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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不明顯
近年來，國務院以改革試點的方式相繼審批成立了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區和福建海峽藍色經濟示范區，各試點地區都有相應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海南作為經濟特區，獲得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還有待加強，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在進行南海開發的特殊條件下，缺少相應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二是離島免稅政策實行3年多來，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可以進一步提高免稅額度，減少限制條件，擴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發揮海南海洋石油稅務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稅收與南海脫離的局面。
（二）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形式較為單一
當前針對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間接的稅收優惠較少，針對性不夠強。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應納稅額扣除、適用優惠稅率，企業所得稅的直接減免。雖然直接的稅收優惠對經營期限不長、投資規模較小的企業支持效果明顯，但是對經營周期長、投資規模大的企業支持助推作用就大為下降。因為直接的稅收優惠重點在于企業經營后的事后優惠，而事先對企業的鼓勵支持不明顯。例如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企業一投產就盈利的企業能夠立刻享受到所得稅政策優惠，但是非盈利企業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稅收優惠的尷尬境地。特別是發展海洋經濟，港口建設、大型造船業、海洋油氣業都是重大的設施項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資規模大、經營周期長的特點，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難以發揮政策效果。相對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間接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具體的會計處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穩定性。
（三）尚未構建出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來服務海洋產業發展
海洋產業是指對海洋的一系列研究、開發、利用活動的總和，目前海南重點發展的海洋產業主要是海洋漁業、海洋運輸業、海洋油氣業和濱海旅游業。但海南當前并未構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經濟的稅收優惠體系，企業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稅種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海南亟需進一步發展的海洋油氣開發、跨海大橋修建、濱海港口擴圍、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產業項目，需要一個全面、整體、系統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來作支撐。（四）資源稅的征收范圍較窄、稅率不高海南省擁有廣袤的藍色國土，又具有低緯度的獨特海域優勢，海洋生物資源、礦產資源、油氣資源都很豐富，這些資源在我國未來的資源消費中將占據越發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資源稅稅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圍較窄，在征收過程中也存在著以費代稅的現象。這樣一方面沒有讓海南的海洋資源優勢轉化為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業對現有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產業的轉型升級。（五）稅收政策難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層次人才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要實現海洋經濟的后來居上，海南需要更為豐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海洋方面的高層次人才。在稅收政策上海南對于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還不夠：一是沒有針對海洋經濟研究人員費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勵海洋科技的創新、專利轉讓方面缺少強有力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務海洋經濟，特別是創新型科技人才在個人所得稅稅率優惠方面沒有政策紅利。
二、國外可供借鑒的海洋經濟稅收政策
美國、英國、挪威、韓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海洋經濟較為繁榮，他們經過多年的發展都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稅收政策，在海洋基礎設施建設、海洋科技創新、海洋島嶼發展等方面有力支撐了海洋經濟的發展。在國外海洋經濟發達國家的稅收政策實踐中，有以下四個方面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一）根據本國海洋經濟的特點采取差別化的稅收政策
各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場結構等方面的諸多不同，政府對于發展本國的海洋經濟采取側重點不同的稅收政策。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家希望盡快占領海洋經濟的科技制高點，發展海洋經濟的重點是海洋高新科技創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業，如海洋生物制造業。韓國、日本等國的重點在于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設和造船業這些方面。
（二）完善稅收政策來助推國家的海洋戰略
海洋方面的基礎設施具有融資數額大、投資周期長的特點，再加上港口建設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戰略性，因此海洋經濟的發展需要各國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政府要充分發揮引導、促進作用。從國外的政策實踐我們可以發現，稅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為：一是在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的國家，政府較少的直接參與市場活動。我國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稅收政策來調控，既避免引起納稅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競爭中培養出更強的企業。二是市場對稅收政策的調整較為靈敏。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有一套較為完善的運行制度，市場主體對國家稅收政策的出臺有很強的敏銳性，企業會依據稅收政策的有利導向進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島發展等行業，促進海洋經濟的不斷發展。
（三）稅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協調發揮作用
為了充分支持海洋經濟的發展，要充分考慮多種政策手段的協調配合，特別是要將稅收政策與產業規劃政策、土地規劃使用政策、銀行信貸政策和海洋保險政策相結合，共同推動地區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國外的政策實踐中，稅收政策作為財政政策的一部分，與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國在港口建設中，發揮更大效用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更多的是對相關海洋企業進行支持。（四）實行稅收政策要兼具靈活性和穩定性國外稅收政策對于海洋經濟的支持范圍廣泛，包括了海洋循環經濟發展、海洋國民經濟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靈活，具體方式上既有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減免，也有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的減免。穩定性強的稅收政策能讓投資者有更強的投資意愿。例如，北歐國家挪威的造船業十分發達，在2008年之前，其關于海洋經濟的稅收政策差不多兩年就出現一次較大的變動，企業對未來的稅收政策難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過降低稅率的方式來扶持海洋企業，一方面強調稅收政策10年內將基本穩定，企業的投資大幅度增長。
三、促進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建議
（一）積極爭取發展海南海洋經濟的稅制綜合改革試點
1.積極爭取適當的稅收管理權限，形成支持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在稅收政策優惠大的企業所得稅、海洋特產稅、關稅等領域，由中央出臺統一的規定，各級政府按規定執行。在不違背中央統一優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應該根據海南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實際，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針對瓊海萬寧等地的遠洋捕撈業；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術產業；三亞發展的高端濱海旅游業，都需要適合海南省情的稅收優惠政策。
2.進一步發揮離島免稅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實行離島免稅政策以來，海南機場免稅店的累計銷售金額已達89億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稅購物已經和自然景觀、氣候環境成為了吸引島外游客來國際旅游島體驗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應在海棠灣免稅中心建設完成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離島免稅業務流程，提升免稅額度，增加免稅中心內部的競爭，更好的發揮離島免稅政策的效應。
3.爭取資源稅改革的試點，擴大征收范圍，改革稅率。為了在發展海南海洋經濟的過程中做到“綠色崛起”，應爭取在海南試點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培育海洋資源的新稅源，既增加稅收收入，又強化海南省政府對海洋資源配置的能力。將資源稅的計稅依據由銷售使用數量轉變為開采數量，避免企業對海洋資源的掠奪性開發，確保南海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4.將南海的油氣資源轉化為優質稅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稅務局后，要盡快開展好稅收征管工作，特別是落實南海海域企業的稅款屬地征收。在資源稅具體分配方面，可以參照新疆模式，將南海石油資源產生的資源稅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進南海油氣資源的進一步開采，一方面建立環保及突發事故處理基金，為處理可能發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資金保障。
（二）進一步完善促進海洋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1.制定發展海洋經濟的優先產業目錄，對優先產業給予稅收支持。結合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實際和未來規劃，對涉及南海油氣資源開發、海洋生物制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災害防治、高端濱海旅游項目等列入優先產業項目，減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盡快出臺涉及三沙市發展的海水淡化等戰略性高新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風險投資公司在上述領域的投資收入免征營業稅并減免企業所得稅。對企業進行海洋風險投資盈利后，將盈利用于海洋經濟擴大再投資的，可退還其先前投資利潤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2.降低海洋高新技術企業的宏觀稅負。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間，逐步將投入到海洋科技創新的經費比重提至海洋經濟總產值的1.5%以上。將海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10%以下作為稅收政策的目標，允許海洋高新科技企業生產盈利的前三年，按規定提取的風險補償金（按當年利潤的3%至5%）能夠進行稅前扣除。企業為了轉型升級購置設備，應參照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的專業設備優惠政策，按照投資額度的10%從當年的應納稅額中進行抵免，當年抵免不完的，允許企業將稅款流轉至以后的5個納稅年度進行抵免。
3.對于海南水產品加工業實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結合的稅收政策。建議對于以初級水產品為原材料，屬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企業，實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來體現進項稅額抵扣，增加對水產品加工企業的政策優惠。同時加大對水產品的支持力度，初級加工、零售和批發環節免征增值稅。4.爭取更多海洋運輸業和濱海旅游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建議將海南的海洋航運公司納入臺灣海峽兩岸直航的免稅范圍。對大型郵輪等新興旅游業取得的收入減征或免征營業稅，鼓勵發展濱海游樂園、產權式度假酒店，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相關企業減征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
（三）進一步完善發展海洋經濟要素保障的稅收政策
1.用稅收政策鼓勵涉海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完備的基礎設施是發展好海洋經濟的基礎。建議對跨海大橋、港口碼頭等基建項目和潮汐發電、海島通訊、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經濟的項目，自其投資運營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六至第十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
2.用稅收政策鼓勵海洋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適當擴大海洋科技研發經費的列支范圍，科研人員的日常費用可以統籌計入研發費用，進行加計扣除。針對海洋科研機構的專利租賃收入免征營業稅，技術專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專利所獲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
3.用稅收政策積極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務體系。建議對有金融業務服務海南的港口航運的企業免征營業稅。對于海南開展離岸金融業務的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對于海南符合上市條件的港航企業，要主動幫助做好相關的納稅服務工作，使企業早日上市做大做強。
4.用稅收政策吸引海洋經濟的高端人才。建議針對海洋科學技術人才給予個人所得稅政策優惠，可以將3500元的免征額度適當提高，對海洋方面的研發成果免征所得稅。用專項補貼的形式鼓勵企業引進在海洋領域有杰出影響力的高層次人才。在培養人才方面，應當鼓勵個人提升自身素質的投資，對個人教育的費用準予抵扣。
四、在實施稅收政策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稅收政策的頂層設計有利于海南海洋經濟的發展，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做好稅收優惠政策產生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項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時，必然會對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影響。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盡量減少政策推廣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二）避免各地區在稅收優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濫用
各地要結合自身的發展實際運用稅收政策，不能為了招商引資推出過度優惠的政策。如果濫用稅收優惠政策會擾亂稅收的秩序，長遠來看對海南海洋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三）推行稅收優惠政策要注意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一)出口下滑和產能過剩制約經濟增長
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經濟都出現不同程度衰退,對我國外貿出口產生強烈緊縮效應。在進出口貿易對我國GDP貢獻率已達70%的條件下,客觀上造成我國GDP增長率從危機爆發前的10%下滑到6%,已連續8個季度出現下降。
在金融危機影響和國內市場消化能力有限的條件下,原有被高投資和高出口所掩蓋的產能過剩已加速顯現,無法通過擴大外需集中釋放。部分企業生產能力也不能被有效利用,利潤下降,國內商品貿易已開始受到影響。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不到位,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偏低,國內消費需求跟不上經濟發展要求,導致出口企業的部分產品既無法在國外找到市場,又無法在國內全部消費掉,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造成嚴重損害。在4萬億元投資的帶動下,雖然在短期內基本可以保持8%的增長目標,但是經濟結構如果不進行有效調整,會加劇產能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終制約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提高。
(二)廣義貨幣供給量增幅過快易引發通貨膨脹
從我國價格水平、貨幣供應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來看,三者呈現出極強的相關性。以RM2代表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幅,CPI代表物價水平,NGDP與RGDP分別代表名義GDP與實際GDP季度增長率,如圖1所示。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經網1997～2009年相關月度及季度統計數據。
1998至2002年,RM2處于下降階段,國內出現通貨緊縮,RGDP在8%目標值上下波動;從2003年開始RM2出現較大幅度上升,連續7個月增幅達到20%,并于2003年8月達到極大值,隨后帶動CPI開始上升,GDP增長率也顯著提高;從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與CPI呈現同步波動,RGDP平均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見,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幅與物價水平、名義GDP和實際GDP增長率變動存在相關性,RM2的變動對滯后若干期的CPI產生較大影響。從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實際GDP增長率已從1318%下降至611%。為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央行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廣義貨幣供給量M2同比增幅不斷提高,從2009年1月的1817%上升到2009年5月的25167%,增幅連續4個月超過20%,連續3個月超過25%,這在近些年來貨幣政策操作史上也實屬罕見。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M2增幅還將繼續保持在高位運行,增大了未來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但是,近期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當前國內經濟處于緊縮狀態,代表貨幣流動性的指標M2/GDP比率在不斷上升,表明國內經濟景氣程度還不高,貨幣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內貨幣擴張對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的推動作用較弱;雖然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上升,目前還不存在向通貨膨脹轉化的條件。但隨著國內經濟景氣程度的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將顯著加快,由通貨膨脹預期轉化為現實通貨膨脹的風險將逐漸加大。
二、滯脹風險向現實轉化的必要條件
分別以P(t)、RM2(t)、V(t)代表通貨膨脹率、廣義貨幣M2增長率、廣義貨幣流通速度,其中P(t)為對數形式(間隔為一年的兩期CPI數據之差),貨幣流通速度以當期GDP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之比來代替。利用1998年至2009年月度和季度數據,通過建立向量協整模型來研究各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注:輸出結果中:()內為標準差,[]內為t檢驗值。
由式(3)可得,在長期均衡條件下,通貨膨脹率與貨幣流通速度和廣義貨幣增幅呈現同向變動,并由貨幣流通速度和廣義貨幣增幅共同決定。
(三)滯脹風險轉化的必要條件
通貨膨脹的高低是由貨幣供給和貨幣流通速度共同決定的。在貨幣流通速度降低條件下,貨幣供應量增長不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分別以
V、L、CPI表示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流動性及物價水平,其中貨幣流動性以M2與GDP之比來衡量,用來反映銀行體系短期內可用資金的富裕程度,三者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貨幣流通速度超前于CPI變化,且總體變化趨勢基本與CPI變化趨勢相一致,表明貨幣流通速度的提高會顯著帶動CPI上升;但貨幣流動性對CPI的帶動作用沒有貨幣流通速度明顯。
從實證角度來分析,分別對物價水平、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貨幣流動性建立VAR模型,分別以CPI、RM2和L代表,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可分析RM2與L變動對CPI產生的影響。對RM2一個正向沖擊會導致CPI在2個月后開始同向增加,并在18個月后達到極大值,RM2對CPI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對貨幣流動性L一個正向沖擊會在315個季度內引起CPI的反向變動,并且CPI會在第2個季度后達到極小值,隨后逐漸回落,但在315個季度以后,CPI會隨L的增加而不斷增加,并在第5個季度達到極大值,隨后L對CPI的影響逐漸減弱,直到10個季度后影響消失。因此,RM2會長期影響CPI,從而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影響;貨幣流動性L的增加在初始階段會導致CPI降低,在較長的時間內也會對CPI產生正面影響。
另外,從VEC模型的長期結果并結合我國宏觀經濟的景氣程度來看,當前,由于經濟景氣程度不高,還處于下行區間,RM2快速上升會直接促使貨幣流動性增加,并導致貨幣流通速度顯著降低。現階段,廣義貨幣供給的增長并不能直接導致通貨膨脹。但是在經濟景氣程度不斷上升、貨幣流通速度顯著提高時,廣義貨幣供給快速增加會引致通貨膨脹。所以,經濟景氣程度的上升并促使貨幣流通速度顯著提高或貨幣流動性降低,是貨幣供給過快引發通貨膨脹的必要前提。
三、宏觀經濟調整與貨幣政策選擇
外需持續減少,經濟增長目標只能依靠增加消費和投資來實現,但在滯脹風險逐漸放大的背景下,應對宏觀政策組合進行適度微調。
(一)宏觀經濟調整方向
宏觀經濟調整需要結合國內外經濟的變化形勢,將宏觀經濟的調整目標和重點放在能有效抑制產能過剩、充分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切實增加居民收入以有效帶動消費增長、充分化解滯脹風險等內容上。
第一,微調宏觀政策組合,有效化解經濟風險。一般而言,當經濟處于緊縮狀態時,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產業政策調整對經濟復蘇所發揮的作用要遠高于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無法充分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也無法在經濟基礎面逐步好轉時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調。在現階段,為有效防止經濟出現衰退并發生通貨膨脹,應在對經濟景氣程度和貨幣流通速度進行有效監控的同時,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對政策組合迅速調整,以便及時有效化解經濟風險。在經濟景氣程度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時,應在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同時,將貨幣政策轉向中性或適度緊縮,以避免國內貨幣超經濟發行而引發通貨膨脹,同時防止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而在貨幣流通速度持續降低時,在實行積極貨幣政策的同時,進一步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努力改善公眾預期,提高政策組合效果。
第二,積極調整投資方向,抑制產能過剩,擴大內需。在現有條件下,固定資產投資每新增1萬億元,就能有效拉動GDP增長313%,所以,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增加投資是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關鍵。投資對短期目標的實現確實有支撐作用,但是長期卻會進一步增加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確保投資規模不減的前提下需要積極調整投資方向,將投資集中于能長期有效帶動國內消費顯著增加的行業。從投資對消費的影響來看,我國投資在中長期內對消費影響較為顯著,若以RCF代表消費增長率,以RI代表投資增長率,消費增長對投資增長的影響如圖3所示。從圖中來看,對投資增長一個正向沖擊在2個季度內對消費增長幾乎不產生影響,但在2個季度后會引起消費增長率顯著提高,并在第6季度達到峰值,隨后影響雖逐漸減弱,但在長期依然存在,表明即期提高投資增長率會帶動中期消費增長率的顯著提高。
圖3消費與投資增長率的脈沖響應圖
第三,切實增加居民收入,帶動內需有效增長。長期以來,我國消費支出對GDP貢獻度非常低,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遠不及投資。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偏低,貧富差距較大,呈現出“二八”現象,并由此導致貨幣需求呈現出逆周期變動:在經濟處于低迷階段,由居民流動性偏好所決定的狹義貨幣需求和準貨幣需求會同時上升,居民謹慎性動機所決定的準貨幣需求上升會更為明顯,最終準貨幣需求的上升會以儲蓄存款等儲備性貨幣資產的形式表現出來,對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產生制約;在經濟繁榮階段,準貨幣和狹義貨幣需求都會下降,但由居民交易動機所決定的狹義貨幣需求下降更為明顯,并最終以活期存款和流通中貨幣的相應減少來表現,從而促進消費增加。因此,為有效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進一步擴大內需,除應通過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將收入向活勞動傾斜,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之外,還應繼續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和覆蓋范圍,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謹慎性動機,減少貨幣需求,刺激國內消費。
(二)貨幣政策選擇
貨幣政策依然要配合積極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逆經濟周期調節作用,并將貨幣政策調整重點放到優化信貸結構、調整信貸方向、防止滯脹發生、降低融資成本等方面。
第一,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政策工具刺激長期消費,擴張中短期投資。對利率、廣義貨幣供應量M2、投資、消費構建VAR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分析發現:本期給利率一個正向沖擊后,對投資增長會產生負向影響,投資增幅會在3個季度內顯著下降,并在第3季度達到最低點,之后影響會逐漸穩定,表明降低利率對投資增長會產生較為穩定的帶動作用;本期給利率一個正向沖擊后,對消費增長會產生長期穩定的負向影響,表明降低利率在長期對消費增長會產生顯著刺激作用和持續效應,利率沖擊對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產生的影響如圖4和圖5實線所示。廣
義貨幣供應量M2的變化也會對投資和消費產生顯著影響,如圖6和圖7實線所示。本期對M2變動率提供一個正向沖擊會對消費變動產生正向影響,在前3季度內消費增長會有較大波動,并在第2季度達到最高點,之后開始穩定增長,表明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引起消費長期穩定增長;本期對M2變動率提供一個正向沖擊,在前4個季度內會引起投資增長的同向變動,但幅度逐漸減弱,在第5個季度,這種影響趨向于零,表明貨幣供應量M2變動只在短期內能夠提高投資增幅,長期基本無效。
第二,優化信貸結構,調整信貸方向,防止產能過剩加劇和通貨膨脹抬頭。2009年前5個月,信貸擴張迅速,信貸規模已達到5118萬億元,全年新增信貸5萬億元的下限已被輕松突破,在經濟尚未復蘇的前提下,目前還不具備貨幣適度收緊的條件。雖然,信貸規模高速擴張在短期內能刺激國內經濟實現較快增長,但是存在著擴大資產泡沫、影響銀行體系穩定、引致通貨膨脹、推高產能過剩等多方面隱患。目前,信貸高速增長主要與中央和地方政府項目建設相關,除對拉動GDP有短期效果外,對切實提高居民購買力、擴大社會消費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經濟結構與分配體制不合理,經濟活動的社會效益長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調整信貸結構與方向時,必須對經濟增長的短期目標和長期效益進行權衡,以此作為調整信貸結構、確定信貸方向的根本。同時,為防止產能過剩與通貨膨脹并存,應加強對信貸規模、結構和方向的控制,對私人投資部門的信貸進行引導,在信貸節奏和管理方面應進行必要的監管,將優化信貸結構作為信貸調整的主要方向。
第三,靈活調整基準利率,降低融資成本。在4萬億元投資基本成為政府主導的情況下,降低利息是減少資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這樣才能為經濟復蘇、反彈提供良好支持。雖然人民銀行已從2008年12月23日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127個百分點,但是目前國內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維持在2125%和5131%,基準利率依然相對較高,下調空間仍然較大。此外,在商業銀行再貼現量不大的情況下,繼續下調再貼現率可鼓勵商業銀行開展再貼現業務,活躍商業票據市場,增強商業信用,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支持;降低再貸款利率,為面向農村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現階段,由于銀行體系內外利率水平相差較大,不利于降低資金成本,因此有必要對包括再貸款、再貼現在內的利率體系進行更大幅度的調整,以便優化信貸結構,發揮金融對民生、“三農”、中小企業、災后恢復重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消費和投資對利率敏感的作用,擴大消費和投資規模。
四、主要結論
隨著金融危機從虛擬經濟加速向實體經濟蔓延,我國經濟已遭受到劇烈沖擊,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已實現向“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防衰退”轉變。為此,我國從2009年初開始,已連續3個月保持廣義貨幣增幅超過25%,創10年以來的新高,這對未來物價水平將產生較強推動。同時,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在外需萎縮、出口無法快速恢復、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條件下,我國實際GDP增長速度已遠低于潛在值,經濟出現滯脹的風險在逐步增加,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困難。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09年5月名義GDP與實際GDP、投資、消費、利率、廣義貨幣供給、消費物價水平、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流動性等變量的季度或月度數據,對貨幣供給、貨幣流通速度、通貨膨脹等變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并通過VEC模型分析探討我國經濟出現滯脹的可能性和必要條件,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我國通貨膨脹率、貨幣流通速度、廣義貨幣供給增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長期均衡時,三者呈現同向變動。國內通貨膨脹率的高低由貨幣流通速度和廣義貨幣供給增幅共同決定,在廣義貨幣供給增幅顯著提高,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情況下,不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
第二,經濟景氣程度不斷上升,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或貨幣流動性降低,是貨幣供給量增加引發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當經濟景氣程度提高、貨幣流通速度顯著加快時,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加將會引發通貨膨脹。
第三,現階段,應結合國內外經濟變化形勢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微調,將調整目標和重點放到能有效抑制產能過剩、充分擴大國內市場有效需求等內容上。此外,對經濟景氣程度和貨幣流通速度進行有效監控,以便有效化解經濟風險,提高政策組合效果。
第四,應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利用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對長期消費、中短期投資進行調節;優化信貸結構,加強對信貸節奏和信貸方向的監管,積極引導私人部門投資,防止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靈活調整基準利率,降低融資成本,擴大消費和投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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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緊貨幣政策的實行將會提高銀行貸款的標準，增加企業貸款的難度。新余市中小企業的發展大都需要銀行的貸款業務作為支持，但是從緊政策的提出將會對企業的貸款造成一定的影響。一方面企業的貸款標準有所提高。為了更好地保障商業銀行的自身利益，銀行會提高企業貸款的標準，一些企業由于缺少相關的條件，不能及時得到銀行的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新余市的銀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產行業的貸款標準，減少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各個行業的貸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銀行實行了有保有壓的信貸政策。適度從緊的貸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銀行優化信貸結構，商業銀行制訂了相關的貸款標準，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適合的貸款客戶和貸款項目。
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實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經濟發展中的通貨膨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貸款受到一定的限制。當前應該如何降低從緊的貨幣政策對于企業發展的影響更好地促進新余市經濟的發展成為經濟管理者需要及時解決的問題。
當前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導致新余市的中小企業的貸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響了企業經濟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調整更好地保障企業的發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強金融資源的吸引力。政府應該采取適當地措施積極鼓勵商業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政府還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進外地的資金，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注入資金，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對中小企業實行貸款擔保。政府對于新余市的經濟發展需要做出相應的項目規劃，選擇發展前景比較好的企業重點負責項目的建設。政府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需要為企業的貸款提供一定的擔保，擴大企業的擔保規模，可以適當地建立一些擔保機構加強民間資金的支持力度。
關鍵詞：供熱經濟政策
北方一些城市實行停止福利供暖，由個人直接繳納采暖費的供暖體制改革后，怎樣交供暖費成了百姓議論的熱門話題。
供暖作為一項公共服務性社會公益事業，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需求，近年來，相當一部分熱力用戶嚴重拖欠采緩費，已經成為北方地區冬季供暖的主要問題。隨著城市供熱逐步實行社會化生產和商品化供應，規范供熱和用熱的法規尚未出臺。使得城市供暖愈發凸顯出其與時代的錯位。首先調整供暖關系的《北京市住宅鍋爐供暖管理規定》產生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當時城市住房改革尚未全面展開，房屋多以公房為主。根據相關規定，供暖費原則上由單位負擔，除非采暖人沒有單位。當時現如今住房已完全私有化，但供暖方面卻沒有出臺新的規范；此外如何在政府的計劃指導下將服務性社會公益的“供熱”作為商品進行生產、流通和消費，如何制定合理的熱價，并按熱計量收費等等問題。另外，由于供暖合同自身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其與《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也并不協調。具體說來，當前供暖合同糾紛案件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造成拖欠供暖費原因多種
一種是用戶所在單位與供暖方簽訂協議由其交納供暖費用，單位效益欠佳導致供暖費累計拖欠；此外，有些單位職工購買了單位房屋的產權，但是未及時通知供暖單位變更供暖合同，造成用暖職工不知交納，所在單位誤以為職工已經交納，而供暖單位等待用暖單位交納的脫環現象；第三種情況是，一些職工離開原單位，但未及時變更供暖合同，形成了上述脫環現象，造成供暖費多年拖欠。
（二）供暖合同糾紛舉證難，對于供暖質量和標準問題，特別是供暖期間以后，用暖人舉證較為困難；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在民事訴訟中，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應當舉證證明自己的主張，否則將承擔舉證不能甚至敗訴的后果。
（三）按照政府對公益事業的要求，供熱企業不能像其它商品生產者享有隨意提價或停止銷售的自由。使得改建供熱系統投資的費用承擔問題與政府供暖價格計劃控制成為難題。特別是建國幾十年來蓋的樓房，在設計供熱系統時根本就沒有考慮節能和計量問題，供熱系統本身存在著不具備熱計量、環保和熱調控能力的固有缺陷。此外，不論新建還是老系統改造，均需要加裝必要的設備，同時對供熱系統的水質也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投資需要增加，導致供熱成本增加，但按照政府對公益事業的要求，供熱企業又不能像其它商品生產者享有隨意提價或停止銷售的自由；其次是供熱收費機制不健全，處罰不繳費者無相關法律可依。熱既然是商品，它的價值就應通過價格來體現。集中供熱對同一地界內的千家萬戶具有相對的壟斷性，它不能像一般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和交易。所以“熱”又是一種特殊商品。據此，在制定供熱價格時一方面要全面測算供熱的經濟性，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慮供熱的政策性，否則，不僅計量供熱推廣不了，還會釀成社會的不安定。
（四）供暖欠費糾紛大幅上升
以近三年宣武區法院為例，2002年收案167件，2003年收案212件，而2004年收案猛增達1506件。從受理此類案件的絕對數量上來看，每年均以400％的速度增長，是民事案件中增長最為顯著的一類案件。從該類案件占該院民事案件的比重上看，由2001年的0％增長到2004年的近10％。由此可見，供暖糾紛大量出現，已經成為今后的一種必然趨勢。
（五）訴訟主體的特點
從2002年受理的167起案件中來看，原告多為供暖中心和一些物業管理公司。到2004年，原告主體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供暖單位逐漸成為原告的主要形式。而以接受供暖服務對象為原告的案件卻及其少見。
（六）被告主體呈多元化趨勢
從1961年《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關于冬季暖氣收費的暫行規定》至今，北京市依然延續著由單位承擔的原則。從而也導致了供暖方只與職工所在單位簽訂供暖協議，這樣，以單位為被告的案件占到主要地位。尤以國有企事業單位為主。隨著城市住房改革的不斷推進，加之個人支付取暖費的商品房增多等原因，一批勞動者享受的福利供暖待遇正發生變化，以個人為被告的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在這些以個人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多為下崗工人、失業人員等社會低收入人群。
二、案件呈現出以上特點的原因
（一）傳統的供暖協議與《合同法》的不相適應性
我國供暖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一項福利事業建立起來的，當時供暖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供暖體制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根據1994年出臺的《北京市住宅鍋爐供暖管理規定》，政府對供暖開支不再統包統管，而轉向由采暖用戶所在單位負擔，對于沒有工作單位的，由采暖用戶個人負擔。但在《合同法》頒布實施以后，供暖體制很難適應《合同法》發展的要求，逐漸凸現出與法律規范諸不相適應的地方。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1、供暖協議簽訂的不自由性
目前的供暖協議簽訂的現狀是，為個人采暖用戶付費的單位并非出于自愿與供暖單位簽訂供暖協議，而是迫于市政府的強制性規定。2、供暖協議履行的制約性，《北京市住宅鍋爐供暖管理規定》中規定，采暖用戶無正當理由拒絕交納供暖費的，房地產管理機關可以責令其限期交納，情節嚴重、拒不交納的，經房地產管理機關批準，供暖單位可以停止供暖。由此可以看出，供暖單位行使權利受著行政規章的制約。即使采暖用戶具有“情節嚴重，拒不交納”法定停止供暖情節的，卻還要受到房地產管理機關的批準。從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來看，考慮到地方政府的穩定因素，房地產管理機關很難批準供暖單位停止供暖。所以，針對采暖戶拖欠采暖費的情況，供暖單位只能繼續履行合同義務，這顯然與立法本意不相適應。3、供暖協議權利義務的不對等性。供熱在技術上系整體供熱，在采暖方欠費時，供暖方卻不能停止供熱，以保證整體供暖。
（二）作為用熱單位一方的行為
1、用熱單位無力支付供暖費引發的糾紛
一些用熱企業經營不景氣，效益不好，本來對職工的基本工資都難以發放，更不用說對職工供暖費的支付了。而傳統的由職工所在單位代繳的機制當面臨單位無力支付時，就顯現出諸多弊端，使得糾紛擴大化。
2、用熱方未及時變更供暖協議引發的糾紛
主要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隨著公有住房制度的改革，部分用熱單位對供暖費用的承擔方式也隨之進行了改革。用熱單位與職工約定，職工承擔一部分供暖費用，或是將供暖費用直接發放給職工個人，由個人直接繳納供暖費，單位不再負擔該項費用。但是用熱單位卻未曾對原供熱協議中供暖費的承擔條款作出相應變更，使得自己仍然是供熱協議的一方相對人，仍應對供暖費承擔付款義務。另一種情況是，在職工調離單位，或者被辭職后，為其支付供暖費用的單位沒有及時與職工就供暖合同中供暖費用的支付方式等條款進行變更或解除，而當供暖單位收取供暖費用時，職工原單位卻難咎其則，以致于雙方對供暖費的承擔產生糾紛。
（三）作為供熱單位一方的行為
1、供暖質量不合格導致的糾紛
如住戶室內溫度不達標，不能達到國家規定的溫度標準、時間標準。但由于采暖戶其沒有及時主張自己的權利或沒有在瑕疵發生時采取有效的手段解決，以致在訴訟中不能舉出任何證據，從而無法獲得法庭認定。
2、用熱單位的法律意識增強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社會關系被納入到法律調整的范圍中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法制意識也在不斷增強。供暖單位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近幾年由于能源價格持續上漲，給供暖單位的經營也帶來沉重的負擔。雖然物價局核定的供暖費在逐步增長，但采暖戶拒不交納采暖費的情況還是大量存在，使得供暖單位舉步維艱，從而也就使得以訴訟方式討要供暖費的案件大量涌現。
三、當前審理供暖糾紛案件遇到的問題及對策
（一）采暖戶要積極舉證。由于熱具有傳導性，因此在溫度問題上應注意做好取證工作，比如請公證處鑒定溫度、低溫保持的時間，調查問題的原因等。做好證據保全，才能使問題得到合理和有效解決。
（二）供暖費用的承擔主體應如何確定是法院在解決供用熱力合同糾紛中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根據《北京市住宅鍋爐供暖管理規定》的相關規定，供暖費原則上由單位負擔，除非采暖人沒有單位。但在今天住房私有化的形式下，并沒有新的規范調整個人私有房屋的供暖費用承擔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依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追索供熱費案件的若干意見》之規定，即以合同主體為標準，一采暖個人所在單位或無單位個人本人為補充的確定被告原則。而在審判實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沒有簽訂供暖合同的，雖然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雙方沒有簽訂合同，但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合同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也成立。但因為長時間政府政策規定由單位代職工繳納供暖費，使得一些供暖單位先告職工個人，這些職工以采暖費應由單位負擔為由提出抗辯，故而被告主體不適格，供暖單位只能先撤訴，然后再告單位。此外，雖然北京市高院在被告主體確定問題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由于政府規章同時存在規定的情況下，這就使得供暖方在選擇訴訟主體時有了多重選擇，結果出現錯誤。從最近幾年的案件審理情況來看，撤訴案件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針對以上情況，筆者認為，應逐漸統一相關法律規定，完善有關訴訟主體方面的法律規定，以免對當事人造成誤導，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出現。
（三）關于供暖合同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問題
供熱在技術上系整體供熱，在采暖方欠費時，供暖方難以行使一般民事合同主體的不安抗辯權，不能停止供熱，以保證整體供暖。由此供暖合同具有與其他民事合同不同的公共服務性、行政強制性、強制履行性的特點。正是由于供暖單位具有以上的特殊性，所以當采暖方拒絕付全部款項時，法院應不予支持。因此，筆者認為，在現有供暖體制和政策法規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供暖單位應當采取積極形式與采暖方簽訂供熱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尤其是明確采暖一方應當全額支付供暖費用，避免出現糾紛時無任何法律依據。另外在立法上，應進一步完善有關供用熱力合同的規定，針對其自身的特殊性，對合同中有關權利義務條款的內容作出更為具體、明確、切實可行的法律規定，以便使對供暖糾紛的處理完全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上來。
1、供暖合同條款內容的變更
供暖系公益事業，供用熱力合同通常執行政府定價。但在許多供暖協議中，卻沒有出現供暖的價格標準，而是應當按照當時的實際價格執行。但是隨著物價指數、供暖方式的改變，一成不變的價格標準顯然不能支持供暖單位的正常運營。當政府定價上調時，供暖方往往不及時通知采暖方價格變更，由此采暖方拒絕履行上調部分的差價。因此，筆者建議對供暖價格進行調整后，供暖單位應當及時通知采暖方，并積極與采暖方就新價格的約定在原合同中作出相應變更。
2、供暖合同的終止
在大多數供暖協議中，都是由供暖單位直接與職工所在單位簽訂供暖協議。但實際采暖人由于離崗、企業分流等原因于其所在單位脫離關系，但其單位未能及時通知供暖單位終止供暖合同導致原實際采暖人名下的供暖費拖欠數年。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供暖協議尚未終止，另一方面支付采暖費的當事人并非實際采暖人。所以當發生訴訟時雙方都會各執一詞。供暖方認為供暖協議尚未終止，原采暖人所在單位就應當支付供暖費用；采暖人所在單位則認為，供暖對象并非本單位職工，故不應履行付費義務。針對上述情況，在傳統供熱體制尚未改革前，用熱單位應增強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意識和工作責任心，在單位人員的工作情況發生變更后，及時修改供暖合同中有關條款，及時與已經離崗的人員解除合同。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在已經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須正確處理好應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貿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規則的關系。中國在加入WTO后，在適應WTO規則的同時，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不可能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應根據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要求，對某些不完全競爭和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實行一定的關稅保護或其他產業政策進行支持，但也必須確定適度的保護時間和保護強度。
[關鍵詞]循環經濟；財稅政策；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當前，加快循環經濟發展，正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所謂循環經濟，就是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把傳統的、依賴資源凈消耗線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循環經濟的核心是“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減量化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從源頭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要求產品和包裝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減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環（Recycle）———再循環原則屬于輸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再生資源[1].上述三個原則在控制自然資源投入到經濟活動，減少廢物產生的基礎上，加強產品的多次和反復使用，只有在避免產生和回收利用都無法實行時，才允許將廢物進行最終的環境無害化處理。
可見，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以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為基礎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活動規范及行為準則。它通過從“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整體社會循環，完成物質的反復循環流動的閉環運動過程，使得在整個經濟系統及生產、消費過程中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很少產生廢棄物，其特征是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廢棄物的低排放，從而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二、循環經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2]
1、循環經濟是解決我國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最佳選擇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存在著人口眾多、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的態勢。目前，我國的人均資源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開發利用過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費現象。由于生產中能源等資源利用率低，造成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循環經濟體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在解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中將產生重要的作用與深遠影響。
2、循環經濟是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途徑
我國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程的經濟，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為特征來帶動經濟高增長。目前我國既沒有發達國家工業化時的廉價資源和環境容量，也經不起傳統發展方式帶來的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廢物產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發展循環經濟能夠減少經濟增長對資源稀缺的壓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3、循環經濟是清潔生產和生態工業的進一步拓展
源頭預防和全過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環境與發展政策的主流。清潔生產在企業生產過程的實施以及各企業間工業生態鏈上的良性循環，不僅節約了資源，減少了生產中的廢棄物，而且使這種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的理念擴大到消費領域。于是清潔生產從生產領域拓展到消費領域，從企業內部走向企業群之間再走向社會，形成循環經濟。循環經濟從發展國民經濟的高度和廣度將環境保護引入經濟運行機制。
4、循環經濟是經濟全球化和環境全球化的客觀要求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貿易與環境的關系日益密切，環境因素已經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的重要障礙。由于我國經濟整體環保水平較低，在外貿領域將面臨越來越大的環境壓力，一些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由于在生產、包裝、使用等環節的環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限制；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污染產業、有害物質和外來物種入侵將對我國國家環境安全也構成了威脅。因此，要增強我國的環境競爭力，實現我國貿易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也要求發展循環經濟。
5、循環經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要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要實現生態文明。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和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歷程表明，我國如果繼續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不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態文明的目標無法實現，而且由于經濟建設的資源環境基礎的制約，物質文明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循環經濟作為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滿足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共贏”，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
三、促進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措施
循環經濟是集經濟、技術、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其啟動和推廣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財稅政策是比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場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場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資源的效能。通過財稅政策來鼓勵對環境有建設意義的活動，阻止對環境有破壞性的活動，就能把經濟引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可以從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兩方面來分析。
1、財政支出政策
財政支出按經濟性質分類，可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購買性支出又可分為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
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在購買性支出的投資性支出方面，我國政府應增加投入，促進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配套公共設施建設，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鋪設、綠色園林城市建設、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設施建設的承建企業經濟負擔較重，所以政府通過投資性的支出，既可以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也可以調動企業建設循環經濟的積極性。此外，對污染治理、廢舊物品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公用性事業，政府也應加大投入力度。在購買性支出的消費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關的采購政策來促使市場鼓勵再循環利用。如1993年克林頓政府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采購的所有紙張到1995年必須含有20%或更多用過的廢紙，2000年時又增加到25%.這一做法給再生紙提供了日益興旺的市場，將再生紙由經濟上的一種債務變成了一種資產。而在我國除紙張外，家用電器、建筑材料中的鋼鐵，鋁制飲料罐等的再循環利用率，均處于較低水平。因此，借鑒國際經驗，我國政府可通過政府的綠色購買行為，優先采購具有綠色標志的、通過ISO14000體系認證的、非一次性的、包裝簡化的、用標準化配件生產的產品，以此影響消費者消費方向和企業的生產方向，從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3].
在轉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財政補貼。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都通過財政補貼對于相關企業予以支持。如美國國家環保局從1978年開始對設置資源回收系統的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根據不同的情況，補貼量為10%-90%；德國對于興建環保設施也給予財政補貼，其補貼數額相當于投資費用的一個百分點，對建造節能設施所耗費用，按其費用的25%給予補貼；日本政府在《廢棄物處理與清潔法》中規定，修建廢棄物處理設施要從國庫中提供部分財政補貼等[4].而目前我國對于開展資源綜合利用與治污的企業財政補貼僅限于少數幾項間接補貼，如利潤不上繳、減免稅收、先征后返等，這對相關企業的鼓勵與支持效果甚微。而對于構建循環經濟系統，需要經常性的直接財政補貼的支持。因此，可以考慮給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以照顧，例如采取物價補貼、企業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等。此外，我國還應借鑒國際經驗，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的無污染或減少污染的機器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制度。從而大幅度地調動企業進行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
2、稅收政策
（1）調整現行稅制。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資源稅。一是擴大征稅范圍。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稅，這無論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還是保護生態環境均具有重大意義。但目前我國的資源稅只對部分礦產品和鹽進行征收，征稅范圍狹窄，這不利于其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了解決我國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以及防止生態破壞行為，水資源、森林資源和草場資源也應盡快被納入到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二是實行累進課征制。相對于其他稅種而言，資源稅還具有特殊性，即為了保護有限的資源，針對濫用資源的企業進行的懲罰性稅收，因此對資源稅的征收應采取累進制方式。也就是將資源的使用量劃分檔次，不同的檔次使用不同的稅率，稅率逐級跳躍式增加。這樣，對于需要大量自然資源輸入的企業，較高的資源稅率將成為企業的負擔，從而迫使企業上馬環保工程，轉產停產，提高產品價格，加大環保型產品的研發。
其次，開征一些新稅種。一是征收新鮮材料稅。為了減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國越來越多的州開始征收新鮮材料稅，借鑒其經驗，我國也可嘗試開征新鮮材料稅，從而促使人們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燒稅。這種稅在美國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呼應。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點，收取填埋稅使這條最便宜的垃圾處理途徑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減量和再生利用資源顯示出吸引力。此外，還應分期分批的開征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噪音稅、垃圾填埋稅、生態補償稅等一系列專項新稅種，對不同地區、部門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業實行差別稅率。同時加強征收管理，稅款實行專項管理，用于環保建設事業。
（2）加大稅收優惠政策。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在政策層面上，應使循環利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有利可圖，使企業和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因此，借鑒國際經驗，對實施循環經濟的企業、項目，應給予各種稅收優惠。具體來講，近期可考慮從以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調整高耗能產品進出口稅收政策。在進口稅方面，降低高耗能產品進口關稅，對相關進口企業給予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對導致高能耗的儀器、設備、技術的進口提高進口關稅與進口環節增值稅。二是調整有利于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稅收政策。加大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技術研發費用的稅前扣除比例；對生產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設備的企業及再生資源回收利用企業可以實行加速折舊法記提折舊；對購置相關設備，可以在一定額度內實行投資抵免企業當年新增所得稅稅收優惠；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企業減免所得稅；對生產在《資源綜合利用》范圍內的廢棄再生資源產品的企業予以免征相關所得稅。三是制定鼓勵低油耗、小排量車輛的稅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車輛作為一種節能環保產品，要經過設計———生產———銷售———消費———報廢的產品生命流程。對其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考慮從這一產品生命流程各環節采取不同措施：在產品開發設計階段，對企業與技術提供商實行稅收減免或補貼，對節能生產設備實行加速折舊政策；對產品生產企業降低所得稅稅率；對流通企業實施增值稅減免；對消費者免收此類商品消費稅，降低此類商品燃料稅稅率；對專門回收此類商品的企業，在其營業之初，減免所得稅。
[參考文獻]
[1]王成新，李昌峰循環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代抉擇[J]理論學刊，2003，（1）：19-22
[2]周玉梅構建循環經濟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J]當代經濟研究，2004，（2）：37-39
論文摘要：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主要受制于外部客觀問題和內部治理問題。來自外部環境的主要是政策市場特征、投資者參與意識淡薄、產品單一及相關法規不健全等。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要從拓寬資本來源渠道，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加速監管的市場化進程以及推進產品創新，實現產品多元化。
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實施及“開元”、“金泰”證券投資基金的規范設立，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迅速發展，并已逐步成長為我國證券市場上影響力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但是，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仍然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包括來自外部的客觀問題和基于內部治理范疇的問題，本文僅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面臨的來自外環境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所面臨的非內部治理范疇問題
(一)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加大了證券投資基金系統風險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盡管市場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在增長，但是政策仍然是決定我國證券市場走向的首要因素。有關專家曾對我國證券市場的風險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證券市場的系統風險高達60％，非系統風險為40％，而西方成熟證券市場的系統風險一般為25％，非系統風險為75％。從股票市場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一次轉折都伴隨著重大政策的出臺，市場在政策的干擾下發揮著微弱的作用．因此我國的證券市場很難發揮作為我國經濟運行晴雨表的作用。一般而言，證券投資基金投資組合只能分散非系統風險，卻對系統風險無能為力。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只有能夠準確預測和及時掌握政策的變化，并采取相應的投資決策，才能夠分散系統風險，而對于政策的變動，證券投資基金是難以準確預測的。因此，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無疑加大了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系統風險。
(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不明確嚴重影響證券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
目前，國內證券投資基金業監管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基金業發達的美國，對共同基金的規范和監管，不僅有證券法、投資公司法、投資顧問法，而且有基金行業的自律，國內目前基金監管所依據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行業自律和基金管理人的自我監控尚處于探索之中。
同我國的上市公司一樣，我國基金管理公司也普遍存在委托問題。基金持有人委托信托人行使基金持有人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基金托管人監督基金管理人的實際運作。目前在我國基金的實際運作中，尚無信托人這一法律主體，基金托管人在某種程度上兼任了信托人的角色。根據有關規定，基金托管人只能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擔任。由于法律法規上的缺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托管人職責僅僅限于基金的會計核算和基金資產的托管，而面對基金運作中違規操作和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時，采取何種法律行動，履行何種法律程序，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對于基金的管理和懲罰完全通過證監會的行政處分來實現。且處分多來自行政手段，極有可能為基金管理公司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而不受法律制裁留下隱患。
從實際的運作效果來看，我國基金管理中的委托人和人只是法律形式上的關系，委托人無法通過法律手段和制度安排來防范人的道德風險，當人未能履行誠信義務的時候，利益損失就不可避免，而當利益損失發生后，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委托人追償由于人行為不當所形成的損失。
對于現階段的基金管理公司而言，雖然在形式上構筑了公司治理結構和各項規章制度，但是由于國有化的傾向，現代企業制度所要求的約束和制衡精神卻遠未在實際公司運作中得以真正體現，自律程度的高低決定著基金管理公司的規范程度。因此，委托問題就不可避免。
(三)投資者參與證券投資的意識淡薄，對基金缺乏認識
投資基金最初產生于英國，但目前最發達的是美國。投資基金在美國成為共同基金(MutualFund)，把許多投資者不同的投資份額匯集起來，交由專業的投資經理進行操作，所得收益按投資者出資比例分享。投資基金本質是一種金融信托。目前國內投資者對基金缺乏認識，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投資股票；另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存款，因為后者安全系數更高。其實，基金既有股票的收益性，又有存款的安全性，不過程度都略低些它是一種介于股票和存款之間的投資品種。投資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居民金融投資意識淡薄，參與證券投資的程度較低，我國居民證券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例尚不足5％。
(四)證券投資基金品種單一
西方成熟證券市場，經過一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門類眾多的基金產品。就投資對象而言，由股票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衍生金融產品基金、混合基金等，股票基金內部又有成長型基金、價值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小企業型基金、科技型基金、行業型基金、地區或國家型基金、指數基金等。
目前我國基金品種比較單一，從基金類型上而言，有開放式和封閉式；就投資對象而言，僅有股票基金或者說股票債券混合基金。一般而言，一個國家金融產品的豐富程度與該國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及開放程度是密切相關的。基金產品創新所面臨的問題需要證券市場的不斷開放和不斷成熟來解決，而不僅僅通過模仿西方市場的產品來解決。
(五)基金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目前國內證券投資基金從業人員的從業時間還比較短，投資技巧及防范風險能力等方面缺乏經驗，整個管理人員隊伍還有待建設；我國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的時間也較短，企業形象尚未完全建立，管理體系、運作機制等方面還有待完善。
二、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的對策
(一)拓寬基金業發展的資金來源渠道
積極引導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將資金用于購買基金憑證，機構投資者的資金不僅量大而且穩定，可以為基金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輸血”通道。為此，可進一步放寬保險資金投資于基金的比例，逐步允許社會保障資金進入基金市場。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證券投資基金發展歷程告訴我們，真正推動基金業發展的動力來自于養老基金的發展。隨著我國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企業養老基金和居民養老基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勢在必行。
(二)完善證券投資基金法律法規體系
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的不斷發展，許多問題由于法律法規的缺乏而無法得以及時公正的處理，往往是由行政政策取而代之，而行政政策的透明度和持續性通常很難得以保證，法律法規的滯后性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證券市場的良性發展，其后果就是市場參與者自行其是，從而導致普遍違規甚至普遍違法。
因此，建立健全以《投資基金法》為核心的基金法律制度體系，使基金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信托人、基金管理人的地位和相互關系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確立，明確市場運行規則，從而逐步擺脫過去過分依賴行政指令的發展軌道，逐步實現我國基金業發展的規范化和法制化。
(三)建立完善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
建立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對投資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首先，投資者可以借此評價基金經理完成匯報率目標情況如何以及在投資過程中對風險的控制如何。其次，投資者還可以對基金之間、基金與實行被動投資戰略的基準指數之間進行比較，評價其績效情況。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及機構的建立與完善，不僅可以切實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加強對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防范，而且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使證券投資基金真正發揮“專家理財”的作用，充當我國證券市場的“市場穩定器”。
(四)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監管層應逐步調整對于證券投資基金的監管目標，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市場化的監管包括:維護和促進市場的公正、公平、公開、高效和透明，保護基金持有人利益，防止基金業內的犯罪和欺詐行為。
為達到上述監管目標，監管部門可以利用下列監管途徑:對于基金公司、托管銀行及基金從業人員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行為的監督;促進基金從業人員的自律，遵守道德標準和職業規范;加強向社會公眾進行基金業的信息披露，維護公眾對于基金的信心;利用社會媒體的力量加強對基金業的監督;加強對于基金公司、托管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檢查力度等。
(五)完善基金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及激勵機制
人才素質是決定基金業發展的根本，建立科學的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不斷培養和吸引優秀人才加人到基金行業是監管層和基金管理公司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要完善基金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組織基金從業人員的資格考試和認證，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素質;要完善從業人員的道德操守和行為規范，建立包括社會監督在內的監督機制，督促從業人員格守職業道德。
為了對重慶市5大國有煤礦采煤沉陷區進行土地整治、改善礦區生態環境，編制了《重慶市五大國有煤礦采煤沉陷區土地整治專項規劃》，建立了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制度、礦山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市國土房管局會同市財政局、市環保局于2007年2月出臺了《重慶市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初步建立了全市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制度。此外，重慶市還建立了礦山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從源頭上控制了礦山地質環境的惡化趨勢，加強了對礦產資源開發的管理。
礦山環境治理工作初見成效重慶市陸續開展了許多礦山環境治理項目，這些項目的實施給當地的社會、生態和經濟帶來了一定的效益。如九龍坡區華巖鎮云峰村廢棄工礦地土地復墾項目的實施，新增了大量的耕地，緩解了人地矛盾，并為當地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再就業機會，促進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梁山四方井礦區的植被恢復治理，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地質災害，改善了礦區的生態系統;北碚區三匯二礦和三匯三礦的矸石山治理，有效地防止了矸石山的滑移，保護了矸石山對面的大片茶園不遭破壞，保證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礦產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矛盾依舊突出重慶市礦山企業95%以上為鄉村集體或私營小型礦山，這些礦山企業普遍存在重資源開發、輕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問題。礦山環境治理專項資金不足重慶市礦業開發歷史悠久，遺留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與新產生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點多面廣，有的甚至十分嚴重，目前還缺乏治理資金的多元化投入機制，導致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欠賬太多，資金缺口較大。有關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法規制度不健全雖然重慶市初步形成了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體系，但是仍缺乏一些配套的、可操作性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法律法規及制度。
礦山開采和治理技術有待提高礦山開采和治理技術不能適應環境保護與整治目標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一是大部份小型礦山開采方法、廢渣、廢水治理方法落后;二是土地復墾與還綠工程先進技術與方法推廣不夠，礦區的開采與土地復墾不能實現同步;三是缺乏專業的礦山環境治理的專業隊伍、專家咨詢和技術支撐體系。礦山地質環境狀況有待進一步查清目前，重慶市仍有很多礦山地質環境問題未進行實地調查，因此，還有待開展系統的基礎調查工作，全面摸清礦山地質環境狀況。
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使礦山環境治理有法可依加快相關法律和規章的制定，建立起配套的礦山環境治理法律法規體系，以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社會與礦山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使礦山環境治理法制化。制定系統、科學的保護與治理規劃編制全市礦山生態環境綜合防治規劃，并納入當地社會和區域經濟的計劃中，重點礦產資源開發區的礦產利用開發方案中也應制定相應的環境保護與治理方案，努力使礦山環境治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