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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負擔;產業升級;高技術產業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出現明顯的下降，中國制造業原來所依靠的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在新形勢下亟需優化現有的產業結構，從而實現轉型升級。稅收政策對于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引導著資金、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與分布情況，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的變化來調控各產業的發展方向。稅收負擔的輕重不僅反映國家財政收入的多少，更與相關的產業政策相配合影響著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和方向。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逐漸減弱，產業升級已經迫在眉睫。通過相關稅收政策的有效引導，加快產業升級速度對于制造業以及整個工業的發展具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指導價值。
目前，對于稅收負擔如何影響產業升級較少有學者展開研究，因此對于這一問題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有些學者的研究認為稅收優惠和減免政策能夠通過提高企業的積極性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實現產業升級;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較低的稅收負擔讓企業停留在低附加值、依靠勞動和資源的大量投入的產業鏈的底端，應該提高稅收負擔從而實現優勝劣汰，最終達到產業的升級。正是針對這一理論的空缺，文章對于制造業的產業升級與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再通過實證模型來進行驗證，從而豐富相關的理論研究。
二、 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之間的理論機制
稅收政策作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方式，對于一個產業、行業或者微觀企業主體的l展方向產生指導作用，體現出國家對于相關產業發展的政策導向，引導著社會資源的流向和聚集。一個國家稅收政策直觀、定量的體現就是各經濟主體所承受稅收負擔的輕重，合理的稅收負擔不但會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使其更好的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稅收政策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當其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時，稅收政策也要做出及時和相應的調整，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向產業鏈條高附加值區域移動，從而實現產業升級，最終助推整個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
產業升級最終可以歸結為各生產要素在不同的產業或行業之間動態配置過程，那么稅收政策對于相關生產要素的引導作用就成為影響產業升級關鍵，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相關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從而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產生影響。我國從1949年建國以來就對稅收政策進行著不斷的完善，對于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在日漸改善。從供給的角度而言，稅收政策對于產業升級從要素供給側來發揮作用。從需求的角度而言，稅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政府支出的以其收入為基礎，當政府的收入充足時，其可以進行的投資范圍就有擴大的空間。而政府的投資和稅收負擔的過高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占私人的投資空間，從而引起微觀主體投資需求的降低，進而改變產業的結構。
基于上面關于產業升級與稅收負擔之間互動關系的理論分析，可以知道，稅收負擔的輕重對于一個國家產業升級水平和速度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運用相關的數據和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則從另一個角度來驗證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稅收政策的改進和加快產業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 高技術產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測度
建國以來，中國的稅收政策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變革，第一次是在全國范圍內將原來分散的稅收制度進行了統一。接下來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這次改革理順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再就是2012年率先在上海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這些稅收政策的變化無疑會對制造業稅收負擔產生影響，最終反映在制造業的發展趨勢上。將高技術行業的稅收負擔界定為小口徑的稅收負擔，即稅收總額與各行業工業總產值的比值。對與產業升級水平的界定則沿用大多學者的測算方法，即高技術產業的各行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根據《高技術產業（制造業）分類（2013）》中對于高技術產業（制造業）的界定，另外考慮到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只對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和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的相關數據進行了收集和分析。表1具體列示了1995年和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稅收負擔情況和在制造業中所占的比重，從表中的數據可以發現高技術產業的比重呈現上升的趨勢，而稅收負擔卻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四、 實證分析
1. 樣本選擇和數據說明。本文以1995年～2012年高技術產業的5個行業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高技術產業的總產值、稅收總額和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數據均來自2002年～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年鑒》，鑒于2012年各行業總產值數據存在缺失，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作為替代。一個行業的產業升級水平與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所在行業的競爭程度有很大的相關性，因此將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和非市場化程度作為控制變量，從而能夠更加準確的對行業稅收負擔和產業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其中非市場化程度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占高技術產業的比重進行測度。表2對總體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進行了列示。
為了檢驗行業稅收負擔對于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水平的影響，文章在用面板數據經常用到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借鑒了楊廣青等（2014）在研究宏觀稅負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時采用了分位數回歸模型。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Upgradingit=α0+α1tax-burdenit+α2unmarkit+α3rdit+εit（1）
Upgradingit（τ|tax-burden，et al）=βi+βτ1tax-burdenit+βτ2unmartit+βτ3rdit （2）
其中，Upgradingit代表產業升級水平，由各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tax-burden代表行業稅收負擔，以相對額來表示;unmark代表行業競爭程度，反映了市場力量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力;rd代表了行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部分，反映了行業對于研發的重視程度;εit為干擾項;Upgrading（τ|tax-burden，et al）代表因量的條件τ分位數。i代表不同的行業;t代表不同的年份。
2. 實證結果與分析。在對于回歸模型選擇時，Hausman檢驗的結果支持固定效應模型，從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均反映了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再就是所在行業的非市場化程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是正向的，也就是說國有或者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所占的份額越大越能推動制造業的產業升級，這與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以及國有企業在投融資方面的優勢等存在很大的關系，進而延伸到政府和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應該扮演著何種角色的問題。最后，行業的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在固定效應模型中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不顯著，在隨機效應模型中也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這與我們通常認為的有所差異，當涉及到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時，大多會提及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或者知識密集型產業轉移，而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一般具有較高的研發費用的支出，出現這種回歸結果是由于樣本選擇行業均是高技術產業，因此它們在研發費用的投入方面已經經過了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這些行業的產業升級不存在明顯的推動作用。
通過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我們檢驗了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面板分位數回歸則進一步的對于產業升級水平的不同分位點進行了檢驗，這對于分析現階段我國工業發展中的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下何種因素起到主要作用具有重要價值。對于0.2分位點處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產業升級水平較低時，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和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仍然存在負相關關系但不明顯;再看當位于0.6分位點處時，行業稅收負擔與產業升級的負相關關系開始在10%的水平上顯著，隨著分位點的增加，稅收負擔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在不斷增大;研發費用的支出對于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則恰好相反，隨著分位點的增加，其對于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在不斷降低。這同上面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中，研發費用支出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的結果是一致的，兩者相互之間得到了印證。國有企業在行業中所占比重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著重要的正面影響，這在不同的分位點上均有所體現，這也反映出我國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
通過對于三個模型回歸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行業稅收負擔對于產業升級存在負面的影響，隨著產業升級水平的上升影響力在增大;國有企業在其所在行業中所占的比重對于產業升級有著顯著的正效應;最后研發費用支出對于產業升級存在推動作用，其隨著產業升級水平的上升而降低。
五、 相關政策建議
本文以1995年～2012年的高技術產業相關行業的數據為樣本，對于行業的產業升級水平和稅收負擔進行了測算，并建立了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以及分位數回歸模型對產業升級和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驗證。因此結合實證研究的結果和現階段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狀況，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應該繼續推行增值稅改革。我國從2009年開始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將原有的增值稅進項抵扣的范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擴大，起到了降低企業增值稅負擔的作用，但是距離完全意義上的消費型增值稅仍然有一定的距離。2012年開始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進一步擴大了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主要是針對服務業進行的減稅政策。從整個產業鏈條上而言，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稅收負擔的降低，也有利于制造業稅收負擔的降低，只是存在著間接性和局限性。當前我國制造業正處于轉型和升級的關鍵階段，應當針對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實行不同的增值稅征收政策。目前我國稅制結構呈現出以間接稅為主，特別是增值稅所占比重較大的稅收結構，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將有利于稅收結構的優化，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從而推動中國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或者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創造”。
（2）對于高技術產業試行準備金制度。對于高技術產業而言，其研發活動存在著高風險性，投資的收益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對于這一類型的行業或者特定項目可以嘗試設置準備金并可以在稅前扣除，這一準備金制度在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早就開始實行。這一舉措既可以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又可以有效的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特別是在創業期或者新產品開發階段，從而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優化現行的產業結構，實現制造業產業升級。
（3）針對各行業產業升級水平的差異采取不同的調控政策。鑒于面板數據的分位數回歸結果，不同的行業處于不同的產業升級水平上，會有不同的因素對于產業升級的速度產生影響。因此政府或者行業協會等在采取政策措施時要將各種刺激措施綜合運用，針對處于產業升級水平相對較低的行業加大研發費用的投入;而對于產業升級水平較高的行業則從稅收優惠方面進行有效的刺激，從而對不同的產業升級階段發揮不同的作用，形成相互輔助，相互結合的政策網絡。
參考文獻：
[1] 林S，李大明，邱世峰.宏^稅負的國際比較：1994-2007年――基于OECD的概念界定[J].學習與實踐，2009，（1）：29-33.
[2] 鐘鳴明.我國當前的宏觀稅負水平評析[J].稅務研究，2007，（12）：29-33.
[3] 郭慶旺，呂冰洋.中國稅收負擔的綜合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0，（12）：5-10.
[4] 趙志耘，楊朝峰.經濟增長與稅收負擔、稅制結構關系的脈沖響應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0，（1）：3-9.
[5] 張倫俊，李淑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行業稅負研究[J].統計研究，2012，（2）：66-72。.
[6] Teresa Shuk-Ching Poon， Beyo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of further upgrading of Taiwa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2004，1（1）：130-144.
[7] 劉志彪.產業升級的發展效應及其動因分析.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2000，（3）：3-10.
[8] Jacqueline Haverals， IAS/IFRS in Belgium-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tax burden of compan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7：69-89.
[關鍵詞]稅收 GDP 協整誤差模型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稅收是政府取得公共收入最有效、最主要的形式。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收收入，稅收收入又來源于經濟發展，只有當稅收收入與經濟實現協調增長，才能說明稅收收入取得的巨大發展是合理的。為探究玉溪地區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文章采用協整誤差模型，對1994年至2009年玉溪市經濟綜合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由于分析對象，稅收和GDP都屬于時間序列數據，存在數據非平穩現象，如果實證只停留在線性回歸階段，則無法避免“虛假回歸”導致的短期均衡狀況，為了更深層次探究這二者之間長期的均衡關系，下文將對1994-2009年玉溪市稅收（TAX）與GDP做協整分析，并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一、單位根檢驗
首先，對二者數據分別取自然對數，降低數據的波動程度，使得他們呈現更好的性質。得到序列ln（TAX）和ln（GDP）。再分別對原始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兩組序列的平穩差分模型，結果如下：
Lntax的ADF檢驗
Lngdp的ADF檢驗
Lntax的ADF檢驗結果中，二階差分模型t統計量（-3.658）大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拒絕零假設，此時差分序列平穩，帶有截距項、時間趨勢、和一階滯后項。說明序列lntax二階單整。
Lngdp的ADF檢驗結果中，二階差分模型t統計量（-5.959）大于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拒絕零假設，此時差分序列平穩，帶有截距項、時間趨勢、和一階滯后項。說明序列lntax同樣二階單整。
二、協整檢驗
經濟理論指出，某些經濟變量之間確實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即使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只要能在它們中找到能夠降階和穩定的線性模型（可能不唯一），就說明二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亦可以說這兩組序列是協整的，并且兩個序列的單整階數必須相同才能構建協整關系。
由上ADF單位根檢驗后，發現lntax與lngdp兩組序列均為二階單整，此時滿足協整前提條件，這時可對二者進行協整回歸，并檢驗其合理性。
協整回歸模型：LNTAX■=α■+α■LNGDP■+μ■
Lntax與lngdp的協整模型
上述回歸結果lngdp的t統計量顯著，截距項t統計量基本通過10%的顯著水平，擬合優度較高。
對模型殘差做ADF檢驗，模型僅有一階滯后項，無截距，無時間趨勢。結果顯示t統計量為-2.18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此處不存在單位根，殘差序列平穩。證明lntax與lngdp構建的協整模型為0階單整，它們之間是（2,2）階協整關系。
三、誤差修正模型
Granger表述定理認為，如果兩組時間序列數據是協整的，則它們間的短期非均衡關系總能由一個誤差修正模型表述。將二者間的長期均衡關系構成誤差修正項，并作為解釋變量之一，連同其他反應短期波動的解釋變量一起，建立短期模型，即誤差修正模型。
首先，對協整模型的殘差做序列相關檢驗，以確定差分滯后項的滯后階數。LM統計量為9.641，F統計量為9.097，變量顯著，殘差存在二階自相關，以殘差的滯后二階變量作為誤差修正項；lntax與lngdp同為二階單整序列，差分形式亦為二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TAX■=β■ΔLNTAX■+β■Δ■LNGDP■+β■ΔLNGDP■+λECM■+μ■
Δ■LNTAX■=－1.03ΔLNTAX■+0.57Δ■LNGDP■+0.83ΔLNGDP■－0.422ECM■
t =（-3.57） （1.79） （2.49） （-1.61）
=0.71 D.W=1.81
從模型回歸結果來看，各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基本通過顯著性10%的檢驗。各項指標均在合理范圍內，整體效果較好。誤差修正模型將稅收與GDP之間的關系分為長期和短期均衡兩部分。
協整回歸模型提供了長期均衡部分，LNGDP的回歸系數為0.689（t=7.169），即稅收對GDP的長期彈性，表示稅收隨GDP變化的長期趨勢，GDP每增長1%，稅收相應增加0.68%。
誤差修正模型中，Δ2LNGDP的系數為0.57（t=1.79），即稅收對GDP的短期彈性，表示平均水平下，稅收對GDP變化的敏感程度，GDP每增長1%，稅收相應增加0.57%。
誤差修正項ecm的參數大小為-0.422，這一值反應了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422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負號表示負向調整糾偏機制，即當期短期波動高于長期，下一期值就會降低，當短期低于長期，下一期值就會升高，如此短期波動將時刻與長期趨勢保持一致，不會偏離均衡狀態。
結論：
首先，模型的結論基本符合經濟規律，玉溪市稅收與GDP呈正向因果關系，總產值的增長對稅收貢獻較大，每單位基本在0.5～0.6之間，這樣大比重的影響力與玉溪地區的產業結構緊密相關。玉溪市的稅收來源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煙草業，故而煙草業產值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當地稅收。
其次，實證還發現，除了GDP外，其余理論上影響稅收的經濟因素皆沒有突出表現。經濟理論指出，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分別為投資、消費、出口。由于云南地區整個經濟發展較全國水平落后，產業結構簡單，消費水平低下，其主要經濟增長依靠投資，但從實際分析來看，玉溪地區投資對稅收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這和樣本區域小，統計口徑出入有關，小范圍的數據難以達到理論上大樣本呈現出規律。本文的實證分析結論僅適用于玉溪地區，代表性不強。
最后，影響玉溪市稅收的主要經濟因素是地區總產值，這個結果從兩方面提示我們，第一，玉溪市的經濟結構過于單一，一種產業獨大的格局不利于地區全面經濟發展。在保證支柱產業貢獻的前提下，適當發展其他產業，以構建多樣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第二，內需不足，有效投資不足。從回歸分析中看到，雖然玉溪市的固定資產投資逐年上升，卻未能對稅收做出有效貢獻，這就牽扯到投資有效性問題。包括投資的方向，渠道和方式等等。
參考文獻:
[1]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 高鐵梅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5
關鍵詞：丹東地區；財政收入；小城鎮；職能類型
中圖分類號：F810.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7-0026-03
引言
在研究小城鎮的類型、特點的工作中，比較多的是利用人口、產值等社會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如小城鎮規模用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數量進行分類；縣城以下小城鎮的經濟職能可以劃分為如下基本類型：交通樞紐型、工業型、旅游型、商貿型、集貿型等[1]。但是在目前的統計資料中很難進行細化。另外，我們在丹東地區的小城鎮研究中，發展目前在鄉鎮一級的統計資料中，往往工業和農業產值等數據上下級口徑不統一，但是在財政稅收方面相對統一。我們試圖利用財政收入的一些數據去進行小城鎮的經濟職能類型分析。比如，增值稅是對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就其實現的增值額征收的一個稅種，中國稅收收入主要來源于第二產業，在第二產業的各項稅收收入中，又以工業增值稅收入和企業所得稅為主[2]，并且，這兩項稅收主要依據以價格和利潤多少來征收。可見，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與工業經濟關系度極高，從某種意義上講它體現了一個地方企業的生產能力；營業稅是在企業征稅中除增值稅征收范圍以外的主要稅種，其中服務業最為廣泛，包括旅店業、飲食業、旅游業、其他服務業等等，它主要體現一個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的程度。而資源稅從1994年中國開始以量計稅，征收范圍擴大到所有礦種的所有礦山，目前資源稅依然采取從量定額征收的辦法。以煤炭行業為例，原煤每噸征收資源稅2元～5元，焦煤8元，綜合起來平均每噸3.5元。資源稅征收不足每噸煤銷售價格的1%[3]。但是，它間接反映礦業產值。本文通過對2008年丹東地區小城鎮的總人口、非農業戶口、一般預算收入、增值稅、營業稅、資源稅等要素進行分析研究。去分析不同類型的規模和結構。
一、區域特征
丹東地區位于遼東半島東北部，東南隔鴨綠江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相望，南臨黃海，西與大連市、鞍山市相接，北與遼陽市、本溪市交界，東北隔渾江與吉林省集安市相望，丹東地區東西最大橫距196公里，南北最大縱距160公里，總面積15 222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834平方公里，丹東大陸海岸線長120公里。丹東地區是遼東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屬長白山脈向西南延伸的支脈或余脈。地勢由東北向西南逐漸降低。按高度和地形特征，可劃分為北部中低山區、南部丘陵區、南緣沿海平原區三類規模較大的地貌單元。其中以山地和丘陵為主，主要分布在中北部的鳳城和寬甸地區，占70%左右；階地、盆地、臺地、沿海平原占30%左右，沿海平原分布在南部的東港地區。
丹東市轄二市（東港、鳳城）、一縣（寬甸）、三區（元寶、振興、振安），61個建制鎮，4個縣級市的城關鎮的管理區、5個民族鄉，2個辦事處，其中，元寶區1個鎮；振興區2個鎮；振安區5個鎮，2個辦事處；東港市19個鄉鎮；鳳城市21個鄉鎮；寬甸縣22個鄉鎮；總計72個鄉鎮單位。
二、丹東地區小城鎮的經濟職能類型
關于小城鎮經濟職能的劃分，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尺度，我們這里根據財政數據統計，一是根據某一指標所占總體指標的多少，二是同類指標在區域鄉鎮中的位序或比重，由于數據較多，我們取前不同類型的前十位進行說明。
1.工業型鄉鎮
工業型鄉鎮的主要指標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總和占一般預算收入的比例最大和稅收額在300萬元以上的兩項指標來確定，共有31個鄉鎮，主要的工業型鄉鎮（見表1）。
2.礦業型城鎮
礦業型鄉鎮的主要指標是資源稅在所有稅收類別的位序在前兩位，而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也有資源稅的影子效應，資源稅額至少在100萬元以上，且占一般預算收入的比例至少占15%來確定；共有個19個鄉鎮，這類城鎮應以采掘和原料粗加工為主（見表2）。
3.工礦型鄉鎮
工礦型鄉鎮的主要指標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及資源稅占各種稅收的50%以上，在表1和表2中工業和礦業都具備的類型，共有12個鄉鎮。
4.商貿型鄉鎮
商貿型鄉鎮的主要指標是營業稅在所有稅收類別的位序在前兩位，以及營業稅額在200萬元以上，一般預算收入在1 000萬元以上。共有個19個鄉鎮，這類小城鎮大多是商品集散地和集市貿易區，是區域性中心小城鎮。
5.工貿型（綜合型）鄉鎮
各種稅收較多，在各個鄉鎮系列中居前列，只有資源稅較少；共有11個鄉鎮，主要是東港市（大東街道）、鳳城市、寬甸（鎮）縣城。
6.其他類型的鄉鎮
由于農業稅的減免，也造成農業經濟數據的缺失。雖然也有農業方面的統計，但是，由于一般農業的附加值較低，對農民純收入的增加較少。所以，根據各個鄉鎮的統計，其工業產值都大于農業，沒有農業型鄉鎮顯然不符合實際的；而旅游業稅收含在營業稅中，加上有些服務性營業稅收是死稅，難以體現旅游業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把上述五種類型以外的都列為其他類型，本類型主要指旅游和療養型、農業型鄉鎮，共22個，有青山溝、湯山城、藍旗、長安、楊木川、下露河、八河川、黑溝等鄉鎮。
三、以財政特征進行經濟職能分類問題的探討
1.財政統計數據口徑問題
小城鎮按照職能及發展的經濟動力模式，可以把小城鎮主要分為五類：綜合型小城鎮、旅游型小城鎮、礦產資源型小城鎮、交通樞紐型小城鎮、農業特征型小城鎮。由于稅收業務的要求，一些稅收不能體現經濟特征，如資源稅的七個稅目雖然覆蓋了大部分已知的礦產資源，但仍有許多自然資源未包括在內，如水資源、黃金、地熱資源、森林資源等；又如，資源是從量計稅，由于不同礦產資源之間價格的差別，僅從資源稅還不能體現其產值、從業人口等信息；又如旅游型、交通樞紐型、農業特征型鄉鎮很難用專項稅收來體現，有些稅收往往包含在增值稅或營業稅中，很難分離開來。另外，稅收的按級分解和比例留成方式的不同，也影響到經濟本質的體現。
2.各級城鎮發展不夠協調
目前，丹東地區城鎮化水平從指標上看比較高，但城鎮化的質量和城鎮經濟發際上仍較低，使得城鎮化指標與實際城鎮發展水平相背離，造成城鎮化的虛高。地區城鎮體系等級規模結構不盡合理，整個城鎮的層次不完整，小城鎮為數眾多，但是規模較小。
與全國發達地區比較，財政收入差距較大。據江蘇省財政廳最新統計，2008年全省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超億元鄉鎮（含轄村街道辦、開發區）達到245個，比2007年增加47個，已占全省鄉鎮總數的1/5。而丹東地區的鄉鎮一般預算收入才達到8.01億元，超過1億元的只有一個，為1.18億元的大東鎮，差距極大；區域內一般預算收入最高與最低相差143倍。
研究結果表明，在丹東地區鄉鎮稅收總額中，按大小分別為增值稅（15 615萬元）、營業稅（14 124萬元）、資源稅（6 210萬元）、企業所得稅（3 939萬元）、個人所得稅（2 540萬元）。而經濟發展較快的小城鎮主要是一般工貿型和工礦型鄉鎮為主。
3.稅收數據問題
稅收數據問題是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們發現在某些鄉鎮，搞所謂的“吸稅”、“引稅”活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以招商引資的名義，下達“買稅”任務。“買稅”主要涉及建筑安裝業、貨物運輸業等營業稅行業，也有像商貿等部分增值稅行業。由于近兩年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農業特產稅，一些鄉鎮財政收入來源逐漸枯竭，買稅的鄉鎮往往采取返還的方式來吸引稅源，有的以“技術改造”、“創新鼓勵”等名目返還，有的能給賣方20％～30％的優惠。從買稅的鄉鎮看，往往是鄉鎮經濟不夠發達。另外，不排除偷稅漏稅和無稅源憑空虛增財政收入現象。雖然財政數據并不能全面反映經濟實際狀況。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一般鄉鎮的預算收入以及內部稅收留成數量還是大體上能夠體現小城鎮經濟發展水平的。
參考文獻：
[1]崔功豪，魏清泉，陳宗興.區域分析與規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73.
[2]王韜，蕭艷汾.增值稅收入增長與工業經濟增長關系淺析[J].稅務研究，2009，(10).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關鍵詞：電力施工總承包 稅務籌劃 財務
一、電力施工總承包企業稅務籌劃的意義及原則
稅務籌劃是納稅義務人在國家政策的許可下，按照稅收法律法規的立法導向，通過對籌資、經營、投資等活動進行合理的事前籌劃和安排，取得“節稅”效益，最終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由于當前電力施工企業的利潤率一般都不高。對于這些企業降低稅負、控制成本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稅務籌劃必須遵循以下原則：首先，稅務籌劃不能違背法律規定，尤其是稅法規定；其次，稅收籌劃涉及企業管理、生產經營的全過程，必須是事前謀劃；最后，企業進行稅務籌劃的目的減小稅負、降低稅務風險。
二、電力工程施工總承包中的稅務問題及應對方法
（一）增值稅的稅務籌劃問題及應對措施
企業在經營電力工程總承包業務時，項目總承包合同一般包括設計、基建和設備的采購和安裝，所以經常會遇到混合銷售的情況。然而，隨著近些年來增值稅的不斷改革，逐步實現了稅收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比較明顯的反映就是在增值稅的征收過程中允許對企業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進行抵扣。總承包范圍內的設備部分業主都需要總承包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由于電力施工的總承包方一般不是設備的生產企業，如果不進行合理的稅收籌劃，一方面可能增加企業的稅負，另一方面可能加大電力工程總承包方的稅務風險。在稅制改革以前，總承包方采用的方法是在簽訂的合同中，添加部分條款，進行文件支持。使工程的總承包和混合銷售行為得到明確的區分。稅制改革以后，要解決這一問題，電力工程的總承包方要按照商貿企業在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登記和增值稅申報工作，必須要處理好設備的銷售和安裝的關系，根據所承包的電力工程的具體情況采用如下措施。
1、成立專門的子公司
電力工程的總承包方可以成立專門的子公司，用以經營總承包業務中的設備采購。因為產生混銷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處理好銷售和安裝之間的關系。成立子公司以后，設備的銷售和安裝就可以由兩個不同的公司來具體執行，這就使得被認定混合銷售行為的可能性被基本消除了。
2、由設備生產商直接給客戶開具發票
通過同發包方協商，在電力工程的設備采購過程中由設備的生產商給客戶直接開具發票，這樣設備部分金額就不會一并計入總承包商的合同收入。總承包商與發包方實際只簽訂EC合同，而電力設備采購合同交由發包方與設備廠家直接簽訂。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混合銷售的認定問題，總包方只需要負責采購業務的實際管理承擔采購風險。
（二）營業稅的稅務籌劃問題及應對措施
營業稅是電力總承包企業納稅額最大的稅種，營業稅與附加稅一起，能占到 4%左右的比例，因此，營業稅的納稅額會對于整個工程的核算產生重要的影響。一般認為，由于營業稅與收入關系十分緊密，基本沒有籌劃空間。但是仔細分析后我們發現在營業稅方面是存在一些可以利用籌劃手段的。
（1）由于在簽訂合同時已經把設備部分的產值分離出去。設備產值已經不構成施工產值的。那么這一設備產值就不必進行納稅。
（2）因為營業稅按照各稅目不同，其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也不盡相同，在簽定工程總承包合同時根據稅目不同進行項目細分，把以扣除實際發生的相應費用后的凈值計算納稅的項目單獨羅列出來，單獨確認收入并計算交納稅金。
（3）總承包方將建筑工程分包給其他單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其支付給其他單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額為營業額。由于新的營業稅暫行條例規定，對于納稅人提供的建筑業勞務應當向應稅勞務發生地的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不在由總包方實行代扣代繳，在實際操作中，根據簽定的建筑合同，由企業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出據外管證，總包方和分包方憑此和合同在工程所在地稅務機關申報納稅，達到差額納稅的目的，降低總包方的稅負，采用這一方式一個較大的施工項目，節約稅款十分可觀。
三、電力施工總包方的賬務處理
（一）建立新賬
新項目開工都要建立新賬，其中的關鍵是做好會計科目的設置。如果部門較多或項目較多的情況下，應采用輔助計算的方式。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總包方的財務核算可以采用公司本部的集中管理模式和項目的分公司單獨管理模式。
（二）會計科目設置及核算
電力施工總包與生產企業不同，在成本核算和收入確認上與銷售企業也有很大區別。考慮到其特殊性，在會計項目設置上主要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工程施工科目；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工程結算；主營業務收入。然后再根據企業的管理需要設立科目明細。
四、結束語
近年來總承包模式已經成為電力施工中的主要承包模式，但對于總承包企業來說，尤其對于設備采購占比例較大的企業，既不屬于生產企業，也不能完全按建筑業予以界定，因此，按照哪一條款納稅，既存在一定依據，也存在稅收風險，對企業的稅負產生影響較大。作為電力施工的總包方如何適應我國的稅制改革，就成為當前的一個比較緊迫的問題，本文對總包方的稅務及賬務處理問題進行了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分析不夠深入，僅供參考。
參考文獻：
[1]張立新，范卿澤，郭秀榮.工程施工中分包商的合同管理研究[N].重慶建筑大學學報；2003年04期
[2]北京瑾瑞律師事務所；王惠萍，成鵬.工程總承包稅務籌劃問題淺析[N]；中華建筑報；2011年
一、實現工業強縣目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工業的現狀和特點
1、工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加大，縣域經濟質量提高。2002年縣工業在三次產業中比重為18.0，較之2000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工業的發展促進和帶動了一、三產業的發展。一是推動了城鎮的擴容提質。2002年全縣26個鄉鎮工業投資4456萬元，包括在集鎮興建工業廠房和農民進城建房辦廠在內，年內新增城區面積1平方公里，新增城鎮人口0.66萬人，人口城鎮化水平達14.1，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三是帶動了勞動力就業和農民增收。2002年全縣工業企業從業人數為18524人，個體工業戶從業人數8581人，合計27105人，占在縣內從業的勞動力總數的7.5。2002年全縣農民人均現金收入1672元，其中從工業企業得到的勞動報酬和家庭工業經營收入達352元，占現金收入的4.8。
2、工業經濟總量加大，增長速度加快。2002年全縣工業企業發展到2789個，完成總產值9.89億元，同比增長10.0。其中規模工業實現產值1.76萬元，完成銷售產值1.78萬元，產銷率為100.6。規模工業占全社會工業的比重為17.8，同比提高7.1個百分點。2002年全縣工業增加值2.78億元，增加值率為28.3，同比提高0.3個百分點。水泥、機制紙、化肥、煤炭、硫鐵礦、磚、復烤煙葉、電石、水電供應量等幾大支柱工業產品產量均有所提高。
3、工業企業稅收比重增大。2002年全縣全部稅收為10168萬元，同比增長16.4。其中工業稅收3165萬元，同比增長38.0。工業稅收占全部稅收的比重為31.1，同比增長4.8。全縣13家規模工業實現稅收增長684萬元，增長61.6。4、國有企業改制步伐加快。今年以來，縣國有企業改制步伐明顯加快，后山鐵廠、水泥廠、絲綢公司、后山茶廠、食品公司等重點國有企業先后改制，“三個百分之百”全面實現，企業存量資產處置取得明顯效果。到今年10底止，全縣48戶國有企業改制已完成60％，安置職工人數已達到4409人，完成60％以上。
總的來說，工業從量的增長方面來看尚可，但從質的提高方面來看尚存較大差距。還處在剛剛走出發展低谷和以量為主的初步發展階段，僅是低水平的增長，我縣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2.9個百分點。
（二）制約工業發展的幾大癥結
1、體制不活。
2001年我縣以產權制度改革為重點的工業企業改制開始啟動，但兩年來沒有邁出實質性步伐。我縣原有縣屬國有、集體工業企業177家，截止2002年或承包經營，沒有觸及產權制度這個核心，同時數量更大的鄉鎮企業改制改革剛剛起步。企業改制還應向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方向發展。產權制度滯后，抑制了企業競爭活力，影響了企業的結構調整，約束了企業的機制轉換。2003年以來，由于加大了力度，國有企業改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今年已成功轉制22戶，尚有23戶正在改制中，改制后的企業由于民營資本進入，充分顯示出了體制活力。
2、資金不足。
調查表明：企業的最大困難是缺資金。資金的短缺，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我縣通過招商引資，盤活存量資產，爭取信貸支持解決了部分資金，兩年來僅招商引資這一塊就引進縣外資金1.07億多元，但是整個工業企業資金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主要原因一是信貸支持不夠，銀行投資去向主要是農業貸款和商業貸款，2002年末工業貸款額為1372萬元，僅占整個貸款總量的1.82。二是本地民營資本投入少，企業直接融資能力差。民間資金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儲蓄、教育、建房，每年全縣民營資本對工業的投入不到5900萬，計算到每個人，尚不足全年人均總支出的2。
3、環境不優。
的發展環境通過治理整頓，雖已出現明顯好轉，但從企業本身的角度來看，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對政府優化環境的政策不了解，內容不熟悉，或是擔心落實不了，缺乏信心，沒有抓住機遇加快自身發展。二是對違規行為缺乏抵制力。調查表明，對違規行為表示拒不接受的占37，表示勉強接受的卻占63。
4、產品不“強”。
近年來，我們一是抓企業技改，擴大了產品產量，提高了產品質量。二是抓產品結構調整，優化了產品結構。三是抓產品的扶優扶強，形成了一批名優產品。但是的工業產品還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引起消費者的關注。主要表現有：一是產品結構比較單一，品種不多，涉及行業也不多，以礦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居多。二是產品不豐富，礦產品是的主導產業，但礦產品的加工率只有20左右。三是名、優、特、新產品少，沒有形成自己的區域優勢和強勢產品。對工業原料的加工大都停留在粗加工上，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低；產品更新換代周期長，能力弱；產品出口少，在省外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的知名度不高。
（三）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實施工業強縣戰略
今后20年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并保持這種較高的發展速度，以傳統的、常規的經濟發展思路和舉措是不可能的，根本思路在于創新觀念、突出工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工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突破口，發展工業是解決縣域經濟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主題。從工農業質量效益比較來看，發展工業有五大優勢：一是比較效益高；二是稅收高。據統計分析，每百元凈產值提供的財政收入，工業是農業的22倍；三是可帶動農業的發展，通過工業反哺農業，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也在工業；四是能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五是有利于農民增收。從我縣經濟發展現狀來看，縣是山區農業縣，工業先天資源雖然較好，但制約因素很大，工業實力薄弱成為導致全縣民窮財弱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今后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切實增強“工業強縣”意識，用工業化的思維謀劃縣域經濟的發展，始終突出工業的主導地位，堅持縣內各種資金向工業傾斜，各方面工作和各項服務向工業集中，各項優惠政策向工業聚焦，干部力量和各種人力資源重點向工業擺布，使工業經濟真正成為支撐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柱。
（四）縣工業經濟面臨的機遇和優勢
一是西部大開發進程加快的機遇。國家進一步加快西部大開發步伐，納敘鐵路、古敘礦區開發、瀘州火電、西部化工城等一批國家、省、市重點工程建設已經或即將動工興建，特別是古敘礦區煤炭資源的開發和納敘鐵路的動工修建，將對我縣經濟起到巨大的拉動作用。二是我縣具有加速工業經濟發展的區位、交通比較優勢。縣縣城作為西部出海大通道的四川南大門，是川滇黔結合部的綜合交通樞紐。大納公路橫貫縣境，具有得天獨厚的便利交通條件。三是具有資源富集優勢。縣礦產資源豐富，已探明煤炭儲量16.9億噸，硫鐵礦儲量15億噸，水能可開發量8萬千瓦，水力資源可利用達21億多立方米，理論總儲萬千瓦。此外農副產品加工優勢較為突出，擁有195萬畝林竹資源，是全國的烤煙生產基地縣和養牛基地縣，也是全國200個煤炭生產基地縣之一。
二、實施工業強縣的具體措施
到2007年全縣要實現建成3－5戶產值超億元、利稅上千萬元的大企業，工業總產值達19.78億元，工業增加值達到5.56億元，平均年增長15％的目標，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觀念，加快整合“大工業”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急劇加快，迫切要求我們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按照“大工業”思路，正確把握和處理好兩種關系，最大限度地發揮縣工業經濟優勢，充分發揮地處古敘礦區前沿的優勢，依托豐富的礦產、林竹和農副產品等優勢資源，發展好特色主導產業，把資源優勢盡快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進一步夯實工業強縣的基礎。一是要正確對待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的發展關系。要沖破思想禁錮，把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等不同性質的企業全部納入“工業強縣”的大旗之下，努力促成各級各類企業在信息上互享、市場上互幫、管理上互學、發展上互比的新格局。二是要加速工業、農業、商業之間的相互滲透。圍繞社會化生產、組織化銷售的發展趨勢，進一步強化工業、農業、商業的協調互動關系，加速農業向工業靠攏，加快工業向農業滲透，推動國民經濟良性發展。（二）擴張總量，狠抓工業投入
采取多種形式，引導企業、社會、金融單位多元化加大工業投入，擴張企業規模，擴充經濟總量，關鍵是要創新思路，拓寬發展縣域工業的投融資渠道。一是借助外力。精心包裝項目，盡可能多的爭取國家對貧困地區的政策性投資。依靠優勢項目、優良環境、優質服務，全方位推進招商引資工作。二是啟動民力。要努力激活民間資本，培植多元工業主體。據調查，縣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8.63億元，加上各種形式的社會閑散資金，可用來發展工業的民間資本總量較大，啟動民間資本的關鍵是給它們提供商機，同時，要舍得把好的企業、項目、場所拿出來，使投資者有錢可賺，有利可圖。三是激發活力。要用改革的辦法整合企業有用資產，盤活資產存量，推進機制、管理和技術創新，增強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建立投資擔保公司、投資開發公司、租賃公司等投融資體系，充分發揮政府職能作用，深入推進信用工程建設，加強企業經營者誠信教育，協調改善銀企關系，爭取更多的金融投入。
（三）發揮優勢，做大做強工業經濟
對優勢骨干企業、重點項目，在領導精力、資金投入、政策支持上實行“三集中”。
一是堅持效益優先，強化企業管理。要引導企業全面加強基礎管理，努力實現管理理念、方法、手段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加大對優勢企業、名牌產品的推介力度，切實加強營銷隊伍建設，大膽探索新的營銷方式，不斷提高企業運行質量和整體效益。二是加快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建立人才服務中介機構，為企業大力培養引進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和中高級技術人才；加大投入，重點扶持對我縣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技術創新項目，抓好企業技術改造以及國家、省級技術創新項目的實施。三是突出重點，抓好煤炭采掘業，火電、水泥、造紙、化工和農副產品加工等重點項目的實施，做大做強工業經濟。
（四）創新機制，走縣域工業民營化之路
按照縣域經濟民營化的政策取向，大刀闊斧地推進國有集體企業改革，優化股權結構，增強企業活力。力爭經過3到5年努力，全縣民營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0％以上。一是繼續深化企業改革，加快國有股的退出步伐，把一批縣域工業真正改造成為100％的民營工業。二是建立全縣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扶持有市場、有效益的中小企業發展，特別是積極扶持一批優勢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三是幫助民營工業企業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打破家庭式管理模式，實現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降低企業運行成本。四是強化“五放”措施，即：“思想上放膽，政策上放開，經營上放活，準入上放寬，工作上放手”，為民營經濟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
（五）依托優勢資源，發展特色工業和配套工業依托煤炭資源，重點扶持煤炭采掘業和加工業
幫助四川投資集團投資煤炭行業，解決瀘州大火電原料需要，力爭原煤產量到2007年達到500萬噸；積極扶持雙橋火電項目建設，保證2004年開工發電；新建兩個30萬噸/年洗選煤廠，提高煤炭商品附加值；以金虹化工為龍頭，大力發展煤化工業，加速22萬噸/年純堿項目建設，形成產值上億元、稅收上千萬元的龍頭企業。依托豐富的石灰石資源，加速整合水泥優勢資源，新建60萬噸干法旋窯項目，到2007年全縣水泥產量達到100萬噸以上，稅收達2500萬以上；依托豐富的竹木資源，以江門紙廠為龍頭，積極推進20萬噸/年竹漿項目；充分發揮全國烤煙基地縣優勢，積極推動三友打葉復烤公司實施二期技術改造，達到60萬擔/年復烤片煙生產能力，創建產值上億元、稅收上千萬元的龍頭企業。
（六）依托載體，培育工業發展增長極
要傾全縣之力把龍鳳工業園區建設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工程來抓，高起點、高標準搞好5平方公里的園區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制訂優惠政策，創新園區管理和服務機制，加快項目、資金、人才向園區集中，以工業園區為載體，大力招商引資，促進縣域經濟跨越式發展。力爭到2007年培植2個產值上億元，利稅上千萬元的骨干企業，園區產值達到5億元；力爭到2010年，工業園區產值達到10億元，上繳稅收突破1億元，使工業園區成為全縣工業發展的龍頭。
關鍵詞：電力施工企業 稅務籌劃 探析
隨著新稅法的實施，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籌劃思路和方法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我國加大基建投資規模、拉動內需的歷史性機遇面前，施工企業作為納稅的主導產業之一，合理地進行納稅籌劃，對于提高企業盈利水平、增強競爭力以有利應對金融危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稅務籌劃是在不違反國家稅收法律的前提下，納稅人通過對企業經營、投資和理財活動進行調整，以達到減輕企業稅負，獲取最大經濟利益的一種企業管理行為。稅務籌劃不同于偷漏稅行為，主要就在于其是遵守了國家相關稅收法規的前提下的合法行為。
一、企業稅務籌劃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與經濟效益效益是企業經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企業效益的取得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是進行科學的決策。為作好科學決策，企業必須關注稅收因素。通過進行稅務籌劃，有利于幫助企業投資者分析稅負輕重，做出正確、合理、科學的經營、投資決策，以提高投資效益，減少經營風險，獲得最佳效益。而企業進行稅務籌劃就必須建立健全規范的財務制度和會計核算形式，增強企業投資、經營、理財的預測和決策能力，這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
（二）有助于企業更加靈活地調度資金企業可以根據稅收政策規定，實施合理的稅務籌劃，使其經營活動當期享受盈虧互抵之優惠，在納稅期間減少納稅金額；企業還可以通過合法手段，如加速折舊、壞賬備抵、提取退休金準備等會計方法，使其享受賦稅延期待遇，相當于企業獲得了一筆無息貸款，從而使企業能更加靈活地調度資金。
（三）有助于加快依法納稅進程稅收待遇在不同納稅人、不同征稅對象、不同地域之間的差異性，為納稅人事先做出稅務籌劃提供了客觀上的可能性。稅務籌劃是企業的一項理性經濟行為，稅務籌劃擇優的結果必然是以企業有稅負能力為前提。在生產經營活動已經充分考慮了稅收負擔并合理安排履行納稅義務的時間，這樣，企業不會因稅負過重而甘愿冒被法律制裁的風險，在客觀上大大減少了稅收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同時，由于稅務籌劃是企業在稅法許可范圍內的一種對稅收法規的自覺遵從和選擇，因此有助于企業自覺遵守稅法，增強納稅意識，積極履行納稅義務，從而加快我國依法治稅的進程。
（四）有助于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稅收兼有經濟調節和法律約束兩項功能。國家為了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穩定和高速發展，必然要利用稅收這一經濟杠桿，通過制定不同的經濟政策來調整經濟結構，使之趨于合理。正是由于企業自身具有強烈的節稅欲望，才使國家能夠利用稅收杠桿來調整納稅人的經濟活動，從而實現稅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二、電力施工企業稅務籌劃方法淺析
（一）營業稅的納稅籌劃
營業稅是施工企業納稅最大的稅種，在整個工程核算過程中，有重要的影響，連同附加稅一起，將近4%的比例。盡管營業稅的比重較大，但是與收入關系緊密，似乎沒有籌劃可言，但是，經過分析發現，也有一些方面的優惠可以利用。一是施工產值的構成中，有時包含設備產值，而設備產值并不構成施工產值，只是作為一個名目列在施工中，那么這部分的產值就不能進行納稅，應從合同造價中分劈出去。二是設備代辦費、設備保管費、看管費用、倒運費用等，從建設單位取得這些費用后，應扣除發生的相應費用后的凈值納稅，而不應是取得的全額費用納稅。三是代扣分包單位的稅款，可以降低企業成本。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可以與地方稅務局商談發票事宜，由于總包單位將整個合同的收入進行了納稅，分包單位就不應再進行納稅，那么作為總承包單位就必須代扣稅金，負責給分包單位提供發票，使企業降低稅負，這樣一個大的施工項目下來，可以節約稅金幾百萬元。四是與建設單位簽定零星合同時，可以采取其他不同的合同方式，例如，委托加工類合同，可以簽定分包合同，降低納稅對象的稅率。
（二）個人所得稅問題
1、利用計稅依據及稅率的稅收籌劃（利用起征點進行籌劃）。個人所得稅中對工資等項目課稅均有一定的起征點，并且是累進稅率，納稅人應盡量避免一次取得大額收入，在合法的前提下節稅。
2、利用公積金進行稅收籌劃。按照公積金有關文件規定，職工個人與其所在單位，各依職工月工資總額的同一比例，按月繳存住房公積金。職工個人每月繳存額等于職工每月工資總額乘以個人繳存率，單位每月繳存額等于該職工每月工資總額乘以單位繳存率，兩筆資金全部存入個人賬戶，歸職工個人所有。
三、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籌劃
企業所得稅的計稅依據為應納稅所得額，應納稅額是應納稅所得額乘以稅率得出的，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是正確計算納稅的關鍵，也是實施納稅籌劃的核心，要取得節稅的效果，重要的是降低應納稅所得額，而應納稅所得額的關鍵在于合法地放大成本、費用，或者放大本期的成本、費用。另一個方面，扣除的費用分限制性費用和非限制性費用，那么就應該控制限制性費用，減少納稅調增額。
對電力施工企業來使，本身利潤率就比較低，如果再不考慮納稅環節進行籌劃，就會大大調增應納稅所得額，那樣使企業增加了負擔，限制了擴大再生產的后勁。一是對開具發票的管理。日常經濟活動中，開發票有很多節稅因素，尤其對于施工企業而言，諸如會議招待、外出培訓等費用較多。有必要進行籌劃。二是可以根據已完工作量，預提部分分包人工費。施工企業普遍存在，先進行施工，然后結算的現象，可能這種結算很滯后，有時可能要拖幾個月，這樣就有了跨年度的問題，如果當年收入全部記入，而成本沒有完全統計，那么施工企業必然要多納稅，這時我們可以按對應的收入，預提部分費用，降低應納稅所得額。當然我們預提費用應有充分的依據。三是盡量降低預交所得稅，因為所得稅是按季度預交，年末匯算清繳的，那么在實際工作中，要嚴肅對待預交所得稅，不要認為交了也無所謂，而放松平時的會計核算，造成年底多繳退稅的現象，容易引起稅務部門的重視。
四、延期納稅
延期納稅可以把現金留在企業，用于周轉和投資，從而節約籌資成本，有利于企業經營。在利潤總額較高的年份，延期納稅可降低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同時，由于資金具有時間價值，納稅人得到的延期稅收收益等于延期繳納的所得稅乘以市場利率。
總之，依法納稅是每個企業應盡的義務，稅務籌劃更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需要。在電力施工企業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稅務籌劃的任務很重，廣大財務工作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項責任，為企業的發展壯大貢獻自己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陳曉瑜.個人所得稅的稅務籌劃[J].時代經貿,2007，(9).
[2]孫瑞標，繆慧頻，劉麗堅.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與納稅申報實務[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6.
[3]陳曉瑜.個人所得稅的稅務籌劃[J].時代經貿,2007(9).
[關鍵詞] “4E”標準 財政支農
一、綜述
經濟、效率、效益、公平，簡稱“4E”，該評價體系是包含了不同價值觀點的標準體系，這種多元化的價值體系能較好地反映組織機能。該標準被廣泛用于各國的公共項目評估過程中，屬于前沿公共項目評估標準。本文主要參考該原則，對財政支農項目進行評估。
二、對于財政支農資金績效的評估
1.經濟性評估
根據對一些國家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關農業投資資料分析得出結論是人均國民收入每增長1%，農業GDP占全部GDP的比重下降0.49%、農業投資占國內總投資比重下降0.1998%。根據我國1952年～2000年的資料分析的結果，人均國民收入每增加1%，我國農業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比重下降0.23%，即相當于世界水平的一半；而我國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基礎設施總投資的比重下降0.45%，相當于世界總投資份額下降值的2倍多。這兩項差異說明隨著國民收入增長，我國農業的貢獻大于世界各國在相同發展水平時農業的貢獻，同時我國社會對于農業的再投入逐漸小于世界各國在同等水平時對農業的再投入。
目前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結構與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總體上是脫節的。水利建設占有最大比重（60%以上），而從受益范圍來說水利工程是通過江河治理，以確保城市的安全。如果扣除這一部分水利投資，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相對水平將大大降低。
我國的農業科研處于較低水平,我國農業科技支出占全國科技支出的比重始終徘徊在2%左右,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不足0.1%,低于發展中國家的1%的平均水平。 同時我國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為42%，歐洲國家都在70%以上，美國高達80%；發達國家的農業成果轉化率在60%左右，我國僅為30%至40%。
2.效率性評估
農業產值貢獻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投入。為評估財政支農績效，筆者選取31個省市的數據參考C～D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InY=11.41782+0.095185In（buget）+0.459688In(capital)-
0.525513In(labor)
(11.9657) (6.9763) (9.1949) (-3.4854)
R-squared=0.9971D W=1.6057
農戶投入資本的產出彈性達到約0.46說明了資金投入的巨大效用。這體現在農業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料投入方面。而財政投入的產出彈性達到0.1。說明財政投入對于農業產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認識到財政支農投入中存在的問題，說明財政投入的方向和使用有待于進一步規范。而在模型中，勞動力的投入和農業產值的變化在2000年～2004年呈負相關，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同時農業產值逐漸增加，在趨勢上體現出一種反向變動關系。
3.效果性評估
農民增收方面：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提高，而且消費結構不斷優化。2004年，農村恩格爾系數為47.23%, 比1995年下降了11.39個百分點。該指標達到了聯合國規定的世界小康標準。2006年中國結束農業稅為農民減負1000億，增加了農民收入。然而，從1990年～2002年數據來看，全國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都是遞增的趨勢，表明農民收入水平處于社會較低層。
農村城市化建設方面：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率上看，1992年到2004年間，該轉出率逐年提高。在12年里，從23.65%提高到43.11%。這說明了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逐步展開。從總體上看，2004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約為5.3億，其中有2.3億左右已經實現了向其他產業的轉移，當前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約為3億左右。按照生產力水平計算，我國現有16億畝耕地僅需要1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2億農村勞動力處于潛在失業狀態。
農業生產方面：我國三種主要糧食的平均畝產一直維持在350公斤每畝左右。數據表明，我國的土地生產率提高緩慢，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對于農業基礎設施和科技投入的不足。
4.公平性評估
盡管西部地區單位耕地面積財政支農投入每年呈持續增長趨勢，但每公頃耕地財政支農投入量遠遠低于東部地區。從1996年到2000年，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由1996年的276.9元擴大到2000年的434.5元，扣除物價因素差值擴大了1.07倍，仍然呈逐年拉大趨勢。2001年～2004年間差距大體維持在450元左右，總量差距維持在50億元。
城鄉差距問題。長期以來，我國走的是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道路，依靠農業資金積累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1979年～1994年間，政府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從農業取走約15000億元，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 這種重工抑農政策在支持我國工業發展的同時，導致了我國工農業結構失調。
三、政策建議
加大財政支農力度。農業法規定：“各級財政每年對于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該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近幾年來我國的財政能力逐年提高，為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合理規范財政支農的投資結構，明確資金投放重點。由模型分析，科技和基礎設施建設貢獻大，而我國在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投入方面不足，這降低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產值的提高。同時近幾年我國耕地面積不是農業產值主要影響因素，而增加農業產值要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就要求農業科技的推動作用。
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建立地區間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借鑒德國的經驗，根據不同州的稅收能力和標準稅收需求，通過測算和和對比來確定是接受轉移支付還是上交稅收。我國可以根據地區間財力的強弱公共服務水平的高低，確定支付資金的結構比例。
參考文獻: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稅收拉動;影響力系數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8-0059-05
一、沈陽市裝備制造業歷史回顧及現狀
(一)裝備制造業行業分類介紹
裝備制造業是指為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提供裝備的企業的總稱,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包括金屬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機械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辦公用品設備制造業、武器彈藥制造業等類中扣除了有關消費類產品制造小類后的185個小類。本報告中的裝備制造業行業范圍不包括武器彈藥制造業,僅為金屬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等七個行業,核算的范圍為規模以上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
(二)歷史回顧
沈陽工業歷史悠久,在“一五”、“二五”時期,國家把沈陽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地區之一,進行了大規模投入和建設,將156個重點項目中的6個、694個限額以上項目中的26個擺放到沈陽,重點發展了航空、機床、風動工具、電線電纜、重礦設備、通用機械和電力機械設備等機器制造工業,改擴建、新建了一大批全國工業骨干企業。
憑借著雄厚的工業技術基礎,沈陽裝備制造業快速發展,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制造了我國第一臺精密絲桿車床、第一臺1.25萬噸臥式擠壓機、第一臺巨型變壓器、第一臺大型斗輪挖掘機、第一臺超高壓油路短路器和第一臺高壓循環離心壓縮機。截至1984年,全市大型機床產量占全國的18.3%,大型壓縮機占48.6%,礦山洗選設備占30%。
(三)發展現狀
1.制造業。作為沈陽經濟的主導產業,沈陽的制造業覆蓋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全部制造業的29個大類,目前沈陽市產值超過百億元的制造業行業共有15個,主要行業是交通運輸設備、通用設備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主要產品有數控機床、變壓器、輸送機械、水泵、風機、礦山設備等。2008年,沈陽市制造業增加值1 631億元,同比增長25.5%,規模以上制造企業4 547個,同比增加271個。
2.裝備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沈陽制造業的核心產業,在沈陽工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工業總量占到全市工業的50%左右。2008年,沈陽裝備制造業共實現工業總產值3 148.2億元,同比增長28.9%;實現增加值804.1億元,增長21.9%,占全市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46.9%。截至2008年末,沈陽市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已達2 023戶;資產總額達2457.8億元,比上年增長26.5%;從業人員數34.9萬人,比上年增長13.3%。
二、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分析
(一)分析方法
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拉動作用,主要是指裝備制造業的產出增加直接導致沈陽GDP總量的增加。裝備制造業增加值越大,對沈陽市GDP總量的貢獻或拉動作用就越大,這種拉動作用具有可加性和可測度性;二是間接拉動作用,主要通過產業間的關聯關系體現出來。由于裝備制造業在沈陽市整個產業鏈中處于核心地位,其前向及后向關聯程度都非常高。在產業鏈中,位于裝備制造業之前的產業,為裝備制造業提供中間產品,裝備制造業自身需求對前向產業具有強大的拉動作用;而裝備制造業的產出對位居其后的產業提供生產裝備,對后向產業起著巨大的支撐、推動作用。為科學、準確地反映沈陽裝備制造業對全市國民經濟的拉動程度,報告將通過多項統計指標進行測量,并利用投入產出表進行產業關聯分析等方法,綜合計算其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
(二)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增長的直接拉動作用
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GDP增長的直接拉動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通過本期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量占上期GDP的比重指標,描述裝備制造業產出增加直接導致沈陽市GDP的增加,這里將其稱為拉動作用;二是通過本期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量占本期GDP增量的比重指標,描述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增長的拉動作用,稱為拉動幅度。
2008年,沈陽市裝備制造業實現增加值804.1億元,增長21.9%,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46.9%,占全市GDP的20.8%,對全市GDP增長的拉動作用為6.0%,拉動幅度為23.4%。
序時看,2001―2008年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GDP的拉動作用呈明顯增大趨勢,從圖1中能夠清楚看到,2006年以來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GDP的拉動幅度遠大于2006年以前,2006年拉動幅度高達66.7%,2006―2008年三年平均拉動幅度(37.2%)為2001―2005五年平均拉動幅度的5.7倍。
分子行業看,八年間(2001―2008年)裝備制造業七個子行業中通用設備制造業對經濟平均拉動作用最大,平均拉動幅度為6.1%,且其對經濟拉動作用的波動程度最小,變異系數為0.72,說明該行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穩定而可靠。而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制造業對沈陽市經濟的拉動作用最小,平均拉動幅度僅為0.3%。
(三)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增長全部拉動作用
在國民生產體系中,一個部門最終需求的變化會引起本部門總產出的變化,并由于生產中所消耗的中間投入的變化引起其他部門總產出的變化,這個過程可以通過投入產出系數模擬出來。同時,生產部門之間的聯系有兩個方向:一是后向聯系,即一個部門生產過程中由于消耗其他部門的產品而引起的聯系;二是前向聯系,即由于其他部門消耗該部門的產品,或向該部門提品而引起的聯系。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可以揭示部門之間的這種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感應度系數是指當每個其他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時,需要特定部門提供的產值量。感應度系數大于1,表示該部門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該系數越大,表明全社會對該行業的需求越大,即其他行業發展受該行業的制約越強;影響力系數反映某部門增加一個單位的最終產品時,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需求程度。它是從增加供給的角度衡量一個產業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該系數大于1,表示該生產部門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影響力系數大,則該生產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就大。
根據投入產出表列昂惕夫逆矩陣的經濟含義,完全消耗系數不僅反映總產出與中間投入的關系,還可反映總產出與最終需求的關系,據此可計算裝備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拉動作用。
計算裝備制造業貢獻率的方法如下:從完全消耗系數矩陣 ■(即列昂惕夫逆矩陣)出發,用裝備制造業各個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列和做分子,用所有部門列和做分母,求得各個部門的貢獻率,最后將七個部門的貢獻率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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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02年和2007年沈陽市投入產出表,計算得2002年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的全部拉動作用為14.1%,略低于全國同期18.5%的水平,而2007年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的全部拉動作用達32.5%,五年間裝備制造業對全市經濟拉動作用提高了18.4個百分點。
在表7中,能夠看出2007年裝備制造業七個子行業中,有六個行業對經濟影響力系數遠大于1,只有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制造業行業影響力系數略小于1,說明裝備制造業整體對經濟影響作用明顯大于行業平均水平,其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業對全市經濟的影響和拉動作用最大,分別為7.8和7.6,而金屬制品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對全市經濟的影響作用提高最快,分別提高了5.5和4.9個百分點。而通過觀察裝備制造各子行業感應度系數,發現除金屬制品業外,其他行業感應度系數均大于1,其中通用設備制造業最高,為4.4,電子通訊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也分別達到了4.0和3.8,后向關聯度很高,對全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制約作用和戰略意義。
三、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稅收貢獻分析
前面分析了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對沈陽市經濟的直接拉動和完全拉動作用,本文將進一步分析裝備制造業對沈陽市稅收收入的影響和貢獻。
(一) 沈陽市裝備制造業稅收收入總體情況
2008年,沈陽市裝備制造業實現稅收收入89.05億元,同比增加10.46億元,增長13.3%,占全部制造業稅收收入54.7%,占全部行業稅收收入的17.0%,對全市稅收收入拉動作用為4.9%,拉動幅度為15.6%。2009年1―4月份累計實現裝備制造業稅收收入33.40億元,占2008年全年的37.5%。
(二) 裝備制造業子行業對沈陽市稅收貢獻及彈性分析
1.稅收貢獻分析。從裝備制造業各子行業稅收收入情況來看,2008年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通用設備制造業稅收收入最大,分別為42.1和15.4億元,占全部裝備制造業稅收收入的47.2%和17.3%;電氣機械器材制造業和通用設備制造業稅收收入同比增加最多,占全部制造業稅收收入增量的90.5%,對全市稅收收入拉動作用分別為1.3%和1.1%,拉動幅度為4.0%和3.5%。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稅收收入同比減少5.82億元,下降12.2%,拉低全市稅收收入1.5個百分點;金屬制品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稅收收入增幅最高,分別為99.2%和83.8%。
2.稅收彈性分析。利用2008年沈陽市裝備制造業稅收增幅與增加值增幅分別計算裝備制造業各子行業稅收彈性系數,以反映裝備制造業各子行業稅收收入對行業景氣的敏感程度。通過計算發現,裝備制造七個子行業中有三個行業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其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制造業稅收彈性系數最高,達26.6,說明該行業稅收收入對其經濟景氣程度高度敏感,其次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稅收彈性系數3.2,為全部行業稅收彈性系數的2.6倍。裝備制造業中稅收彈性系數最低的行業為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為0.7,說明該行業稅收收入受經濟影響程度較小。
四、主要結論和建議
1.裝備制造業整體對沈陽市經濟和稅收收入拉動作用巨大。2008年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GDP比例為20.8%,稅收收入占全市稅收收入17.0%,對經濟和稅收收入拉動作用分別為6.0%和2.6%,拉動幅度達23.4%和15.6%。利用2007年沈陽市投入產出表,計算得2007年裝備制造業對沈陽GDP的全部拉動作用達32.5%,較2002年提高了18.4個百分點。
2.裝備制造業中通用設備制造業前后產業關聯度最高,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分別達到7.8和4.4,對全市經濟的影響和拉動作用最大。
3.裝備制造業中電氣機械器材制造業和通用設備制造業稅收收入同比增加最多,占全部制造業稅收收入增量的90.5%,對全市稅收收入拉動作用分別為1.3%和1.1%,拉動幅度為4.0%和3.5%。
4.裝備制造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制造業稅收彈性系數最高,達26.6,說明該行業稅收收入受經濟景氣程度影響明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稅收彈性系數為3.2,是全部行業稅收彈性系數的2.6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稅收彈性系數最低,為0.7,行業稅收收入受經濟影響程度較小。
5.建議在鞏固和加大裝備制造業在沈陽市工業乃至全部行業中基礎和核心地位的同時,應結合裝備制造業各子行業產業關聯度和稅收貢獻及彈性分析,重點發展前后產業關聯高的,對經濟影響和拉動作用大、稅收貢獻率高的行業。并針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經濟增加值下降等問題,由相關部門重點分析,查找原因,并輔以適當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以盡快啟動和重新發揮其在裝備制造業中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2002年沈陽市投入產出表、2007年沈陽市投入產出表,沈陽市統計局編制.
[2]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注釋[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