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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村 集體經濟 三資管理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2017）03-0022-01
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村社區的全體成員享有共同的勞動果實，通過共同勞動，獲取共同的生產資料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的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變。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之下，許多農民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經濟組織，大大提高了收入。r村集體經濟中的三資管理是確保農民發財致富的基礎，也是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保障。因此，高度重視三資管理，可以促進農業經濟體系的完善與創新。
1 農村集體經濟三資管理現狀
農村集體經濟三資主要指的是農村集體資產、資源、資金，統稱為三資管理。三資管理與廣大農民的利益息息相關。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不斷變化，農村經濟建設也面臨著全新的機遇和挑戰，需要擺脫傳統的觀念，迎合時代的發展[1]。這也就意味著三資管理的價值在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之下得到了進一步體現。而且各地對于三資管理十分重視，盡管如此，還是會有很多問題產生。這些問題大大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了農民的利益。
1.1 管理制度不完善
無規矩不成方圓。如果沒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就很難提升管理質量和效率。不過，在我國許多偏遠地區的三資管理制度并不完善，這樣就會造成三資管理十分混亂。如果管理不完善，就會影響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農民的生活質量和收入也難以得到相應的改善。還有一些地區的管理制度雖然已經建立，可依然不夠完善，比如管理呈粗放式，或者干脆不按照制度開展管理，這樣就無法保證三資管理走向合理的發展軌道。
隨著國家經濟體系的不斷健全，傳統的三資管理制度逐漸落后，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隨著問題越來越多，各種管理漏洞接二連三顯示出來，三資管理的發展現狀十分尷尬。從管理人員角度來看，相關的管理人員缺乏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這樣也會造成三資管理的問題越來越多。除此之外，相關法律法規也不完善，三資管理就會呈現出更加混亂的局面。在實踐的過程中，由于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相應的監督也呈現出十分疲軟的狀態，相關數據混亂，這樣也會增加三資管理的難度[2]。
1.2 重視度不足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傳統思維的限制，許多三資管理人員的工作方式和思想均十分陳舊，不了解時代的趨勢和發展，也不了解相關工作內容，無法認識到三資管理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長此以往，就會導致三資管理工作人員僅僅從事一些十分淺顯、簡單的工作，認為管理好集體的資產，將相關賬目算明白即可，對待工作漫不經心，工作頻頻出錯。由于缺乏專業的態度，不了解三資管理的真正含義，就會導致一些不必要的糾紛，影響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比如，因土地資源歸屬權缺乏明確記載，就會引起爭端，締造不和諧的氣氛。
2 改善農村集體經濟的三資管理現狀
2.1 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管理制度是為了促進三資管理更加規范，實現科學化管理。三資管理的完善，將會大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鑒于目前管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需要從制度入手，能夠真正約束、監督三資管理。制度要有可行性和實用性，并且要做到與時俱進，改善舊思想和舊觀念，加強對集體資產的管理。為了加強對農村集體經濟的三資清查工作，需要通過完善的制度和相應的監督管理制度進行徹底檢查，不要錯過每一個環節，建立明確的獎懲制度，使工作人員能夠認真負責開展工作。制度的落實有助于明確集體資產的每一次去向，防止公款私用。每一筆交易都要有明確的規定，了解其用途，并做好相應的賬目抽查工作。三資管理涉及到農民的利益，因此需要建立民主化管理制度，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則執行各項規定，使三資管理透明化，公平公正。總之，完善三資管理制度能夠確保農民的利益不受損害，規范三資使用，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2 提高重視程度
三資管理需要高度重視，這不僅僅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利益，還關系到農村經濟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續發展。提高對三資管理的重視程度的關鍵在于改變原有的思想觀念。三資管理人員要認真對待工作，了解三資管理的內涵與重要性，提高廣大村民的思想覺悟，了解三資管理的深層次含義。只有了解三資管理的真正意義，大家才能齊心協力共同改善三資管理的現狀，采取有效的方法提高三資管理的質量，使其不再擁有尷尬的發展現狀[3]。
2.3 加強三資管理的重要性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農村經濟的飛躍，需要加強三資管理。首先，三資管理關系到農民的利益，是農民發財致富的保障，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其次，三資管理關系到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建設，為農民爭取了更多的發言權，使農村經濟不斷適應中國市場經濟所帶來挑戰。再次，加強三資管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爭端，使三資管理透明化，并能夠積極推動黨風廉政建設。由此可見，加強三資管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高度重視。
3 結語
加強三資管理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由于其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因此，需要高度重視其管理質量。中國的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經濟的發展速度逐漸加快，這正是農村經濟大力發展的最好時機，抓住這一時機就需要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由此可見，加強三資管理勢在必行。通過改善管理制度，提高覺悟，重視三資管理的重要性，就能夠帶動全體農民發財致富，提高促進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促進社會的和諧。
參考文獻
[1]朱麗. 淺談農村集體經濟中的三資管理分析[J]. 農民致富之友，2016，07：193.
一、明確目標，增強發展村級經濟的緊迫感
2、明確發展村級經濟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新時期加快發展村級經濟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民增收和集體增收為核心，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創新機制，加大投入，加強管理，提高素質，推動村級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具體目標是：力爭年集體經濟收入超50萬元的村達到10個以上，農民人平純收入達到6000元以上，3年內基本消滅集體經濟收入空殼村，5年內全區90%以上的村集體經濟年收入達到5萬元以上，能夠滿足村級組織管理和服務的需要。
3、把握發展村級經濟的基本原則。一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堅持從本村實際出發，因村制宜，充分發揮資源、區位、勞動力等優勢，從能夠引導廣大農民積極參與、當地又能辦得到的事情做起，積極探索適合本地經濟發展的特色之路。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既要本著積極的態度，加強扶持引導，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量力而行。二要突出特色，民營為主。堅持“一村一品”的發展方向，以規?；炠|化促進農業的產業化。村干部在發展村級經濟，創建村級經濟組織和創辦經濟實體過程中要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堅持民營經濟為主體，學會運用現代企業制度，防止辦企業穿新鞋，走老路。三要統籌兼顧，強村惠民。在發展村級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集體創收和農民增收相結合。村級企業和村級產業發展要盡可能惠及村民。
二、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加快村級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4、大力開展招商引資。依托村級特色農產品、土地、人脈等資源，采取走出去戰略，從發展回歸經濟入手，做大村級企業總量。鼓勵和支持集體、個體、外資等各類投資主體采取私營、股份、聯合等多種形式，大力興辦以農產品加工項目為主導的優勢項目。
5、加快發展特色經濟。結合自身環境條件和資源優勢，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因地制宜地發展特色經濟。純農業村要大力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快發展生態、優質、高效種養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積極引進優良品種，培育地方特色品種，打造地方農產品品牌，在一定范圍內形成有特色、有優勢的農業經濟帶。具有一定規模特色或適于興建市場，以及已自然形成初級交易市場的村，可以興建農貿市場、專業市場，開辟村級集體的收入來源。地處城郊結合部、集鎮邊、工業園區附近的村，可在合理規劃的基礎上，投資興建民工公寓、工商企業配套儲運設施、三產經營用房等，搞好對外租賃經營。
6、積極穩妥推進規模經營。通過土地流轉，使土地向優秀企業集中，向農業大戶集中，促進規模經營。在不改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按照“自愿、依法、有償”的原則，積極創新多種流轉形式，鼓勵發展土地股份合作，吸納農民個體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為股權，把土地連片集中，統一規劃，對外實行土地合作經營，實現村集體與農民共同收益。加快在各鎮建立農村綜合產權交易中心，為農村集體或個人轉讓土地、集體資產、資源承包經營權搭建一個公開的交易平臺。及時農村土地、堰塘、四荒地、林地等資源承包經營信息，廣泛吸引投資者，實現農村資源交易價值最大化。年先辦試點，在取得試點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再全面推開。
7、全面開發勞務回歸經濟。整合勞動、農業、科技等部門培訓資源，充分借助農業院校、專家，農業企業，農村專業合作社等社會力量，加強農民實用技術培訓，增強農民生產、經營和務工技能，加大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力度，力爭年培訓農村勞動力1.8萬人，轉移輸出1.5萬人。抓住內外環改造、園區建設和小城鎮建設的有利機遇，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區和城鎮集中，從事農業服務業和二、三產業，實現就地就業。要大力發展回歸經濟，廣泛聯系動員外出經商務工人員回家創業，為家鄉建設和發展作貢獻。
8、精心培育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圍繞特色產業，引導農民建立發展專業合作社，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大力實施培優工程，每年選擇一批有一定規模、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組織進行重點培養，在信息培訓、農產品質量標準與認證、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營銷和技術推廣上給予重點支持，鼓勵、支持優秀經濟合作組織開展市級、省級、國家級優秀合作社爭創活動，最大限度地爭取上級資金扶持。優先考慮有條件的農村專業合作社參與國家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入戶、土地平整工程等項目。
城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城中村改造中，集體經濟股份制改制工作存在的問題較多，具體說來，其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部分城中村在股份量化時，將集體土地經評估后量化給村民，作為村民股份組建了新的經濟實體。但由于城中村集體土地在城改工作啟動后，將向建安置樓用地、村民經濟發展用地、商品房開發用地與政策儲備地幾個方向轉化產權。在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用于開發建設后，絕大部分集體土地不再歸村集體經濟所有，造成村民在法律上將不再擁有該部分土地的使用權，從而使村民所持股權空殼化，這容易引起村民的誤解，形成不安定因素。二是相當數量的城中村集體經濟除土地外，資金與其他資產總量非常有限，有的就將集體經濟改制為股份合作制，而改制后的經濟組織一無產品，二無市場，三無實際資產，四無流動資金，使股改出現了許多潛在問題。三是城中村實業發展（或置業）有限公司與改制后公司的關系很難妥善處理，往往前一個公司是改造實施主體而實際運作著村集體土地資產，享有城中村有形改造后的部分收益，而經股改的公司在注冊或改制方案上報后擱置，使股改保障村集體資產與村民個人資產保值增值的目的很難實現。四是股改后的公司缺乏商業定位和主營產品的策劃，使大量城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制后的公司是為了改制而改制，公司由于缺失市場定位與必要的資金、人才、市場、產品的定位，不久將被市場淘汰或被永久閑置，使股改后公司無力承擔為村民未來利益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作用。
城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的對策建議
加強政府指導服務行為。政府的政策指導對城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制的改革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加強政府的指導服務功能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政府相關部門應該主動積極地為城中村的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提供政策咨詢服務，從而幫助他們解決相關的難題和問題；其次，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通過健全完善產權量化標準，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特別是城中村股權量化的問題，例如流動人口問題、計劃生育等需要量化標準，從而讓城中村股權分配有依據可循；第三，在城中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后，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強監督，特別是對城中村資產流向和分配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避免集體資產流向于少數人手中。第四，政府可以引導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并指導它們有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完善政策法律支撐體系。
首先通過相關的法律，從而使得法人與股東資格的認定應當有依據。目前，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省份已經通過政府規章的方式給予了股份經濟合作社法人身份，讓社區股份合作社能夠真正按照市場的方式運作，促進了組織的健康發展，因此，國家要盡快出臺相關法律填補此項空白，及早確定社區股份合作經濟組織以合作社法人地位。其次，集體資產評估報告應當作為注冊資金的依據。工商注冊是集體經濟產權制度完成的標志，集體資產進行工商注冊有很多現實的障礙，集體資產很多沒有產權、無法過戶；集體資產實物和現金的比例很難達到《公司法》第27條要求的現金比要達到30%；第52條規定職工代表在監事會中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那么職工代表到底如何產生？工商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公司法》第24條規定股東人數不能超過50人等等都需要政府結合城中村實際，創新務實并出臺配套政策，工商部門才有依據來解決。
完善“股份制”公司治理結構。
首先，在股東范圍上，全體股東是股份制中的成員，并享受配股的待遇，其中，股東代表是是工商注冊登記中的出資人。股東代表代表其他股東的股權，是依公司的規定和其他股東的授權代為行使的，當然，雖然股東代表工商注冊登記在其名下，但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股東代表不是股份制公司唯一受益人，也不是公司所有權持有者。
其次，在股權轉讓上需要繼續細化相關內容。為了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的村已經明文規定，股東不得在三年內合理轉讓其股權，從而限制了股民之間的關系互動。股東代表轉讓其部分股權,與一般股民之間轉讓股權一樣。但股東代表轉讓其全部股權,應征得所代表的股民過半數同意,并產生新的股東代表。新的股東代表產生之前,仍應履行股東代表的職責”。
鄉村治理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門話題之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受到沖擊并發生轉型。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意味著傳統鄉村治理模式也將隨之發生變化。J村位于廣西中部農業區，是典型廣西的農村。改革開放30多年來，J村經濟結構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轉型：的實行使集體經濟的功能被后來興起的個體農業經濟所消解；近幾年來，J村傳統但較為單一的農業結構轉變為多元化的農業結構，這種轉變對J村村莊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那么，在農村社會轉型期當中，在市場經濟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的情況下，及農村傳統農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鄉村治理如何能夠適應這種變化？如何才能實現鄉村治理的轉型？本文以廣西J村為例，以農村社會轉型期為背景，分析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
二、多元農業經濟：結構與特征
（一）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結構
1、多元個體農業經濟概況
J村多元的農業經濟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及其產量兩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種農作物面積共12462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為2717畝，產量896.4噸（早、晚稻總量）；甘蔗共播種面積3602畝，產量15008噸；蔬菜種植面積4468畝，產量2904.2噸；馬蹄種植面積1025畝，產量3300噸；桑葉種植面積為1849畝，蠶繭產量為252噸。水稻、甘蔗、蔬菜、馬蹄以及桑葉的種植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產量上各占總產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無論是在種植面積還是在農作物產量上，這五種農產品所占比重都遠遠大于其他農產品，成為J村農業經濟的五大主導產業。
2、五大主導農業產業
在水稻種植方面，水稻為J村傳統農作物。馬蹄引進到J村農作物種植行列之前，水稻即為J村稻田種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種植兩稻。而J村水稻種植所承擔的功能是保證村民糧食自給，其市場化程度較低。在甘蔗產業方面，其市場化率幾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種，農戶所產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擔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政府一般會以一個糖廠為中心，劃定一定的區域作為一個“蔗區”，該“蔗區”內的農民所產的甘蔗必須出售給“蔗區”內唯一的糖廠，價格也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農民的自很小。
此外，農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廠申請所謂的“生產證”，并按照“生產證”所要求的時間和數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廠派車輛將甘蔗運往糖廠。目前，J村屬于N糖廠蔗區，所產之甘蔗只能運往該糖廠。這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自愿生產、政府強制收購”的模式，農民無法自主選擇，失去價格博弈的權利。在馬蹄產業方面，J村馬蹄產業是在最近兩三年間發展起來的，最初由鄧家屯率先開始種植，其后才慢慢推廣到整個行政村。而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在馬蹄的整個生產、銷售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較強，整個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而在J村村莊經濟生活中馬蹄所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蠶養殖方面，養蠶是J村的一個傳統產業。一般而言，養蟬所需之桑葉都由村民自己種植，而蠶繭幼蟲一般要到市場上去購買。蠶繭成熟后一般會賣給當地的紡織公司。據村民介紹，當地政府在蠶繭生產季節，一般會盡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購商進入當地市場而壓低價格，維持其壟斷利潤。J村的桑蠶養殖是受到政府干擾的產業，它所承擔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產業方面，除了縣城的蔬菜市場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場。在蔬菜成熟時節，外地的收購商到村里進行收購，同時，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給，但其市場化程度較糧食產業更高。據村民介紹，2010年受到全國蔬菜市場低迷期的影響，J村蔬菜種植戶特別是辣椒種植戶受到嚴重沖擊，價格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農戶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狀況。
（二）低層次的農民合作組織
J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的程度仍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狀態。目前J村僅有鄧家屯一個自然屯存在著正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鄧家抽水站協會，它主要負責鄧家屯全自然屯的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每到生產用水高峰期，村民們都會組織起來統一抽水并將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該抽水站協會并沒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業務，合作的層次較低。此外，在甘蔗行業，J村也存在著初級的低層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組，以15戶J村農戶為例，楊某、韋某、韋某某等戶自愿組成一個砍甘蔗的互助組，每戶出兩個勞動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組內的任意一戶需要砍甘蔗，其他戶都會去幫忙。每一個榨季結束，互助組內都會進行結算。據楊連秋主任介紹，她一戶兩個勞動力去年參加互助組，一個榨季下來只賺了28塊錢，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則是以勞動力補償的方式進行償還。這種砍甘蔗的互助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與困境
（一）市場化背景下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的出現，使村莊集體經濟功能逐步弱化
集體經濟是村莊治理的經濟基礎，它的缺失會使村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對村莊治理產生消極影響。目前，J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經營權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從國家那里得到約8000元的補償款。在村莊財務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極少，2010年J村村莊收入僅為9.3萬元，而村莊支出為6.3萬元，其中管理費用支出高達5.1元。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需要必要的經濟資源，而J村2010年的集體收入不足10萬元，難以維持整個村莊公共事務的基本運轉，這就影響到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進而影響到村干部在村莊治理當中的威信，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時，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一方面是集體經濟對個體的束縛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體與個體紐帶的缺失，導致集體對個體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莊自主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事務的開展只能依賴于各級政府的補助，這就為各級政府介入村莊自治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村莊治理權又進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體經濟功能的弱化正是因為個體農業經濟的興起。上世紀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J村將集體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農戶手中，由農戶自主經營，這導致了集體經濟的缺失，“在農村社區集體經濟內部，家庭分散經營層與集體統一經營層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家庭分散經營層的絕對強勢和集體統一經營層的弱化”[1]。在集體經濟缺失之后，村莊治理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通過村民集資或者各級政府撥款的方式來籌集。由于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選擇“搭便車”的方式坐享其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資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撥款對農村進行扶持，也為政府介入村莊公共事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二）村民個體對經濟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莊政治參與動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意識也隨著公民個人狀況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經濟狀況在一般情況下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意向也就越強；而收入水平較低，則公民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J村正處于一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經濟理性”成為主流的偏好。在這種轉型期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向J村經濟生活領域擴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狀況，使得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成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體偏好）。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個體偏好充分體現在J村五大農業產業的結構當中。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擔的功能在于保障糧食自給，保證基本生存及減少這方面的支出；甘蔗、馬蹄、桑蠶等所承擔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產業在承擔蔬菜自給的功能的同時，也承擔著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市場化程度的高低，這兩者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見表1）。換而言之，在這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農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個體的經濟利益偏好也成為主流。而偏好作為潛藏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和傾向，是具有傳導功能的。某個領域內的偏好可以傳導到另一個領域內的偏好，對其他領域內的偏好產生重要影響。J村村民個體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群體偏好擴展到了政治生活領域，對村莊政治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占據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經濟所面臨的多元風險和多元的市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現出一種政治冷漠的現象。根據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參與村民會議的人數僅為5人，占33%，沒有參加的為4人，認為沒有召開村民會議的有6人，后兩項比例高達達67%；而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的僅有1人，沒有提出意見的高達11人，比率高達91.67%；對村務、財務以及政務監督過的僅為2人，選擇“沒有”的多達13人，比率多達86.67%。這種政治冷漠的現象不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J村村委會的民意基礎，損壞村委會的合法性與公信力。
（三）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分離，弱化了村莊政治精英的權威
在基層社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的傳統的政治精英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經濟精英，“農村經濟精英就是在農村中先富起來,并對當地鄉村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人”[2]，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就J村市場化率較高的馬蹄、甘蔗、桑蠶產業而言，村莊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個體的身份參與或者根本不參與整個農業生產過程，很少有村莊政治精英參與農產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以馬蹄產業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會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去預定優良的品種以及組織幾次流于形式的馬蹄種植的培訓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參與進來。在具體的市場行情、市場價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沒有參與進來，農產品的收購環節也是如此。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而J村每個自然屯一般而言都會有一到兩名經紀人，負責與外地收購聯系并負責事先收購本自然屯所產之馬蹄。據筆者調查，在J村橋頭自然屯，該自然屯馬蹄收購的經紀人是黃某，他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該自然屯的村干部楊某并沒有參與整個的收購過程，她更多時間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鄉鎮政府安排的任務和村委的事務。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尚未結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面對不同的村莊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對村莊公共事務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參與度低并顯示出一種政治冷漠的情況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導致村民更多的依賴于經濟精英，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個村莊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而村莊政治精英權威遭到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村莊尚未建立一種新興經濟精英的吸納機制，使經濟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暢通，使得經濟精英影響領域局限在經濟領域而難以向政治領域擴展。
（四）低層次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淡化了村民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農民之間合作的組織化，可以提升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改變農民個體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農民利益表達的能力，改變農民在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它帶領入社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護并獲取經濟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門表達政治和社會利益訴求,實現各種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農民組織的建立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途徑之一，它能為農民實際參與村莊經濟生活和村莊政治生活提供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為村民提供一種協同合作的機制，培養村民之間的合作意識。在J村，農民合作組織明顯的特征在于村民進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勞動力的不足。也正是為了解決村莊勞動力的不足，低級的農民合作形式開始出現。然而，這種合作組織的存在往往是臨時性的，隨時都可以解散，很難長久。也就是說，J村農民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狀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原子化的合作方式，僅僅在小圈子內部進行，并沒有上升到村莊集體層面的合作，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參與更大范圍內的村莊公共事務的意識的形成，進而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不強，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參與態度也表明，J村村民寧愿參與認同和協作可以隨時消失的初級合作組織，而不愿意過問村莊公共事務，不認可長久存在的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這實際上也說明了村民的認同僅僅局限在小圈子內部，并沒有形成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現，沖擊了村莊傳統內生型的秩序
“鄉村治理中各參與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權力配置上必然產生嚴重分歧，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博弈，力爭擴展自身權力范圍，從而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與路徑軌跡?！盵4]改革開放30年來，隨之上層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基層農村政治經濟體制也隨著發生變化。就J村而言，政治經濟體制也先后發生了數次較大的變化。在時期，原來J村生產大隊的村莊組織模式，管理著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采取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權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決定一切。此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身份重合，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鄉政村治基層治理模式確立后，隨著的建立，村莊治理體制逐漸從村莊經濟領域退出，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開始出現分離，但是由于J村經濟領域市場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經濟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著村莊治理的主導權。另一方面，在資源吸取型的體制下，行政力量對村莊的控制主要表現在農業稅費的收取上，此時行政的力量通過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對村莊經濟領域進行干預和控制。
在后稅費時代，隨著國家控制方式的轉變以及市場經濟的沖擊，使村莊政治精英失去了傳統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開始形成。在政治領域，傳統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據著主導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個體經濟利益的偏好，出現一種政治冷漠現象，使得村莊政治參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政治精英的權威；另一方面，隨著市場意識向村莊經濟領域擴展，村莊出現了新興的經濟精英，在村莊經濟領域發揮著主導的作用。此外，村莊外部的經濟精英也開始對村莊經濟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如外來收購農產品的客商為村民解決農產品的銷路問題，而他們所提供的市場信息、市場行情等對村民農作物種植產生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同時，行政力量仍然對村莊政治和經濟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領域，行政的力量對村莊選舉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控制力，進而保持著對村莊政治精英的控制，確保國家的政策得到順利的實施；而國家對農村的治理方式由資源吸取型向資源給予型轉變，再加上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使村莊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經濟資源對村莊控制的能力。這些都使行政力量對村莊自治秩序造成沖擊。在經濟領域，行政力量對村莊經濟生活的干預，取代了市場，影響村民與市場之間的分配關系。
關鍵詞：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土地流轉模式；政府主導；產業結構升級；就業轉型；宅基地換房；三改一化；村改居
中圖分類號：F321.1；F2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4—0001—08
一、引言
我國法律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本身的使用用途有著嚴格的規定，而同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以隨意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唯一的途徑就是在國家現行的征地制度下，將農民手中的集體土地通過政府征用的形式轉變為國有土地，再按市價向城市土地市場出售國有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2010）。這一政策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不能得到有效的規劃和利用，作為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也很難通過土地使用權的資本化獲取收益；而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對建設用地的巨大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省的南海，突破政策法律的束縛的自發性土地流轉行為大量發生，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由于缺乏法律層面的保護，農民的利益很難得到保障。為了對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行為加以規范，2004年國務院下達了關于“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28號文件，也即通常說的“增減掛鉤”政策；2005年國土資源部制定了有關“增減掛鉤”的工作意見，對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創新予以肯定。在制度的保證下，全國各地加快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數量和規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模式，如南海模式、成都模式、嘉興模式、蕪湖模式等。但是，盡管短期內農民從轉讓集體土地使用權的交易中獲得一定數量的經濟補償和實物補償，然而其勞動關系、勞動條件、勞動待遇并沒有隨著身份的變換而發生實質性的轉變，沒有擺脫中低層勞動者的困境。沒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部分農村勞動者即使獲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仍然難以真正地融入城市，甚至成為城市中的貧民。
林霓裳：政府主導下的土地流轉與產業發展及就業的關聯機制各地形式多樣的土地流轉背后起到推動作用的，一個是政府的主導行為，另一個是農民的自發，兩種驅動模式可以說各有利弊。不少學者也對土地流轉的驅動模式進行了探究，如陳會廣等（2009）在對廣東、安徽、四川、江蘇等地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實踐的綜合比較后，認為土地流轉的驅動力無外乎政府與市場兩種。張文律（2011）以浙江的嘉興和臨安兩地的土地流轉實踐為例，總結出“外驅式”和“內驅式”兩種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驅動模式，并指出未來的發展方向。然而這些研究更多地關注不同驅動模式的特點或不同驅動模式下的土地流轉方式及實踐的具體方法，很少涉及這些驅動模式下土地流轉的機制以及在這種機制下地區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的就業轉型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對天津地區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實踐的考察，試圖找出政府主導的驅動模式下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與地區產業結構和農民就業轉型之間的關聯機制，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良性持續發展和農民的穩定長久就業。
二、天津近郊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實踐
天津近郊地區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主要為政府主導模式。在天津市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天津近郊部分區鎮選取一定試點區域，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逐步開展了“宅基地換房”宅基地換房就是在國家現行政策框架內，堅持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意愿的原則，按照規定的標準，農民以宅基地換取小城鎮中的一套住宅，遷入小城鎮居住。 和“三改一化”為了推進天津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小城鎮建設，經天津市人民政府批準，在農村開展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撤銷村委會改建居委會和推進城鄉一體化的試點工作，簡稱“三改一化”。因為涉及土地問題，撤銷村委會改建居委會就成為“三改一化”的重點和難點。 工程?！叭囊换钡淖罱K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農村逐步推進“村改居”、集體經濟改股份制經濟和農村戶籍改成居民戶口的改革。其中，由于涉及農民的宅基地問題，改革的難點是“村改居”，而“村改居”的核心內容就是“宅基地換房”。
本文調研的時間是2011年10月至11月，調研區域主要是天津市近郊幾個比較典型的小城鎮和天津的遠郊區薊縣。其中天津近郊的小城鎮有西青區的張家窩鎮和中北鎮、津南區的葛沽鎮、東麗區的華明鎮、北辰區的雙街鎮。這些小城鎮在天津市政府推進“三改一化”過程中均涉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問題。
1.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實踐的地區特點
（1）臨近城區、交通便利
本次調研的幾個小城鎮均位于天津近郊，與城市接鄰，交通便利。例如：西青區的中北鎮臨近天津外環，個別的村如侯臺村甚至位于繁華的地段；張家窩鎮緊鄰津靜公路，新建的天津南站就位于其中；東麗區的華明鎮位于天津市區的正東，西接外環，北接京津唐高速公路，是天津市“宅基地換房”和“三改一化”的首批試點；津南的區葛沽鎮是歷史上華北“古鎮”之一，位于天津東南，北靠海河，與濱海新區接壤；北辰區的雙街鎮位于天津市的東北，臨近京福公路，南接北倉鎮。
（2）在土地流轉之前當地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相對薄弱，農業收入不是當地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
由于地理、地質或其他某些因素，這些地方的農業相對薄弱，甚至有的地區的農業已經消失，零星的農業生產多為家庭的副業，其產品主要用來滿足自家的生活需要。如津南區的葛沽鎮，歷史上曾是著名的水鄉，聞名全國的“小站稻”就起源于葛沽鎮，但后來由于海河建閘，海水倒灌，昔日水鄉成為鹽堿地，無法進行農業耕種，土地長期荒廢，新一代的青壯年農村勞動者已經完全不懂農業生產的相關技能。在“三改一化”項目之前，葛沽鎮的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僅占約1%。在西青區的張家窩鎮，未進行“三改一化”項目之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也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每年每畝地1 000元的收益難以維持生計，農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青壯年打工，從事農業生產的僅為留守在家的老人，種植的多為滿足自家需求的果蔬等作物，大田作物數量非常有限?！叭囊换敝埃背絽^的雙街鎮第一產業比重僅有5%，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是65%和30%。調研的其它近郊區鎮的情況也基本類似。
（3）在土地流轉之前當地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絕對比重
本次調研區域絕大多數在城區周邊，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對這些區域的經濟產生影響。作為全國四個直轄市之一，天津的總體城市化率伴隨著第二產業的壯大逐步升高，接近80%①，但是不同區縣產業結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越靠近中心城區，第三產業的比重越高，城區原有的加工制造類行業則由于污染、土地成本過高等原因向郊區轉移，新增第二產業也紛紛入駐位于城區周邊的工業園區。城市化的結果使得中心城區的第二產業向城市近郊區推進、近郊區的第一產業向遠郊區推進，三次產業呈階梯狀分布于遠郊區、近郊區和中心城區。本次調研的張家窩鎮、雙街鎮、葛沽鎮等地第二產業非常發達，在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之前，已形成有一定規模的工業區。
（4）當地村民對于土地流轉的態度比較積極
本次調研的天津近郊區域基本上都是遵循著政府牽頭組織、農民同意的原則對所屬各村分情況、分批次逐步進行“三改一化”的。例如在張家窩鎮的“村改居”項目需取得全村95%以上村民的書面同意方可開展，并且書面同意的材料需存檔。在東麗區的華明鎮，只有當一個村90%以上的村民同意并提交書面申請之后，村委才會和鎮政府簽訂“宅基地換房”的合同。可見大多數村民對于土地流轉的態度是積極的。
2.具體做法
天津近郊的幾個區鎮在進行“村改居”和“集體經濟改股份制”時均涉及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問題，雖然各個區鎮的具體做法略微有所不同，但總體思路是一致的（見圖1）：
① 根據2010年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天津的城市化率達到79.5%。 首先由區政府牽頭，根據未來規劃和發展目標選取具體鄉鎮作為“三改一化”的重點。然后鎮政府根據本鎮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聽取多方面意見后制定統一的標準和具體政策。第三，村委會將鎮政府的政策內容對村民進行宣傳，讓村民深入領會政策的含義以及這一政策有可能給村民帶來的收益和損失。第四，以整村通常為全村占一定比例的村民提出申請才認為有效，不同鎮的具體標準有所差別。 為單位向鎮政府提交書面申請，經鎮政府確認后，開始正式的以整村為單位的“村改居”和“集體經濟改股份制”等“三改一化”工程，對集體建設用地進行整合和規劃。第五，鎮政府將全鎮所屬村的集體建設用地進行整合，按照工業用地、還遷居住用地及商業用地等目的進行規劃，其中用于工業和商業目的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就轉變成為城市建設用地。第六，將部分城市建設用地通過招拍掛的形式轉讓土地的長期使用權，開發商在取得該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后按照鎮政府的規劃目標進行開發，建成商品房、商業區和工業園區并非所有的鄉鎮都將全部城市建設用地通過招拍掛進行開發，有的則是將其中一部分土地通過融資自行建設開發成各類商業區或工業區等，從而獲得長久收益，其余的通過招拍掛的形式出售土地長期使用權。第七，將用于還遷的居住用地交由建設單位進行農民還遷房的修建，建成后按照一定標準對農民進行還遷。最后，由鎮政府對失地農民進行相應的資金方面的補償。
在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各區鎮都要做到土地的占補平衡和資金平衡。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為了做到統一規劃，不可避免地會占用農村集體建設土地甚至農用地，為了確保耕地和農用地面積不減少，占用的耕地和農用地必須得到補償，這就是“占補平衡”的原則。整合的集體建設用地，除了劃撥出一定面積的還遷房以保證農民的居住，其余的土地就可以轉變成城市建設用地，以滿足城市化發展的土地需求。資金平衡主要是指鎮政府在進行土地流轉過程中資金的收支平衡，其中支出主要為村民的補償款、還遷房的建設資金以及失地后農民的養老、社保資金等，而收入主要有區政府給予的財政補貼、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的土地出讓金以及將土地抵押給銀行獲得的資金等。
三、天津近郊地區土地流轉后的產業發展和就業狀況
天津近郊的小城鎮建設均是在鎮政府的領導下統一進行的，綜合考慮了當土地地流轉前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流轉后的遠景規劃，即將分散的土地集中歸鎮政府統一進行規劃，劃分出幾塊功能區，如住宅區或還遷區、商業區、工業區、農業區等。在耕地面積不減少的前提下，促使三次產業平衡健康發展，從而為失地農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生活保障，同時也改善了當地農民的居住生活環境，提高了生活品質。
1.土地流轉后的產業發展狀況
土地流轉后各地的三次產業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就業機會：
第一產業得到了有效恢復，并向著科學化和集約化的方向發展。在土地“占補平衡”的原則下，農業用地的面積不變，同時耕地和農用地由原先的分散狀態變成了流轉后的成片規模狀態，這更有利于提高機械化和集約經營水平。例如，葛沽鎮規劃建設的“都市休閑農業發展帶”占地約500畝，通過招商引資建設各色溫室大棚和智能化大棚，大棚里種植各種特色農產品和種苗，使得原先因為鹽堿地而萎縮的農業得到了充分的恢復和提升；張家窩鎮集中后的農用地用來種植適合土壤的玉米、小麥等作物以及天津特產沙窩蘿卜等特色農作物；雙街鎮規劃建成的農業園區結束了一家一戶盲目耕種而受益甚微的傳統農業模式，種什么、怎么種由鎮政府根據市場和當地土壤特點進行統一規劃，然后按訂單進行生產和耕種。農民進入農業園區成為農業產業工人，從自負盈虧的家庭式分散耕作轉變成政府指導下的現代化規模生產，盡管依然從事農業勞動，但是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① 并非所有的鄉鎮都將全部城市建設用地通過招拍掛進行開發，有的則是將其中一部分土地通過融資自行建設開發成各類商業區或工業區等，從而獲得長久收益，其余的通過招拍掛的形式出售土地長期使用權。 ——！> 第二產業在生產規模和生產方式都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調研的各區鎮在土地流轉前的第二產業主要為分散于各村的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大多數仍延續著傳統落后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無論是生產規模還是生產技術水平都很難得到有效的提升。土地流轉后，這些鄉鎮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有的入駐新的工業園區擴大了生產規模，有的被注入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除了原有的鄉鎮企業外，調研的各區鎮都規劃了用于發展第二產業的工業園區，由于這些工業園區交通便利、配套成熟，加之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少企業紛紛入駐。例如津南的葛沽鎮，目前園區內已有種類繁多的大小企業約270家，有機械制造類企業如立林機械、甘泉，有現代冶金類企業如萊鋼，另外還有服裝餐飲類、汽車類等企業。其他的如西青區張家窩鎮和東麗區華明鎮，工業園區也已經非常成熟。這些工業企業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調研過程中絕大多數區鎮在土地流轉后建立的工業園區提供的就業崗位可以完全滿足失地農民的就業要求，甚至有大量多余的就業崗位需要外來務工人員來填補。例如中北鎮的勞動保障服務中心5年內提供了5萬多個就業崗位，而全鎮的勞動人口不足2萬人。因此從數量上看，單純的就業是不成問題的。另外，中北鎮的村官招聘主要面向本村戶籍的大學生，從另一方面解決了本村的就業問題。
第三產業則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并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土地流轉前大多數鄉鎮第三產業幾乎是空白。通常第三產業是在第二產業壯大成熟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這些鄉鎮的第二產業在流轉前尚不具規模，村民生產生活方式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相結合：在鄉鎮企業工作或外出打工維持家庭主要生活開支，同時在自留地種植小面積果蔬以滿足家庭需要，因此第三產業的發展不具備經濟基礎和必要條件。而土地流轉之后，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均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村居搬至高樓使得他們完全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城鎮的生活方式使得村民對各類形式的服務需求越來越大。各區鎮在對流轉后的土地規劃時都劃分了相應的商業區，大部分商業區都建設在還遷樓和居民區附近，一方面為村民和新城鎮居民提供生活便利，另一方面也為失地后的村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少村民在獲得了還遷房和補償金后，用補償金租住商業鋪面進行各類商業經營，不僅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也有的區鎮如津南區的葛沽鎮，除了在居民區附近規劃商業街和酒店外，還單獨規劃建設了大型汽車城，以汽車銷售和售后服務為主，并成為津南地區的一大特色和亮點。未來隨著第二產業的規?；⒉粩喑墒?，這些區域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將日益提高，并為當地提供相應的就業機會。
2.實現失地農民穩定就業的配套措施
為了實現失地農民的穩定就業，僅僅依靠發展三次產業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是遠遠不夠的，“三改一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鄉一體化，讓失地農民徹底實現身份上的轉變。這種轉變不是將農民的生活環境從村居改成樓房、提供一定的就業機會就能夠實現的，如果政府不能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和社會保障體系，失去土地又缺乏一定知識技能的農民只能從事低技能生產勞動。在經濟發展方式亟須轉變的當今社會，這類低技術附加值、高污染、嚴重依賴低人力成本來維持經營的行業很難適應經濟波動和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失地農民從事相關的勞動不僅無法擺脫低收入、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困境，而且隨時面臨著失業的風險。沒有穩定的收入和相對體面的工作方式，失地農民徹底實現身份的轉變就成了一句空話。天津地區的土地流轉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與自發性土地流轉最大的區別是，政府可以采取相關措施盡可能幫助失地農民實現穩定就業，完成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相關的配套措施主要有：
（1）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是讓農民實現身份轉變的主要標志，但是在本次調研中發現村民并沒有預想中的那樣期待獲得城鎮戶籍，原因是村民最關心的是能否獲得和城鎮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城鎮戶籍本身，另外村民擔心獲得城鎮居民的身份以后會失去原本屬于村民的福利。因此不少區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是與城市化改革同步進行的，即村民想要分享村集體經濟的收益，或者希望享有與城鎮居民同樣的養老保險，就必須將農業戶口轉成非農戶口。
（2）社會保障
為失地農民提供與城鎮居民同樣標準的社會保險是讓農民實現身份轉變的重要保障，政府強制各區鎮為失地后的農民交納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例如葛沽鎮政府統一給村民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費用大約為一個人6萬～7萬元，這筆錢由鎮政府負擔。按這一標準凡年滿60歲以上的老人轉為城鎮戶口后每人每月可領取1 000多元錢，不少年紀較大的老人積極性非常高。西青區的中北鎮統一為30～60周歲的村民繳納養老保險，繳納養老保險的時間從2005年開始；醫療保險為市民保險（目前天津市內醫療保險并軌，不再有農村醫療保險和城市醫療保險之分）。其他區鎮情況也基本類似。
（3）其他收益
土地流轉前的農民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等其他收益，從事農業生產收益微薄。以張家窩鎮為例，每畝地每年可以獲得的收益僅為1 000元左右，維持生活成本的主要是打工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土地流轉后的農民，除了工資性收入以外還可以獲得其他相關收益，主要有3部分：
一是還遷房屋的租金。在調研的各區鎮，盡管還遷的標準不一，但平均每戶可達1套以上，多的可達2～3套，不僅可以滿足自身居住和改善方面的需求，還有多余的房屋可供出租。以張家窩鎮為例，其工業園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當地的租房需求相當旺盛，農民每戶僅房屋出租一項收入就非?？捎^。
二是占地補償。例如，張家窩鎮的張家窩村，每畝地每年按600元的標準補助，平均每戶人家每年可以分得約4 000元的補助；在中北鎮，18～60周歲的村民每人每月可獲得300元的就業補貼。
三是集體經濟分紅。本次調研的天津近郊鄉鎮普遍存在村集體經濟組織，有的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相當成熟。集體經濟土地流轉之后，大部分的村集體經濟組織從形式上改為股份制，這種組織形式一方面保留了集體經濟的長期收益，另一方面也解決了將集體資產量化到個人的問題。另外有些村鎮土地流轉后，在臨近市區的較好地段修建商業區和商業性住宅區，每年獲得大量租金收益。例如，西青區的中北鎮的侯臺村村民每年都能獲得固定的分紅和股息。東麗區華明鎮集體經濟發展非常成熟，其做法是將村民的年齡、勞動貢獻、戶籍等因素綜合加以考慮，制定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即每個村民所享有的股份=基本股+勞齡股+居齡股基本股是指不考慮年齡、工齡等因素，只要具有本村的戶籍，都可以享有的股份，基本股占全部股份的10%；勞齡股是指在村集體經濟中付出過一定勞動的人員所享有的股份，勞齡股占全部股份的60%；居齡股是指根據在本村居住時間的長短所享有的股份，居齡股占全部股份的30%。 。其他各區鎮對集體經濟的分紅標準各不相同，但總體差距不大。
從各區鎮的調研情況來看，土地法流轉后農民的相關收入遠大于流轉前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
四、政府主導模式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與產業發展和就業的關聯機制
1.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與產業結構演化的關聯機制
天津近郊地區的土地流轉是政府主導的模式，但是政府只是起到了一個推動的作用，其根本原因還是由于農村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而引起產業結構的升級變化，隨著各產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傳統的土地模式必然成為制約當地產業結構向更高水平升級的瓶頸，因此迫切需要將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轉變成具有更多使用用途的國有土地，從而為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提供更大空間。因此無論是自發性土地流轉還是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其流轉的前提和經濟基礎是一致的，只是在流轉后的土地使用方面，政府主導的流轉模式比自發的流轉模式更有利于整個地區的長遠規劃和整體布局。
一個地區的城市化可以從產業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來。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第一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產業比重逐步升高；當城市化達到一定程度后，第二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三產業比重逐步升高；從產業的地理分布來看，三次產業呈階梯狀分布于遠郊區、近郊區和中心城區。如圖2所示，我們所調研的天津近郊地區正處于從鄉村向城市演進的過程中，第一產業在耕種條件逐步惡化、農產品收益率低、家庭式農耕生產抗風險能力差等因素的影響下越來越萎縮，出現大量拋荒棄耕的現象。與此相對應的是第二產業發展優勢明顯，農村的鄉鎮企業等集體經濟組織從零星分布狀態逐步轉向聚集分布狀態。然而第二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土地的制約，加上技術、資金、管理落后，無法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第二產業發展遭遇瓶頸。同時當地農民并沒有完全脫離家庭式的農耕模式，對商品經濟的依賴程度不高，第三產業缺乏發展的空間，幾乎是空白。為了促使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推動產業升級演化，首先要使第二產業形成技術、資金、管理全方位的規?；l展狀態，這就需要建設成熟的工業園區以使第二產業形成一定的聚集分布。但是傳統的土地模式限制了產業的發展，需要把分散的農村集體建設土地整合在一起，轉化成具有工業、商業、住宅等用途的國有建設用地，因此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必然產生。
政府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承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過政策、法律、稅收、補貼等手段保障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順利流轉和流轉后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對流轉地的未來發展建設進行了遠景規劃：流轉后的地區在保持耕地面積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地方土壤特點發展特色農業，使第一產業的生產得到了恢復，并向著現代化集約農業方向發展；大規模工業園區和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促進了第二產業向更高技術水平和更大規模發展；隨著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當地的第三產業也開始從無到有并不斷壯大。
總之，土地流轉與產業結構的升級形成了一定的關聯機制：產業結構的升級演化在遭遇土地問題的瓶頸制約后，政府推動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而流轉后的土地集約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2.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與就業的關聯機制
就業結構的變化反映出產業結構的演變，產業結構的演變緣于三次產業間收益率的差異，本次調研地區的情況就印證了這點。第一產業收益率明顯低于第二產業，微薄的土地收益無法支撐家庭的消費支出，絕大多數本應該從事農業的勞動者拋荒棄耕，或外出務工或就近轉移入第二產業，從事與農業無關的勞動。但農民的身份并沒有改變，加之二元經濟體制的桎梏并未完全打破，此時的農村勞動者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早已脫離農業勞動、脫離土地，并長期從事非農產業，成為事實上的第二、第三產業工人；另一方面其農民的身份使得他們無法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相關待遇，無法分享城市化成果。這一狀況亟須得到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如果僅僅提供就業機會而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那么即使給予其市民的身份，也無法使失地農民享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只能長期徘徊在社會的底層，這是土地流轉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比自發的土地流轉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更具備優勢。
從圖3可以看出，首先，在政府主導下的土地流轉使得分散的集體建設用地整合在一起并改變其使用用途，農民改變了原有的居住模式和鄰里相處模式，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使得農民不再具備小范圍耕種的條件，徹底脫離了家庭式自給的生活模式從而依賴于商品經濟；同時農民又獲得了相應的失地補償款，使失地農民具備從事家庭式商業經營的可能，在繁榮當地商品經濟的同時又為自己帶來穩定的收入，這種體面的生活方式為失地農民的就業轉型提供了基礎。其次，土地流轉后農民徹底失去了家庭承包式耕種的可能，雖然仍可選擇留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產業，但已經不再是經營風險自負的傳統勞動，而是具有一定契約形式的有償勞動，其經營風險由經營農業或工業的經營者承擔。具備一定實力的經營者有條件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引入更新的生產技術和更有效的經營管理模式，并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傳統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都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低技能高勞動強度的工作將逐步被淘汰，失地農民在獲得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的層次，這種勞動模式的轉變為失地農民體面生活和就業轉型創造了條件。最后，戶籍制度改革最終改變了農民的身份，并為其提供與城鎮居民相同的社保體系，同時還保留了其村民待遇，如集體經濟的分紅等，為失地農民實現就業轉型提供了根本保障。至此，通過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徹底改變了農民的身份、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勞動方式，加速了農民向市民的轉化，促使農民實現就業轉型。
五、結論
政府主導下的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并不是將分散的集體土地進行集中的單純行為，而是包含了地區建設規劃、村集體經濟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相關內容在內的一系列行為，土地流轉的最終結果是在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同時加速了地區產業結構的演化升級與失地農民的就業轉型。盡管土地流轉行為是在政府主導下發生的，但是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升級的先期變化是土地流轉的先決條件；而經過集體土地流轉這一具有實質意義的變革后，無論是地區的產業結構還是農民的就業結構都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因此，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是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農民就業轉型的需要，而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本身又促進了當地產業結構的演化升級，并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變化帶動當地的就業結構升級，特別是在政府相關配套措施的支持下，失地農民從生活環境、勞動條件到身份和社會保障都有一個質的飛躍，帶動了農民的就業轉型。相比而言，政府主導模式的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在帶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促進農民就業轉型等方面，比農民自發模式的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更具優勢。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2010.還權賦能：奠定長期發展的可靠基礎——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改革實踐的調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5.
[論文摘要]我國剛剛邁進小康社會就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一直處于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傳統農村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諸多挑戰，探索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發展道路，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已是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本文分析了我國農村養老的現狀，針對家庭養老中存在的問題，闡述了家庭養老模式的局限性，在充分發揮家庭養老功能基礎上，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帝)度，將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結合起來，是解決我國農民養老問題的現實選擇。
[論文關鍵詞]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老齡化社會
老齡化社會是指6o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10％或者65歲以上的人口占7％。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于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6o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達到1．43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0．97％以上。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我國養老保障體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保障體系殘缺，農村養老問題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家庭養老作為我國傳統的養老方式，在養老保障上發揮著重大的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家庭養老功能逐步弱化，并呈現出諸多缺陷。目前養老方式開始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保障模式轉型，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我國農村養老發展必然的趨勢，也是解決當前農村養老問題的理性選擇。
1調查對象與調查方法
1．1調查對象
安徽省長豐縣阮巷、羅塘、水湖、雙墩四個鄉鎮；蔣莊、蘭橋、黃崗、邵集等十幾個村；四所敬老院、一家老年公寓年齡在60歲以上的農村老年人。走訪部門有：長豐縣民政局、統計局、衛生局等。
1．2調查方法
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調查內容涉及農村老年人經濟收入、日常物質消費、受照料、健康等狀況以及老年人對生活的滿意度等問題，此次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616份。
2我國農村養老現狀分析及成因分析
2．1農村養老現狀分析
40．09％的農村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勞動滿足日常生活所需，31．8l％的老人依靠子女供養，5．84％的老年人依靠政府補救度日，在所調查老年人中僅有1．46％享有退休金。
農村老年人的日常物質消費狀況主要包括飲食、衣著、住房、醫療、精神娛樂等指標。從飲食狀況分析，54．3％的老年人對日常飲食狀況較滿意，24．0％的老年人對日常飲食狀況不滿意；從居住狀況分析，被調查老年人基本上都有相對固定的居住場所，35．6％的老人與一個子女同住、59．8％不與子女同住，少數老人在子女家中輪流居?。粡尼t療角度分析，在老年人消費支出中，醫療費用的支出比較大，其中20．1％的老人的收入主要用于醫療費用支出。
調查發現，農村老年人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需要適度的護理和照料。據長豐縣民政局資料顯示，在所調查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占到所調查老人總數的56．3％，加上家庭結構的變化，農村老年人的受照料狀況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形勢。有子女照料的老人僅占78．07％，其中獨居老人占23．53％；無人照料的老人在所調查老人中高達21．93％，相當一部分孤寡老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寧愿獨居，也不愿進入鄉鎮社會福利機構養老。
2．2我國農村養老狀況成因分析
我國老年養老保障模式從形式上分家庭保障和社會保障模式。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健康狀況越來越差，經濟條件也不盡人意，時常感到孤獨寂寞，再加上老年人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因而老年人迫切需要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但是，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由于城鄉遷移、核心家庭的出現及產業結構調整，將引發家庭照料提供者的減少，家庭對老年人保障的能力與愿望的減弱，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日益暴露出嚴重弊端，與我國社會發展不相適應．住要原因如下。
2．2．1農村勞動力弱化，家庭養老受到沖擊。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中，家庭養老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步伐加快，城鄉經濟發展的長期不平衡，農村人口特別是大量青壯年人口向城市流動和遷移加速，一方面造成農村勞動力嚴重弱化，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收入不高；另一方面電促使大家庭結構向小家庭轉變，老年人與其子女、晚輩共同生活的家庭逐年減少。最終導致農村養老保障嚴重匱乏，農村家庭養老功能逐步弱化，給家庭養老方式帶來巨大沖擊。
2．2．2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低，基金籌集模式存在缺陷。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是介于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之間的一種保險品種，目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的標準進行籌集，但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的效益不好，政府沒有對農民提供相應的補助，造成農民自己籌集資金的養老模式，同時也．沒有調動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就目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狀況看，仍然存在著征收成本過高、制度覆蓋面過窄、基金籌集困難等弊端。
2．2．3傳統家庭養老模式衰竭，供給能力弱化。傳統的家庭養老又分為土地養老和集體養老。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業結構調整，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的農地征用，必然造成建設用地不斷增加，耕地減少不可避免的情況，削弱了基于土地基礎上的家庭養老的功能；集體養老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主要形式有五保戶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存在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我國各地集體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直接影響集體養老的普及和規模化發展。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集體經濟整體實力不強，且有下滑趨勢，又導致了集體養老功能的弱化。
2．2．4家庭養老存在局限性，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滯后。家庭養老的局限性嚴重的干擾了農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影響了社會安寧和穩定，給農村的經濟發展社會文明帶來了負面效應，我國目前社會養老呈現滯后狀態，因此必須積極探索選擇新型社會養老模式，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養老保障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觀念的變化，農村家庭規模逐漸變小，農村老齡化趨勢逐漸加劇，家庭贍養的功能在逐漸退化，家庭養老已逐漸成為制約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國的農村養老必然會經歷從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過渡，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我國農村養老的發展趨勢，也是解決當前農村養老問題的現實選擇。
3加快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轉型的建議
3．1采取多種措施，推動農村經濟發展
農村經濟落后是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最根本原因。不論老年人的心理、養老還是醫療問題，都需要經濟的支撐。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的經濟。一方面要大力推進農村農地產權制度改革，以市場機制加上政策傾斜解決人地結構矛盾；另一方面要適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加強市場營銷組織管理；再次要加大對農村公益養老事業的投入，加快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確保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3．2完善農村合作醫療，設立“夕陽綠色通道”
積極推進農村合作醫療是對老年人醫療保障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在此過程中，各地政府應進一步加強自身的責任，加大財政投入力度，為老年人提供定期體檢，滿足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需要。針對老年人去指定醫療點看病不方便．報銷門檻較高這一問題，政府應建立特殊的醫療報銷制度，擴大報銷范圍，放寬報銷條件，為老年人提供上門服務等，切實從老年人角度出發，建立“夕陽綠色通道”。
3．3制定相關獎懲制度，健全農村老年人心理保障體系
除了道德層面的宣傳外，各級政府還應制定相關的獎懲制度，對沒有盡到贍養義務的子女給予處罰，對孝敬老人的子女給予表彰，營造良好的敬老愛老氛圍。此外，政府部門應該設立專門的老人維權機構，使老年人維權途徑更為方便，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利。開展多渠道的農村老年人健康教育，提倡科學合理的生活方式，宣傳積極樂觀的生活度態度，并建設老年人心理咨詢機構，加大對鄉村衛技人員心理治療技能的培訓，做到及早發現和有效解決農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問題。
3．4推進保障模式的創新，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在政府主導下逐步建立參與式發展的機制，加快調整個人帳戶整體規模，使之更加方便農民，減少農民享受的成本，讓越來越多的農民認識到靈活多樣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好處，讓制度受到農民的歡迎。首先，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制建設，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與健全社會保險制度。其次，多渠道籌集養老保險基金，解決養老保險隱形債務。同時盡快建立基金分級管理體制，加強基金監管力度。穩定農村養老保險的基本政策，建立個人自籌養老基金，實現社會保障金籌措方式的轉變。
3．5實行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養老體系
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對公民敬老的教育應從小抓起。營造敬老養老的社會氛圍，充分發揮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加強對青少年尊敬老人，關心老人的教育。各地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建立老年人娛樂場所，增加娛樂設施，組織娛樂活動，豐富娛樂生活，開展老年福利事業，促進老人身心協調發展。將家庭養老的責任與義務制度化。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農村養老機制，應該是國家、集體、家庭和個人相結合，形成以經濟為基礎，以保險基金為前提，以家庭保障為中心的多層次、多渠道的養老體系。
3．6實現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轉型
家庭養老對農民而言是普遍的，但隨著經濟發展，農民保障需求的不斷上升，給農村家庭帶來愈加沉重的養老負擔。
傳統以家庭為主的養老方式，已經不適應目前我國人口急劇老齡化的趨勢。但是目前我國經濟實力有限，要把農村養老完全拋向社會是不現實的。解決我國農村養老問題的有效途徑是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協調統一，在繼續支持和鼓勵家庭養老的同時，積極探索和創造條件實現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模式的轉型。
4結語
一、基本情況
**村位于石花鎮西部，緊鄰石花鎮，全村有3個村民小組，372戶，1280人?，F有土地8534畝，其中旱地面積1071畝，水田面積506畝，山地面積5434畝，水面面積40畝，其它土地面積229畝（菜園、宅基地等）。村民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和勞務輸出，**年度村民人均收入4100余元，比上年度增加300元。村集體經濟相當薄弱，僅有一個磚窯廠和一個養殖場，每年集體收入主要來源于磚窯廠和養殖場承包款，約2.5萬余元。為了改變這一落后狀況，副局長周杰同志帶領工作隊人員堅持每月到駐點村住一周進行調研，書寫調研報告2篇，與村兩委干部共同研究新農村建設規劃，具體參與項目建設，一年來走訪農戶372戶，為群眾排憂解難26件，培養發展新黨員1人，提供有效工作信息7條，開展實用技術培訓117人次，辦高效農業示范園面積200畝，幫助改善基礎設施2項，修建農田水利設施3處，修建石子路面3公里，建文化活動場所1個，修水井20口，建沼氣池4個，解決飲水困難179戶，籌集資金8萬余元，對村委會辦公樓進行了改造。促進了駐點村新農村建設上新臺階。
二、主要做法
一是加強領導，發揮工作隊主導作用。年初，市司法局成立了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局長黃秀強同志擔任組長，明確副局長周杰同志擔任工作隊隊長主抓該項工作，在局里挑選了兩名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同志擔任工作隊成員，為我局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保障。工作隊和村里4名村干部分包到村民小組，對主要工作明確到人。黃秀強局長先后6次深入**村進行調研和指導，與村兩委干部一起召開新農村建設專題會議，現場辦公。并召開村組干部座談會，局、村共同出謀劃策，協調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困難，幫村干部解除后顧之憂，樹立信心。同時充分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在外墻粉刷、地面硬化、環境整治、村辦公樓改造等方面取得了較好效果，使新農村建設各項工作迅速扎實推進。
二是加大宣傳，發揮群眾主體作用。新農村建設需要舉全體村民的力量，新農村建設的主戰場在農村，主體是農民，要號召村民自己動手，建設家園，如果沒有村民的積極性，那么各項工作將難以開展。因此，我們堅持把宣傳發動、調動村民參與建設的積極性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組織工作隊員和村干部深入各村民小組，利用村民大會、村干部會議等有利時機，靈活采取召開動員會議，發放宣傳單，外出參觀學習等形式，廣泛宣傳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意義、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不斷營造人人動手，戶戶整治，組組文明的新農村建設的良好氛圍，從而統一全村干部群眾的思想，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典型引路，發揮示范帶動作用。農民群眾的思想通了，但在“怎樣建”的問題上，其態度往往還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為了讓村民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照著學的榜樣，我局工作隊考慮到戶與戶之間的情況不同，指導村兩委先發展一批示范戶，通過示范引路順利推進整個工作，以篩選出來的農戶為突破點，進行了重點建設，比如我們協調市水利局、林業局等有關單位對村里的水產、畜牧、苗圃示范戶進行技術指導，組織他們觀看外地的成功經驗錄像片，發展成示范戶，以此來帶動全村農戶參與學習乃至主動落實各項建設任務。同時，我們還積極組織農民代表、村干部到鎮內和縣內的示范村參觀學習，一方面讓其切身感受示范村的巨大變化，一方面把示范戶建設的經驗做法一五一十地教給農民。
四是加大幫扶，推動新農村建設早出成效。為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市司法局黨組主動念好“服務經”。一方面，結合我們工作的職能，積極開展了“送法進村”及走進農家、走下田壩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一年來共發放宣傳資料500余份，展出宣傳圖片20幅，張貼宣傳標語25條，懸掛宣傳橫幅3條，向村文化活動中心贈送法律書籍100余冊，為村農民上法制課1次，全村受教育人數達1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從資金上予以支持，我們在局金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擠出資金2萬元對村辦公樓進行了改造，拿出1.5萬元為村委會購置了辦公桌椅。此外，還積極與市有關部門協調，爭取資金1萬元用于村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推動了**村新農村建設的發展步伐。
三、**村新農村建設存在的困難
經過一年的努力，**村的確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我們感到，該村目前的現狀與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和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一些突出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解決。
（一）村集體經濟薄弱。建設新農村，村集體經濟是基礎。**村基本上屬于農業村，由于受土地資源（山多耕地少）、土質結構（嚴重堿性土壤）的制約，村集體經濟較薄弱。據調查，該村每年的集體經濟收入僅為2.5萬余元。除一個磚窯廠和一個養殖場承包給個人外，幾乎談不上有村級集體經濟。沒有村級經濟，建設新農村就失去了一個重要支撐。
（二）基礎設施落后。由于集體經濟差、底子薄，村內公益事業幾乎沒有，盡管這幾年時有一些投入，但村內主干道至今仍有5公里沒有硬化，村委會辦公樓改造后，上級要求的黨員、治安、計劃生育、民兵等陣地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農村；財務會計；委托
農村財務會計委托針對農村財務管理，是一種促使農村財務規范化、保護農民權益的有效途徑。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既創新了農村雙層經濟體制，又促進了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意義巨大?，F如今，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在我國農村已成氣候，農村財務委托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通過剖析該項工作的細節，卻不難發現眾多問題?，F對之進行詳細論述：
一、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中的問題
1.缺乏規范性
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有著極強的不規范性，報賬不及時、操作不規范、財務管理不透明等嚴重的阻礙了財務會計委托工作的作用發揮。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計劃性收入、支出賬目開據不及時，報賬手續不齊全，報賬人員缺乏基本財務常識等。上述問題的存在導致農村財會出現錯收、錯支、票據不合理問題，、挪用公款等問題隨即產生。農村集體財產安全因此難有保障，農村集體財產收入對政府的財政補助有了強的依賴性，農村財務會計發展嚴重缺乏科學性。
2.財會隊伍缺乏穩定性
由于未能正確認識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很大一批農村干部將報賬人員視為“人皆能做”的工作，因而隨著村換屆選舉，不斷變更報賬人員，有的報賬人員根本不懂財務，更不了解前期財務工作，不但不能很好地為村組織管理好財務，反而報賬不及時、手續不合理、票據不規范嚴重影響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的開展。其次是報賬人員的權益和收益被不斷縮減，報賬人員的基本生活需求難以保障，工作熱情被挫傷，進而導致財會人員流失。即使村集體干部及時任用了新的財務人員，但這些人員并不一定了解具體的工作細節，很難快速適應崗位工作，而這無疑會影響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的順利開展。
3.監督管理工作被架空
農村財務管理工作一直存在監督管理架構問題，由于缺乏完善的財務監督管理制度，財政問題的發生難以被有效制約。具體來說包括如下三點問題：第一，委托工作難以對農村財務會計工作全權負責，中心的職能發揮存在一定制約，農村財務會計票據審計隨意性較強，規范性較差，真實性難以保障。第二，農村各級財務審計部門未進行科學編制，審計費用匱乏，即便發生財會管理問題也難以及時采取措施對之進行管理約束。第三，因為財務會計工作與個人的經濟效益息息相關，農村人民的思想意識普遍較差，財務班子人員聘用常常存在較為嚴重的“任人唯親”問題，由于財務領導班子的建立本就缺乏科學性，加之很多管理人員的素質根本難以契合崗位需要，以至于隨后的財務工作落實難以規范。
二、優化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的策略
1.規范財務流程
委托制度的發揮無法脫離持久的財務監督和指導。農村財務經營管理部門需要深入的研究財務工作目的，積極采取措施有效強化基層財務工作的監督指導力度。首先，完善財務流程，為財務管理人員落實財務工作提供可以參考的依據，努力促進財務工作科學化、標準化、規范化發展。其次，嚴格落實原始會計憑證入賬政策，注明與集體經濟、組織經濟財務相關的原始會計憑證，在獲得財務管理人員簽字的基礎上，交由中心審核記賬，盡可能的保證財會信息的準確和權威，以避免財會管理過程出現問題影響農村集體經濟。
2.充分發揮職能
加大財務會計委托工作中的核算、監督職能，嚴格要求中心深入核算、清理財務信息，嚴格落實相關的規章制度落實交接工作，避免財務手續不清、財務檔案不全、財務賬目核算不統一等等問題。由于農村財務會計具備一定的特殊性，會計委托中心在落實上述工作時，一定要充分的考慮農村財務會計的實際情況，要利用強化財務賬目監督工作實現自身的職能作用。此外，農村財務會計委托中心應有意識的深入的了解所轄村落中的財務狀況，在嚴格遵循相關財會制度的基礎上靈活地落實財會管理工作，避免農村集體經濟損失，為農村財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創造良好條件。
3.強化財會監督審計工作
雖然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得以落實，然而受制于客觀條件，農村集體仍然對集體資產保有一定的處理決策權利，尤其是領導階層在資金處理決策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農村領導階層的態度和行為會對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產生巨大影響，也因此，相關部門必須不斷強化農村領導階層的審計監督職責，確保農村領導能夠在財會管理工作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能夠貫徹財務公開制度保護村民的合法權益。
4.加強農村財務人員專業聘任管理
雖然村民委員會成員由村民選舉產生，但村級財務管理人員應具備一定專業素質，如果所選的村委會成員沒有相應專業技能，應建議村委會自行聘用專業人才來管理村級財務，能夠進行相應的票據整理和組織相關附件進行算賬、報賬，而且要對農村經會計中心提出財務要求有相應的執行和配合能力。村級并盡量保障其工作持續、穩定。建議鄉農村經濟管理部門對村級財務人員的專業技能進行考核和培訓。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經濟市場環境不斷變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農村財務會計運作的模式發生了變化，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因此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從宏觀角度看來，農村財務會計委托是現階段最適合農村財務會計發展的經濟形式，不僅控制了農村資金流向、管理了農村集體資金，更為農村的集體資產和資源提供了相應的保障。因此相關方需要予以重視。雖然現階段我國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存在問題，但是相信通過相關者們的不懈努力，農村財務會計委托工作一定能夠發揮出自身的作用，我國農村財務會計一定能夠有效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晉萍，胡燕玲. 農村會計委托制度下如何促進財務工作規范化[J]. 農業與技術，2013，02：176.
[關鍵詞]農用土地 承包經營權 穩定的承包制度
一、 目前我國土地制度的缺陷
1、農民土地產權殘缺、模糊。自建立后，農民土地所有權與產權得到了分離，農民擁有了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和收益權，但卻始終沒有處置權和交易權。這使得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決定耕作物的類型，獲取殘缺的產權收益。雖然現在我國法律和國家政策都主張延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期并以此來保護農民的土地收益，但實際上這種做法保護的只是一個殘缺的產權，農民仍無法獲得全部土地收益。況且，農民獲得的土地產權是國家賦予的，并非市場交易的產物或者說是農民與國家搏弈的產物，那么這就意味著國家對農民土地產權的侵蝕具有合理性，也使得集體對農民土地的侵蝕成為必然。
2、重公平，輕效益，土地經營效益很低。[1]我國現行土地制度成功的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的體現出公平的價值。但是，該制度也有不足：一是它忽視了農民的個體差異，即每個農民對土地的熱情和對土地的利用能力是不同的，一視同仁使得“種田好手”只能望著“撂荒戶”搖頭嘆息。二是它導致了一種細碎化經營，這種經營方式無法按照最優的方式配置土地，極大的阻礙了農業的規?；洜I和現代化進程。這直接使農業生產成本過高，農民蒙受著巨大的損失。
二、 建立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償轉讓制度
該制度是在保持農用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在農民享有長期承包土地權利前提下，通過賦予與農民交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完善農民土地產權，允許農民在承包期限內，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政策有償轉讓其土地使用權，實現土地優化配置，提高土地經營效率的一種制度安排。[2]
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償轉讓制度，已經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和黨的十六大報告肯定和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可依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逐步發展規模經濟”，其中方式有“轉讓、轉包、入股、互換”四種（第三十二條）。在我國的物權法草案的用益物權一章中也規定了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償流轉制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建立真正的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償流轉制度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選擇。
首先，它完善了農民土地產權，確立了農民的產權地位。如前所述，在原來的下的農民土地產權經常受國家所有權的侵蝕，農民難以獲得完善的產權收益。而這個新制度的建立使農民在承包期內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土地交易，農民在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和支配權之外又多了一個“轉讓權”，使農民土地產權更完善。其次，它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繼承了改革的成果，易于被接受，利于實施。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我國農民多年追求的結果，是對農村土地制度實行進一步改革的基礎?，F在有的學者提出希望通過立法，建立一個多元化的農村制度。[3]其主張劃出一部分農村土地歸農民所有，這樣可以突破集體所有制框架更好的實現土地流轉，并且使土地有了更明確的主體，農民也由土地的接受者成為土地的實際所有者。農民由此可以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和法律這只“有形的手”的引導下實現土地利益的最大化。同時，還可以以強勁的所有權來對抗政府侵蝕農民土地的行政力量。對此觀點，我不能茍同。讓農民享有一定土地的所有權，也即允許農民對土地享有一定程度的私有，雖然不必然就等價于私有化，但這與我國的現行政治制度還是相悖的，將會引發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強烈沖擊； 另外，在現階段，土地所承擔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功能程度相當高，再加上農民人口比重過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建立等各種因素的作用，任何企圖將土地私有化（或者相反，將土地收歸國有）的作法，都有將遭到農民的強烈抵抗，這種做法也很容易失敗，且失敗失之后代價高昂。
其次，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建立，還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F存土地制度是選擇公平而犧牲了效益，造成土地經營效益低下，使農業成一個比較利益很低的一個行業，使農民的收入始終徘徊在較低的水平，也使得農戶關心的只是短期經濟效益而非長期目標，并不把土地當作長期發生作用的高效益投資領域。他們只愿意進行一種低水平的土地投入，這樣必然使自身的經濟實力也維持在一個低水平，再加上信息的不對稱，他們極易陷入盲目經營的境地，進而又會加劇對短期收益追逐，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不能自拔。土地承經營權流轉制度通過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使土地向土地經營能力高的農民手里集中，解決了農民之間的個體差異問題，比如有商業經營能力的農民能專心從事工商業，有種田熱情和能力的農民能心滿意足的種好田，從而充分發揮土地的產權效益；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土地集中能夠實現規模經濟，有利于農業的現代化，也有利于降低農產品成本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
三、 穩定土地承包制是必要的前提條件
土地問題一直是農民最關心和最敏感的話題，不管農村土地制度有什么樣的多小的變動，哪怕只是提法上的改變，農民都會在瞬間做出反應。正因為此，土地制度的穩定與否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著很大的影響，進而也決定了農業經濟能否得到進一步發展。
從實踐上看，當前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是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它以最好的方式實現了集體經濟，并且通過充分發揮農民積極性使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家庭承包責任制是集體經濟的載體，動搖了它就動搖了集體經濟，你可以改變它的規模卻不能改變它的內在機制——激勵、約束乃至無需監督?？梢哉f家庭為主的農地承包責任制是穩定農村的基本經營體制的基石。
另外，建立和實行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償流轉制度是為了盡快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現代化和規模化，而這一切都有賴于農村生產條件的根本改善和生產力的提高。客觀上講，這也要求穩定的土地承包關系。若土地的承包關系經常變動，其導致的不良后果是顯而易見的。除去其將推翻家庭承包責任制這個飛躍性成果，阻礙整個農村生產力的提高之外，更直接的后果是會加劇農民對短期利益的追逐，只是關心短期經濟效益而非長期目標，并不把土地當作長期發生作用的高效益投資領域，使農業始終徘徊在一個比較利益偏低的領域。與此同時，會使農村的尋租行為更為嚴重。比如，基層干部用行政手段調整土地名義上是在解決一些人地矛盾，實際上這其中為許多鄉村干部提供了謀取私利的途徑。
因此，穩定的土地承包關系是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前提，是建立土地流轉機制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就可以讓農民進入長遠投資領域，加強農地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地的肥力，就可以使土地流轉機制產權清晰，管理規范，符合市場規律。并且，以此為契機，可以發展適度的規模經濟，解決農業比較利益偏低、農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深層次矛盾。穩定的承包制度使農民對土地有了穩定的預期，同時又不妨礙在各種條件成熟時啟用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和集中，無論土地今后有償轉讓給誰，土地如何增值，承包者對自己承包的土地均享有應得的收益。如今，在市場取向的推動下，廣大農民已自發地行動起來，在那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正以各種形式進行轉讓和轉包。在若干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根據形勢的發展，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保護農民的利益，許多地方把土承包期延長至50年，甚至70年。有些地方出臺了“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在延長土地承包期的同時，實行土地的有償使用，對集體收回的農轉非、棄耕撂荒的土地不再平均分配，一律實行招標發包。[5]“增人不增地”切斷了新增人口與土地之間的鏈條，這就勢必產生一股向外的推力，刺激一些農戶不再依戀有限的土地，而去開發非農資源或從事非農產業。為了在公平與效率、穩定與流動間建立一種均衡，不少地區還實行了“兩田制”，即把耕地分為“口糧田”和“責任田”或“承包田”。前者承擔社會保障功能，人人有份，后者劃方成片，引入效益原則進行適度競爭，由農民根據能力投標承包。“口糧田”只能負擔農業稅：“承包田”則實行有償使用，除向國家交農業稅、向集體交承包費外，還負擔政府的定購任務?！皟商镏啤钡膶嵤龠M了耕地所有權的流轉，促進了耕地和勞動力的合理組合配置，解除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的后顧之憂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中出現了諸如“承包方有穩定的（非農）收入的，經發包方同意，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給他人”等等關于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規定，物權法草案中也在第一三一、一三二等條文中做了敘述，這對于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建立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是，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中，農地經營權的流轉被人為的增加了成本，如第七條 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關系”，要經“政府部門批準”等等；物權法草案中就整個承包經營權只用了十二條，具體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更只有區區數語。這里面似乎透露出國家對建立農地承包經營權有償流轉制度有所保留，并不想真正的放開去搞。國家既想保證農民的承包權，避免他們輕易的失去它，又想改變小農經濟的狀況，發展產業化、規?；霓r業經濟——國家在這個制度的設計上的確面臨著兩難，保守還是放開？[6]看來目前國家是著重考慮國家利益，采取了保守的態度，也因此在立法上為該制度的全面的真正的建立設置了障礙，前文所述即是例證。再比如，物權法草案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中規定流轉的方式有“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四種，舍棄了“抵押”這種方式，原因是國家考慮到銀行對于農村的情況非常不熟悉，并且從未開展過這類業務，若在立法中加以規定勢必會給銀行帶來極大的風險，因而“抵押”沒有出現在法條中。 其實，任何一個制度的真正建立都有一個過程，一個從狹隘到開放，從稚嫩到成熟的過程。現在我國的農地承包經營權有償流轉制度已經在立法中有了自己的位置，盡管在細節上還有所欠缺，在配套制度上還不完善，但我相信它定會在穩定中走向成熟，我國終將建立起真正的農地承包經營權有償流轉制度。
注：
[1]白呈明，《走出農地所有權困境的現實選擇》，當代法學2002，9.
[2]王利明，《物權法專題研究》（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p714.
[3]解安，《關于我國農地制度多元化的構想》，甘肅社會科學，2003，3.
[4]石紀虎，《論農村土地物權立法的社會環境》，求索，2003，5.
[5]許經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研究》，金融出版社，2001 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