獲取農業科技信息的渠道”以及“最喜歡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等幾個方面對此進行研究。
2.1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選擇
據筆者對受訪農民進行“您通常從哪些地方獲得信息”的問題調查時，選擇最多的四種渠道就是(如圖1)：鄰居(52.0％)、鄉政府(32.0％)、村干部(31.0％)和村能人(28.O％)若分類別來看，留守農民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鄰居(62.5％)、村干部(34.4％)、集市和中央電視臺(31.2％)以及鄉政府(28.1％)等；返鄉農民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主要有鄰居(47.8％)、鄉政府和村能人(34.8％)、村干部(30.4％)以及中央電視臺(23，9％)等；而外出農民獲取大眾信息渠道主要是鄰居(45.5％)、村能人(36.4％)、鄉政府和手機(31.8％)以及村干部(27.3％)等。
由此可見，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有如下兩方面特點：其一是通過傳統方式(如鄰居、鄉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獲取信息的多，通過大眾媒體(如報紙、圖書)以及網絡技術(如互聯網、通訊網絡)獲取信息的相對較少。其二是渠道選擇相似度高，僅在個別方式上有差異，如“集市”對留守農民而言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外出農民中有很多人則通過“手機”來獲取一些大眾信息等。
2.2 三類農民群體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異
通過圖2可以看出，貴州農民獲取農村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9種左右，依據受訪農民選擇的比重大小依次排序為：親朋介紹(61.0％)、農村示范戶(30.0％)、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9.0％)、涉農公司(29.0％)、廣播電視(27.0％)、農民專業合作組織(13.0％)、圖書報紙(9.0％)、電腦網絡(8.0％)、科研部門(5.0％)等。分群體看，留守農民通常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親朋介紹(53.1％)、農村示范戶(37.5％)、廣播電視(31.2％)、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5.0％)等；返鄉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主要有：親朋介紹(60.9％)、農村示范戶(32.6％)、基層政府農技部門(32.6％)、涉農公司(28.3％)等；而外出農民則更多地是通過親朋介紹(72.7％)、涉農公司(40.9％)、基層政府農技部門(27.3％)、廣播電視(22.7％)等渠道獲取農村科技信息。
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親朋介紹和基層政府農技部門推廣是三類農民群體獲取有關科技信息的常見方式，同時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對農村示范戶的信息意見也非常重視，而返鄉農民和外出農民也往往通過涉農公司獲取有關的科技信息，當然廣播電視信息在留守農民和外出農民的生產生活中也有著很重要影響。然而，現代化的信息傳播渠道如圖書報紙、電腦網絡等雖然能提供量大、質優、時效性強的科技信息，但受條件所限其并不為三類農民群體普遍接受。另外，實踐中三類農民群體通過科研部門獲取科技信息的比重相對較低，這意味著科技信息的供需還存在著嚴重脫節的狀況。
2.3 三類農民群體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分析
從前面所述可知，雖然三類農民群體目前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有多種，但這些渠道中哪些又是他們最喜愛或最偏好的呢?弄清這個問題對于相關部門提高信息服務質量具有很重要的導向性。
據課題組調查，32.0％的受訪農民最偏好的科技 信息傳播渠道是“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如圖3)，另有30.0％的農民認為“電視、報紙、電腦等提供信息”是最好的信息傳播渠道，還有26.0％的農民最偏好“農技員的具體指導”。分群體看，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都是“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和“電視，報紙、電腦等提供信息”，外出農民則把“農技員的具體指導”作為最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而三類農民群體則對“政府組織的科技宣講和指導”和“村干部的提倡與宣傳”兩種信息傳播渠道的偏好程度較低。
以上的偏好選擇結果至少意味著兩層含義：其一是為了能獲得實用、針對性強的信息和技術，外出農民更愿意或更需要農技員的“一對一”指導；其二是目前的貴州農村禮會科技信息傳播渠道相對單一，在有限的選擇機會中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逐漸形成了一種固定化的信息接收模式，即熟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和電視媒體信息，而由政府組織或村委會提供的相關科技信息還未有真正及時、有效地進入“平常百姓家”，從而使得農民對其偏好程度較低。因此這就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規范、創新管理體制和服務模式，以便通過常態化的信息指導和服務、多樣化的信息傳播渠道來滿足不同類型農民的信息需求。
三、簡短結論及對策建議
人口雙向流動趨勢下貴州三類農民群體獲取大眾信息的渠道選擇相似度較高，只是在個別方式上稍有差異，總體上看主要都是通過傳統方式如鄰居、鄉政府、村干部和村能人等渠道獲取信息；從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選擇看，三類農民群體獲取有關科技信息的最常見方式都是親朋介紹和基層政府農技部門推廣，而他們通過諸如圖書報紙、電腦網絡、科研部門等信息傳播渠道獲取科技信息的較少；從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方式看，“鄰居、村能人、集市等介紹”和“電視、報紙等媒介信息”是留守農民和返鄉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而“農技員的具體指導”則是外出農民最偏好的科技信息傳播渠道。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類型的農民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偏好不盡相同，因而相關部門在提供科技信息服務時就要根據不同類型農民群體的“個性特點”選擇不同的信息傳播渠道，這樣才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來說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進一步完善貴州農村科技信息傳播渠道：
1.開展職業農民培訓，培育和扶持農村科技示范戶。調查已表明，鄰居、村能人等幾類人群在傳播相關科技信息時具有“親和力強”，易接受、方便快捷的特點，因此相關部門務必要創造環境大力培育和扶持農村科技示范戶：第一是要完善相關的保險制度以及投融資體制，為農村科技示范戶提供資金支持；第二是要對職業農民以及農村科技示范戶不定期地進行相關的業務素質以及前沿科技培訓，以便讓他們有示范的“資本”；第三是要建立農戶、農村科技示范戶、農技站以及農業科研部門等多級聯動機制、
2.要進一步理順農村科技信息的產學研以及信息扶貧體制。有關部門提供的技術信息服務一定要以解決農民的真實需求為前提條件，這就要求研發部門一定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切不可不計成本地將實驗室里試驗出來的“成果”強硬地推介給農民，因為違背農民意愿的成果只會引起農民更大程度的反感。同時還要創造條件和給予一定待遇讓農技員能在基層扎根，潛心服務農村；要深入開展科技特派員工作，要完善“科技110”以及農業專家大院制度等
關鍵詞：城市管理 流動人口 社區化管理
1949年建國之初，我國的初始城市化水平僅為10.6%，經過60余年的曲折發展，截止2009年中國城市化水平達47.3%，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騰飛階段[1]；有專家預測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在2015年前后超過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進程中，各種城市問題屢見不鮮，城市管理隨之發展完善，各種研究視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發揮著巨大作用；近年來，城市社區的發展與豐富實踐使得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總結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視角，即社區化研究視角。
1.引言：城市管理與社區化研究視角
1.1 社區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區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宏觀調控下，在有關職能部門的積極配合和指導下，基層以社區資源為基礎，運用社區管理的機制與手段，促進社區整合與穩定運行的一種管理模式[3]。
與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區化管理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屬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為前提，實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負責”的原則，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二是服務型管理，即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為基礎，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務和保障，因此社區化管理也是一個社區整合的過程；三是參與式管理，即社區化管理特別強調讓普通平民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
1.2 社區化研究視角：社區化管理與城市管理的聯結
城市管理強調城市不應該由政府單一中心主導，各種準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企業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應該積極的參與到城市管理的過程中來，以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促成公共目標，在社會上形成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4]。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不難看出現代城市管理的理念與社區化管理中的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不謀而合，因此我們在這里找到了二者的連接點，這也是本文中的社區化研究視角題中之義。
2.實踐：城市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新模式
2.1 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國城市流動人口約1.5億，占全國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時間逐步延長，許多人已經是事實移民，同時流動人口管理中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一種以社區化研究視角為基礎、針對城市流動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也就是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
2.2 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的范圍與框架設計
簡單地說，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就是在流動人口聚集的地帶，模仿城市社區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服務方式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以維持聚集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并通過服務的提供為流動人口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5]。按照這一概念，我們不難發現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模式的范圍應該包括法制管理、戶籍管理、勞務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會管理和服務管理[6]，這一廣闊的范圍既包括傳統管理方式所題中的內容，也包括社區化研究視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在社會管理的網絡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開的其次，新型的社區化管理以聚集地域為先導，以戶籍管理和人口管理為基礎同時社區化管理以治安管理為中心，這也是與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治理相聯系的一點，即通過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疏導，最后我們回歸社區化視角本身，以服務管理為依托、以勞務管理為形式，這也正是社區化管理模式所題中的觀點，，另一方面提供培訓等可以提高流動人口自身素質的服務，并將這些與勞務和就業掛鉤，使流動人口最終實現就業，這也是保證社會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動人口管理中的社區化視角
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社區化研究視角的典型應用，通過上面對其范圍、框架的敘述，我們不難從中發現這一管理模式實際上也是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這與社區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類，包含外來人口登記制度、單位管理制度、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制度在內的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模式 與社區化管理模式存在較大區別，本文將結合社區化視角的特點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首先，傳統管理模式十分強調戶籍基礎，這與其產生初衷和二元結構限制是分不開的，而新的社區化管理則盡量淡化戶籍的因素，并在實質上以流動人口聚集地帶為基礎，采取一種屬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傳統管理模式下強調以公安機關為主體的管制和控制，將流動人口視為被動、威脅的群體，而社區化管理則把流動人口看作是主動積極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體地位，強調流動人口的參與和自治理，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另外，傳統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強調對流動人口不法行為的限制，而社區視角下則在流動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種自治性質的組織為流動人口群體自身提供服務，使其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爭取通過服務的提供增強流動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質量。
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模式不僅僅是針對聚集群體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會背景條件和發展趨勢的嘗試，是今后流動人口管理方式創新的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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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流動；傳統農區；城市化模式；統計學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8-0015-02
利用全國歷次人口普查、國家與省級統計年鑒與實地田野調查的資料與數據，根據傳統農區人口流動時間序列上的特征，并對農區人口流動的現狀進行分析，在統計學視域下對人口流動的方向、規模與趨勢進行研究。目前，國內對于城鎮化模式路徑的研究多集中于在全國層面，通過對我國的城鎮化路徑進行反思，利用典型的案例進行統計學的視域分析，得出城鎮化的推進模式。
一、傳統農區流動人口
目前，我國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中西部的轉移，傳統人口輸出地傳統農區對人口的“拉力”越來越大，沒有真正掌握城鎮化規律，不適應于傳統農區。但是，在中央政府“三農”改革與城鎮化政策的引導下，傳統農區會釋放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而勞動力作為經濟要素中最為活躍的因素之一，對城鎮化模式的動態選擇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所以從傳統農區人口流動的角度探討其城鎮化模式，可以補充和完善我國特殊的城鄉人口流動理論，也可豐富我國城鎮化理論。在統計學視域下流動人口的數據是十分不準確的，導致目前國內無法對流動人口有一個控制，目前典型的傳統農區的流動人口所具有的現狀：
（一）人口流動量大、比例明顯
就目前情況下，傳統農區的流動人口的流動量不斷地在提高。例如，河北省在2015年末時，常住人口為7 424.92萬人，比上年相比增長了41.17萬人，但是同年城鎮常住人口3 811.21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突破50%，達到了51.33%，首次超過了鄉村人口，但按戶籍人口河北省城鎮化率還不足35%，這充分的說明河北省人口流動的總體狀況為流量逐漸增大。
（二）農村D移人口主要流入中心城市
農村轉移人口流向省內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就比如說河北省，通過統計我們知道，只有15.21%的人們選擇了縣/鄉鎮/村，絕大多數流向了省內地級市的市區，其中流向石家莊市占比達到9.57%，流入京津冀經濟圈和河北省11個省轄市加總接近80%。這充分證明了農村轉移人口流動方向首選大城市、特大城市和發達地區，次選省轄中心城市，農村轉移人口主要是被中心城市吸納。
（三）省內人口流動勢能強勁
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城謀生已經成為農民不可逆轉的生活方式，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得到的人口流動的現狀都顯示，省內人口流動勢頭強勁，比如說河北省農村人口流入京津冀城鎮地區的勞動力占到了樣本總數35.53%，流入石家莊市區的占樣本總數的10.69%，流入京津冀城鎮和石家莊兩地相加接近一半，流入省內其他10個省轄市的占到樣本總數的31.24%。從農村轉移人口的流向調查可以預判，應該擴大省轄市市區規模。
（四）勞動資源豐富
傳統農區具有農村外出勞動力個人人力資本、思想觀念等個人資源，通過實地調查分析，發現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資源仍然很豐富，人口紅利依然存在，所然說不同的時間數據會存在很多差異，但是，近年來河北省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出省的比例逐年下降，留在省內的比例有所上升。
二、城鎮化模式研究
經濟學領域下，城鎮化模式是城市化研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內容。模式研究是一種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通過對復雜事物和對其運動方式進行理論探討，實現總的概括為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從模式的角度研究運用于自然社會科學領域。近年來，研究城鎮化問題已成為城市化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發展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發展就是城市化、工業化和城鄉貧富差距縮小的過程。城鎮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一）中國傳統模式
在西方城鎮化動力機制研究的三種代表性理論下，為推進中國城鎮化進程，我國形成了政府主導的以房地產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為首的粗放型城鎮發展模式，城鎮投資迅速增大，大工程、大項目比比皆是，城市化發展速度大大提升。但是這種模式下的中國展現出許多弊端。
1.傳統城鎮化模式下城鄉分割嚴重，農村蕭條與大城市病并存 ，對于傳統城鎮化模式來說，“重城輕鄉”、“重農輕工”等現象隨處可見。城鄉差距過大，城市化吸走了大量農村的人才和資源，導致農村勞動力稀缺的同時，城市人員過多，農村糧食產量下降，而城市需求過多，城市不堪重負，而且人口膨脹在造成城市就業困難、住房擁擠、交通擁堵、醫療資源緊張，生態環境惡化的同時，大大制約了城市的健康發展，城市與農村發展極不協調。
2.區域間不平衡，超前城鎮化和滯后城鎮化并存。眾所周知，我國的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梯度狀態，省區內，城、鎮、鄉之間也存在很大的經濟差距。中西部地區許多中小城市發展比較滯后，產業轉型與調整也比較困難，東部大城市人員密集，勞動力密集，對產業發展極其有利，所以東部明顯發展優于中西部。
（二）新型城鎮化模式
在傳統城鎮化模式的制約下，這種模式不再適應中國的發展，中國必須走新型的道路才能解決滯留問題，因此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骨干、小城鎮為基礎的多層次城鎮體系。新型城鎮化模式的基本內涵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堅持“協調、可持續推進”的原則，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內容，以信息化、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內涵增長為發展方式，以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為機制保障，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城鄉一體的城市中國。
1.新型經濟
這種新經濟發展以新型工業化為總體背景，形成高含量科技、高效益濟，產業創新能力提高，低耗高能，需求體系以內需為主，消費支撐，由大企業和的中小企業組成的企業結構體系，而不是單一的依靠大城市推動經濟發展，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系。
2.新型社會
新型社會以新型社區、新型社會組織以及新型社會管理為要素，形成一個交往方式社會化、生活方式現代化，包容和諧的社會。在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推動以及人口流動政策的放松下，我國人口在城市和鄉村間大規模、持續快速地流動。人口流動是必然的，這不僅對城鎮化有巨大的影響，對農村也影響深刻。在我國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不同的城鎮化模式，但又能在弊端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建設經濟，在艱難中不斷發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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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2003―2007年居住在靜安區滿6個月并建孕冊的流[]動人口孕產婦為觀察對象，以同時期轄區內本市戶口孕產婦作為對照。
1.2方法
對2003―2007年社區孕產婦系統管理報表數據進行分析，該報表由各社區固定1人管理，每年進行報表填寫培訓。
2結果
靜安區2003―2007年流動人口及本市戶口孕產婦系統管理情況見表1。與本市孕產婦相比，流動人口孕產婦的早孕建冊率、孕產婦系統管理率均很低。
3討論
3.1早孕建冊率低
從近5年數據來看，流動人口早孕建冊率很低，雖然2007年上升到38.7%，但與本市戶口的早孕建冊率相比兩者間差異懸殊，這一現狀與文獻相同［2］。分析原因可能為很多流動孕產婦根本不知道懷孕后應在孕13周內去居住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孕冊，接受上海市孕產婦系統管理服務，孕周很大時到產院產檢方被告之要建立孕冊，然后再到社區建立孕冊。目前靜安區已加大宣傳力度，并聯合街道計生部門和各樓組長，排摸流動人口孕產婦情況，宣傳早孕建冊的益處，督促及早建冊。
3.2產檢意識不強
在早孕建冊后孕16~18周要到產院開始系列產檢，整個孕期一般情況下要求產檢8次或以上［3］。產檢的意義主要是及早發現妊娠并發癥或合并癥并給予處理，最大程度保證母兒安全，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和圍生兒死亡率。近5年來，本區流動人口產檢平均次數不高，沒有達到一般要求的8次產檢，沒有產檢過的孕婦仍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孕產婦及圍生兒死亡的風險。實際上很多流動人口孕產婦不愿或減少產檢，除孕期保健意識不強外，產檢時所需費用過高超過其經濟承受范圍也是原因之一，使產檢的次數相應過少。但一些文化層次較高的夫婦保健意識較強，產檢次數較滿意，從而拉升了平均產檢次數，因此在今后的管理工作中亦應根據實際情況區別分析和處理。本區要求每個社區早孕門診醫生對每個流動人口孕產婦做到常規宣傳并介紹周邊區縣設立的平產接產點情況；每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派專職人員對孕婦定期電話或上門進行孕期訪視，督促產檢并給予相應的保健指導，其目的主要是提高流動人口孕產婦孕期保健意識并提高產檢次數，降低孕產婦及圍生兒死亡的風險。
3.3住院分娩和產后訪視率高
本區流動人口孕婦住院分娩率達100%，訪視率亦幾乎均達到100%，相比周邊鄰區縣要高得多［2］。靜安區是中心城區，流動人口孕產婦人數相對周邊區縣并不多，雖然本區無平產接產點 ，但其住院分娩率很高，突出了社區管理有效面。然而產后訪視率數據上表現很高，但在實際中流動人口產婦拒絕訪視的還存在，而且文化層次越低越有可能拒絕訪視，這與文獻相符［2］，產后拒訪的原因主要是產后保健意識不強。
3.5孕產婦系統管理率低
孕產婦系統管理人數是指妊娠至產后28 d內有過早孕檢查、產檢次數城市≥8次，農村≥5次，住院分娩和產后訪視的產婦人數［4］。在我們的報表數據中對于流動孕產婦系統管理中產檢次數要求達到8次或以上。從本文數據來看，流動人口孕婦由于不能在孕13周內及時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孕冊和產前次數達不到要求的8次及以上，故而孕產婦系統管理率遠低于本市戶口的孕產婦系統管理率。
對于流動人口孕產婦的管理一直是個難點也是重點工作，近5年來，靜安區一直在探索流動人口孕產婦管理辦法，提高孕產婦系統保健管理率，但收效甚微。2007年加大了管理力度，和街道計生部門協作，加強宣傳教育，孕期訪視重點督促產檢及住院分娩，產后及時聯系產婦，做好上門訪視，本市和流動人口孕產婦系統管理率均有小幅度上升。在此基礎上今后還將進行相關的調研，繼續探索流動人口孕產婦的管理辦法，切實提高流動人口孕產婦系統保健率，降低孕產婦及圍生兒死亡的風險。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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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流動呈現明顯的家庭化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最突出的人口現象。1982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流動人口僅為657萬人，經過1980年的較緩慢的增長，至1990年時突破2000萬人，達到2135萬人； 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間，流動人口的數量開始迅速增長，至2000年已突破了1億人；21世紀以來，流動人口規模擴張勢頭依舊強勢，2005年，已近1.5億，超過中國總人口的11%（見圖1）。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億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0.4億人，市轄區外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21億人，即全國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動。中國的人口流動已成為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為主導中國人口態勢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鑒于城鄉之間的二元體制結構，流動人口的數量還將繼續增加、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的人口群體還將長期存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之中。
我國的流動人口在規模不斷增大的同時，其結構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由過去分散的“單身外出”逐漸轉變為“舉家遷徙”，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在流入地團圓，甚至是全家同時遷移，人口流動呈現出明顯的家庭化趨勢。1990年“四普”時，流動人口中只有7.44%生活在純粹由外來人口構成的家庭戶中，而有近60%的人遷入到常住戶中，其余34%則是遷入到集體戶中。這表明，我國人口流動浪潮初步掀起，多是單獨的個體流動。這種早期的遷移流動主要是出于經濟原因，往往是經濟活動能力較強的人首先外出務工經商，他們中的多數以住集體戶或借住當地居民房屋為主，舉家遷移的規模不大。到“五普”時，遷入到純外戶中的流動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了46.06%，幾乎提高了5倍。家庭遷移已成為我國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征，且是以核心家庭的遷移為主要形式。新世紀以來，人口流動的家庭化趨勢愈來愈明顯。根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其監測的流動人口家庭平均每戶2.3人，16-59周歲的已婚流動人口中84.5%與配偶一同流動，隨父母流動的兒童（58.2%）多于留守兒童（41.8%）。
二、流動人口家庭結構分類之探討
社會學家們將家庭區分為不同的模式或類型，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聯合家庭、單身家庭等等。但是，流動人口家庭是在近年來的人口大規模遷移流動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型的家庭模式，它表現在或者全部家庭成員遷出，或者與部分家庭成員長期分居。這種家庭類型和家庭關系與以往的關于家庭模式、代際關系、家庭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關結論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對于流入地政府決策部門而言，摸清流動人口的家庭結構對于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家庭政策亦是非常之重要。
目前，已有幾位學者對流動人口的家庭模式進行了分類。李強對流動人口的家庭模式劃分中涉及了流動者、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四類角色，洪小良在其研究中加入了父母的角色。張文娟則將上述五類角色進行組合，將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劃分為獨居，和配偶同住，和子女同住，和配偶、子女同住，和配偶、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及父母同住，和父母同住，和子女及父母同住，和兄弟姐妹同住，同居，和配偶、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單獨和其他人居住，共15 類家庭結構類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流動者的婚姻狀況，主要依據流動者的生命歷程中結婚和生育兩個生命事件對流動人口家庭模式進行分類。因為，這兩個生命事件對流動者的個人生活與發展將產生顯著影響。在經歷了結婚和生育之后，流動者將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后，他們的生活與發展將發生質的變化。此外，核心家庭成員是否在流入地同住，也將對流動者是否打算長期定居流入地產生影響，也將對流入地的公共服務提出不同的需求。
鑒于以上目的和依據，本文將流動人口的家庭模式劃分為14類（如圖2所示）。對于未婚流動者主要考慮父、母是否與其同住，分為：1.未婚獨自居住，2.未婚僅與父、母同住，3.未婚與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員同住，4.未婚與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員同住。對于未婚流動者而言，父母是其核心家庭成員，如果父母沒有同住，則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員缺失。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動過程中未婚流動者可能會結婚、生育，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
對于已婚未育的流動者主要考慮配偶是否與其同住，分為：5.已婚未育獨自居住，6.已婚未育僅與配偶同住，7.已婚未育與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員同住，8.已婚未育與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員同住。對于已婚未育的流動者而言，配偶是其核心家庭成員，如果配偶沒有同住，則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員缺失。
對于已婚已育的流動人口主要考慮配偶和孩子是否與其同住，分為：9.已婚已育獨自居住，10.已婚已育僅與配偶同住，11.已婚已育僅與配偶和孩子同住，12.已婚已育僅與孩子同住，13.已婚已育與配偶和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員同住，14.已婚已育與配偶和孩子以外的家庭成員同住。對于已婚已育的流動者而言，配偶和孩子是其核心家庭成員，如果配偶或者孩子沒有同住，則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員缺失。
三、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家庭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不同
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已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突出特征。目前，高層已指出將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納入流入地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之中，為人口流動遷移創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環境。人口遷移流動的家庭化趨勢體現了流動人口開始從流動就業向融入當地生活轉變。這一過程中將出現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給流入地的公共服務帶來新挑戰，提出更高的需求。
1.人口流動家庭化過程中，流動人口的定居意愿和社會融合狀況將發生變化
以往的研究大多發現，第一代流動人口（農民工）大多是傾向于年輕時在外打工掙錢，年紀大了回老家養老。但是，在當前人口流動呈現明顯家庭化趨勢的情勢下，流動人口的定居意愿和對未來的打算亦隨之發生了變化。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時間長，呈現“流動人口不流動”之勢。《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顯示，其監測的流動人口流入地連續居住生活時間平均接近5年，79.5%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超過1年，53.2%居住超過3年，36.7%居住超過5年，14.4%居住超過10年。可見，“盲流不流”，流動人口有逐漸沉淀之勢。這對流動者自身、對其家庭、對流入地公共服務政策的制定，甚至對城市化進程都將產生影響。
流動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安排、家庭成員（尤其是核心家庭成員）隨遷與否將作用于其心理感受、社會參與情況、與老家的互動頻率與方式等，對其能否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產生影響，也將影響其是否有長期定居的意愿。更為重要的是，流動人口的長期定居傾向將影響流入地公共服務體系的設計，已長期居留的流動人口對城市的福利體制、制度安排構成硬需求；有長期定居傾向的流動人口對城市的福利體制、制度安排將構成潛在的硬需求，且二者均將成為長期性的需求。如果忽視這種需求，在流動人口長期居留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在流動人口客觀上和城市互動不斷擴展的背景下，會給城市體系的持續發展埋下隱憂。
2.流動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僅僅是“單個的人”
以往的學術研究亦或是相關政策等多是以流動人口個體為對象。然而，在當前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明顯的情勢下，社會各界應該充分認識到流動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僅僅“單個的人”，應該更多地從家庭的視角去探討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態等方面，以家庭為單位考慮其對公共服務的需要。
一方面，外來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漸進的，而且其在城市居留的不同時期，對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經濟管理的需求也是相應變化的。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家庭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是有差異的。對于未婚的流動人口而言，就業與發展方面的公共服務，諸如提供就業信息、技能培訓等服務可能是他們急需的。對于有孩子在流入地就學的家庭而言，隨遷子女的教育將可能成為他們最迫切關心、最急需獲得的公共服務。對于有長期定居意愿的家庭而言，政府能否提供低價位的租房服務、或者是低價位的購房服務可能是他們急需的，同時，就業者和隨遷家屬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也可能是亟待解決的，等等。
3.流動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認同迷失，日常照料、家庭社會教育缺失等問題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
目前來說，流動兒童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非常廣泛的關注。可以預判的是，隨著生育孩子數量的減少，家庭收入的增加，流入地（如上海）政府對于流動兒童教育的投入加大等因素，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選擇將子女帶在身邊。
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遷移，長期在流入地居留，甚至有一部分人在流入地出生并一直居住，從未在老家生活過。事實上，他們已經是“回不去的一代”。但是，由于體制等種種原因，使得他們在身份認同上常常陷于“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尷尬境地。此外，流動人口到流入地之后，大多處于就業狀態，且工作時間相對較長、工作強度相對較大，故其隨遷子女（尤其是低齡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日常照料缺失比較嚴重。而且，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往往是依靠原有的社會網絡、以地緣、血緣、親緣關系共同居住，常常會形成流動人口聚集地。流動人口集中居住，不利于其隨遷子女與當地的孩子交往，亦不利于孩子很好地認識流入地；同時，流動人口聚集地尚沒有社區的概念，故其隨遷子女的社會教育亦嚴重缺失。這些都不利于隨遷子女的身心健康發展，也將不利于城市未來的和諧穩定。流動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認同、歸屬感與健康成長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關注。
四、應對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的相關思考和建議
古今中外，家庭都是個人重要的福利資源。穩定和諧的家庭，不僅滿足了個人的物質與情感需求，也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珍貴資源。相對于城市家庭而言，流動人口家庭是弱勢家庭，尤其是在城市陌生的環境下，家庭對于流動個體的意義更是非比尋常。在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明顯的情勢下，我們應該關注流動人口家庭，促進流動人口家庭能力建設。
1.全面分析流動人口家庭結構的現狀與特征，加強對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的分析和調查研究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結構、居住安排，不僅僅對其生活狀態、定居傾向、社會融合程度產生影響，其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是有差異的，因此，充分了解、準確判斷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流動人口家庭結構的現狀與特征這將能夠更好地為宏觀決策、改革完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政策提供基礎信息和科學依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分析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流動人口家庭模式的最為全面、權威的數據，應該加強對普查數據的開發與挖掘，全面分析流動人口的家庭結構特征，并從群體的數量上來量化流動人口家庭的公共服務需求。
此外，針對流動人口家庭化這一趨勢，還應加強抽樣調查和田野調查，分析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社會融合程度、與老家的互動情況、長期定居意愿、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公共服務的需求狀況等等。
2.加強與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組織社區等多方面的合作，制定漸進融合的社會政策，促進流動人口家庭能力建設
戶籍制度立刻完全放開是不現實的，嵌套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各項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實性的對策是根據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時間的長短、就業穩定狀況、居住安排、家庭需求等方面的考量，提供漸進性的戶籍準入和社會融合對策，分層次、遞進地使其逐步整合進入到城市體系中。
在充分把握流動人口家庭模式的現狀與特征、了解其需求的基礎上，政府應加強與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多方面的合作，促進流動人口家庭能力建設，滿足流動人口家庭在經濟支持、居住環境、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增加他們的福利。
摘要: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點上謀求更高層次發展的戰略抉擇。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目標，要求北京認真對待和科學處理流動人口問題。北京邁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動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過程。北京在未來10年后將形成以流動人口為主的格局。必須準確預測北京流動人口增長趨勢，制定科學的流動人口增長戰略規劃，主要通過轉變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來合理調控流動人口，建立北京內外人口流動通開機制。
關鍵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流動人口;人口調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目標，這是北京在新的起點上，謀求更高層次發展的戰略抉擇。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必須認真面對人口增長問題，應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確對待和科學處理流動人口問題，拿出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動人口調控管理對策。
1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引發關注討論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拿出了一個關于流動人口問題的專題調研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總數已達1972萬，其中北京的戶籍人口1246萬，登記流動人口763.8萬人，如果算上未登記的流動人口，北京的流動人口總數已接近或超過1000萬人，成為我國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據調查結果，北京市人大調研組認為，北京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已經提前十年突破。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增長局面，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指出:“對于人口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各級領導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沒有將調控人口的規模擺上重要位置，處于目標游移不明，政策導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無所作為的狀況，長此下去勢必損害首都的長遠發展。”北京市人大調研組發出強烈呼吁，主張從嚴控制北京的流動人口增長，采取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的相應措施。①
北京市政協常委會最近也發表了關于北京市人口的調研報告，披露的數據與市人大調研的數據基本一致，市政協調研報告認為，按現有趨勢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總量將突破2500萬人，新增的交通供給將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調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協建議盡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員會，把流動人口的控制作為主要對策②。
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的消息引起了關心北京發展的許多人的關注，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探討如何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勢下，解決好北京的人口增長問題。我們且不說原來的發展規劃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萬的計劃是否正確，常住人口提前超過原計劃200萬，這已經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在目前北京開始實施建設世界城市發展戰略下的新階段，確實有必要對北京的人口增長特別是流動人口的增長進行研究，拿出切實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調控對策。
2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與流動人口的關系
城市是大規模高度聚集的人類活動區域，現代城市的發展首先表現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動性的增強。城市化時代人動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動。所以，發達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為流動的人口。世界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高端形態，作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級形態，必然是一個人口大聚集大流動的城市。權威的專家學者認為，世界城市是來自國內和國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會的縮影”，是多元的人種與多民族共生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過程，就是國內各地、世界各國人口向北京聚集的過程，這個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在流動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這個比例并不算高。外國人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幾，遠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結構的標準。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國人口就占當地總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國的流動人口就更多了。從總體看，北京邁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動人口、外國來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過程。據筆者測算，再過5年(即2015年)流動人口將與北京戶籍人口數持平，到2020年，流動人口將大量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將形成以外來流動人口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會高達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戶籍人口中也會有外地戶口不斷遷入北京的“機械增長”的人口，如算上這一塊，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又要邁向世界城市，這個趨勢不僅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應該科學預測到。北京本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所以，從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要求著眼，北京應積極打開大門歡迎外來人口，北京將成為流動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戶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會流動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經濟是開放式經濟，是聚集式經濟。城市經濟之所以比一般區域經濟更發達，是因為城市經濟有兩種乘數效應。這兩種乘數效應都是由城市的供給與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發的。城市經濟可分為輸出產業和非輸出產業，輸出產業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區域提供供給的產業，非輸出產業是滿足城市內部自身需求的產業。城市的發展會使輸出產業迅速發展并優先增長，如為周邊地區市場服務的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會迅速發展，這就是城市經濟的第一乘數效應。在第一乘數效應基礎上，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城市，從而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生產力和市場發展，特別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各種服務業的大發展，從而擴大非輸出產業和輸出產業。這就是城市經濟第二乘數效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大大增強以上兩種乘數效應，促進城市經濟大發展。而在此大發展中存在極大的人口需求。這就使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因為有就業崗位，有人力資源需求，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趨勢。北京正在制定建設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戰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術創新人才、各種產業人才、各色服務人才。而這些靠現有本土常住人口，不僅在數量上無法滿足，更在需求結構上無法滿足。于是就需要具備條件和素質、能夠適應北京發展的外地人口、外國人口來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動人口來北京，會使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目標落空。
轉貼于 再一個問題是，到底如何評價外來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人們光看到外來人口占據了北京的就業崗位，消耗了北京的資源，但為什么看不到他們對北京的重大貢獻呢?北京的經濟總量、北京的GDP大約有將近一半是外地流動人口創造的。從一、二、三各個產業看外地流動人口都是人力資源主體，龐大的勞務大軍成就了北京的發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達數百萬的外地勞務人員為北京創造了巨額財富，除了領取到相對微薄的工資收入外，并沒有享受到北京發展的成果。他們沒有北京所提供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住不上北京應該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勞務人員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中，他們的子女來京往往進不了正規的學校和幼兒園。包括大量外地流動人口所創造的北京經濟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時，卻無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動人口剔除在外。經濟總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卻沒有他們了，只有北京戶籍人口，所以按照戶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斷享受著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紅利”，外地人卻享受不到多少北京發展的成果和好處。這能叫公平和諧嗎?在建設世界城市的新形勢下，北京應認真對待流動人口問題，如果對流動人口政策不正確，將嚴重影響到北京建設世界城市。
3按照建設世界城市要求解決北京流動人口問題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北京就這樣16800平方公里的面積，只相當于一個一般地級城市市域總面積大小，卻承載了相當于一個中等人口規模省份的人口總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區、半山區占總面積的60%，市域平原面積不過6000多平方公里，水資源嚴重匱乏，土地資源更是異常緊缺。如果人口增勢繼續加快，會加劇北京空間環境資源與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也會出現嚴重的大城市病。這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約因素。怎么辦?能不能找到科學合理的調控對策，是對北京市的一場大考。只靠人為的行政的手段是無法限制的，以人為本、科學化解或許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寬闊的胸襟，接納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并共同為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做貢獻，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筆者提出幾條可供參考的對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國格局來準確預測北京流動人口的增長趨勢
準確對外來人口增長進行預測是制定北京外來人口調控政策的根本依據。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北京流動人口的增勢。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世界的東方大都，隨著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大調整、大融合、大變革，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加速進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對北京的人口、資本、物資、信息等經濟社會要素的流動趨勢，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為亞太地區最有帶動力的世界城市。在這一過程中，北京會成為外國高端人才、經濟貿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觀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許多跨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各種科技研發機構、各種金融機構等都會登陸北京，這個趨勢不可逆轉。對這一人口增長的趨勢要準確判斷。當然，最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國內，伴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產生更大的就業需求，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人口會大批涌入北京。對未來五年、十年國內流動人口向北京流動的總量要做出準確預測。筆者認為，未來五年，北京流動人口將在目前1000萬左右的基礎上增至1500萬左右，未來十年將增至20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還是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會超過。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設世界城市，未來包括戶籍人口在內的常住人口總量達到和超過3000萬人的規模是比較合理的。日本全國人口為12700萬人，而作為世界城市的東京，常住人口高達2000多萬人。韓國的首爾地區更是聚集了全國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達3000萬人。北京作為十幾億人口大國的首都，未來發展成為30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邊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億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較正常的。所以對北京對流動人口的戰略性的預測和管理應該以這一大趨勢為主要依據。
3.2制定科學的北京流動人口增長戰略規劃
依據對北京流動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的預測，北京應該制定科學的人口發展戰略目標規劃，提出相配套的應對措施對策。到底這么多的流動人口來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間結構中合理進行人口布局，對北京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應該解決哪些關鍵問題，應該及早進行戰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對策研究，拿出詳細的發展戰略對策規劃。否則，北京將陷入很大的被動。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計劃時要把流動人口的增長作為編制規劃的重要因素統籌考慮，在與人口密切相關的產業發展、城市建設、土地利用、環境保護等專項規劃也要互相銜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長規模的目標要求。
3.3通過轉變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來合理調控流動人口
北京流動人口構成中低端人口比例過大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傳統的城市建設模式和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所導致的。未來北京要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建設宜居城市、綠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賴于北京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轉型。只有實現了這種大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轉變。建議北京采取向外轉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業，將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產業轉移出北京，可以與周邊的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開展產業轉移協作，發展北京在外地的“飛地經濟”，減少這些產業對流動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產業項目轉移走了，在這些產業行業就業的外來人口也就跟著走了。首鋼搬遷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設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進的建設方式，減少對低端勞務人口的需求。建設發展方式的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實現高端化，當然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3.4建立北京內外人口流動的通開機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歷來是以北京戶籍人口不向外流動為前提的，我認為這個模式已完全不合時宜，應該堅決打破。原來那種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遷徙、只能進不能出的老模式應該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北京應該制定鼓勵一般就業人員、老齡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遷往外地常住，政府給予鼓勵和優惠的政策，戶口可以保留也可遷出，社會保障待遇不變。對流動人口進入北京要進行科學性的引導，避免在京盲目買房、買車、盲目舉家搬遷，凡是不具備舉家搬遷的應給予耐心的說服。因為盲目流動搬遷不僅會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務的困難，也會給當事人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現今交通通訊的迅速發展，外地與北京生活條件差距的縮小，舉家搬遷北京并不是一種合理的選擇。特別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房價較高、生活成本相當昂貴的城市，所以不應該鼓勵大批的低端勞務人員舉家搬遷北京。因為這樣做，不僅會造成北京新的城鄉結合部的嚴重問題，也會引發社會不穩定，難以形成北京和諧城市的局面。目前，學術界都對流動人口外出務工人員的兩棲生活方式給予同情，認為下步城市化應該結束這種兩棲方式，真正轉變為流向城市的市民。對北京這樣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動人口是可以實現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勞務人員還是不現實的。由于北京對周邊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條件，多數的外來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舉家搬遷的這樣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邊一二百公里的區域內都可以實現一小時內通達，北京到周邊五百公里內都可以實現兩三小時通達，這就使北京周邊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為北京的衛星城、協作城，分擔北京常住人口的壓力，多數京外人口可以維持現有的常住地不變而在北京就業、工作。同時，更應該鼓勵流動人口不斷流入流出，減少流動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時間。能夠是季節性的勞務工作就無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繼續增強對流動人口的資源環境承載力
面對建設世界城市的大勢，北京流動人口會持續增長。不斷增長的人口與城市空間、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長遠目標看，擴大北京市行政區域范圍，拓展北京城市發展空間是必然之舉。北京這么一個國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轄面積再擴大1萬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與河北省簽署了加強京冀發展合作的紀要和框架協議，確定加強城市規劃銜接，搞好城市發展空間對接;加快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北京周邊區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建設;深化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合作，促進區域生態環境整體改善和協調發展;加強區域產業合作，提高相互間產業發展關聯度。這實際上就是拓展北京的發展空間，隨著城際鐵路、高速鐵路、軌道交通的發展，北京遠郊區縣、與河北近鄰區域完全可以承載更多的流動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調入，今后要加強與山西、內蒙古的協作，以保證對北京的能源供應。同時應大力推進節能降耗，低碳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證流動人口增長對能源的需求的。問題最突出的是水資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近年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資源常態化維持，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計超采地下水56億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長，生活用水已占用水總量的44%。可行的對策是進一步挖掘水源潛力，建議加大對北京的調水量，大力提倡節約用水，建設節水城市。在供水節水問題上要制定嚴厲的地方法規，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來保證節水，加大對節水的財政支持，這樣多管齊下，用水問題還是可以緩解的。上海市由市財政統一出資更換全市居民的衛生間的抽水馬桶，僅這一項就節約了原來用水量的50%。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鑒，節約用水的潛力還是相當大的。
3.6確立流動人口與本市戶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權益
要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要求解決來京流動人口的困難，對他們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學等各方面一視同仁，給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實提高流動人口從業人員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堅持同工同酬，保證流動人口工資及時足額發放。北京應大量建設面向外來流動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勵城中村改造中建設廉租房，使大量流動人口在京有比較好的住房條件，又不形成過重的租房負擔。對在北京長期工作，為北京做出較大貢獻的外來人口，應給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會醫療保障。改革暫住人口管理辦法，實行居住證管理，并探索北京戶籍流轉創新辦法。對來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實行同城待遇，給予義務教育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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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省際流動人口；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
一、引言
自2000年中國開始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到現在已經進入到快速人口老齡化階段。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2016年末，中國6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達到1500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10.8%，比2000年提高了3.8個百分點。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深化，其帶來的影響將更加廣泛、突出以及深遠，不僅會加重全社會的養老負擔，而且會通過影響生產格局對整體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生重大影響[1]。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的發展進入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期，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深入探究中國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逐步深化的，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呈現高度的線性正相關性，相關系數達到0.99。但從截面上看，2014年中國各省份的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并沒有表現出這種簡單的線性關系，呈現出的相關性較弱，相關系數只有0.24，也沒有表現出某種非線性的規律性，經濟增長快速的省份老齡化程度并不高，反而一些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省份老齡化程度更高。2014年，上海的實際人均GDP最高，達到93289.96元①，其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9.68%，全國排名第12名；重慶的老齡化率最高，達到14.12%，但其實際人均GDP只有33537.35元。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看似相對矛盾的現象？難道是因為經濟增長與區域人口老齡化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性相關，它們之間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復雜關系，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要理解這種整體與局部表現不一致的現象，就必須考慮中國各省份之間存在的大量人口流動。人口流動不僅直接影響各省份老年人口的比重，而且會對各省份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4]。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2010年末，中國流動人口數達2.21億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數0.86億人；在跨省流動人口中，0-14歲人口數達705.72萬人，占總流動人口比重8.22%，65歲及以上人口數達113.34萬人，占總流動人口比重1.32%。到2015年末，全國流動人口已高達2.47億人。如此多的人口流動，特別是跨省流動，必然會對各省份的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和經濟發展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使得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更加復雜化。因此，從人口流動的視角分析其對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的影響，探究中國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對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省際人口流動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根據近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發現，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格局發生顯著的變化，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率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詳見國家統計局。2000年，老齡化率高的省份主要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的老齡化率緊隨其后，西部地區的老齡化率最低，即人口老齡化程度呈現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梯次分布。到2010年，西部地區的老齡化率迅速提高，重慶（11.72%）、四川（10.95%）分別位于第一、第二，東部地區的老齡化率的增長放緩，上海（10.13%）甚至出現降低，中部地區的老齡化率平穩上升，即人口老齡化程度呈現西部崛起、東部回緩的分布。2014年，西部地區的老齡化率進一步提高，東部地區的老齡化率的增長進一步回落，中部地區的老齡化率進一步平穩提升，即人口老齡化程度呈現與2010年保持相近的分布。為什么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格局會發生如此顯著的變化？這主要是因為影響各省份人口老齡化的因素發生了變化———人口進行跨省流動。由于大量省際流動人口的存在，使得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不再按原來的趨勢發展，改變了區域人口老齡化的分布特征。從省際流動人口的規模上看，2000年跨省流動人口數為4241.86萬人，占年末總人口數比重3.41%，2010年跨省流動人口數為8587.63萬人，占年末總人口比重6.44%，十年間跨省流動人口的規模增長了約2倍，比重上升了3.03個百分點。分省份來看，除山西和云南外，各省份的凈流入率2010年的絕對值均大于2000年的絕對值，其中兩次人口普查凈流入率的絕對值都中國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探究趙令銳摘要：由于大量省際流動人口的存在，改變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使得中國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復雜是最大的上海2010年的凈流入率達到37.91%。而山西與云南的凈流入率絕對值沒有增加，主要是因為它們由人口凈流入省變成了凈流出省。因此，省際流動人口的規模在逐年增大，各省份間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其影響程度也在逐步加大，省際流動人口的增長必然對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從省際流動人口的流動區域上看，2000年到2010年大部分各省份凈流入率的正負方向保持不變，只有山西和云南的凈流入率由正號轉變為負號。人口凈流入的省份主要在東部地區，2010年凈流入率①較大的依次是上海（37.91%）、北京（34.52%）、天津（21.01%）、廣東（19.76%）、浙江（18.32%），這五省份的凈流入率在2000年也是名列前茅。人口凈流出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區，2010年凈流出率②較大的依次是安徽（14.97%）、江西（11.64%）、湖南（9.90%）、四川（9.67%）、貴州（9.45%）、重慶（8.88%），這些省份的凈流出率在2000年也都較大。因此，省際流動人口主要從中西部地區流出，流入東部地區，大量的流入人口使得東部地區的老齡化率的增長放緩，而大量的流出人口使得中西部地區的老齡化率的上升加快，改變各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從省際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上看，2010年14-64歲人口數達7768.57萬人，占總流動人口比重90.46%，其中超過1000萬人的四組分別是20-24歲（19.43%）、25-29歲（15.04%）、30-34歲（12.56%）、35-39歲（12.82%）③，而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32%。因此，省際流動人口的年齡結構輕，跨省流動的絕大多數是勞動力人口，年輕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跨省流入通過增加東部地區的常住人口數從而降低流入地的老齡化率增長，大量的勞動力跨省流出通過減少中西部地區的常住人口數從而加快流出地的老齡化率增長，使得各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受到極大的影響。
三、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若沒有省際人口流動，各省份的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的關系也將呈現簡單的線性相關，但實際上各省份的經濟增長不同步導致人口進行跨省流動，改變了各省份的人口結構，使得經濟增長與區域人口老齡化的關系復雜化。參照宋健（2006）、張航空（2015）的分類方法，根據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凈流入率的數值，可以把31個省份分為三類地區：凈流入區、凈流出區和零流動區，如表1所示。凈流入區是指人口凈流入率為正的省份，包含14個省份；凈流出區是指人口凈流入率為負的省份，包含15個省份；零流動區是指人口相對流動較少的地區，只包含2個省份。接下來分別分析各類區域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數的關系是顯著的，且呈正相關關系。判定系數為0.6673，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程度是相對較高的。但比式（1的判定系數要小，說明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入區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擬合程度不及省際流動人口零流動區的這兩者的擬合程度。但是，由于本文進行計量經濟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探究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判定系數的大小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入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呈顯著的雙對數關系。（三）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出區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出區包含東部的河北與山東、中西部的大部分省份，它們都是人口凈流入率為負且2010年的絕對值大于1%的省份。在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出區，由于大量以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從該區域流出，不僅使得當地省份常住人口總數的增長緩慢，更重要的是造成該區域內各省份的人口結構呈現中老年人口比重偏高的傾向，從而加速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深化。人口凈流出率越大，對該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率產生的影響越大，不少省份表現出人口老齡化率快速上升的現象。在收集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出區15省份數據的基礎上，基于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經豪斯曼檢驗發現F統計量為18.5706，P值為0.0000，故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得到如下的估計方程：lnPGDP=5.5336+0.4286OLD(78.5499)(48.7744)R2=0.8900（3）估計方程式（3）表明，人口老齡化率與實際人均GDP對數的關系是顯著的，且呈正相關關系。判定系數為0.8900，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程度是較高的。比式（1）的判定系數要大，常數項和人口老齡化率的系數的T值也都比式（1）較大，說明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出區的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擬合程度要高于省際流動人口零流動區的這兩者的擬合程度。因此，在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入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也呈顯著的對數線性關系。
四、結論
本文從人口流動的視角試圖探究中國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兩者的關系在中國總體上與在分省市上表現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結論：（一）由于大量省際流動人口的存在，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從而深化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省際流動人口不僅在規模上逐年增大，而且在年齡結構上也以勞動力為主體，從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地區，減緩東部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增長，加快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上升，改變了各省份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二）省際人口大量流動的主要原因是務工經商。省際人口的流動，不僅解決人口凈流出區的剩余勞動力問題，還為人口凈流入區提供其所需的勞動力，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數據分析也表明人口凈流入率與實際人均GDP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三）基于各省份2000、2010年的人口凈流入率的大小，把31個省份分為零流動區、凈流入區、凈流出區三類不同的區域進行分析。在省際流動人口零流動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呈顯著的對數線性關系；在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入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呈顯著的雙對數關系，其關系的密切程度要低于零流動區；在省際流動人口凈流入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也呈顯著的對數線性關系，其關系的密切程度要高于零流動區。區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正向或負向相關，其還有著更深層次的復雜關系，本文也僅是從人口流動的視角進行分析，考慮省際流動人口的存在對這兩者的關系的影響。事實上，人口流動只是影響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一個因素，還有眾多其他因素同樣會對這兩者的關系產生影響，使得兩者的關系更加復雜化。因此，本文的結論只是一個探索性的結果，還有待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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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新生代女性流動人口生育保險權利的保護
2.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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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國人口生育政策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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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國人口生育變化及影響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性別偏好及其決定因素
15.中國出生人口的新變化與趨勢
16.婚姻擠壓下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性別偏好——基于相對剝奪感視角的分析
17.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調整對中國出生人口規模的影響——基于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的視角
19.自主到計劃:人口生育和增長變遷——1950~2014年中國人口論綱要
20.流動人口對當前生育水平的影響
21.論計劃生育權利義務的雙重屬性——以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為背景
22.城市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綜述
23.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鎮外來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行為分析——來自深圳調查的發現
25.生育水平評估與生育政策調整——基于中國大陸分省生育水平現狀的分析
26.滯后與壓縮:中國人口生育轉變的特征
27.21世紀初中國人口的生育觀念——基于對山東省一項問卷調查的研究
28.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計方法及其影響因素——基于隊列視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題與中國生育政策演變
30.人口生育觀念嬗變與社會發展
31.遷移流動人口生育特點及相關理論——中外研究述評
32.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33.隊列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基于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34.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35.蘇南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吳江流動人口為例
36.不同代別農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廈門市912位農村流動人口的實證研究
37.外來人口與我國城市低生育率
38.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變動關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變遷及其影響
40.計劃生育政策、社會保障與人口出生率的區域差異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41.清中葉以降浙南鄉村家族人口與家族經濟——兼論非馬爾薩斯式的中國生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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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集體化時期的分配制度與人口生育——以日照市東村為中心(1949~1973)
46.人口遷移對延邊朝鮮族育齡婦女生育行為差異的影響程度分析
47.我國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徹底改革——基于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分析
49.從穩定人口與人口再生產認識總和生育率真實涵義
50.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
51.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研究
52.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與人口老齡化
53.人口流動的經濟效應對生育率的影響——基于CGSS農村微觀數據的研究
54.人口老齡化機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續下降視角
55.生育政策潛在人口的結構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對兩項大規模調查結果的分析
56.人口優化理論再探——新人口危機和國家安全
57.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間隔及其影響因素——以上海市為例
58.鄉-城轉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問題
59.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
60.企業青年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61.云南流動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差異分析——以廣州市流動人口為例
63.基于廣義穩定人口模型的中國生育率估計
64.流動人口生育保險參與及其性別差異研究
65.生育率結構性變化與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實證研究
66.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相關人口研究問題
67.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該何去何從:近年的爭論和討論
68.中國婦女生育意愿決定研究:基于工資收入獲取視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研究
70.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評估
71.低生育時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考證和未來人口發展的策略選擇
73.外來流入人口的分母效應與大城市育齡婦女的超低總和生育率——以京、津、滬為例
74.東部較發達省市人口下降區人口發展趨勢——基于生育政策調整的縣域個案詮釋
75.我國生育政策演進與人口均衡發展——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論家庭變遷與人口的生育行為
77.中國人口生育問題研究
78.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健康狀況調查
79.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
80.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生育轉變
81.生育率轉變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經濟效應評估——以四川省為例
82.婚姻家庭與人口生育立法分離之探討
83.對“單獨二孩”政策新的認識與思考
84.中國省際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與實證
85.中國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對哈爾濱市已婚在業人口的調查
86.從以人為本看我國人口問題與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研究:回顧與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89.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綜述
90.高出生性別比地區人口預測研究——基于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調查
91.中國的城鎮化如何影響生育率?——基于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問題與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策略選擇——以廣東省潮汕地區為例
93.中國的低生育率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轉變論的補充和發展
95.“單獨二孩”:生育政策調整的社會影響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國的福音?——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中國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
97.現階段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來自戶籍登記數據的新證據
98.上海市閔行區流動人口生育狀況調查分析
文章編號:1003-1383(2010)05-0612-03 中圖分類號:R 51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0.05.054
麻疹(measles)是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對麻疹易感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這些流動人口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在免疫規劃管理層面上,多以縣(市、區)為單位居住不滿3個月或無當地居住證的人群。城市中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可回避的社會經濟問題和衛生問題,導致麻疹的流行病學特征也發生了變化。我國流動人口約1.4億,對這一龐大人群的對傳染病控制是我國免疫規劃工作的薄弱環節。本文對流動人口麻疹的發病情況及相關因素作一簡要綜述。
流動人口麻疹流行病學與免疫狀況
大量流動人口流入城市導致麻疹的發病數日益增多,發病構成呈現遞增的趨勢,流動人口成為麻疹高危人群和麻疹控制的難點和重點。1991~2005年北京、上海等地流動人口麻疹報告病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其發病率是戶籍人群發病率的4~10余倍不等[1,2]。2005年全國麻疹病例中流動人口占37%,其中廣東、北京、上海等地麻疹病例占總病例數大于50%[3]。流動人口密集型的廣東省,1999~2003年流動人口的麻疹病例占廣東省麻疹病例的52.9%[4];佛山市2005~2008年的麻疹病例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密集且流動人口多的地區,占總病例數的94.97%[5];東莞市某鎮報道2001~2003年流動人口麻疹年均發病率是本地戶籍人口的10.67倍[6]。處于中原地帶的河南省鄭州市2000~2002年流動人口麻疹發病人數占44.82%,而流動性相對較大的市區內構成比為61.57%[7]。處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常州市2007、2008年麻疹病例中流動人口比例均>60%,且2008年是2007年的2.59倍[8]。
近年來流動人口麻疹爆發流行的次數增加,山東省2005、2006年分別爆發43起、28起,都是在流動人口中發生[9]。而胡家瑜等[10]報道上海市2001~2004年外來人口麻疹爆發流行就有62起之多。
在流動人口中,無麻疹疫苗免疫史或接種不詳的比重多。如上海市、深圳市外來人口麻疹病例中無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詳的分別占93.55%[10]和90.00%以上[11]。浙江麻疹流行地區約80%的外來兒童無MV免疫史或免疫史不詳[12]。寧波市近年對流動人口的調查表明,流動人口有MV免疫史的占48.7%,顯著低于本地人口的88.8%[13]。河南省鄭州市調查的899例麻疹確診病例中,無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詳的占85%[14]。
在眾多資料中,流動人口麻疹抗體水平達不到85%的免疫屏障,福州市的流動人群麻疹抗體陽性率為81.34%[15]。中山市2002年流動人群麻疹抗體陽性率只有81.6%,另外有37.9%的人群麻疹抗體水平未達到1∶800的保護水平[16]。但相對而言,流動人口這一因素通過自然感染或隱性感染獲得免疫力,又可以增加麻疹抗體陽性的可能性[13],如深圳市某區流動人口麻疹抗體總陽性率為95.98%[17],珠江三角洲為85.96%[18]。
流動人口麻疹流行的特點
我國麻疹的發病季節一般集中在4~7月,近年來由于3~5月為外出務工人員進城和學生返校的時間,而11~12月為春運時節人員流動性大,所以麻疹的發病季節多集中在這兩個時間段內[7]。但有的城市發病季節也有推遲的現象[5]。畢建萍等[19]研究顯示,2005~2007年蕭山市流動人口麻疹發病季節相對于1983~1992年發病季節性呈強度減弱,高峰日推遲,流行高峰延長,這可能與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使用麻疹疫苗后,麻疹免疫狀況得到改善有關。有報道麻疹防治較好的地區如美國、西班牙,未到常規接種月齡嬰兒及成人發病率上升[20],在免疫預防覆蓋面不足的邊遠地區,如我國的陜西省、貴州省,麻疹發病仍以15歲以下兒童為主[21]。但是近年來隨著全國大部分地區計劃免疫工作水平的提高,小年齡麻疹發生得到有效控制后,出現發病年齡向大年齡和未到麻疹疫苗免疫年齡人群轉移的現象,這與流動人口在其中的調控有關。流動人口的麻疹發病年齡以6歲前的學齡前兒童為主[20],小于8個月齡的嬰兒發病也有增多的趨勢[6,7],如鄭州流動兒童麻疹病例小于8個月齡的占15.64%。16~35歲的成人麻疹占的比例也逐漸增多[21,22],黃興民等[6]調查16及以上流動人口麻疹發病率為50.14%,發病年齡后移。說明“雙向位移”現象與疫苗時代小月齡嬰兒和成人發病增多的趨勢一致[23]。
由于流動人口流向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其發病職業也呈現多樣化。小年齡組主要以散居兒童為主,其次為幼托兒童。大年齡組以民工及工人占首位,其次為商業服務者和其他職業[6,24]。流動人口麻疹病例主要分布在城鄉結合部,城區的租房者等,造成城鄉結合部大量易感人群聚集。據報道,流動人口發病率以流動人口聚集的近郊和遠郊區(縣)為高,病例的地區分布呈現從市區向郊區、從近郊向遠郊轉移的趨勢。陳麗玉等[25]調查發現流動人口麻疹病例主要聚集于流動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城邊村”。
流動人口麻疹流行的相關因素
流動人口兒童建卡、建證不及時、MV漏種、接種時間推遲是6歲及以下兒童發病較多的主要原因[6]。居住時間的長短與是否及時辦理預防接種證是兒童麻疹漏種的一大影響因素。深圳市居住
影響人群麻疹抗體水平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人群歷年MV接種率、免疫成功率和MV的免疫持久性;二是隱性感染。有文獻報道[28]流動人口中有MV免疫史而原發性失敗占11.3%。1963年疫苗廣泛使用后出生的女性多未自然感染麻疹,體內被動接種疫苗產生麻疹抗體的水平較低,妊娠后通過胎盤到達胎兒的麻疹IgG抗體,無論是滴度還是殘留時間均低于野毒株自然感染,對下一代的保護作用弱,顯然體內低麻疹抗體的嬰兒在到達常規免疫的初免月齡前可能已成為易感者,難以抵御麻疹病毒的侵襲。近年來,周波青等[29]從婦女的分娩方式角度進行臨床研究還表明由于分娩方式發生改變,剖宮產造成嬰兒體內母傳抗體IgG抗體缺失,麻疹提前易感,導致嬰兒就診率提高。再者,我國缺乏成人麻疹的免疫程序,這可能是16~35歲的成人發病比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計劃免疫初期我國主要采用液體疫苗,接種劑量低,冷鏈運輸、接種技術不成熟等,導致疫苗所產生的有效保護低,免疫失敗人群自然累計。而大年齡病例多來自農村和邊遠山區,出生年代大都為80年代以前,當時計劃免疫未普及,部分人群MV初種、復種未種,加上冷鏈設備不足造成的無效接種,導致這個年齡段麻疹易感人群積累[20]。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的麻疹流行狀況不容樂觀,是我國傳染病免疫規劃工作的薄弱環節,加強麻疹控制管理工作極其重要,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強化流動人口兒童免疫計劃工作的管理,及時對流動兒童登記建卡、建證;二是提高流動人口麻疹疫苗常規免疫接種率,并定期對特定人群采取強化免疫,鞏固免疫屏障;三是定期對流動兒童進行MV查漏補種工作,將MV疫苗的初免提前至6月齡;四是政府提高重視,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探索流動人口管理辦法;五是通過加強麻疹監測,確保麻疹監測的敏感和準確;提高麻疹疫情預測預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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