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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商法條紋
過于原則化、形式化公民的財產和人身關系是民商法的主要調整對象，經過二十年的發展歷程，民商法法律體系的發展取得了一些進步，然而一些條文仍然存在過于原則化、形式化的問題。一方面，現行的民事再審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化。在民事再審過程中，由于制度未對時間、條件和次數進行規定與限制，導致了法律效力被削弱，甚至會導致錯誤的終審判決。另一方面，民商法、“民法通則”的大多數條款過于形式化。由于民商法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規范流程導致了人權保護上的痼疾，人身權利、財產權利、道德權利和知識產權等條例運行效果不盡如人意。最后，“民法通則”的大多數條款過于原則化。
2一些民用、商用單行法已過時
在民商法法律體系中，許多民用和商用的單行內容過于保守、法律結構已經過時。例如，在“公司法”中，法律條文的制定和修改主要是遵照行政處罰規定的法律責任，而對于違反民事和商業的處罰的規定少之又少。因此，這造成了在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上存在功能缺失。此外，對于較強的執行分支保護，使得法律無法適應經濟市場，從而很難實現對人權的充分保護。3遭受揮之不去的政治色彩綁架在我國民商法的運行中，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所影響著。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我國民商法條文中，與法律責任有關的規定多源于行政處罰條例，而對民商主體的合法權益進行直接保護條例卻很少。例如，在《商標法》中存在一些罰款條例，濃重的政治色彩嚴重影響了對人權的正常維護。
二我國民商法提升對人權保護力度的措施建議
由于現有的民商法在對于人權的保護上存在著較多的問題，因此，對我國民商法體系進行有效改革勢在必行。基于上述對我國當今民商法對人權的保護現狀，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
1進一步推進民商法的立法進程
至今，我國仍未出臺一部民商法典，這在我國民商法領域著實是最大的遺憾。因此，為了適應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對人權保護重視程度的加深，進一步推進民商法體系的立法，完善各項法律法規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要轉變傳統立法觀念，加大立法對人權保護的力度。建立科學的民商法體系是保障人權的基本保障，科學的法律體系才能將違法行為扼殺在襁褓之中，才能更好地保護人權。另一方面，要實現由應急式的傳統立法模式到科學化的立法模式的轉變。立法不僅僅是要規范違法行為的，更是要適應經濟市場實際需求而為其服務的。
2加強司法人員的隊伍建設
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法律的制定是由人來決定的、法律的實施是由人來操控的，法律對人權的保護也是由人來進行推進的。因此，司法人員是保證司法活動公平、公正的關鍵，司法人員的素質直接地影響著民商法的效力。首先，要將更多的人才引入到司法人員的隊伍中來。司法部門要加強人才引入機制建設，對于學歷高、經驗豐富的司法人員引入時，可以通過優待政策給予支持。其次，要加強對現有司法人員的培訓工作。通過專業、技能培訓、廉潔培訓不斷提升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最后，還要建立績效考核制度。通過績效考核制度，增強司法人員的工作責任心和進取心。
3加強民商法運行機制的建設
完善的、科學的民商法運行機制是保障國家長治久安、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有效武器。一方面，建立一套完備的民商法運行機制，需要規范各項權力的行使，對民商法領域的檢察權和審判權交由專門的司法機關去獨立運行，這樣才能有助于司法公平、公開和公正。并形成監督機制，由特定部門和大眾進行監督，杜絕一切腐敗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完備的民商法運行機制，需要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現實相適應。任何一部法律與現實需求相脫離，都將會毫無用武之地。
4提高立法效率，促進民商法創新
在我國，立法進度緩慢、立法周期漫長的現象多有發生。為了使民商法的立法適應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需要對立法效率進行提升，從而全面推進民商法的創新。首先，民商法的創新離不開民商法理論研究的創新。近些年來，我國在民商法理論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是可喜的，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隨著我國科技和經濟的飛速發展，互聯網越來越普及，電子商務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就為我國傳統的民商法帶來了挑戰，對民商法的創新研究顯得勢在必行。
三結論
（一）民商法的內涵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的前提下，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分配制度激勵全國人民勞動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然而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各個領域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各種矛盾也就層出不窮。這時，民商法則發揮了主要作用。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是用來規定任何形式的市場主體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可以完全遵循個人意志決定行為，不受任何強制性意志影響的私法。民商法的實質是在保障公民人身和財產的雙重權益；其價值取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息息相關，并以法律的威嚴性和公正性來維護這種經濟體制。民商法否定特定交易中非合理利益，維護社會公平；然而對于非特定交易，民商法目前并沒有足夠健全的評價體系。
（二）民商法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是指主體在面對、處理各種沖突、關系時，自身價值觀所處的基本價值立場、態度以及行為。對法律而言，價值取向則表現為當主體在處理過程中的協調與平衡作用，是在強調法律必須是處在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以他們的利益為前提，并與其一致的必然狀態，這對社會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價值取向就體現在每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存在著并必須遵循的原則上。民商法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上，包括民法和商法，故民商法的價值取向包括民法和商法的價值取向。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民法強調以公平為原則，而商法以自由貿易為原則，追溯其根本還是保障市場中每個主體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民法的主要職能在于調整財產、利益之間的矛盾。民法主價值取向的核心是要強調公平，賦予市場中每個主體同等力度的保護，給予每個個體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建立和維護民事主體進行社會活動時的公平的環境；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執法過程中維持民事主體間的公正與和諧。在這樣公平的環境中，充分發揮市場的刺激作用，引導市場中每個角色可以積極競爭，構建正當的經濟效率。而商法是側重于經濟市場中的商事關系，其價值取向的核心是效率，在實踐中的社會人事活動中以效率原則為主，結合其他原則實行，追求效率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下，市場自我調節加上國家宏觀調控使得資源得到更加合理優化的配置，民商法則在市場貿易中進行調整和規范。
二、民商法價值取向與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既是協調、穩定，又高于協調穩定；是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統一體。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善、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因此，構建和諧社會應該堅持依法治國的理念。只有堅持加強法治，社會的運行才能通暢無阻，社會秩序才會井然有序，人民的生活才會殷實安康。和諧社會還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的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多個方面多個層次。法治社會則是站在政治、經濟、人際等角度上進行建設社會的秩序，從而達到和諧。和諧社會與法治社會是相得益彰的，它們的目的都是追求在一定限制范圍內的規范、自由、和諧與進步。所以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的治國理念，用法律的公正與威嚴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民商法作為我國法律的組成元素之一，對與構建法治社會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部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要想維護各主體的生存與發展，主體之間的社會發展資源必須要得到有效、合理、科學、公平的配置。僅僅在市場經濟這一單一因素下，社會發展資源很難得到足夠合理科學的配置，這樣就會阻滯經濟發展，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危及社會穩定。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我們必須想法設法積極采取措施來糾正與和諧社會發展相偏差的部分，調整不合理的配置，主動維護公平的社會經濟環境，從而邁向構建和諧社會的道路。以公平和效率為主要價值取向的民商法則可以在各種市場貿易活動中，或是仲裁有關貿易事件時，更加科學合理地配置、調整社會發展資源，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
三、結語
【關鍵詞】民商法 信用體系 構建
一、前言
民商法中的信用即第三方對民事行為人償還索賠能力、履行義務可行性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后所確定的可信賴程度。建立民商法信用體系，可以推動市場交易行為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中完成，交易雙方的信任度提升，信用原則危機消除，整個市場的氛圍更加活躍，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實現均衡。
二、目前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構建依據有待完善
結合我國現行的《民法通則》第4條，學理上可以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切民事活動應遵守的基本原則，《保險法》為強化最大誠信原則的立法意圖更是將誠實信用原則與自愿、守法等原則獨立規定，可見在法理上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立法中被確認。針對現行《合同法》第6條與第42條的法律條文，學理上可以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在當事人義務履行和權利行使活動中應被遵守，在當事人中任何一方違反附隨義務或違背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情況下要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這種將誠實信用原則突破道德原則范圍，用法律進行規范和要求的規定在《證券法》第4條等條文中也得到體現，進一步表明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法中作為基本原則被貫穿的思想[1]。但可以發現，在現行民商法中，信用原則下為原則中的大多數雖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應用，甚至被草案承認，但在相關法律的正式文本中確并未得到明確，如現行《合同法》中并未體現出事情變更原則，在發生情更的情況下，仍依誠實信用原則變更合同條款，這在無形中增加了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難度，不利于信用體系構建，此問題在社會經濟轉型期尤為明顯。
（二）信用及其原則的最高行為準則地位有待強化
信用原則體系在我國債權法、物權法等民事立法中均被要求，其作為民商法中最高行為準確的地位已經不容商榷，但目前針對其具體的法律內涵，并未達成統一，語義說、立法者意志說、雙重功能說、一般條款說等觀點的出現，與立法序位中信用原則的優先性并未得到突出，信用內容落后于時展實際需要等方面密切相關。我國每年在逃廢債務、合同欺詐、產品造價、“三角債”等方面產生的巨大經濟損失，進一步說明強化信用原則最高行為準則地位的迫切性，這是我國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的關鍵。
三、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路徑探析
（一）完善構建依據
1.在立法方面的完善。雖然在民商法中貫穿信用原則，但對民事行為，部分依靠道德約束，部分依靠立法約束實現，信用原則的下為原則不明確的前提下，民事行為的劃分合理性直接影響信用原則法理作用的發揮。針對此問題，筆者認為應針對信用原則制定信用權立法，作為人格權的重要構成，換言之信用不再是對民事行為的約束，而是所有民事行為人都享有的權利，公民人格權不受侵犯，進而推動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2]。現行民法草案中，針對信用體系構建問題進行了探索，并嘗試搭建出基于信用權構建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法律框架，為信用權可以通過原則性的法律條文被明確和維護奠定了基礎，也說明此路徑實現的可行性。
2.在市場經濟中完善。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構建，就是為了實現市場經濟活動中參與主體間的利益均衡，所以在現有法律環境下，構建信用體系也是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的重要部分，對此筆者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兩種角度同時進行。一種是構建企業信用體系，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在法律的約束下必須在主動提升債務償還能力的同時履行信用義務，但現階段全球企業整體處于信用短缺的狀態，而經濟契約化發展趨勢已經形成，如何保護企業信用，形成企業信用體系，持續的向社會輸出透明完整的信用產品，成為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中急需解決的重要方面[3]。另一種是構建個人信用體系，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由獨立的社會人完成，而社會人能否用誠實信用原則對自身行為進行約束，直接關系到市場經濟的規范性和公平性，我國現行憲法、民商法等大法為保護公民個人信用，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了保護和法律救濟，為此方面的信用體系構建提供了強制性和權威性的保證。
（二）強化信用及其原則的法律地位
信用原則的法律適用，對清晰法律責任劃分、規避政府干預經濟發展問題、推動司法救濟制度建設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在《民法通則》的相關條文中可以體現，而信用原則以上作用的發揮建立在首要地位得到強化的基礎上，這就要求信用原則不僅在國家大法中指出，更要在物權法、債權法、人格權法等法律中得到貫徹并進一步在單行法中得到具體化，為具體的信用原則執行創造權威的法律環境。需要注意的是，強化信用及其原則的法律地位，除立法機構結合民商法體系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實際需要進行不斷的法律優化和完善外，政府部門在此過程中的引導作用也不容忽視，因為政府作為國家的職能部門，其信用對整個社會信用會產生較大的助推力，這就要求在構建民商法信用體系的過程中，有意識的對政府信用評估建立立法，通過鼓勵政府誠實守信，打擊政府違背誠實守信原則的行為，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這對維護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也具有積極作用，換言之，在民商法信用體系構建的過程中，信用的法律地位能否真正的得到強化，不僅取決于對相關立法的完善，也會受到國家機構執行力的影響。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民商法信用體系建設對市場經濟穩定發展、市場參與主體利益保證等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但現階段受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響，構建中仍存在諸多問題，要加快構建進程、優化構建效果，必須結合民商法的信用原則以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進行相應的法律完善和市場環境優化。
參考文獻
[1]臧楠.民商法中誠實信用原則探究[D].沈陽工業大學，2016.
[2]蔣梅.試論民商法與健全個人信用體系的現實融合修改[J].法制與社會，2015，13：15-16.
摘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本文結合工作實踐，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管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運行業率先實現開放化，“有水大家行船”，無論個體、集體、國有企業都可以從事水上運輸，水運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但同時，由于市場準入標準等種種原因，也給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隱患。
跑馬行船三分險。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勢依然比較嚴峻。如1999年“11.24”海難，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慶合川市一艘個體客船因嚴重超載觸礁翻沉，死亡46人。這些事故的發生，不但使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社會所震驚，沖擊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而這些事故的發生與我國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領導干部安全意識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責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時，部分水運企業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毫不關心，重經濟效益，輕安全生產，“要錢不要命”，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社會水運資源的配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著根本性動因的作用的。因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為前提條件規定了水運經濟運行與社會交互關系的特征的，制度所決定的選擇取向對水運企業等經濟主體所追求的穩定的均衡更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水運生產力的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要避免負面影響的出現，就必須減少對制度的人為干擾。
無可非議，水上安全管理與我國經濟發展相伴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水上從業人員結構變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和人員流動性的加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管理機構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產工作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些諸多問題，為水運安全管理的制度變遷造就了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在對社會心理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對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術必須進行矯正，從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類社會內在發展規律。
根據制度變遷中各主體所發揮作用的區別，筆者認為水運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的思路應該是：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發揮其積極的主導作用，推動市場力量以提高資產的共性程度，特別是游戲規則的普遍適用程度，要通過法律程序構建游戲規則，使游戲規則具有公開性、普遍性、嚴肅性和強制性，在最大限度上減少敗德性機會主義的內在沖動，增加理動機。具體地說，就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以事故預防為目標，通過提高敗德成本，提高企業自我約束力，以科技進步和管理方式現代化為手段，督促水運企業及有關經濟主體提高素質，構建現代的水運安全管理機制。總結以上思路，筆者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五個方面的創新。
一、以人為本，創新安全文化
以人為本，體現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須以保障從事水運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最高原則，杜絕以危害人的生命與健康去換取物的安全和經濟效益的非人道行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加強安全文化建設必須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種媒體和網絡向全社會宣傳安全知識，繼續開展“安全生產月”等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和事故應急能力，創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二是要切實加強水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要突出抓好水運企業經營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使從事水運業的所有人員在心理、思想和行為上形成安全生產的自我意識。
二、轉變理念,創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實現水上安全管理從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轉變。
1999年“11.24”海難，因天氣惡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長達7個小時都沒有救援成功，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就是隨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國海域，一艘馬耳他籍油輪斷為兩截，在風力10級環境下，船上20多名員工在很短時間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難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這個事故所帶來的慘痛教訓，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加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提高應急管理水平，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
目前，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國家特點的應急救援體系，包括建立了國家統一指揮的應急救援協調機構、擁有精良的應急救援裝備、充足的應急救援隊伍、完善的工作運行機制。國外應急救援體系的發展過程既有先進的經驗值得借鑒，也有一些教訓應當汲取：如應急救援工作的組織實施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應急救援指揮應當實行國家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基本原則；國家要大幅度地增加應急體系建設的整體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確保應急救援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應急救援的主要基礎是全社會總動員等等。
二是要實現由經驗型管理向技術型、專業化管理轉變。
過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憑借規章制度的約束。誠然這種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隨著當今水運行業的日益專業化，這一傳統管理方式，無疑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應更多地依靠專業化、職業化隊伍來實施有效的監管。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機構不是萬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知識是有限的，知識的有限性和專用性決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擺脫其“救火隊”的職能與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專家會議制是彌補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知識缺陷的合理選擇。當然，在舉行專家會議時，參與者的廣泛代表性和會議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兩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體應由船舶個體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運企業的“大安全”管理轉變。
近年來發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鄉鎮、個體運輸企業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須適應經濟市場化和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及事故多發的特點，即由過去只注重對大水運經濟主體的管理轉向對各種所有制的經濟主體，尤其是要強化對非公有制中小經濟主體的安全監督管理。
三、科學管理，創新水運企業自我管理制度
水運企業是水運經濟的細胞，是水運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和經濟增長的主體。水運安全工作的落腳點是企業。企業安全生產管理制度的創新是水運安全管理制度創新的基礎。只要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運安全生產形勢才能有一個根本性的好轉。當前，要逐步實現水運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船員從“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會安全”轉變，并形成企業安全生產的自我約束和激勵機制。通過強化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提高水運企業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現代水運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確保水運企業安全生產，提高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結合先進科技，創新管理途徑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實現水上安全形勢的根本性好轉，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安全管理技術，如使用CCTV、AIS等技術，從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從本質上為遏制或減少重特大事故發生提供技術手段，使安全管理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從而減少傷亡事故的發生。
五、完善法制，創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職責的本質就是依據國家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及行政規章對安全生產主體實施監督管理和監察的行政行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以安全生產基本法為依據，清理、修改和完善過去各有關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條例，并同時廢除與安全生產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適應現實生活的現行法律、法規和條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機構應根據新形勢和水上安全生產特點及發展趨勢，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與中長期規劃，切實改變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應急，而忽視對未來防范的被動管理狀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當前，更應著眼未來，具有前瞻性，以增強對安全管理工作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再有，應依法強化水上安全管理監察，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力度，維護生產正常秩序。在制度創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主導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且社會中任何經濟主體所面臨的規則應該是統一的。如果一方出現嚴重違反安全管理的行為能夠不受制裁或只被輕微處罰，那么嚴守規則的另一方會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規則也就會被所有經濟主體視作“空頭紙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無從談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中，因環境的變化，從事水運業的經濟主體在不改變其行為動機的前提下，必將改變其行為模式，以便更好地與已經改變了的環境因素相適應。因此，在實施創新的變遷時，水上管理機構還必須不斷對新制度進行評價。就轉變后的體制而言，是鼓勵一種生產性努力的行為，還是鼓勵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評價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績效的主要標準。
參考文獻
一、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包括繁雜的內容以及對象，為了更明確劃分信用內容、引進更多主體參與其中，就要科學合理地界定信用主體，一旦信用主體進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納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關切到后期信用主體在法律上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以企業、政府、個人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是與社會經濟運行相適應的。
（一）個人信用經濟社會里，消費者的個人信用成為社會個體身份的重要標識。商家和金融機構鼓勵消費者提前、透支消費，通過約定以財物的形式并規定期限的償還方式，對消費者設置了嚴密的信用系統，這是當前商家、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信用關系。個人信用體系最先在歐美地區如美國等一些國家實施，曾一度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大幅增長。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不僅化解了社會消費供求矛盾的危機，也極大地提高了消費者的平均消費能力和水平。在我國，該體系自引進后就發展迅猛，但是整體還不完善，該體系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需要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才是完善體系的最好選擇。
（二）企業信用企業通過所創造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經濟擁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業作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理應享有相應的信用權利并承擔對等的義務。依法設立的企業在相關法律中所參與的主要是民事和商業活動，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具備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當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從事關聯交易時，企業是有信用權利的，相應而言，交易活動是雙向的，企業也有責任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以此，企業才能最終確立其信用主體的身份。企業具有法人資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規定的相應權利，企業通過將明晰股東及公司的產權，保證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實施，來為企業財產增值，這樣，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將轉換為錢，轉化為社會財富。
（三）政府信用一個國家的信用是該國在國際社會、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體現，主要是根據該國政府的行為來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比如公債就是政府通過國家債券形式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并在限定日期內按照約定利潤比例償還債務的工作。政府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指導和參與者，政府信用也影響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政府信用建設是國家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是規范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存在的不足
我國民商法體系和我國其它法律體系一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完善與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依舊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目前我國法學界還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甚至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概念都還未形成統一。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大致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和外延存在四種不同觀念，即“語義說”、“條款說”、“立法者意志說”和“雙重功能說”。語義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規定了民事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民事活動中應該遵守信用，不進行任何欺詐的要求。條款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雖然并未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它仍然是應強制遵循的一般條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對復雜的案情的審判，也可成為民事活動的參與者進行正確合法的民事活動的指導原則。立法者意志說認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實現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終為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誠實信用原則制定的意圖在于貫徹實現立法者的意志。雙重功能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實現兩大功能，即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功能，最終實現法律法規旺盛的生命力和彈性。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滯后在私法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已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在私法領域（如債權法和特權法）中均有其體系，但在序位上，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相當滯后。如民法通則第四條中確定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原則，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守法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但誠實信用原則卻排在平等原則、自愿原則以及公平原則之后，這與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襯的，嚴重滯后。
（三）缺乏具體的法律制度保障誠實信用原則我國現行的全國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法規的指導性原則的，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規多達四百多部，覆蓋面相當廣泛。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這些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誠實信用原則下位原則卻非常少，如果從立法者明文確定的視角來考察，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根本就不會被確立。如情更原則，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誠實運用原則的具體應用。我國合同法草案規定了情更原則，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導致變更原則不見蹤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完善路徑
（一）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的信用體系在我國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處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對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進行完善，首先需要從個人的信用體系來建立、首先需要對社會當中的個人權利進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條規定都需要從個人信用的方面進行考慮，并在此基礎上對個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確的規定。此外，針對于我國公民中的個人信用資料的保護狀況上來看，我國還沒有真正的達到保護隱私的一種狀態，無論是個人的收入支出情況，還是個人家庭內的生活狀況都是需要對其隱私采取保護的措施的。
要想徹底的解決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對個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當事人對于個人信息的溝通方式和時間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而對于個人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權利，同樣也需要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另外，我國公民應有權利對自己的資料進行修改，進而達到杜絕個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們修改的現象發生。同時還需要將救濟途徑也歸納到個人信用體系的權利當中，并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二）加強公司的信用建設不得不承認信用的缺失已經成為了限制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并且在此過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設則處于主導地位。目前信用建設的前提是經濟市場中的主體不能夠對權利與義務進行違反，除此之外還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規定。無論是公司的利益相關人員還是公司中的債權人都對公司的信用體系有一定的影響。并且評判公司信用的過程中，實際承擔的債務水平以及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說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參與下對公司中的內部人員的人格進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三）強化政府信用的導向作用同樣，政府在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對社會中的信用體系的建設起著引導性的作用，所以對民商法中的法律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信用在整個社會的信用中占據著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政府在對其信用的建立過程中應需要群眾以及法律的監督和評判，這種行為有益于政府引導信用體系的構建。那么在政府中的信用體系構建的相關人員也需要嚴格要求自己，并隨時遵守民商法中的相關規定，并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我國當前公務員的自身素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道德并不能充當一切事物的標準，因此在特定的條件下需要采取法律來對當前的社會狀況進行管理，同時相關的部門需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則的對待工作，而對于社會信用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對于失信的行為要采取相應的懲戒措施，使得市場經濟發展穩定。
社會經濟要平衡好各方面的權益問題，此時就需要政府信用來發揮效用，引導其可持續發展。廉潔為民是政府部門堅守的信條之一，這就使得專項治理更具必然性，要在法律法規的監督下增強政府辦事能力，對于政策的推出也要合理、透明，讓民眾看到政府信用提升的一面。針對國家公務員的信用問題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監督考察。影響社會廉潔之氣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公共權力的使用問題，想要達到理想的國家法制建設和管理，就需要針對公共權力這一問題，制定相應的法律，并加以完善，從而實現公民權力不被侵犯，保障社會經濟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公務員的誠實、守信問題是屬于道德和法律雙重范圍內的，同時也可以為政府的信譽樹立一面旗幟。
Abstract：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ssumes special tasks in the training scheme for non-law majored stud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aw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 and moral educ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teachers should conduct a systematic teaching reform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such as specifying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the course, properly arranging the opening time and credit hours, improving Lecture-style or Case-style teaching and phasing in flexible evaluation method.
關鍵詞： 非法學專業；民商法；判例教學；診所教育
Key words： non-law major；civil and commercial law；case method；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8-0243-02
0引言
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大學階段則是青少年接受普法教育的最佳時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一再高調重申必須依法治國，建設法制社會，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實施“六五”普法規劃，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追求公平正義是法的理念，也是德高所在，出產有才無德的大學生絕非高校法律教育所提倡。十二五規劃在加快教育改革發展一章中強調，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堅持德育為先、能力為重，改革教學內容、方法和評價制度，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這無疑是對目前高校法律教育敲了警鐘，要求學校和教師要加快教改，培養德高才重的青年精英，以適應和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
1民商法教學現狀
法學分應用法學和理論法學兩支，非法學專業為適應專業所需所開設的法律課程多從應用法學中選取，實用性很強。如管理類會計專業要開設經濟法課程，以應對會計師資格和注冊會計師等證件考試，金融學專業要開設銀行、證券、投資、期貨等課程，以應對一些證券、期貨等從業資格考試，技術性較強的和自然科學領域專業切近的如防汛、防震減災、衛生、農業等法律法規，其他較中性的如檔案、保密、信息、網絡等法律法規。倘若沒有法律基礎，又易被如今社會不公現象所蒙蔽，再加上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尚不明確，信念不穩定，則不能避免對課程內容的斷章取義，或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民商法應為所有非法學專業所開始，一來因民法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二來因商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②。經濟類和管理類專業因與商法的關系和未來職業的要求，對民商法更應予以重視。其實多數高校為適應社會和學生專業就業所需，早已開設民商法課程，但整體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2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
高校非法學專業一般在大一均開設一學年或一學期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法學概論、法律基礎理論等課程，但由于種種因素，高教版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作為必開課已基本完全取代其他法學基礎課程。課時不變、側重點在道德修養、授課教師多為政教出身，很難說學生能有比較扎實的法律基礎知識以方便學習專業法律。本人曾在大一上學期、大二下學期大三上學期為學生講述民商法，發現很多問題，如學生知道自己是公民，卻不知何為公民，知道自己已成年，不知應為哪些行為負責，直稱學校為機關，不知政府是法人，被打之后打人稱正當防衛。針對這種現象，本人對1000多名不同年級非法學專業學生做過問卷調查，結果表明，95%左右學生認為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課非常重要，但只有15%的認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養有開設的必要性。因此，在目前尚不具備充分條件開設法律基礎課程的情況下，民商法課程作為一門銜接法基礎理論――應用法基礎知識――專業法的課程承擔著三個使命。
非法學專業所用的民商法教材內容通常可劃分為法基本理論、民商法基礎知識（民商法總則）和部門法（分則）三個部分，直接體現著民商法所承擔的三重使命。其一，通過對法概念、立法原則等原理的闡釋，初步培養學生法律意識，使其對法的理念有所理解；其二，通過民法原則、民事法律關系（尤其是主體）、法律行為、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物權和債權、、法律責任等基礎應用知識的把握，學會用法律思維去考慮問題，從法律角度分析現象；其三，根據專業需求講解合同、公司、證券、票據、銀行、知識產權、反不正當競爭、侵權和訴訟等部門法，利用法律工具為專業服務，培養職業責任感，提升職業道德。同時，強調地位平等和公平誠信的民商法最容易使公平正義的法理念為學生所接受，法理念也理應貫徹在課程始終。只有正確的引導和系統的講授，才能使民商法課程體現法的睿智和魅力，發揚德的光輝和影響。
至于民商法課程性質在整個專業培養方案中的定位，無外乎公共選修課、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選修課、專業基礎課或干脆稱為專業應用基礎課、專業素質教育課等，只要能結合專業特征科學體現其地位和價值均無不可。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學專業，甚至不把民商法課程作為必修課，僅是任選而已，這與國家法律文化和歷史相關，如意大利，其法律專業必修課只占到全部課程的1/4，法理課則只有1/7不到，主要還是考慮滿足學生興趣和不同就業方向的需求，更不用說非法學專業。根據我國教育文化、法律實施現狀以及實用主義甚囂塵上的現象，還是應將民商法作為必修課開設。
《2011 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要求深化“法律六進”主題活動和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組織開展深化“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主題活動，把領導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傳教育作為重中之重，而且要繼續開展依法治校示范學校創建活動。為了跟上十二五規劃和“六五”普法規劃要求，作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前沿陣地，高等學校理應將該課程作為必修課――公共基礎課或學科基礎課開設，公共基礎課普及面最廣，學科基礎課可選擇講授，各有特色。
鑒于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開設時間宜選擇大二第一學期。③原因有三，其一，高中對應試教育的極度重視使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對社會的認識有限，法知識極為薄弱，加上大一第一學期為公共課，第二學期為公共課和專業入門課，一下子接觸到應用法知識，理解很吃力，很多課時浪費在法基礎理論的講解上。而且，民商法作為非主干課程，不會安排一個學年的授課時間。其二，高年級專業知識漸夯實，寬松的學習氛圍也使學生接觸了很多社會現實，這個年齡段的意念還比較模糊，就業升學壓力也越來越大，學生輕理論重實際，很容易曲解甚至蔑視法律條文的規定，這無疑與法的教育目的適得其反。其三，選擇大二第一學期開設民商法，一來新聞報紙雜志電視等從不缺少這樣或那樣的案例，學生理解能力增強，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識，對社會也有了成年教育初級階段的懵懂的直觀感受；二來專業課開始大量開設，急需理論的正確引導和合理疏通。至于該課程課時數的確定，既不能與純專業課相提并論，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學等公共基礎課，還要與高數等基礎課相區分，一學期一周一般不應低于6個學時。
3民商法課程教改建議
課程的定性、課時量的妥當等外在條件都具備，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教師是教育產出的最后一道關口，把握課程教學的每一個細節，從教材的選取、內容的取舍、案例的篩選編排整合到教學方法的創新等，無一不和能否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密切相關。
3.1 教材的選擇和內容的取舍首先要明確教材只是教學輔助手段，盡量避免照本宣科。①選擇理論較淺顯，和專業相契合的教材。很多教材為了滿足不同專業的需求，內容龐雜，應有盡有。為非法學專業的學生選擇法律教材，首先不建議用法學專業教材，尤其是研究型的，比如有很多的專家觀點或是流派介紹等。其次不贊成在課堂上使用現成案例教材。轉型期中國社會處于“危險期”，這個階段或簡單或復雜的案例俯拾皆是，課本案例雖精挑細選卻已失去新鮮感，而且很容易讓教師產生惰性。②根據不同專業、專業課的設置時間以及課時量多寡增刪教學內容并區分輕重點。例如金融學專業，一般會開設證券投資、銀行保險等課程，那么象證券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中與專業課相重合或相近的內容不必贅述。有些章節比如婚姻、繼承等可以直接略去。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中的民法部分是本門課程的基礎，如大廈之根基，沒有民法的原則精神和基本概念，商法將猶如抽魂朽木，所以不能因與專業不甚明顯的關系就將民法章節片面歸于教學非重點。
3.2 慎重整合案例資源完整的民商事案例可以信手拈來，比如一些政府、司法、學術網站等，沒有什么比身邊生活更能刺激大學生好奇心的。然用于教學教育的案例不能隨興所至，一來課堂講解完整案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緊扣知識點，絕不能旁生枝節浪費時間；二來分解、整合案例需要教師花費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不能修改成面目全非的自創產品。任何一位教師的口才都不能代替生活現實，既要保證案例原味還要適合一堂課的需要，因此教師需要全身心投入去備課，不在乎理論有多深奧，而是要在50分鐘內給學生最嶄新最貼近生活的東西，才能充分調動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使教學高效產出。還需要提醒的是，案例必然引發討論，既定判決并非不可質疑，但要把握教學秩序的有條不紊，防止情緒化和反面效果，牢記法律教育的終極目標。
3.3 改進教學方法，活用輔助工具民商法課程的教師顯然必為法學專業研究生學歷。這些教師在求學階段接觸的教學方法總結起來，有最常見的傳統的演講式歸納法，還有引進的判例演繹法、模擬法庭、診所教育、書刊編輯、法律援助等等，本科多為板書授課，研究生有無板書并不重要。法學和非法學專業的培養方案和目的截然不同，所以教師要適時轉變觀念，同樣的課程需要改良既有辦法、改進教學手段來適應授課對象的實際情況。
3.3.1 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直接拿來，這種歸納法也是文科類和部分管理類學科專業應用最普遍的方法，先講理論后解案例，或帶著案例和問題去聽課，教師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但一定要突破共性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培養嚴謹思維，提高雄辯能力，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需要改良的主要是從國外引進的一些教學方法。
3.3.2 改判例教學法④為案例說明和討論。判例教學法1870年由哈佛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始創，由于其采取學生總結思考分析案例中隱含的法律規則，教授根據學生的回答層層深人提出問題，又被稱為蘇格拉底式方法 (Soeratie Method)。
這種方法需要教師將繁雜的判例梳理成條理清晰的法律規則，引導學生在較短的課堂時間內了解和掌握法律。但由于這種教學法對學生素質要求很高，需要在課前大量閱讀相關書籍且具備一定的法學基礎和法律思維，對非法學專業學生來講不具備可行性。但是判例教學的理念――“學習開始于我們的已知，開始于我們的經驗(親身經歷的和別人的)”――卻可以指導教師來改進教學方法。從現實判例到法律理論是一個演繹的過程，相比傳統的歸納法，學生是帶著對社會實踐的深度思考探究去發現其中的奧妙和原則，易培養對事實的洞察力和邏輯推理能力。教師可深入研究復雜的判例，但一定要以案例淺出，直接的方法就是選取簡單條理而現實案例的，指定材料讓學生課前閱讀（不需要花費很多課外時間），課堂組織學生或分組討論既設問題，展開爭辯。其次，可要求結合材料和自己事、身邊事或現象，舉出一個例子，再圍繞這個最生活化的案例展開討論。無論是爭論還是討論，最終都要歸納出蘊含其中的法律規則和原理。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案例可能并非完全符合課堂需要，教師可以增加情景，設置障礙，引導和控制討論不偏離正題。
3.3.3 將模擬法庭作為課外大型法律活動開展。模擬法庭是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案件的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等，以法庭審判為參照，模擬審判某一案件的教學活動。這是一種通過學生親身參與，將課堂所學理論知識、司法技能等綜合運用于實踐，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之教育目的的教學模式。模擬法庭雖是假設案例的虛擬法庭，但要模擬真實情景，學生興趣很高，進行卻非常困難。一是需要講解大量的訴訟知識和技巧，甚至是法官和訴訟參與人的位置，二是操控不當很容易演變成一場爭論。這與學生法律常識缺乏、不具有法律思維、從未旁聽過審理等有關。因此把模擬法庭作為教師教學實踐課程、學校普法規劃一項工作、學生社團大型法律教育活動（比如安排在每年的“12.4”）來開展更合適。
3.3.4 棄用法律診所教育。法律診所是學生在律師指導下學習訴訟策略、撰寫法律文書、當事人訴訟等。國內高校的診所教育多采取法律援助活動或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等學生組織，因當事人多屬窮困，這類活動可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職業道德。相比判例教學法，無論從時間、精力、財力等哪個角度來考慮，在非法學專業實施診所教育都不具備可能性，也因它和學生今后的職業選擇毫無關聯，現實意義不大。總結起來，民商法課程應以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和生活案例說明與討論為主，輔以模擬法庭等課外活動，其他的如帶學生現場旁聽、作試探性法律咨詢等等也可適當安排。
3.3.5 PPT課件被稱為“助學利器”，既可以節省時間，增加課容量，還能通過豐富活潑的界面、聲像資料和網絡鏈接活躍課堂氣氛、調動學生參與、加深課堂印象。民商法教師是文科出身，習慣采用板書，然而大量的案例材料靠課堂讀寫和課前復印很不科學也不現實，采用電子課件是必然趨勢，所以教師需要盡快掌握office、flash、圖案剪輯等軟件操作技巧，實現電子化和網絡化教學。
3.4 改進統一的卷面考核方式，嚴把分數關中國高等教育的現實是“嚴進寬出”，入學嚴格，授課自由，考試寬松，這樣的教育體制和高等教育的初衷是相悖的，畢業生真正學到手的東西少得可憐。大學教師授課風格個性化，課堂氣氛比較自由，能為學生營造相對輕松的學習環境，但如果學期考試不能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態度和知識水平，自由便會質變為散漫。因此，改進統一的卷面百分制考核方式，以靈活的考試方法和嚴格的分數把關，促使學生重視平時的知識積累，才能遏制消極懈怠情緒。
傳統的考試方式是閉卷筆試，實行百分制加學分制，現在有口試、論文、材料觀點論述、開卷等，實行百分制、等級制、平時和期末比例制加學分制，多樣化考核和計分可適應不同的專業和課程需求，也是大學教學改革的一項成果。然“良法需要好的實施”，要不將成為一紙空文，教師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一絲不茍的態度對待成績判定。與勞動相適應的報酬最能使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改進學習方法，取長補短，提高學術水平。
注釋：
①非法學專業，不包括政教類專業，因為部分高校政教專業已開設法學概論、法理以及其他一些重點部門法課程，有將法律課程作為主干課程的趨勢，這與本文所論有民商法地位有差距。
②本文所論民商法課程不介入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商法和經濟法的部門法獨立地位之爭，只是應需而設，內容根據專業、實用程度有所取舍和側重。如高程德為經濟類、管理類等非法學專業學生所編教材就叫做《經濟法（民商法）》。
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大學階段則是青少年接受普法教育的最佳時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一再高調重申必須依法治國，建設法制社會，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實施“六五”普法規劃，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追求公平正義是法的理念，也是德高所在，出產有才無德的大學生絕非高校法律教育所提倡。十二五規劃在加快教育改革發展一章中強調，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堅持德育為先、能力為重，改革教學內容、方法和評價制度，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這無疑是對目前高校法律教育敲了警鐘，要求學校和教師要加快教改，培養德高才重的青年精英，以適應和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
1民商法教學現狀
法學分應用法學和理論法學兩支，非法學專業為適應專業所需所開設的法律課程多從應用法學中選取，實用性很強。如管理類會計專業要開設經濟法課程，以應對會計師資格和注冊會計師等證件考試，金融學專業要開設銀行、證券、投資、期貨等課程，以應對一些證券、期貨等從業資格考試，技術性較強的和自然科學領域專業切近的如防汛、防震減災、衛生、農業等法律法規，其他較中性的如檔案、保密、信息、網絡等法律法規。倘若沒有法律基礎，又易被如今社會不公現象所蒙蔽，再加上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尚不明確，信念不穩定，則不能避免對課程內容的斷章取義，或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民商法應為所有非法學專業所開始，一來因民法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二來因商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②。經濟類和管理類專業因與商法的關系和未來職業的要求，對民商法更應予以重視。其實多數高校為適應社會和學生專業就業所需，早已開設民商法課程，但整體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2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
高校非法學專業一般在大一均開設一學年或一學期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法學概論、法律基礎理論等課程，但由于種種因素，高教版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礎作為必開課已基本完全取代其他法學基礎課程。課時不變、側重點在道德修養、授課教師多為政教出身，很難說學生能有比較扎實的法律基礎知識以方便學習專業法律。本人曾在大一上學期、大二下學期大三上學期為學生講述民商法，發現很多問題，如學生知道自己是公民，卻不知何為公民，知道自己已成年，不知應為哪些行為負責，直稱學校為機關，不知政府是法人，被打之后打人稱正當防衛。針對這種現象，本人對1000多名不同年級非法學專業學生做過問卷調查，結果表明，95%左右學生認為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課非常重要，但只有 15%的認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養有開設的必要性。因此，在目前尚不具備充分條件開設法律基礎課程的情況下，民商法課程作為一門銜接法基礎理論———應用法基礎知識———專業法的課程承擔著三個使命。
非法學專業所用的民商法教材內容通常可劃分為法基本理論、民商法基礎知識（民商法總則）和部門法（分則）三個部分，直接體現著民商法所承擔的三重使命。其一，通過對法概念、立法原則等原理的闡釋，初步培養學生法律意識，使其對法的理念有所理解；其二，通過民法原則、民事法律關系（尤其是主體）、法律行為、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物權和債權、、法律責任等基礎應用知識的把握，學會用法律思維去考慮問題，從法律角度分析現象；其三，根據專業需求講解合同、公司、證券、票據、銀行、知識產權、反不正當競爭、侵權和訴訟等部門法，利用法律工具為專業服務，培養職業責任感，提升職業道德。同時，強調地位平等和公平誠信的民商法最容易使公平正義的法理念為學生所接受，法理念也理應貫徹在課程始終。只有正確的引導和系統的講授，才能使民商法課程體現法的睿智和魅力，發揚德的光輝和影響。
至于民商法課程性質在整個專業培養方案中的定位，無外乎公共選修課、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選修課、專業基礎課或干脆稱為專業應用基礎課、專業素質教育課等，只要能結合專業特征科學體現其地位和價值均無不可。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學專業，甚至不把民商法課程作為必修課，僅是任選而已，這與國家法律文化和歷史相關，如意大利，其法律專業必修課只占到全部課程的 1/4，法理課則只有 1/7 不到，主要還是考慮滿足學生興趣和不同就業方向的需求，更不用說非法學專業。根據我國教育文化、法律實施現狀以及實用主義甚囂塵上的現象，還是應將民商法作為必修課開設。
《2011 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點》要求深化“法律六進”主題活動和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組織開展深化“法律進機關、進鄉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單位”主題活動，把領導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傳教育作為重中之重，而且要繼續開展依法治校示范學校創建活動。為了跟上十二五規劃和“六五”普法規劃要求，作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前沿陣地，高等學校理應將該課程作為必修課———公共基礎課或學科基礎課開設，公共基礎課普及面最廣，學科基礎課可選擇講授，各有特色。
鑒于民商法課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質，開設時間宜選擇大二第一學期。③原因有三，其一，高中對應試教育的極度重視使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對社會的認識有限，法知識極為薄弱，加上大一第一學期為公共課，第二學期為公共課和專業入門課，一下子接觸到應用法知識，理解很吃力，很多課時浪費在法基礎理論的講解上。而且，民商法作為非主干課程，不會安排一個學年的授課時間。其二，高年級專業知識漸夯實，寬松的學習氛圍也使學生接觸了很多社會現實，這個年齡段的意念還比較模糊，就業升學壓力也越來越大，學生輕理論重實際，很容易曲解甚至蔑視法律條文的規定，這無疑與法的教育目的適得其反。其三，選擇大二第一學期開設民商法，一來新聞報紙雜志電視等從不缺少這樣或那樣的案例，學生理解能力增強，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識，對社會也有了成年教育初級階段的懵懂的直觀感受；二來專業課開始大量開設，急需理論的正確引導和合理疏通。至于該課程課時數的確定，既不能與純專業課相提并論，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學等公共基礎課，還要與高數等基礎課相區分，一學期一周一般不應低于6 個學時。
3民商法課程教改建議
課程的定性、課時量的妥當等外在條件都具備，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教師是教育產出的最后一道關口，把握課程教學的每一個細節，從教材的選取、內容的取舍、案例的篩選編排整合到教學方法的創新等，無一不和能否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密切相關。
3.1 教材的選擇和內容的取舍
首先要明確教材只是教學輔助手段，盡量避免照本宣科。①選擇理論較淺顯，和專業相契合的教材。很多教材為了滿足不同專業的需求，內容龐雜，應有盡有。為非法學專業的學生選擇法律教材，首先不建議用法學專業教材，尤其是研究型的，比如有很多的專家觀點或是流派介紹等。其次不贊成在課堂上使用現成案例教材。轉型期中國社會處于“危險期”，這個階段或簡單或復雜的案例俯拾皆是，課本案例雖精挑細選卻已失去新鮮感，而且很容易讓教師產生惰性。②根據不同專業、專業課的設置時間以及課時量多寡增刪教學內容并區分輕重點。例如金融學專業，一般會開設證券投資、銀行保險等課程，那么象證券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中與專業課相重合或相近的內容不必贅述。有些章節比如婚姻、繼承等可以直接略去。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中的民法部分是本門課程的基礎，如大廈之根基，沒有民法的原則精神和基本概念，商法將猶如抽魂朽木，所以不能因與專業不甚明顯的關系就將民法章節片面歸于教學非重點。
3.2 慎重整合案例資源
完整的民商事案例可以信手拈來，比如一些政府、司法、學術網站等，沒有什么比身邊生活更能刺激大學生好奇心的。然用于教學教育的案例不能隨興所至，一來課堂講解完整案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緊扣知識點，絕不能旁生枝節浪費時間；二來分解、整合案例需要教師花費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不能修改成面目全非的自創產品。任何一位教師的口才都不能代替生活現實，既要保證案例原味還要適合一堂課的需要，因此教師需要全身心投入去備課，不在乎理論有多深奧，而是要在 50 分鐘內給學生最嶄新最貼近生活的東西，才能充分調動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使教學高效產出。還需要提醒的是，案例必然引發討論，既定判決并非不可質疑，但要把握教學秩序的有條不紊，防止情緒化和反面效果，牢記法律教育的終極目標。
3.3 改進教學方法，活用輔助工具
民商法課程的教師顯然必為法學專業研究生學歷。這些教師在求學階段接觸的教學方法總結起來，有最常見的傳統的演講式歸納法，還有引進的判例演繹法、模擬法庭、診所教育、書刊編輯、法律援助等等，本科多為板書授課，研究生有無板書并不重要。法學和非法學專業的培養方案和目的截然不同，所以教師要適時轉變觀念，同樣的課程需要改良既有辦法、改進教學手段來適應授課對象的實際情況。
3.3.1 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直接拿來，這種歸納法也是文科類和部分管理類學科專業應用最普遍的方法，先講理論后解案例，或帶著案例和問題去聽課，教師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但一定要突破共性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培養嚴謹思維，提高雄辯能力，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覺。需要改良的主要是從國外引進的一些教學方法。
3.3.2改判例教學法④為案例說明和討論。判例教學法1870年由哈佛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始創，由于其采取學生總結思考分析案例中隱含的法律規則，教授根據學生的回答層層深人提出問題，又被稱為蘇格拉底式方法(Soeratie Method)。這種方法需要教師將繁雜的判例梳理成條理清晰的法律規則，引導學生在較短的課堂時間內了解和掌握法律。但由于這種教學法對學生素質要求很高，需要在課前大量閱讀相關書籍且具備一定的法學基礎和法律思維，對非法學專業學生來講不具備可行性。但是判例教學的理念———“學習開始于我們的已知，開始于我們的經驗(親身經歷的和別人的)”———卻可以指導教師來改進教學方法。從現實判例到法律理論是一個演繹的過程，相比傳統的歸納法，學生是帶著對社會實踐的深度思考探究去發現其中的奧妙和原則，易培養對事實的洞察力和邏輯推理能力。教師可深入研究復雜的判例，但一定要以案例淺出，直接的方法就是選取簡單條理而現實案例的，指定材料讓學生課前閱讀（不需要花費很多課外時間），課堂組織學生或分組討論既設問題，展開爭辯。其次，可要求結合材料和自己事、身邊事或現象，舉出一個例子，再圍繞這個最生活化的案例展開討論。無論是爭論還是討論，最終都要歸納出蘊含其中的法律規則和原理。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案例可能并非完全符合課堂需要，教師可以增加情景，設置障礙，引導和控制討論不偏離正題。
3.3.3 將模擬法庭作為課外大型法律活動開展。模擬法庭是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扮演法官、檢察官、律師、案件的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等，以法庭審判為參照，模擬審判某一案件的教學活動。這是一種通過學生親身參與，將課堂所學理論知識、司法技能等綜合運用于實踐，以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之教育目的的教學模式。模擬法庭雖是假設案例的虛擬法庭，但要模擬真實情景，學生興趣很高，進行卻非常困難。一是需要講解大量的訴訟知識和技巧，甚至是法官和訴訟參與人的位置，二是操控不當很容易演變成一場爭論。這與學生法律常識缺乏、不具有法律思維、從未旁聽過審理等有關。因此把模擬法庭作為教師教學實踐課程、學校普法規劃一項工作、學生社團大型法律教育活動（比如安排在每年的“12.4”）來開展更合適。
3.3.4 棄用法律診所教育。法律診所是學生在律師指導下學習訴訟策略、撰寫法律文書、當事人訴訟等。國內高校的診所教育多采取法律援助活動或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等學生組織，因當事人多屬窮困，這類活動可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職業道德。相比判例教學法，無論從時間、精力、財力等哪個角度來考慮，在非法學專業實施診所教育都不具備可能性，也因它和學生今后的職業選擇毫無關聯，現實意義不大。總結起來，民商法課程應以傳統的演講式授課法和生活案例說明與討論為主，輔以模擬法庭等課外活動，其他的如帶學生現場旁聽、作試探性法律咨詢等等也可適當安排。
3.3.5 PPT 課件被稱為“助學利器”，既可以節省時間，增加課容量，還能通過豐富活潑的界面、聲像資料和網絡鏈接活躍課堂氣氛、調動學生參與、加深課堂印象。民商法教師是文科出身，習慣采用板書，然而大量的案例材料靠課堂讀寫和課前復印很不科學也不現實，采用電子課件是必然趨勢，所以教師需要盡快掌握 office、flash、圖案剪輯等軟件操作技巧，實現電子化和網絡化教學。
3.4 改進統一的卷面考核方式，嚴把分數關
一、制定民法典，必須摒棄“條件成熟論”的立法指導思想
近幾年，有些人贊成制定民法典，但總覺得我國現時的經濟條件和理論條件均不成熟：我國目前正處于新舊經濟體制替換階段，新的經濟體制尚未定型，重要的經濟關系還沒有穩定下來，若現在就匆匆忙忙搞出一部法典來，勢必會造成法典的不穩定，而損害法典本身的權威性。此外，制定民法典需要相當濃厚的民法理論氛圍，我國近幾年法學界雖進行了大量的民法理論研究和宣傳。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缺乏理論深度，沒有形成一種全民性的民法文化，社會尚未作好迎接民法典誕生的心理準備，時機不成熟，不宜現在就開始制定民法典。
應當說，“條件成熟論”所提出的理由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是，把新的經濟體制尚未最后定型，缺乏民法文化作為不宜現時制定民法典的基本理由卻顯得很蒼白。
任何一個民族的民法文化，雖然不排除可以自發生成，亦可通過法學家的精心培育或由立法者制定實施民商法而形成，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漫長的自然經濟加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沒有哪個民族天生就具有民法文化。就連盛行過羅馬法的西歐大陸，若非法學家們從羅馬城的廢墟下掘出失傳數世紀的羅馬法，并加以廣泛宣傳，西歐人至今可能都不知什么是民法。可見，民法文化是可以通過法學家們的精心培育和灌輸而逐漸在民族特性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一個民族的民法文化固然可以促成民法典的最終產生，而民法典的制定實施反過來亦可以萌發或推進民法文化。十多年前，我國社會絕大多數人尚不知“法”為何物。短短十幾年，法治觀念已在社會普通成員中深深地扎下根來。我國的法治文化從無到有，恰恰主要是許多法律法規頒布與實施的結果，沒有法的具體存在和有效實施，很難想象我國社會今天會是個怎么樣的社會。經過十多年的艱辛努力，我國社會已形成了一定氛圍的民法文化，這主要歸功于一系列民商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法學家也在辛勤勞作，發表了數以千計的有關民商法方面的學術論文、論著和教材，這些為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較堅實的理論基礎。民法典的制定與實施。勢必又將促進我國民法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繁榮我國的民法理論。
從經濟條件來看，我國確正處于新舊經濟體制更替時期。但是，歷史上從沒有哪個民法發達的國家等到經濟關系完全“成熟”以后才制定民法典，如法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確立僅十多年，就制定出了近代法制史上第一部影響極其深遠的民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民法典——《蘇俄民法典》——產生于1922年，此時距十月革命尚不過5年。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要在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在經濟目的上存在著本質區別。但兩者的運行規則卻無甚大差異，價值規律等基本市場規律仍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我國現時市場經濟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但在立法上我們完全可以超前，充分借鑒甚至直接移植國外那些被證明是成功的民商規則，來充實我國的民法典。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經濟正全面走向世界，與世界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保持一致，“按國際經濟慣例辦事”，已成為進一步開放的基本要求。這意味著我國民法典可以而且必須廣泛采納這些國際慣例。
持“條件成熟論”的人立意要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其愿望無可非議。但有的論者卻把“中國特色”變成一種無形的沉重包袱，從心理上厭惡或是不敢大膽吸收人類的優秀民法文化。當今世界經貿在蓬勃發展，時不我待。我們不可能等到把什么問題都研究透了，待到社會經濟相對靜止下來了以后，再去制定民法典。如果是那樣，我們將永遠跟不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流。
二、制定民法典，應堅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縱觀近代以來法典式國家的民商立法，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者，在民法典外另訂商法典，商事關系優先適用商法典，商法典沒有規定的。則適用民法典。民商合一者，只制定民法典，不另訂商法典，但在民法典外制定系列單行法規。可見，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立法模式的區別，在于要不要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商分立者仍承認商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是民法的特殊法；民商合一者亦不否認商法的存在。 我們制定民法典，要不要同時再搞一個商法典呢，即是說到底是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我認為，這不是哪個權威一句話就能定奪的問題，法學研究的目的是給立法者提供切合實際需要的理論根據，為立法指明方向。這就要求理論研究者要摒棄“門戶之見”，抱著誠實的態度來進行研究。不能搞民法的就主張民商合一，搞商法就要求民商分立。法學界長期存在著一種不好的文風，自己研究哪一個法律，就恨不得把該法弄成個“獨立部門”才好，似乎只有這樣。才顯得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多么重要，是搞民商分立還是搞民商合一，要看采用哪一種立法模式，更能適合市場機制的需要，更有利于健全市場法制體系。
商法典在許多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的出現是歷史的產物。近代資產階級是從西歐中世紀商業貿易中孕育成長起來的，它們與當時封建社會其他階段、階層有著不同的經濟利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后較長一段時期，商業貿易仍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商業資本與其他資本更不用說與社會其他階層如工人、農民依然有著重大的利益差別。在這種經濟形勢下，專為保護商人特殊利益，調整商人內部關系的商法典的出現是不足為怪的。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后，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先后崛起，商業貿易雖仍很重要，但工業生產和金融活動在經濟舞臺上愈來愈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商品生產、商品流通、金融活動三足鼎立，市場社會化，商人世俗化，已不再存在一個有著特殊利益的商人階層，亦不存在具有獨特特征的所謂商行為。故此，為適應這種極度變化了的經濟形勢，本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在民商立法方面采民商合一，更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今天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全球性的、全社會性的、徹底開放的、現代化的經濟機制，其規模、深度、普及性是上個世紀以商業為龍頭的商品交換經濟所不能比擬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強。那種把商人的利益與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人為地強行分割開來的做法早已不合時代潮流了。現實生活及將來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存在民商分立的客觀基礎。
民法與商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間的社會商品經濟關系的，都必須貫徹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其調整手段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盡管商法在調整某個特殊經濟領域中有某些特殊手段，但這種特殊性不足以使其脫離于民法而獨立存在；而且也正是因為這些特殊性，才使得它在民法體系中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地位，成為民法的特殊法。如果在民法典外還制定一部商法典，就須再就主體、行為等總則性問題作出規定，如前所述，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化，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無甚區別，因此，商法典中的商事主體制度，商事行為制度無非是民法典中的民事主體制度、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翻。版，這無疑造成立法上的浪費、重疊；若作出的規定與民法典相矛盾，這不僅不可能，即使有可能，就將損害市場法制的和諧、統一、權威，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商法典中沒有包括規定主體、行為制度在內的總則，則“法典”只不過是“法規匯編”而已。 有鑒于此，我國制定民法典，應當堅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三、精心構制，實現民法典的現代化
民法發達是一個國家法制發達的標志，而在法典化國家，民法典的存在又是民法發達的標志。正因為這樣，民法典的制定，是我國立法史上一項世紀性的巨大工程，必須以極其嚴肅認真、對社會負責、對后代負責的科學態度來對待。我國民法典將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產生，此時，距近代史上第一部民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已近二百年，距《德國民法典》——二十世紀民法典的楷模——亦近百年了，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我們不僅要繼承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民法文化，更要面對今天的現實，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情況，具有濃厚現代化氣息，能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民法典。
關鍵詞：保險學；法學；研究生課程體系
保險學專業的研究生作為高端保險人才，將成為我國未來保險業的主導力量，其專業視野、創新能力等素質將決定未來保險業發展的程度。而這與課程體系的設置密切相關。本文認為，法學，特別是民商法學當中的相關內容應當納入到各高校保險學專業研究生的課程體系當中，以適應保險學研究和保險業發展的需要，培養具有國際專業視野和較強創新能力的保險高端人才。
一、從學科――宏觀層面來看：法學對經濟學有重要的補充作用
保險學從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法學對保險學的作用首先體現為法學與經濟學的互補性。傳統觀點認為“經濟學主要解決‘如何將蛋糕做得更大’的問題，而法學主要解決‘如何將蛋糕切得更好’的問題”。2001年，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與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第一次會面，開始了我國經濟學與法學之間的“對話”。兩位學界泰斗對經濟與法律之間的“結合研究”深有同感，遂于2002年籌備并成立了“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該所于2004年遷移至北京，更名為“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兩位教授在隨后的多次公開對話中對經濟學與法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解讀。吳敬璉教授認為，如果沒有法制，僅憑市場經濟本身的資源配置，“蛋糕”肯定做不大，甚至會做出“餿蛋糕”；江平教授則認為，如果不顧經濟規律而制訂法律，這種法律屬于“壞”的法律，可能導致形成“壞”的市場，從而直接影響“蛋糕”的大小。因此，效率與公平具有價值效果的一致性：公平可以促進效率，效率也有助于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經濟與法律的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對我國高校經濟學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險學專業作為經濟學科的一個分支，以研究如何將保險業的“蛋糕”做大為己任，如果脫離具體的法制環境，所從事的保險學研究工作將毫無意義，依據這種無意義的研究來指導保險企業的經營也不可能實現高“效率”。
本文認為，為了使保險學專業的研究生了解法律的運行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應該在課程設置中適當增加“法律經濟學”的內容。“法律經濟學”是一門位于法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地帶的新學科，經歷了從純粹的法學方法論到法學經濟學交叉獨立學科的過程。波斯納將“法律經濟學”定位為“法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為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而在這門學科的創始人科斯看來，法律經濟學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內容：即分析法律系統的運行對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前者的思維路徑是以法律為起點，經過經濟學分析，最后再回到法律，目的是考量法律是否符合“效率”這一正義價值，以修正現行法律；后者的思維路徑是以法律為起點，終點則是經濟制度，即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以修正現行的經濟制度。因此，前者側重法學意義，后者更側重經濟學意義。作為經濟學的重要分支，我國保險學的研究生教育當中應適當增加經濟學意義上的法律經濟學內容。
二、從課程――中觀層面來看：保險法的課程教學離不開民商法學基礎
“保險法研究”是多數高校保險學專業研究生的主干課程之一。該課程的教學必須以民商法的相關內容為基礎。例如，《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投保人對下列人員具有保險利益…近親屬”，其中“近親屬”的范圍是什么?保險法本身并未加以限定，而民法與刑法等其他法律有不同的規定；又如，《保險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
其中“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也是一個需要以年齡和精神狀況作為雙重判斷標準的民法基本概念；再如，《保險法》第一百一十七條關于“保險人”的規定，需要學生對民事制度中“人”的權利義務有所了解。
同時，保險既是一種經濟關系，又是一種法律關系，其法律基礎便是保險合同。學生要掌握《保險法》第二章關于保險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除、履行、違約、變更以及保險人與投保人的權利義務等規定，均需要與民法當中《合同法》的相關內容相聯系起來學習。此外，保險合同的糾紛也適用民事合同糾紛的法律救濟程序。例如，《保險法》第二十六條中規定了保險合同的訴訟時效：作為保險特別法的《海商法》第十三章則規定了十余種可能涉及保險合同履行的訴訟時效，這些時效的計算均應適用民法中關于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和延長的規則。
此外，《保險法》的內容除了“保險合同法”，還包括“保險業法”，即調整“保險公司”行為的法律規范，因此保險法的法律淵源還包括《公司法》。正如《保險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保險公司，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公司法》的規定”。又如，《保險法》第九十條規定，“保險公司有《破產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申請重整、和解或者破產清算”。因此，要深入研究保險公司經營、管理方面的問題離不開對公司法、破產法等商法相關內容的學習。
綜上，保險法是規范保險合同和保險企業經營、監管的法律，其法律淵源主要是民商法。保險學專業的研究生要真正了解保險法，有必要同時學習民商法的相關內容。反過來說，脫離相關的民商法學基礎，不可能進行保險法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研究生已經開設的“保險法研究”課程學習也將難以實現課程設置的目的。
三、從保險標的――微觀層面來看：知識產權法的相關內容應作為財產保險學
的重要補充
根據保險標的的不同性質，保險可分為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前者以人的生命、健康作為保險標的，后者以財產及其有關利益作為保險標的。從保險法的現有規定來看，“財產保險”的“財產”指的是動產、不動產；“有關利益”包括積極利益和消極利益，前者指的是被保險人的可得利益(如信用保險)，后者是被保險人可避免的損失(如責任保險)。而作為主要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至今沒有正式被納入到我國各大財產保險公司承保的保險標的的范圍。保險實務中缺乏“知識產權保險”這一險種，反映在保險學教育當中就是財產保險學的教學內容里缺乏知識產權法的相關知識。本文認為，這恰恰是一個國際專業視野的問題。
在當今這個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在商業領域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存在的風險和相應的保護問題也日益為各國立法所重視。盡管當知識產權遭受侵害時，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尋求救濟，但是風險仍然存在。比如訴訟存在著敗訴的風險，勝訴后也存在著執行不能的風險。高風險高收益的知識產業如何進行風險管理，
無疑是知識產權權利人所關注的核心問題。20世紀70年代起，知識產權保險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應運而生，而其中在美國的發展最為完善。目前，美國保險界順應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愈演愈烈的發展趨勢，已經將承保標的從專利侵權逐漸擴展到商標權、著作權與商業秘密等幾乎所有類型的知識產權，從而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險”。繼美國創設了知識產權保險制度之后，在知識產權業比較發達的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也緊隨其后陸續推出了這一險種，如英國推出的“專利申請保險”、日本推出的“知識產權授權金保險”等等。因此，將財險承保標的擴展到知識產權領域已經是一種國際趨勢，折射出了知識產業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保險制度的呼喚。
本文認為，在我國建立知識產權保險制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知識產權符合保險的構成要素要求，因此建立知識產權保險制度是可能的。首先，知識產權存在各種法律風險，且這種風險的發生具有偶然性、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符合“有風險才有保險”這一前提；其次，知識產權的這種風險和對風險管理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具備保險學上“大數法則”的數量基礎：第三，知識產權是法律上承認的財產利益，屬于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的“可保利益”；第四，知識產權侵權的利益損失在經濟上可以計算出價值(例如《專利法》第六十五條關于專利侵權損害賠償的規定)，屬于“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的風險，也符合保險的“損失補償”這一基本功能。
在我國建立知識產權保險制度也是必要的。～方面，知識產權的維權需要保險的保障。近幾年來，我國知識產權訴訟案的數量在急劇增長。據統計，2001年、2002年、2003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民事訴訟一審案件分別同比增長8.62％、17.78％、12.61％，其中約80％屬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從侵權賠償額度來看，知識產權案件的標的額一般遠高于普通的民事賠償案件，相應地，知識產權訴訟程序當中繳納的案件受理費以及律師費等也遠高于普通民事案件。此外，知識產權案件還牽涉到鑒定費、公告費、評估費等其他訴訟費用，如果是涉外知識產權案件，還會涉及國際差旅費、翻譯費、國際通訊費等費用。所有這些費用對于當事人來說可能構成難以承擔之重，甚至有可能拖垮一些涉訴的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保險制度通過由保險人承擔訴訟風險的方式，為轉嫁被保險人的財務風險提供了保險工具支持，將為我國企業有效地維護和實施知識產權提供經濟上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知識產權保險發展嚴重不足，“財產保險”的無形財產領域亟待開拓。2010年底，信達財產保險公司于推出了國內首款專利保險產品――“專利侵權調查費用保險”，可謂開創了我國知識產權保險事業的先河。但截至目前，知識產權保險的發展進程緩慢：首先表現為險種單一，即僅限于專利的侵權調查費用，而不涉及專利訴訟費用、侵權損失，更未涉及著作權、商標權等其他知識產權；其次表現為多數險企缺乏開發知識產權險種的熱情。出現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保險界對知識產權缺乏了解，或者說，保險業目前缺乏了解知識產權的保險人才。因此，在高校保險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中增設知識產權法基礎課程，有利于培養熟悉知識產權與保險的“兩棲”人才，從而開拓財產保險的另外“半壁河山”，有力地促進我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將作為財產保險標的的“財產”范圍擴展到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無形財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綜上，保險學專業的研究生要真正做好保險學研究，需要以一定的法學基礎為依托；要真正成為保險業的高端人才，需要對保險法的民商法淵源有所了解；要具備國際視野、開拓無形財產保險領域，需要學習知識產權法律法規。
四、保險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中增加法學內容的具體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