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5 16:19:48
導語：在當代文學思潮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教學的必修課程。實際上，作為一門課程它的對象是研究生、本科生、專科生和高職生，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對象是相關專業的研究人員，它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因而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格局，是相當重要的文學資源。在教學目的上，要求學生比較系統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程，包括主要文學社團、文學思潮與流派、代表性作家作品，并就重要的文學現象做出重點闡釋，培養學生正確的文學史觀，提高學生獨立分析文學現象與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堅定價值立場和話語立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應當注重其經典性，這對學生寫作實踐可以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一、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一種資源，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為新文學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一是“五四”前后大量文學社團的成立，可以用雨后春筍來形容。“這些文學社團從來就不以歷史的弄潮者的姿態出現，不浮現在時代的潮頭充任推波助瀾的先鋒角色，而是在時代浪潮的推涌下自覺地做一個追隨者，一種創造精神的響應者，一種開拓意識的實踐者和幫襯者。” [1]也就是說，這些文學社團自覺承擔起人性覺醒和精神獨立的責任，為新文學的現代性訴求打下了堅實基礎，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許多作家紛紛加入文學社團，無形中擴大了新文學的力量。二是文學思潮和流派不斷興起和更迭。“五四”時期大量的西方文學思潮和流派相繼涌入中國，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現代主義、象征意義等主潮使得中國現當代文學真正具備了反封建的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本土式的思潮與流派風起云涌，大大推進了新文學的進步與發展。例如上海的新感覺派為讀者帶來了具有極大沖擊力的文體實驗與革命，與80年代的先鋒小說相比也毫不遜色，施蜇存、劉吶鷗、穆時英、黑嬰和禾金等作家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文學資源。三是經典名家名著大批涌現，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成就其經典性的最為突出的表現。“魯郭茅，巴老曹”是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最經典最著名的概述，然而實際上除了他們，還有不計其數的作家共同為新文學做出了添磚加瓦的貢獻，沈從文、林語堂、梁實秋、郁達夫、丁玲、路翎、張愛玲本文由收集整理、趙樹理、周立波等名家的地位有目共睹，《阿q正傳》、《駱駝祥子》、《金鎖記》、《邊城》、《小二黑結婚》、《暴風驟雨》等大量的經典作品也是他們留給后人的一筆珍貴文化財產。由此可見，中國現當代文學本身就是巨大的資源，它給了后人無數的影響，讀者從中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與愉悅。
二、文學資源的經典性
著名學者朱棟霖和張福貴主編了一套教材，名字叫《中國現代文學經典1917-2000》，里面收錄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經典著作，那么這些作品為什么叫經典呢？黃曼君認為新文學經典地位與新系統確立一個表現是：“新文學經典及其闡釋的出現感召和催生了一大批新文學作品，而這些作品的創作和對這些作品的研究則進一步豐富了新經典、新系統，并從一個新的層面取代了舊經典、舊系統的地位。” [2]換句話說，所謂的經典作品應當是對后來者產生影響和借鑒的，并通過時間的洗刷淘汰了舊經典，這里有一個置換的問題，即是新文學代替了舊文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確，這不是簡單的置換，而是一個系統轉入了另一個系統，我們一般認同這標志的誕生是現代性的展開，新的世界體系打開了大門，給人以新的視野和領域。中國現當代文學就是屬于這種性質，從誕生與發展來看，它永遠屹立于時代潮流，將人們帶入一個全新的開放的世界。
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的經典性表現在它作為一門嶄新的學科所體現出來的典范性和權威性，它一方面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最完美的文學作品，代表了時代的良心和正義，另一方面，經典性還表現為經過時間的沖刷，它依舊作為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作品，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色。我們閱讀《阿q正傳》，仍然能夠照見今日國民身上無時無刻不投射出來的投機取巧和狡猾自私，現實社會和阿q本身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上形成了某種對應，國民劣根性用阿q精神來概括，既形象又生動，這就是經典的偉大力量。我們讀《邊城》的心情也很復雜，但最終都會為那份久違的溫暖所感動，而這又與80年代的作品一脈相承，例如海子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人類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信仰歸根到底是相通的。這一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的最好見證。
三、學生寫作實踐的經典意識
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源不管是作為學科背景，還是文化財富都無疑在豐富著我們的生活，不僅如此，它對于建構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還記得，冰心筆下的《超人》何彬原來“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不相信這個世界有著美好的東西，直至有一天生病了，小朋友祿兒的一束花和一封信箋化解了他全部的愁結，終于放下身段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當然，文學作品并一定要求統統這樣寫，張愛玲的“蒼涼”筆法無疑也是優良的資源，但因為寫作的理念，尤其是對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從而保證了作品的文學性與審美性。
今天的大學生生活在一個激流變幻的年代，社會給了他們太多太多的選擇，無數的誘惑在揮手，人心也容易變得浮躁起來。在閱讀上，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讀小說看壓縮版，讀哲學著作看研究版，許多人都不愿意看原著了。這樣一種心態使得讀書的功利性相當突出，無形之中消解了閱讀的經典性與權威性。正是因為讀書的浮躁與虛脫，當代大學生的寫作能力變得越來越下降，這種下降不是指寫作能力不行，而是指寫作缺少經典意識，在表現形式上，裝腔作勢，自以為是；在語言表達上，空話連篇，不知所云；在敘述內容上，空洞無物，無的放矢。當然，網絡等現代化媒體的確給傳統寫作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是不得不承認，人才是決定一切的終極力量，惡果說到底是人造成的。
楊洪承，安徽蕪湖人，1954年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負責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聯系導師、學位委員會委員、學報編委。社會兼職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等。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專著《王統照評傳》是國內學界第一部現代著名作家王統照的學術傳記，被同行專家譽為開拓創新之作。2009年主編的《王統照全集》出版，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現代文學館等單位發起在北京舉辦了全集首發儀式和創作研討會，產生了較大學術反響。楊洪承教授對魯迅、郭沫若、茅盾、聞一多、沈從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現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專題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發表《文學的歷史與歷史的文學》、《由歷史主義走向歷史哲學》、《主體變動多樣世界眼光──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和編寫的思考》等系列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研究論文，這一組文學史學的論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993年出版了專著《文學史的沉思》被同行專家評論在將文學史視為一個多元決定的整體的動態系統，為文學史的描述和詮釋的框架、文學史編寫的個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學科的有效方法與觀念。
20世紀90年代以來，側重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研究，多視角多維度尋找文學社團生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社群內部人與事的復雜關系，突破了現有文學史教科書中對一些社團群體既成定論，產生了較好的學術影響。1998年出版專著《文學社群文化形態論》，建構了一種文學社團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體個案解剖實踐其理論方法。該著是第一次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提出文學社群文學史概念，把現代中國社團流派研究從方法論、本體論與操作實踐上提升到一個新層次，具有學術開創性和學術建構性。新世紀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的整體文學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個案解析上持續用力，先后發表了系列有影響的論文，主持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還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文學斷代史、文學現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現代文學思潮研究的評述與思考》、《論五四現代小說結構與傳統的關系》等論文分別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或《新華文摘》摘編，在同行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
楊洪承教授從上世紀90代中期開始指導研究生。畢業碩士生數十名，指導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畢業后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有影響的中青年學術骨干、學科帶頭人。有多位學生的學位論文獲得江蘇省優秀博士論文和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等。
楊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江蘇省社科基金等項目多項。曾獲教育部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精品課程、江蘇省高等學校教學成果特等獎、江蘇省高等學校優秀課程群、江蘇省高等學校優秀研究生課程等。多次榮獲南京師范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先后獲山東省教委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江蘇省社會科學哲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山東省首屆劉勰文藝評論獎等。
存在主義式的文學批評直抵文學內核，規避了文學細枝末節的遮蔽，顯示出大氣磅礴的思維智慧。正是立足于存在主義的立場，楊經建從數千年潛移默化的家族宗法傳統造就的中國家族小說的繁榮中，從《金瓶梅》、《紅樓夢》一直延綿到《四世同堂》、《白鹿原》等優秀家族長篇的文學實踐中，敏銳地發現了中國家族文化母題的諸多共性。在他看來，“在人類的天生的‘敘事動機’的鼓動和作用下，將潛在人類意識中的那些基本情結外化、升華為敘事文學所要講述的內容，換言之，生命、死亡、、家族成為敘事文學古老而穩定的創作母題，也是理所當然的。”進而將中國百余年來的家族小說視為一種文化母題，它有著自己的敘事規范、結構功能和模式，是人類基本精神、民族風情在小說中的必然反映與遺存，是人類情感集體無意識的象征，“它充分體現了人類藝術的歷時態與共時態的一體兩面的本色”。楊經建敏銳地感覺到，家族小說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必然會朝著城鎮、都市、個人體驗的層面推進和衍變，其中蘊含著一種獨有的沉重、悲愴美感，其根源在于“知識分子文人在種種劇烈撞擊中出現的‘憂新’和‘患舊’的精神敏感病”。
同樣基于存在主義的文學批評立場，楊經建對于人們所熟知的王國維的“三重境界說”也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論斷。他認為，王國維身處在生存論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詩學的方式傳達著一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與終極憂患與其說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種種人生的苦惱與選擇，不如說是人處于有我之境中卻要去追求與實現無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國維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義視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卻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盡天涯路’之嘆;第二境乃處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為他太不食人間煙火了未免過于寂寞凄涼，所以只能是‘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終于豁然大悟:真正的勝境并非要完全脫離俗諦，原來在俗諦中也能實現真諦，這就是‘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以前之所以沒有發現俗諦中也能實現真諦是因為沒有真諦照耀之光，只有真諦之光的燭照才能使人擺脫異化現實的束縛進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轉用存在主義的話語表述則是，通過現象學的還原使作為‘此在’的人進入本真生存的狀態，人脫去生存的蔽障從‘此在’入手探詢生命的本源，從而進入藝術的極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時，在談到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藝術審美偏向時，楊經建發現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步入現代性進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卻延續了傳統社會中藝術審美偏向于維系社會協調、團結的理而喪失了現代文學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現實局限的非理，尤其是，當‘現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漸被置于中國式政治革命運動所導致的單一狹窄的工具理性、實用理性運行軌跡后。”這樣切中肯啟糸的凝練表述，在楊經建的文學批評中并不鮮見，讀來饒有趣味，這與他對于存在主義哲學著作的喜愛、對于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的熟讀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積累的豐富閱歷、人生經驗密不可分。
楊經建的學術批評智慧和發現還遠不止于此。他對于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以及中西文學保持著長期的廣泛涉獵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現象時常常能夠發人所未發。從過去一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屬于文學學科內的研究者，都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層次，沒有掌握綜合批評或跨學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學理內涵。而楊經建既對西方文化與文學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又廣泛涉獵古今中外的其它學科的知識，并且能夠很好地綜合、化用，因而在解決文學與文化現象時能夠獨具匠心。
只有以敏銳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長期的才學沉淀與縝密思維、生命意識相結合，批評家才有可能發現他人所不能發現的真知。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到20世紀90年代無疑已經發展為一個影響范圍相當廣泛的文學思潮和現象，充盈的女性意識和女性話語日益成為眾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話份”和權利。楊經建先生在書中巧妙地運用了“女性主義文學”概念，從而避免了“女性文學”與“女權主義文學”這些概念的無謂糾纏，認為女性主義文學“主要是以女性主體意識為本位的，以文學為切入點的藝術審美建構現象”，并且業已轉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狀態和階段。他從“五四”時期冰心、蕭紅、丁玲等女作家的創作一直聯系到80年代以來的張潔、鐵凝、殘雪，勾勒出女性主義文學所經歷的對自我、自我價值的認識過程以及商業文化進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學發展存在著的“新的裂隙、誘惑與可能”。
楊經建先生關注著女性文學產生、發展的宏觀語境，并真正觸及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女性解放的內涵———“除了政治、經濟等等的社會民權運動外，必須伴之以意識和文化的變革”;在對“私語性”寫作的分析中，論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長履跡中，由“房間”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對私人經驗、隱秘心理的大膽揭示與解構男性話語霸權的微妙關系，思考著當代中國女性在市場經濟并非完全“自由競爭”態勢下再次滑向社會邊緣的危險性和窘迫性，面對著她們可能存在著的寫作經驗的復制與話語空間日益狹窄的缺陷，論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義文學重新陷入到被傳統男性社會“窺視”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見。楊經建的學術視野開闊，又不失對于文學細節的感悟，這是他在長期的文學閱讀和理論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根底。沒有長期積累的學術觀察力、豐厚的學養、跨越的思維、活躍的生命感知力，是難于達到的如此警覺、睿智的批評深度的。楊經建的文學批評深入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現場，既有對文學現象條分縷析的解讀，又有對文學思潮及其產生根源的透徹剖析，通過對宏大歷史文化語境的分析來考察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特質。他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將創作風格各異、流派紛呈的作家進行了精神上的整體歸類，直接觸及當代文學所承載的時代精神與文化品味，在一種整體的觀照中梳理出當代文學的內在脈絡。
楊經建非常擅長把握行進中的文學現象和思想命脈，對于當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質也有著正確的理解。在他看來，目前一個新的城市文化語境和社會文化背景已經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漸地改變著過去以農業文明為核心的中國社會軸心。楊經建從中國古代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入手，對城市以經濟交往為中心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學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將王朔視為20世紀90年代城市小說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則是王朔的小說符合了城市化時代的商業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楊經建十分贊同用“bus”這個比喻來喻指城市小說的精神要旨與世俗準則，認為判別一種文化具有生命力與否的標志就在于它對人的同化能力的強弱。同時，在對“城市民謠”體小說的審視中，楊經建將自己的思維觸角延伸到了城鎮民間社會、淳樸真摯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現了這類小說對自然審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樂的生存方式;論及市情商態小說時，作者以都市商業文明景觀下的生存境況為基本考察點，將張欣、王剛、邱華棟、何頓以及賈平凹等作家統統歸于此類;在談到賈平凹引起巨大爭議的《廢都》時，論者獨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說中“四大閑人”的城市中產階級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現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場中心轉變過程中傳統文人的無奈，并對中產階級的心理狀態、人生態度和生存方式、價值追求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從另外的一個側面揭示了某類可能的真實存在。
在文學批評過程中，楊經建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和研究對象融為一體，從彼之時代、學說以及人性、人情之常理出發，由人及己，將人生經驗、生命感受和文學問題完美地融合。正是因為如此，讀楊經建的批評文章使人常有如沐春風卻又有恍然大悟之感。這既是思維之奇，也是創新之妙。楊經建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創作所折射出來的精神品味與時代意旨，并由此為切入點將自己潛心研究的文學現象進行了宏觀掃描，體現出厚重的學術品質和寬闊的研究視野。楊經建對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審視時，不僅思考著當代小說發展的趨勢和可能，而且對當代知識分子如何尋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資源、如何在市場擠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無形壓迫下尋找新的出路作了諸多的反思。基于這一立場，他在肯定20世紀90年代城市小說繁榮必然性的同時，也對其歷史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在審視“現實主義沖擊波”現象的時候，他也對其問題意識的淡薄與過度掛靠主流的缺陷進行了批評。楊經建的文學批評在對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進行分析和歸納時，也具有直面當下、燭照現實的探索力量和由此所帶來的精神愉悅，這種精神層面的努力在學術日益平面化、枯燥化的氛圍之中顯得尤其可貴。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他的文學批評看作是現代知識分子進行文化價值重建的一次有益嘗試。
【關鍵詞】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
前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了迅猛的發展，對于各個行業領域的發展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特別是文學領域，其目前已經形成了一片空前的繁榮景象。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從時間上來看，其所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在其實現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隨之涌現了一批優秀的具有獨立思想的自由作家，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國當代文學在發展過程當中也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學術前沿問題，因此要對其予以高度的重視。
一、當代文學較之傳統所產生的變化
自從進入到新世紀以來，與以往相比較而言，我國文學發生了較大程度的變化，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已經成為文學市場或格局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文學所產生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當中：首先是文學的基本觀念。自一批又一批的“80后”作家出現，中國文學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在“五四”至1980年的時期當中，對于文學的基本觀念還只是將其看作是一種精神和藝術上的事業；在出現“青春文藝”之后，則對于文學的娛樂和消遣的作用更加強調。其次是文學的基本運行機制。在“五四”到1980年代之間，其中出現了很多的論爭，其主要圍繞的是建國以后的各種批判運動，新文學的主要運作機制之一就是通過論爭來介入到社會問題和精神問題當中；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這種文藝思潮的論爭機制已經基本消失。再次是文學的媒體。在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現階段，計算機信息技術在各個行業領域當中已經實現了較為廣泛的應用，特別是近幾年互聯網等媒體形式的變化，對于我國文學的整體運行也產生了較大程度的影響；報刊是新文學最早的一種運載方式，當下網絡已經成為整體文學的重要載體。
二、中國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分析
（一）新世紀文學的命名與研討
當代文學進入到21世紀的發展階段，對于新世紀文學的命名、認識和評估是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研究中的關鍵內容，是研究人員必須認真面對和切實解決的重要課題。在對新世紀文學進行宏觀的審視之后，發現當代文學的走向和特點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當中：首先，人們對于社會和文學的認識呈現出越來越切實的特點。隨著市場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學領域資深的調整，人們對于社會現實和與之相連結的文學現實的認識也越來越理性，從另一方面來看，文學創作更加個性化，而理論批評則更加寬容。其次，市場化的“雙刃劍”特點越來越明顯。文學和文化生產的主要方式是市場化，因此其會對文學創造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最后，新媒體和舊媒體之間的聯系和互動也變得日漸頻繁，特別是網絡的普及，使得紙質媒介刊發作品的情況得以改變，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動平臺。在對當代文學進行研討的過程當中，由于媒介的多樣性，人們可以從多側面和多角度對作品進行探究，例如,對于姜戎在2004年所發表的長篇小說《狼圖騰》是否是具有新世紀文學特性的探究，李建軍的《是珍珠，還是豌豆———評<狼圖騰>》和王學謙的《<狼圖騰>與新世紀文學的生命敘事》就是在新文化語境下對新世紀文學進行迥然不同的兩種評價。
（二）長篇小說的創作與評估
受到文學自身和文化市場規模擴張的影響，長篇小說的創作和出版一直都呈現出經久不衰的趨勢，一些名家的新作在文壇內外更是取得了極大的反響，對于長篇小說的創作和評估因而也成為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之一，主要針對的是長篇小說創作的“新變”及其成因和走勢的闡釋與解讀。對于長篇小說的創作和評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賈平凹的《秦腔》和余華的《兄弟》。對于賈平凹的《秦腔》而言，其被稱之為是書寫當代中國農村的具有史詩性意義的作品，是對近年來許多不無夸飾的宏大敘事的一種“撥亂反正”；有的學者認為《秦腔》一方面敏銳的捕捉到了轉型期農村巨變過程中的某一種時代情緒，是對正在消逝的千年農村的一首挽歌；另一方面是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應用了瓷實精致的手法對鮮活真實的世界進行了重塑，在閱讀上具有一定的難度。對于余華的《兄弟》而言，其中將歷史、暴力、罪惡等人性中最為本質的東西實現了緊密的結合，從中體現出愛的偉大、寬廣和無畏，已經遠遠超越了文學性。有學者認為，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瓶頸體現在對人理解的狹窄、陳舊和單一的層面之上，在文學領域實現不斷發展的現階段，人的復雜性也越來越凸顯，將人放在三維復合的時空當中對其進行觀照，這是當下長篇小說實現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長篇小說創作和運作中的商業元素也是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研究中的另一熱點內容。
（三）80后青春寫作的文化解讀
“80后”青春寫作在文壇中出現最早是上個世紀末期，指的是出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從事寫作的學生群體，其代表人物為韓寒（《三重門》）、許佳（《我愛陽光》），之后涌現的郭敬明和張悅然，其在網絡文壇中占據的讀者數量和市場份額甚至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對80后青春寫作的文化解讀實際上是為了消除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文學差異觀念，實現彼此的相互吸取和補充。“80后”作品的主要改變之一是中國人形象發生了變化。對于國內以往文學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而言，其所描述的大多是農民形象、阿Q形象、朱老忠形象和陳奐生形象等，但是“80后”作家中具有鄉土經驗的年輕作家較少，因此描繪鄉村故事的越來越少，轉而對中國城市進行描寫，使得“鄉土中國”逐漸轉變成為“城市中國”。另一方面，其在創作中對于傳統文學的思想和藝術資源也實現了借用，特別是對于底層文學而言，如曹征路的《那兒》、《問蒼茫》，胡學文的《向陽坡》、《命案高懸》等，就是站在從底層文學的視角上來看待整個世界的變化；再如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石一楓的《世上已無陳金芳》、文珍的《錄音筆記》等，對于“失敗的青年”予以了高度的關注，這也是當代文學中具有癥候性的現象之一。另外，科幻小說的興起是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代表。實際上，科幻小說真正興起并引起關注是在最近幾年，劉慈欣的《三體》的發表把中國科幻小說的水平提高到了可以和世界科幻文學相媲美的高度，韓松、王晉康等作家也在其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科幻小說也成為當代文學在市場經濟下的重點研究內容。
（四）網絡新媒體文學批評
伴隨著數字化媒體的出現和發展，新的藝術形態也隨之產生，且逐漸搶占了前沿藝術的重要位置，網絡文學、電腦繪畫、數字影視、3D動漫、E媒廣告以及博客等，一方面使得當代文藝的發展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另一方面還從生產體制的層面上改寫了藝術的慣例，促使新的藝術存在方式和功能范式得以出現，因此要對網絡新媒體藝術保持客觀的認知，在這種文學語境和學術背景當中，對于網絡新媒體藝術更是要予以正確的認知和解讀。有學者提出，當代人對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追求，使得自身處于一個影像大眾化生產和消費的“藝術視覺革命”的時代當中，新媒介的出現對于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和沖擊，因此要對“熒屏生活與視覺轟炸”、“視覺中心和讀圖時代”以及“圖騰文化和圖像霸權”等之間的關系予以理性的區分和把握，并對其現象出現的原因予以客觀的辨析，商業化和娛樂性對于文學藝術本性的遮蔽問題還應該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重視。當體量巨大且傳播廣泛的網絡創作涌現的時候，對于網絡文學的批評也成為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之一。網絡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全新的批評方式，在大眾化和傳媒化凸顯的批評語境當中，其批評標準與商業和技術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網絡文學批評標準應具有審美、商業和技術這三個基本維度，因此網絡評價體系和批評標準的建設是當代網絡文學研究中的學術熱點，由此而形成的學術生態對于網絡文學批評史的建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結束語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文學指的是1979年以來發生在特定社會主義歷史語境當中的中國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至今，主要包括了社會主義初期文學、新時期文學、中國先鋒文學、中國自由文學以及通俗流行文學等類別。本文對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得出以下幾點結論：（1）與傳統文學相比較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在基本觀念、運行機制和媒體這三個方面出現了較大程度的變化，對于文學領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對于當代文學學術前沿問題而言，其主要還是集中在“新世紀文學的命名與研討”、“長篇小說的創作與評估”、“80后青春寫作的文化解讀”以及“新媒體文學批評”等幾個方面。總的來說，中國當代文學在不斷的發展過程當中還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學術前沿問題，在今后還需要對其實現進一步的研究，從而促進我國文學領域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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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現當代文學；“師-生”協作式教學模式；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評價
在文學邊緣化、商品化、消費化的今天，高校的文學教學普遍都需要突圍。作為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傳統專業必修課，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如何滿足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型人才培養的目標？社會和時代對高校的文學教學提出了多方位、多層次的要求，那么進行行之有效的教學改革是必然的。
一、更新教學理念
現代教育理論認為，“教育的功能將更多地從傳授現存知識和培養現有技能轉向培養學生不斷學習的能力，以使學生獲得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途徑與方法。教會學生學習，將是現時代教育的主旋律”[1]要培養學生的終身受益的多種能力和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也應具有靈活性，建構互動而開放、動態而靈活的探究式文學教學理念。
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現行主流教學模式主要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師講生聽”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雖然有利于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有利于教師對“文學史”和“文學思潮”等知識的系統傳授，也有利于教師組織和監控整個教學活動的進程。可是這種教學模式過分強調教師的“教”，比較封閉、缺少彈性，缺乏師生互動，從而使學生成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和灌輸對象，學生“學”的主體性就不能很好地體現出來，學生綜合能力的開發就受到限定。為此，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人本”思想，我們擬建構“師-生”協作式的教學模式，即在教學過程中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教師和學生以平等的地位進入知識場域，在師生互動協作、學生與學生合作中合理利用開掘教學內容和使用有效的教學方法與手段創設對話式、活動式和探究式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能利用各種教學環境要素，有利于加強實踐教學和進行素質拓展，使學生成為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教師則成為學生知識建構的協作者；這種模式還可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最終達到教學相長。
二、不斷豐富教學方法
要建構“師-生”協作式的教學模式，教師必需要不斷運用和創造各種新的有效的教學方法，以增加教學過程中的互動，充分調動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意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所有的教學方法的使用，都要根據教學和對象和教學的客觀條件進行選擇。教學方法和手段的選擇要以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開發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探究精神為目的，從而解決學生學得“被動”和學得“無趣”的問題。
為了實現文學課教學的目的，即“不僅僅在于教給學生文學知識，更在于使學生獲得文學審美能力、文學想象能力以及寫作能力。”[2]為了培養應用型人才，就要重視實踐性教學方法。教師要把握好教學進度，在課堂上注重學法和文本解讀法的指導，并進行示范性的文學分析與闡釋。
有許多論者對一些很有效的教學方法進行了諸多實踐和探究。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不妨借鑒和綜合使用這些方法。在讀圖時代，影視文化大行其道，學生對文本閱讀比較淡漠，這是不爭的事實。使用影視與文本互讀法，不僅可以創設師生對話的可能，也可以促進學生閱讀文本的興趣。如果有條件的話，還可以組織學生進行作家故居的實地考察、就近進行當代作家采訪等。講抒情性的文學，如詩歌、抒情散文等，朗誦法可以使學生融入教學情景。講敘事性的文學，如戲劇、小說等，可以使用講評書的方式，也可以讓學生進行小說改編和表演；表演既發展了學生的個性，也有利于建立對話式的教學態勢。這樣既可以給學生“新”的感覺，活躍課堂氣氛，又可以讓學生在讀、講、編、演的過程中，通過文本與作者發生思想情感的交流，能激發學生的文學想象力和再創造力。
三、變革教學評價機制
要建構“師-生”協作式的教學模式，還需要變革現行的較單一的教學評價機制。在教學評價機制的改革中，要不斷建構起過程化、多樣化、靈活化的評價機制。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評價主要是針對學生而言的，教學效果的評價是單向度的，不具有互逆性。一般而言，教學評價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試或考查。這種評價忽略了教學過程，學生為了學分，只在考前狂“背”書和課堂筆記，或考試作弊。這就很難對學生進行文學知識的傳遞，更不用說美感熏陶和人文素質的培養了；而學生也就體會不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創新知識的樂趣。
綜上所述，在多元化的21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建構“師-生”協作式的教學模式能適應社會和學科的發展。這種教學模式具有交互性、實踐性、動態性，能促進互動的、協作的探究式文學課堂的建設。我們將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進行實踐探索，希望能夠逐漸改變傳統的以教師主講的教學模式，提高當代文科大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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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應用能力；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在談到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戰略主題”時指出：“優化知識結構，豐富社會實踐，強化能力培養。著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教育學生學會知識技能，學會動手動腦，學會生存生活，學會做人做事，促進學生主動適應社會，開創美好未來”。這個規劃為本階段的高等教育教學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教學改革必須以能力培養為核心。而其中提到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實質上就是應用能力。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應用型人才培養已經越來越引起國內各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關注，并且將應用型人才培養作為學校的辦學定位。2015年隨著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教發[2015]7號）的出臺，不僅地方本科院校，部分重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也逐漸向應用型教育轉型。這說明為社會培養應用型人才已在眾多高校中達成共識，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已經成為高校課程教學改革的必然。
與漢語言文學專業相比，漢語國際教育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專業，它以語言、文化和教育為學科中心，具有較強的綜合性、應用性、實踐性特征，因而在課程設置上往往傾向于語言文字表達的訓練。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的一門專業基礎必修課，具有文化課的特征，在專業課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其他課程所無法取代的。對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來說，開設這門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語言能素養和講析文學作品的能力，了解中國文化與文學，進而承擔起跨文化交流的重任。因此在應用能力的培養上，其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法上應與漢語言文學專業有所不同。
一、調整教學內容，突出基礎性和實用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出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2012年）》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有著明確規定：掌握扎實的漢語基礎知識，具有較高的人文素養，具備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在國內外各類學校從事漢語教學，在各職能部門、外貿機構、新聞出版單位及企事業單位從事與語言文化傳播交流相關工作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應用型專門人才。這說明基于基礎性、應用型、國際化的專業培養目標定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在語言素養方面的要求遠高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而培養學生的語言素養和人文素養文學類課程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教學內容上，不管是古代文學、外國文學，還是現當代文學都應根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特點進行相應調整，以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就中國現當代文學這門課程來說，其內容一般包括1917到當下的文學史和作家作品，非常繁雜，時間跨度也非常大。從學時上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當代文學的學時一般都少于漢語言文學專業。以百色學院為例，該校是一所應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被設置為文學史和系列作品賞析課，其中文學史為基礎必修課，作品賞析為選修課。現當代文學史的學習時間為48學時，作品賞析分為現代和當代兩部分，按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分別設置36至16不同的學時，這是面向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開課情況，明顯是弱化了文學史，而加重了作品賞析。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只開設現當代文學史48學時，沒有系列作品賞析課。面對有限的學時和龐雜的教學內容，教學時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按基礎性和實用性原則進行篩選和調整。如現當代文學發展中出現眾多的文學社團和文學現象，不可能全部講解，只能精選精講，即在整體梳理現當代文學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弱化文學史知識，將教學目標重點放在中國文化的介紹和作家作品的閱讀與講析上，而一般的文學思潮、文學流派、文學論爭和作家作品這些內容只能蜻蜓點水般介紹或布置學生課外自學和歸納。在作品選擇方面，也應堅持名家名篇原則，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張愛玲、趙樹理等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品，而像老舍的《茶館》、莫言的《紅高粱》、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的 《馬橋詞典》、阿城的《棋王》、汪曾祺的《胡同文化》、賈平凹的《秦腔》等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也應該在入選之列。因為這些作品比較貼近當代生活，文化底蘊豐富，語言鮮活、實用，學生比較感興趣，容易接受。不管是選擇哪些教學內容，在保證現當代文學史課程性質不變的前提下，在教學過程中都應該重視語言和文化元素的融入，以突出學生的專業特點。
二、加強文本細讀引導，培養學生的閱讀技能
文本細讀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文學作品的一種教學方式和閱讀文學作品的一種態度。從字面上看，文本細讀就是仔細地、認真地、深入地閱讀文本，真切地感知和理解文本。對于一部文學作品來說，只有深入細讀，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思想內涵，體味其魅力。正如霍松林所說：“文藝作品只有通過品鑒，才能使讀者沉浸于藝術享受之中。陶冶情操，開拓視野，提高精神境界，文學作品潛在的智育、德育、美育作用，才能得到實現和發揮”（霍松林《唐宋名篇品鑒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隨著消費主義思潮和網絡時代的到來，部分學生的學習越來越功利化，他們寧愿把大把時間花在網絡游戲、刷朋友圈、兼職和考證上，而不肯花心思在作品閱讀上，在他們看來，與其花兩個小時閱讀，還不如做兩個小時的兼職來得實惠。就中國現當代文學來說，盡管其內容與當下社會生活最貼近，但真正對本門課程感興趣的學生并不多，作品閱讀量明顯不足，閱讀技能明顯薄弱。
從教材與教學上看，開設中現當代文學課程的院系使用的教材大多為文學史和作品選相配套。但在實際教學中，由此學時的限制，教師們在講授時往往偏重于有關文學史常識的講解，作品常常只是用來印證文學史的某個觀點而簡單地提及或泛讀。這就造成了文學史與具體作品的相互脫離，學生因缺乏對作品的深入閱讀和品鑒，也就體會不到作品的藝術魅力，學到的知識更多的時候也只是抽象的條條框框，難以轉化為能力。這種現象不只存在于現當代文學教學，其他如外國文學、古代文學等課程教學中也較為常見。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文學史的闡釋是建立在具體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之上的，離開對具體文學作品的細讀、研讀，而專注于對文學史知識的講授，無異于舍本逐末。所以，在教學時，應重視學生的作品閱讀，并在保證作品閱讀量的基礎上加強文本細讀引導，挖掘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精妙之處，以作品的魅力吸引學生，這是任何文學課程教學中都不可忽視的。
從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上看，細讀作品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如果說寫作技能的提高有所謂秘訣的話，這個秘訣無非就是多讀多寫，讀寫結合。人們常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在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除了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體會其藝術魅力外，可以嘗試著進行各種文體的模擬寫作練習，以寫作帶動閱讀，x寫結合，更有利于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和提高。
為了保證學生的閱讀作品的效果，激發學生的積極閱讀狀態。教師應該將學生的作品閱讀情況納入課程考核體系當中，以考核促進閱讀。當然，在這過程中，教師的引導和幫助是不能少的，如列出具體閱讀書目，提出明確要求，讓學生有方向、有計劃、有目的地閱讀和筆記。對于學生在閱讀和研討中碰到的難題，教師要給予及時幫助和解答，并為學生提供必要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如網站推薦、資料查詢渠道、工具書等，做學生閱讀和學習的引導者。
三、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
實踐能力是創新人才必備的一種重要能力，其本質就是一種應用能力。在現當代文學學習中，教師應盡可能地為學生創造實踐機會，提供真實可行的學習任務，引導學生形成獨立思考和團隊合作的精神，促進學生學以致用，并在實踐中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然而長期以來，高校文學課程教學基本上是采用作家介紹+作品評述的講授方式進行，具體內容大多為作家生平與創作，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或特色）， 教學程序簡單僵化，教學方法單一乏味，實踐機會較少，學生學習被動，缺乏思考和活力，在經歷記筆記、背筆記、考筆記等流程后，對所學課程知識的記憶不多，甚至有的學生考完試后連自己是否上過這門課都說不上來，這是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這樣的教學顯然不利學生能力的培養和提高。當然，講授法作為既傳統又現代的基本教學方法，在教學中還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對于較難的知識，教師不講授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文學史，還是作品賞析，教師必要的講解也有助于學生的理解和體會。但是教師講得太多，甚至從課程開始到結束，從課堂的第1分鐘到最后一分鐘都是滿堂灌，勢必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和主動性的發揮。為改變這種現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明確指出：“要注重學思結合。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幫助學生學會學習。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營造獨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創新的良好環境。”根據這個要求，現當代文學教學應加強教學方法的改革，并根據教學內容特點積極開展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激活學生的學習思維，構建知識學習與能力訓練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
（一）討論式教學法
討論式教學是一種頭腦風暴式的教學，是國內外都比較盛行的一種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能有效點燃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他們參與課堂的欲望，也是辯證處理教師的主導和學生的主體關系，實現師生平等對話的有效方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中開展討論式教學，既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合作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為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創造機會。因此，在教學中，可以將教師講授與學生討論相結合，也可以設置問題讓學生分組研討。如講《妻妾成群》時，可以啟發學生思考與討論：小說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你認為頌蓮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她是真瘋還是假瘋？小說中是如何描寫陳佐千這個形象的？他在小說中的作用是什么？講《紅高粱》時，可以讓學生討論：如何看待戴鳳蓮和余占鰲的愛情？紅高粱這個意象有什么象征意義？講《雷雨》可以提出問題：繁漪到底有沒有病？引導學生閱讀與討論。 講《棋王》，可以讓學生想象并描述王一生在九局連環車輪大戰中的場面。通過這樣的問題，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促進他們深入閱讀和思考作品，并在不斷思考中體悟作品的人文內涵，而且通過討論發言，也能有效培養和鍛煉學生的聽、說能力。
（二）探究式教學法
探究式教學是一種任務驅動式的教學，是在教師引導下，學生帶著任務自主學習、自主探究，自主發現知識和建構知識的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方式能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用于各類課程教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習需要學生深入閱讀具體作品或文學原典，以一個文學接受者的身份置身于閱讀活動之中，才能感受和體會文學的情感和美感。因此，教學中，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布置相應的任務讓學生自主探究。如學習《茶館》，課前可以布置學生自主閱讀作品，小組研討，梳理其中的人物關系，并根據作品繪制一張茶館場景圖。由于此劇中人物眾多，關系復雜，學生要理清其中的人物關系，繪制茶館場景圖，必須細讀作品，發揮想象。課堂上，讓各小組展示自己的成果，進行比對，大家互評；課外，還可以讓學生自由組合，自主選擇劇中片斷進行閱讀和揣摩，然后角色表演。教學《妻妾成群》可以讓學生探究小說與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不同；講《金鎖記》，可以讓學生課后搜集、查閱關于該作品的研究成果，然后進行整理和歸納，總結該作品的研究現狀，并提出自己的研究設想。這樣的探究式教學，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擴大了學生的知識面，增強了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也教會了學生學習方法，對學生創新能力、實踐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更是一種促進。
（三）形式多樣的文學活動
任何一門課程的學習，從來都不是僅靠課內時間就可以實現的，必須由課內到課外加強學習，現當代文學更是如此。為提高學生學習現當代文學的興趣，教師還應充分利用課外時間組織形式多樣的文學活動，使學生在實踐鍛煉中提升自己的綜合應用能力。如舉行現當代文學讀書筆記交流會、讀書報告會，現當代經典詩文背誦與朗誦，現當代經典詩文書法展，現當代文學專題辯論賽，主題演講比賽，征文比賽，現當代文學影視改編作品鑒賞，話劇排演，小說改編，微電影創作與演出，這樣的活動學生樂于參與、樂于學習。還可以鼓勵學生根據現當代文學作品編寫流行歌詞，寫廣告語，激發學生閱讀現當代文學經典的熱情，促進學生學以致用。此外，還可以根據學生的就業特點，開展教案寫作和教學演練，模仿經典作品寫作各種應用文、美文、學術文等，使學生將現當代文學的語言藝術化為己有，進而轉化為一種實用的技能。
以上教學改革是筆者在教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粗淺嘗試。常言道“教無定法”，“因材施教”。在課程教學中，不管是作何改革，以何種方法施教，都應根據社會的需求和學生的實際情況而定。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啟蒙話語；現代性反思；啟蒙終結論；新啟蒙體系
1990年代以來，在學界大規模“現代性反思”浪潮中，啟蒙從新時期之初知識界的“共識”淪為反思的對象。在其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均備受質疑的今天，堅持啟蒙立場不僅需要一種勇氣，還需要學理層面和現實意義上的論證。文學批評領域啟蒙話語的論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這三個方面相輔相成，呈現了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存在形態。
一、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
無論是告別啟蒙，還是解構啟蒙，都是認為五四和1980年代的啟蒙文學思潮存在諸多問題。有批評從后殖民立場來質疑1980年代的“國民性批判”理論，認為其受到了西方權力話語的影響；有批評從底層立場和視角出發，認為1980年代的一些啟蒙者持的是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同構的精英主義霸權話語；還有批評者將1990年代以來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寫作的原由簡單歸結為啟蒙文學對人性的張揚。在新的理論視野和時代語境下，1990年代以來對啟蒙話語的反思呈現出諸多前人不曾意識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偏頗。
為此，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合理性進行重申，就成為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評者重新論述了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現實意義，學者徐友漁駁斥了“后學”對啟蒙的否定態度，認為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并不是如一些后現代批評者認為的是對西方話語的臣屬，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識分子話語為主題，有力地批判了所謂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話語霸權”說，論述了啟蒙話語之所以成為1980年代文學和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是有著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同樣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現代批評視野中，是“為了告別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構1980年代一些理論話語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啟蒙話語的捍衛者這里，卻是為了重申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合法性。在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僅是一種學術問題，還是一種立場和態度問題。
面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解構者的立足點多為其倚重的理論資源，他們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種新的理論視野中展開的，較少關注具體的時代語境。如“后殖民”批評認為啟蒙話語是一種“西方化”甚至“殖民化”產物，而一些“新國學”批評則認為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對傳統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帶有激進色彩。這些批評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認識是基于新的理論生發的新的批評視角所致，但這些“后見之明”如果不充分顧及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具體時代語境，就難免會在“后見”中滲入一些“偏見”。
與此對應，啟蒙話語的捍衛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面對那些解構啟蒙的話語，這些現實意義固然能夠解釋啟蒙在當時的必要性，但還缺乏足夠的理論力量來對抗解構者在理論層面的一些質問和質疑。理論資源的相對薄弱使得他們在咄咄逼人的“反啟蒙”理論話語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來，反思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應該同時兼顧現實意義和理論反思兩個方面。1980年的“新啟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責難，主要是人們將它置入“后現代”、“后殖民”和“新國學”語境中的緣故。實際上，它最應該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現代”思潮和“蒙昧主義”語境中。談論1980年代是無法離開“”后這個大的時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從具體的歷史規定中抽離出來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負責任的。同時，肯定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并不是說明后來者的反思一無是處或者毫無必要。面對1990年代以來的時代語境，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一些命題的意義和價值取向是應該做出一些適當的轉換和調整。
因為“意義”從來就是相對于某種特定的話語系統而言的，當一種命題本身所附著的話語系統消逝或者轉變之后，它的某些意義也就相應地失去了存在依據。不同的語境也在置換不同的時代命題，一些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話題和選擇，時過境遷它所針對的問題已經取消，這種話題本身也就無足輕重了。所以對于啟蒙的捍衛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強調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而是如何面對1990年代以來時代語境，來尋找和發展啟蒙話語的時代命題。
二、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堅持啟蒙立場
當下已經“無蒙可啟”，這是“啟蒙終結論”者宣布“終結啟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現論資源的批評者，他們極力將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納入后現代主義理論框架來闡釋，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由大眾傳媒支配的，以實用精神為價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構成的”“后新時期”，啟蒙話語的權威性已經結束。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文學的“世俗化”走向所蘊涵的犬儒化色彩不僅毫無批判意識，反而積極地為之尋找理論支持。
后現代批評之所以宣布“啟蒙已無必要”，是認為當下中國已經具備了“后現代性”因素，這種因素潛在地解構了啟蒙的文化語境。所以捍衛啟蒙的一個重要策略即是對當下的文化現實進行闡釋，重新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不少批評家對1990年代的文化語境進行了重新闡釋，丁帆就將當前的文學形態概括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同步滲透的文學”，更多學者強調，在現代化進程中，啟蒙的任務不可逾越，只要這一目標還沒有實現，歷史就必須進行補課。持這種“補課觀”的批評者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新國學”和“后現代”在“重估現代性”的旗幟下對啟蒙主義進行清算時，高遠東就以長文《未完成的現代性——論啟蒙的當代意義并紀念“五四”》做出回應，十余年過去了，這篇文章的意義仍然不減當年。該文回應了“新國學”和“后現代”思潮對于啟蒙主義的質疑，指出了它們內在理路上的同構性，特別對后現代批評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現代反思啟蒙主義有著具體語境，即便是在它產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種普遍意義，這些理論旅行到中國之后，又被加以誤讀。其實在西方被質疑的一些啟蒙命題在中國并非都失去了意義。
后現代文化及其理論的植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啟蒙的文化語境，而且增加了啟蒙的難度。當下啟蒙所處身的文化語境使它面臨的任務更為復雜：首先，它必須延續1980年代未完成的對蒙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批判；其次，它還要面臨后現代主義的挑戰與擠壓，對西方啟蒙歷史上業已出現的問題給予充分警惕；最終它要面臨的問題還是當下中國由于“文化滯差”的畸形現實而出現的新的蒙昧，這才是啟蒙的真正難題。它既不能依靠啟蒙主義的固有思路來解決，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下來解讀，而這些關涉到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經驗并處于西方學者視域之外的問題，才是我們必須自己面對和解決的。
三、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
尋求批評的價值尺度和思想資源，是啟蒙批評的最終落腳點。思想資源的找尋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返回歷史，在歷史中尋覓適合當下的理論資源；二是針對現實的新問題，進行新的體系構造。這兩種理路在當下的啟蒙批評中都有著自己的實踐形態。在這個消解啟蒙的語境中，啟蒙批評的意義無須多說，這里我要重點分析的是它們在返回歷史和體系構造中存在的問題。
先看返回歷史的一路。將啟蒙話語的思想資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的一種思路。新時期之初的文學批評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資源將啟蒙話語合法化。新世紀來臨，文學批評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確宣稱“重回‘五四’起跑線”已經成為他近年來為文的“潛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評立場和價值尺度：“在人類文化發展的任何一個歷史環鏈中都有一個恒定的、超越一切時空的價值標準，這就是以人性與人道主義為底線的人文價值標準。”而“文學批評和研究只有緊扣著五四現代人文精神的母題，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幟，是為了給文學和文學批評重新找到一個價值基點，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這種啟蒙立場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中體現得更為集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對“五四”啟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該書的《緒論》闡述了全書編寫的指導原則、方法和目的。在開頭處，編者就闡明了編寫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實實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許多歷史陰影遮蔽了的問題”，“做一項正本清源的基礎工作”。編者在批評了當前批評界存在的“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等“反現代化立場”后，表明了自己的價值評判標準：“為了使歷史‘鏈條’中的各個環節合乎邏輯地銜接起來，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就是人、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所有這些，都是五四啟蒙主義與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現代性和消解啟蒙成為時髦的今天，作為一部文學史對現代性尺度的堅持、對五四精神的捍衛、對“人的文學” 標準的高揚，這一切都因為難能而可貴，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場還是讓人有些疑問。
以五四為準繩，以人性為底線，《新稿》一方面將“當代文學”理解為“五四啟蒙精神與五四新文學傳統從消解到復歸、文學現代化進程從阻斷到續接的一個文學時段”，另一方面以啟蒙立場對種種反現代、反人性的癥候進行審視。這樣，歷史的“鏈條”～如編者所期望的那樣完整、合乎邏輯。但是當代文學史是否就是一部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對立統一的歷史呢?在這樣的框架中重新解釋文學史，顯然是將復雜文學現象置于啟蒙立場的準繩上衡量，很可能會遮蔽或誤讀一些作品的意義，對文學史寫作來說，也容易將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從而將復雜的文學史景觀本質化。
同時需要商榷的還有“五四”這個精神旗幟，上述批評之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將五四啟蒙精神作為文化旗幟的緣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學批評在什么意義上接續了五四精神?這一切都被一個“現代化”籠而統之地覆蓋了。實際上，“五四”本身也蘊涵著不同文化精神，由它開始的啟蒙運動沒有能夠繼續下去，除了外在的社會變動之外，與“五四”本身身分復雜和充滿矛盾是有關系的，這一點在后來的批評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為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固然有著深遠影響和意義，但如果將它化約為“啟蒙”并成為衡量后來所有時代文學的價值標準，一概用永恒不變的啟蒙立場對不同文學時段加以梳理或評判，顯然有些不太合適，尤其是對于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現象。啟蒙固然是文學必不可少的一種精神，但決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文學的全部。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擔心這種啟蒙批評成為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諸位主編如此高調地提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啟蒙立場，針對的顯然是當前批評界的一種消解啟蒙、反對現代化的傾向，以此來重申啟蒙立場對于文學批評的必要性。如此看來，這種矯枉過正的姿態不難理解。
回歸“五四”，既是一種話語策略，也是一種無奈之舉，高調的姿態掩飾不住的仍然是啟蒙批評思想資源的匱乏。如何探求新的啟蒙思想資源，并重新激活它在當下語境中的潛在能量，建構當下新啟蒙主義的理論體系，就成為一些致力于啟蒙思想研究的批評者關注的重心。
新世紀開始不久，一場關于“新啟蒙主義”的爭論將啟蒙這個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話題重新置于學術前沿，這場爭論是由張光芒的長文《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引起的。在對中國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缺陷進行分析之后，張光芒試圖對中國啟蒙資源進行根本上的重構，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為核心的“新啟蒙主義”思想體系。
“人”的問題是張光芒構筑新啟蒙體系的立足點。他認為中國的啟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將啟蒙的問題鎖定在“立人”方面。圍繞著“人性啟蒙”問題，張光芒從歷史、理論、現實層面上論述了對“新啟蒙主義”的深層需求。歷史地看，近現代和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都是“未完成時”；理論上說，1990年代以來，“現代性”反思的諸種學說將啟蒙問題驅逐出理論視域的同時也驅逐了啟蒙的內在價值與永恒意義，導致了啟蒙問題的狹隘化和邊緣化；最后，“新啟蒙主義”是對現實深層需求的回應。他認為當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實面目是——愚昧與偏見，啟蒙在今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是當務之急。“道德形而上主義”即是張光芒為當下“人性啟蒙”所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他給中國屢屢挫敗的啟蒙歷史做出的診斷。在批判了中國啟蒙歷史過于實用化的特點后，他構建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形而上啟蒙”，并設計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啟蒙“三部曲”。
顯然，“道德形而上主義”是借助文學啟蒙來達到人性啟蒙的最終目的。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的那樣，這種觀點雖存在著一定偏激，“但卻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具有很強的現實針砭意義”。在這個啟蒙備受嘲諷、反啟蒙的力量甚囂塵上，但是人們卻被一種“傲慢與偏見”裹挾著的當下社會，在這個蔑視道德、“人性最底線”一降再降的時代，在這個崇尚實用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語境中，道德的啟蒙有著它不容置疑的現實意義。“道德形而上主義”將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啟蒙”分為三個層面，將啟蒙的最終完成歸結到“自我啟蒙”和“自我拯救”方面，這種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的啟蒙設想，是有意識將啟蒙與現實中國的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的一種努力。在他看來，當前中國啟蒙面臨的問題并不是西方的“啟蒙的辯證法”，而是“欲望的辯證法”。在這個泛濫、金錢角逐、精神分裂的時代，我們不僅要面對歷史遺留的由封建土義，至專制主義造就的蒙昧，還要面對欲望化時代一種新的“愚昧與偏見”，道德形而上主義是批評者面對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啟蒙任務而提出的一種路徑。
僅就當下啟蒙的實踐層面，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的“新啟蒙”體系不失為一種“人性啟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這種新啟蒙體系是通過文學途徑來闡釋的，它實際上是在啟蒙問題意識的背景下生發的文學啟蒙問題，這就給它的闡釋和實施帶來了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我無意于評判中國啟蒙歷史的功過是非，也無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義究竟能否最終改變啟蒙的困境，在此僅僅在文學范疇內探討張光芒的這種新體系構建存在的一些問題。
從啟蒙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無論哪一種思想和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在現時代的實踐意義上看來，都具有‘啟蒙’的意義”口。啟蒙作為一個從西方引進的概念，固然在中國的本土實踐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時它還是一個有著特定范疇的概念，如果過分夸大了啟蒙的內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義特征。以挖掘中國本土啟蒙思想的心態來關照百年新文學，張光芒“從撲朔迷離、錯綜復雜的歷史客體深層中發現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原創思想與內在邏輯，許多為傳統性研究輕視甚至遮蔽排拒的歷史現象被納人‘啟蒙文學思潮’范疇，給出新的界定、新的闡釋”，這樣在使得中國啟蒙文學的內在脈絡得以延續、啟蒙文學思潮不斷壯大的同時，卻出現了另一種吊詭一——“豐富復雜的新文學”在他的筆下只剩下兩個字：“啟蒙”。對于本土啟蒙文學思潮的挖掘產生了這樣的閱讀效果，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對20世紀“50一70年代文學”“啟蒙”意義的闡述為例。首先，張光芒認為這一階段的文學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啟蒙作用，是因為它具備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這個觀點是大可質疑的。作者認為它“啟蒙”影響大的原因是：存在時間長、受眾大、對人生價值觀影響深遠。這的確是一種實情，但這并非它產生所謂“啟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50～70年代的特殊語境，這樣的文學是決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當時會產生批評者描述的那種“啟蒙”效果，既是當時單調貧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無孔不人教化的結果，如果無視這樣的現實，大談道德對人的凈化和影響，可謂一葉障目。
再者，如果我們還承認“啟蒙”的內涵是將人“從蒙昧中解脫出來”，那么認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學蘊涵著道德“啟蒙”色彩并具有“啟蒙”大眾的人生選擇的觀點雖不失新穎但不脫荒謬。這一時期的文學尤其是作者陳述的具有“啟蒙”色彩的文學，無不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去闡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如果說“啟蒙”是讓自己具有自主選擇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決不認為塑造了這樣的“英雄”的文學作品起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啟蒙”作用。批評者棄“啟蒙”的真正本質于不顧而大談“啟蒙”，無異于舍本逐末。
2010年1月8日至12日，由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省級重點學科和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二屆全國當代文學批評期刊建設與當代文學走向學術研討會”在海口召開。參加會議的主要有《新華文摘》總編張耀鉻、《文藝報》主編閻晶明、《文學評論》副編審吳子林、《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李云雷，《當代作家評論》副主編張學昕、《中國文學研究》主編譚桂林、《南方文壇》雜志社主編張燕玲、《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當代文壇》雜志社主編羅勇、《文藝評論》主編韋健瑋、《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陳子善、《文學報》評論部主任朱小如、《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理論與創作》執行主編王涘海，《海南師范大學學報》主編畢光明、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馮希哲、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單正平、張浩文、副教授周泉根，以及海南大學教授劉復生、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李永中等人。
海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趙康太、海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孫紹先、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阮忠、書記韓捷進參加了開幕式并致辭。海南省重點(扶持)學科責任教授、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建設學科負責人畢光明主持了開幕式。開幕式后，張耀銘總編和閻晶明主編分別作了主題發言。
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與出路
作為文學批評期刊主編，并且多半身兼文學批評從業者，到會專家首先關注的是文學批評的現狀及困境。馮希哲分析了當前批評的基本趨勢：一、更為理性和自覺；二、整個批評界開始由外向內轉型，自省、自察成為主題。但總體來說，80年代的自由活躍的批評氛圍變了，現在是讓人郁悶的環境，大家不愿意說，或者不知道說什么。他還把當代文學批評面臨的困境歸納為四個問題：一、理論困境；二、評價尺度統一與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評人格、偽批評和人情批評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四，批評隊伍分化。
張燕玲對這種沉悶的批評環境作了更具體的揭示：“現今，文學創作出現生活貧乏和思想匱乏的狀態，尤其是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在這種情況下，文藝界要立在時代的潮流，對社會包括對現狀保持獨立思考和批評立場并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相當有難度的。”
對于如何走出這種困境，代表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幾種解決途徑。閻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學建設方面，批評家要積極發揮批評的作用，要加強自身的發言權。譚桂林說：“當代文學學科是個不斷成熟的學科。文學批評要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它對文學創作仍然有一種積極的鼓動作用。現在的文學批評期刊要發揚過去的傳統。”吳子林認為，批評家首先要有問題意識，不能跟著西方的文學思潮亦步亦趨，而要用切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國問題，借用甘陽的話說就是“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國文化本原，將中國傳統的感悟思維發揚光大。再者，將學問和生命融為一體，把感悟思維與理性思維相結合，做縱貫古今、會通中西的“生命的學問”。
批評有無力量，說到底取決于批評者所持的批評觀。朱小如提出，批評其實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價值。但是，批評如果過于學術化反而會失去批評的力度。他認為在一片假話聲中出現的幾句真話才真正有價值。單正平指出：對一流作家，人們對他的批評還是很嚴肅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業化批評，比如一些老板花錢請業內人士幫忙出書，另一個現象是人道主義批評，有人為了精神的寄托將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東西整理出來并自費出書。對第一種人，大家應該抵制，對第二種人可以適當鼓勵一下。
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困境與建設方向
當代批評期刊是反映當下文學狀況的重要平臺，張學昕更強調批評的支點就是當代文學期刊，沒有期刊作者就無法找到支點，得到認可。因此，批評期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但是，當代批評期刊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現狀和困境。就像韋健瑋所說的：在辦刊中越來越感覺困惑，很懷念80年代的批評環境。因為，在b0年代，批評期刊是非常活躍的，有一段很輝煌的歷史，那時不管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有高漲的熱情。但是現在很多編輯已經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堅持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堅持下來的刊物也面臨一些生存問題，因為資金短缺，一些辦刊人越來越覺得迷茫。
閻晶明指出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比建設問題更加緊迫，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十幾年前難以預料的變化，而且文學內部分化很嚴重，很多東西的消極力量遠遠大于我們的建設力量。在這種條件下，文學批評期刊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很多機遇和挑戰。
除了生存問題以外，還有環境問題。目前，文學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危機，學術刊物正在失去讀者。單正平認為原因在于：首先是經濟因素，將學術刊物推向市場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二是空間的大幅度壓縮問題，作者想說的批判現實的篇幅被壓縮了或者刪減了，第三是新媒體和體制化的影響，有許多作者寫文章的出發點是有疑問的。
張耀餡在主題發言中提出批評期刊要突出問題意識。他認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提高核心競爭力，而核心競爭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論創新，思想性、時代性、規律性與創造性是理論創新的標志；必須突出問題意識，善于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真問題，揭示時展中的瓶頸因素，深刻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成果，必須肩負學術研究導向的使命，必須推出新人、扶持新人，為他們提供平臺，必須關注學術的大眾化，讓一流的學術走進百姓的視野，成為經世致用的顯學。學術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張燕玲重述了首屆研討會提到的“艱守”與“堅守”問題，并針對批評期刊如何回到文學前沿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一個是生存建設，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學術建設。在生存建設方面：要重樹自身建設的自信心，要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一個雜志首先要生存下來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現自己的個性。羅勇肯定張燕玲的“艱守”與“堅守”觀點。他指出這兩個方面是有矛盾的，艱守，再困難你也要把刊物辦下去，不能把它丟失。堅守，要堅持文學品位、文學情懷。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雜志還是理論雜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學情懷融入進去，哪怕再困難我們也可以迎來自己一個辦刊物的碩果。周泉根也非常贊同張燕玲關于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要正視信息時代的寫作是我們當前理論反思的重要任務，也是反思創作評論類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爭取把網絡上的東西跟學院派東西結合起來，甚至跟大牌網站合作，讓網絡的不羈的創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來重建我們的話語空間。只有有了話語權，知識分子才能在平權的時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歷史。
關于期刊雜志欄目設置方面，陳子善根據自己的辦刊經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他介紹，他在辦刊物時做了一些嘗試：首先，每期都會做一個學術訪談，采訪一些知名學者；其次，不限制富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兩篇著名的外文翻譯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證文章，發表一些比較重要的對現代文學研究有價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議有：王涘海認為文學期刊建設應有的態度是——自信，要堅守下去，以自信的態度來看待今天的社會和文藝事業，李云雷也說出了自己獨特的辦刊體驗，就是從具體的鮮活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人手，站在時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李國平指出批評刊物應該回應文學現實和中國社會現實，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輕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銳氣的作品。
由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期刊。馮希哲還談到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情勢和走向。在基本情勢方面，他認為有三個現實環境不能不提：一是國家評價體制，二是民眾普泛價值觀念嬗變；三是文學傳播途徑。這三個問題共同構成了文學的現實環境，雖然是外在的，但足以讓文學的生存、發展和民眾的審美觀念與需求產生難以自覺的桎梏式影響。在當下文學走向方面，他認為文學有三個趨勢難以阻擋；一是文學主體價值消解，表情達意書寫泛化難以阻擋。二是文學被媒體導引、傳播，乃至于設計，和文學寫作平民化將難以阻擋。三是文學審美與精神將重歸傳統和民間。
一、更新教學觀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
就高等師范院校中文專業的培養目標而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改革應當明確為中學語文教育服務的目的。為了培養出具有相當文學感悟力與表達能力的新一代中學語文教師，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改革必須貼近當前的中學語文教育狀況。要想達到這個目標，關鍵在于更新現有的教學觀念。
首先，要重新確立“教”與“學”的關系。在傳統的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模式中，師生之間較少互動，學生主要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忙于記筆記，沒有獨立思考的時間，而且容易覺得枯燥，從而學習的積極性不高。為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主動性，我們倡導“問題式教學模式”。具體做法是：教師在該課程正式講授之前，先結合自己的教學計劃，列出20個左右的選題（如魯迅的當下意義，茅盾與社會剖析小說，巴金與家族文學，老舍與京味小說，沈從文的鄉下人文體等）要求學生去思考，同時開列一些與作家、作品、文藝運動等相關的書籍和參考資料要求學生去閱讀，在擴大學生的閱讀視野、加深他們對作家作品認識的同時，培養他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每一次的授課過程中，要有計劃地留出5分鐘左右的時間，指定1-2位同學闡釋對某一話題的理解與認知。在實施課堂教學時，將基本知識點（如作家的生平與創作概況等）交由學生自主整理，教師著重講述重點與難點（如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運動、文藝思想論爭的過程和特點、作家的創作風格、作品的主題意蘊等），而對于某些文藝思想論爭的問題，或對某些作品的評價問題，教師應組織學生進行充分的討論，并指導學生課后查閱相關資料，寫成書面作業。此舉一方面能讓學生獲得獨立分析作品、評論作家的鍛煉機會，另一方面也在有意識地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和寫作能力。在這一模式中，教師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知識點的講授和問題的引導、歸納與總結上，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身份得以凸顯，主動參與課堂教學的程度加深，成為課堂教學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要改變傳統教學中重視文學史而輕視作品選的現象。由于課程設置的原因，許多高師中文專業沒有開設專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或精讀課程，而文學史的精華正是那些具有經典性的優秀作家作品，即那些既產生重要影響又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作品。因此，我們在教學中有意簡化對文學現象等的講授，而加強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在授課過程中我們堅持既不“因言廢人”，也不“因人廢言”的原則，對作家作品刪繁就簡嚴格篩選，將一批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家作品重新定位，絕不盲從于所謂權威批評家的判斷。最后，要重視文本解讀。在多年的理論探討與教學實踐中，我們充分地感受到，閱讀與寫作能力是師范生必須狠抓實練的基本功。因此，在積極加強寫作訓練的同時，我們也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文本解讀能力。我們認為，文學作品的分析解讀能力應當是語文教師的核心能力，師范生是明天的教師，他們的語文素養直接關系到今后中學生的語文水平。對現代文閱讀而言，文本細讀是值得強調的文學作品分析的基本方法。只有循此路徑進入作品，才能真正領略文學之美與窺探作家幽深的心靈。
二、關注學術前沿，及時更新教學內容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既豐富又活躍的學科，復雜的文學現象與多義的文學作品為后來的研究者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教師在穩固專業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應當努力追蹤學科前沿動態，不斷吸收學科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經驗，搞好教學內容的調整與更新，使教學內容始終保持與時展同步的特點。具體做法主要有三。
首先，將課堂教學與個人的科研相結合。一堂課的好壞關鍵在于學術含金量的高低，學問家不見得是好教師，但優秀的高校教師大多是學問家。中國現當代文學并非是講解高深理論的課程中，它更需要的是教師對作品的理解與闡釋能力。因此，我們有意識地重讀了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如《故鄉》、《生死場》、《傾城之戀》、《茶館》等，并對之進行了新解。需要注意的是，作品新解并非是一味求新，而是從新的角度進入作品的一種嘗試，試圖發現作品長期被遮蔽的意義。比如《故鄉》，長期以來多被人注意的是其“歸鄉——離鄉”模式、知識分子視角以及對鄉土文學的開創意義，但是敘述者本身的心靈世界卻多半被忽略。“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的精神追求面臨著蕓蕓大眾的世俗評判，物質層面上的局促無法滿足普通大眾的期待，也有違自己的拳拳愛母之心。此外，回鄉自然帶有尋找兒時夢幻的潛意識，但是夢幻被無情地擊碎，從此故鄉再無可戀之事。然而，魯迅的卓絕就在于破滅之后的再出發心理，即便無路可走依然要去一試的韌性堅持。對于“我”心靈世界的探尋使得分析更上一層。從教學效果來看，新穎的教學內容令學生耳目一新，大大激發了他們對探究文學作品的興趣，同時也培養了他們寫作小論文進行爭鳴的意識。其次，關注學術研究的熱點。在進行作品解讀之外，我們也很注意投入到新熱點的研究中去。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期刊雜志的研究是新近幾年的研究熱點，借此可以發現影響文學創作的非文學因素。在我們看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期刊出版等現代傳媒參與文學生產，這幾年我們開展的研究主要圍繞文學期刊、出版機構等現代傳媒而進行，并奉獻出了一批較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在授課過程中將這些新成果及時地傳遞給學生，讓他們雖身處小城卻也能跟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步伐，不至于有井底之蛙之感。最后，開設“新世紀文學批評”新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個沒有時間下限的課程，一直在生長發展中。如何在課堂教學中體現其“生長性”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盡管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經典很多，但學生們往往更喜歡當下的一些新人新作。為提高學生們的閱讀品味，我們特地開設“新世紀文學批評”新課程，為學生介紹、評述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現象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為此，我們對一些新作如《秦腔》、《啟蒙時代》、《兄弟》等進行了追蹤評論，為學生提供生動的批評樣本。在授之以“魚”的同時也授之以“漁”。
三、借助多媒體手段，提升教學效果
一項教學改革的成功，教學手段的革新是必經之途。隨著讀圖時代的來臨，多媒體課件與對網絡資源的利用成為提升教學效果的重要手段。
首先是多媒體課件的制作與使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文學史上的諸多人和事都還非常鮮活，留下了大量的珍貴資料，這些為課件的制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網絡的普及又讓搜尋有關作家作品的圖片與音像資料變得便利而快捷。精美的課件在展示文學的生動圖景時也豐富、深化了教學內容。在收集相關圖片資料時，要注意特別的資料，并提供豐富的解說。如在為魯迅配圖時，特地收集到他坐在廈門的墳中間的圖片，以此突出他的性格。而魯迅抱著海嬰“一歲和五十”的照片則豐富了魯迅為人父的溫情，提供了理解魯迅的人情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