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讀作家訪談筆記及現今社會學調查材料,發現丁玲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潛藏著巨大的敘事價值和思想價值。面對貞貞既是"慰安婦"又是"女同志"這一尷尬身份,文本內部充滿話語博弈與言說張力:民族國家話語裹挾之下的身體征用與意義加持,在政治末梢的民間場域已然"失效",傳統倫理話語在顛覆正統威權的同時再度質疑這位不幸的女性。丁玲相繼否定前述兩種話語"代言","漩渦"之下"潛流"隱現,承續于五四的個人主義話語給層層"封鎖"的貞貞"松綁",在呈現女性隱秘創傷與獨立"新我"形塑之余,隱約可見其對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審視拷問。在新的時代語境之下重讀該作,從文史互動視域考察文本生成背景及故事的講述策略與機制,對于現實具有重要的指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