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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法理論”（theproperlaw
doctrine），是英國學者在19世紀初提出來的一種沖突法學說。它以其特有的體系、原則和方法，在學說林立的沖突法學領域獨樹一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各國的沖突法產生著愈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意義和價值是如此受到人們的肯定和重視，以致被認為是英國學者對沖突法學說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一、“適當法理論”的起源和演變
“適當法理論”發端于合同領域，后來又擴展到侵權行為及其他領域。
一般認為，首先提出“合同適當法”這個概念的是戴西（A.V.Dicey），在1896年出版的《沖突法》一書第143條規則中，他最初使用了這個概念。但也有人認為是韋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首創了這個概念，他在1858年所著《國際私法論》一書中說，一個合同違反其適當法時即為無效，但他對合同適當法的含義并未作任何說明，只是主張合同應優先適用交易與之有最真實聯系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其實，對于戴西和韋斯特累克的評價，主要的不在于是誰提出了“合同適當法”的概念，而在于他們對涉外合同關系法律適用問題有著不同的主張，正是這種不同的主張導致了合同領域中“適當法理論”長期存在的“主觀論”與“客觀論”之爭。
概觀“合同適當法”理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它劃分為三個時期：主觀論時期、客觀論時期和現代論時期。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觀點。
（一）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時期
依據戴西的意見，合同的“適當法”應依當事人的意圖來確定，是為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據說，戴西的主張可以溯源到17世紀的荷蘭法學家胡伯（Ulicus
Huber），他在闡明合同的形式和實質要件應完全適用合同締結地法之后，又告誡說：“但是，合同締結地不應太嚴格地予以顧及，因為當事人雙方如果在締約時意在另一個地方，即應以這另一個地方為準”，(1)合同締結地法則不能再適用。莫里斯（J.
H.C.Morris）認為，胡伯的這種告誡實際上等于收回了他的前一種說法。
在案例方面，受胡伯影響的第一個英國案件是1760年的魯賓遜訴布隆德案。在該案中，曼斯菲爾德法官(Lord
Mansfield)認為，在契約解釋和履行方面，一般的規則是應該考慮契約締結地，“但如果當事人訂約時想到的是另一個國家，則該規則允許有例外”。(2)這個案例被認為是適當法理論的起源。不過，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英國法官們經常地適用于涉外合同的，還是締約地法。直到1865年，經過P.&O.航運公司訴香德一案，締結地法才最終被廢棄，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法律的原則才得以確立。在該案判決中，法官們認為：“一般的規則是，契約締結地法支配契約的性質、義務和解釋問題，當事人要么是這個國家的臣民，要么作為臨時居民必須臨時向其效忠。無論屬于哪種情況，都必須認為他們已接受當地實施的法律，并同意當地法律對其契約的作用。”(3)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法官們一方面認為合同的有關問題受合同締結地法支配，另一方面又認為，當事人在何處締結合同，即意味著他們愿意接受該地的法律，并同意由該地法律支配他們的合同。在該案中，原告在英國買了船票——可視為在英國締結合同，又乘英國船舶去往毛里求斯——可視為在英國履行合同，所以，法官們認為，雙方當事人一定想要適用英國法。從形式上看，該案仍然適用了締約地法（即英國法），但實質上，它確定所應適用的法律的標準已不是合同的締結地，而是當事人的意圖。
戴西的主觀論至少在1939年以前是十分盛行的。它通常被概括為兩條規則：第一，如果當事人已明確約定了適用于他們之間的合同的法律，那么就適用該法律體系；第二，如果他們沒有這種約定，就要由法院來假設他們選擇法律的意圖。在1937年訴國際信托人案中，阿特肯法官（Lord
Atkin）明確表達了主觀論者的主張：“就合同的適當法問題可以指導英國法院的法律原則現在已被妥善地解決，那就是當事人意圖適用的法律。他們的意圖將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圖來確定，如果有的話，那將是確定性的。如果沒有被表示的意圖，這個意圖將由法院根據合同的條款和有關的周圍情況來假設”。(4)
施米托夫（CliveM.
Schmitthoff）認為，主觀論者的上述主張存在著雙重的弱點。首先，如果當事人不曾選擇適當法，那么，這種“假設”的過程便是純粹的虛構。因為，顯然，在該案中，當事人從未注意到法律沖突的可能性，并且也沒能為了這種可能而形成一個意圖；其次，明確的法律選擇是“確定性的”這種說法，也沒有顧及到當事人進行欺騙的或規避的法律選擇的可能性。(5)
關于后一個弱點，在1939年的維他食品公司訴烏納斯航運公司案中，得到了彌補。這是一個有關當事人選法自由的“重要原則案例”，被認為標志著主觀論時期的高峰。它的意義在于表明，當事人選擇法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它要求“所表現的意圖是善意的和合法的……沒有根據公共政策而撤銷這一選擇的理由”。(6)大法官賴特（Lord
Wright）認為，在遵守這種限制的條件下，當事人的法律選擇是完全自由的，他們甚至可以選擇一個與合同沒有任何聯系的法律。就該案的情況，他指出，“與英國法相聯系不是一個基本原則問題”，(7)該案雖與英國毫無聯系，但當事人卻選擇了英國法。因此就應該適用英國法。
但是，對于賴特的后一種主張，人們多有疑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聯系可能就意味著規避法律。據說，關于如何防止當事人規避性地選擇法律的問題，曾困擾了莫里斯35年之久。他指出，有必要防止當事人規避與其契約有最密切客觀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如果所選擇的法律體系與合同沒有實際的或實際的聯系，法院就“不一定”將明確的法律選擇“視為占主導地位的因素”。(8)他甚至在1940年時與切希爾（G.
C.
Cheshire）共同建議：在每一個案件中，應首先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如果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與此不同，且該合同含有根據合同適當法（即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而不能寫進合同條款的規定時，當事人所作出的法律選擇就必須放棄。從實踐來看，英國法院似乎從來沒有以不存在任何聯系為由，拒絕承認當事人明示選擇的法律。但另一方面，英國立法機關則主張，在當事人選擇外國法，而如果沒有這種選擇，合同本來是由英國法支配的情況下，則要限制這種明示選擇的效力，即英國法的強制性規定仍然必須適用。所以，對于和英國法有聯系的合同，英國的實踐是不允許當事人通過選擇其他國家的法律而規避英國法中的強制性規定的，至于這種法律選擇規避了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其他國家法律中的強制性規定，是否為英國所允許，則不得而知了。
前引阿特肯法官所說的當事人的意圖“將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圖來確定”這句話，其實包含了兩重意思，即當事人的明示的意圖和默示的意圖都要依合同來確定。對于明示意圖的確定不存在什么困難，只是須遵守前面述及的一些限制，方為有效。而如何確定當事人默示的意圖，則是一個較復雜的問題。戴西和莫里斯認為，可以根據合同的條款、合同的性質和案件的一般情況來確定。英國的法官們則經常把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作為確定當事人意圖的根據。這方面著名的案例是1968年佐齊茲訴蒙納克輪船有限公司案。案中瑞典銷售者把一艘船賣給希臘買主，合同規定關于合同的任何爭執應在倫敦市通過仲裁解決，而合同的訂立地和履行地均在瑞典。英國上訴法院認為，雖然除了促裁條款之外，合同與瑞典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但是當事人通過選擇倫敦市作為促裁的地點，便已經暗示地選擇了英國法作為合同的適當法。薩爾蒙法官（Salmon
L.
J.）針對該案指出：“在這樣一些情況下，當事人應該同意合同由中立促裁員根據經常確實支配商事合同的法律體系在中產地區被促裁，這毫不奇怪。的確，在航運界，他們之間的任何爭執將由英國商事法庭按照英國法來解決，這并非罕見”。(9)在他看來，仲裁條款“提供了壓倒任何其他因素的強有力推定”。(10)在維他食品案中，賴特法官也曾經說過：“一項到英國仲裁的合同（如買賣合同）中的條款引入英國法作為支配該項交易的法律，那些經常從事國際商務的人們知道，這樣一項條款是多么常見，甚至在當事人不是英國人，交易完全在英格蘭之外進行的場合。”(11)同樣，合同中關于法院管轄權的條款，也常常被作為推定默示選擇的根據，即所謂“選擇法官，便選擇了法律”。在相當一段時間，這種仲裁和法院管轄條款曾被作為推定當事人默示意圖的最有力的依據。不過，到后來，這種條款的效力不再那樣絕對了，只是作為結合契約的其他條款和周圍相關的事實一起考慮的跡象之一，而在某些情況下，它還須讓位于其他更明顯的跡象。此外，如果合同采用英國形式在倫敦訂立，或者提單以英國形式和英國文字簽發，或者合同中所引的法條和所使用的專門術語（如“Act
ofGod”或“Queen’sEnemies”）為英國所特有，或者合同規定用英鎊來支持，等等，這些跡象，都可以用來確定當事人的默示意圖。
當事人的“默示意圖”，也是當事人的一種“合意”，只是沒有被明確表達出來，所以它可以很恰當地被稱為一種“默契”。不過，這種“默契”必須通過合同條款和周圍情況發出“必要的”暗示，以為法院推定當事人的意圖提供依據。因此，這種“默示意圖”(inferred
intention)同所謂“假設意圖”(presumed
intention)是不同的。默示意圖是未被表達出來的確實存在的當事人的意圖，而假設意圖其實是法官的意圖，是法官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或站在一個公正而正常的人的立場上，設想當事人各方面如果想到有選擇法律的必要時會怎樣作出選擇。前引阿特肯法官的言論中，其后半部分就是講的“假設意圖”。這里有必要指出，“假設意圖”是戴西首創的概念，也是以當事人的“意思”為基礎的，曾是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的一個內容。但是，探究起來，正如施米托夫所說，在運用所謂“假設意圖”的場合，當事人實際上并沒有注意到有選擇法律的必要性，也根本沒有選擇法律的意圖，所以，假設的意圖純屬虛構。由于這個概念實際上只是被法官用來擴大其自由裁量權，或是假借當事人的意圖來掩蓋法官自己的意圖的一種“法律技術或煙幕”，實際上違背了當事人“意思自治”之本旨，所以已經被擯棄。
（二）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時期
到了20世紀中期，隨著對經濟領域中自由放任理論的譴責，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也受到了懷疑。特別是其中關于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情況下，應由法院假定其意圖的主張，受到了駁斥和否定。
如前所述，早在1858年，著名學者韋斯特累克就主張合同應適用與之有最真實聯系的國家法律，他指出：“決定合同自身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在英國將根據實質性的考慮加以選定，應獲得優先考慮者，是與交易有最真實的聯系的國家，而不是合同締結地本身的法律。”(12)在新的形勢下，切希爾積極主張運用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標準來確定適當法，莫里斯也持有相同的見解，從而開始了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時期。
客觀論者的主張在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取得了明顯優勢，并得到了英國司法界的支持。西蒙茲法官(Lord
Simonds)在1951年的鮑尼森訴澳大利亞聯邦這個著名案例中，明確采納了客觀論者的主張。他指出，合同的適當法是“訂立合同所參考的法律體系或者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法律體系。”(13)西蒙茲的這個意見，被后來的許多判決所接受。當然，客觀論者并不否認當事人擁有選擇法律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也不排除對于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的適用。不過，他們堅決地主張，當事人的選擇應嚴格地被限制在同立場本身有聯系的法律范圍之內，并且不允許違背與交易有著重要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規則，而在當事人沒有作出明示的或默示的選擇的情況下，則應適用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法律。前引西蒙茲法官的意見便包含了這個意思，他的所謂“訂立合同所參考的法律體系”，可以被認為是指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體系，而且，它被放在“聯系”的標準之前，這種順序決不能被認為是偶然的和沒有理由的。
客觀論者所遇到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確定何種法律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對此，切希爾在其《國際合同》一書中指出，最密切和最真實聯系的原則，“使選擇支配合同的法律建立在合同諸因素的集合之上，這些因素體現于合同的功能和條款之中。通過查明哪一個因素具有支配性，就可使合同定位（或場所化）……。合同從性質上講是抽象的，是很難定位的。但如果它觸及或關聯到數國，幾乎可以肯定它對其中一個國家的觸及或關聯程度甚于其他國家，合同正是自然地歸屬于那個法律，并應在總體上服從于那個法律……適當法（的確定）依賴于使合同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聯系起來的連接因素。他們可被簡單地稱為合同的場所化因素，這些因素可能量多并且分散，但他們最稠密地集中的國家構成了合同的中心（或中央），其法律并因此成為支配合同的法律”。（14）可見，在切希爾看來，與交易有著最密切和最真實聯系的法律，是指合同的“場所化因素”最稠密地集中的那個國家的法律。還有人提出，締約地、履約地、住所（居所）的、營業地、當事人或他們的人的國籍、貨物的目的地、約定支付的貨幣所屬國家、船舶的國籍，以及合同使用的術語、合同的內容、有關促裁的根據、清付或擔保債務的條款，以及與前一交易的關系，等等，都可作為判定是否存在最密切聯系的依據。
1954年的阿松齊思案，是這方面的著名的案例。該案是有關運輸合同的爭議，從案情來看，同法國法和同意大利法的聯系程度基本相同。事實是這樣的：一艘意大利船舶，從法國的敦刻爾克向意大利的威尼斯運送小麥。租船人是法國的一個谷物商人組織。合同是通過在法國的經紀人和在意大利的經紀人以函電方式商定的，正式在巴黎締結，使用的是英文并采用英國標準格式，運費及滯期費是用意大利貨幣在意大利支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租方提出應推定締約地法即法國法為“合同的適當法”。但法院認為，合同的具體條款是在巴黎與熱那亞之間通過函電已經商定，僅僅是合同的正式簽署在巴黎舉行，因而締約地帶有偶然性。同時，船主則提出應推定適用船旗國法即意大利法，法院雖然承認這一點是合同的重要聯系因素，但也未采納。法院在綜合考慮全部情況后，認為意大利法與合同有最密切的聯系。其理由是，雙方當事人的義務履行地都在意大利，即：貨物在意大利交付，運費、滯期費以意大利貨幣在意大利支付，因而決定適用意大利法。
但是，對客觀論者的上述意見，也有的學者加以指責。他們認為，采用最密切聯系的方法會給法官造成一種錯覺，即與合同有密切聯系的國家，就是聯結因素最稠密地集中的國家，結果，運用這一方法成了簡單的數學計算。況且，在許多因素都均勻地分布在幾個國家時，認為某一個或某幾個因素高于其他因素，也未免過于武斷。再者，它也為法官濫用權力提供了條件，因為既然最密切聯系地由法院來確定，那么，法官便可以此時強調某一個或某幾個因素，而認為甲國是最密切聯系地；彼時強調另一個或另幾個因素而認為乙國是最密切聯系地，“供判斷的因素越多，也就越容易摻雜法官主觀的意見”。(15)
盡管如此，對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的肯定和支持還是主要的，因為在當事人的意圖無法確定的情況下，依照這一標準來確定合同的適當法，畢竟較其他的標準更為合理，更易于為有關各方所接受。
（三）合同適當法的現代論時期
所謂“合同適當法的現代論”，其實就是主觀論和客觀論的相互補充，有機結合。正如施米托夫指出：“主觀的和客觀的理論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切記在這類問題中當事人的意圖是基本的考慮’，如果人們認識到，為了查明合同的適當法，意圖的標準是基本標準，聯系的標準是在假如前一個標準缺乏的情況下所實行的輔助的標準，那么，這兩種理論就是可以調和的。”(16)
其實，在前引西蒙茲法官對鮑尼森訴澳大利亞聯邦一案所表達的意見中，已經孕育了現代論的萌芽，只是他的表述尚欠明晰，對“意圖的標準”和“聯系的標準”之間的關系也缺少明確的論斷，所以常常被人忽略。
在1980年修訂《戴西和莫里斯法律沖突論》第10版時，修訂者莫里斯等人也開始把“意圖的標準”和“聯系的標準”結合起來，主張在確定合同的適當法時，以“意圖的標準”為主，而以“聯系的標準”為輔。從此，現代論在英國占居了統治地位。
對合同適當法的現代論的經典性闡述見于《戴西和莫里斯法律沖突論》第11版第180條規則：“‘合同的適當法’這個術語是指當事人意欲使合同受其支配的法律體系，或者，在他們的意圖既沒有表達出來也沒有從情況中推定出來的場合，是指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聯系的法律體系。”(17)
這種主張今天在英國已經被普遍接受。英國法院在解決合同法律適用的問題時，總是首先查明當事人是否已經明確地表達了選擇法律的意圖；如果沒有這種明確表達的意圖，就要根據“合同本身”或者“周圍情況”來確定當事人默示的意圖；如果當事人默示的意圖并不存在，那么就要最后決定交易同哪一個法律體系有著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正如戴西和莫里斯書中所說：“在缺少作為第一標準的明示選擇時，法院應該根據第二標準考慮是否有當事人的意圖的任何其他的暗示，只有當沒有這樣的暗示時才繼續考慮第三階段，就是合同與什么法律體系有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18)
在合同適當法理論發展中期，隨著“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標準的確立，侵權行為適當法理論也被提出來了。這首先歸功于莫里斯。他于1951年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了《論侵權行為的適當法》一文，指出，侵權行為復雜多樣，一概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很難在每一案件中都獲得理想結果而符合社會正義，所以應確立一項包含較廣且富有彈性的國際私法規則，以取代侵權行為地法。這樣，更便于分析各種相關的社會因素，找到一項最合適的法律，以解決侵權行為所涉及的各個問題。“如果我們采用侵權的適當法，我們至少能夠基于政策，選擇與我們面前特定情況中的一系列行為及環境似乎有著最密切聯系的那個法律。”(19)在其所著《法律沖突法》一書中，莫里斯進一步指出：盡管在很多也許是大部分情況下，都沒有必要考慮侵權行為地以外的因素，但卻應該有一個充分廣泛充分靈活的沖突規則，以便既適用于通常情況，也適用于例外情況，否則，就難免會出現違背常理的結果。他認為，如果采用適當法，就可以滿足這種要求，使法院可以把不同問題區別開來，并有利于充分分析所涉及的社會因素。他還認為，采用適當法可以使行為發生在一國而損害發生在另一國所產生的問題得到更合理的解決。
莫里斯的侵權行為適當法理論，顯然是受了合同適當法理論的啟發和影響。他說，英國法院由于對被告是否負有違反合同的責任問題適用適當法原則，已經取得從整體上說在商業上是方便而妥善的結果，那么，對于被告是否負有侵權行為責任問題適用適當法原則，為什么就不能取得在社會上是方便而妥善的結果呢？因為侵權行為種類之多不亞于合同的種類，侵權行為案件中的問題的種類也不亞于合同案件中問題的種類，所以，如果對各種各樣的侵權行為和各種各樣的問題一律適用一種機械的公式，那是不大可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的。所以，他認為，正如采用合同適當法一樣，采用侵權行為適當法也可以使法院能夠確定一種與具體情況下的事件和行為有最重要聯系的法律。
在莫里斯看來，他的侵權行為適當法理論，在鮑伊斯訴查普林一案中得到了體現。該案的原告和被告平常都居住在英格蘭，并且都在同一家英國保險公司投保，在駐馬耳他的英國武裝部隊服役期間，被告駕駛摩托車同原告出游，由于疏忽使原告身受重傷。原告在英格蘭對被告。依據英國法律，原告可以獲得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兩方面的賠償，數額達2，303英鎊，而依據馬耳他法律，他只能獲得物質損失的賠償，計53英鎊。彌爾莫法官（Milmo.J.）基于賠償的數額應依法院地法來計算的理由，判給原告較大的數額。而上訴法院也以多數維持這一判決，但每個法官所持的理由不同。其中，丹寧法官（Lord
Denning）是明確主張采用侵權行為適當法作出判決的。后來在上議院的審理過程中，有半數以上的法官以侵權行為適當法為由，主張適用英國法，并據此駁回了被告的上訴。
不過，莫里斯的侵權行為適當法理論當時在英國并未產生太大的影響，而是受到了諸如切希爾等人的抵制。即使到了現在，侵權行為適當法也是作為一般規則的補充而予以適用的，即對某些特殊侵權行為或者侵權行為中的某個特別問題，可以適用與事件和當事人有最重要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侵權行為的適當法理論與合同的適當法理論在內容上略有差異。在合同領域中，它包含兩個方面，即：第一，是指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第二，如果沒有這種選擇，是指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在侵權行為領域中，則僅僅是指同行為和當事人有真實的和實際的聯系的法律。這種差異是由合同和侵權行為這兩種法律關系的不同特性決定的。可以認為，適當法理論擴展到其他領域時，也會由于各個領域法律關系的特性的不同，而使其內容有相應的變化，以便使準據法的確定更能切合各該法律關系的性質。
二、“適當法理論”的一般問題
（一）“ProperLaw”之真諦及其中文譯法
在我國，對“Proper
Law”這個英國沖突法有的名詞，有著許多不同譯法。較為普遍采用的譯法是“自體法”，另外還有人譯作“特有法”、“準據法”，等等。這些不同的譯法，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Proper
Law”這個概念的內涵的不同理解。
從語義上來分析，“Proper”一詞有“適合的”、“適當的”、“恰當的”、“固有的”、“特有的”、“本來的”、“自己的”等等意義。(20)究竟應當采取哪一種意義，取決于對“Proper
Law”的內涵的認識。這里，不妨列舉一下學者們關于“合同適當法”的各種定義，以幫助我們弄清“ProperLaw”的內涵。
其一，格雷維森認為，“合同的適當法”，在采取分解法的時候，是指經當事人自主選擇適用于合同的最重要方面如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法律。至于合同的形式和締約能力，則因不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而應由別的沖突規則來決定它們的準據法。(21)
其二，努斯鮑姆（Nussbaum）認為，“合同的適當法”即根據合同的具體情況，指定為最適合于合同的法律。(22)
其三，切希爾和諾思認為，“合同的適當法”是一個描寫支配影響著合同的許多事項的法律的合適而簡潔的表達方式，“它通常支配影響合同責任的確立和內容的最多事項。”(23)
其四，戴西和莫里斯的定義前后有些變化。較早的時候，他們認為：“‘合同的適當法’這個術語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打算或者可以公平地被假設已經打算使該合同受其支配的某一法律或某些法律。”(24)后來，他們認為：“‘合同的適當法’這個術語是指當事人打算使合同受其支配的法律體系，或者，在他們的意圖既沒有表達出來也沒有從情況中推定出來的場合，是指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聯系的法律體系。”(25)
其五，日本學者西賢認為：所謂“適當法”，“是指根據具體的案情、有關的事實以及當事人的身份能力而被認為最適合于控制特定爭執點的標準法律。”(26)
比較上述幾種定義，可以看出，它們有的主要是從“Proper
Law”的適用范圍的角度來說明其含義的，如格雷維森及切希爾和諾思的定義；有的是從“Proper
Law”的具體內容的角度來說明其含義的，如戴西和莫里斯的定義；有的主要是從確定“Proper
Law”的依據的角度來說明其含義的，如西賢的定義；而努斯鮑姆則是以一種較為抽象、較為概括的方式來說明其含義的。這樣，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到底應當怎樣提示概念的內涵呢？
我們知道，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質和范圍的思維形式，而內涵則是概念對事物的本質的反映。因此，我們提示概念的內涵，首先就要認識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就“Proper
Law”而言，首先可以肯定，英國學者們提出這個概念，是用于說明在調整合同及侵權行為等法律關系時應該適用何種法律這樣一個問題。莫里斯在談到“合同適當法理論”的優點進曾說：適當法提供了一個適用于各類合同的范圍廣泛的公式，如果沒有這個公式，英國法院很可能需要提出不同的沖突規則去處理每一種合同的有效性問題；同時，這個包羅萬象的公式通常支配著與合同有關的各種問題；而且，雙方當事人的義務受同一法律支配，從而避免了生硬地采用合同履行地法所造成的困難。在談到提出”侵權行為適當法理論的要旨時，莫里斯又說：盡管在一般情況下，都沒有必要考慮侵權行為地以外的因素，但我們應當有一種充分廣泛充分靈活的沖突規則，以便既處理例外情況，也處理較正常的情況。否則，將會出現違背常理的結果。他認為，采用“適當法”是理智的和迫切需要的，它具有靈活性，可以將不同問題區別開來，并有利于充分分析有關的社會因素。從這些闡述中，我們不難得悉，“Proper
Law”，是一個靈活的有著廣泛適用性的公式，遵循這個公式，法官們就可以根據各種法律關系或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通過考察與案件有關的各種社會因素，確定應當適用于該法律關系的最合適的和最恰當的法律。這個法律的適用，會使案件的處理結果較為公正，并且克服那些硬性的沖突規則所固有的弱點。因此，我認為，英國學者們提出“Proper
Law”這個概念，是為了確定一個處理法律適用問題的原則，介紹一種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方法，而這個原則和這種方法的核心或本質，就是在法律選擇或法律適用問題上，要做到“合適”、“恰當”，或者說要做到“適當”。所以，我認為，在“Proper
Law”這個概念中，“Proper”一詞應取“適當的”這一語義，“Proper
Law”的中文譯法應為“適當法”。這種看法，也可拿某些英國學者的見解作為佐證。例如，權威的英國學者施米托夫在其論述“Proper
Law”的文章中，曾使用“appropriate”一詞來說明按照“Proper
Law”原則確定合同應適用的法律問題，他說：“按照原則，當事人可以選擇要支配他們的合同的法律，如果合同沒有包含法律選擇條款，那么最合適的（appropriate）法律應該支配他們的合同。”(27)在我國，即使那些主張或同意采取其他譯法的學者們，在分析和闡述“Proper
Law”的內容和有關問題時，也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適當”的意念，(28)甚至在他們評價上述關于“適當法”的幾種定義時還特別指出，努斯鮑姆的解釋是最切合戴西所提出的“Proper
Law”這個概念的原義的。(29)我由衷地贊同這一評價。
（二）“適當法”（ProperLaw）與“準據法”（ApplicableLaw）的關系
前已述及，在我國，有人把“ProperLaw”這個概念也譯作“準據法”，這給人們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帶來了困惑。
其實，“適當法”和“準據法”是兩個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適當法”和“準據法”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確定涉外民事關系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義務。但是，“準據法”是指經過沖突規范的援引用來調整涉外民事關系的某個國家的民商實體法，它是依據某一沖突規范中的連結點，結合涉外民事關系的現實情況確定的。而“適當法”則是對法律適用問題的解決提出一項原則、一個標準、一種方式，其主旨在于告訴人們應該怎樣確定“準據法”，或者說應該依據什么原則和標準來確定“準據法”，它所追求的效應是“提高和增強準據法的適當性”。(30)在這個“適當”的原則指導下，適當法理論的倡導者們又進而提出一些具體的規則，作為衡量“適當”的標準。例如，依據當事人的意思來確定準據法，或者，以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標準來確定準據法，等等。這些具體規則和標準，使“適當法”原則具體化了，使“適當法”理論的內容也更加充實。所以，我認為，“適當法”實質上說是確定“準據法”的一項原則、一個標準、一種方法，而對于這一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闡述，便構成了“適當法理論”的內容。基于這種認識，我們不妨把“適當法”和“準據法”之間的關系作如下圖示：
原則：適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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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當事人的意圖最密切聯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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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據法：合同關系侵權行為……
可見，在適當法理論中，確定準據法需要運用兩級系屬公式：“適當法”是第一級系屬公式，它的功用在于確立尋找準據法的一般原則，即“適當”；而“當事人的意圖”和“最密切聯系地”等等是第二級系屬公式，它們的功用是提出確定準據法的具體規則和標準。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在“適當”這個一般原則指導下，根據法律關系的性質和案件的具體情況，運用諸如“當事人的意圖”、“最密切聯系地”等等這樣一些具體的規則和標準，就可以最終確定每個案件所應適用的法律——準據法。
（三）“適當法理論”與沖突法制度
“適當法”作為確定準據法的原則、規則和方法，同業已形式的沖突法的各種制度必然存在著某種關系。因此，在探討“適當法”理論的一般問題時，就不能不對“適當法”與沖突法制度的關系問題作些分析。
1.關于反致。在各種沖突法制度中，反致是“適當法理論”的倡導者們最明確地表示其態度的一種制度。戴西和莫里斯指出：“在合同法中不存在反致。適用適當法，要么因為當事人選擇了它，要么因為它是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在缺乏強有力的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必須認為當事人已經打算適用他們所選擇的法律的國內規則而不是沖突規則，而同特定的法律體系的聯系是與實體法規則的聯系，而不是與法律沖突規則的聯系。”(31)這里，不妨順便提及的是，賴特法官在維他食品公司案的判決書中曾寫道：“……對于明白選定英國法為運貨單之適當法，并無理由否定其效力。因此，‘英國有關法律沖突之法規，應加適用’以決定運貨單因違反紐芬蘭法律第三條而應受之影響”。但是，此案的判決，一項被認為是確定了合同適當法中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并不是在適當法中采用反致制度的先例，而且，學者們對賴特法官的這段文字也一致給予批評，認為是其“失言”所致。(32)所以，適當法理論不承認反致，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2.關于限制法律規避和公共秩序保留。在適當法理論中，限制法律規避和公共秩序保留這兩種制度是被聯結起來加以運用的。同樣是在維他食品公司案的判決中，賴特法官指出，當事人選擇法律的意圖，必須是善意的和合法的，沒有根據公共政策而撤銷這個選擇的理由。一般認為，這里所謂“善意的和合法的”，即是要求當事人的選擇不得為規避法律的目的而為之。后來，莫里斯又說，為了防止當事人規避法律，必須把當事人的選擇限定在與合同有實際聯系的法律的范圍之內，尤其是不能違背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因為“沒有聯系可能就說明有規避法律的意思”。(33)
不難看出，在適當法理論中，限制法律規避和公共秩序（公共政策）保留自始就占有重要的位置。為了實施這兩種制度，學者們主張，在空間范圍上限制當事人的選擇以防止其規避本應適用的法律。這樣，就把“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同“最密切聯系原則”二者聯結起來，使適當法理論的結構更加嚴謹。并且如果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的內容違背了英國的公共政策和強制性法規，那么，這種選擇也不是“善意的和合法的”，因而也被視為規避法律的行為，應在禁止之列。可見，在適當法理論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和限制法律規避制度是存在著聯系的，違背公共秩序是對法律規避加以限制的理由之一。
3.關于識別。適當法理論與識別制度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在適當法的適用過程中總是存在著“識別”問題。例如，“當事人的意圖”，除“明示的意圖”外，是否包含“默示的意圖”乃至“假設的意圖”，如何認定當事人“默示的意圖”；怎樣確定與法律關系的“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與交易有最實際聯系的究竟是一個國家的法律還是其法律體系；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過識別的過程。另一方面，適當法理論對識別制度也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在許多場合下被用于識別沖突規則的其他連結點。例如，在國籍的積極沖突的場合，用以確定當事人的本國法；在住所的積極沖突的場合，用以確定當事人的住所地法；在沖突規范指向多法域國家時，用以確定應該以哪個法域的法律為準據法，等等。可以認為，適當法理論為法院解決識別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依據、新的標準。采用這個標準，法院就不是從純粹法律的角度去進行識別，而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靈活地進行裁量，從而適當地解決識別問題。
（四）適當法的適用范圍
這個問題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指適當法所適用的領域，即適當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的范圍；其二，是指在各該領域內，適當法所解決的具體問題的范圍。與此有關的，是適當法原則與其他沖突規則的關系問題。
前文已經較詳盡地闡述了在合同和侵權領域中適當法的應用情況。可以概括地說，不論在自由意志可以起作用的領域，還是在不包含意志因素的領域，適當法都是可以發揮作用的。除合同和侵權領域外，適當法在財產關系和身份關系的所有領域，如無體財產的轉讓、遺囑的處理、婚姻的實質要件、夫妻財產制度等領域也都是適用的。從發展趨勢上看，適當法所適用的領域在逐漸擴大。
關于適當法所解決的具體問題的范圍，盡管學者們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但一般認為，關于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內容、合同的解釋、合同義務的解除、合同的實質有效性、合同當事人的義務范圍，等等，都應受合同的適當法支配。至于合同的形式有效性問題，當事人的訂約能力問題，合同的非法性問題，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合同的適當法支配，但是，這些問題在許多場合下也受其他法律的支配。如，合同的形式有效性問題也可以受合同締結地法支配，當事人的訂約能力也可以受其住所地或居所地法支配，合同或者合同條款是否非法的問題，也可以由法院地法、合同締結地法或者合同履行地法支配。正如莫里斯指出：雖然適當法總是具有現實意義，但也有必要在合同的形式效力、當事人訂約能力、合同的非法性等問題上考慮其他法律。
在侵權行為領域，適當法現在還只是用于解決特別問題，而基本問題仍是依法院地法和侵權行為地法來解決的。在英國沖突法中，關于侵權行為，一般適用所謂“雙重可原則”，即要在英國就一個在國外發生的行為提起侵權行為之訴，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按照英國法，該行為如果發生在英國也是可以的；第二，按照行為地法，該行為是不當的。這就是說，在英國，侵權行為要重疊適用法院地法和行為地法，這是一個一般規則。“但作為一般規則的例外，特定的爭端，可能受就該爭端而言，與行為的發生和當事人有最重要關系的國家法律的支配”。（34）這種例外情況，如在鮑伊斯訴查普林一案中，行為的發生地（馬耳他）純系偶然，而其他因素——如雙方當事人的國籍、住所同屬一個國家（英國）——則是固定的，也是具有實質意義的，因此，在該案中，即應采用適當法原則，適用與該行為有最重要聯系的法律——英國法。其實，在侵權行為領域，到底是適用一般規則，還是適用“適當法”這個例外規則，其決定的標準仍然是各具體的爭端對法律適用的“適當性”的要求。如果適用一般規則可以滿足這種“適當性”，則適用一般規則，否則，就適用例外規則。
關于適當法與其他沖突規則的關系，施米托夫曾指出：“適當法理論不意味著英國國際私法的既定規則被廢除了。正相反，它們將象以前一樣被適用，但它們不再被視為嚴格的和不可改變的規定……從擴展了的適當法理論的觀點看來，我們把英國國際私法的既定原則看作是當社會和經濟的變化這樣要求時，法官偶而能夠借助的一個更廣泛和更基本的概念的適用的例證。”(35)這個論斷表明，在施氏看來，適當法將在英國沖突法的各相關領域內成為一個一般原則，而取代傳統沖突規則的位置，從適當法理論所具有的優點和它所提倡的價值標準來看，這個論斷無疑是正確的。
三、“適當法理論”與其他沖突法學說之比較
沖突法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定準據法，解決法律沖突。對于這個問題，各國學者、立法者和司法們有著諸多建樹。適當法理論的提出和應用，表明英國的沖突法學者們也在探索著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法和最佳途徑。這種探索，顯然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他們的這種探索并不是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進行的。適當法理論的內容表明，它是在吸收和借鑒傳統的和其他國家的沖突法學說的合理成份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合同適當法理論中，按照當事人的意圖來確定準據法的規則，顯然是來源于“意思自治”學說。對此，戴西和莫里斯指出：英國適當法理論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荷蘭法學家胡伯，他在其《關于法律的沖突》中告誡讀者，如果當事人在思想上還有另外的地點，則合同締結地法就不應優先適用。這就是說，合同的準據法，首先應根據當事人的意思來決定，只是在“當事人思想上”沒有“另外的地點”的情況下，才適用合同締結地法。胡伯的這一主張，是適當法理論的起源，而這種主張的實質，就是實行當事人“意思自治”。可見，適當法理論與意思自治學說是存在著因緣關系的。
就適當法理論中的最密切聯系原則來說，無論是在合同領域，還是在侵權行為領域乃至其他領域，人們都普遍地認為，它來源于德國法學家薩維尼的“法律關系本座說”。切希爾和諾思曾說過，盡管英國法的基礎是經驗的，而不是邏輯的，但它們的法院在實踐中所采用的選擇準據法的方法，一般說來卻與薩維尼所提出的方法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依據有關的全部情況，試圖按照每個案件似乎最自然地所屬的法律體系來判決案件。(36)最密切聯系原則和“法律關系本座說”，二者都從對法律關系的認識和分析入手，進而確定應該適用的法律。它們對準據法的確定，都是基于這樣一種觀念，即：每一種法律關系自其產生的時候起就有一種適合于它的法律，它們的目標就是要找到這種法律。不過，依“最密切聯系原則”是尋找“最密切聯系地法”，而依“法律關系本座說”是尋找“本座法”。切希爾和諾思還指出：合同的“要素最稠密地聚集的國家將表示它的自然本座和它因此所屬的法律……在多數情況下，對這些聯系的檢驗將不太困難地揭示出合同事實上與之有最密切的聯系和其自然本座或重力中心所處的國家。”(37)在這里，“本座”與“最密切聯系地”簡直是通用的。
但是，“最密切聯系原則”與“法律關系本座說”畢竟是有區別的，“最密切聯系地”畢竟不同于“本座”。在薩維尼那里，每一種法律關系的“本座”只有一個，或者說，是在法律關系的諸多連結因素中確定
一個作為該法律關系的“本座”，而且，這個“本座”是固定不變的。如他認為，合同關系的“本座”，就是合同履行地，因為當事人的期望都集中于合同的履行。而“最密切聯系地”，則是根據法律關系的具體情況，綜合考察各種連結因素，通過質和量的權衡，最終確定的。從數量上說，“最密切聯系地”集中了法律關系中兩個以上的連結因素；而且，每一種法律關系的“最密切聯系地”并不總是同一個，因為現實中的法律關系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錯綜復雜，每個案件中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也各不相同，這樣，與法律關系有著最密切聯系的地點也不會一成不變。因此，“最密切聯系原則”又是對“法律關系本座說”的發展。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法律關系的實際情況來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的做法，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優點所在，也是“適當法理論”的精髓所在。
適當法理論，主張法律適用的適當性，主張以“適當”為原則確定法律關系的準據法。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傳統沖突法學說所追求的適用法律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可預見性這個目標，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傳統沖突法學說在選擇法律問題上所存在的僵固性和封閉性的弊端。因此，適當法理論是對傳統沖突法學說的“揚棄”，是否定之否定，是沖突法學領域的又一重要建樹。在沖突法學說史上，它應當與“意思自治說”、“法律關系本座說”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評價與結論
19世紀，隨著產業革命的完成，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思想，因此，以耶利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84-1832）的功利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自由主義法律觀在英國占居了主導地位。它鼓吹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放任，同時也主張改革議會，擴大選舉，加強立法，實行民主政治。這些都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適當法理論產生之際，適逢邊沁的自由放任主義盛行之時，因此，它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具有主觀特性的理論被提出來，主張尊重當事人的意圖，主張在合同領域把當事人的絕對自由放在首位。可以認為，合同適當法的主觀論，正是邊沁的自由放任主義在沖突法領域的反映，而從根本上說，它是資本主義片自由競爭的要求在沖突法領域的反映。后來，到了20世紀中期，隨著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壟斷，自由放任主義受到了遣責，適當法理論的絕對主觀的論調也受到批判，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放棄了戴西曾經主張的“假設意圖”，并由此進入了合同適當法的客觀論時期，直到目前的現代論時期。所以，適當法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根源于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根源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也受到了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法哲學思潮的影響。
適當法理論反映了沖突法發展的新趨向，是對沖突規范的一種改進。它所遵循的價值取向，就是法律適用的“適當性”，就是對每一個涉外民事案件的審理盡量做到公正合理。這種價值取向，可以說是體現了法律這種行為規范和是非尺度的精神。因此，適當法理論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大，適當法的觀念甚至超出其國界而為其他國家和有關的國際條約所接受。
適當法理論，克服了傳統沖突規范的機械、刻板的弊端，以“適當”為原則確定準據法，這就使得對法律適用問題的解決有了靈活性和變通性。在現階段，“當事人的意圖”和“最密切聯系”是用以確定
“適當性”的兩個標準。毫無疑問，隨著“情勢變遷”，應社會和經濟現實的要求，根據所調整的法律關系的特殊性的需要，也由于人們認識的深化和價值觀念的改變，還會提出新的標準，以滿足在法律適用問題上對“適當性”的要求，并使適當法理論的內容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所以，適當法不是一個僵化的公式，而是一個面向實際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這一點，決定它勢必有著遼遠的前景。
適當法理論當然還不夠完善。例如，在以“適當”為原則確定準據法時，總是難免受到法官個人思想和觀念的影響，尤其是“當事人默示的意圖”和“最密切聯系地”往往是由法官來最后定奪，這無疑擴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給法官假借“適當”之名而推行主觀意志提供了條件，以致違背了“適當法”之宗旨；再如，即使對一個客觀公正的法官而言，確定“最密切聯系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里，到底是以“量”為準呢？還是以“質”為準呢？是以原告一方為準呢？還是以被告一方為準呢？除了與案件和當事人相聯系的因素外，還有無其他因素需要考慮（如國家政策、政府利益）？還有，如何在各個領域中正確地處理適當法原則與傳統沖突規則的關系，使它們在調整涉外民事關系的過程中能夠相輔相成，各得其所，在法律適用的確定性和靈活性之間形成一種理想的平衡，從而達到最佳效果？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適當法理論提倡依據涉外民事關系的實際情況確定應予適用的法律，在尊重傳統規范的前提下，追求沖突法的現代化，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確定準據法、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新的思維方式。這一點，對于我們的沖突法立法和沖突法研究是一種有益的啟迪，其意義遠遠超過“適當法理論”的內容本身。
注：
(1)轉引自李浩培：《合同準據法的歷史發展》見華東政法學院國際私法教研室主編《國際私法講稿》（下）第6頁。
(2)(12)(23)(36)(37)CheshireandNorthPrivateInternationalLaw10th.
ed.P.35,P.198,P.195-196,P.24,P.197。
(3)(7)(8)(10)(33)(34)莫里斯著《法律沖突法》（中譯本）第268頁，第273頁，第273-274頁，第276頁，第273-274頁，第317頁。
(4)(5)(6)(9)(11)(13)(27)(35)CliveM.Schmitthoff’sSelectEssayson
InternationalTradeLawP.
565,P.565,P.566,P.569,P.566,P.566,p.560,P.P.571-572。
(14)轉引自張明杰：《評英國的合同自體法理論》見《法學評論》1989年第1期，第71頁。
(15)(21)(22)(29)李雙元著：《國際私法（沖突法篇）》第352頁，第344頁，第345頁，第345頁注(2)。
(16)CliveM.SchmitthoffTheEnglishConflictofLaws3rd.ed.P.
109。
(17)(18)(25)(31)DiceyandMorrisonTheConflictofLaws11th.ed.p.
p.1161-1162,p.1162,P.P.1161-1162,P.1164。
(19)J.H.C.MorrisTheProperLawofaTort,64HarvardLaw
Review(1951)。
(20)《新英漢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8頁。
(24)劉鐵錚著《國際私法論叢》第84頁注（102）
(26)日本國際法學會編《國際法辭典》（中譯本）第748頁。
作為一名研習法律的學生，或者說一名法律實踐者對屬于我們獨特的法律思維方式的探討一直在繼續，但是對于法律思維方式真正的內涵的研究卻仍然處于一種被忽視和落后的狀態。在我國當前所提倡的法治社會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維方式更突顯其重要性。學生通過相關資料的收集現擬從法律思維方式的具體的模式形態、法律思維方式的內在的獨特性、法律思維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現實意義等方面進行淺析，以期望能引起與老師和同學們的共鳴，進而達到大家對法律思維方式重視的目的。
關鍵詞法律思維方式獨特性法治意義
一、法律思維方式具體模式形態的分析
有關思維和思維科學的研究，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便在我國蓬勃展開。而對于思維問題的重視，則可推溯于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以前的整個西方哲學傳統。以這樣的背景而論，中國法學界目前對“法律思維”問題的關注似乎顯得姍姍來遲。法律思維可從思維方式的視角來理解，它注重的是人們站在法律的立場，思考和認識社會的方式和慣性；它更強調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運作的文化積習和性格。法律思維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在現代法制國家中，法律思維方式的根本問題是用法律至上、權利平等、社會自治等核心觀念來思考和評判一切涉及法的社會爭議問題。
法律思維方式的具體形態表述如下：
（一）以權利和義務為分析線索
法律思維方式應表示為追問權利和義務的合理性、理由及來源，從而定紛止爭。法學的研究對象是法和法律現象,法學思維始終以權利和義務的分析與探索為核心,這是區別法學研究與非法學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學習和研究法學問題須臾不可離開的指南,是法學研究者與法律工作者同為法律人的共同標志。
（二）合法性優于客觀性
與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不同，法律思維方式強調合法性優于客觀性。這意味：
1、面對未查明的客觀事實，也必須做出一個明確的法律結論。
2、已查明的事實，也可以被法律證據規則排斥，而不會引起預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況下，法律允許以虛擬事實做裁判根據，而且不允許以客觀事實來對抗虛擬事實。
（三）普遍性優于特殊性
法律規則必須具有普遍性，因為法律從根本上說體現了普遍的規律性，是一門規范性的法律科學，它強調普遍性的優先地位。
（四）程序優于實體
法律對利益和行為的調整是在程序當中實現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現代法治從根本上要求人們通過合法程序來處理具體法律條件。違反程序的行為和主張即使符合實體法規范，也將被否定，不能引起預期的法律后果。總之，程序正義是制度正義的最關鍵部分，程序優于實體。
（五）形式合理性優于實質合理性
對于社會正義而言，普遍的規則正義或制度正義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離開了規則、制度正義，就不可能實現最大化社會正義。因此，現代法治理論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優于實質合理性。
（六）理由優于結論
法律思維的任務不僅是獲得處理法律問題的結論，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能支持結論的理由。尤其是當一個法律問題有兩個以上理由和結論時，應優先選擇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終的結論，同時，這種理由必須是公開的、有法律依據的和有法律上說服力的，它應當使法律游戲的參加者和觀眾理解：法律結論是來自于法律邏輯的結果。
（七）人文關懷優于物質工具主義
法律因人而生，為人類的進步文明的社會生活服務，必須堅持以人為中心的人文關懷的培育，而不僅僅是物質工具主義的實利科學，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須符合人性。
總之，學生認為：法律思維方式是不同于以利與弊為判斷中心的政治思維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為分析中心的經濟思維方式以及以善與惡為評價中心的道德思維方式的。
二、關于法律思維方式獨特性的內在觀察
法律思維方式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特有的思維樣式。它以內在構成要素的獨特性而區別于其他思維方式。其獨特性表現在法律思維要素、致思趨向、運思方法、思維視野、思維架構等方面。明確法律思維方式諸種構成要素的特征,對于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形成和法治社會的推進有著特殊的意義。
（一）法律思維要素的獨特性
法律思維由多種因素組成，其中法律思維主體和法律思維對象是最主要的兩個方面。法律思維方式的獨特性首先就在這兩個方面反映出來。
第一，法律思維主體的專門性、共同性。法律思維是法律職業者(法律家)和法學研究、傳播者(法學家)共有的智慧資源，是伴隨法律專門化而形成的維系共同體的內在精神力量。所謂法律專門化，即出現專門從事法律事務的人員和專門的法律機構，表現為相對獨立的法律機構的運作。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和法律職業的專門化，人們之間的專業屏障日益加大。社會已經從大多數人能夠對案件的理解和判斷發展到對職業外的世界茫然和無知，他們壟斷了法律的理性認識活動，法律思維成了這個共同體共有的意義世界。
第二，法律思維對象的規范性、實證性。法律是法律思維的對象之一，而規范性和實證性是當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規范性、實證性的法律發展史亦是法律思維形成的歷史。法律演進的歷程是由非規范性到規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實證性到實證性的過程。昂格爾曾把法律規范化和實證化的歷程概括為三個階段:即習慣法、官僚法或規則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法律僅僅是反復出現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時，這些個人和群體或多或少地明確承認這種模式產生了應當得到滿足的相互的行為期待。我稱其為習慣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認為習慣法不具有公共性、實在性和準確性，因此這個階段的法律思維還缺乏確定性的對象因素。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和社會共同體的解體產生了官僚法，它“由一個具有政府特征的組織所確立和強制的公開規則組成”國家法的準確性與實證性，使得法律成為被思考的問題和以法律作為思考社會問題的尺度越來越具有可能性。法律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階段，它不僅具備公共性和實在性，而且具備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規范化和實證化的過程的完結，為法律思維提供了對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維對象的實證性和規范性，是法律思維方式區別于哲學、藝術等思維方式的標志之一。哲學思維對象是一種應然狀態的真理或本質。
（二）法律思維方法的多重性
思維方法是人們在思維活動中所運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維主體與思維對象相互作用的聯系和中介。關于思維方法的層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是三層次說，即思維方法分為個別的具體科學思維方法、一般科學思維方法、哲學思維方法；另一種觀點是四層次說，即思維方法分為個別的具體科學思維方法、一般科學思維方法、邏輯思維方法和哲學思維方法。無論是三層次說還是四層次說,都是按照思維方法的適用范圍和抽象程度來區分的，亦即它們之間是一般、特殊和個別的關系。如果按照這一標準，法律思維方法應當屬于具體科學思維方法。但思維方法作為人類精神生產工具是一個由多層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聯系所構成的系統，各層次的方法之間不是截然分離而是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在法律思維領域不可能形成一種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維方法、或與其他方法毫無聯系而只適合法律思維的方法。法律思維方法從體系上看，顯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繹、歸納等邏輯的方法，經濟分析、社會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學方法，辯證邏輯和因果關系等哲學方法在法律思維領域(法學研究領域和法律實踐領域)都被廣泛地應用。
（三）法律思維時間視野的回溯性和空間視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維視野包括時間視野和空間視野兩個方面。法律思維視野在時間上的特征表現為回溯性，“遵循向過去看的習慣”。決定法律思維在時間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動法律思維起動的法律問題的過去性。一個具體的思維活動的發生是由于出現了有待于解決的復雜的涉法問題，這些問題是在過去發生的，要解決它，就必須在法律上“再現”過去發生的問題。第二，思考涉法問題的依據即法律規則的既定性。法律思維只能從既定的規則或從存在的先例中尋求法律理由，規則和先例都是在過去的時間里形成并適用未來問題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縛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縛性表現為，一方面經過程序而做出的決定被賦予既定力，除非經過法定的高級審級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機制迫使決策機關在今后的活動中保持立場的一貫性，碰到同類問題必須按同樣方式解決，造成同樣結果。”另一方面，程序開始之際，事實已經發生，但決定勝負的結局是未定的。這給國家留下了政策考慮的余地，給個人留下了獲得新的過去的機會。隨著程序的展開,人們的操作越來越受到限制。具體的言行一旦成為程序上的過去，雖可以重新解釋，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參加者都受自己的陳述與判斷的約束。事后的抗辯和反悔一般都無濟于事。法律思維在視野空間上的特征表現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維空間視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維的空間維度造成的。一般來說，一個具體的法律思維活動如法律推理活動是在法律規則、法律事實和法律程序所構成的框架內展開的。(1)法律規則的適用是有空間范圍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有效，國內法一般在國家所及的領域內生效，國際法律規則也只在締約國家適用。法律規則空間范圍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維主體養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間和特定的理論空間思考的習慣。(2)法律事實是發生在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客觀事實。要再現、查清這一事實必須以當時的時空為界限，這就限定了思維的空間范圍。(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動必須在程序所允許的空間維度內進行，例如訴訟法關于與受理的空間范圍的規定是不能違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維空間視野的有限性也是與法律和政治的密切關聯分不開的。作為一枚硬幣兩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滲透的。不同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權性質滲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異性,同時也影響不同國家法學理論界將研究視角集中于本國領域。另外，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傳統。法律思維主體往往以本民族的語言來表達思維成果。語言的空間范圍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間語言交流的障礙也是造成思維空間有限性的一個原因。
三、法律思維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現實意義
任何一種思維方式的產生總與一定的歷史條件相聯系，法律思維方式也不例外。近年來，人們對法律思維方式問題的關注緣于法治觀念的興起。正是法治建設呼喚法律思維方式。我國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會，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是時代的強音。許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對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盡管人們對法治的理解還不完全一樣，但關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標志著人們越來越重視法律。法律思維對法治發展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從辯證法的角度看，這種意義可歸納為兩種:一是技術性的，即法律思維以觀念和方法形態為法治開辟道路，指明發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過人們學習了解法律思維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靈，從而對法律生活發生影響。具體來說，這兩個方面的意義主要是通過下述三個渠道發生:(1)關于法律思維方式的研究為社會提供了法律知識和法律價值觀念。而這些知識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們的理性思維,增強人們抵御野蠻和專制的能力，推進人們行為的理性化。野蠻行為和專制思想是隨著法學知識的增長而節節敗退的。這可以說是法學家對法治的最大貢獻。(2)當法律思維成為習慣性思維后，會引發人們對行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規范作為法律思維方式的規定性預設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標準。當法律思維成為思維定式，人們就會在日常生活中時時以法律規范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如此，法治精神的實現也就為期不遠了。(3)法律思維方式蘊含著法律知識、價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對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會發生很大影響。在傳統觀念中，法律僅僅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但從法學的角度來看則是有問題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當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對法律的信仰，也就不會把自己的人生價值投入到法律職業(包括法學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識、研究法律方法當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為來影響社會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載體，有了其發展的原動力，也才有了所謂的法律人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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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金釗:《法律思維及其對法治的意義》，載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1．合理分組加快高效課堂建立
事實上，為達成討論教學法高效物理課堂建立，在教學中不斷探索，總結怎樣的合作方式，能使師生雙方達到共贏，能使家長和教師感到共贏．在以往的討論教學法中，我們常常將重點放在了合作上，創建各種類型的分小組討論，最終的學習效果非常不明顯，也會出現在對物理習題討論時，學生之間會談論課堂以外的事情，導致這種實際的課堂分享學習難以進行．因此，教學中要求教師注重對學生小組的分類，不僅僅將小組中的男生女生進行比例劃分，在學習成績好、學習成績差;課堂上活躍或課堂上比較老實的學生也進行劃分，將這些學生合理的安排在適當的小組，保證小組內部學生的多樣性．進行課程討論時，成績好的學生會起到帶頭作用，帶動小組學習，有組織的安排小組內物理習題分析，課堂上活躍的學生則會在小組中積極回答問題，帶動小組氣氛，起到積極調合的作用;而比較老實不愿因說話的同學，在小組談論時也會被活躍的氣氛帶動，達到討論教學目的．
2．創立物理知識比賽，達成“討論教學法”目標
無論對學生還是教師來說，學無止境．單純依靠小組分類方式不能完全達到高效物理課堂討論教學法的目的．學生學習的最終目標并不是考察其一段時間內的學習成績，而是考察其過去一段時間內知識的掌握情況、了解情況甚至是未來對于現在學習知識的運用情況，這才是“共贏”的終極目標．基于此點，教師可以在課程安排合理范圍內，讓學生整理學過的物理課堂知識、知識問答比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之間、學生和老師之間的討論，提升學生的物理成績．
二、實現物理課堂的討論教學法在對策
1．充分發揮教師在課堂中的作用
盡管討論教學法的高效物理學習，要求發揮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但并不代表教師在教學中完全采取“放任自學”的態度，初中物理教師要堅持學生和教師二者相互促進的原則，積極發揮在初中物理課堂中的作用．著重對同學課本中難點、重點反復講解，教育學生自己形成物理知識網絡，便于今后的學習．掌握學生間討論學習方法這一創新的教學技巧，就要初中物理教師引導學生打破常規、另辟蹊徑，對所學習的事物逆向思維進行思考，并且能發表與眾不同的看法和見解，這樣再進行課堂討論，通過這種方法對啟發學生相應的物理知識脈絡的學有裨益．
2．調動學生積極性，靈活穿插新奇事物
授課時應穿插內容，穿插內容一定要與教材內容緊密相關．對于初中物理課堂課程安排和學生的好奇心，滲透的內容可以是歷史知識或是天文知識，也可以是地理知識，亦或是現實生活內容與科普知識等等．在內容上可以擴展到全方位和多側面，數量上也應該適當，避免喧賓奪主，質量上的要求就是要形象貼切，這樣做的目的不僅能拓寬學生知識面，更能培養學生的能力，提高其領悟相應知識內涵的能力．
三、結語
1.將已學基礎課程系統化，與專業課程相互融合橋梁工程是一門專業課程，需要很多基礎課程的支撐，如結構力學、結構設計原理、建筑材料等等。要調動學生對該課程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學習實效，必須首先將此類基礎知識進行梳理，使其系統化。在教學時也應精心設計各個教學內容的講授方法，使專業課與基礎課的知識點融合起來，幫助學生了解基礎課程與橋梁工程課程的聯系，而且在以后的學習中遇到問題時也能獨立解決問題。將基礎知識融入專業課程教學中，還提高了學習實效，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結構力學課程講授的是簡化的結構受力圖式在各種力的作用下的受力和變形，與實際結構有很大的差別，很多學生很難將其與橋梁工程課程中的每種橋梁相聯系。因此講授橋梁工程課程概述中的橋梁分類時(橋梁分為梁式橋、拱式橋、剛架橋、懸索橋以及組合體系橋梁5大體系)先展示各類橋梁照片，然后繪出每種橋型的簡化受力圖式，再在相同位置作用豎向力，分析其支點反力和截面內力，最后強調實際的每類橋梁與結構力學課程中的各種受力結構的對應關系，使學生理解其中道理，同時也把自己原來學的結構力學課程中的抽象知識與實體橋梁工程相聯系，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
2.精心設計教學課題要提高學習實效，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積極性，討論題目的選擇非常重要。筆者認為應該重點關注以下四點:學生感興趣的課題;教材的重點難點;實際的工程事件;結合學生專業情況。精心設計教學討論課題，使學生有興趣參與討論，也有能力分析解決問題。在橋梁工程課程教學中，由于缺乏工地實踐經驗，各種橋梁施工方法是學生較難理解的知識。現在網絡上各種橋梁施工圖片、視頻很多，可選取一種橋梁施工方法如較難理解的預應力混凝土連續剛構橋對稱懸臂施工法，布置題目和問題:對稱懸臂施工法的適用場合;對稱懸臂施工法的構造組成;對稱懸臂施工法施工工序;對稱懸臂施工法如何行走。推薦制作較好的施工視頻，讓學生在課外帶著題目自學，然后課堂組織討論其中未理解的問題，以此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在討論中互幫互助，最終解決問題。
3.各種有效的課堂討論方法的綜合應用組織課堂討論時，必須考慮討論的實效性，最初可以采取學生與教師討論的方法，請學習比較積極的學生如學習委員等先參與，再帶動其他學生參加，后期也可采用學生分小組自己討論的方法，力求滿意的效果。根據實施情況，改進課堂討論方法由于學生已習慣了填鴨式教學，最初的課堂討論效果也許并不太好，很容易出現冷場，教師必須適時針對討論時出現的問題和情況做出課題和方法的調整。方法如下:一是改進課堂討論方法。學生之間的討論、學生與教師的討論或學生與專家的討論可輪換進行。二是提高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優化課堂討論形式，可以是全班討論、小組討論，也可以同桌之間進行討論。無論選擇哪種討論方式，教師都要及時關注學生參與的范圍，力求做到人人參與。同時，討論過程中要及時歸納小結，對學生的不同見解進行歸類分析，糾正錯誤認識，肯定合理意見，保護學生的積極性。三是加強教師在討論中的指導和調控作用，不要讓討論無序和漫無目的地進行。教師以“平等中的首席”身份參與到學生的討論中，及時了解學生的實際情況，分析學生的發言，適時提出學生尚未覺察或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對討論中有爭執的重要問題要及時有效地引導和解決，使課堂討論順利開展，取得實效。
二、結語
第一，“懂得基本原理使得學科更容易理解”。心理學認為“由于認知結構中原有的有關觀念在包攝和概括水平上高于新學習的知識，因而新知識與舊知識所構成的這種類屬關系又可稱為下位關系，這種學習便稱為下位學習。”當學生掌握了一些數學思想、方法，再去學習相關的數學知識，就屬于下位學習了。下位學習所學知識“具有足夠的穩定性，有利于牢固地固定新學習的意義，”即新知識能夠較順利地納入到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構中去。學生學習了數學思想、方法就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數學內容。
第二，有利于記憶。布魯納認為，“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進構造得好的模型里面，否則很快就會忘記。”“學習基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保證記憶的喪失不是全部喪失，而遺留下來的東西將使我們在需要的時候得以把一件件事情重新構思起來。高明的理論不僅是現在用以理解現象的工具，而且也是明天用以回憶那個現象的工具。”由此可見，數學思想、方法作為數學學科的“一般原理”，在數學學習中是至關重要的。無怪乎有人認為，對于中學生“不管他們將來從事什么業務工作，唯有深深地銘刻于頭腦中的數學的精神、數學的思維方法、研究方法隨時隨地發生作用，使他們受益終生。”
第三，學習基本原理有利于“原理和態度的遷移”。布魯納認為，“這種類型的遷移應該是教育過程的核心——用基本的和一般的觀念來不斷擴大和加深知識。”曹才翰教授也認為，“如果學生認知結構中具有較高抽象、概括水平的觀念，對于新學習是有利的，”“只有概括的、鞏固的和清晰的知識才能實現遷移。”美國心理學家賈德通過實驗證明，“學習遷移的發生應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學生需先掌握原理，形成類比，才能遷移到具體的類似學習中。”學生學習數學思想、方法有利于實現學習遷移，特別是原理和態度的遷移，從而可以較快地提高學習質量和數學能力。
二、中學數學教學內容的層次
中學數學教學內容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稱為表層知識，另一個稱為深層知識。表層知識包括概念、性質、法則、公式、公理、定理等數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深層知識主要指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表層知識是深層知識的基礎，是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的，教材中明確給出的以及具有較強操作性的知識。學生只有通過對教材的學習，在掌握和理解了一定的表層知識后，才能進一步的學習和領悟相關的深層知識。深層知識蘊含于表層知識之中，是數學的精髓，它支撐和統帥著表層知識。教師必須在講授表層知識的過程中不斷地滲透相關的深層知識，讓學生在掌握表層知識的同時，領悟到深層知識，才能使學生的表層知識達到一個質的“飛躍”，從而使數學教學超脫“題海”之苦，使其更富有朝氣和創造性。那種只重視講授表層知識，而不注重滲透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是不完備的教學，它不利于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真正理解和掌握，使學生的知識水平永遠停留在一個初級階段，難以提高；反之，如果單純強調數學思想和方法，而忽略表層知識的教學，就會使教學流于形式，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學生也難以領略到深層知識的真諦。因此，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應與整個表層知識的講授融為一體，使學生逐步掌握有關的深層知識，提高數學能力，形成良好的數學素質。三、中學數學中的主要數學思想和方法
數學思想是分析、處理和解決數學問題的根本想法，是對數學規律的理性認識。由于中學生認知能力和中學數學教學內容的限制，只能將部分重要的數學思想落實到數學教學過程中，而對有些數學思想不宜要求過高。我們認為，在中學數學中應予以重視的數學思想主要有三個：集合思想、化歸思想和對應思想。其理由是：
（1）這三個思想幾乎包攝了全部中學數學內容；
（2）符合中學生的思維能力及他們的實際生活經驗，易于被他們理解和掌握；
（3）在中學數學教學中，運用這些思想分析、處理和解決數學問題的機會比較多；
（4）掌握這些思想可以為進一步學習高等數學打下較好的基礎。
此外，符號化思想、公理化思想以及極限思想等在中學數學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體現，應依據具體情況在教學中予以滲透。數學方法是分析、處理和解決數學問題的策略，這些策略與人們的數學知識，經驗以及數學思想掌握情況密切相關。從有利于中學數學教學出發，本著數量不宜過多原則，我們認為目前應予以重視的數學方法有：數學模型法、數形結合法、變換法、函數法和類分法等。一般講，中學數學中分析、處理和解決數學問題的活動是在數學思想指導下，運用數學方法，通過一系列數學技能操作來完成的。
四、數學思想方法的教學模式
數學表層知識與深層知識具有相輔相成的關系，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教學中的辯證統一性。基于上述認識，我們給出數學思想方法教學的一個教學模式：操作——掌握——領悟對此模式作如下說明：
（1）數學思想、方法教學要求教師較好地掌握有關的深層知識，以保證在教學過程中有明確的教學目的；
（2）“操作”是指表層知識教學，即基本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操作”是數學思想、方法教學的基礎；
（3）“掌握”是指在表層知識教學過程中，學生對表層知識的掌握。學生掌握了一定量的數學表層知識，是學生能夠接受相關深層知識的前提；
（4）“領悟”是指在教師引導下，學生對掌握的有關表層知識的認識深化，即對蘊于其中的數學思想、方法有所悟，有所體會；
（5）數學思想、方法教學是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過程，往往是幾種數學思想、方法交織在一起，在教學過程中依據具體情況在一段時間內突出滲透與明確一種數學思想或方法，效果可能更好些。
【摘要】教師必須在講授表層知識的過程中不斷地滲透相關的深層知識，讓學生在掌握表層知識的同時，領悟到深層知識，才能使學生的表層知識達到一個質的“飛躍”，從而使數學教學超脫“題海”之苦，使其更富有朝氣和創造性。
【關鍵詞】數學思想教學方法探討
參考文獻：
[1]布魯納.教育過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早在1839年，英國人W.Grove就提出了氫和氧反應可以發電的原理，這就是最早的氫-氧燃料電池(FC)。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航天和國防的需要，才開發了液氫和液氧的小型燃料電池，應用于空間飛行和潛水艇。近二三十年來，由于一次能源的匱乏和環境保護的突出，要求開發利用新的清潔再生能源。燃料電池由于具有能量轉換效率高、對環境污染小等優點而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美國礦物能源部長助理克.西格爾說：“燃料電池技術在21世紀上半葉在技術上的沖擊影響，會類似于20世紀上半葉內燃機所起的作用。”福特汽車公司主管PNGV經理鮑伯.默爾稱，燃料電池必會給汽車動力帶來一場革命，燃料電池是唯一同時兼備無污染、高效率、適用廣、無噪聲和具有連續工作和積木化的動力裝置。預期燃料電池會在國防和民用的電力、汽車、通信等多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美國ArthurD.Little公司最新估計，2000年燃料電池在能源系統市場將提供1500～2000MW動力，價值超過30億美元，車輛市場將超過20億美元；2007年燃料電池在運輸方面的商業價值將達到90億美元。
燃料電池的工作原理和分類、特點和優勢
燃料電池發生電化學反應的實質是氫氣的燃燒反應。它與一般電不同之處在于燃料電池的正、負極本身不包含活性物質，只是起催化轉換作用。所需燃料(氫或通過甲烷、天然氣、煤氣、甲醇、乙醇、汽油等石化燃料或生物能源重整制取)和氧(或空氣)不斷由外界輸入，因此燃料電池是名符其實的把化學能轉化為電能的裝置。以熔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為例，圖1為燃料電池的結構示意圖。
圖1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單電池結構示意圖
在燃料電池電極上反應如下：
陽極反應：H2+CO32-＝H2O+CO2+2e-
陰極反應：1/2O2+CO2+2e-＝CO32-
總反應：1/2O2+H2＝H2O
燃料電池多種分類。按燃料類型可分為直接型、間接型和再生型。按電解質種類又可分為磷酸鹽型燃料電池(PAFC)--第一代FC；熔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MCFC)--第二代FC；固體氧化物型燃料電池(SOFC)--第三代FC。表1列出了幾種主要類型燃料電池的燃料、電解質、電極和工作溫度等基本特點。
表1燃料電池的分類
類型
磷酸鹽型燃料電池(PAFC)
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MCFC)
固體氧化物型燃料電池(SOFC)
聚合物離子膜燃料電池(PEMFC)
燃料
煤氣,天然氣,甲醇等
煤氣,天然氣,甲醇等
煤氣,天然氣,甲醇等
純H2
電解質
磷酸水溶液
KLiCO3溶鹽
ZrO2-Y2O3(8YSZ)
離子(Na離子)
陽極
電極
陰極
多孔質石墨
(Pt催化劑)
含Pt催化劑+多孔
質石墨+Tefion
多孔質鎳
(不要Pt催化劑)
多孔NiO(摻鋰)
Ni-ZrO2金屬陶瓷(不要Pt催化劑)
LaxSr1-xMn(Co)O3
多孔質石墨或Ni
(Pt催化劑)
多孔質石墨或Ni
(Pt催化劑)
工作溫度
-200℃
-650℃
800-1000℃
-100℃
近20多年來，燃料電池經歷了堿式、磷酸、熔融碳酸鹽和固體電解質等幾種類型的發展階段。美、日等國已相繼建立了一些碳酸燃料電池電廠、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電廠、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電廠作為示范(表2)。
表2一些國家的燃料電池電廠
磷酸鹽燃料電池電廠
ONSI公司建設的200KWPAFC電廠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電廠
BallardGenerationSystem建設的250KWPEM燃料電池廠
Avista實驗室建造的7.5W民用PEM燃料電池電廠,它具有60W熱交換調制.
NorthwestPowerSystem建設的5KW民用PEM燃料電池電廠
PlugPower建造的7KW民用PEM燃料電池電廠
熔融碳酸鹽烯料電池電廠
M-CRowerCorporation建造的熔融碳酸鹽碳燃電孫電廠
EnergyResearchCorporation建造的250KW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廠
EnergyResearchCorporation在加州SantaClara建造的2M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示范電廠
固體氧體物燃料電池電廠
SiemensWestinghouse建設的管狀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電廠
燃料電池電廠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為它與傳統的火力發電、水力發電或核能發電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特點和優勢。
1.能量轉換效率高燃料電池能量轉換效率比熱機和發電機能量轉換效率高得多。目前汽輪機或柴油機的效率最大值為40～50%，當用熱機帶動發電機時，其效率僅為35～40%，而燃料電池的有效能效可達60～70%，其理論能量轉換效率可達90%。其他物理電池，如溫差電池效率為10%，太陽能電池效率為20%，均無法與燃料電池相比。
2.污染小、噪聲低燃料電池作為大、中型發電裝置使用時其突出的優點是減少污染排放(表3)。對于氫燃料電池而言，發電后的產物只有水，可實現零污染。另外，由于燃料電池無熱機活塞引擎等機械傳動部分，故操作環境無噪聲污染。
表3燃料電池與火力發電的大氣污染比較
(單位：kg.10-6(KWh)-1)
污染成分
天然氣火力發電
重油炎力發電
煤火力發電
燃料電池
SO2
2.5-230
4550
8200
0-0.12
NOx
1800
3200
3200
63-107
烴類
20-1270
135-5000
30-104
14-102
塵末
0-90
45-320
365-680
0-0.14
3.高度可靠性燃料電池發電裝置由單個電池堆疊至所需規模的電池組構成。由于這種電池組是模塊結構，因而維修十分方便。另外，當燃料電池的負載有變動時，它會很快響應，故無論處于額定功率以上過載運行或低于額定功率運行，它都能承受且效率變化不大。這種優良性能使燃料電池在用電高峰時可作為調節的儲能電池使用。
4.比能量或比功率高
5.適用能力強
燃料電池可以使用多種多樣的初級燃料，如天然氣、煤氣、甲醇、乙醇、汽油；也可使用發電廠不宜使用的低質燃料，如褐煤、廢木、廢紙，甚至城市垃圾，但需經專門裝置對它們重整制取。雖然燃料電池有上述種種優點，然而由于技術問題，至今一切已有的燃料電池均還沒有達到大規模民用商業化程度。為此，美、日等國相繼撥出巨資來發展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開發現狀與發展趨勢
在燃料電池研究開發方面，美國、日本和德國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美國早在1967年就制定了TARGET和FCG-1燃料電池研究發展計劃。近年美國能源部對燃料電池研究資助每年均在2000萬美元以上。日本在1981年制定了“月光計劃”，進行燃料電池研究。1989年歐洲燃料電池集團成立。
在所有燃料電池中，磷酸鹽型燃料電池(PAFC)由于磷酸易得，反應溫和，成為發展最快、研究最成熟的一種燃料電池。1977年美國通用公司首先建成兆瓦級PAFC發電站。1991年日本電力公司在東京灣興建的1MWPAFC發電站也已投入運行。目前美國已有少量銷售，其商品化階段已經開始。
熔融碳酸鹽型燃料電池(MCFC)正處于10-20KW向兆瓦級發展階段。1994年12月美國已建成迄今最大功率為250KW的MCFC電站。日本1989年已完成25KW的MCFC試驗，按其“新陽光計劃”-1MW的MCFC中間試驗電廠現正在實施中。
聚合物電介質燃料電池(PEMFC)不僅是人造衛星上可靠、低成本的動力源，還可作為陸地上市區交通車輛和水下潛艇的動力源。1996年美國能源合作公司推出實驗型的由三塊薄膜組成的以1.5KWPEMFC為動力的“綠色轎車”。德國奔馳公司在前兩年開發出NECARⅡ存儲式燃料電池驅動電車(燃料電池生產電能為250KW，一次行程為250公里)，并在慕尼黑、斯圖加特市作為試行公共電車之后，在1998年8月又作為世界首創，開發出NECARⅢ燃料電池驅動電車。它用質子交換膜(PEM)燃料電池為動力，以甲醇為原料，通過車輛后部的反應器產生氫氣，再以氫和空氣中氧反應產生電能來驅動，當壓下踏腳板后，在不到2秒的時間內動力系統的能量將達到90%，其最大行程為400公里，預期2004年投放市場。最近，DaimlerChrysler設計的燃料電池和電池混合引擎轎車NECAR4由于具有零污染、寬闊的操作范圍和良好的駕駛特性等最佳的設計而獲得北美“1999國際引擎年獎”。新近美國BallardPowerSystem開發的第二代燃料電池公共客車已在芝加哥運行。美國至今已開發的具有代表性的運輸用的燃料電池公共客車、轎車已達30多種。
第三代燃料電池SOFC正在積極研制開發中，1991年6月美國能源部和威斯汀豪斯公司投資1.4億美元加速固體燃料電池的商業化。目前美國西屋公司處于SOFC領先地位，它們所制造的一個由576個管式SOFC組成的25KW發電系統已創13000多小時運行的世紀記錄。其下一步計劃是建立100KW的SOFC熱電聯產系統交付荷蘭/丹麥電力公司使用。目前美國已有5KW的SOFC產品出售。一些公司還打算把SOFC和儲氫合金結合起來，用于開發汽車用燃料電池。
近年因環境保護要求而新興起的生物電池，用生物原料(包括林場雜木、稻草、麥桿、玉米桿、青草、草垃圾、含能源的植物、動物糞便等)生產電能。即將生物原料通過反應器轉換成燃燒氣體(主要是H2、CO、CH4)，經加工處理后作為燃料電池的原料用于建立分散電站，供家庭或城市用電；也可轉換成H2，用于電動汽車。據〈ModerPowerSystem〉報道，一個以垃圾場生產的燃料氣體為燃料的燃料電池廠正在美國康涅狄州格羅頓鎮運行，它生產國際燃料電池公司的200KW磷酸燃料電池。該電池廠裝有燃料潔凈系統，使垃圾場的燃氣在進入燃料電池堆之前已被去除掉其中的氯化合物、硫化合物和共它污染物。目前德國巴伐利亞州的BadBruckenan正在建造一個生物能源-氫氣工程。
燃料電池中另一亮點是細菌電池。其基本原理是通過細菌發酵，把酸或糖類轉化為氫氣，再將氫導入磷酸燃料電池后發電。美國1984年設計出一種供遨游太空用的細菌電池，原料是宇航員的尿液和活細菌。日本也研制過用特制糖漿作原料的細菌電池。
燃料電池今后的發展方向除了電動車輛(包括工交車輛、拖拉機、叉式裝卸機、高爾夫車和軍事車輛等)和熱電站外，另一方向是使燃料電池小型化。燃料電池替代普通電池在膝上電腦、便攜式電子器件等方面的應用列于表4。據《科學美國人》報道，美國洛斯阿拉芙斯國家實驗室羅伯特.G.霍克最近研制成功微型燃料電池，其電池尺寸和價格可與傳統的鎳隔電池相比，重量僅為鎳隔電池的一半，但供電能力為鎳隔電池的50倍。預期這種微型燃料電池用于移動電話，可連續待機40天，而僅消耗不到2盎司的甲醇。霍克目前正把微電子技術引入微型燃料電池制作中，準備制作25μm厚的微型電池。另外，還有把燃料電池用于電子廣告牌和電動自行車的報道。
表4燃料電池替代普通小電池在膝上電腦、便攜式電子器件等方面應用
便攜式烯料電池
Warsitz制作的便攜式燃料民池電源
替代電池用的燃料電池
Ballard的燃料電池膝上電腦
AnHPower燃料電池電源公司提供的美國新澤西州高速公路廣告牌
AnHPower燃料電池電源公司提供的職業電神攝像機
FrauniseISE發展的峰窩電話用微型燃料電池
教學用烯料電池
美國木醇研究所提供的教學用木醇燃料電池
Ecosoul提供的再生燃料電池教學用具
H-Tec提供的教學用太陽能-氫燃料電池
一、研究和開發成本的內容
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是研究活動和開發活動的合稱。研究活動是一種以發現新知識，探索新的研究成果的應用途徑，以及設計和試驗新產品，改良產品或工藝為目的的活動，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類。基礎研究一般指為增加新知識而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其特點是費用支出與未來的收益之間通常沒有直接的聯系；應用研究一般指為解決確定的實際問題而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它往往有直接的受益對象（如項目、產品或工藝），與企業的未來收益有著密切的關系。企業從事研究活動主要以應用研究為主。開發活動是把研究結果或其它新的科技付諸應用的轉化過程，其目的是形成新的或有重大改進的產品或工藝，供對外銷售或企業自身使用。
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活動雖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研究新產品，改進舊產品；或研究新生產工藝，改進舊生產工藝以降低企業未來的營業費用或增加未來營業收入，期望在未來獲得效益。企業從事研究和開發活動具有一定的風險性，有的研究和開發項目獲得成功，形成企業所享有的專有技術，或向國家專利部門申請、登記注冊等法律手續，獲得專利權；有的研究開發項目則可能會以失敗告終。
企業在研究與開發活動中，往往要進行設計、開發、研制、試驗、定型等一系列活動，所發生的研究與開發成本的主要內容有：
（1）直接人工，指直接參與研究與開發項目的科研人員和服務于項目人員（科技互助人員、科技管理人員和其他服務于課題項目人員）的工資費用。包括工資、獎金、津貼和有關補貼。
（2）儀器設備費，指從事研究與開發活動所需設備和房屋等固定資產的折舊費、修理費，以及租設備的租金或使用費等。
（3）材料費，指研究與開發活動直接耗用的電器材料、化學試劑、儀器配件、金屬非金屬材料、其它各種消耗材料等。
（4）調研費，指研究開發的業務人員出差旅費和其它費用。
（5）燃料動力費，指研究與開發活動直接耗用的燃料、動力費用。
（6）外協加工及現場試驗費，指研究開發過程中試制樣機、加工零配件、外委化驗分析、測試等費用和支付的生產性試驗和現場試驗的費用。
（7）其它，指不屬于以上各項的研究和開發費用，如資料費、新產品（技術）鑒定費等。
二、研究與開發成本是否應予以資本化
企業進行具有風險的研究開發活動所發生的成本的會計處理，西方財務會計中有以下三種方法：〔1〕
（1）將研究開發部門發生的全部成本都分配于取得的專利權或專有技術，即將全部研究開發成本予以資本化。用這一方法的理由是：一切研究開發活動都是為了獲得成就，它的一切耗費都是為了將來的經濟效益，自應由獲得成就的項目承擔。
（2）只將獲得成功的研究開發成本予以資本化，計入取得的專利權或專有技術的價值；未獲成功的研究開發成本在失敗后予以攤銷，計入當期費用。
（3）將研究開發成本全部于發生當期列為費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第2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研究與開發成本的會計處理》明確指出：“研究與開發成本除了按契約規定為他人所進行者外，應在發生當時全部計入當期費用。”可見，上述方法（3）是公認的會計原則，是西方會計實務中廣泛采用的方法。
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是企業自創無形資產的活動。根據財政部所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1條規定：企業自行開發的無形資產，應當按開發過程中實際發生的支出數記帳；《工業企業財務制度》也規定：企業自行開發并依法申請取得的無形資產，按照開發過程中實際支出計價。我國有關財務會計制度中所規定的對自創無形資產的計價方法，實際上也反映了對研究與開發成本的處理原則-將研究開發成本應計入自創無形資產的價值（即將研究開發成本予以資本化）。但究竟只對獲得成功的研究開發成本或將全部研究開發成本（包括失敗的研究開發成本）計入無形資產價值？還不明確，使得會計處理上存在較大差異，甚至為了簡化核算手續，全部直接作為當期費用（管理費用）處理。
上述第一種處理方法，將全部研究開發成本計入獲得成功的研究開發項目的專利權或專有技術的價值，顯然違背了實際成本計價的原則。按照這一方法，企業自創獲得無形資產（專利權或專有技術）的入帳價值并非其取得的實際成本，而包括了與該項無形資產取得無關的其它失敗項目的研究開發費用。已宣告失敗的研究開發項目的成本實際上已成為企業的一項損失〔2〕，與任何期間收入均無關聯，既不能和收入配比，對未來收入也沒有任何影響，自不應遞延結轉嗣后期間。因此，將失敗的研究開發項目成本-企業已發生的損失-予以資本化，計入資產價值，顯然不恰當。
上述第三種處理方法，將全部研究開發成本于成本發生時計入當期費用，有如下不當之處：第一，它違背了收入與費用相配比的原則。企業研究開發成功項目而取得的專利權或專有技術，將在新技術采用以后的較長時期帶來經濟效益，這部分研究開發成本應當由未來獲得經濟利益的若干會計期間共同負擔，應在研究開發成功取得無形資產時先“資本化”為無形資產的價值，然后分期攤銷轉作費用，以便與各期收入相配比，而不應在成本發生時就直接計入當期費用。至于研究開發失敗的項目所發生的成本也只在失敗時才成為企業的一項損失，也只能在這時確認，計入當期損失（或當期費用）。第二，它歪曲了企業無形資產價值。按照這一處理方法，將成功的研究開發項目的成本在發生時就計入了當期費用，這樣，企業獲得無形資產的入帳價值就只包括獲得成功后向國家專利部門申請、注冊、審查等法律手續費用，而將企業自創無形資產價值的主要組成部分-研究開發過程成本，排除在無形資產價值之外。企業在研究開發成功后取得的新技術，如果不向政府專利部門登記注冊取得專利權，而是通過企業本身的保密手段達到獨自占有的目的，則這種專有技術就無入帳價值可言。
通過上述分析，以上述第二種處理方法為適宜。對企業的研究開發成本既不能在成本發生當期就計入當期費用，也不應全部予以資本化，計入無形資產價值。對獲得成功而取得專利權或專有技術的研究開發成本，應連同申請、登記注冊等法律手續費用，計入無形資產價值；對已失敗的研究開發成本，在宣告失敗時應確認為損失予以轉銷。按此方法，既能使企業自創無形資產按其取得的實際成本計價，如實反映企業資產的價值，又能使企業在未來的收入和費用實現恰當的配比，同時還能使以失敗而告終的研究開發成本及時得到轉銷，使穩健性原則在風險性的研究開發活動中得以體現。
三、研究與開發成本的帳務處理
根據上述的會計處理方法，在核算上應設置“研究與開發成本”帳戶，用以核算企業從事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工藝研究與開發部門所發生的研究開發成本。該帳戶的借方記錄研究與開發成本的發生數，貸方記錄因形成無形資產而結轉到“無形資產”帳戶的成本和因研究開發失敗而轉銷的研究開發費用。該帳戶應按不同的研究開發項目設置明細帳戶。
研究與開發成本主要業務的帳務處理如下：
1.在研究開發過程中，發生各項研究開發費用。
借：研究與開發成本×××
貸：原材料×××
應付工資×××
累計折舊等×××
2.某研究開發項目結束，并獲得成功，取得專利權，應按該項目所發生的成本結轉計入無形資產價值。
借：無形資產-專利權（或專有技術）×××
貸：研究與開發成本×××
3.某研究開發項目宣告失敗，則按其已發生的費用，結轉計入當期損失（費用）。
借：管理費用×××
貸：研究與開發成本×××
企業的研究開發部門可能同時進行多項研究開發項目，對某些共同費用，如試驗設備折舊費等應采用一定的分配方法歸集到不同項目的研究開發成本。有時一個項目也可能同時獲得幾項專利權或專有技術，則該項所歸集的研究開發費用也應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各項無形資產成本中，同一研究開發項目也可能在不同時間取得多項專利權或專有技術，對先獲得的應考慮有關因素估價并結轉成本，待整個項目結束后再按實際成本進行調整。＊
注釋：
【關鍵詞】中醫藥法;特點;問題;對策
中醫藥法是伴隨著中醫藥科學的發展而逐步興起的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目前，已成功將中醫藥立法的國家和地區有新加坡、越南、泰國以及加拿大卑詩省、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等，中醫在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呈現出樂觀景象。由于各國衛生保健發展的歷史背景、社會經濟狀況及文化背景差異較大，因此中醫藥立法也有很大差異，但總體上看，世界各國對中醫藥的立法，都有相同之處。[1]
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中醫藥法具有許多不同于傳統部門法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其有別于其他部門立法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我國，中醫藥法就是指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以調整中醫藥社會關系、保障人們的中醫醫療權益為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與我國其他部門立法相比，我國中醫藥立法雖起步較晚，但其發展較為迅速，目前，我國中醫藥法的內容已經涉及到醫療機構、從業人員、中藥品種、中醫藥教育等許多領域，但與此同時，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因此，研究中醫藥法的特點及我國中醫藥立法現有的一些問題，并探討完善我國中醫藥法的途徑和對策，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醫藥法的特點
作為一個法律部門，中醫藥法與其他法律部門一樣，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屬性，但由于它所調整的是中醫藥醫療及其發展而引發的各類社會關系，從而決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綜合性
與其他的部門立法相比，中醫藥法具有很強的綜合性。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說明：首先，就調整對象來看，中醫藥法的調整對象是中醫藥社會關系，具體的就是指因中醫藥教育、認證、醫療、管理、規范、發展而形成的各類社會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是由許多種社會關系共同構成的，所以它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關系。其次，調整對象的綜合性，決定了中醫藥法所采納的調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綜合性特征的。再次，從體系上來看，中醫藥法律體系是一個較為龐雜的法律體系，該體系中不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門中的許多調整中醫藥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以及大量的技術規范、標準和操作規程等等，可見，中醫藥法律體系也具有明顯的綜合性特征。
（二）倫理性
倫理道德是醫療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中醫藥法的調整對象是中醫藥社會關系，所以，其在對中醫藥臨床醫療活動調節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到倫理與道德問題。這就要求中醫藥法做到以下兩點，即：它既要對某些傳統的倫理道德規則做出評價，同時又要對某些新的倫理道德規則做出評價，以決定是否應予以認同和保護。這樣一來，中醫藥法必須將某些基本的倫理道德原則納入自身的調整體系，并上升為法律規范；同時對那些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加以禁止。因此，中醫藥法具有濃厚的倫理性。
（三）科技性
中醫藥法的調整對象不僅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還包括人類與生物圈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中醫藥法就必須要建立在中醫藥科學的基礎之上，就必須要遵從基本的中醫藥科學規律，如中醫學理論中有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的兩個特點，對人體的生理有藏象、精氣血津液神、經絡、體質學說四部分，以及對疾病、防治的病因、發病、病機學說。[2]中藥的基本理論還有中藥來源、產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臨床應用規律等等。[3]這就是中醫藥法的立法基礎。而中醫藥科學的技術性決定了中醫藥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點。表現在：首先，中醫藥法必須將中醫藥科學的某些成果作為自身的內容之一，如我國《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認證管理辦法（試行）》中關于中藥等術語的解釋就明顯是中醫藥科學成果在中醫藥法中的反映和體現；其次，在中醫藥法律體系中，擁有大量的中醫藥技術標準、規范和操作規程，如我國的《中藥材GAP認證檢查評定標準（試行）》等。
（四）預見性
中醫藥法是以保護中醫藥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維護人民生命健康為目的的，而中醫藥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發展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中醫藥法必須正確預測中醫藥科學技術的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對有關的中醫藥科技活動作出恰當合理的引導和規制。一方面，中醫藥法要保障中醫藥科技工作者的中醫藥創新權，另一方面，它又要對中醫藥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創新權予以必要的約束，對那些可能產生社會危害后果的行為加以嚴格規制。這就使得中醫藥法在立法過程中必須特別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則從而在立法內容上具有極強的預見性。[4]
二．我國中醫藥立法存在的問題
我國中醫藥立法起步相對較晚，其內容涉及到了醫療機構、從業人員、教育科研、藥品監管、中醫藥標準等領域，雖然擁有了的相關法律法規及技術標準、規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標準制定程序規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醫藥服務管理基本規范》、《鄉鎮衛生院中醫藥服務管理基本規范》、《中醫藥科學技術進步獎勵管理辦法（試行）》、《醫療廢物管理條例》等等，然而，就總體來看，我國的中醫藥立法還存在許多問題。表現在：
（一）立法步伐滯后，缺乏預見性
立法滯緩是我國各部門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醫藥立法領域，這一弊病更加明顯和突出。由于歷史、文化等原因，我國中醫藥方面的立法不論從數量還是從廣度都比起其他部門法去之甚遠，直到1982年才由衛生部制定并頒布了《全國中醫醫院工作條例（試行）》。再如中醫藥人才培養方面，我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但建國后相關的法規《人事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于印發〈執業中藥師資格制度暫行規定〉、〈執業中藥師資格考試實施辦法〉及〈執業中藥師資格認定辦法〉的通知》卻直到1995年初才姍姍而來。這充分暴露了我國中醫藥立法的滯后性。
（二）法律體系不健全
法律體系是指由一國現行的全部法律規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門分類組合而成的一個呈體系化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5]總體上來看我國中醫藥立法體系還遠沒有健全，甚至嚴格一點來說，這些立法還難以真正成為一個體系。其主要表現在：在我國中醫藥法律體系中，還沒有一部能夠承擔起“領頭羊”作用的基本法,這就使得我國中醫藥法群龍無首，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內部協調一致的法律體系。
（三）內容不完善
當前，我國的中醫藥立法對中醫藥科技活動的規制基本上還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規制一種形式。表現在具體法律制度上是我國尚未建立中醫藥科技活動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倫理道德原則或規則尚未被納入我國中醫藥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則等，都顯然還沒有明確成為我國中醫藥立法的規則，這也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中醫藥立法內容完善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國中醫藥立法的對策及建議
法律并不總是消極地承認現狀，它還是對未來社會發展秩序的一種勾畫、設計和引導。為此，需要立法者在總結經驗、認識現實的過程中，正確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規律，分析事物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學的預測。[6]
（一）國外的中醫藥立法
1．中醫藥立法在美國
1971年以后中醫針灸在美國出現的“針灸熱”，使加州的中醫針灸展現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適時出臺了加利福尼亞州針灸條例和針灸執照法。后來加州在1980年通過了《中醫行醫規范法案》，該法案對中醫的執業行為進行了規范，規定了中醫師可以使用的行醫方式。目前，在美國針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為醫療手段，中醫藥總體上已逐漸為美國衛生行政部門所接受，并被批準為公眾合法的醫療保健手段。[7]
2．中醫藥立法在澳大利亞
2000年5月3日，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通過了《ChineseMedicineBill》（中醫注冊法案），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醫注冊法案。該法律執行后，維多亞利州的中醫行業已經逐漸洗脫江湖郎中的習氣，改變了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中醫生形象，中醫師的執業行為走上了規范化管理的軌道。并且，有多家保險公司承保中醫治療保險，包括診費和針灸費，治療者可按比例由保險公司償付在中醫藥方面就診、吃藥的費用。中醫師有資格使用醫生(doctor)的頭銜，并被賦予處方權。中醫同西醫一樣，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8]
3．中醫藥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傳統中醫藥管理局1995年發表了《傳統中醫藥報告書》，對新加坡中醫藥狀況進行了全面總結，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議。2000年國會通過了《中醫師法案》，從而確立了中醫藥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現在針灸師注冊工作已經完成，一些綜合性現代醫院已設針灸科,新加坡的中醫藥事業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內將大幅度發展.[9]
（二）我國《中醫藥法》的立法構想
1．中醫藥法的名稱
關于中醫藥法的名稱，學術界提出了兩種主要的選擇方案，一種方案是制定傳統醫藥法，其中包括行中醫藥、民族醫藥與中西醫結合等內容；另一種方案是制定中醫藥法，非中醫藥的部分不納入立法范圍。在科學上中醫藥學可以表述為：“以系統科學的理論、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醫學體系。”[10]而西醫生物醫學的定義是：“以還原性科學的理論、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11]“中西醫結合”不是相對獨立、成熟的醫學體系。它更不能與中醫藥學與民族醫藥學相提并列。而民族醫藥是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醫藥。其中包括藏醫藥、蒙醫藥、維吾爾醫藥、傣醫藥、壯醫藥、苗醫藥、瑤醫藥、彝醫藥、侗醫藥、土家族醫藥、回回醫藥、朝鮮族醫藥等等。[12]它與中醫藥也不是同一范疇的事物。所以在界定我國的中醫藥法的范圍上,只包括中醫、中藥兩個方面，不應該包括民族醫藥和中西醫結合的部分，即采用第二種方案。
2．中醫藥法的宗旨及基本原則
（1）我國中醫藥法的宗旨應該是：保護人體健康，繼承和發展中醫藥學，保障和促進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發展步伐，支撐中醫藥事業的全面、快速、協調發展。以往法律原則總是把人的本位置后，而中醫藥法則應該把保護人體健康放在首位，這不僅是由于本法的性質決定的，更是由于現代法學人文精神、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只有保護好了就醫者的健康，中醫藥事業才能在全社會更好的繼承與發展，才能更好的進行現代化和國際化。
（2）中醫藥法的基本原則是貫穿中醫藥法之中,指導中醫藥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醫患糾紛的基本準則。筆者以為，我國中醫藥法的原則大致上有：繼承與創新并重原則、中醫中藥協調發展原則、現代化與國際化相互促進原則、多學科結合原則。具體來說，繼承是中醫藥發展的基礎，創新是中醫藥發展的動力，兩者并重，才能更好的發展新思路，探索新方法，開展新實踐，爭取新突破；中醫是中藥應用的指針和開發的源泉，中藥是中醫醫療保健的主要手段，中醫中藥協調發展，才能使中藥研究成果為中醫臨床服務，促進中醫藥發展；國際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目的之一，現代化是國際化的前提和基礎，兩者相輔相成，所以要互相促進；中醫藥理論融合了多學科的知識，多學科結合是中醫藥發展的必然途徑，通過多學科、跨領域的發展才能博采眾長，有所突破。[13]
3．政府在扶持、發展中醫藥方面的職責
（1）加大投入
集成國家相關計劃支持中醫藥創新發展，形成項目聯動機制。比如可以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中醫藥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使中醫藥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應當根據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居民醫療需求，統籌安排中醫醫療機構的設置和布局，完善城鄉中醫服務網絡”。[14]
（2）政策扶持
制定若干鼓勵中醫藥發展的政策法規，推動適合中醫藥特點的標準規范的建立與完善，加強中醫藥知識產權和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廣、共享機制；制定積極的人才政策。條款中可以規定“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及名老中醫設立多種形式的中醫醫療機構，開展相關診療服務”；“國家鼓勵中醫藥開發、研究的國際交流合作，鼓勵中醫藥的醫療、教學、科研機構依法到境外開展醫療及學術交流活動”。[15]
（3）組織協調
加強中醫藥發展戰略和機制研究，協調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推動本規劃綱要的實施，充分發揮區域資源特色和優勢條件，積極支持組建以中醫藥現代化為目標的區域科技協作共同體，引導企業和社會參與，拓展國際合作方式與渠道，通過政府、國際組織、學術團體、行業協會等推進中醫藥國際化進程。
4．醫療機構
開辦中醫醫療機構，應當符合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定的中醫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和當地區域衛生規劃，并按照《中醫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試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后，方可從事中醫醫療活動。
5．從業人員以及執業規范
從業人員的規范包括考試和注冊、執業規則、考核和培訓等方面，我國目前的中醫師準入基本上能夠貫徹《執業醫師法》考試和注冊的要求。[16]執業規范應該包括診療、繼續教育、保護患者、完成病歷、緊急救治、知情同意、突發事件的災害防治等方面。
6．中藥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
由于中藥成份的復雜多樣性，因此，應該在中藥的生產、經營、管理的法律規范上彌補質量控制的不足，充分體現“安全、有效和質量可控”的基本原則。可規定，申請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注冊，一般不需要進行臨床研究。需要進行臨床研究的，化學藥品可僅進行生物等效性試驗；需要用工藝和標準控制藥品質量的中成藥和生物制品，應當進行臨床試驗。對一些可能導致品種質量差異的注冊申請，應該規定進行臨床研究從而保證申請注冊的品種上市后的安全和有效。于中藥的特殊的用藥歷史，以及其活性成份的復雜性，有時僅改變一些工藝條件又不足以改變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征，故需規定，改變劑型或生產工藝時，如果生產工藝無質的改變，可減免藥理、毒理和臨床的申報資料。
7．教育與科研創新制度
按照我國中醫藥發展的具體情況，其教育體系可以大致分為三種模式：大學教育模式、繼續教育模式、傳統師傳模式。前兩種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而后一種有的專家認為已經過時或者不可信，實際上，我國中醫藥教育事業發展不平衡，這不僅體現在中醫藥教育投入資金的流向上，更反映在中醫藥人才培養上，我國中醫藥人才分布不均，水平層次不一，在農村很多地方主要是傳統師傳模式，即“鄉村中醫師”、“民間中醫師”，所以政府加大對中醫藥的投入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要在這些方面下大工夫，例如立法中可以將“地方政府通過對鄉村中醫師、民間中醫師進行培訓，承認其執業資格，保護其執業行為，并創建相應的執業環境。”
關于科研創新制度，需要建立中醫藥創新發展平臺，如立法可以規定，“國家建立中醫藥科技創新平臺及其運行機制，通過重點研究室（實驗室）、臨床研究中心和產業化基地建設，以及中醫藥基礎數據庫和國際化信息庫的建設，促進適應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發展需求的創新體系的建立，提高科技支撐能力。”8．保障制度
國家可以運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來促進我國中醫藥的發展，在地方政府要嚴格把關，防止將中醫藥事業經費挪作他用。立法可以規定“國家運用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扶持中醫藥事業發展。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將中醫藥事業經費挪作他用。”
9．獎勵制度
我國中醫藥獎勵制度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闡述：（1）獎勵范圍：學科領域新規律、新事實、新概念的研究成果；中醫藥的基礎理論實質和客觀規律研究成果；中醫證候、診法、治療、針灸、經絡、中藥防治疾病的機制和原理研究成果；醫史文獻研究成果；軟科學研究成果；標準、信息研究成果。（2）申請途徑：其途徑可以分為申報和推薦兩種。申報是指由個人、集體申報。在推薦中應注意推薦人的范圍，例如可以規定由以下單位和專家推薦：①、省級中醫藥學會及中華中醫藥學會各專科分會；②、中醫藥學會；③、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④、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有關部委局及直屬單位；⑤、中國針灸學會、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等學會。（3）評審：評審工作實行初審、終審的二審終審制。初審實行差額推薦，終審對初審推薦授予一等獎的項目進行答辨，并實行差額評定獎勵項目。申報獎勵的項目按創新性、科學性、實踐性、他人引用程度等四個條件進行綜合評定。（4）公眾監督與爭議處理：公示制度，對公布的獲獎項目如有發現其有作弊行為的，應該規定其應該追究的法律責任。（5）獎金：可以成立國家中醫藥獎勵基金會,采用基金的方式專門管理和發放中醫藥獎勵資金。
10．法律責任
本法的法律責任對象的主要包括：中醫藥管理的部門的工作人員、中醫醫療機構、中醫藥教育機構、非法行醫的個人。可以規定給予相應的處罰。
（三）行業自治體系的建立——中醫藥行業協會的引入
根據國際慣例一個具有相同高等教育經歷、高超專業技能，執業道德要求較高的專業群體應當實行行業自治，因為行業自治能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加強群體自律，更好地為公眾服務。而要達到上述目的行業協會必須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強制和唯一)和懲戒性，并能在這一基礎上做好服務協調、自律和發展工作。[17]
目前我國法律在中醫藥行業協會的定位問題上沒有規定中醫師強制加入職業組織的規定，這一點將加大社會的管理成本，也對保護外資醫療機構的中醫師權益不利，尤其難以做到從道德上管理醫師，因此《中醫藥法》首先在這一點上有所作為，應當明確中醫師加入中醫藥行業協會的強制性，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礎，則中醫藥行業協會組織自律、協調、服務、發展的功能就會更好地體現。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醫藥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也有待解決，運用行業自治組織，學習西方國家的一些成熟經驗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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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章來源：同上
摘要：刑法和道德是社會存在、發展不可或缺的兩種行為規范，道德和刑法之間具有內在牽連，表現在刑法的各個方面，如刑事政策、刑事責任和刑法基本原則等。本文要探討的是刑法基本原則和道德之間的關系，即刑法基本原則的道德屬性：罪刑法定原則立足于功利主義，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基于人道主義，適用刑法平等原則是公正精神的表征。
關鍵詞：刑法基本原則；功利主義；公正；人道主義
刑法基本原則包括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和刑法適用平等三大原則，其貫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等各項刑事活動中。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與道德之間具有密切聯系：刑事立法需要考慮是否將一些道德行為上升為犯罪行為，刑事司法需要考量行為人的道德品性在量刑中所占的位置，刑事政策則需要考察道德規范在抑制犯罪發生方面的作用。鑒于道德和刑法基本原則在刑事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厘清刑法基本原則和道德的關系、探討和分析刑法基本原則的道德屬性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罪刑法定原則：功利主義的需求
道德的終極標準，就是指社會主體在從事行為時需要遵循的道德準則，只有在道德終極標準的指引下，社會主體的行為才能最大程度的促進社會發展、實現主體權益，達到道德的最終目的。道德終極標準包括一個總標準和兩個分標準：總標準是增加全社會和每個人的利益總量，一個分標準是在人們利益不發生沖突而可以兩全睛況下的道德終極標準：“增加每個人利益總量”，另一個分標準則是在人們利益發生沖突而不能兩全的情況下的道德終極標準：“增加整個社會的利益總量”——在他人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它表現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ll1。其實，無論是總標準還是分標準，都是為了引導主體充分維護社會和個人利益，都是為了增進社會主體的最大幸福。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增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是評價一切行為的道德價值的最終尺度，因而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最終動機”翻。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在內涵上是相同的，兩者有道德終極標準的應有之義也和功利主義密切相關。對于功利主義，赫起遜做過精辟的闡述：“凡產生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的行為，便是最好的行為，反之，便是最壞的行為”131。因此，我們認為道德終極標準又是功利主義標準，兩者在內涵、范圍和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和重合性。
行為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會導致個人利益之間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發生沖突。為了維持秩序穩定，就需要抑制危害行為的發生。但統治者在整治危害行為時，是否能做到公正呢?是否能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呢?罪刑法定原則出現之前，顯然不能處理好這個問題。為了達到懲戒的目的，洛克主張以理性和良知來限制懲處犯人的權力，并強調要對懲處與違法行為進行核對，以確定懲處犯人是否恰當。但是，洛克意識到自己的這種主張和要求不能確保百分之百的穩定性和全體國民遵守自然法，也不能確保和平與安寧以及一定要公正地懲處違法者。因為由每個人來執行懲罰權，勢必會導致人們之間的戰爭狀。鑒于依靠良知和理性并不能達到公正處理社會沖突的目的，也不能最大程度保障個人和社會利益，則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功利目的也不能實現。于是，基于維護社會公正、實現社會最大利益的價值觀，奠基于社會契約論的罪刑法定原則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犯人之所以產生期圖侵害他人利益的欲求，與犯人從侵犯其利益或享受利益中得到的快樂是一致的。這同時也適用于利益的持有人。因為利益是歸屬于其持有人的，享受這種利益對持有人而言也是符合快樂原則的。因此，在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利益持有人會對自己的利益繼續存在感到不安，就會希望國家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需求。當這種希望保護自己利益的欲求達到一定規模時，作為國家來說，就感到有必要保護該利益，就會有制定刑法的動機I5_。通過制定相應的刑罰規范，可以對危害行為予以調整和規范，以達到保護社會和個人利益的目的。
從一個層面來講，在因犯罪行為而使社會主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情形下，通過適用刑罰可以達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雙重目的。對犯罪人進行懲治，剝奪其繼續實施危害行為的可能性，可以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但是，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曾說：刑法是善良國民的大，也是犯罪人的大。對犯罪人的行為需要加以刑事制裁，但刑罰的適用必須依據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是說，在刑事司法中，必須保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以期達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應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長社會幸福的總和，因而首先要盡可能排除一種趨于減損這幸福的東西，亦即排除損害。然而所有懲罰都是損害，所有懲罰本身都是惡。根據功利原理，如果它應當被允許，那只是因為它有可能排除某種更大的惡”同。對社會民眾來講。通過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也可以預防其實施犯罪。當社會民眾了解到刑罰的確定性和嚴厲性后，就不會輕易的實施犯罪行為，這也間接起到了保護社會利益的作用。從另一個層面來講，當不存在社會利益沖突的時候，罪刑規范的法定化也為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奠定了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是為了對抗中世紀封建國家當中，以國王以及官僚即法官所具有的生殺予奪的大權為背景的肆意專制裁判(罪刑專斷原則)，在近代市民階層興起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它是保護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的原則『7】。為了避免國家機關利用刑罰任意侵犯和干涉公民權利，必須對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明確的界定和區分，而罪刑法定原則很好的承擔了這個任務，其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劃出一道紅線，作為界分兩者的標準和依據。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則。公民的權利不再隨時處于危險之下，而有了明確保障；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則，國家的權力不再擅自發動，而有了具體標準。公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較好的保障，而國家的刑罰資源也不再因為肆意發動而浪費和消耗。通過發揮刑罰的懲治功能，可以在出現社會沖突的情形下達到保護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的目的，可以增加社會利益的總量；通過抑制刑罰的懲治功能，可以在社會平穩的情形下達到保護公民的利益、免受權力的非法侵害，可以在不損害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實現整體利益的增長者和道德終極標準的第一個分標準相適應，而后者則和道德終極標準的后一個分標準相契合。總之，將犯罪和刑罰用刑法條文固定下來，作為社會主體實施行為的規范標準，作為司法機關審理案件的裁判規范，是基于追求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增加社會的幸福總量之目的，是為了將人利益沖突降至最低限度，也是為了將對個人利益的損害降至最小。而這與道德終極標準的精神相符合，也是功利主義思想的內在意蘊。
二、罪刑相適應原則：人道主義的追求
人道主義，眾所周知，是一種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的根本觀點，是認為人本身乃最高的價值和尊嚴罔。人道主義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層面是“將人當人看”，一個層面是“使人成其為人”。所謂當人看，是指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人都應當把他當作人來對待，尊重其作為人的尊嚴、人格和固有的權利，尊重并滿足其作為人的正常需要c9]。所謂使人成其為人，是指使人自我實現，使人發展、實現自己的潛能而成為可能成為的最有價值的、最完善的人。
在刑法理論中，學者們對人道主義較為重視，都主張在刑事立法、司法及執行中將犯罪人當人看。善待行為人，反對將行為人視為刑罰客體，不能出于其它目的而對行為人實施懲罰。康德指出，法院的懲罰絕對不能作為促進另一種善的手段，不論是對犯罪者本人或者對公民社會。懲罰在任何情況下，必須只是由于一個人犯了一種罪行才加刑于他I!】。既然人本身是最高價值，那么，不言而喻，對于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壞，對他的壞、他給予社會和他人的損害，固然應給予相應的刑罰，應把他當作壞人看；但首先應因其是人，是最高價值而愛他、善待他、把他當人看。從刑事古典學派的絕對確定法定刑到刑事社會學派的相對不定期刑，正是在罪刑適應的基礎之上尋求人道主義，也表征了從“把人當人看”到“使人成其為人”的發展歷程。在封建社會形態下，刑罰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工具，沒有獨立的價值。
為了維護秩序穩定，統治者可以擅自動用刑罰，犯罪者不過是統治者展示權力的工具和手段。“這種權力無需說明它為什么要推行貫徹法律，但是應該展示誰是它的敵人并向他們示自己釋放出來的可怕力量。這種權力在沒有持續性監督的情況下力維普資訊圖用其獨特的表現來恢復自己的效應。這種權力正是通過將自己展示為‘至上權力’的儀式而獲得新的能量”㈣。在這種司法體制下，罪與刑之間沒有適應性可言，司法主體往往根據治理犯罪的需要對行為人進行定罪量刑，犯罪人的獨立人格在這種司法程序中也蕩然無存。為了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司法權力，啟蒙思想家從各個角度對封建社會下的嚴刑苛罰、濫施刑罰等現象給予了猛烈抨擊，而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古典刑事學派也提出了相應的刑罰理念，如孟德斯鳩主張罪與刑之間應有適當的比例，刑罰的輕重應當協調，對不同的犯罪，刑罰一定要有區別，必要時也可以采取是否適用赦免區別對待。認為死刑是病態社會的藥劑；反對苛酷的刑罰，反對肉刑、拷問和株連，強調用刑應當慎重、應當寬和，亦即主張在刑罰中實行人道主義。罪刑相適應原則之所以會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正是啟蒙思想家鼓吹人權保障的結果。與封建社會下的司法觀念不同，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是主體而不是客體，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司法程序中的犯罪人應被作為人來看待，司法主體應尊重其人格，因此，表現在立法和司法上就是刑罰的量和犯罪的質相適應。考察這個時期的罪刑適應原則，可以發現其報應刑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司法公正，相對于封建社會下的司法而言，犯罪人是司法主體而非司法客體、是目的而非手段。但是，在古典刑事學派那里，對“使犯罪人成其為人”的重視遠遠不夠。因為在這種司法體制下，犯罪人雖然從司法客體轉變為司法主體，被當作人看待而不再僅僅是實現社會治理的手段，但是，犯罪人仍然是在被動的接受司法審判和刑罰制裁。從法理上講，他不能做任何行為以減輕自己的危害，即使他有這樣的意圖，刑罰體系和司法體制也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他必須老老實實的接受司法裁判和刑事制裁；即使他做出了減輕自己罪惡的行為，司法體制也沒有相應的回應，如對其適用緩刑、減刑或者假釋等。所以說，在這里，我們看到犯罪人想要發揮自己的潛能、使自己成為更為完善的人、實現自我的機會基本上不存在。
隨著社會發展，人們逐漸發現，刑事古典學派的相關刑罰理論，尤其是罪刑適應下的絕對確定刑理論并不能很好的治理犯罪，因此，需要采取新的理論和措施應對高犯罪率。于是，立足于實證主義而非思辨主義的刑事社會學派開始主導刑罰理論的發展方向。針對行為人的危險性而非行為的危害性，刑事社會學派認為，罪刑相適應需進行相應的變化，其中的“刑”不能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而應該是相對確定的不定期刑。該理論認為，犯罪人在犯罪中和犯罪后，其人身危險性會發生變化，司法機關應該根據相應的變化對其適用刑罰。對于任何一起犯罪，刑罰問題都不應當僅僅配給罪犯與其道德責任相應劑量的藥，而應當被限定為根據實際情況和罪犯個人情況，視其是否被認為可以回歸社會，確定是否有必要將罪犯長久、長期或短期地隔。正是在這種刑罰思想的引導下，緩刑、假釋、減刑等刑罰理論隨之出現。在這種罪刑適應的理論中，如果犯罪人積極悔悟，并能主動的為減輕自己的危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司法機關視其表現而對其作出相應的刑事處罰。判決前，如果犯罪人真誠悔罪、并不會再危害社會的，法院可以對其適應緩刑；執行刑罰的過程中，如果犯罪人積極的參與改造，從思想上認清自己的罪惡，執行機關可以對其予以減刑或者假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里，犯罪人不再是完全被動的司法主體，他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減輕自己的刑罰，使自己的人格更為完善，進一步實現自我潛能、尋找發展自我的機會。因此，我們認為，刑事社會學派下的相對確定的不定期刑與罪刑適應理論更能體現人道主義，是使人成其為人的反映和表征。使人成其為人實質是指給人自由，因為自由乃是自我實現的根本條件。
總之，我們認為，從古典刑事學派的罪刑適應理論到刑事社會學派的罪刑適應理論反映了人道義的發展軌跡，從“將人當人看”到“使人成其為人”是一個長久、持續的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正是罪刑相適應理論的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因此，兩者的發展是交互影響互為促進的。
三、適用刑法平等原則：
公正價值的訴求公正、正義和公平，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正義或公平確實要求，人們生活中由政府決定的那些狀況，應當平等地提供給所有人享有。習慣上正義被認為是維護或重建平衡或均衡，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為“同樣情況同樣對待”正是等(利)害交換，顯然具有兩種相反含義：等利交換和等害交換①。其實，公正就是指對所有人平等對待、同樣情況同等處遇。平等是公正的價值內核，是公正的應有之義。就是指法律應該不分軒桎地適用到一切情況，一切人物，不論貧富，無分貴賤。法律能夠這樣無差別地適用，才可以稱作正義的實踐。
羅爾斯將正義分為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實質正義是指制度本身的正義，形式正義是指對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貫的執行，而不管它的實質原則是什么。正義是指對法律規則的公正執行，對社會主維普體無差別的平等適用。反映到刑事司法層面，就是將刑法平等適用于任何觸犯刑事法律規范的犯罪主體。刑法第4條明文規定：對任何人，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該條規定表明：所謂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把刑事法律作為統一的尺度毫無例外地、一視同仁地適用于一切實施犯罪行為的人。追求形式正義，是實現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正的合理內涵。“形式正義的概念，也即公共規則的正規的和公正的執行，在適用于法律制度時就成為法治。甚至說，形式正義又可稱為‘作為規則性的正義’，也就是法治””。
鑒于現代國家對法治的重視，對背離公正原則的司法行為是嚴格禁止的。但是，公正的內涵是多緯度的，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價值觀可能會對其作出不同的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具體的司法適用是否反映了公正也會產生分歧，如“賠錢減刑”。有的學者認為賠錢減刑背離刑法適用平等原則，不符合公正精神。“賠錢減刑必然導致‘有錢人犯罪受到的處罰比沒錢人輕’的局面，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反面，助長一些人‘有錢無恐’的驕縱心態。法不容情，法亦不能容錢，如果法律在金錢面前不能保持應有的威嚴，而顯示出‘俯首低眉’的姿態，就會強化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社會偏見，從而助長已甚囂塵上的拜金主義”閻。有的學者則認為賠錢減刑可以實現更深層次的公正，能更好的維護被害人利益。“花錢”在一定的條件下，確實可以買刑，但這種買刑決不是金錢萬能的結果，而是在國家公權力的主導下，以促進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和被害人與被告人的和解為前提的一個多贏舉措”。觀點截然不同，應如何看待兩者呢?我們認為，行為人在刑事判決之前，對被害人給予相應賠償的，法官可以在法定幅度內對行為人從輕量刑，這與公正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對這種情況，法院需謹慎處理，避免產生一些消極情況。首先，對被害人給予民事賠償是行為人的義務，賠償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行為人主觀惡性的減小，因此，可以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慮。但是，鑒于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從輕量刑的幅度不宜過大，并且，要盡量避免減輕處罰。如果對行為人減輕處罰，則刑法適用平等的問題就會顯得非常突出。尤其是那些沒有能力賠償的行為人，在量刑上和有錢賠償的行為人會差別很大，這會給社會帶來消極影響。社會民眾會將刑罰和金錢劃等號，認為刑法是有錢人的刑法，而這對培養公民對刑法的認同和信仰是非常不利的。并且，犯罪人可能會產生蔑視刑法的心理，認為刑法就是富人的刑法，有錢就可以犯罪，有錢就可以買刑。這對發揮刑法的威懾、懲治和教育功能也是極其有害的。其次，建立國家賠償制度，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并加強對犯罪人的道德教化。其實，徹底解決被害人的利益補償問題必須依靠國家賠償體制，而不能過多依賴行為人。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刑法的平等適用，才能盡快建立法治社會，被害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受到保護。因此，對于“賠錢減刑”，前述兩種觀點都過于偏激。既要公正的懲罰犯罪人，又要盡可能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就需要對“賠錢減刑”予以具體分析。對于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行為人，如果其積極履行了賠償義務的，則可以在法定幅度內，對行為人給予從輕量刑。但是，對于應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的行為人，雖然其履行了賠償義務，也不從輕處罰，更不能減輕處罰。因為無期徒刑和死刑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沒有可以從輕的幅度，當然，更不能在死刑和無期徒刑以下進行量刑。
適用刑法平等是形式正義的合理反映，也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但是，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是正義的一體兩面，在關注形式正義的同時也需兼顧實質正義。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僅僅關注形式正義，一味的、呆板的平等適用刑法條文，很多情況下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也不能較好的實現社會正義。“同一種懲罰觀念對不同的人并不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如富人既不怕罰款也不怕出丑。犯罪造成的危害及其懲罰意義因犯罪者的地位而異。而且，因為懲罰應發揮防止再犯的作用，所以懲罰時需考慮罪犯本人的情況，推測其邪惡的程度，其意圖的本質：在兩個犯同樣的盜竊罪的人中，一貧如洗者的罪過不是比腦滿腸肥者要輕得多嗎?在兩個作偽證的人中，自幼就被灌輸榮譽感的人的罪行不是比被社會遺棄和從未受過教育的人要嚴重得多嗎”]?從上述言論可知，就犯罪人而言，他們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如果對他們適用相同的刑罰可能無法得到相同的后果。為了實現刑法上的平等，應該對犯罪和懲罰作出分類，并基于這種分類而作出不同的判決，這種差別對待表面上看是與刑法適用平等原則相違背的，但實際上它恰恰是平等適用刑法原則在更深層次上的反映，也是刑法追求實質正義在司法程序上的表征。因此，我們認為，在司法過程中追求實質正義不但沒有背離刑法適用平等原則，還是在更深層面對刑法平等適用原則的解讀和詮釋。并且，追求實質正義也是建立法治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法治如果只是著眼于形式正義，完全拋棄實質正義，其結果適得其反，不但失掉了實質正義，而且也難以實現形式正義，甚至于會背離正義精神”rj_。
形式正義是建立法治社會的前提，是平等適用維普刑法的基礎，因此，在立法、司法及刑罰執行中關注形式正義是根本需要和必然要求。但是，為了體現刑罰的差異性，為了在更深層次上實現刑法的平等精神，實質正義也是立法主體與司法主體需要考慮的因素，其不但沒有背離適用刑法平等的基本原則，反而是對該原則的補充和升華。
四、結語
鑒于刑法基本原則和道德之間的緊密聯系，文章從功利、人道和公正的角度對刑法三大基本原則的道德屙I生做了分析和探討。但是，在對刑法基本原則德行的論證上，還有進一步思考的余地和空間。筆者僅僅是從一定角度做了相應的闡述，希望能引起其他學者的關注，并希望能為其他學者研究類似問題提供一點素材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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