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先后四次設立的佛教官寺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征意義。安史之亂末期,史思明模仿唐玄宗設立佛教官寺的先例,將幽州開元寺改額為順天寺,并視此舉為其建國方略之一。這說明在史思明及其臣僚心目中,設立佛教官寺已成為建立大燕國必不可少的政治合法性標志之一。田氏魏博時期的田承嗣與張氏歸義軍時期的張淮深,雖在時間上前后相去百余年,空間上東西相距數(shù)千里,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以積極重修轄區(qū)內(nèi)佛教官寺作為向唐中央表達忠誠的不二方式。這表明中晚唐半獨立藩鎮(zhèn)已普遍將佛教官寺的政治象征意義作為其構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資源。除此之外,通過在官寺頻繁舉行的國忌行香儀式,也是藩鎮(zhèn)長官借以向唐中央表達忠誠并向本鎮(zhèn)官民宣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