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A市2010~2014年間重復集體訪的研究發現:民眾利益訴求構成重復集體訪的主體,信訪制度在事實上發揮著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大量“非行政信訪”進入信訪渠道,信訪的實際工作遠超行政信訪所規范的范疇。“非行政信訪”的大量存在,與信訪制度同時具有“政治”與“行政”兩種制度邏輯有關。政治邏輯推動信訪制度向“大信訪”方向發展,行政邏輯則要求信訪制度向邊界分明的“小信訪”靠攏。政治與行政兩種制度邏輯的交錯為信訪工作帶來不確定性,而這實際上是信訪制度尚未發展成熟、兩種制度邏輯尚未得到理順的表現。從根本上而言,信訪的兩種制度邏輯并不沖突,它們都是信訪制度的應有邏輯,并行不悖地指導著信訪制度向前發展:政治邏輯是信訪的制度之本,指導信訪工作的思想立意與服務態度;行政邏輯規范信訪工作的具體工作程序和工作范疇,是信訪制度走向法治化、專業化和全面制度化的必經之路。信訪的制度化,須在政治邏輯的指導下落實行政邏輯,在法治方法的規范下做實群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