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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代農業的組成部分，我國都市農業的實踐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城郊農業，最早將都市農業納入城市發展規劃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經濟發達的大城市。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都市農業已具備一定規模，發展態勢良好。
一、我國都市農業的發展模式
與傳統農業相比較，都市農業具有發展導向的差異性、農業功能的多樣性、產業間的融合性等特點，都市型現代農業是開放循環的產業。經濟社會發展，城鄉要素流動，一產必然向二、三產延伸，二、三產自然反哺農業，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互促，是都市型現代農業的重要特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高度融合，農業的內涵不斷拓寬。我國都市農業的發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設施農業。設施農業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工程和機械技術，改變自然環境，為動植物生產提供相對可控制甚至最適宜的溫度、濕度、光照、水和肥等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可擺脫對自然環境的依賴而進行有效生產的農業。設施農業具有高投入、高技術含量、高品質、高產量和高效益等特點，是最有活力的農業新產業。設施農業的發達程度是現代農業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二)種苗業。充分利用城市科技、人才、資金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優勢，大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業良種，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農業高端產品，積極發展農作物良種、蔬菜種苗、花卉苗木、優質畜禽、名優水產良種培育基地和現代化包裝業。
(三)農產品現代物流業。逐步在城市形成以大型物流企業為龍頭，以批發市場為中心，以集貿市場和超市為基礎，布局合理、輻射力較強的現代農產品流通網絡，促進現代都市農業健康發展。
(四)觀光休閑農業。觀光休閑農業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后出現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它以農業和農村為載體，以田園景觀和自然資源為依托，利用農村設施與空間，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經過規劃設計與建設，使其成為一個具有農業經營特色的經濟區域。
(五)農業科技園區。農業科技園區是集科技核心區、科技示范區和科技輻射區三種功能為一體，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的新型農業企業。它以企業化的方式獨立運作，以農業科研、教育或技術推廣單位為技術依托，以市場為導向，以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為動力，以轉化科技成果為中心，以對農業新技術、新品種、新設施的示范、推廣為手段，進行農業現代化建設，并以促進區域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實現企業利潤增長和農民富裕為目標，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模式。
(六)循環農業。循環農業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等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循環經濟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理念，滿足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的現代農業增長方式。
(七)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因地制宜地設計、組裝、調整和管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系統工程體系。它要求把發展糧食與多種經濟作物生產，發展大田種植與林、牧、副、漁業，發展大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利用傳統農業的精華和現代科技成果，通過人工設計生態工程，協調發展與環境之間、資源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形成生態上與經濟上兩個循環，實現經濟、生態、社會效益的統一。
二、我國都市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并無太大改觀，而都市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村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尤其是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實踐表明，農村落后的基礎設施將成為制約我國都市農業發展的瓶頸，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都市農業產業化的形成，影響都市農業科技的應用和推廣。
(二)市場運行機制不完善。政府對農產品在市場運行中還存在較多的行政干預。農副產品的產銷信息相對閉塞，其生產經營組織、營銷手段和方式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
(三)資金、科技投入不足。資金來源單一，資金的使用缺乏規劃。都市農業是依靠大城市提供的高科技來發展的，目前我國農業科研經費占農業總產值比重不到0.1％，農業技術推廣費用占農業總產值比重不到0.2％，這不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科技投入不足。資金的使用缺乏規劃表現為開發項目沒有重點，融資渠道不暢。另外，目前我國發展都市農業的科技投入不夠，主要表現在科技原創及突破性創新少，技術集成不夠，新型資源整合平臺缺乏，科技核心競爭力有待提高。
(四)政府規范和扶持力度不夠。伴隨都市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需要政府以新的經濟活動規則來規范和扶持。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沒有一個權威的主管部門來統管都市農業發展的相關工作。地方政府也不大重視制定都市農業發展規劃，更缺乏具體的法規政策，使都市農業發展艱難。三、我國都市農業的發展對策
未來中國都市農業的發展趨勢應呈現“五個化”：一是功能發展多元化；二是產業發展集中化；三是手段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四是經營國際化；五是農民高素質化。基于此，發展都市農業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改變農業單一生產功能的局面，迅速拓展農業的多功能性。都市農業的多種功能包括：一是產品功能為市民提供優質鮮活的農產品。即使都市農業不能完全滿足市民副食品的需求，也可起到補充調控作用，特別在發生突發事件時，為保證城市供給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生態功能為城市提供綠色生態屏障。如，水稻田既是耕地又是濕地，能有效改善和優化生態環境。三是服務功能通過完善科技、認證、物流、會展、信息等服務平臺，構架起大中城市服務全國農業的橋梁。四是就業功能使農產品供應鏈連接起各行各業，這不僅可為未來的都市農業開拓新的發展空間，也將為農村勞動力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圍繞農業的多功能性進行農業經營模式的轉換。
(二)立足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發展有地方特色的都市農業。都市農業的發展要因地制宜，根據城市總體規劃和各區縣功能定位，結合本地區自然稟賦優勢來發展本地區的優勢、特色產業。利用現代化的物質手段和區域內獨特的優勢農業資源，開發和生產出品質優、價值高、市場競爭力強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具有綠色或無公害特點的特殊農業類型。特色現代農業以“特”、“優”、“名”、“精”、“新”等為基本特點，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和盈利性。都市近郊地區發展以科技、精品、觀光為特色的都市農業，其建設模式以市民農園、農業公園、景觀綠地、花卉公園等為市民體驗農耕和休閑娛樂提供場所的觀光型農業為主。遠郊地區是農產品的主產地，以“優質、高產、高效”都市農業為重點，建設觀光農園、教育農園、垂釣樂園、少兒農莊等。
(三)創新都市農業的投融資機制，促進投資多元化。都市型現代農業是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產業，單純依靠農民很難完成資本積累的過程，需要動員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投入體系，都市型現代農業才能形成可靠的資金支撐。應加大對都市農業的投資力度，制定相關扶持政策，積極鼓勵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投資。政府支農資金在增加總量的同時，改進投入方式，調動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財政資金對投保農戶予以保費補貼，提高農民抗御風險能力。
(四)培育都市農業市場體系，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借助城市發展起來的快速道路體系，農業物流可以大大縮短產品的運輸時間，延伸農產品的可達性和科技性，利用農業物流為農產品開拓市場。發達國家普遍重視農業物流的發展。如，荷蘭農業的高價值得益于其強大的物流系統。在荷蘭，近25％的物流屬于農業物流。荷蘭的冷凍行業非常發達，人均制冷和冷凍容積量居世界第一。荷蘭的航空貨運也非常發達，據統計，全世界65％的花卉貿易就是通過荷蘭進行交易的。在強大的物流體系支撐下，荷蘭農產品加工體系得到大力發展，而且精深加工的水平比較高。而農業物流在我國卻是最為欠缺的環節。我國在發展農業物流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一是建立連接城鄉道路體系和網絡系統，從外部環境上給予保障。二是借助農業協會組織，把物流系統延伸到鄉村。三是發展農產品加工配送中心，提升產銷地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四是開發先進的采摘、運輸、儲存技術，減少農業物流中的損失。
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相對于正式制度，其約束空間更為廣闊。因此，特定社會中有關農業保險的風險態度、非正式保險安排、“經濟人”群體、信用建設等諸多非正式保險制度，就成為制約農業保險市場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
（一）“傳統小農意識”決定了農業保險需求
一個社會占有主流的理念和信仰決定對自然災害及風險的認識和理解，從而決定了是否有必要通過保險這一風險轉移制度來加以應付。在廣大農村，農民長期處于分散封閉的小生產狀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普遍存在“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理念。這種保守封閉的思想造就了農民風險意識和創新精神淡薄，時常對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農民參加農業保險的主動性。加之農民文化技術素質普遍較低，多年以來養成“靠天吃飯，聽天由命”的生產習慣，往往比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對未來各種事故變化缺乏全面周詳的考慮，對農業生產面臨的各種風險時常持有一種僥幸心理，認為掏錢買保險是額外支出，所以產生對于農業保險能免則免的心理。
（二）非正式保險安排限定正式農業保險制度發展的空間
在特定環境中，因非正式制度約束發展而來的“非正式保險安排”，如謀生方式的多樣化，儲藏，家庭或家族內部的再分配，基于倫理道德的援助等，往往是對正式保險制度的削弱或替代。我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家庭、家族、村莊、國家為生成結構的人論文化體系，其在農村體現的尤為顯著。這種文化品格決定農民對風險的規避和對農業生產安全保障的追求，主要是在家庭、家族這樣的擴展型家庭結構中解決。
與正式農業保險制度相比，非正式農業保險制度不但具有上述的廣泛性，而且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節約開支。由于保險市場上信息不對稱，農業保險行為主體在相互博弈過程中對農業保險制度安排存在著大量逆選擇和道德風險。但在家庭內或家庭間尋求風險轉移或保障的非正式保險制度安排中，參與者無法進行選擇，因而根本不存在逆選擇和道德風險。
（三）政府災害補助導致的依賴心理制約農業保險需求
根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依賴心理，也是制約農業保險發展的非制度約束。一般來說，政府都會依據受災情況給予農民相應的補助。然而，由于農民是“經濟人”，其得到政府補助越高，愿意投入到農業保險上的資金就會越少，這種依靠政府幫助轉嫁風險的依賴心理嚴重影響了農民投保的積極性。農民投保積極性＝政府農業保險補貼／政府救災補貼×100％，從此公式可以看出：當政府救災補貼增加，而農業保險補貼數目不變，農民投保的積極性就會降低；當政府救災補貼減少，而農業保險補貼數目不變或增加時，農民投保的積極性就會提高。因此，農業保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災害補助行為。
（四）農業保險市場信用制度體系建設滯后
農業保險具有一定的信用經濟特征，要求參與農業保險的各行為主體都要具備恪守信譽的意識和自覺。而在實際調查中，一半的農民都明確表示對農業保險不信任，對保險理賠環節擔憂，也就是對農業保險的保障能否落實的擔心。這主要是過去農民缺乏對保險基本的了解，而保險公司在經營中又存在不誠信行為，造成農民對于保險作用的質疑。19.9％農民未投保原因是因為對于理賠的擔憂；在對農業保險有潛在需求的農民調查中，約60％的人“明年是否會考慮農業保險”決定于“今年的理賠狀況”；約75％的已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民“明年是否繼續購買農業保險”也取決于“今年理賠狀況”。這說明，要促成農業保險長足發展，社會誠信意識建設和信用意識培養還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構成農業保險運行的非制度環境還存在種種局限。為了更好地推行農業保險制度，除了要加快農業保險有關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創新外，還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環境的建設和培育。
農業保險非正式制度優化對策
（一）增強政府農業保險政策的透明度
在調查未參加農業保險的農民中，58.6％的農民因為“不了解”此次推行的農業保險，有些農民甚至主觀認為這和其它商業保險沒有差異，只是為“收取保費”。因此，政府應積極利用現代傳媒，通過各種途徑讓農民透徹了解農業保險，在廣大農民中樹立正確的風險管理觀念，形成理性、健康的保險消費意識。
（二）優化正式農業保險制度環境
農業保險的險種、保障范圍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民對于農業保險的需求水平，政府需要協同有關保險公司，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生產設計農業保險產品和險種，并依據不同風險水平厘定費率和保障程度，以滿足各類農民的不同需求，切實保證農業生產的持續性和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同時，如果政府能夠把救災補助直接給予農業保險進行積累和支持，不僅可以在災年減輕農民損失，而且又可以減輕政府災害補助壓力，達到雙贏效果，從而使農民充分認識到正式農業保險制度較之傳統非正式保險制度所具有的種種優勢，引導其參加農業保險分散轉移風險的價值觀念。
（三）深入推廣誠信意識教育
根據調查，農民最為關注的是保險公司的信譽，其次才是保險公司推出的產品和服務內容介紹。所以，要改變農民長期對保險的不信任觀念，就要通過政府部門、保險行業自律組織的協作，建立對保險公司誠信經營行為的有效監管、監督、引導和考評，實行保險公司信用評價制度。而另一方面，對于廣大農民來說，也需要積極推廣誠信教育，避免在投保過程中產生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現象，使守信者真正得到利益的保障，失信者受到應有的懲處，從而營造一個良好的信用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1.周惠萍，陳友興.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可行性分析[J].經濟問題，2007（11）
2.蒲海成.論保險市場運行的非正式制度環境[J].保險研究，2005（8）
關鍵詞：都市型農業院校；全日制；專業學位；招生質量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6-0126-03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鎮居民對農業提出了多元化的服務要求。都市型現代農業是社會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以城市為依托，形成服務于城市的融生產性、生活性、生態性于一體的現代綜合農業體系。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需要，教育部自2009年起，著力推進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加大應用型人才培養力度，區別于側重理論和研究的學術型學位，主要培養有特定職業背景的高級專門應用型人才。2015年專業學位碩士和學術型碩士的比例將控制在1∶1。招生作為研究生教育的首要環節，招生質量直接影響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質量。我國現行的碩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是由國家主導，自上而下，有著統一的標準、要求和進度。我國進行碩士研究生招生的高校分為中央部屬院校和地方院校，中央部屬院校實力較強、學科特色鮮明，尤其是設置研究生院的高校享受國家政策和財政的支持，在碩士招生中擁有充足的生源，具有自劃線的權限，有較多自。地方院校在碩士招生過程中必須嚴格按國家劃定的分數線進行復試錄取，生源數量和質量均處于劣勢。因此，為適應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地方院校要切實提高碩士研究生招生質量，從而在高校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這關乎地方院校的生存和發展。北京農學院是一所特色鮮明、多科融合的北京市屬都市型高等農業院校，于2008年4月獲得農業推廣碩士的招生權，雖然專業學位工作在學校起步較晚，發展時間較短，但經過努力和建設，已成為學校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具有其特殊性，再加上北京大都市的特殊地位，如何立足都市型農業特點，辦好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的教育尤為重要。
一、北京農學院提高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質量的實踐
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需要高質量的生源，招生就在于吸引和挑選出高素質的學生。作為地方院校，在名氣上和綜合實力上較中央部屬院校明顯處于劣勢，如何爭取優質生源成為招生工作的工作難點和重點。近年來北京農學院結合自身特點創新機制，通過采取以下有效措施，較好地把握招生工作的主動權。
1.以學科特色吸引優秀生源。北京農學院緊密圍繞首都新農村建設和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積極開展農業科技創新和科學研究，努力打造和完善都市型現代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近年來，學校承擔了“973”、“863”、支撐計劃、國家重大轉基因專項、農業行業產業技術體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一批高水平國家項目。在都市型現代農業理論研究、作物品種研究、肉牛轉基因體細胞克隆技術、中獸藥和生物農藥等方面在國內行業處于領先水平。尤其是近三年，學校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技術發明獎3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重點解決了一批北京乃至全國都市農業、現代農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關鍵技術。通過加強學科建設，突出特色，以點帶面，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從而吸引優秀生源。
2.以名師魅力吸引優秀生源。北京農學院現有教授90人，副教授202人。教師中受聘為“外籍院士”1人，北京市有突出貢獻的科學、技術、管理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1人，北京市高層次人才2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4人，北京市教學名師6人，北京市創新人才7人，北京市長城學者2人，北京市級中青年骨干教師65人，北京市創新團隊1個，北京市優秀學術創新團隊和優秀教學團隊13個，兼職博士生導師12人。通過名師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吸引優秀考生報考。
3.以改革培養機制吸引優秀生源。為吸引優秀生源，同時激勵研究生勤奮學習、刻苦鉆研，改革研究生培養機制，加大校外培養基地建設，增加校外實踐的時間與機會。同時保證研究生在學期間基本學習、科研和生活的需要，我校不斷提高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在學待遇，2012年9月起將在學待遇發放標準提高到900元/月/生，我校碩士研究生在學待遇一直列于全國院校前列。
4.以規范管理制度吸引優秀生源。①拓寬宣傳途徑，提高生源質量和數量，作為地方院校，加大宣傳力度，采取主動進行多形式立體式地宣傳，吸引優秀考生。應屆本科畢業生對專業學位性質認識的轉變是招生前提。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領域的新生事物，由于應屆本科畢業生對這一新生事物缺乏了解，存在“比側重理論和研究的學術型研究生低一等”的偏見認識，造成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報考率偏低。例如，北京農學院第一屆全日制園藝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第一志愿不足10%。針對這一情況，學校加大了宣傳力度，使應屆本科畢業生明確專業學位是與學術型學位沒有本質的區別，均屬于同一學歷層次的碩士研究生培養機制；區別僅在于培養目標不同，即專業學位教育突出與職業緊密結合，獲得專業學位的人主要不是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而是從事具有明顯職業背景的工作。北京農學院還加大了就讀專業學位的優勢：由于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一般為2年，畢業后直接就業可以節省1年；由于培養更注重應用，因而就業更有針對性，成功率更高；在培養過程中，個別學生如果發現自己對學術更感興趣，想繼續深造，也可直接考博士，同樣可以節省1年。通過宣傳，北京農學院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報考率由過去不足10%到目前已超過200%。學校組織各學院積極動員本校本科畢業生報考本校專業學位研究生，召開專場動員大會，將相關信息及時傳遞給在校本科生；充分利用教師本身資源優勢，發揮推廣教授下鄉服務的優勢，將招生信息傳遞給個郊區縣的人員；同時開拓京外渠道，每年組織多支小分隊到京外高校招生宣傳，擴大學校影響力。②充分利用網絡，暢通溝通途徑，提高招生工作效率，研究生招生錄取工作以時間緊任務重而著稱，作為地方院校，除了一志愿考生的錄取外，關鍵是出色地完成調劑任務，調劑工作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性增加了工作的艱難性，因此，北京農學院充分利用網絡的功能，展示自身，并通過高效工作來吸引考生。通過北京農學院研究生招生信息網及時向廣大考生公布招生進程、招生規章制度、招生復試工作規定等，實現碩士研究生導師介紹、初試成績、復試結果、錄取情況、檔案到達情況等考生密切關注信息的網上查詢，得到考生的好評。③遵循“按需招生、擇優錄取、寧缺毋濫”的原則，嚴格招生程序，我校堅持公正選拔的原則，詳細制定招生工作方案，成立校復試錄取工作領導小組，再由各學科制定復試工作細則，成立學科復試工作小組，各復試小組中每一位成員參與評分，取平均值作為考生的復試成績，復試過程全程錄音，由初試成績和復試成績各占50%加權折算成綜評成績，根據考生綜評成績在本學科中的排名確定擬錄取名單，最后在擬錄取考生中進行雙向選擇確定導師。另外復試名單和擬錄取名單要在北京農學院研究生招生信息網網上公示，紀委全程監督。④人性化管理，提高招生服務質量，我校招生工作一方面堅持公正選拔的原則，另一方面盡量人性化和細致化，對考生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高度重視并盡快解決，從而吸引優秀的考生。復試時間盡早安排，努力爭取一部分尚處猶豫狀態的優秀考生；設置專人接聽電話，耐心細致地回答考生的問題；復試報到流程明晰流暢；復試錄取工作時間緊湊有序，復試結束后三天內公示錄取結果，保障未錄取考生能盡早再次調劑。
5.以建設強大的都市型人才培養實踐平臺吸引優秀生源。由于專業學位的培養目標更注重將理論運用于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因而都市型人才培養“用武之地”實踐平臺的建設顯得特別重要。近年來，北京農學院針對這一新的農業需求現象，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和辦學優勢，率先開展一系列適應于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人才培養硬件和軟件建設。在硬件上，學校有3個北京市人才培養基地和3個北京市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有果樹學、臨床獸醫學、農業經濟管理、農產品加工及貯藏工程、園林植物與觀賞園藝5個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有農業部都市農業（北方）重點實驗室、農業部現代農業技術培訓中心、獸醫學（中醫藥）北京市重點實驗室、農業應用新技術北京市重點實驗室、農產品有害微生物及農殘安全檢測與控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市新農村建設研究基地、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首都農產品安全產業技術研究院、北京市大學科技園等9個省部級科研機構和成果轉化基地。在軟件上，學校在都市型現代農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積極嘗試。在“十一五”期間，學校創建實施“政產學研推”教育和服務新農村建設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并先后與美國、英國、俄羅斯、意大利、澳大利亞、日本等11個國家的17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并進行碩士的人才聯合培養。學校充分發揮地理優勢，加強校校聯合、教科聯合和校企聯合服務新農村建設的優勢和作用，先后與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北京市農業職業技術職院簽署“三院聯動”協議，與中國農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簽訂了合作協議，建立有效的聯動與合作機制；學校與首農農業集團、北京雷利集團、北京金六環農業園、內蒙古永業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新疆天海綠洲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綠都林科技園有限公司等多個省市的涉農企業簽訂校企合作協議，聯合開展農業技術攻關和示范應用，形成了校企聯合的研發體系。
二、北京農學院提高研究生招生質量的成效
1.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穩步擴大。自2004年以來，學校從無到有，現有7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覆蓋了21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有農業推廣碩士、獸醫碩士2個類別涉及12個領域的專業學位碩士授予點。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穩步擴大，從2009年的30人，到2012年的116人，年平均增長率為24%。招生規模穩步擴大促進了學校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
2.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錄取質量不斷提高。2009―2012四年錄取初試成績高出國家分數線50分以上（含）的研究生平均占15%，高于國家分數線30～49分的研究生平均占30%，高于國家分數線10～29分的研究生平均占62%。同時我校錄取的考生中來自“985工程”、“211工程”建設高校的畢業生逐年增多。
3.提高招生效率和師生滿意度。通過招生網站，增加了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加強了與考生的溝通和交流，提高招生工作效率，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充分發揮導師組在復試選拔中的主體作用，尊重導師組和導師在復試當中尤其是業務考核等方面的意見。堅持第一志愿優先，并兼顧選拔優秀。對于第一志愿報考我校的考生，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
三、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提高招生質量和效率的思考
1.建議改變國家碩士招生政策文件下達方式。目前國家教育部碩士招生文件實行一年一發，常常又滯后于招生進程，不利于安排招生工作。因此建議碩士招生政策文件更宏觀和更穩定，避免地方院校一直處于被動期望中，不利于招生效率的提高。
2.建議碩士招生計劃下達時間提前。建議招生計劃應在國家分數線下達前，最好能在考生報考前，對考生更具參考性。
3.切實加強高校自身的特色建設。高校之間招生的競爭最終都是各校綜合實力的競爭，在綜合實力上地方院校無法與綜合性部屬
院校比擬，因此地方院校需揚長避短，突出特色，不斷加強自身的內涵建設，以特色立身，在高校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
4.加強專業學位論文應用創新能力的培養。專業學位碩士論文更強調所學的理論和知識要應用于實際的工作。劉愛榮等認為專業學位碩
士論文應具有實、新、高的特點：“實”是指論文選題來源于企業生產、科研實際，論文研究結果直接應用于生產；“新”是指論文選題要應用學科前沿的新理論、新知識、新方法，解決都市型農業中急需解決的難題；“高”是指碩士論文的科學水平、創新水平都要達到較高的水平，科研成果能取得較高的實際價值。
專業學位教育是一個龐雜的系統工程，是由政府、學校、企業、社會構成的關系鏈上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任何變化都是受這個關系鏈上其他環節狀況牽動。北京農學院利用其辦學優勢和地理優勢，將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和培養看作是一次發展機遇，通過加強人才培養硬件和軟件建設，不斷擴大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不僅推動了學校的科研和社會服務能力，而且了促進本科生教育。
參考文獻：
[1]方志權，吳方衛，王王威.中國都市農業理論研究若干爭議問題綜述[J].中國農學通報，2008，24（8）：521-525.
關鍵詞：都市農業；田園城市
中圖分類號： DF41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都市農業是指位于城市內部和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業，是一種包括從生產、加工、運輸、消費到為城市提供農產品和服務的完整經濟過程。它是城市經濟和城市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都市農業并不是一個新現象，它已經和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融為一體，這也是都市農業與鄉村農業的根本區別[2]。它作為優化城鄉結構、拓展城市游憩空間和增強地域特色的一種先進理念，與現代田園城市一起，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統籌城鄉發展的一種新理念和新途徑。在此，本文就從現代田園城市與都市農業兩者互補性出發，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為我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途徑提供一些參考依據。
1.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認為田園城市（“Garden City”）是城市周邊環繞以農田和園地，通過這些田園控制城市用地的無限擴張，兼備了城市與鄉村的特點，把城市生活的優點與鄉村的美好環境和諧的結合起來，把社會與城市、區域與城市規劃統合在一起，每個城市都能做到城鄉結合。[3]1919年，德國政府通過建立“市民農園”來發展都市農業，并且還制定了“市民農園法”。1996年3月，聯合國發展計劃署成立都市農業研究中心，建立起來了供城市規劃者、城市農民、研究專家等交流和合作發展都市農業的平臺。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是都市農業的萌芽，而市民農園是都市農業的雛形。都市農業自產生之日至今，與現代田園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在各自的發展中，兩者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互補性。
2. 現代田園城市與都市農業關系探討
2.1都市農業對于現代田園城市的關系
2.1.1都市農業是現代田園城市最好的展示窗口和形象宣傳
從生態的角度出發，通過發展都市農業，可以改善城市微氣候與環境；從生活的角度出發，通過都市農業，可以能夠欣賞到世外桃源的田園風光，體驗到豐富多彩的鄉土風情，品嘗到原汁原味的農家美食；從生產的角度出發，發展都市農業，使其不斷向二、三產業滲透與延伸，參與產業結構的優化，還能觀賞到產業高端技術支撐下的高科技現代化農業，呈現在游客面前的是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新型城鄉形態。從生態、生活、生產各個方面，都市農業都是現代田園城市最好的展示窗口和形象宣傳。
2.1.2都市農業的發展促進現代田園城市進程
首先，都市農業除了包括城市內部的插花狀小塊田園，而主要是指城市近郊、遠郊，甚至環大都市經濟圈在內的適宜大都市市場需求的農業[4]，這些農業地處鄉村，卻依附于城市，為城鄉融合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和模式。其次，從都市農業的起源和功能上來看，都市農業是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產物，是一個開放式的城鄉產業一體化結構，它不僅為城市居民提供農業產品和活動場所，而且提高了鄉村居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促進了城鄉之間的平等、互助與合作，縮小了城鄉經濟和收入差距，有助于城鄉資源的合理分配和重組，為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奠定基礎，從而促進現代田園城市的進程（圖1.1）。
都市農業的發展，從而在發展的所在地形成了增長極，由于都市農業的多功能性與多類型，不斷的向著第二、第三產業延伸和滲透，從而使整個田園城市的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增進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互動和經濟、文化等上面的交流。于是發展都市農業區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縮小了與城市的差距，城鄉就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進而促進現代田園城市的發展。
2.2 現代田園城市對于都市農業的關系
2.2.1現代田園城市對都市農業的發展具有指導和促進作用
現代田園城市對都市農業的發展具有指導和促進作用。現代田園城市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自然之美、社會公正、城鄉一體”[5]，該思想就要求在都市農業規劃建設中，要從城鄉的生態、生活、生產綜合要求出發，以構建城鄉和諧的自然人文環境為切入點，以改善人們的休閑生活品質為目的，以加快農業產業集聚和結構調整，在都市農業的規劃建設中充分體現“自然之美、社會公正、城鄉一體”的思想，使都市農業與現代田園城市在空間布局、產業耦聯、生態結合、文化銜接上詮釋現代田園城市的獨特魅力（圖2.1）。
2.2.2現代田園城市拓展都市農業發展空間
現代田園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城鄉一體化，而城鄉一體化表現為多個方面，包括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政策的一體化等，這些都為都市農業的發展提供機遇和條件。都市農業既是城市化高級階段的產物，同時又是最易受城市化擴張影響的危弱地帶，必須將其納入到城市規劃或城鄉一體化規劃設計中。另外，都市農業涉及的行業門類較多，如農業、加工業、物流業、服務業等，必須以城鄉統籌的理念，協調好都市農業與城市其他產業的關系，做到以城帶鄉，城鄉互補，共生共贏。城鄉一體化進程使城鄉基礎設施共享，促進了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為都市農業全面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必要條件，為都市農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拓展都市農業的發展空間。
3. 典例分析
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的三圣鄉，從成都市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背景出發，結合實際，以擴大花卉產業優勢為突破口,就地變“城市通風口”為“不落幕的花博會”、“幸福梅林生態園”、“江家菜地”、“東籬菊園”及“荷塘月色”五朵金花,由此構成了大型的觀光休閑農業景點；將原先破舊的農居,改造成為富有濃郁的川西壩子民居特色的“花鄉民居”；就地將農村變為城市,農民就地轉化為城市居民；就地將單一種植經營農業的農民變為了經營花卉旅游、房地產出租、項目投資的商人。這一模式的創新，一方面，通過發展都市農業，不僅更好的展示和宣傳了世界現代田園城市，而且還促進了世界田園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大背景不僅對都市農業的發展建設起到了良好的引導和促進作用，還拓展了都市農業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吳方衛等. 都市農業發展報告(2008))現代農業進程中的都市農業[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3.
[2] LucJ. A. Mougeot. Urban Agriculture: Concept and Definition[J].Urban Agriculture Magazine，2000（1）:5-7.
[3]張忠國.城市成長管理的空間策略[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49
論文關鍵詞：北京山區農機化發展的對策研究
北京山區位于北京市的北面和西面,由二大山系所組成,北面為燕山山脈,西部為西山,面積約10400平方公里,占整個北京市土地總面積的62％。地理位置正處于我國暖溫帶半濕潤地區向西北溫帶半干旱地區的過渡地帶,也是我國第二級階梯向第三級階梯的轉換地域。
長期以來，山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受到地理條件、耕作制度、種植規模等因素的影響，生產依然是人、畜力為主，機械化水平與平原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同時作業成本高，效率低也嚴重制約機械化水平提高。山區近80%的人口屬低收入群體，山區人均GDP不足平原地區的50%論文服務。與一馬平川的平原地區相比農業論文，在山區推廣農業機械化面臨著諸多困難。種植模
式、機具選型、配套設施等不合理、不適宜、不配套問題無不考驗著農機推廣部門的信心與決心。
目前山區農業從業人員的歲數偏大、文化水平偏低，農機化知識相對比較匱乏。相當一部分干部和農民甚至是農機技術人員對發展農機化的觀念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總覺得機械化不適應山區，機械化適合平原開闊地區去搞，山區山巒起伏重疊，不如一望無涯的平原開闊，發展農業機械化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急的事，有的甚至認為政府無須扶持山區發展農機化。導致對發展山區農機化缺乏信心，也缺乏相應的考核機制，積極性不高，投入不足，制約了農機化發展。這種狀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山區整體對農機化需求的反映和適宜機具的推廣普及，成為山區農機化事業發展的一個瓶頸。
解決對策研究：
（一）因地制宜，大力推廣中小型適用農機具
北京山區農業生產的集約化、規模化程度遠遠低于平原地區。單家獨戶的生產方式是丘陵山區農業生產的主導，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農業論文，缺乏規模經營效益，種植品種不一，農機連片作業難度大，購買的農機使用率不高，購機投資大、回報低。同時，單家獨戶的生產方式易形成同一區域這家的田土機耕、機收，而那家的田土不愿意機耕、機收，導致農機隔田作業，給移機帶來了不便論文服務。要結合山區的實際和農民的需求做好發展規劃，制定短期和長期發展目標，集中有限的資金和財力，選準主要作物和關鍵環節，逐個突破。山區機械化發展要堅持“引進、試驗、示范、推廣”的原則，通過試驗示范逐步確定適合于山區機械化發展的主推機型。山區機械化發展應定位于引進推廣適合山區特點的各種中小型農機具，原則上輪寬不超過1.2米農業論文，工作幅寬不超過0.8米，播種或插秧不超過6行。
（二）積極探索適合山區特點的農機推廣方式
山區一般來說都是人均耕地少，加之山區地形地貌復雜多樣，田塊小，和田地分散、高低不平，影響了適合規模操作機械如聯合收割機、耕整地機械等農業機械使用，使農業機械的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存在著高效農業機械與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矛盾。合理配置耕整機、播種機、收割機等機具。對地塊面積小，種植作物品種多的自然村組，重點培育發展耕、種、收及加工多項作業于一體的農機經營大戶或農機合作組織；對地塊面積大、種植作物單一的自然村組，按耕、種、收及加工幾個不同的作業環節，重點培育發展以單項作業為主的農機經營大戶或農機合作組織；鼓勵和支持有機戶為鄉鄰提供農機作業服務并收取合理的作業費用；鑒于山區人口居住比較分散，道路彎多路窄，農機具在鄉村間轉移的難度大，危險性高農業論文，不提倡跨區作業。
（三）提高認識，加強領導，重點扶持
山區農業機械化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各級政府應把發展山區的農業機械化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加大政策、項目扶持和資金投入力度；銀行、金融機構要積極給予信貸支持，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幫助解決農機服務協會流動資金的不足；對山區機械化推廣項目拓寬支持領域，加大支持力度。要理順體制，加強領導，穩定并加強農機隊伍建設，多渠道支持山區農機化發展。農機合作組織要重點圍繞農業生產產前、產中、產后開展機械化服務，開辦農機經營門市部，提供農機供應、修理、培訓、技術咨詢等多層次服務，建立“農機合作＋農戶”的服務模式，在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建立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農機合作服務組織農業論文，以產前、產中、產后多種服務為紐帶，把農戶聯結起來，形成以一種產業為主導，集種養加、產供銷于一體的新的生產格局，以“互惠、互利、相互聯動”為原則的利益共同體論文服務。長哨營滿族鄉地處懷柔北部深山區，這里的西溝村農機合作社，主要是為了加強本鄉以及懷柔北部山區的農業現代化，帶動更多的農民實現增收致富。農機合作社的成立，不僅將分散的農機結合了起來，更重要的是擴大了農機耕作的規模，在這種情況下，農機合作社實現了農機資源的有效整合，擴大了合作社的服務范圍和影響力度，每當春種秋收季節，需要服務的農民只要到合作社打個招呼農業論文，立刻便會有符合自己心愿的農機到農田耕種或收割，經常供不應求。
（四）完善山區購機補貼政策。促進山區農機化事業又好又快發展，應適當擴大山區農民購機補貼的范圍，提高農機購置補貼比例。圍繞補貼政策，切實提高農業機械裝備水平，依托政府購機補貼政策，進一步提高農機裝備水平。緊密結合服務北京現代都市農業發展，進一步加大山區適用新機具、新技術尤其是國內外先進農機具的推廣運用力度，促進農機化裝備水平持續提高，注重發展高、新、尖農業機械，以增量的調整帶動質量升級，提高主導農業產品生產機械化發展水平。
關鍵詞：大都市郊區；村莊整治規劃；規劃銜接；土地流轉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0-0051-02
引言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用地日益緊張與農村土地普遍的鋪張浪費現象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合理節約利用，內涵挖潛，增加存量土地的供給量，是解決用地矛盾的一個有效途徑，農村居民點整理是實現這一途徑的有效方法[1]。同時，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任務，使得中國農村工作進入新一輪的 [2]。結合新一輪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鎮村莊布局規劃，村莊整治規劃勢在必行。
有專家借鑒國外土地整理的模式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分析中國的土地整理[3~4]，或從提高農用地生產能力、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角度探討土地整理、村莊整治的效益評價分析[5]。針對大都市郊區，也有學者提出了京郊村莊整治應以“整治為先，量力而行”為原則[6]。但大都市郊區的村莊整治規劃有著它的特殊性。筆者在編制天津郊區村莊整治規劃時，結合相關理論歸納出在做大都市郊區村莊整治規劃時應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大都市郊區農村與農業的特點
大都市郊區二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也使得農村土地利用非農化日益明顯，土地流轉的進程也變得迅速。同時，大都市郊區農地的生產價值功能趨于弱化。農地的主要功能在于它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靠近大都市，使得大都市郊區農村可以得到更多的科技支撐，同時吸引了更多的中高端人才。再加上獨特的區位優勢，其農業開始向都市型農業轉型。
二、在編制村莊整治規劃中值得注意的幾點
1.與上位規劃銜接，相輔相成但不宜照搬。目前無論是現行的還是正在進行中的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其最小單位都是鄉鎮一級。除個別試點外村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普遍缺失。村莊整治規劃就應暫時承擔村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職能。再者，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都是經過無數次推敲修正的極具科學性、合理性和可實施性的詳細規劃。它們可以給村莊整治規劃提供更合理的指導和依據。村莊整治規劃的定位和作用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不同，結合大都市郊區城鄉建設的迅速發展，村莊整治規劃更應注意規劃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2.打破村莊權屬界線，加快土地流轉進展。在村莊整治規劃中，對農用地的整理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都市郊區農業的發展方向是都市新型農業。基于都市農業的特殊性和區位、水文、地勢等原因，一個都市農業項目所涉及到的地塊可能包含多個權屬土地。這就要求在村莊整治規劃的編制中，規劃片區的選擇適當打破個人權屬和村莊權屬。取而代之，可以結合區位、水文、地勢等自然條件和土地利用規劃中的管制分區為分界線，劃定合理的規劃片區。二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使得大都市郊區的農用地的社會保障功能，經濟功能都趨于弱化。農用地流轉對當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相對較少。土地流轉和權屬調整在大都市郊區是切實可行的。
3.節約集約用地，淘汰渠灌灌溉方式。水利工程設計是土地整治規劃中的重點。北京、天津城郊農村土地整治規劃項目中，渠灌方式依然大范圍存在。相對其他灌溉方式，渠灌對水資源浪費最嚴重，而大都市郊區農業的現代高科技農業用水量極多，這就造成對水資源浪費的絕對量大增。根據第二次土地調查數據，河北省灤縣溝渠用地面積約為651公頃，八里臺鎮溝渠面積高達780公頃。可見，渠灌的存在也造成了大量的耕地資源的浪費。從另一方面講，噴灌、滴灌等灌溉方式是未來現代高科技農業發展必要條件，而大都市郊區大多是高科技農業示范與帶頭區域。結合渠灌諸多缺點，在大都市郊區尤其是平原地區，應取締溝渠輸水方式，用管道輸水代替。
4.規劃農業發展方向，引領都市農業潮流。村莊整治規劃的目標不應和土地整理的目標一致，絕不是簡單做好田、水、路、林、村的布局，或者以增加耕地數量和提高耕地質量為目標。村莊整治規劃的目標應該定位于建設新型社會主義新農村。結合這一目標，在促進土地流轉、推動新農村建設、保障新農村各項建設用地等方面做出的積極探索 [7]。具體實施方面可借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的土地利用分區按照農業發展類型進行分區，也可以根據當地實際規劃適合的現代都市郊區農業的發展試點，通過試點的示范帶頭作用，推動整個規劃區內的農業走上現代化都市農業的發展道路。
5.規劃協調近遠期，保留村莊整治的彈性空間。村莊整治規劃應與土地利用規劃等相銜接。在編制過程中也應分為近期規劃和遠期規劃。近期規劃區域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一兩年內可以開工的村莊整治區域。其規劃內容應細致到土地整治項目設計的層面，應該具有可實施性及具體的指導性。遠期規劃的規劃范圍應該是整個項目區內的所有土地。遠期規劃的重點是與土地利用規劃、鄉鎮總規和“十二五”規劃等上位規劃相結合，協調農村產業園區化、居住社區化、生產規模化、組織合作化、保障社會化和環境生態化在空間的布局，構筑農村現代化的城鄉新格局。
作為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大都市郊區農村、農業的發展充滿著變數。社會經濟及其他環境的改變，會促使規劃的范圍、區域及實施標準等不斷調整。在遠期規劃中，應注重保留村莊整治的彈性空間。具體表現在，村莊整治規劃重視對耕地和基本農田數量和質量的保障，而在空間布局上應該有相對的彈性空間。
結語
綜上所述，村莊整治規劃是一個綜合性土地利用布局規劃。大都市郊區村莊整治規劃有著它的特殊性，在編制村莊整治規劃時，應該遵循實事求是和以人為本的原則確定正確的規劃目標，使編制方案更具科學性、合理性和可實施性。
參考文獻：
[1] 高燕.農村居民點用地整理的適宜性評價、模式及政策選擇[D].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
[2] 劉麗云.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農村村莊整治規劃[J].農村經濟與科技，2009，(7):37-38.
[3] 張正峰.國外可持續土地整理的發展特征及對中國的啟示[J].生態經濟，2007，(10):144-147.
[4] 談明洪，呂昌河.國外城市土地整理及對中國合理用地的啟示[J].農業工程學報，2005，(21):154-158.
[5] 范金梅，王磊，薛永森.土地整理效益評價探析[J].農業工程學報，2005，(21):116-118.
[6] 王健，王鵬，陳振華.京郊村莊政治規劃與研究[J].規劃師，2007，(4):44-49.
[7] 鄭財貴，邱道持，葉公強.村級土地利用規劃的主要內容探討[J].安徽農業科學，2010，(10).
Reflections on the Metropolitan Rural Village Renovation Planning
ZOU Wen-peng，GUAN Xi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關鍵詞：產業趨同；產業結構；濟萊協作區
一、序言
目前，山東省逐步形成了“一圈一群一帶一區”的空間經濟發展態勢。其中，“一圈”指的是濟南都市圈，以濟南為中心。這就帶動了山東省中西部發展、加快了城鎮化進程。濟南―萊蕪經濟協作區作為整個濟南都市圈戰略的一個重要步驟已經進入了實質性推進階段。
都市圈建設要高度重視與構筑合理的職能分工，促進區域共同發展。在規劃中，把萊蕪界定位為山東省省會的副中心，解決和承擔省會城市的局部功能，使之成為濟南產業轉移的首選地、開拓城市發展空間、引領經濟增長，努力完成與省會城市“同城發展、同步建設”的目標。在產業領域，重點建設“兩個基地”：一是以口鎮新城為中心的先進制造業基地。二是以雪野為中心的高端服務業基地。
二、產業結構現狀分析
最近幾年，濟南都市圈的經濟發展迅速，產業水平快速提升，產業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和優化。濟南已經實現產業結構“三、二、一”的高級化態勢；萊蕪市經濟總量小，第二產業占比過高，產業結構單一，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十分突出。
1.濟南市產業結構分析
濟南市是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工業化程度和現代化水平逐年快速發展。現代服務業迅速崛起，在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居于全省領先地位。2013年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為5.4：39.3：55.3，體現出農業發展穩定，工業及服務業齊頭并進的態勢。
2013年，農業發展穩定，農業產業化和高級化程度不斷得到提高。特色農業，尤其是觀光農業，發展態勢很好，已經初步形成規模；工業經濟實力穩中有升，出現了以下幾個支柱性產業：鋼鐵冶金、機械及交通裝備、石化化纖、電子信息、食品藥品；服務業全面快速發展，明顯提高了傳統服務業檔次，新起的服務業也有了良好的發展態勢，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貢獻率達到了53.5%。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濟南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2.萊蕪市產業結構分析
山東省最大的鋼鐵生產和深加工基地就設在萊蕪市，2013年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結構比例為7.6：56.0：36.4。
第一產業重點發展四個產業，以生姜為主的“三辣”業、畜牧業、林果業和蔬菜業。第一產業的發展中注重突出特色，形成了“三辣一麻”、“三黑一白”的特色農業品牌，尤其是借助中國（萊蕪）生姜博覽會的舉辦，成功叫響了“萊蕪姜、保健康”的品牌。
第二產業中鋼鐵產業生產優勢突出，2013年鋼鐵產業產值占到萊蕪市經濟總量的52%。萊蕪市的鋼鐵產業已經初步形成了從開采、選礦、冶煉、軋制、機電加工到機電一體化的“鋼鐵產業鏈”。
第三產業中傳統的商貿、飲食、修理等服務業穩定發展，金融證券、物流、會展、旅游等新興服務業發展較快。
三、可能存在的問題
1.環境問題
萊蕪市一直是鋼鐵立市，重工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市內已有的幾家大型鋼鐵企業和發電廠已經嚴重影響了萊蕪市的環境質量。鋼鐵行業工業污水、大且集中的廢物廢氣的排放，跨區域環境污染的現象明顯。因為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相關屬性，所以就會導致環境的外部不經濟，進而使得市場無法有效配置資源，最終出現“市場失靈”現象以及相關的環境方面的問題。
2.產業趨同
產業結構相似度系數，可以反映各城市之間產業結構相似程度。根據2013年的相關數據計算，濟南與萊蕪的產業結構相似度系數數值在0.90以上，產業相似度大而關聯度小。一些產業如機械制造、冶金等，兩個城市都有，致使產業相互之間競爭激烈，無法有效配置整個圈域資源。并且，在產業鏈上，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上下銜接的鏈條關系，這就使兩市的產業前后關聯效應不強，產業之間也沒有明確分工，很難做到差異互補、優勢互補。
四、建議
1.抓好對鋼鐵、電力等重點行業的節能監管，鼓勵企業加強技術改造，推進資源循環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對企業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以及財政、稅收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促進鋼鐵企業配置環保設施并保證其穩定運行，實現廢氣排放達標。
2.兩市結合資源、區位經濟、市場等方面的因素，選擇一個地區作為主導產業及關聯產業，確定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兩地不僅要分工合理，而且要注重發揮自己的優勢，明確分工，保證分工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切忌忽略產業與產業之間的分工協調，去盲目競爭。產業的優勢互補，有利于區域經濟形成一個有機的系統，實現總體效益，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五、總結
濟萊協作區是濟南都市圈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和步驟，建設濟萊協作區對萊蕪是個重大機遇，有利于萊蕪借助省會城市的綜合優勢，進一步加快自身發展，提高經濟總量；也有利于濟南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對把濟南建設成為一個全省區域戰略核心、環渤海經濟發達地區、聯結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中心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2013年山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王帥.構建濟南都市圈理論探討[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3]趙拴豹，張讓剛，張志國.中外都市圈建設的優勢、經驗――其對濟南都市圈發展的借鑒與啟示[J].城市發展研究2009，5：7-12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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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
②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海縣。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上海)(<中國學術)2001年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⑤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
⑥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
⑦李國祁：<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文化學術論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①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同時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⑦。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⑧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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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錚云：<義莊與城鎮一一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頁。
②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軍：<明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查)．(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⑦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頁。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看法，與陳學文類似：在市鎮中發生的各種現象滲透到鄉村，使農村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進而為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經營方式的變化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于市鎮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紳士和商賈以及從農村中分化出的游手無賴等過剩人口涌人了新興市鎮內，江南市鎮就是在吸收鄉村勞動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參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
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①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②，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③；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
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④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⑥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⑦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⑧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⑩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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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單強：(江南區域市場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國燦：(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龍登高：(江南市場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⑤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⑥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
⑦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⑧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
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③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的空間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⑤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間的職業選擇及鄉村公益活動組織者身份的變化等幾方面的論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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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趙世瑜：《廟會與明清以來的城鄉關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吳滔：《清代蘇州地區的村廟和鎮廟：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鄉居．鎮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社會和空間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⑥吳滔：《在城與在鄉：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的影響》，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
二、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
日本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江南的關注更多以農村社會為主，晚近才開始注重城市問題。⑦有關明清市鎮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論述徽商活動時偶爾觸及江南市鎮的論題以外，⑧更多關注的是華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數有關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受“發展階段論”的制約，沒有突出“江南”的獨特性，甚至把“江南”作為討論的附屬品。⑩在這一階段，即使是作為專門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關注鄉紳地主等支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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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鎮的定期市》，《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一一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新史學》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與這一群體相對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對租棧的研究和鈴木智夫對《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勝守發表《中國近世都市的社會構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標志著日本學界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之發軔。川勝守在該文中指出，市鎮作為縣城與鄉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顯著增加，與此過程呈鮮明對照的是，明初設置的課稅局和巡檢司規模縮小并日漸廢弛。鄉紳階層通過結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優免權掠奪土地，致使大量農村人口流人城市，或從事工商業，或充當吏胥衙役和游手無賴，成為城鎮里的寄生階層。②之后幾年，他與林和生分別探討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鎮發展的關系。川勝守考察了江南市鎮的發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別是與水運交通方面的關聯，從而揭示出宋明時代江南市鎮發展的條件，具體地說，就是運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鎮；林和生則強調了水上交通對太湖平原市鎮經濟的決定性影響③。在1980年代，日本學者明顯受“施堅雅模式”的影響，例如，斯波義信在探討宋元明清都市與農村史時，力倡以施堅雅的理論方法作為研究導向。④不過，由于日本學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他們傾向于把江南市鎮的研究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中，以市鎮或城鄉間的空間范圍為參照，觀察地方社會的構成及其運作過程。這使他們更注重討論城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涌現出許多有份量的研究論文。例如，小島淑男透過城居地主、商人與在鄉農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闡述了清末江南地區市鎮與周圍農村的關系。他認為，城鎮是農民肥料的供給地、農產品的販賣市場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地，反過來，農村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⑤在小島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專文論述近世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惟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有宋一代，鮮少涉足明清的情況。⑥
19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森正夫等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重新檢討江南市鎮史，在他們出版的論文集中，所論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倫對江南地形、水文環境與市鎮網絡形成的討論，森正夫對朱家角鎮略史的勾畫，稻田清一對清末鎮董的身份、角色、職責和管轄區域的探討，以及石原潤、林和生、林上等對上海、蘇州周邊集落空間構造的調查研究，均體現了與以往江南市鎮研究不同的旨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范。⑦高橋孝助通過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弄清了法華鄉通過水路、橋梁、村道將農村與市鎮相接，人、物、錢、情報因此往來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一文則揭示了清末吳江縣的一個鄉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鎮與鄉村之間頻繁游走的事實。⑨此二文為日本史學界的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研究傳統增添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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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棧一一中國地主制度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日]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一租棧研究譯注一)。汲古書院1977年。
②[日]川勝守：《中國近世都市①社會構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號．1979年，第65--91頁
③[日]JI[勝守：(長江尹，卜夕c：掃c寸鎮市①發達七水利)，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歷紀念中國水利史論集]，國會刊行會1981年；[日]林和生：《國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鎮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學文學部地理學教室：(空間景觀·イメヅ)，地人書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國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發展一一太湖平原烏青鎮の場合》；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義信：《中國、中近世の都市七農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視角一》．載《近世都市の比較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論集》第1輯。1982年。
⑤[日]小島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農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號，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國の都市七農村》．《歷史教育》第14卷12號，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鎮研究一歷史學七地理學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
⑧[日]高橋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縣法華》，《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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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川勝守將他20年來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書。①同時，他用市鎮社會史涵蓋傳統的市鎮經濟史，使研究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兩年后，由森時彥主編的《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是將一些學者有關近代中國的都市、市鎮和農村的研究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編輯出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城鄉關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過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對村松祐次的某些認識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的心得，濱島敦俊從民間信仰的視角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明清江南社會城鄉關系轉變的故事：明初，江南農村處在承擔漕糧北運的糧長階層和鄉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們為米谷運送役務所困擾。一些巫師為迎合鄉村社會統治層的愿望，制造出適合漕運及商運需要的保護神，庇佑水運平安無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配江南的鄉居地主沒落，城居地主的數量越來越多，總管信仰的存在基礎隨之解體，原來支撐這種共同信仰的顯靈傳說失去了意義。在農村社會中小農占壓倒性優勢，饑饉和米谷價格成為農民日常最為切實的問題。鄉居的巫師們不得不創造出適應于小農愿望的“施米”的傳說，“總管神”搖身一變，成為在漕運饑饉之際與民同甘共苦、向貧民周濟食米而迎來悲劇性死亡的神靈。犧牲自我而把米谷發放給農民，成為新的總管信仰的核心內容。濱島敦俊在此基礎上重申了曾經概括的“鄉腳”世界在城鄉結構中的重要性：]6世紀中葉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經濟上所起的變動，小農民的生活空間也隨之變化，即其范圍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擴大到了以市鎮為核心之市場圈。④由此意味著日本學界對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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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歷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
②[日]森時彥：《中國近代の都市と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國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書院．2001年。
④[日]濱島敦俊：《農村社會一一覺書》，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日]濱島敦俊：《總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農村社會七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歐美學者城鄉關系研究的學術脈絡
歐美中國城鄉關系史的研究，以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理論為起點。韋伯用西方的標準進行衡量，將中國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忽略丁城鄉間的密切聯系，更沒注意到中國城市行政上的等級愈低，鄉土氣息愈濃厚的特點。⑤有鑒于此，牟復禮(F．w．Mote)重新審視了馬克斯．韋伯在西方經驗下作出的城鄉之間存在著鮮明對立的論斷，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大多是由農村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島，將傳統中國的歷史情境運用異域理論資源進行理解需要相當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蘇州的著名論文中，牟復禮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不象西方社會那樣城鄉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而是表現出連續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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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十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頁。
⑥[美]牟復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城鎮發展史的初期，往往熱衷于建構理論框架，而忽視了區域間的差異性，喜歡把一些解釋力有限的結論強加在全國范圍內。饒濟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較研究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絡學說。他認為，近世中國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結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無幾，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成千上萬的村鎮里。如果說他所揭示的這一現象尚與中國當時的實情相差不大的話，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數偏低的原因時，饒濟凡的解釋就不太能夠站得住腳。他將之歸為城市間的交通不便，由此難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網絡，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調動和利用人力物力，從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稅和調劑物資的機能。①在中國的大片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這樣的情況的確存在，而在江南地區，水運資源非常豐富，城市化指數較其他地區高，市鎮網絡發達且組織性強，和他的假設完全兩樣。饒濟凡的另一部著作，重點分析了清代直隸、山東的市場聚落和人口結構，同樣沒能在解釋近世中國城鎮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較早關注江南市鎮的西方學者，他在1970年寫作了《市鎮與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縣》一文，注意到明中葉以后地主從農村遷進城鎮的事實，他還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紀上海縣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鄉關系的轉變③。居密(MiChuWiens)察覺到16至18世紀城居地主和鄉居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頻繁的奴變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紀末漸趨消亡，18世紀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業化和城鎮化顯著地改變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系。在“一田兩主”制下，城居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日漸疏遠、非個人化；盡管農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鄉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繳納賦稅并有機會拖欠地租，佃農從地主那里獲得了更多的獨立。④蘭金(MaryBackusRankin)通過對清末浙江省青鎮的沈氏和南潯鎮的龐氏、蔣氏、周氏、張氏和劉氏等士紳家族進行個案分析，發覺這些家族的部分成員在遷入上海以后，非但沒有割斷反而加強了與鄉土社會的聯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與鄉村以及傳統與現代兩對在當時流行一時的“二分法”對中國傳統社會研究的有限解釋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還多少涉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江南市鎮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⑤
施堅雅(C．WilliamSkinner)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劃分標準，將全中國劃分成九大區域，多少改變了西方人心目中對中國歷史簡單而直觀的理解，令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城市的地區性多樣化和專業化重新加以認識。盡管施堅雅的學說本身沒有涉及中國社會的城鄉經濟觀和文化觀，但他所提出的融會貫通的市場網絡概念暗示著城鄉關系的緊密性和連續性，使人們注意到每一區域都擁有本身內在的等級空間體系，城鄉之間的交流頻繁，相互調劑和融合，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乃至農村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施堅雅還仿效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學說，根據市場規模和功能，把傳統中國的市場體系分成八個等級，其中較低的三級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屬于市鎮的范疇。他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即關系網)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所決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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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國家》，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⑥[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為人類學家出身的施堅雅，強調基層市場對于農民實際生活的功用，不過是想糾正人類學家只著眼于村落小團體的傾向，并沒有刻意否認村落共同體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過去對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較為流行的認識，無論認為二者間是自發的對立，還是相反認為二者彼此間不存在明顯的差異，都逐漸讓位于對城市中心地及其區域腹地發展的相互聯系程度的研究。①羅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中，關注的是以漢口為代表的商業市鎮而非作為治所的府州縣城，突出了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國史學家一樣，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越來越忽視村莊這一級單位。③直到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重申了村莊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為標識，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當改觀，并引起了美國中國學界對農村社會史和農民學的興趣。黃宗智沒有忘記用他的過密化理論透視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過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產的剩余雖然一定遞減，但他們卻能支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并供養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產生伴隨著農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發展’伴隨著農村的過密化，正是中國歷史上上層社會文化和農民文化之間顯著差別的導因。”[4](P331—332)
在黃宗智兩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關江南城鎮與鄉村關系研究的英文專著問世。白凱(Bernhardt，Kathryn)從國家、地主士紳和農民三方的關系人手，探討晚清至民國長江三角洲因商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地主和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⑤石錦()ames,C．Shih)運用計量方法，勾畫了太湖地區明代至清代社會精華分子的逐漸選擇城居的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從晚清到民國無錫小農家庭廣泛從事蠶絲生產這一事實為案例，透視了近代江南城鄉關系的新格局。⑦雖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兩種傾向一一第一種傾向是對于大城市的研究遠遠超過對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鎮的研究；第二種傾向是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的研究過多集中在20世紀的工業化時代，至多上溯到19世紀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鎮本身，對城鄉關系問題只是附帶地加以討論。張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從一個市鎮發展成為貿易港口近800年的歷程；⑨由她主編的論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錄了邁克爾．馬默(MichaelMarael)、保羅·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馬進、安東尼婭·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張琳德(LindaCookeJohnson)對蘇州、杭州、揚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許亦農(YinongXu)在蘇州城市建筑史的脈絡下，探討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與時間變化多顯示出西方學者對城市史的偏愛。趙岡在前人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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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23頁。
④[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
對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鎮作了重新審視。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見解，認為江南的市鎮是超層級的，從一開始便依賴全國性的市場，沒有明顯的層級關系。層級式的關系只適用于內地的傳統市鎮，每個市鎮都是內向性的以滿足小范圍內的農村消費者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圍來看則是逐層擴大。江南所產的絲綢、棉花等紡織品，在本區域的居民間沒有太多的市場與銷路，而必須由各市鎮直接與全國性市場發生運銷關系，并不透過層級來聚散。①袁清則對市鎮類型的劃分進行了反思。他以為，對不同的市鎮，僅依靠其單一特產來分類，雖能提供一個概括性，但未免過于簡單化了。②
2002年，科大衛(DavidFaure)和劉陶陶(taotaoLiu)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城鎮和鄉村：認同與感覺》的問世，標志著西方學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過于注意城鎮或只關心農村聚落的“偏科”現象，在城市史和鄉村史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理論橋梁。無論從選題還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書都體現出多學科多視角的豐富介入；研究者不再僅僅以城市為中心，已開始注重以鄉村世界為出發點探討城鄉關系。其中，科大衛選取烏青、濮院和南潯三個江南市鎮為案例，將家族在江南市鎮確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時間追溯到元明之際。16世紀，隨著新遷入市鎮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興家族之間的矛盾加深，這集中體現在鎮廟控制權的爭奪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鎮的格局開始確立，士紳階層逐漸取代家族介入市鎮管理。③科大衛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給我們講述了三個江南市鎮幾百年的管理運作過程，而對于具體市鎮權力格局形成的“發生學”探討，在科大衛之前，幾乎沒人關注過。當然，僅僅憑一本論文集，就想涵蓋明清以來城鄉關系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切實的。全書大多數作者仍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觀”的窠臼，以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的“特殊城市”為主要研究內容，來討論近世城鄉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實際上，城鄉一體還是城鄉分割，都是相對而言的。用兩分法來剖析近世的城市與農村是過于簡單的和不適宜的，正如編者在《導言》中所說：“城鄉區分的觀念一直外在于中國傳統思想，即便今日也僅是部分融人中國社會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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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176,181頁。②[美]袁清：《盛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和商業化》，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以往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多數偏重“傳記式”的歷史沿革發展①，以傳統城鄉界限模糊不清，城鄉的延續性遠大于市鎮的獨特性為出發點，把市鎮置于都市的范疇或者廣闊的鄉村社會中進行考察，極少注意城市一市鎮一農村的連續體的意義。從城鄉關系的視角，探討市鎮與周邊農村的互動作用，幾乎可以說剛剛起步。
具體說來，在已有的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研究中，對于市鎮和農村聚落兩者之間是否有“有形的邊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學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鎮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統屬性質的市場圈，作為四鄉農村的“中心地”來理解，認為市鎮和四鄉之間存在著以水柵、河道、民居和橋梁等為標識的含混邊界。另一些學者則根據所謂“市鎮居民”兼營農、工、商多種職業的實際情況，強調工農之間界線模糊以及農村居民和市鎮居民在職業與居所兩方面的不一致，進而質疑市鎮與農村之間存在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明白，在市鎮與農村之間即使具有地理意義上的有形邊界，亦不妨礙不同人群之間通過經濟、祭祀、婚姻等層面的交流來打破這個邊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為標準而不是以地點為標準的關于市鎮和農村區分的“新理念”。舉例來說，如今在市鎮研究中經常被學者們借用的“鄉腳”一詞，已漸成為市鎮商業輻射區的專有名詞，它包括市鎮本身以及市鎮的周邊地區，即包裹市鎮的農村。而據筆者在“鄉腳”一詞來源地的吳江縣的田野經驗，當地人不僅將民間信仰活動的地域廣度稱之為“鄉腳”，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動所及的最遠地點和家鄉之間的距離也叫作“鄉腳”。探尋諸如“鄉腳”這樣的鄉土詞語所包含的豐富含義，進而從市鎮與農村的各個角落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作為參照系，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接觸和互動，揭示出明清江南城鄉界線的模糊性和生活在當中人群的多層化關系，無疑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傳統社會中的城鄉關系。在傳統時代沒有對人群進行專門的“市鎮籍”和“村籍”劃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鎮的空間范圍顯得相當困難，而市鎮的規模、人口又是處在不斷變動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市鎮和農村間是否存有有形邊界的課題，尚有很多扎實的工作要做。
以往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的關系，還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國家或者特定集團中去的傾向，將士紳與平民、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而實際上，城鄉交往中所呈現出的不確定和流動性，比起被我們凝固起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要生動復雜得多。“結構決定論”的根本弱點就在于給許多本來是“因人異事”的動態依賴現象納入了“虛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歷史現實中屢見不鮮的互動性和多樣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鎮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軍所總結的，相當一部分學者有過份強調市鎮在明清兩代的獨特發展而幾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來歷史序列的延續性的趨向，②較為缺乏像科大衛、趙世瑜所做的對某些江南具體市鎮長時段運行過程的個案分析。如果我們不了解江南基層行政組織的運行模式，只以“舉例子”的方式空談市鎮與農村的關系，或者反過來說，沒有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考察市鎮和農村的運行實態本身，都無法給我們的研究帶來更多的裨益。總之，我們只有將經濟、社會、文化等靜止的要素還原到流動、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去，通過揭示這種過程中的種種復雜關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單位簡單地劃分成二元對立的格局，避免“城鄉一體”或“城鄉二元”的簡單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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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小城鎮大問題：江南市鎮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杭州：“中國東南區域史國際研討會”論文，1998年9月．
②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參考文獻]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3]趙世瑜、孫冰．市鎮權力關系與江南社會變遷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以農業景觀為主題的生態休閑農業旅游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迅猛發展起來，然而由于底蘊不足，發展過快，相關的生態休閑農業旅游地都存在旅游感知因素即農業景觀設計雷同、缺乏個性和地方特色等問題，讓游客很難持續的感到新鮮。對于生態休閑農業旅游景區來說，只有深入了解旅游者對農業景觀的感知印象，方能真正設計出對游客具有吸引力的農業景觀，從而保持生態休閑農業旅游的長盛不衰。
一、概念分析
（一）生態休閑農業
生態休閑農業率先在西方各國發展起來，自19世紀30年代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為了舒緩都市的生活壓力，人們紛紛跑到鄉村感受恬靜的生活，于是生態休閑農業逐漸在意大利、奧地利等地興起，隨后迅速在歐美國家發展起來。休閑農業一詞來源于英文的agritourism，是由農業（agriculture）和旅游（tourism）兩個詞組合起來翻譯的。同而對于休閑農業目前有都市農業和鄉村旅游的說法。
（二）農業景觀
農業景觀嚴格來說具有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農業景觀就是農田景觀。廣義的農業景觀是指由形狀、功能存在差異且相互作用的斑塊、廊道和基質等景觀要素構成的，是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的融合，擁有自身的特征。本文選擇廣義的農業景觀為研究對象。
二、實證分析
為了解生態休閑農業的游客感知因素，從而實現生態休閑農業旅游更能符合旅游者青睞，本文選擇了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杭州休閑農業旅游景區為實證研究目標，通過走訪杭州市西湖區龍塢茶村、富陽黃公望村、千島湖南賦鄉等三個各具特色的生態休閑農業旅游地，以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調查研究，游客問卷調查是針對前來旅游的游客進行隨機抽樣選取樣本。調研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97份，出現廢卷、無效問卷10份，有效問卷28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5.67%。通過匯總，取得大量實證數據，為之后的研究工作帶來很大的幫助。
（一）游客感知因素的確定
1、文獻檢索
本文通過在知網上對所有期刊（包括碩博論文）以 “農業景觀”為主題進行第一次檢索，以關鍵詞 “旅游”進行第二次檢索。對所得的關于的150余篇文獻中農業景觀要素進行歸納總結，同時，參照黃穎華對1997年到2005年間國內外研究者關于目的地感知中“旅游者重視的目的地屬性”狀況進行的分析。得出既能夠讓游客感到愉悅同時游客也認為較為重要的指標因素有：村民態度、農村生活方式、農事勞動場景、田園景觀、山水景觀、植被景觀、景觀類型的多樣性、農業特色資源、清新空氣、寬廣的休閑空間、村落布局環境、動植物景觀、民居建筑、匾額祠堂、節慶活動、農家飲食、情感交流、科技農業景觀、方言習俗、手工藝品等。
2、專家論證
本文以實地考察為基礎，借鑒上述文獻檢索得出的農業景觀要素，從浙江省周邊的鄉村農業旅游地研究入手，對各個農業景觀的指標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綜合，簡化相互關系，對于內容有所重復的指標，進行合并；對于部分指標根據農業旅游地的實際情況進行拆分：對于對旅游者活動影響不重要的指標刪除。最終確定農業景觀游客感知度測量的初始指標因子共計14項，再根據所選農業景觀指標因子的特點，從農業旅游角度出發，將14項因子分成農業自然景觀和農業文化景觀兩大類：
（1）農業自然景觀：田園景觀、山水景觀、生物景觀、景觀組合狀況、具有特色的農業資源、自然清新的空氣、農產品
（2）農業人文景觀：傳統民風民俗、農用建筑、工具、農事活動、工藝紀念品、鄉村節慶/廟會、村落建筑、土特產、農家飲食。
（二）生態休閑農業游客感知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1、生態休閑農業游客實際感知因素的差異分析
從匯總數據可以看到：在實際感知過程中，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和職業的游客也具有差異性。從性別方面來看，男女游客在景觀整體組合情況、農業建筑、農用工具、民風民俗等方面有較大差異性。可以發現，男性游客偏向于文化內涵的深刻，而女性游客更為追求農業景觀的觀賞性；從年齡方面來看，總體來說，老年游客由于人生閱歷較為豐富，對于農村的一些人文建筑、工藝品等感知程度不太高、而青年游客對于體驗性和參與性的農業景觀要求較高，因而在實際游玩過程中對于諸如民風民俗、廟會/節慶等景觀感知度不太高，普遍希望能夠提供參與性、體驗性更好的項目；學歷方面，大專以上尤其是研究生對于自然景觀的感知狀況比高中以下的低學歷游客要好的多，而在農業人文景觀方面則情況大致相反；職業方面，學生的感知度往往高于其他職業者，這與學生的經歷有關，大多數學生尚處于求知階段，實踐方面還有所欠缺，對于農村的景觀有一種新奇感。
2、休閑農業旅游各要素游客預期重要性描述性分析
本部分是對西湖區龍塢茶村、富陽黃公望村、千島湖南賦鄉三個地區休閑農業旅游各要素的游客預期重要程度進行平均數、標準差的統計分析，并把游客對各要素的重要性平均數結果進行排序分析（表1）。從分析結果來看，除了對農用建筑、農業用具的重要性評價低于3之外，其余的13個要素都大于3，說明總體來看所列出的14個指標是游客較為重視和敏感的因素。
3、生態休閑農業旅游游客感知因素研究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