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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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網絡的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
在討論二者關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網絡教育中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的定義。
基于網絡的個別化學習是指根據學生的不同特征進行因材施教，通過網絡給出不同學習環境、學習方式、學習內容的選擇，為每個學生提供最佳的教學支持，讓學生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制定學習計劃，自由安排學習時間、地點，從而自我獲取知識，更新知識。
基于網絡的協作學習是指利用計算機網絡建立協作學習的環境，通過小組或團隊的形式組織學生進行學習，使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在討論、協作與交流的基礎上進行協作學習。
二、網絡教育中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的關系
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都是網絡教育中重要的學習方式，他們都體現了網絡教育以“學”為主的特點，但是他們也各有特色，相互聯系。
（一）、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各具特點
個別化學習強調在學習過程中，學生自主學習知識，自我更新知識，通過自己思考、探索來獨立完成學習。它比較適合達到認知領域和動作技能領域中大多數層次的學習目標，如學習事實信息、掌握概念和原理、應用信息、概念和原理、形成動作技能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個別化學習最大的特點在于學生的高度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具體表現在：學生確定自己的目標后，能夠借助網上優勢，自主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和支配學習時間，從中知道了如何學習才能達到目標，也知道了如何評價自己的學習效率、測試自己的學習效果和成績。學生根據自己的知識基礎和學習進度進行個別化學習，不必跟隨教師統一的教學內容和進度，而且網上沒有固定的學習模式，自己不主動學習，就不可能得到新知識，這樣學生就由原來被動的、不得不學轉變為主動的、要求去學。從而能提高學生的領會和保持水平，有利于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而且，學生在學習中自己制定學習計劃，自己掌握學習進程，自己負責學習效果，這有助于養成學生在教育活動、工作職責和個人行為等方面的良好習慣。除此之外，學生自己選擇學習時間，自己確定學習地點，學習時間、空間的靈活性大，特別適應于成年的、在職的學生的主客觀條件。總之，個別化學習允許程度各異的學生都能按自己的能力選擇相應的學習條件，讓每個學生都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學習效益。不僅能使學生掌握知識，還能使學生學會如何學習，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適應每個學生的個性發展。
協作學習強調在學習過程中通過網絡和計算機來支持學生之間的交互活動，這種交互活動指的是以小組形式，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進行討論、交流、協作，學生通過合作過程共同完成學習。相比之下，它比較適合實現情感領域的教學目標。如形成態度、培養鑒賞力，形成合作精神和良好的人際關系。以及認知領域的某些高層次技能，如問題解決和決策。
協作學習最大的優勢在于協作活動的參與者促進了學生的學習。學生們可以突破地域和時間上的限制，進行同伴互教、討論交流、課外興趣活動等協作性學習。學生、教師通過網絡實現了資源共享，教師和學生之間可以在網上共同進行問題的探究探討。教師通過網上專題討論為各個學生提供了單獨或小組討論的機會，每個學生可以在有競爭性的討論中，積極思考問題。學生不僅可以從自己的思考過程中獲取知識，還可以從別的學生的觀點中獲取知識。隨著信息量的增加，視野的擴大，學生也將逐步增加對知識的掌握，對社會的了解，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不僅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還可以培養學生的信息處理能力和社會交往技能。
（二）、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相互補充
個別化學習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能動性，但是也存在不足，這時可以通過協作學習來彌補。
首先，個別化學習有局限性。對單個學生來說，由于其對問題認識的廣度和深度、對事物的理解能力都受到自身條件和認識水平的局限，特別是當他遇到巨大困難時，即使通過自身長期努力和持之以恒能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要想更快更好地學到更多的有用知識，就必須通過協作學習，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個別化學習的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學生本身的求知欲與好奇心、興趣和愛好，與其他學習方式相比，學生的個性因素在個別化學習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若學生學習自覺性不高、學習興趣不濃、學習動機不強，可能會拖延學業、降低學習效果。而協作學習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其次，個別化學習中交互性不夠。若長期把它作為唯一的學習方式，可能會缺少生生、師生之間的相互作用。網絡教育是建立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基礎之上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學生在一定學習環境中主動建構知識意義的過程，“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中的四大要素。在個別化學習中，情境主要限于單個學生，學習過程中缺乏協作、會話。生生之間、師生之間如果缺乏交流，教師就不便于掌握學生在理解新知識時的普遍反應，學生也局限在自己的思考范圍內，無法與他人溝通，獲取更多的信息以及更廣闊的思路。而協作學習可以實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中對“情境”、“會話”、“協作”的要求，能為學生構建更多的“情境”，這種情境是由學生和學生、學生和教師共同建構的探究學習環境，還可以通過資源解決問題，提供多種人際溝通手段，從而在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中實現從簡單到復雜的“意義建構”，促進學生更好地學習，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
協作學習能誘發學生渴望成功的愿望，維持學習動機，但是在現階段協作學習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個別化學習的補充。
首先，協作學習的前提是學生已經具有了社會文化的背景知識和從事社會活動的經驗。因此協作學習的組織工作和學生的學習準備至關重要，要根據協作學習的目標與任務及其協作學習成員的個性特征創設良好的協作學習環境。而個別化學習的組織和實施就相對簡單、方便些。
其次，協作學習對教師和學生的要求都比較高。協作學習的主體還是學生，任何學生都要虛心向別人學習，不恥下問，對同學們的提問，要求有問必答，并要求盡可能給出正確的答案。這就要求學生要有良好的品德和良好的協作精神。對于教師來說要求則更高，教師要引導、指導學生學習，如果不注意引導、指導，就有可能造成學生過分依賴老師和其他學生，或者偏離教學目標，反而不利于學生掌握知識，特別是鞏固知識。也不利于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能力的形成。除此之外，還要注意不要把師生的相互作用變成了長篇累牘的獨自講授，要控制教學進度，掌握現代技術，具有更好的組織、管理、協調能力，使小組所有成員都積極參與活動而又不至于變成無意義的閑談。這些都是有一定難度的，遇到這些情況，就可以利用個別化學習，例如個別化學習訓練系統，來加強知識的掌握、鞏固效果，增強學生的獨立、自主意識。
再次，當前技術還是以支持個別化學習為主。盡管計算機技術及網絡技術得到了長足發展，例如CSCW技術促進了基于網絡的協作學習系統的產生和發展。但是在開發中出現了技術與理論跟不上的情況，比方說協作學習中的討論應該是基于三維的共享空間，而現在協作學習中的討論還是利用電子公告板，即BBS。而且，在互聯網環境下進行協作學習，由于受傳輸速率的限制，勢必會影響學生對信息資源的獲取速度。因此當前網絡環境中，更廣泛、更常用的還是個別化學習方式，支持協作學習的技術還有待發展。
總之，網絡教育中，個別化學習需要協作學習的配合，協作學習是建立在個別化學習的基礎之上的，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另外，這兩種學習方式之間沒有十分明顯的界限，例如個別化學習中可以補充協作學習的討論交互方式，協作學習可以借鑒個別化學習中的個別輔導學習手段。
三、如何處理網絡教育中二者的關系
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都是網絡教育的基本學習方式，要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揚長避短。
（一）、充分發揮各自特色
在個別化學習中，要圍繞學生的學習需要，仔細安排學習活動，構造良好的自主學習環境，不斷激勵學生自覺學習，及時掌握學習進度，及時給予學生強化。在協作學習中，要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發揮學生學習主體的作用，提供便捷有效的交流手段，鼓勵學生之間的協作，對協作過程進行積極的引導。根據個別化學習和協作學習的特色，制定不同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在具體的網絡課程、網絡學習軟件的設計中貫徹這一宗旨，從總體結構設計到網頁設計都要充分考慮二者各自的特色，充分發揮二者各自的優勢，在適當的時機使用適當的學習方式。
關鍵詞：營銷渠道；網絡分銷渠道；傳統分銷渠道；混合渠道
1網絡時代的營銷變革
新世紀，營銷領域出現的一大亮點就是網絡營銷的盛行。網絡技術為企業與客戶之間搭建了一個高效的溝通互動平臺，這使企業為顧客創造和讓渡價值的更為便利，另外，它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為企業開展國際營銷提供了技術支持。可以說互聯網極大地改變著市場上的客戶需求及商業行為。客戶將更多地主導買賣雙方的關系，購買者將前所未有地通過網絡了解到更多的商業信息，這樣他們能夠更有效尋找產品、評估產品，并且找到最合適的價格。他們會得到網絡經營者的大力協助，很快地了解市場，掌握行情。由于信息數量劇增和質量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甚至對產品構想的了解更為深入全面，從而大大增強了消費者選擇性。消費者更注重產品個性化、差別化和內在品質。多媒體技術的應用及家庭購物的發展，使消費者可反復修訂方案，這使得購買更為“挑剔”。通過電子網絡購買，也使消費者避開人為的干擾因素，如銷售人員的態度、商店購物環境，自主地和理智地進行購買決策。以往的營銷者更多地依靠巨大的廣告投入及雇傭大量的銷售人員獲得銷售利潤，而如今營銷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制造和傳遞適銷對路、物美價廉的產品。
進入網絡時代，營銷的主要變革主要體現在渠道方面。企業越來越多地采取直接渠道模式，信息技術的使用，使企業與顧客之間的單項信息傳遞轉為雙向交流。過去由于產銷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存在，而使中間商得以發揮作用。但隨著溝通方式的成熟和信息的共享，使得中間商的作用不斷弱化，而直接渠道有了它存在的信息基礎，因而使直接渠道得以發展。當然直接渠道模式并不是每個企業都能夠實施的，而且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情況也不盡然。但是無論是分銷渠道還是直接渠道，在信息技術條件下，都有可能充分利用外部資源，與自己的供應商、分銷商結成動態聯盟。企業通過計算機通訊網絡，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共同分享商業機會，從而完成每一次市場活動。
2網絡分銷渠道與傳統分銷渠道的沖突
成本或價格方面的矛盾。網絡分銷相對于傳統的分銷在產品最終價格上有較大競爭優勢，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企業成本降低，由于網絡營銷使企業節省了大量的廣告、促銷費用，產品定制化降低了企業維持庫存的壓力，甚至可以出現零庫存，從而減少了企業維持庫存的成本；（2）流通環節的減少，以前企業的產品銷售出去，一般要經過批發商、零售商再到消費者手中，每經過一個環節，必然要使產品的價格上升以反映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利潤要求，而網絡營銷是一種直復營銷，一般是消費者直接與生產企業聯系，商品直接由生產者通過自己的分銷渠道或第三方物流公司送達。這樣就使商品流通環節大大減少，這也必然引起價格的下降；（3）價格競爭的結果，網絡使消費者的選擇面極大地擴展了，這使他們得到產品價格信息特別容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吸引消費者購買，企業和網絡中間商不得不制定較低的價格；（4）信息對稱的結果，在傳統營銷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生產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在定價中他們就會處于一個有利的地位，而在網絡時代，消費者要獲得有關產品的制造成本的信息將不會很困難，他們在信息的掌握方面可以說和企業處于一種對等的地位，這時企業要想再憑借信息優勢地位獲得超額利潤已不太可能。
效率和效果方面的沖突。傳統的銷售渠道是以固定的地點以及不變的營業時間為特征的。而互聯網上企業是以數據庫為特征的網上“商店”所組成。它的銷售空間隨網絡體系的延伸而延伸，沒有任何地理障礙和時間限制。因此，這種有別傳統銷售企業的網上營銷，具有全新時空優勢。網絡的互動功能為企業提供了高效率，傳統的營銷手段如媒體廣告、展覽、產品目錄等只能提供單項的信息輸送，消費者處于被動的地位。營銷部門因無法及時獲得消費者的反饋信息而不能對那些缺乏營銷有效性的部門和人員做出調整，從而影響企業的盈利。計算機網絡則可以提供即時的交流，潛在的消費者和顧客還可以借助網絡的幫助與銷售商、技術人員進行對話，了解自己感興趣的產品和服務，并提出問題，銷售商根據顧客信息對產品進行改進，或推出新產品，顧客需求滿足的時間被大大壓縮。
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反差。顧客對網絡購物這種新生事物的接受要經過一個緩慢的過程。目前大部分的消費者還是習慣到傳統的實體商店去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購物已是生活方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對于一些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而擁有了更多閑暇時間的人，特別是一些家庭主婦來說，購物是她們娛樂、交往和消磨時間的方式，她們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購物，這就為大商場、超市的存在提供了理由。傳統的購物心理是眼見為實,消費者可以通過味覺、觸覺、聽覺等來感受商品,從而影響其購買行為。而網上購物方式基本上屬于人機交往，溝通形式簡單，交易過程單一，消費者既體驗不到商場購物討價還價的樂趣,也無法從交易過程中得到自我能力的驗證。網上購物方式，消費者既享受不到商場購物條件下人員服務的待遇，也體會不到受人注意和受人尊重的“上帝”感覺。網絡營銷無法適應所有的產品。網絡營銷因其虛擬性，生產者雖然可以盡情展示其產品的內部結構、功能等，但消費者無法接觸到有形產品總是它最大的缺陷。3優勢互補的營銷渠道
營銷渠道通常指促使產品和服務順利地被使用或消費的一整套相互依存的組織。新生的網絡渠道和傳統的分銷渠道都有各自的優勢，并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對立的。與此同時，它們彼此都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劣勢，如果兩者能夠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構建全新的營銷渠道的話，這無疑會對提高顧客認知價值，實現企業營銷目標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營銷渠道的設置應該從分散、獨立的過程發展到統一的、協同的工作的過程。為調和多重渠道間的沖突，我們可以根據顧客需求、產品服務特征和經濟性標準來重建渠道。
根據顧客細分進行渠道選擇。與普通的消費者相比，網絡顧客更加年輕、富有和受過更好的教育。他們的工作生活與電腦網絡緊密相關，消費趨于理性，更喜歡通過網絡定制產品，對于現實的購物不感興趣或根本沒有時間去購物，廉價、高效、快捷是他們最為重視的價值。而傳統的銷售方式在滿足消費者追求社會心理需要的方面具有更勝一籌，購物對許多人來講并不完全是一種商品買賣活動，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休閑娛樂方式，一種顯示社會地位和成就的途徑，一種社會交往的過程。而所有這些炫耀、娛樂的購物心理只能通過現實的交易方式才能有效滿足。
根據產品服務的特征進行渠道選擇。當購物者試圖尋找更大的購貨便利或更低的成本的時候，用互聯網銷售是最合適的；當消費者希望得到產品的特點和價格信息的時候，互聯網也是有用的；當消費者可以經過網上信息即可做出決策，而不需要嘗試的時候，用戶聯網銷售是最可行的。隨著網民的數量在迅速增長，網絡銷售的產品種類也在日益豐富。據統計，目前最頻繁的網絡消費者購買行為依次為：書籍58％，音樂50％，軟件44％，機票29％，個人電腦設備28％，衣物26％，光碟24％，旅店預定20％，玩具20％，鮮花17％，以及個人電子產品12％。現階段并非所有的產品都可以進行網絡銷售，所以網絡營銷的產品和服務進行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有很多產品可能并不是理性所能完全決定的，例如服裝、工藝品、食品等，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種主觀感受。而不接觸有形產品，這些主觀感受就顯得有些虛無縹緲了。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與創新，許多產業的傳統營銷模式開始面臨著信息時代的挑戰。茶葉作為中國最具悠久歷史的產業，尤其是南鄭縣具有優質久遠的種茶歷史，也處在改革的邊緣。近年來，以淘寶為代表的一批電子商務平臺逐漸成為消費者購買茶葉的重要渠道，在此過程中也涌現出許多新興的茶葉網絡營銷企業，茶葉營銷必須迎合現代信息化的進步才能不斷發展，唯有改革創新才能保證企業在競爭中能夠存活下來。那么，企業應該怎么從容應對這些挑戰將會變得尤其重要。
1.經濟效益好，市場潛力大2011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4.85億，這說明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網絡，熟悉網絡并運用網絡來進行購物活動。網民目前正成為中國一個勢頭強勁的消費群體，并逐漸改變著中國傳統的商業格局。2008年淘寶網的茶葉銷售不足1億，可到了2011年竟然達到20億元，由此可見發展之迅速。按照行業網絡購物市場交易金額占社會消費零售額的4%比例來預算“，十二五”規劃茶葉消費將到達1000億，中國的茶葉電子商務市場潛在規模將超過40億元，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因此，茶葉網絡營銷目前擁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廣闊的網絡市場，非常適合抓住機遇創新發展。
2.新興茶葉網絡品牌個性鮮明，營銷手段先進網絡作為一個開放、公平的平臺，進入門檻低，非常適用于年輕人創業探索。年輕人敢于冒險并且擁有技術和知識，在開拓茶葉市場的過程中占據了先機。在信息化發展的浪潮中，一大批新興茶葉企業依靠典型的電子商務平臺迅速崛起。這些新興茶葉品牌在年輕人的帶領下充分運用了網絡品牌營銷的各種技術，他們在營銷過程中積極開發各具特色的營銷手段，給予用戶優質的產品質量和用戶體驗，同時也在茶葉包裝上進行了革命，使包裝擁有了最新的闡釋，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
3.企業規模小，銷售渠道簡單當前，茶葉網絡營銷的規模普遍較小，由于網絡營銷開店的門檻低，成本小，許多微小型企業進入茶葉網絡營銷市場，在這些微小企業中，茶農是非常突出的一部分，另外就是茶葉合作社統一經營的網店。這些網店在經營中沒有中間環節，產品的銷售價格普遍低于市場價格，銷售渠道也極其簡單。
二、茶葉網絡營銷過程中的障礙
1.網絡營銷推廣不足，方法陳舊相對于其他行業而言，茶葉在網絡營銷推廣中的力度非常缺乏，在國內的搜索引擎上面對茶葉企業名稱搜索往往不能在前面找到答案。這充分顯示了茶葉企業所做的相關網絡宣傳較少，營銷手段太過于落后，大多數企業只是把企業名、產業名、地址電話掛在網頁上，并不受消費者重視，更不能吸引消費者去購買產品。如此陳舊落后的方法非常影響茶葉在網絡營銷的發展。
2.體制不夠完善，缺乏誠信制度在茶葉營銷中，茶葉定價的高低在于茶葉品質的好壞，因此在茶葉網絡營銷時，消費者經常難以區分茶葉的等級，以至于許多商家以次充好，為了一己私利最終影響整個茶葉網絡營銷的發展。茶葉網絡營銷中的體制化缺乏標準，導致商家缺乏誠信，這將直接影響到茶葉的網絡銷售狀況。3.對網絡營銷認識不足如今，絕大多數實體茶葉企業都將重點放在實體市場競爭，并沒有認識到社會信息化發展下搶占網絡市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許多企業雖然知道開發網頁來進行宣傳，但這些網頁只停留在表面，只是單單為了展現他們有自己的網站，并沒有相關的管理和維護，更不用說通過網站來與其他企業進行競爭并且獲得銷量了。實體企業必須要了解占領虛擬市場的重要性，要積極培育網絡人才。
三、針對南鄭縣茶葉網絡營銷的發展對策
1.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實現標準化服務當前南鄭縣茶產業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時期，在茶葉網絡營銷的發展中必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拉近品牌與消費者的距離，提高經營管理效率，具體表現在實現網絡營銷的數字化、標準化和規模化。企業可以根據網民對信息瀏覽的重要性進行排序，并根據排序進行網頁整體布局，進行標準化設計。客服人員要保持對客服話題庫的更新，實施積累、可持續的標準化網絡服務。政府要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以提高茶葉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
2.加強網絡營銷推廣，多層次開展網絡宣傳近年來，漢中市各產茶大縣致力于統一品牌擴大影響，但實質上各茶葉加工企業存在著在宣傳上沒有形成合力的問題，產品的附加值低，深加工程度也不夠。針對這些問題，企業不僅要為產品的深加工和提高附加值進行創新改革，還要開展多層次的網絡宣傳，例如配合一些大型的網絡購物平臺舉行促銷活動，減免運費或者實施購買數量獎勵。
一
“耳環”一詞似出現較晚。用電腦檢索《四庫全書》，發現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舊五代史》卷八四《晉書·少帝紀四》[1]說開運三年（946）九月，張彥澤“破蕃賊于定州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資治通鑒》[2]卷二八五同年同條記“蕃賊”為“契丹”，可證此處雖記載了“耳環”，但戴耳環的是契丹男子，屬于少數族。
那么，此時或此前漢族[3]的耳飾稱什么呢？主要被稱為“瑱、珥、珰”等。這些名稱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環，也并不穿耳。例如《說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4]；《爾雅翼》卷二一曰：“珰，音當，充耳珠也”[5]、《集韻》卷三“珰，充耳也”[6]、《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在解釋“卷耳”時說：“如婦人耳中珰，今謂之耳珰”[7]。到后來，出現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學的蠻夷[8]，并沒有流行起來。所以雖然漢劉熙《釋名》釋“珰”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書如上引《爾雅翼》、《集韻》等仍釋“珰”為“充耳珠”。
從理論上推測，唐朝的漢族，不論男女，可能都不應戴耳環。因為“穿耳”與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的《孝經》開篇即說：“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9]。自儒家獨尊的地位持續數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國。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頒布全國，被稱為《御注孝經》從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權威，相信這一要求或曰規則會約束當時人的行為方式。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強調，首先從唐代的思想、禮俗環境考慮，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環的。
現在我們看實際情況。查唐代文獻，有關唐人戴耳環的記載幾乎不見。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類似“耳墜金镮”[12]的詞語出現。而這與上述五代時“耳環”一詞的出現大致同步，不能視為唐朝的一般情況。進一步，我們特別查看了唐代的類書。我們知道，類書雖有種種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為基礎。查閱類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斷事物的流行與否。
唐代有三大類書完整存世。我們先看唐初的《藝文類聚》。此書由歐陽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間。《藝文類聚》[13]有“衣冠”“服飾”部，但在“服飾部下”“頭飾”門中只列了“步搖”“釵”和“梳枇”三類，沒有提耳飾。《初學記》[14]是徐堅等撰于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官修類書，雖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藝文類聚》”[15]，只有“器物”不設“服飾”，因此也沒有提到耳飾。《白氏六帖事類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類書。書中頭飾類列了“梳篦”而以“釵”附。查其“梳篦”類，除“梳、釵”外，還列了“名珰”、“玉珥”二條，記魏太祖和齊威王時事。后來宋代的孔傳續此書，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釵附）”類中補充了十三條唐事，但均為“釵”，沒有耳飾。甚至沿至宋人編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雖單立了“珰珥”一類，但所記均為唐以前事[18]。如果唐人戴耳環的話，為何在類書以及其他史料中沒有反映呢？可見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環的。
我們再看文物考古資料。從傳世的唐畫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畫看，雖然繪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宮侍女、朝廷貴人、平民百姓，但幾乎找不到有戴耳環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環、耳墜，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屬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墜[19]，但耳墜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況均不明。而且從耳墜裝飾中的聯珠紋看，很像是一件外來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與《文物》雜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況，結果如下：
《文物》十年來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確記載或可判斷為女性（合葬或獨葬）的墓19座，未盜或未擾亂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蓋河南、北京、陜西、遼寧、山西、甘肅、四川。沒有發現一件耳環或耳墜。其中遼寧朝陽雙塔唐M1號墓主人“頭部隨葬泥質陶壺1件，瑪瑙珠1件，銅釵4枚，頭下有蚌飾1件……左手處發現銅戒指2枚，右手3枚”；M2號墓主人“頭部隨葬銀釵1枚，口中發現銀琀1件，頭部左側隨葬鐵剪刀1把，左肘部發現銅環1件”[20]，但沒有耳環出土。山西大同南關唐M4號墓“死者為女性，仰身直肢”，頭部隨葬有銅釵、銅鏡、貝器；M9號墓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頭骨旁隨葬有銅釵[21]，均無耳環出土。
《考古》十年來共公布了唐代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盜或未擾亂的29座，地域涵蓋河南、廣西、陜西、江蘇、新疆、四川、山東、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廣東，沒有發現一件耳環或耳墜。其中河南偃師杏園村唐YD1902號墓“骨架一具，比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豬和一素面拋光小銀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長條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YD5036鄭洵墓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側棺內有蛤形鎏金銀粉盒，似為女性”[22]，均無耳環出土。湖南郴州竹葉沖唐墓“隨葬物多置于頭部，其中瓷奩盒內裝有滑石盒2件，粉撲子、銅勺、木篦、蚌殼各1件”[23]，沒有耳環。河北邢臺95QDM1號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頭骨旁隨葬有銅鏡、釵各1件”；95QDM3亦為夫妻合葬墓，“女性頸部有銅鏡、釵各1件”[24]，均無耳環或耳墜隨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關耳環的情況與文獻記載的情況是相一致的。這樣，我們就從文獻與文物兩方面證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環或耳墜。
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數族或外國人則戴耳環或耳墜，并且明確是“穿耳”而戴。這種“穿耳”的習俗因不符合唐人習俗，因此被特別記錄下來。例如《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婆利國”條記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婆利國”人是“昆侖”人之一種，而“昆侖”人大都戴耳環。唐代詩人張籍在其詩作《昆侖兒》中就描畫他們是“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裹頭”[26]。又，《通典》[27]卷一八八《邊防四南蠻下》記“林邑”國是“男女皆……穿耳貫小镮”；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記“天竺”國“丈夫翦發，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國人穿耳戴耳環，且不論男女。但是顯然，這些“穿耳戴耳環”的習俗沒有影響一般唐人。唐人一直將此習俗視為外國習俗，也就同時把耳環視為外國器物、把戴耳環者視為少數族或外國人的顯著特征。敦煌文書P.3986V號有題名為“玄宗題梵書”的詩作，詩中將中外僧人相比，有“支那弟子無言語，穿耳胡僧笑點頭”的句子[28]，就是將戴耳環者視為外國人特征的一個最好例子。
二
關于這一點或還有一個旁證。
以上我們說從墓室壁畫中不見唐人戴耳環的形象，但是在寺院壁畫或塑像中，有的菩薩、天王、力士像等卻戴耳環。這種佛教造像戴耳環與否的現象，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值得研究。目前我們只提出天王造像來略作探討。
關于天王造像，研究論著甚多，最近的成果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論中國早期天王圖像及其西方來源》、《龍門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等[29]。但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環問題。不過這一問題比較復雜，需要有宗教特別是佛教藝術、中外文化藝術比較交流、民族民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專門知識，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簡單的線索或想法而已。
大致說來，唐代的天王像可分為二尊一組的護衛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兩個系列[30]。前者可能與中國傳統的墓室守護者或門神相互影響[31]，帶有比較濃厚的中國味道，因此二尊一組的護衛天王像基本上不戴耳環。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龕北側天王像[32]，不戴頭盔，亦不戴耳環；盛唐第194窟西壁龕內南側天王像，不戴頭盔，北側天王像戴頭盔，均不戴耳環（圖一、圖二）[33]。四川廣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環[34]；巴中永寧寺盛唐第2號龕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環[35]等等[36]。
但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數族或外國即“胡味”更濃一些。由于毗沙門天王的資料較多，我們就以他作為四大天王的代表[37]來談。按毗沙門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藝術中是否戴耳環，不是很清楚，但在經由中亞傳入我國的途中，就戴有耳環了。前面說過，唐代史籍中記載“穿耳垂環”的主要是南方的外國人，其實中亞人很多也“穿耳垂環”。我們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紀的供養人像，男女均戴耳環[38]。于闐人也戴耳環。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東壁南側于闐國王供養像[39]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知道，毗沙門天王的故鄉據說就在于闐[40]，因此當地人讓毗沙門天王戴上耳環是順理成章的事。所以起碼在西北地區，例如我們在敦煌壁畫中看到的毗沙門天王像，均戴耳環。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側天王像，有題記為“毗沙門天王”，像戴耳環（圖三）[41]；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側托塔天王像戴耳環（圖四）[42]；五代100窟窟頂西北多聞天（即毗沙門天王的意譯）像，也戴耳環（圖五）[43]。特別是后者，除多聞天王外，其他三個天王都戴耳環。四大天王戴耳環，一直持續到后代。現在我們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基本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環了。
這一事例告訴我們，唐人確乎將“耳環”視為外國器物，將戴耳環者視為“胡人”。中國味道濃的神一般不戴耳環，而像四大天王那樣戴著耳環的，一定是威力更奇異、“胡味”更重的神了[44]。這樣看來，天王戴耳環與否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我們在第一節中得出的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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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版。
[3]此處所謂“漢族”指唐代史料所稱“華夷”中的華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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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陸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劉熙《釋名》卷四云：“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蠻夷所為也。蠻夷婦女輕浮好走，故以此珰錘之也。今中國人效之耳”。參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卷一，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1999年版。
[10]北宋呂希哲在《呂氏雜記》卷上說：“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見即使在婦人戴耳環較多的宋代，有些儒者也反對穿耳。但同樣尊儒，為何宋代戴耳環的較多呢？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或許與遼、西夏人戴耳環（且男女都戴）習俗的影響有關？
[11]此處所謂“一般唐人”主要指唐代的漢族。下同。
[12]后蜀歐陽炯《南鄉子》，參《全唐五代詞》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參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版。
[15]《四庫全書總目》語。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代四大類書》本，清華大學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
[18]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而且所引《釋名》，特意將“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刪掉，值得注意。
[19]《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朝陽雙塔區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關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葉沖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臺市文物管理處：《河北邢臺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
[26]《張司業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3年。
[27]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論文集《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中華書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說：“戎裝四天王與二天王成為中國佛教藝術中兩種最主要的天王形式”，參其論文集127頁。
[31]李凇書127頁。
[3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圖149。
[33]《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圖42、47。
[34]《中國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慶》，《中國石窟雕塑全集》編委會，重慶出版社，2000年8月，圖37。
[35]同上，圖56、57。
[36]有一例外是龍門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墜（《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二，龍門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圖128）。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門天王有關，即受到了毗沙門天王造像的影響，因此與一般的二尊一組的天王像稍有區別。但這尚需繼續探討。
[37]關于毗紗門天王像的研究，可參看北進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載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學館，1999年3月。
[38]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圖223。
[39]《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圖13。
[40]《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中華書局，1985年版。
[41]《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圖99。
[42]《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圖162。
論文摘要：網絡在給人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網絡道德問題，由于監督的弱化，需要加強網絡社會道德自律建設。確立網絡道德規范、加強網絡道德教育、加強網絡社會個體的道德修養，是促進網絡社會個體道德自律的主要手段。在網絡社會個體道德自律的建設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道德修養方法可以提供借鑒，發揮作用。
一、確立網絡道德規范
網絡道德規范是他律性的，但是網絡社會道德自律建設卻離不開網絡道德規范，因為“強調道德自律，必須以規范、制度、法律等硬性約束手段為基礎和必要條件。”沒有道德規范人們便無所適從，所以必須首先確立網絡道德規范，使網絡社會道德自律建設有章可循。
(一)網絡道德規范的建立途徑
網絡道德規范的建立有三個途徑。1．借鑒外國先進經驗。外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網絡發展早且普及面廣，其網絡道德研究亦早于我國，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借鑒為我所用。2．整合傳統倫理資源，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儒家倫理作為一種倫理文化，其倫理精神在漫長的時間里已深入中國人的頭腦之中，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整合傳統的倫理資源可以使網絡道德更具親和力，更易為人們接受。3．緊密結合現實情況，在實踐中建立。規范要具有可行性，這就要求規范的制定要緊密結合人們的利益、需要、人們的道德素質及現實的道德問題，通過道德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網絡道德規范。
(二)網絡道德規范應具有的兩點特征
1．網絡道德規范應具有層次性
有層次的道德規范才能既照顧到絕大多數人又保持其先進性。現實社會中人們的道德素質參差不齊，既有道德高尚大公無私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所以網絡道德規范應具有廣泛性與先進性的層次區分。
首先是網絡道德的“底線倫理”規范。即網絡活動中網絡道德主體需遵循的最起碼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其基本原則可概括為《論語》中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從否定意義上要求人們不作違反道德之事，不傷害別人。西方國家的相關規定可以利用。如美國布魯克林計算機倫理協會制定了著名的計算機十戒：(1)不可使用電腦傷害別人；(2)不可干擾他人在電腦上的工作；(3)不可偷看他人的文件；(4)不可利用電腦偷竊財務；(5)不可拷貝或使用未付款的軟件；(6)未經授權，不可使用他人電腦資源；(8)不可侵占他人的智慧成果；(9)設計程序之前，先衡量其對社會的影響；(10)用電腦時必須表現出對他人的尊重與體諒。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指出6種不道德的網絡行為：(1)有意地造成網絡交通混亂或擅自闖入網絡及其連接的系統；(2)商業性的或欺騙性的利用大學計算機資源；(3)盜竊資料，設備或智力成果；(4)未經許可接近他人文件；(5)在公共用戶場所做出引起混亂或造成破壞的行動；(6)偽造電子信息。這些規范是人們在網絡活動中需遵循的最起碼的規范。其次是較高要求的網絡道德規范。其基本原則用儒家倫理可概括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從消極意義上對人的規范，要求人們不做違反道德的事，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是從積極意義上讓人求善，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如，在網絡活動中應嚴于律己、有強烈的責任感、樂于助人、積極維護國家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能做到盡己為人等。這些較高要求的道德規范的倡導可以為人們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質提供努力的方向、目標，符合人們的道德理性的要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2．網絡道德規范應具有針對性
可以根據人們的職業特點、人群特點確立相應的網絡道德規范。網絡已在各行業、職業、人群中得到廣泛應用，而各行業、人群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所以不同的行業、人群應制定不同的網絡道德規范，只有這樣才能使規范具有針對性，使得人們便于遵守。
首先，應確立職業網絡道德規范。如IT行業網絡道德規范、教師網絡道德規范、軍人網絡道德規范等。這些行業中由于其職業的不同其網絡道德要求也不同，應制定相應的網絡道德規范，更好地為人們的網絡行為提供指導。其次，確立各種不同人群的網絡道德規范，如青少年網絡道德規范。因為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不同人群中網絡道德問題的突出點各不相同，針對這些不同，制定相應的道德規范，會更具有效性。在這方面我國已取得一些成果。如頒布了《全國青少年網絡文明公約》，針對全國的青少年提出：要善于網上學習，不瀏覽不良信息。要誠實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詐他人。要增強自護意識，不隨意約會網友。要維護網絡安全，不破壞網絡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虛擬時空。這些網絡道德規范對青少年來說極具針對性與有效性，將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加強網絡道德教育
(一)網絡道德教育的目標
首先，提高網絡個體的分辨能力。網絡世界中存在著大量的信息，其中的許多信息是虛假的、有害的，這些信息可能對網絡主體造成誤導、傷害。網絡主體尤其是占網絡主體很大比例的青少年，缺乏分辨能力，極易受到傷害。在網絡道德教育中需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引導，逐步提高網絡主體的分辨能力，自我保護的能力。其次，提高網絡個體的集體意識。目前網絡社會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個人主義的盛行，將自我作為網絡的中心，不顧別人的利益與感受。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提倡以集體主義為道德原則，要正確處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關系。網絡社會要想健康發展也需要秩序、需要其成員具有集體意識。個人主義的泛濫必然導致無秩序，最終的結果是網絡主體的個人利益得不到保證，所以網絡道德教育需要提高網絡主體的集體意識，遏制個人主義的泛濫，維護網絡社會的正常發展。再次，提高網絡個體的責任意識。網絡由于其虛擬性的特點，使得監督弱化，其帶來的一個后果便是責任意識的淡薄。責任意識的淡薄使得有些網絡主體對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缺乏責任意識，于是網絡中產生了大量的臟話、不良圖片等信息垃圾。網絡道德教育有必要提高網絡主體的責任意識，從而凈化網絡空間。最后。提高網絡個體的誠信意識。網絡中的信任危機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網絡中的謊言、欺騙使人深惡痛絕，極大地損害了網絡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了網絡的功能的發揮。網絡的良性發展需要網絡個體講究誠信，保持真誠的心態，共同維護網絡的形象。網絡道德教育重要目標便是要提高人們的誠信意識，為提高網絡的可信度做出貢獻。
(二)網絡道德教育的手段、途徑
網絡道德教育可采取多種措施，需要社會、學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首先，各級各類計算機教育培訓機構在教學過程中，應將網絡道德知識作為重要的內容，使受教育者不但學到計算機知識而且學習到相應的道德規范。在考試制度上。可以將網絡道德知識也作為考試內容，這樣可以使學生重視網絡道德知識的學習。其次，社會應利用多種手段大力宣傳網絡道德知識，使其深入人心。可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網絡、公益廣告等方式進行宣傳。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教育，尤其在人們上網集中場所加大宣傳力度，如在網吧等場所張貼宣傳布告。再次，在家庭中父母應加強對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網絡道德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了解網絡道德要求。
三、加強網絡個體的道德修養
(一)內省
“內省”的方法實際上相當于今天的自我批評自我檢討。通過批評檢討不斷為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標，可以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正如孟子所說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1J首先，“內省”要求網絡主體在網絡道德活動中，對自己的言行要有所考慮，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規范的要求，并且在行為后回過頭來，檢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是否有錯誤，并要求網絡主體勇于改正錯誤。孔子說：“過則勿憚改”有了錯誤，要勇于改正。內省的目的在于發現自己的不足，使之得到改正。其結果還是要落實到改過上來。其次，“內省”實際上強調從我做起，嚴于律己，對人寬對己嚴。網絡中的行為是一種交互性的行為，是雙向互動的交流。在交流中不能總是要求別人如何，而自己卻不去做，這樣的后果使交往無法繼續下去。若是律己寬人，多看自己的缺點不足，就有利于交往的進行。
(二)慎獨
在網絡社會中“慎獨”比在現實社會更為重要。現實社會也講“慎獨”，但現實社會中人們受到更多的監督，獨處的機會也不如網絡社會多。網絡社會由于其開放性、隱匿性的特點，人們往往感受不到監督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慎獨”尤其顯得重要。《禮記?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強調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不僅不放松對自己的道德要求，而且更加注意堅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到和有人監督時一樣，杜絕不道德的思想發生，可以真正確立起自己的道德良心，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能力。
首先，“慎獨”要求網絡道德主體道德修養是“為己”而不是“為人”。孔子強調“為己之學”，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的意思是指進行道德修養是為了真正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不裝腔作勢，而是踏踏實實地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為人”，即進行道德修養僅僅是裝裝樣子做給別人看。其次，“慎獨”要求網絡道德主體在道德修養中注重“小節”。在網絡道德修養過程中網絡主體常常重視“大過”，忽視了“小節”，認為“慎獨”就是不犯“大過”，小節無足輕重。于是乎在網絡上罵罵人，濫交朋友，偷看他人文件盛行。網絡主體進行道德修養要注意小節，因為小節不斷，可能導致大過的出現，量變的結果是質變，小節與大過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對待小節的態度最能體現出網絡主體的道德素質。再次，慎獨時要注意克己。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這里的克己不是指后來理學家講的“滅人欲”，而是指約束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道德規范的要求。在網絡這個萬花筒般的世界里，充滿了各種文化、價值觀念，形形的誘惑比比皆是，獨立面對這些誘惑，難免或產生理性與感性沖動的矛盾，這時就要求網絡主體約束自己，用理性戰勝感性沖動。
(三)力行
網絡活動中，網絡主體只有通過實踐，運用道德知識，抑制不良行為，才能使道德知識真正轉化為自律性的道德準則。孔子提倡“身體力行”，“躬行實踐”，“行”是道德修養的關鍵，通過“行”，道德知識得到應用、道德信念得到加強、道德意志得到磨練、道德習慣得以養成，并最終提高網絡道德主體的道德素質。
首先，“力行”要求網絡主體在網絡活動中進行“換位思考”，即站在別人的立場角度來思考問題，多替別人想一想。用這種方法反復踐行可以提高網絡主體的道德修養，對解決許多網絡道德問題有所幫助。其次，“力行”要求網絡主體在網絡活動中做到“愛人”。“愛人”在儒家那里是指尊重人、關心人、幫助人，這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相通的。網絡建設、交往中出現的問題盡管我們可以采取法律、技術措施來防范，但對數量眾多的網民來說，根本的方法是培養仁者愛人的觀念，尊重他人的權利、尊嚴、隱私，他人有困難時熱心的關懷、幫助他人。正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仁愛精神的發揚有利于優化網絡道德環境，使網絡充滿溫情。
四、網絡社會道德自律建設的保障
作為語言文學學科的語文，在其教學中需要遵循它的內在規律，而大量閱讀則是適應這種規律的具體表現。一個人若是語文水平不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閱讀太少，閱讀貧乏者，一定是語言貧乏和思想貧乏之人。承載閱讀內容的媒介對閱讀活動有著重要影響，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讓手機閱讀步入“”時代，手機報、手機雜志、手機電子書已深深植根大學生活，大學生傳統的紙媒閱讀習慣逐漸被移動化、數字化的手機閱讀取代。當大學生徜徉于移動互聯網這個信息的海洋，發生著隨時隨地的閱讀行為，其思維模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及社會關系不斷承受沖擊之時，肩負人文素質培養及母語能力提升重任的大學語文必須思變。
二、移動互聯網給大學語文教育帶來諸多挑戰
1.網絡的及時便捷沖擊了傳統教學形式。
20世紀末互聯網進入中國時，師生拘泥于課堂的傳統教學形式就開始經受沖擊，移動互聯網的誕生，讓這一矛盾格外尖銳。移動互聯時代，信息隨身攜帶，無處不在，輕觸屏幕，世界盡在眼前。毋庸置疑，移動互聯網必將也正在顛覆傳統教育，這對憑借一本教材、一塊黑板、一根粉筆、一張嘴進行教學活動的傳統語文教育構成了巨大沖擊。很多教師都有這樣的體會，課堂上學生們喜歡埋頭玩弄手機，大多數是利用手機在進行閱讀，這是學生在主動學習，也是對傳統課堂的無聲反抗。但在我國，大多高校的語文課依舊采取傳統授課方式，教師講學生聽，講者聲嘶力竭，聽者昏昏欲睡，教學效果也就飽受詬病。是學生群體性地不愛學習？毫無疑問，答案是否定的，是我們的教育方式偏離了學生的期待視野，沒有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扼殺了學生的學習熱情。
2.碎片化閱讀造成學生學習淺思考。
碎片化閱讀的主要表現就是，閱讀的時間不具有連續性，而這種閱讀模式往往存在于手機和電腦閱讀之中，以及或是長的內容被拆散后，通過零碎時間進行閱讀的一種方式。手持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利用自己的空閑時間或是課后休息時間來進行不間斷閱讀，以及習慣性的刷新微博已是一種風尚。根據大學生的上述閱讀偏好，目前出版界也在探索“微博圖書”的構建了。碎片化閱讀雖有快捷、及時、交互、充分利用零碎時間等優點，但大量擠占了大學生深度閱讀的時間，使之習慣于通過搜索、提問或者交互來形成對碎片化知識的習得，而逐漸喪失了閱讀經典和具有哲理性文字的耐心，這種滿足于淺嘗輒止，一知半解，也就難以建構起他們科學、系統的知識體系，也將阻礙他們思維能力的提升和思辨能力的形成。正如研究閱讀的權威專家、美國心理學家瑪麗安娜•沃爾夫說：“我們并非只由閱讀的內容影響，我們也被閱讀的方式所定義。”她認為，網絡所倡導的將“豐富”與“時效性”置于首位的新閱讀方式，已經削弱了我們進行深度閱讀的能力。
3.多元文化語境中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疏離。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異彩紛呈，也相互碰撞，幾乎任何國家都存在著多元文化。對此，中國也同樣存在。特別是在當前的諸多文化撞擊中，各類型的流行文化又不斷侵蝕著傳統的價值觀和人格精神，這是當下中國特有的文化鏡像。作為全球性的傳播媒介，移動互聯網極大地擴展了文化傳播的場所與范圍，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交匯、交鋒與交融，也極大地影響了大學生群體的文化視野和價值取向。多元文化給當代大學生提供了多向度的價值選擇空間，開闊了他們的文化視野，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內容，促使他們形成開放包容和求異創新的思維方式，但與此同時，不同文化的差異、矛盾甚至沖突，增加了他們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難度，影響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鮮明的優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結晶，是華夏兒女共同的精神家園。大學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當他們疏離傳統文化，無異于在割舍其生存的根基與靈魂。
三、大學語文教學積極應對挑戰的策略探究
對教育而言，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災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學語文教育若積極應對這一挑戰，則是福音，否則將是災難。
1.構建網絡教學平臺。
走向開放是大學教育的大勢所趨。放眼世界，適應這一趨勢的新型網絡公開課大放異彩。自2001麻省理工學院率先啟動網絡課件開放工程，逐步將該校全部課程資料在網上公布，讓全世界任一角落里的任一網絡使用者都可免費取用，耶魯、哈佛、劍橋、牛津等世界眾多名校紛紛跟進。2011年國內知名網站上，一批由耶魯、哈佛、牛津等名校名師講授的視頻課引起網民，尤其是大學生的熱捧。建設開放課程在全球已呈燎原之勢。在語文教育領域，我們應該構建和利用網絡教學平臺，豐富網絡教學資源，滿足學生個性化學習需求。2013年6月，首批通過“愛課程”網向社會大眾免費開放的120門中國大學資源共享課中，就有南開大學的《大學語文》。筆者認為，盡管這是一門建設得非常好的精品資源共享課，課程網站不僅有全程教學錄像，而且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但未必適合全國2000多萬大學生學習使用，尤其是高職院校和成人高校的大學生。《大學語文》是一門公共基礎課，受眾面廣，且教學內容極其豐富，各高校一方面要向學生推薦優秀的網絡教學資源，同時要開發各具特色的網絡教學平臺，將真正的精品資源呈現給學習者，而絕不能提供次品、殘品或廢品。
2.培養深度閱讀能力。
閱讀是意義的建構過程，這一符合語言學科教學規律的認識意味著，需要增強大學生文本閱讀的深度，唯有這樣才能在“干中學”的學習效應下提升他們的文學修養和語文應用能力。反觀當前大學生的閱讀習慣，所謂的互動性、趣味性閱讀已導致他們在文章寫作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火星文”。眾所周知，淺文本往往導致淺閱讀，有張力的文本才可能帶來深度閱讀。在異彩紛呈的移動互聯網世界里，語文教師要幫助學生遴選高質量、有深度的閱讀文本，選擇嚴謹而深刻的文本信息。再者，在進行深度閱讀時還需要激發起大學生的參與意識和探究意識，大學生需要在文本的語言、內涵、審美張力產生相應的應力。可以這樣說，“潛心會文本”和“多維度交流”是深度閱讀最突出的特征；另外，隨著閱讀活動的展開所發生的理解、遷移、創造等主觀能動性活動又是深度閱讀的功能定位。為此，教師在其中應扮演著引導、組織、互動的角色。通過對這些角色的扮演，來引導學生參與到文本信息的思考中來，并組織學生之間形成思維的碰撞，并最終在相互互動中增強學生的文學感悟和應用能力。再者，教師還應充分挖掘切實可行的教學形式，利用原始文本材料來發揮學生的想象力、概括力、思辨力等，以及借助類比和對比性分析與鑒賞等作業促使學生對文本的深度感悟和轉化應用。
3.發揮文化教育功能。
1．1物聯網技術在借還書自助服務中的應用在物聯網中應用了射頻識別系統，該系統能夠輔助借閱者自助借書、還書。這樣的服務方式就實現了自助效果，大大節省了讀者借還書的時間，讀者借還書過程中完全實現了智能化和自動化，只要借閱者把自己所需要的圖書放置在借閱感應器之上，物聯網技術系統中的射頻識別系統就會自動識別出該書的信息。圖書館使用了物聯網技術還可以開展為預借的書提供幫助模塊，該模塊的具體應用為在讀者放取借書證以后，能夠幫助讀者把他們想要借到的書籍提取出來，這種方式實現了24小時不間斷服務［8］。
1．2物聯網技術在圖書館庫存清點中的應用在傳統圖書館圖書管理中，清點庫存，會需要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等，甚至還需要閉館，這種庫存清點方式對各個方面造成的不良影響都非常大。而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只需要對書架上的書進行掃描就可以獲得書的數量信息，操作方式簡便，這種方式不但沒有影響圖書館的正常工作，而且還提高了庫存清點的準確性。通過射頻識別系統，書的具體信息都會傳入到圖書館的數據庫當中，在數據庫中就可以對這些信息整理分析，從而確定館中圖書狀況，對于借閱和歸還的數據信息還可以進行對比，并形成一定的統計數據，最重要的是，物聯網技術系統可以實現多個平臺同時進行庫存清點，甚至還支持離線工作，這就大大提高了圖書館圖書管理的智能化。
2物聯網關鍵技術及未來發展
2．1感知、識別技術該技術是對實際世界內容進行感知的基礎，感知技術所依靠的是一種傳感器，在該傳感器的作用下，能夠對其范圍內物體的信息進行整合。識別技術的代表為RFID技術，該技術是一種現代技術的集合，包括通信技術、數據技術等。當前，該技術主要是以高頻與低頻為主，超高頻技術正在發展中，尚未成為主流技術，但是，在未來物聯網技術的發展中，該技術是主要方向。和過去的條形碼標簽比起來，這種標簽是有特定的元件和芯片組成的，每個標簽都有獨一無二的電子編碼。該技術的應用，對于智能圖書館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網絡審計產生的動因
首先，審計機構的自身利益驅動，促使了它不斷地進行創新。根據經濟學原理，一個企業的發展是以利潤最大化原則去運作經營，作為中介服務的審計同樣如此。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不外乎通過增加服務收入，減少成本費用等方式來實現。在網絡時代，隨著客戶服務偏好的轉向，越來越需要提供實時化、個性化的服務，這就促使了審計機構向在線實時服務為主的方向發展，充分利用網絡的低成本性、快捷性、跨越時空性等優勢。因此審計機構會漸漸地建立起以網絡為依托的審計新模式，從而更有效的服務于社會經濟。
其次，隨著信息高科技的飛速發展，Intranet技術的不斷成熟以及電子商務模式在企業中的廣泛運用，越來越使信息的處理和傳遞突破了時空的界限，電子商務不僅提供了集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于一體的商務交易模式，而且處處體現出其快捷、方便、高效率、高效益的顯著特征，同時也帶來了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的變革。審計作為中介服務的一部分，將直接受到其服務對象交易模式的影響，企業采用了新的電子商務模式，產生了新的運作機制，勢必需要產生一種新的監督機制來維護和保障市場的正常運作，體現其公平性，這一歷史重任必將推動著審計進行創新，從而為網絡審計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驅動力。
再次，網絡經濟是跨越時空的經濟。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它的特征之一，對于每個提供審計服務的機構而言，網絡經濟給它帶來了機遇，使它能擺脫傳統地域觀念的束縛，開拓新的審計領域，同時網絡經濟也給它帶來了挑戰，全球審計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將使競爭更趨激烈，只有在競爭中尋求合作，才能更好的參與競爭，保持優勢。因此在這種環境下勢必會培育出一種新型的市場運作機制，這也是網絡審計所必需的。
最后，由于審計與會計的血緣性，使它的發展受到會計制度和實務創新的影響。隨著企業局域網的建立和完善，會計的無紙化，電子化進程不斷加快特別是諸如網絡財務、網上遠程會計等新概念的提出。進一步要求與之適應的網上監督機制的建立，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網絡審計的產生和發展。
鑒于上述不同的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網絡審計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僅只停留在理論研究上，它的產生符合網絡經濟的需要，目前我們討論網絡審計將具有前瞻性意義。
二、網絡審計的概念
網絡審計這一全新概念的推出，必將在網絡經濟社會中成為審計工作中最為時髦的管理運作理念，那么，什么是“網絡審計”呢？它與傳統桌面審計有何區別呢？它將如何有效地實施呢？這一連串的問題都將影響對網絡審計概念的界定，應該說當今世界上對網絡審計還只存在于理論研究，對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來說，網絡審計的定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其中，狹義的網絡審計指借助電子計算機的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和聯網技術，以磁性介質作為主要載體來存儲數據以便于用網絡來處理、傳送、查閱這些數據，使審計工作與計算機網絡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提高審計的現代化水平。而廣義的網絡審計是指在網絡環境下，借助大容量的信息數據庫，并運用專業的審計軟件對共享資源和授權資源進行實時、在線的個性化審計服務。為了對網絡審計有個整體的了解，在此，本文統稱其為“網絡審計”，不加區分。下面筆者將從技術層面、管理系統、法制環境等方面來構筑網絡審計的架構，以展示新型審計模式的初步框架。
三、網絡審計的架構設想
(一)網絡審計的技術支持
在網絡經濟時代里，電子商務的普及，虛擬企業的不斷涌現，使得企業的運作機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作為對企業經營進行監控的審計機構，同樣需要建立起適應自身業務系統的集硬件平臺、軟件平臺、網絡平臺和數據平臺于一體的網絡化操作平臺，并對數據進行倉庫式管理和挖掘分析。下圖初步展示了網絡審計的整體結構：
1.網絡審計信息系統的運作
網絡審計信息系統的結構是構建于計算機技術、數據庫技術、Internet／Intranet等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之上，旨在滿足客戶的信息需求，其運行機制如下：
(1)將經濟事項信息通過Internet、EDI或者虛擬專用網傳遞到并保存在信息數據庫中，這些信息包括財務信息，也包括非財務信息。
(2)通過交互式報告生成器，實現信息系統與客戶和外界信息使用者之間的交流。
第一，登錄授權，該功能是確認使用者的身份真偽和權限層次，以便提供不同程度的信息；
第二，報告框架，報告框架是審計機構提供信息項目的一個基本結構，為了方便客戶和其他信息使用者的比較，在報告的基本部分應統一格式，而在擴展部分則可根據客戶的需要靈活選擇所需報告格式，制作出個性化的審計報告形式。
第三，以模塊化的審計處理程序為中心，聯結報告生成器和信息數據庫，并對授權數據信息進行處理。在模塊化的審計處理程序中存放了各種可供選擇使用的審計處理軟件，能提供使用不同的計量屬性、計量單位、確認基礎等多元化的審計處理程序，它是審計軟件的組成部分，是數據信息處理的中樞，是網絡審計的關鍵技術所在。
2.網絡安全技術和機制的建立
網絡審計作為一種網絡化運營模式而存在，與其他行業的電子商務交易模式一樣，同樣需要對網絡的安全性進行實時監控和維護，這也是網絡審計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技術基礎。對于網絡安全，首先必須具有一個安全、可靠的通信網絡，以保證數據信息安全、快速傳遞；其次，要求對數據庫服務器有絕對的控制權，禁止未授權客戶和黑客的闖入、盜竊和破壞數據信息。網絡審計不管從審計軟件和數據庫等方面都要利用安全技術，并建立起一套安全機制，以保障網絡審計的安全。對于安全機制，主要包括接入管理、安全監視和安全恢復等三方面，首先對于接入管理，主要處理好身份鑒別（身份真偽和權限）和接入控制，以控制信息資源的使用；其次是安全監視，主要功能有安全報警設置、安全報警報告以及檢查跟蹤；最后是安全恢復，主要是及時恢復因網絡故障而丟失的信息。對于安全技術而言，主要可以應用防火墻、數據認證、數據加密等技術；另外還可以將不斷開發出的新型安全技術及時應用于網絡審計中，如將隧道技術充分地運用于虛擬專用網（VPN）等。因此在安全的網絡技術和安全機制的控制下，網絡審計的產生和發展從技術層面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網絡審計的管理系統
在網絡經濟環境下，審計機構主要進行兩方面的管理，即審計的質量控制管理和審計的網絡風險管理。首先是審計質量控制的管理，審計質量是審計職業生存和發展的源泉，沒有良好的質量控制體系作保障，審計職業將無法贏得社會的信任，質量控制還是保障審計準則得到遵守和落實的重要手段，因此，審計的質量控制管理是其他管理的基礎，在管理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審計工作的其他各個方面，因此在網絡審計中首先必須加強審計質量的控制管理；其次，要進行網絡風險管理，這是網絡審計特有的管理機制，出于網絡風險的特殊性，本文將另起一部分進行詳細論述。
(三)網絡審計的風險與防范管理
隨著網絡審計的產生與發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新環境下的風險，與傳統審計風險相對應，網絡審計風險指的是審計人員利用網絡技術對有關信息系統進行審計后發表不恰當的意見的可能性。
1.網絡審計的新型審計風險
(1)篡改數據，不留審計線索。在網絡環境中，數據的電子化并以磁介質為主要存儲載體，這為舞弊者或攻擊者對原始數據進行非法修改和刪除，且不留篡改痕跡成為可能，這將無法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給審計監督帶來了風險。
(2)信息丟失。主要有三種原因：一是運行間的斷電和死機等故障；二是計算機病毒破壞；三是人為的毀損。
(3)黑客侵入和數據失竊。計算機黑客為了獲取重要的商業秘密、數據資源，經常用IP地址欺騙攻擊網絡系統。黑客偽裝為源自內部主機的一個外部站點，利用一定的技術進入目標系統竊取或破壞數據。
(4)職責分離不恰當引起內控失靈。在網絡環境下，如果對數據維護、系統管理和數據輸入、數據核對確認等崗位不作適當的分離，就會有人利用網絡的弱點故意修改數據、舞弊或竊取秘密信息從中撈取利益。
2.網絡審計風險的防范和控制
為了有效地降低網絡審計風險，就必須采取相應的防范和控制措施，具體表現為：
(1)應用審計軟件，對相關網絡系統進行實時跟蹤。首先對被審計單位的網絡系統進行評價，并利用專用的審計對比軟件，將存放于數據庫不同地址的同一種數據進行自動比較，以形成相應的記錄文件，并對有差異的文件數據進行詳細審查；其次對被審計單位的自動檢測數據庫軟件和恢復軟件進行審查和評價；再次要對被審計單位的異常貿易，通過網絡進行預警提示，以降低審計風險。
(2)建立審計服務信息庫。審計人員可將被審計單位的有關信息，通過網絡建立一個完善的大容量的信息庫，這些信息包括被審計單位的背景資料，最新動態和一些以前審計的檔案信息，以便以后開展審計時查閱和運用，這樣將可大大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同時也相應地降低了審計的風險。
(3)加強對網絡系統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進行審計。在網絡中運行，信息的安全性即可靠性和保密性構成了審計的風險防范和控制的重點。首先對網絡系統職責分離情況進行審查，遵循的原則仍為不相容職責必須分離，但側重對數據的輸入、輸出，軟件開發和維護及系統程序修改或管理等之間的關系處理進行審查；其次對被審計單位網絡結構進行分析與評價，以確認防范黑客侵入的能力；再次對被審計單位的系統容錯處理機制，安全管理體制和安全保密技術等作深入的了解，以評價其系統安全性的等級，從而有效地控制審計風險。
(四)網絡審計的法律環境
由于網絡時代社會的信息化加大了社會的不確定性，著名的摩爾定律所蘊涵的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由于法律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一種共識，它在規范社會經濟的運作，控制社會的不確定性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優勢。因此，在網絡經濟中法律的重要性將更為凸現。作為一個經濟服務領域，審計首先要充分利用和維護已有的適應于自己的法律體系，作為維系共同利益的法律屏障，這些法律主要包括刑法、民法和商法等；其次，審計服務由于要處處體現其獨立性，從而存在其自身的特征，因此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法律來規范，這就需要建立起規范網絡審計的審計準則。就新的審計準則而言，必須做到既有獨創的一面，又有沿襲傳統的一面，說它獨創性的一面，主要表現在規范審計企業的網絡信息系統為中心的一整套制度以及電子版本的業務約定書、管理層說明書、審計報告等電子文件的合法化，這些制度具有濃厚的網絡特色，這與傳統審計準則具有明顯的區別；由于網絡審計在審計獨立性、客觀公正以及審計的職業道德等方面仍然類似于傳統審計，并且有時還離不開實地審計的參與，所以在規范類似審計方面可以適當的沿襲仍適用的傳統審計準則。基于上述網絡審計法律環境的建立，網絡審計的運作將更加規范，更有保障。
“互聯網+”：政策緣何出臺？
2015年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一季度經濟數據，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0%，創6年新低；2014年度經濟數據中，GDP增速7.4%，更創15年來的新低。在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進一步凸顯的現實之下，產業結構升級難的這一痼疾卻仍未得到實質性的解決，鋼鐵、船舶、光伏等產能過剩行業轉型遲遲難見成效。2014年《產業藍皮書》的開篇就直指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的制造業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處于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產品、低技能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優勢正在逐步弱化，中高端技能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優勢正在爬坡積累的結構調整陣痛期。”①這段話隱含著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之后，產業結構升級仍處于瓶頸期的客觀事實。
如果將目光轉向國際，2009年以來，面對經濟危機的沖擊和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德國、美國等主要國家均緊跟時代腳步，力圖保持其制造業優勢地位，或是倡導“制造業復興”。它們所提出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戰略，為實體制造業選擇了互聯網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2011年，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它的制定者之一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將工業4.0概括為兩件事：“一是萬物相聯；二是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融合。”②2012年，通用電氣董事長伊梅爾特提出“工業互聯網”概念。他在2013年來中國時談到，工業互聯網就是把智能的機器、傳感器和分析工具結合起來，用一種分布式和移動的方式來達成這一目標。
互聯網的發展和互聯網對其他生產和生活領域的滲透呈現了指數級增長的特點。時至2015年，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已經從一個新鮮事物變成了一種引發變化浪潮的強力催化劑。發生巨大改變的不僅僅是全球互聯網本身，也包括中國互聯網引發的國際關注。中國成為互聯網新大陸重鎮。2014年，新浪微博、京東、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納斯達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聯網公司前三名，目前僅次于谷歌，領先Facebook與亞馬遜，處于2000億美元以上量級。而在香港上市的騰訊，其市值也逼近2000億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標普資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報告中，除阿里巴巴和騰訊之外，百度和京東也處于全球互聯網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時，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49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3117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7.9%，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業體量和網民規模，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關注和國內聚焦，使得互聯網未來的相關命題必須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加以體現，并且這種體現應該是強有力的、宏觀性的、可闡釋的架構。
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中，企業對互聯網的應用被分為四類：溝通類、信息類、商務服務類和內部支撐類。然而這四類應用主要集中在企業的信息需求、公共關系運營維護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礎設施普及程度雖高，但是在應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夠。傳統行業觸網的方式主要體現為O2O的商業模式的貫徹上，但是互聯網對生產環節、管理環節的深度影響，幾乎難尋跡象。例如，以家電業為例，《中國家電企業互聯網轉型報告(2014)》指出：“中國擁有6.32億互聯網用戶，這催生了充滿活力的科技行業、繁榮的社交網絡和世界最大的電子零售(面向消費者的電子商務)市場。但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活動都發生在消費端，各個重要行業都沒有跨越向線上轉型的早期階段。事實上，大約一半中國中小企業才開始利用互聯網進行采購、銷售和營銷等活動。這意味著最激烈的變化還沒有到來。”由此可見，宏觀經濟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遭遇瓶頸，主要國家互聯網與產業更新的國家戰略的出臺所引發的新一輪緊迫感，中國互聯網的體量與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聯網對傳統產業的深度滲透不足的客觀現實，激發了“互聯網+”作為一種必需的政策出臺的整個過程。
“互聯網+”：政策指向何方？
當我們談及“互聯網+”，首先就需要明確互聯網在政策和國家戰略中所處的位置和“互聯網+”的概念范疇。
互聯網，一次“根本創新”。每一次工業革命都需要并且以一個全新的“動力引擎”出現和全面投入使用為標志，而后其他的工業機器或各行業在與之適配的過程中被更新或是被重新創造。曼紐爾·卡斯特在他著名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中談及工業革命，他認為其核心部分在于“能源生產與分配的根本創新”。⑤他在書中引用技術史學者福布斯(R. J. Forbes)的觀點：“蒸汽機的發明是工業革命的核心事實。”⑥所以，如果我們采取“動力引擎”這樣一個比喻——它是相當范圍內生產和生活賴以躍動的供血的心臟——那么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動力引擎就是蒸汽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引擎主要被上溯至電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則追溯至信息控制技術的應用。如果我們承認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說法，那么它的動力引擎，則應該是互聯網。縱觀幾次革命的動力引擎，通常它們都既是本身可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同時又普遍用于生產和生活，對現有生產工具和生活方式均做出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改變。“蒸汽機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創造出來。”⑦福布斯的這句話同樣適用于今日的互聯網：互聯網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創造出來。無論你意愿上是否需要，互聯網就在那里，你不擁抱它，它也許就會創造出新的東西，替代你，毀滅你。
因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認識互聯網在國家政策和發展戰略中所處的地位。首先，互聯網作為一種高速生長中的基礎設施，這種生長的潛在空間在中國尤為突出。寬帶提速和移動基站的建設，是互聯網普及和提速的硬件保障；服務器、通信協議、OA系統等信息安全設施的軟件保障。作為基礎設施的互聯網的發展本身就可形成巨大的經濟拉動力。同時，互聯網作為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的新引擎，還能夠與各類傳統產業結合，或者說各產業不得不與互聯網發生關系。媒體出版、廣告營銷和通信已經被互聯網化：產業生態變革帶來的行業規范和受眾需求的全盤改變，極大地影響了它們生存和發展的方式。金融業的互聯網化走在制造業之前。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P2P人人貸、移動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等互聯網金融模式，引發傳統銀行的集體危機。而互聯網與制造業的結合則可能導向生產、管理、銷售的智能化多位一體，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統。
但是互聯網的影響能力遠不止于此。正如每一次工業/科技革命在改造經濟的同時，也改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一樣，互聯網作為更新社會結構的潛在動力也不可小覷。互聯網的發展首先變革了人們的溝通方式和自我呈現方式。自微博出現以來，“輿論”成為逐步升溫的熱詞。微博、微信等公共空間與主流媒體形成的話語場之間的對抗和張力，成為我們理解當下中國社會的重要范式。而這還遠遠不是互聯網對社會結構的作用的全部與終結。一個趨勢是，它在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方面越來越顯示出力量。
“互聯網+”，一場比特化的革命。自201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互聯網+”以來，各方對“互聯網+”的理解有兩類不同視角：一類是從互聯網本身出發，多屬于產業方向的中觀解讀；一類則是從政府和政策角度出發，從宏觀面尋求“互聯網+”的題中之義。這兩類視角的區別實質在于行為主體范圍的區別。筆者在本文中采取后一種視角，回歸宏觀政策。
卡斯特在他對信息技術革命的研究中提到，“不論美國或全世界，國家才是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動者，而不是車庫里的企業家。”⑧這是由于國家具備發展大型研究計劃和大型市場的能力。但是，企業家絕非不重要。創新氛圍和企業家在科技進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經在歷史上無數次被證明。在國家的“發動”之外，正是“受到技術創造文化與快速個人成功之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創新”，⑨真正促成了新的信息技術的蓬勃興起。
如果以政策作為我們的出發點，那么丹尼爾·貝爾在論述后工業社會時所采用的社會結構—政體—文化的框架，就是可以幫助我們認知政策之外的紛繁復雜現象的有利框架了。盡管貝爾的總體化理論頗受質疑，但是我們仍可以借用他的中軸原理來將這個問題逐層抽解。換句話說，所謂的社會結構—政體—文化，即是經濟化的社會運行模式，參與管理的現代政體的主要模式，以及實現和加強自我的愿望構成的文化樣態。⑩這也是作為執政者進行國家管理時所最需要把握的三大主要方面。與這一架構相似的是，當我們走入“互聯網+”這一政策時，它也擁有著自己的底層架構，這一架構由國家和政府及與之關聯的大型企業主導；它具有自己的“政體”，各方參與將在政策之外廣泛地拓展概念的意涵和實踐的可能性；它必定會影響文化，因為它將促使社會語境發生變化。
首先，基礎性建設：作為基礎設施的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概念是模糊的，極具拓展性。一般意義上的基站建設之類的做法可以被稱作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同樣地，當阿里巴巴用淘寶和天貓為各類商戶提供平臺時，它也可以被稱作基礎設施，因為對于它的用戶而言，阿里巴巴完成了“基礎設施”的相似功能。有一個例子更能體現概念的模糊性和開放性。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媽媽致力于使用自身的數據和數據分析服務，打造具備電商特色的全網營銷平臺。這也可以被視作使用大數據和云服務為商業機構提供基礎設施的案例。
拓寬云技術的范疇，那么所有利用互聯網進行存儲、計算和開發的公司都可以被稱作云公司；同樣，基礎設施也可以變成一個可以被推廣和包裝的概念，雖然它較之前者有著更多的官方意味。這樣的概念推廣本身并不能創造實際價值，但是它可以提示我們，當我們談論“互聯網+”時，作為基礎設施的互聯網，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在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PaaS(Platform-as-a-Service)和SaaS(Software-as-a-Service)的劃分法中，后兩者是IaaS的延伸。它提示我們，基礎設施最終指向服務。這樣的服務分為四大類，一類是可供用戶高速接入的網絡環境，例如此前的“寬帶中國”戰略和不斷呼吁的運營商“提費降速”及其所需進行的帶寬和設備鋪設；第二類是IaaS所指的場外服務器、存儲或其他網絡云服務；第三類是數據基礎設施，即健全可開放的數據資源；第四類則是讓硬件和網絡之間能夠順暢接通的標準接口。其中，第二類可能多由IT企業擔負。政府則需要在其他三項的建設和第二類的治理上著意。
在以上四類基礎設施中，軟性的IaaS和數據基礎設施是互聯網作為基礎設施的精髓，也是“互聯網+”政策在解決好基本的硬件問題的同時必須強化建設的一部分基礎設施。二者的核心指向是云計算和大數據。這是降低整個網絡社會運行成本，真正實現“互聯網+”的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而由于云計算和大數據對安全的天然要求，政府的互聯網治理能力將持續接受考驗。
不能忽視的是，進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將帶來可期的經濟效益。2014年，我國電子信息制造業500萬元以上項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12065億元，同比增長11.4%。?雖然增速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低于同期工業投資增速1.5個百分點，但是在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基礎設施的潛在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指數級增長：“互聯網+”的黑洞效應與數字化革命。“互聯網+”的兩大主要對象是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互聯網+”形成了一個“黑洞”，將各類行業吸入其引力范圍之中，差別只是時間和程度問題。當然，互聯網不會席卷一切。但是在可預見范圍之內，互聯網作為新的動力引擎，必將與各主要行業結合，行成拉動經濟成長、優化產業結構的新鮮動力。
資本市場較重量級的實體經濟制造業走得更早也更快。2014年，互聯網對金融業全面滲透，除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企業進軍金融領域之外，傳統金融企業如招商基金、中國平安等也開始普遍觸網，宜信等創新型的金融平臺也紛至沓來。2014年年底，互聯網金融的整體規模已超過10萬億，用戶超4億。“互聯網+”金融已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趨勢。互聯網與資本市場的結合，將較之傳統銀行，為資本的快速、高效流動在未來創造更好的條件。尤以P2P為例，它能整合社會閑散資金，為傳統銀行系統所排斥的借貸用戶創造資金價值。網貸市場、基金銷售市場、眾籌市場等，仍處于起步階段，隨著互聯網的普遍推進和居民可用資金的逐步增加，未來它們都具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資本市場之外，電子商務首先為實體經濟進行了一場渠道優化的革命。在此之外，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競合已經帶來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先兆。在輕工業和重化工業的分類法中，目前輕工業即與居民生活資料相關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已被高度互聯網化。數字化工廠已在輕工業部門初見雛形：從迎合消費者動態需求進行用戶個性化訂制，到生產的全流程監控和數據統籌下的多線并舉與無縫銜接，最終到產品交付給用戶及其后的保養環節。輕工業部門正在壓縮中間環節，實現制造的“人機和諧”。海爾的個性定制空調即是一例。這類定制服務的背后，是生產部門走向數字化的初步嘗試。這里，數字化不僅僅是自動化，而是基于自動化基礎之上的可編程和網絡化。從單純的自動化和嵌入式系統向信息物理融合系統的轉變，正是“互聯網+”政策的前進方向。汽車行業，尤以特斯拉為代表，正在向平臺方向打造新型汽車。但是在能源、鋼鐵等重化工業部門，傳統的生產方式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產能過剩、盲目投資的情況大量存在。這也是“互聯網+”政策在推進過程中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
如本節首段所稱，“互聯網+”的黑洞效應，將首先將更輕量級的行業和部門納入數字化軌道。數字化的結果，是指數級運算，而不是簡單的加法計算。在實體經濟的范疇內，工業互聯網的實質就是工業的全方位數字化，進而打破工廠與工廠之間的圍墻，形成新的動態網絡。借用熊彼特經典的生物學比喻，“產業突變”也將由此展開。
最后，創造性破壞：個體創造力的解放與協同的不可預知性。創造性破壞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重要支點。它所描述的是一種內生增長的力量不斷打破現有規則、型構新型關系的過程。與“互聯網+”政策相匹配的是國家對于創新和創業的極大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被稱為新常態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聯網+”政策的激勵之下，開放平臺將為更多民眾提供創造的新機會。這種機會，可能是商業的，也可能是社會的。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個體創造力因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來越盛大的解放之中。“臉萌”、“足跡”等熱門APP的出現，讓“90后CEO”一度成為整個社會的“熱詞”。而微博上的“大V”和海量的微信公眾賬號正是輿論場中個體釋放能量的集中體現。社交網絡和言論重心的下移，為更多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機會和平臺，正在為創造新型的社會關系和產業的新爆發力醞釀新的空間。“互聯網+”無疑將助力這一切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開放平臺引爆的創業可能性。而在“萬眾”背后，協同創新的偶發事件，將可能會帶來“意外驚喜”。
“互聯網+”政策的核心在于云計算與大數據。創新則是其精神實質和必備的社會氛圍。它的主體指向和戰略意義主要在于現代制造業的網絡化和信息化。這也是政策需要攻堅的領域。而在電子商務和互聯網金融方面，政府的真正角色主要是治理者和服務者。同時，在經濟之外，“互聯網+”可能造成的社會和文化的微妙變化，也是需要不斷接受新挑戰的未知領域。
“互聯網+”：政策的潛在挑戰
“互聯網+”既是現實，也是趨勢。然而從概念走向實踐，“互聯網+”作為一項政策主要需解決三大問題。并且，隨著互聯網化的深入，在基礎設施完善和健全的基礎上，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
第一個問題是產業融合的現實難題。目前，盡管互聯網來勢洶洶，但是互聯網化仍處于初級階段。這意味著消費概念大于發展實質，賺取眼球多過實際收益。新型服務業尚在探索之中，先行被“互聯網+”黑洞卷入的數字媒體和快速消費品等行業尚處于洗牌階段。不確定性易成為第一重現實阻礙。尤其對于重工制造業而言，國有壟斷部門的長期穩定狀態很難突破體制慣性，進行真正的觀念轉型。所以，“互聯網+”政策既需要輿論造勢，又亟需為輿論填充真正充實的案例內容，即可以對企業家形成刺激的有力例證。
互聯網+制造業主要是兩大方向，制造業利用互聯網，或者是互聯網企業跨界投資進入制造業。前者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制度慣性之下的觀念轉型的不徹底性。而在觀念轉型之外，互聯網企業與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之間的資金、技術壁壘和模糊地帶的話語權爭奪可能是目前一大關鍵難題。首先，是否具有資質跨過準入門檻成為了擺在互聯網企業面前的第一個問題。主打垂直生態的樂視網日前宣布進軍汽車行業。然而后者的資金鏈條和產業鏈環節的技術要求與單純的互聯網企業之間有巨大差別。此前錘子科技羅永浩在手機行業的嘗試和挫折已能初步說明這一點。互聯網企業進軍傳統產業多數采取了對行業內公司投資或戰略合作的方式。這是現階段穩妥的抗風險做法。但是若論互聯網企業跨界顛覆行業水平，為時尚早。兩種思維方式和運營模式，正在彼此碰撞，結果待明。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互聯網企業不能為傳統行業帶來改革。在移動互聯網的環境之下，改造制造業的可能性已經初現。阿里健康進軍醫療行業引發的“裁判入場比賽”的爭議也可見互聯網企業在數據和渠道自覺上的先天優勢。阿里健康回應爭議時稱自己只是藥品監管電子信息的數據平臺的搭建者和運營者，而不是擁有者。但是這類做平臺與做生態的處理方式，已然觸動了傳統行業的利益。相似的情況相信不會與其他制造業門類有太過遙遠的距離。2014年年底，小米與美的兩者的合作，成為中國家電行業的焦點新聞。而市場對這次牽手暫不看好的聲音則聚焦于其截然不同的品牌定位和小米入股美的之后二者的決策權分配問題。互聯網企業與制造業的結合道阻且長，但是原始條件不足，并不意味著嘗試會永遠無效。這些互聯網企業的“大動作”，也正頻頻刺激著傳統制造業的神經。從長遠來看，產業融合必將是一種趨勢，而“互聯網+”正是推進這種趨勢，試圖為中國制造業取得戰略性的國際地位的關鍵一步。
第二大問題則來自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相對于快速前進的互聯網，政府職能的轉變滯后將會成為“互聯網+”推行和作用的一大困難。龐大的科層體系對創新的迅速轉化的滯阻，以及政府職能如何、何時能從監管走向治理與服務，考驗著當局的執政能力。因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聯網+”本質上要求市場導向和深化對外開放。開放不僅是對外的，也是內向縱深的。深化國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壟斷的經濟部門的改革，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些部門中，相當一部分被稱作國民經濟命脈。“互聯網+”的推進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將“游戲規則”統一。不能因行政高墻，庇護滯后因素，導致國家發展的消極戰略后果。另一大挑戰則來自制度配套建設。制度配套建設包含兩個主要含義。首先是創新氛圍和研發轉化的激勵。第二是為創新提供經濟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前者要求從當下互聯網帶來的浮躁和焦慮氣氛中跳脫出來，進入工業領域深耕細作的生命周期。后者則對金融體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
第三個問題則要聚焦社會。每一次轉型都可能出現各類新的社會問題。“互聯網+”推動的社會轉型并不會例外。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話語飽和”的世界，人們爭奪一切，包括語言。語言的背后是信息，也是知識，更是權力。掌握發聲器的人越多，噪音也就相應地越大。因此，隨著社交網絡的勃興，信息傳播介質的改變，信息爆炸已經成為常態。而信息爆炸的背后，新型交往結構也在讓互聯網語境之下的主體感受到去中心化和劇烈的不確定性的動蕩。所有的商業行為都試圖與實際的用戶建立盡可能親密的聯系，但是所有的言語行為又指向了人的身體與其交流時所處的位置的分離，這種交流的時空遠距化又致使身份角色的進一步分裂成為現實。主體在表征的不確定性的危機中倍感迷茫。失穩的主體該如何在迅猛的變動中尋求生存的安全感和發展的穩定性？這種破壞性和創造性并舉的潛能在當前的典型代表就是投身互聯網的創客大軍。但是對于政府而言，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同時是否會導致新的失業問題？創業潮會否成為新泡沫？
其中，大學生群體成為被重點激勵的對象。《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中允許保留學籍休學創新創業的規定更是將這種激勵推向了新高度。大學生如真正選擇以創業代就業，缺乏市場經驗和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將成效幾何？是否會形成獨秀幾只，炮灰累累的“慘烈”局面？
一方面對大眾創業倍加鼓勵，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創新卻受到壓制。專車之爭即鮮明一例。創新的分享式經濟與傳統的出租行業的協同方式的利益相關者發生碰撞，社會創新名義上被倡導，實則卻在現實利益面前敗下陣來。隨著“互聯網+”政策的推進和社會創業創新氛圍的高漲，社會主導的創新會日漸增多，如果不能處理好政府監管與創新主體之間的關系，類似互聯網電視牌照之殤、專車之爭的此類由于創新與制度不匹配而產生的矛盾將會愈演愈烈，既不利于創新的推進，也無利于全社會的共同福祉。
“互聯網+”：轉向信息方式的改革、開放與安全的三重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