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5 1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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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管理信息化傳播共享
敏感企業依賴的不是核心產品，而是核心能力，這是一種能創造未來需求的能力，這種能力來源于一種知識，它讓企業知道顧客現在的需求是什么，并能使企業站在顧客的立場上看到未來的需求是什么。這種能力可以通過利用企業內人員和合作伙伴體系內部的明示的和隱含的知識來獲得。許多企業也意識到了知識管理是促使其成長和其反應速度基準不斷超出人們最大膽預期的唯一希望，從而使對員工智能的管理迅速成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管理技能。然而對于究竟該如何有效實施知識管理，許多企業并沒有做系統的計劃和執行。
本文探討了在知識管理的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幾個方面，從而使企業真正能挖掘、創造、積累和應用特有的知識，使之成為企業不竭動力的源泉。
相信知識管理
在實施知識管理過程中的巨大障礙存在于每個人的思想中，在許多企業的領導內心就不相信真的能夠將知識進行收集、儲存、分析、傳播以便共同使用。其實事情沒有想象中那么抽象，在知識經濟時代，幾乎所有產業都是建立在知識運用的基礎上的。企業中的知識可分為聲明性的（關于什么的）、程序性的（知道如何去做）、原因性的（知道為什么）、條件性的（知道在什么情況下發生）、關系性的（知道與誰有關）等等，這之中包括所謂“明示的知識”和所謂“隱含的知識”。在企業內部，伴隨著IT的運用和員工素質的提高，知識不再是一種特權，當員工總能在需要的時間，以需要的形式獲得所需內容的信息時，與流程關系最密切的人自己就可以順利完成流程，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從而減少了管理費用。
作為企業領導，不必事必躬親，他應利用自己的頭腦以及所能借用的一切，從而謀萬世，謀全局。實現知識管理就相當于組建了企業智能智囊團，無論是對于高層領導的經營決策，對于中層管理的生產運營決策，還是對于普通員工的事務處理決策及作業方法指導，都具有動態實時有效支持。企業領導只有相信知識管理能帶來巨大的能量，才會下決心支持企業圍繞實現知識管理所做的一切行動，這是關鍵的第一步。
挖掘身邊的專家
企業的員工是企業根據自身需要雇傭的一項重要資源，是企業擁有的最大財富，目前企業對于員工的管理，仍主要局限于規范工作時間、按專業規范工種上，而沒有立足于挖掘、管理、利用員工的智慧，這就是工作效率經常難以提高的原因。每一個員工在其處理各種事務的工作過程中，都會用到各種知識，這其中，就包含了員工頭腦中潛在的想法、直覺和靈感，針對自己經常面對的問題，他知道為什么會發生，下一步該做什么，然而這些觀點卻極少公開，無法共享。組織也就無法從整體上了解發生了什么，如何解決。經驗只是他們自己最好的老師，不是企業的。每個員工都是自己工作領域中某一方面的專家。
在一個“不確定”是唯一可確定之因素的經濟環境中，知識無疑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新的知識既涉及理想，也涉及創意，它們總是來源于個體，企業的力量之源是多數人所掌握的信息。關注企業的員工，挖掘身邊的專家是企業實現知識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挖掘的方式是多樣的，比如企業可以對每位員工進行評測，請每位員工把自己所具備的可能對企業創造價值的知識列舉出來，然后對這些知識進行加工重組，產生知識資源庫，供全體員工共享。具體方法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特色進行實施，但重要的一點是企業要營造一種可以使金子發光的氛圍。
歡迎知識的傳播與共享
當我們已經知道員工就是企業知識的源泉后，下一步就是要設法讓將人們頭腦中的靈感和知識組織起來，以供安全范圍內共享和利用。
知識管理的最終目標是使企業的知識能夠在最大范圍內最大限度的傳播和共享，唯此知識才能發揮它的作用。企業成員都是企業大家庭的支撐一分子，大家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在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并朝著知識交流和共享的方向螺旋式上升，這是個雙贏的過程，使得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二者實現互動促生，這是知識創新永不衰竭的動力和源泉。知識共享可以使企業的每一個新項目的運行都站立在全企業的經驗和知識的基礎上。知識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在企業內部形成一個有利于交流的組織結構和相互信任的文化氛圍，使員工之間交流從物理上和心理上都實現暢通無阻，最大限度地使知識在交流過程中得到融合和升華，這也是舊知識得以發展，新知識得以產生的源泉。
魅力型領導建立學習型組織
組織中核心管理人員的水平決定了組織知識管理的水平。作為一個高明的管理者，企業領導應該是知識的推動者，當社會上所有的力量正在促使知識資本更快地流動時，他應該構建一家留得住知識資本的企業，如果沒有足夠的挑戰，員工不會留下。能否通過對知識資源的戰略管理而實現企業從無法壯大到不可阻擋的轉變，取決于企業領導管理人、工作程序和技術這三者之間關系的水平如何，這也是知識管理的關鍵所在。魅力型領導就是那種能激發下屬積極性的領導，他在知識管理中懂得困難不在于說服人們接受新觀念，而在于說服他們摒棄舊觀念。
首先，在用人上要做到與時俱進。魅力型領導要學會制造和利用沖突，不能只聘用和獎勵自己所欣賞的那一類人，而要設法讓具有認知差異的人在一起工作，在工作的沖突中得到創造性思維。
然后，由于知識管理是全員過程，而變革的速度和性質意味著每個人必須參與終身學習，包括領導者自身，所以魅力型領導應該知道，要做到持續改進，必須引入知識管理模式與平臺，在企業內部營造出創新的環境，將企業打造成為學習型組織。對于學習型組織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學習型組織是一個能熟練創造、獲取和傳遞知識的組織，同時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為，以適應新的知識和見解。學習型組織在以下方面應該是出類拔萃的：系統地解決問題、采用新的方法進行實驗、從他人的經驗的優秀實踐中學習、在組織中迅速有效地傳遞知識。
建立學習型組織，要把握以下環節：
鼓勵創新。創造適宜條件與環境，充分開發和有效利用企業知識資源，進行以創新為目的的知識生產，以積累和擴大企業的知識資源。
鼓勵交流。在企業內進行知識交流與共享責任的宣傳，培養員工知識交流與共享的意識。企業知識和個人知識的積累、處理、應用的道理是一樣的，需要激發，在交流互動中，知識才會迅速增加。
鼓勵執行。一方面，鼓勵對于知識傳播和共享的執行；另一方面，鼓勵知識充分融入產品或服務及其生產過程和管理過程之中的執行。只有執行了，才有可能有效益。
支持學習。既支持員工的個人學習行為，也要為其創造定期培訓的系統學習環境。只有人人都養成了學習的習慣，企業大系統才能具備動態知識更新的特性。
創建知識網絡。信息化為知識的提取、整理、記錄提供最好的手段，建立知識的共享網絡、數據庫和知識庫，就可以在技術上給知識的共享提供一個支撐平臺。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市場就象自然界一樣無情。進行知識管理歸根到底要在需求引導下落到實處，執行了才會有效。那些具備了真正知識管理的企業，是具有生命活力，能夠進行自我進化的主體，它們歡迎市場競爭，因為競爭會使它們脫穎而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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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內什.納塔拉詹、桑德拉.謝卡爾著，趙云飛譯，《知識管理》[M]，第1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1
2.教學方法單一，缺乏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國際貿易實務的教學往往以理論為中心,教學方法單一,案例教學,互動教學應用不足。學生只能憑想象力,理解力去掌握,導致學生對所學專業知識掌握得不靈活,不牢固,對課程的學習興趣降低。
3.重理論、輕實踐，缺乏實習實訓基地和實習平臺。傳統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教學沒有很好地突出知識的實用性。學生缺少體驗進出口業務操作過程的機會，造成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差，很難全面系統規范的掌握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操作技能和操作方法，導致學生不能將理論知識用于實際業務中，缺乏外貿業務實際操作技能。
4.嚴重缺乏雙師型教師，師資隊伍滿足不了高等職業教育的需要。高等職業教育的特點要求教師不僅要精通專業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十分熟練的業務操作能力。可是目前絕大部分高職院校國際貿易實務教師都是大學畢業后就進入高職院校做老師，根本沒有外貿實戰經驗，講起課來只能是紙上談兵，使教學效果明顯下降。
5.課程教學與職業資格證書相脫節。職業資格證書是以職業資格為導向的社會考核，即是檢驗高職教育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畢業生是否具有實用型人才類型非常重要的標準。但是在教學實踐中許多老師并沒有把教學與考證結合起來。很多學校也沒有制定學生考取職業資格證的相關制度，導致學生只學課本，與職業技能相脫鉤。
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教學改革的方向
1.根據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制定相應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和選用合適的教材。根據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應地設置教學目標。使教學的內容和形式能緊跟時代的變化。在教材的選擇上應該更注重實用性。在高職《國際貿易實務》教材的選擇上，應該選擇那些在內容上接近工作實際，案例豐富，更多、更詳盡地附錄了外貿單據樣本的教材，這樣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接觸到實際業務，理解相關的知識。
2.改進教學手段，加強案例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提高學生的綜合業務素質。首先，在教學中應廣泛運用現代化的設備和手段，如多媒體技術可以向學生提供充足的感性材料，在短時間內輸送給學生大量的直觀信息，提高教學質量。其次，案例教學在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教學中占有極為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其既可以達到吸引學生注意力，活躍課堂氣氛的目的。又可以幫助學生對于一些重要知識點的理解，能使理論與實際有效地結合起來，以提高學生的綜合業務能力。在案例的選取上要做到真實型、典型性和適應性的統一。
3.加強實習和實訓等實踐教學環節，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實習可分為校內實習和校外實習。校內實習主要通過建立模擬實驗室完成。在模擬實驗室以交易的基本過程為主線，針對業務函電的草擬，商品價格核算，交易條件磋商、買賣合同簽訂、信用證審核與修改、出口貨物訂艙、報驗、通關、投保，以及貿易單據制作及審核等主要的業務板塊，通過生動的案例、詳盡的操作指南、案例評析和具體的圖表實例以及大量的操作練習，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在連貫的案例分析中了解和掌握交易基本程序和主要操作技能的有效途徑。校外實習可以讓學生真正體驗實際的外貿業務操作過程和技巧，使學生在走入社會之前就能親身去體驗社會，提高實踐操作能力。高職院校應該大力加強與企業的直接聯系，實行學校與企業聯合辦學，通過“訂單式”培養，讓企業參與學校招生、學生實習、學生就業的全過程，使學生在入學時就從根本上解決自己就業的后顧之憂，真正讓企業來評判高職院校的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
4.狠抓教師培訓，讓教師到實踐中鍛煉。強化對高職高專院校教師的培訓，使之盡快的向雙師型教師轉變。為了適應新形勢下對雙師型教師的需要，必須安排專職專業課教師到生產第一線進行進行專業實踐訓練。引導青年教師在重視理論與實踐進修的同時，創造必要的條件使理論與實踐進修的成果及時轉化為實際應用、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5.推行“雙證”教育制度和雙語教學，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所謂“雙證”教育制度，即高職生通過二年或三年的學習，一方面獲得大學專科畢業證書，另一方面，高職生利用在校學習的有利時機，積極參加學校或社會組織的相關職業培訓，通過國家組織的相關考試，獲得相關的職業技術資格證書。如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在校期間就可以考取外銷員、報關員和單證員等職業資格證書，以大大提高其就業力。作為國際商務人才掌握良好的外語聽說讀寫技能是非常必要的。其不僅要與外國客戶進行流利的磋商，同時也要繕制相關的英文合同和英文單據，因此，《國際貿易實務》教學應使用雙語教學。在《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教學中，教師在講授該門課程涉及到的國際慣例，應該用中英文相結合的方式，可以使學生學到的知識與現實聯系得更加緊密。同時要加強學生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和單據的繕制能力，使學生的業務綜合素質得到全面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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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分為知識效益戰略和經濟效益戰略，回顧資源型城市及其人力資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以黑龍江省13個資源型城市為研究對象，利用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驗證知識效益戰略和經濟效益戰略的交互效應，在此基礎上得出資源型城市應采用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輔以持續型經濟效益戰略的結論。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實證
一、引言
資源型城市是以資源開采為主體，依托當地自然資源“因礦而生”。我國資源型城市大多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目前擁有礦業城鎮426座，承載的人口達3億多。在我國現有的礦業城市中，礦業經濟處在成長期的有82座，處在鼎盛期的有292座，處在衰退期的有54座，分別占19.25%、68.07%和12.68%[1]。
美國地質學家胡貝特把資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分為：預備期、成長期、成熟期、轉型期，我國處在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大多位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東北老工業基地曾經為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不少資源型城市出現了經濟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不少城市由于資源儲量不足，生產規模下降，城市的GDP急劇下跌。這些城市在成長和成熟期沒有抽出財力和物力把替代產業發展起來，沒有實現城市的轉型，這就造成了目前地區經濟復蘇乏力，人才匱乏問題突出的局面。黑龍江省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中的重要省份，這種問題尤為突出。因此，研究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狀況，有利于分析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戰略與經濟增長和人才持續性之間的關系，為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戰略定位和政策規劃提供決策借鑒。
二、文獻回顧
有關資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對其概念的認識一直比較模糊。對資源型城市究竟包括哪些城市，它到底屬于哪個分類體系，至今沒有統一、明確的認識；其它一些類似概念，比如礦業城市、工礦（業）城市、專業性工礦城市、采掘業城市、工礦區城市等等，分別出現在不同領域的文獻中，它們的內涵和外延都與資源型城市的概念有很多重疊之處，目前還沒有見到關于它們之間區別與聯系的認真討論。此外，對于國外資源型城市與中國資源型城市的概念比較，也沒有人做出更多的研究。
國內外對資源型城市概念大致有以下一些界定：C.D.Harris認為資源型城市為資源開采業職工占城市全部職工總數的15%以上，或產值占城市總產值10%以上的城市[2]；張米爾、武春友認為資源型城市是依托資源開發而興建或者發展起來的城市，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其主導產業是圍繞資源開發而建立的采掘業和初級加工業[3]；張以誠認為礦業城市的概念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界定：從質的方面看該城市所執行的職能，即礦業經濟對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及所占的地位，從量的方面看礦業產業產值占當地工業總產值的比重[4]。
因此，筆者認為廣義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科技資源、文化資源等等，而在資源型城市一詞中卻只是自然資源。資源型城市是城市職能分類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它是以自然資源的開發而發展、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要職能的城市，資源型產業占據主導地位、資源型經濟特色突出，其在區域分工體系中主要倚重資源貿易，資源型城市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資源型產業及其相配套的社會勞動集中到一定規模后形成的。
從國內研究情況看，學術界對人力資源開發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資源型城市轉型應注意人力資源開發等問題上已有了明確的認識，但具體到資源型城市發展接續產業與人力資源開發相結合上還有不足，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考慮較少，且人力資源開發與智力引進被看成是內外兩種不同工作的進行。有關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雨潼、王海紅提出資源型城市存在下崗職工規模龐大等一系列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接續產業、替代產業、第三產業[5]；胡禮梅提出資源型城市具有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就業困難，失業率高，而出路就在于如何實現人力資源、產業結構的戰略轉型[6]；富童瑤認為人力資源結構的不健全導致資源型城市科技開發能力不足和社會文化觀念落后，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依靠科技、發展教育、培育人才[7]。由此，資源型城市制定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戰略成為學術界和政府層面共同關心的課題，對如何實現人力資源戰略甚至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軟著陸，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三、模型、數據與方法
（一）模型
雖然國內外關于資源型城市和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的文獻都很多，但對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的研究卻很少，而重點研究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的學術成果更是鮮見。基于此，筆者將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界定為：對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的結構、素質、成果、經濟效益創造出的一種獨特、有利的定位，其目標是實現經濟增長與人才可持續發展，其實質是建立起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
依據資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理論，資源型城市分為預備期、成長期、成熟期、轉型期四個階段，由于各階段的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應制定不同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而對于一個資源型城市而言，人力資源績效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考慮：一是經濟效益，即人力資源是否能創造經濟價值，使資源型城市實現經濟增長；二是知識效益，即人才資源創造出大量的知識成果，支持資源型城市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轉型，最終維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按照人力資源經濟效益可將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分為任務型和持續型兩類，按照人力資源知識效益可將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分為集聚型和均衡型。
任務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是指戰略導向以短期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持續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是指以長期的可持續經濟發展為目標。任務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將引導資源型城市加大資源開發型人才的投入力度，同時以資源開發的經濟效益來評估人才，以實施獎懲和晉升機制；持續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將使資源型城市著重于未來經濟增長，引導資源型城市進行人力資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經濟轉型。
集聚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是指資源型城市在引進、培養、開發人力資源時，重視資源依賴型人才的開發，使資源型城市的人才聚集在重點資源領域，產生核心競爭力，缺點是不利于經濟增長平衡和第三產業、高技術產業發展；均衡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是指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結構向其他科學發展的城市靠攏，人力資源結構趨于平衡狀態，優點是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和避免資源過度開發，缺點是不能在有優勢的資源開發領域形成核心競爭優勢。
一般而言，預備期和成長期的資源型城市可采取任務型與聚集型相結合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資源型城市應采取持續型和均衡型相結合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目前，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城市都處于成熟期或衰退期，尤其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更是資源過度開發而即將出現資源危機。但這兩種混合戰略是否對我國現階段的資源型城市適用，我國的資源型城市是否進行了科學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混合，就是本文要驗證的命題。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就是要立足資源型城市的發展現狀，選擇合適的人力資源開發激勵模式，以實現人力資源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
（二）數據
黑龍江省是礦業大省，但礦業發展不平衡，主要以石油、天然氣、煤炭、黃金和部分非金屬建材礦產為開發重點，其他礦產資源分布廣泛又相對集中。石油、天然氣主要集中在松遼盆地的大慶一帶，煤炭分布在東部的鶴崗、雙鴨山、七臺河和雞西等地，有色金屬、黑色金屬主要分布于嫩江、伊春和哈爾濱一帶，金礦產于大、小興安嶺及伊春、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區，非金屬礦產主要分布在東部和中部[8]。目前黑龍江省共有雞西、鶴崗、雙鴨山、七臺河、大慶、伊春、五大連池、鐵力、尚志、海林、穆棱、寧安、虎林等資源型城市13個，由于礦產開發時間長短不同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異，各地區采用了不同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模式。因此，研究不同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問題，黑龍江省是一個極具典型的樣本。
針對黑龍江省13個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類型和人力資源績效狀況，設計調查問卷，由黑龍江省的10個專家進行填寫，在數據收集后，通過了問卷的信度與數據的效度檢驗。其中，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采用1-10級打分法確定。最后綜合10個專家的打分，得到黑龍江省13個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類型和人力資源績效狀況如表1所示。注：經濟效益戰略中，1表示任務型，2表示持續型；知識效益戰略中，1表示聚集型，2表示均衡型。
（三）方法
采用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確定經濟效益戰略與知識效益戰略混合的“配合”效果。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ANOVA）可用于分析兩個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情形，如筆者用于分析任務型或持續型、聚集型或均衡型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對資源型城市人力資源績效的影響。二因素方差除探討兩個個別因素的影響，即A因素的方差（SSA）與B因素的方差（SSB），稱為主效應外，還考慮其對應變量的交互效應。交互效應越大，兩因素的合力對因變量的作用越明顯。二因素方差分析不一定有交互效應，當Two-WayANOVA考慮交互作用項時，總效應可分解為SST=SSA+SSB+SSAB+SSE。通過驗證兩種類型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的“配合”對人力資源績效的影響，從而為我國資源型城市尋找科學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組合模式。本文的所有數據處理過程采用SPSS軟件完成。
四、實證
通過二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得到經濟效益戰略與知識效益戰略的交互效應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兩條線的延長線明顯交叉，交互效應顯著。
當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采用聚集型知識效益戰略時，應輔以任務型經濟效益戰略；當采用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時，應輔以持續型經濟效益戰略。但是無論資源型城市采用何種經濟效益戰略，選擇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都能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源管理績效，即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具有較強主效應。
同時，可以得到二因素方差分析的各種檢驗參數，從中可以進一步驗證知識效益戰略的主效應的存在性。如表2所示，模型各項參數都在正常區間內，且顯示知識效益戰略的主效應要比知識效益戰略和經濟效益戰略的交互效應還要強。因此，我國資源型城市應該優先制定知識效益戰略，然后制定經濟效益戰略，而最佳的戰略混合方案是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與持續型經濟效益戰略相結合。
通過SPSS軟件可以進一步應用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對各種戰略組合情況下的人力資源績效進行預測，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績效預測值如表3所示。由表中“均值”項可知，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與持續型經濟效益戰略相結合能產生最高的績效水平，其下依次是單獨的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與任務型經濟效益戰略的混合戰略等；而聚集型知識效益戰略則表現出明顯的劣勢。由此可知，我國資源型城市應注意人力資源結構的均衡性發展，降低人力資源對資源的依賴性，提高人力資源柔性。
五、結語
資源型城市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隨著資源的開采力度不斷加大，很多資源型城市面臨著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難以持續，需要進行經濟轉型的問題。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源結構轉型是重中之重，也是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通過對黑龍江省13個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和人力資源績效關系的實證分析，得出我國資源型城市應該采用均衡型知識效益戰略和持續型經濟效益戰略相結合的人力資源績效管理戰略，以實現資源的可持續開發與資源型城市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結論，對于我國資源型城市的人力資源開發具有決策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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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創新；保護模式
引言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要求最早來自于西方社會對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的“異化”和“物化”的反思。在我國，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還只是近十年來的事情。然而，中國目前正處于現代化建設快速發展中，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二者之間的矛盾帶給我們許多困惑。
總理曾說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有物質性，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非物質性和物質性結合在一起。物質性就是文象，非物質性就是文脈。人之文明，無文象不生，無文脈不傳。無文象無體，無文脈無魂。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幾百年、幾千年傳下來的，為什么能傳下來，千古不絕?就在于有靈魂，有精神。文脈就是一個民旅的魂脈。今天，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傳承民族文化的文脈。
從眾多研究資料中發現，現今理論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保護理論模式：一種是“原生態”保護模式。他們認為應建立公認的具有現實保護意義的“生態文化圈”，在政府的扶持下，進行包括有形的世界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甚至是自然遺產在內的整體保護和規劃；不復原，卻承認并明確一種存在生態，使其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中依循著規律發展；另一種觀點是
“創新”保護模式。他們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不是經濟包袱而是珍貴文化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通過現代轉化，整合入現代文化體系中，發揮新的功能，才可能真正傳承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化形式是文化元素重構，舊的文化體系消亡后，其中許多文化基因仍有活力，通過現代形式的基因重組，在保持精神內含和象征符號不變的前提下，使它們能夠以現代形式復活。雙向互動的新傳媒和新興的創意產業，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了良好機遇。
針對兩種不同的理論模式，我認為聯合圜教科文組織提出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文化環保”，盡量保護各種文化原生態和多樣性，避免人類富有特性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逐漸消亡。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巾珍貴的可再生文化資源。對這種資源通過文化創新來繼承和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通過現代功能轉化，整合入現代文化體系中，發揮新的作用，才可能真正存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化形式是文化元素的重構，舊的文化體系消亡后，其中許多基因仍有活力，通過現代形式的基因重組，在保持精神內蘊和象征符號不變的前提下，它們能夠以現代形式復活。雙向互動的新傳媒和新興的創意產業，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有效途徑。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現代人的精神家園，是各民族的文化血脈，是各民族的“文化基因庫”，具有多元潛在的再生能力。多元的“文化基因庫”能夠提供各民族人民世世代代累積的寶貴人生經驗，能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再生資源，能啟發后人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建起更美麗的藝術殿堂。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保護模式的理論核心
1、“創造性轉化”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出路
“創造性轉化”一詞來源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學者林毓生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作者在書中提到要推行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重要的“文化基因”，其賴以存在的“細胞環境”如今已發生巨變，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也必須進行一定的“基因改良”和“重組”，以提高在新的“細胞環境”中的成活率與生命力。在當代社會中依托現代產品或融合現代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創造性轉化，創造出既具有民族精髓又具有嶄新表現形式的當代特色產品，是激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實生命力、促進其在當代社會中延續和保護的最根本出路，也是我國當代產品顯現中華民族精神的有利契機。“創造性轉化”不是簡單地犧牲真實性實現商品化而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變得面目全非，而是以新的載體繼續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神和技巧等精髓，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所生產的當代產品要仍帶有民旅的鮮明特色，仍能取得民眾的“文化認同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代由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巨大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傳統文化的變革。“實際上，一切過去時代的文化資源，都有一個在今天文化語境中重新闡釋和創新開掘的問題。任何文化資源要想成為生動、話躍的‘現在時’或‘現在進行時’，都必須與今天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聯系。所以，一切傳統的文化資源要想在今天發揮作用，都必須經歷一個現代的轉換。”，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的保護、傳承固然需要政府的倡導以構造一個和諧的發展環境，也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以提供經費來源，非物質文化遺產欲在現代社會中繼續求得穩固的一席之地，僅僅依靠外在力量，被動地等待被搶救和被保護是不夠的，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其自身的“自強不息”。也就是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應“坐以待斃’，而應“相時而動”，進行適當的變革，適應當代社會，融入當代生活，以積極的姿態融入現代生活潮流，在這個生活日新月異、變化天翻地覆的現代大工業社會中煥發出別樣的光彩。非物質文化遺產要保存，但更要延續：要延續，但更要發展。而一切的關鍵莫不在于依托具有當代特色的產品或融合當代技術以實現“創造性轉化”。
2、文化元素重構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形式
2008年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以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為表現手段，把中國“五行哲學思想，與奧運五環相匹配，是奧運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最精彩的結合，向世界展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更向世人說明了中國民間藝術的永恒魅力。
3、創意產業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途徑
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主要包括如口承文學、歷史傳說、環境知識、生產技術、消費習慣、交際禮節、，人生儀式、節日慶典、組織制度、娛樂游戲、藝術技能、信仰心理等。它們是過往生活的憑證，是國情、民情的重要組成，也是有獨特載體的民眾的文化。因此，通過對這些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清理和挖掘，我們會孵化出國民經濟的一些新興部門和行業。“不僅如此，這些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相關的產業，還往往是一種立體產業，帶動力強，輻射面廣，能夠產生多種效益，其發展方向常常涉及傳媒、演藝、美術、會展、體育、旅游、教育、出版等
行業。同時它還可能通過產業鏈間的傳動關系，進而帶動信息、餐飲、房地產、服裝、交通等十幾個相關行業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發展創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增長點。”
近日有消息報道，在“人人電影”公布的新片計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陳可辛執導的魔幻大片《鐘馗》，據透露，之所以選擇這個家喻戶曉的“鐘馗”這個人物，是因為鐘馗能把人們帶到一個想象的空間，回想童年的記憶，在他心目中，鐘馗就是中國的蝙蝠俠、超人，就是中國的超級英雄。這里鐘馗的出現，中國成人心目中的神性力量的不在場。
從文化視角來看，陳可辛電影選材的有趣之處在于，導演會想到鐘馗這個形象。鐘馗是中國傳統年畫的典型形象，這個形象的來源眾說紛紜，但大多數人認為他是唐初終南山進士，才華出眾而相貌丑陋，死后成神，擅長抓鬼。慢慢變成端午節文化中的固定形象。在民間，鐘馗畫像辟邪的能力深入人心。最初在唐宋時代，鐘馗年畫的能指非常單純，鐘馗以驚人的丑陋和冷酷無情抓鬼吃鬼的能力而廣受歡迎，他足以把小孩子嚇哭的形象雖然缺乏親和力，卻有實用價值。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鐘馗形象的能指在發生微妙的變化，“鐘馗嫁妹”中的鐘馗多了一份鐵漢柔情，對友人的情誼，對妹妹的關愛，讓這個比鬼還要丑的恐怖形象多了一份令人感動的力量，中國傳統價值觀在陰冷的鬼魅世界中折射出意想不到的光彩。鐘馗漸漸不再是個異類，異類無法令人信任，但是一個和我們有共同價值觀的“鬼王”則可以讓普通民眾放心依靠――鐘馗形象的人性演變沒有削弱，而是加強了這一形象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陳可辛導演在電影中繼續鐘馗形象的人性之路，而且又加上了現代的解讀，令這個形象更為豐滿，更是一個“人”。這樣，鐘馗這個形象就完成了“人”――“神”――“人”的轉變。當然此“人”非彼“人”，其中融入了千百年民族心理的發展痕跡，成功地完成了創造性轉化。
慶陽香包源遠流長，香包既是工藝美術制品，又飽含著民族文化象征隱喻，把祝福帶給了祈求幸福的人們。但過去只是在端午節才給小孩佩帶，只有城郊的個別婦女在節前進城擺小攤零售。現在，香包已經成為慶陽市的文化支柱產業，并且帶動了其他文化產業。根據調查，截止2003年5月，慶陽市從事香包制作的農戶達71977戶，從業人員102698人，分別占全市農村人口和農村婦女總人數的14.6％和11.8％，其中有一定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的專業戶8070戶，加工制作人員25796人，生產香包約161萬件，年產值715萬元。2005年第四屆香包節期間，銷售香包收人674萬元，民俗文化產品銷售收入達300萬元以上。在正寧縣山河鎮，五分之一的農戶從事民間手工藝品生產和銷售，每年香包刺繡收入60萬元。在這個鎮采訪了32位婦女，其中7位是香包刺繡公司的經理，2人制售香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其他5位年收入在1萬元到3萬元之間；另外25人，香包刺繡年收入3000元的2人，1000元～3000元的13人，1000元以下的10人。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換大大刺激了慶陽香包業的發展，現在不但參與的人數眾多，而且品種花樣也日趨繁多，大凡飛禽走獸、花鳥蟲魚、神話傳說、生產生活，應有盡有。小的可以像麻雀蛋那樣小，大的有幾個平方米大。以上調查說明，在慶陽市，香包這種民間手工藝產品已經成功地實現了功能轉換，已由原來功能單一的節日佩件轉化為商品價值與民俗價值兼具的復合性產品，并且形成規模化產業。我們可以斷言，慶陽香包是不愁沒有傳承人的，也不片j擔心它會消亡。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可以實現功能和價值的轉換。
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保護模式的反思
創新在民俗流變過程中，使文化的純正性和完整性被削弱
利用非物質文化資源進行商業開發潛伏著較大的風險。追求效益會受需求引導加入許多原本不屬于這一文化范疇的因素，從而導致文化變異。劉志群批評說：“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旅游熱己成為傳統民間藝術的第一殺手。目前比較流行的不是尊重和恪守民族文化傳統及其心理與思維特點，而是以政治宣傳服務的目的和現代審美的觀念來改造當地的少數民族民間藝術，使其精致化，了民族民間藝術在表象掩蓋下的深層的所指，甚至把漢民族和外來的東西，拿來雜揉到當地民族的藝術中，往往出現了非驢非馬的怪胎。”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劉魁立也稱“開發一個毀一個。”
日本民藝學家柳宗悅在1941年就曾提出：“工藝文化有可能是被丟掉的正統文化。原因就是離開了工藝就沒有我們的生活。可以說，只有工藝的存在我們才能生活。從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們身著衣物而感到溫暖，依靠成套的器物來安排飲食，備置家具、器皿來豐富生活。……因此，如果工藝是貧弱的，生活也將空虛……如果工藝的文化不繁榮，整個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礎，因為文化首先必須是生活文化。”“當代的機械化粗糙制品使人們養成了粗暴待物的習慣，而驀然回首，人們才發現，“原來那些經過人與人之間的磨合與溝通之后制作出來的物品，使用起來是那么適合自己的身體，還因為它們是經過‘手工’一下下地做出來的，它們自身都是有體溫的，這體溫讓使用它的人感覺到溫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這種“溫暖”的親切感，絕對是現代工業的理性所不能代替的。
2.創意產業必將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普遍經濟性的泛化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走上市場?第一步是商業化，第二步是提煉中國文化元素，然后，將這些元素與工業化生產結合，才能真正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中國貿促會家紡分會副會長楊兆華如是說。在他的努力下，作為第一步，南京云錦、藍印花布、土家織錦、苗族蠟染、魯銹、藏毯、蘇銹等亮相8月20日開部的中國國際家紡展。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創意產業保護道路上的探索，盡管其保護的方式和所走的道路各異，但在其總的取向上，卻都是希望“在市場經濟中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但最終目的卻都不是放在“規模化的生產非物質文化產品”上，而是通過“產業化”經營而達到真正保護“非遺”象征符號和精神內蘊上。創意產業只是可供選擇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全部：對某些類別和項目可能是最佳的選擇，對另一些類別和項目，則可能不適用或不是最佳的方式。總之，在決定采用何種模式進行“非遺”保護的時候，要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保護，而不是犧牲傳統的技藝和文化蘊涵去獲得利潤的最大化，因此一定要逐一分析、逐一選擇并進行學科論證，然后作出決策。這也許就是“非遺”保護產業化與其他經濟項目不同的地方。因此，不論采用原生態方式和創意產業化方式，應以“非遺”項目的精神內蘊和象征符號得到完整性的保護為前提，而不是以犧牲其技藝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蘊涵為代價。凡是以犧牲傳統技藝及其文化蘊涵為代價的所謂產業化，都是不可取的，都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參考文獻
[1]陳建憲：文化創新與母題重構一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的功能整合，《民間文化論壇》[J]2006，04
[2]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
摘要：基于“寬口徑、厚基礎”理念和精英人才培養目標，九校聯盟的本科課程已由專業必修的單一課程結構與修讀模式，逐步向“全校性課程（國家課程/通識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專業課程”三大類板塊的課程結構轉變，但同一類課程中的具體課程構成及領域劃分在各校存在顯著差異。九校聯盟課程設置改革仍面臨專業課程學分縮減與通識課程學分增加、各類課程必修與選修課程學分比例不合理、課程性質定義及準入標準模糊等問題。需重新規劃本科課程，頂層整體設計課程結構，合理設置各類課程學分比例及相關學分制管理規定；需明確界定學校、院系、專業培養目標與各類課程目標的關系；重視課程設置與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關注課程實施與評價的實效性。
關鍵詞：九校聯盟；課程設置；課程結構；課程學分比例；問題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610（2014）01-0087-12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亞洲一流大學的通識教育及本科生培養模式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DIA070112；上海市教委2012年上海高校本科重點教學改革項目 “本科課程設置的整體設計與人才培養模式研究”；復旦大學亞洲大學研究中心資助項目“亞洲五國著名大學的通識教育與本科生培養模式研究”。
收稿日期：2013-11-30
作者簡介：樂 毅（1960-），男，江蘇蘇州人，教育學博士，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從事課程管理與評價、考試與招生制度、教育政策研究；王 霞（1988-），女，山東日照人，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從事課程與教學論研究；上海，200433。
近年來，我國研究型大學越來越感受到一種壓力，一種來自國內外同類大學相互競爭的壓力，且競爭日趨激烈。眾所周知，大學的競爭力主要是通過教學質量來體現，其中的關鍵要素之一就是課程。招生、培養、就業，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主要環節，缺一不可，而課程則是培養環節中的主要內容。課程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甚至就業。這也是為什么各國都注重大學課程與教學改革的緣故。本文選取首批進入“985工程”建設的九所高校（即“九校聯盟”）為案例學校，試圖通過分析九校聯盟本世紀以來的課程設置改革及課程實施現狀，去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我國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改革的路徑。九校聯盟是國家重點支持建設的大學，各校辦學實力、課程與教學資源相對較強，又各具專業學科特色，都重視本科教育改革，其實踐具有參照、借鑒價值和示范意義。
一、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的校際比較：構成要素、內容、特點
課程設置指學校等教育機構對各類課程的編制、篩選、設定與實施計劃。大學的課程設置涉及培養目標、課程結構與課程內容、各類課程結構在總學分中所占的比例，課程的修讀要求與學分及課程實施的具體規定等方面，也涉及課程的性質、類型（如必修課與選修課）的劃分等，并通過本科培養方案的制定，以文本的形式體現出來。其中，課程結構變化是大學課程設置改革最直觀的體現，反映了學校對本科教育的理念和價值取向，而課程結構則是課程設置的骨架，包括各類型課程（如通識課、大類平臺基礎課和專業課等）的組織、比例分配、領域范圍相互關系等內容。課程結構的合理化程度支撐并影響學校課程設置改革的推進。
（一）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主要由三類課程構成
通過對九校聯盟的2010-2012年本科教育培養方案、本科教學質量報告、學校本科生院、教務部/處網站公布的學校管理、教學等相關文件分別進行搜集、整理、比較、分析，筆者發現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主要由三類課程構成，即全校性課程（國家課程/通識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其中，“全校性課程”是指面向所有在校本科生開設的課程。雖然有些大學的結構尚不太清晰，有些設置也存在重疊，難以簡單歸類，但這三大課程板塊結構還是各校所共有的特征，其構成已逐步取代了傳統的專才培養模式所采用的“思想政治等公共課+專業必修課”的課程結構。（見表1）
從上表可看出，九校聯盟的本科課程結構不再單一，相對多元的課程體系構建逐步形成。同時，我們還可發現，九校聯盟課程結構呈現出很大的相似性。結構相似，說明了九校聯盟在本科課程設置改革方面都認識到了以往課程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期望通過課程改革來達到大學所制定的培養目標；也意識到課程結構在課程設置中的綱領性意義和框架作用，以及對具體課程的編制和教材編寫的影響。課程結構變化也必然影響大學所希望本科生獲得的知識、能力結構的要求，這又從另一面反映了九校聯盟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具有共性、趨同性。趨同的本科課程體系表明，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九校聯盟一方面不斷借鑒國外著名高校課程改革模式，同時也在相互學習國內同類高校的改革實踐經驗。
樂毅王霞 ：試論本世紀以來“九校聯盟”本科課程設置改革的現狀與問題（二）九校聯盟各校通識課程的具體課程構成存在差異性
出于對通識教育重要意義的認同，九校聯盟各校均重視設置通識課程，但具體課程名稱及內容構成不盡相同。與“通識教育課程”名稱相似的有通選課、通識課程、通識通修課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通修課程等。就字面上來看，這些課程都可歸于通識類課程。但通過對九校聯盟的這類課程結構進行對比后，筆者發現，其課程結構還是存在諸多不同與問題（見表2）。
從表2看，九校聯盟通識類課程的具體課程構成差異較大，如北京大學通選課由七大領域課程組成，而復旦大學通識課程由通識核心、專項、選修和國際課程四部分組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英語類、物理類、體育類等九類課程組成；其次，各校通識課程領域劃分不同，如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同樣是通識教育六模塊，但彼此差異顯著；再次，除思政、軍事、體育、計算機、外語等課程外，九校聯盟通識課程內容選擇不同，如清華大學通識課程中的新生研討課，復旦大學的暑期國際課程，上海交通大學的通識教育實踐課程等。
九校聯盟通識類課程構成的不同，一方面說明各校依據自己的理念、價值觀、理解、辦學特色來設置通識課程，并非隨波逐流；另一方面，課程結構和領域劃分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通識教育課程設置缺標準、不規范的現狀。以北京大學通選課為例，就存在著“未能主動建設，呈現自發狀態；課程數量失衡，教學質量懸殊；定期審核不嚴，缺乏表彰制度”等問題。［14］為什么九校聯盟的通識類課程呈現出如此紛雜的狀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對通識教育的定義、內涵和知識領域等尚缺乏清晰界定，對通識教育的培養目標尚缺乏明確闡述，對通識教育課程還沒有明確的準入界線等等。當然，通識教育起步晚，課程體系構建尚未成熟也是影響因素。
（三）九校聯盟均重視大類/基礎課程的構建
九校聯盟在本科課程改革都很重視大類/基礎課程設置，但各校該類課程的具體課程構成也存在明顯差異。大類課程、文理基礎課、學科平臺課、學科群基礎課等課程均屬于同一類課程，這類課程通常為一級學科或跨一級學科課程，面向同一類學科內各專業的學生以及其他學科的部分專業，如復旦大學的文理基礎課。為什么要設置這類課程？筆者認為，開設這類課程是實施“寬口徑、厚基礎”人才培養模式的需要，如實施大類招生，就需要這樣與之相匹配的大類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另外，一定意義上，大類/基礎課程也為編制和實施通識教育課程創造了前提和基礎。因此，也可以說，此類課程也可被視作為介于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學科間領域互補的“共通性基礎課程”，是學校課程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2002年復旦大學開始實施《復旦大學文理教育方案》，明確提出課程建設目標是“實施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并逐步向按文理大類實施全校性基礎教育過渡”［15］。正因有這種全校開放的課程實施經驗，使得復旦大學能夠在2006年平穩地實施面向所有本科生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九校聯盟目前均開設了該類課程，足見其重要的課程功能及意義。
從該類課程的實質意義和作用看，九校聯盟是基本相同的，但各校劃分此類課程的學科領域存在較大差異（如表3所示）。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既與各校所依據的具有本校特色大類劃分標準相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培養目標與教學目標、學科優勢與專業側重。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與“寬口徑、厚基礎”的理念和培養目標具有一致性，是達到目標的有效載體；九校聯盟各校無論在通識類課程，還是在大類/基礎課程的設置和管理方面，都有較充分的課程權力。但同一類課程的不同課程構成和領域劃分，也使學生在理解大學課程和教育內容方面產生困惑。因此，明確各類課程的定義、領域邊界、培養目標、課程結構，規范課程的準入制度，是課程設置與管理改革需要考慮的內容。
（四）九校聯盟各校的全校性課程的設置及存在問題
第一，全校性課程內涵與具體構成。
如上所述，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主要由全校性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組成，其中，我們所指的“全校性課程”主要包括思政等公共課程和通識類課程，有必修課與選修課之分。就目前設置而言，筆者注意到，大部分九校聯盟高校把思政、外語、體育等公共課歸類到通識類課程之中，只有少數學校，如北京大學，將思政等公共課和通識類課程分開列出。因大學思政等公共課由國家統一規定，政策支撐并組織實施，所以，課程設置各校相同。此類課程統一大綱、材、統一考試、統一管理等特點，充分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國家的要求，國家的標準，其實施面覆蓋我國全部高校，顯示了課程的國家性質。為此，筆者將這類課程統稱為“國家課程”。
第二，“國家課程”在九校聯盟課程改革中面臨的挑戰。
本世紀以來，“國家課程”在九校聯盟高校課程設置改革中已面臨多重挑戰。挑戰一是，國家課程受到通識教育課程的沖擊，主要體現在本科課程結構中，國家課程以從屬于通識教育課程的形式存在。或許是課程結構分類的緣故，或者是通識教育日益受到推崇，除北京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外，九校聯盟其余七所高校均把五類公共課程列入通識教育課程中。這似乎隱含這樣的概念界定與劃分：通識教育課程包含“國家課程”。但問題是，我國沒有在國家層面明確規定要在各大學實施通識教育，它不是“國家課程”。不得不提的是，在通識教育與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內涵理解方面我們也存在認識分歧：有學者認為文化素質教育即通識教育，據此詮釋，通識教育（文化素質教育）也就包含國家課程。也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據此釋義，通識教育課程不應包含國家課程，即國家課程不從屬于任何一類課程中。它們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滲透于國家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專業教育課程、大學的其他課程之中。兩種觀點孰是孰非值得商榷，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在國家層面制定明確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目標，構建系統的課程體系，編制相關的課程標準等，以便在已授權建立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以正式課程的形式參照實施？
挑戰二是國家課程的實施存在問題頗多，影響了教學效果和質量提升，具體表現為：學生對課程的目標與價值意義認識偏差，課程學習動力缺乏；教師課程教學形式單一，重講輕學，缺少方法吸引學生；課程考評不力，學生逃課嚴重等現象。筆者在復旦大學所實施的課題“本科課程設置的整體設計與人才培養模式研究”專項問卷調研（以下簡稱《復旦大學問卷》）的結果也證明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復旦大學問卷》項目主持人為樂毅。2012年12月，筆者在復旦大學采用當場發放填寫收回的方式，對大一至大四部分學生發放了調查問卷，本次調查共發放236份問卷，收回236份問卷，有效問卷228份。問卷內容共包括五部分：課程設置、大學生科研/創新、招生、就業、助教等。本文僅涉及課程設置、大學生科研/創新和就業三個方面的部分題目。在問及對國家課程持何改進建議的時候，《復旦大學問卷》的統計顯示，有48.2%的同學希望縮減國家課程學分在學校總學分中所占比重。此外，網絡及各類媒體上也不時出現大學生對國家課程的諸多不滿言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們未能適時變革課程管理模式，及時更新課程內容以滿足90后大學生知識需求。因此，關注國家課程設置與實施，改革相應的學分制管理方法，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同時，也不可忽視系統思考國家課程師資/教材建設等問題。
二、九校聯盟各類課程比例的校際比較：課程總量、學分比例
九校聯盟本世紀以來實施的本科課程設置改革，直接外顯于課程結構的變化中，如復旦大學為實施通識教育，其課程結構也隨之作出調整，目前通識教育課程板塊已取代原綜合教育課程板塊。調整課程結構，也就意味著各類課程在學校總學分中所占比例有所變動。課程學分比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學校課程設置的改革取向及對某類課程建設的重視程度。學校各類課程結構學分比例設置的合理性，不僅影響課程的順利實施與管理，而且對學生能力結構也產生重要影響。
（一）九校聯盟各類課程學分比例的設置狀況
各類課程學分比例的變化，首先反映在課程結構的三大板塊中。筆者通過對復旦大學64個專業的通識教育課程、文理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學分綜合統計分析，又隨機抽取八所大學某個專業的培養方案進行相關課程學分比例統計，整理結果顯示，九校聯盟同一類課程在不同學校中所占的學分比例不同（如表4所示）。從表格中我們可看出同類課程在九校聯盟各校中的具體比例數值不同，如同為專業課程，復旦大學約占47.32%，而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均不超過12%，數值相差較大；而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大類/基礎課程所占學分比例，高于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的全校性課程約占校總學分的30.44%-32.85%之間，學分也相差不大。可見，課程學分比例不同，與學校總學分設置以及課程結構相關。
表格中的北京大學專業課程學分，是指金融學專業課程27學分，以及光華管理學院課程（不含大類平臺課）39學分，合計66學分。筆者依據培養方案中學院課程的具體構成，暫將其學分計入專業課程學分；南京大學專業課程學分，包括歷史學專業核心課程40學分，專業選修課30學分（不含跨專業選修課程、公共選修課程、第二課堂），合計70學分；上海交通大學專業課學分，包括專業教育專業類課18學分，專業核心課程3學分，專業選修課程15學分，專業實驗課程6學分，合計42學分；西安交通大學專業課程學分，包括專業主干課程45.5學分，專業課程必須課程15學分，專業進修課程6學分，合計66.5學分。
表4乃針對三類課程研究所得，權加不滿100%的高校，或因任選、實踐、論文等課程不包含于三類課程中的緣故。另外，表格中復旦大學的校總學分、各類課程學分是所有專業的平均分，而其他八所高校因筆者暫未找到全部相關的公開資料等原因，所以此處均選擇隨機抽取的各校某一具體專業的培養方案作為替代進行案例分析，所選的各校相關專業已在表1的相關注釋中有具體說明。表5、表6中的情況相同。
基于上表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全校性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專業課程這三類課程在九校聯盟各校總學分中所占比例整體上趨于相似。筆者對九校聯盟各類課程學分比例作進一步梳理，發現全校性課程所占比例低于30%的有四所，包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大類/基礎課程學分比例低于30%的有五所；九校聯盟專業課程學分比例低于30%也有四所高校。也就是說，九所高校有一半以上的學校，其全校性課程在校總學分中所占比例超過30%，大類/基礎課程所占比例低于30%。另有四所大學的專業課程所占比例均低于21%。這種比例結構表明，九校聯盟各校都比較重視全校課程建設，而全校性課程主要包括國家課程和通識課程，在國家課程學分固定不變的情況下，則反映出各校對通識教育課程的重視程度。
由此引出的問題是，九校聯盟這三大板塊課程的比例結構設置是否合理？如果說，滿足學生對知識的需求是衡量課程比例設置合理性的重要標準之一的話，那么，學生又贊同怎樣的課程學分比例結構呢？針對九校聯盟目前課程設置中一半以上的學校全校性課程學分比例高于30%，大類/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比例小于或接近30%的現狀，筆者在《復旦大學問卷》中設置了相關題目，獲得的數據分析結果與各校的改革現狀似有相悖：希望增加通識教育課程學分比例的學生占15.4%，希望增加文理基礎課程學分比例的學生占9.2%，希望增加專業課程學分比例的學生占53.1%，希望三類課程比例均衡的學生占21.4%。歸而納之，一半以上的同學希望學校今后增加專業課程的學分比例。雖然筆者所實施的樣本較小，但管中窺豹，相信其他同類高校的學生也有類似的需求，即希望增加專業課程的比重。然而，九校聯盟在課程設置改革過程中，大多表現為壓縮總學分，減少專業課程比重，增加通識教育課程學分，如北京大學2002-2003年將畢業總學分數由150學分壓縮到140學分以內；清華大學自80年代以來，進行本科課程設置改革的表層特征為減少專業和學分總量，增加通識教育的內容與份量。［17］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學校的課程設置改革措施似乎與學生的需求背道而馳。這一現象反映了什么問題？是結構及學分比例調整不合理？是專業教育影響的根深蒂固，還是社會需求、就業要求強化了專業的作用使然？
（二）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比例之爭
本世紀以來我國高校課程存在三大主要矛盾，“專業性和綜合性的矛盾、規定性和選擇性的矛盾、學術性和實踐性的矛盾”。［18］就“規定性和選擇性”而言，問題就主要集中體現在必修課與選修課的設置中。從課程分類的角度看，各類課程學分比例的變化，同樣也反映在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比重中。增加選修課，給學生更多的自由選擇的機會是課程改革的一大趨勢。但課程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達到這一目標的做法只能是減少必修課的學時。因此，由于各種客觀因素與各方利益等原因，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所占學分比例增減就成為九校聯盟各校課程設置改革中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學校、院系和教師都各有各的訴求，致使博弈難分伯仲。
第一，九校聯盟本科全校必修課程學分相對選修課占絕對優勢地位。
九校聯盟本世紀以來雖重視選修課建設，但必修課仍然占主導地位。筆者對九校聯盟各校的必修課與選修課學分進行統計整理，發現其必修課比例均高于60%（見表5），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學校更加重視必修課。實際上，九校聯盟在本世紀的課程設置改革中，正逐步提高選修課在校總學分中所占比例，如浙江大學提高選修學分比例至25%-30%。［19］
學校課程設置改革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學生的學習需求，據此推理，學校必修課學分比例占絕對優勢的課程設置現狀，也應是學生期待的結果。筆者在《復旦大學問卷》中設置相關題目驗證這一假設，對所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僅有14%的學生希望減少選修課比例，大部分學生都表達了希望增加選修課的意愿，甚至有10.5%的學生希望全校選修課學分高于必修課學分。但有趣的是，統計顯示，總體上學生依然對學校必修課相對選修課占絕對優勢地位的現狀表示滿意。
第二，九校聯盟各類課程中的必修課學分相對選修課占優勢地位。
通識類課程和專業課程的選修課與必修課學分比例設置，是大學本科課程編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這不單顯示了大學培養目標的價值取向和理念，也反映出一所大學的課程管理和師資水平。九校聯盟不僅總的全校必修課程學分相對選修課占絕對優勢，其他各類課程（全校性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中的必修課學分也均超過選修課，雖然同類課程必修課在不同學校中的具體比例數值不同，但均高于50%（詳見表6）。
從下表可以看出，九校聯盟必修課程學分相對選修課占絕對優勢的結論是有案可稽的。這也是目前我國大學中仍然存在的普遍現象。那么，除了全校性課程必修課學分的設置，學生對其他類課程中必修課學分比重也占優勢地位的現狀又是怎么看的呢？從筆者所實施的《復旦大學問卷》數據統計分析，學生對通識教育課程和專業課程中選修課的期待持相反的兩種觀點，即希望增加通識教育課程選修課比重，同時卻希望增加專業課程必修課比重。學生對專業選修課的態度與通識選修課的態度截然不同。
綜上，九校聯盟各校的三大板塊課程（本科全校性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專業課程）的學分比例設置整體上趨于相似。相對而言，全校性課程的學分比例差異不大，有增加的趨勢；大類/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的學分比例差異略大；而同一類課程在不同學校中所占學分比例的具體數值不同；全校必修課程以及各類課程中的必修課學分比例均占絕對優勢地位，學生對目前全校必修課高于選修課學分比例的設置表示認可，但同時又希望增加通識教育選修課和專業教育必修課。當然，這里也僅是《復旦大學問卷》所涉及的部分學生的意見，九校聯盟全部在校本科生是否持同樣觀點，還有待進一步了解。九校聯盟課程學分比例的現狀，一方面體現了九校聯盟本世紀以來增加并重視通識教育課程設置，縮減專業課程學分比重，注重大類/基礎課程建設的課程改革走向；另一方面，雖九校聯盟正試圖提高選修課學分比重，但依然不能改變必修課在校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局面。課程改革任重道遠。
三、九校聯盟課程改革實踐中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課程結構及課程學分比例的變化清晰地反映了九校聯盟本世紀以來在不同程度上進行的課程設置改革，而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不可小覷：如全校性課程中“國家課程”與通識課程關系模糊對深化結構改革會造成困難；同一類課程中的具體課程構成及領域劃分在各校存在顯著差異，課程性質定義及準入標準不清既影響課程質量，也不利學生選課及校際交流；專業課程學分縮減與通識學分增加之間的博弈可能導致課程權力難以劃分；大學院系培養目標與各類課程目標缺乏一致性會使得改革目標失效等等。針對九校聯盟本科課程結構與各類課程所占學分比例等問題，我們以為可嘗試如下改進舉措：
（一）重新規劃本科課程，頂層整體設計課程結構
破除二元組織結構中的壁壘，理順大學與院系之間的管理職能與課程權力，協調各方的權利和需求，打通學科與專業之間的隔閡，是頂層設計本科課程的組織保證和制度環境。大學層面本科課程頂層整體設計，應基于“寬口徑、厚基礎”理念，統籌通專結合，堅持以學生為本的基本原則，倡導學生的自主與探究學習能力培養。重新規劃本科課程，應闡明國家課程、通識課程、文化素質教育三者關系，明確國家課程與通識課程互不隸屬，均可包含于全校課程，明確界定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的內涵、區別及聯系，強調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應滲透到全校性課程、大類/基礎課程、專業課程等課程中；應調整課程結構與各類課程比例，合理設置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學分比例，按照學生需求和課程特點調整各類課程中必修課與選修課學分比重，以及課程實施、教學方式、學分制管理等相關的修讀規定。限于篇幅，僅擇如下闡述之。
就合理設置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比例而言，涉及的問題就頗多：
由于九校聯盟重視通識課程和大類/基礎課程的建設，通識課程學分不斷增加，原有的專業課程就受到影響，學分不得不減少。在國家課程學分不變的情況下，通識課程學分增加，總學分本應隨之增加；若總學分不變，專業課程學分必然相應的縮減。擠壓專業教育課程學分，則會引發抵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專業教育的教學與質量。因此，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課程學分比例問題，就是需要解決的矛盾之一。這里首先應確定合理的通識課程學分。那么，什么樣的學分比例才是合理的？哈佛大學（Havard University）本科總課程數為32門，通識教育課程8門，占總課程數的25%（新的通識教育要求學生選8個分類的8門課程，另外第一年必修寫作一門）。通識教育、寫作課和語言要求總計9-11門課程，占學生總課程數的30%-35%。［20］而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要求本科生畢業前修滿42門課程（42學分），其中通識課程15門（人類、文明研究與藝術6門，自然與數學科學6門，社會科學3門），學生要修的通識課程約占畢業總課程數的35.7%。［21］他們的比例顯然比我們大。這是一種參照；我國香港中文大學123個學分中，通識教育課程占21個學分（不含中英文、體育等）；［22］香港科技大學120學分中，共同核心課程占36個學分。［23］這是又一參照。九校聯盟受“國家課程”（思政與軍訓課等）23個學分的影響，總學分居高難下；若除去“國家課程”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學分相對較少，如北京大學為12學分（通選課），復旦大學是12學分（通識核心六模塊），均低于列舉對比的上述其他一流大學。顯然，適度提高通識教育課程學分似乎必要，但根據國情和目前的政策，又不太現實。需指出的是，高通識學分并不能說明就是合理設置標準。因此，充分利用通識課程有限學分，重視課程實施與管理，抓教學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助教制，不失為解決矛盾的有效舉措。
已有研究對化解通識課程學分增加與專業課程學分銳減這一矛盾提出了設想：一是“從課程視角找尋普通教育與專門教育的最佳結合”［24］。實現兩者“最佳結合”的措施有兩種：一是“專業課程融合通識性”［25］，將通識精神融入到專業課程內容中。但兩者結合實施起來有較大難度，對授課教師的要求高，教師即需要有專業方面的“良知”，又需要有崇高的“良心”；［26］因此，這里就需要考慮如何整合兩類課程的問題。“強調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對的，但以什么樣的人文來教育學生，這卻是需要特別慎重的”。論及課程整合，我們不能顧此失彼，同時“應防止出現對科學教育的輕視”。［27］此外，難以量化考評教師教學效果等也是現實問題。二是實行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交叉開課的方式。如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實行獨具一格的雙計分政策，即同一門課程修得的學分可同時分別計入兩門不同類型的課程學分。例如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程“交叉文化分析課”所獲學分即可作為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程學分，也可計入通識模塊學分或者滿足某主修課程學分要求。［28］賓夕法尼亞大學這種協調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設置措施，值得研究借鑒。
同樣需考慮的，是必修課與選修課比例的合理設置問題。提及增加選修課，人們往往會想到減少專業必修課。但對九校聯盟這樣的大學，是否存在可能？有研究通過比較發現“理科專業必修課并沒有很大的削減空間”，而“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可以適當精簡專業課程”，［29］這只是一種意見。改變只關注專業必修的傳統，要加強選修課建設，尤其增加通識教育選修課。其他研究也表明：“我國研究型大學通識課程所占比例小于美國大學”，但“必修課比例遠遠超過美國大學，選修課則比例非常小”。［30］在學校總學分、“國家課程”學分保持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如何增加通識教育選修課呢？增加通識課程總學分是一種方法。有研究表明，美國［31］、韓國［32］的著名高校通識課程學分比例均在學校總學分中占20%左右。通過設置通識與專業交叉課程，改革學分制也是一種辦法。這樣做可擴大通識選修課范圍，即對本專業學生來說是專業課程，對其他專業同學來講是通識課程（即采用雙代碼管理）。專業選修課也可采用相似舉措，利用學校的課程資源，擴大學生的選課范圍。但需充分考慮該專業學生的課程資源權利，避免其遭遇選課失敗現象。學校與院系要協調，適度開放，并做好課程開發。
（二）明確界定學校、院系、專業培養目標與各類課程目標的關系
人才培養目標的達成有賴于課程設置和課程實施。“創新人才培養的使命最終要靠‘課程系統創新’的踐履來達成”，課程系統創新涉及課程理念、內容、制度和技術等多方面。［33］因此，在課程設置改革過程中，我們應首先明確學校、院系、專業、各類課程等培養目標，以及各目標間的關系，并以文本的方式明確體現在學校及院系的專業培養方案中。然而，我們在人才培養模式中普遍存在“培養目標與實現目標手段脫節”等現象，“對人才整體素質要求細節不清楚”，即人才培養目標模糊不清是問題根源之一。［34］只有培養目標清晰，才能有合理的課程設置體系；只有明確的學校本科人才培養總目標，院系、專業才能制定具體的培養目標；只有明確國家課程、通識課程、專業課程等人才培養目標，才能圍繞目標合理設置課程，并選擇實現該目標的最優教學范式。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亞洲一流大學（如我國臺灣香港地區著名大學）在推行通識教育時，也都制訂了極其詳細的目標，并在院系逐級分解，形成了比較理想的校院系三級目標分類體系。這些大學在課程設置、選修、學分等方面都滲透這樣的理念和目標，并體現在具體的修讀規定和教學實施方法中。目標是綱，直接關系到大學本科課程設置的方向與人才培養的規格。大學培養目標的達成有賴于一套科學的目標分類體系。
（三）關注課程設置與大學生就業的關系問題研究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突顯。從外部因素看，主要原因是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社會對人才需求發生變化，大學專業也隨之冷熱變化，影響了就業選擇；從大學內部看，學科和專業調整、課程設置相對滯后是一個因素，而課程與培養具有綜合能力和專業素養的學生，提高競爭力直接相關。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的開發，可通過大學課程設置與實施來達到。課程結構可塑造人的能力結構，能力結構是否合理則可影響學生日后的科研與就業，甚至個人的生活與社會活動。因此，如何協調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的關系，合理設置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比例等問題，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培養學生就業與科研兩種能力問題。
在就業能力培養方面，有研究者對專業課程設置與各專業就業率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專業課程設置比率應該與該專業畢業生從事專業型工作的就業率正相關。［35］但同樣需指出的是，我們不僅要強化專業課程，也要重視提高通識教育、文化素質課程的質量，更需設置有針對性的大學生職業生涯類課程，并成立具有專業素質的專門的就業指導教師隊伍。培養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固然重要，但就研究型大學而言，科研能力更不可忽視。筆者對九校聯盟部分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與讀研情況進行統計，發現超過一半的本科生畢業后選擇繼續深造，而非直接就業。如浙江大學近五年來國內、國外讀研人數占本科畢業生總人數的50%左右，［36］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五年來一直保持在60%以上。［37］
如何有效培養就業與科研兩種能力？值得借鑒的國際經驗有：
一是設置頂峰體驗課程。美國在研究總結了十年本科教育改革之后，設置并實施了“頂峰體驗課程”，即“以一個頂峰體驗來完成對大學生本科教育的終結”。［38］從該課程的實施途徑和培養目標上來看，這類課程不僅具有專業性強的特點，且著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交流等能力。在本科大四學年設置該類課程，不僅能夠彌補縮減專業課程對專業教育質量產生的影響，而且有助于提升學生的研究、交流等能力，為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做好基礎準備。
二是設置科研創新課程。本科生參與科研是提高本科生質量的一項重要舉措。九校聯盟似有共識并已開始這方面的實踐探索，主要通過設置各類創新計劃，資助并鼓勵學生參與項目等方法，如清華大學推出的大學生訓練計劃（Students Research Training ），復旦大學的復旦大學學術研究資助計劃（Fudan’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等。遺憾的是，目前無論何種科研創新計劃/項目都有一定的申請限制條件，設置門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參與科研創新的學生數量。同樣，學生對科研創新項目信息的獲取和了解程度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我們不妨與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麻省理工大學（Massachusetts of Technology）等一流大學一樣，嘗試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科研創新課程，并規定相應學分，實施嚴格的學分制管理。
（四）特別關注課程實施，注重課程評價的實效性
本世紀以來，九校聯盟各校都比較重視本科課程設置改革，相對而言，對課程實施關注不夠，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同步實施不同環節的改革。課程實施所涵蓋的內容既包括學校層面的培養方案的執行與效果評價，也涉及微觀層面的教學過程和方法、課程評價（包括教學和考試評價）等等。它是檢驗課程設置有效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手段與方式。單一的課程評價已暴露出諸多問題，如學生評教中的走形式、缺反饋、輕問責、管理權邊界不清等。因此，我們應強化課程實施的忠實取向，關注課程目標的達成度；應讓教師明晰課程目標，獲得其認同及廣泛支持，發揮課程評價的導向功能。
課程實施也與教學范式的改革密切相關，涉及諸多領域：包括助教制、教師教學評價、學生考評規定和學分制改革等。課程設置影響教學方式的選擇。教學方式的采用需結合不同類型的課程進行。目前九校聯盟已在積極探索，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清華大學的新生研討課，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討論課、助教制等等。［39］但遇到的問題也頗具挑戰性，如小班化的師資與物理空間，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的組織實施評價，研究生助教管理權分割的不利影響等等。實施教學范式改革，旨在更有效地實現預定的教學和課程目標；關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充分發揮主講教師的學習引導作用，使學生養成探究性學習所必需的批判思維、獨立研究與創新能力。
總之，有比較才有鑒別，才能發現我們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尋找縮小差距的改革路徑與方法，是我們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做的功課。我們既要關注世界一流大學的改革動向，也要了解其改革發展的歷程與經驗。事實上，世界一流大學從未停止過本科課程改革的步伐，博耶報告（Boyer Report ）即是例證。本世紀以來，美國本科教育改革尤其重視課程結構的調整（如增加通識教育課程比例），強調“本科課程體系的完整性”，將“人文學科的學習作為本科教學戰略的基礎”，把“學習跨學科課程”作為本科生的基本要求，等等。［40］提出并實施這些改革舉措之目的，歸根結蒂，還是為了探索提高本科教育質量的途徑與方法，追求卓越。而所有這些方面都值得我們進行跟蹤研究。學習、研究、借鑒其改革實踐的成敗，有利于我們早日達到預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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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投資決策；項目設計；招投標；施工及竣工決算審計
1、項目投資決策階段的投資控制
1.1、項目投資決策階段目前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項目建議書階段，通常由建設單位向公司投資計劃部提出投資估算，內容相當簡單往往造成漏項。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建設單位委托設計單位、勘察設計單位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并編制投資估算，該投資估算經審批后將作為此項目工程造價的最高限額。但由于本階段以經濟分析和方案為主，工程量不明確，所以設計院本階段的投資估算，準確性較差，同時由于建設單位通常不是投資估算和造價控制的內行，而且對工藝流程和方案缺乏認真研究；有時建設單位為了所報項目能被批準，要求設計單位在投資估算時有意低估，搞“釣魚工程”，增加了估算的不準確性。
1.2、投資決策階段的工程造價控制
1.2.1、在投資決策階段做好基礎資料的收集，保證詳實、準確
要做好項目的投資預測，需要很多資料，如工程所在地的水電路狀況、地質情況、主要材料設備的價格資料、大宗材料的采購地以及現有已建類似工程資料，對于做經濟評價的項目還要收集更多資料。造價人員要對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認真分析，保證投資預測、經濟分析的準確。
1.2.2、認真做好市場研究，是論證項目建設必要性的關鍵
市場研究就是指對擬建項目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占有可能性分析。包括國內外市場在項目計算期內對擬建產品的需求狀況；類似項目的建設情況；國家對該產業的政策和今后發展趨勢等。要做好市場研究，技術經濟人員就需要掌握大量的統計數據和信息資料，并進行綜合分析和處理，項目建設的必要性。
1.2.3、做好方案優化是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
據國外統計資料表明，在項目前期方案優化過程中節約投資的可能性為80%左右，所以，要真正有效地控制工程造價，就應該把工作重點放在前期工作上，結合項目的實際情況，在滿足生產的前提下，遵循"效益至上"的原則，進行多方案比選，通過方案優化，使工藝流程盡量簡單，設備選型更加合理，從而節約大量資金。
1.2.4、合理確定評價價格和基準參數是做好經濟效益的基礎
財務評價是在國家現行財稅制度和價格體系下，計算項目范圍內的效益和費用，分析項目的盈利能力、清償能力，以考察項目在財務上的可行性。在財務評價中，評價價格的選用是項目經濟評價的關鍵，直接影響評價的質量。
2、項目設計階段
2.1、項目設計階段目前存在的問題
2.1.1、技術和經濟的結合不夠
長期以來，在工程建設領域，工程設計和投資控制工作聯系不夠緊密是一種普遍現象。一提到設計，大家必然想到那是設計人員的責任；一提到造價控制，想當然的是造價人員的職責。在實際工作中，一般都是設計人員根據設計委托進行現場調查，選擇方案，進行設計，不同階段向造價人員提供條件，進行估價或預算。造價人員對工程概況、現場情況了解很少，無法將各種影響因素考慮全面。
2.1.2、設計中成本控制認識不足，影響競爭能力
設計人員在設計中一般都比較注重設計產品安全實用，技術先進，強調設計的產值，而對設計產品的經濟性不夠重視，不抓設計中的經濟指標和成本控制工作。
2.1.3、造價控制環節脫節
目前基本建設項目投資管理部門都采取分段式的管理方法，與之相適應的估算、概算、預算和結算也是分段編制的。設計單位一般負責初步設計概算和施工圖預算，但結算一般都不參與，造成投資控制的脫節。現在新材料、新設備不斷更新，價格不斷變化，定額調整滯后，對工程造價的約束力降低，預算和結算差距不斷增大，如果設計單位沒有機會了解實際發生的工程成本，做不到評價前階段造價控制質量如何，缺乏信息反饋，無法進行事后分析，積累經驗，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能有所突破，不能進一步提高造價工作的質量。
2.2、項目設計階段的工程造價控制
2.2.1、設計階段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造成失誤和浪費
限額設計是以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批復所確定的建設規模、建設內容、建設標準為依據，在投資估算限額范圍內進行工程設計，以提高投資的經濟效益。另外，從業主的角度講，業主的資金是有限的，他的目的是通過項目建設實現經濟效益，設計的任務就是利用業主的有限資金，合理確定工程標準、規模，確保項目的實施完成，保護業主的經濟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限額設計更是業主所關心的。
3、招投標階段、施工階段
3.1、招投標、施工階段存在的問題
一些建設單位為了減少建設資金，利用"僧多粥少"這一現象，在招標工程中任意壓價，導致工程造價嚴重失真。使得個別施工單位通過低價中標，而在施工過程中想方設法增加現場簽證及技術變更，以獲得額外收入，或干脆偷工減料，在材料上以次充好來蒙混過關，留下質量隱患。
3.2、招投標階段、施工階段的工程造價的控制
3.2.1、做好工程造價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要做好工程造價資料的收集這里工作，應該把它作為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來抓，建立造價資料積累制度，實現該工作的標準化、規范化和信息管理系統化。造價人員每負責一個項目，在完成后都要及時將該項目造價資料按統一的格式錄入微機管理系統，為以后類似工程提供參考信息。
3.2.2、加強工程招投標，合理確定工程造價
一是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加強對招投標的監督；二是不斷提高標底的編制質量和評標人員的業務素質，切實防止壓標或低價搶標；三是嚴格禁止招標人利用施工企業"找活"心切的特點，人為地要求施工企業壓價讓利和提出墊資施工等條件；四是標底的確定原則上應使招投標雙方都有利可圖，達到雙贏的目的。
3.2.3、加強施工管理，科學組織施工，嚴格控制工程造價
關鍵施工階段控制造價的特點是可控制的周期長、控制面廣、費用支付劃分點多、造價是動態控制等。
4、竣工結算階段
4、1、目前存在問題
竣工結算、后評估階段存在的問題：施工單位編制工程結算書普遍存在冒算多算、高套定額單價、高套取費標準等提高工程造價的現象，調查資料顯示，對施工單位的結算審查核減率一般在15%～25%。
4、2、改進建議
在竣工階段，按有關規定編制竣工結算，計算確定整個項目從籌建到全部竣工的實際費用。
總之，現在我國的造價控制管理還是靜態滯后的，不利于動態的控制投資，這就要求造價管理人員規范、系統地做好造價資料的積累，以適應造價工作新的要求，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關鍵詞：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6-0043-03
21世紀的高等醫藥學教育肩負著雙重使命：一方面，培養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醫藥衛生事業人才；另一方面，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世紀大學生。一方面是適應醫學科學的發展和滿足國家醫療衛生事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大學生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無論哪一方面而言都離不開人文素質教育。今天，高新科學技術的應用給人類健康帶來了福音，但它所引發的社會、倫理、法律、心理、經濟、美學等一系列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問題，給醫學帶來困惑與兩難選擇。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醫學的本質屬性，重新認識高等醫學教育的內涵與價值，重新確立高等醫學院校的教育教學改革方針和教學改革目標，進而在醫學院校的各類課程中滲透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凸現醫學人文底蘊。
一、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意義
1.醫學的本質內涵決定了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性。醫學的本質內涵揭示了醫學的雙重屬性。醫學科學和醫學職業誕生之日起就決定了醫學的雙重性即科學性和人文性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首先，醫學是科學，為人類的生命延續與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至今形成了完整嚴密的學科體系，具備嚴謹的科學性；同時，醫學是人學，它以人類的生命與健康為目的，醫學的研究者和從業者是人。它的研究對象和服務對象還是人，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本質和價值的體現。醫學的人性化決定了醫學的人文屬性。[1]醫學的雙重屬性揭示了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性。長期以來，無論是社會還是醫學自身都過于強調醫學的科學性而忽視了其自身的人文性，忽視了醫學人文關懷的重要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醫療服務的實際效果，造成醫患之間的隔閡，也使醫學教育偏離了人文素質教育和人文價值的軌道。
2.醫學的目的要求突出醫學的人文精神教育。從醫學職業產生之日起，就以救死扶傷、治療疾病作為醫學的目的，隨著醫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重新審視醫學的目的，認為醫學不再以單純治療疾病、挽救生命為目的，而是擴展到維護健康、治療疾病、延長壽命、提高生命質量；醫學的服務對象不再局限于病人，而是擴展到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著名醫史學家西格里斯曾這樣描述醫學的目的：“當我說，與其說醫學是一門自然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社會科學的時候，我曾不止一次地使醫學聽眾感到震驚。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做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2]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解釋：健康不僅指一個人沒有疾病或虛弱現象，而是指一個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完好狀態。這就是現代關于健康的較為完整的科學概念。醫學目的新變化和健康的新定義要求全體醫務工作者樹立充滿人文關懷的醫療服務理念，更好地造福人類的健康事業。
3.醫學模式的轉變對醫學人文素質教育的呼喚。長期以來，人們對醫學的理解局限于醫學單純以治療疾病為主要功能，疾病的致病因素和治療原則是以生物醫學標準來體現的，忽視了人是一個整體，在高度社會化的今天，人類的健康與疾病受到生物、心理、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正如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所記載的“有時，去治愈；常常，去救助；總是，去安慰”，[3]醫療服務之于人類社會的意義在于治愈疾病、緩解癥狀、解除痛苦、給予安慰、延緩衰老，提高生命質量，提供人文關懷。這種醫學模式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服務理念、對醫務工作者的要求都發生了變化，也向高等醫學教育提出了亟待解決的新命題：提高醫學生的醫學人文素質，以期將來更好地為患者服務，為醫療衛生事業做出貢獻。
4.我國醫學教育的標準包含醫學人文素質教育。2001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醫學教育聯合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并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標準》。以此為據，2008年我國教育部、衛生部聯合批準了《本科醫學教育標準――臨床醫學專業（試行）》。
依照《標準》的規定：本科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應達到的基本要求第一項是思想道德和職業素質要求。第二項是知識目標，包括掌握與醫學相關的數學、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基礎知識和科學方法，并能用于指導未來的學習和醫學實踐。第三項是技能目標，包括較強的臨床思維和表達能力；具有與病人及其家屬進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在本科臨床醫學專業教育辦學標準中提出的教育計劃，包括醫學院校必須依據醫療衛生服務的需要、醫學科學的進步和醫學模式的轉變，制訂符合本校實際的課程計劃，具體包括思想道德修養課程和行為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以及醫學倫理學課程，以適應醫學科學的發展和滿足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以上所涉及的標準直接說明在今天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已刻不容緩。
二、醫學人文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
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要求高等醫學院校開設醫學人文課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目前在醫學院校中開設的醫學人文課程僅限于醫學倫理學、醫學心理學、醫學法學、醫學史、醫學哲學等有限的幾門課程，因此，在醫學專業課和其他學科課程教育教學過程中更應大力滲透醫學人文思想。
醫學人文素質主要指醫學人文知識積累和醫學人文精神修養，具體指人應具備的醫學人文知識，及通過醫學人文知識積累所體現出來的思想、修養、品格和氣質。醫學人文素質結構一般分為：品德素質，包括思想素質、政治素質、道德素質；文化審美素質，包括文化素質、審美素質；身心素質，包括生理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等。[4]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中滲透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應首先厘清醫學人文素質教育課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關系。思想政治理論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嚴密的理論性和豐富的綜合性與較強的實踐性。因此，醫學院校的醫學人文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呈現出相互交融的關系。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論為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提出宏觀的思想政治、道德觀念及人生價值要求；另一方面，醫學人文素質是對醫學生思想性、政治性、道德觀、價值觀要求的具體體現。因此，醫學人文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在教學指導思想以及教學內容中有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邏輯相關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應貫穿教書育人的原則，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融入醫學人文知識，塑造人文精神。
三、整體構建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體系
下面將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為例，介紹以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為背景的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1.指導思想與宗旨：醫學院校的醫學人文素質教育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是相互交融的關系，二者相互滲透，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與改革中輔以醫學人文精神培養，完成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改革的同時實現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堅持教書與育人相結合，把人才培養作為主要任務，把思想政治教育擺在首位，達到專業與課程相輔相成的目的。
2.教學內容的整合。在醫學科學發展、醫學模式更新的今天，高等醫學院校學生培養的教學目的和培養目標都是圍繞培養合格的醫學人才、未來的醫學工作者這一中心來展開。而目前開設的醫學人文課程有限，需要整合現有的課程資源，大力培養學生的醫學人文素質。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是開設在大學一年級的必修課，新生入校，正是他們的思想觀念形成確立階段，適時地對他們進行醫學人文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來說，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理想信念和愛國主義部分章節，加入國家醫改大背景、醫學發展前景、中醫藥在國家醫藥衛生事業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醫藥在世界醫學界的重要貢獻等內容，增強學生的專業自豪感和自信心。在人生觀、價值觀部分章節，例舉古今中外的著名醫家致力于維護人類健康、獻身醫學事業的感人事跡，增強學生的專業使命感和奉獻醫學事業的人生價值觀。在道德觀部分章節，加入醫學職業道德內容，講清人文性是醫學的固有屬性，有助于學生們從根本上認識醫學，認識自己未來職業的特點，樹立“醫乃仁醫”、“醫乃仁術”的道德理念。在法律觀部分，講清社會主義法的基本理論、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助于學生樹立依法行醫的理念，履行自己執業的義務，捍衛自己執業的權利。
3.教學方法的改革。基于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整體建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體系，其主導思想在于把知識學習為重點的教學體系變更為以知識掌握為基礎、以能力培養為核心、以行為外化為目標的醫學人文素質教育體系，具體說來，是“以學生為中心”，建立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改革模式。
在課堂授課環節方面運用近年來國內教育界大力倡導的“啟發式、自主式、探究式”學習方法，可以實現師生良好互動，體現教學方法的改革的新思路。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為例，在理想信念、愛國主義這一部分，圍繞“我的中國夢”、“我的中醫（藥）夢”組織學生進行五分鐘的課前演講，把學生的愛國情、報國志與所學專業結合起來，把學生個人成長成才與獻身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結合起來。
在BB網絡教學平臺應用的背景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有著更新的內容、更廣的內涵。在BB網絡教學平臺應用的過程中，有限的課堂教學在課下有了延伸，教師借助BB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將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擴展，從課程簡介、課程沿革、教學參考書、拓展閱讀到課程教學大綱、思考題、練習題到相關網站鏈接，這種在線交流有著即時性與延時性相結合、交互性與開放性相結合的特點，代表著互聯網時代的教學改革理念和教學新資源的應用，還有待師生進一步開發和應用。
4.社會實踐環節的總體設置。實踐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對大學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質的形成與發展施加影響，使其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的內在心理要素發生變化，通過內化和外化的動態過程起到積極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該課程的實效性。[5]這是因為實踐環節能很充分的體現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教學指導思想。醫學人文素質的培養遵循知識積累、情感融入、意志及信念養成、行為體現這一系列規律，經歷了“內化”、“外化”兩個重要階段，而且這兩個階段相互銜接、融為一體。具體說來，基于人文素質培養模式下的思想道德的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實踐教學內容主要圍繞在人生觀、價值觀部分，參觀生命意義展室并隨后進行樹立科學人生觀、價值觀，尊重病患、珍愛生命為主題的調研與討論。例如，在參觀生命意義展室的過程中，學生首先被映入眼簾的一份份遺體捐贈者的遺書所打動，再進一步了解捐贈者的事跡，留下了感動的熱淚，紛紛表示要努力學好專業知識、造福同胞，獻身醫學事業。這種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教學理念非常符合教學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因而實現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5.考核指標體系的構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成績考核評定體系的構建應與學生學習的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相銜接。基于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考核體系應體現全程評價和全面評價這一指導宗旨。全程化考核是指思想政治理論課成績不僅僅是課程結束時的結課考核，更應包括貫穿課程教學全過程的形成性成績，不僅僅是知識的考核、記憶性、概念性的文字考核，還應包括知識的積累、技能的掌握、行為及態度的體現以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知識獲取能力、人際交流能力等一系列綜合素質的評價。經過精心設計，思想政治理論的考評成績包括平時成績與期末結課考試成績兩部分：平時成績包括學生在課堂理論講授及實踐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的參與度、小測驗、課下作業及教學過程中學生小組討論及演講成績。期末結課考試成績包括期末考試試卷中主觀題及客觀題成績。平時成績體現了日常表現，占主要部分。主觀題主要是案例分析題，側重考核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客觀題著重體現學生對基本概念、理論的掌握程度。期末試卷體現出題型的多樣化和科學性的特點，有利于從整體上考核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綜合能力。
綜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思想性、理論性、時效性與實踐性與醫學人文課程的緊密結合，可以通過創新課程改革、教書與育人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而實現知行合一，塑造醫學人文精神，養成醫學人文素質，使學生醫德高尚、醫術精湛，從而全面發展成為具有醫學人文情懷的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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