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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趙長青主編：《中國問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1993年版。
[2] 桑紅華著：《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 高貴君主編：《犯罪審判理論與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4] 《現代漢語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5] 陳真、程兵：《緝毒教程》，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 陳子平：《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8] 張旭：《犯罪學要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 左衛民：《刑事訴訟的中國圖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
[10] 趙長青、蘇智良：《禁毒全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11] 楊宗輝：《偵查學總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
[12] 莫關耀：《犯罪案件偵查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4] 張洪成：《犯罪爭議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參考文獻
[1] 張旭：《試論誘惑偵查》，載于《行政與法-法學論壇》2005年第12期。
[2] 溫五八：《試論犯罪案件偵查的“破案留根”-兼論“破案留根”與“抓把柄建立耳目”的不同》，載于《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1期。
[3] 張旭：《國際禁毒立法研究》，載于《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第2期。
[4] 李富友：《陷害教唆與警察圈套》，載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5] 陳帥鋒：《禁毒情報分析研究述評》，載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6] 徐艷宏：《禁毒情報立體化構想》，載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7] 熊秋紅：《秘密偵查之法治化》，載于《中外法學》2007年第2期。
[8] 吳宏耀：《論我國誘餌偵查制度的立法構建》，載于《人民檢察報》2001年第2期。
[9] 許桂敏：《擴張的行為與壓縮的解讀：犯罪概念辨析》，載于《河南政法管理二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 薛風雷：《犯罪偵控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12博士學位論文。
[2] 熊海江：《犯罪偵查》，西南政法大學2003碩士學位論文。
【關鍵詞】穆斯林；現代法律；宗教
在土耳其為加入歐盟做不懈的努力的時候，宗教，道德，文化，法律各個方面與歐洲的生活方式的沖突，也比以往更加引人注意。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和沖突在土耳其顯得更加強烈，不論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法律，都在這里得到強烈的印證。土耳其不但地處歐亞兩洲，而且，在土耳其民族從亞州中部往歐亞大陸遷徙的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都不斷受到中西各個民族文化，宗教思想的沖擊。它目前所處的位置和狀況，都有使我們對土耳其法律體系進行研究的必要性。
土耳其是一個地處歐亞兩洲,大部分領土位于小亞細亞的亞洲國家,國土78萬平方公里，人口90％以上是穆斯林。伊斯蘭的準則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絕對重要的地位，對他們而言，很久以前伊斯蘭教義不僅僅是一種宗教教義，同時也曾經作為一種法律體系被運用。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蘭教的同時，也把它作為法律在將近400年的歷史中慢慢被接受了.15世紀，土耳其人建立了軍事封建的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在廣大地區適用伊斯蘭法。從9世紀中葉開始，由于土耳其在進入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并且開始定居，接受伊斯蘭法律也成為了必然。在土耳其人建立的最后的王國中,特別是影響中亞歷史的奧斯曼時期的政治機構和行政法律是值得我們特別研究的。在安納托利亞這片土地上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之前，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法律和行政設置結構對今天土耳其法律根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所以奧斯曼時期的法律結構對今天的土耳其法律人士來講是最重要的典范。
到奧斯曼時期結束為止,幾乎都是單純的伊斯蘭特征，在300多年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改變。所以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是在安納托利亞大陸上塞爾柱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官僚政治中法語是他們的生活語言，但是阿拉伯語卻是他們的法律審判語言。
伊斯蘭法律的源泉就是古蘭經，它規定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全部法律都是依照古蘭經和伊斯蘭的法典來規范的。伊斯蘭法律的根源由4部分組成，分別為：古蘭經（kur’an）、撒那經（Sünnet）、贊美神的詞（İcma）、個人意見和觀點（İçtihat）。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前兩個是不容爭執的。伊斯蘭的法律分行政法和特別法2種，行政法不但對宗教事務的模式和規范，宗教等級，稅務征收進行了規定，還把刑事方面的規定也都劃歸在行政法的范疇之內。它規定了復仇、傷害以及對通奸刑事和棒打的刑罰，對盜竊、搶劫、信仰的變更、造反和反叛的刑罰；并且規定了司法機構，審判方法和訴訟程序。在這部分中對通奸和信仰變更的處罰都有非常詳細的和嚴厲的規定。特別法中卻規定了：自由人，奴隸，家庭，遺產，伊斯蘭宗教基金，債務和分配，伊斯蘭法律中的所有權等等。
奧斯曼帝國的法制結構,僅僅是比塞爾柱王朝法律體系更加詳細，但從原則上是相同的。這個法律結構從建國到幾百年的歷史中慢慢消失，它的權威僅僅在統治中心保留著。奧斯曼帝國在踏上消亡之路上有很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在內部原因上，我們可以說：法律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到19世紀，歐洲列強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上建立了各自自己的勢力范圍，亞洲和非洲的領土已被它們瓜分完畢。在歐洲殖民化浪潮的推動下，大工業興起，世界市場開始形成。就這樣，全球化的進程開始了。在這種情形背景下，西方法律對伊斯蘭國家的法律，特別是伊斯蘭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隨著歐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鞏固，西方的法律制度通過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影響日強，使傳統的伊斯蘭法受到強烈的沖擊。在內外交困的境況下，在想結束這種無希望情況的統治者SELIM三世的改革不成功之后，三世在（1808－1839也跨出了勇敢和潛意識的一步，為國家法律結構改革和更新而努力。從18世紀末開始，奧斯曼帝國被迫進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就是這個時候西部的影響也漸漸的進入了土耳其。1839年以后，土耳其的法律對西方更加開放。至此，土耳其法律系統也進入了土耳其法律是西方法律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境地。在法律改革方面，奧斯曼帝國主要仿效法國的法律頒布了《商法》、《刑法》、《海商法》，并于1876年頒布了帝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1840年后，伊斯蘭法與西方世俗法在奧斯曼帝國里并存，而且存在著雙重司法系統，即沙里阿（şia）法院和世俗法院。但前者權限逐漸縮小，后者逐漸占主體地位。在引進西方法律的同時，奧斯曼帝國還采用西方國家法典的形式對傳統的伊斯蘭法規則進行了編纂，其產物是《馬雅拉》，它是一部民事法律匯編。這部法律匯編是伊斯蘭法律史上政府對伊斯蘭法規則予以編纂并頒布的首次嘗試。也是政府試圖通過法典編纂的形式使傳統法律系統化、明確化和現代化的最初探索。這種法律現代化的方式對后來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中東伊斯蘭國家傳統的婚姻家庭繼承法的現代化，一直采用這種方式。
土耳其是中東地區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過渡中，走在最前沿的伊斯蘭國家。建國后，土耳其廢除了已實行長達1200余年的哈里發制度，確立政教分離的政策。先后頒布了《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海商法》等。
今天土耳其法律系統是以穆斯塔法•凱馬爾(土耳其共和國創始人)為首的激進派，在共和國的初期1926－1938年期間對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結果，在執行了政教分開的政策的同時，也在1936年成立了大國民議會，開始實行民主選舉。
穆斯塔法•凱馬爾帶領的保衛國家的戰爭，在1920年3月16日趕走伊斯坦布的侵略者以后，1920年4月23號在安卡拉成立了大國民議會，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以斯坦布不適合做一個執政地，宣告一個政府的滅亡和一個新的政府成立。1921年隨著共和國的第一個憲法：“在下的一個不結盟的國家”的原則被確定后，根據這個原則，對在幾千年來，作為在中所適用的政治、管理規則和慣例，進行了一場大變革。
洛桑和平會議以后,和政府的法律改革一起，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國家展現在人們的面前。1923年洛桑協議的簽訂，對非穆斯林和外國人的不平等條款被取消。隨后，土耳其新的法律系統也被建立了。國家的法外治權和對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待遇的取消，也意味著：人人平等的原則，在政教分開的新的土耳其法律系統中開始運用。
1923年，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前，以對以前生效的法律進行改革為目的，成立了一系列法律修改委員會：民法、訴訟法、貿易法、審判程序、和刑法修改委員會等。
當時民法修改委員會分為2部分,一部分,是以家庭法律為主，在他們的修改草案中,不論是不是穆斯林,都對個人和家庭中的宗教法律理論進行了規定。第二部分,是對其他法律系統和審判權利進行規定。這個草案,以國家需要為主線，建立了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法律體系。
1923年10月29日，從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的宣言開始,，到1924年取消哈里發政權為止，是土耳其共和國向社會改革,政教分離跨出了最重要一步的時刻。從這時起，執政黨作出了放下舊的法律體制，吸收西方法律系統中精髓的決定。首先對當時的《瑞士民法》僅作了一點修改后，幾乎全盤接受了。
《民法草案》完成之時，1925年11月5號由共和國總統穆斯塔法•凱馬爾宣布新民法的通過。1889年的《意大利刑法》在1926年被土耳其接受的同時，依靠德國和意大利法律體系為基礎的一個新的《貿易法》也產生了。
在1926年10月4日《貿易法》和《民法》同時生效。865號《貿易法》中，第一部分是以通常的理論規定了：貿易公司，商業債券，商業承包等等。隨后在1929年5月13日的1440號法令，是在865號法令上附加的《海商法》，在這一部分中一共有1485條，這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一部《貿易法》，一直到1957年1月1日廢除為止。
新的《民法》和以《瑞士債務法》為源泉而制定的土耳其《債務法》一起在1926年10月4日同時生效。這樣，人人平等――這個長期以來人們追求的目標，得到了實現。從此以后，土耳其國民之間，不論性別，民族，宗教，實行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原則的歷史開始了。
在《民法》和《債務法》從《瑞士法律》轉接過來之后,其他基礎法的轉接也開始了。與西歐國家中相聯系的法律一個個被翻譯后，就生效了。土耳其共和國法律系統理論也進入了大陸法系的范疇中，就這樣從奧斯曼時期到現在，一個“和時代需要緊密聯系”或“和現代法律一起，最現代的一個法律系統”，土耳其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僅用了短短3年時間就實現了。對舊的法律和西方法律之間的矛盾,他們以激進的觀點和改革的態度對待的。
1929年生效的《海商法》是以德國法律為源泉制定了?！对V訟法》以瑞士的訴訟法為樣本，在1927年生效?！缎淌略V訟法》仍然以德國法律為源泉，并在1929年被接受。《破產和執行法》卻是依照《瑞士聯合破產執行法》制定并在1929年生效。《稅務法》的一個重要部分依然是以西歐，特別是德國法律為基本，而制定。所有這些法律都是為迎接以后的形勢變化而作準備的。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法律體系就是大陸法系。但因為當時在照搬的過程中，法律人士在編寫土耳其法律的時候，仍然使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語，直到今天為止土耳其法律仍然是一個晦澀難懂的學科。土耳其歷史上，這類國家曾長期奉行伊斯蘭法，但在近代以來的改革中己徹底放棄伊斯蘭法而以西方法律代之。盡管這類國家的法律制度都己引進西方的現代法律，但國內大多穆斯林仍然認同傳統的法律文化，這就導致了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間的沖突，成為法律現代化的巨大阻力。
論文材料取自：
（1）COŞKUNÜÇOK,AHMETMUMCU,GULNIHALBOZKURT.
《土耳其法律史》Ankara2002
（2）SADRİMAKSUDİARSAL.《土耳其歷史和法律》İstanbul1947
（3）DOGUINES.《匈奴、土耳其和蒙古史》（Çeviren:H,C.Yalçın）İstanbul1923
（4）RESITRAHMETİARAT.《土耳其文化研究》Ankara,1964
（5）CEVATAKŞİT.《伊斯蘭刑法》İstanbul1986
（6）HAMZAAKTAN.《伊斯蘭遺產繼承法》.İstanbul1991
（7）M.AKİFAYDIN.《伊斯蘭和奧斯曼家庭法律》İstanbul1985
（8）TARIKZAFERTUNAYA.《土耳其政黨》İstanbul1945
（9）TARIKZAFERTUNAYA.《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西方化行動》İstanbul1960
（10）VELİDEDEOĞLU.《瑞士民法和土耳其民法之比較》İstanbul1944
（11）VELİDEDEOĞLU.《法律化的行為》İstanbul1940
（12）VELİDEDEOĞLU.《土耳其民法》İstanbul1950
（13）FUATKORPULU《土耳其文學史》Ankara1926
（14）HUSEYINNAMIKORHUN.《土耳其碑文》Konya1936
（15）TARI.《宗教史入門》istanbul1955
（16）YUSUFZIYABINATLI.《奧斯曼時期經濟和法律的機構》Ankara1980
（17）GULNIHALBOZKURT.在土耳其的備受欣賞的西方法律Ankara1996
（18）AHMETAKGUNDUZ.《土耳其法律史》Ankara1990
（19）SADDIKTUMERKAN.《土耳其的市政》Ankara1994
論文關鍵詞：房地產專業教育現代化
新華社入2003年1月5日電文“房地產業‘三外’現象預警風險”指出，在房地產領域，外行業插手、外來人涉足、外來錢染指的現象很嚴重，眾多業務和房地產毫不相干的上市公司也加人這一潮流。這一狀況，不但導致我國房地產業出現泡沫，也會導致金融業的高風險，甚至危及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與房地產業的“三外”現象相對應，在我國高等教育中，也存在把“房地產”分別歸屬于工程管理、公共管理、工商管理“三專業”的現象，共同的原因是深受計劃經濟時代的理念約束。加人WTO后，無論是房地產行業，還是房地產業專業教育都必須“現代化”。
一、房地產專業教育現代化的內容和墓礎
從行業實踐看，現代不動產管理是綜合性管理活動，專業內容涉及經濟、管理、法律、金融、投資及少量的工程知識。這一學科產生的基礎和存在的原因，在于這一行業中市場規律和管理規律的特殊性，以及開發過程和交易過程的復雜性、專業性，專業內容涉及范圍廣泛。其中，不動產市場規律的特殊性，表現在沒有統一的市場、產品的非標準化(區位特性不同)、交易時產品不可移動交割等方面。房地產行業工作實踐中，有估價、經紀、、法律服務、資產管理，也包括征地拆遷、報建、報批、項目籌資、風險管理、投資決策、資本運營、預結算、工程管理等各個方面，這些工作所需要的大部分都是“法商管理”專業知識。
“法商管理”是房地產專業教育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法商管理是以財經、政法類專業知識為主的法商綜合應用管理，內容涉及經濟、管理、營銷、金融、投資、保險、會計、財經、政法等方面。由于其專業細分程度高，學科設置齊全，內容實用性強，能較好適應現代不動產行業發展綜合性強、涉及面廣的特點和要求?，F代不動產行業管理中，還包含少量工程、規劃知識。以法商綜合管理為基礎，經過專業資源整合，可以辦起“現代不動產”管理這一新興專業。美國著名不動產學者查爾斯·H溫茨巴奇等人所編寫的《現代不動產》一書，為我們展示了美國現代不動產管理專業內容的全貌，主要內容也是法商管理的綜合知識。從國外高等院校不動產教育的先進經驗來看，不動產類專業作為一門應用管理專業，綜合性強，專業性內容含量高，并非哪類專業基礎都能辦好。即使是有土木建筑專業的工科院校，也不一定在辦房地產類專業方面具有優勢，這與一般人頭腦中的印象相反。在國際上，法商院校興辦的“不動產管理”專業教育，是最具發展潛力的。
國外高等教育的先進經驗表明，現代房地產管理教育應以法商管理的綜合知識為基礎。
二、房地產專業教育現代化的規范和引導
辦好不動產專業教育，重視專業人才培養，規范和引導我國房地產專業教育現代化，可從以下方面進行。
(一)搞好學科管理和指導
建議由國家教育部組織，聯合國家建設部、國家土地管理部門、國家司法部門、國家資產管理部門，組織各大高等院校不動產相關專業的學者，成立“現代不動產管理”學科和專業教育指導委員會，規范和發展我國高?，F有的房地產類專業教育。 目前各個高校的房地產專業教育，分屬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工程管理”三個不同專業，這是計劃經濟觀念的產物，必須加以規范和統一協調，才能有利于房地產專業教育的發展。
(二)主要由具有法商專業資源的院校來興辦
從專業特點和內容看，興辦現代不動產專業教育，具有法商專業資源的院校更有優勢和潛力。以廣東商學院為例，房地產專業教育歸屬于工商管理學院，在房地產營銷、投資、資本運營、估價、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師資，已有一定的基礎。此外，廣東商學院金融學院的房地產金融、法學院的房地產法也有相應的師資。再加上正在籌建的行政與公共管理專業，若能進行資源整合，做好專業發展規劃，可以發揮出巨大的潛力，在廣東高校群同類教育競爭中有鮮明特點和相對優勢。
(三)做好專業發展的規劃定位
第一，“房地產經營管理”是個大專業，學歷層次以研究生和本科教育為主，還可考慮設置“房地產金融投資”、“房地產法律”等專業方向。若僅以其中的“物業管理”作為專業，則可發展?？平逃?。因為房地產是應用學科，綜合性強，涉及面廣，不是?？苾赡晁軐W透的，否則學生畢業后，將難于勝任相關工作。
第二，專業內容規劃可包括不動產營銷咨詢、不動產開發、不動產金融投資、不動產法律服務、不動產估價經紀、不動產公共管理。培養目標面向國土房管、稅務等行政事業單位、金融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律師所、估價所、經紀所、行、咨詢公司等)。
第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一方面整合現有的房地產專業師資，另一方面吸納相關基礎學科的人才。房地產是新興學科，目前國內房地產類專業方向，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僅有人民大學、清華等少數幾家高校。部分高校若引進房地產類的博士、教授有困難，但是，如果有選擇地吸納房地產相關的基礎學科、傳統學科的專家、教授，如經濟學、經濟地理、城市規劃、建筑理論、建筑歷史、區域經濟、民法學等學科的人才，這些領域有很多高層次人才，也有興趣從事不動產這一專業，吸納這些方面的人才并不困難。
(三)做好相關學科的分工協調
不動產管理的學科有“不動產開發”、“不動產金融”、“不動產法律”、“不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物業管理，’(本質是資產管理與服務)等，而“城市規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只是不動產管理的相關基礎。
(四)與國際不動產教育接執
關鍵詞：城市房屋拆遷，重慶釘子戶，公共利益
關于拆遷、征收的問題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2004年“修憲”之后此類問題成為輿論、政界、學界關注的焦點，“重慶釘子戶”事件也成為家喻戶曉的重大事情。2007年3月19日到4月2日，“最牛釘子戶”楊武、吳萍一家從拒絕拆遷到最終與開發商達成和解，他們一家與開發商、當地政府、法院及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媒體、網絡一起上演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公共治理危機。其中最具“劇場效應”的就是，楊武一家的房子以高出地面17米而成為一座“孤島”，尤為引人關注。房屋上的憲法條文，“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再加上楊武在房頂 上揮舞鮮艷的五星紅旗，一時間便引起了“轟動”的效果。
《憲法》修正案第22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問題是何謂公共利益？征收征用時，是否需要對公共利益進行具體界定？有誰來界定，按照什么程序確定公共利益？開發商品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限制，是否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在個人利益、商業利益、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時，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由此，“公共利益”成為了“釘子戶”事件爭執的一個焦點。
物權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保護權利人的物權，不界定“公共利益”就無法真正實現立法目的，但綜觀《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行政許可法》、《民事訴訟法》等若干法律法規，其文本中雖然都廣泛使用了《公共利益》一詞，但基本上均未對其具體的內涵做出明確界定，而與之相關的司法判決也未曾給出過明晰的裁量標準。物權法的出臺仍舊沒有解決公共利益的界定問題，使得公共利益的內涵與邊界持續處于混沌的狀態之中，這便導致在收用行為之中,尤其是像“重慶釘子戶”事件這樣的與公民的財產利益密切相關的房屋拆遷之中重度糾紛的不斷。無獨有偶，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也罕有在立法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者。換言之，“公共利益”在其他國家法律生活中也是一個眾說紛紜、仁智互見的模糊語詞。在現實中，絕大多數的拆遷是出于牟利的商業目的，但卻經常被一些行政機關、企業和個人描述成是為了公共利益，這就便于大量的租用行政權力為經營活動服務。這種現象反映出我國現行的城市私房拆遷中的理念混亂、制度不合理、藐視私權等非法律理性現象。在實踐中，作為矛盾對立雙方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政府與被拆遷人之間仍將圍繞征收目的是否構成“公共利益”而繼續發生矛盾與沖突。為預防“公共利益”理論之濫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對公共利益進行合理界定。[i]
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之中也同樣面臨過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工業開發過程，也同樣面臨著征收、征用問題并大量存在著關于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沖突的現象。本文關于公共利益理解的比較，是建立在對于西方國家社會背景以及整體發展進程認知上的比較，為中國現實的問題提供了自己的思考。第一，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比例原則”。陳新民先生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在其行政法學中的扮演的角色可比擬“誠信原則”在民法居于“帝王條款之地位”。[ii]比例原則泛指國家權力行使要適當、必要、均衡，不能過度行使，不得對公民權利造成非法侵犯。第二，公共利益界定的方式“列舉或者概括式立法”。列舉式的立法例，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十分具體，操作性較強，但是無法窮盡所有事項，現實中總會出現無法納入的情形?！兜聡穹ǖ洹贰ⅰ斗▏穹ǖ洹返囊幎?，以及我國《憲法》、《物權法》等法律中均是采用概括式的立法例，這種方式最大的優點就是靈活，可以應對時代變遷、社會發展，但同時這種抽象意義上的“公共利益”不具有操作性，無法轉化為實踐中的技能和方法，而又可能出現濫用征收權的后果。[iii]第三，公共利益征收的補償問題。19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17條確定了事先公平補償原則，1791年美國憲法修正案第5條同時規定：“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非有公正補償，私有財產不得征為公用。”“重慶市釘子戶事件”最終和解，并獲得了遠遠高于其它拆遷戶的利益，這樣就會出現其他拆遷戶與開發商、政府的矛盾，這同時也是十分獨特的中國現象，因而我們的公共利益補償方面也應遵循公平原則，補償其他拆遷戶的利益差額，當然這是“沒有市場價格就沒有公正補償問題”。第四，公共利益的司法審查。司法對公共利益的審查極為重要，德國學者黑伯爾就認為應當“由司法決定公益”，這樣就會有效地平衡各方的利益沖突。對于一些純粹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進行的土地開發和房屋拆遷，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德國巴登州的高等法院在1950年7月3日的判決中認為，國庫利益并非征收上所謂的公益。論文參考網。[iv]就“重慶釘子戶事件”而言，其中法院的表現被許多學者認為是有問題的，法院沒有對什么是“公共利益”進行實質審查，只是形式上舉辦了一個聽證會，最后對楊武家房子進行強制拆除的裁定，相反沒有緩和沖突，甚至制造了更大的危機，從而就有了著名的“重慶釘子戶事件”。
公共利益所包括的范圍是非常寬泛的，正如陳新民先生所指出的，“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別之處，在于其概念內容的不確定性”。[v]物權法作為民事法律，也難以對各種公共利益做出統一規定，這也是公眾對物權法失望之所在，物權法生效后也不可能杜絕類似“釘子戶”事件的不斷發生。論文參考網。但是實踐中界定公共利益還是有一定方法和標準的，概括國內外理論界與實物界的共識與經驗，筆者認為，應堅持以下標準:
第一，在立法上對公共利益的界定采取法律保留原則。房屋是公民不可侵犯的財產權，只有在法定條件下才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依法行使征收權予以拆遷，即只有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才能夠設定公共利益條款來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此謂之法律保留。[vi]這條規則排除了行政機關通過行政命令或者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方式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從而限制了政府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而任意實施拆遷。之所以如此規定，在于公共利益條款是用來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而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自由權利若需限制或要賦予義務，都需要經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以合意的方式同意。”[vii]因此，實施法律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應慎重權衡，行政機關只能執行法律，除非有法律的明確授權才能對上述的法律作補充性、執行性的規定。
第二，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進行解釋必須堅持比例原則。陳新民先生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在其行政法學中的扮演的角色可比擬“誠信原則”在民法居于“帝王條款之地位”。翁岳生先生也說：“國家為追求公共利益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時，不能逾越必要的限度，尤其人性尊嚴已成為‘憲法’之基本理念，行政與實現國家目的時，更須予以尊重。”[viii]憲法所追求的公益目標應當是將私人利益的損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則包括三個分原則：妥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和均衡性原則。在房屋拆遷過程中必須要衡量房屋拆遷是否達到必需的程度及將房屋拆遷限制在最小范圍內，這種限制必須合乎比例。
第三，公共利益的認定必須堅持公眾參與原則。以公共利益為由采取強制規劃、拆遷等特殊行政措施，會嚴重影響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做到決策和執行全過程的公開透明，依法保障拆遷相對人的知情權、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參與決策權等程序權利和民主權利的有效行使。公眾參與的社會性、團體性和地域性，可以改變傳統上行政機關對信息壟斷而形成的信息不對稱，能夠對政府公權力的行使營造一種無形的監督氛圍，對可能違法的行為和濫用權力者形成一種無形的威懾力，從而使政府行為更加正當和權威，增強公共政策的整合能力，加強政府與民眾的溝通迅速化解糾紛，從而減少社會矛盾，維護被拆遷人利益。
第四，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須符合公平補償原則。有損害必有救濟，特別損害應予特別救濟，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這是現代法治的一個要義。這種救濟主要表現為法定條件下的公平補償，它體現了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實體公正。公平補償的提法更合乎市場機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交往法則，公正補償的基礎是市場價格，而中國社會征收補償中是按照估價計算的。沒有市場也就沒有所謂的“公正補償”，商業目的征收中商人從中獲取暴利是有根據的。“重慶市釘子戶事件”最終和解，并獲得了遠遠高于其它拆遷戶的利益，這樣就會出現其他拆遷戶與開發商、政府的矛盾，這同時也是十分獨特的中國現象，因而我們的公共利益補償方面也應遵循公平原則，補償其他拆遷戶的利益差額。
第五，城市房屋拆遷中必須堅持司法審查原則。根據司法最終裁決的原則，當一切糾紛通過其他方式不能解決時，最終還是要依靠司法和法律途徑來解決，也就是要賦予法院對公共利益的最終裁判權。目前，我國政府在房屋拆遷中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很容易對個人權利造成侵害。政府的任何行政行為都應有相應的救濟程序，但在當前我國的拆遷問題上，被拆遷人卻無更為合理高效的救濟途徑。對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在立法無法準確定義時，完全可以另辟蹊徑，通過法律的司法解釋來解決這一問題。由法院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對其是否屬于公共利益的范圍作出裁判這樣既可以保障拆遷公益性目的的實現，又能滿足私人財產權保護的正當訴求。[ix]
[i] 徐海燕：《公共利益與拆遷補償：從重慶最牛“釘子戶”案看《物權法》第42條的解釋》，載《法學評論》2007年第4期。
[ii] 參見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載《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論文參考網。
[iv] 石佑啟：《論公共利益與私有財產權保護》，載于《法學論壇》2006年第6期。
[v] 陳新民：《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87頁。
[vi] 李世萍、趙寶勝：《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理論探微》，載《黑龍江省行政法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vii]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viii] 翁岳生《行政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ix] 林蘭貞《私有房屋拆遷補償若干法律問題——兼議國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載《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第67頁。
論文摘要：研究方法對于經濟法學科的完善和發展關系重大。傳統法學方法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對于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經濟法學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研究方法的重要來源。經濟法學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對個體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而現代經濟學理論也進一步確認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可見，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一、經濟法對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國法學家拉倫茨認為“法學之成為科學，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敖洕▽W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研究方法科學與否對于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傳統法學方法的研究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而經濟法學是在傳統法學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雙重缺陷無能為力的背景下，為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而建立的新型學科，如果囿于傳統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就無法從新視角審視經濟法學的特有理論內涵，也難以探索實現經濟法學價值目標的路徑。因此，經濟法學研究不能照搬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應當在方法上進行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區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的重要標志。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法學方法的重要來源，主要是引入價值判斷來評價法律現象，就是以社會對經濟法的需求為出發點，研究經濟法怎樣滿足不同主體的需要，多維度地對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價值等理論進行詮釋。本文試圖論證哲學中的整體主義方法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體主義在哲學范圍內的發展
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的爭論是西方哲學的一條重要線索。整體主義認為社會集團決不能視作只是個體的集合體，它具有個體所不能包括和解釋的獨特性質，群體的行為規律不能還原為個體的行為規律，整體是一切社會解釋的出發點，必要時可犧牲個體利益以取得整體利益。個體主義認為整體主義強調的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利益的總和就是社會利益，個體是社會存在的目的，社會的存在正是為了促進個體的幸福和利益。
作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互指責對方的缺陷。個體主義方法認為，整體主義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當代著名哲學家、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重要倡導者波普爾認為“如果我們要研究一事物，我們就不得不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或整個自然界；事實上，甚至最小的整體都不能這樣來描述，因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選擇的”，描述和活動的選擇性使得人們難以運用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而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涉及該現象的個體情境來解釋，因此，科學研究只需從個體角度出發考慮個體的動機、信念、生理狀態及其所處環境等因素，不需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制約。而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個體被看成是社會化的人，社會整體不是其構成元素的簡單相加，比個體具有更多的結構屬性。因此，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而且會因為這種結構屬性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須把對象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加以把握。。整體主義方法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它認為社會整體具有獨立于個體的獨特屬性，社會整體不同于個體總和，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或功能。依此方法，應當從社會整體出發，把社會整體看成分析的基礎，在總體上把握社會現象，而不糾纏于個體分析。
三、整體主義作為經濟法學方法的理論基礎
經濟法學研究需要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增長，并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實現公平分配。因此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的選擇穩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路徑，界定了研究活動的思維體系、考察研究的切人點、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問題。
(1)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的視角之考察
傳統民法認為，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社會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總和，只要充分保證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會活動參與者自由博弈而產生的自發秩序才是好的社會秩序。民法學理論的架構往往訴諸于人的生物屬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經濟生活以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強調人格在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為原則，通過法律關系模式來安排社會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
然而民法忽視人與人之間因差異而產生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存在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個體，在社會利益相對恒定的情況下，某一個體利益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對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場對此沖突無可奈何。歷史證明：在亞當·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迅猛發展，經濟個體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動下，沿著經濟規律的發展之路，走向了壟斷。經濟個體合理的追求個體利益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市場的整體秩序，市場失靈了，而民法調整經濟關系沒有宏觀把握的能力，對于發生混亂的經濟秩序無能為力。因此，必須借助新的法律制度來完善其經濟管理職能，主動介入經濟生活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經濟法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經濟法學將社會看成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獨立存在，有其獨立于個體利益的社會公共利益。因而經濟法學基于整體主義的方法；看問題從整體出發，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良好社會秩序和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
(2)經濟法學的理念體系視角之考察
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對立而統一地存在著的。一方面，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如能夠實現合理分配必然能夠使個體的利益增進，而個體利益的增進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的增進，因而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具有統一的一面。歷史證明：個體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確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實現了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相對和諧。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也存在對立的一面。事實上，在高度現代化的條件下，由于人類具有趨利的本性，如果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勢必會危害社會并最終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別維護有遭受損害之虞的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重構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個部門法需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認為個體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實現社會整體利益，進而著重考慮個體利益的保護，因此不過分關注社會整體利益。
而經濟法是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客觀需要，彌補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對社會經濟關系調整的不足而產生的。經濟法學認為社會整體利益不是構成社會的每個個體利益的總和，而是社會中獨立存在的有機整體的利益。個體行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目標決定了經濟法從產生之日，就肩負著從“社會本位”出發，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重任。
經濟法是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對整體經濟生活的介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平穩協調地增長，從而帶動全社會所有個體利益的增長，以消除個體權利無限制行使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運行和發展。為了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經濟法有時需要對個體的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過限制個體的部分自由去為其換取更大的自由，犧牲個體部分利益去為其獲得更多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可見，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3)經濟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之視角考察
經濟法就是將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條件，及克服市場缺陷的方法等理論的制度化。經濟法體現了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翻譯”，依賴于經濟學原理，許多經濟學的概念與論斷直接為經濟立法所吸收?！耙詠啴敗に姑転榇淼墓诺浣洕鷮W以個體利己主義的方法論基礎通過對“經濟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論主導地位。他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視為在交換過程中彼此會發生沖突的無數個體愿望和追求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在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民法學認為，經濟活動應當排斥國家的干預，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就會走向幸福和繁榮。
少年司法之社會人格調查報告制度論要高維儉 (18)
我國政府采購法制之根本癥結及其改造肖北庚 (30)
論船舶優先權制度建構下的船員權益保護傅廷中 (39)
社會國的憲法意義龍晟 (47)
城市規劃合法性基礎研究——以美國區劃制度初期的公共利益判斷為對象李泠燁 (59)
介紹與評論
拉德布魯赫公式的限度與法官的統治錢錦宇 (72)
論英美合同法之違約獲益賠償責任陳凌云 (82)
美國法中農民留種行為與知識產權的沖突與協調程宇光 (92)
當代英美證據法學思潮栗崢 (104)
“巴克利訴瓦奧案”與競選開支限制——以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呂芳 (114)
國際法問題研究
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與作用郭三轉 (124)
《聯合國》解釋對傳統條約解釋規則的影響和發展韓燕煦 (135)
書評
制度比較與法律權利——評考默薩的《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供給與需求》吳義龍 (146)
外國立法選譯
《俄羅斯聯邦反腐敗法》杜永明（譯） 劉洪巖（校） (154)
刑事和解研究：刑事和解仍需深入探討徐炳（主持人） (5)
刑事和解與傳統訴訟體制之關系杜宇 (6)
英美刑事和解探析——以VOM模式為中心的考察朱立恒 (17)
法國刑事調解制度的法律適用及其評析王洪宇 (28)
刑事和解制度的民法解讀劉承韙 (38)
理論前沿
從二元到合作——聯邦分權模式的發展趨勢張千帆 (45)
論行政相對人的陳述權關保英 (58)
法德英美四國行政訴訟性質比較考察孔繁華 (66)
論遲延履行違約金訴訟時效的起算郗偉明 (78)
介紹與評論
從“限制權力”到“未列舉權利”——時代變遷中的《美國聯邦憲法第九修正案》郭春鎮 (87)
另一種物權行為理論——以瑞士法為考察對象常鵬翱 (99)
合同自由與公共政策——《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對違反公共政策合同效力論的展開黃忠 (112)
俄羅斯反壟斷法規制行政壟斷之借鑒劉繼峰 (124)
英國學徒制法律教育與普通法傳統的存續尹超 (132)
國際法問題研究
歐共體國際私法的最新發展——關于合同之債準據法的《羅馬Ⅰ規則》評析陳衛佐 (142)
以勞工標準為基礎的單邊貿易措施與WTO規則——貿易壁壘的新趨向及發展中國家的對策鄂曉梅 (152)
不可克減的權利與習慣法規則龔刃鋼 (5)
外國法：“事實”與“法律”之辨宋曉 (14)
19世紀德國人格權理論之辯張紅 (22)
論憲法裁決中的實體價值——以美國憲法司法審查的理論解說為中心王紹喜 (34)
論單方法律行為、合同和決議之間的區別——以意思互動為視角陳醇 (49)
勞動權的權利屬性及其內涵秦國榮 (59)
介紹與評論
薩維尼的法學方法論述評朱虎 (69)
美國性騷擾糾紛解決機制研究駱東平 (83)
英國保險告知義務制度的演進、結構和現代化——以英國法律委員會2007年的咨詢文為中心王雄飛 (91)
美國律師職業危機：制度變遷與理論解說吳洪淇 (101)
從CDS看金融衍生品的異化與監管——以瑞銀集團訴Paramax案為例樓建波 (114)
德國刑事訴訟中協商制度淺析黃河 (123)
韋爾策爾犯罪階層體系研究蔡桂生 (132)
國際法問題研究
普遍管轄國內立法近期發展態勢朱利江 (144)
書評
尊嚴與自由：憲法的價值靈魂——評艾伯樂的《尊嚴與自由》馬平 (153)
主題研討：表達自由問題研究——引言陳欣新（主持人） (5)
表達自由的法律涵義陳欣新 (7)
美國言論自由的限度程潔 (20)
表達自由與民主政治王四新 (29)
論象征性言論的限制與保護——以美國法例沈瑋瑋 (38)
對言論自由的法律保護與對濫用言論自由的法律懲罰楊 (48)
理論前沿
司法審查與民主——矛盾中的共生體？張千帆 (58)
論犯罪危害性評價的屬性周建達 馬榮春 (67)
犯罪客體研究的實證化思路——以傳播物品罪的客體界定為例周詳 齊文遠 (76)
論近代公司組織的成因徐彪 (84)
合同履行中的人身侵權及民事責任——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身損害賠償案例的考察楊建軍 (96)
船舶碰撞責任條款下保險人責任之確定初北平 韓立新 (110)
介紹與評論
論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改革法》高旭軍 白江 (119)
美國勞動法對雇主不當解雇行為的規制：源流、發展與反思胡立峰 (130)
對“牛吃麥”案例的另一維度的解釋——英、美土地制度和財產制度的變遷肖艷輝 (142)
外國法規選譯
《2006年孤兒作品法案》議案及《2008年孤兒作品法案》議案韓瑩瑩（譯） 支振鋒（校） (151)
英國法治文明史研究：世界法治文明史上的華章——英國法治文明史徐炳 (8)
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新論程漢大 (10)
普通法的歷史之維李紅海 (20)
英國普通法的“技藝理性”李棟 (35)
愛德華·柯克爵士與英國法學近代化于明 (47)
理論前沿
論作為法律之德的法治——基于塔馬納哈“薄的法治”概念所作的分析徐繼強 (64)
知識產權法定主義的缺陷及其克服——以侵權構成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為中心李揚 (73)
日本憲法學的現狀與課題高橋和之 (86)
介紹與評論
美國法的“刑”與“非刑”李立豐 (99)
勞動刑法：西方經驗與中國建構姜濤 (109)
英國的股東派生訴訟：歷史演變和現代化改革錢玉林 (119)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中的調解制度研究張海燕 (128)
國際法問題研究
國際訴訟競合之法律規制模式：效益分析與選擇吳一鳴 (135)
論強迫失蹤罪——兼評《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張愛寧 (143)
外國立法選譯
日本遺失物法許長帥（譯） (152)
主題研討：法律實證主義研究——引言：法哲學元命題的追問 (5)
裁判與法律蒂莫西·恩迪科特[英] (7)
從社會事實到法律規范——作為社會實踐的法律支振鋒 (20)
論法律實證主義的權威理論朱峰 (44)
法學實證主義初探張超 (57)
理論前沿
預算國家：財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國的經驗與啟示徐陽光 (66)
伊斯蘭繼承制度的本土化及其對我國繼承法的啟示——以青海世居回族、撒拉族繼承習慣為例王剛 (75)
論“不受拘束”意思表示的效力張定軍 (88)
心理強制時代的偵查訊問規制吳紀奎 (97)
介紹與評論
美國仲裁發展模式考察陳福勇 (107)
日本反壟斷法實施中的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戴龍 (117)
美國犯罪被害人政府補償制度介評王瑞君 (125)
國際法問題研究
《鹿特丹規則》述評郭萍 張文廣 (133)
域外論文選譯
刑事被害人救助與刑事被害人權利在亞洲地區的發展進程太田達也[日]（著） 武小鳳（譯） (145)
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及其地點選擇郭云忠 (5)
反恐背景下美國司法審查之新理論戚建剛 (17)
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外國人人身保護令的判例研究任越 (26)
“指導性案例”名稱之辨正劉風景 (35)
介紹與評論
瑞士不動產擔保權制度研究陳華彬 (42)
問題專利與專利權的重構——擬議中的“美國專利改革法案”思想評述陳武 (53)
美國環境侵權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的適用及對我國的啟示王彬輝 唐宇紅 (61)
美國沖突法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新探許慶坤 (69)
日本書一本主義的利與弊章禮明 (81)
美國私募基金規范的發展及其啟示郭靂 (90)
論英美法違反“告知后同意”過失侵權的構成要件王占明 (99)
匈牙利公民社會組織考察蔣小紅 (109)
國際法問題研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分配制度及其改革：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余鋒 (115)
論歐盟所得稅協調機制——兼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張智勇 (124)
反恐與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的底限謝佑平 宋遠升 (134)
書評
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比較法——評馬克西尼斯的《比較法：法院與書院》Basil Markesinis 石茂生 張偉 (147)
論文摘要：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國家對遭受犯罪行為侵害而又沒有得到充分賠償的被害人及其家屬，通過法律程序給予一定物質補償的制度，以矯正破壞的正義，平復被害人失衡心理，幫助被害人擺脫犯罪給其造成的悲慘境況，使其恢復與其他社會成員平等的經濟、社會地位，對被害人而言是一種恢復性的刑事保護，對充分保護被害人的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河南農民艾緒強，為了報復社會，在繁華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劫殺出租車司機，并駕駛搶來的出租車在人行道上橫沖直撞，一手制造了“王府井連撞9人造成3死6傷”的刑事案件。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艾緒強死刑，并賠償7名受害人及家屬經濟損失100余萬元。 艾緒強當庭表示：愿意賠，但沒錢賠給受害人，希望國家能夠出錢幫自己賠償。
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向大會遞交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議案。使多年來倍受人們關注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擺上了立法的重要議程。所謂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指因一定犯罪而受損失之人，包括直接被害人和一定范圍的近親屬，有權請求國家補償其全部或部分財產上或非財產上的損失的一種社會安全及司法保護制度。
二、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的重要性
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每年的刑事犯罪案件都在200萬起以上，而破案率不到50%，即每年有100多萬被害人因為案件未審理終結而得不到任何補償。有些已審結的刑事案件，法院雖判決犯罪分子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但因其沒有經濟賠償能力，被害人也得不到賠償。在我國，近八成的刑事賠償都難以兌現，其中一些受害人家庭因失去收入主要來源的支撐，生洗已到困苦不堪的境地，有的則不斷申訴、上訪無法回歸生活常態。這種情況已嚴重傷害到了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員對國家的信任，對法律的意義也產生了懷疑，甚至一些受害人由此對社會產生了仇視，反社會心里在冷漠中悄悄增長。在犯罪嫌疑人權益保障立法已經日趨完善的今天，受害人權益保護卻停留在空白的狀態，是一種令人難以接受的尷尬。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若不能獲得公正的待遇，如未追究犯罪人的責任、被害人沒有得到應得的經濟補償等，會產生對加害人的仇恨和對司法機關不滿的怨恨心理，此種心理往往會推動被害人采取報復行為來實現自我與他人的再一次“平等”。因此，國家要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轉化，就必須強化社會控制，即通過法律和道德等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進行調節，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一種重要的機制保障。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是人權保護的最基本要求；是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也可以實際上解決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難；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可以成為實現刑法現代化的突破口。
三、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的理論依據
有關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漢穆拉比法典》，其中規定：如果未能捕獲罪犯，地方政府應當賠償搶劫犯罪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在謀殺案件中，政府應從國庫中付給被害人的繼承人一定數額的銀子。1963年，第一部刑事被害補償法在新西蘭誕生，同時建立了刑事損害補償法庭。緊接著，英國(1964年)、加拿大(1968年)、法國(1971年)、奧地利(1972年)、德國(1976年)、美國大部分州、澳大利亞、瑞典、芬蘭、丹麥、挪威、日本等國也陸續通過立法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1985年，聯合國通過了《為罪行與濫用權力行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則宣言》，該原則明確規定了國家補償制度的對象、方式，對資金來源和補償程序作出原則性的規定。
目前，中國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訴前救助和訴訟中救助，現已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訴訟終結后的司法救助。正在探索建立的訴后司法救助制度，包括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和執行救助基金制度等。前者，是罪犯確無賠償能力，而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導致其生活困難，以國家的名義給受害人一定救濟其救助對象是刑事受害人；后者，是被執行人無還款能力，而對生活極度困難或急需醫療救治的申請執行人進行經濟救助或救急資助，救助對象不僅限于刑事受害人，還包括民事案件申請執行人等。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04年就設計出了可以穩定救助被害人的補償制度，迄今全國已經有10個高級人民法院開展了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試點工作，2006年共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親屬民放救助金字塔780、24萬元。
四、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具體構想
我國刑事被害人補償問題一直未引起立法機關的足夠重視，刑事被害人最關心的物質補償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會導致諸多消極影響.為此，筆者建議在借鑒外國相關立法的基礎上，盡快制定一部既符合我國國情又具備先進理論框架支撐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法治建設不斷推進，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在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1、補償的原則。只有當被害人不能通過訴訟途徑或其他途徑獲得完全賠償時，國家才承擔給予補償的責任，補償應遵循公平正義的根本法理要求，應確立損害和補償均衡、賠償為主補償為輔的原則。一個是代位補償；一個是適度原則，在窮盡其他途徑的情況下，才予以補償，也即兜底原則；第三個是有限原則，需要在數額、對象等方面控制在一定限額之內。
2、補償的對象和條件。補償對象應當限于自然人由于嚴重暴力犯罪和其他一些特殊的情況引起的生命、健康侵害，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受到的侵害。自然人包括我國公民和在我國境內受到犯罪侵害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借鑒聯合國《為罪行與濫用權力行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則宣言》和相關國家的有益經驗基礎上，可確定補償對象包括四類：一是因犯罪行為造成死亡或者重傷殘疾的。這一類被害人或者其家屬受到的精神損害和收入損失最大；二是精神病人造成死亡或者重傷殘疾的；三是見義勇為或協助司法機關執行公務而造成死亡或者傷害的，不論傷害程度輕重，都應當給予補償。對這類人補償，有助于弘揚社會正氣；四是因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執法行為造成傷亡的。補償條件一般應當同時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必須是無法從罪犯或其他途徑得到充分補償；第二，必須是 嚴重暴力犯罪被害人受到的生命、健康方面的損害。第三，被害人對自己被害不承擔責任或承擔很少責任。但 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者，國家應當根據其生活來源情況，給予適當補償，而不應考慮其責任大小。
3、補償方式和數額。在補償方式上應采取一次性金錢補償，被害人要求分期給付的應當允許；對于補償數額的確定，應堅持補償的原則，即補償賠償差額部分(法院判決金額中除去已經得到賠償的部分)。還應當借鑒美國一些州的做法，在被害人提出的國家補償要求獲得解決之前，先向被害人提供一部分應急貸款。
4、先行支付。補償申請除設置基本前提，即訴訟判決犯罪人有罪并承擔賠償責任外，應確定先行支付規則?？紤]到有些案件無法確知犯罪人或在判決前被害人急需緊急醫療或其他費用，確定被害人或其受養人符合一定條件可申請先行支付，以避免被害人遭受更大的不幸。
5、補償程序。我國可參照外國經驗和已有的國家賠償制度、部分地區的補償嘗試經驗，在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設立專門的國家補償委員會，由3到7名法官組成。具體程序可包括申請人提出申請、補償委員會審查、裁定。申請人如不服裁定的，可在10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的補償委員會提出申訴，該委員會的裁定為終審裁定。補償金裁定可實行以下程序：(1)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及其生前撫養的人在刑事訴訟中向公安、檢察機關或法院提出申請。(2)法院合議庭對下列情況進行審查。(3)法院合議庭作出裁定。裁定的主要內容包括是否補償。(4)二審法院裁定。二審法院合議庭經審查。
五、結語
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期盼，也是現代國家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致力實現的目標。如何使刑事司法不僅追究犯罪，與此同時盡可能地使因犯罪導致的破損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利益得到恢復或補償，使被害人不被遺忘，這是需要社會認真思考的問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將來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這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國的情況和外國的情況不一樣，一旦制定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法，很多人會產生一旦被犯罪侵害后，首先就是找國家賠錢的誤解。實際上，國家并沒有代替加害人進行賠償的義務，這種賠償義務首先應該由加害人承擔。國家只是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進行補償，起到讓被害人在經濟上能夠得到自立，在精神上能夠得到安慰，平息被害人復仇心理的作用。
令人振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月7日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時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顯司法人文關懷。而“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成為其中一項重要任務。這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力量所在，看到了人文關懷的制度力量所在。我們應當在借鑒外國立法的基礎上，構建一種既符合我們本土特點又具備先進理論框架支撐的被害人補償制度的范式。
參考文獻
[1][法]馬克·安賽爾著，盧建平譯：《新刑法理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版。
[2]樊鳳林、劉東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我國刑法立法的完善”，載《公安研究》，2006年第10期(總第144期)。
[3]郭建安：“論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總第100期)。
[4]康樹華主編：《犯罪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5]李松東：“試論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載《江西公安?？茖W報》2005年第3期。
[6]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黃震：《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初探——刑事附帶民事執行難的另一種解決機制》，《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7]饒愛民、徐曉波：《論建立中國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7卷第1期。
論文關鍵詞 罰金刑 刑罰 刑罰體系
一、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罰金刑適用基本情況
筆者選取一個基層人民法院作為樣本，對我國罰金刑的適用狀況進行調研，力求通過調查研究和分析，理清罰金刑在司法實踐中適用和執行的脈絡。調研過程中筆者收集了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2011-2013年審結的全部刑事案件的判決書或裁定書，具有一定的統計學意義和研究價值。
2011-2013年，青海省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991件，筆者通過對這991件刑事案件的判決書或裁定書進行通讀和統計分析（由于數據收集范圍、信息不對稱等各方面原因，統計數據可能存在部分偏差，但誤差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并對這些案件中有關罰金刑的部分進行了梳理和歸納，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罰金刑判處率高
2011年，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284件413人，其中有163件245人被判處罰金（其中單處罰金的自然人為6人、單位1個，其余均為并處罰金）； 2012年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314件460人，其中有213件328人被判處罰金（其中單處罰金的16人，其余均為并處罰金）；2013年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393件479人，其中有356件430人被判處罰金（其中單處罰金的自然人3人、單位1個，其余均為并處罰金）。綜上，基層法院審理的過半數案件都判處了罰金刑，這與我國現行刑罰中對罰金刑的規定是一致的?？梢?，罰金刑在刑罰處罰中的適用非常廣泛。
（二）罰金刑執行率低
該法院上述三年期間所有判處罰金刑的案件中，2011年罰金已全部執行的為11人，部分執行的為15人；2012年罰金已全部執行的為7人，部分執行的為19人。2013年罰金已全部執行的為25人，部分執行的為20人。可見，罰金刑執行率在10%以下。這一情況與其他學者的調研結果相吻合，可見，罰金刑執行率低在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屬于普遍現象。
（三）罰金未判而先交，執行缺乏監督
根據我國《刑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罰金的繳納是在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審判，案件判決生效后。然而，司法實踐中罰金未判而先交的情況比較常見，案件判決還未作出，犯罪人已經預先繳納了罰金。 同時，案件判決后，對于罰金刑的執行沒有相應的機關來監督。
二、罰金刑適用與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上述統計分析結合刑法學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看到司法實踐中罰金刑適用與執行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無限額罰金制存在弊端
無限額罰金，通常是指在刑法中只規定某罪名應當判處罰金，但不具體規定罰金的數額和罰金的限度，而是由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根據個案來自由裁量，來具體確定罰金的數額，我國現行刑法中就規定了大量得無限額罰金罪名。無限額罰金制的弊端較為明顯，它無法很好地起到規范量刑的作用，會對法制的統一造成影響，當然也不符合我國刑法中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二）罰金數額失衡的問題
主要表現為在不同地域、不同法院，對與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判決或裁量罰金數額有不同，存在著較大差異；或是在同一地域、同一法院，對不同犯罪人的相同或相類似案件的判決或裁量罰金數額有所不同，且差異較大，這就會導致罰金數額失衡。當然，罰金數額在相類似的案件里不能追求完全統一，否則也會導致不公平，但是，法官在自由裁量時應注重相對公平，不能隨意擴大自由裁量權。
（三）罰金刑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從罰金刑的執行狀況來看，與自由刑相比較而言罰金刑的執行力度明顯較弱。在司法實踐中各地人民法院對罰金的執行、執行主體等情況極不統一，罰金刑在執行時存在諸多困難，罰金刑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罰金判后而不繳。各項調研及統計數據表明，司法實踐中罰金的執行率不及10%。罰金刑判而不繳已經成為罰金刑執行難中的相當嚴峻的問題，筆者發現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即客觀原因，即被判處罰金刑的罪犯由于家境貧寒，無力繳納。
例如，實施盜竊、搶劫等侵犯財產類犯罪的罪犯，罪犯多數本屬無業人員，其本身就是因為缺乏固定的收入，生活無以為繼才實施犯罪。對這類犯罪分子判處罰金刑，實際上很難執行。二即主觀原因，即被判處罰金的罪犯故意拖延繳納或者拒絕繳納罰金，其寧愿接受多判刑期，也不去繳納罰金，使得罰金刑處于判而不繳的狀況。罰金刑判而不繳現象的廣泛存在，極大地損害了法院判決的公信力，也不利于刑罰預防犯罪目的的實現。
2.罰金未判而先繳。實踐中存在人民法院對被追訴人定罪量刑后，讓其先繳納罰金，然后再向其送達判決書。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法院面對罰金刑判而不繳的問題，所采取的變通應對方法。法院認為在判決之前要求罪犯繳納罰金，在罰金繳齊的情況下，就會考慮依法少判自由刑，這就等于變相暗示罪犯可以“以錢贖刑”，及預先交齊罰金就可以減少一些自由刑。但是，這種未判先繳的做法顯然違反刑事訴訟的程序和刑事司法的一般理念。因為，只有在法院判決之后才涉及到刑罰的執行問題，也只有法院具有效力的判決下達之后，才能確定罪犯是有罪的，需要承擔刑事責任，接受刑罰處罰。法院在未作出判決的情況下，要求刑事被追訴人先行繳納罰金，違反了必要的程序正義。有學者通過調研發現此種情形是我國法院目前在罰金刑繳納方面存在的普遍現象，罰金刑判決后執行不力導致了這一窘境的產生。
3.罰金執行不力。刑罰的執行作為刑事司法的重要一環，其本身需要詳細、具體的程序保證其正常運轉。但是當前，對于罰金刑執行程序的啟動、執行流程的運作、執行情況具體怎樣、由哪個機關來監督均無實體和程序方面的規定。沒有完善的罰金刑執行程序，罰金刑執行就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步驟，導致大量的罰金刑執行案件被長久被擱置而造成執行案件的積壓。同時，罪犯在服刑期間，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基本上很難配合執行機關去追繳罰金，這更加劇了罰金刑執行不力的狀況。罰金刑作為我國刑罰體系中的一種刑罰，刑罰的確定性原則決定了罰金刑只有得到有效執行，才能發揮其刑罰功能，同時有效維護司法的權威。罰金刑執行不力的問題實際上與我國罰金刑的執行主體不明確、執行程序不順暢、不規范，權責模糊等制度性缺陷緊密相連。因此，罰金刑執行程度有待在立法以及司法上進一步完善。
4.罰金刑執行監督制度缺失。監督主體對刑罰執行過程進行必要的監督可確保刑罰的正確、及時、高效執行，就此而言罰金刑也不例外。一定程度上來說，如何建構罰金刑執行監督制度是破解罰金刑執行難問題的突破口和關鍵點。
（四）刑事被追訴人固守的觀念導致罰金執行不力
在傳統的“判了不賠，賠了不判或少判”的錯誤觀念下，犯罪人往往在判處刑罰較輕時繳納罰金較為積極，在被判處較重的刑罰后則拒絕繳納罰金。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表現很明顯，筆者在調研分析后發現，被判處緩刑的犯罪人或者輕微刑事案件犯罪人繳納罰金非常積極，罰金執行率高，如交通肇事罪最為典型，幾乎所有的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人都在判決后積極繳納了罰金。相反，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積極性下降很多，特別是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更少去繳納罰金。
（五）法院將罰金刑案件的執行與減刑掛鉤
實踐中表現為，案件判決生效后，罪犯在監獄服刑改造過程中涉及到減刑時，如果罪犯沒有繳納罰金，法院就一定程度上考慮不給予減刑或是降低減刑的幅度。此種現象，有學者通過調研發現在部分地區的人民法院普遍存在。對于罪犯的減刑，法院都將判決中罰金的繳納作為前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法院對沒有繳納罰金的罪犯不予減刑，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適用。
三、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下罰金刑制度的完善建議
根據對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罰金刑情況的調研，筆者在檢討罰金刑這一刑種在司法適用中存在的問題并結合理論層面的探討和研究后認為，要很好的完善罰金刑制度，破解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需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立法限制無限額罰金制
對罰金刑數額的確定，在立法上，應盡力減少無限額罰金的罪名，多采用規定更為細致的限額罰金制或倍比罰金制，以減少無限額罰金制的弊端。
（二）建立罰金刑執行時效制度
我國現行法律針對刑罰執行時效的規定尚不夠明確和細致，立法中規定對于罰金可以隨時追繳。這種制度規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刑事被追訴人逃避罰金刑制裁的可能性，但卻在司法實踐中造成罰金刑在判決后未能得到及時有效執行，進而導致數量眾多的罰金未執行案件積壓，嚴重損害到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因此，有必要在立法層面建立完善的罰金刑執行時效制度，以確保罰金刑得以及時、高效執行。
（三）確立罰金刑適用緩刑制度
從立法層面規定罰金刑緩刑制度，實際上在罰金繳納與完全不繳納之間有一個銜接和過渡，從而便于對犯罪人區別對待、行刑個別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罰金刑的弊端，降低罰金刑的執行難度，極大的避免罰金刑“空判”現象。
（四）充分發揮公訴機關和監獄等執行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從案件審判到最后判決生效的各個環節，均由相應的法律監督機關來監督罰金刑的適用情況，如罰金數額的確定、罰金的收繳情況等都應有相應的監督，從而規范罰金刑的適用。
此外，還應杜絕罰金未判而先繳的做法，嚴格依照刑法和刑訴法等的規定，依法繳納罰金；在依法判處罰金時，法律規定沒有細化而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部分也應做到公平公正，盡力避免因法官自由裁量而導致的不公，堅決杜絕“以錢贖刑”現象的發生。法官也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找到判處自由刑與罰金的平衡點，通過嚴格貫徹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來改變被追訴人的錯誤觀念。同時，應杜絕罰金與減刑掛鉤，對于減刑的適用嚴格依法執行。相信通過上述措施和改進，罰金刑這一刑種會更加完善。
[論文摘要]公民參與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參與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動與行為，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參與公共行政的法律文化基礎。這里的公民，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國籍，而是指與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具有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公共事務等實踐品德的好公民。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推進行政民主、促進參與行政建設、提高公民參與行政的意識，不可能從傳統法律文化汲取力量；必須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與發展，這既是公民參與行政的文化基礎，也是推進我國參與行政建設的必然之舉。
公民參與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參與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動與行為。積極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擴大公民有序行政參與，是“以人為本”、“民主執政”的重要體現，也是新時期我國推進行政民主、提高行政效率、保護公民權利的重要途徑與基本動力。但公民參與行政，首先公民必須具有參與行政的意識，這種意識與一個國家的公民法律文化的發展水平有關。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提高公民參與行政的意識，必須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與發展，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參與行政的文化基礎。
一、公民與公民法律文化
在現代社會，“公民”一詞具有三層含義，首先，“公民”表征一種資格或身份，是指有“執干戈以衛社櫻”的義務。這是公民最古老的一層含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已經有之，但那時的“公民”只限于少數有產人士與統治階級，奴隸、被釋放的奴隸和外邦人沒有公民權，城邦內的自由民、平民也受到嚴格的財產限制，即使自由民有了公民權也難以行使。但資格或身份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在近代社會仍具有重要意義，美國農奴制度廢除的曲折歷史就展現了作為資格或身份意義的“公民”涵義之于人的政治尊重的重要價值。近代以來，“公民”概念開始附加了第二層涵義，即國籍意義上的公民資格。國籍屬于基本人權的范疇，“作為國籍的公民資格是國內和國際上對一個人的法律認同，認同他是一個國家的成員，或是土生土長的，或是加入國籍的歸化民。這種公民資格可不是小事，成為沒有國家的一個人，是現代世界可能降臨到任何人頭上的最可怕的政治命運之一。在國際社會中，國籍意義的公民資格非常重要，近代民族國家就是通過法律制度建立國籍意義的公民資格從而實現了抽象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肮瘛钡牡谌龑雍x是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意義上的“好公民”的品德，即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參與公共事務被認為是好公民的基本品德。這層含義重在強調政治實踐，認為公民資格不僅是一種身份更是一種實踐行動、不僅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責任?？傊?，體現公民資格的實踐行動的歷史與人類社會的歷史一樣久遠，只是古希臘的公民資格與近代民主國家的公民資格所指的政治參與的范圍不同:前者只限于有效參與審議和行使權力方面，后者則將這種參與擴大到所有公共領域。從理論上分析，公民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雙重內涵，以及自然人和社會人(即“私人”或“公人，’)的雙重身份。基于自然人所必要的個人欲望、利益，可以運用公民的權利與身份予以保護;而基于社會人的身份，它又必須對其所認同的社會負有追求公共利益的責任與義務，“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對公共事業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關鍵標志”。同樣，與國家所對應的社會，是由具有雙重身份的人所組成的社會，也具有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雙重內涵:市民社會強調其對于國家的獨立性，要求國家在保障市民社會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安全的前提下不干預市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社會則強調對國家管理公共事務行為的積極參與、實現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在公共領域中的一致性，因此，公民社會客觀上構成了對國家權力制約的有效力量。公民法律文化中的“公民”，主要是從第三種涵義上使用。
什么是公民法律文化?這是一個存在爭議的概念。阿爾蒙德曾經用問卷調查法對五國政治文化進行分析，從文化視角來探討人們的政治行為和社會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和社會各利益訴求主體對于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包括整個政治體系，以及政治體系的輸入與輸出的人員態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區分出了政治文化的三種純粹形式: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參與者政治文化。并進一步指出，每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的主體都是各種類型的國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即各國的政治文化基本都屬于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種忠誠的參與者文化，是一種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相互協調的參與者文化，是“一種平衡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既存在著政治的積極性、政治卷入和理性，但又為消極性、傳統性和對村民價值的責任心所平衡”。借鑒阿爾蒙德對公民文化的認識角度和分析方法，我們認為，公民法律文化是一種忠誠的參與者法律文化，是參與者取向與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相互交融、協調一致的法律文化。公民文化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權利義務機制是法律調整社會生活的基本機制，通過設定相應法律關系中主體的權利義務的內容實現對人的行為的規范。法律關系一方主體的權利必然對應于對方主體的相應義務，反之亦然;同時，法律關系主體權利的享有與義務的負擔也是對應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在公民法律文化機制中，無論就法律制度的設計，還是法律的實施，還是公民的法律觀念，都體現著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沒有人期望只從國家享受福利而不向國家納稅，國家也不是只向公民苛求義務而不保障公民權利。
其二，參與與服從的統一。在公民法律文化機制中，法律是以國家意志形式所表達的社會成員的共同追求，法律的表達就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甚至可能是所有人的意志的升華，因而對所有人的行為予以約束。公民自覺地遵守法律，自愿接受法律秩序的約束;因為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司法適用都最大限度地包含了公民的自覺參與，公民對于法律的遵從就是對包含自己訴求的共同體意志的遵從。因此，公民對手法律的服從是在參與基礎上的服從，是建立在強烈的法律認同基礎上的遵從，是自覺地遵從;公民對于法治生活的參與最終是為謀求建立統一秩序的參與?？傊诠穹晌幕?，公民對法律的服從與對法治生活的參與是辯證統一的。
其三，自由和秩序的統一。自由與秩序構成了法治的一對基本范疇。自由反映了主體意志的獨立自主的狀態，而秩序則反映了社會管理組織對于主體自由意志加以約束的狀態。在公民法律文化機制中，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是根據規則所確立的秩序之下可以實現的自由，公民僅在法治秩序之下尋求正當的自由，而不尋求“無度”的自由或“特殊白由”即特權;秩序是保障自由的秩序，秩序的形成同時又以對自由進行一定程度的規范為前提，“強制即以眾所周知的規則為依據，所以它就成了一種有助于個人追求其自己目標的工具，而非一種被用以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法治秩序對自由規范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最大程度地實現公民的普遍自由;自由和秩序處于相對平衡的關系。就比如法治秩序對于游行示威自由的規范就是為了更大程度地實現公民的政治自由并保障其他公民正常生活不被影響;相反，如果法律的目的在于對公民的政治自由進行限制，那么該類法律的國民基礎就是臣民而非公民。
其四，主體與共同體的統一。公民法律文化強調每個公民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是自主的主體，每個公民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都既是義務的承擔者，更是權利的享有者;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利益和訴求，當然也具有獨立的意志表達自己的訴求;不是人云亦云式的政治精英的臣屬，也不是強大的國家權力的附庸;相反，為了自己的權利，公民能夠抵抗國家的不當干預。同時，每一個社會個體又是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每個成員都通過自己的行為服從并且積極追求公共利益的實現，當個體在參與“普遍事務”的過程中實現“類活動”和公共利益的同時，個體也得到了全面發展。公民角色的確立，是指人作為社會成員獲得政治解放并積極參與政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是人類自主活動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的客觀反映。亞里斯多德認為人具有在城邦中結成伙伴關系或相互交往的能力，作為政治動物的人可以通過政治生活的互為主體性獲得再生，公民是為公益或公共性而服務和生存的。公共性是公民與國家、主體與共同體實現協調統一關系的基礎。
二、公民法律文化是參與行政的文化基礎
公民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于參與，在于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公民對于公共事務的參與性診釋了政治國家產生和運轉的正當性。當“每個人通過與其他人的協議迫使自己不能違抗他已經服從的那個人或會議的意志時，也即不能阻止那個人或會議用財富或力量來對付除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時，這種使所有人的意志都服從某個人或會議的意志的情況就會出現。這就叫‘聯盟”’?！斑@樣形成的聯盟被稱作‘國家’或‘公民社會”。國家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社會成員不得已的選擇。那么誰來代表國家或曰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呢?一種方式是君主代表國家，由君主選拔的官吏協同行使權力，這種方式排斥了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另一種方式是由所有社會成員組成的會議作出公共決策，這種決策機制被稱為直接民主，美洲印第安人、歐洲希臘人的原始氏族部落、奴隸制時代的雅典人即通過這種方式行使國家權力。近現代較為普遍存在的方式是人民選舉出代表行使國家權力，稱為代議制民主。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代議制民主逐漸取代了直接民主，因為直接民主意味著一種所有人可以在所有時間內就所有公共問題進行自我管理的國家形式，其不可能在擁有數以百萬計公民的規模龐大的國家中有效運行。公民對公共權力的參與也從直接參與轉向間接參與—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發揮公民對公共權力的作用。因此，近代社會的公民參與主要表現為政治參與。
三、培育公民法律文化是推進我國參與行政建設的必然之舉
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與“個人本位”相對應的“集體本位”，經歷了“神本位”、“家本位”、“國本位”、“國、家本位”、“國、社本位”的長期積淀過程，強調法律規范的社會功能在于通過對個人行為的制約來維護某種社會團體的利益與秩序，強調維護社會整體的安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數千年來一脈相承的法律實踐活動的積淀，其凝結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勇于實踐的膽識和智慧，在特定的社會階段產生特定的法律文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古代社會，戶神本位”曾經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威，激發了人們的崇高熱情投身于共同的生產和生活;但神的主宰地位又抑制了人的能動性的發揮?！凹冶疚弧笔谷藗儾辉夙敹Y膜拜人的意志所無法企及的“神”，而關注更為現實的社會生活，對于維護社會的安定和促進人們的交往，對于自然經濟的發展，甚至對于民族國家的形成，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但嚴密的宗法血緣關系阻斷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正常關系?！皣疚弧眲t把個人從家族中游離出來，并同社會、國家建立了直接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開始重視個人的價值，為個人能力的發揮創造了一定的機會;但“國本位”以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政體為最高目的，個人成為國家的附屬，“重農抑商”、愚民禁學等專制政策更加禁錮了人的主體性。“國、家本位”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專制政體與家族結構相結合的產物，是對“國本位”的一種修正;個人更加失去了獨立性—首先是家族的成員，然后是國家的臣民?！皣?、社本位”在形式上確認了人民的一些政治權利;但在實質上則否定民主制度，要求人民自覺地、無條件地服從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因此，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曾經在特定階段對當時的生產力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