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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一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高水平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２０３５年總目標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１]，標志著市域社會治理進入新臺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２]，顯示出黨和政府對于當前市域社會形勢的洞悉與治理方式上的高度重視。作為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政策概念，市域社會治理既是國家治理在市域層面的反映，亦是對新時代“郡縣治，天下無不治”經典命題所面臨挑戰的適時回應。在以改革為背景的社會現代化大變遷中，社會重心不斷向城市傾斜，“鄉土中國”逐漸轉向“城鄉中國”。[３]同時“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蕩。”[４]社會的急劇變遷導致舊的社會規范逐漸失去效用，而新的規范尚未產生，市域社會處于一種失范狀態，市域社會治理陷入某種困境。[５]而目前學界和實務界對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研究依然薄弱，尚缺乏體系化的理論探討與建構。涂爾干的社會團結理論雖然與其所處特定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但并不妨礙人們對其有益借鑒進而反思新時代我國市域社會治理的困難與問題。文章簡要梳理涂爾干社會團結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從法治的角度嘗試對現行市域社會治理的最佳狀態與最佳方式進行系統性探究，為市域社會治理提供切實有效的智識資源和知識形態注解，以期對我國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參照。
一、市域社會治理與社會團結
針對人類社會的形成機理及存在的病態現象，涂爾干從實證角度分析，認為只有從因勞動分工的擴大而導致社會團結類型的變化過程著手，才能解決“為什么個人越變得自由，他就會越來越依賴社會？為什么在個人不斷膨脹的同時，他與社會的聯系卻越加緊密？”[６]這一突出的社會矛盾。涂爾干由此得出社會團結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石，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由機械團結社會向有機團結社會過渡的這一基本論斷。
（一）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
涂爾干通過剖析傳統與現代社會發展歷程，發現了分工與社會形態變化之間的關聯性。他認為分工有助于提高社會團結水平，分工程度的不同導致社會團結形式的不同，社會團結分為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兩種基本類型。[６]機械團結的基礎源于個體間的相似性與社會同質性，由于社會機體沒有分化，相互依賴程度差，個體成員直接系屬于社會，不需要任何中介，社會的維系依賴于所有成員的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而人們往往將集體意識視為社會的整體意識，視集體意識為社會精神生活的全部。[６]“集體人格完全吸納了個人人格，”[６]個體自主意識缺乏。而有機團結則基于社會分工與個人異質性，產生于個體的差異性，是勞動分工的產物，強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組織與社會整體的有機統一。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導致個體的差異性與獨立性不斷得到發展，每個人在自己行動范圍內都能自臻其境，人格較為獨立。[６]因此，分散化的個體并非直接系屬于社會，必須通過中介組織來參加社會，如加入行業協會或進入公司工作，較之于機械團結，人們的相互依存性不斷增強。而在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方法上，涂爾干認為須從其外部現象著手考察。法律作為社會結合的道德現象，是人類社會的外在表征，加之社會事實本身就能對個體行為構成約束，社會事實的客觀性與約束性特征又為法律所界定，因此，社會團結不可能離開法律，而法律亦是社會團結的主要表現形式。[６]
（二）社會團結與法律分類
任何社會都存在約束個體行為的規范，法律是具有制裁效力的行為規范。涂爾干認為，普通社會生活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法律活動的相應增加，所有社會團結必然反映在法律方面的主要變化。[６]法律系社會團結的明顯標志，在不同類型的社會團結中，法律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與功能。機械團結社會的法律呈現出壓制型特征。制裁通過壓制性法律來實現，主要建立在犯人痛苦之上，要么會損害犯人的財產、名譽、生命和自由，要么會剝奪犯人所享有的某些事物。[６]其法律表現形式主要為制裁力度最為嚴厲的刑法，意在通過刑罰剝奪犯罪人的生命、自由，進而威懾社會成員不能或不敢犯罪。而有機團結社會的法律則著重強化社會有機體各部分之間的合作，其宗旨在于撥亂反正而非威懾，法律制裁的補償性傾向較為明顯，旨在“把已經變得混亂不堪的關系重新恢復到正常狀態。”[６]制裁目的在于補償損害或恢復原狀。其法律表現形式主要體現為民商法、訴訟法、行政法等部門法。機械團結社會的紐帶是建立在個體相似性和社會同質性的集體意識基礎之上，這容易導致大量違背集體意識的異常行為產生，這些行為有害于社會團結，必須根除，因而制裁不可避免，法律亦較為嚴厲。類似情形在傳統部落或民族地區較為尋常。而有機團結社會的紐帶基于彼此相異的高度分工，集體意識相對較弱，觸犯集體意識的失范行為數量遞減，制裁性法律需求相應減少。同時，由于有機團結社會的高度分工，社會成員間更需要功能互補與相互依賴，個體間的交流、合作、互惠、契約已為常態，從而使保障個體間協作與交換的恢復性法治應運而生。如現代工業社會中民商法、訴訟法等較為發達，且由專門的法律執行機關來執行相應法律，這既是社會分工的表現，亦能充分體現法律促進社會分工與合作的積極效用。[６]要治理市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失范現象，實現市域社會的良性變遷，就要尋求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實現。“治民無常，唯法為治。”（《韓非子·心度》），法律作為社會團結的重要標志，對市域社會的有機團結亦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確保市域社會良好秩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發、保護社會力量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活力與秩序在治理實踐中保持動態平衡，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難題。因此，在市場經濟所引致的多元化分工和職業生活社會化的大背景下，在強調集體意識的意識形態領先地位時，應尊重社會成員的主體地位，以良法來充分保障社會成員參與市域社會的權利，依靠良法之治來實現市域社會的良善之治。
（三）社會團結與我國社會治理范式變遷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治理范式大致經歷了控制、管理與治理三個階段。[７]社會控制階段為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基于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與政治、經濟領域高度同構，由此形成了集中統一、注重秩序的社會治理體系。其典型特征是社會成員高度組織化、同質化，國家為社會主要管理主體，將社會成員與社會事務牢牢控制。[８]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化導致社會事務與政治事務、經濟事務相分離，同時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推進，貧富差距等弊端逐漸顯現，對社會事務進行管理亦成為國家機關的法定職責。強化社會事務的管理與控制、重視社會風險防范與矛盾化解、強調社會穩定、以追求社會和諧為目標是社會管理階段的基本內涵。而社會治理的新階段則是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的時期，“社會治理”一詞開始正式出現在黨的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中。這一時期主要追求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鼓勵社會治理機制創新，強調社會分工與協作，力圖促進社會領域繁榮發展。不難發現，我國社會治理范式的變遷，是由國家作為單一控制主體的模式（即社會與國家合為一體）向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并最終在二者邊界明晰的基礎上多元協同治理模式的轉變。結合上文分析我國社會治理范式的變遷軌跡，不難發現，由以往一元化的壓制型管理模式向當今多元化的合作互惠治理模式轉變，實際上是由傳統的機械團結社會向現代的有機團結社會轉變。在控制范式階段，國家與社會合為一體，國家是社會的唯一管理主體，個體直接系屬于社會，不存在任何中介，維系社會團結主要基于社會成員的高度組織化與同質化，強調社會整體的集體意識形態，弱化個人差異色彩，類似于機械團結社會。在這種機械團結社會里，社會主體為國家組織和控制體系的成員，社會各方面為國家公權力所控制，社會治理為國家治理所囊括。同時，在這種一元化的壓制型管理模式下，壓制性法律制度占主導地位。而在管理與治理范式階段，社會與國家開始逐漸分離，二者界限逐漸明晰，從強調集體意識逐漸向注重個體差異轉變，社會管理措施由壓制性逐漸走向恢復性，社會團結形式由傳統的機械團結逐漸走向有機團結。尤其在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治理范式階段，鼓勵社會治理機制創新，整個社會基于分工協作和互利交換尋求實現有機團結的傾向更為明顯，社會領域與國家領域存在著有效互動與協作的趨勢，尋求包括市域層面在內的整個社會實現良善治理。
二、市域社會治理的善治追求與法治內涵
（一）市域社會治理的善治追求
基于現代市域社會是一個社會個體彼此間的相互依賴感、團結感以及個體與社會的連接感普遍較強的這一社會事實，在分工基礎上形成的有機團結社會的主要客觀表征即是恢復性法律。而恢復性法律在勞動分工高度發達的現代市域社會中有利于維系社會個體間的團結與協作關系，將被越軌行為破壞的依賴關系恢復到原先正常狀態，避免了由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秩序的紊亂，能夠為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保障，確保社會成員的權益與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最大化。這樣，有機團結社會的恢復性法律制度既成為現代市域社會整合的基礎與聯結的紐帶，亦使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等法治價值得以彰顯，正好與“善治”觀念的相關內涵不謀而合。“善治”理論，最早來源于法國學者瑪麗克勞斯·斯莫茨，她提出了“善治”的四要件說：一是公民安全通過法治得到保障；二是公共機構正確有效地進行行政管理；三是政治責任制；四是政治透明性。[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善治著重突出政府、公民、社會組織與私人部門在公共事務中的相互作用，強調公民在利益表達與分歧協調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權利行使等方面的各種制度和過程。[１０]我國著名學者俞可平則認為：“善治有賴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有善政，而不會善治……公民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１１]同時，由于“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是兩者的最佳狀態”[６]。可以說“善治”是有效解決市域社會問題的最優解，是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理想狀態，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高追求。結合前文，涂爾干將法律制度視為社會團結的重要外在客觀表征和制度聯結紐帶，認為社會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轉變的同時，法律制度亦由壓制性向恢復性轉變[１１]。從價值判斷來看，有機團結優于機械團結，恢復性法律制度優于壓制性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由壓制性向恢復性升華的過程，意味著法治化水平處于不斷提升的過程。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貫穿于包括市域治理在內的整個社會治理過程與治理活動的各個方面。[１２]如果說“善治”是實現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理想狀態，從某種程度上講，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決定了有機團結社會的“善治”程度。因此，作為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桎轄之桎，市域治理必須走法治化道路，必須以法治思維來實現市域社會治理體系的優化升級。正[１３]
（二）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內涵
“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１４]法律之治作為人類歷史長期社會治理與制度實踐形成的文明成果，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欲達到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善治”狀態，法治顯得尤為重要。那么，什么是法治呢？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１４]即法治包含守法的普遍性與法律的良善性兩大要素。“普遍的”守法，即無例外的，包括統治者在內的社會一切主體，均以法律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同時，法律應具備優良的品質，強調法律的良善性，即“良法之治”。人們一般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來定義法治。形式法治對法律的形式合法性與形式正義性較為注重。形式合法性法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如拉茲，認為法治應包含兩個方面：（１）人們應遵守法律并服從其統治；（２）法律能夠指引人們的行為。形式正義性法治理念強調通過法律制度的實施來實現形式正義，“形式正義的概念，即有規律地、公平地實施公開的規則，在被適用于法律制度時就成為法治。”[１５]而實質法治則主張對法律制度本身提出價值判斷標準，強調法律的道德性，即惡法非法。如菲尼斯指出，法律應具備特定的德性，在制度與程序上應具備優良的品格。[１６]盡管兩種形態的法治模型存在較大差異，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均強調法治的正義價值，即法律規定及其實踐應當與社會正義原則相適應。“凡正義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構成正義之核心的平等在實在法制定過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認的地方，法律不僅僅是‘非正確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質。因為我們只能把法，也包括實在法，定義為不過是這樣一種制度和規定，即依其本義，它們注定是要為正義服務的。”[１７]如此，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其法治邏輯既包括良好的法律制度，亦強調對法律的普遍服從與信仰。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講：“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１８]“良法”首先要求法律制度具備優良的德性，在明確行為規則、保障公民權利、清晰公權力邊界等方面于法有據，確保權利義務分配、社會資源配置等方面與秩序、公正、人權、效率、和諧等基本價值相符，[１９]為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善治”奠定基礎。而“善治”則意味著良好的法律制度能夠得到足夠的尊重與執行，全社會普遍遵循法律至上原則，不斷強化“良法”的生命力，將法律體系升華為法治體系，為規范市域社會的分工與協作發揮積極效用。因此，法治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是現代文明對市域社會治理手段的更高要求，是達致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路徑。
三、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路徑
法治的桎轄之桎在于依靠良法之治走向良善之治。作為現代工業文明首要特征的法治是實現市域善治的根本路徑，是市域社會實現有機團結的關鍵樞紐。正如菲尼斯所講：“法治通常是指法律制度得到合法地、良好運作的一種狀態。”[２０]在當下市域社會治理過程中，應結合市域社會的時代特征與具體場景，更加聚焦于法治的紐帶作用。第一，法律規范應符合現代市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在市域社會生活中，法律作為調整社會生活的行為規范，本身亦是一種社會現象，通過維護社會秩序，以追求良好社會效果。但法律要成為社會有機團結的紐帶，應通過理性的法律建構之術對社會分工與協作等現代社會發展、演進規律予以客觀真實反映，將其融合為恢復性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實現法律對市域社會分工與協作的有效規制。誠如龐德所言：“法律的工作，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工程的艱苦工作，它是一種能努力滿足眾人的需要及欲望，能為眾人所分享生活必需品一樣的工作，這就是因為法律的目的旨在實現社會正義。”[２１]而改革開放以來，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嬗變，貧富差距懸殊、環境資源惡化等社會失范問題相伴而生。這與滯后的相關法律制度息息相關，即法律規則在市域社會快速變遷過程中落后于社會發展實踐需要，與市域社會發展規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需求便迫在眉睫。因此，一方面，法律制度的建構與完善應以社會發展、演進為基礎，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使法律制度與以社會分工、個體差異以及互惠協作等為特征的現代社會發展進步同行；另一方面，考慮到現代市域社會變遷速率及復雜性，立法者應對“人類社會的性質，社會科學所需要運用的技術”予以充分考量，對市域社會的發展保持科學的適度前瞻與引導，尋求法律規則在適度原則性與具體可操作性之間妥適的平衡。[２２]同時，保持適度開放的立法機制，有利于優化法律規范的及時性、針對性和有效性，能夠不斷適應市域社情變化發展需要。第二，法律治理應強化市域社會的行為一致性與未來可預期性。較之于傳統社會，當代市域社會復雜多變，法律的社會治理功能集中體現于行為指引方面，能為廣大市民提供行為準則，為糾紛沖突提供統一的裁判標準，既能消除市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亦能增強市民生活中的可預期與安全感。當前亟須強化治理行為的一致性與對社會風險的防控作用。在現實主義語境中，民眾焦慮感隨著社會變遷速度及社會風險遞增而不斷加劇，民眾因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法律來強化行為一致性與可預見性，形式法治的重要性便日益凸顯，珍視與維護法律的一致性與可預期性成為中國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進程中最應有的法律品質。[２３]因此，面對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差別化與風險化，市域社會治理必須杜絕法律的隨意性，法律調整必須以其一般規范屬性為起點。無論是在解決社會廣泛關注的疑難復雜問題，還是進行法律解釋，都應以法律的一致性與可預期性追求為導向。這樣既有利于建構同等情形同等對待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防止人的恣意妄為，使法律治理行為符合形式正義的普遍性要求；亦能夠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并形成穩定的未來預期，增強行為指引性與未來可預見性，便于社會主體成員分工協作，使法律成為市域社會有機團結的良好制度紐帶。第三，優化市域社會共治的法律控制。在我國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中，食品安全、環境污染、誠信缺失等社會失范現象，均系綜合因子影響的復雜社會問題，在客觀上需要多元市域社會治理機制有效銜接與合作的解決方案。而基于市域社會復雜化、風險化的現實情勢，常態化的市域社會共治會“因信任斷裂而在公權力執法、知識治理、市場規訓等多個維度遭遇‘失靈’”，[２４]尤其在類似疫情防控等公共危機中的信息偏差與行為指引失效，更會加劇市域社會共治的隨意性與盲目性，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信任鏈條”呈現出強烈的法治框架下的規范性保障傾向。因而，市域社會共治在客觀上仍存在著對法治的基本需求。改善市域社會共治的法律控制，能夠增強市域社會共治的制度適應性，有利于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確保社會共治主體的相關治理對策取得良好的治理績效進而實現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市域社會共治的法律控制改善宜從治理政策與治理方式兩方面同步推進。在治理政策方面，應突出政策措施的因應性，杜絕不合實際情勢的“一刀切”。例如，各地現實差異導致共治主體的社會治理智識水平參差不齊，通過法律對地方治理能動性進行賦權能夠提升治理的針對性與實效性，著手市域社會共治應具體結合各地實際共治情況，按照以基本政策為導向與各地采取能動性適應措施相結合的原則有力有節推進，多元區域性共治措施的集合構成全局性的共治體系。再如，市域社會共治并非多種治理主體的簡單“疊加”，而應是以問題導向為基礎、由國家統籌的協同配合。國家機關的行政管理體系與市域社會共治體系并非平行，而應是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相互協作的制度聯結。除此之外，治理工具的創新與優化對提高市域社會共治的法律控制水平亦大有裨益。尤其在當今信息時代大背景下，依靠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等科技產業的發展優勢，不斷提高信息的整合能力，有助于市域社會共治法治化水平及信息交互效能提升水平的評價體系的建構。[２５]因為“科學完備的社會治理法治指標體系的設計與規范評估，不僅是法治建設的重要維度”，[２６]亦是不斷提升市域社會共治決策水平的重要制度保障。第四，全面推進市域社會依法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然要高度重視法治問題，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法治中國。”[２７]欲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理勢在必行，具體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法律對國家公權力與社會私權利的邊界做嚴格區分，堅持法治在國家、政府與社會層面的全面推進。國家公權力應遵循法無授權即禁止、法定職責必須為的法律授權原則，社會私權利則應遵循法無禁止皆權利、法無禁止不得罰的權利原則，明晰兩者邊界。同時，考慮到任何治理活動都會存在權力濫用的風險，只有依據法律對公權力進行規范與約束，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禁止公權力越位、錯位、濫用，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方能保障社會主體的合法權利。二是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保障市域社會平安有序。“法治是現代社會化解矛盾、解決沖突最有效的方式。”[２８]對于現代市域社會的貧富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其他社會失范現象，應通過法治手段加以治理。因為法治為規則之治，較之于人治，具有可預期、可救濟、可操作等明顯的優勢特征，使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公平正義、公開透明的程序規則解決糾紛與矛盾，進而平衡相關各方利益，同時“能夠使人民群眾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規劃和生產、生活有合理預期和安全感，”[２９]有利于實現社會整體的安定與團結。三是依法保障市域社會成員日益增長且多元化的新型權利。對公民權利的確認與保障系法治的真諦，對人權的尊重與保護系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對權利的重視是現代性國家的核心要義。[２９]隨著現代市域社會的深入發展，社會事實與社會關系不斷變遷，市域社會成員對權利的關注持續升溫，權利訴求已從生存層面逐漸向發展層面過渡，涉及經濟、生態、文化等多方面，如數據權、環境權與信息權等，新型權利日益增長且不斷多元化。因此，政府應以法律為準則，認真對待市域社會成員的新型權利，對法律的權利體系應不斷豐富完善，對受損權利應進行及時公正的救濟。
四、結語
從社會團結視角看市域層面社會治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與涂氏社會團結理論具有高度契合性，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尋求市域社會的有機團結。善治作為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高追求，是市域社會實現有機團結的最佳狀態，更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四五”期間要實現“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２]的目標相符。作為現代工業文明首要特征的法治是實現市域善治的根本路徑，是市域社會實現有機團結的關鍵樞紐。在法社會學視域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意味著運用法治來解決市域層面在社會治理中的重大矛盾問題，實現政府、市場與社會主體之間的良好分工協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使市域社會成為充滿活力又團結有序的有機互動系統，確保相關治理措施取得良好的社會治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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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閔長毅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