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艾蕪在《南行記》及《漂泊雜記》中,書寫了1920-30年代的漂泊經(jīng)歷及異域生活,涉及的地理空間涵蓋中國邊地、緬甸及新馬一帶。現(xiàn)有的文學史敘述將之放置在“邊地書寫”的框架下,往往遮蔽了艾蕪的航海體驗對其漂泊意識形成另類的刺激。艾蕪在滇緬經(jīng)歷過流離失所的流浪生活,而在新馬一帶屬于短期出游,這反倒賦予他一種旅客身份與觀察視角,促使他運用紀實方式記錄自身的旅感體驗,并觀察當時新馬兩地的經(jīng)濟動蕩與影響日后時局的地下黨活動。從地景書寫看,這組“海/島”游記記錄下20世紀30年代的檳榔嶼碼頭、英殖民的檢疫島、馬來半島鐵道、巴生港口、新加坡街道等地貌與人文圖景,其蘊含的歷史價值亦不容忽視。此外,艾蕪30年代初在上海加入左聯(lián),他在漂泊時期積累的人生閱歷,成了獨特的寫作資源。抗戰(zhàn)時期,艾蕪亦調(diào)動早年的殖民體驗,將同樣遭受日軍侵略的南洋與中國聯(lián)系起來,視作可相互借鑒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