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0 16:10:16
導語：在經濟學博士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簡歷。陳少暉，男，1962年11月出生，祖籍福建安溪。1980―1998年間，分別就讀于南京師大、華東師大、福建師大，相繼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2002―2005年，在廈門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師從我國著名財政經濟學家鄧子基教授。現任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財政金融系主任、教授、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二級學科博士點經濟史專業學科帶頭人，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中國經濟史研究會理事、福建省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常務理事、福建省人大財經委專家團成員、福建省勞動保障學會常務理事。
研究領域及學術觀點。陳少暉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財政與國有資產管理研究、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以及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同時還涉及閩臺區域經濟的比較研究。陳少暉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敏于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成果具有系統性和前瞻性。2003年針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問題，在《國有資產研究》發表《國有資產分級所有的新思路》，突破“國家統一所有、地方分級管理”的傳統理論，提出了“國有資產產權分級所有”的創新觀點，在學術界具有較大影響。2005年在《財經科學》發表了《國有資產“分級所有”體制的建構原則和劃分標準》，對國有資產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過程中的建構原則和劃分標準作出了深入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為國有資產的產權分割建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2007年在日本廣島召開的世界政治經濟學第二屆年會上作《新合作主義：中國私營企業勞資關系調整的目標模式》的學術報告，認為由于傳統的行政化勞資關系體制的慣性作用和中國私營企業“再生”階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的勞資關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舊合作主義（專制型合作主義）勞資關系的模式特征，應當將構建新合作主義為基礎的勞資關系自主協調機制作為需要努力的中長期目標。2010年在《財貿研究》發表《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國外運行模式與中國的制度重構》一文，現行國有企業紅利分配政策存在難以保障國有資本出資人權益等局限性，必須從國企理財目標的設定、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利潤分配模式的選擇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防范國有企業規避利潤上繳行為等方面，重構國有企業利潤上繳制度的設計思路。
主要學術成果。1998年以來，陳少暉教授主持承擔了《公共財政框架下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研究》（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央與地方國有資產產權關系研究》、《福建省科技投入多元化機制于政策研究》等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項目10余項；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等出版《國有資產管理：制度變遷與改革模式》、《國有資本財政研究》、《國有企業勞動就業體制改革研究》、《從計劃就業到市場就業》等學術專著（含合著）8部，主編撰寫相關教材3部；在《經濟學動態》、《財政研究》、《當代經濟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國風險投資》、《國有資產管理》、《臺灣研究》、《中國勞動》等國家權威核心刊物及省內外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新型投融資體制框架下的國有投資公司改革》等論文10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經濟學文摘》等全文轉載。
獲獎情況。因科研成果突出，陳少暉教授先后獲得福建省第四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合著）、二等獎（兩次）、三等獎（兩次）；入選福建省首批“百千萬人才工程”、福建省委組織部“541人才計劃”；被評為福建師大第二批優秀青年教師（1996）、福建師大第三批科研先進個人（1999）、福建師大第二屆“十佳”科研先進個人（2006）；博士學位論文《國有企業勞動就業體制改革研究》獲得福建省第二屆優秀博士論文二等獎；入選“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關鍵詞：博士教育；培養目標；學科差異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上，培養學術研究人員是博士教育的目標。美國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CID）將博士教育的目標界定為培養“學科看護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養未來學術界的繼承人以推進學科知識的發展。但是，隨著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張、勞動力市場的變遷以及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博士教育的目標逐漸發生變化并呈現多樣化，諸如“可雇傭的人”、“高級知識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紀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應該具備如下特質：他們必須具有適應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開放的學習態度；他們必須對全球化過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環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應懂得網絡信息技術。這些技能在問題解決、寫作、領導和知識應用中被形容為“軟技能”和“知識密集型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領導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
這些要求超出了傳統上學科教育的范疇。已有研究表明，學術不再是博士畢業生的唯一或主要歸宿，美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調查博士從事學術職業。從博士生的就業意愿來看，70%左右的英語系博士生期待能從事學術職業，而在化學學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對教職感興趣。伍爾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顧性評價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個學科已經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畢業生的職業發展，發現博士畢業生提及頻率最高的是對勞動力市場更好的準備，強調跨學科和市場化的技能。
顯然，博士教育目標從“學科看護者”到“可雇傭的人”的轉變已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不少文獻指出，培養學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標，應該在學術型博士學位之外建立專業博士、項目博士等多樣化的博士項目。盡管這些研究試圖將觸角伸向學術型博士項目之外尋找解決博士教育危機的出路，但不可否認，學術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脫當前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挑戰。“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不僅促進了博士學位類型的多樣化，同時也促使傳統的學科進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學科領域導致博士生培養模式的變化。”那么，學術型博士教育的目標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不同學科的教師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標？教師認為博士學位獲得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或素質？
本文的資料來源于筆者2010-2011年在美國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學（以下簡稱R大學）進行的質性研究資料。R大學是一所具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學，并且是美國大學聯合會（AAU）的成員機構，它在全美共有八個分校。筆者主要在主校區進行田野調研。就具體的資料收集而言，大體包括文本資料（R大學研究生院、學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訪談資料（對9個學科35位教授的訪談，全部錄音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以半結構化訪談為主，同時輔以觀察），非正式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資料（在R大學研究生院待了近一個月，訪談研究生院管理人員15位，參加各種會議3次）。本文主要選擇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作為典型學科進行分析論證。這四個學科的12位受訪教師的具體情況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的三級編碼進行資料分析，其具體操作過程是：一級編碼，開放式登陸，以開放的心態呈現資料本身的概念和意義，發現概念類屬，對類屬加以命名，確定類屬的屬性和維度，然后對研究的現象加以命名及類屬化；二級編碼，關聯式登陸，發現和建立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系；三級編碼，核心式登陸，在所有已發現的概念類屬中經過系統分析以后選擇一個“核心類屬”，將分析集中到那些與該核心類屬有關的碼號上面。
二、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定位
（一）化學學科
當問及“您認為化學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目標是什么”時，受訪教授普遍宣稱是培養獨立的科學家。那么，化學學科的教師注重培養博士生具備哪些能力與素質？
在化學學科，對獨立科學家的素質要求既包括學術研究與籌劃的能力，也包括溝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說，獨立的科學家應該能提出研究問題、理解研究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同時應該具備溝通能力、做報告的能力、獨立思考和寫作的能力，畢業后具有就實驗室事務做出決策與計劃的能力。對此，卡內基博士教育創新計劃全面概括了化學學科博士應該具備的十個方面的專業能力：人際交流、寫作和學術報告能力、團隊工作能力、技術領域新技能的運用、道德倫理與公共關懷、了解企業策略和技術轉移、接觸其他領域以拓展知識廣度、國際視野、了解工業界的機會、了解經濟驅動對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導師是如何培養化學學科的博士生具備上述能力呢？導師除了提供資源和好想法、給予指導和傳授實踐經驗外，還教給博士生有關化學研究的基礎知識、研究策略，并創造良好的科研氛圍。一位化學教授陳述他作為導師的任務是：“教給博士生化學基本知識并習得研究過程，向博士生傳授如何批判性并帶有好奇心地觀察科學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有效溝通的技能；我很高興能創造一個有利于研究、學習和將博士生培養成為獨立科學家的氛圍”。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實驗，主動從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時尋求導師的指導。博士生在此過程中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了自主推進研究項目的經歷以及相應的專業能力。此外，受訪導師指出，指導博士生參加學術會議、與同行交流是獲得溝通、報告、表達和展現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訪者的原話：
“我們教博士生如何溝通，包括口頭溝通能力和閱讀寫作溝通能力。科學家喜歡討論某一話題的研究進展，因此我們也喜歡參加專業學術會議，做20分鐘的報告。我們的確花不少時間培養博士生如何做報告，如何畫精致的圖形，如何清楚地表達，如何機智地回答與會學者的問題。我們指導博士生如何有邏輯地、清楚地組織報告……我們不僅通過帶博士生參加會議鍛煉他們與人溝通的能力，也鼓勵博士生與系里的訪問教授交流。”
化學學科不僅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遷移技能。因為勞動力市場看重的是化學學科博士學位獲得者作為科學家管理和指導研究團隊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從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畢業后會做兩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選擇到學界、工業界或者政府部門就業。越來越多的化學博士畢業生在公司或國家實驗室工作，或自己開公司，這部分博士占了將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樣，導師認為對博士生的培養也并不局限于在學術界工作的科學家，也應考慮學術界之外的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如一位資深化學教授所說：“勞動力市場給我的觸動是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的化學家。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學家。”因此，化學學科越來越需要培養服務于社會各種技術需求的科學家。而對博士生可遷移性技能的培養，使化學學科的博士生獲得了在學界內外就業的基本素質。
（二）數學學科
受訪者指出，如何培養博士生成為獨立有潛質的研究者是數學學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借用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的定義，數學學科的目標是培養生產、積累和轉化學科知識的研究者。據統計，學術界是數學學科博士畢業生最主要的就業市場，占三分之二以上。學術就業市場對數學人才的挑選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現的研究潛質。也就是說，數學學科評價博士生的標準是學術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有結果的學術論文，并以此證明自己是有研究潛力、出類拔萃的研究者。
“學生研究做得比較好的、出類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對老師來講，希望學生找到好工作的話，就要讓學生做出好的成果來，對于學生來說就是希望寫出好的論文。但是具體做什么樣的題目，關系不是太大。例如說，數學系在招人的話，不管你做什么東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這說明你有研究潛力。”
盡管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之職，但就“培養什么樣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數學學科的教師并非將博士生畢業后是否從事學術職業作為唯一衡量標準，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讀期間的智識探索經歷，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發（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創造出有價值的研究。一位受訪教師說：“如果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后，沒有進入學術界，沒有成為教授，而是成為保險精算師，為公司工作。我認為這也是成功的，因為博士生擁有的這段智識探索的經歷，將使其終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們在讀期間有一個很好的智識探索的經歷，并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學能力也是導師提及的博士生應該具備的素質之一。數學學科博士生的資助主要靠教學和獎學金。教學是數學學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務之一。這與英語學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課獲得資助的，有很多教課的機會，因為我們有很多學生要教。在數學領域，我們的教學任務遠遠多于其他系，英語也是。”總體上看，博士生有兩項任務：研究與教學。但是，如何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數學學科博士生面臨的難題。正如受訪導師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時間用于教學以獲得資助，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多的教學實際上擠占了從事研究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無論是從獲取博士學位的要求，還是勞動力市場的選才標準看，研究的重要性遠遠大于教學。
（三）經濟學科
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教授在訪談中更強調博士生的就業能力與專業技能的培養。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者既有到學術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業界、聯邦機構或投行從事研究或實務工作的。經濟學博士生培養具有靈活性與多樣化的特點，而不單是對“學科看護者”的培養。
當筆者詢問：“您在指導博士生時的首要目標是什么？”經濟學科的受訪教師均指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具備就業能力并順利謀得職業。經濟學科教授對職業一詞的理解不僅包括學術職業，也涵蓋非學術職業。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有各種各樣的職業選擇和發展路徑：一條路是學術職業，即進入高校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之職；另一條路是非學術職業，這是經濟學博士生的重要就業途徑。非學術職業包括兩類：一類是非營利機構，如國際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美國政府機構（美聯儲、財政部等）、智囊團（蘭德公司）；另一類是商業機構，諸如投資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咨詢公司。
靈活多樣的就業去向實際上也要求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要具有靈活性，教師通常傾向于結合不同學生的職業定位培養博士生。受訪者明確提出對經濟學博士生的指導并非只有一種模式，不同職業對博士生的素質與能力的要求會有差異。一位教授的陳述體現出經濟學科博士生培養的靈活性以及對博士生就業意向的重視：
“對不同學生的定位不一樣。我的標準根據博士生的就業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韓國學生想畢業以后回國在研究所工作，那么這個標準就是很不一樣的，對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謀職，這與去韓國的研究所工作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根據工作的特質以及我對學生的期待，標準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國從事學術職業，也就是從事學術研究，你得有創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創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韓國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這樣的標準，因為韓國的研究所大多數研究工作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的不是原創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沒有實用性的技能。”
既然導師指導博士生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獲得就業能力，那么博士生應該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備什么樣的能力？通過對訪談資料提取高頻詞，發現“技能”一詞在經濟學科受訪教師的話語體系中頻繁出現，例如在受訪教授EC_2的訪談中出現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訪者提到的與技能相關的詞有：研究技能、教學技能、溝通技能、實用技能、計算技能、英語技能、計算機技能、技術性技能、理論技能、計量經濟學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種各樣的技能。從以上所列各種技能，可以看出經濟學科教授的話語體系里對“技能”的寬泛界定，以及學科本身鮮明的實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將受訪者提到的博士生應該掌握的技能概括為四大類：專業技能、技術性技能、教學技能和軟技能。其中專業技能是經濟學博士生必須掌握的核心知識，是指經濟學科本身的知識。但是，隨著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導師越來越重視培養博士生的技術性技能。受訪教授指出，現在對博士生的培養開始重視技術化的知識和技能，諸如數學、統計和計算機方面的技能。擁有數學、計算機等學科知識背景的學生在博士項目的錄取中越來越受到青睞。擁有跨學科知識也是導師培養博士生技術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不僅僅意味著精通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數學和統計學的知識是必備的，當然，任何一位像樣的經濟學家必須會說專業語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經濟學家應該意識到與其他學科專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圖的。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專家通過與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等研究人類狀況的專家交換思想，能夠使自己充實。”總之，博士生應該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種各樣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個好工作的話，必須具備各種工具性技能，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們不僅具有理論技能，也要擁有計量經濟學和實用技能……我認為與過去相比，今天獲得這些整套技能、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能更為重要。”
（四）英語學科
英語學科的受訪教授認為，幫助博士生從學生向“專業化學者”的順利轉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標。英語學科教師眼中的“專業化學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和素質呢？扎根于訪談資料，可以發現英語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中的“專業化學者”素質的界定大體包括：參加學術會議并做報告的經歷與能力；寫作與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具備出書的水平；教學經歷。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語學科教授所認同的，同樣也是就業之時勞動力市場所看重的評價維度。
首先，博士生應該具有參加學術會議的經歷，而且導師鼓勵博士生準備學術論文并做會議報告。參加學術會議更重要的目的是豐富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經歷與經驗。同時，這一經歷會在就業之時給博士生添磚加瓦。
其次，導師評價博士生學術研究成果（包括準備發表的期刊論文、博士論文）的標準是研究本身的創新性。導師認為，博士生向專業化學者的轉型應該始于資格考試完成之后。也就是說，在資格考試之前，導師所看重的是培養博士生在專攻領域的基礎知識的學習與積累，而在資格考試之后才開始對博士生進行專業化學者的學術訓練。
第三，對英語學科的博士生來說，教學能力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在導師看來，雖然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學能力對博士生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發展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學任職，而美國的社區學院和教學型大學尤其看重求職者的教學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學從事學術職業，教學能力也是考核的標準之一。因此，英語學科博士生在讀期間需要承擔大量的教學工作。以R大學為例，一般情況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門課，這也是博士生獲取資助的重要來源。
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教師希望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職業。英語學科的教師之所以比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學界就職，一方面源于純基礎學科研究本身的價值與社會應用部門的聯系不緊密，另一方面也與英語學科趨于嚴峻的學術就業市場相關。英語學科的教師不斷地表現出對博士生就業的擔憂。“由于學術就業市場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博士生選擇到非學術部門就業，但是很少有英語系出于就業市場的原因而改變博士生培養的課程結構。盡管我們開始嘗試做20年前不會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職業性和技術性的寫作，因為學生可能需要到工業界撰寫文案和宣傳冊”，但是，“英語是相當傳統的學科，很多學校仍懷抱博士生生來就要成為學者的理念”。在這里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學科文化傳統以及博士生培養理念之間的多重張力。以學術職業和專業化學者為博士教育首要培養目標的英語學科，處在保持學術傳統與適應新興環境的藩籬中，現實張力下的博士生培養究竟何去何從？
三、學科文化與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學科差異
通過對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四個學科案例的分析，我們認為，博士教育目標的總體趨勢是從學科看護者向可雇傭人轉化，但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顯著的學科差異。盡管所有學科的教師都注重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但是不同學科的側重程度以及對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強調呈現差異。英語學科博士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專業化學者；化學學科的教師將博士教育目標界定為能在各行各業工作的科學家；與英語學科相似，數學學科注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經濟學科直接著眼于培養博士生成為“可雇傭的人”，當然這里所說的“可雇傭的人”包括學術部門和非學術部門。
這一差異可以用學科文化的理論進行解釋。托尼?比徹（T.Becher）指出，學科是一種文化現象：體現于心智相似的人組成的共同體中，每個學科具有其行為方式、價值體系和獨特的智識任務。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活動本身就是學術訓練的過程，是將博士生進行學科規訓或學科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學科文化會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產生影響。之所以不同學科的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差異，是因為學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動理性不同。行動理性是指學科成員在行動中遵循的標準，他們可以遵循價值理性的標準，也可以遵循目標理性的標準。區分的標準是學科知識本身對應用的關注程度。純基礎學科是追求價值理性，即為學術而學術，其知識生產是純粹智識探索的過程，典型的學科如數學和英語。因此，這類學科將博士教育的首要培養目標定位為學者或研究者，更強調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應用學科遵循目標理性，謀求博士生的職業發展或者解決某個實際問題，研究關注應用性，對博士生的學術訓練不僅注重學術本身，更強調知識的目的和應用性。因此，應用學科博士生的培養目標在強調學術研究能力的同時，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專業技能或就業能力，教師將博士生的就業去向定位為學術職業和非學術職業兩條路徑，典型的學科是經濟學和化學（表2）。即使在當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環境（就業市場）發生變化并對博士生培養形成挑戰的情境下，學科文化仍舊以強有力的作用對不同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理念產生影響。
對于從事高深知識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學術型博士生來說，對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幾乎是所有學科的目標。但是，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應具備的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學術能力與其他能力的強調程度所持的觀點是存在差異的。
純基礎學科對“職業”一詞的理解往往限于學術職業，也就是說，培養博士生從事學術職業。根據“博士十年后”調查（被調查者于1982-1985年之間獲得博士學位），大約四分之三的英語學科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學術界工作。英語學科對“專業化學者”的培養要求是：參加專業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的研究要具有與學術領域對話的能力，并且能定義博士生的學術身份認同；同時，對博士生教學能力的培養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成長的重要方面。同樣，數學學科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都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之職，因此教師也看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教學能力。他們認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問題，養成獨立思考、自我激發和創新性的思維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
在應用學科，研究會受到外部實踐需求的驅動，強調研究的實用價值，而且知識的應用范圍較廣。因此，這類學科對博士生的培養盡管也注重學術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專業能力與可遷移性技能，諸如經濟學對技術性技能的強調，化學對解決問題與合作能力的重視。也就是說，應用學科注重博士生應用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博士生培養目標不僅僅定位于學術界，從事非學術職業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標之一。化學學科對科學家的界定較廣，不僅是指服務于大學的學者，也指在工業與政策等部門的就職者，是培養各行各業的科學家。
四、討論與啟示
長期以來，我國的博士教育目標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的界定：培養博士生扎實寬廣的學科基礎知識，具有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獨創性質的科學或專門技術方面的成果。《學位條例》體現的是一種整體化的培養學術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研究者。
但是，不同學科的知識特點不同，相應地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從博士生培養實踐來看，盡管學術型博士教育以培養學術界人才為主，但應當有符合學科知識特征的具體培養目標。例如，化學、經濟學等學科呈現出追求目標理性的學科文化，那么，博士教育可以培養從事學術職業與非學術職業的人才為目標，這符合這類學科對實用文化的認同。而在英語和數學學科，呈現出追求價值理性的學科文化，知識本身對純粹價值的偏愛決定博士教育的目標多局限于培養學術型人才，應當注重培養博士生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和能力，同時，也要加強對博士生教學能力的培養。
江肅京：中國大學大多數新聞學教師，都沒有長期一線的記者編輯經歷。我去高校講課，很多學生反映，專職老師講得很枯燥，從理論到理論，問實際問題常語焉不詳。媒體里新聞系畢業生比例不高，真為中國新聞學專業擔心。可否有“教師借調制”，新聞學博士畢業任教后，到媒體借調兩到三年再回去教書?
王辰瑤：今天看到幾條微博，再提新聞學教師應從業界來以及理論無用的話題。新聞教育絕對應打通和實務界的關系，包括請進來走出去，但不能把新聞學僅理解為實操技能的傳授。大家對“理論”的反感，未必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我們壓根沒做好。昨晚和學生討論“新聞學的想象力”，看看新聞理論應該做什么吧。(見右圖)
baohuazhou：很有價值的討論。第一要有體制和機制鼓勵學界業界互動，包括讓學生接觸最鮮活、最前沿的實操案例；第二不能貶低理論價值，因為所謂“實操”背后其實都有規范理論的支撐(價值、立場、倫理)；第三從我們職業來說，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贏得社會尊重和職業尊嚴。
四川陳煥仁：這的確是中國新聞教育的一大問題，現在從中央到二三線城市的大學或學院，都開了新聞傳播課，新聞事業的發展當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現在不少人的新聞教學，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學生畢業后很難適應新聞事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須知，新聞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必須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雄海老牛：不單新聞學如此，政治學也如此。講政治者，不了解當代中國政府的運轉，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執政者不開放決策過程及相關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為人師者不盡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對于新聞傳播，如果實踐是鼓動的風，理論則是牽引風箏的線。實在不用厚此薄彼，爭個高下!沒有人嘲笑文學博士不會寫小說，也沒有人指責經濟學博士成不了企業家，更沒有要求政治學博士做總統。自己不會游泳的教練也能訓練出一流的游泳運動員。
主持人楊銳：傳播學有理論，但它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中國新聞系的教師和記者隊伍需要的是新聞法，而非新聞理論。立志于新聞工作的年輕人有個性，有思想，知識結構發達和語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關鍵的是要有社會責任感
清華史安斌：應該借鑒美國的新聞學院體制，50％的教師為流動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從媒體現役人員中選聘，但在中國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綜合性大學，教育部考評的指標是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傳媒大學實行過多年的青年教師掛職地方電視臺制度，但其體制較為獨特，在中國其他新聞學院難以推廣。
呂尚彬：最近，湖北的學界和業界的交流也升級了。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大學五所高校都與湖北日報集團、湖北廣電總臺實行了雙向掛職。這一舉措，要持續實行。//張志安：一邊是新聞業界持續批評學界，一邊是大學體制限制業界人才進高校，兩難啊。
atamxia33：大一新聞采訪第一節課，老師bla完自己學術背景后我寫了個紙條給她，質疑她沒有長期媒體從業經歷，恐不能勝任實務課程。初生牛犢啊，第二節課她用了近一堂課來各種解釋。現在想想，新聞系的課程最重要的還是重塑價值。技術層面的東東很多途徑可以解決。教學與實踐脫節，新聞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樣很多，所以才要實習。然而，新聞系不該成為培養新聞熟練工的地方，價值選擇、新聞倫理等東東才是更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展江：業界和學界各自都要謙虛，新聞學界有此類問題。但這種簡單化的說法值得商榷，可說是老調門了。有一個媒體出身的本科學歷教授，總是說一些博士不會寫導語。我要問：寫導語難學，還是寫博士論文難?以我之見，新聞教育好壞是看有沒有恰當的價值觀，是否看到新聞學與民主法治的關聯。
網絡水手1972：想要學習新聞在學校里枯坐當然不行，但是去了新聞單位實習就發現除了技術上的東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斷新聞的價值都有困難，產生了多種要求之間的混沌。建議新聞學如同醫學，延長實習期，三年不長帶薪學習，這樣才能更好的體會。而學校里的課程應該縮短，老師和學生可以組織成立workshop，給新聞欄目打工。
“我回攜程，
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二次創業的艱辛、激情和成功的。”
風雨“攜程”
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歸攜程時說道：“我回攜程，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二次創業的艱辛，激情和成功的。”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創始人，梁建章對攜程的那份深情。同時，還可以體會到他創業時的那份艱辛和苦楚。不過，無論怎樣，他都愿意與攜程風雨同舟。
少年時的梁建章極富電腦天才，13歲就會用電腦寫詩，是中國最早接觸電腦的小學生之一，隨后參加青少年程序競賽，獲獎如同探囊取物，這使他與電腦結下了不解之緣。15歲，完成初中學業的梁建章考入復旦少年班，半年后就讀于復旦計算機本科。復旦沒畢業，就考入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讀完了學士、碩士。那一年梁建章20歲。
梁建章在談到其留學經歷時說道：“在美國的學習，對我的幫助很大，身處陌生的環境，語言、生活又不太習慣，在挑戰面前就會促使你做出努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兩年的學業。之后，為了工作，他中斷了博士的學習。他覺得，“最先進的東西不是在學校而是在企業”。于是梁建章進入甲骨文研發部工作，在甲骨文積累了3年的研發經驗。
這個時候的中國，正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變化。梁建章在回國時看到這樣的景象，就意識到，“在中國，機會比美國多得多，尤其是創業”。在這種意識的驅動下，他申請到客服服務部工作。雖然離開研發部會使得利益有所損失，但是他并不后悔。梁建章說道：“如果還在研發部門就不可能調回中國”。
他的這份工作，可以有機會深入接觸到國內軟件和電子商務方面的企業。這個時候的他一直在尋覓機會，想親身投入到創業的浪潮中，去試一試身手。梁建章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當你真正覺得你在這行業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好時，機會就有了。”
1998年，互聯網在中國悄然興起。梁建章覺得機會到了，于是他毅然決然的離開甲骨文公司，自立門戶創建攜程旅行網。
談到為什么選擇進軍旅游行業時，他說道：“一是出于對國內旅游市場的預期，還有就是直覺。”就是在這種既沒有調研又不熟悉的情況下，憑著直覺就進入旅游行業。最后，他竟然還取得了成功。攜程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梁建章的敏銳直覺，另一方面要歸功于當時國內旅游行業的興盛。
公司初建，梁建章覺得攜程的架構應該是設計、配送和支付。在這種思維的引導下，梁建章開始組建他的創業團隊。后來，沈南鵬、季琦和范敏成了他的合伙人。團隊分工非常明確，各居其位，各司其職，至此，攜程的團隊構建完成，即將楊帆起航。
這個時期，互聯網行業正處于時期。梁建章很容易就吸收到了風險投資。之后的發展可謂順風順水。他說道：“創業往往看一個機會，但熱情若超越機會就是泡沫，而機會再加上熱情，就是創業的最好契機。”
在梁建章的帶領下，攜程正在不斷地向前發展。2000年，攜程的員工不足100人，發展到現在已經有15000多人；2002年，攜程的營業額就已高達10億元人民幣，其凈利潤更是遠遠大于傳統的旅游企業。攜程如此好的發展態勢，使得梁建章信心十足，也使得攜程來了一次華麗的轉身。
走上發展快車道的攜程，通過不斷的兼并重組，正在不斷擴展著自身的規模和業務范圍。攜程先是收購了當時最大的酒店預定中心――現代運通；隨后又切入機票預訂領域，并購機票公司北京海岸；2008年又將華程西南旅行社收入囊中，正式進軍自助游市場。攜程成了名副其實的行業整合者。
在進行一系列的并購后，梁建章開始考慮建立攜程的核心競爭力。在國際大公司歷練多年的梁建章，將先進的管理理念帶給了攜程。通過他的努力，攜程建立起來一整套高效簡潔的公司制度。其構建的酒店銷售網絡、機票銷售體系以及互聯網+呼叫中心的遠程服務模式，更是讓攜程愈加成熟和完善。
在員工眼中，梁建章一直是個聰明、理性、不愛說話、有著前瞻思維、喜歡開快車的帶頭人。上市后，梁建章也沒有絲毫的改變，惟一的改變就是他覺得身上的壓力更大了。“從前是為幾個股東打工，現在是給幾十萬名投資者打工。”他這樣說道。
梁建章把自己對于互聯網企業的認識和理解，以及公司文化和管理理念，一同注入到了攜程的血液當中，從而鑄就了攜程的靈魂。這個時候的攜程，已經變得牢不可破、堅不可摧。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梁建章選擇離開，去完成他的下一個目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覺得攜程已經長大成“人”，不再需要呵護和關愛，只有接受不斷地磨礪，才會變得愈加強大。
至此，梁建章的第一段攜程歲月結束了。2012年，梁建章完成了美國的學業，重新回歸攜程。就像文章開頭所說，他這次回歸既不為名，也不為利，只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二次創業的艱辛，激情和成功的。
這句話表現了他二次回歸的心態。相信在他的引領下，攜程會開啟一個新紀元。祝福梁建章，祝福攜程！
人口學者
2012年4月，梁建章出版了一本新書――《中國人真的太多了嗎？》。人們可能會覺得十分詫異，一個互聯網企業的老板為什么會如此關注人口問題，為此竟然還寫了一本書？
要想解答這個疑問，可能要追溯到2007年。這一年，他辭去了CEO的職位，并遠赴美國，去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師從美國人力資源經濟學權威Edward Lazear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 。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人口和創業以及中國勞動力市場。學習期間，他曾提出：“一個國家人口結構老化后，其創業和創新活力會隨之衰退”的觀點。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還前往北美、日本等地進行調研。
在準備博士論文的過程中，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透過紀錄片，梁建章才意識到：經濟學家們也許看完就明白問題的所在，但對一般公眾而言，這遠遠不夠。“農村人口、資源、城市化、交通等方面的問題，確實需要坐下來花幾個小時來討論。所以，覺得還是得寫本書把這些問題說清楚。”就這樣，他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作，兩人分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論述人口問題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經過的五年的努力，《中國人真的太多了嗎？》這本書在排除萬難之后，終于問世了。梁建章在書中說道：“中國不是人太多了，而是未來孩子太少了。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為了證明他的人口問題論斷，他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他說：“2010年，大學同學聚會的時候，我碰到了一位開辦服裝企業的老同學。當問起企業發展前景時，他說中國的人口走向實在令人沮喪。找不到年輕工人還是小事，問題是現在他做的是10歲左右少男少女的服裝，但這卻是一個夕陽產業。青少年的數量每年迅速減少。如果計劃生育政策的修改還在討論，他過幾年就要改做中老年服裝了。”
這次經歷，使梁建章更加堅定了自己寫這樣一本書的信念。近年來，人們普遍的認識是中國的人口數量太多，卻忽略了人口結構的變化。然而，人口結構的變化才是導致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梁建章提到：“經濟界早有共識，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就像一個企業，最終取決于人才的數量和質量。而我在研究中還發現，對于中等以上發達國家，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和一個國家年輕人口的比例是密切相關的。”
講到這里，梁建章人口學者的身份已經毋庸置疑。雖然他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老板，但是他卻做了一些不符合他身份的事情。然而，正是因為這些事情，才彰顯了他的情懷。
“去攜”之爭
攜程作為中國領先的在線旅行服務公司，業務包括：酒店預訂、機票預訂、度假預訂、商旅管理、特惠商戶及旅游資訊等內容。去哪兒是中國領先的旅游搜索引擎，為消費者提供機票、酒店、度假產品的實時搜索，并提供旅游產品團購以及其他旅游信息服務。
從介紹中不難看出，這兩家公司屬于行業內的同質公司。既然是同質公司，那么競爭就在所難免。事實上，兩家公司的競爭一直存在著。攜程是國內最早的旅行服務公司，通過多年的經營，已經成為了行業的主導者。去哪兒網作為后起之秀，不甘落后，想方設法地提升自身的影響力。于是，一場你爭我奪的較量就開始了。
早在2006年，兩家公司就因為“價格戰”引發的糾紛而一度對簿公堂。雖然這場紛爭以攜程的勝利結束，但是兩家公司間的恩怨糾葛卻沒有就此停止。
在一段時期內，盡管兩家公司也有合作，然而競爭才是它們的主題。2014年9月，攜程方面表示，因去哪兒網涉嫌通過技術手段，給予其“馬甲”商更多的露出和優先排序，攜程已主動將酒店產品從去哪兒網下線。去哪兒網則表示，已經將攜程在去哪兒網上的產品全部下線。
“下架門”的背后，是兩家公司在爭奪酒店資源方面的博弈。對于在線旅游公司來說，酒店是最核心以及利潤最豐厚的一塊領域。無論攜程還是去哪兒網，都將酒店業務視為自身業務的重心。莊辰超表示：“未來酒店將是重點。”同時，去哪兒網開始加大直簽酒店的力度。最新的數據顯示，去哪兒網已經直簽接近20萬家酒店。
此外，去哪兒還加大了酒店直銷的促銷力度，到2014年8月，去哪兒網PC端和無線端返現相加金額已達到了1億元。此次營銷，使得去哪兒網的訂單量大幅增加。
去哪兒網在酒店業務的布局，引起了攜程的警惕。自2012年，梁建章重新回歸攜程之后，攜程就加大了在無線端及酒店業務的布局力度。在搶占酒店資源的同時，攜程還頻繁收購同業、并進軍郵輪業務，以圖增加在行業內的話語權。
關鍵詞：空間異質性 個體異質性 資源異質性
區域金融調控是從區域經濟結構層面促進并優化總量金融調控政策目標實現的調控模式，是涉及總量和結構、全國與區域、整體和局部的復雜關系，因此也是一個多主體與環境的協調過程。這一過程中，空間異質性、個體異質性和資源異質性，成為區域金融調控的初始條件和必須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一、區域金融調控的空間異質性
（一）傳統經濟學對時空的處理――時空分離
一般均衡理論是現代經濟學原理建立的基礎，其哲學前提是時間的可逆性①。時間的可逆性表現為時間既可以前進，又可以“后縮”。如果時間向前推進，經濟發展狀態也將有規律地指向預期結果，并且這種過程和結果可以通過數學方程式精確化；如果若時間“向后收縮”，經濟發展狀態也會精確地回到原先的空間和軌道，具備原先的屬性和特質。基于這些認識和分析，經濟學一般對時間進行了“切塊”分析，將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不同“時間段”。如預期理論可以根據基礎信息的“時間段”不同分為適應性預期和理性預期、對資金匱乏者和資金盈余者之間“時間差”的調節產生了銀行信貸，根據不同“時間段”貨幣價值的交換產生的貼現概念等。但現實是，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可逆，時間不可逆，人類永遠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空間和狀態。因此，傳統經濟學在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影響下，在時間可逆性條件下，忽視了空間概念，時空分離，離現實越來越遠。在我們常用的經濟增長速度表達式中，
LimΔY÷Y=Y*÷Y=y* （Y代表國民收入）
速度是時間的倒數，經濟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時間的倒數，隱含了對時間作用的認識，卻忽視了經濟增長依賴于經濟增長的空間布局、國民總產出依賴于經濟增長區域這一初始條件，從而忽視了空間的作用。事實上，經濟增長速度這一統計數據的獲得，必然是不同區域國民產出統計數據的加總，離不開空間這一范疇；經濟增長速度這一統計數據的變動，必然與一定區域內經濟要素的變化密切相關，離不開空間經濟結構的差異和變化。因此，經濟增長與時空概念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對空間概念的忽視，使得經濟研究和政策實踐常常更多地注重速度和時間，較少注重區域內和區域間的經濟結構變化，較少注重空間因素。
但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必然會受到所處的經濟空間的制約，經濟生活離不開一定的經濟空間，空間概念同樣重要，甚至不可回避。傳統經濟學常采用線性代數的矩陣形式表述經濟空間，這種數學形式中，矩陣的向量空間雖然是多維的，但卻是通過減少維度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按照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分析，人類欲望的滿足是通過商品單位效用的消耗來實現的，商品的單位效用是諸多效用的分解，邊際效用價值量取決于最后一單位商品的效用。在經濟時空中，商品單位效用的消耗表現為維度的減少，實現一次，維度減少一次，是通過減少向量空間維度的辦法逼進最后一單位效用的。這里隱含了一個前提，即向量的同質性。只有同質的向量均勻地分布在滿足人類愿望的無差異曲線上，才可以進行規則、有序的“排除”，實現維度遞減。這一過程中，首先是忽略了空間因素，實現向量無差異，同時時間是靜止的，時空是分離的。
（二）現代經濟學對時空處理的趨勢――時空結合
傳統經濟學的時空觀是受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影響的，其對時空的處理需要做出改進和調整，這是符合人類思維發展模式和文明進步方向的。經濟學的發展也不例外，畢竟，時空相互結合、相互影響已成為常識，時空結合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一個基本環境和因素。對空間概念進行分析，離不開時間概念；對時間概念進行分析，也離不開空間概念。
事實上，經濟學對空間因素的忽視也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注意和重視，如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空間經濟學就試圖將空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1991年，保羅?克魯格曼的《收益遞增和經濟地理》一文奠定了空間經濟學的發展基礎。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規模收益遞增，區別于傳統經濟學規模收益不變或遞減的假定。主流經濟學一直將空間因素排斥在外，使得經濟學沒有任何空間維度，這與現實情況存在很大背離。現實中，區域人口密度、自然環境及經濟金融環境等方面的空間不平衡普遍存在，當一個經濟區域的經濟增長超過周圍區域時，常對周圍區域的資源產生“虹吸效應”，作為自身增長的基礎，產生邊際收益遞增效應，區域差異和交易必然存在。最優貨幣區理論把不同國家看作沒有任何空間維度的點，國家之間存在差異，一國內部不存在差異，認為區域差異會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除，同樣不合實際，這些都與傳統經濟學對空間因素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有關。在經濟學分析范式中，馬克思較早采用了時空結合的時空觀。馬克思《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要“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他洞察到了資本主義再生產條件前后經濟時空發生的重要變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關鍵所在，因此，他從經濟時空有機結合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生產實踐活動進行了分析的。內生增長理論將區域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區域經濟時間尺度，將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作為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尺度的分析框架也值得我們很好借鑒。
（三）空間異質性研究意義
“空間結構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組合關系，反映了社會經濟空間集聚或分散的趨勢，是現代經濟結構的重要補充，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②。主流經濟學較少涉及空間因素，主要是技術性難題，我們確實很難處理空間現象，同時，就處理方法上講，是在現在的經濟學理論中加入空間維度還是另起爐灶？難做并不等于不做，我們至少要足夠重視：時空結合的時空觀是我們分析問題的初始條件。就時間維度來講，我們面臨的永遠是一個未知世界，時間不可逆，我們不可逆，現實世界不可逆。空間異質性告訴我們，在給定的時刻，我們只能獲得、關注局部信息。在空間維度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滄海一粟，博大的世界中的一個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點，但這個“點”絕對不是同質的，因為世界不僅大，而且豐富多彩，滄海中的“一粟”也并非同質，因此，忽略空間差異并不符合現實情況。時空因素告訴我們，我們獲得的歷史的、局部的信息，將迅速成為歷史且具有異質性。在這種經濟時空觀下，傳統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就自然具有暫時性，非均衡發展將成為常態，空間差異成為普遍現象，這為我們經濟政策研究提供了基礎思路，成為我們研究區域金融調控政策的初始條件之一。金融內生于經濟的本質屬性，說明區域金融對區域社會經濟條件的敏感依賴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內生于金融的要求，這種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區域金融調控政策應該具有針對性，具體事情具體分析，即所謂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二、區域金融調控的個體異質性
牛頓經典物理學致力于尋找世界的單極本質，最終將這種本質歸結為上帝、神、靈魂或心理等特定實體。在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下，主流經濟學家堅信復雜現象背后必然存在單一的核心本質，并且堅持探尋這種單極化本質。對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本質而言，“沒有比用‘主觀使用價值’這個短語能夠清楚地描述現代經濟學的特征了”③。事實亦然，從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構建基礎和修正路徑來看，完全理性的自我、有限理性的自我、理性和非理性共同構成的自我等各種結構的心理自我是成為整個經濟學大廈構建的終極根據，經濟學越來越向心理本質逼近。從物理學的發展脈絡來看，物理學經過亞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等巨匠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出一個明顯的發展趨勢，就是跳出牛頓經典物理學具有的單極化本質主義思維框架，不再將世界的本質歸結為某一單極，如心理，而是逼近關聯互動的現實世界。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人類社會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選擇和被選擇的關系逐漸取代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正從單極本質主義向關系論轉向。從現實來看，人們行為的決定因素不是單一地來自于人的心理，而是由人和其所處的“環境”之間的交互過程決定的，是一個復雜系統，在這一系統中，人是參與者，人與身處的“環境”之間的關聯互動才是行為的全部現實。現實已經深刻地告訴我們，與其把自我與現實世界割裂，不如擺正參與者的位置，融入現實。在這一點上，主流經濟學做得遠遠不夠，卻還在“心理本質”的泥沼中步履蹣跚，漸行漸遠。
（一）關于“經濟人”假設
在斯密開創的古典經濟學體系中，利己心驅動為基本動力或原則；經過穆勒古典經濟學的綜合后，經濟人假設成為經濟學大廈的基石；在邊際主義的推動下，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擴展了經濟人假設的內涵：把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設作為理論基礎，認為所有經濟主體具有理性預期，愿意并且能夠最大化他們的預期收益，完全理性的經濟主體經過博弈最終形成的經濟狀態通常是均衡的。后來，經過德布魯等人的努力，完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公理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數學形式理論體系，完全理性的自我成為正統經濟學的心理基礎。在完備性、傳遞性、自返性三大假設下，經濟人可以對備選空間中的各種選擇的進行理性排序不會發生混亂，并且一定會選擇其偏好的選擇而不會犯難，最終形成一個唯一的、一致的偏好順序，從而誕生一個作為“原子”的經濟人。同時，在一般均衡理論指導下，構建的分析模型就是分析當“參數”發生變化時，調整系統的均衡狀態，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較靜態分析方法，也就是時間可逆下，經濟系統在被忽視的空間中按照預期規則地進行所謂的調整。
事實證明，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設，是對經濟主體行為和經濟系統的過分簡化，雖然有利于經濟理論的簡潔化、模型化和美觀化，但因為距離復雜的現實世界越來越遠而備受現實詬病和質疑。鑒于此，經濟學發展的一條重要脈絡就是對經濟人的完全理性做出修正，使其更符合現實情況。有限理性假設認為，現實經濟是復雜的，經濟主體具有有限理性，經濟主體追求最大化的過程是漸進的，經濟主體的預期是有差異的。
（二）關于個體的主動參與性
如上所述，古典以及早期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是決定性世界。在這一個世界中，被置于完全競爭市場當中的經濟人根據完全理性假設確定的決定論法則，權衡代價和回報的關系，實現效用最大化。這一過程中，代價和回報的關系是被決定的，經濟人只是被動接受市場價格變動，機械地做出反應，同時這種行為對市場沒有任何影響力。經濟人在“環境”中是事實上的“旁觀者”。
而在現實經濟世界中，人們只能決定投入，無法控制所得。人類獲得的信息和可以進行的預期都處于持續演進的時空中，面對的總是不確定性世界。在不確定性世界中，經濟人與所處“環境”為互動關系。在“關系互動”情形下，經濟人由被動旁觀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經濟主體的行動不是根據刺激被動做出反應，而是主動參與。每個經濟主體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行為模式行動，個體異質性普遍存在，不存在不變的、一致的心理法則，任何無視現實世界這種關聯互動關系，構建“心理黑箱”的做法只能是純粹的理論探討。目前，盡管基于“被動接受”關系結構的完全競爭理論仍然是正統經濟學范式的核心部分，但是，經濟學已經逐漸向深入現實的經濟世界方向發展，個體異質性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正視。
系統論認為，系統中的主體即個體具有適應性，與“環境”進行交互影響。這將“個體的主動性提高到了系統進化的基本動因的位置，從而成為研究和考察宏觀演化現象的出發點”。個體間的交互作用過程即適應過程產生復雜性，生存或發展是其目的。這一交互過程中，沒有脫離“環境”、脫離整體的個體，作為整體基礎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單獨的可以簡單相加的個體，而是相互作用的個體；每一個個體都是其他個體的“環境”，并在主體與“環境”的關系中不斷轉換，形成整體作用，因此，并不存在“凌駕”個體的整體。主體與“環境”交互作用是為系統的演化動力，這種對主體和“環境”交互作用的認識將宏觀和微觀有機聯系，為我們將個體主動性視為整個系統變化的基礎提供了基本理論依據，也為我們區域金融政策分析中將微觀主體行為動機、作用機制與中觀、宏觀經濟現象有機聯系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之一。
（三）個體異質性研究意義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新古典經濟學采用了將宏觀經濟現象直接縮小為個人或個體的經濟行為現象進行分析，然后再加總推理到整個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還原論思想。簡單來講，還原論的基本邏輯認為，“整體等于局部之和”，任何事物都是由“物質之磚”堆砌起來，可以通過對其組成結構的分析來形成對事物整體的認識，事物的整體行為可以通過分析部分行為并把部分加和來解釋。
分析還原是西方知識傳統的基本特征，現在來看，作為認識事物的一種方法，通過逐步地、部分地認識系統組成部分逐漸形成對系統狀態、結構和功能的理解，對于我們認識世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還原論的成功之處在于，通過解構系統，從系統組成成分的性質探究系統的基本特征，這也是近代科學以追求確定性和線形規律為崇高理想的表現。事實上，現時經濟世界中并不存在典型個體，不存在全局掌控者，而是存在眾多差異化的個體。同質化的典型個體無法反映經濟系統中個體的差異化，也無法解釋非均衡狀態的長期存在性。典型個體的同質化帶來的是對個體差異的忽視，是對個體利益和動機的輕視和抹煞，是對局整關系的誤解。還原綜合方法中，我們常常把局整關系歸結為局部服從、服務于整體，這并不科學。系統的局整觀也注重全局對局部的服務能力，要給局部的發展提供平臺和條件，絕不是一味抑制和抹殺。“局部之所以加入整體，原本不是為了整體去犧牲自己，而是為了通過與其他局部關聯起來產生特定的整體涌現性，同時也使自身得以生存發展。所以，保護和照顧局部是系統整體固有的義務和責任，在管理局部的同時還應該尊重局部，在使用局部的同時還應該培養和保護局部，這才是系統之為系統的核心價值所在。”
這里涉及兩個觀點，一個是整體性，一個是個體異質性。關于兩者關系，其實一早就體現在亞當?斯密的研究視角中，斯密的社會利益實際上是個體利益的“合力”，很早就認識并指出了整體和局部的關系和實現方式。系統論認為，系統中子系統的多樣化和差異性是系統整體涌現性存在的前提條件。區域金融調控政策研究的初始條件之一就是要在遵從整體性的基礎上，正確認識、對待和整合個體差異性，促進系統間的相互作用，促進系統正的涌現效應的實現，即正確認識、對待、整合各個區域之間的個體異質性，不是單純抑制異質性的發展，而是強化這種異質性的聯系和合作，引導這種異質性向整體目標靠攏，最終實現整體目標。
三、區域金融調控的資源異質性
傳統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中，經濟人按照完全理性假設條件進行選擇，經濟分析可以達到均衡狀態還隱含一個重要條件，即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在給定的資源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的過程中，經濟人用于購買商品組合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這一假設的重要作用在于客觀度量經濟人的主觀效用。因為，每個個體的主觀評價千差萬別，即使是典型的個體，主觀感受也不可能相同，理論上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需要一個能夠起到客觀衡量作用的事物，經濟學選用了貨幣或者時間。如前所述，這里的貨幣是無差異的貨幣，這里的時間也是去除了空間差異的時間。這樣，完全可替代的經濟資源就為傳統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客觀度量主觀感受的參照系和經驗框架，在這個經驗框架下，資源具有完全替代性，資源的異質性卻被忽視，從而背離現實。
（一）關于資源
經濟學中，對資源的研究由來已久，并體現在經濟學研究主題的變化中。在19世紀中葉前，經濟學被看成是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斯密）、“支配人類產品分配的法則”（李嘉圖）以及“資本主義運動規律”（馬克思）的研究；19世紀中葉后，經濟學逐漸成為分析“作為既定目的和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羅賓斯），在對資源增長的關注之后，經濟學逐步成為在既定資源下，對資源最佳配置原則的研究。這里撇開不談這種研究主題變化的意義，單從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可以看出，“資源”是經濟學中的基礎概念之一，并且可以從經濟學的發展脈絡中追本溯源。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對資源概念的認識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資源內涵是隨著時間維發展而變化的增函數”，從流通領域到生產領域，從單一資源到多種資源，從自然資源到社會資源，資源的內涵動態拓展，資源具有的一些共性相對穩定，如資源的相對稀缺性，同時，資源的一些特性也逐漸被人們認識和重視，如資源的非均衡性和異質性。任何經濟活動都離不開一定的地域空間。從世界經驗來看，資源空間分布上的不均衡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自然資源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社會資源在各國和各地區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就貨幣來講，因貨幣資源區域流動引力和慣性（崔滿紅，2002）、貨幣持有者的心理預期和偏好等因素，同質貨幣的異質性也很明顯。因此，非均衡性和異質性就成為一種資源特性。資源的非均衡性主要是指資源空間分布的不均衡，資源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在特定空間中不可完全替代的差異性，自然資源如此，社會資源、金融資源亦然。西方經濟學流派中關于資源的界定見表1。
（二）資源異質性影響經濟行為
“蝴蝶效應”認為，“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動翅膀會在得克薩斯引起龍卷風”，指出了系統行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在經典動力學解釋下，系統運動的軌道對初始條件并不敏感，系統運行具有確定性；而“蝴蝶效應”認為，系統運行軌道敏感依賴于初始條件，初始值的不同或微調，會使得系統運行軌道發生偏差。對資源相互替代性的經驗框架來講，資源同質性和異質性的區別，就是無差異曲線的分析軌道的兩個不同的初始值。在資源完全替代假設下，無差異曲線被賦予了資源同質性的初始值，其運行軌道可以用“經典動力學方程式”嚴格確定，向外擴展或向原點回縮，兩條無限接近的無差異曲線只會永遠平行運行而不會相交；而在資源不能完全替代設定下，無差異曲線對初始值的敏感依賴性將影響其運行軌跡。在資源異質性初始值下，無差異曲線運行軌跡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使是初始值的一個微小的變化，就可能引起無差異曲線運行軌跡的重大調整和變化，兩條永遠無限接行運行而不會相交的無差異曲線將不可能存在。這對區域金融調控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統一政策與資源異質性的關系來講，資源異質性就是統一政策運行的初始條件。我國不同區域的金融資源分布不均，金融資源的異質性也比較明顯。統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般忽略了資源異質性，但并不代表這種異質性對統一貨幣政策的運行軌道不產生影響。事實上，不同區域的資源異質性會對統一政策的運行軌道產生不同的、微小的、“多點式”影響，有如“螞蟻潰堤”，這些不同的、微小的、多重的影響一旦在同一方向形成合力，將會使得統一政策的運行軌跡發生微調甚至改變運行軌跡。可見，資源異質性初始條件不同，即使是比較小的差異，也難免會影響統一政策的運行軌道和政策效應。因此，區域金融調控政策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之一就是重視金融資源的異質性，對這種異質性對經濟、金融運行以及統一政策運行軌道能夠產生的影響引起足夠重視，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打擊、抑制，應該引導并規范這種異質性的作用力向統一政策的基本運行軌道無限靠近，從而強化統一政策效力。
（三）資源異質性的研究意義
在資源稀缺的約束條件下，資源配置研究主題中，資源完全替代性分析范式備受現實質疑。我們以貨幣這一經濟學常用的價值衡量工具為例，在傳統經濟學中，資源完全可替代，參照貨幣或時間無差異標準衡量的邊際價值是相等的，人們的主觀感受趨于高度理性和高度一致。但在現實中，經濟資源具有差異性，人們進行選擇評價的參照系是多維的，面對同一問題，按照參照系的不同維度，其得出的判斷和結論也很可能不同。試舉一例，現實中，看戲前丟了戲票大多數人選擇放棄看戲，如果丟了和買戲票差不多的錢，并且還有錢買票的話，大多數人選擇再買票。在傳統經濟學中，貨幣和時間衡量的邊際價值無差異，丟戲票和丟錢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應該趨于一致，而現實并非這樣，戲票和等額貨幣并沒有完全替代，由此引發的人們的行為也存在較大差異。由此可見，現實中，資源異質性對經濟行為具有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空間異質性、個體異質性和資源異質性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形成了區域金融調控的三個設定，從而影響并決定了區域金融調控的整體性、系統性、層次性和科學性，我們在研究區域金融調控問題時應予以重視。■
注：
①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時間只是一個外在幾何參數，沒有方向，時間反演對稱。事實上，系統演化具有方向性，過去和未來不再對稱。簡單來講，在牛頓方程式F=和傅里葉方程式=中，用-t代替t，前者沒有區別，后者方程變號。
②項俊波.結構經濟學―從結構視角看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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