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07 04: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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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貿易摩擦;保護貿易政策;綜合競爭力
一、美國為什么對我國出口紡織品頻頻發難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
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 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款得到期，反傾銷將成為許多進口國尤其是美國制約我國紡織品進口的利器，并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漸被認可，針對我出口紡織品的反補貼調查也很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面對可能到來的紡織品反傾銷浪潮，除了要對出口紡織行業中的價格體系進行整改以外，紡織企業的產權制度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理順，根據歐美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界定取決于一國政府在資源分配和定價中所起作用程度。產權不明晰是當前我國眾多國有企業的通病，因而許多大型國有紡織企業須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切斷產權上的政企關聯，為反傾銷的應對打好基礎。而與反傾銷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對反補貼似乎更為陌生，在應對反補貼方面的人才相當匱乏，相關立法也欠完善，因而當務之急是在紡織行業內大力普及WTO框架下關于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在國內培養起一批我們自己的反補貼應訴人才，盡快熟悉與適應國際反補貼應訴規則，為反傾銷應訴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從單一的出口貿易向全球化經營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貿易體系中區域貿易協定的比例急劇增長，據統計，2005年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下的優惠貿易已占到總貿易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跨區域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有所增加，這些都對紡織品貿易有著深刻的影響。區域貿易的一體化對我國這樣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是不利的，區域貿易組織的內部貿易對我國紡織品在這些地區的出口會產生巨大的貿易轉移作用，因而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應當以合作貿易形式取代單一的出口貿易，通過海外生產及加工貿易的方式繞開區域貿易壁壘，從而利用其內部貿易的優惠安排增大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
三、結語
伴隨著中國紡織品出口走過了一段布滿荊棘的道路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僅僅依靠低廉的價格和大量的銷售額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了，紡織品貿易競爭的關鍵所在已經不在于誰掌握有低成本的勞動力，而在于生產中的專有技術、高質量高品位的產品、完善的營銷網絡和良好的信譽、服務等等。另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集團化的浪潮下，僅僅靠一國國內的生產和出口來占據海外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開貿易壁壘、降低成本賺取利潤，就得本著“大市場”的理念在廣泛地參與各個領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而這些都是新時期國際貿易中綜合競爭力的體現。中美紡織貿易爭端暴露了我國紡織品出口的軟肋，也讓我們意識到要想成為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穩若磐石的貿易強國，提高出口紡織業的綜合競爭力是必經之路，也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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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進行貨物的買賣，很多美國人在廣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國的美商購銷貨物，從中收取傭金，傭金率一般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廣州、澳門的洋行逐漸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廣州成立，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許多的股東與當時美國在廣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聲望的保商潘長耀的擔保，同時也與怡和行行商伍秉鑒(Houqua,浩官)、天寶行行商梁經國(Kingqua,經官)、西成行行商黎光遠(Pacqua,伯官)建立了貿易關系。1820年，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期，國內有多家企業與銀行倒閉，對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滯。貿易狀況的惡化導致中美貿易額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國商船來華，但到1820年減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貿易總額為555萬元，僅是1819年的1/2。商業的蕭條使對外貿易缺少足夠的銀元來采購商品，美國在華的機構也陷入經營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幫助下，剌素洋行改組為旗昌洋行。與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業務，而沒有自己的投資，這樣既可以減少風險，又可以避免與委托人之間的競爭。新股東阿米頓(PhillipAmmidon)的加入，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頓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羅維登斯最大的對華貿易商行駐廣州的商，他的加入，為旗昌帶來了該公司在廣州的所有業務。很快，旗昌的業務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頓還到印度積極招攬輸入廣州的印度棉布和鴉片的業務，鴉片很快成為旗昌洋行經營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經成為美國在華最大的鴉片走私商。
如果說美國對華貿易有兩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應該是普金斯洋行。這兩家洋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旗昌洋行的發展離不開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創辦于波士頓，創辦者是詹姆斯•威爾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馬斯•威爾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來適逢時機，成為了美國駐廣州第三任領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廣州設立分行，主要從事委托代辦貿易。威爾科克的侄子約翰•顧盛從16歲就開始到廣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開了局面，成為該公司在中國的負責人。從普金斯洋行建立至與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國在廣州的最大商，中美貿易有一半的業務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顧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湯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湯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門外海，留有遺書，希望將普金斯洋行的業務，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顧盛提議以旗昌洋行為波士頓行號的單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國在廣州的兩大最有影響的商行合二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號，成為美國在廣州最大的機構，其實力堪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抗衡。與經營鴉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奧利芬洋行因反對鴉片貿易而成為美國在華洋商行中鮮有的經營正當貿易的行號。1828年，做過船貨管理員和人的奧利芬在托馬斯•史密斯行的基礎上組建了同名商行，這家行號逐漸發展成為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奧利芬在鴉片走私貿易中的堅定立場及對傳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贏得了行商與本國傳教士的尊重。除這三家美國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東之一奧古斯丁•赫爾德后來離開旗昌，另創辦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還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衛特摩洋行。在美商進入廣州幾十年中，往來的商行幾經更替，只有旗昌、奧利芬、赫爾德和衛特摩這幾家行號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有些回國投資，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約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國，回美國興建中西部橫貫鐵路，也有的破產倒閉。
在中國開設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錢財，或是資力雄厚的美國大商行的親信代表。當時中國沒有銀行，交易常須一兩年時間，因此需準備巨額資金，同時不僅在華外商與其在倫敦、利物浦、紐約、波士頓的往來商行之間，而且在與世界金融中心之間，都必須保持一種高度的信用關系。這樣一來，只有有條件的人才能過得了這些關。在中國的美國商人必須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個特殊階級，不僅大洋行的股東和經理如此，他們的助手也是精明強干的。早期來華的美國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齡不過三十歲，一個四十歲的人就是老頭了。然而在對華貿易的各個發展階段中，他們都保持著年青人特有激情與懷揣希望的勇氣。厄運從來嚇不倒他們，他們很早就已經習慣商業盛衰所帶來的挑戰。對他們來說，這一季度的失敗是下一季度賺錢的預兆，連續幾年的倒霉使他們相信大利必將到來。他們的這種職業胸懷使他們在大進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滿了商業大王的氣勢。
二、美商與行商的關系
廣州一口通商之時，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貿易最繁榮之時。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權利，卻沒有獨立的行政權。行商往往具有雙重身份，被稱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銀子捐出來的，在政府中沒有實際權利，僅代表政府管理貿易，而“商”則是外商在廣州經管活動的管理者，國外商品進入中國必須要經過行商監督，繳納關稅后方能在中國銷售，同樣在中國采購商品也必須經由行商，行商統一采購后從中抽取一部分傭金，然后以行商的名義報關，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員一樣的去參與管理，又像商人一樣采辦，并負責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間的上通下達，這就使行商與政府、外商之間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稅、貢銀、行商與通事之手續費、出口貨稅、朝廷搜羅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負責保證。非屬行商團體內之買賣人等參與外國貿易之禁。”[5]91選擇與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國長久經營的最好選擇。1784年，美商到達廣州之時，正值廣州行商獨攬貿易之際。與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華的外商利益，因此聰明的美國商人與行商交往密切，特別是美國在華最大的旗昌洋行與怡和行伍家的關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這樣說：“行商是一個遵守信用的團體，在交易過程中遵守合約、忠實可靠，慷慨大方的……我從未在任何國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誠信無欺之高度的商業道德。”[3]49多數美商與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貨價較高，但交貨時貨物的質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國的信譽極佳，貼上該行的商標，在美國的售價一般都比其他同類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壟斷了對外貿易經營權，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銀堆滿十三行”就是用來描述十三行的繁榮。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鑒就以巨額的財富成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資遍布多個領域、多個國家，其影響力蜚聲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僅僅是因為他積累的財富，更得益于他的名聲。他很愿意與廣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銳———美國商人以及港腳商人往來。在與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鑒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經親手撕毀了一位美國商人欠他數萬銀元的借據。美國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盡管他生意太忙，收費較高，仍樂意同他交易，因為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美國在廣州的兩大商號：普金斯洋行與旗昌洋行，皆與伍秉鑒有著密切的生意往來。而后者與伍家的關系特別親密，因為它的建立是伍秉鑒一手促成，他給了美國的義子福布斯50萬銀元，幫助他成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來旗昌洋行成為美國最大的在華商，幾乎可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時，他還投資于美國的鐵路，通過福布斯的運作，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同時也使福布斯成為有名的鐵路大王。權利與責任、義務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財富面前很難中飽私囊，政府對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過各種理由對行商的敲詐與勒索，足以讓夾雜在中西方貿易之間的具有雙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敵而繁華盡去。而這些管理制度會傳導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對后者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成為行商后就要充當外國商人的“保商”。“外船駛入廣東時，凡入口貨稅及出口貨稅均須經行商之手，并須由行商保證，是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記載：“洋船或其商如違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負責。官方認為行商能夠并應當管理駐廣州商館的洋人與泊在黃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證’他們守法的責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樣，每一外僑自登岸之時起，必須有其‘保護人’，于是行商便成為‘保商’了。我們的保商是(伍)浩官，當然他還擔保了別人。由于這種關系，我們戲稱他為我們的‘教父’。”行商要監督與管理外商的商業行為是否合法，如商船挾帶了違規的商品或是船員尋釁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牽連而被責罰、取消行商的頭銜、棄軍甚至有丟掉性命的危險。1728年，英聯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經過總督批準，就與各商人進行自由貿易，之后總督將擔保的行商召來，斥責行商辦理洋務不善，將保商henqua禁錮。
1817年，美國一艘名為“沃巴什號”的貨船停泊于澳門海面，幾名中國人冒充買辦來找船長，被允許上船后進行了突然襲擊，五名美國水手被殺，船上的貴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長甘特將事情經過及財物損失情況寫成報告交給清政府要求對被害者及船只進行賠償。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搶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鴉片時，兩廣總督懷疑“沃巴什號”運載鴉片，所以拒絕做出被劫持財物的賠償，并向行商諭令：“此事確系全屬由于該外國商人運來違禁品鴉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運送鴉片，則彼等將無所疑懼。”[4]317與此同時，行商因美商的行為所產生的后果須承擔連帶的責任，伍浩官被罰了160000兩白銀，其他三位商總被要求募捐一些給公共事業。這次襲擊事件迫使行商處于絕望之境，經充分商量后，他們作出決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長如果不簽具私運鴉片、紋銀或白銀的甘結，一律不予擔保。[3]46保商不僅要保證外商在華通商的守法行為，同時還要對他們在華期間的生活行為也要負責監督。為了加強對外國人及外國貿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種章程派發到商館，由行商宣讀給外國人。[6]304所有規章都在行商的監督下嚴格執行著，特別是有關婦人的條款。1830年，有三名外國女子潛入英國商館，中國官府威脅要中斷貿易，并要懲處保商。這些婦人不得不離開去澳門。清政府之所以對婦人進入廣州嚴格管理，主要還是擔心外商在華樂不思蜀，長期定居在廣州影響到社會安定，尤其穿著西洋服的女人們走在大街上對于保守的中國人來說也是無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對外貿易的“吸金器”，但獲得這項特權也意味著付出較大代價，首先加入行會，就要付出20萬兩銀子，同時還要因為公益事業，如興建水利、賑濟災區，行商每年需進貢百數十萬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員貪污。最大的一筆支出是為粵海關每年采購官物所消費的金額，籌措貢品的資金與采購貢品的工作全由行商辦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萬兩巨款，令廣東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諭未到達廣州前，就議定由廣東的鹽商出資四十萬兩，其中十六萬由鹽商負擔，二十四萬由行商負擔。行商潘啟官、葉仁官、伍沛官、盧茂官等都捐出了兩萬至五萬不等。難怪有英國人記載“行商破產之一部分原因雖由于驕奢逸，無可避免債務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則在飽受政府大吏之苛斂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種貨稅、規禮、船鈔等名目繁多的收費，大大增加了外商進口的成本。“船有‘船鈔’，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兩至一千三四百兩，貨有‘貨稅’……初有百分三之稅，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稅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鈔與貨稅外，海關勒索更是層出不窮的，“其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條；又放關出口，書吏等驗艙、放關、領牌、押船、貼寫、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條。名目之多，不勝枚舉。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鈔’、‘貨稅’外完繳。”[5]90資金的來源最終必然轉嫁到外商們的身上，途徑就是行商利用其壟斷地位對商品進行統一定價，外商只能服從，這對崇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國商人來說是極大的限制。1720年，廣州的商人組建了“公行”，專攬茶、絲、及大宗貨物，而扇、象牙、刺繡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負責。“中國人正在成立的這種組織是要對他們售給歐洲人的貨物，自行規定價格，以便不論是不是賣主，都能從上述貨物上得到他們的一部分實際利潤。”[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與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經營，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漸參加貿易的小商人們全都排斥在外。圍繞著外國商人的圈子越縮越緊。他們曾經一再抗議并以退出貿易恫嚇，但都無濟于事，唯一改變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強對外貿易管理方面又向前進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與洋行的債務關系導致公行的連帶危機。雖說行商是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也有“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之說，但行商的巨富卻隱藏著重重危機。行商除承擔稅收之外，鋪張盛行、國用無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壽辰、國家戰事、河工水利、征剿盜匪等各種名目向行商勒索攤派銀兩。再加上貪婪的宮廷和官府的榨取，僅1773年到1832年的數十年中，洋行捐款就達400萬兩之巨。同時，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資金變得更為緊張。此外，廣州行商訂購茶葉也要現銀支付，所以資金周轉成為行商經營上的突出問題。18、19世紀廣州口岸借貸的年利率高達20%到40%，而當時英國銀行的利率水平僅有3%左右。每當貿易季結束時，外商離開廣州之時為避免海上風險，都會將一筆閑錢留下來放貸，此后，放債成為外商的一個獲利來源，同時也是行商覆滅夢魘的開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債380萬元，他們原來借貸的實數僅為107萬，經利滾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將行商顏時瑛、張天球革職充軍伊犁外，還命令“所有泰和、裕源兩行資財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變，除扣繳應完餉鈔外，俱付英人收領，其余銀兩著落聯名俱保商人潘文巖等分作十年清償。”
這是行商分攤商欠的開始，這種由行商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連帶互保制度，從此成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寶，它實際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經營中的應用。清政府嚴厲懲罰商欠僅限于對行商，外商對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卻沒有任何的約束機制。1814年，麗泉行商人潘長耀忿然將拖欠自己貨款100萬的紐約和費城的商人告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曾致信美國總統麥迪遜，希望無拘無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國能夠守信。越洋訴訟非常困難，雖然潘長耀最后勝訴，但到1824年麗泉行倒閉時，被告仍沒有償還欠款。1808年擔任總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萬銀兩賄賂海關獲準退商，并在遺言中告誡兒子：“寧為一只狗，不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瀕于破產。
三、結語
去年,作為促進中美兩國經貿往來的重要舉措之一,通用汽車公司6月17日在華盛頓簽署一項總價值約達10億美元的對華出口協議,將通過通用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間向中國出口整車、零部件和相關設備器械,其中整車出口將包括凱迪拉克品牌等。這項協議的簽訂將有助于凱迪拉克等通用汽車在華主要品牌的進一步發展,更好地推動通用汽車在中國這一增長最為迅速的汽車市場的全力拓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出席了協議簽署儀式。
作為全球汽車工業的領導者,通用汽車一直都在致力于營造、維護良好的中美經貿關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車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瓦格納表示,全球汽車產業正面臨兩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新興市場的興起。沒有一個新興市場能像中國這樣對全球汽車產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瓦格納進一步表示,隨著中國汽車擁有量的不斷增長,中國豪華車細分市場逐漸呈現出發展潛力。該協議的簽訂,也充分彰顯了通用汽車未來在中國汽車市場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決心。過去11年中通用汽車在華合資企業已從北美進口價值超過42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設備和機械,為中美雙邊貿易做出積極貢獻。同時,該協議的簽署也再次例證通用汽車“立足中國、攜手中國、用心中國”的在華業務發展戰略創造了多方共贏的結果。
日前克萊斯勒公司與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大宗汽車進口協議,今明兩年內,克萊斯勒公司將向中國市場出口銷售價值超過4億美元的Jeep品牌汽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商務部有關領導出席了簽約儀式。克萊斯勒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亞太業務首席執行官墨斐表示,這次交易表明了克萊斯勒對于Jeep品牌在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據協議,中進汽貿將以中國市場總商身份負責銷售Jeep品牌車型。
為順應國內消費市場趨勢,克萊斯勒公司從2007年起引入原裝進口的Jeep品牌車型替代本地化生產的車型。在1年時間里,已先后引進Jeep指揮官、大切諾基、指南者和牧馬人等4款車型。除克萊斯勒品牌外,還增加PT漫步者和克萊斯勒大捷龍兩款產品,全新進口Jeep品牌和全球暢銷的道奇品牌也先后進入中國。今年,克萊斯勒加快在中國市場的步伐,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產品,包括道奇品牌的兩款進口車型道奇鋒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產品Jeep牧馬人四門款和兩門款。
二、中美汽車貿易營銷策略
1.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作為政府,特別是對外貿易的主管部門,除在我國與國外發生貿易摩擦時積極加強國家之間的貿易談判和貿易協調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統一、透明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整頓外貿秩序,加強進出口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
我國政府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我國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政府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我國應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和承諾,結合國情完善有關方面的立法,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國際慣例接軌,實現統一和透明。我國已依入世時的承諾調整了整車和零部件的關稅,若此次世界貿易組織上訴后維持原裁定,則須盡快修改《管理辦法》使其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原則;進而言之,我國政府更應吸取此次教訓,適當、適時、主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調整我國貿易政策。政府要強化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助機制。公平貿易工作通過出口應對和進口調查防范等手段,在應對貿易摩擦、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專業化團隊
學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正確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盡管世貿規則并不是完美無缺,也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中,但其爭端解決機制,畢竟是一個為所有世貿成員所認可的貿易機制,可以說是一個為成員國、包括我國在內所承認的較為公平的貿易規則,在將來的貿易活動中,我們要善于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
3.加強自律和內部協調指導,避免惡性競爭
綜觀我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教訓,經常出現“冷”時無人開拓,“熱”時蜂擁而至的局面,甚至為搶奪市場,不惜競相壓降,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潤空間,而且還為進口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提供了口實。因此,為了保證長遠發展,我國汽車出口企業應該自律,同時,我國內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應發揮自身作用和職能,加強對車輛出口的監管和調控,做好企業協調工作,避免自我無序競爭局面。
4.提高產品競爭力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的汽車工業已經成為拉動我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通過擴大投資和加強研發力度、科技創新和引進技術,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產品不斷涌現,不僅滿足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不斷地走進國際市場,包括進入美國市場。對此,一方面應不斷加大研發力度,提高產品檔次,提供符合當今汽車技術水平發展方向的中、高端產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宣揚我國汽車工業的悠久歷史、雄厚現狀以及所具備的長遠發展潛力,宣揚我國通過競爭所涌現出來的一批優秀汽車品牌所具備的比較優勢和我國這些汽車產品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現實的促進作用。
三、結語
在汽車貿易服務方面,我國將給予全面的貿易權和分銷權。不通過中間商直接進口和出口的權利和通過市場營銷的權利,批發和零售、售后服務、儲運物流——與分銷有關的整個服務領域。有關金融服務方面,主要是汽車消費信貸、融資的問題。在各個地理區域內,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我國銀行同等的經營權利。在五年內,地域和客戶方面的限制也將完全取消。允許外國汽車制造商在我國設立的分銷體系經營母公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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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中美貿易
一、中美貿易的現狀
據中國海關統計，中美雙邊貿易額從1978年的9.9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億美元，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是，隨著中美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據中方統計，由1993年開始美方出現逆差62億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億美元。同時隨著雙邊貿易量的不斷攀升，中美貿易逆差還將繼續擴大。
中美貿易的巨額逆差一直是中美貿易的核心問題，也是導致兩國貿易摩擦的主要誘因。人民幣匯率的人為低估被認為是中美貿易產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國就匯率問題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緩解美中貿易逆差。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分析
人民幣升值將導致美國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進口，轉而增加從其他東亞經濟體進口來填補這一缺口，如印尼、韓國、越南和泰國等國。從整體上講，人民幣迅速升值將抑制中國出口的急劇增長，從而對本身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對于全球失衡和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影響卻微乎其微。根據傳統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匯率升值會導致一國凈出口的下降，但有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就是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進出口價格彈性絕對值之和大于1）。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特性，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貿易順差問題，而且可能進一步加大貿易順差。這是因為，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比較特殊，具體表現在以加工出口貿易為主，而非普通的一般貿易。2005年中國的一般貿易逆差為440多億美元，而加工出口貿易順差為14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所有的順差都是加工貿易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將降低加工原料的進口價格，這樣反而會鼓勵進口更多的原料，刺激加工貿易的增長。也就是說，中間品進口的匯率彈性遠小于一般貿易的進口匯率彈性，即馬歇爾－勒納條件在中國不一定滿足。
三、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首先，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次，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3.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四、結論
美國把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歸因于人民幣被人為低估所導致的商品價格的低廉，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這是有缺陷的。
1.一般意義上講，人民幣的升值將增加人民幣的購買力，進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需求，從而減少貿易差額。但是，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出口拉動型的經濟，由于產品出口、收入增加才會促進進口需求。而人民幣升值后，隨著出口的減少，將減少中國的進口需求；收入的減少還會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降低。
2.迄今為止的中美雙邊貿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的互補性很強的貿易，美國對華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高附加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另一類是農產品。對于第一類產品中的一部分，美國對華實行貿易限制，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決于匯率，而是取決于貿易政策。即使中國有再大的進口需求，人民幣再升值，只要美國對華的貿易限制不取消，對華出口就無法增長。
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中美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其實與人民幣匯率水平沒有太大的關系，它更多的基于兩國實體經濟上的一些非匯率因素。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貿易順差，反而，人民幣的大幅升值還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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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美農產品貿易額不斷增大，農產品貿易爭端也不斷增加。本文主要從中美農產品發展的現狀著手，通過對現狀的分析從而具體闡述了引起中美農產品貿易爭端發生的原因。不管是對于企業微觀層面來講，還是對于國家政策方針的制定或許有所值得借鑒的地方。
美國在中國的農產品貿易中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國自美進口農產品增長較快，成為美國第四大出口市場(僅次于加拿大、日本和歐盟)。進口金額達88.46億美元，增幅達到23.7﹪。同時我國農產品對美國出口額呈穩步上升趨勢。2007年我國成為美國農產品進口第五大來源國(僅次于加拿大、歐盟、墨西哥和日本)。
1 中美農產品貿易爭端的現實狀況
隨著中美農產品貿易的不斷加強，在農產品貿易中引發的爭端也日益增多。這些爭端嚴重影響了中美農產品貿易的正常發展。
中美農產品貿易的摩擦不僅是由于極高的關稅征收所導致，更多的是來自那些隱形的非關稅壁壘。首先是對農產品的高額貿易補貼，2002年美國《農業法》修改，使得政府補貼巨幅增加至1900億美元，范圍包括棉花，大豆，小麥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強制性技術標準，這里面主要又包括轉基因作物問題、綠色壁壘與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環境壁壘。2002年我國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法規利用了世貿組織允許的技術壁壘，限制了美國轉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同時由于中國水果的品質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國的綠色壁壘阻礙，使得中國水果競爭力不斷減弱。對于環境壁壘，例如美國對許多食品的包裝要求可降解包裝，盡量減少對于環境的損害，這也使得貿易的成本增加，實現了美國的貿易保護。
最后就是關于傾銷與反傾銷問題。我國頻頻遭受農產品的反傾銷案件困擾，涉及反傾銷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龍蝦，濃縮果汁等，被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使得中國本來具有比較優勢的許多商品失去了競爭能力。
面對各種各樣的貿易爭端，使得我國的農產品出口成本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我國農產品走向美國市場受到了阻礙，不斷引發的貿易爭端也使得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貿易交往受到損害，最終不能最大化的獲得國際貿易的利益。
2 中美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貿易自由化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但是由于國家利益的沖突，貿易產生摩擦在所難免。其爭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2.1 中美經濟實力差異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對于貿易發展的影響不言而喻。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實力強，其政府就能通過補貼，生產標準，競爭條例上的政策提升其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WTO規則和許多貿易協定都是建立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之上的，特別是關于技術性壁壘的設置，由于發達國家技術優勢明顯，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發達國家制定的標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由于達不到其技術標準而經常發生摩擦。
2.2 國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農產品的特殊性必須要求國家加以保護，維護政治的穩定。另一方面農產品的競爭在于一國擴大了某些農產品市場，另一些國家就會失去一些市場。每個國家都想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開發國外市場，就會提供各種各樣的鼓勵出口的措施，如補貼，并且推行限制進口的措施，如高關稅，技術壁壘等。貿易爭端的出現實際就是國家利益沖突的表現形式。
2.3 農產品貿易協定WTO協議約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國家對于WTO協議和其他貿易協議的條款理解有著差異，任何國家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這樣以來必定造成各國的糾紛。另一方面貿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標準相應高，這些都說明國際貿易的體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種談判的協議對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約束力是有限的。
2.4 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問題
由于國家不合理出口補貼的政策，使得很多企業為了那道出口補貼，甚至虧本出口造成不規范的價格，致使美國對中國產品提出傾銷，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致使出口的農產品質量不過關，遠遠達不到美國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從而多次出現中國出口的農產品被禁止進口通關，而且還屢次發生食品安全問題。
2.5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不強
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預警機制都不完善，也沒有強有力的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業缺乏敏銳通暢的信息機制，傳導分析信息系統，致使競爭手段單一，國際營銷能力不足。出口企業之間的混亂競爭，也導致了本國出口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惡性競爭，而且國家，商會等組織機構，對于企業的約束管理能力不強，使得企業之間的凝聚力不夠，這也從一個方面增加了農產品貿易的摩擦可能性。
3 小結
中美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摩擦爭端接連不斷，但是從整體上看，中美農產品貿易互補的特點，而且國際分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中美農產品貿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當然中美之間的摩擦可能會繼續成為阻礙兩國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問題，中國應該從政府，企業，商業協會等多方位考慮解決措施，形成完善的解決機制。為中美農產品貿易掃清障礙，獲得雙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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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產品貿易；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中國；美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6―0050―02
文化產品貿易是世界各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國家擴大其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眾所周知，美國雖然在貨物貿易方面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但在文化貿易上卻呈現貿易順差，屬于文化貿易強國。借助“經濟全球化”的進展，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亦蔚為大觀。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以視聽媒介文化產品出口為典型代表，其文化產品貿易無論從營業收入、覆蓋地域還是從實際影響力來看，都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國雖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貿易國，但是出口的產品大多集中在工業制造品方面，文化產品出口則遠遠落后于對外貿易的總體發展。為了加強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出口，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扶持政策，有效地推動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出口貿易額逐年提高，我國文化產品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日益提高。美國是我國文化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2012年美國成為我國文化產品出口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為分析探討中美兩國間文化產品貿易狀況，本文從產業內貿易角度，實證分析兩國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狀況，分析結果將對我國文化貿易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文獻綜述
1.1國外文獻綜述
國外有關研究中，Wildman、Siwek（1988）通過對國際影視文化貿易的分析，認為影視文化產品的生產存在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即較大規模的投資會使其生產的產品具備競爭力，從而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比較優勢。Frank（1992）分析了美國影視文化貿易的影響因素，認為外部規模經濟、物質資料和人力資本都能提升美國影視文化貿易的競爭優勢。Schulze（1999）將藝術文化產品分為現場表演藝術、不可復制文化產品和可復制文化產品。他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對可復制文化產品貿易的解釋性強，但并不適用于不可復制文化產品貿易。Marvasti（1994）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圖書、報紙、電影、唱片領域的雙邊文化產品貿易額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語言的相似性、人均收入、資本密集程度、人口規模是影響兩國間文化貿易的因素。Marvasti、Canterberry（2005）研究了1991-1995年期間，美國與33個國家間電影文化貿易的決定因素。實證結果表明，語言、教育等因素對美國電影出口具有正面影響。Disdler（2010）實證檢驗了1989-2005年跨國雙邊文化產品貿易的決定因素，認為文化相近性對文化產品貿易具有促進作用。同時指出文化產品貿易的增長與一國總貿易規模擴大之間具有正相關性。
1.2國內文獻綜述
國內關于文化產品貿易的研究最初始于對中國文化貿易逆差的關注。例如，趙有廣（2006）指出中國文化產品貿易存在嚴重逆差。后來，一些學者開始使用更加系統的指標進行定量分析。如方慧、尚雅楠（2012）選取圖書報紙期刊、音像電子、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廣告宣傳、電影音像五大行業，通過計算TC指數和出口優勢變差指數，得出了中國文化貿易國際競爭力較弱的結論。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出版的《創意經濟報告》及隨之推出的創意經濟數據庫為研究文化貿易競爭力提供了更好的數據基礎，促使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現。朱文靜、顧江（2010）發現中國文化產品貿易競爭力很強，但體現文化產業精髓的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很弱，逆差嚴重。白遠（2010）發現中國是文化創意產品的出口大國和消費小國，但“出口大國”是基于文化產品貿易而言的，而且指出，如果文化創意產業只被定義為服務業或知識產權業，那么中國在文化創意產品貿易上的確毫無競爭力可言。方英、李懷亮和孫麗巖（2012）總體上對中國文化貿易的規模與結構進行了分析討論，運用國際競爭力指標分析了中國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對于中國文化貿易逆差與競爭力落后的形成原因，學者們也進行了廣泛討論。趙有廣（2006）指出版權貿易中的軟件和電視節目是我國文化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造成這種逆差的主要原因則是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未對文化元素進行經濟化傳播、貨物貿易沒有承擔宣傳中國文化的責任以及政府的支持措施不具體。康小明、向勇（2005）從文化產業集群角度，按照邁克爾?波特的鉆石理論，指出影響文化產業集群競爭優勢的要素包括生產要素、需求狀況、文化企業戰略、相關輔助產業和政府行為等。白遠（2007）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行業界定的基礎上，指出，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科技水平、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和融合、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國內市場需求是文化創意產業形成的條件。
從以上文獻綜述可見，當前的相關文獻關注的是我國文化產品貿易狀況、國際競爭力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從產業內貿易的角度分析文化貿易的研究尚且不多。由于在文化貿易方面美國是我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因此本文試圖做以下三方面的論證：一是目前的文獻均認為我國在文化貿易方面存在貿易逆差，本文將實證分析中美文化產品貿易是否真正存在文化貿易逆差；二是分析中美兩國在核心文化產品和相關文化產品上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三是分析判斷中美兩國在文化產品貿易上是否呈現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格局。
1.3本文研究范圍界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于2005年將文化貿易分為文化產品貿易和文化服務貿易，而文化產品可分為核心文化產品及相關文化產品，其中核心文化產品包括文化遺產、印刷品、音像媒介、視覺藝術、影視媒介；相關文化產品包括音樂、影院和攝影、電視收音機、建筑和設計、廣告、新型媒介，并劃分出相應的協調制度編碼。本文根據該定義，同時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主要分析中美9類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
2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2.1產業內貿易水平的衡量方法
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程度可以采用一定的指標來衡量，這些衡量指標包括巴拉薩指標、格魯貝爾和勞埃德指標。其中，運用最為廣泛的衡量指標是格魯貝爾和勞埃德提出的G-L指數，這個指數近似于衡量產業內貿易在全部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首先從某類文化產品的角度來看，該類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在公式①中，GLit是第i類文化產品在t時期的產業內貿易指數，Xit和Mit分別代表第i類文化產品在t時期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在本文中，i取值為1-9，分別代表文化遺產、印刷品、視覺藝術、影視媒介共4類核心文化產品，以及音樂、影院和攝影、電視收音機、建筑和設計、廣告共5類相關文化產品；根據公式定義，0≤GLit≤1，該指數越接近1，表示該類文化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
其次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產業內貿易指數可以用各類文化產品GLit指數的加權平均求得，以表示該國文化產品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Wit為第i類文化產品在t時期的貿易權重，是各類文化產品貿易在總文化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權重越低的產品類別，對總文化貿易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影響就越小。
2.2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與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衡量
從產品差異角度產業內貿易水平可以分為水平型產業內貿易（HIIT）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VIIT）。Greenaway等人（1994）以產品質量為根據提出了區分方法，他認為產品質量可以由產品價格來體現，具體的衡量方法如下：
3實證分析過程
3.1中美文化產品貿易規模分析
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產品出口市場集中于美國和歐盟，美國是我國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12年中國對美國文化產品出口為170.4億美元，進口為8.38億美元，由此可見在文化產品貿易上中國對美國呈現貿易順差，不存在所謂的“文化貿易逆差”現象。中美文化產品貿易規模與兩國間的對外貿易規模相差甚遠，2012年中國對美出口高達4256億美元，自美國進口1105.9億美元，中國對美文化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率僅為4%，文化產品進口占總進口僅為0.7%，這說明兩國間文化貿易規模很低。
在核心文化產品上，中國對美出口集中在印刷品上，2012年印刷品出口占中國對美文化產品出口的38%，具體主要是圖書、報紙和期刊。其次是視聽媒介產品，2012年視聽媒介產品出口占中國對美文化產品出口的16%，具體主要是攝影和電影產品；進口方面，中國主要從美國進口印刷品，2012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印刷品占文化產品進口的232%；其次是視聽媒介，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視聽媒介產品主要是電影和新型媒介。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相關文化產品是核心文化產品出口貿易額的4倍。從具體產品來看，中國對美出口集中在電視收音機產品上，2012年電視收音機出口占中國對美文化產品出口的半壁江山，達53.9%；其次是音樂產品，2012年音樂產品出口占中國對美文化產品出口的24.2%，具體主要是樂器和錄音媒介。從進口上看，中國主要從美國進口影院和攝影產品，2012年影院和攝影產品進口占中國進口美國文化產品的27%，具體主要是電影攝影機、照相館和電影院使用的產品。
綜合核心文化產品貿易和相關文化產品貿易狀況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對美國的文化貿易以相關文化產品為主，尤其集中在電視收音機和音樂產品出口上。同時，根據本文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無論是在核心文化產品（文化遺產除外）還是相關文化產品上對美國均呈現順差，而且順差很大。
3.2中美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分析
本文通過公式②計算中美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總指數發現，中美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不高，產業內貿易總指數最高時也僅0.082，這說明中美文化產品貿易還是以產業間貿易為特征。
從9類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來看，中美兩國相關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高于核心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這說明中國對美國文化產品出口的比較優勢集中在相關文化產品上。核心文化產品產業貿易水平較高的是文化遺產和印刷品，最高分別達到0.76和0.47；而視覺藝術和影視媒介產業內貿易水平不高，表現為產業間貿易特征。相關文化產品方面，中美在影院和攝影、廣告兩類產品上產業內貿易特征明顯，最高分別達到0.88和0.95；而在音樂、電視收音機、建筑和藝術三類產品上產業內貿易特征不明顯，呈現產業間貿易特征。
綜上所述，中美文化產品貿易還處于發展階段，產業內貿易水平不高；中國在相關文化產品出口上具備一定比較優勢，兩國間在相關文化產品上產業內貿易水平也相對更高。
3.3中美水平產業內貿易和垂直產業內貿易分析
本文通過計算公式③和計算公式④計算發現，中美兩國在9類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上主要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電視收音機、音樂兩類相關文化產品上垂直產業內貿易尤為突出，這說明中美兩國在主要文化產品生產上提供的是質量不同、價格不同的相似文化產品；只在文化遺產這類核心文化產品上表現為水平型產業內貿易，這說明中美兩國在文化遺產方面存在差異性，從而使兩國文化消費者在選擇消費文化遺產方面可供選擇的產品增多。由于垂直產業內貿易格局主要由兩國文化要素稟賦差異引起的，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由此可見中美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格局與工業制品產業內貿易格局完全相同。
4結論和建議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中美兩國文化貿易規模不高，產業內貿易水平也不高，但在文化遺產、印刷品、廣告等文化產品上表現出相對較強的產業內貿易形式。
4.1通過政策調整推動國有文化機構走向市場，鼓勵文化企業追求規模經濟效益
2012年我國制作生產電影745部，電影產量僅次于美國和印度；2012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27.04億美元，美國電影票房收入108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文化產品的產量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但是這并沒有帶來一定的效益，中國文化企業還存在規模小、分散生產、企業效益差等狀況，這些是阻礙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文化企業要從產量經濟向規模經濟轉變，鼓勵文化企業注重和追求規模經濟，就是要通過政策調整推動國有大型文化機構走向市場，充分利用市場競爭機制，發揮大型文化企業的領頭羊作用。
4.2加強制度建設、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規
由于中國與美國的制度差異會阻礙兩國文化貿易規模，降低兩國間文化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因此中國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完善文化方面法律法規，為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貿易規模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
4.3文化貿易的發展是潛移默化的過程
發展文化產品貿易，對于中國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模式有著重要意義，也有利于傳播中國文化，增強中國經濟軟實力，而后者又將對中國其他產品出口貿易產生重要影響。但是中國文化產品在海外市場的傳播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助推的一蹴而就，因為文化產品出口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接受并成癮的民間過程，政府應致力于文化企業創新的扶持上，而不是直接參與到傳播過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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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版權相關產業經濟貢獻比較 數字環境下中美版權比較研究與借鑒 中美版權貿易現狀統計分析 中美版電影《歌舞青春》文化差異比較 中美兩國網絡游戲產業版權保護政策比較 中美體育產業發展比較研究 中美社會未發表文學作品版權登記服務工作的比較研究 中美版 家有兒女 中美煤炭產業市場集中度比較研究 中美文化產業研究之比較 中美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比較研究 中美生物醫藥產業政策比較研究 中美青少年版權意識的比較與啟示 中美死刑比較研究 中日圖書版權輸出之比較研究 數字內容產業版權制度建設研究 視頻媒體產業版權管理策略研究 中美動漫產業營銷模式比較分析 中美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角色的比較研究 中美日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比較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3-05-01，2013-06-10。
{3}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4}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規定“為了促進科學與實用技術的進步，國會有權賦予作者和發明者對其各自的文字作品和發明享有一定期限的專有權。”依照該授權，1790年美國第一屆國會以1710年英國《安娜法》為藍本制定了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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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了適應1996年12月公布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的要求，美國對其版權保護的法案進行了修訂，1998年頒布的《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便順勢而生。該法案的一個主要目的和作用就是銜接兩個公約。
{8}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propriations Authorization， H.R.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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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馮曉青：《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修改的最新狀況及啟示》，。
{11}例如，早在1917年，美國就通過聯邦稅法規定對非盈利性文化團體和機構免征所得稅，并減免資助者的稅額。美國政府還注重通過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各州、各企業以及全社會對文化事業進行贊助和支持，還采用貿易保護主義，對外國進口文化產品課以重稅，外國文化產品要打入美國市場，只能采取直接投資的方法，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國國內較高的利潤回報率，從而吸引大量國際資本投資美國版權產業。
{12}商務部《我國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度已超過90%》，。
{13}戚驥：《細說我國版權產業發展七癥結》，《中國新聞出版報》，2013-3-21。
{14}《著作權法》第48條：“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
{15}{16}蔣志培：《對著作權法修改的幾點意見》，《中國版權》，2011年第2期。
{17}韓潔，等：《美國版權戰略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啟示》，《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18}繼續抓好全國宣傳文化系“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程，著力加強領軍人物和各類專門人才的培養。繼續辦好經營管理人才培訓班，培養一批熟悉市場經濟規律，懂經營、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財經、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優秀人才進入文化產業領域。注重海外文化創意、研發、管理等高端人才的引進，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19}柳斌杰：《以版權工作新突破推動文化大發展》，《中國新聞出版報》，2011-11-25.
{20}來小鵬：《我國版權產業存在的問題與完善》，《中國出版》，2009年第7期。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匯率升值 中美貿易失衡 相關性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迅猛抬頭，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進入2010年，隨著危機
影響的深化，實體經濟復蘇乏力，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又一次揮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并揚言發起“貿易戰爭”，以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面對美國官方及民間的壓力，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沒有低估，并且人民幣是否升值，以及什么時候升值不應該由美國人決定。一時間，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再一次成為人們談論和研究的熱點。
2008年我國對美貿易實現順差1708.6億美元，2009年為1433.7億美元；其中，2009年中國對美順差占到美國對外逆差總額的45%。針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美國官方和一些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主要原因。美國方面認為，由于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為低估人民幣匯率，致使中國對美國出口旺盛，而中國對美國產品需求萎縮，造成美國對華貿易嚴重逆差。因此，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向中國政府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在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乏力時，這種要求更強烈。面對國外普遍的壓力，中國于2005年對外宣布實施匯率改革。截至2008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21%，但與此同時，中國貿易順差不降反升，對美貿易順差年均增長20.8%。對此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只有進一步升值，才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中國及美國的一些學者則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沒有什么必然聯系，迫使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長期以來，匯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問題一直是理論上研究的熱點，而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更是近年來各國學者研究的重點。因此，定量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美貿易平衡的關系以及中美貿易結構的關系，對探討推動中美貿易發展，調整中美貿易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促進我國外貿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針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國內外學者從多方面進行了研究。rose a.k.(2000)通過對匯率變動對于國際貿易影響的研究，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有系統的、顯著的阻礙影響，匯率貶值會改變貿易惡化條件。蒙代爾（robert mundell，2003）認為，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平衡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升值并不能改變美國逆差的現實。ste phen jeffrey(2006)從理論和數據兩方面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對雙邊貿易失衡的影響很小。王勝、陳繼勇和吳宏（2007）通過研究認為，從長期均衡關系來看，人民幣升值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消減美國對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孫霄種、宋逢明（2008）通過建立中國與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貿易的協整模型，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分析了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從理論上找出了匯率升值的上限。彭其龍（2009）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人民幣兌美元確實存在被低估的情況；人民幣升值短期內能緩解中美貿易總量的不平衡，但是在長期內并沒有根本性的改善作用。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對于人民幣升值與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定論。因此，筆者認為，人民幣名義匯率變動能否改善中美貿易不均衡需要不斷地觀察和實證。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總量失衡的關系
（一）簡單相關性分析
自2005年中國宣布實行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超過20%，但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并沒有減少，反而持續大量增加。特別是自2005年開始，當人民幣加速升值時，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并沒有下降的跡象，反而也加速增加。
表1人民幣匯率統計（1994-2009）
注：人民幣名義匯率或實際匯率是100美元兌人民幣元的年平均數，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和人民銀行網站，間接標價法即100人民幣可以兌換的美元數；美國cpi指數來自gpoaccess.gov/eop/download.html；中國cpi指數來自stats.gov.cn；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數據來stats.gov.cn/，單位為億美元，為中方統計的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計算公式：實際匯率=名義匯率*（美國cpi指數/中國cpi指數）。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1995-2004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化不大，而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卻一直處于上升態勢，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由于雙邊貿易壁壘的減少，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關稅的下降，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呈飛速上升趨勢。自2005年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上升加劇，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突破千億美元。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之間呈現出正的相關關系。
根據以上數據的分析，明顯看到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我們可以用計量經濟學中的相關系數指標來量化這一關系。根據表1中的數據，利用軟件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間接標價法）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的相關系數進行計算，得到二者的相關系數如表2。
表2 人民幣匯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相關性分析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匯率（間接標價法）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之間具有正的相關關系，但二者的正相關性是逐漸減弱的。而人民幣匯率變動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變動額之間的相關與之前的結果有所不同，2001-2005年間，人民幣匯率變動很小，由于中國加入wto組織，人民幣匯率變動率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變動額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而人民幣在2005年開始加速升值后，二者之間的正相關性有所減弱。如果僅從2005-2008年時間段來看，卻表現出很強的負相關性。通過上表，我們總體上看，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二）adf單位根檢驗
鑒于上述方法過于粗略，接下來將通過eviews軟件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嚴謹的分析，以檢驗二者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由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數值變動較大，所以在進行檢驗之前，我們對數據進行一些必要的處理，將人民幣匯率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額取自然對數。在此，我們假設兩變量時間序列都服從ar(p)過程，并采用同時帶有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模型，然后根據回歸需要在剔除截距項和趨勢項。運用eviews6.0計量軟件進行檢驗，adf單位檢驗結果見表3。
表3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表中檢驗形式c表示有常數項，t表示有趨勢項，數字表示滯后期，n表示不含有常數項或趨勢項；*表示變量差分后的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通過adf平穩性檢驗。 根據表3，中美貿易順差以及人民幣名義匯率月度序列的adf統計值都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10%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大，表明兩序列是非平穩的，存在單位根；經過一階差分后，得到中美貿易順差lnnexsa的adf統計值、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lner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為5%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小，說明該兩個序列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所以，中美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匯率月度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在此基礎上，再檢驗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是否存在著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對兩個變量作協整檢驗時一般采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兩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對向量進行回歸分析，然后再把回歸得到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的協整檢驗涉及兩個變量，適合運用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由于中美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名義匯率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所以直接進行第二步，即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再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兩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協整關系。據此，對中美貿易順差lnnexsa的一階差分序列lnnexsa與人民幣名義匯率lner的一階差分序列lner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并得到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在此設為ut。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根據表4，中美貿易順差一階差分序列(lnnexsa)的與人民幣名義匯率一階差分序列(lner)線性回歸殘差序列的adf統計值比對應的顯著性水平為10%的麥金龍臨界值要小，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而，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名義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由此可以得出，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逆差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前面分析的正確性。
三、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商品結構的關系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升值并不能改變中美貿易在總量上的不平衡，也就是說，想要通過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在短期內改變中美貿易總量上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會不會影響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呢？這也是學者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表5 美國自中國進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單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商務部國別數據網。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 .
從2005年下半年，人民幣開始快速升值以來，我國對美商品出口在總量上增長較快，主要對美出口商品在量上也有所增加，除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量有所下降外，2006-2008年間，對美出口主要商品基本呈上升態勢。從對美出口商品結構上來看，各主要商品所占當年的出口比重變化不大。通過表5，我們可以看到，2006年和2009年主要商品所占出口比重，除機電產品、紡織品及材料和賤金屬及其制成品三類所占比重變化超過1%以外，化工產品變動超過0.8%，其他的商品比重變化很小。
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變動在短期內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的影響不是很明顯，當人民幣上升時，2006-2008年間各主要商品對美出口也有所增加，且各主要商品之間的比重變化不大。
四、簡要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的關系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1994-2009年間的數據計量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變動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變動之間存在系統性相互影響和決定關系；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變動與中美凈貿易額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人民幣匯率越升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越大。因此，在短期內想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改善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是不可能的。2.從2005年人民幣開始加速升值以來中國對美商品出口的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結構影響不大，二者之間體現出同時上升的趨勢。3.通過1994-2009年間人民幣升值變動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變動額的簡單相關系數可以看出，雙方的正相關關系有不斷減弱的趨勢，這與通過計量檢驗得出的二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協整關系有一定的矛盾性。未來長期中，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是否會影響并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二）政策建議
匯率變動和貿易差額的關系十分復雜，匯率變動改變貿易差額需要諸多前提條件，并且，目前中美貿易失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單靠調整匯率是不行的。當前，關于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的觀點更多具有政治含義，經濟效果不顯著。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需要中美雙方在實事求是、共同發展中美貿易關系的基礎上一起努力。因此，從美國角度出發，消除對中國部分高科技產品出口的貿易壁壘以增加產品出口、維護自由貿易是最佳選擇。同時，美國也應該提高國民儲蓄率、減少政府財政赤字等，這是短期內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有效方法。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巨額的貿易順差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因此，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減少匯率干預，維護自由競爭；擴大技術引進、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優化固定資產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率、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減少外貿依存度等。這些都是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切實可行的做法。目前比較急迫的是，我國應該從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制定我國外貿行業未來的發展規劃，積極引導外貿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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