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33:59
導語：在人壽保險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第一，收入不實，假保費及截留保費、收入跨期入賬現象極為嚴重。為完成當年的保費收入指標，有的保險公司在個別險種上做文章，先做退保支出，再重新投保作保費收入，造成有些保單重復作收入；還有些保險公司以借款作收入，下年再以退保支出或賠付支出還款，假收入假賠付現象時有發生。為完成下年的保費收入增長指標，有的保險公司把本屬于當年的保費收入截留，劃入下年度入賬，造成保費收入不實，人為調節收入的現象尤為嚴重，保單缺乏透明度。
第二，傭金計提裁量性過大，造成保險公司實際向各人支付的數額與計提的數額多少不一，給傭金的支用留下了管理漏洞，尤其是孤兒保單的傭金管理無法控制，造成孤兒保單的傭金計提后亂用現象嚴重。
第三，保險行為不規范。人的持證上崗率較低，公司對人的持證管理不足；保險公司的職工與人管理混淆，存在大量職工冒充人，以假簽名領取傭金的問題；人“跳槽”頻繁，造成孤兒保單較多，并形成了多處管理漏洞。
此外，保險機構管理水平不高，存在內控隱患。從去年投訴和社會曝光的一些情況，反映出部分保險公司的內控機制還有待健全，而保險專門人才的奇缺，成為保險企業擴張、發展的主要障礙，這些現象也制約了保險行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動參與競爭的能力。
中國人壽保險更加急切地呼喚與銀行協手共進
銀行保險是指通過銀行或郵局網絡為保險公司銷售特定保險產品。
從1995年開始，國內銀行和保險公司逐步開始合作，當時，一些新設立的保險公司，如華安、泰康、新華等，為盡快搶占市場，紛紛與銀行簽訂了協議。從1999年開始，中國金融業開始出現銀行和保險公司合作的浪潮，目前國內各保險公司和十幾家銀行建立了業務合作關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00年，僅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通過銀行實現的保費收入就達3.2億元。2000年12月，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廣州分公司首開廣州地區銀行壽險業務以來，業務量一路飆升，令同業刮目相看。
但總體上看，我國銀行保險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銀行保險在保費收入中所占份額尚不足2%，這與國外平均20%的比例相差甚遠。
另外，從銀保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看，合作的范圍包括代收保費、代付保險金、代銷保險產品、融資業務、資金匯劃、聯合發信用卡、客戶信息共享等方面，形成雙方業務滲透、優勢互補、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但是，大多保險公司都只注意到了銀行保險業務在保費收入方面的益處，都把重點放到了保險產品的銷售方面，并未注意到，銀行保險會給保險公司在業務管理方面帶來更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現在的銀保合作只是簡單的流于表面與形式。縱觀我國壽險行業發展的現狀，壽險規模與保費收入不斷擴大，對人壽保險公司的管理與監督就更顯其重要性。于是，進一步加深銀保合作的廣度與深度，把銀保合作滲透到保險公司的內部業務管理，借助銀行的力量，增強保險業務的透明度，改進保險公司的業務管理漏洞，使銀行與保險公司協手共進，以配合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人壽保險事業，實施“銀保混合管理（壽險）制度”就成為進一步加深銀保合作研究的新課題。
進一步加強銀保合作，實施“銀保混合管理（壽險）制度”的對策
依照我國目前銀保合作發展的現狀，進一步加深銀保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實施“銀保混合管理（壽險）制度”，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并且要充分借助電子化、信息化，以及現代科技手段。本文所述的“銀保混合管理（壽險）制度”的核心是在銀行分別開立保費收入戶、退保及理賠給付戶、人專戶、上級撥入費用戶等四個賬戶，加強對壽險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的管理。
（一）保費收入戶：只收投保人憑保單存入的保費，不能提現金，因保費收入只能存入此戶，且以銀行的收訖章的時間作為保單成立的時間，可避免保費收入截留，跨期入賬現象，并確保保費收入的安全。銀行與保險公司定期對賬，又便于監督部門的檢查，提高了保險的透明度。保險單以涂卡的形式，錄入電腦后，可隨時查閱應收及未收的保費、應付及未付的傭金。
（二）退保及理賠給付戶：由退保人或給付金的領取人，憑保險公司單設的理賠或退保機構核定的批準文件，向銀行領取退保金或理賠給付金。公司法人的退保金或理賠給付金必須轉賬撥付。可對保險公司先退保后再重新投保的假退保及假收入現象加以限制。理賠或退保審核機構制定嚴格的退賠審核制度，可防止不合規定的退賠現象，又可防止假資金投保再退出而虛增保費收入和支出，也便于監管部門的監督與檢查。
（三）人專戶：由各人憑資格證書和保險公司開具的人檔案卡向銀行開立此戶，用于結算傭金及手續費，傭金及手續費只能由銀行憑人提供的保單回執轉賬撥入人專戶，不許直接支付現金。可防止非人冒領傭金及孤兒保單傭金的流失。
（四）上級撥入費用專戶：由上級撥入保險公司職工工資及費用，上級按收入與上年費用的結余獎勵核定本年費用數，并下撥給保險公司，作當年費用所用。
附圖
投保過程說明如下：1、由人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簽約，簽定一式四份的保單，（保單按險種分，可由保險公司已預先蓋章、人簽章）簽定后由投保人持單到銀行保費收入戶交款，銀行在保單上蓋帶有時間的收訖章，并開具發票，保險合同生效。同時電腦自動按保單開具一式三份的傭金或手續費轉賬憑證（一聯作銀行向人專戶轉款的依據，一聯給人作領取傭金的依據，一聯給保險公司作為記賬憑證）。2、保單一聯給投保人，一聯由銀行給保險公司財務部門記賬，一聯給保險公司業務檔案部門存檔，一聯由銀行記賬所用。3、如果人辭職，保險公司應通知銀行與人辦理取消該人專戶，并結清傭金及手續費。余下的孤單的傭金及手續費電腦自動不再計提。如果人轉到其他保險公司，應辦理劃轉手續。4、發生退保或理賠時，由投保人憑保單及發票向保險公司的單設理賠機構提出申請，由該機構核實后，開出批準文件，投保人持批準文件到銀行的退保或理賠給付金專戶領取退保或理賠給付金。
實施“銀保混合管理（壽險）制度”的作用
（一）建立如上賬戶進行管理，無論投保、退保、理賠給付均要通過銀行，保戶與保險公司簽定保單后，由銀行按合法單據收付款項，銀行作為保險公司與保戶的中轉站，銀行、保險公司、保戶三方相互牽制、互相制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險公司的造假行為，更大限度地保護了投保人的利益，有助于促進我國保險行業尤其是壽險行業的發展。
（二）可有效的防止收入截留、跨期入賬，人為調節收入的現象。
（三）防止假資金投保及假退保、假給付現象。
關鍵詞關聯規則；數據挖掘；人壽保險
1引言
近年來，數據密集型的保險行業經過多年的運營，也已經積累了海量的歷史數據，這些數據是公司的重要財富。要從這些大量數據中獲取能給公司帶來無限商機的有價值信息，急需更高效的數據處理方法和技術。此時數據挖掘技術顯示出了它特有的優越性。1
2關聯規則挖掘技術
數據挖掘(DataMining)是一個利用各種分析技術和工具從大量數據中提取有用知識的過程。它是一門交叉學科，把人們對數據的應用從低層次的簡單查詢，提升到從數據中挖掘知識，提供決策支持。它包含很多技術與方法，其中關聯規則挖掘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是數據挖掘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迄今為止，關聯規則挖掘已經被應用到很多領域，例如零售業、市場營銷、醫學等，為各個領域的決策支持提高了一個有效的手段。
關聯規則挖掘是由R.Agrawal等人提出來的，關聯規則是描述數據庫中數據項之間某種潛在關系的規則[1]，它的基本概念為：設為數據項集合，設D為與任務相關的數據集合，也就是一個交易數據庫，其中的每個交易T是一個數據項子集，即；每個交易均包含一個識別編號TID。設A為一個數據項集合，當且僅當時就稱交易T包含A。一個關聯規則就是具有“”形式的蘊含式；其中有，且。規則在交易數據集D中成立，具有支持度s，其中s是D中交易包含（即A和B二者）的百分比，這是概率P（）。如果D中包含A的事務同時也包含B的百分比是c，則規則在交易數據集D中具有置信度c。這是條件概率P。即SupportP（）=P（），ConfidenceP（）=p（）。
滿足最小支持度閾值和最小置信度閾值的關聯規則就稱為強規則。這兩個閾值均在0％到100％之間。挖掘關聯規則主要包含以下二個步驟[2]：
(1)發現所有的頻繁項集，根據定義，這些項集的支持度至少應等于（預先設置的）最小支持度閾值；
(2)根據所獲得的頻繁項集，產生相應的強關聯規則。根據定義這些規則必須滿足最小支持度閾值和最小置信度閾值。
3關聯規則挖掘技術在人壽保險行業中的應用
人壽保險行業在日常的經營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這樣一些問題：如何能更好的理解客戶，挽留有價值的投保人，對不同行業的人、不同年齡段的人、處于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的保險金額度該如何確定。這些問題都是影響公司經濟運營的重要因素。為了更好的掌握投保人的特點及合理的制定保險金額度，可以利用關聯規則挖掘來發現投保人與索賠的關系，分析具有什么特征的投保人曾經向保險公司索賠過。
3.1關聯規則挖掘的基礎數據
為了研究投保人與索賠的關系，我們從某城市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歷史保單數據庫中提取出相關數據，把其整合到關系表中進行關聯規則挖掘。下面的表1為整合之后的信息。
3.2基于概化的數據預處理
為了更好的進行關聯規則挖掘，要對表1中的基礎信息進行基于概化的數據預處理，具體的概化處理方法為：
①用符號A描述年齡，把年齡進行分段概化為：A1（£25歲），A2（25-35歲），A3（35-45歲），A4（³45歲）。
②用符號B描述性別，B1表示“女”，B2表示“男”。
③用符號C描述健康狀況，C1表示良好，C2表示一般，C3表示較差。
④用符號D表示工作單位，工作單位為外資企業的表示為D1，非外資企業的表示為D2。
⑤用符號E表示工資檔次，分別概化為：E1（高），E2（較高），E3（中），E4（低）。
⑥用符號F表示投保人是否曾向保險公司索賠過，F1表示曾經索賠過，F2表示未曾索賠過。
3.3關聯規則挖掘過程
由關聯規則的概念和表2的概化結果，可得出項目集合為{A1，A2，A3，A4，B1，B2，C1，C2，C3，D1，D2，E1，E2，E3，E4，F1，F2}，我們目的是要分析投保人的各方面情況和索賠情況之間內在的關聯規則。假設關聯規則的支持度至少為40%，置信度至少為80%。進行關聯規則挖掘過程如下：
(1)首先利用基于事物壓縮的Apriori算法找出頻繁項集如圖1所示。
(2)找出支持度至少為40%而且置信度至少為80%的強關聯規則。
由以上兩步我們得出的和索賠情況有關而且實用的強關聯規則為：（A4，B2，D1）F1(置信度為100%，支持度為40%)此規則可解釋為投保單上年齡大于45歲，工作單位是外資企業的男性投保人，幾乎都曾經向保險公司索賠過。
3.4關聯規則挖掘結果的指導作用
根據挖掘結果，我們分析原因，發現對于工作在外資企業，年齡大于45歲的男性投保人來說，由于在外資企業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同時45歲左右的中年男性正處于家庭負擔最嚴重階段，生活壓力也很大，這些因素導致這部分人群的健康狀況不好，因此索賠率也相對比較高，保險公司可以考慮相對提高對這部分人群的保險金額。此結論對于保險公司的增值服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4結束語
本文利用關聯規則挖掘方法分析出了隱藏在人壽保險歷史數據背后的有效信息，然而關聯規則挖掘技術在人壽保險行業中的應用不只是文中提到的這幾個方面，例如利用關聯規則挖掘進行險種關聯分析，即分析購買了某種保險的人是否同時購買另一種保險。我們應該利用數據挖掘技術來分析人壽保險行業中的海量歷史數據，進而從中獲取有意義的信息，并從中挖掘出業務的內在規律，以達到提高效益、減低成本、防范風險的目的。數據挖掘技術是具有廣闊前景的數據處理與分析技術，它將在有大量信息的保險行業中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圖1頻繁項集的生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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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訴法》第97條規定涉及問題屬性及適用油污損害的范圍
《海訴法》第97條所涉及的看似僅是一個程序問題，其實是一個實體與程序結合的問題。首先，其涉及的是保險法中關于責任保險方面的一個實體問題，即第三人對責任保險人的直接訴訟權問題。這一問題在許多國家的保險法或專門的法律中均有相應規定。其次，其又因涉及到油污損害的民事賠償問題，因此又是海商法中的一個實體問題。而因其權利又多是以訴訟形式實現的，它同時又是一個不可避免涉及程序法方面的問題。要對97條做進一步的思考，必須從其實體法出發。回到我國相關的《海商法》和《保險法》的規定，均沒有明確賦予保險合同之外的第三方直接向保險人提訟的權利。97條的立法背景源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以下簡稱1969年公約）的第8條規定，即：“對油污損害的任何索賠可向承擔船舶所有人油污損害責任的保險人或提供財務保證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在上述情況下，被告人可不問船舶所有人的實際過失或暗中參與而援用第五條第1款所規定的責任限度。被告人可以進一步提出船舶所有人本人有權援引的答辯（船舶所有人已告破產或關閉者不在此例）。除此以外，被告人可以提出答辯，說明油污損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的有意的不當行為所造成，但不得提出他有權在船舶所有人向他提出的訴訟中所援引的答辯。在任何情況下，被告人有權要求船舶所有人參加訴訟。”該國際公約于1975年生效，我國于1980年加入。1992年該國際公約被修訂，但關于第8條規定未做修改。根據我國對國際公約的態度，凡已加入的國際公約應當視為我國實體法的一部分。97條的規定顯然是為了配合公約的實施和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實現，協調各方利益，將1969年公約的內容轉化為《海訴法》的內容。筆者認為關于這一點應當是毫無異議的。那么，97條規定適用的油污損害是否應當與1969年公約約定的范圍一致呢？
1969年公約適用的范圍是裝運散裝持久性油類貨物的任何類型的遠洋船舶和海上船艇。很顯然，公約適用的范圍必須是油輪，因此，1969年公約排除非油輪所造成的污染。文章開始提及的兩艘非油輪的碰撞所造成的油污損害并不適用1969年公約的規定，那么，能否適用《海訴法》第97條？《海訴法》本身并無規定。一種意見認為應當遵循1969年公約的規定，僅適用油輪所造成的污染，對非油輪所致的損害不應當適用。理由即97條規定的實體法依據是1969年公約，因此，應當與1969年公約保持一致。這種意見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相符，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筆者認為，1969年公約固然對保護國際油污受害人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歷經三十多年的歷史，公約的局限性也日顯突出。特別是對非油輪所發生的污染損害，因不受公約調整而使此類案件的受害人不能引用公約的救濟措施保護其利益。也正是這些欠缺才促使《2001年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國際公約》（以下簡稱2001年公約）得以通過，將1969年公約排除適用的燃油污染損害和非油輪所造成的油污損害的賠償納入調整范圍，目的在于保護此類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而其主要模式均借鑒了1969年公約，包括受害人即保險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可以直接向保險人或財務保證人提訟。很顯然，從國際油污立法的大趨勢來看，擴大保護油污受害人的范圍，加強保護油污受害人的力度才是立法者的真正初衷。因此，我們將《海訴法》第97條規定對油污適用的范圍不局限于1969年公約的范圍，而擴大適用于2001年公約的適用范圍，不僅最大限度保障了油污受害人的利益，同時也保證了我國法律與國際公約的接軌。在一定程度上還能為我國的海事法院爭取油污案件的管轄權提供保障，這也與我國作為一個海洋大國的地位相符。
二、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利的屬性及行使
關于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利在我國的保險法和海商法中都沒有明文規定，但該種權利與《合同法》中的代位權頗為類似。《合同法》第73條規定：因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的債權。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產生的費用由債務人負擔。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與代位權的相同之處在于均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原則，使合同關系之外的第三方能夠代位合同中的一方以自己的名義基于特定的事實依據相應的法律和合同向合同的另一方主張權利。二者均為保護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債權人的利益所設。《合同法》中的代位權中強調合同中債務人怠于行使到期債權且給債權人造成損害，具有債權的保全性質，而第三人的直接訴訟權只要滿足約定的條件，即保險事故發生，則受害人即可直接向保險公司，例如，1969年公約中規定油污損害事故發生后，受害人即可向保險人直接提訟。但在有的責任保險的情況下，則還要附以被保險人破產、清算，且受害人與加害人的責任已經明確，加害人已將其對保險公司的權利轉讓給受害人，例如英國的《第三者訴保險人權利法》中即有此類規定。二者權利的性質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即這種權利本身都是基于兩個債權產生的一種請求權。而該請求權的取得也有幾種不同的理論依據。依據不同的理論，在行使該請求權時即會對實現權利的過程產生不同限制及對權利主體的保護也不一樣。
例如，一種為英國司法實務和學說普遍持有的權利轉移說，即因法定轉移而取得之被保險人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其法律后果體現在英國1930年頒布的《第三方訴保險人權利法》的實施過程中，法官認為第三人從被保險人處取得權利的同時也承受被保險人在合同中受到的限制。即第三人不能趨利避害（pickouttheplumsandleavetheduffbehind）。第三人所獲得的是被保險人基于合同產生的一般權利，而非優于被保險人的特殊權利。保險人對于第三人享有不少于保險合同約定的權利，并承擔不多于保險合同約定的責任。這意味著，如果被保險人有虛偽陳述、違反如實告知義務而隱匿事實或者違反擔保等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人可援引的抗辯事由，保險人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而不承擔保險責任.該種理解的結果在實踐上形成了附抗辯事由的直接請求權。該種附抗辯事由的直接請求權多適用于基于自愿的責任保險。該請求權依賴于被保險人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保險人得以對抗被保險人的請求權的任何事由，對抗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并非真正的法定權利，而是基于保險合同產生的權利。第三人在行使上述請求權時，如果被保險人有依據保險合同未履行相關義務而致使保險人得以拒賠或少賠的，保險人可以此作為抗辯拒絕向第三人賠償。例如，被保險人有未交保費的行為，或未故意隱瞞重大事實等情況，保險人均有權以此抗辯第三人提出的請求。當然，在此種情況下，第三人雖然不能從責任保險人處直接獲得賠償，但仍可以向被保險人即加害人主張自己的權利。
另一種被法國學者所普遍接受的法定權利說的主張為：受害人的請求權的行使要件和范圍，由法律和責任保險合同規定，屬于法定的權利。在該理論基礎之上發展的“原始取得說”則認為受害人在損害發生的同時，依據法律原始取得與被保險人當時所擁有的權利同等內容、完全獨立的權利。原始取得說為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取得做出了很好的解釋，同時也為責任保險體制之下另一種不附抗辯事由的直接請求權的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不附抗辯事由的請求權通常用于強制責任保險的場合，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為不附抗辯事由的直接請求權，保險人不得以對抗被保險人的請求權的事由，對抗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例如，在強制責任保險的情況下，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油污責任保險，當被保險人的行為損害第三人的利益時，只要符合保險事故約定的條件，屬于保險事故，則第三人可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時，保險人不得引用保險合同中對被保險人的許多抗辯事由對抗第三人。這一點，可以通過各國在強制責任保險制度中得到確認。不同的是，對保險人的限制各國規定不盡相同。之所以對強制責任保險要采用不附抗辯事由的請求權機制是因為強制保險具有很強的保護社會公眾利益的性質。為保障社會公眾利益得以實現，通過法律強制及在其實施過程中對保險人權利加以限制的形式，能夠最大限度的保障立法者的初衷的真正得以實現。但是，因保險人無權引用根據保險合同中對被保險人抗辯理由，無論被保險人對保險合同的履行程度，第三人都有權依法從保險人處獲得賠償，保險人的負擔必然加重，而且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因此，筆者建議：如果保險人根據保險合同因被保險人的行為本不應當承擔責任的卻因第三方依法提出直接請求而給予了賠償，則保險人有權就其額外做出的賠償向被保險人進行適當追償。唯此可平衡二者的利益和關系。
無論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保險人向第三人均可主張被保險人對第三方所主張的抗辯權。保險人的這一權利不以保險的性質是自愿還是強制為前提。例如，在交通或油污事故中，受害人一方的過錯使其應承擔的責任不應由加害方承擔的部分，保險人可以免責。這一點各國的理論和實踐幾乎沒有產生不同或爭議。在此，不再贅述。
三、如何處理保賠保險中“先付條款”（paytobepaid）與《海訴法》97條的沖突？
絕大多數的保賠保險合同條款或章程都將被保險人按規定交付全部保險費及先行將責任賠款支付給第三人為保險公司支付的先決條件。這一規定如果適用于第三人，則第三人根本無法實現第三人的直接請求權。“先付條款”因與1969年公約規定的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行使發生沖突而引起很大爭議，而英國法院幾個互相矛盾的判例又使得各方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在中國，作為保險合同的內容也罷，保賠保險的章程也罷，均屬于雙方的商定的內容，如果雙方約定的內容違法，該內容自然無效。我國作為1969年公約的參加國，該公約內容可以作為我國的法律組成部分，因此，保險條款中有與公約內容相抵觸的內容顯然是無效的。
通過對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利性質和理論基礎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出我國《海訴法》第97條所規定的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利的內容。正如前文所述的97條的實體法依據是1969年公約，而1969年公約的一個首要宗旨就是要求公約規定的船舶必須參加油污的責任保險。很顯然其是一種強制的責任保險。在這種強制責任保險機制之下，第三人行使的直接訴訟權利應當是一種不附抗辯事由的請求權。即第三人在行使請求權時不受保險合同中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能行使的抗辯權的影響。即第三人的直接訴訟權是一種獨立的法律賦予的權利，不受合同的約束。這是因為在強制保險制度下的立法初衷是保護受害方的利益，如果保險人動輒以被保險人未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為由拒絕第三方的賠償請求，則強制保險的意義即無法實現。因此，當我們按97條實現其權利時，應當首先確定第三人對保險公司的請求權所基于的實體法的基礎，如果第三人的請求權來源于1969年公約，即強制責任保險，則我們主張第三人的請求權是一種不附抗辯事由的請求權，保險人不得援引保險合同中對抗被保險人事由向第三方主張拒賠。從這個角度來看，“先付條款”因為是合同約定的條款，不得被保險公司引用，這一沖突也很容易解決。
不容忽視的是我們文章開始的案例中油污損害并不是1969年公約調整之下的油污損害。雖然已獲得通過的2001年公約已將不屬于1969年公約調整的油污納入新公約調整，但該公約尚未生效，而我國何時加入尚不確定，故對于此類油污的強制責任保險尚不是法定的。因此，筆者建議：將不屬于強制保險范疇的第三人的請求權作為附抗辯事由的請求權處理，保險人有權依據保險合同中其對抗被保險人的相應的條款對抗第三人。這樣，既可以體現強制責任保險與非強制責任保險的差別，也有利于平衡社會公眾利益和保險人利益之間的關系。
四、關于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的其他問題
在第三人實現直接請求權的過程中，以上分析的僅僅是第三人必然面臨的幾個問題。除此之外，第三人還會遭遇來自實體和程序和其他問題，例如，因請求權基于兩個債權產生，而具體每個債權的具體情況可能不同，保險合同中或條款中的哪些抗辯事由不能被保險人引用，哪些又可以引用？這都需要有明確的標準和依據才能在實踐中可操作。而上文中的思考僅停留在表面，尚待考證和進一步進行探索。直到建立一整套相應的第三人實現直接請求權的法律制度，以填補我國在此項領域中的法律空白。這不僅是國際公約的需要，也是我們所從事的保險業的需要。
此外，在程序上還涉及到管轄的問題。我國法律尚沒有對此進行明確規定。根據我國民訴法的一般原則，被告所在地應當是選擇之一。筆者認為：本文開始提及的案件中，由于油污責任的保險是國內某保險公司承保，則以被告（即保險公司）所在地作為管轄地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五、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責任保險在我國開展的歷史比較短，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幾乎剛剛開始，而早被各國普遍采用的汽車保險中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在我國只有部分地區實行強制保險。而油污的強制責任保險應當說是我國強制責任保險的先趨。但船舶引起油污損害的受人直接訴訟保險人制度在我國仍亟需完善。特別需要解決的是目前處于法律真空狀態下的1969年公約之外的非油輪的非燃油的污染應如何適用的問題。筆者建議：應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先行對《海訴法》第97條進行解釋，將其擴大適用上述1969年公約之外的油污損害。與此同時，我國應當借此機會將責任保險情況下受害人直接向保險人的請求權加以明確，并區分不同責任保險項下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間對抗辯權的行使所應受到的不同的限制，并對上述權利的實現的法律程序問題通過程序法進一步完善，以期最大限度的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同時又能使公眾利益與保險人的利益達到一種平衡。
六、司法解釋建議案
建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海訴法》第97條的含義做進一步的解釋如下：
《海訴法》第97條中，如果被直接的保險人承保的保險系造成油污的船舶依照有關法律參加的強制保險，保險人在訴訟中除相關法律可以引用的抗辯權之外，不得以其在保險合同項下其他對被保險人的抗辯事由對抗油污的受害人。如果被直接的保險人承保的保險系造成油污的船舶所有人依自愿原則參加的保險，保險人在訴訟中有權依據保險合同中其對抗被保險人的相應條款對抗提訟的油污受害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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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強保賠協會的“先付條款”與第三人的直接訴訟-在英國法的背景下第3頁來自涉外海事仲裁網
3.鄒海林《責任保險論》第246頁
4.鄒海林《責任保險論》P244
5.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之所以未采用“投保人”這一概念是因為英國海上保險市場中保險經紀人制度非常完善，保險合同通常由保險經紀人直接與保險人訂立。
論文提要：隨著社會 經濟 的 發展 、科技的進步和人們風險意識的提高，保險作為一種經濟保障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中，人壽保險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如何選擇適當的人壽保險營銷渠道，已成為推動
人壽保險是以人的生命為保險標的，以人的生死為保險事件，當發生保險事件時，保險人履行保險金責任的一種保險。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壽保險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傳統的營銷渠道模式正在被打破，新的渠道模式正向更深、更廣的領域延伸。如何選擇適當的人壽保險營銷渠道已成為推動
四、保險超市
所謂“保險超市”，就是指能夠兼容優良品質和寬廣適應性為一體的各類保險產品的薈萃場所。保險超市不是單獨為哪一家保險公司服務的，而是盡量為所有保險公司的代表進場提供服務，從而體現保險超市公正、公平的商業形象。與一般超市不同的是保險超市的商品是保險單，是抽象的商品，必須有公司的資深業務代表進場提供講解服務。消費者進入“保險超市”就如同進入超市商場，可以隨心所欲地挑選與購買所需要的保險產品，并且可以享受到資深業務代表提供的專業化產品信息、保險理財、保險理賠等相關咨詢以及保單簽訂服務。“保險超市”的優勢主要在于：保險公司通過保險超市渠道可以節約銷售成本，并且接觸到大量的潛在客戶群；能夠通過資深業務代表的服務，提高保險業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增強消費者對保險公司的信賴程度；通過統一的保險相關知識的宣傳，增強消費者的保險意識；消費者可以在保險超內受到“一站式”的、人性化的保險服務，投保更加方便，服務更加全面。為各家保險公司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理的場所，有利于促使保險公司更加注重服務，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
五、營銷渠道多樣化
未成年人保險與成年人保險在很多方面都應當有差異，但是各國立法往往很少注意到這一點，本文擬就以下七點展開論述：作為被保險人之未成年人的過錯、作為受益人之未成年人的權利行使、未成年人保險合同之轉讓、未成年人保險合同之質押、引入人壽保險信托、構建保險監察人、應運而生的學生險。
關鍵詞：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險、特殊保護、若干
未成年人（minor）是指生理，智力尚未發育成熟的人，在我國指未滿18周歲的公民。成年與否本是人生理上現象，是人成長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將其用于，則具有重要法律意義，表現在通常以成年與否判斷某法律行為之效力。如此規定之目的重要者莫過于保護未成年人之利益，免其遭不測之損害。而判斷是否成年，多數國家皆以年齡為準，但具體年齡的確定未必相同，有十八歲者，亦有二十歲者，而以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歲為標準者也不乏有之。*1此種差異多因各國具體國情不同而產生，但隨著之進步與狀況之改善，即使同一國家，其所據以判斷之年齡標準亦會發生變化，此不多言。在保險法上，未成年人作為一種特殊主體，多數國家保險法皆對其有特殊規定，其大抵相同者不外乎對為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為保險金給付條件的人身保險予以嚴格限制。但本文認為，保險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對未成年人之特殊規定不應僅限于此，當有更廣泛的領域涉及。
一、作為被保險人之未成年人的過錯
被保險人是保險合同之關系人而非當事人，因此一適格被保險人當無行為能力上的要求，未成年人一般均可為被保險人當屬無疑。然值得討論的是，作為意思能力尚欠完善的未成年人，因其故意行為所導致的保險事故發生究會產生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呢？各國家立法多規定，因被保險人、投保人之故意行為導致保險事故發生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眾所皆知，這樣規定的目的乃在于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如果不對道德危險予以遏制，保險法將難以實現其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補償制度之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的功能。*2正因為這樣，保險法所承保的危險“乃指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此危險之發生須可能且未發生”。*3這樣，就將誘發道德危險發生的故意行為排除于保險事故之外。可是我們必須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民法上所講之故意或過失乃是對一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而言，沒有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由于其意思能力欠缺，其故意與過失與否并無法律上的意義，其行為之法律效果通常是由其造成的事實結果所決定，而與其故意或過失與否不相干。因此，對于未成年人之行為，一般不存在過錯問題，更談不上故意了。將未成年人之故意行為類同與不可抗力等事故亦無不可。而保險法上之道德危險則必須為當事人之故意行為所致，沒有過錯或僅有過失，均不會造成道德危險的發生。由此可知，未成年人，一般是不會造成道德危險發生的，即使其行為確屬“故意”，但此“故意”并不屬民法上所謂之故意，換言之，未成年人之“故意”于此并無法律上的意義。因此，對于作為被保險人之未成年人之“故意”行為造成保險事故發生的，保險人仍應當負賠償責任，但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應區別對待，對于前者行為之損害，
保險人應當負全部責任，而對于后者，由于其已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因此，保險人應當承擔損失之一部分方為合理，另一部分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當然，如果未年人之行為是在別人教唆下為之，則損害應被視為由教唆者造成，保險人在賠償后，可以向教唆者追償。同樣道理，如果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或組成人員是未成年人，其故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的，保險人不僅要承擔賠償責任，而且不得向該未成年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如果作為被保險人的未成年人于保險期間自殺的，當也不受自殺條款的約束，其理由與前同。
我國保險法關于未成年作為被保險人的特殊規定主要體現在第55條和第56條。第55條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前款規定限制，但死亡保險金額總和不得超過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限額。第56條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合同無效。……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第一款限制。此兩條規定存在的缺陷有三：其一、如果未成年人父母雙亡或不能行使監護權，按上述規定，其他監護人將不能為未成年人投保此種險，這種規定顯然不合理；其二、按上述規定，即便是經過父母的同意，其他對未成年人有保險利益的人也不能為該未成年人投保此種險，這種限制是否有必要也值得商榷；其三、應當補充規定，如果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為其投保非死亡保險，除了須經過其監護人同意外，還須經過其本人同意方妥。
二、 作為受益人之未成年人的權利行使
作為受益人的未成年人如果故意造成保險事故的發生，其合理的處理方式亦如上同，即排除其道德危險之定性。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關注：其一是未成年人作為受益人是否需要經過其監護人的同意；其二是作為受益人的未成年人應如何行使其受益權。對于前一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考慮的便是保險合同對于受益人而言究竟是不是純獲利益的合同，如果是，按各國立法規定，未成年人即可不經其監護人同意而成為受益人，如果不是，則需要經過其監護人的同意或由其監護人追認。我國保險法第21條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因此，一般來說，對受益人而言，保險合同便是一種純獲利益的合同，受益人除了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以外，并不負擔其他積極作為的義務。按照民法原理，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若確立某未成年人為受益人便無須其監護人的同意，各國立法基于此甚至規定無需經其本人同意亦可確定其為受益人，而不管被確立為受益人者成年與否。對于未成年受益人如何行使其受益權，首先應該明白的是，行使受益權的行為是法律行為而非事實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行為人必須具有行為能力，因為上述同樣的道理，行使受益權對未成年人而言是純獲利益的，因此原則上，作為受益人的未成年人可以自己獨立行使請求保險金的權利，而無須由其監護人或經其同意，或經其追認。而我國合同法第47條只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訂立純獲利益合同，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則不置可否，已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4但未成年人可以獨立行使受益權是單純從上而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如前所述，由于請求保險金給付涉及許多程序上的問題，讓未成年人去辦會產生許多困難，因此，“在實務處理上，為了慎重及避免將來發生糾紛，無論未成年人之年齡知識程度，一般均須由法定人協同辦理，亦即經其允許后始得辦理。此不但國內如此，即在國外亦莫不如此。”*5因此，保險法若在此點上作出有別于民法之特殊規定，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三、未成年人保險合同之轉讓
我國保險法第56條是關于保險合同轉讓與質押的規定：依照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所簽發的保險單，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或質押。（全文參見上文引述）此條規定存在的問題是：該條第三款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險不受第一款規定的限制，那么受不受第二款規定的限制呢？或者說為未成年人投保的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根本就不允許轉讓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解釋何為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人身保險合同的轉讓是指合同主體一方將其合同權利或合同義務，或者合同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僅指投保人和保險人轉讓保險合同，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是不能轉讓的。保險事故發生后，由于受益人（沒有受益人或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沒有其他受益人的，則指被保險人的繼承人）享有對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的權利，而投保人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權利，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受益人可以轉讓人身保險合同，而投保人不得轉讓。*6由于保險事故發生后未成年人已死亡，已談不上對其進行特殊保護的問題，因此其合同權利義務的轉讓可以按一般合同的轉讓來處理，此不贅述。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保險人轉讓保險合同通常只在特殊的情形下才可能發生，且有法定的條件和程序，在此亦不多述。作為投保人之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轉讓保險合同，在一般情況下很難說對未成年人不利，況且如果原投保人死亡或喪失繼續交納保險費的能力，若不允許其轉讓，則保險合同可能終止，對未成年人有保險利益的人便都喪失了獲得補償的機會。*7因此，不應當禁止此類保險合同的轉讓。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轉讓此類合同是否須經過未成年人的同意，視具體情況而定，對于沒有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于其沒有意思能力，因而沒有必要經過其同意，而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于其已有一定的意思能力，以經過其同意為妥。特別是如果在其對保險合同的轉讓有自己的看法時，若絲毫不顧及其個人意見而強行轉讓，將是對其人格的不尊重，不妥之處顯而易見。那么，除了死亡保險以外的其他人身保險，是否可不經過被保險人同意而轉讓呢？保險法對此沒有規定，筆者以為，雖然死亡保險和非死亡之人身保險之受益人可能不一樣，但對被保險人之人格的尊重是沒有差別的，因此處理上應與死亡保險同。保險法第106條規定，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即死亡保險和生存保險及兩全保險都須經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方可轉讓，但沒有包括人壽保險以外其他人身保險。
四、 未成年人保險合同之質押
人身保險合同之保險單能否成為擔保物權的標的，要看保險單本身是否具有現金價值，是否為有價證券。財產保險之保險單持有人只有在保險事故發生后才能取得對保險人的保險金請求權，所以此類保險單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很難說具有什么金錢價值，因而財產保險單本身不能用來設立擔保。于人身保險特別是人壽保險則不同，投保人交滿一定期限的保險費后，如果合同期限屆滿前解除或因其他原因終止，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險人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因此，人壽保險單所具有的這種確定的價值和有價證券特征，使其具備作為擔保標的的條件。*8設立質押后，如果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債權人可以自己的名義，向保險人提交質押合同和保險單以解除保險合同，以退保金實現自己的債權。那么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乃至于監護人為未成年之被監護人所投保之人身保險能否質押呢？筆者以為，以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之人身保險合同，如果是死亡保險可以設質，而對于死亡保險以外的其他人身保險，原則上不能設質，這是因為前者與未成年人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其主要是為未成年人的利害關系人之利益而設。而后者則否，當未成年人受到意外傷害或生病，保險賠償對其無疑具有重大意義，而如果允許此類保險設質，則可能由于債權人以保險單現金價值實現其債權而使未成年人喪失該保險保障，對其成長是不利的。因此，出于對未成年人之特殊保護的需要，此類保險應禁止設質。對于允許設質的人壽保險，若被保險人是未成年人，處理方式與轉讓相同，即若被保險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不經其同意，徑直設質；而如果被保險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則應當征得其同意方可設質，其道理亦與轉讓相同，這些都可認為是對未成年人之人文關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保險單的質押只能存在于保險事故發生之前，因為保險事故發生后，投保人一般不享有任何權利，而受益人雖然取得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但由于保險理賠需要及時迅速，不可能再將此權利設質，而等待債權人債權實現后再行使此請求權。另須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這里所說的可以質押的人身保險通常指具有儲蓄性質的人壽保險，而對于一般的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由于其現金價值相對較少，故通常不宜設質。當然，除此之外，某些特殊險種亦可設質，比如婚嫁保險等，雖然此類保險亦與未成年人有密切利害關系，但由于其并不涉及未成年人之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等問題，因此應區別對待。
五、 引入人壽保險信托
很多時候，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險，但由于各種原因，自己不能親自按期交納保險費，有時父母為其自己投保以其未成年子女為受益人的人身保險（特別是死亡保險），卻擔心由于其子女年齡太小而不能領取并合理使用保險賠償金等等。上述兩種情形通過訂立人壽保險信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
人壽保險信托（life insurance trust）亦稱為保險信托，乃是委托人（即依賴信托之保險契約人）基于人壽保險契約有保險金受領權利，亦即以人壽保險債權向受托公司信托，委托人指定受托公司為保險金受領人（即人壽保險契約締結之同時亦設定人壽保險信托之情形），或變更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受托人（即以現有人壽保險契約設定保險信托之情形），期滿或保險事故發生時，由受托人管理運用或交付之。*9保險信托乃保險制度與信托制度相結合的產物，信托所具有的所有權與利益分立，信托財產獨立等特點，使得其成為英美法中調整民商事關系的一項不可替代的制度。信托與保險的結合，使人們能從保險中過得信托所帶來的種種便利，從而擴展了保險與信托之功能，而其中以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人壽保險若與信托結合運用，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將會更加周全。比如上文所舉二例，如果父母為自己投保以其未成年子女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由于會擔心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其子女因年幼沒有能力領取和使用保險賠償金，便可以在訂定人壽保險合同時，同時設定人壽保險信托，也可以就既存之人壽保險合同設定人壽保險信托，將信托公司設定為保險合同時受益人，而將其子女設定為信托合同之受益人，這樣就可以在保險事故發生后，由信托公司代為領取保險賠償金及處理賠償過程中的相關事宜，并可以在其子女成年之前，為其子女利益管理，處分保險賠償金。這樣便可以避免其子女對保險賠償金的揮霍浪費、處分不當，甚至于可以避免其子女因侵權而被要求以此賠償金承擔民事責任。可以說真正做到了專款專用。至于可否由信托公司代為交納保險費，則看當事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信托是附基金之人壽保險信托還是不附基金之人壽保險信托。此處所謂基金指作為應支付予保險公司之保險費來源之基本財產。所謂附基金之人壽保險信托，系于人壽保險信托設立之同時，將基金信托與信托公司作為支付保險費之財源，使信托公司將此種財源所生之收益作為給付保險費之財源或基金。所謂不附基金之人壽保險信托，系指委托人于設定信托時，不將支付保險費之財源信托與信托公司，而由委托人（要保人）于受保險費支付之請求時，自行支付。*10可以看出，附基金之保險信托解決了父母因故不能按期交納保險費所帶來的不便（如出國或疾病纏身等），而這一點，即使是在非人壽保險的其他人身保險中也是可以適用的，因此，人壽保險信托擴張至人身保險信托亦非不可。
六、 構建保險監察人
作為弱勢群體之一部分，盡管相關給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照顧，但仍于許多情形下，其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單就保險而言，若是以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人身保險，如何防范道德危險的發生，以維護未成年人之人身利益，便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未成年人由于自身意思能力、辨別事物的能力尚不成熟，很容易被利害關系人傷害，雖然保險法及相關法律就此作出了若干保障措施，如故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傷害被保險人的，受益人喪失受益權等，但這些規定僅僅是一種事后救濟，在事發之前卻不能有效地制止和預防。如果能將道德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無疑會更具意義。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筆者擬借鑒信托監察人制度，創設保險監察人制度。在信托法中，信托監察人行使保全受益權的權限，以保護受益人的利益。*11為達這一目的，在信托事務的處理過程中，信托監察人享有監督受托人妥善管理信托財產的權利。仿效這一做法，在保險實務中，如果設立保險監察人，則于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為未成年人時，對相關利害關系人予以有效的監督，防止有對未成年人不利的事故發生，無疑對未成年人又多了一層保障。監督的對象可為投保人、保險人、人壽保險信托中之受托人或與未成年人又利害沖突的其他人。此處與信托監察人的區別是，前者保護的對象包括保險受益和被保險人，而后者保護的對象只有信托受益人。對于保險監察人之人選，宜由對未成年人之利害關系人較熟悉者擔任，這樣才可能進行有效的監督。至于保險監察人的選任、辭任和解任，可以參照信托法的處理，如信托法第52條第1款規定：法院得因利害關系人或檢察官之申請，選任一人或數人為信托監察人。第57條規定：信托監察人有正當事由時，得經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許可辭任。第58條規定：信托監察人怠于執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之；法院亦得因利害關系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將其解任。當然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是，保險監察人之報酬給付問題，這一點是否也可以仿效信托法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多說國家信托法規定，信托監察人的報酬給付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由信托財產中支付。對于保險監察人人而言，是否可以從保險賠償金中支付呢，筆者以為不妥，因為保險賠償金只能在保險事故發生后才會支付給受益人，這樣，保險監察人只能于保險事故發生后才能領取報酬，這對其是很不安全很不公平的，如果保險事故在保險期間沒有發生，則其報酬就更沒有著落，因此，筆者認為，其報酬給付由投保人和國家分擔較為合理，或由國家設立專項基金來解決，以體現國家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當然，對于監察人之具體的權利義務，自應仔細斟酌方可確定。另外，對保險監察人和保險監督機關的功能職責也要嚴加區分，不可混淆。
七、 應運而生的學生險
未成年學生在校期間受到傷害或造成他人傷害，學校究竟應該負什么樣的責任，一直是法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其爭論的焦點主要為：1、未成年學生與學校之間是行政管理關系，還是民事契約關系；2、若是民事契約關系，則屬一般的委托管理，還是屬具體的監護轉移；3、學校若承擔責任，則其性質是嚴格責任，還是過錯責任。而上述爭論集中到一點，便是未成年學生在學校期間受到傷害或造成他人傷害有誰來承擔責任的問題，是由學校承擔，還是由未成年學生之監護人承擔，或者被害人也要承擔一部分。確定具體的責任主體，因各國立法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結果，就我國立法來看，相關規定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民法通則的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0條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適當給予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6條規定：學校不得使未成年學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學設施中活動。第17條：學校和幼兒園安排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參見集會、文化娛樂、實踐等集體活動，應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防止發生人身安全事故。上述規定殘缺不全，語言含糊，造成適用上的困難。如在民通《意見》第160條沒有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于此情形下應如何處理；所謂“適當賠償”又應當如何理解。而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6、17條的規定明顯范圍過窄，很多情形皆無法納入其中。拋開這些具體的法律規定不談，若直接按一般法理判斷，究竟由誰承擔更為合適合理呢？首先，由于未成年人在學校期間，已脫離了監護人的監護，即監護人此時根本無法履行監護職責，因此，若由監護人承擔責任，顯然不合理。當然有些情況例外，比如監護人發現未成年人行為異常而不聞不問，致使其在學校期間發生事故等。其次，未成年學生在學校期間受到的損害或造成的損害，是不是全部都由學校承擔責任呢？應當視具體情況而定。若學校有管理過失，學校理應賠償，而在學校沒有管理過失的情況下，讓學校承擔賠償責任便有些不當，因為讓學校對自己的過錯承擔責任，可以督促其加強和改善對學生的教育和管理；而讓其對自己沒有過錯而發生的事故也承擔責任，則無疑會加重學校的負擔，使得本來就緊缺的教育資源更加雪上加霜，從而危及學校教育水平的整體。但若于此情形，沒有責任主體，對被害人就很不公平，為了衡平各方的利益，筆者以為，對于未成年學生在校期間所受到的傷害或造成他人的財產和人身的損害，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然后由保險公司向相關責任人追償。此種學生險的設立對于時有發生的學生在校傷害案件糾紛的解決必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關于保險費的交納，建議由監護人和國家共同負擔為妥。 注釋：
*1李雙元 溫世陽：《比較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 第100頁。
*2王寶樹：《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555頁。
*3江朝國：《保險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年，第21頁。
*4見余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 第187頁。
*5謝敏雄：《未成年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上之問題》，載于林永榮主編之《商事法論文集》（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 第425頁。
*6參見：許崇苗 李利：《保險合同法理論于實務》，法律出版社，2002年， 第494－497頁。
*7保險法在對未成年人進行保護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對相關利害關系人的保護。以往，為規避道德風險，保監會對未成年人的保險身故責任最高限額規定是5萬元。2002年4月，中國保監會針對市場情況，對相關規定進行了調整，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城市的最高限額提高到10萬元。臺灣有關部門已宣布從2003年元月1日開始，未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心神喪失等被保險人的喪葬費，將由過去100萬元調高為200萬元。對與未成年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之利益的重視顯而易見。
*8見：許崇苗 李利：：《保險合同法理論于實務》，法律出版社，2002年， 第498－499頁。
*9秀菊：《人壽保險信托所生法律問題及其適用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55頁。
傳統的精算定價方法假定死亡率是靜態的，實際上死亡率是隨時間而變動的具有動態不確定性的變量。例如，2006 年 1 月 1 日頒布實施的《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 2000 年 ～2003 年) 》( 簡稱: CL( 2000 年 ～2003 年) ) 與《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 1990 年 ～ 1993 年) 》( 簡稱: CL( 1990 年 ～ 1993 年) ) 相比: 新生命表下養老金業務表零歲余命男性為 79． 7 歲，較 CL( 1990 年 ～1993 年) 生命表改善 4． 8 歲，女性零歲余命為83． 7 歲，較 CL( 1990 年 ～ 1993 年) 生命表改善了 4． 7 歲( 魏迎寧，2006) 。可以看出，十年間中國人壽保險業養老金業務投保人群的死亡率出現了明顯改善，具有動態性。從總體上看，死亡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且變動具有動態不確定性，由此產生了一類風險———長壽風險。依 MacMinn，Brockett 和 Blake( 2006) 、Stallard( 2006) 的定義，長壽風險是指個人或總體人群未來的平均實際壽命高于預期壽命產生的風險。可以從個體和整體兩個層面來定義長壽風險: 個體長壽風險( Individual Longevity Risk) 是指個人在其生存年限內的花費超過了自身所積累的財富，此類風險可通過參加相關養老保險進行管理; 總體人群的長壽風險稱為聚合長壽風險( AggregateLongevity Risk) ，是指一個群體的平均生存年限超過了預期的年限，該風險是無法根據大數法則進行分散的系統性風險( Milevsky，Promislow，Young，2006; Cairans，Blake 和 Dowd，2006 ) ，無論是人壽保險公司的年金業務、企業的養老金計劃還是政府的社會養老保險計劃，均承擔著聚合長壽風險。如無特別說明，下文中的長壽風險均指聚合長壽風險。目前長壽風險的相關研究已成為國際上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在該領域的權威學術期刊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于2006 年第4 期專刊發表多篇長壽風險研究的論文。
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長壽風險已成為中國政府、企業和個人所面臨的一種日益嚴重的社會風險。對于中國人壽保險業而言，與 CL( 1990 ～1993) 相比，基于 CL( 2000 ～2003) 生命表的養老金業務投保人群的死亡率改善導致個人年金的躉繳純保費相對上升幅度超過了 10%( 祝偉，陳秉正，2008) ，這一數據是依據傳統的精算定價得出的，未考慮死亡率的動態變化，因此未能充分反映長壽風險的影響。本文由此出發，在預測養老金業務投保人群未來死亡率的基礎上，計算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的變動，給出動態死亡率下中國人壽保險業個人年金的定價; 在對死亡率變動進行合理假設下，運用風險溢價因子度量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并運用模擬方法分析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支付的影響。長壽風險源于未來死亡率的非預期改善( 即未來的實際死亡率低于預期死亡率) ，具體而言，該風險來源于兩個方面: 精算定價的死亡率假設與投保人群未來死亡率的平均值的偏差、未來死亡率圍繞平均值的波動，因此對于未來死亡率變動的預測就成為長壽風險分析的基礎。近年來死亡率預測模型的研究取得很大進展( Wong-fupuy 和Haberman，2004; Pitacco，2004) ，其中，Lee and Carter( 1992) 基于美國死亡率數據提出的 Lee-Carter 模型具有模型簡潔、對死亡率變動擬合較好、與官方預測相比其預測效果更好且可以對預測的不確定性進行分析等優點，成為死亡率預測模型研究的熱點之一( Lee，2000; Lee and Miller，2001) ，并且 Lee-Carter 模型的死亡率指標的預測結果被美國統計局作為美國人口死亡率長期預測的一個基準( Hollmann，Mulder and Kallan，2000) 。國內有關人口死亡率預測的研究目前還較少，盧仿先和尹莎( 2005) 針對1986 年 ～2002 年中國分性別人口的死亡率數據( 其中1987 年 ～1988 年、1991 年 ～1993 年和 2000 年數據缺失) ，運用 Lee-Carter 模型對中國人口死亡率進行估計和預測，并將預測結果與中國統計局的預測結果和實際結果進行了比較，說明 Lee-Carter 模型的預測結果較優。本文將運用該模型對養老金業務投保人群的未來死亡率進行預測。在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測度方面，由于長壽風險是系統性風險，長壽風險的承擔者( 本文假定為年金保險人) 要求包含風險溢價的回報。CAPM 模型的風險溢價因子是描述系統性風險的良好指標，但 CAPM 模型是基于收益率隨機變量服從正態分布假設得出的( 同時假設風險承擔者是風險厭惡的)①，而死亡率隨機變量的分布不滿足上述假設，因此 CAPM 模型不適用于長壽風險的定價。Wang( 1996，2000) 提出了一種適用于金融和保險風險定價的統一方法—Wang 轉換方法，Wang( 2002) 證明在收益率隨機變量服從正態分布假設下 Wang 轉換的定價方法可以復制 CAPM 模型和 Black-Scholes 期權定價公式的結果，且其轉換系數相當于 CAPM 模型的風險溢價因子。Lin 和 Cox( 2005) 、Denuit，Devolder 和 Goderniaux( 2007) 等將 Wang 轉換的定價方法引入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測度，給出了長壽風險溢價和長壽風險衍生證券的定價，研究表明 Wang轉換的風險定價方法適用于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測度。余偉強( 2006) 首先對長壽風險及其證券化進行了介紹，但其并未進行實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將運用 Wang 轉換的風險定價方法定量描述個人年金的長壽風險，并運用模擬方法分析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的影響。
二、個人年金精算定價的死亡率假設及修正
投保年齡為 x 歲( x≤60) 、60 歲開始給付、每一生存年的給付額為 1 個單位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為: 式中60 + k － xpx= px× px + 1… × p60 + k － x － 1，w 為最大生存年齡，v 為折現率。在傳統的精算定價中假定死亡率指標 pi( i =0，1，…，w) 是靜態的: 不隨日歷年變動，而前文給出的中國人壽保險業新老經驗生命表的對比表明死亡率在不斷改善，是動態變化的，因此精算定價需要引入動態死亡率假設。目前，中國人壽保險業的生命表是靜態的，CL( 2000 ～2003) 表中的死亡率指標只考慮了年齡的影響，并未考慮日歷年變動所產生的影響。實際上，以 2006 年 1 月 1 日投保的個人年金產品的 x 歲投保人為例，該投保人當年的生存概率記為p2006x，其生存到 2007 年 1 月 1 日后在 2007 年的生存概率記為 p2007x + 1，這一概率不同于 2006 年 1 月 1 日 x + 1歲投保人的生存概率 p2006x + 1，當存在死亡率改善時，p2007x + 1會略大于 p2006x + 1，并且這一偏差反映出的長壽風險無法通過投保人數的增加加以分散，該風險為系統性風險。上述結果表明，靜態的死亡率假設與實際不符，當實際死亡率低于假設死亡率時就產生了長壽風險，保險人無法應用精算定價的基本原則—大數法則來分散該風險，因此保險人面臨系統性的長壽風險。
三、Lee-Carter 模型及死亡率預測
為更準確地計算個人年金的應收純保費，需要引入動態死亡率假設，這就需要對養老金業務投保群體的未來死亡率變動進行預測。在對死亡率變動與年齡、時間的相關性進行考察之后，Lee 和 Carter( 1992) 提出了一個相當簡潔的死亡率預測模型ln( ux，t) = ax+ βxkt+ εx，t( 2)式中 ux，t為中心死亡率，ax和 βx為依賴于年齡 x 的參數; kt反映了死亡率隨時間變動的趨勢; εx，t為隨機項，均值為 0 且標準差為 σε。由于有無數多組 ax、βx和 kt滿足式( 2) 的要求，為估計上述參數，Lee 和 Carter對 βx和 kt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即令Σxβx= 1、Σtkt= 0，可以得出 a^x=1TΣtlnux，t( T 為日歷年總數) 。由于公式右端無解釋變量，基于上述參數的標準化限制，Lee 和 Carter 運用奇異值矩陣分解方法得出唯一的 a^x、β^x和 k^t。由于目前僅有 2 張中國人壽保險業生命表 CL( 1990 ～1993) 和 CL( 2000 ～2003) ，對應的期中時間分別為 1992 年 1 月 1 日和 2002 年 1 月 1 日，記為時刻 t0和 t1，可將上述表中數據看作兩個日歷年時點數據，依Lee 和 Carter( 1992) 的計算方法可求得 Lee-Carter 模型參數的估計值 a^x、β^x如圖 1 表示。相應的估計值 k^t為: male: k^t 0= 21． 923 9，k^t 1= － 21． 923 9，female: k^t 0= 26． 211 5，k^t 1= － 26． 211 5。由于僅有兩個估計值，無法對 1992 年 ～2002 年期間的 k^t序列進行擬合，因此需要對包含上述兩個估計值的1992 年 ～2002 年期間的 k^t序列的變動做出假設。Lee 和 Carter( 1992) 對美國1900 年 ～1989 年死亡率變動估計得出的序列的最佳擬合模型為 ARIMA( 0，1，0) 模型，其后對日本、加拿大、法國和瑞典等國的死亡率變動的研究顯示，ARIMA( 0，1，0) 模型的擬合結果令人滿意( Lee and Miller，2001) ，因此運用 ARIMA( 0，1，0) 模型描述 1992 年 ～ 2002 年期間的 k^t序列，該模型為male: k^t= － 4． 384 8 + k^t － 1，female: k^t= － 5． 242 3 + k^t － 1( 3)運用上述模型求出 k^t的預測值，進一步可得 60 歲保障人群預期余命的預測值如圖 2 所示( 僅給出 2003年 ～2012 年的預測值) 。由圖 2 可以看出，未來養老金業務投保人群的預期余命明顯增加且女性的預期余命高于男性。60 歲男性投保人群的預期余命從1992 年的19． 7 歲增加到2002 年的22． 7 歲，由本文預測，將進一步增加到 2012 年的 25． 3 歲。60 歲女性投保人群的預期余命從 1992 年的 22． 2 歲增加到 2002 年的25． 4 歲，由本文預測，將進一步增加到 2012 年的 28． 1 歲。設隨機變量的分布函數為 F( x) ，生存函數 S( x) =1 － F( x) ，運用概率分布扭曲方法將該生存函數扭曲后得到S*( x) = g［S( x) ］ ( 4)式中扭曲函數 g( •) 滿足以下條件: g( 0) =0，g( 1) =1; g'( t) ＞0; g″( t) ＜0。Wang( 1996，2000) 將上述概率分布扭曲方法應用于金融和保險風險的定價，提出 Wang 轉換 ( WangTransform) 方法，對應的的函數形式為gλ( u) = Φ［Φ－ 1( u) － λ］ ( 5)式中，Φ( •) 為標準正態分布的分布函數，λ 為轉換系數，又稱為風險的市場價格，反映了系統性風險的水平。Wang( 2000，2002) 將 Wang 轉換與 CAPM 模型、Black － Scholes 期權定價公式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Wang 轉換可以復制 CAPM 模型和 Black － Scholes 期權定價公式的結果且轉換系數等價于 CAPM 模型的風險溢價系數( 即 Sharpe 比率) 。將 Wang 轉換應用于長壽風險定價，定義扭曲的生存概率為tp*x= gλ(tpx) = Φ［Φ－ 1(tpx) + λ］ ( 6)式中tpx表示 0 時刻 x 歲人口生存到時刻的概率。Lin 和 Cox( 2005) 、Denuit，Devolder 和 Goderniaux( 2007) 令 a*x與個人年金保費的市場價值相等，計算得出的風險轉換系數 λ 即為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
運用 Wang 轉換方法度量個人年金中蘊含的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依中國保監會《關于修訂精算規定中生命表使用有關事項的通知》( 保監發［2005］118 號) 的規定，保險公司在厘定保險費時，自行決定采用的預定死亡率; 法定責任準備金的評估死亡率采用 CL( 2000 年 ～2003 年) 所提供的數據。由上述規定，本文中個人年金產品的精算定價仍采用 CL( 2000 年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的死亡率數據，以 2006 年 1 月 1 日投保的個人年金產品為例計算該產品包含的長壽風險的溢價。記 CL( 2000 年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的條件生存概率為 pmarketx + k( k =0，1，…，105 － x; x =30，31，…，60) ，pmarketx + k為精算定價的死亡率假設; 記 Lee-Carter模型預測的條件生存概率為 prefx + k( k =0，1，…，105 － x; x =30，31，…，60) ，其中 prefx + k為 2007 年 x +1 歲人口的條件生存概率的預測值，prefx + 2為 2008 年 x +2 歲人口的條件生存概率的預測值，prefx + k包含了死亡率的動態改善的部分影響( 考慮到預測期間長度，本文選擇最小的 x =30) 。在預定利率的選擇上，一方面，依《關于調整壽險保單預定利率的緊急通知》( 保監發［1999］93 號) 規定: 壽險保單( 包括含預定利率因素的長期健康險保單) 的預定利率不超過年復利 2． 5%，因此本文假定保險業個人年金定價的預定利率為 2． 5% ; 另一方面，依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利率調整相關規定，現行金融機構 5 年期存款利率為 5． 80% ，金融機構 5 年期以上的貸款利率為 7． 83% ，但考慮到個人年金產品的保障期較長( 一般在 30 年以上) ，利率存在一定的波動，因此本文假定未來的保險資金的實際投資收益率為年復利 5% 。基于養老金業務表的死亡率數據 pmarketx + k( k = 0，1，…，105 － x; x = 30，31，…，60) ，依公式( 1) 可得相應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為 amarketx( 最大生存年齡 w = 105) ; 基于 Lee-Carter 模型預測的死亡率數據 prefx + k( k = 0，1，…，105 － x; x = 30，31，…，60) ，可得相應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為arefx，如圖 3 所示。圖 3 中，“market”表示基于 CL( 2000 年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死亡率數據計算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forcast”表示由 lee-Carter 模型預測的死亡率數據計算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基于 CL( 2000 年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和保守的利率假設計算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高于包含死亡率改善影響的各年齡不同性別投保人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上述保費差異反映了長壽風險的影響。在這里，計算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的市場價格所采用的利率 2． 5%為保險人在承擔長壽風險條件下所采用的包含風險溢價的利率( 實際上，這一利率也包含了利率風險溢價，這簡單起見，本文假設在依據預測的生存概率計算的躉繳純保費所使用的預定利率 5%中已包含了利率風險的影響，從而本文不再考慮利率風險的影響) 。依據金融經濟學相關理論，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的市場價格等價于采用無風險利率( 本文中為不包含長壽風險的利率) 和調整的生存概率計算的躉繳純保費，從而可以得到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本文運用 Wang 轉換方法對 arefx進行長壽風險的調整，使得風險調整的保費等于 amarketx，計算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 λ，公式為：式中 λx為歲投保人的個人年金的長壽風險市場價格，運用數值解法得出 55 歲至 60 歲投保人個人年金的長壽風險市場價格如表 1 所示。
從表 1 中可以得出:
1． 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 λx均為正數，反映出中國人壽保險業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的市場價格包含了保險人承擔長壽風險所要求的回報。
2． 女性投保人的長壽風險市場價格明顯高于男性，這一結果來自兩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女性投保人躉繳純保費的市場價格與依預測的生存概率計算的躉繳純保費的差距大于男性投保人; 第二，女性投保人的生存概率明顯高于男性投保人，由于正態分布函數的特性，即使男女性投保人對應的扭曲生存概率與原生存概率的差距相同時，女性投保人對應的 λx值也要大于男性投保人。
3． 伴隨投保年齡的下降，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明顯增加。這是由于: 投保年齡越小，利率的影響越大，為補償這一影響，調整的 λx值隨之變大。當投保年齡很小時，保守利率的影響變得很大，而生存概率有上限1，因此 λx值即使很大也不能滿足保費等價的要求( 例如，對于 54 歲的女性投保人，即使 λx趨向無窮大，得出的躉繳純保費仍低于市場純保費) ，這一事實似乎反映出概率調整的一類風險定價方法( 包括金融經濟學中經典的風險中性定價方法) 應用于長壽風險定價有其局限性。但實際上，面對包含保險人確定的包含風險溢價的保守利率 2． 5%，理性投保人將會推遲投保，其最優決策是在其退休時刻( 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本文假定退休時刻為年滿 60 歲) 進行投保，因此 Wang 轉換的風險定價方法仍是適用的。
四、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定價影響的分析
本文將以 60 歲投保的男性養老金業務群體的個人年金定價為例，運用模擬分析的方法進一步分析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支付的影響。記 CL( 1990 年 ～1993 年) 養老金業務表 x 中歲男性的條件生存概率為 p0x，CL( 2000 年 ～2003 年) 養老金業務表中 x 歲男性的條件生存概率為 p1x，存在滿足下式的 εp1x= ( ( p0x)1 － ε)10( 8)式中，ε 反映了各年齡人口年死亡率的改善，可以得出 ε 的樣本均值和方差的變動情況如表 2 所示。假定 ε 服從 beta 分布( Lin and Cox，2005) ，各年齡段死亡率改善的平均程度( 即各年齡段的 ε 值) 成比例關系且標準差與均值的比例關系也保持不變，用 ε 的隨機變動代表未預期到的死亡率改善( 即存在長壽風險) ，則可以得到當 60 歲以上的 ε 均值分別為 0． 01、0． 05、0． 10、0． 25、0． 50 時，未來的個人年金實際支付的現值的變動如表 3 所示( 模擬次數為 1 000 次) 。
從表 3 可以看出，伴隨 E( ε) 的增大，相對于不包含未預期死亡率改善的年金支付的現值( 60 歲男性人口的年金支付現值為 14． 9085) ，包含未預期死亡率改善的個人年金支付現值增大: 平均 5%的未預期死亡率改善將導致以年金支付現值的均值計算的純保費將增加 7%。將個人年金支付現值的 95%分位數作為在險值，得出當 E( ε) =0． 05 時包含未預期死亡率改善的個人年金支付現值的在險值相對于原年金支付現值增加了 0． 71%，該數值反映了未預期死亡率改善的波動對個人年金支付的額外影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數據的計算是基于名義投資收益率和個人年金的水平年支付進行的，因此生存年限越高的年金支付在計算中的重要性越低，實際上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個人年金的年支付應設計成水平遞增的，此時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的影響將會進一步增大。
五、結 論
基于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 CL( 1990 年 ～1993 年) 和 CL( 2000 年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的死亡率數據，在動態死亡率的分析框架下，給出中國人壽保險業養老金業務投保群體的死亡率預測，并分析了個人年金產品長壽風險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 依本文第三部分的計算，未來中國人壽保險業養老金業務投保群體的預期壽命將持續增加: 1992 年至 2012 年間 60 歲投保人群的預期余命平均 10 年增長 2． 5 歲以上。
2． 由于中國壽險業年金定價使用的預定利率相對保守，導致基于 CL( 2000 年 ～ 2003 年) 中養老金業務表計算的個人年金躉繳純保費包含了對死亡率改善導致的長壽風險的溢價回報( 長壽風險的市場價格均為正) ，這一結果表明在考慮了長壽風險的沖擊后中國壽險公司的年金業務仍然是贏利的。
3． 從模擬分析來看，長壽風險對個人年金純保費的支付有明顯影響: 對于 60 歲投保的男性，5% 的未預期死亡率改善將導致個人年金支付現值上升超過 7%。這一結果表明長壽風險對于保險公司年金業務的定價和準備金管理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上述結論的政策含義:
P鍵詞：應用型人才；人壽與健康保險；教學內容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05-0094-02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社會生活中，保險作為一種分散風險的工具，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自20世紀80年代保險業復業以來，我國保險業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尤其是2014年國務院頒布的“新國十條”，使保險業進入了歷史最好發展時期。在保險業飛躍發展的同時，保險專業人才培養也得到了高度重視，目前我國有近百所高校開設了保險專業，主要為保險行業培養學術型和技術、技能型兩類人才。
為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發展，2014年教育部明確提出要引導一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類高校轉型，唐山師范學院作為地方性本科院校，為了實現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無縫對接，唐山師范學院主動適應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將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性高水平應用型大學作為辦學目標。保險專業是唐山師范學院經濟管理系于2008年開設的本科專業，在學校向應用技術型院校轉型的背景下，保險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也應從培養理論型人才向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轉變，以滿足河北省保險行業對應用型、復合型保險人才的需要。
二、人壽與健康保險課程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1.課堂教學內容更新較慢。隨著我國保險行業不斷成熟完善以及國內金融環境的不斷改變，人壽與健康保險的相關法律條款、險種特點、資金運用方式、經營理念、監督管理方法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一些人壽與健康保險教材更新緩慢，不能將最新的資料、理論知識和國家相關政策融入于課本之中，使得教學內容時效性較差。比如一些人壽與健康保險教材中的有相關保險產品介紹的內容，隨著保險業務的不斷創新發展，保險新新險種不斷推出，但相關內容陳舊，導致學生不能及時了解現行市場上的新險種；再如一些人壽與健康保險教材在人壽與健康保險合同、人壽與健康保險主要險種、人壽與健康保險核保與理賠等幾章的內容中會列舉相關案例，但是由于案例比較陳舊，使得案例分析效果較差，不能有效提高學生運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教學內容與其他課程重合較多。唐山師范學院保險專業的專業課程體系主要包括專業基礎課程體系和專業核心課程體系，其中專業基礎課程體系中的保險學、專業核心課程體系中的保險法、保險企業經營原理在部分教學內容上與人壽與健康保險出現重合。如保險學中的保險基本原則、保險合同、人身保險概述、保險組織、保險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保險營銷管理、承保管理、理賠管理、投資管理、償付能力管理等章節與人壽與健康保險課程內容重復講解，任課教師之間缺乏統籌協調安排，課程內容交叉重合，不僅浪費授課學時，導致學生出勤率較低，也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3.實踐教學內容不夠充實。實踐教學是培養保險專業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目前唐山師范學院人壽與健康保險課程已開展了一系列實踐教學活動，主要包括開授人壽與健康保險實訓課程、壽險公司短期專業見習以及到壽險公司進行為期六個月的集中實習等。雖然實踐教學形式多種多樣，但是教學內容不夠充實，如人壽與健康保險實訓課程有十六學時，主要在實驗室完成，學生通過利用逸景人身保險實習實訓軟件來了解人壽與健康保險的投保、承保、理賠等流程，但是由于學校計算機硬件設備不夠完善，導致逸景人身保險實習實訓軟件不能及時更新，相應教學案例細節錯誤繁多、相似案例較多、實驗流程設計簡單、投保、承保和理賠等環節所填單據與壽險公司現行要求差距較大，多數學生僅僅為了迅速完成實驗而進行實驗，最后仍然對實驗流程及相關細節一知半解，實驗效果大打折扣；壽險公司短期專業見習方面，我院安排保險專業大二學生利用周末時間到生命人壽保險公司進行專業見習，但是見習內容主要是通過素質拓展訓練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而對保險具體業務流程很少涉及，蜻蜓點水式的專業見習難以提高保險專業學生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在專業集中實習方面，我院主要安排保險專業學生到壽險公司的電話營銷崗位進行實踐，通過半年的實踐學生可以掌握一定的壽險營銷技巧，但是對于壽險業務的其他流程如承保、理賠等環節目前尚未涉及。實踐教學主要側重于保險營銷技能的培養，而保險的其他業務流程鮮有涉及。
三、人壽與健康保險教學內容優化研究與設計
1.及時更新課堂教學內容。首先，教材選用方面，應重點突出時效性特點。在優先選用國家級、省部級重點規劃教材的同時，應遵循擇新原則，選用近三年出版或再版的教材。其次，教師教學方面，及時將人壽與健康保險的新知識融入課堂教學。教材總是具有一定滯后性，因此要求任課教師在課下做到充分備課，密切關注我國人壽與健康保險相關知識的變化情況。如在講授人壽與健康保險險種時，收集現行各家壽險公司推出的保險產品，讓學生了解目前市場上的人壽與健康保險產品特點；在保險案例分析中，教師應搜集近幾年發生的比較典型的人壽與健康保險訴訟案例，如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組織編寫的《保險訴訟典型案例年度報告》，截至2016年已出版了七輯，案例較新且有詳細的法院判決書及評析。通過與學生共同分享這些案例，可以使學生能夠了解到目前人壽與健康保險的典型案例糾紛及審判情況，有助于學生更深刻的掌握所學人壽與健康保險的理論知識，提高實踐技能。最后，教學方式上，積極邀請保險公司專業人員開設專題講座，分享他們在實踐中的經驗及教訓，如在講授保險核保與理賠環節時，可以邀請專業的核保和理賠人員，和學生分享核保與理賠過程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及注意事項，通過把壽險公司優秀員工引入課堂的方式，豐富人壽與健康保險教學內容，保證了壽險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關鍵詞：商業保險公司；社會醫療保險；管理模式
Abstract：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edical insurance is a development plan which is related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welfare and i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the target of universal medical insurance has been basically realized.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anies’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s for the next phase. Meanwhile，his development model is faced with some predicamen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anies’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management，management model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in typical areas，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omotion measures.
Key Words：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anies，social medical insurance，management model
中圖分類號：F840.6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1-0076-04
收稿日期：2013-10-15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審計科學與技術預研究課題（YSXKKT14）、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金融風險管理研究中心（蘇教社政[2010]9號）資助。
作者簡介：張杰（1984-），湖南湘潭人，助理研究員，經濟學碩士，南京審計學院金融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財務與金融創新。
一、我國商業保險公司與社會醫療保險的現狀
近年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改革開放的深入，建立并完善醫療保險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發展計劃，對于保障我國居民的生活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我國很多地區開始進行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管理的有關實踐，就現階段來看，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形成4種具有代表性的保險運作形式，包括湛江模式、新鄉模式、江陰模式以及廈門模式。
（一）湛江模式
為了提高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覆蓋率，2008年7月，湛江市政府文件，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新農合合并為“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在該種運作體系中，由政府與人保健康同時參與運作，這就基本實現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公務員的統一參保，覆蓋人群已經超過湛江市人口的85%。湛江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實施的是一種“個人繳費聯合政府補貼”的形式，其保險基金包括家庭賬戶和統籌賬戶兩個部分，統籌賬戶中部分支付業務由人保健康進行管理。其繳費的30%用于直接購買大額醫療補助保險，其余的70%則用于購買基本醫療保險。考慮到商業保險機制具有風險控制的特征，因此，其保險限額也提升至2萬元。根據湛江市參保檔次進行計算，居民每年只需要繳納20—50元的費用，社保局就可以提取其中的6—15元來購買人保健康的補充醫療保險。湛江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公共服務和行政效率水平，讓有限的醫療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應用，基本實現公司、社保部門、定點醫院之間的優勢互補，因此，湛江模式也是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管理模式的成功典范。
（二）新鄉模式
新鄉模式于2004年4月正式啟動，該種模式由新鄉政府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市政府設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小組，負責轄區內部醫療的宣傳、組織領導以及發動工作。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則負責基金的運營和管理，包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清單的審核、醫療專用賬卡的建立、支付手續的編審、補助的審核、基金的管理等，并為各個縣、市、鄉、鎮提供補助支付窗口，為居民提供相應的醫療保險服務。其運行模式為：政府出資委托保險公司負責醫療基金管理和支付的業務，保險公司則負責案件審核、理賠和支付服務。這種直接利用保險公司管理平臺和服務網點的模式降低了政府經營管理的成本，減輕了政府辦公機構的壓力，縮短了案件的審核時間，改善了結算工作流程，減輕了居民的負擔。該種模式已經得到了當地政府和居民的認可，截止到2012年底，新鄉市新農合參保率已經超過99%，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三）江陰模式
江陰模式最早源于2001年，在當時，江陰市政府就在全市范圍內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了一種政府推動、保險機構運作、行政部門監控、覆蓋城鄉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承保方為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江陰分公司，制度實施當年，參保覆蓋率已經超過85%。該種模式的運作思路為：商業保險公司與政府部門簽訂契約，其中，商業保險公司負責醫療保險業務的運營，政府部門則負責整個醫療基金的征收，并對醫療制度各個當事者進行規范和監管。實際上，這種制度的本質就是新型農村醫療商業保險公司的一種受托管理模式。該種模式的基金實行的是一種兩條線收支和管理的模式，保險公司可以充分地發揮出其專業優勢，對補償標準進行科學的測算，并成立業務管理中心，對整個基金的運作實施全面的領導。整個基金的運作模式實施的是一種“單獨立戶、封閉運作、專款專用”的形式，保險公司不享受基金收益，也不需要承擔基金風險，其管理費用也主要由財政支付。
就現階段來看，江陰模式參保對象已經擴大至外來務工人員，保障功能也由醫療保障全面擴大至健康保障，同時，保險公司也以農民的需求為出發點，實施門診補償和返還制度，完善了關于大病的補償制度。在這種模式下，保險公司的管理水平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硬件設施和軟件功能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居民滿意度得到有效的提高。
（四）廈門模式
廈門是全國范圍內首次實施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結合的醫療保障模式的城市。早在1997年，廈門市政府就出臺了《廈門市職工醫療保險試行規定》，商業保險部分由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廈門分公司承保。廈門模式的職工補充醫療保險以一種“集體參保”的模式實行，超出的部分由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承擔，保險公司則根據“社會化管理及商業化運作”的方式實施保障。具體的方式為：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廈門分公司負責商業補充保險部分，職工醫療保險中心為投保人，為居民參保，居民醫療花費在4萬元以內，由專項資金負責，超過4萬元以上則由商業保險公司支付90%、個人支付10%。實質上，廈門模式實行的是一種“征、管、監”三權分離的運作模式，保險資金由政府部門征收和籌集，在勞動部門、衛生局和社會保障局的監督下，保險公司為居民提供一種第三方的管理服務，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保險資金的利用效率。在近年來全民醫保工作的推進下，為了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保險公司也不斷地加強信息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目前，已經全面實行網上審核報銷流程，理賠時間也大幅縮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幾種典型商業保險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管理模式的比較
湛江模式、新鄉模式、江陰模式以及廈門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這幾種模式將政府和市場主體的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這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的成本、提高基金安全性，也能夠提高居民的滿意度，下面就綜合幾種模式的特征進行深入分析。
（一）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業務類別的劃分
1. 商業保險參與城鎮居民新農合醫療保險。在以上幾種模式之中，廈門模式的覆蓋面更加廣泛，而江陰模式與新鄉模式的運作效果更加顯著，這兩種模式的差別不大，均為政府主導監督和檢查，保險公司提供服務，在這兩種模式下，保險公司并不需要承擔虧損的風險。其實質就是由政府購買保險公司服務來實現為居民提供專業的一種過程，與傳統的模式相比，這種新型模式具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優勢。湛江模式即將居民醫療保險與新農合合并運行的模式，保險公司同時參與到整個運作過程中，這就實現了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公務員、城鎮職工統一參保的目標。湛江模式是繼廈門模式后又一個成功的運營模式。
2. 商業保險公司參與基本醫療和補充醫療保險。廈門模式與湛江模式是一種典型的通過基金管理進行運作的模式，兩者相比而言有一些不同。在廈門模式中，商業保險公司承擔補充醫療保險的業務，從1997年起，廈門市就在不同的居民中推廣了這種保險模式，到2012年底，廈門市城鎮職工、城鄉居民補充保險已經全部由平安保險廈門分公司承擔。在湛江模式中，已經建立了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大額醫療補助為輔的一種全民醫療保障體系，人保公司湛江分公司同時參與基本醫療和補充醫療保險的服務。
（二）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方式的劃分
1. 基金管理型。基金管理型也稱之為委托管理型，該種模式即政府將保險業務委托至保險公司，與保險公司簽訂協議，由保險公司為居民提供服務。在基金管理模式下，保險公司不需要承擔風險，只要按照政府部門的規定進行報銷、結算、審核即可，保險基金的透支風險和基金赤字均由政府承擔。新鄉模式、湛江模式均屬于基金管理型。
2. 保險合同型。保險合同型也稱之為社會再保險型，即政府使用籌集的資金為參保人投保的一種形式，在賠付比例、保險責任以及賠付限額協商完成后，政府與保險公司簽訂正式協議，保險公司即可按照協議規定為投保人提供服務，在這種模式下，基金的透支風險需要由保險公司自行承擔。江陰模式就是典型的保險合同型。
3. 混合型。混合型的方式是一種介于保險合同與基金管理方式之間的新型模式，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基金的運作，并收取一些費用，在這種模式下，基金的風險由保險公司和政府按照相應的比例進行分攤，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共同承擔基金的投資風險。廈門模式就是典型的混合型模式。
三、我國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機制的設計
結合國內外的經驗可以得出，使用保險合同合作形式承辦大病醫療補充保險，使用基金管理合作形式來承辦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是一種理想的保險機制。
（一）保險合同型承辦大病醫療補充保險
1. 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首先，為了全面推進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的模式，政府必須建立有效的競爭機制，同時要完善保險公司的準入和退出機制。良好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社會保險的發展，也能夠提升保險公司的危機感和競爭意識，這樣才能夠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此外，政府部門也要加強與保險公司的協商和溝通，明確好雙方的責任以及保費的數額，并劃分好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的具體保障范圍。在范圍的劃分方面，可以借鑒湛江模式和廈門模式，但是具體的金額則要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由政府部門和保險公司共同商定。在委托的過程中，政府要發揮主導地位，維護好參保的政策，保持好財政專戶管理體制。
2. 政府要為保險公司的承保做好后續的宣傳工作。如果保險公司只需要承擔大病醫療保險，政府可以為其提供專項服務窗口和工作人員；如果保險公司醫療保險基金，政府可以為其提供統一的辦公場所。同時，政府在平時的工作過程中也要幫助保險公司做好宣傳工作，幫助保險公司拓展業務。此外，政府還要建立一種信息管理披露制度，將商業保險的賬目公開，同時對醫療服務機構建立一種統一的測評標準，這樣既可提升保險的透明度，也能夠提高保險公司的服務質量。
3. 保險公司需要承擔的責任。在與政府進行合作的過程中，保險公司需要派出專業的服務人員辦理相關的業務，為居民答疑解惑，糾正醫療服務方的不法行為，同時也要發揮對醫療服務的定價權，選擇適宜的醫療服務機構。就現階段來看，我國醫療服務機構包括三級醫療機構、二級醫療機構和鄉鎮、社區醫療機構幾種，保險公司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與不同的醫療機構簽約，這樣就可以為居民提供一種優質便捷、價格合理的服務。
（二）基金管理模式參與城鄉醫療保險
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一種典型的福利事業，因此，該種保險不適宜由保險公司來承保，加上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具有強制性的特征，保險公司也難以達到這種要求，將基金管理模式應用在其中就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這種模式具體運行的注意事項包括：
1. 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在該種模式中，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競爭機制和保險公司準入、退出機制。目前我國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的保險公司數量很少，考慮到以后的發展，政府必須鼓勵更多的公司進入這一市場中，將選擇的權利交給居民。同時，政府也要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擬定好管理費用。
2. 保險公司需要承擔的責任。在基金管理模式中，保險公司僅需要負責支付和案件審核服務，在基金安全方面，保險公司需要進行詳細的測算，定期為醫療機構報告基金的變動情況，這樣就能夠幫助政府及時地調整相關的政策。
四、促進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管理配套政策研究
（一）保險公司參與的積極性
目前，國外發達國家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促進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但是我國相關的政策還不夠完善，為此，在下一階段可以制定如下的措施：
1. 采取稅收激勵政策。政府可以降低商業保險公司營業稅的稅率，對于承辦的社會保險部分可以免征營業稅，為了鼓勵企業為員工購買醫療保險，可以對企業采取稅費優惠的方式，提高企業主動參保的積極性，也能夠保證企業員工的福利。
2. 改進醫療費用支付模式。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多數地區仍然實行的是按項目付費的形式，雖然這種方式較為簡便，但是難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實際上，醫療費用支付的形式直接影響著合作模式下商業保險公司的收益，因此，在下一階段，必須要尋找出一種適宜的醫療費用支付模式。
（二）加強監管與扶持
1. 加強政府監管，進行科學考核。在下一階段，政府可以對保險公司實施一種績效考核的方式，通過定性和定量的指標進行監管，同時，根據指標數據對保險公司進行打分，根據考核的結果選擇是否與保險公司繼續合作。
2. 加強對保險公司的扶持。為了促進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提升保險公司的服務能力。此外，政府要促進保險公司之間的良性競爭，建立準入和退出機制，提高保險公司的保障水平。
3. 建立完善的績效評估體系。商業保險公司參與社會醫療保險會導致社會保險制度產生一定的變化，對基金管理也會產生一些影響，為了分析這些影響，需要將這些指標進行量化處理，這樣就能夠幫助政府部門及時地發現和解決商業保險參與社會醫療保險中存在的問題，并及時制定處理措施，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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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旅游保險是保險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紹了我國旅游保險的現狀，并分析了我國旅游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發展我國旅游保險的對策和建議。
一、我國旅游保險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而作為旅游業軟環境之一的旅游保險卻嚴重滯后于旅游業的發展，影響了旅游業的法制化、規范化，對旅游業的發展起到了消極作用。具體表現如下:
1、旅游保險的收入過低。2000年，我國旅游收入超過4000億元，而旅游保險的收入，以市場份額最高的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為例，也僅為5888萬元。由此推算，中國旅游保險的保費收入不足1億元， 僅占旅游收入的0. 025%。2001年，全國國內出游的人數7.84億人次，旅游收入5566億元，按每人購買10元的旅游保險計算，一年就該有70多億元巨額保費收入，而實際的保費收入卻只有這一數字的20%左右。2002年， 國內旅游收入為3878億元，國內旅游人數達8. 78億人次。如果以現行旅游保險較低價格10元推算，國內旅游保險費總收入可達87. 8億元.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旅游業收入近年來每年都以迅猛的勢頭增長，但是旅游保險的收入卻增長緩慢，與旅游業的發展不相協調， 旅游保險的發展還有很大潛力。
2、旅游意外保險險種少，產品單一。目前我國的旅游意外險險種主要有四大類:旅游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旅游意外傷害保險、住宿游客人身保險、旅游救助保險。其各自的內容見表1。這實際上是以普通的意外傷害保險來代替旅游保險，旅游保險的自身定位不清。這些險種無法涵蓋旅游中遇到的各種風險， 比如旅行中行李遺失、證件遺失、因行李及證件遺失而引起的額外的旅行及食宿費用、對他人的傷害及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賠償責任等。
3、開辦旅游意外保險業務的公司較少，且旅游保險業務得不到重視。我國的旅游保險有旅行社責任保險和旅游意外保險兩種，分別屬于財產險和壽險，由于我國法律規定財產險和壽險必須由不同的公司經營， 所以它們分屬于不同的保險公司。目前，國內只有三家比較大型的保險公司經營旅游意外保險業務，它們分別是太平洋保險公司、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二、我國旅游保險發展的制約因素
1、游客保險意識淡薄，投保積極性低，主要是因為游客的保險意識薄弱，僥幸心理強。這導致熱旅游、冷保險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認為，外出旅游就幾天的時間，根本不會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買保險，或者認為買保險不吉利。
2、保險公司對旅游保險業務不重視。由于旅游保險本身具有保險期限短、賠付率高而利潤低的特點，造成保險公司對開辦旅游保險業務的積極性不高，在旅游保險的宣傳、險種的設計開發、銷售方式的開拓創新方面都顯得不太重視。此外，就是保險公司對旅游風險的控制技術水平較低。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大多數的旅游意外險只針對旅行社團體進行銷售，而對于自助游的散客暫不承保。這是因為團體險可以使保險公司通過簡單的承保程序為大量具有相同風險因素的人提供保險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體素質、文化背景、旅行經歷、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 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為保險公司選擇承保對象帶來了一定的困難。(2)由于風險控制水平比較低，難以對旅游中存在的各種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險公司旅游意外險產品都將被保險人從事潛水、跳傘、滑翔、登山、攀巖、探險、狩獵、蹦極運動、武術比賽、摔跤比賽、搏擊、特技表演、賽馬、賽車作為責任免除條款，而這些風險系數較大的項目正是隨著野外生存游、生態游日益流行的今天， 旅游者們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險的險種存在問題。在旅行社責任險方面，它的費率是確定的，繳費實行一刀切。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如:旅游期限長短、風險大小、旅行社的經營情況而有所變化。由于旅游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價格戰，有些短線游的純利潤平均只有人均5元錢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規模較小的旅行社有時一年賺不到錢，甚至會是虧損。而旅行社責任險又是強制性保險，至少2 萬元的保費對于它們是一個不小的包袱。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買，可又沒錢買的尷尬境地。一些規模較大、收入較高的旅行社就比較愿意購買旅行社責任險，用以轉嫁自身的風險。另外，旅行社責任險的條款本身也還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動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因為這不屬于旅行社的責任。但在實際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責任還是游客的責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確定。而責任歸屬不明確，保險公司就可能拒賠。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險方面，險種不夠完善，覆蓋面較窄。
4、旅行社經營不規范。一是因為旅行社的經營還存在著不規范經營的因素。旅行社為了招攬更多的游客，常常會夸大旅行社責任險的保障范圍，當游客發生的事故屬于旅行社主觀擴大的保險責任范圍之外時，保險公司就會拒賠，這就容易引發法律糾紛，從而損害保險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應該在理賠中承擔及時提供相關證據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在這一點上，一些旅行社認識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賠不積極，直接導致了理賠難。
三、發展旅游保險的對策建議
1、加大旅游保險宣傳力度
旅游者對旅游保險的態度冷淡導致旅游保險市場需求方面的匱乏。針對這種狀況， 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及媒體要對游客或潛在的游客進行旅游保險的宣傳，既需要保險經營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又需要通過大量的風險事故來教育民眾， 加快旅游者消費心理的成熟， 強化其保險意識，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購買適合出行的保險，又熟悉一旦事故發生后理賠的程序。
2、加強保險公司服務功能。這主要指的是銷售服務和售后服務。第一、在銷售服務上，主要表現為旅游保險產品銷售渠道過窄。大力發展旅游保險，保險公司必須改善與拓寬其銷售的渠道。可以讓旅游保險產品上銀行柜臺。現在大多數保險公司都與國內銀行簽訂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多為銷售保險公司的分紅險與投連險。保險公司完全可以利用這種合作伙伴關系，讓銀行銷售相關的旅游保險產品。銀行網點眾多，銀行銷售旅游保險產品，既可以有效地節約保險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銀行辦理支付款項時，既可辦理旅游保險，同時還可以增加銀行的收入，實乃“三贏”之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要積極地發展網上投保業務，推進旅游保險產品的銷售。對于保險公司來說，網上投保可以有效地節省營銷和廣告成本，減少中介環節和由于利益驅動給保險公司和游客帶來的風險。24 小時全天候在線作業，可以使游客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投保。目前，國內各保險公司做出了積極的探索，特別是在網上投保方面，如購買了泰康人壽的“旅游救援保障計劃”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錄“泰康在線”填寫有關出游信息，公司就會根據客戶提供的E - mail 地址將電子保單及時發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險公司在2002 年9 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將保險產品的外在形態設計制作成為配有賬號和密碼的保險卡， 游客在出游前， 登錄平安“PA18”網站，填寫相關的信息。自助保險卡的最大特點是購買與消費相分離，即“平時購買，用時投保”。第二、在售后服務上，保險公司的核損、定損及理賠一定要及時。如果保險公司的這些售后服務跟不上，將會對游客造成損失。游客的出游時間較短，流動性較大。游客可能在一個地方投保而在另一個地方出險;甚至可能是在國內投保，而在國外出險。這些都為保險公司的核損、定損及理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個保險公司之間要加強合作，包括國內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國內保險公司與國外保險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網點優勢，快速核損、定損，及時理賠。
3. 加快旅游保險產品研發。現有的旅游保險險種遠不能滿足旅游者日益變化和增長的需求，只有產品對消費者具有吸引力， 才能從本質上改變供應者的尷尬境地，所以保險公司應在產品開發上下大力氣。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改善: ( 1)加大新險種的開發力度，將旅游保險服務延伸到吃、住、行、游、購各個環節，深化現有產品之間的互補性， 形成系統的旅游保險鏈， 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 2)擴大旅游意外險的承保范圍。保險公司要提高風險管理技術水平，對旅游險市場和旅游險條款進行細分，針對不同的群體，設計出不同的保單，盡可能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適的保單，并可以將自助游游客納入保障范圍，針對團體、散客以及公務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點設計不同的保險條款， 確定不同的費率， 加強風險防范。( 3)針對特定的旅游項目設計單項保障。像過去不提供保險保障的探險旅游、野外生態旅游、漂流、登山、峽谷旅游等，隨著人們旅游方式的轉變，現在此類項目已日漸流行， 旅游者們對此類項目的保險也是翹首期盼，保險公司可設計此類項目的相關保險，將過去不可承保的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 在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同時，也為保險公司帶來利潤。
4.發揮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職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在推進我國旅游保險發展中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切實加強對旅行社辦理旅行社責任險的監督與檢查，要將旅行社是否開辦旅行社責任險作為對其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如在向旅行社辦理經營許可證的時候、在進行旅行社業務年檢的時候，要對于沒有投保旅行社責任險的旅行社進行必要的懲罰，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辦理旅游保險的自覺性和積極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薦旅游意外險的責任和義務，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險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要盡快制定出一些關于旅游質量評判方面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在歸屬責任時更加明確，節約時間，節省人力物力。
參考文獻
[1] 崔連偉．對于發展我國旅游保險業的思考．旅游學刊．
[2] 李紅雨．對發展我國旅游保險業的思考．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