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27 17: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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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棉花這種植物從古代起就為西域綠洲的居民所熟悉，他們又是從其近東的鄰居那里獲得這一切的。棉花絲毫未引起古代漢人的注意，他們的衣著方式受絲與麻這一對基本對襯物支配。絲綢這種珍貴的織物出自蠶對桑葉的加工，當時就已經被比定為一種植物產品。它僅限于供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穿戴，從而確保了它的一種特殊地位。與生產或制造絲線有關的所有技術操作(養蠶、采摘供幼蟲食用的桑葉、繅絲、紡紗和織綢布)均屬于“女紅”的范疇。從儀禮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紡織絲綢是于座落在封閉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對綢匹要實施非常嚴格的質量監控。平民百姓只能僅滿足于比較粗糙的纖維織物，諸如線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紡織相反卻屬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農”或“工”的勞動范疇。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纖維屬于一種不受法規條律控制的農村手工業之范疇。這些織物并不被計算在由古代社會稽核家們制訂的“標準預算”之中，因為這些稽核們首先將農民視為谷物種植者。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很早就進入了商品流通系統，這種特征便意味著纖維植物是做為“經濟作物”而種植的，以供應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生產活動。考古學家們已經發掘到了一件被斷代為后漢的文書，其中提到了商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這些商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來并于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相反，我們只掌握很少一點有關使用動物原料做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資料，諸如褐布和毛皮等。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考慮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多年來，數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證明了棉花的手工產品(土布)是一種非常強的抗磨損的產品，從而導致史學家們思考這種生產模式的有效性。據此認為，中國于簽訂的翌日，遂向西方貿易開放，可能會引起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并促使農村社會的解體，于是便加速了該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系。在18世紀時，中國仍以先進的經濟強國的面目出現，既出口其侈奢手工業的成品(絲綢、瓷器、漆器和細棉織品)，又出口它幾乎擁有壟斷權的物品(如茶葉或生絲)。它同時又僅僅進口有限數量的“異國”舶來品，以進口白銀而結算其外貿。中國在20世紀時，在其移民地區的范圍內失去了貿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進口成品。有關棉花的研究導致我們使這種景象變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廣州的商人從18世紀末起就已經開始進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運輸費用的價格差。通過海路進口外國纖維，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贛江逆流而上地運輸中國棉花更為便宜一些。毫無疑問，在國門開放之后，商業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反向流動。因為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進口制成品、棉紗和棉織品。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們早在1830年就生產普通的棉織品，其效益要比中國的手工業主們好得多，所以他們自認為以其商品充斥中國市場處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陳鐘毅和趙岡提出的論證的話，那么其演變實際上要更為復雜得多。與英國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國在數十年中繼續進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織品，這種形勢僅僅從1880年起才開始顛倒過來。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現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點是棉花纖維生產過剩、出口原棉等與進口棉紗和棉紡品的重大發展相聯系，從而彌補了當地棉紡品生產的逆差。這種新的局面卻僅僅持續了20一30年。從20世紀的轉折時期起，更具體地說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期間)，中國利用國內外資本而取得了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至于該國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棉花進口國和棉紗出口國，而外國棉紡品的進口商業都崩潰了。
規劃環評是實現化工園區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有效保障。循環經濟的實現，關鍵在于總體規劃。走循環經濟發展道路是我國化工園區建設的必由之路。規劃環評和循環經濟追求的目標具有一致性，都體現了預防為主的理念，都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規劃環評制度和循環經濟是相輔相成的，規劃環評需要循環經濟理念的指導，而規劃環評則保障了循環經濟理念的落實。化工業與環境聯系密切，具有產業關聯度高、行業聚集效應明顯等特點，這就要求實行規模效應，實行整體布局，集中治理。生產中既要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同時也產生“三廢”影響環境，對水、電、汽、氣、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的要求高，且數量較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必然選擇，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和清潔生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資源利用率，降低生產成本，使企業利益最大化，更能在很大程度上規制企業的環境風險，降低可能產生的環境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循環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趨利性的必然選擇。規劃環評是規制化工園區環境風險的有效手段。化工業存在很高的固有環境風險，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巨大。規劃環評能夠通過早期介入，對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進行系統的評估和預測，提出預防和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特別是避免因規劃不當而產生的布局性環境風險。規劃是一個整體系統，政府在規劃中過于看重經濟效益，而較少考慮環境承載能力、社會影響，這是導致化工園區環境污染產生的重要原因。化工類項目一般只做建設項目環評，并不做規劃環評，無法從宏觀和整體上規制環境問題。一個當初看似布局合理的項目，隨著城市整體規劃的變化，可能會出現后天性布局不合理，存在很大的隱患。規劃環評通過早期介入，對環境風險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和預測，提出預防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因布局不當而產生的環境風險。
二、化工園區規劃環評法律制度運行中的現實困境
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化工業“造園運動”，已建成和在建的化工園區數量和規模龐大，但參差不齊。規劃環評制度在實際中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不能有效地從源頭上規制化工園區的環境風險、推動化工園區循環經濟發展。“先審批后環評”現象嚴重。規劃環評的根本作用在于源頭預防。我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第10條規定:編制專項規劃，應當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這就要求工業園區專項規劃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應當在決策審批前完成，為決策提供依據。在實際生活中，“先審批后環評”現象嚴重，違背了規劃環評的立法初衷，不能發揮規劃環評在前期介入和預防的作用。循環經濟理念并未被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把循環經濟理念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這使得規劃環評的實施缺乏先進的理念指導，難以從根本上規制環境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缺乏規劃環評制度保障的循環經濟則容易淪為口號。化工園區規劃環評缺乏替代性方案。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定，化工園區專項規劃需要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專項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內容包括對環境可能造成影響的預測、評估以及相應的減輕和預防措施，但并未規定替代性方案。對于行政機關的風險決策而言，最優方案的產生一般包括三個環節:一是分析和考慮實現既定風險規制目標的各種可選方案及相應手段;二是評估每種方案實現目標的有效程度;三是挑選能最大限度實現目標的方案。通過定量分析的方式，將各種方案的風險值計算出來，在精確計算和評估的基礎上，分析每種方案實現目標的有效程度和成本，然后通過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來選擇最優方案。沒有選擇就沒有比較，缺乏替代性方案，只能對單一方案進行審查，在單一方案的基礎上進行修補，不能保障行動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審查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無法實現最優選擇。規劃環評的公眾參與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雖然對專項規劃的公眾參與做了程序要求，要求規劃的編制機關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通過舉行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對公眾意見采納與否的說明也須一起送審批機關審查。但對公眾具體怎么參與并沒有明確規定，例如，報告書草案如何公布、何時公布，公眾如何查閱報告書，公眾提出意見的期限，規劃編制機關如何反饋等并沒有具體規定。公眾參與程序具體規定的不足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我國規劃環評的公眾參與難以真正實現，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成為空談。環評報告書審查過程流于形式。化工園區專項規劃在政府正式批準前，應當由政府指定的環境行政機關或其他機關的代表和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對環境報告書進行審查，并提出書面性審查意見，最終的審查意見將成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審查小組是行政部門主導下的臨時性工作機構，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在行政部門的主導下，審查小組難以起到中立審查的作用，審查效果不容樂觀。這就使環評報告書的審查缺乏有力的外部監督，審查過程難免流于形式，難以起到實質的約束作用。
三、完善化工園區規劃環評的對策
強化審批機關的責任，保障規劃環評的早期介入。規劃環評的重要意義在于決策之前的早期介入，對環境影響進行綜合評估，確定最優的規劃方案，為決策提供依據。現實中“先審批后環評”的做法違反了程序性要求，應當強化違法審批的責任。從法治的角度而言，環評作為一項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規范人們的行為。“先審批后環評”的做法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本身就失去了法律意義，因此是無效的。這就迫使行政部門為了順利通過環評而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事，法定程序并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規劃具有絕對的實質正義性，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能保障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促進規劃環評發揮有效的作用，推動化工園區循環經濟發展，達到預防環境風險的目的。將循環經濟指標納入到規劃環評之中。規劃環評和循環經濟追求的目標具有一致性，應當把循環經濟的先進理念應用到規劃環評中，建立規劃環評的循環經濟指標評價體系，預防環境風險，建設循環經濟化工園區，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構建循環型社會。在環境影響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化工園區專項規劃環評環境影響報告書中并未規定替代性方案，路徑選擇的單一性制約了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環評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可以為決策者提供多種選擇方案，以進行最佳決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產生的不利環境影響，防止不可逆轉的環境問題產生。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決策前制定替代性方案的成本遠低于環境問題產生后的補救成本，況且就實際情況而言，替代方案的制定并不需要增加太大的成本，因此，從總體來說，在環評報告書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利大于弊的。在規劃環評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平衡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理性選擇。完善公眾參與制度。法律以保障利益為主要目標。化工園區的建設會對周邊居民的環境和健康產生直接影響，公眾作為利益方當然有權利要求參與到環評決策中來，以維護自身利益。環評決策是一種風險決策，對未來的影響進行預測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應將規劃環評定性為科學判斷基礎上的價值判斷，而非單純的科學事實判斷。規劃環評應成為一個風險溝通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公眾的意見得到了表達，雙方進行了溝通，增進了對于決策的認知和理解。無論公眾意見最后是否被采納，都是經過討論的結果，這就增進了公眾對于政府決策的接受度，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在項目前期決策中征求公眾意見，可以相應減少后期對抗式參與的數量，對于預防環境至關重要。我國現有的環評公眾參與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程序性保障。因此，應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向公眾及時有關規劃環評的信息，拓展信息的渠道，讓公眾及時了解信息。同時，建立信息反饋機制，及時反饋公眾的環評意見，搭建風險溝通和決策的平臺。完善環評審查機制。現有的規劃環評審查機構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審查過程受到較多制約，審查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受到影響。筆者認為，應從法律層面賦予審查機構獨立的地位，在環保部下設一個環評審查委員會，各省、市建立地方環評審查委員會，成員由各級環保專家組成，由其獨立、統一地行使審查規劃環評職權。中央、地方實行垂直統一管理，人事、財政獨立管理，保證其作為審查機構的中立性。
四、結語
[關鍵詞]經濟法現代化立法執法效率
經濟法現代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目標。從20世紀中期傳統經濟法嬗變開始，各國基于有限理性的認識論假設，基于對自身能力邊界的認識和對市場的尊重，進行了一個持續的經濟法制度變遷和創新的過程，通過不斷的制度變遷和創新，經濟法要達到兩個目標，其一，在市場作為基礎性資源配置工具的前提下，經濟法能夠最大可能地反映市場的干預需求和社會公共利益；其二，經濟法執法機關能夠忠實地執行反映市場干預需求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干預法。
因為政府并非完美無缺，這種不完美來自于其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的因素。主觀方面的因素指公權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會使干預行為偏離社會公共利益；客觀方面的因素是指政府自身有限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解決市場失靈。正因政府在主觀上、客觀上都存在著不當干預的可能，從而導致干預的法偏離公共利益，偏離市場的干預需求，所以只有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的法律約束和優化，明確政府應該干預什么、干預多少和如何干預，才能達到預期的修復市場失衡的理想效果。現代化的經濟法正是以否定政府的完全理性為前提的，是以對政府干預權的有效法律約束和優化為基礎，其表征為在干預范圍上主張均衡干預，保障私權，確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和諧；在干預目標上嚴格追求公共利益；在干預目的上，講求效率至上原則，克服市場失靈，使市場達到均衡；在干預方法上講求方法的科學性、合目的性。事實上，在現代市場體制中，“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并不是無限的、任意的，“它只有順應‘看不見的手’運行的規律才能駕馭市場；只有謹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發揮功用；只有知道哪里應當無為才能有所作為”。①這是干預行為的最基本規則，突破這個規則將導致破壞性干預，而這個規則的最終確立則完全有賴于對公權行為的有效規制和優化。
經濟法的現代化以對立法行為的規制和優化為必要條件和前提。評價立法行為是否被有效規制和優化的首要標準是“立法過程在多大程度上趨向于產生良好的公共政策”。②為了能使經濟法最大限度地趨向于符合公共利益，必須對立法行為進行規范和優化，使市場對制度變遷的需求轉變為有效的、科學的制度創新，同時，經濟法的現代化要求必須優化經濟法的執法行為。
一、立法決策程序的法定化與科學化
決策程序的優化和完善是指設計一種機制，在最大限度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從法律的視角研究，決策程序的優化和完善主要包含兩層意思，即決策程序的法定和決策程序的明確化和科學化。前者指決策程序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指決策程序的實質合理性。
（1）決策程序的法定。決策程序法定化有助于高質量經濟法的產生。就經濟法而言，這種規則不僅要法定，而且要最高層次的法定，以約束經濟法立法機構。從經濟法歷史考察，經濟法產生完全源于市場存在缺陷而不能自行克服從而對國家干預產生需求，國家在干預過程中其權力因此大幅度膨脹。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市場作為一種力量對國家也進行了干預，以使國家的干預具有合目的性，同時也能使私權得到保障。市場對國家的干預之一就是使國家確定經濟法的質和量的程序必須由最高層次的法加以規定。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如果對人缺乏程序上的憲法約束，無論何種政治過程，都不會產生良好的經濟政策。所以，運用合理的規則約束經濟法的制定是經濟法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2）決策程序的科學化與明確化。在制定科學的程序時，我們必須轉變一種觀念，即只要立法者具有純粹的公益精神，就必然會有良好法律的產生。這種觀念在目前還有一定的市場，它是導致有效立法程序制度充分供給的主要障礙。事實上，這種觀念存在著相當的不科學性，第一，想做好事和真正做成好事，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第二，“立法者具有純粹的公益心”這個假定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現實性。立法者也是一種社會動物，也具有經濟人的特性，也可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立法者的經濟人傾向要求我們，其一，不能對立法者高度公益心的期望而減少制度供給；其二，在制定科學的立法程序時，要充分考慮到立法者的經濟人傾向，以防止非法追逐私利。經濟法立法程序的制度設計相當復雜，是一個系統工程，就我國目前而言，應該在以下兩方面進行制度創新：
第一，改變經濟法立法草案的起草機構。在我國，絕大部分的經濟法立法草案由各部門自行起草，帶有相當的部門利益和短期利益色彩，加上我國目前立法機構存在相當的能力局限，經由立法機構審查的草案可以不經修改或經過細微修改即可獲通過。這使正式通過的干預法不能準確反映社會總體偏好。對此，我們目前所能做的是改變草案起草機構，草案不應由各部門自行起草，而應由專門機構起草。該新機構可以是常設的，也可以是非常設的，但必須確保獨立性。其成員除了相關部門的代表外，應以中立的專家為主，還應該有不同利益的代表參與。
第二，有效確立立法機構“議”和“辯”的程序。這種程序能夠促進良好制度的出臺，但現行制度沒有激勵代表或委員去深入了解待表決的議案有可能給社會帶來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所以很難進行有效的“議”和“辯”。因此我國目前通過的絕大部分經濟法在表決時，反對票占的比重相當小，這并不一定是好的現象。所以，制度的變遷相當必要。
二、立法機構信息問題及其克服
信息問題主要指信息不足、信息偏在和信息錯誤。它們都可能使立法偏離市場對干預的需求。
1.信息不足。立法機構在決策時會面臨信息不足問題。其原因主要有三，立法機構在收集信息時存在能力限制；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并且邊際成本遞增；因此導致市場總體信息量不足。實踐中許多決策失誤都可歸因于信息不足。如對法律的移植與本土化的選擇問題最終可歸結為信息問題。因為法律是一種文化現象，法律自身可以輕易地移植，而文化不可能被移植。所以，對移植與本土化進行選擇的科學性取決于立法者對制度和相關制度環境的了解程度。而這正是一個信息問題。對立法者來說，信息不足的問題必須加以有效解決，以優化決策。其途徑有三：立法機構應設立相關的信息收集、分析機構；改革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取消計劃體制下的統計項目，以節約統計資源；增加與國家干預相關信息的統計。
2.信息偏在。信息偏在是指信息在各主體之間分布不均。一般而言，立法機構所擁有的信息要多于其它主體的信息擁有量，但在特定問題上，立法機構可能會處于信息劣勢，信息優勢主體因此會濫用優勢，作出機會主義行為，損害他人利益，甚至對抗立法。為了提高立法質量，應該使立法機構與其它主體在相關問題上處于信息平等地位。其路徑除了加強立法機構相關部門的信息收集、處理能力外，還包括有條件地賦予信息優勢者的解說義務并規定違反義務的責任。
3.信息錯誤。產生信息錯誤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處理過程中出現失誤，如計算錯誤、分析方法錯誤等。第二，由于某種目的，如為了獲得某種資格，而故意制造虛假信息。這是我國目前的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大量的報表人為失真，導致最終決策者決策失誤。對錯誤信息的克服途徑主要有：優化信息的收集、傳遞、處理程序；嚴格執行《會計法》、《統計法》和《刑法》，對制造虛假信息者依法嚴厲處罰。
三、尋租與創租問題及其克服
尋租是指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或確立壟斷地位的行為。在國家經濟職能不斷擴大的情形下，公權的含金量也隨之提高，尋租行為因此會大量存在。尋租者的目的在于促使國家作出有利于他們而不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由于尋租者力圖促使國家幫助其建立和維護壟斷地位和經濟優勢，以便獲取高額利潤，故成功的尋租行為不僅導致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和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導致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公共利益，而成為僅為部分人服務的政府。尋租與創租問題是不法尋租者和不法創租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對尋租和創租問題的克服需要雙管齊下。我們認為，克服尋租現象的關鍵在于政府本身，其路徑有三：其一，在干預經濟過程中，國家應該明確自己的職能邊界，在市場能比國家做得更好的領域，國家不應介入；已經介入的要及時退出。這樣通過消除大部分租金，使經濟人無租可尋。其二，加重尋租者和創租者的法律責任，提高其各自的違法成本，使尋租者和創租者不敢為。其三，由于刑事處罰的適用對象只是自然人和單位，對國家機構不能適用刑法，因此，我們應該設計一種機制，包括組織機制和程序機制，在這種機制之下，經濟法的制定者將會權衡利益的廣度和深度，從而產生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的干預法。
四、用效率觀念塑造立法行為，制定高效率的經濟法
1.以效率為標準確定干預范圍。市場失靈的存在是國家干預的依據，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以被國家所克服。國家干預存在成本，當國家干預不經濟時，干預就成為不必要。確定國家干預是否不經濟需要通過成本—收益分析而得出結論。其中，成本包括干預成本和市場缺陷導致的效益損失，收益指通過干預而增加的效益，收益與成本之差若為負值，則不存在干預的可能。所以，以效率為標準確定干預范圍并把該方法法定化，不僅可以杜絕過度干預，而且還可使國家干預合乎市場的干預需求。當然這種經濟分析的方法在實踐中適用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有相當多的行為所涉及的利益很難量化，因此也就很難進行利益比較和權衡，這還需要經濟學和法學工作者再作進一步的探索。
2.以效率為導向確保干預目標的公共利益性。干預行為必須具有合目的性，必須具有純粹的公共利益性。因為作為經濟法最高價值的效率指的是社會總體效率，而不是區域、行業效率。這要求國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單獨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國家的一切干預行為應該具有實質上的公共利益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現實中的政府不一定會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斯蒂格勒的政府管制經濟學認為，政府管制是為了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和政府官員的私利，而不是為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所以，以效率為導向對立法者進行有效的行為控制，促使其行為具有公共利益性，尤為必要。
3.以效率為標準選擇干預工具。任何干預工具都有自身的能力邊界，所以，國家在干預時就存在最佳工具的選擇問題，如選擇使用財政工具還是貨幣工具，選擇直接規制還是間接調控等。選擇的標準主要是效率，即最能提高法律運行效率和社會經濟效率的工具就應優先采用。除了工具的選擇外，選擇最佳的干預方式以減少干預成本也有必要。美國政府在征收汽車牌照稅時，讓每個車主在出生之月去主動繳納以消除擁擠現象，這樣既可以減少車主排隊等候的時間，也可以減少政府雇傭的人數，社會的整體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4.尊重市場運行規律。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作為基礎性的資源配置手段雖然自身存在缺陷，但我們不能抹殺市場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方面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國家作為一種外力對市場進行干預，必須首先尊重市場，了解市場的內部運行規律，否則只會導致對市場的破壞，使資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在市場體制中，追求財富最大化的個體必須是自由，必須能主動對激勵作出反應，并能以他們個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價值的財產。這是市場能有效率地運行的最主要條件，所以如果國家在干預過程中破壞了這一條件，將導致市場不能有效運行。
五、經濟法的執法行為優化
經濟法的執行主要依賴行政機關。但行政機關存在一定程度的異化，行政執法可能偏離經濟法立法原意，使經濟法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終得不到實現。在實踐中，經濟法執法主要存在如下問題：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把執法手段當作執法目的，只關心收費、罰款，而對被收費的對象不進行管理、引導；功利地選擇法律進行執法，導致經濟法在適用上支離破碎；不對市場及其主體進行有效管理、服務，只著眼于自身利益而對市場主體進行搔擾式的“管理”；某些行政機關沒有“利潤”觀念，只關注干預投入，而不顧及干預產出等。這些不良執法行為是經濟法現代化的嚴重障礙，必須加以克服。理論界對這些不良執法行為的法律克服多有探討，認為只要加強對行政執法行為的行為約束和外在監督，就可以有效克服。我們認為，對行為的內在約束和外在監督必不可少，但這只是從行為層面出發的治標措施。要切實地優化經濟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還必須改變政府治理理念，改變政府行為的基本激勵機制。而要實現這一轉變，必須用“企業家”精神去塑造政府行為。“企業家”精神的政府的表征是什么？戴維·奧斯本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政府，（1）必須促進在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2）把焦點放在后果而非投入上；（3）行為動力來自目標而非規章制度；（4）滿足“顧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5）防患于未然；（6）關注的中心并不簡單是提供公眾服務，而且也是向市場主體提供催化劑。④因此，我們除了需要對政府及其官員進行有效的行為約束和監督外，還應從以下三方面入手改革政府：
1.改變執法行為激勵機制。企業行為的激勵機制是利潤，而目前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存在相當的問題，它并不太激勵政府官員進行創新與改革，而追求工作中的平庸。“在政府中，一切激勵因素是以不犯錯誤為定向，你取得了九十九個成功也沒有人注意，但只要犯一個錯誤你就完蛋了。”⑤這樣的激勵機制不僅使政府效率受到影響，還使政府行為與民眾利益相分離，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一種新的激勵機制，使政府行為的動力來源于公眾利益。
2.在公共部門引入競爭機制。由于國家在性質上屬于自然性壟斷組織，所以，有學者對在公共部門引入競爭機制提出質疑，認為引入競爭會導致重復和浪費。但實踐證明，把競爭機制注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務中，能夠取得良好效果。據美國研究公共事業競爭的專家薩瓦斯的研究，美國公營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要高出35%—95%.紐約市私營承包商收集每噸垃圾花費約17美元，而該市的公共部門卻要花費49美元。在市政工程業、供水業、公交服務業、郵政業等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后，無論是資源的節約、還是市場主體的受益都相當明顯。
3.引入效率動機。企業家精神的政府要求政府及其官員擁有效率動機，而這要求政府關注結果而非僅僅行為本身，關注效率而非僅僅資金投入的多少。目前，在政府的行為模式中，成本與產出往往相分離，這種分離會導致錯誤的資源配置，因為“如果維持一種活動的收入與生產它的成本無關，那么獲得一個給定的產出時，就會使用較多的資源，而不是必要的資源，或者為了補償最初的市場缺陷而采取更多的非市場行動。由于不把進行一項活動的成本與維持它的收系在一起，那么低效率往往受到鼓勵。”⑥引入效率動機有利于提高政府行為本身的效率和行為所涉及的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經濟法的現代化。但沒有制度支撐的效率動機將是一句空話。效率動機的有效引入有賴于合理的制度創新。如按效果制定預算的制度將使行政機關的預算額同業績掛鉤，使行政機關更關注行為的業績。
注釋：
①陸丁：《看得見的手：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職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頁。
②（美）凱爾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79頁。
③應飛虎：《論均衡干預》，《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3期，第54頁。
關鍵詞： 初中語文教學 議論文 教學策略
初中議論文教學是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其為重點，是因為搞好議論文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其為難點，是因為初中一、二年級教材里議論文篇目較少，到了初三，只有兩個單元的議論文，如果照本宣科，就很難使學生系統地掌握有關議論文的一般知識。近年來關于議論文的考試，重文本理解分析，輕文體常識記憶，部分教師對議論文教學感到無從下手，學生學起來滿頭霧水，教學效果不甚理想。
一、認識議論文
從表達觀點、駁斥觀點的角度看，議論文可分為立論和駁論兩種類型。立論主要闡述自己的觀點，駁論先駁斥對方的觀點，再闡述自己的觀點。在語文教學中，有些術語稱謂，在議論文、說明文、記敘文里都有不同的名字，比較容易混淆，需要加以區別。如“比喻”這種手法，在議論文中叫做比喻論證，在說明文中叫做打比方的說明方法，在記敘文中叫做比喻的修辭方法。再如“對比”這種手法，在議論文中叫做對比論證，在說明文中叫做作比較的說明方法，在記敘文中叫做對比的修辭方法。這些術語和稱謂的不同叫法，很容易讓學生混淆。如果讓學生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和本文的文體聯系起來，就不容易弄錯。
二、體會議論文的語言特色
議論文語言特色表現為準確、鮮明、概括、簡潔。分析時要從以下三方面考慮：從邏輯角度分析其用詞的準確性、嚴密性。如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一文，在注釋什么是“敬”的時候說：“凡做一件事，將全部精神集中在這件事上，一點不旁騖，便是敬。”這句話準確說明了“敬”的外延。做事全部精神投入，就是敬；做事心無旁騖，就是敬。從修辭角度分析其用詞的鮮明、生動和感彩。議論文是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式，以辯論說理為基本內容，曉之以理的文章體裁。議論文教學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重點之一，它占了初中課文的一定數量。議論文寫作能力是衡量一名中學生語文能力的重要標尺之一，也是衡量學生理論思維發展水平的標尺之一。通過議論文教學可以引導學生深入觀察社會和人生，訓練辯駁思維能力，發展思維能力，提高認識水平。語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學習寫作，因此無論在語文教學的任何一個環節都要體現這一目標。對議論文的學習，除了在閱讀中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外，還要讓學生經常性地寫一些讀后感，或針對某些事件、現象寫一些一事一議的篇幅短小的議論性作文，將分析和運用相結合，讓學生確確實實地提高學習議論文的能力。
三、深入淺出，系統講解議論文的一般常識，全面了解議論文
輕文體常識記憶并不是不要講文體常識。一種知識的學習，一項技術的掌握，都離不開對其基本常識的熟練掌握，熟練到了不假思索的程度，才能得心應手。如同學習漢語拼音要熟悉聲母韻母，學習漢字書法要熟悉基本筆畫、筆順。這種熟悉不是記憶式的熟悉，而是眼見心應的直接反映。議論文教學也是一樣，其基本知識是需要學生掌握的，如議論文的三要素（論點、論據、論證）、一般論證的方法（例證法、理證法、對比證法、比喻證法）等。再如議論文的一般結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議論文標題的一般形式等，也應讓學生熟練地掌握。熟悉這些基本常識，不是靠講解這些術語，讓學生死記硬背，而是在議論文的講解中讓學生真正理解。這就不是單靠課本中的幾篇議論文的教學所能解決的問題，還要找一些課外的議論文讓學生大量閱讀，在閱讀中領悟，在閱讀中理解，在閱讀中記憶，在閱讀中掌握。
四、找準文章的中心論點
論點是作者對所論述的問題所持的見解和主張，是議論文的靈魂所在。只有準確把握文章的觀點，才能了解文章中提出的見解和所要解決的問題。議論文中的論點一般是一個陳述句或判斷句，不用選擇句和疑問句，在形式上應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如何辨析和把握文章的中心論點呢？首先要明確中心論點的真正所指，其次要掌握其表現形式。議論文中的中心論點是相對分論點而言的。在沒有分論點的論文中，論點與中心論點是一致的，在有分論點的議論文中，論點與分論點不同。中心論點起統率分論點的作用；分論點是中心論點的分支，是為中心論點服務的。議論文中中心論點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為指示型，即在文中明確標出中心論點，我們較容易看出來。另一種則是蘊含型的，即無明確所指，表述又不集中，而是作者把自己的觀點蘊含于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間當中。對于前者只要明確文中論點的指示位置即可順利找到中心論點，論點常出現的位置：有的文題（標題）就是論點；有的在開頭，開門見山提出論點；有的則在文尾，在前面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最后收篇得出結論；文中，作者在展開議論后才提出中心論點。對于蘊含型的論點，則要經過仔細閱讀，歸納段意、層意之后才能概括歸納出文章的中心論點。
五、初中生怕寫議論文的探究
在文章的寫法上，記敘文主要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敘述，塑造人物形象，巧妙地反映現實生活；而議論文則通過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恰當地論證和闡明客觀事物的道理。
關鍵詞：消費 經濟后工業化
一、文化消費的內涵和后工業化的中國
1.文化消費的內涵
文化消費是指用文化產品或服務來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一種消費，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娛樂、體育健身、旅游觀光等方面。簡言之，文化消費是人類享用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活動。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文化消費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文化消費現象呈現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眾化和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文化消費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專門的精神、理論和其他文化產品的消費，也包括文化消費工具和手段的消費。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與生成的動態過程。文化消費是一種社會行為，永遠都會受到社會脈絡與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們在文本與實踐的消費中，也在創造文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層次建立在滿足上升的基礎之上，消費需求發展的上升和遞進規律是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因此，在經濟高度發達、產品極度豐富的現代經濟社會中，人們的消費早已超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功能層次階段，而更多地進入具有滿足精神消費、享受和發展消費的高層次功能階段，文化消費正是這樣的一種消費形態。
2.后工業化的中國城市發展
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發展，城市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城市病。大型城市人口飽和、環境污染嚴重，城市運行不堪重負，交通問題、環境問題已成為困擾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要求人們必須慎重考慮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重點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知識型經濟，提高以文化消費為代表的服務性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才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出路。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達到335353億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678美元，中國開始進入消費社會，文化消費進入活躍期。據預測，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文化消費支出比重，即城鎮文教娛樂服務支出分別為732元、1065元和l484元，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6.3%、18%和19.9%。文化娛樂消費在消費性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長，可以預見未來幾十年，文化消費將會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文化娛樂消費需求狀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文化教育娛樂支出比重等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信息，1999-2009年的10年間，城市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由449.39元增長到1358.26元;文化教育消費需求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由9.31%上升到14.6%。城市居民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大幅度提升。本文選取北京、武漢、深圳、重慶、長沙、廣州等八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分析當前我國城市文化消費需求狀況J。
1.居民文化消費支出比重低
北京、上海、武漢、深圳、重慶、長沙、廣州，濟南等是我國有重要影響力的八個大城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近些年來，這些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持續下降趨勢，文化消費支出比重上揚。而恩格爾系數和文教娛樂消費性比重一降一升的變化，更是表現出這幾大城市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以及向前推進。，通過數值比較可以看出，人民群眾用于文化娛樂消費方面的支出還是比較少，比重偏低，居民文化消費市場需求還不夠旺盛，需要進一步刺激消費。在總量上還是偏低。除武漢外，其他七個城市人均每月消費性支出額均在千元以上。從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這項來看，在武漢、長沙、重慶三個中西部城市中，只有重慶的消費額均超百元，在中西部處于領先地位。總體來看，位于東部的城市，人均每月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都要比中西部城市多，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我國區域文化消費水平不平衡的現象引。
2.文化消費結構層次相對較平衡
下表3重點列出了北京、上海、武漢、重慶在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方面的具體情況。通過數值對比可看出，四個城市的文化消費娛樂支出都呈遞增趨勢，其中教育一項，在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而北京2008年教育投人占整個文化消費的34.O%，2009年上升到34.8%;重慶2008年教育投入占43.4%;上海2008年教育投入占40.6%，2009年下降到38.1%。發展型文化消費中，北京、上海兩市教育開支穩居榜首，說明身為我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城市，居民對教育文化的投人程度可見一斑。隨著各行各業競爭白熱化，居民越來越重視在教育方面的投人，可以預見教育消費必將成為人們消費的中長期熱點。另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表明，2009年北京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為459元，比上年略增0.3%，占當年整個文化消費的16.9%。在文化消費結構上出現了發展性、智能性文化消費占主導地位，娛樂性、享受性、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費所占比例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3.城市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發展齊頭并進
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得益彰，只有文化產業發展了，文化消費的水平和規模才會擴大;反之，文化消費的水平也體現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從文化消費中可以預期未來的文化消費空間和文化產業的可供發展空間。表4將我國部分城市的文化產業增加值與占GDP的比重作比較來說明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的關系。統計數據可以看到：2008年和2009年我國城市文化消費水平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文化產業增加值所占GDP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文化消費水平高的地區，其文化產業增加值也較高。特別要指出的是青島，文化消費市場與文化產業發展均顯現出強勁地發展態勢，因此，要解決好文化消費的問題，很多時候還要從文化產業的源頭開始，培養市民的文藝欣賞興趣，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引導文化消費，培植文化消費市場，促進本地區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影響我國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的因素
從國際經驗和我國文化消費娛樂的實際狀況來看，影響文化娛樂消費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狀況對文化娛樂消費的影響最深遠、最直接，公共服務狀況、居民的消費時尚和文化傳統等也制約著文化娛樂消費水平。
1.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
在經濟學中，經濟發展水平對消費的影響至關重要。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決定著文化消費的總量和規模，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消費的水平和層次。從表2數據可以看出，處于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總體上要比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的支出多，休閑類文化消費娛樂消費的層次和程度也要高。因此，經濟發達程度、人均收人的高低對居民文化娛樂消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2.民族(區域)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
民族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是影響文化娛樂消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在具體的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印度的消費水平比中國低，但是印度人均看電影的次數在世界上處于前列，電影市場也比中國繁榮。2003年，印度電影盈利8.56億美元，而當年我國電影票房僅有9億元人民幣，民族文化傳統和審美習慣對文化娛樂消費的影響可見一斑。在我國，這樣的例子也很常見。例如，旅游大省云南推出的大型原生態歌舞集《云南映象》，融合了傳統之美和現代之力，通過將最原生態的原創鄉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經典全新整合重構，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舞元素表達濃郁的云南民族風情。少林寺與國際知名音樂人創作出《禪宗少林音樂大典》，將千年古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二者都是讓民族藝術糅合進現代藝術之中吸引游客消費。上海音樂劇、東北的二人轉、天津的曲藝、長沙娛樂業都是有著鮮明地方特點的文化娛樂消費。因文化傳統和習慣的不同，人們在文化娛樂上的消費狀況也不同。因此，在開發市場促進文化消費時，要著力培育和發掘民族區域文化傳統和審美趣味，以及開發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來吸引顧客進行文化消費。
3.文化消費的社會環境
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社會和政治運動的過程，其中表現出文化的社會性和政治性。文化消費存在社會價值取向、民族風俗習慣、消費空間時間與個人需求的矛盾。當前我國的文化消費政策還不到位，消費法制體系不健全，消費管理體制沒有理順，消費管理不善，文化市場秩序不規范，文化基礎設施、文化消費權益、消費信息安全等宏觀消費環境沒有根本提升。良好的文化消費社會環境沒有建立起來，必然會對消費者文化消費的行為和理念產生影響。
4.文化管理體制
作為一個城市靈魂的獨有的文化個性、文化風格、文化品位，需要有靈活、開放的體制和優越的發展環境與其相匹配。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個人財富的增長，人們的文化消費要求日益多樣化。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主要還是政府主導，文化管理體制不靈活，管理體系不順暢，文化支持政策不明確，導致文化產品的層次和水平與人們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這些因素造成了國外文化產品占據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大部分市場份額，我們傳統的文化也被外來文化借鑒和超越。例如每年電影暑期檔中，從國外引進的電影占據了大部分～h映時間，而我國能夠與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的電影鳳毛麟角。
5.文化消費心理的支配
文化的心理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心理運動的過程。文化消費作為一種文化體驗、情感享受和對自身發展、社會關系、地位的追求，受文化觀念、消費觀念、價值取向支配，文化認同將激起消費，文化偏愛將擴大對其消費，而我國有些人對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認識不夠，消費心理不成熟，文化觀、文化價值觀、文化消費觀不正確以及觀念、素質差異，忽視了消費的全面性和科學性。
四、推動城市文化娛樂消費發展的途徑
1.大力發展經濟，提高消費者收入水平
從以上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到，城市文化消費能力的高低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文化消費作為文化產業鏈上的終端環節，與經濟運行的規律一樣，消費水平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文化產品生產能力和流通效率。沒有活躍旺盛的文化消費能力，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文化生產力與活躍的文化市場。因此，要發展文化產業，提高人們的文化消費水平，只有大力發展城市經濟，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人民的消費能力和追求生活質量的要求越強，用于反映生活質量提高的文化娛樂休閑服務等非物質消費支出的比重就越高，要求社會提供的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就越多，最終勢必促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只有在生產力大幅度的提升，人們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才能為文化消費提供更廣大的發展空間和前景。
2.解除大眾的消費疑慮，轉變消費觀念
目前，觀念的陳舊成為阻礙文化娛樂消費快速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歷來是一個崇尚節儉的國家，輕視服務經濟的觀念根深蒂固。先生產，后消費已成為人們生活觀念的主基調，由于思想觀念認識的影響，導致社會和個人消費缺乏動因。許多人還不能認識到文化娛樂消費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如果想要刺激文化娛樂消費，首先要轉變居民的消費觀念，解除大眾的消費顧慮。轉變居民的消費觀念，要讓大眾懂得生產與消費是并重的，生產是為了消費，消費也是為了生產，只有消費上去了，生產才會提高，而且要懂得適度消費。
3.依托具有比較優勢的文化資源，形成特色產業刺激文化消費
因地制宜地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建立特色文化產業，刺激居民的文化娛樂消費欲望。例如，通過創意和設計，充分使自然資源轉化為具有獨特優勢的文化資源。以冰雪資源為例，哈爾濱市冬季日平均氣溫零下3.5攝氏度，最長的冬天冰雪覆蓋有4個月。冰雪是該市最有特色的自然資源。1985年至2008年，哈爾濱已舉辦24屆國際冰雪節，各種活動已經有百項，而且沈陽、長春等市也舉辦了以冰雪為依托的各種活動，冰雪活動已經成為北方一些城市提升城市品牌的產業。一些海濱城市如青島、大連、三亞等，利用海洋資源發展以旅游業為主的特色產業，也吸引了外地游客的文化消費。
（一）保障國有資產安全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目前我國現有的公路絕大多數是國家投資建成，屬于國家財產，高速公路作為高速的一種，自然具有國有屬性，因此對高速公路進行現代化管理，維護高速公路的安全性和良好的運營狀態，有利于維護國家資產，有利于保證人民的合法權益，有利于方便人們出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平穩發展，我國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市場競爭加劇，由此帶來了運輸業的蓬勃發展，運輸業的發展為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運輸的基礎便是高速公路，沒有高速公路的不斷完善發展，運輸也只是空談，高速公路的建設加速了商品流通，滿足了人們的需要，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的發展與高速公路的建設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實現高速公路經濟現代化管理是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
（三）保證公眾出行安全
高速公路作為公共設施中的一項，具有公益性、外部性和非贏利性的屬性，因此我國高速公路具有排他性，目前我國主要的高速公路均有國家投資建設，實行全封閉的運營模式，具有非競爭性，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車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導致高速公路擁堵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了保證高速公路能夠為公民提供安全、便捷的運行環境，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經濟管理制度勢在必行。
二、高速公路經濟現代化管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一）管理法制不健全
目前我國還沒有統一的高速公路管理法規，遇到問題只能利用某些相關法律法規，這些法律規章針對性較差、實用性不強，且很多方面的規定存在沖突，給管理工作帶來很多的困難，很多時候只能憑借經驗進行管理，因此往往事倍功半，達不到良好的效果。
（二）高速公路管理體制落后
我國高速公路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的現象，很多管理問題無法解決，目前我國高速公路經濟管理體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很落后，科學性和針對性不強，達不到預期效果，無法實現高速公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三）執法部門責任不明
由于制度的落后、法律不健全，導致我國高速公路執法主體較多，導致各部門之間責任不明，協調性差，工作效率低下，在遇到實際問題時，互相推脫責任，腐敗現象嚴重，又是一個問題會出現多部門，多重處罰的現象發生，造成高速公路事故頻繁，阻礙了我國高速公路的進一步發展。
三、提高高速公路經濟現代化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法律手段
許多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對高速公路實行健康、有序的管理，離不開其自身完善的法律機制，我國高速公路經濟現代化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很落后，與我國快速的高速公路建設相比還很滯后，沒有實現高速公路應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因此國家相關部門要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特點，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完善我國高速公路的法律法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同時嚴格執法、明確責任，建立統一的高速公路管理體制，實行綜合執法，協調各部門之間的人力、物力，細化各部門之間的責任，統一各種資源，應用先進管理系統。最后加大群眾對監督力度，增加媒體監督等，使工作人員的執法透明、公平。
（二）加強經濟管理
首先要編制工程施工預算，做好高速公路成本管理，根據《公路工程預算定額》計算成本，經公開招標等形式控制預算，提高高速公路質量。其次，在計劃成本發生前，編制人工費、材料成本、管理成本、臨時費用等的計劃，選定科學的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原材料的使用量，確定供應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失誤。最后要進行成本控制，在做好預算制度和成本計劃后，各部門要依據以后目標，進行成本控制，高速公路建成后，要將計劃成本與實際發生相比較，找出成本提高或者降低的原因，積累經驗，為以后的工作的順利完成奠定基礎。
（三）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高速公路對國家經濟發展事關重要，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但是由于高速公路的投資大，建設周期長，經營風險大，收益小，投資收回速度慢，再加上公路具有公益性，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很多企業不愿意將資金投入到高速公路的建設過程中，所以需要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高速公路建設符合經濟發展需要。
四、結語
【關鍵詞】商務工作環境 法語交際 文化特征
法國文化，不論在文學、藝術、哲學、建筑還是在時尚、美食、電影等各個領域都在歐洲乃至世界引領潮流、享有盛譽。法國文化自她形成之始就影響著法國人的價值觀，浸潤到法國人的談吐交際、行為習慣和思維決策中。中國人與法國人國際間交往最密切的是在商務工作領域，而商務交往自然是語言交際當先，很多中國人最初感到困難的是法語，但隨著商務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語言交際背后的文化差異經常帶來交際困惑，直接影響商務活動的順利進行。了解法語語言交際的文化特性，提高文化交際能力，對順利開展商務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商務工作環境中法語交際的文化特性做以下幾個主要方面的剖析。
重視法語交際地位和語體選擇的合理性
法語和法國的民族歷史同步，推動并見證法國歷史締造的進程，作為法蘭西民族的共同語言，她具有意義非凡的地位。同時，法語作為法國文化的載體，承載并表現著法國千年燦爛的文化之美。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的結論――“法蘭西民族是自豪的民族”：以自己的民族歷史自豪，以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豪。[1]盡管在英語全球化影響深遠的今天，在國際性事務交往空前密切的今天，法國人對法語的感情和重視程度仍然一如既往。在商務工作場合，雖然絕大部分的法國人都會英語，年輕一代白領階層中，會兩三門外語的不乏其數，但法國人堅持使用法語作為第一商務語言，只在不得已的場合才用英語。辦公室內部同事之間的溝通一律使用法語，就算有外國同事在場，他們也被認為必須入鄉隨俗。國際間的商務交流和談判，如果法方人員是作為“上帝” 身份（即有主動權的客戶方或受邀方）出席，法語自然是“上帝”首選的語言，那么對方則必須配備法語翻譯。法語在法國人心目中具有無可爭議的文化地位。
法語發展、演變到今天，產生了許多語體。不同的社會階層在不同交際場，合針對不同交際對象選擇不同的語體。按照交際功能劃分有新聞法語、科技法語、經濟法語、外交法語、商務法語等等。按照交際方式劃分有典雅法語（languesoutenue）、標準法語(langue courante)和通俗法語(langue familière)。商務工作環境中通常用到的是前兩者。典雅法語主要出現在商務文檔資料、合同和日常商務信件往來中。具有既定的格式、專業術語、慣用的表達方式和客套語。標準法語又稱通用法語。是一種規范的語言，大家都使用，上至總統、下至庶民百姓。經常在商務郵件、商務洽談、日常辦公談話中應用。而通俗法語，包含俚語和俗語，屬于不登大雅之堂的語言，不適合商務交際。但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經常使用，具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性、鮮明的口語性。商務人士應該認真辨別不同的語體，選擇與交際場合相吻合的語言進行交際。例如，商務場合問候對方妻子，不說“Comment va votre femme? ” (你老婆怎樣？), femme “老婆”一詞,太隨便，而應該說“Comment va votre épouse?” .(您夫人身體可好？);[2] “Ciao !” （意大利語借詞）和“Salut !”都有“再見”的意思，很隨便、親昵，不適合正式商務場合,應該說 “Au revoir!”或“À +表示下次見面時間的詞語”。
二、重視交流信息和內容表述的邏輯條理性
法國人喜歡收集信息更喜歡交流信息。法國的報紙雜志不僅種類繁多，發行量大，晚上黃金8點鐘電視新聞的收視率也總是居高不下。各種形式的圖書館包括流動圖書館、社區圖書館在法國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地鐵、公交車站臺看書、看報紙等車的人比比皆是。而露天咖啡館的閑聊、不同話題的聚會，社區文化沙龍等等無不體現法國人喜愛信息交流的文化特征。辦公室“咖啡文化”是商務工作環境中法語交際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每天上午的10點鐘和下午4點鐘左右的“咖啡時間”，在員工休息室，行政辦公室或是公共走道上，總有許多人一邊喝咖啡、抽煙，放松緊張的工作壓力，一邊交流感興趣的話題。后者重大意義便是兼有"情報站"的功能。遇到某個員工生日、升遷、退休的日子，辦公室同事經常會在這時間段準備咖啡、糕點舉行小型聚會聊天。有趣的是，管理層也很認可這中文化。他們認為，這種工作文化有利于增進溝通，建設協作關系。
此外，法國人在商務談判之前或是商務宴請席間，總喜歡閑聊些有關歷史、文學、藝術或是哲學等方面的話題，既為了營造輕松高雅的交流氛圍，也體現了法國人的天性使然。
咖啡文化、閑聊文化旨在信息交流，而進入正式的工作談話或商務談判階段，法國人則非常重視語言內容陳述的條理性，觀點表達的邏輯性。法語中的扮演“提出觀點” 、“證明觀點”、“承上啟下”、“歸納總結” 關系的連詞和副詞短語在商務語言交際中頻繁出現，如，à mon avis, je crois que (我認為),d’après（根據）, en façon de(依照),par rapport à （就…而言）,parce que(因為) , puisque (鑒于)，donc (所以)，d’abord, premièrement(首先,第一), ensuite (其次,第二) et puis(此外,而且), finalement,en conclusion (總之,宗上所述) 等等。特別強調的是，陳述理由通常要求建立在事實依據的基礎上，不能靠主觀論斷，法國人做決策的過程也是建立在這樣的邏輯系統上。了解了這種溝通特點，我們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就要做到重視信息收集整理，語言組織表達條理流暢，以理服人，以事服人，才能獲得有效的溝通效果。
講究交際禮儀的措辭
交際禮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著交際群體在所處交際環境中的文化特征。在法國，商務工作環境中的交際禮儀主要表現在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兩個方面。前者涉及言語交談相關的招呼用語、說話語氣、表達方式和禁忌用語等等，后者則與肢體語言、交際習俗、禮節相關。[3]在這里我們就語言交際方面的禮儀措辭問題進行探討。
1、稱呼
法語中稱呼對方可以大致分為四種情形：1）稱呼對方名字；適合熟人、親友之間2）直接稱呼madame ，monsieur ,mademoiselle或madame +姓 ，monsieur+姓，適合初次見面或表示尊重。3）madame +職務頭銜 ，monsieur+ 職務頭銜，適合正式社交場合對地位高貴，德高望重的人的尊稱。4）稱呼tu或vous。法語中用主語人稱代詞稱呼對方有“tu”（你）、” 和“vous”（您或您們）兩種。TU用于單數人稱，vous可以用于單數和復數人稱。二者區別在于，使用tu稱呼對方既表示關系親近也可能表示敵對、輕視。熟人、家人、情侶之間，或對別人不友善時用tu稱呼。vous 的稱呼表示尊重也表示距離，適用于公共場合、商務洽談、以及普通關系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商務工作環境中與人初次見面打招呼和正式商務洽談一定使用vous。只有雙方建立熟悉、親近的關系后才能用tu。以上四種稱呼方式在商務交際中都會遇到，需要區別場合，區別人群，采用恰當的稱呼方式。
2、招呼語
法國的打招呼禮貌用語使用頻繁。見面“Bonjour!”（你好）不離口，告別不忘說“Au revoir!”（再見）。日常商業經營場所，辦公樓內，電梯、樓道上第一次碰面總要打招呼問好。企業文化融洽的法國人每天到公司上班從電梯間、樓道一路走到自己辦公室，碰到人就說“Bonjour!”，或者加一句“Comment ça va？”（你好嗎？）親近的關系還要“embrasser”----擁抱并臉貼臉發出親吻的聲音，放下公文包首要事情是和本辦公室的同事問好然后到相鄰的各個辦公室和同事逐一問好打招呼。其間客戶拜訪，或出去辦事還要說許多次的“Bonjour!”。但同一天不對同一個人說兩次“Bonjour!”。到了下班時間，不忘道別。道別可以有多種表達方式，如“Au revoir！” “Salut! ”，“Bonne soirée! ”, “Bonne journée ”, “À demain”等，根據具體情形和對象選擇合適的道別語。
3、語氣
法語的命令式和條件式都具有請求、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簡潔，直接，生硬。雖然常和“s’il vous plaît.” 搭配，表示“請”但仍然讓人感到壓力，不適合商務交際措辭；而條件式則顯委婉、客氣，常與表“能愿”的動詞“vouloir”、“pouvoir”、“aimer”等搭配。并使用疑問句來表達請求或要求，使答復方感受緩和的對話語氣, 體現商務語言交際的禮儀，如：Pourriez-vousprésenter un peu votre entreprise ? 有時也使用直陳式表示相對委婉語氣，如：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 peu votre entreprise。而命令式的“Présentez-nous votre entreprise.”（介紹一下您公司的情況）則現生硬。但是，答復方作肯定回答時可以使用命令時以顯明確簡潔。
綜上所述，法國文化對法語語言交際的影響是多方位的。商務工作環境中的語言交際不僅體現法國人內部的交際文化，更是跨文化交際的重要平臺。中法合作日益深入，我們在與法國的國際商務交流活動中，要多方面了解商務工作環境中法語交際的文化特性，知己知彼才能長久合作。因此，培養具有專業知識的商務人才，特別是培養具備跨文化法語交際能力的商務人才已成為時代之需。
【參考文獻】
[1] 潘肖玨,謝承志.商務談判與溝通技巧[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多元文化的內涵
文化的含義 文化的產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起著規范、導向和推動人及社會發展的作用。關于文化的含義，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不同的學者從自己所屬學科和研究對象出發，賦予其不同的解釋。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筆者從德育教育的角度出發，傾向于從狹義的范疇中將文化定義為是一個國家或民族長期積淀形成的歷史、文學藝術、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行為規范、思維模式、態度取向、價值觀念等內容的總和，其中價值觀是其核心。
多元文化的內涵 “多元文化”源自于美國一些學者提出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目前，關于多元文化的定義學術界尚未完全達成共識。縱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多元文化的內涵極為豐富，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多元文化意指人類社會在一定時期存在并相互聯系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復合體；狹義的多元文化則是指多種精神文化的集合體。本文探討的是狹義的多元文化，是指古今中外多種文化交織、兼容、共存和發展的系統，其“多元”不僅指文化類型的不同，也指價值取向、道德趨向的差異。
多元文化對技工院校學生道德發展產生的影響
多元文化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和了解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由此拓寬了他們的視野，增強了他們對社會的理解能力，提高了他們的獨立、自主、進取、競爭、民主和市場經濟意識，使他們的思想變得更加積極、主動、活躍和富有創造性。然而，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由于傳統道德思想不再獨占意識形態領域，而是與不同文化的思想和價值觀碰撞交融，導致人們在價值觀念、思想意識、道德規范上的分歧和沖突，給缺乏成熟道德判斷和選擇能力的學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致使他們在道德素養的“知、情、意、信、行”幾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道德認知偏差 道德認知是對道德價值與規范的認識。部分學生價值觀念迷失，存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傾向，虛榮心強，不愛學習，缺乏艱苦奮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認同“及時行樂”的觀念，出現了相互攀比、貪圖安逸、熱衷享受、好逸惡勞、見利忘義的現象。
道德情感淡漠 道德情感是指人們依據一定的道德標準，對現實的道德關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為等所產生的愛憎好惡等心理體驗。部分學生將自己封閉在狹小的空間里，以個人為中心，自私自利，我行我素，不孝敬父母，不尊敬師長，不關愛同學，不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對人對事總是抱懷疑、冷漠、怨恨或無所謂的態度，不明辨是非善惡，遇到不平不公之事奉行“明哲保身”的信條，袖手旁觀，缺乏正義感，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道德意志薄弱 道德意志是指人們在履行道德義務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自覺克服一切困難和障礙、做出抉擇的頑強毅力和堅持精神。部分學生性格缺陷較為明顯，如任性、懶惰、固執、驕橫、敏感、脆弱、耐挫力差、依賴性強、報復心強等，他們心理承受能力差，碰到困難就退卻，只能聽表揚，不能聽批評，經受不起挫折的考驗，遇到挫折就心灰意冷，感覺前途渺茫，生活沒意義，甚至漠視生命。
道德信念危機 道德信念是指人們對某種道德理想、道德原則和規范在內心的確信。部分學生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獨立思考、評判和選擇的能力，不能用正確的理念指導自己的言行，盲目地去追求和迎合他人的言行，沒有堅定的信念，對自己、他人和社會無責任意識，在理想和現實、物質和精神、個人和集體之間不知如何選擇，找不到人生的價值和目標。
道德行為失范 道德行為是指人們按照一定道德原則和規范，在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關系上，從本人意志出發自主選擇的行為。部分學生缺少最起碼的文明禮貌，粗言穢語，亂扔雜物，破壞公物，大聲喧嘩，浪費水電，紀律渙散，不服管理，弄虛作假，考試作弊，迷戀網吧，抽煙酗酒，打架斗毆，有的甚至觸犯法律。
基于多元文化的技工院校道德教育內容構建
面對多元文化對學生道德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技工院校在選擇和確定道德教育內容時，應注意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優秀成果，做到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使學校的道德教育內容豐富多彩，讓不同文化所蘊含的高尚道德觀對學生起潛移默化的作用。
傳承傳統文化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深刻的蘊含、高遠的意境、恢弘的氣概凝聚著中華民族團結奮進的精神，體現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和氣質，表現出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和精神追求，展現出富于民族特色的理論特質和人文價值。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操，“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氣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奉獻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等。這些優秀的道德理論和文化傳統，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予以珍視并將其納入道德教育內容，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奉獻精神、責任意識、憂患意識、誠實守信、以義為上、正直善良、仁愛孝道、謙遜好禮、修身律己、自強不息、勤儉樸素、積極進取等方面的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發展觀、是非觀、責任觀、審美觀、財富觀、消費觀，從而使學生在中華優秀道德文化的熏陶中吮吸傳統精華，滋養心性品德。
借鑒世界文化 世界文化 是豐富多彩的，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燦爛的文化，其優秀文化成果都是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應大膽吸收借鑒之。縱觀美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一些國家的道德教育，我們應進一步創新學校道德教育的理念，充實道德教育的內容，對學生進行多元文化的道德價值觀、義利統一、自我完善、尊重生命、國際主義、種族和諧、生活準則、生態責任、競爭意識、規則意識、效率意識、團隊意識、民主與法制意識以及對自由的尊重、對個性的崇尚等教育，幫助學生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文明、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種族、國家人們的人格，培養學生對人類的博愛精神，學會選擇正確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準則。
開發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特殊的地域性。有道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一方水土不僅是自然資源為人們提供財富，其地方文化也為人的成長提供滋養。如利用地方文化中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壓迫和分裂，抵御外敵入侵，共創中華文明，推動人類進步的愛國主義教育資源；樂于助人、熱心公益、重情尚義、謙和好禮的優秀社會公德資源；以質取人、履行契約、遵守諾言、熱情服務的從商準則教育資源；強調“人與自然是兄弟”，用各種禁忌、習俗和道德規范去引領人們積極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教育資源；利用文字詩詞、戲曲表演、歌曲故事等各種載體的文化教育資源，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應予以充分挖掘。
引入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員工所普遍認同并自覺遵守的一系列理念和行為方式的總和。優秀的企業文化能有效地為企業的戰略實施提供行為導向，具有獨特的激勵、約束、凝聚、調適、教化、維系和輻射功能。如北京同仁堂的堂訓“同修仁德，親和敬業；共獻仁術，濟世養生”，這一理念影響著員工的行為，陶冶了員工高尚的情操，培養了員工優秀的品質。吸收優秀企業文化進校園、進課堂，對學生進行企業使命、企業愿景、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倫理道德、生態道德、行業道德、職業道德等內容的教育，無疑體現了技工院校文化育人的特色。
應對網絡文化 網絡文化是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不分國界、地域的信息文化。它一方面以知識的豐富性、傳播的快捷性、參與的直接性成為學生獲取各種知識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又以傳播的虛擬性、隱匿性和多元性給學校的道德教育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在此環境下生成的道德具有自主性和自律性、開放性和多元性的特點。因此，學校要對學生加強網絡道德的宣傳力度，指導學生將社會需要、歷史責任、人類理想等轉化為自身的內在需要和動機，進行上網規則、網絡禮儀、網絡安全、網絡道德規范、慎獨思想、忠恕之道、心理健康、法制等方面的教育，以確立學生的網絡道德責任意識，提高對網絡信息的道德判斷能力和選擇能力，形成健康的網絡行為習慣，踐行“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古訓。
多元文化環境中的技工院校道德教育對策
直面多元文化環境中的道德教育，作為技工院校的德育工作者，應清醒認識到多元文化的發展趨勢，正視多元文化的挑戰，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提高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以達到提高道德認知、陶冶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樹立道德信念、培養道德品質、養成道德習慣的良好教育效果。
樹立道德教育新理念 多元文化的沖擊，使得原有的一些道德觀念和教育理念不能適應現代社會道德學習和教育的要求。為此，學校的道德教育一方面要引導學生確立換位、合作、溝通、共贏、對話、分享、多元、自新、超越等道德新觀念，使學生自由、和諧、文明并富有創意地生活；另一方面，教師也要樹立“以人為本”、“情境化”、“生活化”、“活動化”、“雙主體”的道德教育新理念，在具體教育活動中服務于學生的健康成長，從批評學生轉變為培養學生，從單向灌輸轉變為雙向互動，讓學生在情境中感受、在活動中領悟、在生活中體驗道德的魅力和力量，在實踐中提升道德能力，實現由接受道德到體驗道德、發現道德、建構道德的飛躍。
堅持一元導向和多元價值取向的統一 道德教育應體現時代精神，符合當今先進文化的要求，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我國整體社會價值體系中居核心地位，發揮著主導作用。學校要將堅持教育作為道德教育的靈魂和方向，將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作為道德教育的內核和主題，將弘揚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道德教育的精髓和主旋律，將確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道德教育的價值準則，充分發揮德育課程的育人導向作用，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道德教育原則，加強社會實踐與志愿者服務工作，創新道德教育方法，引導學生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入學習者、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和模范踐行者。同時，要樹立“和而不同”的道德教育理念，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元導向的前提下，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包容文化的多樣性，尋求古今中外文化的交匯點，在多樣中求共識，在多選中找優勢，促進新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建立實現一元主導多元融合的既反映人類共同愿望又符合世界文明進步的道德價值體系。
創建校園道德文化 校園是學生學習、生活的場所，也是誘導、激發學生追求真、善、美的空間，在這里他們可以得到心靈的凈化、精神的提升、情感的陶冶。學校要通過構建涵蓋價值目標、辦學理念、教育理想、校風、教風、學風、校訓和校園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校園網站等體現學校精神的校園文化體系，建設班級成員認可思想、行動、言論、價值取向、思想導向、行為準則和公共輿論的班級文化，創建包含物質、制度、行為和精神四個層面內容的能提升學生道德品質、促進學生道德人格形成的校園道德文化，讓道德價值和道德追求成為學校文化的核心，營造出具有尊重、公正、平等、友愛、贊賞、協作、開放、和諧、積極、向上、健康和豐富等特點的良好道德教育環境。
實施主體性道德人格教育 主體性道德人格，即獨立、理性、自覺、自為、自由的道德人格。它 使個體的道德行為植根于明敏的心靈、無畏的勇氣、堅強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之中。主體性道德人格教育力圖培養學生自律、自主的道德，其目標體系建構為：提升學生的需要層次，使學生擺脫狹隘自私的愿望，崇尚對自我、對他人、對社會負責任以及獻身真理的生活；培養學生理性的、自主性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能力，鼓勵和引導學生對現實的社會和道德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并參與正義的活動；引導學生形成具有信仰、責任、誠實、民主、公正、良心、愛心、自由、平等、寬容、團結、尊重等普遍化道德。學校的道德教育應對此進行深入研究，致力于把學生培養成認知和情感平衡發展、智力和道德協調發展的具有時代精神、精神世界完整而豐富的人。
關注學生的道德困惑 學生是成長中尚不成熟的生命個體，在價值多元化的復雜社會環境中，其個人道德形成和發展時期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對此，學校應密切關注學生的道德困惑，要在教育實踐中設法創設矛盾沖突情境，引導學生勇敢面對現實，在困惑、焦慮、猶豫的心態中尋求正確的道德認知，糾正認識上的偏差，確立合乎社會規范的道德標準，澄清非道德的、不正確的價值判斷，提高道德判斷水平，從而在是非善惡面前做出明智的選擇。同時，學校在教育過程中，應理解、寬容、善待學生的過失，善于發現蘊含在其道德失范行為中的積極因素，采用深情提示、反面警示、心理疏導、變管教為交流的方法，為他們指點迷津，喚醒他們迷途知返，耐心期待和幫助他們內省、進步。
重構道德評價方式 傳統的道德評價方式大都以社會對人才的最終道德要求為標準，按照具體的條目分段實施。此種評價方式以道德認知代替品德形成，以孤立的行為代替品德發展，以終結性評價代替過程性評價和發展性評價，存在重他主、輕自主，重約束、輕發展，重結果、輕過程，重外顯、輕動機，重知識再現、輕實踐行為的缺陷，顯然難以滿足多元文化環境中學校道德教育的要求。因此，構建自主評價、反思性活動評價、情境評價、案例評價、激勵性評價等新的更為有效的道德評價方式，是實現學生道德主動、自主發展的必然選擇。
提升教師的道德人格魅力 教師職業決定了教師道德人格的典范性，教師優秀的道德人格是豐富的教育資源，也是一種最有效的隱性教育力量。因此，教師應注重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以忠于職守、愛崗敬業、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兢兢業業、誨人不倦、積極進取、淡泊名利和崇高的理想，高度的責任心，廣博的學識，較強的教育教學能力，精良的教育教學藝術，開朗的性格，堅強的意志，良好的情緒情感，對學生的慈愛、尊重、信任和寬容，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和無私奉獻等優秀的道德人格去影響和教育學生，促使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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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本著對道教文化的一片赤誠之情，積極發言，各抒己見，為道教文化的弘揚獻計獻策。
卓新平先生認為，“道”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符號和標志，也是我們所擁有的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建議，應該大力弘揚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道教文化，如道教養生、太極拳、道教藝術等，可以通過“廟會”、“道教文化節”等活動加強與基層社區的聯系。
牟鐘鑒先生認為，道教文化具有兩大優勢：一是它與中華民族血肉相連，歷久彌新。應抓住歷史機遇，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二是重生樂生，積累了內涵豐富的養生文化資源，能直接造福大眾。
牟先生還特別提出，道教史上涌現出許多高道大德，不僅識見超群，教績卓越，而且有大功德于民眾和國家，被世人稱頌。其中最令人敬仰的是丘處機祖師。他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界域，西行雪山，勸戒成吉思汗，一言止殺，功垂千古。牟先生說，丘祖是歷史上一座人文豐碑，值得我們大力頌揚。建議開展較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使丘祖事跡及其精神為普通大眾所了解，為世界所了解，以此推動世界和平事業。
劉仲宇先生認為，道教要找好“端口”，更多地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并根據自身的文化提出見解和解決方式。
王卡先生建議，道教界要在媒體宣傳上加大力度，要增加道教文化在當今社會的可見度與認受度，擴大話語權，改變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不了解的人認為道教是迷信、巫術的錯誤認識。
道教文化的現代價值是學者們熱議的話題。大家認為，道教的尊道貴德、道法自然、齊同慈愛、抱樸守真等思想，有利于減少沖突、制止貪欲、提升社會道德、緩解內心焦慮，讓人們重新找回心靈的祥和、安適。
一些學者認為，道教經典的闡釋和弘揚是道教文化發展的根本。有位學者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曾經有一個華裔美國人告訴我，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一所美國大學的圖書館中看到了《中華道藏》，覺得一下子找到了根。”有的學者建議，繼編纂《中華道藏》和《老子集成》之后，還應進一步整理道教經典，推出更多的道教經典叢書。有的學者提出，可以充分發揮網絡和學術界的優勢，將道教經典的目錄放到網上，鼓勵各位學者貢獻力量，向其中添加內容，使之越來越豐富。有的學者呼吁，道教經典書籍應該更多地被翻譯成英文，以及其他語言，讓世界上的人們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的學者建議，道教經典的傳播應該與時俱進，配以畫面、聲音等效果能夠更加直觀地進入受眾的腦海。
熊鐵基先生認為，要弘揚道教文化，道教界人士本身的素質和形象很重要。他舉例說，任會長在臺灣講道，盡管鄉音難懂，卻由于其道貌莊嚴、仙風道骨的形象氣質，使之自然就受人尊敬。反之，道教界人士若是自己不顧形象，煙酒無度，跟信眾成了酒肉朋友，那么宗教本身的神圣莊嚴感何在？這樣的人去談弘揚道教文化，如何能使人信服？
成立國際性道教組織，促進道教走向世界，也是與會人士熱議的話題。卓新平、牟鐘鑒、熊鐵基等先生都希望中國道協牽頭成立一個國際性的道教組織，認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有了這樣一個組織，不僅可以增強兩岸四地的文化交往、推進東亞道教文化圈的互動，更可以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