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8 08:56:19
導語：在精準扶貧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十堰市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開展現狀調研
十堰較其他地市州有豐富的高校資源，省屬2本院校兩所、省屬3本獨立院校四所、省屬高職院校一所，7所高校近10余萬師生，十堰高校志愿服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可以積極的參與并助力十堰市精準扶貧發展戰略。以2016年高校暑期社會實踐為例，十堰市4所高校共組建10余支精準扶貧專項志愿服務隊，涉及精準扶貧內容的志愿隊達40余支，他們走進村鎮，走進百姓家，調研、訪談、開展結合專業特色的力所能及的慰問活動，將收集到的數據科學分析，通過調研報告、撰寫論文、實時新媒體跟蹤報道等多樣形式向相關部門提供數據，向外界傳遞消息，同時通過走訪慰問，支教支醫支農。湖北醫藥學院彩虹災害醫學救援志愿服務隊育蕊小分隊連續3年開展關心幫助留守兒童志愿服務活動，今年也結合精準扶貧，到貧困地區開展活動，向官山鎮土臺村捐贈圖書100余冊，與該村留守兒童同吃同住，支教并普及常見病預防和相關急救知識。同時對十堰市四所高校為研究參考對象，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形式，了解十堰市四所高校志愿服務特色品牌和優勢志愿服務項目，調研數據顯示十堰市高校師生志愿者對精準扶貧志愿服務的興趣度和熱情很高，與此同時十堰市各高校也依托學校專業特色優勢對精準扶貧志愿服務持肯定態度并大力支持。但通過調研也發現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務活動中存在的普遍困難和短板，最顯著的短板是各校資源尚未整合，存在隊伍很多，優勢隊伍很少，規模不大，常態化不夠，對輻射地區的實際幫扶作用有待提供。此外，各自為陣，沒有牽頭，導致志愿服務項目重復率高，沒有將各高校的專業化功能發揮出來。通過此次調研建議團市委應該將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務資源進行整合，發揮各自特點，成規模，成常態，成品牌的助力十堰精準扶貧。
二、高校志愿服務常態化助力十堰精準扶貧工作的具體舉措
（一）資源整合，建立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完善高校志愿者信息管理機制。暢通志愿者精準扶貧服務渠道，由團市委有效整合志愿者資源，提高高校志愿者服務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注冊、申報、分類、審批制度，統計服務時長，反饋志愿者服務質量，有針對性地精準扶貧志愿的招募信息。利用大數據分析志愿者服務信息，有針對性地合理分配志愿者資源或發起符合高校志愿者專業特點的精準扶貧志愿活動，廣泛吸納社會公益組織和校友資源定期組織參與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進一步豐富管理手段與宣傳載體，營造充滿活力、卓有成效的精準扶貧志愿者服務文化。
（二）知創合一，打造專業化精準扶貧品牌活動，建立高校志愿者項目管理機制。高校志愿者管理與活擁淖ㄒ禱是高校志愿者服務常態化的重要保障。高校應創建專業化的精準扶貧志愿服務活動項目和科研項目，將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項目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廣泛發動專業教師的力量，做好需求評估和調研、戰略規劃等前期的準備工作，對志愿者崗位進行崗位描述、廣告宣傳，制定招募戰略、提取志愿者數據庫信息。
（三）開設微課堂培訓平臺，加強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培訓機制。自主化的碎片化課程培訓方式，逐漸受到學生的歡迎，依托微信平臺，開設微課堂，學生可以運用零散時間閱讀、觀看、傳播精準扶貧志愿培訓的內容。首先，志愿者招募與培訓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實現線上互動交流。其次，在培訓方面，應以提升服務質量為終極目標推進志愿者服務常態化發展，與精準扶貧服務對象充分溝通，掌握服務需求，制訂志愿服務培訓計劃，包括志愿者價值觀、禮儀、應急事件處理、醫學知識、法務知識、精準扶貧知識等內容。
（四）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拓展社會化、多渠道的精準扶貧志愿服務眾籌和共建機制。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工作僅依靠學校的力量是有限的，還應充分利用全社會的力量為大學生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創造更廣闊的舞臺。通過簽訂合作協議或掛牌授旗的形式與精準扶貧地區的城鄉社區、福利院、敬老院、少管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紀念館以及博物館等公共服務機構共建大學生精準扶貧志愿者服務基地。
參考文獻：
[1]趙雪.大學生志愿者管理長效機制研究[J].經濟與社會發展，2013（3）.
本學年，在領導的監督和指導下，通過安全教育，增強學生的安全意識和自我防護能力；通過“一崗雙責、黨政同責、全員有責”制度的落實，強化了教職工責任意識，營造出了全校教職員對學校安全齊抓共管的局面，從而切實保障師生的人生安全，維護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現將本年度工作匯報如下：
一、德
作為一名年輕黨員，在堅定黨性的同時，能以黨風廉政及師德師風的要求約束自己，養成了大局意識、看齊意識。工作中服從學校管理，領導，生活中團結同志，不陽奉陰違、不挑撥顛倒是非。一年來，無如何違法違紀情況發生。
二、能
擔任我校安穩辦主任九年，九年中不斷學習不斷進取，在所分管的區域逐漸成長，從生疏模糊到漸熟生巧再到專業靈活獨當一面。同時擔任我校2-6年級安全教育課及重要時段、節點的集中安全教育工作，為增強師生安全意識打下了基礎。為了更好的開展我校園安全工作，與轄區派出所、綜治辦、衛生院等重要職能部門達成了長期聯動協同合作的協議，進一步的完善了學校防范體系和提高隱患排查整改的力度，解決了學校在執法、救助不足之處的短板問題。能妥善處理各類涉校、涉生、涉師繁雜問題，本年度處理4件，并做到和諧處理之下有件可查，有檔備查。本年度所分管的安全工作，得到了各級各類安全檢查組及教委安監科的高的評價。
本年度還完成了學校分配的繼續教育工作及國家體測任務和精準扶貧工作。
三、勤
能按時按量完成教委、分管科室、學校所分配下達的所有任務。能按時開展各項安全常態化實施工作。不足之處就是愛睡懶覺。
這里要說明下，安穩辦工作并不是一項輕松的工作，安穩辦肩負的責任重，任務多，項目多。內心無形的壓力只有具體實施操作的人才能有體會。
四、績
本年度，我所分管的安全工作，被縣教委評為“教育系統安全先進個人”。得到教委安監科喬志偉科長的高度評價和認可，我們云硐小學安全工作在2018交換檢查中得到認可，并在發文通報中點名表揚通報。
本年度，個人撰寫的《淺談學校管理層服務意識的轉換》論文獲分別得市級論文一等獎，縣級二等獎，并在科學咨詢作為卷首語發表。個人撰寫的《喧囂的偽裝-毒》、《白色的火》禁毒論文分別獲得市級二等獎及縣級二、三等獎。
以上是我本年度的工作述職，不足之處請領導老師們指出。
關鍵詞：湘西州；對外貿易；發展現狀；對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7日
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向中西部轉移及西部大開發等戰略實施，位于中部地區的湖南省迅猛發展，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州，根據自身獨特的產業優勢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逐漸使對外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湘西州對外貿易發展情況，對湘西州促進外貿發展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
一、湘西州對外貿易發展現狀
（一）湘西州歷年進出口額增速。從整體來看，湘西州的進出口總額呈上升趨勢，其中，進出口總額從2002年的7，018萬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1，631萬美元，增幅達到1.65倍，以平均每年4.7%的速度增長。進口總額從2002年的89萬美元增L到2015年的983萬美元，增長了11倍，平均每年增長10個百分點。出口額從2002年的6，929萬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0，848萬美元，增幅達到1.56倍，平均每年增長4個百分點。（圖1）
從各個時間段來看，2002～2015年湘西州對外貿易增長時高時低，波動非常大，從各個時期增長速度來看，2002年進口額下降85%，拖累當年進出口總額下降5%；2004年進出口總額增速上升到69%，但次年又下降到了4%，隨后又在2007年上升到87%，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重大沖擊，進出口總額下降了57個百分點，2010年由于進口額的大幅度增加使進出口總額上升了48%，隨后又由于出口的減少使進出口額不斷減少，2013年進出口總額緩慢回升，2015年由于“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與國際市場價格下降，使出口和進出口總額分別下降了53個和50個百分點。
（二）湘西州貿易順差。從出口額來看，2001～2008年湘西州對外貿易出口持續增長，由6，794萬美元增長到了38，604萬美元，增幅達到4.68倍；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出口企業出口量急劇減少，這使2009年湘西州出口總額減至16，764萬美元，與2008年相比減少了57%。為應對金融危機，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我國出口形勢有所好轉，經濟很快步入正軌。湘西州的出口額在2010～2014年也得以增長。2015年，由于國際市場疲軟以及“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出口額由2014年的22，884萬美元減至10，848萬美元，減少了53個百分點。從進口總額來看，2001年湘西州進口總額為598萬美元，2015年增長至983萬美元，增幅為64.4%，但是進口總額占進出口總額比重頗低，且呈現不穩定的特征。
如圖2所示，由于湘西州歷年進口額的波動不是很大，貿易順差主要受出口額的影響。2001～2008年，貿易順差持續增長，最高達到38，247萬美元，2009年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貿易順差下降到16，688萬美元，2015年由于出口額大幅度下降，貿易順差下降到9，865萬美元。（圖2）
（三）湘西州對外貿易市場結構。亞洲、歐洲、北美洲等一直是湘西州對外貿易的三大市場。由于湘西州進口的數額比例很小，在這里本文主要分析湘西州外貿的出口市場結構。本文選取了湘西州主要的八個出口對象國，比較出口輸往國家數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
由表1所示，2006～2010年荷蘭一直都是湘西州的最大出口國，占貿易總額的20%以上，2011～2015年對荷蘭的出口比重持續下降到10%以下。俄羅斯、韓國、印度、臺灣、巴西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俄羅斯2015年占比達到16.9%，而日本、韓國、印度占比均在10%以上，說明湘西出口主要輸往中國周邊鄰國。但歐美市場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同時也因為湘西出口集中在這三大市場，一旦國際市場疲軟，湘西出口下降的彈性也非常大。（表1）
（四）湘西州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結構。由表2所示，在2013年湘西州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高達80.8%，而工業制品比重僅僅只有19.2%，2014年雖然比重有所下降，但2015年初級產品依舊高達94.1%，而工業制成品僅占5.9%。這說明湘西州的出口商品結構仍然單一。雖然湘西金屬儲量大，但是由于缺乏先進技術與人才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與工業設備，湘西出口一直以初級加工產品為主。由此看來，湘西州應該配置資源，優化產業結構。由表3所示，在2013～2015年初級產品出口中，礦類產品比重均在98.5%以上，這說明湘西“一礦獨大”格局尚未根本改變。（表2、表3）
二、湘西州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湘西州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產品單一，以錳礦類產品出口為主，“一礦獨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2015年湘西錳系列產品出口8，779萬美元，占全州出口總額的比例達80.93%；第二，初級產品比重仍然過大。湘西向國際市場出口的多為錳礦初級原料和簡單加工后的低中端產品，原料加工行業的發展模式較為粗放，處于產業鏈的較低環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數量擴張來賺取生產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不但出口收益不高，而且極易受國際市場的影響。2015年由于國際市場價格下跌，出口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0.27%。錳系列產品出口呈現量增價跌的走勢，1～12月共實現出口47，143噸，出口額8，779萬美元，同比增長2.17%和下降12.39%。這正是上述問題的體現。
（二）進口規模小，貿易順差過大。內生性增長理論認為增長由內需來驅動，而技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進口商品結構要可以為未來的高新產業提供要素和支持，出口商品結構可以向為這些高新技術提供銷售市場。湘西州的進口規模遠遠低于出口規模，對技術的進口能力相對比較薄弱，進口商品以錳礦砂類的原料為主，技術含量普遍偏低，這就抑制了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思想的引進，商品進口帶來的技術滲透和學習效應就很難被實現。
（三）加工貿易發展顯著不足。雖然成本的增加會使加工貿易的發展優勢減弱，但發展加工貿易有利于促進技術改進、優化產品結構、推動湘西配套產業的發展，在增加就業方面也有著重大作用。2011年，湘西才實現加工貿易的零突破，加工貿易的規模小比重低，缺少核心生產技術，絕大多數只是簡單的貼牌加工，低水平的加工貿易對湘西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非常有限，反映出湘西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能力較差，加工貿易無法充分發揮其功能。
（四）出口集中度偏高。湘西州出口一直集中在歐美以及亞洲周邊鄰國地區，其中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印度、臺灣、巴西、荷蘭八個國家的出口額占到了出口總額的70%以上。出口區域結構集中性過強，外貿地域機構構成單一，市場多元化發展仍然不足，風險性也相應較大，一旦危機爆發時易受到較大沖擊，同時還阻礙了對其他新興出口市場的拓展，導致對新興市場的進出口貿易規模相對偏小，從而面臨較大的外貿風險，嚴重影響湘西對外進出口的規模，阻礙進出口企業的長期發展和湘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三、湘西州對外貿易發展對策建議
（一）促進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優化。其一，要促進出口商品Y構的優化。要提高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在全州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把經開區作為推進新型工業化和科技興貿的平臺，要堅持利用創新驅動企業從產品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轉變，依托湘西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與勞動力優勢，提高技術含量，延長產業鏈，拓展利潤空間，為出口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產品，提高湘西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其二，要適當加大進口力度。對外貿易既要重視出口，也要重視進口，才能促進進出口貿易基本平衡。加大對重要資源和產品的進口，保證湘西的資源安全。加大對關鍵設備和核心技術的進口有助于湘西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改變資源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現狀。
（二）轉型升級加工貿易。近些年來，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和其他費用不斷提高，為了降低成本保證利潤，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明顯增快。在此背景下，湘西必須要在轉型升級和梯度轉移的引導下，抓住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有利時機，大力發展加工貿易。一方面湘西加工貿易的發展應緊緊圍繞支柱產業，促進產業鏈由低端的加工裝配向高端的產品研發升級；另一方面要努力形成多元化、專業化的產業鏈，重點扶持一批科技型、自主知識產權型企業開展技工貿易，不斷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促進加工貿易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升級。
（三）擴大國際市場，促進國際市場多元化。按照鞏固傳統市場、開拓新興市場的要求，要以開拓新興市場和周邊市場為重點。引導企業積極應對國際市場形勢新變化，努力鞏固和擴大俄羅斯、美、韓等傳統市場，大力拓展東盟、南亞、中東、南美、非洲等新興市場，進一步推動湘西州出口市場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對外貿易的市場風險，避免因外貿市場的過分集中而使一國對外貿易受他國的制約和壟斷，同時減小他國或地區的經濟因素及非經濟因素的變化帶來的波動和影響。
（四）堅持把精準扶貧與對外貿易發展結合起來，出口湘西特色農業。2013年11月，到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堅持精準扶貧與對外貿易發展結合起來，實際上就是堅持修煉內功與借助外力結合起來，既要努力打造貧困地區發展的基礎，又要最大限度地依托對外開放。一是要因地制宜，把“五個一批”與對外貿易結合起來，充分把握“616”對口幫扶工程等政策機遇，借助國家對貧困地區的扶持政策，按照“六個精準”的要求，產業發展脫貧一批，整合農業資源，創新項目，努力打造具有湘西特色的農業產業品牌，提高產品質量，以符合國際出口及衛生標準。同時，要扶持一批出口企業，幫助微小型農業產品企業出口；二是要主動地、全方位地推動開放合作。積極搭建合作平臺，加強與發達地區的合作，充分發揮湘西的比較優勢，利用資源勞動力等優勢發展非地經濟；與此同時，創新機制，把基于資源上的扶持轉變成為優勢交換基礎上的合作，以促進湘西對外貿易的轉型升級。
四、結語
通過以上對湘西外貿發展現狀的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當前國際市場形勢雖然嚴峻，但是也意味著湘西的對外貿易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關鍵在于能不能認識到自身問題并積極做出轉變。必須結合湘西州獨特的產業優勢、勞動力優勢，突破地理位置偏僻的劣勢，把握國家西部大開發與精準扶貧戰略的機遇，加強硬環境和軟環境建設，不斷推進市場多元化，以促進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從規模擴張向質量和效益轉變，實現湘西州對外貿易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David.H.McCormick.The Great China Challenge[J].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2007.4.
[2]IRodrjk D.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China&World Economy，2006.5.
[3]Feder Alex.On Exports And Economic Trade[D].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4]郝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廣東與河南比較研究[J].經濟經緯，2007.2.
[5]馬小利.湖南省外貿競爭力及跨越式發展對策研究[J].對外經貿，2012.2.
[6]張漢東.發展加工貿易打造外貿強省――浙江發展外貿的經驗與對策[J].國際貿易，2006.6.
[7]宋云.洛陽對外貿易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D].河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3.
[8]許軍，沈蕾.反向依存――對中國外貿加工業依存度過高的一種新解釋[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27.2.
（一）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概念
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社會救助制度在農村的具體體現，它是針對因各種原因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農村居民，由政府按照預先設定的標準和家庭狀況調查的結果，給予一定的物質援助，從而保障他們最低的生活水平。
在我國，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是國家和集體對沒有法定撫養人、喪失勞動能力、沒有生活來源的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等農村困難群體，采取物質幫助、扶持生產等多種形式，對這些弱勢群體的日常基本生活給予幫助的一項社保制度。
（二）我國農村社會救助的主要內容
我國農村社會救助項目繁多，主要包含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供養制度、農村醫療救助、農村災害救助和農村扶貧開發五部分內容。
1、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即對于那些人均純收入沒達到該地區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農村居民，政府會給他們提供金錢和物質方面的幫助，并且來保證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項社保制度。
2、農村醫療救助。農村醫療救助制度主要幫助的對象是那些生活比較困難，沒有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條件的農村困難人群，政府給他們提供一些財政技術上的扶植并且發動社會慈善捐助的力量來提供專項幫助和資金支持給他們，讓他們在生病時可以得到基本的醫療服務，來維持基本生存能力的醫療保障制度。
3、農村災害救助制度。災害救助是指當公民由于自然災害難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陷入困境時，由國家和社會緊急提供資金和物質等資源來保證他們的生存需要的社會救助項目。它既包括災害發生時對災民的緊急援助，也包括災后重建過程中對災民基本生活的保障。
4、農村五保供養制度。農村五保供養制度是指政府對農村“三無人員”（即無法定撫養人，無勞動能力，沒有收入來源的老齡人、殘疾人、未滿十八周歲的孩子）給予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項社會救助制度。保障范圍主要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未成年保義務教育）的五保供養。
5、農村扶貧開發。農村扶貧開發是指“在國家的幫助和扶持下，對貧困地區的資源和環境進行開發，調整當地經濟結構和改善生產條件，發展商品經濟，走出一條切合實際又富有地方特色的發展道路。通過經濟的發展，提高當地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生活水平，讓他們走上自我保障的道路。
二、我國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制度建設不規范，執行不到位
主要體現在：一是制度自身設計不精細、不全面。例如對低保對象的收入水平的核定和救助標準的確定沒有一個精準的制度來判定和規范。二是制度執行不到位。“招呼保、福利保”等現象屢禁不絕，這直接影響了低保的公平性。
（二）財政投入不足，救助標準偏低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財政收入逐年劇增，然而政府對社會救助的投入增長則相對緩慢，這就導致以財政撥款為主的社會救助資金較少，救助標準依然偏低。社會救助落后與經濟發展造成困難群眾的生活需要難以滿足，從而出現了“接受了救助但依然貧困”的現象。
（三）政府單唱“獨角戲”，社會參與度不夠
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在資金的投入和日常的管理中，幾乎都是由政府一手包辦，唱“獨角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救助資源分散，沒有有效整合。二是資金來源單一。三是民間組織的力量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四）救助方式單一，缺乏開發型救助
農村社會救助的目標僅限于保障救助對象的基本生活，以物質救助為主，而沒有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提高救助對象的能力，讓他們自救以謀求長遠的發展。社會救助手段缺乏通過投資方式來為救助對象提供自我發展所需的各項資源。
（五）制度缺乏法律保障，法制建設滯后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指示來推動，而社會保障的發展則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做基礎。社會保障立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隨便草率地進行。只有社會保障相關法律逐步建立起來，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廣大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福利。
三、完善我國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議
（一）規范制度運行，打造公正透明的“陽光救助”
要打造公正透明的“陽光救助”，就必須規范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運行，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對救助對象進行科學的識別和分類，對于他們的需求差異，給予不同的方法來施救，最大化滿足其需求。另一方面要對最基礎的生活救助與其他專項社會救助有明確的界定，因為每個救助對象對生活資源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需要基本生活救助，有的則需要教育、醫療等專項救助。因此，我們要講專項救助的覆蓋范圍適當擴大，也就是將需要生活救助之外的邊緣困難人員也納入專項救助范圍。這樣才能真正充分發揮各項社會救助資源的作用和功效，確保社會救助資源公平公正地運用，從而實現“陽光救助”的總體目標。
（二）保障救助資金，增加政府轉移支付
社會救助資金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社會福利基金，主要由省級甚至中央政府負責籌集和發放。要實現資金的高效利用，就要加強中央和省級財政資金的轉移支付，加強對地方資金的保障和使用自主權，減輕市縣級財政的資金供給負擔。在轉移支付過程中，還要針對地區發展水平高低對資金進行合理安排，以解決社會救助資金總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的問題。
（三）救濟主體多元化，推動社會公益組織參與
社會救助的社會性就決定了其主體必然是多元的。社會組織可以通過自愿捐贈來整合分散的社會資源，增加農村社會救助資源的總量。社會組織數量眾多，這讓他們可以對多樣化的救助需求做出反應，加強社會救助的實際效果。社會組織強烈的創新沖動可以在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同時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彌補政府在資源使用和分配上低效率。總之社會組織參與已經成為社會救助發展的必然選擇。
（四）堅持救助和扶貧開發相結合
針對貧困地區，國家應該加大資金投入，保證資金來源，對他們進行社會救助，實行救濟性保障。對于另外一些生活水平較低，但是自然條件和環境相對較好的地區，可以考慮通過開展勞務輸出和發展特色農業，來減緩農村貧困問題。
（五）進一步健全社會救助法律、法規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相關的立法還很不完善，層次和架構也較低，社會救助作為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要實現社會救助工作的“三化”，即法制化、規范化、科學化，就必須盡快建立完善社會救助的法律、法規，讓法律為社會救助事業保駕護航。
1.1“特”特在產業
就是要圍繞五大特色產業，把鎮江現代農業做大做強。優質糧油產業，穩定16.67萬hm2糧食、33萬hm2油菜種植面積，確保全市糧食自給有余的同時，依托中中儲糧鎮江公司、中海油脂、正大油脂等大型企業，實施“糧油產品集中加工區建設工程”，將鎮江打造成華東地區一流的糧油生產基地。精品茶果產業，按區域化布局、規模化種植、標準化生產、設施化栽培，加強特色果品園區建設，提高應時鮮果的綜合生產能力，到2020年，應時鮮果面積達1.167萬hm2；以擴大茶葉種植面積、提升茶葉質量、增強茶葉品牌影響為重點，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茶業，主打“金山翠芽”品牌，開發系列茶葉產品，到2020年，茶葉面積達到0.567萬hm2。特種養殖產業，重點打造江鮮特色產業，做響“揚中河豚”、“鎮江江蟹”等地理標志產品，水產養殖面積穩定在2萬hm2，到“十三五”期末，漁業經濟總產值達到100億元。花卉苗木產業，重點發展珍稀鄉土樹種、彩葉苗木、高檔草坪、林下經濟，擴大和新建苗木交易市場，打造以大亞木業、肯帝亞木業等為龍頭的木制品加工“航空母艦”，將鎮江林業產業發展成為復合型產業。休閑觀光農業，打造鎮江市郊都市觀光農業圈、312國道休閑觀光農業帶、沿江休閑觀光農業產業集中區、茅山休閑觀光農業產業集中區四大農業旅游版塊，形成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20條精品線路，到“十三五”期末，實現農業旅游綜合性收入40億元。
1.2“精”精在園區
就是要提升現代農業園區發展水平，推進農業“集中集聚集約”發展。重點是對現有的30個現代農業產業園區進行有效整合，借鑒湖州、金壇等兄弟城市的做法，提升規劃水平，強化政策引導，推進市場化運作，做到園區與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相結合、與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相結合、與丘陵農業綜合開發相結合，帶動一批產值達1億元以上的特色農業鎮、1000萬元以上的特色農業村，把農業園區建設成為我市現代農業發展的示范和樣板。
1.3“優”優在品牌
就是要做響農產品品牌，提高鎮江現代農業的知名度和延伸效益。推進具有區域特色的農產品品牌建設。依托合作聯社、農業園區等載體，對應時鮮果、綠色茶葉的品牌進行有效整合，打響“句容葡萄”、“句容草莓”、“鎮江水蜜桃”、“戴莊有機農產品”以及“金山翠芽”、“茅山長青”、“揚中河豚”、“鎮江江蟹”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果品、茶葉、水產品品牌。加大名牌農產品市場運作。鼓勵龍頭企業、合作社委托策劃公司，對自有農產品品牌進行包裝設計、市場營銷，提高品牌的市場形象；鼓勵農產品與文化的有效嫁接，提高品牌品質。加強對名牌農產品實施動態監管。對品牌主體實施農產品質量安全全程控制和可追溯制度，實施地方品牌農產品保護行動，保障農產品品牌健康發展。“十三五”期間，全市省市名牌農產品總量達到100個。
1.4“強”強在龍頭
就是要按照“接二連三”的思路，提質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圍繞五大特色主導產業，依托現有市以上農業園區和示范基地，因地制宜統籌建設市級農產品加工集中區，推動龍頭企業集聚發展，到“十三五”期末，新建成省級以上農產品加工集中區2個，新建成市級農產品加工集中區10個以上，年銷售收入過100億元、過50億元、過10億元、過億元的農業龍頭企業分別達到3家、5家、15家、65家。加大農業龍頭企業科技創新力度，明確其在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強化龍頭企業人才創新團隊建設，開展產學研相結合的服務，不斷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完善“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市場”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引導和鼓勵農業龍頭企業大力發展訂單農業，積極探索農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入股的龍頭企業建設模式，從而建立起彼此穩定的產銷關系和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
1.5“美”美在農村
就是要堅持“生態立農”的理念，不斷放大農業的生態功能。積極推行農業標準化生產、農業清潔生產及生態循環農業建設，大力發展無公害、綠色、有機農產品，到“十三五”期末，全市有效“三品”總量達到900個，“三品一標”認定面積占食用農產品生產總面積保持在90%以上。以國家森林城市創建成功為新起點，推進宕口復綠、綠色示范學校、綠色社區、綠色企業、綠色鄉村等建設，確保林木覆蓋率保持在26%的水平。加大美麗鄉村建設力度。整合農業生產、農耕文化、民俗風情、豚類保護、濕地保護等資源，并嫁接大旅游資源，建設一批美麗鄉村和農業旅游示范點，走出一條具有鎮江特點的“以旅促農”發展道路。
2圍繞“七個重點”，突破“瓶頸”制約
要把鎮江現代農業做特、做精、做優、做強、做美，必須突破制約發展的七個“瓶頸”問題。
2.1以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重點
著力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突出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范、提質。2015年完成省、市、縣三級示范社合作社、示范家庭農場名錄的建立，建立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動態運營監測體系。拓展農民合作社發展形式。著力培植10個產加銷一體型合作社、10個“托管式”綜合服務型合作社、10個跨區域聯合型合作聯社；依托“蘇合”銷售合作聯社，培植一批市場聯結型合作社，并開展農產品線上線下銷售；積極推廣“戴莊經驗”，開展“四位一體”示范社創建，實現具有“戴莊經驗”特點的行政村轄市（區）全覆蓋。積極支持發展家庭農場。堅持“兩個主要”（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農業主要主收入來源），規范發展家庭農場，引導和鼓勵有一定規模的種養大戶成立家庭農場，強化對家庭農場開展分類指導和跟蹤服務，到“十三五”期末，示范家庭農場總量達800家，其中種糧類占比不低于60%。
2.2以創新農業科技推廣機制為重點
著力解決科技支撐的問題充分發揮鎮江境內5所農業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依托重點農業產業園區，創建現代農業產學研聯盟。我們的設想是，圍繞五大特色主導產業組建“1個科研院所專家團隊+1個本地農技推廣小組+若干個經營主體”的產業聯盟，創立“1+1+N”的農科教、產學研一體化的新型農技推廣模式，實現高校科研與基地產銷的無縫對接，并制定出產業聯盟專家組工作目標考核辦法，根據實績考核獎懲。通過建立“1+1+N”的新型農技推廣模式，激活農技推廣機制，加快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的引進、示范和推廣應用，強化科技對農業的支撐作用。
2.3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為重點
著力解決農業投入不足問題一方面，按照“政府搭臺、銀社唱戲、共謀發展、實現多贏”的思路，充分發揮“惠農貸”、“助農貸”、“富農貸”、“金農貸”的作用，緩解農民發展農業生產“融資難”問題。我們將適時舉辦銀企、銀社、銀場、銀園對接會，向金融部門推薦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并會同金融部門對其資格、信譽等嚴格審查，確保信貸資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加大農業招商引資力度，開展專題招商、小分隊招商、網上招商、以商引商等多種形式的農業招商活動，吸引更多的工商資本投資我市農業，同時，加強對工商資本投農的監管，防止土地“非農化”問題的發生。
2.4以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為重點
著力解決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提前下，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于2016年總體完成，2017年全面完成，2018年融入城鄉房地產一體不動產登記體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動產登記制度。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按照“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求，從我市實際出發，進行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合作制改革，2017年完成試點工作，2020年底前全面推開。創新土地轉移形式，推動適度規模經營。穩步推進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試點，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探索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等。培育和建設農村產權交易市場。
2.5以農機和標準農田為重點
著力解決物質裝備和基礎設施水平不高的問題實施農藝農機相結合的技術發展戰略，從基礎設施建設入手，以集約化生產的思路，實現農藝技術與農機研發兩個方面相向推進，不斷提高農機裝備、農機作業、農機服務三項水平，到“十三五”期末，全市農機總動力達到160萬kW，水稻機械化種植水平達到90%，機械化收獲水平達到98%，全市農機服務經營年收入達到14億元，各類農機服務組織作業面積、服務農戶數分別占全市總作業面積和農戶數的65%以上。以丘陵山區為重點，著力在荒山荒地開發、丘陵旱地合理利用、三級以上缺水稻田的優化布局上下功夫，“十三五”期間，將有計劃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吸引一批社會資金投入高標準農田建設，計劃新建1.33萬hm2。
2.6以加速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為重點
著力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把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作為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促進農村勞動力創業就業的主抓手。做大做強本土農產品網上銷售平臺。建設好“亞夫在線———中國鎮江農業合作經濟聯盟”電商平臺，支持“原味生活超市”實現爆發式發展，推廣“基地+網絡+消費者”的會員制農產品營銷模式，并向市外輻射。大力發展本地農產品同城化網絡銷售。依托“亞夫在線”、“蘇合”、“原味生活超市”以及鎮江本土農產品銷售QQ群、微信群、網絡論壇等，充分利用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開展農產品同城化網絡銷售，打造“4小時農產品消費圈”。以丹徒高橋、句容天王唐陵花木市場、句容后白西馮村為重點，培育一批以農產品網銷為重點“淘寶村”。
2.7以開展學習趙亞夫活動為重點
一、堅持創新，不斷壯大婦女組織。一是堅持思想創新，實現婦女組織與社區建設同步推進。2015年，街道婦聯堅持每月一次例會，每季度組織一次婦女干部培訓班，學習有關婦聯工作文件的精神以及有關婦女兒童法律知識和業務知識，幫助婦女干部擺脫思想陳舊、觀念老化、工作被動、行動遲緩的舊格局，堅持把婦女工作納入街道和社區工作的規劃中，讓婦女在基層組織成為主要參與者和工作者，使婦女工作與社區工作同步推進，同步發展。二是堅持管理模式創新，建設多元化的婦女組織。積極指導社區開展各具特色的活動，充分發揮不同類別婦女群體的個性，用各種形式將她們組織起來，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為基礎，建立和完善社區婦女組織，社區家政服務站、巾幗志愿服務隊、歌詠隊、舞蹈隊、健身隊等各類婦女組織蓬勃發展，從而延伸了婦女工作的手臂。三是堅持服務方式創新，促進社區服務業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技能培訓等形式實質；以聯誼組織、創業就業、巾幗團隊為依托的指導；以家政服務、心理咨詢、婚姻介紹等為內容的中介，建立健全了與婦女廣泛聯系、平等溝通、共同參與的工作平臺。
二、主動作為，大力推動婦女創業就業。一是強化政策推動，優化婦女創業就業環境。根據婦女的需求，變安置性就業為開發式創業，通過崗位、項目、資金等全方位的服務創造良好的創業就業環境，激活女性自主創業就業的能力。積極爭取相關政策和資金支持，推動有關部門制定、完善促進女性創業就業的政策措施，廣泛發動各級婦女組織、巾幗文明崗、女企業家等共同參與到促進婦女創業就業工作中來，形成部門聯合、社會聯動促就業的良好氛圍。二是狠抓崗位扶持，滿足創業就業需求。充分利用創業就業的政策環境和輿論氛圍，巧借外力，積極挖掘就業崗位，積極開展春風送崗活動，為婦女創業就業牽線搭橋。三是廣泛培訓提高，增強創業就業能力。整合黨政相關部門及各種教育資源，不斷健全完善多層次、多渠道的婦女教育培訓體系。為了改善農村婦女經濟和社會地位，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再就業，舉辦了“綠楊好阿姨”家政服務培訓班和農村婦女“網上行”基礎技能培訓班。通過培訓，共有124名婦女取得了從業資格證書并幫助推薦家政崗位或實現微創業。
三、多措并舉，努力促進社區和諧與文明。一是精準扶貧。積極組織節日慰問。利用春節、六一等相關節日邀請黨政領導先后走訪慰問了40多名貧困婦女和貧困兒童，分別為他們送去了慰問金及慰問品，使困難家庭和貧困兒童充分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廣泛開展“獻愛心”活動。動員街道的個體女商戶、女干部獻愛心，采取一對一的結對幫扶措施，保證了貧困兒童順利完成學業。婦聯與街道紀工委、文衛科、文體中心聯合開展了“廉政文化進校園”、慶“六一”好兒童表彰及文藝演出活動，為小朋友們贈送了書籍、書包等學習用品。舉行了定向資助助學金發放活動，街道黨政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親自為他們送上慰問和期望。街道婦聯還與中信銀行共同開展了結對幫扶活動，對轄區內的8名家庭困難學生每人送去500元慰問金和學習用品。通過親子大講堂、__家長學校微信群等平臺，營造良好的家教環境，讓家長“爭當合格父母，培養合格人才”。二是定向維權。嚴格按照婦女兒童發展規劃要求，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創造性開展各項工作。進一步完善婚姻家庭糾紛個人調解室，及時預防、化解家庭矛盾，幫助調處家庭鄰里糾紛。舉辦婦女維權法律和調解知識講座，組織婦代會主任旁聽公開庭審活動，利用黨員民主公開日等活動，聯合司法、綜治、文衛等部門
2020年，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和上級主管部門的精心指導下，吉安縣立中學領導班子精誠團結，積極進取，努力工作。全體行政堅持“依法治校、民主理校、國學立校、科研興校、特色辦校、質量強校”的辦學理念和“德才兼備，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特長明顯”的人才標準，全面貫徹國家教育方針，扎實實施素質教育，堅持“科學化、規范化、精細化”的管理策略，向管理要效益，以質量求發展，不斷改善辦學條件，優化校園環境，完善教育教學設施裝備，努力創辦高質量、有特色的品牌高中，取得了明顯成效。現總結如下：
（一）黨建工作
強化組織領導，建立健全體制機制。本學期學校黨建工作逐步規范化、制度化和常態化。調整了學校黨總支和黨支部的組成人員，規范了黨費上繳制度，建立黨建工作臺賬。
強化示范引領，學習教育從嚴從實。通過落實“主題黨日”、深入開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受到省委“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辦公室的通報表揚。組織全體黨員觀看“建國70周年閱兵”等活動，凈化了黨員的思想，發揮了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
（二）教師專業發展
10月份開展青年教師試卷講評大賽。比賽全面展示了青年教師的各方面綜合素質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促進了教師自身素質的提升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也彰顯了青年老師的無限潛力。
繼續實施了導師制。青年教師導師制，主要目的是通過“一對一”的導師指導制度，明確師傅和徒弟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充分發揮優秀教師的示范和傳、幫、帶作用，不斷提高青年教師的思想素質、教學水平和科研能力。
（三）教育科研
1.繼續落實“六環節”教學模式。加大教師與學生培訓力度，課堂采取“導、思、議、展、評、測”方式，全面穩步推進高效課堂。
2.加強對教師課改進行監督與指導。學校專門成立學科教學督導小組，11月份開展課堂教學調研活動，對教師的課堂教學教學進行隨堂聽課，發現問題，及時反饋，專項指導，取得一定成效。
3.大興教研之風，科研成果豐碩。多位老師科研課題獲得國家或省級立項，胡燕萍老師的教學論文《詩歌鑒賞》和《淺談〈囚綠記〉教學重點》發在《中國語文報》發表，周婷老師撰寫的《淺談高中學生解題能力培養的策略》在《中學生報》上發表，在省、市、縣各級優質課比賽中，我校老師多人次獲獎：周婷老師全國中學生數學教學改革創新優質課大賽獲省二等獎，參加省中小學優秀教研成果評比課件比賽獲省一等獎；張花蓮老師參加省中小學優秀教研成果評比教案比賽獲省二等獎；周一松老師參加第十一屆省中學物理教學改革創新大賽優質課獲二等獎；余斌老師在全省中小學實驗說課比賽中獲得省三等獎；萬智欣老師在全市高中歷史教師教學技能比賽中獲市級一等獎；余斌老師在全市中小學實驗教學說課評比活動中獲高中生物一等獎；彭貞老師在全市中小學實驗教學說課評比活動中獲高中化學一等獎；彭珺儒在全市中小學實驗教學說課評比活動獲高中物理二等獎；胡藝方在全市地理教師優質課比賽中二等；劉梅花在全市地理教師優質課比賽中獲二等獎；尹葉青在全市高中英語優質課大賽中獲二等獎；蔣麗華在全市政治教師優質課比賽中獲一等獎；龍進春在全省中小學實驗說課比賽中獲省級三等獎；吳文紅在全市高中歷史教師教學技能比賽中獲二等獎。
4.學科競賽成績斐然。數學競賽獲全國二等獎6人，三等獎1人，省一等獎4人，省二等獎1人，省三等獎4人；物理競賽獲全國二等獎8人，全國三等獎8人；化學競賽獲省一等獎5人，省二等獎9人，省三省獎18人；生物競賽獲全國二等獎2人，全國三等獎5人；全國中小學電腦制作比賽獲全國二等獎1人，省級二等獎1人，市級三等獎1人，總獲獎達72人次之多。
5.舉辦2020屆高三第一次高考研討。各位備課組充分準備，深入學習，積極研討，為后階段復習指明了方向，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四）教學常規
加強教學常規管理，規范教學行為，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嚴格按照上級要求，規范課堂教學行為，強化教學過程，重視教學細節，繼續實行隨堂聽課制度。落實每周一次檢查制度，寫好檢查情況并及時與教師、學生反饋。
堅持每日上課情況登記。每周每班發放一本《上課情況登記冊》，及時記錄各班每節課的上課情況，及時掌握教師的教學實況，進一步確保學生安全。
（五）學生管理
學校學生管理工作始終本著以“管理育人、服務育人、教育育人”的原則，“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在這里演繹精彩”，是縣中人永恒的追求。
學校實行半封閉管理，對學校東門和北門進行封閉。每月開展主題教育，一年有八個活動主題，如“安全與行為規范教育月”“文明禮貌教育月”教育實踐活動等。政工處、團委、學生會聯合起來，以征文、演講、書信等形式開展系列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接受教育、健康成長，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清新向上、文明和諧的校園文化環境。校團委榮獲五四紅旗團委。
（六）安全教育
健全各項制度，確保安全管理規范有序。學校繼續完善了一系列安全工作制度：《教師上課學生安全工作流程》《各類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傳染病預防和控制措施》《學校安全事故報告制度》《校內安全定期檢查制度》《門衛制度》《班主任法制、安全、文明教育工作責任狀》《安全工作管理試行辦法》《校園飲食衛生管理條例》《飲用水管理制度》《校舍安全管理制度》《用電和用火安全管理制度》等。
堅持“以防為主”的方針，按照“以人為本，防范嚴密，控制有力，全面設防”的要求，全面提高“人防” “物防”“技防”的立體安全防范網絡。抓實思想教育，著力提升宣傳教育實效。堅持開展包括自救自護常識、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網絡安全、校舍安全、校園周邊環境安全、危險化學藥品安全、學生居住地安全、用電安全、防踩踏、防溺水、防、防、防暴恐、防盜搶、防詐騙、防傳銷、防煤氣中毒、防疾病、防欺凌等安全教育。每周都有安全工作安排，經常性的在升旗儀式上對安全工作進行專題講解和知識宣傳，在全校營造 “人人講安全，個個重安全”的良好氛圍。
（七）教學質量
在全體師生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20全體師生奮力拼博下，2019年我校高考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全校文化類本科上線740人，其中一本上線331人；600分以上99人；全市考取清華北大的人數共22人，我校就有8人。考取清華北大人數列全省第七名，全市第一名，并且連續三年獲得全市文科狀元。獲得縣級高考先進單位榮譽稱號。
（八）校園建設
本學期完成了教師生活區停車場建設工程，并把生活區與教學區隔離開來，使得學校布局更加合理，同學的出行安全更有保障。完成了新建綜合樓的拆遷工作，12月27日已經動工建設。
（九）后勤管理服務
學校的公寓管理以優質服務為基礎，以科學管理為手段，達到服務育人的目的，實現“服務、管理、育人”有機結合，采用學生公寓物業托管、學校監管相結合的辦法，本學年學校加強了寢室管理力度，更換了學生寢室鐵架床，使得學生安全更有保障，寢室內務和就寢紀律也明顯好轉。
學校食堂本著“高標準，嚴要求，高質量，嚴管理”的原則，加強食堂工作管理和食品安全監督，切實保障師生飲食安全。本學期完成了學校食堂的升級改造工作，極大的改善了師生用餐條件，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十）體藝教育
體藝工作取得較好成績。一年來，我校抓實體育藝術工作，參加縣中小學田徑運動會成績喜人，取得了全縣團體總分第一名的好成績；舉辦了吉安縣立中學第二屆藝術節暨洪山基金頒獎晚，節目水平有較大提高，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
（十一）脫貧攻堅
我校積極響應縣委縣政府號召，打贏脫貧攻堅戰。繼續開展“脫貧攻堅，結對幫扶”工作，全校行政每人掛點2－4戶貧困戶，每月按規定前往吉安縣桐坪鎮楓岡村開展扶貧工作，全校黨員與金家嶺社區結對幫扶，深入一線，了解戶情，結合幫扶對象的家庭狀況，致貧原因，扶貧需求等綜合因素，做到因戶因人，精準施策。
一年來，學校領導班子凝心聚力，真抓實干，攻堅克難，使我校的各項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榮獲了2019年縣辦學績效考核先進單位，高考先進單位，十七屆全國創新英語大賽優秀生源基地，吉安縣中小學田徑運動會高中組團體總分第一名等榮譽。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仍然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一是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要求還無法得到完全滿足，尤其是對一些體藝特長生的培養還有欠缺。二是學生養成教育效果欠佳，學生在校園使用手機現象還時有發生，三是教師對“六環節”高效課堂推進的熱情不高，對如何提高教育教學水平的研究熱度不高；四是學校的后勤保障有待進一步加強，公寓的內務管理還需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苗族；仙娘；蠱婆；身份認同
【作 者】蔣歡宜，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2016屆博士研究生，貴州銅仁學院講師。銅仁，554300；侯有德，吉首大學哲學研究所助教。湖南吉首，416000。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7）01 - 0113 - 007
湘西苗族社會崇巫尚鬼，巫魅之風濃郁，孕育著巴岱、仙娘、蠱婆等特色鮮明的神性群體。其中，巴岱、仙娘因以其神性為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問題而備受尊重，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蠱婆卻因相傳“放蠱害人”而為人所唾棄，乃至孤立、隔絕。同為女性神性人員①，仙娘與蠱婆就像共生于湘西苗族這片巫土的正邪姐妹之花，令人驚奇之余不禁叩問：仙娘與蠱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
一、湘西苗族社會中的仙娘與蠱婆
仙娘，苗語稱“pugoudniangx”（意為具有跳仙本領的人），據漢字擬音又稱為“蒲勾娘”“仙姑”“杠香婆”，是湘西苗族地區具有溝通神靈、溝通天地能力的神性人員。因其通靈通天之能主要通過“跳仙”（苗語為“Nbudgoudniangx”）來實現，故苗語名之。仙娘有男有女，以女性為主。有學者指出“跳仙”本是女性獨有的術類，因男性的“入侵”才產生了“轉基因”的男性仙娘。[1 ]205筆者深表贊同。仙娘的傳承方式有陰傳與陽傳之別，陰傳即指由天上的七仙女、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觀音菩薩、鬼谷先生、大王、二王、三王等眾多神靈及陰間的祖先、已故巴岱、仙娘等以通靈的方式傳授；陽傳是指由在世的仙娘手把手教習。
“跳仙”又名杠仙、走陰、跳神，是出入神域鬼界打探消息，了解人鬼糾葛的窺探性巫術，是仙娘的核心法事。通過跳仙，仙娘不僅能夠窺探作祟的邪靈及亡人的境況，而且能夠被神鬼精靈附體，代言神諭，成為人與鬼神之間溝通的橋梁。除了“跳仙”，仙娘還能做“看病”“趕鬼”“收魂”“照水碗”“看平安”“求子”“求壽”等法事，具有卜測吉兇、治病救人、求子添壽等本領。凡遇疑難雜癥或久病不愈則請仙娘“趕鬼”“收魂”；凡遇新喪則請仙娘“送飯”探視亡魂；凡遇大事則請仙娘“照水碗”卜測吉兇；婦女久婚不孕或屢次滑胎則請仙娘“求子”，如此種種，不可窮盡。仙娘的活動已滲入苗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對其活動需求量大，部分仙娘每逢趕場之日必擺攤行巫，在花垣的龍潭、吉衛、石欄①，鳳凰的三江、臘爾山、兩林等眾多村鎮形成了獨特的“仙娘街”。2016年7月23日恰逢花垣縣龍潭鎮趕場，筆者對集市上的仙娘進行了統計，僅此一天就有11名之多，其中，女性仙娘10人，男性仙娘1人；40歲以下者3人，40歲以上者8人。這些仙娘往往來自附近的村寨，趕場之日即匯集于此，為人祛邪治病、卜測吉兇，來往賓主絡繹不絕。②
在苗族人的觀念里，作為神性人員的仙娘所扮演的角色是人與鬼神之間的溝通者，苗人精神和日常生活的服務者，始終代表正義一方。2016年6月27日，在與鳳凰縣千工坪鄉巖六屯村的村民交談中，筆者發現，盡管部分村民對仙娘趕場牟利一事頗有微詞，但當問及“仙娘是好人還是壞人”時，他們毫不猶豫地給予了肯定的答案。問及原因，大部分回答是“仙娘是幫人的，不會害人。不像草鬼婆，專門害人！”，此外還有“她們（仙娘）和巴岱一樣，是好人”“一直都有，沒聽說她們害過人”等回答。訪談中，筆者強烈地感覺到，在苗族社會存在著一個與正義的仙娘截然對立的專門害人的“邪惡”群體――“草鬼婆”。“草鬼婆”是何許人也？
“草鬼婆”是湘西民間對蠱婆的稱呼，“草鬼”是像野草一樣遍布野外無人理睬的地位極其低下的鬼。蠱婆，苗語 “pa qid”，“pa”即婦女，“qid”即蠱，意為放蠱的女性，湘西苗族人認為蠱婆是放蠱害人、施巫作邪、半神半鬼的邪惡女性，是對社區人們生存構成威脅的危險因子，是必須躲避、孤立、隔絕的對象。在湘西，蠱婆放蠱害人之說眾多。清光緒《乾州廳志》卷七有載：“苗婦能巫蠱殺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則蟲蛇食五體，放于內則食五臟。被放之人，或痛楚難堪，或形神蕭索，或風鳴于皮膚，或屎脹于胸堂，皆致人于死之術也。” [2 ]苗族文化名人沈從文對家鄉的巫蠱之事亦有描述。“善蠱的通稱‘草鬼婆’，蠱人稱‘放蠱’。放蠱的方法是用蠱類放果物中，毒蠱不外螞蟻、蜈蚣、長蛇，就本地所有且常見的。中蠱的多小孩子，現象和通常害疳疾腹中生蛔蟲差不多，腹脹人瘦，或夢見蟲蛇，終于死去。”[3 ]396
蠱婆以蠱克敵，似乎還情有可原，但蠱禍孩童之舉則必為人所不容。一旦被認定為蠱婆，則百口莫辯，只能默默忍受冤屈，被孤立、隔絕乃至含冤受死。凡有人疑被蠱害死，“好事者激起公憤，必把這個婦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曬太陽，名為‘曬草蠱’，或用別的更殘忍方法懲治。這事官方從不過問”[3 ]396。民眾懲治蠱婦大有懲惡揚善的正義。時至今日，盡管“蠱婆”已經無性命之憂，但精神上的冤屈、孤獨、絕望永遠無法克服。在湘西，小孩從懂事起就不斷被大人告誡：千萬不要吃某某（草鬼婆）和家人給的東西，看見她和她家的人都要遠遠躲開，千萬不要望她的眼睛，不要和她的小孩在一起，等等。這些戒條不斷被強化與夸大，并且代代相傳延續至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湘西苗族形成了全民談蠱色變的社會氛圍，而身為邪惡源頭的蠱婆不可避免地成為眾矢之的，辯解不得，掙扎不得，逃脫不得。
仙娘與蠱婆這對正邪姐妹花共生于湘西@片巫土已久，二者的正、邪身份早已成為苗族社會的共識。仙娘與蠱婆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
二、仙娘從“自認”到“他認”的身份認同
不同學科對身份認同有不同的界定。從心理學角度而言，身份認同（self-identity）是指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以及所伴隨的情感體驗和對行為模式進行整合的心理歷程。[4 ]22盡管身份認同強調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體體驗，以自我為核心，但不可否認身份認同是在與“他者”的相遇與互動中得以凸顯并維系的。身份是指一種出身或社會位置的標識，更多地強調社會體系為個人提出的角色要求，是一種社會認同（“他認”），而認同更強調主體的歸屬感，是一種自覺的個人認同（“自認”），身份認同是“他認”與“自認”的統一。[5 ]14 “每個人都可能通過社會認同和個人認同來定義我們自己。社會認同是通過把我們自己知覺為對我們有吸引力的某個社會團體的成員實現的。……同時，在知覺我與他人差異的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定義我們自己的個人認同。”[6 ]278然而，不同的身份認同在“自認”與“他認”產生的邏輯順序上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湘西苗族女性神性人員的身份認同就是如此。
在仙娘作為正義的女性神性人員這一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中，“自認”先于“他認”，而“自認”的產生肇始于主體的“癲狂”。這種“癲狂”往往表現為癔病及各種荒誕不經的夢境。癔病（Hysteria）又稱為歇斯底里，是由于高級神經系統某部分產生強烈的抑制所造成的精神病癥之一。發病原因有：強烈的精神刺激；受周圍人們或環境的暗示，而引起本人的共鳴產生相應的行為表現；由于自我暗示從而引起某種相應的想象或聯想，進而形成歇斯底里病態。此類患者有正常的智力和自我生活能力，能與周圍人保持良好的接觸。[7 ]2682016年8月筆者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龍潭、石欄、吉衛、補抽等地的9位仙娘進行了深度訪談，他們的學法過程往往伴隨著：感覺到有“人”在耳邊說話、感覺有“人”逼迫他做仙娘的癔病，及與已故者（包括古人）面對面交談、跟隨已故者施法救人等夢境。詳見下表：
仙娘的學法過程與北方阿爾泰語系民族中的薩滿極為相似，二者均“以夢、幻想和精神障礙的形式經歷了‘混亂’，但是他們克服了它，并且成為‘混亂的主人’。他們過去可能受到壓抑，但是卻找到了一種好斗且獨斷專行的解決辦法，并成為能夠幫助別人的最初的精神病學家。”[8 ]143由“混亂的奴隸”變成“混亂的主人”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仙娘對自己神性人員身份產生“自認”的過程。在各種荒誕不經的“癲狂”中他們歷經了愿意做仙娘（或被迫或自愿）、學做仙娘、成為仙娘的心路歷程。隨著“癲狂”的結束，他們也實現了由世俗世界的普通人到擁有神性的幫人救人（正義）的仙娘的身份“自認”。
在仙娘們看來，盡管在“癲狂”中已經獲得了神性，實現了身份的轉變，但在從業之前必須舉行安壇儀式。花垣縣石欄鎮遼求村龍老八仙娘在“發病”半年后，請了鄰村（磨子村）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仙娘來安壇。據她回憶，安壇時，要準備一只大雄雞、幾個粑粑、一碗米、香紙及給師父的紅包，師父走到壇前說幾句吉利話，安壇儀式就完成了。筆者追問道：“師父有沒有給你留下什么東西？”龍老八說：“沒有。說了吉利話就好了！”龍老八的壇安在老屋（現居住在新房中）堂屋右側角落離地約1米處。壇制簡單，由木板、竹竿搭成，呈倚兩墻的兩層三角形狀；上面一層擺放著財神爺爺、觀音菩薩神像和一個紙糊的小屋（師父們的居所），下面一層擺放著供果。壇下有一張四腳圓形木桌，擺放著一個香爐、三根電蠟燭、三個裝有酒的白酒瓶。壇左側掛著一張長1米、寬0.6米的《心經》印刷圖，壇上方掛著兩塊紅布，上有“妙手回春”的字樣。花垣縣龍潭村的仙娘吳老有32歲在夢中得法后，請本村巴岱扎麻老余安壇，麻老余即為其陽傳師父。鳳凰縣千工坪鄉通板村仙娘龍梅花的法壇就是丈夫吳旺生家的祖傳法壇。吳旺生出生在巴岱雄世家，其父、兄均為巴岱雄，因其父隨兄居住，故祖傳法壇現安置在兄長家，龍梅花每逢朔望及行巫之前都要前往祭拜。祖壇位于堂屋左側墻上，從離地1米左右的地方開始依次往上釘著7塊木板，木板上掛滿了藏青、黑、藍等顏色的布條，旁邊掛著信筒。
仙娘的安壇儀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隨意性。其一，安壇主體并未局限在仙娘內部，具有神性的巴岱雄、巴岱扎都能為歷經“癲狂”者安壇。安壇對象甚至認為，請巴岱安壇更具正統性和權威性；其二，安壇過程沒有嚴格的規范，簡單到“說了吉利話就好了”；其三，法壇規制無限定，既可為自己搭建的壇，也可為巴岱雄的壇。既然如此，可不可以不舉行安壇儀式呢？筆者就此對仙娘進行訪談，得到的回答是：必須安壇。理由五花八門，簡單歸納為如下幾種：“沒有壇，師父沒地方住”“巴岱、道士都有壇”“沒有壇別人不認”“（其他）仙娘都有壇”。這些回答中暗含著通過安壇儀式成為正統、進而獲得“他認”的內在邏輯。
國內外學者十分注重儀式的社會功能。著名社會學家愛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認為“儀式是在集合群體之中產生的行為方式，它們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 [9 ]11。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則傾向于把儀式的功能歸結在建立和維持社會結構的正常秩序上。當儀式對調節、維持和一代代地傳遞那些社會構成所依賴的社會情感起作用時，儀式的特有社會功能也就顯示出來。[10 ]45王銘銘、高丙中、耿敬、郭十華等學者以更廣闊的視野將儀式理解為被傳統所規范的一套約定俗成的生存技術和一套由國家意識形態所運用的權力技術。[11 ]4具體就安壇儀式而言，其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求同立異”上，“求同”即獲得法脈的正統性，成為神性人員群體中的一員；“立異”即與世俗普通人區別開來。
作為苗族社會普遍認可的傳統宗教法師，習得一門法術進而獲得神性身份是有嚴格規范的。不僅需要投入誠意和金錢拜師學藝，而且還要歷經若干年月的磨煉，掌握繁雜的咒語誦辭和儀式，待通過“過法”儀式的檢測，由師父安壇另立門戶，才能獲得神性人員的身份。舉行“拜師”“過法”“安壇”儀式時，主家呼親喚友，大擺筵席，在眾人見證中完成。在一系列隆重而肅穆的儀式中，其神性人員身份及溝通神人的能力為眾人所接受，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然而，仙娘拜師、學法都在“癲狂”中完成，無人見證也無法證明，唯有模仿苗族社會正統神性人員獲得社會認同的方法，因此，安壇儀式就成為仙娘神性身份獲得“他認”的關鍵。請具有神性的巴岱、仙娘舉行安壇儀式，既是獲得其他神性人員認可的有效途徑，也是向社會推廣其神性人員身份的最佳模式。
2016年7月29日至8月2日，筆者跟隨花垣縣政府“精準扶貧”工作隊的工作人員到SL鎮ZL村調研，期間走訪了蠱婆WYZ。①WYZ，女，今年 52歲，喪偶；育有一子，今年28歲，在外務工，未婚。據報導人介紹：
WYZ是從隔壁MZ村嫁過來的，結婚前也沒聽說她家里“不清白”（指家中有人放蠱），挺勤快又會做人，剛來時大家都挺和睦。一直到88年還是89年的夏天，村頭吳老有的兒子突然得了怪病，連續3、4個月肚子痛，吃不進東西，去縣醫院好多趟，花了幾千塊錢，都沒治好。后來請村里的道法老司（巴岱）麻法旺來看。他做了“照水碗”，就說“這是‘草鬼婆’害的。”吳老有就問“是哪個？”麻法旺就說“是村里的。”再問，就不說了。后來吳老有老婆想起，在生病前一晚上他們從WYZ家門口經過，WYZ叫了他兒子一聲，他兒子也答應了一聲。他們懷疑WYZ就是“草鬼婆”，后來吳老有去找麻法旺確認，也不知道麻說了什么，反正吳老有一家就不和WYZ一家來往了。沒過幾個月，吳老有的兒子就死了。吳老有和他老婆見人就說WYZ是“草鬼婆”，要防著她們一家。剛開始大家也不全信，后來沒幾年她老公又摔死了，大家就都信了。
這些毫無關聯的不幸，居然能成為堂而皇之指控WYZ為蠱婆的“鐵證”，在我們看來是難以置信的，但對身處“巫蠱文化圈”中的苗人而言，卻是十分有效的。過巴岱麻法旺、當事人吳老有及妻子的指認和宣傳，“WYZ是蠱婆”的信息在村民中廣泛傳播，再加上喪夫一事的刺激，村民的“WYZ是蠱婆”觀念更加強化，由此其邪惡蠱婆身份的社會認同形成。
在筆者再三央求和反復保證絕口不提蠱的情況下，報導人同意帶我去見見WYZ。WYZ的家位于遠離公路的半山坡上。我們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走了30多分鐘，一座破舊不堪的老木屋映入眼簾。走近一看，一個頭發凌亂的婦女正佝僂著身子剝玉米，報導人叫了聲“W大姐”，她抬起頭看到我們這幾個“不速之客”，蠟黃的臉上閃過一絲驚慌的表情，雙手不停地扯著衣角，像個犯了錯的小孩。待報導人說明我們是來調查村里脫貧情況時，她才稍微緩和過來。她全程低著頭極其簡單地回答了我們提的幾個問題，然后就不說話了。事后報導人向筆者透露，WYZ的家庭情況達到了作為“精準扶貧”對象的標準，但村里確定扶貧對象時需要全村村民民主投票決定，結果可想而知。
WYZ的慌亂、不自信、不善言語及所受的不公正對待很大程度上源自20多年前的那場不幸，源于“草鬼婆”的邪惡標簽。筆者無法得知WYZ是否有過權力的“幻覺”，是否曾經因此獲得過精神上的滿足，但筆者可以肯定，現在的她正因其“蠱婆”這一邪惡身份承受著不公正待遇。或許她是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在村民防備的眼神中，在孤立無援的困境里，獨自吞咽著這莫名而來的苦楚，擔下了邪惡的蠱婆之名，久而久之，連自己都信以為真了。
結語
在湘西苗族社會，仙娘通過“杠仙”等儀式溝通鬼神，發現邪穢，為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神秘問題。同樣作為有神性的女性，蠱婆卻因被傳放蠱害人歷來為人所唾棄，讓人避之唯恐不及。仙娘與蠱婆好似一對正邪雙生子，共生于湘西苗疆這片巫風濃郁的土壤。通過考察可以發現：仙娘身份認同的內在邏輯是主體在“癲狂”中產生“自認”，通過安壇儀式，形成“他認”；蠱婆身份認同的內在邏輯在于主體無辜受誣，形成“他認”，在無力反抗或抗爭無果后，被迫內化為“自認”。前者是由己及人，由內至外的過程；后者是由人至己，被強加的過程。
參考文獻：
[1] 麻勇斌.闡釋迷途：湘黔交界地苗族神性婦女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
[2] 〔清〕林書勛，等，修.張先達，等，纂.乾州廳志[M].清光緒三年（1877）影印本.
[3]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鳳凰[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4] 張淑華.身份認同研究綜述[J].心理研究，2012（5）.
[5] 何其敏.宗教認同的邊界建構與互動[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
[6] 史密斯，彭邁克，庫查巴莎.跨文化社會心理學[M].嚴文華，權大勇，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
[7] 袁之琦，游恒山，編譯.心理學名詞詞典[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6.
[8] 麥克?阿蓋爾.宗教心理學導論[M].陳彪，高師寧，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9] 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汲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 薛藝兵.對儀式現象的人類學解釋（下）[J].廣西民族研究，2003（3）.
[11] 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12] 陸群.湘西巫蠱[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 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14] 潘文獻.苗人、巫蠱：對他者的想象和指控[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15] 黃世杰.蠱毒：財富和權力的幻覺――南方民族使用傳統毒藥與解藥的人類學考察[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4.
[16] 石啟貴.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7] 〔清〕董鴻勛纂修.永綏廳志[M].清宣統元年（1909）鉛印本.
A STUDY ON IDENTITIES OF BOTH THE CELESTRAL LADY AND THE WITCH OF THE HMONG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
Jiang Huanyi，Hou Youde
關鍵詞：旅游者； 旅游體驗； 自我認同； 敘事
①本文受訪者表示：“對于我來說，旅行生活能讓我感覺到我還活著，不再是麻木的兩點一線、或幾點一線地重復生活……旅游讓我重生，每次都令我煥然一新。”
作者簡介： 余志遠（1981-），男，閩江學院旅游系講師，東北財經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旅游體驗。1引言旅游能給旅游者帶來一些前所未有的改變，每次旅游都令人煥然一新①。經歷旅游體驗后，人們究竟會發生哪些類型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形成的？這是旅游體驗研究學者關注的問題。通過關鍵詞搜索和滾雪球查找的方法，筆者主要從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等研究期刊收集相關文獻18篇。從數量上看，國外關于旅游體驗與個人變化的研究還比較匱乏。對此，Hottola（2004）的評價是：相對于旅游對目的地和居民影響方面的研究，學界對旅游者個人變化的研究未能給予足夠的關懷。Hampton（2007）在其學位論文中也聲稱，這是一個被旅游影響研究所忽視的分析維度。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關于此主題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加，這表明學界開始對此問題予以重視。本文以文獻閱讀和比較研究方法為基礎，對旅游者個人變化相關研究展開分析，并在相關成果述評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總體的分析框架。2相關文獻的研究設計
2.1研究對象已有研究主要以旅游者為研究對象展開討論，但在旅游者的選擇上卻不盡相同，涵蓋各種分類下的旅游主體，如制度型旅游者、非制度型旅游者、青年旅游者、中老年旅游者、完全型旅游者、嵌入型旅游者等等，其中有4類旅游者頻繁出現于相關文獻。一是長期旅游者。為何選擇長期旅游者作為研究對象？Riley（1988）在其研究中作了特別說明：首先，作長期旅行的人往往會以自助的形式出游，一般不會選擇參團出行，這將有助于他們開展深度旅游，即能夠深入接觸旅游地居民及了解地方歷史文化；其次，長期旅行能夠賦予旅游者充裕的時間在路途中遇到或思考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這足以對其返家后的態度和行為調整形成積淀；最后，充足的旅游時間能夠保證相對高彈性的線路安排。相關文獻對長期旅游者的界定未采取相同的標準。Riley（1988）將1年及以上的旅行時間作為長期旅游的衡量標尺，不過他同時強調，并非因此就說明6個月的旅行與1年以上的旅行具有何種根本的差異。在White等（2004）的研究中，將長期旅游者定義為計劃在外旅行超過3個月的旅游者。盡管如此，這些文獻的共識是“長期”的下限值為3個月。二是背包旅游者。選擇背包旅游者作為研究對象與該群體獨有的行為特征有著重要關聯（Noy，2004）。這類旅游者的特點是：尋求本真的旅游體驗，旅行時間往往會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常常選擇多個旅游目的地，與旅游地社區保持高度接觸和活動的深度參與，在線路和活動的安排上具有很強的自主性。據此看來，背包旅游者豐富多樣的旅游體驗經歷讓其他游客尤其是大眾旅游者難以望其項背，而這些又恰為其后期的個人變化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和資本。三是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者是自主安排旅行線路和活動，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來自旅行社等旅游中間商的服務，獨自或者小團體出行的旅游者（項怡嫻，2010）。從定義上看，理解這個概念的關鍵是看其是否擁有“自主性”，即是否委托旅行社組織參團出游。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學
旅游體驗與個人變化：一個分析的框架
四是志工旅游者。志工旅游者指的是出于不同目的、以一定組織方式參與可能涉及為特殊群體扶貧、保護或修復某些自然環境、社會和自然類科研工作等旅游活動的旅游者（Wearing，2001）。從性質上看，公益旅游由旅游活動和志工活動兩種活動構成，從而表現出它既包含旅游的休閑和娛樂的成分、又具有教育和有助于個人成長等功能。因此，這種特殊的旅游形式同樣吸引了大量學者的關注，并借此討論該種形式的旅游對旅游參與者的影響方面的主題。值得指出的是，盡管上文列舉的是4種類型的旅游者，但并不表示這幾個范疇是互斥的關系。實際上，這4個概念之間都存在一定的聯系和區別。盡管本文所評述的文獻里所提及的長期旅游者大多數都是背包旅游者，但也有個別研究者將駕駛房車從事長期旅行的旅游者作為研究對象展開分析（White，et al.，2004）。自助旅游者與背包旅游者之間的共性在于，這兩類旅游者均自主安排旅游線路和活動；區別在于，背包旅游者突出表現“熱愛人際交往、多選擇經濟型住宿設施、旅行時間較長”等特點，而自助旅游者只是單純地強調旅行線路和活動安排上的自主性。此外，志工旅游者和背包旅游者也存在交叉的可能。宗圓圓（2012）指出，在我國，公益旅游仍屬于一種初步發展的旅游形式，其大部分屬于背包客與自駕游者在NGO組織號召下，借助虛擬網絡論壇結識驢友進行公益旅游活動。這么看來，有些背包旅游者也可看做是公益旅游者，只是界定他們類型的角度不同罷了。此外，Harrison（2003）和Noy（2004）在研究對象選擇上的考慮值得我們關注。Harrison（2003）在題為《成為旅游者：于愉悅旅行中尋找意義》的著作中選擇旅游熱衷者作為研究對象，并試圖解答“他們為何熱愛旅游”這個終極問題。通常，熱衷旅游的人往往擁有豐富的旅游經歷，況且他們對旅游體驗意義的認知較之于一般旅游者更加深刻和透徹，這點應該是作者考慮的初衷。Foucault指出：“唯有通過對于瘋狂的人的研究才能徹底認識現代社會的人的真正面目”；他還指出，“瘋狂的人是了解真正的人的必要通道；如果說，日常生活和普遍社會一般領域的人的言行及其歷史不過是人本身的基本實踐形式的話，那么，瘋狂則是以特殊的極端方式所顯現出來的人性……不了解瘋狂，就不能深刻分析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高宣揚，2004）。Noy（2004）的研究之所以值得提及，原因在于，作者雖將背包旅游者納入討論范疇，但實際考察的卻只是浪漫型和半宗教型背包客；作此考慮，緣于作者相信這兩種旅游者追求的是本真性的體驗，從他們的身上將更容易發現個人變化的痕跡；Noy指出，這兩類旅游者與Cohen（1979）所作的旅游者分類中的體驗型旅游者、實驗型旅游者和存在型旅游者基本一致。換言之，Noy考察的旅游者類型正是Cohen提到的體驗型旅游者、實驗型旅游者和存在型旅游者的概括和綜合。
2.2研究抽樣檢視文獻，絕大多數學者從定性分析角度討論旅游者的個人變化問題，這種分析視角決定了研究者多采取非概率抽樣的方法收集樣本，主要包括目標式（或判斷式）抽樣、滾雪球抽樣和理論抽樣。定性研究的樣本容量分布在10人～45人之間，其中20人～30人的樣本占據較大比重。樣本容量看似很小，但這種現象在定性研究中比較常見，這是因為定性研究不同于定量研究，它在樣本代表性方面強調的是資料的豐富內涵，而非重視數量的多寡。
2.3數據收集關于數據的采集，半數以上的研究偏向選擇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尤其以兩者結合的考慮更為明顯，只有個別研究人員使用問卷調查的方法。深度訪談多選擇于旅游者的后期回憶階段，也有研究選擇在旅游體驗的多個階段進行。例如，Sin（2009）對每位受訪者均開展了3次訪談，分別發生于南非之旅之前、旅行第一周以及最后一周。Desforges（2000）也強調采訪應抓住兩個關鍵時機：一是當代英國旅游者開啟他們人生首次長途旅行的決策階段，二是在他們攜帶故事、照片和紀念品返回家園之時。理論上，多階段訪談相對于單一階段的訪談而言更具科學性。通過這種策略收集到的資料相對詳盡具體，而純粹憑借后期回憶的方式所采集的數據往往語焉不詳，并有可能會過多地摻入旅游者主觀建構成分。除了深度訪談的方法，許多研究還借助旅游日記、旅行照片以及旅游紀念品獲取數據。這些資料收集的方法相對老套，缺乏新意，西方學界對旅游研究方法缺乏創新這個問題也展開過較為嚴肅的批評（Dann，et al.，1988）。在研究方法創新方面，Frost（2010）的成果無疑做出了較大的突破和貢獻。不同于其他研究，他選取的研究對象是22部演繹外地人去澳洲內陸旅行并產生深遠影響的影片。此外，大部分研究者選擇采訪旅游者的某一次旅行經歷，只有Desforges（2000）對受訪者之前多次旅游經歷作了整體上的全面考察。這種設計別具匠心，也給后續研究者一個重要啟示，即給旅游者個人帶來影響與變化或許并非源于某一次的旅游經歷。
2.4分析方法一個事實是，采用定性方法處理資料的文獻數量遠遠多于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其中尤以敘事研究和扎根理論最為常見。這說明：第一，關于旅游者個人變化研究在目前仍處于理論探索時期，尚未完全進入實證檢驗階段；第二，就這類問題本身而言，它比較適合選取定性研究方法進行分析討論。為何使用敘事研究法？來自Noy（2004）的一項關于背包旅游者的研究做出如下回答：“背包旅游者是個愛說話的群體，并且擁有自身獨特的、風格化的旅游體驗敘事方式。盡管這個特征相當明顯，但目前對旅游者的研究很少有涉及語言、人際交往和言辭，以及這些對個體身份和集體身份的建構所具有的含義（Dann，1996）……背包旅游者所講述的故事的核心是在反映其自我和身份認同（盡管有時隱匿其中），非著眼于對激動人心的活動和成就的描述。”的確，敘事對于個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至關重要，人們認識和理解自己的方式就是講一個有關自己的有意義的故事。在強調反復訴說的故事時，“個人敘事，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反映了人們的身份……整個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創造、訴說、修正及重復的故事”（Lieblich，et al.，1998）。扎根理論是由Glaser和Strauss兩位學者共同發展出來的一種研究方法。這是一種從下往上建立實質理論的方法，即在系統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反映社會現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過這些概念之間的聯系建構相關的社會理論。研究者在研究開始之前一般沒有理論假設，直接從實際觀察入手，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經驗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論。簡單說，扎根理論方法包括一些系統而又靈活的準則，讓你搜集和分析質性數據，并扎根在數據中建構理論（Charmaz，2006）。如前文所述，由于旅游者個人變化相關問題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許多理論尚待發現和建構。從這個角度而言，扎根理論無疑是一個合適的思考途徑與探索方式。
3旅游體驗與個人變化的理論基礎
3.1“通過儀式”理論在西方旅游人類學家眼里，旅游與人的出生、成年、成婚、晉升、死亡等事件一樣，都可以看做是生命歷程中的“通過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是人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的儀式性事件，都有個三段式的儀式程序結構：（1）閾限前階段（分離：離家出行），（2）閾限期階段（過渡：旅游現場體驗過程），（3）閾限后階段（交融：回歸生活）。這樣看來，旅游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休閑、度假和玩耍，卻像一種生命的通過儀式，標志著人生的一次升華，一個新的階段的跨越。
圖1Kolb經驗學習圈圖3.2“經驗學習”理論有研究（Kanning，2008；Ballantyne，et al.，2011）采用Kolb的經驗學習理論作為理論框架。該理論認為，經驗學習過程是由4個適應性學習階段構成的環形結構，包括：具體經驗、反思性觀察、抽象概念化和主動實踐。具體經驗，是讓學習者完全投入一種新的體驗；反思性觀察，是學習者在停下的時候對已經歷的體驗加以思考；抽象概念化，是學習者必須達到能理解所觀察的內容的程度并且吸收它們使之成為合乎邏輯的概念；到了主動實踐階段，學習者要驗證這些概念并將它們運用到制定策略、解決問題之中去。4旅游者的個人變化在旅游者個人變化內容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的增長。旅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異地性。因此，旅游者接觸的是陌生的人和事，體驗的是異域的風情和歷史文化。通過觀賞、交往和游戲等途徑，人們普遍會感到視野變得開闊、知識在增長。Noy（2004）研究里的一位受訪者作過這般描述：“當我離開家鄉的時候，我還是相當的無知。我的無知源于我對許多文化的不了解。雖然這些我可以通過讀書、看電視習得，但并沒有真正遇見它們……當我旅行回來，突然發現自己什么都懂了。”類似的表述在多個文獻（Riley，1988；Thatcher，2010）中都有提及。不過，這些研究多屬于探索性質的個案研究，很少有學者從實證角度進行普適性檢驗和定量化描述，而Pearce等（2007）的文章是少數定量研究的代表。為了驗證“旅游體驗對個體的一般技能的發展是否存在貢獻”這條研究假設，研究者對澳大利亞數百名背包旅游者展開了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旅游體驗不僅能顯著地提高旅游者的一般技能，包括有效溝通、思想開明、自信等（見表1），而且不同動機的旅游有助于他們學會不同種類的技能。鑒于此，研究者把旅游比擬為一所大學，較真實地反映了旅游的教育功能。
表1旅游對一般技能發展貢獻的自我評價（N=372）技能頻率百分比
（%）技能頻率百分比
（%）有效溝通31584.7超前意識25468.3思想開明31384.1財政資源管理25067.2自信29579.3自我激勵24866.7決策能力29479.0自我評價23964.2基本知識29178.2壓力、情感和緊張的處理23864.0理解能力28376.1人際關系23663.4對周圍人都感覺舒服27273.1責任23663.4適應性26872.0耐心23663.4寬容26872.0適當情形下的謹慎觀察23663.4獨立26370.7建立和維持關系23362.6注：原文列舉了排名前20的一般技能項目。
求知是旅游的一項重要的動機，通過旅游，人們獲得知識，受到啟迪和教育。17世紀歐洲的“大旅行”及當今全球流行的“修學旅游”，都是這一動機驅使下的具體表現。然而，它并非是唯一的目的。有些人選擇外出旅游，與他們日常生活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例如，White等（2004）指出，家庭環境的變化（如摯愛的仙逝、兒女的獨立等）、工作的乏味及其他無特定目的改變的渴望，構成了中老年長期旅行者們的主要旅游動機。在這群人的眼里，行在旅途意味著“自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親近”。經此過程，許多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居住地和工作地）變得更加融洽。這項研究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實際檢驗了中老年這個群體的旅游體驗也如同一個通過儀式，即告別過去，迎接新的開端。同時，它也證實了Arana的預言——后工業社會的老年人也像青年旅游者那樣將會發生變化（Murphy，Pearce，1995）。值得注意的是，White等特別強調使用術語“旅行者”而非“旅游者”。在西方旅游學界，旅行這個詞被認為更能精準地表達“長途跋涉、歷經艱苦、深度體驗”之意。生活在不確定性世界中的人，在物質欲望和消費主義盛行的環境中，在都市化的流浪、歸屬感的淡化中、在權威的不斷消逝、身份感的不斷模糊中，深陷于“我究竟是誰”的追問（吳玉軍，2006）。在世人的眼中，旅游為人們逃離日常生活創造了機會，并為反思提供了空間（Muller，O’Cass，2001）。進入旅游世界，人們可以暫時擺脫原有生活環境的束縛，摘掉平時的面具以真實面目示人，甚至可以做理想中的“自己”。經過旅游的洗禮，“自我”將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某種意義上，電影制作人好比一個講故事的人，為了吸引觀眾，他必須講述一個能激發觀眾興趣的故事。這些故事情節為潛在的旅游者許下一個有待兌現的承諾，即來澳洲內陸旅游將能給他們帶來全新的變化，影片主人公的經歷恰恰印證了這一點：在澳洲內陸經歷了各種形式的體驗后，他們都從一個無聊的、與人疏離的、失意的、頹廢的人變成了煥發活力、與人友善、待人寬容、精神高漲的人（Frost，2010）。這種轉變，就像完成一次“充電”的過程。通過旅游體驗，與超常的旅游吸引物接觸，在工業社會中耗盡能量的人們可以得到生理與精神上的“充電”，從而得以順利回歸日常程式化的生活（Krippendorf，1987）。不過，這樣的比喻似乎還不夠準確，它只能意味著旅游活動能夠幫助補充此前消失的能量，并不足以說明它可以給旅游者帶來與此前有所不同的變化。大量事實和證據表明，旅游者經歷長期旅行后，整個人變得更加自信和獨立，生活態度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Riley，1988）。Riley所研究的受訪者Thomas聲稱：“旅行教會了我怎樣生存，能夠無所畏懼地前往任何一個地方。我可以輕松地處理任何事情。它還教會我怎么應對不同處境，如何與人打交道。”經歷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旅行，一些受訪者表示，旅游讓他們意識到發達國家生活的奢侈浪費，開始對物質主義產生蔑視和抵觸，渴望生活過得像旅游地居民那樣簡單快樂（Riley，1988）。顯然，這些話語所表露的意思是旅游體驗能夠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此問題，Kanning（2008）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予以專項討論。研究者選擇在美國“臉譜網”和“克雷格列表網”兩大門戶網站上受訪者招募廣告，最終有22位受訪者接受了訪談。借助扎根理論的方法，該研究從訪談文本中抽取出一些核心范疇。其中，“自由”是浮現出來的最主要的概念，并表現為一系列的主題，如自由逃離社會、自由冒險、自由探索未知、自由行走等等。總的來看，包括意識、機會、交往、自由、冒險以及其他與他者世界觀有接觸的多個因素均對旅游者的世界觀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圖2）。此外，Pearce的研究也同樣觸及類似的問題，重點揭示的是旅游后人們對目的地社會印象或態度的改變（丹尼遜·納什，2004）。作者研究了三群英國人：一個群體是去希臘，另一個群體是去摩洛哥，第三個群體（控制組）留在家中。Pearce要求研究對象回答他們對一些問題的贊同程度，如目的地國家是否提供了便宜的購物、探險、陽光和海灘、迅速變化的社會生活等。結果發現，與控制群相比，兩個旅游群體對目的地的印象都有一些正面變化。另外，旅游歸來后，他們對自己國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這種控制組/試驗組對照試驗的方法使得“旅游體驗影響旅游者的態度”這個觀點昭然若揭，從而表現出更強的說服力。上述三項研究不難看出：旅游活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身體和心靈上的體驗，它飽含旅游者內省的成分。因此，旅游后人們對一些事物的認識有所改變，態度會發生悄然的變化。
圖2背包旅游者的世界觀變化過程
心理學認為，一個人態度或觀念的轉變有時會導致其行為的變化。Ballantyne等（2011）以野生動物游旅游者為研究對象，討論野生動物旅游能否對旅游者個人行為的改變產生影響。研究結果除了對這個問題給以肯定性的回答外，還發現了旅游者行為的改變表現在家庭實踐、購物實踐、戶外環保責任、志愿環保參與等多個方面。該研究的一個突出貢獻表現為它的具體實踐指導建議：建議野生動物旅游景區管理者設計融合視覺、聲覺、味覺和觸覺等多種感官的具有教育功能的體驗產品，讓旅游者盡可能地享有與動物親近的機會，采用解釋性的評論和標識系統強化旅游者的驚訝、敬畏和興奮等感覺。這種更加功利性的視角，表明作者意欲將該領域在理論方向的探索拉回到現實生活當中，借此引發對實際管理實踐的重視。根據旅游成分的純粹程度，旅游可以分為完全型旅游和嵌入型旅游（謝彥君，2011）。據此判斷，以上文獻所考察的基本上都是完全型旅游者。那么，嵌入型旅游者是否也會發生變化呢？有關“公益旅游”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樣本。Piotrowska（2003）以其自身7年的志愿者服務為例，認為，公益旅游能實現教育目的，并能了解其他文化和語言技能，提升更為廣義的價值，如忍耐力、友誼和團隊合作。此外，公益旅游給志工旅游者帶來的是一些內省的收獲：潛在改變對社會的看法、自我認同、價值觀和日常生活；他們體驗到自省、增加社會意識、加大社會支持、接下來經歷了人生和信仰的變化（Singh，et al.，2004）。需要注意，學界對此也有不同的聲音。有學者發現，大部分志工旅游者的旅游動機并非出于利他的目的，這種性質的旅游體驗不一定就會導致他們的價值觀、社會意識發生根本的變化（Sin，2009）。很明顯，這個結果與前人的結論存在很大的差異，前人研究更多提到的是公益旅游會給參與者本人帶來直接和明顯的積極結果。不過，Sin并非徹底否定公益旅游擁有給旅游者帶來變化的能力，而是強調，旅游者的變化不因其是公益性質的旅游而與其他形式的旅游所引發的變化有所不同。從旅游體驗的本質看，任何旅游本質上都是提供凈化心靈的體驗，這種凈化旅游體驗并非來自利他主義動機，而歸結于旅游的享樂主義和逃避主義（Zahra，et al.，2007）。5總結：一個分析的框架上述觀點可概括如下：第一，旅游的目的不僅在于尋求愉悅，同樣在渴求某些變化；第二，行走于陌生的旅游世界，旅游者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第三，旅游恰如一種“通過儀式”，這種體驗的經歷給旅游者帶來的將是心理和行為層面的變化，呈現的是能力、人格和行為等方面的改變；第四，這些變化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旅游體驗的積極意義。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構建了一個旅游體驗與個人變化的分析框架（見圖3）：
圖3旅游體驗與個人變化的分析框架
總的來說，前期理論成果與研究框架已經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認同，同時一些具有啟發性的對策和建議也被運用到實際的管理實踐中。這些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知識積累，啟發了人們對旅游體驗意義的認識與理解。然而，既有研究還存在著比較明顯的不足：其一，更多地強調了旅游者積極方面的變化，缺乏對其消極方面變化的分析。正如每枚硬幣都有正反面一樣，研究者不應忽視旅游體驗同樣會給旅游者帶來消極方面的改變。其實，旅游結束后，一些旅游者常常會感覺對某些社會準則和文化的不適應；也有旅游者提到經歷極端自由的體驗后難以適應那種有規律的生活，并且很難再與朋友建立親密關系（Cohen，2011；Riley，1988）。遺憾的是，僅有少量研究附帶性地提到這些消極方面的變化，尚無系統化和專題化的討論出現。其二，有關差異比較性研究較為缺失。現有研究基本模式都是以某一類群體為研究對象展開討論，缺乏不同群體間的差異比較性質的研究。由于社會地位、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生活習慣、性別類型、甚至人格特征的差異，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在旅游動機、旅游體驗方式及內容等方方面面都會呈現不同，從而在變化結果上表現相異性。例如，在Noy（2004）的研究中，男性受訪者所刻畫的個人變化明顯與他們所參與的冒險性的活動相關聯（比如攀爬火山）；女性受訪者盡管也會描述緊張的旅游體驗，但在表達中批評那種與緊張戶外活動相關的帶有男性特征的表述，她們的個人變化更多的是將整個旅游過程作為參照系。因此，基于差異比較視角的討論相信會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該領域的理論成果。其三，跨文化研究有待補充。文獻所討論的旅游者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的居民，前往的旅游地較多位于第三世界國家。這類群體的成長環境和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后期的變化內容和性質。相反，第三世界國家的居民跨越到發達國家旅行的經歷應具有不同的表征。從這個角度看，跨文化方面的研究理應得到后續研究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旅游研究者的學術關照。其四，有關變化內在機理的探索不夠充分。相關研究多聚焦于對有關變化的結構和內容的提煉，針對這種變化的過程討論不足。最后，從研究方法角度看，某些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方便抽樣這種非概率抽樣的方法導致了樣本代表性方面的誤差；第二，通過旅游者自我敘述或評價的手段來了解他們的變化不太科學，而綜合旅游者的旅游同伴、家庭和朋友的評價將會更加客觀公正。本研究未將國內相關研究納入討論范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內關于這方面研究僅有零星的成果。目前，只有謝彥君（2005）、龍江智（2008）、陳才（2009）、項怡嫻（2010）等在其各自的博士學位論文中順帶討論。為此，國內旅游體驗研究者應該認識并重視這個方向，在具體研究中除了彌補國外研究的盲點，還應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今后應根據具體研究需要，注重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為定性研究提供數據支持，以確保研究成果更具科學性和說服力。第二，研究應強調本土化理論的建構。理論采借取向的優點在于它可以促成旅游研究成果的極大豐富，但缺點卻是簡單甚至生吞活剝地用現有理論來直接對旅游現象進行解釋和說明，這在很大程度上難以獲得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使旅游研究扎根于本土而尋求獨立性的解釋。
參考文獻：
[1]Ballantyne R，Packer J，Sutherland L A.Visitors’ memories of wildlife tourism：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powerful interpretive experiences[J].Tourism Management，2011（32）：770779.
[2]Charmaz K.Constructing grouded theory：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London：SAGE，2006.
[3]Cohen E.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79，13（2）：179201.
[4]Cohen S A.Lifestyle travelers：backpacking as a way of lif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doi：10.1016/j.annals.2011.02.002.
[5]Dann G.The language of tourism：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M].Wallingford：CAB international，1996.
[6]Dann G，Nash D，Pearce P.Methodology in tourism resear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8，15（1）：128.
[7]Desforges L.Traveling the world：identity and travel biograph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4）：926945.
[8]Frost W.Life changing experiences：film and tourists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0，37（3）：707726.
[9]Hampton J.Gap year travel and personal change：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ong term social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on tourists[D].MSC dissertation，Bournemouth university，2007.
[10]Harrison J.Being a tourist：finding meaning in pleasure travel[M].UBC Press，2003.
[11]Hottola P.Culture confusion：intercultural adaption in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2）：447466.
[12]Kanning M.Influence of overseas travel experiences on the worldviews of U.S.backpackers[D].Ph.D dissertation，Clemson university，2008.
[13]Krippendorf J.The holiday makers：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leisure and travel[M].London：Heinemann，1987.
[14]Lieblich A，TuvalMashiach R，Zilber T.Narrative research：reading，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M].London：SAGE，1998.
[15]Muller T E，O’Cass A.Targeting the young at heart：seeing senior vacationers the way they see themselves[J].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2001，7（4）：285301.
[16]Murphy L，Pearce P L.Young budget travelers：backpackers in Australi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22（4）：819843.
[17]Noy C.This trip really changed me：backpackers’ narratives of selfchang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1）：78102.
[18]Pearce P L，Foster F.A “university of travel”：backpacker learning[J].Tourism Management，2007（28）：12851298.
[19]Piotrowska E.The educational role of youth tourism：on the example of shorttime voluntary travel[J].Prace I Studia Geograficzne，2003（32）：225242.
[20]Riley P J.Road culture of international longterm budget traveler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8，15：313328.
[21]Sin H L.Volunteer tourism—“involve me and I will lear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9，36（3）：480501.
[22]Singh S，Singh T V.Volunteer tourism：new pilgrimages to the Himalayas[A].Singh T V.New horizons in tourism：strange experiences and stranger practices[C].Wallingford：CAB international，2004：181194.
[23]Thatcher C A.International learning adventures：a phenomen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backpacker style study abroad[D].Ph.D dissertation，Prescott college，2010.
[24]Wearing S.Volunteer tourism：experi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M].Wallingford：CAB international，2001.
[25]White N R，White P B.Travel as transition：identity and pla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1）：200218.
[26]Zahra A，Mclntosh A J.Volunteer tourism：evidence of cathartic tourist experiences[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7，32（1）：115119.
[27]陳才.意象·凝視·認同——對旅游博客中有關大連旅游體驗的質性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28]丹尼遜·納什.旅游人類學（第一版）[M].宗曉蓮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4：5051.
[29]高宣揚.當代法國哲學導論（上）[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411.
[30]龍江智.旅游體驗理論：基于中國老年群體的本土化建構[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31]吳玉軍.現代社會與自我認同焦慮[J].天津社會科學，2006（6）：3843.
[32]項怡嫻.寫作的旅行者：自助出國旅游者自我表述研究[D].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33]謝彥君.基礎旅游學（第三版）[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