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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轉基因食品 國際貿易 法律管制 風險防范
食品安全問題是關系到人類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問題，貿易的全球化帶來食品的供應鏈從一國國內擴展至全球，風險問題隨之增加。隨著民眾科學知識的增加及營養和健康意識的不斷提高，也越來越關注食品的安全。轉基因食品的出現以及其國際貿易的蓬勃開展，其又與人權、環境等問題相掛鉤，各國政府對其的不同態度和不同貿易政策，使得轉基因食品貿易在國際層面上展開了新一輪的探討。
一、關于轉基因食品
通過導入外源基因對生物體的某一或某些性狀進行改良的技術被稱為基因修飾技術，使用該技術獲得的含外源基因的生物體被稱為轉基因生物（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GMO），包括轉基因植物、轉基因動物和轉基因微生物。通常將來源于上述的轉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產品的食品稱為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s，GMF）。目前轉基因食品有90%以上為轉基因植物及其衍生產品，主要包括：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轉基因番茄、轉基因油菜、轉基因馬鈴薯等。
（二）美國
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環保局（EPA）負責檢測、評價和監督轉基因食品。作為GMF生產大國和出口貿易利益國，其要求嚴格以科學為基礎制定規則并對消費者提供信息，反對以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對轉基因食品貿易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只要GMF通過新成分、過敏原、營養成分和毒性等常規檢驗，證明其與傳統食品在化學成分上并無實質差異，即符合“實質等同原則”，可準予上市銷售。采取自愿標識原則，由美國的生產商自愿決定是否進行轉基因標識，不限制使用轉基因標識或者非轉基因標識，但使用非轉基因標識就要保證這種標識的正確性，不能誤導消費者。另外，FDA在《來源于新的植物不同性的食品的政策聲明》中同時規定，在轉基因技術對食品產生實質改變時，要求對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這也表明美國對轉基因食品中已經明確的健康風險的充分關注。
目前美國的立法也體現出自由貿易與嚴格管制的折中趨向：加利福尼亞州首先提出了要求轉基因食品得到標識的“37號加州立法提案”，然而受到轉基因利益派的強烈抵制于2012年11月被駁回。但此后，2013年5月至6月間，美國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緬因州相繼通過了轉基因標識法案。雖然只是小范圍內的地區性立法，但不乏進一步影響美聯邦立法的可能性。
（三）中國
我國雖然作為產糧大國，但是國內有很大一部分糧食的生產供不應求，只能在國際市場上尋求資源配置以填補國內缺口。以大豆一項為例，國內的產能僅為1300～1400萬噸，而每年需求量超過7000萬噸，嚴重依賴進口，而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向我國出口的大豆60%以上為轉基因大豆。我國的轉基因技術起步較晚、對于風險的管理和應變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國內近發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我國的食品安全保障面臨嚴峻的形勢。因此對GMF持謹慎態度，目前施行的主要規則有：
2001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該條例主要規定防范農業轉基因生物對人類、動植物以及生態環境構成的危險或潛在風險。2002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將農業轉基因生物依風險程度的不同劃分四個等級進行管理。2004年《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新修訂的《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并在《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中規定強制要求對轉基因產品進行標識。2007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標簽的標識》、在《食品標識管理規定》中要求屬于GMF或者含有法定轉基因原料的，應當在食品標識中注明。在《新資源食品管理辦法》將轉基因食品列入新資源食品中一并加以規定，放寬了強制標識的要求，但仍未規定標識的最低限值。2009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適用于GMF，并專章規定風險監測和評估，且以此作為采取管理措施的前提。
四、因不同貿易政策導致的國際貿易爭端
對轉基因食品貿易采取不同措施，折射出相關國家的立法政策的不同價值考量：以美、加為代表的貿易利益國，即邁阿密集團，鼓勵轉基因食品貿易自由化，反對對轉基因食品貿易施加限制或禁止的措施。然而，歐盟集團卻以保護環境及人類健康利益為目的，加之轉基因技術實力相對落后，為防范轉基因食品安全風險的不確定性的不利后果，對GMF采取嚴格的市場準入措施，即便是已經在歐盟境內獲得銷售許可的轉基因產品，也允許歐盟成員國在一定情況下，采取臨時限制或者禁止其在境內銷售的措施。
這一舉措導致了美等國出口利益的受挫，美、加、阿三國認為歐盟的行為嚴重違反了WTO自由貿易的原則，雙方磋商未果的情況下，2003年將該爭議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裁決，這被稱為關于轉基因食品貿易爭端第一案。對三個案子合并審理后，2006年11月，專家小組做出了最終報告，裁定歐盟對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對其出口的轉基因農產品所采取的限制或禁止銷售措施違反了SPS協定項下其應當承擔的條約義務，損害了方的利益，要求其予以糾正。最終，2008年1月14，歐盟與美國達成協議，并于2009年7月15日和2010年3月19日分別與加拿大、阿根廷達成爭端解決方案，并同意在雙方間就相關問題進行雙邊對話。
縱觀此案，無論雙方是對于適用SPS協定或者是多邊環境條約《卡特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爭議，還是歐盟的相關措施是否違反SPS協定項下義務的爭議，其實暗含著對風險防范原則適用的分歧，即其適用于規制轉基因食品貿易的適當性問題。風險防范原則指如果一項活動可能會對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嚴重或不可逆的損害威脅時，一國可以對其采取預防性措施，即便此項活動的風險缺乏科學確定性。自其70年代從德國國內法提出以來，對國際環境法甚至對其他國家國內環境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此，我們無意討論風險防范原則是否已經成為一項國際習慣法原則，但不能忽視其給我們在考慮或處理貿易與環境、公共健康之間關系時所提供的路徑意義。
正是由于風險防范原則允許在沒有確定科學證據的前提下對貿易采取禁止或限制措施，所以其存在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可能性。如何規范其適用的條件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00年2月的《關于風險防范原則的公報》的四個目的之一便是避免無保障的求助于風險防范原則，將其當作變相的保護主義形式。在盡可能充分的科學評估基礎上，當符合以下幾點要求時，可以援引風險防范原則進行風險管理：要求相稱和審查行動或不行動的收益和代價，即要求考慮風險對環境、人類或動植物健康的影響與選擇的保護水平是否相稱，采取風險防范措施可能帶來的收益和代價之間應達致平衡；其次要求非歧視和一致，即除非客觀情況要求這樣，否則不能對類似情況不同處理，對不同情況相同方式處理，避免其可能會對國際貿易產生的沖突；最后要求考察科學發展。?日前，歐盟委員會就其在環境保護和食品安全領域適用風險防范原則的一系列問題與美國代表團進行溝通以其達成國際共識亦體現了上述的精神。
五、結語
他，就是合肥工業大學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生物科學系主任曹樹青教授。
尋根溯源，生物治理土壤重金屬污染
眾所周知，土壤重金屬污染是全球面臨的重要環境問題之一。土壤污染的重金屬可通過農作物吸收而進入食物鏈嚴重影響食品安全并危及人類健康。而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更是有近20%的耕地存在鎘、砷、汞、鉛、鎳、銅等重金屬超標現象，嚴重影響食品安全并危及民眾健康。據了解，造成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原因復雜，包括工業排放、化肥農藥使用及地礦開采等，通過物理和化學手段治理非常困難，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曹樹青認為，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是解決土壤重金屬污染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尋找和發掘耐受重金屬毒害且調控重金屬超量積累（或降低重金屬吸收）的關鍵基因并闡明其作用機理，則是植物修復基因工程獲得成功并從源頭上控制農產品食品安全的關鍵。
為此，曹樹青帶領科研團隊展開了植物響應重金屬信號傳導的長期研究，并得到了轉基因重大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資助，希望能夠通過正向或反向遺傳學途徑，篩選和克隆涉及植物重金屬超量積累（或降低重金屬吸收）的關鍵基因，并闡明其作用機理。這不僅有助于揭示植物耐受重金屬毒害的分子機理，而且可為利用植物修復技術治理土壤中重金屬污染提供新的基因資源，并為從源頭上控制農產品食品安全提供新的技術途徑。
于是，科研團隊利用正向遺傳學途徑篩選和鑒定了一個擬南芥耐鎘突變體xcd1-D，并克隆了其相應的基因MAN3，該基因編碼一個1，4-糖苷水解酶。過量表達MAN3基因導致鎘的耐受和積累，而MAN3基因功能缺失則該突變體表現出對鎘敏感。鎘脅迫誘導MAN3基因表達、增加甘露聚糖水解酶活性及甘露糖水平，從而激活谷胱甘肽依賴的植物螯合素合成途徑上的相關基因協調表達，進而增加植物對鎘積累和耐受。
如今，研究已經初見成效，發現了MAN3及其介導的甘露糖的新功能，首次揭示了植物響應重金屬鎘脅迫的分子調控機制，為土壤重金屬污染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提供了新的技術途徑和基因資源。“利用此機制，我們可以通過基因技術定向增加植物對鎘的積累和耐受，使其在受到重金屬鎘污染的土壤中仍可以茂盛生長，并將鎘吸收后儲存至液泡中。”曹樹青介紹，“之后我們再對吸收了鎘的植物進行處理，即可有效降低土壤中的重金屬含量。”
2014年10月，該原創性成果在線發表在國際植物學知名學術期刊New Phytologist，引發廣泛關注。不僅獲得第十三屆全國農業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國內的一系列主流媒體也都進行了報道和轉載。
但這些榮譽并未羈絆住曹教授前進的步伐，目前，他正帶領科研團隊進一步研究針對砷、鉛等其他重金屬的植物修復機制，并致力于產業化探索，致力讓更多的國人吃上放心糧食。
解決糧食安全，實際意義深遠
民以食為天，華夏兒女自古以來就對糧食有著獨特的情感，而到了現代，糧食也始終是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危的重要問題，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物資基礎。如何增強作物品種的抗逆性是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為此，曹樹青教授認為利用轉基因育種提高作物的耐寒和抗旱能力對糧食安全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經濟意義。于是，他帶領課題組開展了“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學”研究，即利用轉基因育種等技術增強作物品種的抗逆性，提升植物對抗不良環境的能力，如抗旱、抗澇、抗凍、抗病蟲害等。這項工作的關鍵在于對植物抗逆分子機理的認識及關鍵基因的發掘。他們以模式植物擬南芥為材料，通過正向和反向遺傳學途徑，利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和基因工程手段，篩選和克隆抗逆關鍵基因，闡明其功能，并用于作物抗逆分子遺傳改良。
目前，該研究已經可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基因。曹樹青教授說：“這些研究不僅對于揭示植物抗逆分子機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可為作物抗逆遺傳改良提供新的基因資源。”
曹樹青，2001年7月獲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2001年8月至2003年7月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2011年9月至12月在美國普渡大學從事訪學研究。現任合肥工業大學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生物科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主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子課題等在內的國家級和省部級以及企業委托等課題20余項，指導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2項和校級大學生創新項目7項，主持校級精品課程及研究生教改項目各1項，參與省部級教改項目3項。
作為課題組的負責人，曹樹青在本領域研究較深。他先后在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其中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New Phytologist、 Nature Communications、Planta、PLOS ONE、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Pant and Soil、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Physiologia Plantarum等上發表SCI收錄的論文30余篇。除了這些重要論文，曹樹青還獲授權或申請國家發明專利14項，參與撰寫“973”專著1部。
土壤重金屬污染是全球面臨的重要環境問題之一，因為土壤污染的重金屬可通過農作物而進入食物，嚴重影響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為解決這一問題，科學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植物修復基因工程便是解決土壤重金屬污染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原理是利用綠色植物來轉移、容納或轉化污染物使其對環境無害。研究表明，通過植物的吸收、揮發、根濾、降解、穩定等作用，可以凈化土壤或水體中的污染物，達到凈化環境的目的。而在其中，植物修復的對象是重金屬、有機物或放射性元素污染的土壤及水體。因而，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是一種很有潛力、正在發展的清除環境污染的綠色技術。
經過長年不懈的努力，合肥工業大學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生物科學系主任、曹樹青教授，帶領科研團隊首次揭示了植物響應重金屬鎘脅迫信號轉導的分子調控機制，為土壤重金屬污染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提供了新的技術途徑和基因資源。2014年10月20日，這一成果在線發表在國際植物學知名學術期刊《新植物學家》上，并獲得第十三屆全國農業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從源頭保障農產品安全
尋找和發掘耐受重金屬毒害且調控重金屬超量積累的關鍵基因并闡明其作用機理卻不容易，但這卻是植物修復基因工程獲得成功并從源頭上控制農產品食品安全的關鍵所在。
我國有近20%的耕地存在鎘、砷、汞、鉛、鎳、銅等重金屬超標，而土壤中重金屬可通過農作物吸收進入食物鏈，嚴重影響食品安全并危及人類健康。曹樹青介紹說，通過物理和化學手段治理土壤重金屬污染非常困難，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曹樹青課題組的此次研究正是瞄準于此，主要通過正向和反向遺傳學途徑，篩選和克隆涉及植物重金屬超量積累（或降低重金屬吸收）的關鍵基因，并闡明其作用機理。該研究不僅有助于揭示植物耐受重金屬毒害的分子機理，而且可以為從源頭上控制農產品安全提供新的技術途徑。
在得到了轉基因重大專項以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資助下，曹樹青課題組利用正向遺傳學途徑篩選和鑒定了一個擬南芥耐鎘突變體xcd1-D，并克隆了其相應的基因MAN3，該基因編碼一個1，4-糖苷水解酶。過量表達MAN3基因導致鎘的耐受和積累，而MAN3基因功能缺失則該突變體表現出對鎘敏感。鎘脅迫誘導MAN3基因表達、增加甘露聚糖水解酶活性及甘露糖水平，從而激活谷胱甘肽依賴的植物螯合素合成途徑上的相關基因協調表達，進而增加植物對鎘積累和耐受。大量實驗表明，過量表達MAN3基因的擬南芥植株，在重金屬鎘污染的土壤中仍然保持正常生長狀態。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們發現了MAN3及其介導的甘露糖的新功能，首次揭示了其在植物響應重金屬鎘脅迫過程中新的信號轉導通路，這為土壤重金屬污染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提供了新的技術途徑和基因資源。成果自從在線發表在國際植物學知名學術期刊《新植物學家》后，獲得了業界廣泛矚目。
科研活動是一個連貫的對自然、社會規律的探索過程，因而一項科研需要堅持以保證其延續性。曹樹青表示，下一步，他打算深入挖掘植物響應重金屬鎘信號轉導的分子調控機制，對植物響應其他重金屬包括砷及鉛等的分子調控機制進一步研究，爭取將已獲得的研究成果產業化。
拓展科研的廣度
創新路上，中國科技正不斷向各種高度、深度和廣度延伸。“精度”既是科技創新的目標，也是丈量科技創新質量的標尺，“廣度”則涵蓋了科學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嚴格意義上，曹樹青的視野在生物科學，除了從事植物修復基因工程、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學及食品生物技術等方面研究，他的科研視野也落在利用正向和反向遺傳學途徑上，他篩選鑒定多個與非生物脅迫相關的功能基因，初步闡明這些基因參與非生物脅迫響應調節的可能機理。
為什么會選擇這方面的研究？緣于他對糧食安全的擔憂。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物資基礎，始終是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危的重要問題。在他看來，如何增強作物品種的抗逆性，還依然是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利用轉基因育種提高作物的耐寒和抗旱能力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經濟意義。這項工作的關鍵在于對植物抗逆分子機理的認識及關鍵基因的發掘。
通過長期的鉆研，曹樹青探索出了一條比較有效的科研方法。他以模式植物擬南芥為材料，通過正向和反向遺傳學途徑，利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和基因工程手段，篩選和克隆抗逆關鍵基因，闡明其功能，并用于作物抗逆分子遺傳改良。這一研究可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基因，不僅可以為作物抗逆遺傳改良提供新的基因資源，而且對于揭示植物抗逆分子機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科研育人，并行不悖
曹樹青是一個忙碌的人，平時除了做科研，還在合肥工業大學作為教授、博士生導師帶學生。在他的指導下，先后培養碩士和博士生30余人，一些學生已先后在國內外知名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和攻讀博士學位。他指導過的優秀學生和研究團隊更是不計其數。
目前，中國疾控中心已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展開進一步全面、深入的調查。
到底是幾個試驗？
8月1日，美國塔夫茨大學科研機構發表《黃金大米中的β—胡蘿卜素與油膠囊中的β—胡蘿卜素對兒童補充維生素A同樣有效》的論文。
論文中稱，為了比較兒童攝入“黃金大米”、菠菜和β—胡蘿卜素油膠囊對補充維生素A有何不同，美國塔夫茨大學、湖南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浙江醫學科學院等工作機構的研究人員于2008年共同在湖南省的一所小學進行試驗，針對的是6～8歲健康的在校小學生。
據報道，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蔭士安表示，他本人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植物中類胡蘿卜素在兒童體內轉化成為維生素A的效率研究》課題負責人。該課題的目的是通過研究獲知我國兒童膳食中胡蘿卜素在體內轉化成維生素A的效率，最終獲得的結果將作為評估我國兒童維生素A需要量、制定膳食維生素A推薦攝入量的重要基礎數據。
疾控中心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蔭士安研究員，考慮到其負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項目與美國塔夫茨大學湯光文博士負責的美國NIH項目均有菠菜中類胡蘿卜素轉化效率研究內容，故將兩個項目的現場工作合并在一起進行。
疑問：既然是兩個項目合并了，為什么只說了他本人主要負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植物中類胡蘿卜素在兒童體內轉化成為維生素A的效率研究》？
項目資金支持來自何方？
湖南省衡陽市政府表示，該課題全程由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的專家進行指導，課題實施方案由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制定，湖南省疾控中心與衡南縣疾控中心負責課題的實施。
在湖南省疾控中心出具的該項課題協議書上，協議書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別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和“湖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課題所需經費均由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撥付，并非來自國外的科研機構。衡南縣疾控中心出具的一份銀行轉賬單也顯示，付款人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
蔭士安在聲明中也言之鑿鑿地說，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植物中類胡蘿卜素在兒童體內轉化成為維生素A的效率研究》課題承擔單位，項目實施是與浙江省醫學科學院、湖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合作進行，在實驗室分析技術上得到了美國塔夫茨大學的支持。
疑問：既然是項目合并，為何不公開？是否存在隱瞞？將兩個項目合并，為什么經費卻全部由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撥付？
是否涉及“黃金大米”？
據報道，涉及此事的三名中方研究員：湖南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胡余明、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蔭士安和浙江醫學科學院研究人員王茵均表示對黃金大米數據不知情。
疾控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蔭士安在文章發表前就收到了《美國臨床營養學雜志》的通知，文章是經他簽字同意后發表的。
疑問：既然看過了論文全文且簽了字，為何蔭士安此前表示自己對“黃金大米”數據不知情？
試驗食材究竟誰提供？
此次事件爭議的焦點就是在此次試驗中，是否出現了關鍵性的食材“黃金大米”。
此前湖南省衡陽市政府發表聲明稱，通過調查，在衡南縣江口中心小學進行的試驗不是轉基因試驗，而是“植物中類胡蘿卜素在兒童體內轉化成為維生素A的效率研究”。
湖南衡陽市政府表示，課題組所用的米、油、調味品均由衡南縣疾控中心在衡陽市步步高超市采購；肉、禽蛋等生鮮食品由學校在江口鎮采購；給學生吃的大米則是湖南省金健米業的“桃花香米”，不是“黃金大米”。
美國塔夫茨大學科研機構稱，研究所用材料——“黃金大米”和菠菜都是在美國生產、處理和蒸煮，然后冷藏運至中國試驗所在地加熱后供小學生食用的。
疾控中心調查后稱，研究中所用的有穩定同位素標記的菠菜由美國塔夫茨大學提供，并由美國塔夫茨大學湯光文博士于2008年5月從美國攜帶到湖南。
關鍵詞：大豆產業；生產；加工；貿易；危機；政策
中圖分類號：S565.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17(C)-0323-02
一、我國大豆產業發展狀況
作為大豆原產國，我國有著5000多年的大豆種植歷史。曾經，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2001年，伴隨著中國加入WTO，大豆產業進一步放開，“洋大豆”作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迅速地占領了我國大豆市場。現如今，我國大豆消費量占世界的21.0%．進口量占世界的40.6%，進口依存度已超過70.0%。然而，大豆消費的快速增長不僅沒有帶動我國大豆生產的發展，反而導致我國本土大豆市場份額不斷縮小。
1、大豆生產情況
中國、美國、巴西和阿根廷是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國，它們的大豆種植面積之和約占世界總種植面積的82%，產量之和約占世界總產量的88%。但是，與其他大豆主產國相比我國大豆產量僅占很小的一部分。下表數據清晰地反映了四大大豆主產國近年來大豆產量的變化以及我國大豆產量在世界中的份額。
表12000―2007年四大大豆主產國大豆產量及所占比例萬噸%
數據來源：國家農業部數據庫
造成我國大豆產量停滯不前，占比不斷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第一，與轉基因大豆相比，國產大豆的出油率低。轉基因大豆出油率為22%，而國產大豆一般為17%―18%。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國產大豆必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市場份額逐漸縮小。第二，種植大豆與種植玉米等谷物相比，收益少且不穩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因而放棄種植大豆轉種植玉米等作物。
2、大豆加工情況
2004年，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經歷了一場殘酷的洗牌。因為2002和2003兩年是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的黃金時期，當時每噸大豆的加工利潤高達四五百元，舉個形象的例子：一家日加工能力在1000噸左右的企業，年利潤可以達到1．5億元。在如此高利潤率的吸引下，大量資本涌入壓榨行業，行業加工能力迅速擴張，大豆原料開始出現緊缺的跡象。2004年初，一些壓榨企業成立采購團到美國采購大豆，以增加話語權。然而，大豆價格的飛漲和劇跌卻同這些企業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采購團在市價391美元/噸的時候簽下巨額采購合同，不久后大豆期貨價格卻暴跌至261美元/噸。這些企業損失慘重，規模較小的一夜之間倒閉，生存下來的元氣大傷。就在這時，控制著全世界80%糧食交易量的四大國際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開始“雪中送炭”，以轉讓股權的條件幫助瀕臨破產的中國壓榨企業繼續運營下去。借機收購、控股了一大批中國壓榨企業，由此完成了在中國大豆壓榨行業的產業布局。
目前，跨國糧商已經控制了我國大豆70%的實際加工能力，國內70%以上的榨油企業被跨國糧商控股或參股，知名品牌如金龍魚、福臨門和魯花等均有外資控股或參股。(史芹，2009)。
3、大豆貿易情況
追溯我國大豆貿易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1995年是一個轉折點。此前，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此后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豆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但國產大豆的總產量卻停滯不前，導致大豆進口量不斷增加，進口依存度逐年提高。下表反映了我國2000―2008年以來大豆進出口量的變動情況。2008年，我國大豆進口依存度已超過了70%！
表2：中國大豆貿易量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單位：%）
數據來源：FAO和歷年《中國農業統計年鑒》
二、大豆市場面臨的危機
1、大豆進口依存度過高，國內糧食市場深受國際大豆價格波動之害
隨著我國大豆進口依存度連連攀升，大豆市場早已失去了自給自足的能力。由于外資糧商控制著國際市場的大豆供給，我國雖然身為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卻不具有大豆的定價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糧商實際上控制著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豆價波動嚴重威脅著我國豆農和壓榨企業，還會影響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植物油作為我國居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對CPI的影響很大，因此豆價波動還會加劇通脹壓力。
2、跨國糧商高度壟斷大豆產業鏈，獲取暴利的同時危害國家安全
跨國糧商首先通過低價策略在中國市場上傾銷轉基因大豆，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此后，通過“貿易參與―合資合作―購買股權―獨資設廠”的方式，逐步控制我國壓榨行業，并由此獲得選擇大豆進口渠道的權利，進一步控制上游的種植業，同時也控制了下游的豆粕環節。現在，國際大豆產業五大巨頭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豐益控制著我國80%的進口大豆貨源，其旗下的企業壓榨能力已占國內總能力的70%以上，國內大豆市場已被外企牢牢壟斷。（鄭小梅，2010）
為了獲取高額利潤，跨國糧商故意抬高進料成本，打擊競爭對手。因為部分利潤已經留在國外，即使國內賬面虧損實際上也是凈賺不賠的，更達到了占領市場的目的。它們的貿易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進口價格，在生產、流通、加工、銷售逐步加強壟斷，獲取暴利。如果這種壟斷趨勢繼續發展，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或社會動蕩，可能會威脅到我國的食品安全和社會安定。
3、轉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存在不確定性
轉基因大豆是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改變傳統大豆的基因，使得改進后的品種具有更強的抗除草劑性能，自1996年起投入商品化生產銷售，至今不過15年的時間。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15年的時間是無法證明的。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廣受爭議，歐洲、日本、韓國等地區歷來持懷疑和抵制態度，認為轉基因食品可能產生新毒素和過敏源等不良后果。
然而，目前國內各大超市銷售的大豆油，其原料均是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我國居民長期以來食用了大量轉基因植物油以及用轉基因豆粕作為飼料養殖的肉類產品，其安全隱患不容忽視。因為，一旦轉基因食品暴露出問題，很可能就會超出人類的控制范圍。
三、振興我國大豆產業的政策
1、加大扶持力度，促進國內大豆產業發展
政府對大豆產業的扶持一定要落實到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在種植環節，可以對豆農提供直接的價格補貼，提高豆農的種植積極性，以保證大豆的種植面積，緩解供求矛盾。另外，利用WTO規則中的“綠箱”政策，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投入，增加補貼，開發高產優質的新品種。在加工環節，出臺《反壟斷法》，成立反壟斷機構監測、調控市場中的壟斷行為，打破跨國糧商壟斷大豆壓榨行業的局面。同時，鼓勵內資企業的兼并、重組，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扶持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內資大豆加工企業與跨國糧企抗衡。在流通環節，通過加強倉儲、港口、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物流、稅收支持，降低流通費用，以提高國產大豆在價格方面的競爭力。
2、開辟新的大豆供給渠道，打破外資壟斷格局
“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倒騰金豆。”是對當今國際大豆市場格局最為形象的描述。要想打破外資企業在中國大豆市場的壟斷地位，就必須從源頭上抓起。這里，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日本作為一個資源貧瘠的國家，同樣需要進口大量的糧食，為了突破價格壟斷，他們在巴西的糧食盛產區進行了全方位的農業開發。從收購大豆到修建購買碼頭，再到自己運輸和加工，由此擺脫了跨國糧商的束縛。我國同樣可以組織國內有條件、有優勢和有能力的企業，集中起來，到南美等盛產大豆的區域進行農業開發，開辟一條全新、直接和穩定的綠色通道。
3、發揮國產非轉基因大豆綠色自然優勢
由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不確定，給非轉基因食品的發展留下一定的空間。很多國家對轉基因食品有所保留，像歐洲、日本、韓國一向持謹慎態度。澳大利亞一份調查顯示：98%的人贊成強制性加貼轉基因標識，65%的人不愿意餐桌上出現轉基因食品。（庾莉萍，2008）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國產大豆天然健康的優勢，宣傳綠色大豆的概念，提高非轉基因大豆的知名度和認可度。同時建設優質非轉基因大豆生產基地，加大科研投入，提高非轉基因大豆單產，開拓國內外市場。
4、加強期貨市場建設，提高企業的風險防范意識
國內企業一直以來普遍缺乏國際商場風險防范意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4年的大豆風波中很多內資企業因為沒有利用期貨市場規避風險，結果出現大面積虧損，最終被外資企業并購。當然，在經歷了這一場風波以后，許多大豆加工企業開始意識到利用期貨市場規避風險的重要性。但是，現階段我國的期貨市場與發達國家的期貨市場相比，不論是交易規模還是交易品種乃至交易制度，都存在很大差距。我們必須加快期貨市場的建設，不斷完善期貨市場品種和套期保值工具，真正發揮期貨市場規避農產品交易風險、調節市場供求的作用。
“大豆危機”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各方面必須正視危機、共同應對，才有可能化解這場危機。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作者簡介：彭瑛（1990― ），江蘇，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08級本科生，專業：貿易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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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光輝,崔瑞娟.我國大豆產業安全狀況分析及對策.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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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意義及其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實施_語文論文
作者：佚名來源：不詳時間：2006-12-1222:46:28人：yujklj68k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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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麗
[內容]
一
美育即審美教育，是培養審美意識的教育。
中學教育是一個有機整體，包括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技術教育等內容，其中美育是這個整體的重要組成部份。然而，普遍的情形卻是許多學校及教育工作者輕視甚至排斥美育，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或認為無須美育而人自能審美，或認為審美無關宏旨，因而美育無甚意義。這種看法是十分錯誤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對美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加以討論。
無論是自然的、社會的、還是藝術的客觀事物，只要具有美的屬性，都可以作為人們的審美對象；但是，人們并非天然地就能進行審美，正如馬克思所說：“對于不辨音律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音樂對它說來不是對象。”［（1）］客觀存在的美，先天健全的器官，只是審美的客觀條件和素質基礎，主體不具備審美意識，審美仍無法進行。審美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是人在生理心理素質基礎上，經過后天的審美教育并在審美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審美教育和審美實踐的產物。由審美教育和審美實踐培育形成“感受音樂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客觀美才能成為審美反映的對象，主客體之間才能構成審美關系。概而言之：人們要進行審美活動，必須具備審美意識，要具備審美意識，美育是必不可少的。
更深入地看，美育的必要性、重要性仍在于審美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對于人認識與改造世界、對于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審美意識是審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心理根源。客觀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其屬性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人類要掌握客觀世界（即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須相應地擁有多方面多層次的方式。審美方式就正是人類掌握客觀世界的諸種方式之一。它能使人“按照美的規律”［（3）］去認識、改造世界，而只有充分擁有和運用包括審美方式在內的多種方式，才能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亦即恩格斯所說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4）］總之，無論是從掌握世界的角度還是從人的發展的角度而言，審美掌握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具有重大意義。既然如此，作為形成人的審美意識的必要條件的美育，當然就絕不應輕忽而應予以高度重視。
美育之重要，還在于它對其它各種教育活動（尤其是德育、智育）有著促進作用。在這里，只側重談談它對德育、智育的促進。
美育的內容是培養審美意識（美的觀念），德育的內容是培養道德意識（善的觀念），智育的內容是培育科學意識（真的觀念），審美意識與道德意識、科學意識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育能夠對德育、智育產生促進作用。
審美意識中滲透著科學意識。科學意識是求真：以概括、理知的形式認識和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規律；審美意識是求美：以感性直觀的形式反映客觀世界的美的屬性。二者是相互區別、相對獨立的；但是二者又是密切聯系著的，求美的審美意識必然是以對真的認識和把握為基礎的。從最一般的如形色聲動靜等觀念到人事景物情等理解，都是人們對事物的概括和理知的認識、把握，離開這種認識、把握，客觀事物對于主體根本無美可言。我們對高山、大海的審美反映，就絕不只是單純的感官愉悅，而是滲透著一定的理性因素、具有對“真”的認識的性質的。特別是對社會美、藝術美的審美反映，更有著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的重要因素，如對，對《紅樓夢》的審美反映，其中必包含有對特定社會歷史本質規律的認識、了解，如果對此無科學的認識、把握，斷不能對它們的重大審美意義產生敏銳的審美感知和深刻的審美理解。
審美意識中積淀著道德意識。當人在實踐中掌握了客觀世界規律（真），并運用于實踐中時，便產生了道德意識（它是人對客觀現實、實踐活動是否合乎主觀目的、需要的反映、認識，是一種社會功利觀念），其后，才從中孕育出審美意識。因而，審美意識在產生之初是等同于道德意識的，客觀事物的目的性就是善，也就是美。但是，審美意識一旦產生，就開始逐漸從道德意識中分化出來，相對獨立地發展，以自己獨特的似乎無功利的形式反作用于客觀實踐，可以“不顧任何實用的考慮而喜愛美的東西”。［（5）］然而人類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最終都是為了實現和滿足人類社會的需要和利益，與之根本無關甚或相反的東西，不可能被感受為美；所以，分化獨立出來以后的審美意識的具體表現形式盡管可以不與個人當前的實用功利發生直接的聯系，在根底里卻仍然包含著社會功的利性質，潛隱著比個人直接功利目的遠為深廣的社會功利目的、需要。總之，相對獨立的審美意識雖不等于道德意識，卻必然包含著道德意識，只不過它有道德意識的內容和效能，是體現、實現于比較曲折間接的形式里而已。
審美意識中含有科學認識因素和倫理功能性質，培養人們的審美意識的同時，當然就能間接地使人也得到一定的科學意識、道德意識的培養。
綜上所述，可見美育確實是不可缺少不容輕視的一種教育。
二
美育之必要、重要已毋庸置疑，問題的討論便推進到：中學教育中如何實現美育？總的說來，美育應該且可以廣泛地滲透到學校的一切教育、教學乃至行政管理工作中，從而得到某種程度某些方面的體現。
在語文教學中實現美育，是語文教學應有之義，現行的《全日制中學語文大綱》就明確規定了語文教學目的應包括培養“健康高尚的審美觀”，但認識僅止于此，無以理解它為何是實施美育的主要途徑。要對此有透徹的理解、認識，必須對美育與語文教學的內在聯系，對語文教學實施、貫穿、強化美育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行性，予以探討。
1．語文教學內容所具有的審美屬性，決定了語文教學與美育有著必然的聯系，二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語文教學的過程必須貫穿美育，美育通過語文教學得以實現。
意識是存在的產物。沒有審美對象的存在，絕無審美意識的產生。馬克思說：“只有音樂才喚醒人的音樂感覺”，［（6）］“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7）］培養審美意識的美育之實施、實現必須以審美對象為先決條件。而正是在這里，語文教學顯示了實施美育的優越條件，為美育提供著堅實的基礎。這主要表現在語文學科具有鮮明的文學性。文學性既是語文教育的特征之一，又是語文教育的巨大優勢。現行的中學語文教材，80％的課文是中外文學名作佳作。文學是藝術美中的一個重要類別，是藝術美、自然美、社會美的集中反映和形象表現。因此，文學正是絕佳的審美對象。其它非文學的議論文、說明文等，也都有一定的典范性，在思想內容、結構、手法、語言上有著美的品質，不失為審美的對象。由此可見，語文教材本身就是美的結晶，為美育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同時，既然語文教材以美為其本質屬性之一，因而語文教學就必須貫穿著美育。必須從審美入手，引導學生對課文的藝術形象和藝術形式作出審美感知，進而作出審美的判斷和評析，否則，學生一開始就會被阻隔于藝術形象之外，進入不了作品創造的藝術境界，當然也就不能體察作品意蘊和藝術特點，即使是進行主題分析歸納也很難，因為作品的主題是潛藏于藝術形象和藝術形式之中的。不作審美啟發引導，只作理論性分析，只能是對完整的語文教學的粗暴，至多只能完成一些知識性教學任務，其主題歸納、形象分析、特色指點等都必是隔靴搔癢、抽象空洞、硬性外加的東西，無以實現語文教學的文學感染、思想熏陶的功能。
語文教學與美育有著質的統一性，在語文教學中實施美育，乃是勢之必然。
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語文教學是實施美育的優選途徑。美育具有多端性，可以選擇多種入手處進行美育。引導學生接觸多彩多姿的大自然，使學生從大自然中獲得美的感染和熏陶；引導學生接觸異彩紛呈的社會生活，使學生從社會美中去辨別善惡美丑，塑造美的心靈，都是美育的途徑。但是，藝術美可以使學生集中地感知美、理解美、體驗美，受到美的教育。在談到社會生活美和文學藝術美時曾指出：“因為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有普遍性。”［（8）］正因為如此，從藝術美入手去進行美育就能實施更高層次的美育，更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中學美育中，藝術美則是重要的審美對象，藝術學科的教學則是實施美育的便捷的途徑。其中，語文教學以其課時多、內容廣博的特點，自然地應成為實施美育的最佳手段和途徑。
3．中學美育的實際情況，決定了語文教學是實施美能的重要渠道。中學教學的特殊性，中學生年齡、閱歷、知識、心理發展等方面的特點，決定了中學不宜開設專門的美學理論課（即使是大學，也都是在較高年級才開設美學課程），中學美育的主要任務便只能交給藝術類學科去完成。音樂與美術當然是美育的基礎課，且相當專業化，但是，這兩門課程的學時實在太少（大多數高中取消了這兩門課程），實難起到完成中學美育任務的主要作用。而語文是學生的主課，是學生接觸量最多的學科（其學時占中學全部學科總數的30％），且其內容又集中了深廣的美。語文教學應當發揮自己的優勢，切實而又有效地實施美育。
凡此種種，已足以證明：語文教學與美育有著本質的必然聯系，語文教學是中學美育的重要途徑。
三
語文教學中的美是豐富的，進行審美教育的方式也是多樣的。根據語文科的特殊性和語文美育的實踐經驗，可側重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去進行美育。
關鍵詞：食品，快速檢驗技術，應用，發展
中圖分類號：F416文獻標識碼： A
前言：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加強對食品安全的檢測成為有關部門的重中之重。與此同時，食品快速檢驗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應用和發展。
1.食品快速檢驗技術的應用的重要性
快速檢驗法的應用有效地提高了食品安全工作者對食品質量的評判能力。這種方法主要針對食品的部分理化指標進行檢測，在對食品質量進行定性的時候相較于以往的感官判斷更準確、合理。借助快速檢驗法，食品安全監督工作者可以準確理性的對食品的安全性進行判斷。如此，避免了感官判斷準確率低的問題，是食品安全監督朝著優質、高效目標發展的重要表現。隨著快速檢驗方法的廣泛使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逐步完善，市場上的不合格的食品可以快速準確的被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者準確識別，為消費者創造了一個安全的食品環境。該方法的實施也對那些非法食品經營者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檢測箱只是一個小小的箱子，但是它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它有效地降低了市場上食品的危險性，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2 食品快速檢驗方法的形式及應用
2.1 試管法
試管法可用速測管顯色半定量或定性對樣品進行快速檢測,可用于亞硝酸鹽、二氧化硫、鼠藥、甲醇等的測定。目前試劑盒也被廣泛應用于現場快速檢測中。如酶聯免疫(ELISA)快速檢測試劑盒應用于食品農藥殘留免疫檢測, 將會成為食品農藥殘留和食品安全質量控制的有效快速檢測手段。目前大多物質的檢測方法都可以試劑盒形式存在,如慢抗試劑盒(如β內酰胺酶檢測試劑盒和總抗生素檢測試劑盒)以及環丙沙星等藥物試劑盒的產品已被廣泛應用于市場中。
2.2 便攜式儀器法
便攜式檢測儀在食品檢驗工作中被廣泛應用,適用于農產品監測站、田間地頭果蔬的檢驗以及商貿批發市場、酒店等處果蔬的檢測。以李培武研究員為首的研究組在國內外首創了黃曲霉毒素B1親和微球快速檢測技術,研制開發出黃曲霉毒素B1專用定量熒光避測儀,該測試儀測試靈敏度和準確度高,最低檢測限達到0.3μg/kg。便攜式儀器具有體積小、重量輕、精度高、快速檢測等優點,也是當前被廣泛應用的快速檢測方法之一,可結合不同技術制備得到檢測儀,應用于各種食品檢測中。
3 生物檢測技術在食品快速檢驗方法中的應用
3.1 免疫學技術
免疫學技術是指抗原與抗體之間的特異性免疫反應,即在體內發生,也可以在體外發生。不同的微生物具有特異的抗原,輔以免疫放大技術制備相應的多克隆抗體或單克隆抗體,就可以鑒別目的微生物存在與否,并較準確地檢測出其含量。目前用于食品安全檢測中的免疫技術主要有酶聯免疫法(ELISA)、免疫磁珠分離技術、免疫力檢測試劑條、免疫乳膠試劑、免疫深沉法或免疫色譜法等。1989年美國食品安全檢驗局就已將免疫技術應用于肉類及家禽的檢驗中,并制定了相關檢驗標準。免疫學技術具有靈敏度高、特異性高、可定量分析、簡便安全等優點,廣泛應用于細菌、霉菌、及細菌和真菌毒素等的檢測中。
3.2 分子生物學技術
3.2.1 DNA探針技術DNA探針技術又稱核酸探針技術和分子雜交技術,是指能與特定核苷酸序列發生特異互補雜交,雜交后又能被特殊方法檢測的已知被標記(同位素或非同位素標記)的核苷酸鏈。廣泛用于食品中致病菌和病原體檢驗等方面。基因探針法具有準確性和靈敏度高,針對性強,檢測快速等特點。
3.2.2 PCR技術
聚 合 酶 鏈 式 反 應 技 術 簡 稱 P C R(Polymerase Chain Reaetion)技術,是一種能夠在生物體外快速擴增特定基因或DNA序列的方法,早期應用于基因克隆和轉基因檢測,后來被廣泛應用于食品快速檢驗中,并且被認為是食源性致病菌快速和準確的檢測方法。PCR技術可用于大腸桿菌、單核細胞增生李斯特菌及其他食品中致病菌的檢測。PCR技術結合其他技術形成一種穩定、靈敏、易操作且成本低廉的技術。
3.2.3 基因芯片技術
基因芯片又稱生物芯片技術,是指將大量DN段(即探針分子)固定于支持物上后與標記的樣品分子進行雜交,通過探針分子上雜交信號的強度檢測出樣品分子數量及序列信息。主要用于基因檢測工作,可用于食品中常見致病菌的檢測。
3.3 生物傳感器技術
生物傳感器技術是由生物識別系統和信號轉換器組成,通過酶、抗原、抗體、微生物、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質作為識別元件,電化學、信號放大裝置或場效應管、壓電晶體等傳感器把待測物濃度轉為電信號,再根據電信號測出待測物濃度。該檢測方法經濟、簡便,不需要預處理;具有專一性強、靈敏度高、選擇性及抗干擾能力強;體積小,方便攜帶,可實現現場檢測和連續在線監測;操作系統簡單、容易實現自動分析,準確度高;樣品用量小,響應快,敏感材料可反復使用;此外生物傳感器可得到的信息量大。生物傳感器可用于食品中蛋白質、糖、氨基酸以及食品添加劑等多方面領域。
3.4 代謝學技術
代謝學技術是指利用微生物代謝的理論,通過對其生長過程中相關底物和代謝產物和電阻抗的變化特性進行檢測,從而達到微生物檢測目的的方法。
3.4.1 電阻抗技術
生物電阻抗測量,簡稱阻抗技術,是通過測量微生物代謝引起的培養基電特性變化來測定樣品微生物含量的一種快速檢測方法。微生物在培養過程中,生理代謝作用使培養基中的電惰性物質,如碳水化合物、類脂、蛋白質等轉化為電活性物質,如乳酸鹽、醋酸鹽等,使培養基的電阻發生變化,電阻性增強,電阻抗降低,由此可判定微生物在培養基中的生長繁殖情況。陳廣全等人采用該法檢測食品中沙門氏菌。
3.4.2 微熱量計
技術微熱量計技術是通過測定微生物生長時產生熱量的變化檢出和鑒別微生物。微熱量計具有恒溫精度高、檢測靈敏、操作簡單等特點,特別適用于熱效應小和緩慢的生物過程的研究和檢測。
3.4.3 放射測量技術
放射測量技術是用14C標記微生物生食品快速檢驗技術的應用及研究進展長繁殖過程中所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等代謝底物,并測量微生物代謝產生的14CO2含量,從而判斷微生物的量。該方法用于檢測細菌,具有快速、準確等特點。
4 總結
綜上所述,食品快速檢驗方法種類繁多,具有較好的特異性、高效性和準確性,且檢測快速等優點,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檢測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非生物檢測方法,不具有特異性操作相對生物檢測法復雜等缺點;生物檢測法雖然生物特異性高,操作方便簡單,但其成本相對較高,且當待測物中含有與目標菌競爭性物質時可能會出現假陽性等缺陷。因此,若要達到食品快速檢驗技術的完善,就必須在發展新技術的同時,也要加強對現有的技術綜合利用的研究,以使食品檢測技術達到理想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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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食品安全 犯罪 刑法保護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讓人們大傷腦筋，從毒奶粉、瘦肉精到現在的塑化劑，現在人們對任何食品都不能放心，而我們的衛生行政機構或者質量技術監督機構不論是基于技術水平還是執法能力的原因并不能完全保證，科技的發展并沒有給人們的餐桌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相反人們現在對食品的期待甚至從原來的營養豐富、美味可口降低到了安全的層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倒退。在利益的驅動下，不良生產者把食品行業作為謀取利潤的跑馬場而置人們的生命健康于不顧，這其中有著道德良心的因素。但是完全解決這些問題僅僅依靠道德教化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用法律進行規制，而且在涉及根本民生的重大問題面前，刑法不能缺席。
新的刑法修正案（八）將涉及食品犯罪的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標準，另外增加了新的罪名，規定：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這是對當前群眾對食品安全問題關注的一種良性回應，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但是在現實中依然沒有能夠穩定民心，食品安全問題還是頻頻出現。這就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們的法律機制，是我們的刑法規定不夠嚴厲，執行不到位，還是相關配套規定不完善，為什么不能有效地制約涉食品犯罪？有人也開始質疑刑法保護食品安全的作用，并有人針對性的提出了繼續完善刑法的建議。
筆者認為在食品安全保護中刑法并不是萬能的，刑法應該有所為但是有一些也是無能為力的，我們不能對刑法寄予過高的期望，以下筆者將結合學者提出的修改完善刑法的建議以及現階段食品安全的發展形勢談一談刑法保護食品安全的缺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刑法修改建議的分析
針對當前的食品安全犯罪形勢，學者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將食品安全犯罪由危險犯變為行為犯，在食品安全犯罪中設置資格刑，增設新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
下面筆者將逐一分析這些刑法修改建議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第一，將食品安全犯罪由危險犯變為行為犯。這主要針對《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該條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將被判處刑罰。修改后就是只要實施了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即構成犯罪。從行為犯與危險犯的概念比較看，以結果發生為不必要，單純僅以行為為要素的，這種犯罪被稱為行為犯。不把發生侵害法益的現實作為處罰根據，而是把發生侵害的危險狀態作為處罰根據的犯罪叫危險犯。兩者都把發生實質法益侵害排除了構成要件，對于防范食品安全犯罪均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兩者相比較來說，行為犯要更加嚴重一些，它甚至排除了危險狀態的構成這一入罪條件。從食品加工和銷售行業來看，如果將此罪設為行為犯則剝奪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尚未流入市場時采取補救措施的機會，因為只要生產出或者購買了此類食品就構成了該罪，在沒有侵害相關法益甚至沒有產生危險的情況下，這樣的處罰似稍顯重，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另一方面現行的刑法也并未放縱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行為，因為即便行為沒有造成危險狀態，仍可以由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來進行規制。因此筆者建議現行的刑法規定完全有能力規制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犯罪行為，無需進行修改。
第二，在食品犯罪中增設資格刑。設置資格刑及意味著實施食品安全犯罪的行為人在一定的期限內將被剝奪以后從事食品生產銷售行業的資格。我國刑法現有的資格刑僅為剝奪政治權利與驅逐出境，其他有資格刑性質的處罰則散見在一般法律法規中，如證券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規。我國整個刑法體系沒有設置禁止從事相關職業資格性，而且同食品犯罪一樣可以用資格刑來制約的犯罪行為有多種包括會計、教師、醫師、證券師這些都可以實行資格刑，在這樣的情況下單獨為了食品犯罪而設置資格刑顯然是不適當的，是沒有從刑法的整個體系來考慮的，如果完善相關的資格刑則必然涉及刑法中大規模大范圍的修改，僅僅修改食品犯罪是不可行的。
第三，增設新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有的學者建議增加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犯罪，增加過失犯罪的罪名。首先就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犯罪學者認為：“《食品安全法》為了保障食品安全而對系列主體規定了如召回不安全食品等系列義務，但刑法未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將不作為規制為犯罪，更未將造成重大損害后果的行為進行定罪量刑，故應當增加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等不作為型犯罪，以促使生產者在發現不安全食品后積極召回，防止、減少危害結果的發生。豍”而實際上，《食品安全法》規定了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處罰，而且不召回不安全食品肯定構成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所以現有的《食品安全法》與刑法之間存在的對不召回不安全食品行為的懲罰對接，并未造成真空放縱該種行為。而且增設這一罪名似與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作為行為犯來處理成一體系，將該罪作為行為犯，則對社會產生的危害結果不再作為入罪的根本條件，因此可能會讓犯罪人放縱危害結果的發生，為了防止這一點增設了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犯罪，這種做法認為把體系搞亂，從以上的分析看出將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犯罪作為行為犯無必要，則增設新的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犯罪亦無必要。
就增加過失犯罪而言。一直以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已經成為共識，只有故意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才是入罪可罰的。因為近年來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而寄希望于刑法嚴格的規制，這是一種“運動立法”的模式，也許將來關于藥品、化妝品同樣會引起人們的關注，那是否應該將他們統統增加過失犯罪呢？刑法之所以沒有在本節設立過失犯罪的原因有：第一，從本罪的行為目的來看，行為人主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在現實生活中過失的主觀狀態與本罪的目的相沖突，不會構成該罪。第二，從過失的主觀惡性來說，過失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尤其是食品在主觀上是絕對不追求損害食品生產銷售秩序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的主管惡性，將這樣的行為列入犯罪，有客觀歸罪的嫌疑。因此從兩個方面來看，增加過失犯罪還是一種具體的沖動應對，缺乏成熟的思考，不具有可行性。
二、對當前食品安全形勢的分析
傳統的食品安全犯罪日益受到重視，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一些更加隱蔽的食品安全問題走入了人們的視線，它們的存在讓人們更加食不甘味。筆者針對這些現象進行三方面的分析。
第一，食品犯罪的罪與非罪，食品安全標準是關鍵，而這個標準認定刑法是不能左右的，認定權力掌握在國家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刑法在此問題上沒有主動規制的義務，僅僅扮演了消極處理結果與影響的角色。
第二，即便有了明確固定的食品安全標準，我們也要客觀的看待該標準。食品安全標準并非是絕對的科學的，它的設定也是與我國的科技發展水平人民群眾的承受程度相關的。如前一階段大家較為關注的面粉增白劑問題，我國的標準和國外的標準是不統一的，我們的安全標準未必是絕對科學的，甚至有的是落后的。依靠這樣的標準來保障食品安全，懲治食品安全犯罪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有必要大力發展食品科技，提高我國的食品安全標準，這樣才能相對更好的保護食品安全，維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
第三，部分食品的安全性能無法證實。隨著生物技術、基因工程以及一些食品加工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食品種類被研發，但直至今日還沒有明確的標準來證實是否安全，如轉基因食品。在這些問題面前我們很無奈，在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的情況下無法規制這種行為，科學技術沒有證實，其他的只能消極的等待，即便我們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這應該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
以上存在的問題在食品安全規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刑法的作用倒顯得消極無奈了。因此法律的規制僅僅是一方面，而且法律規制需要成熟的配套保障與技術支持，在這些發展不到位的情況下，空談刑法規制有如建設空中樓閣。
[論文關鍵詞]食品安全；監管；研究
一、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概述
食品安全監管是指對食品質量和安全的檢測與監督管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定義，它是指：“為了給消費者提供安全食品的保護，由國家或相關機構實施的，目的是保證食品從生產、加工、銷售一系列過程中安全的強制性管理活動。”
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是關于食品安全管理職責和權利分配的組織方式，其要解決的是由誰來對食品安全監管機構、食品市場和食品業務進行監管，按照何種方式進行監管以及由誰來對監管效果負責和如何負責的問題。它的主要功能在于：
（一）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權
食品生產的專業性和標準化，使得消費者無法參與食品安全的監控。每個企業生存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潤，以最小的產出得到最大的回報。因而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的違法生產便大行其道。如果僅僅靠自身的道德、良心難以遏制一些不良企業的違法行為。保障公民舌尖上安全的重任需要國家職能部門的重視，嚴格執行食品安全法的規定，保障公民的健康權乃至生命權。
（二）是公共衛生安全的需要
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食品在全世界各地區間的生產，加工、交易。同時，也必然會引起一些食源性疾病的出現，前幾年的禽流感就是屬于此例，如果不加以監管和控制，就有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的可能。故而，強化食品安全的監管不僅是人們注重食品健康安全的要求，更是保障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舉措。
（三）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
秩序是法律追求的重要價值之一，也是政權得以正常運行的必備條件，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穩定秩序都不能保證，何以保證公平、正義、自由等更為崇高的價值。食品安全的監管就是政府為了在食品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加強監督管理，維護社會正常商品經濟秩序的重要一環。
二、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制度現狀
我國在2009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中專門設立了食品安全委員會，同時，著重指出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監督環節的責任和協調機制，廢除了關于食品的免檢制度，引入了國外先進監管管理方式，缺陷產品召回制度。
（一）在中央政府層面
實行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及其辦公室指揮協調下的分段監管和綜合協調相結合體制。農業部門承擔農產品質量監管，快速作出評估和預案；衛生部門負責食品安全的綜合協調，具體制定相關食品安全標準和信息；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件，各部門建立牽頭組織，協商共事，積極配合，產品分析信息共享，進而作出綜合評價，最終形成監管的合力，解決食品安全監管問題。
（二）在地方政府層面
實行政府牽頭，各職能部門的綜合監管的方式。以縣級人民政府統一領導，組織協調本地區的食品安全管理，建立具體的工作機構督促落實，強調多部門聯動監管，整合、完善食品安全信息網絡，做到信息資源共享共管。同時，對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進行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完善食品安全監管的責任追究制度，對監管不力的單位和直接責任人，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監管主體龐雜，職責不清
多部門間的共抓共管固然可以加大執法監督檢查的力度，起到綜合聯動治理的效果，但同時，也會存在政出多門，職能交叉的情形，這樣既不利于執法標準的統一性，也不利于真正落實食品安全監管的相關要求。更為嚴重的是，容易出現監管的“真空”地段，各個部門都在無利讓著管，疏于管理監督。
（二）食品安全監管立法不健全
我國對于食品安全監管領域的立法，主要以食品安全法為主干；以消費者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刑法等法律為支干。其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在食品生產過程中的相關法律規范，比如在食品的種植階段中，關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問題，在具體的法律法規中仍然是沒有闡述。保證食品安全任重道遠，需要完善食品從農田到餐桌上一整套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
（三）食品安全監管的懲戒力度不夠
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相關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不夠，使得法律的威懾力大大降低。作為理性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對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作為以收益為目的的商人其行為更是對經濟利益的最終追求。當有足夠的利益誘導時，他就會鋌而走險，置法律于不顧，因為他認為法律的懲罰相對于其收益是小的。因此只有當法律的懲罰足夠大時他才會放棄違法行為。
（四）食品行業組織和公眾監督缺失
食品安全問題并不是僅靠政府監管就能解決的，它需要行業協會、廣大消費者和新聞媒體等社會力量共同監督。食品行業協會作為一個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其具有的專業性鑒別技能，應該肩負起更多的責任，不包庇違法企業生產的缺陷產品，真正做到行業自律、自糾。同時，公眾也應提高鑒別食品的能力，對于假冒偽劣產品予以舉報，彌補公眾在食品安全監督方面的缺失，公眾的參與是食品安全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國外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經驗借鑒
發達國家食品安全監管體制能有效運行，為本國公民提供安全衛生的食品，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擁有一套先進全面的管理理念。但食品安全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和新科技、新材料的運用，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面臨嚴峻的挑戰，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和改革措施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加強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監管
在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從田間到市場，就開始為每種農產品分配一個“身份證”號碼，供消費者查詢。要全方位的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確實需要加強從食品原料到消費的全程監管，采取全過程的管理，這樣才能夠減低行政的監管的成本，同時也可以減少過程管理的疏漏，提高公眾的食品安全意識，減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出現。
（二）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
確立逆向的可追蹤，使我們在出現了食品安全事故時能找到責任人。確立食品安全責任追究機制，要對違反食品安全法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相關監管者，按照法律規定，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食品安全監管作為政府的主要經濟管理職能，一旦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將難辭其咎。這表明即使是政府也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承擔法律上的責任。責任應該成為法治政府的規則邊界。
（三）引入風險管理和預警機制
高效的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系統是當代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環節，這是基于科學的風險評估、基于政策的風險管理和基于信息傳播的風險交流三位一體的過程。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科學理念深入人心，也滲透在每一個行政管理領域，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基于科學”是其基本原則之一。
（四）發揮行業組織和公眾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力逐步減弱，行業組織和公眾作為食品安全監督的重要一環，應該發揮各自優勢，將掌握到的信息和建議反饋到政府職能部門，為進一步制定相關制度措施做參考。完善的政府監管應該重視前兩者的作用，行業組織和公眾可以作為第三方治理機構，對為了追求商業利潤，而去違背商業道德的企業作出消極的評價，最終失去在行業當中的立足之地。
五、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建議
（一）健全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相關法律法規
1.加強食品安全法規體系建設。完善和統一的法律體系是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必不可少的前提。應當加強加快法律體系建設，形成覆蓋全面、上下配套、制度嚴密的食品安全法規體系，食品安全監管是個復雜的工程，涉及多部門的職責權限，同時更關乎消費者的權利，做到有法可依，既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需要。
2.加強統一的食品標準體系建設。食品安全標準就如同一把標尺，也是維護食品安全的一把尚方寶劍，是對食品加工、銷售企業的有效約束，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礎所在。要想轉變消費者對國產食品的認知，治本之策是職能部門依法嚴格加強對食品安全監管的力度，迫使食品生產和銷售企業嚴格執行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嚴格按照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化生產和銷售讓消費者信得過的可靠的安全食品。我們國家既有國家標準，又有行業標準，還有企業標準，必須盡快完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尤其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品安全標準建設。
3.應立法允許集團訴訟。我國現有的訴訟制度無法適應現在的情形，致使消費者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在消費者權益還沒得以彰顯的情況下，由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代表消費者進行集體訴訟，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鑒于我國法律現狀及公民自我維權艱難的情況下，賦予消費者協會代表消費者進行集團訴訟的權利，對于消費者來說，更加節約訴訟成本，消費者協會的性質決定了它的非功利性，從而保證了它的公正性。
（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