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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當代經濟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1.對傳統檔案管理工作觀念的挑戰：傳統的檔案管理“重藏輕用”。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的評價標準是知識向經濟的變度，檔案工作者只有將所掌握的檔案知識和資源轉化為生產力，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要改變“重藏輕用”的觀念，積極主動開發信息資源，使“死檔案”變成“活信息”，轉變服務觀念，大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和發展知識經濟服務。
2.對傳統檔案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挑戰：當前，我們大部分的檔案工作仍然沿用傳統的檔案管理手段與方式。雖然有些單位使用了計算機，部分也實現了網絡化，但是網絡上并沒有多少可以傳輸的檔案信息，難以達到傳輸的高通量化和網絡化，難以形成新的知識生長點，也難以為知識經濟發展服務和供社會共享。因此，變革檔案管理手段，加速檔案管理現代化進程是檔案工作在知識經濟時代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3.對檔案工作者自身素質提出的挑戰：知識經濟的社會里，勞動密集型的社會結構將被知識密集型的社會結構所取代。要想在知識經濟時代有所作為，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否則將被這個時代所淘汰。因此運用檔案來傳播知識，促進經濟發展，使檔案中的知識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檔案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三、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檔案管理應采取的對策
1.要建立適應知識經濟時代檔案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首先，要樹立新的管理思想。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長期傳統環境下工作所形成的思維和方法上的定式，檔案工作者在思想觀念上難以將現代化管理引入到檔案工作中。近幾年，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已經讓檔案工作者認識到計算機、網絡等已成為檔案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技術和工具之一。只有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實現檔案管理思想的現代化，才能抓住機遇，開拓進取，以開放的視角，積極尋求檔案工作的生長點，在較高層面上來籌劃檔案管理的現代化建設方略。其次，要積極引入新方法和新手段。檔案管理工作現代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買計算機，編程或買一份軟件，輸入微機三部曲。檔案管理工作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它包括檔案的整理、著錄標引、數據輸入和為它們服務的分類法、詞表等檔案管理工作現代化的基礎工作。檔案原件是信息資源，是資源就有一個開發過程，計算機管理檔案不能只停留在目錄檢索那種初步的不充分的信息開發階段，而應更深入地發掘檔案信息資源，變被動等待檢索利用為主動提供各類信息服務，這就提高了開發檔案的檔次。同時，社會的需求與承認也會大大促進檔案事業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開發檔案信息資源變得愈來愈重要。這就要求我們檔案工作者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規范化的科學管理模式，改變封閉的現行管理方式為向外的“開放型”管理方式，使檔案服務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直接面向經濟，面向公眾和社會的需求。
最后，要積極拓展檔案館藏的新資源。檔案資源的現代化是檔案管理現代化的基礎，數據庫的建立則是檔案資源現代化的標志。因此，檔案部門要把數據庫建設作為信息建設的基礎工程和核心任務來抓。現行檔案館的館藏檔案多以紙質、音像、聲像材料為主要載體，電子文件和數字信息非常少，勢必影響到數字檔案館信息的傳輸和信息的提供利用，造成信息停滯和利用需求的阻斷。因此，加快檔案館原始信息的數字化轉換進程和電子文件的積累，保證可傳輸數字信息的數量，并不斷補充、更新和完善是檔案工作滿足社會需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環。
2.要大力推進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和數字化進程
(1)建立“需求—開發—利用”的科學開發機制：首先，要立足自身資源，增加傳統的編研力度，建立特色數據庫，開展定向專題信息服務。其次，信息資源開發應充分分析并滿足用戶需求，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反映出檔案信息由保管向利用的一種高層次轉化，這將是一項以實現檔案價值為目的的信息服務工作，因此必須要處理好“需求”、“開發”、“利用”三者之間的關系。
(2)以電子文件歸檔為管理重點。當前，檔案數字化相關技術標準尚不完善，在此情況下大量開展數字化工作存在風險，有可能影響到今后的數字信息資源整合與共享。另外，盡早開展電子文件歸檔管理工作，有利于檔案工作與電子政務盡早接軌，為機關單位提供有效服務的同時，又能抓住機遇依托電子政務平臺推進檔案信息化的進程。
(3)有效整合檔案信息資源。合理整合檔案信息資源是充分發揮信息利用價值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是深化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工作的必須。檔案信息化建設作為一項新興事業，并無多少經驗可循，理論指導又一向滯后于實踐，這就使得很多檔案部門在信息資源開發時難免各自為政，缺乏溝通，出現信息資源開發的“孤島”現象。
3.要為檔案管理人員建立多元化的繼續教育培養體系
繼續教育是全體在職檔案管理人員不斷調整知識結構，適應知識經濟時代新要求的手段。面對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的緊迫形勢，大部分在職人員是不可能有時間和機會到高校進行系統學習的，而繼續教育采取專題講座、實習培訓、現場研討等方式，具有時間短、效率高、內容專一、形式靈活等特點，因而成為在職檔案管理人員及時提高信息素養，培養信息技能的有效途徑。
繼續教育必須制度化、全員化。所有在職人員都要定期參加各種類型的繼續教育，并要將參加繼續教育的情況列入考績、評審的范圍。《全國檔案信息化建設實施綱要》中已明確提出，要“堅持各級檔案部門領導干部進修制度”。
繼續教育必須多元化、規范化。一方面要因材施教，充分利用各種教學資源，靈活開展各種形式、多個層次的檔案管理繼續教育，另一方面要嚴格審批和監管開展檔案信息化繼續教育的機構，統一繼續教育的內容體系，教學材料及實驗環境，制定規范統一的分級、分類考評體系，建立“學考結合”的專業考核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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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世紀的來臨，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即新經濟時代。它引發了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革，面對挑戰，我國住宅產業如何發展才能提高行業的整體效益，文章從五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一、經營理念的現代化
眾所周知，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一種與傳統經濟不同的可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經濟運行狀態，即“知識經濟時代”或“新經濟時代”，它的本質是以知識創新和信息傳播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依靠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來發展生產，而不是單純地依靠增加產量來發展生產主要表現為產品質量、檔次的提升。由于提高科技含量只是使產品提高了附加值，不增加產品的數量;信息則是無形的、非物質實體的，當然也不會造成物質形態的產品積壓。因而就能成功避免產品積壓問題，這在目前住宅市場空置房總量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新經濟”給予我們住宅產業最主要的啟示，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樹立起新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追求“規模效益、知識效益，氰息效益”相統一。即不再單純地追求規模經營、規模效益，而是把規模、知識、言息三個效益放在起.通盤籌劃，綜合考慮。一方面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另方面利用信息來捕捉商機，加強市場調查和市場預測，選準市場細分日標，拓展營銷，求得利潤最大化。
日前，一些開發企業日益看中大盤開發，一些輿論也宣稱地產開發進入大盤時代_這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因為大盤較易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有利于降低開發成本和開展營銷，可以獲得規模效益。從城市規劃來看，也利于盤活老城區)、口，改善城市的功能布局。但是大盤開發受外部環境因素影響大，風險也大，容易造成大量空置。而城市里的許多零星地塊也重待我們去開發利用，如出讓用地的剩余小地塊，規劃里模糊的地塊邊緣的小地塊，化整為零批出的小地塊等這些地塊有其本身的賣點、首先是地段較好.交通便捷，易與外界交流;其次，由于地塊狹小，多以建高層為主，視野開闊;而且開發周期短，利于資金周轉，風險也相對較小:開發商如果在提高產品的科技和信息含量上做足文章，開發出具有卜分鮮明的個性特色的現代化產品，做小盤也是可以取得好效益的。
二、產品品質的現代化
住宅產業發展進步的標志，要看住宅總體性能，及產品品質的現代化程度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的來臨，帶動了整個社會文明以及生活觀念的進步，引發了對住宅性能新的定義與要求。人們對住宅的質量要求不僅是工程質量，還有功能質量、環境質量、物業管理的服務質量、人文質量和文化氛圍質量住宅不再僅能住，還有對居住舒適、方便、安全以及住宅智能化、對外信息聯絡等多方面的要求。目前，已經有一批具有新經濟意識或信息產業背景的投資者進人了住宅產業，他們把重點放在了提高住宅產品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含量上，使產業發展增加了新的動力和活力。同時，資深業者也在迅速提高對新經濟時代來臨的敏感度，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這些成功的樓盤，除了更提高戶型、朝向.環境、生活社區服務等方面的傳統品質以外，而且又努力增加了新體系、新結構、新工藝方面的新品質，以及網絡、寬帶等智能化社區，“居家與辦公融為一體”等充滿信息時代的特征艦點.以提高商品的現代化水平，增加新的賣點。
三、住宅生產的現代化
如何能高效地開發出物美價廉、有特色賣點的房地產商品，搶占市場先機，爭取好的效戶益，成了當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而要提高住宅開發的效率和質量，就必須推動住宅生產的現代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住宅生產中部品化和部品生產工業化水平還很低，住宅施工中科技進步貢獻率遠遠低于資本投入貢獻率。手工操作的生產方式，必然建設周期長，成本消耗高，經濟效率低。我國住宅建設勞動生產率，人均竣工面積多年來在30平方米左右徘徊，發達國家一般在120-140平方米之間，我們僅占其1/5一1/6，而能源消耗卻是發達國家的3-4倍，且建筑質量通病也大量存在。住宅產業要改變這種高投入、低效率的狀況，就必須加快我國住宅部品化和部品生產工業化的進程。即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工程質量為目標，按現代化生產方式和高技術組合改造傳統建筑施工體系，采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設備實行科學的施工組織和管理，推行標準化設計、工業化生產、裝配化施工、規范化管理的社會化大生產，實現技術進步貢獻與勞動生產率的雙增長四、住宅流通的現代化從當前房地產業運行狀況、產業結構來看，流通環節相對薄弱。一是開發商的銷售理念陳舊落后，且缺乏誠信意識;二是銷售方式仍以手工作坊式為主，個人開發個人出售，一家一個售房部，尚未形成社會化、專業化、規模化的營銷網絡;三是中介服務發展較慢.且缺乏規范。以致造成行業整體銷售效率低、成本高等間題:
解決流通環節的通病，要在優化產業結構方面下功夫，即要實現住宅產業內各個行業和專業的優化配置和專業分工的細化，以實現流通環節的現代化，改變一個開發企業橫跨生產、流通、消費整個產業鏈的狀況。
分工細化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表現.也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針對目前住宅流通市場的低效率運作狀態.應當加快培育社會化、專業化、規范化的銷售網絡，以降低銷售成本，解決相關的市場間題;同時，下大力氣培育規范的、發達的中介行業，如建立行業內統一的經紀和信息傳播機構，重點培育一批信譽好、實力強的營銷商等。
四、住宅消費的現代化
隨著1974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奧地利經濟學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個歷史名稱，然而，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家的理論貢獻，卻永遠留在人類的存量知識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見中譯本，第215頁）本人所言：“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奧地利傳統，我們可以期待這一傳統有朝一日會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它所開啟的道路的豐富內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于某些任務，仍然可以利用它來取得一些貢獻。”從哈耶克的這一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奧地利經濟學目前已成了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歷史術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已失去了當代意義。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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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建筑經濟論文范文一：建筑經濟發展現狀研究
摘要:本文針對我國國有建筑經濟和民營建筑經濟在我國高速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提出加強建筑經濟的監管制度、加強民營建筑經濟的發展、加強國有建筑企業的改革、加強建筑業的科學可持續發展四項措施以保障我國建筑經濟健康穩步的發展。
關鍵詞:建筑經濟;管理制度;監管;市場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筑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同樣出現了很多問題和不足,嚴重制約國內建筑經濟的健康發展,如何針對我國建筑經濟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創新和改革,成為當下建筑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
1我國建筑經濟的發展現狀
經過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主要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兩大類型,建筑經濟對創造就業崗位和完成建筑建設任務和促進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公有建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1.1.1在我國公有建筑經濟中存在職權不清、權利濫用的問題,如公有建筑企業經理利用國有資產投資到新建或者自己、親屬擁有股權的建筑公司中。利用雄厚的在資本和權利的社會背景下進行對工程項目的承包,然后從中牟取私利,形成國有資本流人私人手中,造成國有資本的損失。
1.1.2我國公有建筑經濟中職權監管不力。部分非國有建筑企業人員利用朋友或親戚在公有企業中擁有權力為背景,虛設工程辦事處、工程項目部,謀取利益,對國有建筑企業造成嚴重影響。或者國有建筑企業內部管理人員利用職權,私自借助國企建筑的名義偷攬工程項目中飽私囊。兩者無不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建筑經濟的市場秩序,破壞了市場經濟穩定。
1.2民營建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1.2.1家族式管理情況普遍。在民營建筑企業發展前期,采用家族式的企業管理模式,不僅能夠利用家族成員的力量,而且能夠充分的利用有限的在資本。但是在企業形成規模,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漸顯現,比如權利過度集中、權利配置不清、人力資源配置落后、目光狹隘不能使建筑企業長期發展等問題。企業如果要健康發展勢必積極吸取高端人才,這就造成民營建筑企業經常謀取短期利益而給企業的良好發展形成了堅固的障礙。
1.2.2觀念落后,缺乏科學發展觀。不論是公有建筑經濟還是民營建筑經濟缺乏先進的發展理念對于企業的發展都是致命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建筑經濟之間的競爭進人白熱化的程度,對干公有建筑企業而言,民營建筑企業在融資結構、融資方式、企業規模、經營規模相對缺乏競爭力。
2對我國建筑經濟發展的對策
2.1加強建筑經濟的監管制度
不論是公有建筑企業和民營建筑經濟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取得快速穩定的發展,但快速發展中難免出現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不能及時跟上步伐,部分建筑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或建筑企業員工利用職務之便,在建筑工程中謀取巨額利益,巨大的利益很快催生龐大的利益集團,不僅損害了建筑企業的利益,而且對建筑企業的發展形成障礙,因此我國的建筑經濟監管制度應在我國建筑經濟逐步成熟的同時進行改革完善,做到有法可依、有效監管的局面。
2.2加強民營建筑經濟的發展
我國公有建筑經濟在整個建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但民營建筑經濟的補充作用同樣重要。民營建筑企業應加強自身的管理模式改革,科學有效的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積極吸取先進人才,促進民營企業員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和完善民營建筑企業的合法權益,對現有的建筑經濟政策進行改革以提供民營建筑企業公平公正、良好發展的市場環境。
2.3加強國有建筑企業的改革
國有建筑企業發展首先要明確產權制度并進行完善和改革,使國有建筑企業做到職責分明,避免權力濫用造成國有資本的損失。其次,要加強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建筑企業職工的綜合水平,提高員工的整體素養。再次,國有建筑企業應被給與更多的自主權力,減少政府部門的過多干預,只有這樣,建筑企業才能擺脫各種束縛企業發展的障礙形成良好的自由發展的市場環境。
2.4加強建筑業的科學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建筑規模在不斷擴大的同時,對能源以及資源的需求上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建筑經濟中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在人力資源方面要做到人力、財力、物力的合理,分配盡最大的努力做到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工程的設計方面,設計理念要符合現代人的居住要求;在材料方面,要充分合理的運用,不得過多的浪費;現階段隨著城市化發展進程加速,城市建設需求也越來越大,城市建設規模的基礎設施將會逐漸加大投人。不但有利于增強建筑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還能夠促進建筑業在可持續道路上發展的更好。
3結語
只有做到對權力有效監管,深化建筑企業內部改革,提高企業人員的整體水平,營造良好自由公正的建筑市場環境,公有建筑經濟和民營建筑經濟才能做到相輔相成,才能對中國整個建筑經濟的良好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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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建筑經濟論文范文二：建筑經濟效益提高策略
摘要：我國建筑業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建筑業在發展進步的過程中，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實現建筑經濟效益的增長。目前我國的建筑業發展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我國建筑業的經濟低下。針對這些問題，我國建筑業急需進行改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加強建筑的標準化，這樣才能更好的提高建筑的經濟效益。
關鍵詞：建筑經濟;經濟效益;措施
建筑物的建筑標準和經濟效益是相互關聯的關系，建筑物的標準在影響建筑經濟效益的高低的同時，建筑物的經濟效益也制約著建筑物的建筑標準。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只有實現生產專業化才能保證建筑也的平穩發展，真正提高建筑經濟效益。建筑企業可以從建筑物本身的使用價值和商品的性質以及建筑物的建設標準出發，建立一套全面的符合建筑經濟效益標準的發展機制，保障建筑業的可持續發展。
1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措施
1.1加強工程項目的管理
工程施工建設是建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所以想要提高建筑物本身的經濟效益就必須考慮建筑工程項目的管理。建筑物工程施工的組織設計是擬定整個建筑物的建設過程、建筑物本身的施工技術和經濟投入等方面的綜合文件。它的制定關系著工程的總預算和工程的投資以及收益等建筑物后期盈利的重要工作，對于建筑物的施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要做好一個建筑的工程組織設計首先要制定一個優質的施工方案，對工程的各個施工方案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建筑物本身的經濟效益。隨著工程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現階段各建筑企業的施工方案的實施和確立要符合建筑本身的經濟效益，全面考慮工程施工的每一個方面，這樣才能將損失降到最低，提高建筑經濟效益。[1]
1.2做好招標投標的工作
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企業的投標競爭活動不再僅僅是施工企業依據自身的技術水平和信譽得到報酬的過程了，更是建筑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隨著建筑行業市場招標投標工作的不斷完善，建筑企業除了要綜合考慮各施工企業的技術和信譽之外，還需要對投標的計劃的進行詳細的研究和討論，在施工組織的允許的情境下，保障工程質量的基礎上對最低成本進行初步的運算和評估，然后在加上預估出來的建筑利潤，對建筑經濟做出初步的預算。
1.3加強對施工現場的管理
建筑施工現場的管理不僅僅關系著建筑質量和工期的問題，還關系著工程施工的前期投入和后期利潤的問題，一旦施工現場發生安全事故，不但影響正常施工計劃、耽誤工期，造成工程利潤的增加，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工程延期賠款甚至撤資等現象，因此一定要不斷地加強對建筑施工現場的管理工作。現場管理人員除了需要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之外還需要具備處理事故的技術和素質，能根據現場發生的事件及時做出反應，將損失降到最低。[2]造價管理是施工方在工程合同的價格的允許下采取的合法提高利益的一種手段，可以說它是工程管理的核心，和建筑利益以及工程建設是直接掛鉤的。如果想要提高工程建筑的經濟利益就必須處理好工程建筑的造價管理工作，在投標競標的過程后中，不僅要制定合理的工程造價，還要在工程施工的過程中對工程造價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監管，不斷加強施工員和管理者工程造價的意識，在保障工程質量的前提下適當的降低工程造價是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強有力的措施。
1.4增強工程施工索賠工作
索賠是合同雙方所擁有的共同權利，是施工方風險規避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施工企業在施工過程中所承擔的損失，通過經濟補償的方式來彌補施工企業的損失。所以，合同雙方一定要樹立良好的索賠意識，在工程施工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把握住工程中存在的索賠機會，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3]
1.5完善財務管理工作
優秀的財務管理能夠提高企業建筑的經濟效益。優秀的財務管理，能夠給建筑施工企業提供真實可靠地財務信息，幫助企業提高規避風險的能力。企業要重視財務管理的重要性，完善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手段來改變傳統企業的運行模式，把成本和效益作為財物管理的重點問題來對待。建立科學、合理的財務管理制度，明確各財務部門的職范圍，增加財務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水平，只有將財務工作規范化，才能增強財物管理的獨立性和企業防范風險的能力，提高建筑的經濟效益。[4]
2結束語
對于施工企業來說，建筑工程的經濟效益是工程施工的最根本目的，只有提高工程建筑的經濟效益，建筑企業才能持續的發展下去，為建筑業的發展做貢獻。時代的不同，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方法也是不一樣的，建筑企業只有緊跟時代的步伐，才能在保障工程施工質量的同時提高建筑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1]陳寧剛.提高建筑項目經濟效益的策略分析[J].當代經濟，2010，22：74~75.
[2]郭萍.對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策略分析[J].財經界(學術版)，2013，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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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個性化需求的條件研究
作者：網友投稿文章出處：時間：2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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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個性化需求的條件研究
摘要：個性化需求已經成為電子商務發展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本文從網站策略需求、產品策略需求研究個性化需求的內在性，從生產模式、經濟模式、經營模式、價值模式的變化和相關案例，研究電子商務活動的個性化需求的必然性，從而得出個性化需求條件形成之必然。
關鍵詞：電子商務，個性化服務，個性化產品，無差異產品
Abstract: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hasbecomeanimportantresearchquestionine-commercedevelopment.Theinherent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theserequirementsofWebsitetacticsandproducttactics,theinevitabilityofe-commerceactivity-based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somerelatedcasesandthechangesofproductionmodel,economicmodel,managementmodelandvaluemodel,andthentogettheinevitabilityofforming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nthispaper.
Keywords:E-Commerce,individualizationservice,individualizationproduct,Non-divergenceproduct
0、引言
一場廣袤而深刻的變革已經來臨，不算上個世紀中葉起就有先知先覺的學者、政治家和企業家們，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在進入新千年門檻時，都感覺到即將到來的震動，盡管這新的時代才露端倪，不管我們它將它稱為什么：“知識經濟”、“新經濟”也好，“數字革命”、“虛擬經濟”也罷，或是“網絡經濟”、“信息經濟”……我們知道它的主要來源是信息技術和網絡。網絡時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產中，通過因特網提供的企業與顧客即時雙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顧客可隨時了解一個企業的產品或業務，獲得基于信息的服務，提出反饋意見，發出訂單乃至根據自己的要求參與產品的設計。
從[1]中利用個性化服務成功的范例說明了網絡營銷個性化服務的成功之道和實施個性化服務的局限性，到[2]中傳統工業的經濟、技術和管理等諸多方面闡述了前瞻性的理念所引入的個性化服務，到[3]中為了實現個性化服務從技術層面而提出的虛擬設計系統，它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基于電子商務的個性化服務已經成為一種現實，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因此，全面地研究電子商務的個性化需求，已經成為一種必然，尤其是從個性化服務和產品的條件形成上研究，更能充分地理解和應用個性化特色。
1、電子商務的個性化需求
電子商務的個性化需求包括個性化的服務和個性化的產品。
個性化服務是指商家根據每一位顧客的年齡、身份、職業、品味等個人特點，過去的購買行為和購買偏好等因素，因人而異的提供獨特的產品和針對。
在產品的表現上，產品的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早期階段（包括概念設計、詳細設計、工藝規劃和制造階段），處理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吸引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注意力，可以幫助制造企業設計和生產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
2、電子商務中個性化需求的內在性
當人們把電子商務活動說成是“鼠標+水泥”模式時，不管這種說法在初期的理解上的褒義或貶義，但是，隨著時間的延續和電子商務的發展，“鼠標+水泥”的確刻畫出電子商務活動的內在性。
從電子商務活動過程來看，“鼠標”表示了客戶的屬性，即客戶利用鼠標在網絡上對網站點擊的隨意或隨機性；“水泥”表示了網站的屬性，即，網站的吸引人之處，也就是如何利用個性化的服務和個性化的產品，有效地將潛在的客戶轉變成真正的客戶，將新客戶轉變成忠誠的客戶，轉變靠的就是“水泥”的“粘合”屬性。
2．1網站策略需求
網站策略是網絡營銷特有的策略。在網絡空間中，網站是企業最重要的標志，在Internet上設立網站是企業進行電子商務的基礎。網站不僅代表了企業自身的形象，而且也直接關系到網絡營銷的效果。通常，企業的網站策略主要是通過網站宣傳策略和網站設計策略來實現的。
網站宣傳可分為網絡渠道和傳統渠道兩大類。傳統渠道就是指借助于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的媒體宣傳企業網站，這和傳統的廣告方式并沒有區別。另一種方式，則是借助于新興的網絡媒體宣傳企業的網站，其目標是設法使企業網站信息散布在眾多的網絡空間上，并建立從這些空間直接鏈接到企業網站的路徑。具體的方式就是采用網站登錄和建立鏈接。因此，網站的宣傳策略很難表現出網站本身的獨特個性化，更多的是需要網站設計策略的個性化。
網站設計是網站能否成功的關鍵，客戶登錄網站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查閱相關的內容，獲得相關的信息。因此，在網站設計過程中，在符合國際通行標準的基礎上，滿足為客戶提供需要的內容和快速反應客戶的請求。客戶在訪問站點時，關心的不是管理者的個人信息，也不是企業的機構設置，而是你能生產什么商品或提供什么服務，商品與服務的質量、價格，以及售后服務等信息，因此，在以生產商品為核心的企業，產品應成為整個站點建設的基本核心；在以提供服務為核心的企業，服務就成為建站的核心內容。除了具體內容表現外，網站上商品和服務項目放置的位置，隨著客戶訪問的頻次動態調整，使客戶能更方便地獲取所需信息，體現出更多的個性化。
2．2產品策略需求
產品是傳統營銷組合理論中的核心，是企業實現利潤和再生產的保證。在“4Ps”向“4Cs”轉移的過程中，客戶占據了產品的中心的地位，但產品在營銷中的價值卻沒有降低。
在產品的各個層次（核心利益層次、基本產品層次、期望產品層次、附加產品層次、潛在產品層次）中，一方面，由于網絡市場所特有的虛擬性、與消費者交流的及時互動性和產品本身的不同特性，在網絡營銷的產品和傳統市場營銷中的產品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消費者需要的個性化、多樣化，使產品概念中的核心利益層次、基本產品層次和期望產品層次已經不能滿足客戶的需要，附加產品層次和潛在產品日益成為企業獲得客戶的重要手段。
盡管網絡營銷和傳統營銷方式相比在信息渠道、交互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但同樣在產品不可觸摸、缺少人情味等方面也處于明顯的劣勢，所表現來的、最為明顯的就是產品的無差異化。所謂的無差異化產品是指適合在互聯網上進行銷售的產品，而網絡市場是全球性的，產品在網上銷售將面對全球的消費者，并且都是以數字化的信息向消費者展示。
由于網絡產品展示的無差異化，很容易造成網絡產品的質量不確定性。原因是：①客戶通過瀏覽接觸產品，而產品的數字化則使客戶對產品的了解無法像傳統般對產品進行全面的了解，客戶只能從電子商務網站上了解到產品的價格、性能和大致的外觀等，無法真正了解產品的質量，數字產品更是如此；②INTERNET上信息的真實程度，無法得到識別；③目前INTERNET不屬于任何組織管理，廠商并無法保證信息能夠完全的、不被惡意修改的傳遞到客戶手中，客戶對此產生懷疑態度；④大部分網站高額的維護費用，形象包裝和廣告推廣費用，網上商品的價格不具有明顯的競爭力，一些網站為了生存，采取低價策略，用假冒商品替代，價格不一致，導致“檸檬問題”。上述問題的產生，是網絡產品的無差異化屬性，也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克服這些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就是使客戶能夠對產品有差異化的體驗，具體表現在無差異產品在不同商業運作方式網站所附帶的增值不同，能夠為客戶提供的如支付服務、物流配送、功能更多的后臺支持和網站功能及產品的相關信息服務。這也是產品策略個性化需求的因素。
3、企業經營方式的個性化需求
回顧十數年來從工業經濟到網絡經濟的轉換過程，我們不難發現，企業的經營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大致可歸類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3．1從大規模生產到敏捷制造
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造就了工業社會。專業化的生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降低了單位成本，形成了規模經濟。可以說，工業社會相對于農業社會的特征優勢就存在于大批量生產之中。然而，大批量生產并不是盡善盡美的：在農業經濟時代，生產者與使用者距離非常近，甚至是合一的，他可以制造出非常合乎使用者要求的東西。到了工業經濟時代，分工越來越細。環節越來越多，生產者與使用者的距離越來越遠，使用者的聲音常常由于過長的生產——銷售鏈而傳不到生產者的耳中。
從第5代市場營銷觀念的演進，我們可以看到工業社會為克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分離而做出的努力：從亨利·福特的生產觀念到產品觀念，從推銷觀念到市場營銷觀念及社會市場營銷觀念所做出的轉變。但由于科技手段或稱為時代的限制，此種分離只能在一定程序上得以緩和卻無法完全消除。
但在網絡時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產中，通過因特網提供的企業與顧客即時雙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顧客可隨時了解一個企業的產品或業務，獲得基于信息的服務，提出反饋意見，發出訂單乃至根據自己的要求參與產品的設計。這樣，企業的產品雖然可能由于顧客的個性化定制而各不相同，但是由于網絡的作用，而仍然享有大批量生產的規模經濟——即所謂“敏捷制造”。生產者和消費者因為工業革命而離異，現在卻由于網絡時代的敏捷制造而破鏡重圓，融合了農業經濟時代和工業經濟時代生產制作的優點，敏捷制造使得網絡經濟時代的產品不僅享有更低的成本，而且因此貼近顧客需求。借著信息技術，使用者和生產者已經合二為一了。
如果要以兩個人（其人名也恰巧是公司名）來形象的說明這一轉變，則最好的選擇是“從福特（FORD）到戴爾（DELL），正如享利·福特首倡了大規模生產并成為其代表一樣。戴爾卻是敏捷制造或曰大規模個性化定制（Masscustomization）的先驅和典型。
3．2從商品經濟到服務經濟
工業經濟向網絡經濟轉變，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經濟重心的角色轉換。20世紀80年代經貿組織成員國凈增的6500萬個工作崗位中，95%都是由服務業提供的。美國企業家保羅·霍肯在《下一代經濟》中提出：信息經濟的對立面是特質經濟。每一項勞動，每一件產品都包含物質和信息兩部分，如果物質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物質經濟——即傳統經濟；那么，如果信息部分占的比重大，就是信息經濟——即下一代經濟。信息經濟是“智能”占主導地位的服務型經濟。
網絡經濟時代的服務性工作，與工業經濟時代的服務性工作不同，后者只限于生產輔助（如配送設施，銀行等）和個人服務（如商業零售、家政服務等），而前者先包含4個層面：①個性化服務；②商業服務；③交通運輸、通信和公用事業等方面的服務；④信息、教育、衛生研究和政府部門的服務。這些部門的中心任務是創造、處理和分配信息，其中前3個層面在工業社會也會有涉及，但對社會的發展最有決定意義的正是第四個層面服務的增加。
網絡經濟時代，企業之間在產品質量和成本方面的競爭將漸漸退出歷史舞臺，競爭焦點將轉移到服務質量上。IBM公司表示，該公司不是在從事電腦制造，而是在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服務。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說過，今后微軟80%的利潤將來自產品銷售后的各種升級換代和維護咨詢等服務，只有20%的利潤是來自產品本身。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服務貿易異軍突起，發展迅猛，目前的經營額已超過全球貿易總額的1/5。
3．3從實體經營到虛擬經營
虛擬化這一嶄新的企業組織和經營方式，似乎以超光速的步伐向我們走來，一經出現就迅速在全球開花。虛擬化正為世界經濟提供一個全新的、倍增的拓展空間。其實，虛擬化經營說到底也是一種通過專業化生產提高效率的行為，類似這種行為早就存在于勞動分工出現后的人類歷史中。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信息溝通等問題，導致輔助專業勞動無法社會化。現在，網絡的出現，使得這種輔助勞動大規范社會化成為可能，也是目前為止最有可能提供個性化電子商務的模式。
網絡經濟從兩個方面引發了虛擬化經營的出現：首先，國際互聯網絡虛擬化經營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企業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為取得競爭中的最大優勢，可以僅保留其核心的功能，而將其他功能通過各種方式（如聯合、委托、外包）借助外部的資源力量進行整合來實現。其次，市場情況和競爭方式的新特點，形成了對虛擬化經營的內在需求。瞬息萬變的市場和服務競爭的取勝條件，要求企業必須具備靈敏的反應能力和富有彈性的動態組織結構，即需要建立虛擬企業。
虛擬企業一般有以下幾個特點：企業界定模糊；信息共享、彼此信賴；專業人員地位強化；虛擬經理的出現。應客戶要求，改變產品或服務的彈性大，由此帶來虛擬企業的如下優勢：有利于技術開發，有利于客戶關系管理方式開拓市場，有利于共同籌資，有利精簡結構，有利于專業化生產，有利于多元化經營。
3．4從價值鏈到價值網
由以上關于虛擬企及其合作和未來組織特點可以看到：網絡經濟時代，是傳統價值鏈重新構造的時代。工業時代企業賴以創造和建立競爭優勢的，由基本活動（內部后勤——生產作業——外部后勤——市場和銷售——服務）和輔助活動（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的管理——企業基礎設施）組成的，已在企業內部強化了的一條價值鏈，在網絡時代，將由虛擬化經營，更加專門的分工與合作和網絡結構所代替。在網絡結構中，自由職業者將增多，企業、團隊乃至個人是一個個的節點或核心，承擔著相當于傳統價值鏈上某一個或幾個環節的更加專業化的核心業務，其價值將由他客戶聯系的多少，親疏和服務的滿意程度來決定。只有采取這種方式，個性化服務在電子商務中的開展才能面對最小的阻力，以最靈敏的狀態一一面對“新經濟”下的多樣客戶。
4、成功案例簡單分析
電子商務個性化的產品和個性化服務以滿足個性化的需求的成功案例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4．1案例1
滿足個性化需求在電子商務活動中的成功者一定得談談PC零售業的巨頭——Dell公司。Dell公司是由其創始人MichaelDell于1983年在其德克薩斯州的大學宿舍創辦的，現在Dell公司年銷售額可達180億美元，共PC機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了老牌的電腦巨IBM.、Hewlett-Packard和Compaq。Dell公司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與其獨特的經營模式是分不開的。電腦銷售，一般是通過商進行的，而Dell公司卻采取一種直銷模式即“按用戶訂單裝配電腦”的模式。用戶可以通過電話和互聯網將自己所需的電腦組合、配置、型號等資料告知Dell公司，Dell公司就按用戶的要求定制出用戶所需的電腦，從客戶訂貨到送貨時間不超過36小時。此外，Dell公司還為其最好的客戶創建了1500個個性化主頁，使得他們可以直接獲得公司的許多信息資料。Dell的個人電腦單機銷售額年增長率為70%以上，遠遠超過整個行業的平均增長率（11%）。
4．2案例2
如果說Dell是把一個新興的科技產業帶入個性化的大潮的話，那么Amazon就是把一個承續上千年的書籍銷售也帶入這場大潮。
Amazon是一個虛擬的網上書店，它沒有自己的店面，而是在網上進行在線銷售。它提供高質量的綜合節目數據庫和檢索系統，用戶可以在網上查詢有關圖書的信息。如果用戶認為需要購買的話，可以把選擇的書放在虛擬購書籃，最后查看購書籃中的商品，選擇合適的服務方式并提交訂單，那么讀者所選購的書在幾天后就可以送到家門上了。Amazon書店還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務，例如，讀者可以在拿到實質的30天內，將完好無損的書和Music退回Amazon。Amazon將原價退款。當然Amazon的成功還不止源于此，如果一位顧客在購買一本書，下次他再次訪問，映入眼簾的首先是這顧客的名字和歡迎的字樣；Amazon使用推薦軟件對他曾經購買過的書以及該讀者對其他書的評價進行分析后，將向讀者推薦他可能喜歡的新書，只要用鼠標點一下，就可以買到該書了；Amazon能對顧客購買過的東西進行自動分析，然后因人而異地提出合適的建議。讀者的信息將被再次保存。這樣顧客下次來時就能更容易買到想要的書。
4．3案例3
如果說Dell和畢盡是銷售有形的商品的話，那么前程無憂網就是地地道道的“人販子”了。因為人人都是不同的，那么這個“人販子”的生意就是徹徹底底的個性化，為買家量身訂做的了。
前程無憂網目前是業內公認的最大招聘網站，就北京地區而言，其網站收入占據了總收入的50%以上；他們的另一塊王牌就是前程周刊，這份由前程無憂自辦的報紙在武漢，西安、成都等內地城市有很大的影響力。其實，前程無憂所做的很簡單，人才來找它，用人單位也來找它，它只要把各方面的資料整合后再搬上平臺，本來沒什么可個性的，但因人才這種特殊的商品，使得前程無憂網在個性化服務方面就更加前程無憂了。
前程無憂網在2000年底就已經達到收支平衡，2001年收入達1.6億，預計2002度可以突破2.7億大關。就在本文成文前，本人收到來自前程無憂網的一封電子郵件，信中提醒我在其網站上注冊的個人簡歷已經半年沒有更新了，并建議我為了保證簡歷的實效性立即更新。前程無憂網就是這樣做到對客戶貼身服務。
5、結束語
由以上三個案例可以看出成功的個性化服務的電子商務化企業，無不是在其組織結構和產品組成上具有極強的敏捷性，要想在電子商務個性化的舞臺上有施展空間的話，除了應意識到滿足個性化需求的趨勢外，更應該理解滿足個性化的動因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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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收入國家；分工理論；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現代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①。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這些國家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左右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報告指出，拉美等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該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國、日本、韓國等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③。該報告還根據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
（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考慮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報告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既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本、德國、韓國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二、增長、分工與交易費用
對“中國能否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疑問，一些主流的看法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更多由要素數量投入的增加轉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此如何推動創新、提升技術水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或增長方式）轉變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當前社會的普遍觀點。
然而通過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國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韓等亞洲經濟體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大約在7%―8%，其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則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能達到兩位數，不是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國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資本的積累比其他經濟體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之間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關系，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個新機器設備的引入，既帶來了投資的增加，也導致技術水平的提升。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明確區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兩者往往一起產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如上所述，中國在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遜色，將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完全解釋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并不符合事實。
更關鍵的是，雖然將中國能否進入高收入歸結為能否實現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或更為準確地解釋為能否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從而提出推動創新和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這樣的政策思路并沒有錯。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妨礙其創新和轉型而不能進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順利邁進高收入的國家又做對了什么，能夠保證其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呢？這些仍然是有待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增長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化水平而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收益（楊小凱，1998）。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由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增長（Young，1928）。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例如許多應用于具體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和設備，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難產生出來的，或者即使產生了也沒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它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發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工持續深化”被看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同義反復，“分工水平”也成了“生產力水平”的代名詞。因此站在分工理論的視角，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繼續增長而邁入高收入社會，就成為一個分工水平能否持續深化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分工狀況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的表現，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的不斷深化？既然分工會帶來專業化水平提高所導致的生產效率改進，那么為什么在許多國家這樣的改進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呢？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們交換的愿望（即交易能帶來雙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交易費用的視角下，市場規模的大小其實就是交易費用高低的表現之一，如果交易費用（交通、運輸費用）減小，市場規模就會增大。在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會帶來收益（生產效率提高），也會產生成本（交易費用增加）。在張五常看來，交易費用包括魯賓遜經濟（即單人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經濟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應計算在內。經濟產生分工，就會需要制度的協調，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況下也會產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決于其所帶來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對比，若分工所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收益能夠超過相應增加的交易費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斷進行，反之則分工水平難以持續提高，經濟增長就會趨于停滯。一旦把交易費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論后，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討與分工相關交易費用的相對大小（與分工帶來的收益相比）。為此，他們開始對各種交易費用進行分類和仔細考察，例如區分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即合同簽訂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引入和對各種交易費用的詳細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歸因于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人們會繼續追問：又是什么影響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呢？如果將交易費用看作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甚至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僅僅基于“生產效率改進、交易費用降低”的經濟視角來解釋整體制度的演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影響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并非只有經濟力量。或者說，盡管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決定著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探究決定交易費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從分工到分化
當把分工問題放到更寬泛的領域加以探討，有兩個人的著作對筆者的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另一個是金觀濤教授的《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雖然分工看起來只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下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但它卻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對其“分工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形態社會系統的變遷，意味著其分化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也帶來分工狀態的本質不同。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變、分工水平變化和經濟增長變遷的關鍵。因此，結合“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分工和增長現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釋。
盧曼的分化理論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⑦。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本質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例如宗教意識形態）籠罩下按照單一分層規則所形成的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賦予不同職業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現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例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則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領域的規則不能引入到學術領域，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局）。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個領域、多個分層規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僅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體的意愿和努力，也取決于相應的激勵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塑造則深受整個社會分化模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也產生出相當規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的選擇（極端的例子如傳統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種姓級別與職業種類一一對應）；其次，社會分工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和層級規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僅憑借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深化⑨。
所以在現代化轉型理論看來，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和單一分層規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努力而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則，某一個領域的上層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
表面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激勵環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中國的分工、分化與現代化轉型
運用上述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來審視中國的問題，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⑩。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和一定的運氣就可能通過考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貴為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單一分層規則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政治權力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權力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雖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顯，總體上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結構向著網絡型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屢見不鮮，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仍然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開始的中國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從分工、分化和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創新和轉型升級，就需要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該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轉變，由此伴隨著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模式從功能泛化轉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所以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五、未盡的討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日益發現，無論是運用“社會系統分化理論”還是“現代化轉型理論”，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其實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均意味著“中國會逐步走向一條由西方經驗所導致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西方獨特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和意義？”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引言”中曾經問到：“究竟哪些情勢一起作用，導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這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至少我們通常都以為，它們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遵循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演進模式，并由此來推斷中國未來的進程和應該做出的轉變，這是不是又成為了另一種類型的“刻舟求劍”呢？
西方國家功能式分化的社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傳統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運行都基于個人權利。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下，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經典比喻，西方社會就像捆柴，單個個體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個個社會團體）。每個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個人權利衍生出來的權利和責任，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形成相對分明的界限，因此社會的結構是一個團體格局。這種基于個人權利而形成的團體格局，對于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產生具有重要的影響。而西方之所以會逐步演變成這種基于個人權利和團體格局而導致的功能分化式現代社會，與其所秉持的救贖和求知兩大終極價值、獨特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而非孤立的個體。中國的社會關系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關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人會與所處圈子中心的人發生聯系（即所謂關系），聯系的緊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規則取決于處于不同圈層的人與中心的人遠近程度，即血緣和親緣等關系的密切程度，這種關系的遠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稱的人倫。中國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個人的社會關系共同交織所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產生出不同的觀念和制度，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其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這種“關系主義”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國一定會向著那種“功能分化”式的社會演變方式前進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從增長、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要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分工持續深化，而要推動分工持續深化則需要社會由層級式分化轉向功能分化式”的邏輯命題成立，從而推出“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分工的持續深化，也需要轉向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的結論，那么在“差序格局”和“關系主義”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的功能式分化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換言之，中國式的功能分化社會又表現出哪些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呢？這同樣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
至此，為了回答“中國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這個問題，從“增長”“分工”一路追蹤到“分化”“現代化轉型”，再繼續討論到“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似乎已經離開最初的問題太遠了。根據推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1772國際元，已經超過了前述“高收入之墻”的11000國際元標準。即使根據當年價美元計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會在2022年能夠躋身世界銀行設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看起來“中國能否邁入高收入國家”，已經是一個即將由事實所驗證、無須再多加討論的問題了。
然而我們卻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無論是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高收入之墻，其標準僅僅只是幾個數值，更為重要的是數字背后所反映的觀念和制度的變化。中國邁向高收入，本質上是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環節，而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目前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目標，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仍然任重而道遠。即使從經濟領域來看，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增長模式的變化，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中國這艘大船逐漸離開了原有的航道，來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來的征程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繼續展開探索。同樣如上所述，從“增長”“分工”“分化”到“現代化轉型”的探討依然沒有結束，中國在自身傳統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走向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如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觀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過程中實現“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決“孔子+馬克思”的難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也許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注釋
①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達到4270美元（當年價美元），邁入了世行所設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國分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類。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區間內。參見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數據參見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單位“元”為1990年國際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說明，“元”均指1990年國際元。根據數據推算，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8127國際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墻”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匯率法）的收入門檻。他們指出，凡是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國家，其制度質量指數（世界銀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較高（沙特除外），而絕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國家，制度質量指數的水平都較低。因此，一國要跨越高收入之墻，必須在政治穩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設、反腐敗狀況與管制質量等制度建設上有良好的表現。
④參見喬納森?安德森：《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頁；劉世錦等：《我國未來生產率提升潛力與經濟增長前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14年，第173號（總第4670號）。
⑤楊小凱曾用一個“私人建房”的生動例子來比較中國和美國分工水平的明顯差距。在美國，私人修建別墅中“復雜靈活的推土機”“現場水泥澆灌機”等專業化設備的使用，與其擁有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例如在計劃體制下，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雖然由計劃調配而不存在市場交易，但同樣也會產生政府部門、企業等主體之間因互相協調產生的制度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往往會高于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成本。參見張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轉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17―518頁。
⑦⑧參見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第148頁，第181頁。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機構，教師或科研人員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級別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報，由此導致科研的專業化水平難以有效提高。
⑩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B11參見何炳棣：《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方面1368―1911》，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B12參見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B13例如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天主教會制度、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
B14參見：《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B15唐文明教授認為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立場應該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參見唐文明：《迎接儒學復興的新階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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