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宗在武周回歸李唐之后被奉為“中興之君”,其與夏少康、漢光武帝同列的政治光環十分耀眼。從武則天退位到去世之間,中宗于神龍元年二月下令天下諸州置大唐中興寺觀,并曾御制《大唐中興三藏圣教序》;武則天去世之后,中宗朝廷從洛陽回到長安,其對中興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神龍三年二月,張景源上疏引發中宗對“中興”定義進行重新反思,最終決定改中興寺觀為龍興寺觀,且內外奏事禁言中興,并得到了切實的執行。從盛言中興到禁言中興,中興寺觀僅僅存在了兩年時間。但中宗對中興盛譽的自我否定,暗含的歷史語境卻是當朝所謂的“中興”與少康、光武“理異于茲”,不能類同;而中宗也在禁言過程中完成了由肩負中興使命的圣君到重拾親情倫常的人子的角色轉換。極具戲劇性的是,在隨后的睿宗、玄宗朝,中宗的中興形象又被重新塑造起來,這種復雜的輪替直接推動了后世(如元和中興)中興觀念的變化與界定標準的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