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初葉,現代中國農具學的濫觴明顯受到日本農學的深度影響。作為楊堃倡導的“社會學的民俗學”的標志性成果,在社區-功能論的引領下,基于長期深入的局內觀察,1941年燕京大學邢炳南和虞權分別對“社會學實驗室”平郊村的農具、住宅設備進行了熱描。與偏重農具形制、功效的農具學不同,這些熱描在注重物之制造、使用等靜態面相的同時,更加在意物的“人性”與社會性,諸如物的流轉、信仰與禁忌,對不同個體的差序價值,相關技術知識的傳承,圍繞同一物的交際等。在平郊村的系列研究中,廟舍中的紙錢、佛龕、神像、祖宗板子等神圣性器物也在細描之列,且注意到這些圣物與神圣空間、社會鼎革、族群命運之間的聯動關系。對于當下再次主要取徑日本的中國民具學以及民藝學而言,這些蒙塵多年的民俗學志顯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以此為切入點,百年來中國民具學的系譜及演進也就隱約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