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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決策問題一直都是經濟領域的熱門問題之一，眾多學者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投資決策問題上得到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錢進（1990）通過全局最優的方法研究投資決策問題。宋軍等（2003）建立了一種極小化跟蹤投資回報率與目標回報率偏差的多階段投資決策模型，并將隨機模擬、遺傳算法和神經網絡集成在動態規劃之中，設計給出了一種智能化求解方法。衛淑芝（2010）討論了資產價格在宏觀經濟以及金融等因素影響下，含有可違約風險債券的連續時間風險敏感度投資決策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當前的投資決策問題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尤其在不確定性因素的處理方面更顯突出。為了處理投資決策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眾多學者應用隨機方法和模糊方法對投資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將主要從模糊優化的角度來研究投資決策問題。自從美國控制論專家Zadeh（1965）提出模糊集理論以來，模糊模型及相應算法得到了迅速發展。期間，Liu和Liu（2002）提出了可信性測度的概念并有效地豐富了現有模糊優化理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可信性理論已經在社會眾多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袁國強（2009）基于可信性理論提出了三類模糊生產計劃模型并設計了相應的算法對模型進行了求解。鑒于可信性理論地廣泛應用，本文首先將基于可信性理論提出一類新的帶有模糊約束的投資決策模型；然后，通過模型的性質將模糊投資決策模型轉化為線性規劃模型；最后，給出一個具體的證券投資決策問題例子來表明所設計模型的實用性。
二、帶有模糊約束的投資決策模型
在本文的以下討論中，假設采用下面的指標和參數。i=1，2，…，n：投資有價證券的數量；Ai：第i種有價證券；ai：第i種有價證券的信用等級；bi：第i種有價證券的到期年限；ci：第i種有價證券的到期稅前收益率；xi：投資第i種有價證券的金額；k：在n種有價證券中選出固定投資的m種有價證券至少所需投資的金額總數；K：投資者現有的投資金額總數；a：投資者可以接受的所購證券的平均信用等級；b：投資者可以接受的最高所購證券的平均到期年限。使用上面的記號，為了得到帶有模糊參數的投資決策模型，本文首先建立以下帶有確定性參數的投資決策模型：maxni=1Σcixis.t.mi=1Σxi≥kni=1Σxi≤K（1）ni=1Σaixi≤ani=1Σxini=1Σbixi≤bni=1Σxixi≥0，i=1，2，…，n這里，約束條件mi=1Σxi≥k表示在需要投資的證券中選出m種證券，使得這些證券的投資總額不少于k；ni=1Σxi≤K表示需要投資證券的總金額數不超過K；ni=1Σbixi≤bni=1Σxi表示投資者所購證券的平均到期年限不超過b。在確定性模型（1）中，約束條件ni=1Σaixi≤ani=1Σxi表示投資者所購證券的平均信用等級不超過a。由于有價證券的投資受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例如，銀行利率、信用風險、交易風險、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等）影響，從而要求投資者在有限的信息條件下要想得到最大的投資利潤就必須合理地對各種投資風險進行妥善處理，所以本文將信用等級看作離散型模糊變量，即模糊信用等級ai（γ）（i=1，2，…，n）。因此，通過以上引入的模糊系數可以建立下面帶有模糊參數的投資決策模型：maxni=1Σcixis.t.mi=1Σxi≥kni=1Σxi≤K（2）Crγni=1Σai（γ）xi≤ani=1ΣxiΣΣ≥0.8ni=1Σbixi≤bni=1Σxixi≥0，i=1，2，…，n由于以上模糊投資決策模型（2）的模糊約束中的可信性水平是0.8，所以根據Bai等（2009）中的相關理論可以將模型（2）轉化為下面的線性規劃模型：maxni=1Σcixis.t.mi=1Σxi≥kni=1Σxi≤K（3）ni=1Σ［ai（γ）］R0.4xi≤ani=1Σxin=1Σbixi≤bni=1Σxixi≥0，i=1，2，…，n這里，［ai（γ）］R0.4表示sup｛tμai（γ）（t）≥0.4｝，并且由于模型（3）是一個經典的線性規劃問題，從而可以采用經典的線性規劃算法進行求解。
三、帶有模糊約束的證券投資決策實例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犯罪違法行為
1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概念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亦應有立法概念與司法概念之分（有學者又把它表述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實質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實意思一樣）。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為：證券投資基金是指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者利益和國家對證券投資基金業的監管理制度，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秩序的行為。在立法意義上存在的證券投資基金犯罪存在于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的各個階段，不以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規定為轉移。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違反證券投資基金法規的行為應該犯罪化，其標準首先是社會危害性。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則可界定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是指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規范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即凡是證券投資基金刑事法律規范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行為，都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標準是刑事違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2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構成要件
2.1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體要件
根據刑法理論的傳統定義，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或者威脅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從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體問題，主要是將刑法目的貫穿于整個刑法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犯罪客體論，即“法益說”，認為用“法益”來代替傳統定義中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更為妥貼，筆者亦表示贊同。
就證券投資基金犯罪而言，在現實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觀上也存在許多種情況，但是構成證券投資基金犯罪行為的客體要件必須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這種法益通常易受到證券投資基金操作中的違規、違法行為的侵害或威脅，因而刑法特別予以保護，同時也受到證券投資基金方面法律、法規的保護。有學者指出，證券投資基金法雖然有一定的社會本位性，但本質上都是一部“投資者權益保護法”，因而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要客體應是投資者的財產權利，筆者雖對觀點表示贊同，但是考慮到我國的立法體例，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是規定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中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來，證券投資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要客體。
2.2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觀方面要件
犯罪客觀要件，是刑法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侵犯性，而為成立犯罪所必須具備的客觀事實特征。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觀方面，必須是說明此行為的危害性，并為該行為構成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所必須具備的，此外，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觀方面必須是相關刑事法律所明確規定的，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觀方面在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構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點是外在性，直觀性和客觀性，不僅直接體現了證券投資基金犯罪行為對期貨管理秩序的嚴重危害性，從而可以決定證券投資基金犯罪客體的存在，而且還是認定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人主觀方面的客觀依據。
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客觀方面要件具體表現為行為人違反證券投資基金法律法規，在從事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經紀或其他相關活動中，破壞證券投資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2.3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體要件
對于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體，概括來講就是與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的機構及其相關人員，其為一般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動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為一般個人主體和特殊個人主體兩類。一般個人主體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實施了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秩序行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這類主體在證券投資基金犯罪領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證券投資基金這種方式進行貪污、詐騙等犯罪行為的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中的個人主體主要是特殊個人主體，即實施了嚴重危害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投資基金托管金融機構中從業人員。
單位犯罪多是經濟犯罪的一大特點，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證券投資基金的實際操作運行中，由于單位比個人具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在人才儲備、技術占有、信息渠道、公關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優勢，其實施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應該說隱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所以單位犯罪應該是我們在證券投資基金犯罪預防方面所要針對的重點。要強調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中的單位主體必須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與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為了實施犯罪而成立，依相關的司法解釋只能認定為自然人犯罪，而談不上單位犯罪主體。具體而言，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單位犯罪主體包括:
（1）商業銀行；
（2）證券交易所；
（3）證券公司；
（4）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機構。
2.4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觀方面要件
理論界的一般觀點是，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而且主要表現為直接故意。筆者認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觀形態只能是故意，過失不可能構成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國刑法體系中，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皆屬于財產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學者所指的“貪利性犯罪”，這種犯罪類型是不可能存在過失的心理狀態的，因為這類犯罪有其明確的目的，或是為了非法謀取經濟利益，或是為了減少自身的損失。例如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其犯罪行為的實質就是違背受托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財產。
（2）我國刑法明確規定：“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這體現了刑法以處罰故意犯罪為原則，以處罰過失犯罪為特殊的精神，說明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罪過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構成。考察有關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刑法條文，可以發現并未規定過失可以構成相關證券投資基金犯罪，所以筆者認為，證券投資基金犯罪的主觀形態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過失。[]
參考文獻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證券電子商務是證券行業以互聯網絡為媒介為客戶提供的一種全新商業服務，它是一種信息無償、交易有償的網絡服務，它是運用最先進的信息與網絡技術對證券公司原有業務體系中的各類資源及業務流程進行重組，使用戶與內部工作人員通過互聯網就可開展業務與提供服務，目前我國比較典型的證券電子商務領域集中體現在證券電子商務促進證券經紀業務的拓展和延伸。
一、電子商務和證券經紀業務"聯姻"所體現的優勢
1、近幾年證券電子化對證券經紀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交易撮合"無紙化"和證券交易"異地化"。
一方面，我國證券交易市場完成由手工競價到電腦自動撮合、由分散過戶到中央登記結算、由實物交收到電子簿記的過渡，實現了證券交易方式從"有紙化"向"無紙化"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僅在效率方面發生了"質"的飛躍，也為我國證券電子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交易所建成的"衛星證券通信網絡"，使得在國內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利用該網絡實時接收兩個交易所和行情等交易信息，全國范圍內的證券交易市場隨即形成。
（2）交易席位"無形化"和資金清算"電子化"
其一，"無形化"的交易方式代表著全球證券市場的發展趨勢，交易所開發的"無形化電子交易系統"提高了證券市場交易的效率；其二，"證券資金法人結算"制度標志著證券資金清算進入全新的"無紙化"時代，而且對整個金融業的電子化進程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影響較為深遠。
（3）委托方式"多樣化"
我國證券交易委托方式從傳統的柜臺填單委托，發展到條碼委托、電話委托、遠程終端委托、網絡委托，方式日趨多樣化。最近券商借助電信、電視等現代化媒體，將電子商務的概念引入證券交易市場，交易手段又在不斷創新。
2、現階段證券電子商務顯示出諸多優勢，拓展和延伸了證券經紀業務
在證券經紀業務中，證券電子商務能為投資者提供國際經濟分析、政府政策分析、企業經營管理分析、證券板塊分析、證券靜態動態分析等方面服務；能夠以每日國內外經濟信息、證券行情、證券買賣、投資咨詢、服務對象的輔助決策分析及提供特別專題報告等方式為投資者服務。具體來說，對證券市場各方主體有如下影響：
（1）對于券商，它是巨大的遠程市場，可以打破時空界限，快速信息傳遞，使網上交易在開發客戶資源上體現出競爭優勢，無限地擴大客戶資源；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券商固定資產投入，為券商進行低成本擴張大開方便之門；且還可提供個性化的資訊服務，以滿足客戶不同的信息需求，券商輻射范圍加大；
網上交易仍是券商經紀服務的一種延續，它實質上是使投資者有一個較好的顧問，并以較為低廉的成本和較快的速度來完成的一個完整的交易，集中做好網上經紀服務管理工作將成為券商競爭的重要手段。
（2）對于投資者，可以排除空間、時間的障礙，方便地查詢行情、委托，獲取投資公共資訊及私人資訊，投資者能夠隨時隨地參與交易等，實用性高于其它方式；
（3）對于證券監管者，網上證券交易有可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和不充分，抑制市場投機，可以擴大投資者隊伍，倡導技術革新。
二、新形勢下證券經紀電子商務對證券經營機構的影響
目前我國的證券經紀電子商務大量體現在網上證券經紀服務，近期中國證監會頒布了《網上證券委托暫行管理辦法》，它的出臺為所有證券電子商務的參與者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政策指引，堪稱中國證券電子商務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也意昧著券商圍繞網上經紀業務的爭奪大幕已經拉開，已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經紀業務發展趨勢。
隨著證券電子商務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證券市場將逐漸從"有形市場"過渡到"無形市場"，現在的證券交易營業大廳將會逐漸失去其原有的功能，遠程終端交易、網上交易將會成為未來證券交易方式的主流。這一切都對證券經營機構經紀業務的發展理念產生重大影響。
1、證券經紀經營理念的變化
未來的證券公司靠富麗堂皇的營業大廳吸引客戶、靠鋪攤設點擴張規模的經營方式已顯得有些不足，相反應當依托最新的證券電子化成果，積極為客戶提供投資咨詢、代客理財、資產管理、網上經紀等金融服務，努力建立和擴展龐大的客戶群體將成為其主營目標。網上經紀交易將給傳統業務帶來極大的沖擊，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實力機構可以依托有形網絡的優勢提高網上交易額，造成與有形網點爭奪客戶的局面，使客戶量向網上流失，傳統營業部的交易量下降，收入減少。因為互聯網的在線交易多了，證券營業部的數量、經營面積、計算機LAN工作站數量、證券營業部工作人員數量都將減少，高層次的證券經紀投資顧問人員將增加。網上信息資源的豐富、專業，將使傳統的經紀人受到一定的沖擊，沒有深入研究、高深專業知識的經紀人將會被淘汰。
隨著證券電子商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深化，證券電子交易場所中的"虛擬證券營業部"出現，將迫使證券從業人士的服務方式和內容都作出重大調整。因為在網上交易模式上交易席位已經具備"無形席位"的全部特征，導致投資者有可能越過券商直接入市，在這種趨勢下，交易者對券商的依賴則可能更多的是技術支持、信息咨詢等服務而不是。經紀人和利潤將有可能不再以代為撮合成交賺手續費為主，而是變為以向提供咨詢服務為主。網上證券交易可以不需要中介方而使證券業的非中介化和網絡化越來越明顯，許多傳統經紀人、投資專家、造市者、券商面臨失業，要生存只能采取網上券商、經紀人、分析家的方式。
2、證券經紀營銷方式的變化
未來的證券公司的市場營銷將不再依賴于經紀營銷人員的四面出擊。而將集中更多的精力用于網絡經紀營銷。通過網絡了解客戶的要求，并根據客戶的需求確定經紀營銷的策略和方式，再將自己的優勢和能夠提供的經紀服務通過網絡反饋給客戶，從而達到宣傳、推銷自已的目的。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證券經營完全可以借助各種高效的通訊介質、技術與手段走向新的高度。更多的證券投資者將可以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而自由地投向他們所欣賞和信賴的、且可以指導他們有證券投資上帶來回報的券商；換言之，能很好地給投資者提供投資指導并為其帶來較好收益的公司會受到越來越多投資者青睞；反之，則勢必"門庭冷落車馬稀"。同時隨著投資者對于個性化服務的要求不斷增強，經紀人制度、投資理財服務等新業務也將成熟并大幅擴展客戶面；開展證券電子商務可使投資者與經紀人方便地進行交流，讓經紀人更快捷地為所經紀的客戶提供更為專業、個性化的投資指導。
3、證券經紀經營策略的變化及中小券商的歷史機遇
在未來的網絡互聯、信息共享的信息社會里，由于單一傳統的經紀業務組織方式受到挑戰，證券公司將不再單純依靠自身力量來發展網上經紀業務，而是利用自身優勢與銀行郵電、IT計算機技術公司、網絡公司、信息公司等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網上交易和移動交易全面沖擊傳統交易方式，各行業在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聯手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立體證券經紀交叉服務。如網上交易委托和手機短信息交易、手機上網交易（WAP）、掌上交易器三種移動交易等，這種合作會給各方帶來證券經紀成本的降低和客源的增加，從而達到增收節支、擴大業務的目的。
未來證券業在經紀業務上的競爭必然加劇，作為只允許經營經紀業務的中小券商，現在應該考慮在經營中對傳統、單一的證券經紀業務模式做根本性的變革，才能抗爭來自那些實力雄厚、存在規模優勢和集團效應的綜合性券商的壓力。就網上經紀業務而言，網上經紀業務比傳統業務的壓力小得多，大家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也就是說，在強手如林的券業競爭中，網上交易為小券商帶來了極大的機遇。網上經紀業務為網點少、綜合實力弱的國內中小券商的發展帶來了新希望，網上交易將通過改變經營模式，打亂原有的競爭格局，使市場資源重新分配，這樣網絡證券商正從傳統證券商那里不斷奪得市場份額。從我國的證券商經營來看，最近我國券商進軍網絡交易的勢頭十分迅猛，平安、青海、中信、西南、華泰等券商欲投入巨資發展證券電子商務，并將此舉看成與傳統大券商抗衡的重要途徑。青海證券認為在未來的證券經紀業務中，提供優質服務將成為證券公司之間競爭的主要手段。通過其建立起來的數碼證券網，青海證券將在大幅度降低服務成本的同時，向用戶提供主動性、個性化、及時的服務，力求為中小券商闖出一條新路。
4、入世后我國證券經紀網絡業務面臨的挑戰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1997年通過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使各國金融市場開放加大以及世界金融機構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發展趨勢的進一步加強，提供交易、支付和結算"一條龍"服務的金融機構正在出現，為網上證券交易的順利進行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對于券商的入世前景，一般認為：國內券商在市場占有率、市場熟悉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方面具有優勢，國外券商則在金融創新、風險控制和運作技術方面具有優勢。顯然，國內券商擁有的優勢一種靜態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優勢可能消失殆盡。與此同時，國外券商擁有的動態優勢將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
證券電子商務就是證券活動各個環節（信息采集、、檢索、交易、支付、清算、交割等）的網絡化。因此，WTO時代意味著證券網絡經紀業務的競爭不僅僅來自國內。隨著入關時刻的日益臨近，中國的證券市場必將全方位的對位開放，來自國外的金融機構很可能以網上交易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突破口。
三、國內券商開展網上經紀業務的幾個關鍵性競爭因素
國內券商開展網上經紀業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證券網絡經紀市場方面的要求。
1、具有下單方式多元化的電子網絡交易平臺
證券電子商務不僅僅是簡單的遠程委托：它應當是一種大規模、全方位、體系化、新型的證券經營模式。將來證券投資者應該可以在遠離證券公司（營業部）的任何地方通過電話、移動通訊（WAP）、尋呼機、傳真機、電話、WetTV（頂置盒）和互聯網（INTERNET）等信息終端在遠程完成一切與證券投資相關的工作。
中國擁有全球最先進的電腦主機自動撮合系統，所有的證券營業部都擁有與證券交易所聯網的電子交易平臺。電話委托和自助委托已成為主流交易方式。在此基礎上，可以更進一步將電子交易平臺延伸到家庭、辦公室（通過有線電視網、國際互聯網）乃至個人（通過無線網絡）。通過各處信息終端（電話、電視、臺式電腦、尋呼機、手機、掌上電腦等），使投資者能夠隨時隨地進行證券交易。如此一來，在證券電子交易領域，國內券商就能夠整體領先國際水平。
2、以網絡模式使客戶擁有的服務價值得以最大化為導向
長期以來，我國股市基本上以散戶為主的市場，個人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和投資水平都較低，迫切需要投資咨詢，這是開展網上經紀業務的基礎。在現階段條件下，網上交易的根本就是提高券商服務質量的重要手段，實質上是使投資者（特別是非現場交易者）有一個較好的投資顧問，并快速便利地以相對低廉的交易成本完成完整的交易。搞好服務管理將成為券商競爭的重要手段，現階段的證券行業已進入一個服務競爭的新階段。
網上經紀業務的要點是提供大量及時、周到的投資訊息，能夠快速響應客戶的需求，使客戶通過網絡所得到的服務價值爭取達到最大化。經過近十幾年的發展，國內券商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滿足投資咨詢的能力。因此，國內券商目前所要做的就是借助網絡，將各種新名詞分門別類地及時送達給客戶手中，比如，通過電子郵件將投資組合建議發送給客戶，通過尋呼機警示客戶所持股票已到止損點等。
3、建立起網上經紀的品牌和商譽
隨著電腦的普及，網上經紀將以極快的速度發展。網上經紀將主要以信息、咨詢、研究優勢爭取投資者，券商在開展網上經紀業務的同時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網上經紀業務的同時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網上資訊查詢平臺，這對券商的信息與研究者提出了很高要求。由于硬件條件的差別較小，網絡經紀的競爭只能依靠軟，網絡跨躍時空的能力會將這種優勢服務的能力無限放大，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在網絡經濟模式下更是一條不變的規律。而且在證券電子商務中，技術構成了服務與業務的基礎平臺，任何一種新的業務思想或技術很快能被對手所仿效，券商只能靠服務與業務的創新對能保證競爭的優勢。開展網上經紀業務爭奪市場，是證券經紀業務的必由之路，為此券商必然高度重視信息與研究工作，加大對信息與研究工作的投入。
網頁創作優良、信息內容豐富是成功開展好網上交易的必要條件。網上交易對投資者而言，一個很大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排除空間、時間障礙，方便地查詢行情、委托，獲取投資公共資訊及每家券商獨特的資訊。因此，券商網頁創作優良、快捷、方便，信息內容豐富就成為吸引投資者很重要的方面。當然這對券商人員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強大的研究力量將成為券商網是交易的核心競爭力。目前，大部分券商網站都在向"大而全"靠攏，放棄了證券行業最寶貴的"特而專的專賣店"概念，如果某家券商網站能夠形成自已的獨特性，內容服務形成品牌優勢，這樣的網站就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樣的證券電子商務--網上經紀交易才會搶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只要券商網絡經紀在投資者中建立起良好的資信和品牌，客戶會主動選擇服務好、信譽高的券商，客戶的范圍會遍布全國各地。
4、最好擁有自主開發的INTERNET專門網站
目前"擺地攤"已經成為證券公司發展網上交易的主要模式。所謂"擺地攤"，就是由網絡或IT公司負責開設網絡站點，爭取客戶，為客戶提供投資資訊，而證券公司以營業部的身份在后臺為客戶提供網上交易的通道。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此種網上交易還處于嘗試階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這種方式最大的
缺陷是營業部放棄了對自己客戶的直接服務，將自己的客戶拱手讓給了IT公司，如果今后若干年國內券商的制度保護壁壘被打破，這些券商將會變得一無所有。有鑒于此，目前國內一些大券商開始設立自已的網站，并紛紛開通本公司的內部廣域互聯網，然后再與互聯網聯結，客戶委托直接通過內部網絡到營業部交易系統，不再經過IT公司。相比較而言，這種模式比較科學，是券商開展網上交易方向。
網上證券經紀交易的硬件形式很容易被模仿，關鍵就在于是否設有公司專門具有特色化的網站，內容服務是能否形成品牌化優勢。這不僅包括對投資者的信息服務，還包括圍繞網上交易的優勢，對原有網站的業務流程進行重新設計，如開拓客戶應答中心、24小時全天候服務、實時大勢分析，同時根據客戶的不同層次提供個性化服務等等。
【國內實例】中信證券宣布將與國內最大的財經類網絡技術公司和訊推出網上交易綜合服務平臺，使投資者在能進行網上交易的同時，提供最新財經信息，及基于和訊網的實時專家點評等個性化理財服務；又如，青海證券組織了一批優勢的專業技術人才，利用國內外最先進的網絡技術，逐步實施其全面轉型計劃。公司不僅設立了數碼證券網站，自主開發并開通了網上證券交易，還設立了公司的專家服務中心和電話理財中心，把自身培育成具有證券行業最寶貴的"特而專的專賣店"之特色，形成自已網站的獨特性、內容服務品牌化優勢，使其從傳統型券商向基于互聯網的新型網上券商全面轉型。
【國際實例】美國第一大互聯網證券經紀商Schwab成功經驗可以成為例證。Schwab實際上是服務個人財務的全能證券型超市，形成證券行業最寶貴的"特而專的專賣店"之特色。它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和提供財經資訊，包括零售經紀、共同基金和獨立經理支持服務，同時提供給投資者網上交易、電話交易及店面交易，客戶可選擇自已所需要的模式。在Schwab網站上，不僅可看到即時行情、新聞、歷史財務數據，也可以制定個人主頁，查看自己的帳戶，編制自己的資產投資模型；而且Schwab通過加強盡可能詳細可靠的信息服務，并使其與多種產品結合起來，能得到更多的資產委托，獲得客戶的長期信賴等等。它注重通過技術手段創新服務模式，提高服務質量。其通過有效利用技術來降低成本，改進服務，提供創新的業務模式是它的主要經營特色。
四、證券經紀網絡電子商務未來發展前景
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說過：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將使中國繼續擴大現有網絡規模，提高技術層次。預計到2003年，中國的電話普及率將從12%增加到22%，移動電話的用戶將從890多萬戶增加到2000萬戶左右，由此可見隨著通信、計算機設備的性能價格提高，通信成本會越來越低，通信質量越來越好，互聯網絡客戶也將越來越多，這些都給發展證券電子商務帶來了機會。尤其對我國來說，與其它行業實施電子商務相比，證券業的各類交易信息容易數字化和傳輸，不存在實物流的配送，同時企業的信息化基礎也是最好的，所以首先在這個行業進行電子商務的改造比較容易成功。因此其發展前景是光明的。
1、政府態度和具體政策的推動
證券行業的進入壁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網上交易的直接競爭。證券業是國內和新興行業，近幾年才明確它的發展定位，所以它是政府重點監控發展的行業。近期中國證監會頒布了《網上證券委托暫行管理辦法》，它的出臺為所有證券電子商務的參與者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政策指引，堪稱中國證券電子商務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而且今年兩會期間部分人大代表關于為電子商務立法的提案引起了共鳴。可以預計，隨著證券立法和互聯網立法的雙重保障，政府主管部門和信息產業部門在規范網上證券交易的同時會更從政策上鼓勵更多的券商參與網上交易，促進網上證券交易的飛速發展。
2、證券經紀電子商務與電子化銀行合作化趨勢
促成商業銀行與證券商合作發展網上證券委托交易的前提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隨著網上銀行轉賬業務的發展，投資者迫切需要通過網上銀行一次性辦妥證券買賣業務；二是隨著股民保證金賬戶與證券公司的徹底分離，銀行成為證券公司資金流的唯一運行機構；三是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在混業經營、信息技術和個人金融服務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對國內商業銀行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國內銀行與證券公司的網絡合作技術和客戶群體優勢則是應對挑戰的一項重要舉措。如果銀行業和證券業加強合作，進一步統一交易結算方式，提高網上交易的安全性、可靠性，我國的證券網絡化交易將會獲得更加快速的發展。
3、線上"金融百貨商場"模型的出現
隨著信息產業向各個領域的滲透，網上銀行、網上保險與網上證券交易將有可能促進打破現有的金融分業管理格局，促進三業融合發展，從而促進證券市場的發展。從全球信息產業與證券市場結合日益緊密的發展趨勢來看，互聯網正通過名牌效應、客戶關系和金融信息內容服務改變著證券服務業的現狀，一些新的網上市場正在興起，每個網上金融服務機構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金融樞紐網站，即"網上金融百貨超市"，投資者未來除了股票交易外，亦可經由同一網站獲得配套金融、保險、資產管理等各項服務。因而隨著高速簡潔、雙向互動的互聯網委托管理系統的出現，諸如經紀業務、理財業務、基金業務、財經信息、投資銀行業務、B股承銷推介、債券業務等都可納入證券網上交易系統。
4、網絡化的虛擬券商時代的來臨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網絡化的虛擬券商將是未來券商的的主要模式，券商的各項業務基本上都將通過互聯網來進行，國內券商必須對此早作準備，制訂出可行的戰略方案。虛擬券商將不再有實體上的營業部，通過銀證轉賬系統，券商今后與銀行的合作會越來越密切。券商有必要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為斷地在網上交易業務中推出新的業務。
五、證券經紀電子商務體系的開發及經營模式
證券公司在開展證券電子商務經營時，進入證券電子商務時應當充分考慮對客戶的計算機技術和證券業務的的指導問題，以保證證券經營的安全、穩定與高效。
1、硬件環境的完善
證券電子商務有三方面的網絡問題：互聯網的安全、網絡穩定可靠性和網絡速度。互聯網的安全不僅是證券電子商務所關心的，它更是整個國家的安全問題，特別是象金融證券這類國家支柱產業的互聯網絡，更要嚴格使用國產關鍵技術，以確保安全性。如我國《網上證券委托暫行辦法》規定，有關系統傳輸安全、系統及維護管理等需經過這家權威機構測評和認證。因此，證券經營機構應當建立起公司級的技術風險控制能力。一方面證券經營機構在網絡經紀硬件設備方面要采用計算機網絡安全關鍵技術和產品，這里涉及的東西包括：實用非否認協議、智能卡軟件安全規范、智能卡安全集成平臺、Internet安全集成系統、Internet網絡安全監視器、防火墻系列產品、"黑客"入侵防范軟件、網絡安全教育等。而且隨著我國電信網絡和有線電視網絡技術的提高，網絡穩定可靠性和網絡速度會進一步增強，網絡阻塞現象會減少；隨著新技術將不斷應用于證券行業，并提供可靠的硬件支持，從而能保證證券信息系統安全、高速、可靠的運行；另一方面，證券經營機構可以根據自己的業務量和風險承受能力限制每位投資者通過網上委托的單比委托最大金額以及單個成交日最大的成交總金額，以防范經營風險。
2、證券經紀業務的電子商務化的設計
新一代證券電子商務系統，應構建于"一個網絡，兩個中心"的理念之上。
廣域網平臺上的一個共享系統（提供信息平臺、證券交易、資訊、個人理財等全方位服務）
券商經紀系統內部網絡中心
1、證券公司總部對各營業部的業務流程監控、公司各部門的報表傳遞；
2、證券公司總部市場研究部門的研究成果在系統內的各營業部；
3、系統內的各分公司將各自擁有的信息、資訊、分析進行傳遞及交流；
4、公司系統內各營業部之間實現席位合并、實現公司系統內通買通賣；
5、在總部和各營業部之間建立兩套帳務系統，實現交易業務集中式處理；
6、公司內的辦公會議及員工培訓，實現移動辦公功能等等（達到最大限度共享系統內資源，將潛在資源轉化為現實效益。）
證券經紀客戶服務中心（有形網點+網上交易兩者之間優勢互補）
具體指通過各種信息技術將電腦系統、人工座位代表、信息、電話線路等資源整合成統一、高效的服務工作平臺：
1、聲訊網建立聲訊電話委托和聲訊投資指導系統；
2、和網絡接入服務商或自設網站建立網上經紀服務系統，有專業特色服務；
3、和銀行聯網建立銀行證券電話劃帳系統；
[英文摘要]：
[關鍵字]：間接持有制/跨國證券交易/沖突法規則
[論文正文]：
傳統上，證券是以直接持有方式進行持有、交易和交割的，我們稱其為證券的直接持有制。
其特點在于證券的持有人與證券發行人具有直接的關系：投資者要么被登記到證券發行人的股東名冊上，要么事實上占有不記名證券的證書。[i]在這種傳統的證券直接持有制中，證券轉讓必須實際交付該證券的證明文書或是轉讓文書，這就使得交易本身費時、費力，且成本高昂。不僅如此，還可能存在著遺失、誤放、盜竊或偽造這些紙介證書的風險。正是由于這些弊端促使了證券間接持有制的應運而生。在證券間接持有制中，投資者與證券發行人之間的直接關系被割斷：投資者對于證券權利的利益記載于其證券中間人（intermediary）[ii]的賬簿上，后者之利益可能又記載于另一個證券中間人賬簿上，如此環環相連，直到最終的某證券中間人或者被登記為證券發行人的名冊上的登記所有人，或者直接持有證券證書或者其他代表該證券的所有權文書。因此，在這種證券間接持有制中，投資者與發行人之間存在著一層或多層的證券中間人，證券權利是以簿記的方式登記于不同層次的賬戶上。此種證券權利的轉讓常以非交付的簿記方式進行，或者說不涉及任何交付，擬制交付抑或實際交付均在所不問。
然而，在大多數國家，無論是支配證券交易的實體法還是沖突法均不夠充分、完善，無法真正反映市場的現實。以沖突法方面的規則為例，確定直接持有制中的證券交易或證券質押的可執行性問題，傳統的沖突法規則是物之所在地法，[iii]依此規則，證券交易或轉讓的有效性是由證券所在地的法律來確定。[iv]但是對于跨國證券交易，物之所在地法又如何能夠適用于位于不同國家的多層證券中間人的間接持有制？抑或在此種情況下是否需要采取更為合適的其他連接因素以創設新的沖突規則？對此，法律的滯后性和相關具體規則的欠缺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本文從間接持有制下的跨國證券交易的特點入手，從國際私法的角度來分析傳統沖突規則的困境，同時結合2006年7月的海牙國際私法新公約[v]來探討制訂我國相關沖突規則的路徑。
一、證券間接持有制及其特點
顧名思義，所謂間接（多層）證券持有體制（indirectormulti-tiredholdingsystem）是指一種由不同證券持有層次構成的結構，由上至下，每一層證券持有層次參與者交遞增多，就如同一個金字塔一樣。最上層包括各國證券中央存托機構（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CSD）和國際中心證券存托機構（inter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ICSD），統一集中存托不同發行人所發行的證券。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設立了集中存托機構。[vi]就證書證券而言，代表證券的實物證書托存于CSD或其指定存托處的證券保管機構。而CSD持有的記名證券則記載于發行人的證券名冊中或其指定人的名下。[vii]第二層則包括數量有限的金融機構、證券經紀商、證券存托機構以及一些機構投資者，他們與CSD訂立證券存托合同，并在CSD開設證券賬戶，擁有自己賬戶名下的各項證券利益。[viii]這些證券中間人也被稱為CSD的參與者。[ix]這些參與者名下的證券賬戶中，又往往包括為自己的客戶或其他證券中間人所持有的證券，如此依次追索下去，直到最終的投資者，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券持有體系。如此一來，最終的投資者與證券托存于或記載于CSD名下的賬戶之間就存在著多層證券持有層次。在此結構中，證券發行人只須與一個單一的機構即CSD打交道，[x]CSD與有限數目的大型證券中間人打交道，大型證券中間人與中小型證券中間人直至終端的個人投資者打交道。
可見，間接持有制中投資者既不占有實物證券證書，其名稱也不會出現在證券發行人的證券持有人名冊上。CSD的賬戶只能表示CSD代表其各參與者所持有的證券，每一個參與者的賬戶同樣僅能代表其客戶所持有的證券。故在間接（多層）證券持有體系中，賬戶取代了證券證書，構成了投資者各項證券權利的基礎。不僅如此，CSD和證券中間人通常采用替代性證券賬戶，即同一證券統一簿記，以進一步提高間接持有體系中的證券交易和結算的效率。[xi]在此體系中，證券交易和結算系統的參與者或交易客戶不得請求交付特定之證券，而僅具有請求交付其賬戶上所記載的相同數量和類型之證券的權利。
因此，在間接持有體系中，證券交易和結算僅需在相關賬戶上進行電子簿記即可完成，從而使證券定著或實現完全的無紙化交易。如果證券交易發生在同一個證券中間人均開設賬戶的兩個客戶之間，則只須在該證券中間人的賬戶上進行增減記載即可，實物證券的交付或是證券發行人的證券名冊上的登記或變更均為多余。實際所發生的僅僅是在該證券中間人賬簿中的相關投資者的戶頭上特定證券數量的簿記而已，上一層證券中間人或是證券發行人的賬簿上則無須任何登記。就此而言，所交易證券的事實占有或是所登記的所有權并沒有什么變化。因此，在大多數情形中，只有證券交易的當事方才確切知悉該證券的歸屬。如果兩個證券投資者的證券中間人不同，所進行的證券交易過程則略為復雜。一般而言，這要求出售證券一方（賣方）的證券中間人、買進證券一方（買方）的證券中間人具有共同開設有戶頭的CSD或上一層證券中間人的賬簿上進行相應種類的數量的證券劃撥。實際上，任何簿記式證券交易都是記載于證券交易雙方證券中間人賬戶所共同登記的最近一層賬簿上。同樣，更上一層的證券中間人或是證券發行人的賬簿上無需任何記載變動，實物證券證書之交付也不必進行。
證券的間接持有降低了證券交易的結算成本并減少了直接持有體系中的證券遺失、被盜和偽造等內生的風險。而且證券利益之轉讓僅僅通過在一個或幾個證券中間人賬戶上電子簿記便可實現，這使得證券利益之處分，不論是國內還是跨國都更加便捷有效。在間接持有體系中，證券交易的時間也大為縮短，這同樣顯示出了比傳統直接持有體系更高的效率。除此之外，由于間接持有結構中還可以采用軋差，[xii]使得證券市場的資金周轉速度進一步得以提高，而且市場參與者還能夠控制其信用風險。這主要體現在間接持有體系中，證券的交易常常是現金交收（de2liveryversuspayment，DVP）。[xiii]而對跨國證券交易而言，間接持有制更是不可或缺，它構成了國際證券市場一體化的基礎框架，是開放條件下的全球證券交易的必備要件之一。
二、間接持有制中對證券權益法律性質的識別
以法律的視角觀之，證券持有制的轉變所彰顯的突出問題在于其對證券權益的法律性質產生了直接影響。如果說法律是社會現實的理性構建，則我們現行的證券所有權的基本法律規則都是源于傳統證券直接持有的實踐。對于無記名證券，所有權人直接占有證券證書；而對于記名證券，所有權人的姓名則記載于證券發行人或代表證券發行人的第三人所保管的證券名冊上。
無論哪種情形，證券持有人的權益應為一種直接的財產性權益。而對間接持有制來說，直接財產權的概念卻難以準用。因為依傳統的法律原則，混合的可替代性財產不能確定其中部分財產所有人的直接財產權。按照普通法系和民法法系在物權或是財產法上的共同法律原則，財產存托于他人之處并不會改變該財產上的任何財產權利，只要該被存托的財產沒有與存托人相同財產相混和。一旦財產混和，則其法律后果將取決于保管合同的具體規定。寄存人可能僅具有合同請求權，要求返還與先前寄存物相同種類和數量的財產；或者在其寄存財產被混合時，寄存人與其他寄存人共同共有被混合全部財產抑或表現為其他形式的共有物權。
鑒于前文所闡述的效率方面的原因，托存機構為其客戶投資者所持有的證券一般都是以混合形式的綜合賬戶來記載的。[xiv]此種綜合客戶賬戶的后果就是預先排除了證券混合記載前特定證券的單個的持有者對所持有證券的直接財產權的繼續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個投資者要么僅具有要求交付同等證券的契約性請求權，要么是產生針對所混和證券全部共同財產權。雖然這兩種不同法律性質取決于投資者與存托機構間存托協議的具體規定，但毫無疑問，如果因為證券持有體制的變遷而將證券持有人（投資者）原本的財產性權利轉變成為其對于所開設賬戶的證券中間人的債權，將會從根本上損害投資者的權益。換句話說，投資者將完全依賴于其證券中間人的誠信和償付能力，一旦該證券中間人不當處分證券或是破產，則投資者將只剩下沒有優先性的債權甚至毫無價值。
因此在間接持有制中，立法層面上對于證券中間人或存托人所代為持有的證券的權益之性質，落腳點仍應是以財產性權益來定性，具體可分為下列三種情形：（1）規定證券持有必須通過非替代性單獨賬戶，從而繼續強調投資者所持有的仍是一種直接的財產性權益，并可追及于證券中間人或存托人所持有的證券。事實上，若在上一層次持有中維持每一個下一層次投資者不可替代的特定賬戶，則在最上層的CSD賬簿中就可能會出現數以萬計的特定戶頭，不僅如此，每一個下一層次證券持有層次中的證券交易都必須在上一層次證券持有賬簿上有所反映，這不僅徒生諸多繁瑣，實施起來也會因每天數以億計的證券交易而使其逐筆登記成為不可能。對于跨國證券交易而言，非替代性賬戶很難符合實踐要求。（2）對證券中間人或存托人以混合賬戶為其客戶所持有的證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權或是類似的財產權利。例如，德國的《有價證券保管法》將證券的存托保管區分為特別保管和混合保管。[xvi]在證券特別保管中，寄托人保留對寄托證券的完全所有權，而對于混合保管證券，法律賦予寄托人對保管人所有的混合同種類證券享有按份共有所有權。[xvii]對于可追及到具體的可替代證券集合之部分設立質權，則質權人將視為獲得該部分證券集合的擬制占有權或是登記所有權，盡管該質權人并沒有事實占有或事實登記所有證券集合部分。西班牙的證券法中也承認混合保管證券的共同所有權，依該法第8~10條規定，持有簿記證券的投資者也視為擁有該可替代證券集合的共同財產權。在加拿大，證券經記人代表其客戶以混合方式在加拿大CSD所持有的證券，也視作是所有投資者共同共有。對該經紀人在CSD的戶頭或是證券發行人的證券持有人名冊，各投資者并不具有可追及的證券利益。[xviii]（3）由立法創設的特別財產權利類別或是對名義證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權利益。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例證是美國1994年對《統一商法典》第8編的修訂，明確以間接持有制的市場現實為客觀需求，重新闡釋了間接持有制中的證券權利，[xix]引入了全新的“證券絕對權”（securityentitlement）概念。依此概念，投資者不再擁有針對位于某處保管機構定證券的可追及的財產性權利，取而代之的是，對于其具有直接合同關系的證券中間人，投資者享有一系列權利和利益，這被形象地稱之為“權利和利益集合（apackageofrightsandinterests）”。
總的看來，第一種法律性質的界定仍然以傳統的證券直接持有制為基礎，在實踐中難以適應現今證券市場的發展需求，殊非妥當。后兩種方式則反映了證券間接持有制的客觀變遷，順應了金融市場的內在要求，有利于保障投資者的權益，應為可取之選。但對于跨國證券交易，各國在間接持有制中證券權益法律性質上界定的差異，必然會導致在實體法適用上的競爭性。進而言之，定性只是尋求沖突規則的邏輯起點，如何構建沖突規則以期合理地解決證券處分的潛在爭議還遠非明確，傳統的沖突規則能否準用于間接持有制中的跨國證券交易亦存有疑問。
三、傳統物之所在地法的困境
既然對間接持有制中的證券權益識別為財產性質，則根據國際私法，財產權益之歸屬概依物之所在地法予以解決。[xx]事實上，傳統的直接持有制中確定證券權益所有權問題的準據法即是如此，各國一般是援用物之所在地法（lexreisitae）。由于證券權益在傳統的直接持有制中通過紙介證書予以表彰，因此其物之所在地通常推定為證券證書的所在地，如不記名證券所在地為有關證券轉讓或處分時該證券證書所在地。但尋求記名證券的所在地卻并非易事，不同的理論建構所產生的法律擬制也不相同。如果記名證券仍具有書面形式，一些國家便繼續視證書所在地為決定性因素。[xxi]另一種理論則認為，記名證券位于登記證券所有人的證券持有人名冊的被保存地。[xxii]第三種理論則認為記名證券位于該證券發行人的成立地。[xxiii]這些理論均隨著證券直接持有而漸次展開，盡管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人為擬制，但基本上為證券直接持有制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法律框架。
然而，將物之所在地法類推適用于間接持有制中證券處分的法律沖突問題時，如何對證券權益進行場所化便成為難題。最主要的困境在于：間接持有制中，表彰證券權益的紙介證券證書已經由電子簿記所取代，特定證券權益的歸屬需要采取一種“透視”方法（lookthroughapproach），即透過各層證券中間人才能訴諸于證券發行人、證券持有人名冊或是實物證券等連接因素，[xxv]但對于在間接持有制中普遍使用的替代性賬戶，透視理論就顯得無能為力了。這是因為投資者對于相關證券的利益僅記載于與之有直接關系的證券中間人（最近證券中間人）的賬簿上，其他層次的證券中間人或是證券發行人的證券持有人名冊上由于替代性戶頭的因素都不會記載特定投資者的證券利益。因此，如果投資者（或者是所涉證券的質權人）意欲在上一層證券持有層次尋求執行自己的證券利益，則在每一層次因缺乏投資者證券利益的記載而得到否定的答案。[xxvi]唯一記載投資者利益的是與該投資者具有直接關系的證券中間人的賬簿，即投資者的最近證券中間人。這一困境顯示出，任何試圖在可替代性證券托管結構中援用“透視”理論均與沖突法的一般原則相抵觸，即有關動產處分所有權問題基本上應由有關該動產之裁決可予執行的國家作出。
尤其是目前跨國證券交易的現實，“透視”理論完全無法解決實踐中的問題。以跨國證券交易中投資者將在許多不同國家發行的各種證券組合進行質押以融通資金的實踐為例，若依“透視”理論，融資的質權人需要為每一筆擔保交易滿足所涉各不同國家的擔保成立要件，考慮到各國之間擔保法的差異，這實質上已經排除了打包擔保的金融實際所需。即使適用“透視”理論，但沖突規則的系屬如何確定亦有紛爭：證券發行人所在地法、證券持有人名冊所在地法，抑或是證券所在地法。[xxviii]哪怕是統一的系屬得到適用，但由于多層持有制的環節眾多、牽涉到眾多國家，具體連結點的確定仍有困難。例如，適用“證券證書所在地法”這一系屬，但在每一筆跨國證券交易中查尋多層持有制中實際保存該證券證書的CSD所在地依然費時、費力，難以滿足資本市場上各參與者對交易確定性的要求。這正是“透視”理論的最大弊端所在。可以想象，若適用“透視”理論，通過間接持有制進行跨國證券交易對于交易雙方將不勝繁瑣，任何謹慎的交易方都會仔細考究證券利益轉移的各項成立要件，加上國與國之間實體法上的顯著差異，跨國證券交易費用將變得極為昂貴，且造成交易過程緩慢。不僅如此，“透視”理論在不同案件中也會因法官的立場不同而生出不確定性，加上跨國證券交易往往標的巨大，便會對整個跨國證券交易體制構成內生性的障礙，進而阻礙國際資本市場健康有效地運行。
由此可見，試圖在傳統的沖突法框架下套用物之所在地法的沖突規則來解決跨國證券交易中的法律適用問題并不妥當，實踐中也不可行。所以筆者認為，只有根據間接持有制的特點，充分考慮和尊重跨國證券交易各方在法律確定性和可預見性上的要求，才能對物之所在地法進行改造并進而提出新的沖突規則。
四、PRIMA規則的提出及適用：以《海牙證券公約》為例
1。PRIMA規則的提出
事實上，如果我們考察間接持有制，不論其中的證券中間人有多少個層次，任何一個證券交易的落腳點總是在證券持有者和最近的證券中間人之間的證券賬戶中。故一種解決間接持有制中跨國證券交易的路徑，就是對傳統物之所在地進行法律解釋，根據不同的擬制所在地予以場所化，如證券賬戶、有保管該賬戶的營業機構、證券中間人、證券發行人或者是所涉證券權益本身。
但就目前全球性證券市場中的證券中間人的實際運作而言，任何一種場所化的努力所面臨的突出困境在于：不存在一個在國際證券市場上適用于所有證券中間人的統一客觀判斷標準，也因此無法達到間接持有制中證券交易確定性和可預見性的目標。這一困境已不是一個內國的沖突規則所能化解的，而必須依賴于一個國際層面上的立法協議，構建一個新的各國共同的沖突規則，才能對間接持有制中的跨國證券交易帶來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有鑒于此，海牙國際私法會議2000年開始了相關國際公約的草擬，在“快速程序”下2002年1月擬定了《有關證券中間人持有證券的某些權利的法律適用公約》[xxix]草案的第一稿。2002年12月底，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公布了公約定稿，2006年7月美國和瑞士簽署了該公約，使其成為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通過的第36號公約。
《海牙證券公約》的核心是以條約的形式規定了PRIMA作為確定間接持有制中證券交易所有權方面準據法的連接點。[xxx]所謂PRIMA規則，是指“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法”規則（placeoftherelevantintermediaryapproach，簡稱為PRIMA規則），這一規則得到了公約起草小組中各國專家的一致贊同，幾乎沒有人支持傳統的“透視理論”。[xxxi]PRIMA規則反映了證券間接持有制的現實，其理論淵源也是基于傳統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xxxii]也有人認為，表彰證券所有權的證券證書或證券賬戶實為多層持有制中的CSD的保管處或賬簿所在地，而非終端投資者的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然而，這種觀點僅僅取“物之所在地法”之表，而忽略了“物之所在地法”的實質。歸根結底，之所以依物之所在地法來解決物權關系的法律沖突，其合理性源于物權性質本身決定了物之所在地法方能充分有效地及于物權關系。[xxxiii]在間接持有制中，證券所有權之變動只能表現在投資者的相關證券中間人所持有的證券賬戶上。[xxxiv]對此，《海牙證券公約》起草小組的專家中曾有人認為PRIMA只是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當相關證券中間人在不同國家設有分支機構或營業處時，不免仍會生出歧義，故不如徑直規定“相關證券賬戶所在地”為好。但公約文本仍以PRIMA表述，主要的考慮是此規則也為業界所約定俗成，指的也就是“相關證券賬戶所在地，“實踐中不會產生含混的弊端。[xxxv]另外，公約的文本也未對PRIMA限定時間因素，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
2。PRIMA規則的具體援用
具體適用PRIMA規則，主要是確定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惟此才能借助該連接因素指引特定國家實體法的援用。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指的就是相關證券賬戶的被保管地，所以，相關證券中間人的場所化必須與證券所簿記的賬戶所在地緊密聯系。此外，更為重要的是相關證券中間人的所在地可以通過證券交易當事人的選擇而事先予以確定，這便是所謂的“事先確定性（exantecertainty）”的問題。“事先確定性”實際上是將當事人意思自治引入PRIMA規則，這能最大限度地貫徹跨國證券市場各參與者對于證券交易可預見性的需求。下面分別述之。
（1）相關證券中間人場所化的兩種途徑。相關證券中間人場所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直接以證券被貸記的證券賬戶所在地作為判斷標準，因為就PRIMA的實質意義而言，正是在該相關證券中間人所持有的投資者證券賬戶上擔保權人或受讓方的證券權利得以記載并因此能夠得以實施，依此看來，賬戶論不失為一種既切中肯綮又適當地轉化傳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可行觀點。
但持否定意見的學者則認為，證券賬戶實際上表彰的是一種無形的法律關系，尋求其地理意義上的“所在地”仍不過是擬制的產物，削足適履仍然沒有擺脫物之所在地法的窠臼。與其硬性地規定證券賬戶的所在地，不如著眼于進行證券賬戶保管活動的證券中間人具體的分支機構或營業所。因為這些分支機構或營業所本身就具有物理所在，并暗合PRIMA的本意；而且證券賬戶的保管活動也在該場所實施，通過實際的而非擬制的條件即可作出判斷。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分支機構/營業所論”。[xxxvii]以《海牙證券公約》為例，其最終文本融合兩種觀點，兼采了“證券賬戶論”和“分支機構/營業所論”。
（2）事先確定性。首先，在跨國證券交易中引入意思自治，由證券交易當事人預先指定交易中所有權問題的準據法能夠確保交易雙方明確擔保權益完善的必要條件，從而促進交易的可預見性和有效性，但對于如何規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仍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證券存托協議進行了法律選擇或是在該證券存托協議中規定了證券賬戶的保管地，則該準據法或是特定保管地法應予以肯定。換句話說，證券存托協議中的法律選擇應為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必與事后的跨國證券交易有任何的聯系。[xxxix]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事人自由選擇法律支配證券交易中的所有權問題并對抗第三人，這是無法接受的。事實上，即便是某些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以支配交易的財產權方面，這種法律選擇也不得對抗第三人。
對此，《海牙證券公約》在厘定相關條文時，首先對意思自治和公約所要解決的問題之間的關系加以明確。就確定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而言，提及“當事人意思自治”似乎并不恰當，容易造成一種誤解，即證券擔保交易或買賣的當事人能夠進行法律選擇以確定該交易的所有權方面的準據法，而事實上公約在此處所要規定的則是投資者和其證券中間人能夠協商一致指定證券賬戶保管地的問題，這與投資者與證券交易的另一方當事人選擇法律適用于二者之間的證券交易大相徑庭。為了避免使用“當事人意思自治”而可能造成的混淆，公約未使用“partyautonomy”的用語，而僅僅規定了投資者與其證券中間人通過證券存托協議或者是證券賬戶文件“場所化”該證券賬戶的可能性。[xli]在這一點上，專家起草小組認為公約是采取了“合意論”（consensualapproach）來肯定事先確定性。
其次，公約對于投資者和證券中間人的合意也進行了主觀論和客觀論的折衷，因此絕對的不受限制的合意以及完全依賴客觀因素來決定證券中間人所在地的觀點都作了妥協。一方面在證券存托協議中投資者與證券中間人可以規定證券賬戶保管于某地（一般即該證券中間人某一分支機構或營業所）；另一方面，這種合意并不必然具有效力，它還受制于某種客觀聯系的條件，即必須能夠反映出證券賬戶實際被保管地。這種折衷的處理既滿足了間接持有制中當事人在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方面的主導，同時又能夠排除某些虛假的合意，使之不致與證券賬戶實際保管地相沖突。
第三，此種合意須為明示，[xliv]這實際上賦予了法官在沒有當事人明示的合意時可以依據一些客觀的因素推定其默示合意的自由裁量權。為了細化法院的權衡因素，《海牙證券公約》還專門開列了排除考慮的各種因素，其中包括：（1）證券發行人的成立地或組成地，或者是其法定本座地或其已登記的營業所在地、中央管理地或主營業地。（2）表彰或證明證券的證書所在地。（3）證券發行人或代表證券發行人所保管的任何證券持有人名冊的所在地。（4）相關證券中間人以外的任何證券中間人所在地。[xlv]盡管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況會側重于不同的權衡因素，從而使權衡因素不能保證完全的事先確定性，但是作為當事人預先確定證券賬戶保管地規則的自然延伸，確有必要在當事人缺乏合意的情況下以一些客觀因素代之，以達到盡可能同樣的確定性目的。而同時規定不予考慮的消極權衡因素黑名單，其主旨則在于明確表明，所謂的“透視理論”在公約中被徹底予以否定。
這些具體的權衡因素歸根到底還是在判斷相關證券中間人或其營業所與特定證券賬戶之間的最密切聯系，以客觀標準代替當事人的合意來決定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原來的《海牙證券公約》草案中還開列了可以考慮的因素，這種立法模式雖邏輯清晰，但失之繁瑣，而且每一個積極的權衡因素從立法條文中看均不是決定性的，[xlvi]這樣不同的法院地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相反有損于公約建立此領域法律適用的確定性之主旨，因此也受到實務中業界的詬病。從最終文本來看，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起草小組充分尊重了這種實務的取向，目前的公約文本傾向于以一個單一規則來代替所有的權衡因素開列的辦法，即訴諸于簽訂證券存托協議的證券中間人的“依法成立地”。
應該強調的是，《海牙證券公約》不涉及各國監管部門對于證券的發售、證券中間人的資格和行為要求以及其他一些監管性措施的采取。因此，各國的證券監管機構完全可以依其法定職權禁止證券中間人進行準據法的選擇或禁止選擇特定一國的法律作為準據法，這構成對事先確定性的重要限制。
3。PRIMA規則的準據法支配范圍
本文所討論的PRIMA規則，主要是確定合適的法律以支配證券權益處分中的財產方面，包括：（1）證券權利質押的產生、完善以及執行。（2）所有權轉讓的完成或者是證券權利完全買賣。（3）各項競爭性的處分中的優先權問題。易言之，此處將僅涉及證券轉讓或是擔保交易的財產方面，證券交易的合同方面則由合同沖突規則予以確定。就間接持有證券的交易而言，合同方面的問題不必訴諸于新的規則。
以《海牙證券公約》為例，僅僅只是涉及間接持有證券之處分的證券交易的所有權方面，而該交易的合同方面則另受其他沖突規則的支配，這同時也界定了PRIMA所指引的實體法實際所管轄的各項財產權利。當然，準據法的適用范圍與公約的實體范圍是一致的。[xlviii]其中應指出的是，公約所關注的間接持有制的證券處分的沖突法問題，僅限于投資者與其相關證券中間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而對于整個間接持有制中越層的證券權利處分則不在公約的適用范圍之內。[xlix]而契約性權利則另受國際私法中有關合同法律適用的沖突法規則的支配。[l]因此，公約的核心是以PRIMA作為連接因素確定準據法，適用于證券中間人持有的證券處分而導致的各項財產權利。
五、小結
分析間接持有制中跨國證券交易的特點，其在法律適用上最重要的價值目標是對確定性和可預見性的追求。《海牙證券公約》的締結統一了當前間接持有制體系下跨國證券交易的沖突法規則，拋棄了單純對證券賬戶進行場所化的傳統沖突規則，以證券賬戶持有人與其證券中間人的關系為基點，確立了PRIMA原則。PRIMA原則最大的優點在于其所帶來的法律適用上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而這種法律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正是跨國證券交易的法律框架中最為核心的價值訴求，舍此，則信用風險難以控制，并會產生“蝴蝶效應”進而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正是在此目標下，新的PRIMA規則就支配跨國證券交易的交割、結算、擔保交易的準據法提供了確定性，極大地提高了全球證券市場地交易效率，降低了間接持有制下跨國證券交易的系統風險，從而更好地促進了資本的跨國流動。
注釋
[i]當然在許多情形下，記名證券也會輔之以證券證書，但這僅是所有權之證明。換句話說，記名證券只是一份所有權文件，其交付能夠產生對證券物權的移轉。
[ii]證券中間人一詞是一個泛稱，包括所有不同種類的持有投資者證券權益的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或證券經紀商（bro2kers）、銀行以及其他托管人（custodians）、結算系統（settlementsystems）以及存托機構（depositories）。為明確起見，開設記載特定投資者證券權益之賬戶的證券中間人也常被稱為是“最近證券中間人”（immediateintermediary）。相關定義可參見下文中所引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2006年的第36號公約中的相關名詞界定。在證券市場實務中，托管人（custodian）、分托管人（sub-custodian）、存托機構（depository）以及存托人（depositary）經常相互替代使用。在本文的討論中，一般以托管人和存托機構作為通稱，其在法律上的具體含義并無實質的差異。
[iv]對于無記名證券轉讓的有效性適用受擔保人占有證券證書所在地的法律。而對于記名證券，物之所在地法是證券發行人的屬人法或是轉讓時證券發行人的證券名冊或證券名冊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
[v]即《有關證券中間人持有證券的某些權利的法律適用公約》（為行文的方便，以下簡稱《海牙證券公約》。參見http：//www。hcch。net，2007年9月8日訪問。
[vi]最早的中央證券存托機構是1872年成立于奧地利的WienerGiro-undCassenverein。紐約證券交易所在一戰前就曾打算設立一個中央證券存托機構（CSD），但直至上世紀60年代末的“紙張危機”后才成立了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2pany，DTC）。1999年9月，在DTC和全國證券清算公司（NSCC）的基礎上，紐約證券交易所新成立了一個證券托管信托及清算公司（DTCCo。）。時至今日，DTC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證券存托機構。國際中心證券存托機構中（ICSD）最為重要的是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其前身為Cedel）。
[vii]如在美國，其股票公開交易的大公司股東名冊往往只顯示一個持有機構名稱：即CEDE&CO。登記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中83%、NASDAQ上市交易股票中的72%，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債券中的91%。CEDE&CO。就是DTC所使用的指定人名稱。
[viii]有些國家，如瑞典和芬蘭，除了證券中間人外也允許投資者直接在CSD上開設賬戶。而在挪威，本地投資者還必須直接在CSD上開設證券賬戶。
[ix]例如，DTC有600多個參與者，Euroclear則大約有來自80多個國家的1900多個參與者。
[x]有時候也可能是兩個或幾個CSD。
[xi]可替代性的概念對于確保證券的流動性至關重要，而且，可替代性也極大地降低了證券托管的管理成本。有些CSD和證券中間人也可為其參與者或客戶開設非替代性的證券賬戶，在加拿大，這也被稱為“客戶名證券”。
[xii]軋差是指一個清算系統中的交易方或參與者之間就相互頭寸或債務的協議對沖。
[xiii]在現今的證券結算方式，即為同時以電子簿記的方式交換資金和證券。現金交付避免了證券賣方交割了證券卻收不到買方資金的風險，同樣也免除了買方支付資金而收不到證券的風險。
[xiv]綜合賬戶（omnibusaccounts）指的是投資者有關證券之間之利益僅記載于保存投資者賬戶的最近中間人的賬戶上。該最近中間人僅在一個單一賬戶上（即“混合賬戶”）持有所有投資者的證券利益，亦即在該混合賬戶上并未包括單個具體投資者的身份和權利，故在這種結構中的投資者賬戶又被稱之為替代性賬戶（fungibleaccounts）。與之相對應的是溯源性賬戶（traceableaccounts），指的是投資者利益不僅記載于最近中間人的賬戶上，而且獨立于該賬戶上中間人自身的證券利益包括該中間人所的其他投資者的利益。即特定投資者的身份和利益均以分賬戶在每一個中間人的賬戶中予以存留，故喻之為非替代性賬戶（non-fungibleaccounts）。
[xv]RandallD。Guynn，ModernizingSecuritiesOwnership，TransferandPledgingLaws，AdiscussionPaperontheNeedfor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CapitalMarketsForum，SectiononBusinessLaw，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1996，at29-30。故而，需要另行構建一種保障機制使投資者在最近證券中間人破產時仍享有受保護的權利，通常的做法是強制要求證券中間人的風險準備金機制。
[xvi]參見1998年德國《有價證券保管法》（Depotgesetz）第2條規定。
[xvii]德國《有價證券保管法》第6條明確規定了對于混合存量的共同所有權以及在保管人在混合證券當中的管理權。
[xviii]ChristopheBernasconi，TheLawApplicabletoDispositionsofSecuritiesHeldThroughIndirectHoldingSystems，HagueConference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PreliminaryDocumentNo。1ofNovember2000，at25。（以下簡稱為
[xx]參見黃進：《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67頁；徐冬根、王國華、蕭凱：《國際私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6頁。
[xxi]此時，該證券證書也視作代表投資者利益就象流通票據一樣。
[xxii]這種理論視證券持有人名冊的簿記入冊而不是占有證券證書賦予證券的法定權利。
[xxiii]此種理論的基礎是，公司仍是一種法律擬制，故創設該實體的法律應予以適用以決定有關公司之利益的有效轉讓。
[xxvi]FidelityPartners，Inc。v。FirstTrustCo。，1997U。S。Dist。Lexis19287，No。97Civ。5184，1997，WL752725（S。D。N。Y。，1997）。在該案中，一個判決債權人尋求執行判決債務人通過間接持有制所持有債券利益，該債券在紐約可予償付，但該判決債務人的利益卻僅記載于位于菲律賓的某證券中間人的賬簿上，法院拒絕了在紐約的債券執行。此種類型的訴爭也常被稱為是“上層附加”訴爭。
[xxix]PreliminaryDraftConventionontheLawApplicabletoCertainRightsinRespectofSecuritiesHeldwithanIntermediary，Prel。Doc。No。8，February2002。這與公約的最終文本的措詞完全一樣。
[xxx]參見《海牙證券公約》第4條、第5條。
[xxxi]參見《海牙證券公約》第4條、第5條。
[xxxii]同前注23，黃進書，第355～364頁；同前注23，徐冬根、王國華、蕭凱書。
[xxxiii]參見[英]馬丁?沃爾夫：《國際私法》，李浩培、湯宗舜譯，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725頁。
[xxxvi]瑞士《國際私法》第100條第1款規定，動產物權的取得和喪失，適用物權取得或喪失所依據的事實發生時動產所在地的法律。公約起草小組則認為限定時間因素沒有必要，而且對于優先權的問題，限定時間因素反而會徒增困撓。同上注。
[xxxviii]SeePrel。Doc。No。6，November2001Draft；又可參見《海牙證券公約》第4條。
[xxxix]有關意思自治的范圍歷來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主張絕對的、無限制的法律選擇，另一種主張則相反，認為當事人的法律選擇須與合同有實際聯系。英國似乎是絕對意思自治的代表，“僅僅因為案件的其他事實表明合同與所選擇的法律之間沒有聯系，英格蘭法院便否定明示選擇的效力，似乎還沒有這樣的案例。”[英]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0頁。賴特勛爵在維他食品案中也肯定了這一點。SeeVitaFoodProductsInc。v。UnusShippingCo。Ltd，（1939）A。C。277CP。C。但應該注意的是，英國同樣有大量的判例承認了防止當事人規避客觀上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強制性法律規定的重要性，“如果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是為了規避其強制性的規定，無論該法是英格蘭法還是外國法，法院都不會承認該選擇的效力。”同前引莫里斯書，第1121頁。事實上，即使是在維他食品案中，當事人的法律選擇至少是法院地法，而且英國的商事法律是很完善的。“從這一點看，不需要合同與選擇法之間有真實的聯系這一規則，僅僅表明所有法官都根據他們熟悉的法律來作出判決這一自然的、積極的傾向。”同前引莫里斯書，第1122頁。因此，從英國的所謂絕對意思自治的立場具體分析，我們仍然可以找到當事人“合理預期”對其意思自治的一種潛在限制。
[xli]當然，勿庸否認的是，投資者與其證券中間人協商一致，預先達成證券賬戶所在地的合意，對于投資者與殿后他人之間的證券交易會產生反射效果。因為按照公約中的PRIMA原則，該保管證券賬戶的證券中間人所在法將支配投資者以后有關該證券賬戶中的證券交易。
[xliii]參見《海牙證券公約》第4條第1款。
[xliv]同上注。
[xlv]參見《海牙證券公約》第6條。
[xlvi]該條在March2001Draft中的英文用語是“maybeconsidered”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措施
一、世界各國資產證券化的一般風險因素
(一)交易結構風險
資產證券化的運作是通過建立一個嚴謹、有效的交易結構來進行的，論文其融資的成功與否及其效率高低與其交易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基本交易結構由原始權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簡稱特殊目標載體)和投資者三類主體構成。從理論上說，只要參與各方遵守所確立的合約，該結構將是一種完善的風險分擔的融資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國家對資產出售有著不同的法律和會計規定，這一方式將面臨結構風險。具體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風險。指根據相關法律，有關部門可能認為發起人與SPV之間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實銷售”的要求，而將發起人在破產前與SPV所進行的交易行為確定為無效交易，使破產隔離安排失效，從而給證券化投資者帶來損失。
二是收益混合風險。指資產產生的現金流與發起人兼服務人的自有現金流相混合，導致SPV在發起人破產時處于一般無擔保債權人的地位，從而給證券投資人帶來損失。
三是實體合并風險。指SPV被視為發起人的從屬機構，其資產、負債與發起人的視同一個企業的資產、負債，在發起人破產時被歸為發起人的資產、負債一并處理，從而給證券投資者帶來損失。
(二)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也稱為違約風險。信用風險產生于資產證券化這一融資方式的信用鏈結構。畢業論文從簡單意義上講，信用風險表現為證券化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不能支持本金和利息的及時支付而給投資者帶來損失。在資產證券化的整個交易過程中，投資者最依賴的兩方是資產支持證券的承銷商、投資銀行和代表投資者管理和控制交易的受托人。在合約到期之前或在可接受的替代方接任之前，任何一方對合約規定職責的放棄都會給投資者帶來風險，具體包括：
1．承銷商風險。承銷是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惡化采取的主要防范手段。例如，在應收款支持的融資中，承銷商能直接以其支付行為影響有關潛在資產合約的執行。因為承銷過程的中斷不僅可能導致對投資者的延期支付，而且可能引起整個結構信用質量的下降。所以當應收款支持交易被結構化以后，承銷商在招募說明書中應根據歷史經驗對拖欠、違約及索賠給出相應的說明。
2．受托人風險。雖然受托人的經營狀況不直接影響由應收帳款組合所帶來的現金流量，但它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該資金收妥后的安全性以及該資金轉給投資者的及時性。所以大多數交易有嚴格的規定，按投資者的要求對受托人的經營狀況進行控制，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能為投資者提供實質性保護，但是他們并不能完全消除管理不當的可能性，而這正成為造成風險的潛在因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關評級公司已經采取了附加措施以提醒投資者注意這種潛在風險。
(三)可回收條款風險
指發行人和持有者之間合同的條款之一是發行人有權在債券到期前，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債券。如果在未來某個時間市場利率低于發行債券的息票利率時，發行人可以收回這種債券，并以按較低利率發行的新債券來替代它。短期贖回等于是由發行人在行使一種期權，以便按更為有利的條件對債務進行再融資。從投資者的角度看，提前償還條款有三個不利之處：
首先，可提前償還債券的現金流量的格局難以確定。其次，當利率下降時，發行人要提前償還債券，投資面臨再投資風險。第三，債券的資本增值潛力減少。醫學論文以住房抵押擔保證券為例，它屬于固定收入證券的一種，但是卻包含一個提前償還條款。住宅所有者難以預料的提前償還風險使投資者面臨再投資風險，并使其原本的資產負債管理計劃落空。
實際上，抵押擔保證券的現金流動時間安排上的不確定性比公司債券和市政債券要大，因為行使提前償還一筆抵押貸款的期權不單純依賴于現行市場利率，它還依賴于每個房產主面臨的特定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例如，房產主遇到遷移或房屋轉手時，可能會提前償還貸款或者當房產主發現了對自己更有利的二次融資可能性，提前償付也會發生。一般用存續期這一指標來衡量提前償還。存續期是以各支付期的支付現值為權數對支付期加權平均，存續期縮短了則說明發生了提前償還。
(四)利率風險
證券化產品作為固定收益證券的一種，具有和其它固定收益證券類似的各種風險，利率風險就是其中一種。具體而言，證券化產品的價格與利率呈反向變動，即利率上升或下降時，證券化產品的價格就會下跌或上漲。如果投資者將證券化產品持有至到期日，那么證券到期前價格的變化不會對投資者產生影響；如果投資者可以在到期日前出售證券，那么利率的上升會導致資本損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市場風險，也稱為利率風險。利率風險是證券化產品市場上投資者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證券價格對市場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取決于證券的特征，如證券的成熟、證券的息票利率、利息支付的頻率、本金分期攤還的速度、債務工具當前的收益率、證券中含有的選擇權等。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證券化產品的息票利率越高，其價格對利率的變化就越敏感。證券化產品的到期期限越長，其價格相對于利率的變化就越敏感。利率水平越低，證券化產品的價格相對于利率的變化就越敏感。
(五)資金池的質量與價格風險
按照JackM．Guttentag的觀點：銀行具有低估甚至忽略以小概率發生的重大損失事件的傾向。按照該心理定律，忽視低概率、高損失事件，源于人的非理性。人們長期預測能力非但不能隨證券化進程而提高，反倒有進一步短視的傾向，結果使金融市場存在更大的波動和不確定性。因此，在資金池的構建方面，要嚴格評估資金池的質量，警惕發起人將不良資產以良好資產出售，以防人們對風險資產定價僅依據對市場短期的看法，由此而產生低定價的可能，導致實際利潤率曲線低于市場要求的利潤率曲線形成缺口，而且缺口不斷增大，不僅可能給投資者帶來損失，最終還可能引起金融危機。
同時，資產證券化如果定價不合理，就會產生價格差。這種價格差的大小取決于市場正確識別證券化工具價格水平的能力，也就是說，市場需要時間來評價它的價值和風險。應該意識到新工具、新市場中的低定價問題是有代價的，因為新金融工具或市場通常由于存在為合理定價積累經驗的成本，而比成熟市場效率低下，這種學習成本導致低定價交易，會引起近期或未來的虧損。因此證券化等新興市場上存在實際利潤率曲線低于市場要求利潤率曲線的情況。總之，經驗不足導致新產品在初始階段定價偏低，該階段大量風險積累起來的可能引發風險。
此外，證券化的風險還包括發起人回購資產的道德風險、發起人弱化對出售資產管理的道德風險、信用增級和流動性支持的風險等，這些風險處理不當，將會危及整個金融體系。
二、中國開展資產證券化的特殊風險因素
(一)政策風險
政府在資產證券化形成、發展過程中始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提供制度保障方面(如法律、稅收、利率、監管、投資者保護等)。資產證券化的初期多是政府主導，政府政策的風險不可低估。
比如說，資產證券化本質上體現了財產信托的關系，加之我國現存的法律障礙，所以我國現階段多采用財產信托模式。但是，目前模式沒有嚴格的法律定位，是由政府審批形式推動的，民間模式屬于“球”，面臨較大政策風險。
(二)法律風險
通過財產信托創造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屬于典型私募產品，不適用我國《證券法》的相關規定，在相關法律沒有正式出臺之前，它的身份并不明確。而且，沒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不能很好地規范各參與方的權利義務，明確收益歸屬，降低操作風險及提供必要的安全性和流動性。此外，中央優先權益登記系統沒有建立，這也為資產證券化帶來了法律風險。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八十條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合同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轉讓權利或者轉移義務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因此合同法對債務人已采取了“通知主義”，為資產證券化明確了轉讓的法律條件。但是，資產證券化資產池一般較大，項目繁雜，逐一通知債務人在實踐中既不經濟也不可行。
(三)流動性風險
目前，中國證券化信托產品發展的一個重要限制是流動性問題。證券化產品流動性不足就會要求較高的流動性貼水，大大增加證券化的成本，這就跟證券化“把不流動的資產轉化為高流動的證券”的初衷相去甚遠。因此，提高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是中國資產證券化突破模式的核心問題之一。
三、防范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的措施
雖然資產證券化可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風險，但它是近年來世界金融領域最重大的和發展最快的金融創新，它不僅是一種金融工具的創新，而且是金融市場創新和金融制度創新。它對一國的投融資體制、信用機制、資源配置方式、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等金融結構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極大地促進了一國金融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因此，我們并不能因為害怕風險而放棄這種優質的金融創新，完全可以在總結我國資產證券化探索中的實踐經驗和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構建良好的資產證券化環境和提高監管質量來防范風險。
(一)構建良好的資產證券化環境
1．建立健全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體系。資產證券化在我國剛剛起步，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同，目前并沒有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只是以《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資產支持證券交易操作規則》、《資產支持證券發行登記與托管結算業務操作規則》為依據，所以，需要盡快制定《資產證券化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SPV的法律地位、性質、行為能力、證券發行、二級市場轉讓流通、投資主體、證券化資產的真實出售、破產隔離，以及相關的會計、稅務、土地注冊、抵押、披露等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使資產證券化業務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規范運作、降低風險。
2．選擇信用高、實力強的金融機構作為SPV。SPV是資產證券化中的特殊機構。要順利實施資產證券化，就必須盡快建立相對比較穩定的SPV，其業務主要是發行資產證券，并向發起人購買基礎資產和向投資者派發證券收益。目前，SPV主要應考慮有全國性的大銀行和自信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上來設立。另外，從國際經驗來看，在SPV設立過程中應有一定的政府背景，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資產支持證券的等級，降低運作成本，更有利于開拓資產證券化市場。目前可以由政府出面組建國有獨資公司形式的SPV，也可以在政府的擔保下由發起人自行設立SPV。
3．建立完善的信用評級、增級制度與評級中介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和增級機構是資產證券化的主體要素。首先，對于目前國內現有的一些金融機構，如會計事務所、評估事務所等，政府應當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規范他們的運作，杜絕信用評級工作中的道德風險的發生。其次，政府可以出面設立一家專業從事證券化信用評級服務的機構，或者通過政府特許的方式，選擇一家或幾家國際上運作規范的具有較高資質和聲譽水平的金融中介機構參與到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服務中來。
4．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營造資產證券化的市場基礎。近年來，我國保險業、基金業發展迅速，如果能夠在進一步放寬對保險資金、養老基金、醫療基金等社會資金運用的限制，對于資產證券化的順利推行無疑是一個強勁的推動。
5．加強國際合作，打造資產證券化的國際渠道。我國資產證券化的時間短、經驗少，目前國有銀行缺位、中介機構缺乏影響力的情況下，不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是不明智的。在這方面，可以考慮從國外聘請資產證券化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與資產證券化經驗豐富的外國投資銀行和中介機構合作，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抽出部分資產進行打包，面向國際投資者出售等。通過這些合作方式，使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走向國際市場，從而降低我國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加速我國資產證券化的進程。
(二)強化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
資產證券化銜接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其涉及部門眾多。而我國財政部、央行、銀監會、證監會等如何形成合力，達成共享利益、共同監管的局面，這是防范資產證券化風險、推動資產證券化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1．監管理念
(1)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動態博弈。凱恩斯對金融創新的動因提出了規避管制的理論解釋：金融創新主要是金融機構為了獲得利潤而回避政府的管制所引起的。許多形式上的監管，實質上等于隱含的稅收，阻礙了金融機構從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動和利用管制以外的利潤機會。因此金融機構會通過創新來逃避政府管制，而當金融創新可能危及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時，金融當局又會加強監管，新的管制又會導致新的創新，兩者不斷交替，形成一個相互推動的過程。從博弈論觀點來看，金融機構與監管當局好似蹺蹺板上做游戲的雙方，他們不斷地適應彼此，形成“管制——創新——放松管制或再管制——再創新”的辯證形式，共同推動金融深化和發展的過程。
(2)激勵相容。金融監管成為金融創新動因的重要條件是激勵相容、鼓勵創新的監管理念。監管應當是符合和引導、而不是違背投資者和銀行經理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監管者應當參照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應用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已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在制定過程中，委員會始終尊重和重視來自銀行業界的聲音，幾易其稿。同時，對于內部評級方法又提出了以評級為基礎的方法和更為復雜的監管公式方法，以供不同風險管理能力的銀行使用。
(3)風險導向性的審慎監管。英語論文風險導向性的審慎監管強調動態和更富靈活性的監管，提高監管的風險敏感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引人內部評級法其目的就在于增強資本充足率的市場敏感性。同時，委員會賦予了各國監管當局更多的操作靈活性，在資產證券化的認定上注重經濟內涵而非法律形式，這就使得監管當局更能適應資產證券化的動態發展。在第二支柱中，委員會提出監管當局可以視風險轉移程度對資本重組要求進行靈活調整等方面都體現了風險導向性的監管理念。
總之，巴塞爾系列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演進歷程清晰地反映了國際金融監管理念從常規性監管到資本充足監管再到風險導向監管的演變，體現了當前國際監管領域激勵相容的發展趨勢。對于我國目前逐步推進中的資產證券化，其監管層面不僅應在資本充足上參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一些處理方法，更應在監管理念上逐漸向國際先進的監管理念靠攏。
2．監管的主體和目標、方式和內容
(1)監管主體和目標。對于資產證券化的監管機構，美國為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監管目標為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在資產證券化監管方面，以評級公司的眼光看待資產證券化中的問題，應重點履行兩種職能：一是對信息披露監管；二是對虛假、欺詐行為處罰。目前美國資產證券化監管上有兩種趨勢，一是市場增長快，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融資渠道，監管機構支持這個市場的發展；二是有濫用此種融資工具的風險，如EN．RON，監管機構更注重加大審查力度。根據現階段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需要，央行、銀監會和證監會是資產證券化監管的最主要機構。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各負責相應監管職責。銀監會對銀行類金融機構和信托等非銀行內金融機構負責監管；保監會對保險類金融機構負責監管；證監會對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負責監管。證券化品種的流通凡是在銀行間市場進行的，可由央行金融市場司等部門負責監督；在交易所或柜臺進行的，可由證監會等部門負責監督。監管目標是保護投資者利益，以促進市場的形成、發展和完善。
(2)監管方式和內容。在監管方式上，美國、13本和韓國均為市場為主導的集中監管模式，實行注冊登記制。美國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主要采取案架注冊(SHELFREGISTRATION)的方式，在總的交易項目案架注冊后，對以后每一筆的發行交易不再審查。在發行階段重點審查交易結構及各種合約關系、資產組合方面的技術性指標，投資人認為實質性的信息均要披露，監管機構審查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實性、準確性和及時性。發行后的監管主要是報告制度，一般是半年付息，半年披露一次信息。如發生虛假、欺詐等行為，SEC專門有一個執行部門(人員數量上2倍于其他部門)負責執行。我國資產證券化監管方式也應該是市場為主導的集中監管模式，就目前的實際看，實行注冊登記制尚有困難，可以實行審批或審核制。
在監管內容上，美國SEC主要監管信息披露，在監管資產證券化方面表現了高度的靈活性，有效地結合了法律的規定要求和實踐的需要。如確認ABS的“證券”屬性，將資產證券化活動納入證券法監管范疇；修改SPV的“投資公司”定性，簡化相應的監管要求等。我國監管的內容包括主體資格的認定、證券化品種、交易結構的審查、資產池技術性指標的審查、各種合約關系結構的審核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審查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實性、準確性與及時性。信用是滲透于資產證券化全過程的，并在證券化中起著基礎作用(沒有信用評級、信用增級，資產證券化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光輝)，因此，中國資產證券化制度創新的關鍵一環就是創建良好的信用環境，包括良好的個人信用環境和政府信用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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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外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期貨的模式借鑒
1.1美國期貨市場發展及狀況
美國是期貨市場和期貨行業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其期貨行業結構在原發型期貨市場中最具代表性。
1.1.1美國主要證券公司參與情況。在美國，證券公司主要通過部門或者專業子公司2種方式參與金融期貨。一些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專業子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如美林期貨公司、JP摩根期貨公司等都是期貨專營商。而另一些證券公司，則通過部門參與，如摩根斯坦利、所羅門美邦等公司都兼營期貨交易（期貨兼營商）[1].美國的大多數證券公司都在一些期貨交易所取得會員資格，開展經紀、自營兩類業務。既客戶從事場內期貨交易，也為公司特定的交易策略和風險管理從事自營交易。
1.1.2美國期貨市場中介機構。美國《商品交易法》將其期貨市場的中介機構劃分為業務型、客戶開發型以及管理服務型三大類。
第一類：業務型的中介機構。主要是期貨傭金商FCM（FuturesCommissionMerchant）、場內經紀商FB（FloorBro-ker）以及場內交易商FT（FloorTrader）。FCM是各種期貨經紀中介的核心，從其功能來看，與我國的期貨經紀公司類似。據統計，在美國期貨業協會（NFA）注冊的FCM目前共有192家。而根據不同的營運模式，美國的FCM又可以分為3種：一是全能型金融服務公司，如高盛公司、花旗環球金融、美林公司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巨頭，期貨經紀業僅占其業務的一部分；二是專業的期貨經紀公司，以瑞富期貨公司（Refco）為典型代表；三是現貨公司兼營期貨經紀業務，這類公司包括一些大型的現貨加工商、倉儲商、中間商和出口商等。它們最初涉足期貨市場主要是為了套期保值，后來逐漸拓展到期貨經紀業務，有些現貨公司還下設了專門從事期貨經紀業務的子公司，例如嘉吉投資者服務公司（CargillInvestorServices）就承擔了其母公司的套保業務。此外，型中介還包括FB和FT.FB又稱出市經紀人，他們在交易池內替客戶或經紀公司執行期貨交易指令。FT與FB正好相反，他們在交易池內替自己所屬公司做交易。如果是替自己賬戶做交易，通常稱之為自營商（Local）。
第二類：客戶開發型的中介機構。主要有介紹經紀商IB（IntroducingBroker）和經紀業務聯系人AP（AssociatedPerson）。碩士論文IB既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個人，但一般都以機構的形式存在。它可以開發客戶或接受期貨期權指令，但不能接受客戶的資金，且必須通過FCM進行結算。IB又分為獨立執業的IB（IIB）和由FCM擔保的IB（GIB）。IIB必須維持最低的資本要求，并保存賬簿和交易記錄。GIB則與FCM簽訂擔保協議，借以免除對IB的資本和記錄的法定要求。在NFA注冊的IIB目前共有466家，GIB則有1043家。我國尚不存在類似于IIB的期貨中介機構，而期貨經紀公司在異地的分支機構、營業網點則與GIB頗為相似。在FCM的業務結構中，許多IB的客戶量和交易量都遠比FCM直接開發的要大，IB的引入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期貨業的發展。經紀業務聯系人（AP）主要從事所屬的FCM、IB等機構的業務開發、客戶等工作。他們均以個人形式存在，包括期貨經紀公司的賬戶執行人、銷售助理和分店經理等。經紀業務聯系人不允許存在雙重身份，即不能同時為2個期貨經紀機構服務。在NFA注冊的經紀業務聯系人共有53898人。其中，以賬戶執行人AE（AccountExecutive）最為典型，他們是FCM的業務代表，是專門為期貨經紀公司招攬客戶并替客戶執行交易和提供市場咨詢的人，與我國期貨經紀公司內部經紀人的角色類似。
第三類：管理服務型的中介機構。主要包括商品基金經理CPO（CommodityPoolOperator）、商品交易顧問CTA（Commod-ityTradingAdvisor）等。CPO是指向個人籌集資金組成基金，然后利用這個基金在期貨市場上從事投機業，以圖獲利的個人或組織。CTA可以提供期貨交易建議，如管理和指導賬戶、發表即時評論、熱線電話咨詢、提供交易系統等，但不能接受客戶的資金。目前，在NFA注冊的CPO有1470家，CTA有790家。
1.2臺灣期貨市場發展及狀況
臺灣期貨市場屬于新興的期貨市場，其發展方式為先行開放國外期貨市場，然后再建立國內市場，這與臺灣證券市場的開放思路是一樣的。臺灣市場是新近快速健康發展的新興市場之一，并且由于金融改革歷程、投資文化及投資者結構與大陸情況極為相似等原因，在諸多方面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1.2.1臺灣證券公司參與情況。臺灣證券公司可以作為期貨兼營商，全面的參與期貨業務，同時，存在一些期貨公司作為期貨專營商，提供更為專一的期貨服務。截止到2005年10月底，臺灣期貨市場有專營自營商13家；有他業兼營自營商23家；有專營經紀商23家；他業兼營經紀商17家；交易輔助人75家；結算會員32家[3].臺灣的法規規定證券公司可以通過子公司、部門等形式參與經紀業務，可以通過部門、子公司、交易人身份參與自營業務。需要說明的是，在臺灣，許多期貨公司都具有證券公司背景。如，臺灣的元大京華，成立專門的期貨子公司———元大京華期貨公司，從事經紀和自營（1998年增加）業務，同時，元大京華證券公司下的自營部也從事期貨自營業務，同時，經紀部從事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寶來證券在新金融商品處下設期貨自營部，并成立寶來瑞富期貨子公司，成為臺灣最大的期貨商，開展期貨、選擇權、期貨經紀、結算、期貨自營等業務。
根據仔細比較分析，臺灣不同規模的證券公司在參與形式上，分別存在一定的趨同性。經紀業務方面，大型證券公司更傾向于采取全資控股的子公司形式參與（這種子公司多為證券公司為開展期貨業務而專設），中小型證券公司更傾向于采取部門形式參與。自營業務方面，證券公司一般都設有自營部門，但大型證券公司的子公司一般也開展自營業務，而中小型證券公司一般沒有子公司，或者存在子公司也主要經營經紀業務而不開展自營業務。
1.2.2臺灣期貨市中介機構。臺灣的期貨交易商分為期貨經紀商和期貨自營商。期貨經紀商包括期貨經紀公司和兼營期貨業務的證券商。一般企業法人不能成為交易所的會員。在臺灣的證券行業與期貨行業是混業經營，證券商既可以自營期貨與期權業務，也可以兼營期貨經紀業務。另外，僅證券經紀商可以申請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證券商兼營期貨經紀業務的，不得申請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期貨交易輔助人屬期貨服務事業，它接受期貨商的委托，從事的業務范圍包括：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期貨商接受期貨交易人開戶接受期貨交易人期貨交易之委托單并交付期貨商執行。期貨交易輔助人從事期貨交易招攬業務時，必須以委托期貨商的名義進行。期貨交易輔助人只能接受一家期貨商的委任，但期貨商可同時委任一家以上的期貨交易輔助人[2].臺灣地區的期貨經紀商主要有4類：一是專營期貨經紀商，只受托從事證期局公告的國內外期貨期權交易；二是兼營期貨商，包括一些本土及外國券商和金融機構；三是期貨交易輔助人，主要是一些獲許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的證券經紀機構，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包括招攬客戶、期貨商接受客戶開戶，接受客戶的委托單并交付期貨商執行等；四是復委托公司，就是本土客戶從事國外期貨交易的機構，它們將委托單轉給境內的國外復委托期貨商，然后再轉給境外的交易所達成交易。
2我國券商參與模式設計
我國期貨業目前交易的期貨品種僅限于商品期貨，金融期貨尚是一片空白，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盡快推出金融期貨勢在必行。通過對美國這個成熟市場及臺灣新興期貨市場的發展歷程及經驗教訓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是作為新興期貨市場的內地期貨市場，要穩步健康地向前發展，券商參與模式可以參考如下幾個方面。
2.1加快期貨市場法規建設，完善監管與自律管理體系
盡管幾乎世界各國在建立期貨市場的過程中，都是采取“先建市，后立法”的思路，但香港、臺灣的期貨市場卻是在借鑒美英等期貨市場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創立并發展起來的。醫學論文這樣，既可以避免少走彎路，節省“學費”，充分獲得后發性利益，同時也可以使期貨市場迅速與國際接軌，按國際慣例規范來發展期貨市場。
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同時參考美國的監管模式，我國的監管主體應分為三級，包括國家監管、行業自律監管、交易所監管。《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五條規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的監督管理。據此規定，證監會是國家監管主體。在我國，金融期貨推出后，如果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允許參與金融期貨交易，那么有權力進行監管的行業自律組織將包括期貨業協會和證券業協會。而市場及交易監管主體則為交易所。
2.2分層控制風險，層次化市場管理，形成金字塔型結構
無論是美國、臺灣或是其他一些國家，在市場結構方面都反映出一個共性，那就是分層控制風險，層次化市場管理，減少交易所直接管理的機構數目。主要體現在結算會員與交易會員的分離以及IB業務的引進等。這種金字塔式的市場結構，有助于控制市場競爭，形成價值鏈結構管理。這在我國現在強調混業經營的同時，也要注意引導行業健康發展，避免行業惡性競爭。
2.2.1結算會員與交易會員分離。在香港，結算會員和交易會員是明顯區分的。而在臺灣，雖然沒有交易會員這一說法，但從本質上看，參與交易的期貨商就相當于交易會員，而期貨商并不都是結算會員，因此，在臺灣實際上也是交易會員與結算會員分離的模式。
而我國期貨市場上，期貨公司實際上資質差別很大，但目前不區分交易、結算會員資格，全部經紀公司都是交易所會員，都擁有交易及結算資格。可見，讓部分資歷較好的交易會員成為結算會員，可以將結算風險進一步過濾，減小了交易所的風險。
此外，我國現在有上海、大連、鄭州3家期貨交易所，每家交易所對各自的會員分別進行結算。若要到3家交易所同時交易就要結算3次。若能將3家交易所的結算系統統一起來，以交易實體為結算單位，即無論在幾家交易所交易只需結算1次，這樣既能節省結算費用，又有助于對交易實體進行綜合風險的控制。當然，要實現交易所間結算的統一，這在當前還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隨著市場的發展成熟，也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2.2.2推行IB業務。在臺灣、美國等市場上，都有IB或類似的中介層次，并且，在臺灣，只有證券公司才可以從事IB業務。這不僅有效地控制了參與風險，限制資質不達要求的金融機構的金融期貨參與層次，同時又為他們提供了參與并分享金融期貨業務的機會，還增加了金融期貨市場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利于開發更多的期貨投資者。因此，我國應借鑒這一經驗，相應地推出IB業務。
2.3證券公司應成為金融期貨尤其是股指期貨業務的主導參與機構
無論是在美國、英國等成熟的資本市場，還是在臺灣、香港等新興市場，證券公司都是金融期貨市場，尤其是股指期貨業務的主導參與機構。特別是我國期貨經紀公司規模較小的現狀，更加需要引入更有資金實力、規模更大、管理更好的證券公司參與市場，這對于穩定市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證券公司還應該授予更多的選擇權。盡管臺灣的證券公司都朝著金融控股的模式發展，原本由部門從事期貨經紀業務的，在有了自己的控股期貨子公司后，也轉為由子公司負責期貨經紀業務的模式。但我們注意到，在市場發展初期，至少在法規方面，對證券公司的限制比較少，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選擇期貨參與模式，而非強制要求其一定要通過子公司或部門來經營。并且，從臺灣的實際交易數據中分析發現，市場自營賬戶發生的交易量占到整個交易量的45%左右（表1），顯示了臺灣市場上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等主導參與機構對市場的強大影響力，這一點是國內股票及期貨市場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而基于證券行業相對期貨行業絕對強勢的國內實際情況分析，可以認為，未來證券公司對股指期貨市場的影響將是很大的。
2.4推行“業務牌照”制度，合理控制市場參與者資質和數目
盡管臺灣目前有近200家證券公司，但真正參與期貨交易的證券公司只有30多家，期貨公司也只有20多家。臺灣期貨交易所已發展了近10年，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模式，但其參與數量始終在一個較小的比例范圍之內。更為重要的是，臺灣的金融期貨業務并非只是一個統一的業務資格，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股指期貨、利率期貨等業務條件，并且，證券公司等參與者可以針對某項業務有針對性地申請該子業務資格，如股指期貨業務資格。
同時，香港在2003年以前一直實行單一牌照制度，雖然這種方式不利于企業多元化發展，但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公司的主營業務發展。這對于市場早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當市場成熟時，這種業務范圍的限制就會抑制公司的發展。職稱論文因此，實際上香港業務牌照制度從單一到多元的轉變，也是一種市場逐步放開的過程。
這對于我國在開放股指期貨的初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即市場準入一定要逐步放開，先緊后松，才能穩定市場；要是先松后緊，出了問題就容易造成市場混亂。我國之前對期貨經營資源控制并不嚴格，以致目前擁有180多家期貨公司，他們可以經營全部期貨業務。事實上，已經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一些期貨公司規模比較小，風險控制能力較弱等，也導致了一些違規事件的發生。因此，我國期貨公司應借鑒臺灣模式，朝著做強做大的方向發展，而非僅僅是做多。增資擴股、引入資金實力更強、管理模式更先進的公司為股東、甚至兼并收購等，都會起到整合市場的作用。
3結語
對于股指期貨而言，國外有的市場已經發展的比較成熟。但是在借鑒別國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我國已有市場的情況，不能強套硬搬。比如，我國期貨公司數量多，質量差，這就與國外市場截然不同，因此我們需要充分考慮我國期貨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和市場參與情況。再如，我國期貨交易所的客戶承受能力有限，若將來股指期貨在期貨交易所交易，面臨的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同時接納數倍于商品期貨的客戶交易，如何處理急劇擴大的交易量等。
對我國現實中收購兼并在操作上的繁瑣，也決定了一些理論上可行的方案，在現實中就不太可行。總之，根據股指期貨所具有的功能和國外股指期貨市場的成功經驗，在我國推出股指期貨交易，對發展和完善我國證券市場體系，提高國際競爭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應該加強法律、市場監管和券商參與模式設計幾方面的配合。
參考文獻
【摘要】本文比較分析了國際會計準則（IAS）演進過程中四種典型的證券化資產終止確認模式，在此基礎上，研究我國的終止確認標準，并通過與IAS相比較，分析存在的差異與不足。
資產證券化是當今國際資本市場中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金融產品。它煥發出勃勃生機，同時也給會計界帶來諸多新挑戰。其中資產證券化會計確認問題是關鍵的核心問題，即判斷證券化中資產轉讓究竟是屬于融資擔保還是真實出售？如果作為融資處理，證券化資產作為抵押品，應保留在發起人的資產負債表中，發起人獲得的資金作為負債處理；如果作為銷售處理，則證券化資產應從資產負債表剔除，同時確認銷售收益或損失。顯然，采用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產生的結果大不相同，對發起人的財務報表結構將產生重大的影響，也決定著其所構建的證券化形式能否達到預期的財務目標。而其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取決于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
一、IAS的終止確認標準分析
綜觀IAS，資產證券化的終止確認標準可分為全部風險收益、實質風險收益、金融合成分析和繼續涉入四種模式。
（一）全部風險收益模式
它體現在1991年的IASED40中，是最早的終止確認標準，現已經被摒棄。該標準規定：金融資產和負債只有假定全部風險和收益轉讓給他人時才允許進行終止確認。顯然，如果轉讓方保留了轉讓資產相關的一部分風險和報酬，哪怕僅僅是非常次要的風險和報酬，該資產也不能終止確認。該標準存在以下主要缺陷：
1.與“資產”的概念存在內在的不一致性。資產定義的核心要求是會計主體擁有對某一項目的控制權。在簡單交易情況下，控制某項資產與從相應資產中承擔相關的風險與收益是同等的概念。但在證券化交易中，由于存在復雜的合約安排，使控制權與風險、收益相分離，此時根據風險與收益來判定，有可能不符合資產確認的原則。
2.不能客觀、公正地反映會計信息。它將金融資產及其所附屬的風險與報酬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資產證券化可通過復雜的合約安排使控制權與其風險、收益被有效地分解開來，并以各種相互獨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作為載體分散給不同的投資者。
3.實際操作難度大。要找出相關資產上包含的所有風險和報酬并對它們進行評價，并非易事。
（二）實質風險收益模式
它體現在1994年的IASED48中。該標準規定：如果與某項金融資產相關的風險與報酬幾乎全部（Substantialall）轉移給了轉入方，則轉讓方應終止確認該資產。它體現了實質重于形式的財務報表質量特征，是對全部風險收益模式的改進。但要確認交易的實質困難，先找出相關資產上包含的所有風險和報酬，并對它們進行評價；再判斷它們是否“幾乎全部”轉移出去，在實際操作中都有相當難度，且它仍將金融資產及其所附屬的風險與報酬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它也存在全部風險收益模式的主要缺陷。此外，該標準中“幾乎全部”是一相對數量，而“相對數量”概念模糊，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在實務中很大程度依賴于專業判斷，容易造成具有相同經濟性質的交易采用不同的會計處理，會計信息不可比。
（三）金融合成分析模式
它體現在1998年頒布的IAS39《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中。該標準的核心在于控制權決定資產的歸屬，而且承認金融資產和負債能分成不同的組成部分。資產轉讓能否做銷售處理，看其控制權是否已由轉讓方轉移給受讓方。轉讓方保留的風險和報酬可以視為轉讓合約的產物，應按新的金融工具予以確認。
1.比較優勢
與前兩種模式相比，金融合成分析模式是比較成熟和可行的。到目前為止，IAS39和FAS140采用的都是這一模式的終止確認標準。它的主要優勢有：（1）以“控制權的轉移（surrenderofcontrol）”作為資產轉讓的終止確認標準，符合資產的定義。（2）減少了判斷風險和報酬是否幾乎全部轉移出去的不確定性。（3）認為金融資產及其所附屬的風險和報酬是可分割的，能客觀公正地反映轉讓方對轉讓資產的權利與義務。
2.存在的問題
面對不斷創新、日益復雜化的資產證券化交易，金融合成分析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中凸顯出以下問題：一是控制權標準較難認定。對于“控制”的認定，各方意見并不統一，FASB和IASC對于控制權轉移的具體判斷條件就不盡相同。實際運用時也會由于人為因素造成很難判斷控制權是否已轉移。二是該標準在實際應用中仍然存在“相對數量”的判斷。三是易導致各國之間出現不協調或不可比的現象。該標準有關銷售的確認條件包含著法律因素，而國與國的法律規定并不一致。
（四）繼續涉入模式
它體現在2002年關于IAS39修改意見的征求意見稿中，以“沒有繼續涉入（nocontinuinginvolvement）”作為銷售確認判斷標準。該標準規定，只要轉讓方對被轉讓資產的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的繼續涉入，不考慮繼續涉入的程度，與繼續涉入有關的這部分被轉讓資產不符合終止確認的條件，作為融資擔保處理，而不涉及繼續涉入的那部分資產則應終止確認，作為銷售處理。
繼續涉入模式的優勢體現在：
1.與資產的概念具有內在一致性。資產證券化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基礎資產上的風險和報酬是高度分散的。因此，辨別哪一方保留了大部分的風險和報酬有相當難度。而且擁有一項資產的控制權與保留了這項資產上的大部分風險和報酬往往不相一致。由于“控制”的概念本身與未來現金流上的風險和報酬有著藕斷絲連的關系，在判斷被轉讓的整體資產上的控制權是否轉移往往摻雜了風險和報酬的因素，使“控制”的概念模糊不清，在實踐中不易把握。采用部分銷售的概念，將資產細分為獨立的單元，對于繼續涉入有關的這部分資產單元而言，控制權和保留了該資產上的風險和報酬是相一致的。這樣，對每個細分的資產單元無論是運用“控制權是否轉移”的判斷標準，還是運用“風險與報酬”的判斷標準都是一致的，既符合資產的定義，又不存在相互之間的矛盾。
2.巧妙地回避了“相對數量”的考慮。該標準要求一項交易符合終止確認條件必須沒有任何的繼續涉入。因此，在具體應用中只需要解決“有沒有”，而不需要解決“有多少”的問題，應用起來比較簡單清晰。
3.是一種比較折中的會計處理方法，它通常會導致一項資產證券化交易被確認為部分銷售和部分融資，容易被實務界接受。
4.避免了可能存在的法律和會計不同角度考慮的內在矛盾，更好地反映經濟實質。它將法律因素排除在銷售確認的判斷標準之外，有利于消除由于各國的法律差異引起的會計處理的不協調。
就實務應用而言，繼續涉入模式比前三種模式可靠性高，但它也存在缺陷，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的繼續涉入方式所引起的不同的資產性質。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不同方式的繼續涉入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轉讓者持有的看漲期權和看跌期權，與其相應的那部分資產的未來現金流上的風險和報酬就截然不同。然而，繼續涉入模式不區分繼續涉入的性質都將其分配到賬面價值入賬，導致在報表上并不能很好地揭示這部分資產的性質，不利于報表使用者的理解。
綜觀IAS的演進過程，每一模式都克服了前一模式的缺陷，都比前一模式更準確、更充分地反映該階段資產證券化交易的實質，但隨著金融創新活動的不斷深化，證券化中資產轉讓的方式越來越復雜，使資產轉讓的實質難以判斷，相應階段的會計確認標準也逐漸不能適應時勢發展的需要而凸顯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新的會計確認標準也應運而生。可以說，IAS關于證券化中資產轉讓的會計確認模式的發展代表了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過程。
二、我國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分析
2006年2月，我國財政部了《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該準則將全面系統地解決資產證券化等結構化融資交易中關于金融資產轉移的會計問題，代表著我國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
（一）我國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判斷流程
根據新準則，筆者歸納總結出我國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判斷流程，如圖1所示。
第一步，確定SPE是否應納入企業的合并報表。企業對金融資產轉入方具有控制權的，應當將轉入方納入合并報表范圍。此外，還必須確認資產是部分還是整體轉移。
第二步，判斷企業是否轉讓了收取金融資產現金流量的權利。企業如果轉讓了這一權利，則直接進入第四步進行判斷；如果SPE必須納入企業的合并報表，那么從集團的角度看，企業向SPE轉移資產的行為不能認為是真實銷售，此時，企業并沒有轉讓這一權利，則必須進入第三步判斷。
第三步，判斷企業是否承擔轉遞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的義務，并同時滿足轉遞的三個條件（詳見準則第四條）。如果是，則進入第四步判斷；如果否，則繼續確認資產。
第四、五、六步，涉及風險與報酬的轉移。通過比較轉移前后該金融資產未來現金流量凈現值及時間分布的波動使其面臨的風險，判斷企業面臨的風險是否因金融資產轉移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如果是，表明企業已將金融資產所有權上幾乎所有的風險與報酬轉移給了轉入方，應終止確認資產；如果沒有，則表明企業保留了金融資產所有權上幾乎所有的風險與報酬，企業應繼續確認資產。在企業既沒有轉移，也沒有保留金融資產所有權上幾乎所有的風險與報酬的情況下，企業的確轉移了部分風險和報酬，則需要依據控制權進一步判斷。
第七步，判斷企業是否放棄了對該金融資產的控制。如果是，則終止確認資產；如果沒有，則企業按繼續涉入所轉移金融資產的程度，確認有關資產（第八步）。
（二）與IAS的比較分析
將上述判斷流程與IAS相比較，不難發現，我國金融資產轉讓的終止確認判斷標準既充分借鑒了國際慣例，與國際準則趨同；同時又充分考慮了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及法律環境。主要體現在：
1.該標準充分借鑒了國際會計準則演進的經驗，融合了三種典型的證券化資產終止確認模式，以“風險和報酬”分析加“控制”分析為基礎。同時，針對復雜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加入繼續涉入的衡量指標，實現了在新的規范中與國際的先進成果鏈接。
2.上述判斷流程可以概括為：如果企業轉讓了幾乎所有的風險和報酬，或者在沒有轉讓幾乎所有的風險和報酬的情況下對資產不具有控制權，就可以對資產進行終止確認。其終止確認的判斷依據和流程與IAS修正版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基本一致。兩者不僅有對資產的風險和報酬幾乎全部轉移的判定，同時還有資產控制權的判定。對于資產終止確認的判定也都是相當嚴格。這有助于提高資產證券化作為銷售處理的門檻，防范金融風險。
3.對一些細節的界定有所不同。例如對“控制權”轉移的認定，我國注重的是轉入方出售該金融資產的能力，規定：“轉入方能夠單獨將轉入的金融資產整體出售給與其不存在關聯方關系的第三方，且沒有額外條件對此項出售加以限制的，表明企業已經放棄對該金融資產的控制。”IAS39則從轉讓方和受讓方兩方面判斷，主要看是否某一方能夠無限制地出售或抵押被轉讓的資產。
（三）存在的不足
我國證券化資產的終止確認標準在理論上還存在一些不足：
1.這種混合了“風險和報酬”加“控制”的綜合標準在實際操作中能否協調，是否會存在內在的不一致性。
2.存在“相對數量”的判斷，如“實質性改變”和“幾乎所有”等，這無疑會增加實際操作的難度。
3.對于沒有放棄控制權的金融資產，只按繼續涉入的程度確認有關資產，并沒有考慮繼續涉入的性質。因此，它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的繼續涉入方式所引起的不同的資產性質。
[關鍵詞]融資，資產證券化，權利質押，擔保法
資產證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近年來出現的一種金融創新，在發達國家已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實踐。作為一種新型的融資手段，我國法律界與經濟界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并在某些領域開始實驗。盡管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現狀已基本具備了實施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但法學家們依然擔心中國推行資產證券化的法律環境是否成熟？其立法與司法如何規范與調整這一新型的金融活動？現行法律制度對推行資產證券化是否存在阻礙，如何進行修改或廢除？這些問題的提出成為近年來法律界關心的熱門課題，其論著和討論日益增多。本文試圖從一個方面探索與資產證券化最為相關的擔保制度中的權利質押問題，并著重對一般債權是否可以擔保進行初步分析。
一、資產證券化中的權利質押
從法律的角度看，資產證券化中的資產主要是應收帳款，即發起人擁有的對其他人的債權。發起人憑借手中的債權擔保來進行融資，這種權利擔保一般采用質押形式。
通說，權利質押是質押的一種重要形式，它以擔保債權的履行而設立。一般認為，以所有權以外的可轉讓的財產權利而作的債權擔保是權利質押的基本屬性。因此，可以出質的權利必須是：私法上的權利、可讓與的財產權、以及有權利憑證或有特定機構管理的財產權。我國《擔保法》對可以質押的權利作了列舉式規定（第75條第1款規定的四種形式），但對第4項“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利”未作明確的規定。在實踐中，對“其他權利”的界定頗有爭議。傾向于擴大解釋的“肯定說”認為，只要符合可出資權利的一般特性要求，所有的財產權均可以出資：“否定說”認為，應嚴格遵守法定質押原則。如果沒有法律上的規定，
其他權利均不得出資；第三種觀點認為，符合出資權利一般特性要求的權利原則上可以出資，但如果權利本身不具有商業上的穩定性，又不能控制的，則不宜作為質押的標的。在資產證券化中，用于債權擔保的權利質押除了具有上述權利質押的一般要求以外，還必須符合資產證券化的本質特性。其一，這種權利質押是以可預見的現金流為支承的。可預見的現金流是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前提，也是證券化產品的投資者投資的依據。最早的資產證券化的資產便是住宅房屋抵押貸款，以后又出現了信用卡應收賬、汽車貸款應收賬、版權專利費收入等。其二，這種用于質押的債權應該具有同質性，以便組建資產池。同質性是指，某些資產應具備標準化的法律文本，以便發起人將不同的債權集合成資產池。例如，銀行取得的住房抵押貸款債權，其權利憑證是貸款銀行和借款人之間權利義務的住房抵押貸款合同。這類合同都是標準化的文本，發起人可以將不同銀行享有的住宅抵押貸款債權集合成資產池，進行證券化。
二、一般債權、股份作為標的物的權利質押
學界與立法都把權利質押作為質押的一種，并與動產質押相提并論。但事實上，權利質押的成立方法和實現方法與動產質押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債權和股票作為標的物的權利質押，其擔保作用類似于抵押。這種特殊性在資產證券化中就顯得十分突出，我們以債權和股份為例。在債權作為權利質押的情況下，由于質權人僅占有權利憑證或僅在登記部門登記，其權利本身的真實性與權利憑證上記載的權利可能存在差異。因此，在權利質押后，如果發現權利不存在或權利落空，對質權人就會帶來損害。此外，我國現行法律沒有要求權利質押一定要通知權利的義務人，所以出質人在出質權利后還可以采取欺騙手段從權利義務人處取得權利，或放棄權利，甚至使權利消滅。在資產證券化交易過程中，資產由原始權益人將資產組合后轉移給SPV（特殊目的載體），這種轉移在法律上表現為一個契約。如果前面所提到的權利的真實性有問題，那么將直接導致后面的契約的合法性。當資產出售后，SPV會確定一個服務商負責向原始債務人收取款項，還要委托一個信托機構負責對服務商收取款項進行管理并向債券投資者進行支付。這一連環流程都會由于權利不存在而帶來一系列法律糾紛，所謂“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邏輯在這一流程中可見一斑。由此，一般債權作為權利質押，尤其是用于資產證券化的權利質押，在法律操作上應該有更明確、嚴格的規定。從擔保法的角度，對自始不存在的權利出質的處理，司法實務的做法是先確定質押合同無效；如果出質人的行為構成民事qz的，對債權人應承擔賠償責任。如何避免這一問題，涉及到債權證書和公示性這兩個環節。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對一般債權的質押程序作出相應的規定，擔保法僅規定質押合同自質物移交于質權人占有時生效。也就是說，一般債權并不一定要表現為證書形式。問題是，一般債權如果沒有證書證明，作為質押的安全性和擔保性就較弱了。因此，對沒有證書的一般債權，如果用于資產證券化中的權利質押，還必須強調先制作債權證書，再交付占有，否則質權不能有效成立。
作者：王瑩 單位：東北石油大學
單一的證券稅率不能充分保證證券市場稅收的公平性，它忽視了交易量和證券持有期等因素造成的分配不公平的現象。另外，我國證券交易中對個人買賣股票資本利得不征稅，那么印花稅就成為我國證券交易中的主體稅種，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證券市場中其他稅種而發揮作用，印花稅還被賦予調節市場參與者收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證券市場的所得稅而發揮作用。缺乏調控資本市場的能力我國現行的證券交易過程中，對于買賣雙方主要征收印花稅，而印花稅不分交易數額和期限的固定的征收稅率對資本市場操控作用不大。目前，現有的證券市場稅制要求不征收二級市場資本利得稅，這樣就不能抑制股市的過熱投機。證券市場的所得稅的征收僅僅在一級市場上利用稅收的手段來完成，而二級市場卻缺乏相應的稅收調控。因此，目前的證券市場稅收體系不能有效地發揮其調節證券市場的能力。重復性課稅現象嚴重在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分配給股東的紅利與股息是從上市公司的稅后利潤中支取，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所獲得這部分紅利與股息實際上已經征收過一次所得稅，是已經完成社會再分配后的所得。但是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個人所得稅沒有對個人的股息和紅利所得進行扣除，直接按照其總額的20%進行征收，這樣就造成了對上市公司分配的紅利和股息進行了二次征收，使上市公司稅后利潤重復課稅。上司公司分配的紅利和股息越多，則重復課稅就越多，這就挫傷了股東投資的積極性，影響了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證券稅收征管制度存在缺陷我國證券市場稅收征管制度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征收手段、征收主體和稅收分配上。我國股票交易的印花稅只在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交易所進行征收，各地方的證券機構對其代扣的部分也要進行統一處理，地方政府無權對此進行支配，但是隨著證券交易的印花稅數量不斷增加，這種不合理的征收方式必然導致地區之間利益分配矛盾激化。與證券稅收入相關的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容易導致證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數量和成交額方面的過度競爭，影響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建立和健全我國證券稅收體系首先，開征證券市場發行環節稅。我國現行證券市場稅收制度對一級市場進行征稅，對證券市場中的有價證券的發行者不征收，這就使得一級市場遺漏了大量的稅款。因此，針對這一情況，在允許的情況下，以一級市場中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為標準，開征資本稅、印花稅，對戰略投資者可以根據情況給予稅收優惠或是不征稅，鼓勵其對證券市場進行投資，從而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其次，征收證券財產稅。證券財產稅是指對證券以財產形態作為遺產轉移或者作為贈品贈予時所征收的稅，包括證券贈與稅和證券遺產稅。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各種功能的不斷齊全，證券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參與者，那么有價證券可以視做其持有者的資產，當有價證券的持有者將其證券作為財產轉增他人，或者是證券所有權發生改變，繼承人或受贈人會不勞而獲取財富，所以為了維護我國社會分配公平的目標，應當將證券財產稅納入我國證券稅收體系中。調整現有證券市場稅制要素首先，合理設置證券市場稅率。證券市場的稅率要依據投入和交易的資本金規模設置不同的稅率;依據投資者投資期限的長短劃分不同的稅率，對于短期投機行為要征收高額稅率，而針對長期投資可以降低稅率，根據投資期限的長短劃分不同的稅率可以引導投資者的投資方向，抑制證券市場內過度投機行為，保證我國證券市場穩定發展;依據證券交易的換手率，設置不同的稅率，有針對性地對高換手率征收較高的稅率。其次，確定合理的征收范圍。我國現行的證券市場稅制，只是在證券交易的環節征收印花稅，其征收范圍過窄，為了保證證券市場稅制的公平性和加強對我國證券市場的有效監管與調控，我國應當擴大證券市場征稅范圍。提高證券市場稅制調控的規范性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制調控還缺乏規范性。規范的證券市場稅收體系應當是對證券的發行、投資、轉讓、繼承和贈予等所征收的各種稅收應當以具體而翔實的法律條文予以規范，利用法律對證券市場進行科學的調控，保證期約束力和透明性，使我國證券市場規范、穩定的發展。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收體系缺少如證券交易稅、遺產稅、贈與稅和證券投資利所得稅，這樣我國對證券市場的調控的規范性就有待加強。因此，我國證券市場不斷進行稅制改革和優化，合理開征缺失稅種，進一步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稅制體系，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提高證券市場稅制調控的規范性。完善證券市場稅收征管制度首先，利用高科技手段輔助稅收征管制度。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大量高科技的手段也被運用到了證券市場。
高科技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大大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成本，有效地提高了證券市場發行、交易、轉讓等行為的效率。因此，我國證券市場稅收體制要在借鑒國際證券市場稅收體制的基礎上，充分結合現代高科技手段，不斷完善證券市場稅收征管制度。其次，開征臨時懲罰性的高稅收。在我國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都要定期對本公司經營狀況進行準確披露，但是一些上市公司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為了美化本公司的公眾形象而獲取更多的資金，對外所披露的信息不完全，甚至隱瞞公司經營不善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國證券市場可以通過征收臨時性懲罰性的高稅收，來懲治那些違規操作的上市公司，以此促使稅收征管的進一步完善，保證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