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4 17:22:25
導語：在法國社會與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1.風險刑法理論的法教義學批判
2.刑法教義學與刑事政策的關系:從李斯特鴻溝到羅克辛貫通
3.也論刑法教義學的立場 與馮軍教授商榷
4.社會治理“過度刑法化”的法哲學批判
5.風險社會與變動中的刑法理論
6.中國刑法理念的前沿審視
7.刑法謙抑性是如何被擱淺的?——基于定罪實踐的反思性觀察
8.走向實質解釋的刑法學——刑法方法論的發端、發展與發達
9.刑法教義學研究的中國主體性
10.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調適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當代中國刑法理念研究的變遷與深化
13.刑法教義學方法論
14.刑法合憲性解釋的意義重構與關系重建——一個罪刑法定主義的理論邏輯
15.刑法分則規定之明知:以表現犯為解釋進路
16.罪刑法定與刑法機能之關系
17.論我國刑法中的法益保護原則——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論的若干基本問題
19.刑法教義學的立場和方法
20.論刑法的公眾認同
21.刑法解釋限度論
22.從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釋的保守性
23.網絡犯罪的發展軌跡與刑法分則的轉型路徑
24.刑法解釋方法位階性的質疑
25.經濟自由與刑法理性:經濟刑法的范圍界定
26.“類推”與刑法之“禁止類推”原則——一個方法論上的闡釋
27.刑法解釋基本立場之檢視
28.刑法知識轉型與實質刑法解釋的反形式主義
29.論我國刑法漏洞之填補
30.主觀主義與中國刑法關系論綱——認真對待刑法主觀主義
31.論我國刑法中的當然解釋及其限度
32.論司法中刑事政策與刑法的關系
33.刑法解釋理念 張明楷
34.刑法規范的模糊性與明確性及其整合機制
35.形式理性還是實質理性:刑法解釋論爭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預測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觀轉變簡史——以德國、日本刑法的祛倫理化為視角
38.以目的為主的綜合刑法
39.關于刑法情節顯著輕微規定的思考
40.我國共犯論刑法知識的淵源考察與命題辨正——兼與陳興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釋的應有觀念
42.當代中國刑法哲學研究述評
43.刑法的修改:軌跡、應然與實然——兼及對刑法修正案(八)的評價
44.社會治理現代化與刑法觀的調整——兼評蘇永生教授新著《區域刑事法治的經驗與邏輯》
45.環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經驗與中國借鑒
46.刑法立法阻卻事由的理論界定與制度前景
47.論近代刑法和刑法觀念的形成
48.轉型時期刑法立法的思路與方法
49.刑法解釋原則的確立、展開與適用
50.論刑法的司法邏輯精神——《刑法》前五條之總體理解
51.風險社會之刑法應對
52.風險刑法的現實風險與控制
53.中國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為主要視角
54.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5.刑法解釋論的主要爭點及其學術分析——兼議刑法解釋的保守性命題之合理性
56.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7.以法益保護為目的的刑法解釋論
58.共識刑法觀:刑法公眾認同的基礎
59.刑法:“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的博弈與抉擇——從兩高“網絡誹謗”司法解釋說開去
60.刑法目的論綱
61.公器乃當公論,神器更當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與評價
62.風險刑法理論的批判與反思
63.風險刑法、敵人刑法與愛的刑法
64.法治國的潔癖 對話Jakobs“敵人刑法”理論
65.基于主體間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釋
66.量刑公正與刑法目的解釋
67.“風險刑法”與刑法風險:雙重視角的考察
68.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對刑法適用之影響
69.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探析
70.論罪刑法定原則對刑法解釋的制約
71.我國刑法中“兼有型罪過”立法問題研究
72.刑法因果關系的司法難點——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樣本的實證研究
73.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
74.“扒竊”入刑:貼身禁忌與行為人刑法
75.刑事政策與刑法解釋中的價值判斷——兼論解釋論上的“以刑制罪”現象
76.積極刑法立法觀在中國的確立
77.傳承與超越: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刑法傳統考察
78.刑法司法公信力:從基礎到進退
79.超越主客觀解釋論:刑法解釋標準研究
80.刑法主觀主義原則:文化成因、現實體現與具體危害
81.論刑法解釋的邊界和路徑——以擴張解釋與類推適用的區分為中心
82.刑法類型化思維的概念與邊界
83.刑法規范的明確性與模糊性——詮釋學視野下的刑法解釋應用
84.論罪責刑關系作為刑法解釋對象
85.刑法因果關系:從哲學回歸刑法學——一個學說史的考察
86.論刑法解釋的基本原則
87.刑法國際化視野下的我國刑法理念更新
88.經濟自由與經濟刑法正當性的體系思考
89.刑法的目的與犯罪論的實質化——“中國特色”罪刑法定原則的出罪機制
90.對風險刑法觀的反思
9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專題研究
92.實質刑法的體系化思考
93.淺論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規制
94.風險規制的刑法理性重構 以風險社會理論為基礎
95.環境刑法的倫理基礎及其對環境刑法新發展的影響
96.網絡時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謙抑性為中心
97.刑法中的推定責任制度
98.刑法規范的結構、屬性及其在解釋論上的意義
關鍵詞： 口譯 跨文化交際 重要性
隨著世界全球化的發展，來自不同的國家、社會和民族的人們有更多機會互相交流溝通。雖然大多數人們用英語作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們有時仍然發現在交流過程中存在著一些障礙，自己話語的意思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來。特別是當一個口譯員為重要會議或者政黨工作時，他作為一座溝通的橋梁，也會常常面對這樣的交流障礙，也稱文化障礙。如何幫助口譯員處理好在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這個問題？一些專家和學者一直致力于對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幸運的是他們的一些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可以幫助口譯員上消除文化障礙所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
在美國，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與人類學、心理學和交際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在歐洲它則與語言學聯系緊密。與西方國家相比，跨文化交際在中國的發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語老師、語言學家和有些心理學家去研究它。［1］
口譯員不僅僅要從書本里學習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知識，還要特別注意它在實際中的運用。他的工作不僅是困難和復雜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負責任。本文通過分析因文化障礙造成誤解的例子幫助口譯員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而且試圖找出消除文化差異導致的交流問題和提高口譯員口譯質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際的定義
胡文仲教授認為跨文化交際簡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交際的過程”。
1.跨文化交際的起源
毫無疑問的是人們會想對有關跨文化交際先有個大概的了解。首先，他們會試圖去追溯跨文化交際的起源。根據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際起源于美國。
美國作為跨文化交際的發源地有其內在的原因。因為它是最大的移民國家，大多數移民來自歐洲、非洲、亞洲，等等，這些人給美國帶來了他們本身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當他們互相交流時，文化障礙出現了，并且有文化障礙導致的沖突非常難處理。所以，當地學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際。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黑人為了自身的權利和平等地位斗爭運動的展開，美國其他的民族也逐漸意識到他們應該維護他們原有的文化和增強自己的民族意識。［1］
2.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果
在過去的20年中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第一部有關跨文化交際理論的論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來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情況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開設跨文化交際學課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際教材相繼問世，例如，許力生主編的《跨文化交流入門》（2004）和《跨文化交際英語教程》（2004）、杜瑞清等編的《跨文化交際學選讀》（2005）。［2］同時有關跨文化交際研究的論文也層出不窮，以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作為基礎平臺，從介紹跨文化交際知識、語言與文化關系以及外語教學中滲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關跨文化交際的一個系列論文集，極大地推動了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和發展。
二、跨文化交際與口譯
1.跨文化交際意識的重要性
當談到跨文化交際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想到跨文化交際意識，因為跨文化交際意識在跨文化交際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沒有這樣的意識，口譯者就不會明白他在各種各樣的文化氛圍的環境里工作。在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時候，有兩個方面是必須注意的。一是口譯者在做口譯的時候必須意識到在不同文化間譯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沖突的可能性。對于口譯者來講，跨文化意識是指在跨文化交際中，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的一種認知標準和調節方法，或者說它指的是口譯者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判斷能力。［2］
例如，一個美國人來到日本，做一項商務訪問。在汽車上，日本人問他是否到過日本，對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說他到過日本，是1945年來的。這時的口譯有兩種選擇，一是照實一字一句地譯，另一種是繞過敏感的戰爭歷史影響，表達成為“我以前到過日本，但現在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發展變化很快”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后者的翻譯顯然靈活機動，而前者的翻譯無疑在暗示這美國人當年作為占領者到過日本，他的對手怎么可能歡迎他，譯得再準確也不能稱為高質量的口譯。［3］
二是口譯員政治敏銳性的培養。在外交事件中，口譯者的翻譯代表了這個國家明確的政治立場，因此他的譯文必須要表達出清晰準確的政治觀點。例如，臺灣事務是我國當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在翻譯中涉及臺灣的用語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嚴格掌握“一個中國”的原則，注意避免可能產生“兩個中國”或‘”的任何用語。“”應譯為“Taiwan question”，不宜譯為“Taiwan issu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終將與祖國統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決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臺灣作為一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而“issue”這一詞的含義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臺灣“問題”應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際與口譯的關系
現今，人們意識到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他們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間的不同，他們就可以更好地與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個口譯員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譯文，他就必須了解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密切的關系。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譯員必須知道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因為口譯是一個口頭轉述的過程，是一個把一種語言的信息快速和準確傳達給另一不了解這種語言的人。作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的活動，口譯擁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口譯員所面對不僅是兩種語言，而且是兩種文化，沒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他就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一般來說，不論口譯員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他應選擇簡潔和常用的詞語，能讓聽眾比較容易地明白譯文。雖然英語是現今全球一種普遍通用的語言，但口譯員還必須注意選詞是否恰當。例如：各個不同民族的人語用習慣大不相同，如對于坦率、自信的美國人，口譯者盡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詞語；對于辦事講計劃、節奏不快的北歐人，譯時應放慢語速，用清晰詳細的字句效果最佳；對日本人各種級別的稱謂不同；對重修養講禮儀的英國人主動采用polite form，等等，這些均為跨文化交際中口譯者跨文化意識的表現（，1997：45）。［5］
談到跨文化交際，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
三、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方法
培養口譯員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有各種不同的建議，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口譯員必須充分了解自己本國的文化，以及能夠熟練地運用母語，不然他就沒有辦法了解別國的文化，成為一個出色的口譯員。除此之外，還要能夠熟練地運用目的語，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
1.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語言的習得離不開其所處的文化環境之中。意大利哲學教授恩貝托?埃珂認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間的差異，會產生文化間的沖撞。在這點上，有三種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奪、文化交流。［6］無論是征服還是文化掠奪都對兩種文化間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礙，甚至有可能誤解和扭曲彼此間的文化內涵，因此作為一個口譯員，為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他就必須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語言文化修養，認識到本土文化的優秀性。例如英漢口譯員，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修養成為了必修的功課，因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與發展中，此時如果口譯員有意識地輸出中國文化的優秀因子，這不僅有利于中國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類，使中國在世界語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納，減少文化間的沖突，增強中國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譯員還要避免在口譯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漢語思維方式和符合漢語習慣的表達方式，導致產生一些語用性錯誤。在中國文化中，龍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龍的圖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貴與莊嚴。在民間，龍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龍是傳說中的有翼的鱷魚。［7］口譯員在碰到這樣的情況時，就應該特別注意了，不能單用一個“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別的注釋，以便聽眾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中龍的概念，避免產生誤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內涵
要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口譯員需要的不僅僅是掌握大量的詞匯和流利的口頭表達語言，還需要了解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語言學習不能獨立于文化學習之外，而且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國家的歷史由來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圍和內涵，口譯員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語國家的歷史風情、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須學習相關的文化內容，從而開闊他們的視野，從根本上提高他們的語言習得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以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
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說過，“讀書使人淵博，交談使人機敏，寫作使人嚴謹”。因此在學習外國文化的過程中，閱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因為它能誘發口譯員的求知欲望，使得他們的思想逐漸成熟，開闊他們的視野，以及豐富他們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識的積累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主要也是通過閱讀去實現。通過這些方式，他們能了解外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國的風俗和禮節。
觀看電影和連續劇是了解的外國文化另一個方式。換句話說，電影和連續劇反映了文化的發展和演變。通過外國的電影和連續劇口譯員可以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外國的文化底蘊，易于克服由文化沖擊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例如一個對美國社會的大部分領域，包括文化、風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詳細了解的口譯員來說，成功完成一場高質量口譯的幾率就會大得多。而且用觀看電影和連續劇學習外語這樣的方式相對別的學習方式來說就比較輕松，寓教于樂的形式也受到許多口譯員的喜愛。
3.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
在傳遞信息和傳播文化方面，各類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過閱讀外國報紙、雜志，觀看影視作品成為學習了解外國文化的渠道。然而，在親身參與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中，口譯員能有更深的體會，也利于培養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包括文化沙龍、文化年等。沙龍是法語Salon的譯音，原指法國上層人物住宅中的豪華會客廳。從十七世紀，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貴婦）常把客廳變成著名的社交場所，戲劇家、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評論家、哲學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會一堂，欣賞典雅的音樂，一邊就共同感興趣的各種問題抱膝長談，無拘無束。后來，人們便把這種形式的聚會叫做沙龍，并風靡于歐美各國文化界。文化沙龍是小會議或匯聚人們能談論文化、文學、藝術等，口譯員將有機會與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外國人接觸并且能夠參與到交流活動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國文化。
文化年是一個新的國際交流的活動形式，由中國和法國首創。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舉辦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活動，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則在中國舉辦法國文化年活動。兩國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領域的廣泛交流，舉辦的大小項目達到300多個，涉及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廣播電視、圖書出版、青年、體育、民族、宗教、建筑、環保、旅游等方面，活動能讓中國和法國人民知道關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加入這種文化活動，口譯員能夠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法國的文化。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口譯員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別的國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體會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四、結語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際、跨文化交際意識、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的關聯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而且文章通過分析由于文化障礙造成口譯中的失誤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導致的交流問題和幫助口譯者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
談論到如何學習外國文化和加深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比較各種不同的文化，以及結交外國的朋友也是較為有用的方式。口譯者與外國文化接觸得越多，他們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進而提高口譯的質量。
然而，在學習外國文化中，有一點必須提及，圣雄甘地說：“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墻，門窗緊閉。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風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圍；但我絕不會在其中搖擺不定。”［4］那意味著，即使口譯員身處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對自己國家文化認知的標準而輕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識到跨文化交際在口譯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導致的交流問題，加上不斷增長的口譯經驗，口譯員的譯文質量必定會有顯著提高。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趨勢與特點：跨文化交際研究評述［J］.中國外語，2006，（3）.
［3］趙軍峰，蔣楠.論口譯者的跨文化意識［J］.中國科技翻譯，1998，（2）.
［4］過家鼎.注意外交用詞的政治含義［J］.中國翻譯，2002，（6）.
［5］.譯海無涯苦求索：中國著名口譯專家訪談錄［J］.中國翻譯，1997，（1）.
論文摘要:通過分析現當代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揭示了西方學者對市民社會的不同理解。通過比較各家學說，總結出了市民社會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論證了民法與市民社會之間的深刻淵源和緊密聯系，并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作為市民社會基本法的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市民社會概述
（一）市民社會的演變
市民社會是特定歷史和地理條件下的產物。市民社會的歷史發展由來已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地方，市民社會可能表現為不同的形態。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近代的市民社會”，從1790年的產業革命到19世紀末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民法在立法上雖然規定了人人平等，但是具體的規定并不平等，許多封建時期的制度被保留了下來。第二階段是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的市民社會”，現代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使封建時期的制度喪失了存在的基礎，這一時期的民法逐步修改，實現了法律上的平等。在西方市民社會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它始終離不開市場經濟這個根本性的基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屬于市民社會，因為市民社會的經濟本質是商品生產和交換，而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本質上仍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
（二）市民社會的概念
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概念，主要是由黑格爾提出并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由私人領域及其外部保障構成的整體，明確將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區分開來。國家作為普遍性原則的體現者是倫理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法規和利益都必須從屬于它。黑格爾是從倫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從現實的角度考察市民社會的，所以他的市民社會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最突出地表現在他過分強調了國家是倫理精神發展的普遍階段，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從屬于國家的結論。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理論的基礎上，根據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關系，提出了關于現在市民社會的思想。在馬克思看來，隨著社會分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大領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的關系的總和，后者則是普遍公共利益關系的總和。所以，馬克思把市民社會定義為：市民社會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市民社會就是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
進入20世紀后，當代西方思想家關于市民社會概念的理論又繼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是葛蘭西和哈貝馬斯等人。當代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則是以經濟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的分離為基礎的。它以社會文化系統為研究對象，強調社會文化系統在整個社會再生產以及革命性變革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但其理論的缺陷就在于，不是把經濟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的分離看作是市民社會內部結構分化的表現，而是把經濟系統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片面強調社會文化系統的功能，把來自國家和經濟系統的影響都看作是消極的。
通過對以上市民社會理論的分析，筆者認為，市民社會應是社會生產、交換、生活賴以存在的個人、組織及其相互關系的總和，是處在政治國家之外的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它應該包括社會文化系統和經濟系統。
（三）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
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上，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理論中有三種觀點：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是法國的托克維爾，他認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必須有明確的界限；個人在市民社會中享有廣泛的權利，而國家就應保護并且不得侵犯市民社會的活動自由；社會的活動范圍越大，國家的活動范圍越小，就越民主。國家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黑格爾，他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區別又相互依存的關系，但又處在不同的層次，私人利益唯有通過國家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和法是高于市民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者則認為，國家從社會中奪走了全部權力，從而使市民社會充滿了不自由和不平等，應該將國家廢除。以上三種觀點，雖然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相互關系問題上有許多不同點，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都沒有弄清楚市民社會對于政治國家的實質意義。
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論認為，市民社會是從商品生產和交換中集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的總和，是與政治國家彼此相對分離的，但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根本對立和沖突。從最終意義上說，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實質上是統一的。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國家是市民社會的體現。市民社會構成了特定國家的經濟基礎，也是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國家和市民社會處于權利和義務相對等的雙向互動的法律關系中，這種雙向互動的可能以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合作為前提。國家為市民社會提供權利實現的途徑，市民社會則回報以秩序。正確的方向應該是在總體上縮減國家的社會控制幅度的同時，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對國家職能進行科學的調整，并且不排斥在某些方面強化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和擴展其職能范圍的可能性。所以，未來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應該是一種既能保證社會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又能充分發揮國家作為社會總體利益的代表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與控制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與社會之間主要不是對立和沖突，而是一種相互制約又相互合作、相互獨立又彼此依賴的有機統一的關系。要實現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這種良性互動的關系，就必須借助法律手段，通過基本法來確定市民社會自治權和政治國家公權的分野，以司法限制政治國家公權的擴張，保證市民社會自治權的實現。
二、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
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在社會中扮演兩種社會角色，并發生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一是市民社會的角色，并直接與其他市民成員發生的關系，二是政治社會的角色，并通過國家中介而與他人發生的關系。對于前者，是一種個人在市民社會中根據自己的意識與他人發生的社會關系，即純粹的市民社會關系，這種關系為私法所調整，是私法的調整對象。對于后者，是一種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是為實現一定的社會公共利益目的而發生的社會關系，即由國家參與的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的關系，這一關系為公法所調整。在公法與私法的關系上“，基于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保障，應遵循‘有疑義是為自由’的原則，以私法為優先。其主要理由是個人是自己事務的最佳判斷者及照顧者，選擇的自由有助于促進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政府’必須保障司法制度能有發揮其功能的條件，并排除契約自由的濫用。‘政府’為更高的價值或公益而強制或干預時，應有正當理由，乃屬當然。”（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自由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平等是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安全是市民社會的保障。市民社會必須運用法律來調整其運行秩序，規范市民的行為，以維護整個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安全。
社會中的人既是市民也是公民，它既要參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又要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然而市民社會是其生存之本，所以市民社會中權利的享有與保障對于一個民主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通過兩方面來保證實現：一是有賴于其構成成員的個人行為的合理性，二是有賴于政治國家于外部的強制保障。規范市民社會關系的法律就發展成為市民法，用來保護市民社會中人的權利；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市民社會自我調節是第一位的，而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干預是第二位的。市民社會的自我調節體現為民法調整，而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干預要受行政法的限制。所以說，民法是調整市民社會的法，而政治國家中的權力從根本上說不是為了國家存在的，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和保障市民社會的權利。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從民法所規定的主體來看，民法中主體是被抽象為一般意義的“人”，是在平等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作為一般人格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會實體。民法上規定的權利主體均平等地享有民事權利能力，民法不承認任何特殊的民事主體存在，也不承認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權地位。
——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實質上就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生活關系的基本形態。市民社會的本質就是私人利益，所謂的私人利益就是作為社會主體存在不可或缺的利益，包括人身利益和財產利益兩個方面。社會及其管理者即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價值，就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有序地滿足私人利益的需要，而民法就是為有效調整和合理滿足私人利益需要所確定的行為規范。
——從民法的基本精神來看，民法強調了私權本位、私法自治的理念。市民社會的內部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人們締結市民社會中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就是為了獲得積極的經濟利益和人格利益，而這種利益的法律化便是權利。民法就是要為人們確定締結市民社會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的權利預期，通過對權利的設置和保護而達到維護市民社會關系的順暢和有序的目的。所以，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以權利為出發點和歸宿的。私法自治允許當事人在私法的范疇內有權自由決定其行為，即是由平等的當事人通過協商決定相互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原則上國家不作干預，私法自治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對于維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抵制國家權力的人以干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民法的基本原則來看，現代民法制度有三大基本原則：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三大基本原則都與市民社會的發展及其內在要求密切相關，也是現代法律的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和主要內容。
三、確立民法為市民社會基本法的意義
民法對市民社會的調整涉及市民社會的全部領域，特別是對其經濟生活條件更是進行了全面直接的反映，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確立民法為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將民法確立為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有利于明確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從而更為有效地保障私人利益。由于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彼此分離，法律因而在傳統上按功能劃分為市民社會的法和政治國家的法，前者為私法，后者為公法。而民法是調整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所以民法的性質應為私法。明確民法的私法地位，能更有效地對私人利益及其意思自治的保護，抵制國家任意的過多的干預，有效地實現民法私權神圣和私法自治的理念。
將民法確立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有利于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快速、穩定發展。我國實行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各種經濟力量從國家過多的干預中解放出來，以獨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意志追求自身的利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必將促進市民社會的出現和社會結構的分化，必然要培養我國的市民社會的觀念。民法作為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的支柱，就要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進行規范和保障，促進其健康、快速、穩定的發展。
將民法確立為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有利于促進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實現。而且從法律角度看，原先市民社會的私法便獲得了部分公法色彩；而原先的公法，也愈益染上了私法特征。經濟法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這就告訴我們，政府干預既已無可避免，那么這種干預則必須建立在嚴格的法律上。我國改革開放是一種政府決策，受政府引導。因此，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干預必將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目前法律體系并不完善的情況下，政治權利的膨脹與擴張必然會導致對私權的限制和壓縮。所以，應在對政治權力和市民權利進行正確定位的基礎上，充分發展和完善市民社會，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的民法。這是實現經濟民主進而實現政治民主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也是最終形成與現代市民社會相適應的現代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劉士國.論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J].民商法學，2003，(3).
論文摘要生命價值追尋和良好的人文素質是高職大學生健全人格的必備條件。大學語文教學立足人文性目標定位，借助經典篇章，關注學生精神世界，探尋生命意識和人生價值，對于構建和諧校園具有現實意義。
教育的最初目的是關注人的生命，然而，在這樣一個將實用功利哲學發揮到極致的消費主義年代里，本著實用性的高職教育中，似乎只有學科專業知識才獲得了合法性，而人格的塑造與完善、審美情趣的養成、意志力的磨練、為人處世之道等難以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
作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僅需要傳承知識，同時要從民族文化傳承與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審美情感教育、對生命的理解和欣賞等角度來審視《大學語文》教學的社會功能。
1、人文關照、生命呼喚是來自時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可見精神健康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據世界衛生組織權威統計，抑郁癥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為影響我們健康成長的隱形殺手。高校作為縮微的社會形態，這種癥狀對大學生的影響也日趨明顯。目前在全國各高校陸續發生學生自殺案件是對這種現象的詮釋。
一份反映近幾年大學生生命觀現狀和未來的調查顯示，“有超過10%的大學生對生命持漠視態度”，遭遇挫折時有“1.7%的人想到用結束生命來解決”，在對待大學生自殺行為上，“16.7%的人認為可以理解”，在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認自己也曾產生過輕生念頭。當代大學生生命意識淡薄問題已經成為學校教育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構建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凸顯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價值，把大學生培養成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當前大學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學語文》以人文性為價值取向，蘊涵著豐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資源，能培養學生汲取正確對待生活并且適應生活的精神養料；在與語文的對話中得到精神的滋養和生命愉悅的享受，并對人生善惡進行鑒別，積累人生經驗，張揚人性美，對人的生命發展起著核心性的決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設和諧校園的今天，《大學語文》教學中滲透生命與人文關懷教育，不僅能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而且能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這是語文人文性的有效體現，更是和諧社會與和諧校園的強烈召喚。
2、樹立健全人格、培養人文素質是大學語文的目標定位
語文課程性質應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所謂工具性，即語文的實用功能，聽說讀寫；所謂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從感性的層次講，是對人的理解，對人的容忍，對人的接納，對人的尊重，對人的愛護和關懷；從理性的方面來講，是對人終極價值的追尋，對人類命運的憂患。文學是人生的另一種存在，充溢著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學。
《大學語文》以經典作品的賞析為主，通過具體作品的解讀，還原一種生命精神，使學生感動于這種生命狀態；或者通過作品的解讀，將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揭示出來，使后人感奮于這樣的精神形態，從而達到通過文學來認知社會與人生的目的。通過這樣的語文課，學生可以獲得安身立命的基礎，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國人。把人文精神貫注到整個語文教育過程中，關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構建和人格養成，對現代社會日趨嚴重的人的精神異化現象給予糾正，為人的全面發展開辟道路。通過讀經誦典的過程，體驗《詩經》、《楚辭》的古樸、俊雅，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漢時代的雄渾、豪邁，魏晉時期的自然風骨，唐詩的典雅和諧，宋詞的飄逸靈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彌漫于校園，凈化學生浮躁的心態，重歸健康和充實。
3、探尋生命意識，關注當下人生是大學語文課程內容
3.1 傳統文化傳遞生命意識。大學語文中的經典文本是幾千年來先哲智慧的結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與情感。古代文學作品中沉淀了諸多母題--愛情婚姻、人生價值、仕與隱，這些話題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生命的探尋、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實上敬畏生命，愛身養生、安貧樂道理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我們可以透過經典文選，看到國人“倡導貴生、重生，尊重生命、強調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孔子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這實際上是人們對一切生命的尊重、關愛、敬仰和維護。而儒家經典中所透露的“憂道不憂貧”，則體現了一種達觀的快樂情懷。“君子固窮”，不僅透露出安貧樂道的忍耐力，同時更是一種對生命的安頓和精神的超越。陶淵明的“縱浪大化中，無喜亦無懼”是對生命的豁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澹遠寧靜的生活態度；“千古第一文人”蘇軾的詩文中浸透了一種曠達超脫又積極向上的生命態度和以山水審美消解生命悲苦的東坡人格。在這種經典人文關照中，體會出怎樣以堅強的意志應對磨難和挫折，以對生命執著的眷戀和對社會的強烈關注支撐自己走出困境。
3.2 經典閱讀審視當下人生。對大學生而言，現實世界的、悖論、問責是最真實不過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現實，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壓。大學語文課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臨著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定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調整，以及成長過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對青春、愛情等問題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們迫切的需要獲得指引和幫助，更容易從閱讀中尋求人生經驗和價值導向的指引。教學過程中可因地制宜，結合不同的文學作品的閱讀，因勢利導，與學生現實世界結合。如《傷逝》教學過程中，提示學生可以嘗試進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轉換，探討涓生對待職業的態度和失業后心態等問題，引導學生體會不同的敘事視角敘述效果差異的同時，學會對生活中出現的人際關系障礙等學會換位思考。通過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責任感，在困難面前沒有和子君攜手面對，而是選擇退縮與逃避，引導學生思考個體生命在愛情中的責任；而子君在這一失敗了的愛情中所體現出的欠缺，則是經濟未能獨立以及由此引發的自我喪失與人格依附等問題。
4、因勢利導、倡導真愛的途徑滲透大學語文生命與人文關懷教育
《大學語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課教師要關注人生，以人為本，教學要用文本的積極因素去引導學生們在生活中做積極樂觀、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勢利導，榜樣激勵，培養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大學語文教育中需要因勢利導，激勵學生樹立遠大志向，充分發揮文本中榜樣的示范教育作用。許多作家的人生經歷、選擇以及由此體現出的人生觀是蘊涵其間的人文精神最生動的體現，對學生具有垂范作用。魯迅為改變和提高國人的精神素質而選擇的棄醫從文，并在時代的風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堅毅執著的勇氣持續發出自己的聲音，顯示了鐵骨硬漢不屈不撓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和晚年后對自己的嚴厲解剖和批判，更是對自我人格不斷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達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沖淡、北島的叛逆都以其獨特的人生選擇來展示和豐富著人文精神的不同側面。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對作家人生選擇的關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響、鼓勵和安慰著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形成中的大學生，對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頗具影響力。
作品本身的內涵往往蘊涵著豐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詳》倡導一種雍容大度的生活態度，而不糾纏于瑣碎小事的困擾；法國思想家蒙田的《熱愛生命》里，倡導人生要過得“豐盈飽滿”，“領略美好時光”；英國著名女作家伍爾芙的《笑的價值》認為微笑面對人生的心態能“幫助我們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樣應對外來的矯飾、虛套和壓抑”，只要能認清自己的優點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對花開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導真愛，以關怡情，燃起生命的熱情。真實鮮活的生命是充滿七情六欲，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親情、友情、愛情于我們而言仿佛就是我們需要呼吸的空氣，但在生活中往往我們會有呼吸艱難的時候：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友情陷入谷底；愛情觸礁擱淺……面對如上情況，該如何理性應對?文本中的課文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懷念蕭珊》，或哭親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結憂傷，但在哀傷中仍有對生活的美好展望；《關雎》《靜女》《蒹葭》等篇章，或表達兩情相悅的繾綣深情美好，或表達“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癡情守望。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靈的狹隘、偏激、沖動、暴怒、苦悶、創傷都可得到修復。“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現青春洋溢之美；“東南形勝”、“煙柳畫橋”的《望海潮》展現風情之美；《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詩情畫意；《瓦爾登湖》寂寞、恬靜、智慧……這些課文提供了豐富的審美視角，用山水的靈秀、壯闊、幽深、詩情畫意來滌蕩心靈的埃塵，讓我們去體味生命的美好，愿駕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參考文獻
[1] 葉瀾等．教育理論與學校實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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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科學；技術；社會；4S學會；科技傳播
中圖分類號G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102-0003-02
科學技術的社會屬性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通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學研究，能有效促進對科學、技術以及醫療的認識與了解，特別是有助于了解它們的發展過程及其與社會之間互動的關系。在此過程中，國際4S學會應運而生。
國際4S學會是一個成立于1975年，目前擁有超過1200名會員的國際性學術團體。4S學會是目前國際上規模最大，水準最高的有關“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STS）的學術團體。
一年一度的年會也是目前STS研究領域規模最大，水準最高的國際學術會議，迄今已舉辦過35次。4S學會出版的專業學術期刊有《科學技術與人類價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被SCI收錄），此外還定期出版《科學技術論手冊》（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總括最近的STS研究進展。
國際4S學會（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簡稱4S學會）2010年學術年會在日本東京大學召開。由4S學會的年會與日本科學技術社會論學會（Japanese Socie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JSSTS）的年會合并舉行。
這是該學會首次在歐美以外的地區舉行學術年會，同時也是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辦年會。
日本JSSTS學會成立于2001年，出版學術期刊《科學技術社會論研究》，目前擁有近700會員，是世界上最大的STS研究學會之一。
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的相對應的學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在研究內容上與上述學會有一定的重合，但無論是名稱、成員還是實際研究領域都有著顯著的差異。
此次參會人員分別就國際視野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科學家與公眾的社會責任等主題展開了大會或分組交流與討論。
與會學者還就全球化背景下進一步加強國際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STS）學科建設，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等議題展開了討論。
據年會主席東京大學教授藤垣裕子（Yuko Fujigaki）統計，本次大會共有1200多人與會，共分成231組，創下了歷次4S年會參會人數之最。
其中，大約三分之一來自北美，三分之一來自歐洲，其余三分之一來自亞、非、拉美等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包括，北京大學5人、清華大學6人、浙江大學1人、中科院研究生院1人，上海交通大學1人，東北大學1人。
1 科學家與公眾的社會責任
在4S年會的開幕式上，大會首先安排了主題為“社會中的科學：21世紀科學家與公眾的社會責任”（Science in Socie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Public for 21Century）的市民公開講座。
講座旨在討論當代科學家以及公眾的社會責任等問題，表明會議對于增進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認識的努力，是科學傳播的一次具體實踐。
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日本科學技術社會論學會會長中島秀人致開場辭。東京大學教授、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副主席黑田玲子做題為“社會中的科學與科學為社會”（Science in Society and Science for Society）的報告，她首先指出了21世紀科學一詞的用法，認為科學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已發生了巨大轉變，并簡要介紹了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及“社會中的科學與科學為社會”的由來，最后，她結合自己的經歷，概述了“社會中的科學與科學為社會”的過去、現狀和未來。
歐洲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埃爾加·諾沃特尼（Helga Nowotny）在題為“社會中的科學：歐洲為什么沒有克雷格·文特爾”（Science in Society： Why is there no Craig Venter in Europe？）的報告中，對比了查理斯· 達爾文和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兩位科學巨匠的異同，在分析歐、美科學的社會背景差異的基礎上，試圖回答歐洲公眾由干細胞研究而引發的爭論，以及歐洲是否進入了創新時代等問題。
維也納大學教授烏爾麗·菲爾特（Ulrike Felt）做題為“公眾理解什么？
科學技術與社會互動在過去的表現和在未來面臨的挑戰”（Publ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Past Performanc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for （Techno）science-society interactions）的報告。
美國塞勒理工學院教授大衛·赫斯（David Hess）做題為“社會運動，公眾與科學家”（Social Movements， Publics， and Scientists）的報告。接著全體4S委員會成員分別做報告，主題為：“全球語境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TS in Global Contexts）。
2 能源政策與文化背景
在能源政策與文化背景（Energy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ext）的討論中，各國學者緊扣文化背景這一主題，分別介紹了挪威、加納、中國和日本在核領域的STS研究進展。通過報告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核問題差異巨大，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美國加州理工大學伯克利分校的Abena Dove Osseo-Asare做題為“Emissions to and from Africa： How Radiation became safer in Ghana（1960-2010）”的報告，介紹加納作為前殖民地，由于法國在其境內進行核試驗而環境受到污染的情況。
加納本身并不具備核研究的能力，而其民眾對核安全問題幾乎缺乏最基本的常識。在加納，就在法國進行核實驗的地區，卻興起了旅游熱，民眾對核輻射污染幾乎沒有概念。
日本自由作家秋山真（shin Yamaaki）女士則介紹了日本Suzu地區民眾圍繞核電站建設展開了爭論等政策問題，由于民眾的反對，核建設一再更改計劃，展現了日本核工發展與民眾利益之間的斗爭與協調。
北京大學周程副教授與北京大學研究生李杏聯合署名的報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可控核聚變研究”，介紹了中國的核聚變研究概況。
他們圍繞中國2006年正式加入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回顧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核聚變研究模式，重點總結了90年代引進改造前蘇聯超導托卡馬克裝置T-7這一轉折性事件，強調了核聚變研究事業由于其投資巨大而風險高的特點，因此需要充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3 科學觀中的傳統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Jonathan Baker做題為“植物藥學安全性爭論：卡瓦胡椒入藥的爭論”（Botanical Medicine Safety Debates： The Kava Controversy，’ Pharmaceuticalization’ and Pharmacovigilance）的報告。他從社會學、生物學、文化背景等方面綜合考查了目前人體攝入物質（食物、藥品、）的利/害評估。
他采用的主要研究手段是通過在夏威夷的實地考察，追蹤有關卡瓦胡椒的安全性爭論，為與會者呈現了一個有關風險評估過程的案例研究。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Catelijne Coopmans 做了題為“禪修者的心智和機器的神經影像研究”（Mind and Machine in Neuroimagin Studies of Buddhist Meditation）的報告。
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指出，可將大腦成像視為建構性的活動。因此，他們認為在描述“意識”、“心智”、“人”時，可使之產生信號并通過電腦技術描述出來。她借助此類分析方式，通過研究佛教徒冥想時產生的神經影像，考查了“心智”（mind）的建構過程，并得出肯定結論。
北京大學周程副教授、北京大學研究生王賓、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張文虎聯合署名的報告“青蒿素的發明——一個科學發現優先權之爭的案例分析”（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a Case Analysis about one Scientific Discovery’s priority Dispute）通過對中國20世紀70年代如何成功地研發出抗瘧新藥-青蒿素的史料整理，以及隨后發生的青蒿素發明優先權之爭的案例分析，基本理清了這段發明史，并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尤其是默頓的優先權理論來分析此次優先權爭論產生的社會背景和當時中國的科研體制。
隨后，報告從知識產權保護和專利法角度評價了此次優先權之爭，并分析了大協作科研模式的利弊。報告結束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副教授Abena Dove Osseo-Asaren女士詢問了幾個與青蒿素有關的概念區別問題以及中國當時的專利法情況。原定與會的韓國慶熙大學JONGYOUNG KIM未出席。
4 科學與技術的定量研究
日本農業技術大學的Masashi Shirabe教授做了關于“科學技術與社會視域中的科學文章的專利引用及其含義分析”的報告。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做了關于“技術如何征服世界：擴張范式、區別和技術研究的轉變”的報告。他指出，在目前的知識經濟時代，各國政府優先發展技術。納米技術、基因組學等都是如此。
他的研究聚焦于兩項更為專業的新技術，即小干擾核糖核酸和納米晶體。在研究中他發現技術科學的發展無法用一般的擴張模型來估測，新發現最早會沿軌跡在某個專業領域出現，隨后參與進來的人員呈現地域性擴張態勢。
日本國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Yasuhiro Yamashita做了“學者移民如何影響國家的知識產量”的報告。他指出，雖然學者移民問題一直都是科技改革政策的重要方面，但由于系統數據的缺乏，所以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少。
他試圖通過同時記錄有研究者研究論文的傳記來得到這方面的數據。他同時指出，因為傳記中所記錄的書目比較少，所以這種通過傳記的分析有其局限性。但是，這種傳記分析包含有學者不可見的珍貴的知識結構，這是僅僅通過分析一般的書目所無法獲取的。
日本國立學術評級和大學評價研究所Takayuki Hayashi做了“目前的大學系統是否促進了研究的多樣化？對日本大學院系的定量分析”的報告。
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新的公眾管理觀念的引入，大學部門的市場化已遍布世界。研究基金把重點轉移到富有競爭力的事物上。財政補貼也以性能賦值評估作為依據來分配。Takayuki Hayashi通過對大學內研究領域的多樣性分析指出，大規模的綜合性大學可以在校內實現資源的戰略性分配，一些研究的萌芽階段可以在中等規模的大學中出現，但是在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階段，大規模的大學具有更大的優勢。
愛丁堡大學Edwin Horlings做了“1992年-2008年，科學產出中專門領域的世界范式”的報告。他認為，科技政策的關鍵在于弄清楚為什么一些國家能夠在科技領域有更出色的表現。他以1992年、2000年和2008年作為基準年，比較了205個國家的科學體制。他指出，大部分各國間的科技發展比較缺乏深度。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將著力避免這一點。
最后，由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項煜虹報告題為“中國的學術量化考核與學術造假現象頻現之間的關系討論”，項煜虹以去年廣受國際社會關注并被《自然》雜志點名評論的井岡山大學學術造假事件說起，引出中國目前學術量化考核體系的現狀，通過考察中國學術量化考核體系的形成歷史，分析其發展路徑，同時指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以期和與會專家共同探討解決和應對之策。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Loet Leydesdorff教授對于中國的學術量化考核體系深表理解，并表示，雖然成因不同，但目前荷蘭國內也存在諸多學術造假的問題，并且，據他所知，這已經成為困擾各國學術界的難題。項煜虹隨即向他討教對策，Loet Leydesdorff教授聳肩一笑，表示荷蘭目前也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參考文獻
[1]R.K.默頓. 科學社會學， 商務印書館，2003.
最近一些年來，我幸運地經常有機會聆聽姜伯勤老師談論他對石大汕和嶺南禪史研究的進展，分享他的研究心得，老師近年來在這一課題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我也拜讀過多篇，從中獲得不少教益。因此，當我知道老師正在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寫成一部書稿的時候，總有一種興奮。回想我第一次讀到老師在這個課題上的作品，是1993年初寫成的《明清之際嶺南禪學與南方文化——嶺南禪學史之一考察》一文，記得當時讀著這篇文章的時候，莫名地有一種激動不已的感覺。初時我不甚明白那樣一種激動由何而生，后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文化中國展望：理念與實際”學術研討會上，聽著姜老師報告這個題目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強烈地在心中翻騰，終于明白了一點我為何會激動的原因。當時，我有一種直覺，似乎看到一幅激動人心的歷史畫卷，將會在自己面前展開。果然，隨后的幾年間，姜伯勤老師陸續寫出了多篇論文，這幅畫卷的更多細節在我們面前漸次展現。現在的這部書稿，終于令我們看到了這一幅畫卷的完整輪廓。畫面上的場景是明清之際的嶺南，主角是活躍在嶺南的禪僧，展現出來的，則是—個絢麗多姿的歷史時代和驚心動魄的文化氣象。姜老師通過精細的研究而描繪出來的這幅畫卷的輪廓，雖以一時一地乃至一人為主題，表達的卻是一種超出時間地域之關懷。讀者從中所識所感所悟，亦必能超越時間和地域之限制，從理性的事實中，找到歷史認識的智慧，滿足對自身文化的“好奇心”，并在審美的層面上獲得心靈的愉悅和共鳴。從姜老師的嶺南禪史研究中，我們感受到一種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地域史研究的魅力，而這種魅力，乃出自—種人文主義精神的追求，由此啟發我們對所謂地域史研究的學術取向作一些新的審視。
近年來，區域研究的興起被視為中國當代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新趨勢，一般認為這是在法國年鑒學派影響下，戰后歷史學目光更多地轉向關注下層社會歷史的學術潮流的一種表現。在這種學術興趣下，國家或王朝的歷史不再被視為歷史學研究唯一的主題，歷史家更多地關心普通人的歷史．而以一個較小的地區歷史過程為研究對象，顯然能夠更細致和多方面、多層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動及其社會表現，因而更容易體現歷史家對所謂“總體歷史”的追求。歷史過程的單位從“國家”、“民族”轉換為某個地區，體現了歷史家對“歷史”的理解發生了某種根本性的改變。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僅要發現地方歷史中不同于 “國家”或“民族”歷史的某種獨特性，更期望能從地方研究中發展起一套新的歷史研究的話語，取代基于“國家”文化霸權的話語系統，建立新的歷史研究范式和歷史解釋體系。
然而，中國歷史學有自己深厚的學術傳統，無論人們如何追求和宣稱要“與國際接軌”，也不可能切斷中國史學的現展與既有傳統的聯系。中國歷史學中輿地方志學的傳統，對現代中國地方史研究的取向不能不有深刻的影響。基于天下一統和文化一體的觀念，中國傳統史學體系中的地方歷史的主題，總是被理解為國家或王朝歷史在地方上的展開，是在天下—統的歷史框架下的地方“向化”過程。基于這種歷史觀念，加上在近代科學方法關于“特 殊—一般”、“局部—整體”、“個性—共性”的歸納式思維習慣支配下，人們一般相信，以地區為單位的歷史研究的價值義要在于：中國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個地區的歷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國的綜合的研究。按照這種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歷史，只是全國性的整體性的歷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細致地展現的過程，而地方史研究，只是作為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性研究策略。雖然地方史研究也被期待著不僅可以揭示更多的“地方特色”， 豐富人們對歷史進程的地方性細節的了解，更可以補充甚至修正在所謂的“全國性”研究中所獲得的歷史知識，但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地方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往往只被定位在提供特殊性認識的意義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視為一種具有初級性和從屬性的研究層次。轉貼于
由于地方歷史是放在國家歷史的話語系統中去理解，被視為是相對于“整體”而言的“局部”的過程，這一過程又被界定在特定的地域空間之中展開，“區域”的界線劃分和認定，也就總是基于某種地域性的認同，并往往以國家行政體系下的政治邊界為依據。當研究者刻意地使用“區域”、“地方”、“國家”這樣的范疇作為歷史過程的單位時，以一定的地理界域為對象的歷史敘述，常常成為營造地方意識、建構地方認同的資源，表達著人們對“國家”與“地方”關系的一種體認。由地方歷史表達出來的，可能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觀念，也可能是一種地方主義的觀念，但無論如何，作為“地方—國家”認同的話語表達，地方歷史敘述都會著重在以發現和抽象出所謂的地方特性為目的。于是，在歷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方的疆界就總是傾向于明確化和凝固化。
地方史研究的這種傾向，亦為近代科學方法中的分類觀念所支持。在大多數的研究中，“地方”和“區域”一類范疇，常常被看成是一些固定的、僵化的、非歷史的分類概念，所謂的“地方特性”被抽象成為一種超歷史的事實，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支配著研究者的認知和敘事過程，從而使關于地方歷史特性的表述成為一些非歷史的概念。在一些有關區域研究方法論的文章中，經常被討論到并且被認為是開展地方史研究前提的一個話題，是如何去劃分區域，根據什么標準去劃分區域，這個問題被提出來并被視為開展區域研究的前提，反映出研究者不言而喻地把區域理解為一種有固定界線的歷史單位，至于其界線如何劃定，則是根據研究者自己對“區域”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實際上仍然是出自國家話語霸權下的歷史觀念。但是，如果地方歷史以及在地方歷史中呈現出來的所謂“地方性”，仍然是用國家歷史話語去表達和詮釋，那么，地方歷史與國家和王朝歷史其實就沒有根本的差別，地方歷史的獨特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變對全國范圍的所謂“共性”的了解亦令人懷疑。
如果說常見的地方史或區域史研究大多不是出于國家主義就是出于地方主義的關懷的話，姜伯勤老師以石濂大汕等一批清初禪僧的活動為中心的嶺南禪史研究則表現出不同的旨趣，其最顯著的特色，是超越了“國家—地方”二元對立的話語，本著強烈的人文主義關懷，追求一種對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體驗。這種研究旨趣，與以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史學大師為代表的現代中國史學傳統有一脈相承的聯系。這種史學傳統對地方歷史的研究取向，典型地體現在清末以來取得顯著成就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實踐中，無論是在史家所揭示的客觀事實層面上，還是在史家的歷史認識層次上，都打通了地方歷史與國家歷史的界限，表現出與過去的輿地方志學傳統不同的旨趣。姜老師在這部著作中，通過石濂大汕等清初活躍在嶺南地區的禪僧的活動，描繪出清初嶺南的社會圖景和文化氣象。這種圖景和氣象，固然呈現出當時“嶺南”地域社會的文化面貌，但這里所呈現的社會面相和精神世界， 是由一大批生活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人的歷史活動創造出來的，他們的身份認同并不由他們的地域歸屬去界定，他們的活動空間和文化網絡也沒有地域界線的限制。這一幅歷史圖景的展示，在認識上也就有著超越了地域性的價值，歷史家透過這些歷史事實建構起來的歷史認識，就不只有地方性的意義，而更多地表達了史家對歷史的理解和體驗。這部著作所敘述的不獨大汕一人，所審視的也不只清初一時，所探討的更不限于嶺南一地，我們要讀懂這一段歷史，要透過這段歷史去理解當時的時代和精神，就需要跟隨著大汕的足跡，優游涵泳于無疆無界之歷史時空．打破和打通一切俗世的界限，透過他們所創造的歷史探求他們的世界。在這里，歷史的主體是人的活動以及他們的精神世界，而所謂的地方歷史，只有通過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活動，才成為可以理解的事實。轉貼于
關鍵詞：創新；高職；通識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06-0109-02
一、改革創新高職通識課程的重要意義
（一）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是響應黨“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號召
黨的十報告指出：“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怎樣的教育才是“人民滿意的教育”？教育的本質是成人成才。人民將子女送入學校就是希望子女在學校的教育下成人成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應用人才，而通識教育就是德、智、美的教育。因此，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就是堅持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二）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是繼承偉大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明傳統
中國傳統大學，即古代太學，是人的教育。古代中國的大學之道，它的終極目標是求達到一個“至善”的境界。總之，中國傳統大學的教育宗旨是講做人的學問。這是一種“價值教育”。而中國現代大學發展至今，尤其是職業教育，漸漸忽視了人的教育。因此，構筑現代職教體系，必須繼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優秀的文明傳統，在現代意義下，重拾人的教育。
（三）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是吸收西方職教的優秀經驗和合理成果為我所用
百年中國，自英帝用炮艦轟開中國大門之后，興水師辦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職業教育遂被極大重視。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發表就職演說，開宗明義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可以說，現代大學的大學之道已有了一個新的表達：大學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這是一種才的教育，是一種知識教育。考察西洋，吸收西方現代職教的優秀經驗和合理成果為我所用，為的是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教體系，目標就是培養德才兼備的真正人才。
二、古今中外通識教育可資借鑒的優秀傳統與經驗教訓
高職教育不僅要繼承和發揚古今中外通識教育可資借鑒的優秀傳統，更要有創造性的革新精神。
（一）西方職教發達國家通識教育可資借鑒的優秀傳統與經驗教訓
1.德國“雙元制”人才培養模式中的通識教育。德國高職教育的“雙元制”世界聞名，在職業教育中已經取得主體地位。其“一元”在企業完成職業訓練，“一元”在學校接受基本文化理念學習的方式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贊譽。德國人在職業教育中通過工學結合課程的形式，將通識教育融入專業教育之中，以實現和加強對學生關鍵能力的培養。目前，中國的高職教育普遍模仿和學習德國雙元制，采用工學結合的方式，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但卻以專業的名義，有意無意地忽視通識教育。
2.美國社區學院中的通識教育。社區學院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美國高職教育的主要表現形式。在社區學院推行通識教育是美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突出特色之一。2011年10月，美國經濟研究局指出：伴隨社會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年齡增長，單純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呈逐漸下降趨勢，而注重通識教育的人則顯現出較強的適應能力和可持續性，如何保持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平衡是許多國家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之一。這一現象進一步驗證了美國社區學院在開展職業教育的同時推行通識教育這一做法的前瞻性和科學性。
3.澳大利亞新學徒制中的通識教育。澳大利亞屬于英聯邦國家，英國政府于1993年制定現代學徒制度計劃，澳大利亞于1996年引進新學徒制，1999年開始實施。他們認為通識教育的“通”不是通才的“通”，而是貫通的“通”。他們認為職業人才需具備溝通技能等六項“核心技能”，形成了他們開展通識教育的“必修課”和“基礎課”。澳大利亞新學徒制在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培訓框架下開展，“以人為本”，與英國現代學徒制相比較，更注重對青年人自身潛力的挖掘，更強調個人更廣闊的發展和學習能力的培養，旨在為個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二）中國本科高職院校通識教育可資借鑒的優秀傳統與經驗教訓
1.港澳臺高校。在通識教育理念上，臺灣高校更加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港澳更關注全球化帶來的文化融合，認為通識教育的“通”是讓專業之間、文化之間、人際間有一個可以相通、理解的地方。在通識教育課程設置上，臺灣高校強調“完人”教育，港澳高校強調將通識教育作為解決“由專門教育引發的現代教育問題”的最佳方案。總之，通識教育在港澳臺高校的教育中被定位為平衡者與橋梁的角色。通識教育的課程內容大體涉及人文、社會、自然三大領域，強調人文、平衡、發展、多樣化、系統化、特色化等理念。
2.大陸本科院校。大陸本科院校進行的通識教育改革探索，主要采取了兩種方式：通過局部的課程改革――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來實施，如清華、武大等；全方位的通識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探索，如北大、復旦等。北大在低年級實行通識教育，高年級實行寬口徑的專業教育。經過了多年的實踐，積累了一些經驗，如自主選擇專業制度備受歡迎等，畢業生也顯示出基礎扎實、視野開闊等獨特優勢；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難，如元培計劃與院系管理“雙軌制”的沖突、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銜接困難等。南大實施“以重點學科為依托，按學科群打基礎，以一級學科方向分流，貫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模式，致力于培養有國際視野的寬基礎、高素質、創新型一流人才。經過幾年的實踐，匡亞明學院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在基礎學科領域中嶄露頭角，在國內外本科理科教育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3.大陸高職院校。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是：“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既會做事又會做人的具有健全人格、高素質的應用性技能型人才。”但在實踐過程中，仍然與絕大多數本科院校一樣，存在領導對通識教育不夠重視、通識教育側重于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課程內容雜亂結構失衡、師資力量匱乏等問題。只有逐步建立適合高職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構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通識教育平臺，才能實現高職院校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三、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的方向與具體建議
（一）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的方向
1.人才培養目標的創新。當前，中國大陸絕大部分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類似，將“做事”放在“做人”前面，明顯強調“做事”勝于“做人”，這不僅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暴露了高職通識教育的尷尬境地。要改變高職通識教育在高職課程體系中的地位和真正實行現代職教體系“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必須繼承中國傳統技術教育重視做人勝于做事的傳統，在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方面進行創新。
2.課程體系構建的創新。高職院校的課程基本上可分專業課程和公共課程。公共課程除卻國家規定的思政、外語、體育外，其他如大語、高數、計算機、心理健康等通識課程，合計學時占總學時不足20%。這顯然與現代職教體系中關于“人的全面發展要求”有很大差距。因此，為構建現代職教體系，必須在課程體系的構建上有所創新。
3.必修課選修課課程結構的創新。高職院校重必修課輕選修課。通識課程大多是通過選修的形式實施的。因此作為主要選修課的通識課程常被戲稱為“賺學分”的課程。這就造成了看起來熱熱鬧鬧門類繁多的通識課程變成了小孩子過家家的游戲。因此，如果想真正推行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真正構建現代職教體系，必須重視選修課程，淡化必修課程。
4.師資隊伍建設的創新。高職院校的通識教育課程主要是通過公共課程的教師承擔。公共課程的教師與專業課程的教師比和公共課程與專業課程的學時數比大體相當，大約也為1∶5，甚至更少。而公共課程的教師服務全體學生，專業教師只服務本專業學生。通識課程的師資嚴重不足，師生比遠低于教育部規定的1∶16。事實上，通識教育不應只由公共課的教師施行，專業課程教師也是通識教育的實施者，也只有這樣，通識教育課程的師資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二）改革創新高職通識教育課程的具體建議
通識教育課程的開發應基于現實、放眼未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立足中國國情，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和中西對比的方法，站在為學生“終身學習”打下堅實基礎的立場上，始終堅守“以人為本”的原則，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我，圍繞自然與人、社會與人、人與人等關系來開設。
1.自然學科領域。可開設“數學（化學、物理、生物等某種學科）與人類”、“科技（具體某種技術如食品技術等）與人類”、“科技倫理”、“人類星球”、“中醫與西醫”、“電腦與人”等課程。
2.社會學科領域。可開設“作為經濟的人”、“管理與人類社會”、“人類未來”、“中國（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國）人”、“兩性關系”、“全球（某國家或某地區）熱點”、“生態與健康”、“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國）文化概論”、“人類與犯罪”、“人類與戰爭”等課程。
3.人文學科領域。可開設“文學與人類”、“藝術與人類”、“哲學與人類”、“中西歷史進程比較”、“中西教育比較”、“古今教育發展”、“教育與人”、“民族遺產”等課程。
參考文獻：
[1]北大就職演講（1917年1月4日）[Z].
【關鍵詞】社會實踐 場域 慣習 資本
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社會實踐理論由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 三個核心概念構成。布迪厄指出，為了有效描述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賦予所接納知識以實踐性，就不能以旁觀姿態與現實生活保持一定距離，以逃離現實的做法去認識外部世界。既要避免從客觀主義出發以局外人的眼光認識世界，也要避免從主觀主義出發以局內人的眼光審視社會生活。因此，他提出了“參與性的對象化”概念，即“將自己與對象的關系原則帶入對象中”。實踐正是通過這種參與性的途徑得以實現。正確做法是通過參與社會和生活實踐活動來感知世界。以實踐這一連接紐帶將主觀與客觀主義兩者和諧統一起來。布迪厄在此理論中提出了生成性結構主義公式：慣習×資本+場域=實踐。直觀地揭示了實踐的奧秘，實踐是“慣習、資本和場域相互作用的產物”。依據布迪厄實踐理論，實踐具有空間性與時間性。場域為實踐提供場所，慣習為實踐提供規則，資本則作為場域內斗爭的武器。獨立于時空之外的實踐在現實生活中既不存在也難于理解。為了更透徹理解此實踐觀，就需了解其理論中超越主、客觀二元對立的三個主要概念：場域、慣習與資本。
布迪厄將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系的一網絡或一個形構”，他認為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場域”，高度分化的社會“大場域”是由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即“子場域”建構而成，如政治、科學、文化、教育場域等。布迪厄指出，場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是一串串的關系，這些關系先于個人意識而存在。場域是由一系列客觀關系構筑的社會關系；某一場域中，處于不同位置的各種力量為了爭奪權力資本，不斷展開彼此之間的博弈。不同場域存在不同邏輯規則，行動者一旦進入某個場域，就獲得了這個場域所特有的規則、符號與代碼。從結構主義觀點出發，場域的概念指的是社會空間具有一定結構；從沖突論觀點出發，可將社會理解成為一個各種力量沖突的場所。
依布迪厄之見，條件制約與特定的一類生存條件相結合，生成慣習，慣習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是持續、可轉換的潛在性情傾向系統。這種性情傾向源自于實踐，持續不斷地發揮各種實踐作用。慣習具有持久性與可轉移性。只要慣習在人體內生成，短時期內就難以發生變化。但是，慣習又可以在不同領域間相互傳遞。此外，慣習具有歷史性與生成性。慣習是由積累和沉積在行動者身上的一系列歷史經驗構成，是外在于行動者客觀的共同社會規則、價值在行動者身上的內化形式，用以指導個人行為、個人評判事物并且認知外部世界。以慣習為指引，人們通過感知、理解、評價外部世界來進行實踐，并依慣習來感知、評價實踐，繼而進一步調整個人行為。但是，慣習并不僅僅是單純地被決定，它具有強大的生成能力。在慣習所處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制約下，能生成感知、思想、行為等產物。憑借一系列的內化圖示，人們來感知、理解并體驗現實世界，不斷從事新的實踐，對歷史進行創造性的重塑、改變。一方面，慣習將客觀的外部社會結構內在化，形成易于被人們認知的結構；另一方面，行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又促成新的外部社會結構。慣習體現出“外在的內化和內在的外化的辯證關系”。慣習還具有多樣性，慣習雖是在現實中運用的歷史，但受個人身份地位的影響，不同行動者的慣習差異迥然。一般來說，擁有相同地位的個人易于體現出相似的慣習。
對于資本的概念，布迪厄將其解釋成一個在特定的場域里有效的資源。個體或群體因為進入某個場域并在此場域展開競爭，繼而獲得某些特殊利益。布迪厄認為資本包括四種形式：經濟、文化、社會與符號資本。經濟資本主要指財富與產權；文化資本指的是文憑與知識；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關系與信任；符號資本則指的是榮譽與聲望。根據布迪厄理論，一種形式的資本可以轉化、再生產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如果個人掌握更多經濟資本，就能接受較高層次的良好教育，獲得更多文化資本。隨著文化資本的積累，新的文化資本迅速增長，繼而擁有更多、更好的社會與符號資本，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名譽，以此類推，這個人也就可以更有效地、大規模地運用他的社會與符號資本，來獲得更多經濟資本。以上四種形式的資本相互轉換，形成了一個周而復始的良性循環體系。
英語專業高職學生社會實踐模式的創新體現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高職學院的部分學生參加了學校組織的畢業社會實踐活動，此次活動的目的在于：要求即將畢業的學生走出課堂，融入社會，運用學校中所積累的知識，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培養處理實際問題能力。通過這次實習，希望學生能鞏固、加深、擴大在校期間所學英語基礎理論與專業知識，補充課堂教學、書本知識欠缺之處，從而進一步培養觀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能力，養成注重實際、將理論與實踐有效相結合的工作作風。
這次活動屬于教學輔助、積累社會經驗類社會實踐，它以其他院校高職學生參加的社會實踐活動為基礎，進行了改進與創新，其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五方面：⑴實踐策劃項目化；⑵實踐流程專業化；⑶內容安排具體化；⑷規劃組織體系化；⑸與就業結合緊密化。
實踐活動開展之前，學校進行了統一規劃與統籌，參與實習的專業教師根據實踐的總體要求進行了項目設計，對其可行性、科學性進行了探討，擬定了以“高職及成人學生社會實踐模式創新”為名的科研課題，并提議了七個論文主題方向。高職學生社會實踐項目化運作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實習生社會實踐模式進行項目設計，在項目參與者的一致努力下，運用科學管理方法對項目進行計劃、組織以及監控，把握當前實踐活動的順利實施，指導將來實踐活動的開展。
除了帶隊教師之外，五名英語專業教師作為指導教師參與了這次實踐活動，全程悉心指導實習生進行實習。此次活動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專業指導教師在校內指導實習生備課試講，輔導、批改實習生準備的教案，組織實習生課堂試講，并填寫試講聽課記錄。第二階段，專業指導教師隨實習生下實習學校開展校外實習，深入實際課堂聽實習生試講，記錄觀察監督日志并對其表現進行反饋，每一階段為期一個月。專業教師參與這次實踐活動，結合英語專業特點，指導措施到位，指導效果明顯，極大體現了本次實踐活動的專業化。事實證明，專業教師的有力指導，不僅保障了整體社會實踐工作的順利實施，而且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與水平。
內容安排具體化指的是結合活動目的，高職學院對這次實踐活動的具體內容提前作了規劃：了解熟悉英語專業的規律、特點，找準本專業與實習學校、實習內容的結合點或切入點；熟悉實習學校的環境與具體情況，初步認識各部門的運作機制與工作流程。在實際崗位上檢查實習生的基本技能、專業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發現知識盲點或盲區，及時進行查漏補缺。在實習中培養、鍛煉實習生的多方位能力（交際、協作、組織、適應工作、提出、解決問題、靈活應變等）。在實踐中鍛煉實習生吃苦耐勞、勇挑重任、踏實工作、虛心求教的品德與作風，積累實際工作經驗，全面提高業務素質，為即將到來的就業奠定穩固基礎。
高職學院學生首次參加由學校統一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學校非常重視。在實踐開始前的幾個月，負責教師提早進行了規劃，聯系愿意合作的學校，確定了五所中、小學作為實習地點，并將實習生按人數劃分為五組，每組各配一名指導、帶隊教師。此外，還擬訂了高職學院畢業生實習計劃與安排、帶隊教師注意事項、實習指導教師具體職責等材料，設計了學生實習教師聽課記錄表、教師指導實習日志表等表格。并且在新、老校區分別召開了帶隊、專業指導教師工作安排及分工會議以及全體學生實習動員大會，會上對實習工作進行了專門部署。以上這些準備工作一致說明了這次實踐活動是有組織、有規劃的統一行動。
參加實習的教師經過調查統計，發現百分之八九十參加實踐活動的學生對教育事業情有獨鐘，傾向于畢業后在教育領域擇業，當一名中、小學或幼兒園英語教師。因此，聯系實踐單位時全部選擇中、小學校，實習生認為此安排非常合適，與將來的就業直接掛鉤，能了解學校的日常工作運作，親身體驗做一名教師的感受，查找自己所掌握專業知識的紕漏之處并加以彌補，為初踏工作崗位作好鋪墊工作。
布迪厄理論對英語專業高職學生社會實踐模式創新的
指導作用
根據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實踐由場域、慣習、資本三方面構成。英語專業高職學生社會實踐的創新模式反映了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精髓所在。這次實踐中，實踐空間即場域屬于社會“大場域”下的“子場域”——教育場域，進一步細分，則為教育場域涵蓋下的學校場域。為此次實踐活動提供場所的學校場域又包括兩部分：校內與校外場域。校內場域指的是實踐初期學生在本校內參與的實踐，具體內容為在專業教師指導下準備教案、校內試講。校外場域則指實習生到聯系好的中、小學校進行實習，深入到實際課堂聽課、備課試講，承擔副班主任的角色，幫助批改作業，幫助管理學生。教育場域的性質與運作方式完全不同于政治、科學場域等其他“子場域”，這次實踐活動中，校內與校外場域雖然都屬于學校場域，但兩者實踐空間相異，因而不同的邏輯規則存在于不同的實踐空間中。實習生身處校內與校外場域中，分別受到這些場域特有的規則影響。校內與校外場域的相互結合模式不同于以往社會實踐模式，打破了實踐場域單一的境況，體現出其創新之處。
在這次實踐活動中的幾個階段（教案準備、校內試講、校外聽課、試講等），來自于高職英語專業的實習生表現出極大個體差異。有的實習生實習目的明確，態度積極，參與投入，效果明顯；有的實習生則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完全將實習視為一種形式，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可以看出，以上差異存在的原因與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中的慣習概念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慣習是一種具有主觀性的實踐邏輯，體現了實習生的個體潛在性情，并在實踐中不斷地對個體產生影響。以此次實踐的校內試講為例，整體來看，一些實習生較易于融入“小老師”角色，在授課過程中表現自如；而一部分實習生在課堂上表現出怯場，試講效果不甚理想。存在這一現象的原因與實習生個體的慣習密不可分。有的實習生課前準備充分，授課時膽大心細，態度認真投入，聲音清晰洪亮，講解條理邏輯性強，授課內容豐富有趣，板書規劃整齊，這說明此實習生之前擁有良好慣習，并且良好慣習持續在其身上發揮作用，指導其順利參與此次實踐。而另一些實習生試講時表現出的動作拘謹，聲音小而低，板書潦草等也說明以往生成的慣習源源不斷地起著負面效應。實習生因受到以前生長與教育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個體間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相異的慣習，這也顯示了慣習的多樣性。各種各樣的慣習引導著個人來感知、理解、評價外部世界。
資本是實踐活動得以實施的實踐工具，是個體擁有的有效資源。英語專業高職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是在學校場域下對文化資本，即已掌握知識的再次應用過程。大學期間，實習生個體對所學專業投入時間、精力不同，對專業知識的掌握也就存在著個體差異。這些差異可以用這次實踐中的校內試講為例來加以說明。有的實習生積累了更多的文化資本，試講時單詞發音標準，語言表達流暢，講解規范；而有的實習生擁有較少文化資本，講解時出現單詞拼寫、語法使用等基本功方面的錯誤，整體上影響了試講效果。試講過程真實反映出實習生英語專業學習水平，試講的方方面面也體現了其基本功是否扎實。在隨后的師生反饋中，試講效果好的實習生受到了指導教師與旁聽學員的肯定與認可，實習生感到很有面子，這也是文化資本向社會與符號資本轉化的一種體現。這次實踐反映出，掌握厚實文化資本的實習生在未來就業中將更具競爭力，享有更多、更好的社會與符號資本，也將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本。反之，四種資本的擁有量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
知識與能力來源于實踐，素質也需在實踐中逐漸培養而成，荀子曾說過：“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谷，不知地之厚也。”社會實踐既是大學生成才的重要途徑，也是大學生實踐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入基地、深入實際，對于開闊大學生視野、增長其才干、提高其素質具有重要意義。綜上所述，英語專業高職學生參與的這次社會實踐模式是一種新的嘗試，是在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指導下的一種創新，是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在實踐中的實際應用。這種應用既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又顯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緊密結合。場域、慣習、資本的概念貫穿于實踐活動的整個過程，對實踐實施者的思想、行為具有深遠影響力與指導作用。可以說，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能正確指導社會實踐，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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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外語教學理念在職業英語教學中的應用的理論基礎
(1)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的關系。外語教學的目的具有多樣性，但是就正規的學校外語教學而言，提高學習著外語交際能力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外語交際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學習者了解目的語言所反映的文化意義系統，通過目的文化與本族文化進行對比，調整和修改自己的認知圖式和參考框架。只關注語言符號和語言形式，忽視語言使用中的文化內涵的教學顯然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外語教學應該與文化教學有機結和。在美國1996年的“外語教育國家標準”工程對于語言教育中文化知識的傳授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外語教育國家標準”工程提出了《外語學習標準:面向21世紀》。強調了外語學習中的五個主要目標(5C’s)即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聯系(Connections)、比較(Comparisons)和社區(Communities)，其中之一是文化教學目標;另外在11個具體標準中有4個涉及到語言教學中文化傳授目標的達成。因此，在職業英語教學過程中，傳授文化知識，理解外來文化，與本族文化進行差異比較，應是我們職業英語教學中的目標所在。(2)跨文化交際能力是高職高專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跨文化交際是全球化時代下最明顯的特征。作為公共必修課，職業英語教學應該是要按照社會發展需求、職業崗位需求和個人發展需求，結合行業知識和英語語言知識，為社會培養具有熟練英語交際能力和扎實專業知識及綜合能力較強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跨文化交際中我們不僅要面臨與本國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及經濟環境，還會遇到許多文化障礙。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對于個人的生活、公司的發展、國家的前途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氣到了重要的作用。(3)跨文化外語教學是職業英語教學發展的需要。外語教學課程中，語言、文學和文化構成這一課程的主要內容。但目前我國高職高專英語教學多數仍已語言教學為主，在現實的跨文化交際中，學生只能依靠母語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語言習慣及交際規則來表達思想，從而引起誤解甚至產生沖突，進而影響跨文化交際活動的成功。可見，在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戰略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將成為職業英語教學面臨的中心任務。因此，我們建立的“基礎英語模塊+行業英語模塊+素質英語模塊(包括文化知識)+專業英語模塊”模塊化體系的教學模式，以適應高職高專英語教學改革。
跨文化外語教學理念在職業英語教學中的應用研究與實踐
1.設置與“文化”相關的課程自09級學生起，我院建構的職業英語課程體系確立了以發展學生職業英語能力為中心的思想，注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遵循學生在校英語學習不斷線的原則，靈活設置課程，選用了“必修”與“選修”相結合的課程設置模式。“必修課”要求學生完成“基礎英語模塊”和“行業英語模塊”的學習。在第一學期我們完成《職業英語》(上)即“基礎英語模塊”的教學。本課程以英語語言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訓練為教學內容，重視培養學生實際使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和應用文體寫作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在第四學期我們完成《職業英語》(下)即“行業英語模塊”的教學，其教學目標是使學生熟悉和掌握與職業工作有關的英語語言技能，培養學生的職場英語應用能力，特別是培養和提高學生職場聽、說能力，使學生在未來職業生涯中的交際活動和業務活動中能夠進行較為流暢的英語交流和表達，同時兼顧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和英語應用能力的進一步提高打下堅實的基礎。“選修課”要求學生完成“素質英語模塊”和“專業英語模塊”的學習。在第二學期學生可以完“成素質模塊”課程，可選修《跨文化交際》、《英美文化入門》、《英美概況》和《英美文學鑒賞》，其主旨是讓學生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人生觀、科學觀等，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在第三學期學生可以完成“專業模塊”課程，可選修《食品英語》、《藥學英語》、《醫療器械英語》和《物流英語》等，這些課程的設置主要是為提高學生本專業和相關專業領域的口語和文字交流能力。
2.制定文化教學課程目標我們通過修訂《職業英語課程標準》將跨文化外語教學理念夯實于職業英語教學中，即在《職業英語課程標準》中明確提出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我們在借鑒James的跨文化教育理念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和我校專業人才培養目標要求制訂了文化課程目標主要有:①理解并掌握英語語言所涉及到的文化問題，包括目標語(英語)國家的歷史、風俗、種族和文化身份問題等。②理解并掌握尊重目標語與本族語(英語與漢語)的文化差異性，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異化和文化同化問題。③要求學生在英漢文化差異中進一步理解自身文化，提供文化認識的新角度，意識到民族中心思想存在的及危害性。④要求學生能夠分析和觀察文化現象，采用靈活、多角度的立體思維方式進行有效地跨文化交際。#p#分頁標題#e#
3.采用多維的文化教學法在教學中，我們從目前我國職業英語教學的實際情況和現實語境出發，結合社會學、文化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理論研究開發了一下如下方法:(1)文化導入法。教師是文化教學的引導者，教師通過各種方式引導學生注意文化差異，培養其跨文化交際意識，使學生領悟到文化多元性的意義和具體表現，這樣學生不僅學到了語言知識，而且學到了語言的文化背景、文化蘊涵。(2)情景模擬法。通過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文化背景資料，積極引導學生理解國外的文化發展變化，結合跨文化交際的具體項目，為學生設置跨文化交際情景，鼓勵學生模擬表演經典的英語小說或電影片段，讓學生更好地體會英語語境下的不同文化。(3)親身體驗法。一方面，我們鼓勵學生利用外國留學生及工作人員在華數量與日俱增的大好環境，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并創造機會與其進行跨文化交際實踐;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指導學生并支持學生自己去探索各種文化，幫助學生建立對文化學習的興趣，進而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4.建設凸顯文化內容的職業英語教材我們編寫并出版的職業英語系列教材(包括《讀寫教程》、《視聽說教程》、《綜合練習》、《實用聽說教程》和《職場英語教程》共五冊)依據“能力本位、任務驅動、行動導向、教學做一體化”的高等職業教學模式，充分考慮高職學生的特點，真正體現高職公共英語教學的職業性、實踐性和實用性，教材內容的編寫遵循滲透職業英語能力培養和職業素養的提高的原則，在加強語言基礎能力培養的同時，更加注重培養學生實際涉外交際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以實現職業教育“學以致用”的教學目標(蘭麗偉，2010:89)。《職場英語》這本教材重點是培養學生目標工作崗位職業英語技能和跨文化交際能力。整本書以場景英語為依托，與各專業知識相鏈接，兼顧各專業知識的共性和個性，強調重視學生日后在職場中用英語工作的能力以及未來職業素質的培養和提高(蘭麗偉，2010:89)。在教材內容模塊設置中其中每一單元都有“文化沙龍”這一模塊，主要介紹東西方文化差異，旨在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提高其跨文化交際能力。3．5施行多元化的文化教學評估體系為順利開展文化課程，引導學生對于英語中所包含的文化知識的學習，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文化教學評估:(1)利用課堂教學進行文化教學評估。目前我國職業英語教學中存在的現象是過于重視語言教學，而沒有利用文化知識的教學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語言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媒介性、傳播性、豐富性和生動性。因此，我們通過在相關的教學中(如課程導入部分和背景知識)設置與文化相關的問題來評估學生的跨文化知識，一方面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2)借助語言測試進行文化教學評估。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密不可分。因此，可以借助語言測試來進行文化教學評估。例如:翻譯本身就涉及到文化跨越的問題，譯者不僅需要擁有扎實的語言能力，而且需要擁有豐富的文化背景知識。因此，為了檢測學生對于文化差異的認識，在翻譯題目的選擇上應偏重于文化比較和文化差異題材。同樣，我們也可在聽力、閱讀和寫作方面來借助語言測試對英語文化知識進行考核。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