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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民幣匯率問題外，美國最關注的就是知識產權問題了。
中美知識產權領域的糾紛由來已久。早在1979年中國與美國簽訂貿易關系協定時，盡管當時中國還沒有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但美國就堅持其中必須包括關于知識產權方面的規定，否則就拒絕簽字。那么，美國為什么這么關注知識產權問題？中美為什么會發生知識產權糾紛？其前景又會怎樣？
中美知識產權糾紛主要發生在1992年、1995年和1996年，但實際上，自1979年以來，美國就一直很重視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所做所為。為了維護美國產業界的利益，美國不斷地要求中國建立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嚴格執行。從中美知識產權糾紛的內容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9年～1994年，可稱為“有法可依”階段，美國重點關注的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進展以及法律的完備性；1995年～2001年，可稱為“有法必依”階段，美國重點關注的是中國是否依法保護知識產權，強調執法制度的建立和執法機構的完善。
美國要求中國“嚴格執法”
2001年底，中國加入了WTO，開始履行《TRIPS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有關義務，這也標志著中美知識產權糾紛進入了第三階段，即“嚴格執法”階段。《TRIPS協定》不僅在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一些方面要高于已有的國際公約，而且把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聯系起來，并特別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實施，同時適用WTO的基本規則，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和透明度等，還擁有其他國際公約所不具備的爭端解決機制。因此，中國入世，不僅意味著要修改和完善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而且意味著更為嚴格的執行。通過一年一度的過渡性審議機制，美國可以在多邊體制下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橫加指責。不僅如此，美國在國內還設了專門的機構監督中國履行入世協議的情況。盡管入世兩年來，中國已經按照入世協定修改或重新頒布了有關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關于集成電路、計算機軟件、醫藥品等方面），但中美知識產權糾紛仍有升級的危險，美國關注的重點已經轉向了要求中國“嚴格執法”的階段，以便為美國企業開辟更大的市場。在美國貿易代表提交的《中國履行WTO協議》2003年報告中，強調了“美國把解決中國對知識產權方面的執行問題置于第一要務”，要求中國加強行政處罰、民事賠償、刑事懲罰的力度，使這些措施有足夠威懾力以制止侵權行為的蔓延。2003年，在中美經貿關系上，除人民幣匯率問題外，美國最關注的就是知識產權問題了。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財長斯諾、貿易代表佐立克等高級官員來中國訪問時，都把知識產權問題列為了重點議題。埃文斯曾指出，“中國在生產、使用和出口大批偽造產品……中國的軟件盜版率在90％以上。有理由推測，中國絕大多數政府部門在使用盜版軟件”。
美國對中國有三方面不滿
在當前美國強調中國要“嚴格執法”的階段，美國對中國的指責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認為阻礙知識產權保護有效實施的因素主要在于中國政府機構間缺乏透明度與協調、地方保護主義和腐敗、刑事的門檻較高、缺乏訓練有素的人才和懲罰力度不夠等，要求中國繼續進行持續透明的努力來處罰并制止盜版、仿冒商標以及銷售盜版和仿冒產品；分配更多資源來執行，更為經常性地突擊性地搜捕侵權者；加強相關部門間的協調。
2．三種處罰措施都不具有威懾力。
關于行政處罰。認為行政處罰罰金太低，而且很少向公安部門提起刑事犯罪調查，即使是出于商業銷售目的的盜版和仿冒。
關于刑事處罰。首先，對于少數已經的案子，由于缺乏透明度，也不知道最后是否被確認有罪；如果有罪，也不知道其處罰結果是什么。因此，美國要求中國修改相關的法律和規章，加大刑事的比例，尤其是對商業性的盜版和仿冒以及慣犯。其次，刑事的門檻過高。目前按照規定，夠得上刑事的侵權者，如果是企業，必須有證據表明其銷售額達到20萬元人民幣；如果是個人，則必須是5萬元人民幣。對此，美國要求中國降低這一門檻，認為，仿冒或盜版產品的銷售數量是與處罰力度有關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決定是否調查、或定罪的必要條件。第三，中國應該擴大刑事處罰的范圍，不能只局限于銷售領域，還應該擴大到有意制造、儲存、分銷和使用仿冒和盜版產品的范圍。第四，刑期太短。此外，還特別提到，按照中國法律，如果仿冒和盜版產品的出口沒有達到一定的商業規模，就不應該被刑事。然而，進入美國市場的侵權產品50％來自中國，美國認為不嚴加懲處是不合理的。美國認為，實際上很少使用刑法來懲治商業盜版和仿冒商標的國家，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而中國是其中之一。
關于民事處罰。美國認為，中國在這方面缺乏一致和公平的處罰。
3．在商標保護領域，就馳名商標而言，外國商標所有者沒有獲得國民待遇。中國僅確認了200個馳名商標，其中無一項是外國商標。
從上可以看出，美國重點強調的是中國“執法不嚴”，部分地還要求中國的法律更“嚴”。
糾紛的演變，有其內在根源和邏輯
中美知識產權糾紛的演變，是有其內在根源和邏輯的。
關鍵詞:美國國債;外匯儲備;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美國增發國債的原因
第一,美聯儲增發國債的經濟背景。融危機對美國的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帶來了嚴重創傷,主要經濟指標顯示美國經濟明顯下滑。2003-2006年美國GDP年平均增長3.4%,2007年GDP增長2.0%,2008年GDP增長1.1%,美國商務部公布2009年美國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計算下降6.1%,從2009年三季度下降0.5%至今累計下降12.9個百分點,已經刷新了大蕭條以來連續下降幅度的紀錄(此前最高紀錄為1953年三季度至1954年一季度的累計下降10.6個百分點)。美國勞工部2010年7月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份的失業率從5月份的9.4%-9.5%達到26年來的最高點。經濟學家預測,美國失業率2010年底將達到10%。而戰后美國失業率最高點是1982年底的10.8%。
第二,美聯儲增發國債的原因分析。對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的嚴重衰退,繼布什政府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后,奧巴馬政府推行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而美聯儲又向資本市場注入1.15萬億美元的流動性,如此巨額救市資金的來源之一就是大量發行美國國債。
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稅收收入不斷下降,為應對經濟衰退,美國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必然會使財政赤字更加嚴重。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報告預測:2009年財政年度的政府財政赤字將達到1.2萬億美元,創下新的歷史最高紀錄,財政赤字占整體經濟比例也將升至8%上。為彌補巨大的財政赤字缺口,籌集巨額救市資金,大量增發美國國債成為美國政府實行經濟刺激計劃的重要資金來源。我國增持美國國債對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和穩定金融市場的計劃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幫助,我國外匯儲備很大比重用于購買美國國債。我國目前持有美國國債約8000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我國外匯儲備和美國國債的持有量(見圖1)。
二、減持美國國債的原因分析
截至2009年4月底,在前美國國債持有國和組織中,有7個總體減持美國國債。其中我國減持44億美元,日本減持8億美元,加勒比海沿岸國家減持89億美元,石油出口國減持25億美元,俄羅斯減持14億美元,巴西減持6億美元,只有英國增持246億美元。“金磚四國”除印度所持美國國債略有增加(3億美元)外,其他三國共減持64億美元。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6月份我國減持了251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減持幅度超過3%,創下了自2000年以來單月減持美國國債的最高紀錄。減持后,我國所持美國國債總量從5月的8015億美元陡然回落至7764億美元,但仍居各國之首。這已是我國2010年繼4月之后的第二次減持。各國減持美國國債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聯儲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美元貶值和美元資產的縮水是各國央行減持美國國債的主要原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是指央行直接向市場注資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將向市場注入1.15萬億美元,其中包括購買3000億美元的2-10年期的美國國債、7500億美元的MBS債券以及1000億美元的機構債券。美國通過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刺激美國經濟復蘇的同時也會加大美元貶值的壓力。因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巨額美元流動性將會充斥全球金融市場,這將可能會引發美元大幅度貶值和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美元貶值將降低美國國債的市場價值,對投資者對美元和美元資產的信心造成嚴重打擊,使得各國紛紛減持美國國債。
第二,美聯儲的國債回購計劃對于美債市場價值的影響。美聯儲將采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措施包括:一是大規模直接購買國債和由政府資助企業所發行的證券,以便影響收益率水平,從而起到刺激總需求的作用。二是進一步購入其他證券,如非政府資助企業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商業房產抵押貸款證券等。三是向金融市場的特定領域注入流動性。
美聯儲通過發行國債籌集救市資金,其購買者為外國投資者和本國投資者,然而無論外國還是本國投資者目前很難繼續擴大國債的投資規模。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機造成全球性經濟衰退和需求萎縮,出口增速下降使得各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嚴重影響到各國央行對美國國債的購買力。另一方面,經濟的衰退導致美國投資者收入下降,即使儲蓄率由2008年底的1.8%提高到歷史平均水平8%,儲蓄的增加也十分有限。為了彌補政府的融資缺口,避免國債收益率的迅速上升以及存量國債市場價值的大幅下降,美聯儲不得不推行美國國債巨額回購計劃。
美聯儲回購巨額美國國債,短期內有助于美國國債市場的供求平衡的恢復,實際上卻增加了美元長期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壓力。作為美聯儲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一種手段,其本質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美聯儲回購美國國債相當于向市場注入基礎貨幣。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當利率極低時,由于流動偏好的存在,投資者風險偏好和投資欲望很低,造成貨幣創造乘數也偏低,因此,美聯儲增加基礎貨幣供給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然而一旦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觸底反彈,投資者將重新開始配置風險資產,貨幣創造乘數將會放大,如果美聯儲不能及時抽回流動性,通貨緊縮很可能短期轉化為通貨膨脹。通脹則意味著美元實際匯率的下降和美元實際貶值,致使美國國債實際市場價值下降。
三、我國對美國國債的策略選擇
第一,減持美國國債的原因分析。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復蘇實施了極為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埋下美國國債市場價值縮水和美元大幅貶值的種子。我國目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約2/3是美元資產,其中美國國債占34%。大量持有美國國債、有價證券等美元資產,已經威脅到我國外匯儲備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因此,中國央行應按照合理的規模逐步減持美國國債,以保障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和收益性。首先,持美國國債是基于外匯儲備資產的實際收益性的考慮。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與名義收益率和美元匯率有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美元貶值,實際收益將減少。考慮到美國政府巨額財政赤字以及刺激經濟復蘇的救市計劃,美元匯率將有長期下降的趨勢。美聯儲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回購美國國債,這將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下降。美元匯率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雙重下降將嚴重影響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基于這點的考慮,我們應該減持美國國債,調整外匯儲備的投資結構,降低外匯儲備資產中美國國債的比例。其次,我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國債無疑會增加我國在中美經貿談判中的發言權和主動性。而美國國債這一談判砝碼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中國央行是否敢于減持的基礎上。如果美國認定中國央行由于考慮到國債減持行為會降低美國國債的市場價值而不敢減,這一砝碼實際上就失去作用了。我國適當減持美國國債,恰好有助于提高這一談判砝碼的有效性,增強我國在中美經貿關系中的談判力度。
第二,美國國債減持規模的分析。由于美國國債蘊藏著巨大風險,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減持美國國債已是我國央行的必然選擇,但是美國國債的持有量必須按照合理的規模進行減持,不應在短期內進行過大規模的減持。首先,出于對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考慮。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美國國債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上最具流動性的資產。為保障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充分的流動性,需要保證美國國債在外匯儲備中占有合理的比例。其次,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人,如果我國短期巨額減持美國國債,這一行為可能產生顯著的示范效應,引發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競相拋售美國國債的羊群行為,反而會加劇我國尚未減持的存量美國國債的價值下降,造成我國外匯儲備的巨額損失。然而如果我國的美債減持行為能按照合理的適當的規模逐步進行,其產生的示范效應和美國國債市場價格的下降將會得到緩沖,這有利于美國國債的市場價值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再次,如果我國過大規模減持美國國債,這將可能使美國政府正在醞釀的巨大國債發行計劃以及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遭受阻礙,抑制美國經濟的復蘇。作為我國第一大出口國和重要的貿易伙伴,美國經濟的衰退和消費的萎縮將對我國的外需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在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尚未向內需型轉變的情況下,外需市場仍然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綜合以上分析,在目前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減持美國國債是我國為保障外匯儲備資產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必然選擇,然而對于美國國債的減持需要按照適當的規模進行,我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需要經歷是一個長期的逐步減持的過程。另外,減持美國國債需要尋找適當的時機,應在美國國債需求情況尚且良好的時候減持,否則將會使美國國債價格和我國現有的美國國債市場價值大幅度下降。
第三,我國現有美國國債安全性和收益性的保障措施。除逐步合理的減持美國國債之外,我國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有權利要求美國政府保證我國現有的美國國債的安全性和實際收益性,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補償和監督機制。首先,考慮到通脹預期的存在,我國政府可以要求美國國債的收益率與通貨膨脹系數掛鉤,以保障我國投資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性。其次,在此之前我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只是一種債權性質的投資,對美國國債所籌資金的具體使用并沒有決定權,如此就無法保障資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收益性。我國政府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將美國國債資金有效運用于拯救經濟,積極發展對華經貿往來,而不是對美國如何運用我國資金不進行任何的監督。再次,美國國債資金一部分流到了通用、花旗和AIG這些美國公司里面,我國政府可以要求獲得一部分這些公司的股權作為抵押物,以補償美元貶值給我國外匯資產帶來的損失。
如果美國政府不能采取切實可行的機制保障我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的安全性和收益性,那么我國繼續持有如此大規模的美國國債對中美來說就不是一個互利共贏的局面,對此我們可以將美國國債問題與中美經貿關系的其它問題聯系起來,要求美國在其他方面讓利。如美國要承認我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對我國開放高科技出口,對我國公民開放這個旅游市場,對我國的銀行業、金融業開放金融市場,這些會刺激我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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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美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設計
美國的反傾銷對于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極為不利，如何保護中國的企業不受美國的歧視和限制，促進中美貿易的健康發展是文章的研究主題，希望通過筆者的思索能夠對現實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WTO 下，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權力的保護不僅與國內具有較大意義，對國際也具有重大影響，而與美國爭端的解決，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一、WTO 框架下的中美貿易爭端
1、貿易爭端的主要表現
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美貿易爭端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從我國傳統的出口優勢產品逐漸擴展至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保護以多樣化的形式進行，同類產品引發爭端的方式變化，在農產品和紡織產品方面，由于保護本國市場和開辟海外市場，以及保護本國利益，中美兩國的貿易爭端不斷，美國對中國農產品進行反傾銷，對本國紡織業實行貿易保護。而美國的科技發達，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但是中國盜版盛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不健全，在WTO下引起美國的極度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的摩擦愈演愈烈，而缺乏有效的解決機制使得這些爭端的處理費時、費力，且往往影響大、牽涉關系多，導致中美貿易爭端成為影響中美貿易外交、中美各自的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解決兩國貿易上的分歧，解決例如貿易壁壘等諸多影響中美貿易和諧的因素，是文章的研究重點。
2、產生貿易爭端的原因分析
貿易市場拓展，美國遏制。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生產力快速提升，產品市場也不斷擴大，中國的技術產品在美國市場份額不斷增大，使得美國相關行業受到沖擊，中美之間產品的競爭日益激烈，中美貿易爭端于是增多。在此情境下，美國為保護其國內產業，搶占市場，防止美國產品受到市場的淘汰，阻止中國在美國市場上獲利，對中國產品實行反傾銷、設置貿易壁壘、反補貼等一系列限制和壓榨措施，阻止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而使得中美貿易爭端加劇。中國貿易市場拓展至國際，在美國市場上，中國產品的份額占比大，中美競爭劇烈，而美國的系列限制措施，則進一步加重了兩國貿易摩擦的程度。
入世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相對于美、英等發達國家，仍處于發展階段，中國的出口貿易還存在著以下問題：一是出口產品存在種類單一且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情況，產品結構畸形，發展不協調。二是中國貿易出口的相關法律法規深受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與國際普遍規則存在適用上的矛盾，中國的相關法能否有效解決爭端仍需實踐的驗證。三是，中國的產品優勢來源于國內原料的豐富和勞動力的廉價，其在價格與質量上都存在著相對明顯的優勢。四是中美的社會制度差異，不僅使得經濟受到政治的影響，而且美國強調私人利益，而中國注重國家和人民利益，這就導致中美貿易在目的上存在著根本分歧，這也是兩國貿易爭端不斷出現且存在升級現象的原因。
二、中美貿易爭端的解決機制
1、WTO通用的爭端解決機制
DSB機制是WTO的爭端解決機構，由135個成員方參加，實際運行中，與理事會屬于同一班子，但主席通常不為同一人。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為了促進其司法體系的完善并鼓勵各成員國積極運用，引入了反向協商一致以及授權報復原則，改善了由于少數締約方的干涉、不配合，使得專家組報告無法通過的情形，且敗訴方若不執行裁決，勝訴方可以申請貿易制裁，在理論上形成了較為科學的解決機制，WTO通過較為公正的方式組成了解決爭議的專門部門，盡量排除干擾，做出較為合理的專家組報告，不過，實際操作中，裁決未得到執行的情況仍然時有發生。
2、必須要加強國內立法技術，保護我國產業的利益
美國憲法將管理權交到了國會手中，通過法律制定、條約批準、稅收、開支等行使。美國對外貿易法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現象，例如337條對于其本土知識產權的保護擾亂世界貿易體系，損害他國利益，且程序上限制外國救濟途徑。美國的替代國制度使得我國企業屢遭敗訴，這是對我國的歧視性待遇，不利于中美平等發展貿易。中國的對外貿易法能夠將國內外爭端解決機制相聯系，維護對外貿易秩序，但是由于我國立法技術的局限和貿易技巧的欠缺，在解決對美貿易爭端時處于弱勢，為了促進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要加強國內立法技術，保護我國產業的利益，維護我國企業的正當利益和交易要求。
3、完善中美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加快培育我國的專業律師團隊
WTOV訟實質上是律師的對決，因此，要完善解決機制，首要的是發揮律師的專業作用，加強政府和律師的合作，努力培養國內律師在WTO訴訟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辯論技巧，提升其外語水平、增加實戰經歷。從國際爭端解決來看，律師水平對于訴訟結果有著重要影響，加快培育我國的專業律師團隊，這有利于充分發揮國內的解決機制作用，也有利于國內機制與國際的接軌，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走向國際化。WTO的裁決得不到執行，則其權威無法體現，而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的對外貿易相關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因此，中美貿易爭端解決必須要盡可能發揮WTO的作用，避免少數締約國的干涉和操縱。
在WTO框架下，世界經濟是一個統一體，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世貿既是挑戰亦是機遇，如何直面挑戰，把握機遇，發展我國對外貿易是經濟發展的重點，中美貿易是中美雙方對外貿易的重要成分，研究科學的爭端解決機制于中美均有益處。也希望筆者的淺層次見解能夠引起更多人重視中美貿易問題，并能夠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使我國對外貿易能夠有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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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只是一國央行的國內政策調整，但其影響力不容低估，美國經濟和美元的強勢地位使得全球經濟都晃了三晃。中國對外經貿是否會受到沖擊？又應該如何應對？
進亦憂，退亦憂
量化寬松政策最初為日本在2001年采用，多年來并未進入美歐主要國家政策工具的選項。金融危機后，美聯儲啟動量化寬松，隨即引發全球各國的強烈反應。本質上，量化寬松政策在信息傳導機制健全的美國市場，美聯儲主席的表態即會對市場形成重要影響，更何況真金白銀的大規模購債行為。
事實上，通過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美聯儲只需開動印刷機就可以滿足高負債企業和家庭的流動性需求。而且，在經濟危機引發的去杠桿化進程中，美聯儲基本無需擔心這種純貨幣操作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
但是，美聯儲政策的外溢性十分明顯，美債收益率下降、美元貶值趨勢明顯，釋放的流動性中有相當部分通過貿易或投資，從美國經濟中“漏出”。盡管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量化寬松政策接連出臺，但美元以其強勢的地位，被更為廣泛的群體接受，美元貶值成為QE推出以來的基本走勢。
2013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復蘇態勢逐漸穩定，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的預期逐漸強烈。12月，在貨幣政策會議后，美聯儲明確提出將從2014年1月逐步縮減購債規模。盡管每月的購債規模只是從750億美元降至650億美元，逆向操作對市場帶來的信心和預期影響卻十分巨大。市場反應與指責甚至超過了美聯儲當初推出QE時受到的批評。
由于QE的退出，美國長期利率上升，資本會從其他國家回流美國。新興經濟體既難以在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情況下貿然提高利率留住資金，又不可能通過增發本國貨幣增強國際市場購買力，無論國內經濟還是對外貿易都受到較大影響。
毋庸置疑，無論推出QE還是退出QE，美聯儲的政策考量首先都是圍繞其自身形勢和發展目標的判斷，美元的強勢地位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和沖擊卻是實實在在的。
投資熱度不減，中美貿易不受限
2014年2月1日，美聯儲歷史上首位女掌門人耶倫首次明確表示，在市場通脹未超過2%目標時，即便就業市場并未復蘇，美聯儲也不會突然改變美國貨幣政策，仍將繼續削減刺激舉措，并將按計劃于2014年晚些時候完全退出刺激。
牽一發而動全身，資金配置平衡的移動對實體經濟作用強烈，美聯儲QE的退出將對全球貿易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美國本土市場購買力復蘇加快。QE的退出將引起美元的升值或升值預期。而美元升值將提高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購買能力，增加美國的進口。這對于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而言，有利于其對美出口的增長。
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消費者實施了痛苦的去杠桿化進程，遏制數年的消費需求釋放后對外部商品需求快速增長，有利于中國等向美國出口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日用消費品和工業制成品國家貿易出口的增長，以及印度、愛爾蘭等服務外包重要接包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
其次，資金抽離減弱出口國出口能力。QE的退出，會與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政策共同作用，把在世界其他國家地區避險的資金抽離并流向美國。此類資金既可能位于其他國家出口為主的行業，也可能是通過資本市場間接支撐實體企業，私募等資金也會根據其投資策略重新調整全球布局。
資金的抽離會導致企業出口能力的下降，也會影響資本市場表現并產生融資困難，影響正常經營。一般而言，私募等投資基金都有著自身的投資信條和準則，QE退出的影響因行業領域而有著很大不同。技術含量相對較高、對環境影響較低的制造業投資以“內包”方式重新回到美國的行業，所受影響最為直接。
最后，美元資產升值有利于外儲保值。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巨大，截至2013年12月，外匯儲備額已經達到3.8萬億美元，其中持有美國國債就達到1.3萬億美元，占到總額的34.2%。QE的逐步退出會推高美國國債的長期收益率，減少中國持有國債價值被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侵蝕的程度。中國對外貿易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繼續保持順差，外匯使用的渠道相對不多，美國國債的風險相對較低，作為投資渠道依舊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QE退出影響全球市場分布和資本流向，投資風險較高的國家所受負面影響更甚。綜合來看，中國受美聯儲刺激政策負面影響相對不高。
究其原因，中國企業長期以來積累的經驗使其在危機中可能比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具備更強優勢，在各方角力中得以趁勢擴大市場份額。而美國本土市場的復蘇和美元升值帶來的購買力提升也有利于擴大需求，提升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中美雙邊經貿聯系很難被簡單割裂，QE退出對外資撤離中國的影響也不大。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13年的調查，96%的受訪公司把中國列于其公司戰略投資規劃的五大重點市場之一，是5年來統計數據的最高值。在過去一年削減或暫停計劃中在華投資的也只有15%。同時，紐約咨詢機構Rhodium Group報告稱，2013年中國對美投資翻番，在美創造了7萬個全職工作機會。
由此可見，多數美國對華投資企業依然并未改變布局計劃，穩定的美國在華投資和快速增長的中國對美投資，將促使雙向貿易額的持續增長。
提早預熱，發現出口新需求
2014年是中國經濟改革深化的重要一年，國內金融管理體制、涉外金融管理方式都可能發生重要調整。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使用范圍的拓寬更反映了其在國際經貿體系中地位的提升。盡管短期內為支撐經濟發展需要還不會取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但向實體經濟注入的流動性已經大幅減少。
為盡量降低美國QE退出對我國經濟產生的“負面外部性”，應充分把握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關系，探索多項政策的協同配合。
短期內，對外貿易仍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美國市場需求的擴大和人民幣的相對貶值正是中國擴大貿易出口的重要機遇。企業可把握雙方資源與需求，積極拓展對美貿易。既要在遵守國際慣例規則和美國相關法律法規的條件下擴大對美出口，避免各類貿易摩擦可能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又要尋找從美國進口的新亮點，比如頁巖油氣進口。
也應看到，美國鼓勵制造業回流、服務內包，對外國投資相對并不排斥，中國企業開展對美投資的數量也呈現了較快增長態勢。投資企業多通過投資提高了技術水平，擴大了品牌影響力，拓展了業務范圍，提升了全球競爭力。即便一些投資由于所在地從中國遷至美國會導致貿易流失，從長遠看也符合企業自身和行業整體的利益。
中美兩國建立了多個對話和磋商平臺，為雙方提出各自關切、尋求解決方案創造了良好條件。對于因QE政策退出而遭受負面影響和損失的行業，中國應在各種對話機制中向美方提出，補償因其政策干預引起市場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中國企業損失。
奧巴馬政府積極推動多項國際經貿協定，力爭重新掌握全球經貿規則的制訂權和經貿活動的主導權，把WTO多哈回合談判、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在內的一系列談判，作為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的重點。TPP的目標談判已然進入最后階段，提出的規則和標準對非成員可能形成技術壁壘。中國企業需要通過投資提前布局，在TPP談判成員國建立生產基地和經營網絡。
必須注意到，盡管美國是當前為數不多啟動擴張性政策退出的國家之一，但量化寬松政策刺激通貨膨脹的貨幣效應十分明顯。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逐漸完成，包括歐洲在內的更多地區和國家的央行可能都會考慮相關政策的調整。金融與貿易雖然位于兩個層面，但通過各種機制相互作用和聯系，資金面的變化會對全球貿易產生重要影響。
“這個協議是辛勤勞作的美國紡織工人的勝利。”11月8日，當中美紡織品貿易談判達成協議的消息傳來，作為美國紡織業界代言人，美國紡織組織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xtile Organization）主席吉姆切內特（Jim Chesnutt）滿足之情溢于言表。
當天上午，英國倫敦，中國商務部部長和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簽署了兩國政府《關于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諒解備忘錄》（下稱《備忘錄》）。由此，前后耗時五個月、歷經七輪談判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磋商，終于畫上了句號。這也意味著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重新回到了美國業界期盼的配額時代。
截至記者發稿，據中國商務部公開的協議信息顯示，《備忘錄》將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直至2008年12月31日，為期三年整。中美雙方將在協議期內對中國輸美的棉制褲子等21類產品實施數量管理，其中包括11類的服裝產品和10類紡織產品。此外，21類產品中，16類為2005年一體化產品，5類為2002年以前的一體化產品。
在業界最為關心的基數確定問題上，商務部披露，“協議產品2006年的基數基本上是2005年有關產品美國從中國的實際進口量，2007年和2008年基數均為上一年度全年協議量”；增長率則為“協議產品2006年增長率為10％－15％，2007年增長率為12.5％－16％，2008年增長率在15％－17％”。商務部稱，對協議外產品，美方將克制使用242條款。
《備忘錄》對卡關貨物問題亦有解決方案，即美國對協議簽署日之前因242條款設限個案造成的卡關貨物立即放行，但不計入協議量。
“從增加雙方貿易環境的可預測性而言，有協議更勝于無。”原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曾任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代表、中國入關談判法律總顧問的張月姣表示：“協議相對中國對WTO承諾的242條款條件優越，而任何相對原來承諾進步的協議，都應被看做是積極的。”
相對于美國業界的欣喜，中國似更多地感到幾分沉重。在紡織品出口危機暫告一段落之際，國內需要直面的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的威脅與遏制”還遠沒有結束。
利益權衡
目前，中美雙方都沒有正式的《備忘錄》文本，而針對雙方已披露的協議的主要條款，各自的利益得失已輪廓初顯。對于國內紡織品業而言，因美國不斷采取“特保”帶來的極大的不確定性排除，未來三年的貿易環境變得可以預見。
在中美紡織品談判中，受限產品的覆蓋面、基數、增長率以及有效期，始終是談判的核心內容，也是雙方分歧畢現的爭執點。根據商務部披露的《備忘錄》要點，雖然中國在設限期限上做出了讓步――較中歐紡織品協議長一年，由一直堅守的2007年延至2008年，但10％－17％的增長幅度顯然較此前的預計要樂觀――在中歐紡織品協議中，增長上限確定在12.5％。
盡管21類的設限范圍較之中歐范圍擴大許多，但中國在爭取基數上仍獲得了一定成果。此前，美方堅持以一體化之前即2004年全年作為基準期。
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紡織與質量處副處長曹學軍對《財經》表示，如果沒有其他限制條件，目前基數的選取甚至可以說是中方“多贏”的結果。據發改委數據，紡織品配額取消的2005年，截至目前，紡織品出口額總體上較去年增長了約兩倍。在此基礎上設定配額，仍能帶給中國紡織品一個“不錯的增長空間”。
寧波緣美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林峻認為，盡管今年還有50余天，但美國是以封關時的數據，即視2005年的基數全部用完（封關時進入美國的紡織品總量）為“2005年的實際進口量”。
此外，美國將立即放行協議簽署日之前因242條款設限以及企業搶運造成的卡關貨物，并不計入協議量。據中國海關的《受限紡織品出口監測日報》，截至今年11月9日，六類出口美國的受限產品清關率都已遠超過100％，其中棉針織襯衫、棉制褲子和內衣的清關率高于200％，化纖針織衫的清關率高達324.29％。對于美國方面是否會讓這些卡關貨物無條件進入美國，目前尚不確知。
業界曾有擔憂，距中美《備忘錄》的實施還有50多天，這與6月中歐紡織品協議達成時面臨的狀況相似――其時，中歐協議的實施是在達成的40天后；而在期間，商務部所稱的“管理真空期”出現，并旋即演變為一場“壓港危機”――8000多萬件紡織品和服裝滯留歐盟各國海關。
原任國家紡織工業局行業管理處處長的世之維集團總裁樊敏指出，中歐紡織品協議的生效日期是6月11日，即協議達成后的次日，而協議的正式實施是在40天后，由此帶來所謂“空檔期”――在缺少中歐“雙向核查”的情況下，雙方企業開始爭相出口，以期搶占已經生效的配額。
此次中美協議的生效期與開始實施的時間是一致的。另外，中歐協議簽訂時，很多中國紡織企業手握今年的訂單，急于在配額耗盡以前成功輸歐；中美協議的達成則接近年底，此時即使有新的訂單進來，交貨時間也通常在來年，因此不太可能出現所謂“搶關”。
得失之間
《備忘錄》簽署后，美國業界欣喜萬分，這當然不僅由于他們獲得了比歐洲人更長的協議期。
實際上，在協議內容的表述上，中美雙方出現了罕見的口徑差異――相對商務部公布的21類設限產品，美國方面公布了一個更大范圍的數字，指協議涉及34個種類。據商務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2008年中國輸美21類紡織品出口安排”，這些設限產品下細分種類為34種，其中19種為目前已設限產品，其余15種為正在申請設限及最新增加的品種。
這對美國紡織業而言，無疑是一個頗大的收獲。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波特曼在《備忘錄》簽署后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指出，這34類產品將占中國紡織品對美出口總數的46％。
這正是美國紡織組織協會感到興奮的重要因素。協會主席吉姆切內特明確指出，這個協議，將原本不在美國紡織業界擬采用“特保”措施或者難以實施“特保”的20種的紡織服裝產品納入三年的配額控制，可謂是美國紡織業的“意外之喜”。
而據美方計算，包括棉制褲子、棉針織襯衫、內衣等在內的14種美國認為“最敏感的商品”，其2006年的協議量甚至低于實施“特保”下的配額2.5個百分點。而在三年的協議期內，這些產品的總增長幅度也將只比實施特保多出3.8個百分點。
事實上，中國商務部部長在倫敦會見記者時也坦陳，盡管美方在談判后期表現出了相當的靈活性，但協議成果依然與中方的初衷有較大的差距。與波特曼侃侃而談協議成果不同，更強調了此次協議達成的社會意義。
原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中國入關談判法律總顧問張月姣認為，美國業界一直指責中國的紡織品沖擊了美國97萬紡織工人的生計，但紡織品業在中國涉及的是近2000萬人的直接就業，且其中多為低收入職工，紡織業在中國無疑是更加高度敏感的行業；持續不斷的貿易摩擦將使一些紡織企業難以為繼，從而導致數以萬計的工人下崗。張月姣強調，協議的簽訂有助解決就業和扶貧等社會問題，也是其首要意義所在。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美雙方在最后的談判中均有讓步，力促協議達成，一方面是為美國總統布什11月19日訪華營造和諧氣氛，另一方面亦在為雙方的其他外交和經貿事務談判做鋪墊，其中就包括正在熱議中的中美知識產權問題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實際上，中美紡織品協議達成次日，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即向美國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同時還有一份包含57項內容的建議書。該建議書指，人民幣至少應升值25％。
近憂遠慮
盡管協議的達成使得未來三年中美紡織品貿易關系可以預見，但潛在的威脅并沒有消失。
就在對美國政府表現深感滿意的同時，美國紡織組織協會仍不忘強調“協議并沒有消除來自中國的威脅，而只是推遲了。”他們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和采取多種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來提高產品競爭力，要求美國政府繼續在匯率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
據發改委經濟運行局紡織與質量處副處長曹學軍介紹，中國紡織行業在相當長時間里始終受到苛刻的配額限制。國際市場的恐慌，來源于今年限制放開后中國企業的自然增長。據悉，中國紡織業今年的出口額將達到1100億美元。美國紡織組織協會則稱，中國的出口紡織品成本比世界其他地區平均低58％，“巨量和低價”正是歐美等國對“中國制造”感到恐慌的原因所在。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除歐盟與美國，中國紡織品還面臨著來自土耳其、哥倫比亞、南非、加拿大等國的“特保”限制、“特保”威脅以及反傾銷調查。
“特保體制的建立是出于政治原因。”美國全國零售聯合會（NRF）國際貿易委員會副會長埃里克奧托（Erik Autor）在對中美協議達成發表看法時稱，“它無視美國零售商和消費者利益所受到的損害，也無助于提高美國紡織工人的就業。”
寧波緣美紡織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林峻則指，由于配額總量遠低于進口國實際的需求及出口的潛力，所有配額時代存在的“曲線出口”將仍然延續。這將造成新的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麻煩，為爭端埋下隱憂。
此外，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對于中國制造的紡織產品保持“威脅與遏制”的思維，將很可能在2008年過渡期后導致同樣嚴重的后果。曹學軍認為，以今天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形態，很難面對反傾銷等手段的制裁；而一旦被認定為傾銷，中國紡織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將無法進入某個市場，這對中國紡織業無疑是很大的打擊。
“只有積極應對、提高出口檔次、優化產品結構才是解決辦法。”樊敏表示，“政府須引導出口企業優化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加強對行業的研究，制定相應的行業自律和規則等。”
11月10日，即中美紡織品協議達成后的第三天，商務部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2006年輸美紡織品管理的具體方案――2006年度的協議產品數量將采取業績分配和公開招標兩種方式進行。其中，業績分配數量占協議數量的70％，具體按《紡織品出口臨時管理辦法》執行；公開招標數量占協議數量的30％，具體按《紡織品出口許可數量招標實施細則》執行。
關鍵詞：美日貿易；美中貿易；貿易摩擦。
隨著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整個世界的貿易得到了協調有序的發展。但是隨著各國經濟往來的增多，作為不同的經濟主體，從本國利益出發，雙方在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矛盾和問題，國際貿易摩擦頻繁發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對美持續保持貿易順差，順差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擴大，至1987年已達到598億美元。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歷了10年的經濟蕭條，自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中美經濟摩擦不斷加劇，中美貿易失衡取代日美貿易失衡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焦點，人民幣升值和資本市場開放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此外，中美與日美貿易摩擦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在這個基礎上深刻認識和分析日美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吸取日本處理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應對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采取正確的對外貿易策略，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相同點。
1.1貿易摩擦產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對美存在巨額的貿易順差。
20世紀70~80年代的貿易中，日本對美國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見表1），在20世紀70年代日美的貿易順差為幾十億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進而上升為幾百億美元，在1987年時達到了567.67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峰值。國際收支出現巨額的貿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這造成了美國極大的恐慌，擔心日本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屈服于美國，因此美國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壓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貿易摩擦產生。中國近年來對美貿易順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所以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已經取代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成為美國對外貿易主攻方向。從圖1、圖2可以看出，雖然由于中方與美方統計口徑的不同，雙方統計的結果存在較大差距，但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事實，且連年呈增長趨勢，2001年以后更是出現巨幅增長。按照中方統計，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已達到1 633億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統計，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達到2 562.7億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創下對單一國家貿易逆差水平之最，這招致美國國會和部分利益集團的不滿，因此這些人開始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美國政府對華采取更強硬的貿易政策。美國于2006年在wto對中國發起木材、鋼材和信息技術產品的反補貼的申訴僅僅是一個開始，目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已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
1.2制度性因素越來越成為導致和解決兩國貿易摩擦的關鍵。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務貿易的不斷擴大，制度性因素越來越成為導致和解決兩國貿易摩擦的關鍵。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美貿易摩擦開始由宏觀經濟摩擦轉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貿易雙方制度不協調引起的。這種制度的不協調既有因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工業化社會規制和信息化社會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決方式也由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轉向結構調整，直至規制緩和（經濟學家通常把規制緩和界定為去除政府對價格、產品供給或服務的規制）。從1989年開始，日美雙方簽署了三大協議：1989年《日美結構問題協議》、1993年《日美綜合經濟協議》、1997年《日美規制緩和協議》。從三大協議的內容可以看出，在解決日美經濟摩擦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兩國的貿易協議已經超越了紡織品協議、汽車協議等這種針對單一商品，從涉及商品進出口數量的內容，開始進入針對住宅、電訊業、金融服務、流通等服務業領域，涉及到競爭政策、法律服務、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慣例、促進規制緩和的組織建設等國內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經濟結構。
由于中國處于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同時，處于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變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不僅會與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上的wto發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會與處于由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進行制度調整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出現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國貿易代表年度報告《中國貿易壁壘》指出：“限制性投資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規章和法律等嚴重限制了美國對中國的服務出口和對服務部門的投資，特別是在金融服務業、通信、聽覺視覺產品、商品流通、職業服務和旅游及旅行部門”。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條件下，以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已經率先進行了戰略調整和管理改革，將公司經營的重點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并精簡人員，減少管理層次。而大多數中國的企業還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襲計劃經濟體制，從而經常容易與跨國公司在經濟技術合作中產生摩擦。
1.3中、日對美貿易依存度高，在處理貿易摩擦時較為被動。
美國是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二戰后又成為科技領先的強國，這使美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減少了對外依賴因素。20世紀60~80年代美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國，日本對美出口的貿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貿易為例，日本的汽車在當時占美國汽車進口貿易份額的四分之一，高峰時出口350萬輛占美國市場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對美國的出口在美國進口中達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場占有率在15％~20％的時候，日美貿易摩擦就會激化和升級。高度的貿易依存度使美國掌握了日美貿易摩擦的主動權，使日本在貿易摩擦的爭端解決中處于被動地位。中美經貿關系也是嚴重不對稱的，這加大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風險，使中國在一些問題上容易被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的風吹草動置于被動地位。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較高，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較低。中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很大，如中國對美出口的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受到美國的出口額度限制的時候，中國出口總額度就會銳減。同時在雙邊經濟總量上，中美貿易的份額也是不對稱的。中國對美出口額占中國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僅占其出口總額的2％；中國從美國進口的比重占中國進口總額的10％，而美國自中國進口僅占其進口總額的2.5％。正是由于這種不對稱性使得美國在貿易摩擦中對中國有著較大的經濟約束力，而中國對美國卻沒有相應的約束能力。
2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不同點。
2.1貿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紀70~8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決，其中數額限制，關稅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國的單邊主義為主。貿易摩擦的手段比較單一。與日美貿易摩擦相比，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現多樣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傾銷、技術性壁壘、特保條款、法律法規限制等非關稅壁壘為主。相對于關稅來說，非關稅壁壘更為隱蔽并且對于貿易的限制作用更強。為什么日美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的手段會出現這樣的不同呢？這主要是由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引起的。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9·11”事件打擊以來，全球經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2000年以來，占世界經濟70％的美、日、歐經濟同時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衰退或增長遲緩，這是1975年來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國經濟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急劇降溫，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雖然2003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尚不堅實，美元匯價可能會繼續下跌，恐怖威脅仍會困擾國際社會，因此，全球經濟徹底走出低谷的態勢并不十分明朗。而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經濟走強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較弱，反之，世界經濟衰退的時候，貿易保護呼聲較高。世界經濟的低迷致使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以保障人類健康、安全、衛生和保護環境為借口大量采用新貿易保護措施來保護本國市場。新貿易保護措施花樣層出不窮，安全標準、質量標準等技術壁壘激增；反傾銷、反補貼、特保以及動植物衛生檢疫等非關稅壁壘也呈不斷上升趨勢，還有新的道德標準、社會責任、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也被廣泛應用。貿易保護措施的濫用導致全球貿易摩擦頻發。中美貿易是在這樣的一個國際環境中進行的，因此新貿易保護措施也頻繁地發生在中美貿易中。而日美貿易摩擦激烈的時期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全球經濟處于快速增長時期，貿易保護主義呼聲較低且保護措施單一，因此日美貿易中貿易保護措市場縱橫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比較研究施的濫用較少。
2.2中美貿易摩擦比日美貿易摩擦受政治的影響更大。
日本是美國的受托管國，日美貿易摩擦是發達國家之間圍繞工業品展開的，是經濟格局變動造成的，而中美貿易摩擦則更多地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作為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一直在推行它的單極霸權主義。因此對于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美國視其為潛在的敵人，認為中國發展和強大之后會成為其經濟和軍事的競爭對手。因此美國當局提出了“遏止中國論”，并長期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對華出口進行嚴格限制。但是美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就是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創匯，這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美國為了縮小貿易逆差，推出了旨在擴大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的新規定，但為了保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內擁有30年的領先地位，規定只有不被列入“限制列表”的高科技產品才可以無限量地向中國出口，這使得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數量和質量大打折扣。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專門負責出口管制政策的產業和安全局（bis）于2007年6月15日宣布，將對出口中國的可用于軍事目的的高科技產品進行更加嚴格的限制，同時推出了一個涵蓋20個產品大類的限制出口名單和一份“合法終端用戶”計劃。按照“合法終端用戶計劃”的規定，只有那些“被信任的用戶”才可以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下，購買“限制列表”中的產品。 “限制列表”中的產品包括：飛機發動機、貧化鈾、航空電子系統和慣性導航系統、激光、水下攝影機和推進系統、某些復合材料、一些電信設備、空間通信和防空設備等。這一新規定與以往多設限的高科技產品的類別相比看似略有放寬，但實際上可能會使出口和審查的程序更為復雜，從而使限制更加嚴格了。美國試圖限制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以保護美國在這些領域的壟斷地位。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希望美國能夠擴大對華高科技產品和先進技術的大量出口，以彌合兩國間長期存在并逐步擴大的美中貿易逆差。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第二屆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也再次表達了中方的意愿。她說：“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比例已從2001年的18％滑落到了2006年的9％。這種強化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國對華2 30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逆差。 ”也就是說，美國新推出的規定很有可能不但不會使貿易逆差縮減，反而會使現已存在的貿易逆差進一步加大。可見，中美貿易摩擦受政治的影響較大。
3日美貿易摩擦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啟示。
3.1應建立和健全多層次的貿易摩擦預警機制。
在當今的國際貿易摩擦中，發達國家的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已經處于新的利益共同體中。要有效地應對及預防國外對我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技術壁壘引起的出口貿易摩擦以及外國對我國進行傾銷可能引起的進口貿易摩擦，需要多方協同合作，形成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的“鐵三角”關系和多層次的貿易摩擦預警機制。只有信息互動、集體作戰，共同應對國際市場上形形的技術壁壘和傾銷、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才能奏效。
3.2應堅決抵制人民幣升值和資本市場開放的壓力。
應該防止美國以貿易逆差為由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和開放資本市場，導致中國經濟衰退。入世后由于關稅下降和市場準入的擴大，進口會進一步增加，在中國沒有競爭力較強的產品出口，利率下調的空間有限，財政赤字擴大的條件下，應該抵制貿易逆差國對中國人民幣升值和開放資本市場的壓力，吸取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訓，防止人民幣升值對通貨緊縮的壓力，抑制中國經濟的增長。
3.3積極擴大內需，加強對西部地區的投資。
擴大內需是解決貿易摩擦的治本之策。應該改善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流向西部，培育和做大國內市場，增加國內市場對國內外企業產品的吸收能力，這樣不僅能降低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還能縮小東西部的地區差距，從而實現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3.4在吸引海外投資時要有選擇性。
在貿易與投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動因的條件下，吸取日本資本自由化政策的教訓，適應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發展的國際環境，中國在考慮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的前提下，應該繼續積極吸引海外直接投資，但外資也不是越多越好，正如前文所述中美貿易順差的很多都是由在華外資企業創造的，導致中美貿易順差被夸大，引發中美貿易摩擦，并且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資金已不是瓶頸。因此，引資時要有選擇性，應該盡量吸引外資流向資金比較匱乏的西部地區，吸引外資流向有利于我國貿易結構升級的產業，通過貿易結構升級有效地轉移貿易摩擦，真正使引資能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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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ephen d·cohen. an 0cean apart：explaining three decades of u.s. －japanese trade frictions ［m］。 greenwoodpublishing group，1998.
關鍵詞:美日貿易;美中貿易;貿易摩擦。
隨著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整個世界的貿易得到了協調有序的發展。但是隨著各國經濟往來的增多,作為不同的經濟主體,從本國利益出發,雙方在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矛盾和問題,國際貿易摩擦頻繁發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對美持續保持貿易順差,順差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擴大,至1987年已達到598億美元。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歷了10年的經濟蕭條,自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中美經濟摩擦不斷加劇,中美貿易失衡取代日美貿易失衡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焦點,人民幣升值和資本市場開放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此外,中美與日美貿易摩擦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在這個基礎上深刻認識和分析日美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吸取日本處理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應對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采取正確的對外貿易策略,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相同點。
1.1貿易摩擦產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對美存在巨額的貿易順差。
20世紀70~80年代的貿易中,日本對美國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見表1),在20世紀70年代日美的貿易順差為幾十億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進而上升為幾百億美元,在1987年時達到了567.67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峰值。國際收支出現巨額的貿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這造成了美國極大的恐慌,擔心日本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屈服于美國,因此美國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壓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貿易摩擦產生。中國近年來對美貿易順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所以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已經取代日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成為美國對外貿易主攻方向。從圖1、圖2可以看出,雖然由于中方與美方統計口徑的不同,雙方統計的結果存在較大差距,但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事實,且連年呈增長趨勢,2001年以后更是出現巨幅增長。按照中方統計,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已達到1 633億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統計,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達到2 562.7億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創下對單一國家貿易逆差水平之最,這招致美國國會和部分利益集團的不滿,因此這些人開始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美國政府對華采取更強硬的貿易政策。美國于2006年在WTO對中國發起木材、鋼材和信息技術產品的反補貼的申訴僅僅是一個開始,目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已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
1.2制度性因素越來越成為導致和解決兩國貿易摩擦的關鍵。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務貿易的不斷擴大,制度性因素越來越成為導致和解決兩國貿易摩擦的關鍵。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美貿易摩擦開始由宏觀經濟摩擦轉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貿易雙方制度不協調引起的。這種制度的不協調既有因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工業化社會規制和信息化社會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決方式也由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轉向結構調整,直至規制緩和(經濟學家通常把規制緩和界定為去除政府對價格、產品供給或服務的規制)。從1989年開始,日美雙方簽署了三大協議:1989年《日美結構問題協議》、1993年《日美綜合經濟協議》、1997年《日美規制緩和協議》。從三大協議的內容可以看出,在解決日美經濟摩擦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兩國的貿易協議已經超越了紡織品協議、汽車協議等這種針對單一商品,從涉及商品進出口數量的內容,開始進入針對住宅、電訊業、金融服務、流通等服務業領域,涉及到競爭政策、法律服務、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慣例、促進規制緩和的組織建設等國內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經濟結構。
由于中國處于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同時,處于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變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不僅會與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上的WTO發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會與處于由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進行制度調整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出現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國貿易代表年度報告《中國貿易壁壘》指出:“限制性投資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規章和法律等嚴重限制了美國對中國的服務出口和對服務部門的投資,特別是在金融服務業、通信、聽覺視覺產品、商品流通、職業服務和旅游及旅行部門”。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條件下,以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已經率先進行了戰略調整和管理改革,將公司經營的重點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并精簡人員,減少管理層次。而大多數中國的企業還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襲計劃經濟體制,從而經常容易與跨國公司在經濟技術合作中產生摩擦。
1.3中、日對美貿易依存度高,在處理貿易摩擦時較為被動。
美國是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二戰后又成為科技領先的強國,這使美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減少了對外依賴因素。20世紀60~80年代美國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國,日本對美出口的貿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貿易為例,日本的汽車在當時占美國汽車進口貿易份額的四分之一,高峰時出口350萬輛占美國市場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對美國的出口在美國進口中達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場占有率在15%~20%的時候,日美貿易摩擦就會激化和升級。高度的貿易依存度使美國掌握了日美貿易摩擦的主動權,使日本在貿易摩擦的爭端解決中處于被動地位。中美經貿關系也是嚴重不對稱的,這加大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風險,使中國在一些問題上容易被國際市場特別是美國的風吹草動置于被動地位。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較高,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較低。中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很大,如中國對美出口的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受到美國的出口額度限制的時候,中國出口總額度就會銳減。同時在雙邊經濟總量上,中美貿易的份額也是不對稱的。中國對美出口額占中國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僅占其出口總額的2%;中國從美國進口的比重占中國進口總額的10%,而美國自中國進口僅占其進口總額的2.5%。正是由于這種不對稱性使得美國在貿易摩擦中對中國有著較大的經濟約束力,而中國對美國卻沒有相應的約束能力。
2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不同點。
2.1貿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紀70~8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決,其中數額限制,關稅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國的單邊主義為主。貿易摩擦的手段比較單一。與日美貿易摩擦相比,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現多樣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傾銷、技術性壁壘、特保條款、法律法規限制等非關稅壁壘為主。相對于關稅來說,非關稅壁壘更為隱蔽并且對于貿易的限制作用更強。為什么日美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的手段會出現這樣的不同呢?這主要是由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引起的。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9·11”事件打擊以來,全球經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2000年以來,占世界經濟70%的美、日、歐經濟同時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衰退或增長遲緩,這是1975年來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國經濟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急劇降溫,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雖然2003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尚不堅實,美元匯價可能會繼續下跌,恐怖威脅仍會困擾國際社會,因此,全球經濟徹底走出低谷的態勢并不十分明朗。而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經濟走強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較弱,反之,世界經濟衰退的時候,貿易保護呼聲較高。世界經濟的低迷致使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以保障人類健康、安全、衛生和保護環境為借口大量采用新貿易保護措施來保護本國市場。新貿易保護措施花樣層出不窮,安全標準、質量標準等技術壁壘激增;反傾銷、反補貼、特保以及動植物衛生檢疫等非關稅壁壘也呈不斷上升趨勢,還有新的道德標準、社會責任、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也被廣泛應用。貿易保護措施的濫用導致全球貿易摩擦頻發。中美貿易是在這樣的一個國際環境中進行的,因此新貿易保護措施也頻繁地發生在中美貿易中。而日美貿易摩擦激烈的時期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全球經濟處于快速增長時期,貿易保護主義呼聲較低且保護措施單一,因此日美貿易中貿易保護措市場縱橫美日、美中貿易摩擦的比較研究施的濫用較少。
一、 美韓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美韓兩國在協議生效后將取消貿易中85%的工業品關稅,其余15%的關稅將在3～15年內逐步取消 。
二、美韓FTA 對中國外貿的影響
（一）韓國市場對中國貿易的重要性
據韓國海關統計，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韓雙邊貿易額為1409.5億美元，較之2008年的1683.2億美元,下降16.3%。其中，韓國對中國出口867億美元，下降5.1%；自中國進口542.5億美元，下降29.5%。韓方貿易順差324.6億美元，增長124.5%。中國為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
（二）美韓FTA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1、主要工業品貿易將發生貿易轉移
2010年，中國對韓國前十大出口產品是：機電產品；賤金屬及制品；紡織品及原料；化工產品；礦產品；光學、鐘表、醫療設備；陶瓷、玻璃；運輸設備；家具、玩具、雜項制品；塑料、橡膠。與2009年相比，中國對韓前十大出口產品均為工業品，而往年占出口重要比重的農產品，特別是植物類產品的出口下降幅度較大。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了全線下跌。農產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頻發、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依照韓-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加大了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盟國家零關稅進口農產品的數量，加大了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壓力。
2009年韓國自中國進口的十大類商品及中美對韓出口排名
表(1)
數據來源：國別數據網《國別貿易報告》韓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和美國是韓國的主要進口對象，并且中美對韓出口的商品具有很強的相互替代性。隨著韓美FTA的生效，貿易轉移效應將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從圖表數據可以看出，中國與美國出口到韓國市場的主要產品替代性較強,特別是機電產品、化工產品、光學、鐘表、醫療設備等。由于韓國對美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美國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美國擠占。根據韓國貿易研究所對韓國公司的調查，46%的公司愿意在韓美FTA協議簽訂后把進口來源轉向美國。而36%的美國對華采購商表示將其購買方向由中國轉向韓國，或者擴大從韓國進口。貿易轉移效應將使中國出口到韓美兩國的數量下降。
2、中國對韓農產品出口將面臨更大挑戰
在美韓FTA 的達成過程中,農業的特殊性再次得到體現,美韓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也最大,因為它“打開了韓國農民堅守的防線 ”。盡管雙方最終在農業問題上達成的共識較美國的預期大大縮水,但從兩國達成的共識看,美韓FTA 影響的不僅是美韓農產品貿易格局和韓國國內農業的發展,對同為韓國農產品重要進口伙伴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也將產生不同程度的響。
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2007年,韓國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6億美元,2008年雖有下降，但韓國在中國農產品出口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視。
中國對韓農產品出口比重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08年從上一年的36.07億美元下降到29.10億美元，出口比重同比下降19.3%，占我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8%，較上年下降了2.0個百分點。中國對歐盟、美國、東盟農產品出口同比分別增長了16.0%、 16.1%和16.0%，所占比重分別為15.5%、12.7%和11.3%，較上年分別提高了0.9、0.7和0.6個百分點。而美國對韓的農產品出口比重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2008年已經占到對韓出口總額的15.97% 。
隨著韓美FTA的實施，美國對韓農產品出口增加會進一步引致的中國對韓農產品出口下降。美韓FTA中除去沒有開放的10種稻谷、大米產品和95種受配額保護的產品外,韓美FTA農產品的關稅減讓覆蓋面為94.18 % 。這樣,中國對韓出口的產品除了105 種外,其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總體影響程度很大。24年后受配額保護的95種產品也完全免稅進口 ，到時中國對韓出口的農產品只有10種不受韓美FTA的影響；從韓國的關稅保護水平看,目前韓國農產品整體進口關稅水平高達47.8% ,根據貿易轉移的基本規律和中美農產品生產成本的實際情況,中國對韓的農產品出口將會有明顯下降；從中美農產品在韓市場的競爭程度看,中美農產品在韓市場的競爭程度較高,這將會加劇貿易轉移,從而影響中國農產品對韓出口。
美對韓主要的農產品出口中，活動物；動物產品從2007年超過中國，植物產品從2006年開始超過中國。在主要農產品出口總額中，美國已于2006年超過中國，并于2008年拉大了二者之間的差距,2009年差距有所縮小,但美國在對韓農產品出口中仍占有絕對優勢。隨著美韓FTA的生效，美韓之間農產品進出口關稅逐步取消，美韓間的農產品貿易會進一步擴大。中國在韓國農產品市場的份額由于受關稅以及貿易轉移效應的影響，會進一步被美國的農產品取代。可以看出，美韓FTA的實施，會對中韓農產品貿易產生不利影響。
韓美FTA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產生了貿易轉移效應。協定給韓國提供優惠待遇使我國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出口在韓國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我國的機電產品；賤金屬及制品；紡織品及原料；礦產品；化工產品；光學、鐘表、醫療設備；家具、玩具、雜項制品；陶瓷、玻璃；運輸設備；塑料、橡膠及農產品與美國產品處于競爭狀態。由于區內資金的自由流動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關稅的減免和運輸的便捷化，將使美韓產品的成本明顯降低。我國同類出口商品低成本的優勢加速遞減，要保任這類商品在韓國市場上已占有的份額將有相當大的困難。此外，以制約區外國家為目的的原產地規則對我國產品進入設置了新的障礙。
三、政策建議
（一）加快中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當前，中國已經成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韓國對中國的投資作為相互貿易的補充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兩國在資源、勞動力、產業結構、商品市場、資金、技術及企業管理等方面互補性很強，既是以往經貿合作的條件，也成為未來達成雙邊自貿協定的堅實基礎。
（二）加強中美對話合作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是中美雙方根據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建立起來的一套機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多個方面，目的是把經濟和金融以外的戰略性議題，也提升到部長級定期對話的層次上來，形成“戰略對話”與“經濟對話”兩條高層定期對話的軌道。通過該機制,可以提升雙方對話的層次,并且將對話范圍擴大到非經濟領域，進行所謂的“全面對話”。雙方通過對話加強彼此間的聯系和交往, 更加密切地協調各自職責范圍內所涉及的中美經貿關系,妥善處理好朝鮮半島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三）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及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產業還處在整個東亞產業結構鏈的中低端。中國要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就應該積極推動與處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關系，吸收他們的先進技術、管理模式等，從而提高中國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在國際產業結構鏈中的位置。
自特朗普參選以來，“匯率操縱國”就一直是外界關注的重點。而4月中旬的財政部報告，成為判定特朗普政府相關立場的重要參考。按照美國財政部的標準，匯率操縱國的認定應滿足三個標準，即：該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該國經常賬戶盈余占GDP比重超過3%；該國在過去12個月內通過反復買入外匯干預匯率且購買量超過GDP的2%。中國海關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2562.2億美元；中國GDP為744127億元人民幣，約折合11.2萬億美元，順差占GDP比重為2.29%。比對美財政部的三條標準，中國只滿足第一條。但此次美國財政部報告新增了一條標準――如果美國對一個經濟體的貿易逆差占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比例較大，它也會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名單進行監測。2016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為5002.25億美元，中國對美順差占比達到51.2%，預計中國在短時間內仍無法擺脫美國財政部對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
應該說，匯率的變動由多種因素所決定，反過來又對各類國際經貿活動產生重要影響。與商品交易類似，匯率反映的是貨幣之間的價格，受貨幣的供需關系所決定。但與商品交易不同的是，貨幣本身的價值要受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等諸多方面影響，也與各國的匯率制度相關，很多情況下反映的并非兩種貨幣間的直接交易供需關系。不必諱言，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階段，一國貨幣的管理模式與其經濟貿易發展階段有著密切關系，更受國際市場巨大影響。在2016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貨幣籃子后，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作用更為重要，對匯率的影響和干預所需的資源更多，產生的成本也更大。
那么，人民嘔懵視朊騁姿巢鈧間的關系到底如何？從2005年6月至2017年2月的數據中可以看到，中美之間的貿易確實出現了中國保持順差的狀態，且順差呈現較為明顯的以半年為周期的波動。但是，同期匯率波動并不明顯，且在2015年中期開始呈現波動上行態勢。匯率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在上述141個月中的相關系數為-0.6，說明人民幣的貶值與中國對美順差減小同時發生，且相關性并不強。因此，數據顯示中國并未從人民幣貶值中獲得對美貿易順差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