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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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關鍵詞: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財產;《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國際法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以后有關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又擴展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本文旨在通過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遺產的內涵及其與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這將有助于我們對于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理解和認識。
一、文化遺產概念的確立與發展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首次確立了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它將文化遺產定義為:“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遺址: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所確立的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
隨著國際社會對于文化遺產認識的加深,文化遺產的概念不斷發展。其中《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大大地發展了文化遺產概念,擴大了文化遺產的內涵。
(一)《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補充性文件,它規定了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1975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首次頒布了《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規定了收錄《世界遺產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又頒布了新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于原來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進行修改,制定了六條新的世界文化遺產入選標準。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條標準中,第1條強調藝術成就,第2條強調重大影響,第3條強調的是文明或傳統的見證,第4條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條的中心是關于人類的居住文明,第六條是強調與具有普遍重要意義的事件、生活傳統、信仰、文學藝術作品有著直接或明顯的聯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對于1975年的六條標準做了較大的修改,擴大了文化遺產概念的內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條標準的主要變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 “技術類”遺產。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1994年第4條標準中新增加了“技術類”遺產,規定文化遺產“可作為一種建筑或建筑群或技術或景觀的最具代表性的實例”。“技術類”遺產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20世紀科技革命的人類歷史,同時表明了文化遺產逐步脫離了“藝術性文化遺產”觀念,反映了人們對人類非藝術性創作活動的重視。可見,1975年標準沒有規定“技術類”遺產,忽視了對于對非藝術性人類活動成果的關注。1994年標準關于“技術類”遺產的規定,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擴大了文化遺產的范圍[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標準中新增“現存文化”的保護要求。1975年的各條標準都指向某個過去的歷史階段和文明,體現出一種紀念性的文化遺產觀念。1994標準第3條中加入了“現存文化”二字,入選的文化遺產應“能對現存的或是已經消逝的某個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一種獨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 1994年標準中“現存文化”的加入明確地表明:文化遺產不僅包括紀念性文化殘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證。
綜上所述,文化遺產入選標準的變化,反映了文化遺產概念的不斷擴展。
(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與文化遺產概念的發展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之前的文化遺產指的是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被稱之為狹義的文化遺產。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根據公約第2條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即無形文化載體,“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一般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包括:(1)口頭傳說和表述。(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和文化創造形式。(5)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確立,使得文化遺產的內涵大大擴展,標志著文化遺產概念的重大發展。
二、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遺產。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2條將自然遺產定義為:“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
從定義上看,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差異比較大。首先,自然遺產由自然界的長期演變形成,而文化遺產則是由于人類活動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遺產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區域、動物和植物生境區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遺址等,只有遺址與地域相關。
其實,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聯系也是比較緊密的[2]。其一,從理論上講,自然和人文環境之間的界線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慮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遺址、文化景觀就不能被理解,因為文化在過去形成了它們并在今天繼續形成它們。這促使國際知名的環境法學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將“環境”重新定義為某些事物,這些事物包括:人類生活、健康、社會幸福;動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態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景觀和文化遺產;自然資源。其二,從實踐上講,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往往是結合的。在歐洲,人們已經在許多風景區密集居住好幾百年了,這導致了很多風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關系已導致了整個歐洲自然風光與豐富的人文資源重疊區域的出現。在歐洲,保護自然其實經常與保護文化遺產交織在一起。實際上,許多國家已開始建立一種新的保護區,被稱為生物圈保護區。教科文組織創造了生物圈保護區這一概念作為保護陸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種方式。“生物圈保護區”這一術語是指盡可能使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相結合的一個甚至更多的被保護區域及其周圍區域。根據教科文組織的標準,“生物圈保護區”必須具有文化和生態意義。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上,將人文與自然環境截然分開的傳統觀念已經為反映二者協調的、相互依賴的觀念所代替。
豐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地區大量存在。在現有的文化遺產和環境保護文獻中,它們通常被稱為“風景”區或“文化景觀”區。美國哈佛學院將“文化景觀”定義為人們已創造、使用、改良或保護的區域,它包括歷史園林、城市公園、保護區、或鄰近農場和森林。文化景觀這一概念體現了人們努力保護它們創造或影響的地理區域。文化景觀這一概念對于理解人類怎樣形成周圍的環境以及人類改良的環境進而怎樣影響人類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意義。
三、文化遺產與文化財產的關系
與文化遺產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財產。從有關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法律文件看,文化財產通常是指藝術品。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在國際法律文件中正式確立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進一步明確了文化財產這一概念,加強了對于文化財產的保護。
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既相聯系又相區別。這兩個概念的聯系表現為:其一,二者的含義相似。基本含義都是指具有重要歷史、文學、藝術或科學價值的財產。其二,文化遺產由文化財產發展而來。其三,文化財產屬于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1954年《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將文化財產定義為“對于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的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的財產”。可見,文化財產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文化財產與文化遺產這兩概念的區別表現為:其一,二者是否體現社會共享性不同。文化財產這一概念沒有體現社會共享性。而文化遺產這一概念體現了文化遺產的社會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屬性不同。文化財產具有財產權屬性,而文化遺產這則具有文化權、財產權、知識產權等多種屬性。其三,二者的范圍不同。文化遺產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還包括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文化財產僅僅是指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3]。
總之,把握文化遺產的內涵和特性,對于理解和認識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發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遺產的鮮明特性,表現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的必要性;文化遺產概念內涵的擴展,表明了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范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加強。
參考文獻:
[1]廖菲. “文化遺產” 概念發展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26.
滿族作為中國56個民族的一員,歷史源遠流長,多年的積累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我國一個具有鮮明特點的少數民族。滿族音樂文化是中華民族音樂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中原音樂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滿族音樂十分豐富,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音樂集成”和現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發掘工作,音樂工作者們整理出了滿族音樂文化大致的框架結構,而當今的滿族聚居地仍有很多滿族風情的音樂需要搜集整理、傳承。
清康乾時期,承德成為陪都。隨著城市的發展、經濟的繁榮,清廷開始于此大興文教,使“蠻荒之地”成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滿族音樂就是隨著避暑山莊成為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間流傳的滿族音樂藝術大致有以下幾類:滿洲罕都勒春(熱河二人轉)、滿族烏春音樂(民歌:山歌、勞動號子、小唱)、朱赤溫音樂(古老的滿洲戲曲音樂)、嗶喇力烏春(民間器樂曲:滿吹音樂、清音會音樂、佛事音樂)、民族宮樂(宮廷樂)。而薩滿音樂相對于其他滿族音樂更多地保留了滿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樂為一體,成為滿族音樂靈魂的代表。
滿族的樂器也頗為豐富,其特有的樂器多用于跳神的薩滿音樂,如單鼓、抬鼓、朗、響鈴、腰鈴、扎板、響刀等打擊樂器。而宮廷樂器的種類就更加復雜了,如:打擊樂器包括建鼓、編鐘、特磬、杖鼓、云鑼、拍板、龍鼓、銅鈸、達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類、金屬類、竹木玉石類共37種樂器;吹奏樂器包括塤、笙、管、簫、大銅角、笛、巴拉滿等邊棱類、簧管類、簧舌類、號嘴類共20種樂器;吹彈樂器包括琴、三弦、箏、巴爾扎克、得約總、口琴等板面類、皮面類、金屬類共26種樂器。
二、承德滿族音樂傳承經驗及做法
承德,舊稱“熱河”,是首批2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國十大風景名勝、旅游勝地四十佳、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國家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從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因為其關系我國民族文化的傳承,承德在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基礎與經驗上,在傳承滿族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獲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從事滿族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的積極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臺了《加快休閑旅游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對承德地區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宮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態文化”等優勢,促進文化、旅游、城市一體化發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傳部針對政協承德市委員會第十二屆五次會議提出的“關于切實加大宮廷音樂保護傳承力度、進一步扶植承德清音會發展的建議”這一提案進行了答復,綱要如下:將保護和傳承避暑山莊宮廷音樂列入我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重視并支持承德清音會申請通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批;盡快在避暑山莊內設立展示宮廷音樂文化的固定場所,在市區內提供一處日常排練場地;設專項資金扶植承德清音會宮廷音樂進行挖掘整理;對清音會繼續加大宣傳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滿族音樂文化發掘與傳承的重要保證,這使從事這一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更加堅定信心、對承德滿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充滿了希望。
(二)立足于對滿族音樂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學者及音樂工作者們長期以來積極投入到滿族音樂研究中,其中對承德清音會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通過大量研讀史料,到民間訪談、搜集資料,分析與論證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許多論著,如錢樹信先生的《避暑山莊宮廷音樂概說》、《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王玫罡先生的《關于承德避暑山莊清音會的由來》、程紅菲的《清代宮廷遺音―尋訪承德清音會、白曉穎先生的《避暑山莊文化中的承德清音會》、勤先生的《承德清音會傳承史探析》、》等。這些著作和論文對于承德清音會與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現了滿族宮廷音樂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三)努力發掘并傳承、創新滿族音樂
眾多的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在發掘與傳承滿族音樂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會作為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歷史,呈現著漢族宮廷音樂與滿族及其他少數民族音樂的復合型態,充分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大統一”的政治理念,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遺存,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了使其得到傳承與發展,2001年原清音會的老琴師及高校的離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會,他們潛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樂遺產,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廟音樂在內的清音樂幾十首,并多次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展演、文化交流,為宣揚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承德滿族音樂文化傳承及創新對策
毋庸諱言,承德滿族音樂傳承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人銳減;挖掘、整理及傳承面臨諸多困難。
因此,依據國家關于非物質遺產文化保護工作“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做好承德滿族音樂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還要進一步創新。
(一)合理選配專業人員挖掘整理滿族音樂
需要整理的滿族音樂主要包括宮廷音樂、宮廷舞蹈、民間歌曲、民間曲藝等。
[論文關鍵詞]歷史；文化遺產；開發與保護
一、歷史文化遺產的界定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存環境所受到污染與損害已經觸目驚心。人類的生存環境，除了直接面臨著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的自然生態的威脅外，還存在著與此密切相關的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作為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旅游與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和與此相對應的以商業經濟利益為驅動力的旅游資源開發給人類的居住環境和文化遺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破壞，以致旅游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世人普遍關注的焦點。
為了使物質文明的進步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為了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于1972年倡導并締結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6年，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遺產名錄》。根據公約規定締約國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由締約國申報，經世界遺產中心組織權威專家考察、評估，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初步審議，最后經公約締約國大會投票通過并列人《世界遺產名錄》，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加以保護。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稱為世界文化遺產。遺產種類有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文化、自然雙重遺產。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規定，屬于以下各類內容之一者，可列為文化遺產：
1．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繪畫，具有考古意義的成分或結構，銘文、洞穴、住區及各類文物的綜合體。
2．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觀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單獨或相互聯系的建筑群。
3．遺址。從歷史、美學、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人造工程或人與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遺址地帶。
歷史文化遺產是祖先們留給我們的，是古代的東西，是經歷了百千萬年而至今仍在的東西，是沒有備份，獨一無二的。正是這獨特性和唯一性決定了歷史文化遺產應該以保護為主。
我國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于次年開始申報世界遺產。1999年lO月29日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至2008年7月，我國已有37處文化遺址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文化遺產25項，自然遺產7項，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4項，文化景觀1項，成為了全世界共有的財產。在我國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申報和未提級申報的歷史文化遺產，因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典型的歷史性、民族性和藝術性特點，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睞，成為寶貴的人文旅游資源，同樣需要我們進行保護。
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意義
歷史文化遺產是千百年悠久歷史的載體，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種精神文明的傳承體。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云南麗江古城經歷了7級地震還基本無損，后被評為世界遺產。這個地方得到了保護，全世界人民逐漸都會知道。反之，如果承載著歷史信息的載體消亡了，負載在其上的歷史和文化也必然會被沖淡或消亡。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研究人類歷史發展有意義。歷史文化遺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是人類或民族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從漫長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歷史遺存豐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研究人類發展歷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進社會進一步發展。
2．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科學研究有意義。在歷史科學研究進程中人們發現，歷史古城、古建筑、構筑物等有很深奧的科學道理，如我國河北趙縣的趙州橋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業年間(公元605 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歷史。橋長64．40米，跨徑37．02米，橋高7．23米，1400年的歷史，趙州橋經歷了10次水災，8次戰亂和多次地震，特別是1966年邢臺發生的7．6級地震，邢臺距這里有40多公里，這里也有四點幾級地震，趙州橋都沒有被破壞。所以它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跨徑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橋。趙州橋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將此橋選定為第12個“國際歷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橋北端東側建造了“國際歷史土木工程古跡”銅牌紀念碑。這是世界造橋史的一個奇跡，有極高的科研價值。
誠然，也有很多歷史文化遺產人們還不清楚其科學原理，需要我們去探究。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科學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3．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發展旅游經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是這些人類前進中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為我們的社會發展尤其是旅游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對之加強保護，有利于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歷史文化遺產是發展旅游業的基礎。
旅游活動的客體是旅游資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經濟的發展，要依托于旅游資源，除大自然賦予的自然旅游資源外，更離不開人文旅游資源。中國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遺產豐富而迷人，它吸引著無數的中國人，更讓外國人向往，這些都是發展旅游業的重要資源，也是人們游憩、觀光、獲得美的享受、獲得相關歷史知識的重要場所。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馬俑及眾多明清皇家陵寢等歷史文化遺產。還有小小的周莊，年旅游收入達2億元。可見，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旅游的客體就會存在。
(2)用經濟價值去直觀地表現人類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發展旅游經濟。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旅游業所帶來的收益不斷提高，旅游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增長。我國人文歷史文化旅游的潛力很大。保護好這部分旅游資源，能更快地發展旅游經濟。
(3)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能提升旅游資產的價值，可持續發展旅游經濟。歷史文化遺產，是重要的旅游資源，也是旅游資產。因此，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可以提升旅游資產價值。歷史文化遺產是全國乃至全人類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的價值在于供世人觀賞、研究與利用，所以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得好的地方，旅游業就發展得好，旅游資產價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馬俑、平遙古城、周莊古鎮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得好，其旅游資產價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能帶動本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
4．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品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發展的。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激情、奮勇向上的民族，有著豐富燦爛的文化和獨具魅力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具有極大的震撼力和激勵力，中國擁有世界歷史文化遺產3O項，居世界領先地位。在世界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對于經濟發展，國力增強，對于提高國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強民族自尊，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提高國家文化形象，豐富世界文化寶庫都有極大作用。文化是進步的動力，是歷史的積淀。因此，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弘揚民族精神，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
留存并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其意義也關乎未來。全球《2l世紀議程》指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功在千秋，造福子孫后代。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被重視。在多年的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價值觀的不斷變化，很多承載著巨大歷史文化價值的、不可再生的物質文化遺產，在人們的經意或不經意間消失了。上世紀幾次大規模建設，使許多傳統歷史文化遺產遭到摧殘和破壞，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風貌。加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和作用缺乏認識，觀念上的輕視、經費支持的不足與制度規范的不完善，也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展不利，存在很多問題。
三、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
1．認識不足，難達共識。雖然社會總體上
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價值和保護意義的認識不斷提升，但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不同人群的價值取向，審美取向存在差異，導致認識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銳對立。如在城市建設中對一些古跡遺址的去留問題上，在一些已經消失的歷史文化景觀要不要新建的問題上意見相左。這種狀況導致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許多問題因為缺乏共識而難以處理。
2．歷史文化遺產家底不清。許多歷史文化遺產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碰到歷史文化遺產時，講不清道不明，許多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根本沒有調查、登記，更談不上公布文保單位及對其進行合理規劃。
3．“建設性破壞”現象嚴重，保護與開發的關系處理不當。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少地區只顧單純的經濟開發，只顧規模的擴張，而忽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被毀程度令人堪憂。尤其在一些舊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許多歷史傳統街區和歷史建筑遭到破壞。襄樊宋城墻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會址周圍的歷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發展，舊城要更新，勢必要拆遷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歷史使用價值的老建筑。時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樣協調好市民居住環境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關系?我們不能為了開發商的需要，為了出賣土地，籌集資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歷史意義的遺跡毀掉。
有的地方在開發旅游資源過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經濟效益，造成歷史文化遺產嚴重破壞。一是為了迎合旅游熱，不惜以拆毀傳統歷史街區為代價，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異地開發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許多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淪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執法不力。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需要多管齊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為什么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許多地區領導，甚至最基層的領導一句話就能化為烏有。就是因為沒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條文來管理，而是權大于法。
5．保護資金的匱乏，專業人才、技術的匱缺，直接影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由于沒有專項的保護資金，許多歷史文化遺產處于自然消亡狀態。尤其是貧困地區，文物專業干部僅一、二個人，連日常開支都很難保證。缺少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保護人才隊伍，同時缺少過硬的保護技術，何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呢?
四、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
1．積極宣傳，更新觀念，加強全民保護意識。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各級政府和每個市民的神圣職責。政府要加大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投入和保護力度，同時要廣泛發動群眾，讓每個公民都能自覺珍惜愛護文物，并且要加強輿論監督，有了群眾支持和輿論支持，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就有了強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強大的。
2．提高全民素質與法律保護并行。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長城旅游剛剛興起時，各個長城景區普遍遭遇了一次“毀容”高峰。從八達嶺甕城西門登上長城，分別沿南北兩側依山而上的長城邊走邊觀察，看到這段3000多米的長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處，幾乎都被刻上了各種各樣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鮮文，以及難以辨認的字詞，刻得密密麻麻。這些字不僅破壞了長城的歷史面貌，有的字深達半厘米，已傷及墻體。長城乃中華民族的象征，此舉嚴重破壞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國長城學會與八達嶺長城管理委員會聯合發起的去除長城墻體字跡方案征集活動，消息公布后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社會各界紛紛為長城保護獻計獻策。近十多年來，隨著游客素質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強，刻字破壞行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遺產不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規來保護，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來保護。對于嚴重損毀破壞歷史文化遺產的行為應規定為犯罪，應給予刑事處理。
3．正確處理好保護與建設的關系，保護是前提，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旅游資源開發，首先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作為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資源，是旅游活動離不開的客體。一旦被破壞便永久消失了，也就談不上長遠的開發和利用。因此，在開發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絕不能對開發急功近利。在保護方法上，除了要依照國家相應的保護法規之外，還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找到與自身環境、條件相符合的辦法。多借鑒浙江蘭溪的諸葛村(八卦村)的做法。還可以對實物性的歷史文化遺產實施限人限時地開放參觀，西藏布達拉宮就是這樣的。甚至可以不對外開放，只對學者和相關研究人員開放。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一種寶貴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資源，這些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會日益增加。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所擁有的寶貴資源，要意識到這些資源是潛在的、不斷升值的資本，要從長遠角度來看待。即使當下受條件所限無法立即進行開發，也要積極予以保護，可利用其他產業先行發展，待時機適當的時候，再將其寶貴的文化價值予以轉換。
4．摸清家底，搞好保護規劃。去中原地區旅游，當地人會自豪的對你說：“你拿把鍬，隨意挖幾下，就有可能發現寶貝”。雖然是笑談，但還能反映出因文化積淀深厚，本地人引以為豪的心態。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提示我們對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要心中有數，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規劃和保護。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為歷史文化遺產應積極修整并恢復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環境。但要處理好個性文化與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關系。現在有些歷史文化名城，商業氛圍越來越濃，而文化氛圍卻日益淡化。麗江古城是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古城保護得不錯，但古城內一個商店接一個商店，文化氛圍不濃，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這是令人遺憾的。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護城市的全部，它的保護范圍、內容與要求要通過城市規劃來細致確定。關鍵在于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關系，新舊建筑之間在風格、色調上相協調，使整體格局達到和諧，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嚴格控制文化遺產保護區、歷史街區內的空間過量的不適當的經濟開發、旅游開發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點建設。
改善市民居住環境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缺乏妥善協調。在保護文化遺產中平遙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護規劃；第二，實施古城居民搬遷工程；第三，全面加強古城基礎設施建設等，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都江堰市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北部，處于四川省五大精品旅游區的樞紐位置，距成都20分鐘車程。都江堰市因“水”而興、因“堰”而名、因“道”而盛，是一座山水幽秀、文化浩瀚、風情濃郁之城。城區景區依山傍水，岷江五條分支河流穿城而過，山、水、城、林、堰、橋、塔渾然一體。兩千年古堰，八百里青城，源遠流長的水文化和底蘊深厚的道教文化賦予獨特的靈性和包容性，李冰治水精神深刻融入和積蘊為一種“上善若水”的城市靈魂。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天府之源的美譽。
自然人文并重，保護開發共舉
都江堰市從1999年申報世界遺產以來，市委、市政府歷屆領導班子義不容辭承擔起了保護生態環境和弘揚歷史文化的責任，嚴格執行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認真貫徹“嚴格保護、統一管理、合理開發、永續利用”的方針，持之以恒地保護管理好這塊人類瑰寶。都江堰市獨特的自然生態之美和歷史文化特色得以日益凸顯，并得到了社會普遍認同。2000年，青城山一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06年作為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一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07年成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都江堰市還先后獲得了“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國家級生態示范區、國家園林城市、最佳中國魅力城市、四川省文明城市”等稱號和“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良好范例獎”，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的“長壽之鄉”。2007年2月，都江堰市作為成都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成功摘取了“中國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傳承歷史文脈，加快科學發展
都江堰市在優越的先天資源稟賦和后天與時俱進積累的基礎上，近年來在區域發展定位和產業布局進行了科學思考，積極探索了一條自然人文和諧下的產業發展之路。始終不渝地堅持保護為先為重的發展理念，循序漸進地推進自然生態和歷史文化資源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地發展現代生態農業、集約環保型工業、以旅游業為龍頭的現代服務業。承前啟后推進了全市“四位一體”科學發展。200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高瞻遠矚地提出把青城山一都江堰打造成為國際休閑度假旅游區的戰略目標，在成都市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框架內，都江堰市充分依托和利用生態資源、道文化、水文化、養生文化等要素，以“中國式養生之源”為主題，以“全域成都”來考量和推動旅游基礎設施，以國際化的理念建設國際標準、國內領先、品位獨特的休閑度假旅游區。
國際視野規劃，全域理念打造
著力推進風景名勝區建設精品化。以國際化視野，從全域角度，大力實施龍門山(都江堰段)旅游資源整體開發，帶動龍門山旅游產業帶的建設與發展；積極推進道教文化博物館、“道解都江堰”實景演出等項目建設，鞏固青城山一都江堰AAAAA級景區創建成果。著力推進旅游設施國際化。以滿足國際游客需求出發，不斷完善接待設施和旅游交通體系，加快高品質五星級酒店建設，打造高檔酒店集群，延伸旅游產業鏈。著力推進服務產業現代化。加快城市中心游憩區建設，深度挖掘歷史文化內涵，高水準舉辦都江堰放水節、道教文化節、都江堰夜啤酒節、國際熊貓節等特色節會文化旅游活動，積極培育時尚化、多元化、特色化現代服務業態。著力推進綜合環境國際化。建立健全旅游執法管理體系和綜合管理長效機制，切實加強旅游市場秩序綜合整治和服務質量監管，確保旅游綜合環境安全有序。著力推進人才服務國際化。進一步規范和提高旅游服務從業人員的服務技能與綜合素質，培養和建設一支與旅游國際化相適應的一流的旅游行業管理隊伍、旅游經營者隊伍和專業人才隊伍，努力以人本化、個性化的服務滿足各類游客需求。著力推進宣傳營銷國際化。通過細分目標市場，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對象實施和調整旅游營銷策略、營銷方式、營銷措施，努力提高境外旅游營銷的有效性，擴大我市境外客源市場，提升我市旅游在境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關鍵詞：女書習俗；女書研究；女書數字化；女書傳承；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04-00191-02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習俗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活化石，蘊藏著傳統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個民族或者群體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寓其中。因此，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保護和發展文化的多樣性，多元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在全球化語境下，社會變遷加劇，傳統民俗文化面臨著極大的危機，許多獨特的文化都面臨著衰落和消亡，女書也正是其中一例。女書是流傳于中國湖南省江永縣及毗鄰一帶婦女中間的一種獨特文字符號體系。女書作為人類共同的遺產，她的消亡必將給世界文化多元性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1982年，女書作為世界上唯一一種女性文字被中南民族大學專家發現。從此，女書走進了學者的視野，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女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字，她由女性創造，并且僅有女性能夠使用的特性，正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2002年4月，女書被國家檔案局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江永縣政府正式立項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05年10月，女書入選吉尼斯世界紀錄，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性別意識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18項，“女書習俗”成為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一。
二 、女書數字化的問題階段式淺探
從對女書研究的梳理當中可以大致找尋出對女書的研究、保護、開發的軌跡。從1982年至今的30年中，以每個十年為單位，女書的研究、女書的保護與開發都有著階段式的特點，女書數字化作為保護與開發中的重要一環，也有著階段式的特點。
（一）由探索期的“資源占有”而引發的問題
1982年至1992年，為女書的發現期。在這十年里，學者對女書的研究還處于探索初期，最開始發現女書的驚奇引領學者們走進瑤山中去探索她留下的痕跡。與女書相關的各類物品被相繼發現，女書作品，三朝書，女書女紅等等；對女書的傳承，女書的特性，女書的歷史淵源，學者們懷有著茂盛的好奇心。女書研究的初期，學者們針對女書的族屬、女書產生的時代，女書造字說發出了各式的疑問，主要針對女書的定義進行了各式的探討。為了解開女書的謎題，學者們在瑤山里進行了“掠奪式”的資料搜集。他們大量收集女書原始資料，并對女書作品資料進行整理、出版。
學者們的工作為后來的女書研究奠定了基礎，卻也同時引發了女書數字化問題的開端。原始資料大量存于少數人手中，江永當地遺存的最原始的女書自然傳人的女書作品更為稀少，這為后來新加入女書研究的學者制造了一定的困難，也為女書數字化的進程制造了最初的問題。從最初研究女書的宮哲兵教授發表的書籍里就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在其每一本與女書相關的書籍里都有展示女書的圖片，有許多是女書的原件，宮哲兵教授稱這些原件為他的資料。在他談到的一則軼事里，他提到一個法國的女學者提出到他家看資料，而后拿走了他收集的近百本原件，幸而被他發現。雖然他要表達的是女學者對于女書的狂熱，但也側面反映出女書研究初期少數學者對資源的占有。這種“資源占有”使得研究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手里，從而使得女書數字化的進程在前十年里的進展相當緩慢，所出現的數字化成果多是新聞報道，及各式論文，專著。而女書的原件與原文資料，乃至文字資料都只做為附錄或圖片資料零星出現在這些文章中。當然，在80年代初期，國內電子技術的低下，以及電子傳播形式的未推廣也同樣不利于女書數字化。
（二）整理期的失真對數字化的影響
19世紀90年代到2002年的十年間，經過了對女書資料的瘋狂收集后，部分學者開始對女書作品進行整理，對女書文字進行歸納，解說。在此期間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周碩沂的《永明女書》（字典類書籍），謝志民的《江永女書之謎》、趙麗明的《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匯》（作品整理類書籍）。文字及原文資料的編纂成集無疑是女書數字化的一大成果。然而在這十年里，女書數字化一直停留在書面層次上，并沒有向前跨進。
究其原因，在整理期出現在資料失真使得女書資料沒有權威性，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不僅是不完善的資料，而且是被質疑的資料，這使得研究的成果失卻了可信度，整理成集的資料版本不同，內容不同，甚至觀點也不同。在對一種古文字，一種特殊文化的詮釋初期，尤其是缺乏歷史實證的這樣一種文化面前，沒人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了解女書。當出現失真的局面時，研究者的首要要義是提出問題并且科學地用理論依據，或充分的實證來指正問題，以求后來的研究者不至于走進研究的誤區。對于女書研究中的失真問題，趙麗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失真比失傳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沒有文脈的女書將失去歷史的真實性，缺少了可信性。”失真比失傳更可怕，這才是研究的首要原則。脫離了真實，就是脫離了歷史，就是脫離了文化作為古文化，古文字，古籍來研究的依據，即研究毫無意義。沒有確切可信的原件資料，數字化的進程又一次受到阻擋。但有關女書的數據庫基本形成，內容多為女書原始資料，女書作品，女紅，三朝書等的圖片資料，大量的論文及書籍也收錄在內。
（三）新世紀女書數字化的成果與問題
2002年宮哲兵先生幫助江永政府建立了女書現代學堂。新世紀初至今的十余年間，女書學堂畢業的女書傳人已經開始在社會上活躍起來。她們有的去到外地演講宣傳，有的參與電視劇演出，有的在當地進行旅游項目的表演。在這期間，女書數字化取得了極大的進展。電影《雪花秘扇》，電子發聲字典《女書字典》，各類網址，各種視頻，以及女書數據庫的進一步完善等等，都是女書數字化在新世紀的成果。這些成果與國家的重視，女書保護與開發的側重角度改變，以及國內計算機技術的進步都是分不開。利用計算機技術實現對女書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傳播，已經成為女書文化保護的一種趨勢。網絡傳播的巨大力量在后女書時代已經被女書研究的個人、機構、各級政府及民間力量認識到。利用數字媒體技術對女書進行活態保護，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女書及女書文化，使女書真正得到活態傳承及發展。
然而這樣突飛猛進的成果中存在著許多的不足：1、網絡信息數量雖多，但信息散亂，系統性不強，且信息重復現象突出。沒有統一的整理和規劃，權威的數據庫信息不對外公布，令女書愛好者望洋興嘆。2、女書數字化成果以文字內容的論文為主，音頻，視頻較少，且質量參差不齊，制作粗糙。3、書籍資源多以掃描形式上傳，無法檢索，且沒有系統的資源庫，多以散亂形式發售。至關重要的女書作品集，也是如此，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
在2001年奉恒高《在“中國女書文化搶救工程座談會暨全國女書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一文的結尾，他重要地提到：“要重視輿論宣傳，提高女書文化的知名度……通過宣傳吸引四方賓客來旅游，投資、振興和發展當地經濟，造福于人民。” 可見女書數字化的進程站在經濟發展的高度上越走越遠的。然而文化的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從聯合國宣言的定義里來看，更多的應該是精神的，純文化的價值。電影《雪花秘扇》對女書的誤解讀，市面上流傳越來越多的偽“女書”，這些問題都應該引起人們的警醒，看是拯救實為加速消亡的種種行為，都是經濟價值觀的推動。面對即將消亡的特殊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在這種生死存亡的時刻，難道還應該只站在經濟發展的舞臺上作秀嗎？
讓人欣慰的是女書文化發展至今有了許多新的內容―女書書法、女書與音樂的結合等。很多對女書有著熱愛的人，因為各種緣由與女書結緣，并且開始了自己的女書創作之路。這種創作，并不是一種文字的，文本的篡寫，而是對女書文化的一種新解讀。他們有的結合自己對女書的解讀，對女書藝術的認識，對女書字體重新創作。許多女書書法者（多為女性），在這樣一種創作中展現著女書新時代的文化含義――女性在新時代的地位，女性文化在新時代的又一種表達。愛好女書書法的人日益增多，女書書法也成為女書數字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各類展示女書書法的視頻和網站越來越多。
也有的結合音樂展開對女書的傳播，如上海的音樂家譚盾先生。2013年3月他與宮哲兵教授就女書交響樂的制作進行了探討。他將運用“微電影”和“交響樂”的元素，將女書的音樂、生存環境、和優雅的女書文字結合在一起，制成《女書》交響曲，并計劃展開全球巡演和宣傳。
這種別樣的解讀是以文化宣揚為主角的，是促進女書研究的一種方式，也是在新時代對女書的最妙的一種保護與開發的手段。
怎樣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怎樣做到并肩齊進，怎樣堅持在不改變其內在規律自然衍變的生長過程，又促進其未來的發展，對于女書習俗的保護與開發來說，這些問題仍待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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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風景名勝區門票公共資源公共物品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案例）
2004年以來，在國內旅游市場上刮起了一股強勁的“門票漲價”風，大到世界級自然、文化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小到一般的旅游景點甚至公園，都紛紛祭起了門票漲價的大旗。首先是2004年歲末北京確定了故宮等世界遺產景點門票漲價方案，到今年全國各大景點便“漲”聲一片，張家界景區門票從158元漲到245元，九寨溝、黃龍風景區門票從145元調至200元，黃山旺季票價從130元上調至200元(6月1日后執行)，嵩山少林寺風景區票價由40元漲至100元(5月10日后執行)，西安城墻的門票價格也從10元升至40元……。
實際上，自2000年9月國家發改委將20個著名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管理權限下放地方政府以來，包括世界遺產在內的游覽點漲價之風便風起云涌，不斷攀升。這股強勁的的門票漲價風，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公眾從各個層面進行的討論都深入而熱烈，《人民日報》以“五一黃金周，門票漲不漲”為題，在經濟版連續刊發4篇報道評論此事。概括起來，景點門票漲價的理由有以下幾種：一是現行門票價格過低，不能體現景點包涵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在內的無形資產價值；二是增加景區收入，彌補景區日常修繕維護的資金缺口；三是利用價格杠桿來調節目前超負荷的參觀流量，保護文物古跡。反對漲價的聲音則更加強烈，除了普通公眾的抱怨與反對外，有關專家學者則對這些漲價理由進行了理性的質疑：漲價能否有效地解決對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問題？景區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遺產的維護修繕等費用是否應該由游客來承擔？是否存在比這種單純的門票漲價更好的解決方式？
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涉及到風景名勝區的管理以及公共政策問題，本文試圖用筆者掌握的公共管理學知識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二、對象的界定
本文所要探討問題的指向是國家風景名勝區。按照1985年6月7日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凡具有觀賞、文化或科學價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較集中，環境優美，具有一定規模和范圍，可供人們游覽、休息或進行科學、文化活動的地區，應當劃為風景名勝區。為了討論的方便，避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筆者在本文中所講的國家風景名勝區實際上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即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提出風景名勝資源調查評價報告，報國務院審定公布的風景名勝區。目前，全國共有這類風景名勝區177個，陜西有華山、臨潼驪山、寶雞天臺山、黃帝陵共4個。
2.世界文化遺產。按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一條的規定，“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三項。文物是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分或結構、銘文、窟洞以及聯合體；建筑群是指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筑式樣、分布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筑群；遺址是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工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目前全國共有21個，包括這次身陷漲價風波中的長城、故宮、清帝陵、天壇等。陜西有一處世界文化遺產：秦始皇陵及兵馬俑。
3.世界自然遺產。按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第一條的規定，“自然遺產”包括以下三項：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目前全國共有4個，九寨溝、黃龍洞、武陵源、三江并流，前三者都在這股漲價風之列。
4.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泰山、黃山、峨眉山—樂山大佛、武夷山。其中黃山在漲價。
三、公共物品理論
關于公共物品的經典分析來自保羅·薩繆爾森，他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首次將公共物品納入古典理論體系之中，從而有了古典的“私人物品”和薩繆爾森的“公共物品”的劃分。他指出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并不能減少任何人對該物品的消費”。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無償享用，或者說不能阻止任何人享用。非競爭性是指當使用某種物品的消費者不斷增加時不會影響原來的消費者對該物品的消費，也不必增加社會成本，其新增消費者使用該物品的邊際成本為零。
但是，將物品簡單地劃分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兩大類顯然難于讓經濟學家們望而止步。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開創性的論文《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中指出純粹的私人物品與純粹的公共物品(如國防和水壩)都不存在擁擠現象，擁擠是在有限的消費容量和無限的消費規模之間的沖突。布坎南指出：“有趣的是這樣的物品和服務，它們的消費包含著某些‘公共性’，在這里，適度地分享團體多于一個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個無限的數目，公共的范圍是有限的。”這種介于純粹私人物品和純粹公共物品(事實上就是薩繆爾森定義的公共物品)之間的產品和服務就是“俱樂部物品”。俱樂部物品與純粹公共物品存在一致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俱樂部成員中，俱樂部物品具有純粹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而在俱樂部成員之外，俱樂部物品具有排他性。
1968年，哈丁(HardinG.)發表了題為《公用地的悲劇》的著名論文，提出了“公共池塘資源”的概念和“公地悲劇”的問題。公共池塘資源是共同擁有、共同使用的自然資源，個體對資源的利用不具有排他性，而自利的個體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會傾向于過多地使用公有的資源，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囚徒困境”式的悖論：有理性的放牧者在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公共牧場都想放養盡可能多的牲畜以增加其直接收益，而這種過度放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則由全體放牧者共同承擔，如果每個放牧者都這樣做，牧場就會因過度放牧而造成草地的退化，這就是“公地悲劇”。
四、國家風景名勝區的“物品屬性”
正確認識包括世界遺產在內的國家風景名勝區的基本屬性，是分析包括門票價格問題在內的國家風景名勝區管理問題的前提和基礎。
首先，國家風景名勝區是一種公共資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應該說，包括世界遺產在內的國家風景名勝區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按照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的《建議》的說法，這些景觀、遺址、古跡、建筑群、文物、歷史園林、自然風貌、地文結構等“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們中“任何一項的消失都構成絕對的損失，并造成其不可逆轉的枯竭”；它們“對人類生活必不可少。對人類而言，它們代表了一種有力的物質、道德和精神的再生影響，同時正如無數眾所周知的事例證明的那樣，也有利于人類文化和藝術生活。”國家風景名勝區所具有的這種獨一無二性、不可再生性，其在人類生活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由它們的這些特征而派生出來的經濟價值，決定了它的公共性質。
其次，國家風景名勝區是一種特殊的公共資源——“公共池塘資源”。根據公共經濟學的理論，判斷一項物品屬性的指標主要是排他性和競爭性，因此，判斷一項公共資源并不難，只要看它是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就可以了。如果符合非排他性，同時也符合非競爭性的公共資源就是純粹的公益物品。但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公共資源并不一定同時具備上述兩項特點，成為純粹的公益物品。有些公共資源只符合非排他性的條件，但不符合非競爭性的條件，最典型的就是公安部門提供的110報警服務，它是一種公共服務，具有非排他性，誰在遇到險情或困難的時候都可以根據需要報警，但同時這種報警服務的“消費”卻是有競爭性的，因為在警員、電話線路資源有限等客觀條件下，一些人在報警的同時也必然排除另外一些人對報警服務的需求。這樣一種公共資源叫做“公共池塘資源”，它們就像公共池塘中的水一樣，因為是公共的，所以誰都可以自由地去打水喝或者用于灌溉，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對水的這種消費卻是有競爭性的。美國著名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公共池塘資源是一種人們共同使用整個資源系統但分別享用資源單位的公共資源。在這種資源環境中，理性的個人的問題可能導致資源使用擁擠或者資源退化的問題。
另外，國家風景名勝區還是一種“俱樂部資源”。對于旅游者來說，世界遺產具有非競爭性，每個消費者（游客）對它的消費（游覽）不會影響或減少其他消費者（游客）的消費（游覽）。同時，在某一具體時刻，這種消費（游覽）又具有排他性，由于人數的限制，具體的消費行為（游覽）只能由已經進入風景名勝區的消費者（游客）來進行，對于不能進入到景區的消費者而言，是被排除在外的。
五、門票的性質
對于國家風景名勝區而言，其門票具有不同于其他一般場所門票的特殊性質。
特殊性。首先，在理論上，從其所具有的經濟屬性來看，國家風景名勝區是一種特殊的旅游產品，門票作為其價格，本身并不代表和直接反映其價值。因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國家風景名勝區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審美/藝術、科學研究、歷史社會、生態和經濟等諸多方面，其主要效能是人文價值和教育價值。所以在使用上，門票收入只能作為資源保護費用的必要補充。
公益性。既然國家風景名勝區是一種具有公益物品屬性的公共物品，那么其門票也理所當然地應具有公益性，特別是對于當地社區居民、殘障者、學生以及現役軍人等群體而言，更應以優惠的方式來體現其公益性質。
調節性。既然具有一定的經濟屬性，國家風景名勝區的門票當然還具有一定的利用價格杠桿來調節參觀流量的功能，產生排他性，對這種不可再生、獨一無二的資源加以保護。
非成本性。既然是一種公共資源，門票定價的基礎就不應該是依據開發、保護、管理資源的需要，而只能根據國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不能讓國家風景名勝區的門票價格“貴族化”，遠遠高出普通民眾的平均消費水平。
我們再來分析支持門票漲價的理由。
如前所述，認為國家風景名勝區門票價格應該上漲的人認為：第一，現行門票價格過低，不能體現景點包涵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在內的無形資產價值；第二，增加景區收入，彌補景區日常修繕維護的資金缺口；第三，利用價格杠桿來調節目前超負荷的參觀流量，保護文物古跡。
這些理由都與對門票性質的理解有關。應該說，國家風景名勝區的價值可以大致分為兩類：經濟價值和非經濟的存在價值，甚至其經濟價值也可以進而分為潛在的經濟價值和當下的經濟價值。但這不意味著這種經濟價值可以直接轉換為商業價值，從而使國家風景名勝區轉變為用來經營甚至贏利的商品。這是由它們的公共屬性決定的。
對于作為消費者的普通公眾來說，到國家風景區旅游參觀，支付適當的門票價格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保護困難、維護費用高的遺產地或風景區。但是，正如國內諸多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國家風景名勝區所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人文價值，世界遺產的公益屬性，決定了門票不應成為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收入，決定了它不應該以購買力為標準而構筑進入的“門檻”，也不應成為控制擁擠問題、阻擋部分人群進入的所謂“調控工具”。門票收費標準的核定決不能是其內在文化價值的“變現”，事實上即使是調整后的門票價格也遠遠不能體現風景名勝區的無形資產價值。目前，我國許多風景名勝區門票收取的高額化、市場化、貴族化傾向，改變了遺產資源和風景資源的性質，改變了門票的性質，使得本該由國家財政和主管部門承擔的維護修繕費用直接轉嫁到公眾身上，而主管部門在收取了巨額的門票收入分成后卻沒有承擔起本該由自己承擔的維修責任。
六、景區管理的制度分析
從表面上看，這股“門票漲價風”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門票價格調整問題，其直接后果將是：漲價抬高了公眾進入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的門檻，影響了公共資源的整體利用。但從根本上來看，這一事件的實質并不在于門票該不該漲價，而在于某些政府部門和管理機構侵犯了公眾利益，在于這種易于出現利益驅動的制度安排和一系列深層次的制度缺失：一是管理權限的混亂；二是認識上的錯位；三是收入缺乏監管；四是財政投入不足；五是價格調整機制不健全。
七、制度性思考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近期出現的這輪門票“漲價風”，絕不僅僅是一個門票價格問題，現象背后表現出來的實際上是國家風景名勝區的系統管理問題，需要管理體制的根本改革和公共政策的積極引導。綜合國家風景名勝區的公共資源屬性、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公眾的收入水平等幾個因素，筆者認為，當前需要思考和解決以下四個方面的困惑：
1.管理體制問題。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國家公園體系，從理論上來講實行的是分級管理、屬地化為主的管理模式，實踐中管理系統則更為混亂。究竟應該選擇怎樣的管理模式，可以進行充分討論，但關鍵是必須在兩個方面做出選擇。第一，選擇政府還是選擇市場。政府，還是市場，或者是二者的結合，對于這個核心的制度安排問題，迫切需要理論的澄清和實踐的突破。對此，僅靠行政的力量是不夠的，而諱疾忌醫、避而不答更是不可取的。第二，是集中還是分散。要將原來散置于若干不同部門手中的行政職責統一起來，并非易事。這不僅會對地方政府造成極大的沖擊，也難以實現權力從各分管部門的平穩轉移。
正如有學者如史鶴凌所指出的，在世界遺產的管理方式上，沒有一種模式是十全十美和到處通用的。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結合中國的歷史遺留和現實狀況，尋找出一個適合的道路。
2.資金供給問題。作為社會公共資源的國家風景名勝區，其日常管理和維護修繕費用理所當然地應該由財政承擔。問題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力尚不足以像部分西方國家那樣完全將景區資源的管理公共福利化，因此，營利性經營與公共福利的關系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如何解決資金緊缺？還是離不開“開源節流”四個字。一方面，要積極拓寬資金渠道，可以考慮是不是設立一個專門基金，其來源可有三：其一，發行彩票；其二，接受捐贈；其三，經營收入超過管理成本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相關收支的監管，在管理體制及門票政策發生根本性改變之前，建議政府加強對門票收入使用的監管，確保門票主要作為資源保護費用的補充。要重新核準管理組織的人員編制，嚴格控制人員支出，解決存在的人員過多問題，降低管理成本。
3.社會監督問題。一個全面、有效的社會監督體系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制度規范的欠缺和管理的不足。因此，在有效的管理體制短期內無法形成的情況下，必須采用多種方式，將景區資源的管理和利用置于社會的廣泛監督之下。當大部分利益相關者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大部分社會公眾關注景區狀況時，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少一些。
加強內部會計核算和外部審計。在此次漲價風波中，公眾普遍反應較為激烈的問題之一就是未能公開世界遺產單位的財務決算情況，而且，出示在聽證會上的財務決算表也未經過審計部門的嚴格審計。因此，加強內部會計核算和外部審計是加強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4.立法管理問題。法律規范的欠缺和不統一，是產生景區管理諸多問題的根源之一。對此很多學者呼吁，應盡快出臺全國性的法律，以便協調目前交叉、重疊甚至矛盾的相關法律規范。
總之，隨著景區經營成本的上升、服務質量的提高、景區投入的增加，對門票價格進行適當調整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這種調整事關各方利益，影響巨大。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政府要依法履行職責，堅決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團以各種借口侵害公共利益、破壞公共資源的短期行為，充分體現政府公共政策調節社會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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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遺產旅游；甘熙宅第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9)02－0117－04
一、引育
世界上許多城市都存在這樣一個現象，一些文化遺產因喪失其原初功能而被廢棄，最終因與新的城市建設不協調或缺乏保護資金等原因被拆毀或任其衰敗。
旅游業的發展為城市文化遺產帶來了新的生機。今天，遺產旅游已成為旅游業中最醒目和發展最快的，鑒于旅游的動力源于吸引物，或者用營銷學的術語來說，屬需求驅動型(McKercher＆Cros，2002)，文化遺產無疑是引致遺產旅游的重要因素(Alzua,O’lean,and Morrison 1998；Herbert 1995)。人們發現城市文化遺產可以通過作為旅游吸引物的方式轉化為文化資本以維系自身的生存甚至創造巨大的效益(Dutta，M.，Banerjee，S.＆Husain Z.，2007)。中國山西省的小城平遙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平遙城是現今保存最為完好的典型漢族傳統城鎮，建于14世紀。城鎮布局集中反映了5個多世紀以來，封建中國在城市規劃和建筑風格方面的變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建筑同銀行業關系密切。平遙是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整個中國銀行業的中心(WHC，2005)。自1997年平遙古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以來的10年間，全縣旅游門票收入從104萬元增加到7300萬元，旅游綜合收入從每年1250萬元增加到6.4億元，與此同時，平遙先后投入了近20億元對古城進行保護和整治(孟苗，仝美超，2007)。當年平遙人羨慕別的地方高樓林立，急于改變自己的城市面貌，如今則為古色古香的老城感到驕傲和自豪。
平遙并非旅游業發展和遺產保護取得共贏的特例。許多事實表明，旅游業的發展使城市文化遺產得到了有效的保護(阮儀三，嚴國泰，2003)。事實上，旅游發展已被視為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手段。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旅游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畢竟有著不同的訴求(趙夏，2000)，兩者關系中存在沖突的一面。不適當的旅游開發不僅會傷害文物建筑本身，還會導致其非物質文化特性的喪失：如上述平遙的例子，有研究認為過度旅游開發對城市造成負面影響甚至形成“視覺污染”(張松，2001)。因而，旅游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作為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手段，同時也存在局限。
二、甘熙宅第背景
1.文化價值
甘熙宅第位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南京老城南部，包括南捕廳15號、17號、19號和大板巷42號，始建于清嘉慶年間，俗稱“九十九間半”。整個建筑群占地面積超過10000平方米，有300多個房間，是南京現有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民宅，與明孝陵(明代開國之君朱元璋的墓葬，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和明城墻一起并稱為南京三大明清景觀。其建筑風格有別于江南地區流行的徽派和蘇式建筑，顯示出強烈的南京地方特色，具有極高的歷史和科學價值。甘熙是清代著名文人和方志學家，其后輩中頗有擅長昆曲(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戲劇，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首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表演者。
作為中國四大古都之一，南京2500年的歷史文化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都城文化，二是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民間文化(陳平，姚遠，2003)。老城南的傳統街區是民間文化的代表。在2002年制定的《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有兩處傳統街區被列入保護范圍：城南傳統街區和南捕廳歷史街區。后者除少數文物保護單位外，已被重建或拆遷作房地產開發。幸運的是，甘熙宅第及其周圍地區因旅游發展被保存下來。成為展示老南京生活方式的主要場所。
2.保護和旅游開發
甘熙宅第是在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被發現的，隨即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為保護和利用好這一傳統民居，1986年籌建民俗博物館，將南捕廳19號的居民遷出，對建筑進行了修繕。1992年11月，甘熙宅第作為南京市民俗博物館向公眾開放。1995年，甘熙宅第升格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南京市政府將民俗博物館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年，在博物館的推動下，南捕廳歷史街區保護項目獲得國家建設部的支持于5月17日啟動。中央財政撥款用于建筑維修和基礎設施建設，居民的拆遷費用則由南京市政府承擔。與此同時，博物館委托東南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制作了《南捕廳歷史街區傳統民居維修設計方案》，并邀請市建委、省文化廳、東南大學的有關建筑專家召開了專家論證會。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動遷和維修，2002年9月28日民俗博物館重新向市民開放。
2004年，南京市規劃局委托東南大學城市規劃研究院編制的《南捕廳街區歷史風貌保護與更新詳細規劃》完成，規劃總用地30.5公頃。根據此規劃。這里將成為融特色居住、旅游、文化、休憩等功能于一體的歷史文化保護區，打造與夫子廟、朝天宮齊名的傳統文化旅游區，現存建筑將視情況被保護、修繕、重建或拆除(楊俊宴，吳明偉，2004)。
2006年甘熙宅第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南京市政府投資1.5億元的甘熙宅第地區改造項目竣工。博物館設6個主題展區，分別展出老南京的生活情狀、昔日宅第及包括四大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內的南京地方傳統工藝，同時不定期舉辦各種民間文化的臨時展覽。展示廳應用了多媒體觸摸屏和聲控技術，引進民間藝術家進行現場工藝制作和售賣。南捕廳15號的花廳則是票友們定期集會演習昆曲的場所。博物館還承辦一些傳統的典禮，如婚禮、壽誕等，只收取低廉的成本費用，允許游客參觀。博物館的收益主要來自門票和經營的地方風味小吃。
三、案例選擇與資料調研
甘熙宅第不僅在建筑上具有突出的歷史文物價值，更是老南京生活的縮影，代表了南京歷史文化中民間文化的一面，在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民俗傳統日漸湮滅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宅第一度淪為破敗的大雜院，如果不是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并確定改建為博物館、發展旅游業的方向，恐怕早已同城南地區的許多其他老建筑一樣，被新建筑取而代之了。旅游業發展使甘熙宅第重獲新生，建筑得到妥善保護和
修繕，許多南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收藏、展示乃至延續的場所。當然，旅游開發中的一些做法也使文化遺產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受到挑戰。
2007年7月，東南大學暑期實踐小分隊對甘熙宅第及其所在的南京老城南地區進行了田野調查，包括對當地居民、文物管理部門的走訪；就文物保護和經濟發展(包括旅游開發)問題對當地居民和游客進行了問卷調查。有關甘熙宅第規劃方面的信息來自政府網站和公開發表的論文。
四、案例分析
雖然以文化為動機的旅游活動可追溯到古羅馬時期(McKercher＆Cros，2002)，怛通常旅游管理和文化遺產管理是分別進行的(Timothy，D.＆Boyd，S.，2003)，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全球許多城市面臨的共性問題。為此，澳大利亞遺產委員會會同產業、科學與資源部在國家可持續旅游發展研究中心的幫助下出版研究報告。提出了遺產地成功的旅游的7個指標(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2000)：
(1)首先，遺產地的重要性必須被規劃者和管理者充分認識，這樣遺產才可能得到妥善保護；(2)建立起互助互惠的關系；(3)在商業規劃中有針對遺產問題的具體措施；(4)向遺產所在地和居民投資；(5)進行負責任的產品營銷；(6)提供高質量的游客體驗；(7)尊重當地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以此為指導，澳大利亞悉尼達令港、烏魯姆魯碼頭、巖石區等諸多地區成功實現了由被廢棄的遺產到著名旅游地的轉換，具有較普遍的理論指導意義。本文借鑒這7個指標，分析本案例如下。
1.政府、規劃者和管理者較充分地認識到了遺產的價值
甘熙宅第自1982年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后即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并先后于1995年和2006年躋身省級和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保護級別節節升高，國家建設部、財政部、計劃委員會專門立項對甘熙宅第所在的南捕廳地區進行保護，在南京市規劃局2002年完成的《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南捕廳歷史街區被列為南京市僅有的兩處傳統街區之一。2004年完成的《南捕廳街區歷史風貌保護與更新詳細規劃》對該地區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此評價：它是具有悠久歷史并能反映南京從古至今城市建設發展脈絡的僅存不多的地塊之一。這里蘊涵著大量歷史性建筑及空間環境等文化資源，記錄著具有古都南京城南地區特色的傳統以及滄桑經歷。這些集合記憶體和獨特的傳統風貌都是南京文化發展不可替代的資產和重要基礎。這些都表明作為遺產地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政府及規劃者對其遺產價值有著明確深刻的認識。但值得注意的是，兩者對遺產價值的強調都偏重于物質實體(建筑)，對建筑和社區之間的關系重視不夠。
2.有限的互助互惠關系，
過去的20多年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助互惠關系逐漸建立起來。首先，作為文化資產所有者的政府通過發展旅游獲得經濟收益。同時，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甘熙宅第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這是政府所樂見的。其次，當地居民通過拆遷補償改善了居住條件。再次，民間藝術家和收藏家有了展示其作品與收藏的場所。最后，廣大南京市民有了一個懷舊的好去處。
不過。這種關系尚未成熟和健全，尤其是社區的利益被漠視。絕大多數拆遷居民因無力負擔昂貴的房地產費用而搬到城市其他地方，永久離開了他們曾長期生活過的家園。這樣，原有的社區結構被破壞。
3.在商業規劃中強調遺產價值
2004年完成的《南捕廳街區歷史風貌保護與更新詳細規劃》將甘熙宅第及其周邊歷史街區定位為“融特色居住、旅游、文化、休憩等功能于一體的歷史文化保護區”，原來的工廠企業被遷出，宅第周邊建成一個大型仿古街區熙南里。熙南里的商業定位非常明確，只租不售瞄準老字號，引進地方風味飲食、手工藝及其他地方產品商家，彰顯南京的地方文化特色。
4.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遺產保護和環境整治
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建筑維修、規劃編制、居民及工廠拆遷和環境整治。2007年完成了投資1.5億元的甘熙宅第二期工程。
5.有限的產品營銷
甘熙宅第作為旅游產品的營銷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門來進行，主要通過舉辦一系列活動，如吆喝大賽、導游技巧大賽以及各種臨時性的主題展覽等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不過除了這些文化活動外，鮮有商業營銷。2008年上半年在南京旅游窗口地段中山陵和夫子廟的隨機調查表明，只有9.4％的游客到過甘熙宅第。該景點也沒有被旅行社納入一日游線路。
6.提升游客體驗的努力
自甘熙宅第作為民俗博物館對公眾開放以來，管理方做了大量工作以提高游客體驗質量。博物館里安裝了觸摸屏，游客可自助得到豐富的多媒體信息。一些展覽中安裝了聲控裝置，造成更逼真的效果。引入民間藝術家進行現場制作和表演，游客可當場請教學習。其經營的地方小吃因選料精細、口味地道已經小有名氣。博物館還向社會提供傳統慶典服務。這些措施都有助于增強展覽的參與性，提高游客體驗質量。館內還可提供啞語導游服務。不過。在遺產旅游中影響游客體驗的重要因素解說系統卻差強人意。據現場調查。除了大門入口處有簡單的導游服務，其余整個博物館沒有工作人員講解。工作人員對博物館及其展覽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文化素質有待提高。
7.社區的權利和義務被忽視
在甘熙宅第修復和改造的全過程里，除了一筆拆遷補償外，原住居民的權益幾乎沒有體現，也聽不到他們的呼聲，他們似乎被簡單地一筆抹掉了。
五、結論與討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旅游在保護物質遺產方面功效顯著。甘熙宅第這一湮沒許久的建筑群改建為博物館、成為旅游吸引物之后，其文物價值得到政府與市場的充分重視，政府斥巨資進行維修和環境整治，使凋敝的建筑重放異彩，避免了同其他許多老城南的民居建筑一樣自然衰敗或被人為拆毀的滅頂之災。這體現了旅游對遺產保護的積極作用。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旅游作為遺產保護的手段暴露出了更多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社區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更甚之，原住民與遺產地之間的歷史聯系被強行割斷。而我們知道，歷史建筑的保護決不僅限于建筑的物質結構，還應包括當地的歷史(TyleT，2000)。社區結構本身也是遺產的一部分，并且為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現實的環境。活態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于物質遺產的突出特點，離開了“人”這一最活躍的因素，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失去完整性和活力。因此，從本案例看，旅游對城市遺產的保護是不完整的。
更進一步，我們不妨對旅游作為遺產保護手段的機制進行粗淺的探討。歷史城區中的文化遺產衰敗的主要原因是其原初功能的喪失。它們不再“有用”：不適合現代生活需要或者不再流行，如工業時期的廠房、設施老化的擁擠的街區、被機器工藝取代的手工工藝、一些傳統娛樂活動等。旅游發展可以為這些遺產再造“生態”，即重新賦予遺產以用途。遺產被改造為旅游吸引物，為游客提供各種各樣的旅游體驗，滿足游客的多種需求，獲得經濟效益用于自身運轉，使其由“無用”重新變成“有用”。但旅游再造的生態不是原生態，而是商業背景下的“次生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喪失是不可避免的。
關鍵詞：麗江師專圖書館；地方文獻；資源建設
一、麗江師專圖書館加強地方文獻建設的必要性
麗江素以歷史悠久，山川秀麗、物產豐富，民族勤勞富于創造著稱。麗江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漢族、納西族、彝族、傈僳族、普米族 、白族、傣族、苗族、回族、藏族、壯族、摩梭人12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納西族23.37萬人，彝族20.14萬人，傈僳族10.62萬人，少數民族占總人口58%左右，麗江的民族風情迥異多彩，特點十分突出。各民族經過千百年繁衍生息，依賴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民族習性，民族節日，民族建筑，民族服飾，民族歌舞，民間文化藝術等等。歷史悠久而自強不息的納西族，早在幾千年前就創造了獨特燦爛的世界文化遺產------東巴文化，納西族擁有迄今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著的象形文字”――東巴文字。這些輝煌歷史和燦爛文化，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各民族的繁榮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麗江又是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地方，既有浩瀚的典籍供人穿越時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飽學俊士，可謂人杰地靈。這些民族文化大多與文字、實物等形式保存下來，成為多形式的地方文獻，尤其是實物文獻。麗江古城是中國罕見的保存相當完好的少數民族古城，集中了納西文化的精華，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來形成的歷史風貌。麗江自古以來是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中轉站，麗江有建于南宋的麗江古城，納西族名稱叫“鞏本知”，“鞏本”為倉廩，“知”即集市，麗江古城曾是倉廩集散之地。麗江作為云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推動了麗江市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旅游業等的快速發展。
麗江師專是國家教育部批準成立的普通高等專科學校，學校位于擁有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記憶遺產三項桂冠的歷史文化名城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以麗江厚重的文化底蘊為依托，吸引著來自云南省及省外十六個省市的學生。作為麗江市唯一的一所公辦高等學府，承擔著服務麗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為麗江經濟建設培養大批各類人才的重任。圖書館是麗江師專重要的知識交流和傳播平臺。 地方文獻是地方文化的瑰寶，是反映一個地區歷史、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各方面狀況的重要資料。是鄉土教育最全面、最系統、最真實、最生動的好教材，具有“資政、勵志、存史”的作用，對當今地方文明建設和經濟建發展、科學研究起著借鑒和指導作用。研究地方文獻資源建設，一方面通過收集地方文獻，形成特色館藏，同時也促進學校學術研究，為麗江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提供史料支持；另一方面為當地的經濟建設提供依據和參考。地方經濟是整個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地方經濟又離不開地方文獻，麗江師專在把科研轉化為產品和培養合格人才中，需要研究地方經濟，而地方文獻集中地反映了地方經濟的歷史和現狀。因此，麗江師專圖書館很有必要把地方文獻作為文獻資源的一部分，有機的補充于館藏之中。圖書館也是素質教育中的主要部門，圖書館當成為幫助學生搜集各類信息和新知R的文獻中心，也是寓教于讀，陶冶情操的主要場所。麗江師專在教育實踐中弘揚愛國主義主旋律，教育學生熱愛家鄉，獻身家鄉，讓學生深入了解本鄉、本土的政治、歷史、山川地勢、發展前景。通過大量的地方文獻說明建設家鄉，熱愛家鄉的義意，對于投身于家鄉建設的學生們具有主要作用。地方文獻大量地敘述了本地區的革命英烈、志士，他們為麗江地區乃至中華民族的崛起，奉獻了一生，其功績為后人所敬仰。通過對他們的了解，更增進了對先烈們的崇敬，激發學生們愛家鄉，愛祖國的感情。所以麗江師專圖書館必須更新觀念，拓寬視野根據學校的辦學方針、目的特點，結合教學需求，科研需求、決策需求加強地方文獻的資源建設，有計劃的收集開發地方文獻。
二、麗江師專圖書館地方文獻建設現狀分析
麗江師專圖書館的前身是麗江民族師范學校圖書館和麗江教育學院圖書館于2001年3月合并成麗江教育學院圖書館，2006年2月麗江教育學院改制，更名為麗江師專圖書館。無論是麗江師范學校圖書館，還是麗江教育學院圖書館都非常注重地方文獻的收集，合并后使我館擁有了比較豐富的地方文獻館藏資源，并形成了一定的館藏特色和優勢。值得一提的是我館收藏有世界上收藏圖書最多、規模最大，被稱為“文化萬里長城”的《四庫全書》及用世界唯一存活的遠古象形文字撰寫的民族文化巨著《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還收藏了大量的與云南旅游相關文獻，重點收藏大香格里拉旅游文獻，特色收藏納西文獻、東巴文獻、麗江旅游文獻及納西族作家作品等近萬冊，都進行了整理和加工并建立了地方文獻專架，由圖書館工作人員還撰寫了麗江師專圖書館部分地方文獻舉要。自1991年始由圖書館工作人員把麗江報上與麗江有關的文章剪下來做成了麗江報旅游文獻剪報，裝訂成冊供讀者查閱。對于地方文獻的建設，麗江師專圖書館的同仁都非常地重視，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和努力。目前我館地方文獻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已初具規模，基本上包括了麗江市有史以來的人文、地理、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資料，基本滿足了部分讀者的查閱需求。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局限，實事求是的講，我館地方文獻工作還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地方文獻的界定不清晰；地方文獻工作的征集力度不夠，缺乏合作，收集渠道單一；缺乏有效的管理機制和完善的采訪制度；缺乏高素質的人才隊伍等，這給我館的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制約性和不確定性。
三、麗江師專圖書館地方文獻資源建設的幾點建議
我館身處民族地區，區域性是我館的特點，也是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我館的優勢在地方，其發展也應在區域性上做文章。為此，麗江師專圖書館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必須堅持地方特色、體現地方特色，以滿足地方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立足本地，服務地方”是其立館之本。通過調查與分析，在麗江的發展歷程中，有許多正式出版和非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通稱為論文是“麗江地情”的總結之作，極富指導、研究、參考和借鑒意義。另外，有許多真實記錄直觀反映麗江市情的圖片（主要是老照片）極富歷史價值，這些都是我們收集與利用的寶貴財富，是圖書館的寶藏，如何將這些寶藏收集入庫，筆者認為，必須打破傳統的工作模式，創新思維，根據麗江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自身水平，可操作的收集工作目標和計劃，既要明確收集對象，又要明確收集范圍，制定近期和長遠計劃，實行科學管理，保證地方文獻可持續發展。
（一）確定地方文獻的界定原則制定相關制度，配備專職人員
開展地方文獻資源建設，首先應當對地方文獻的概念有一個清晰、準確的界定，以揭示內部的規律性，作為劃分地方文獻與非地方文獻的依據和標準。制定相關制度，確定地方文獻收錄原則，配備責任心強，熟悉采訪業務、公關能力強、態度和藹、勤講、勤跑，懂當地語言又精通圖書館專業知識，社交能力強的專職人員負責實施這項工作。地方文獻絕大部分要靠工作人員千方百計地去尋覓，要時時留心，見機而櫻因此要求工作人員頭腦中要有一本帳：哪些己有？哪些尚缺？尚缺部分如何收集？有何線索？做到心中有數，才能按圖索驥、妙手偶得。做到有計劃，不重復，不遺漏，進行有數量又有質量的收藏。圖書館在資源建設上要有一個整體規劃、每年要計劃分配購書經費的百分之幾來加強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做到專款專用。結合我館實際合理支配購書經費，讓其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二）加大對地方文獻建設的宣傳力度，多渠道收集地方文獻
首先印發收集地方文獻的宣傳資料，向所有單位，各界人士發出收集地方文獻的征集信函，其次利用報紙、電視、廣告、微信等媒介進行宣傳，加大對地方文獻工作的宣傳力度，以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要爭取政府和社會的支持，把地方文獻的征集工作變為一種政府行為和社會行為。加強與當地各市、縣、區各級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作協、文聯、出版社、地方志辦、黨史辦，地方政府資料室等的交流與合作，可指定專人與這些部門保持聯系與合作。要發動群眾，鼓勵師生、專家學者、民間人士來積極捐贈有價值的地方文獻。對于一些非常有價值，但現在又無法買到的地方文獻，在征得收藏者同意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復印或掃描的方式進行復制收藏。要調動圖書館員的積極性，發現和利用資源，比如對于發表在期刊、報紙上的一些重要資料可以通過剪報的形式進行收藏，對散落在網絡上的地方文獻信息進行下載保存等。廣開渠道，多方面收集地方文獻。
（三）建立地方文獻資源數據庫
收藏只是手段，利用才是目的，圖書館的各項工作都圍繞著有利于讀者利用文獻資源展開，筆者認為，應設立獨立的地方文獻部，將各類型地方文獻集中管理，編制館藏綜合性目錄，以反映館藏地方文獻的全貌。圖書館內設置地方文獻宣傳欄，加強宣傳報道。盡快將我館地方文獻資源數據化，建立地方文獻資源數據庫，提供網上共享，讓我館的館藏優勢為社會的整體文獻建設作貢獻，讓豐富的地方文獻資源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
（四）培養地方文獻專業人才，提高地方文獻的開發與利用
地方文獻工作的特殊性，對工作人員的素質包括業務素質和思想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地方文獻它涉及到各行各業的內容，對人員素質要求很高，既要懂圖書館專業知識，還要懂計算機技術，現代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具有信息鑒別和信息處理能力，還要了解民族歷史、民族文化、民族古籍、民族風情等方面的知識，還要有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因此，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對于地方文獻資源建設有著重要作用，培養全面的具有專業能力和素質的管理隊伍，要與圖書館發展相結合，做到與時俱進，增強適應網絡時代要求的能力。通過組織各專業類培訓，業務交流，繼續教育等更新隊伍知識結構，提升管理人員的理論水平與業務能力以及駕馭網絡信息環境的能力，推動地方文獻隊伍建設，適應時展的要求。要真正做好麗江師專圖書館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必須著力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地方文獻專業人才隊伍。
收集地方文獻不是一時之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要持之以恒、堅持不懈，逐年積累，積少成多。只有經過日積月累，才能保證地方文獻的延續性、繼承性、、系統性。我館應對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工作長抓不懈，堅持到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