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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水污染與治理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水污染；城市；控制；
Abstract: water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water resources are being subjected to all kinds of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nd serious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national lif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socie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must first solve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Keywords: water pollution; city; control;
中圖分類號：X131.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城市水污染的介紹
水污染是指由有害化學物質造成水的使用價值降低或喪失。水污染可根據污染雜質的不同而主要分為化學性污染、物理性污染和生物性污染三大類。化學性污染物又可分為：無機污染物、無機有毒物、有機有毒物、需氧污染物、植物營養物、油類物質等；物理性污染又可分為：懸浮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熱污染；生物污染主要指造成疾病的病原體對水體的污染。
從防治角度來說，可以將水污染分為：工業污染、農業污染及生活污染。
而城市水污染是以生活污水為主體，包含部分工業污染。
生活污水是來自家庭、機關、商業和城市公用設施及城市徑流的污水。生活污水的成分99%為水，固體雜質不到1%，大多為無毒物質，其中無機鹽有氰化物、硫酸鹽、磷酸鹽、銨鹽、亞硝酸鹽、硝酸鹽和一些重碳酸墁等；有機物質有纖維素、淀粉、糖類、脂肪、蛋白質和尿素等，另外還有各種洗滌劑和微量金屬，后者如鋅、銅、鉻、錳、鎳和鉛等；生活污水中還含有大量的雜菌，主要為大腸菌群。另外生活污水中氮的磷的含量比較高，主要來源于城市生活垃圾引起水污染、商業污水、城市地面徑流和糞便、洗滌劑等。生活污水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污染源。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生活污水的排放空前增長。可以看出，生活污水的成分復雜，主要造成的危害還是水體富營養化以及有機物污染物造成的水體缺氧等情況。
工業污染物主要包括：汞、鎘、鉛等重金屬和砷的化合物以及氰根離子、亞硝酸根離子。除此之外，工業污染還有熱污染。
2、我國有關城市水污染的控制
針對我國水污染的嚴峻現實，早在“十五”期間國家就水污染控制技術開展了系統研究。在"十一五"國家環境保護規劃目標,了 30 余項適用于重點行業和污染源的國家排放標準。目前,我國共環境保護標準 1400 余項, 其中現行的標準有 1263 項,并廢止 162 項實施時間較長的標準,現行標準比"十五"末增加了 438 項。標準種類日益豐富。 現行標準中, 包括國家環境質量標準 14 項, 國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 130 項,環境監測規范 688 項,環境基礎標準與標準制修訂規范 18 項, 管理規范類環境保護標準 413 項。 環境質量標準,污染物排放(控制)標準,環境監測規范等重要環境保護標準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國家環境保護標準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建成。
3、國際先進的城市污水處理理念
發達國家將城市水環境質量的可持續改善作為水污染控制和城市生態系統建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歐洲許多城市通過城市規劃，統籌城市水體的環境功能布局，將納污、排洪、景觀等功能的水體合理安排，有效地控制城市水污染。日本許多城市采用全封閉式污水處理，有效地防止了污水處理的二次污染，并且在全封閉式的污水處理廠上建設了網球場、羽毛球場等等一系列公共設施，成為了全球城市污水處理的典范。
4、污染水處理后的再利用
談到污染水處理后的再利用，我們必須引入一個名詞----中水（Reclaimed Water）。
中水的概念來于日本，因其水質及其設施介于上水道和下水道之間。中水是指各種排水經處理后，達到規定的水質標準，可在生活、市政、環境等范圍內雜用的非飲用水，有再生水、中水道、回用水、雜用水等名詞。
在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國，廁所沖洗、園林和農田灌溉、道路保潔、洗車、城市噴泉、冷卻設備補充用水等，都大量的使用中水。我國是水資源匱乏的國家，中水系統在我國的發展有很大的空間。中水的利用有很大的優勢。中水的利用把污水在本地消化，達到污水零排放，把環境污染降到了最小，不污染河道。比遠距離引水便宜，像綠地用水、工農業、種樹、道路保潔、洗車、河道等用水問題，完全可以使用中水，有效的節省了污水處理的資金。
進入21世紀前后，在中國水資源日趨緊張的背景下。再生水利用開始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到2009年，中國污水再生利用率（污水再生利用量/污水處理率）在15%左右，而污水再生利用量/污水排放量的比率僅為5%左右。為配合中國城市開展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作，建設部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編制了《城市污水處理廠工程質量驗收規范》、《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設計規范》、《建設中水設計規范》、《城市污水水質》等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標準，為有效利用城市污水資源和保障污水處理的質量安全，提供了技術數據。但是在我國中水利用的范圍及規模普遍發展緩慢，主要原因目前還沒有中水利用專項工程，也沒有專項資金，只是政策上引導。中水的運用需要中水原水的收集、儲存、處理和中水供給等工程設施組成，而且建筑中水需要專門的配套設施。國內大部分建筑內并沒有中水系統，限制了大型中水處理廠的建設，而小型中水處理廠的造價和運行成本較高，達不到明顯的經濟效益。
關鍵詞：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劇；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環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國行政區域的劃分，使得我國環境惡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現在各行政管轄區之間跨界環境糾紛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環境污染問題，如何對跨界水污染進行有效規制始終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造成跨界水污染問題如此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個省級、市級和縣級行政區域，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和財政分權制度下，傾向于將努力投入到能夠帶來政績的經濟增長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這使得水污染治理規制不能有效地執行，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傾向于采取機會主義方式逃避本應承擔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車”行為將不易監測的環境污染跨界轉移出去，將成本外部化。這種現象充分揭示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帶來的公共事務治理困境，因此，強化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規制，實現全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的能力，改變地方政府僅重視短期經濟利益的行為選擇傾向。
1文獻綜述
d’Arge較早關注了環境的跨界污染問題[1]，而早期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不同國家之間對跨界水污染、大氣污染以及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上，認為不同地方通過協商談判進行區域合作是解決該問題的主要手段[2][3]。相關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博弈展開的，Maler首次將博弈論引入到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對歐洲各國酸性物質沉積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合作治理環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國的單邊支付，并模擬測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凈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聯邦跨界污染控制環境政策的有效性問題，認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領導者時能夠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而當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領導者時，中央政府的最優政策是對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提供有效的激勵，并通過歐盟的環境政策設計實施驗證了結論的科學性[5]。Barcena-ruiz對跨界環境污染稅征收的順序和兩個同級政府作為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博弈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在跨界污染較小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互補的，同時征稅時領導者和追隨者都能夠獲得福利，但先征稅的領導者獲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較大的條件下，稅收是戰略替代的，先征稅的領導者政府能夠獲得福利，每個政府都會努力避免成為稅收的追隨者[6]。Yanase運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雙寡頭國際環境污染博弈策略，認為嚴格的環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國公司的競爭力，會產生靜態的“租金轉移”效益，而國外也會享受到全球環境改善帶來的好處，即免費搭便車，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環境政策水平會偏離社會最優水平，產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過構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內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種考慮流域結構的轉移稅（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來計算一個地區最佳的污染物轉移稅率，同時也認為轉讓稅率可作為生態補償標準，加強區域減排合作，實現整個流域的減排成本最小[8]。
國內關于跨界環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馬中和吳健認為法律政策和權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沒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環境規制激勵是跨行政區環保難見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為例對地方政府環境規制失靈的原因及解決途徑進行了總結[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對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國界四個層次的單邊和多邊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條約進行了評估和比較，為構建跨界水污染沖突的協商機制提供政策建議[11]。此外，還有學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為例對污染成因、解決途徑等進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跨界環境污染治理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數都集中在理論分析、政策建議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實證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論分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礎上，分析個體利益最大化與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沖突并推出待檢驗命題，隨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主要水庫和湖泊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最后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對多個地方政府行為選擇偏離社會最優選擇的狀況進行理論闡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邊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經濟利益為目標，排放超標污染物，在缺乏激勵約束條件下，必然使環境污染問題愈演愈烈。
假設總共有 個同質地區參與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動，第 地區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為 ，因此，總的水污染治理投入為 ，在整個排污量一定的條件下， 越大，水資源質量越好。令 為第 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區的效用都取決于本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體的水污染治理投入，進一步假設第 地區的效用函數為 ，該效用函數滿足： ， ， ， ， 。根據經濟學原理可知各地區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即存在 是 的減函數。
（10）式表明，整體帕累托最優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要大于個體最優的納什均衡時的環境治理投入，即各個地區如果從最大化本地區效用出發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會小于從集體效益出發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時由（10）式也可以看出，兩種投入之間的差距隨著參與地區個數 的增加而增大，這也反映了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從水資源的公共性來看，集體最優也即帕累托最優狀態對所有參與地區來說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必然會導致“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現，最終造成各個地方政府在有限資源下無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區利益，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希望減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將水污染會治理成本轉嫁給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說：水庫和湖泊周邊的地方政府數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離希望的社會最優越遠，水資源質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們假設每個地區的預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實際情況中，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規模是有很大差異的，經濟發達地區的預算投入要遠遠大于落后地區的預算投入。Olson通過兩人博弈認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傾向于搭便車[15]，這個結論同樣適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現階段的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小，而落后地區治理環境污染的外部性較大，所以經濟發達地區能夠從環境污染治理中獲得更多的效用，這時的博弈可能變成一種“智豬博弈”。
3 實證分析
以我國水庫和湖泊相關數據為研究樣本，經驗分析地方政府數量對水質的影響，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
3.1模型設定和數據分析
3.1.1模型設定
式中， 表示水庫和湖泊，在現實中，跨界水污染還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為樣本，這是因為跨界的河流較長，水質難以平均，同時又包含多個支流，行政區難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難題在于上下游之間的協調，行政區數量對其影響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的水質狀況； 表示第 水庫或者湖泊周邊的行政區數量，該變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在選取時，主要選取周邊的縣級和市級行政單位數量，每一個水庫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級行政單位多數為1個，最多有兩個，其統計分析意義不大，因此不對省級行政單位對水質的影響進行分析。 表示影響水質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水庫和湖泊周邊行政單位的GDP、第二產業增加值、人口狀況、以及水域面積等變量； 為隨機項。
3.1.2水庫和湖泊水質狀況
在2012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淡水環境分析部分中，共給出62個國控重點湖泊（水庫），其中，Ⅰ-Ⅲ類水質的比例為61.3%、Ⅳ-Ⅴ類水質的比例為27.4%，劣Ⅴ類水質的比例分別為11.3%。主要污染指標為總磷、化學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具體狀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異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總體上來看水庫的水質要好于湖泊的水質，水庫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92.59%；而湖泊水質達到Ⅲ類及以上的比重約為40.63%；而三湖水質都在Ⅲ類以下。因此，本文為考慮水庫和湖泊二者之間的差異，在對總體展開進行回歸分析后，再對水庫和湖泊進行分類回歸。
3.1.3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通過62個水庫和湖泊的地圖可以得到相關周邊地區的市級、縣級（區）的數量，然后對行政單位的控制變量指標進行加總，得到具體數值，控制變量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3）。水域面積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環保部監測數據。所有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3.2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本文構建的回歸模型對上述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水庫和湖泊周邊的行政單位數量的增加會顯著惡化水質狀況，市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2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14和0.107。縣級行政單位數量對總體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077，對水庫和湖泊水質的影響系數為0.143和0.513，但對水庫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本文的理論假說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水庫多為水源區，提供的水多用于飲用，其水質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對水庫水質的影響要低于對湖泊水質的影響。
對于其他控制變量，周邊的GDP以及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提高會顯著加劇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別是對湖泊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認為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與水質處于“兩難”狀態，也即經濟增長會加劇水污染，保證水質也會降低經濟發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間進行權衡；農村人口數量對水質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城市人口數量對總體水質和湖泊水質的影響是顯著的，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會隨之增加，同時因消費需求的增加也會增加生產污水的排放，這加劇了流域水質的惡化；水域面積的增加能夠緩解水污染狀況，這是因為水域面積越大，其自凈能力越高，能夠相應的降低水污染。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討論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兩方面的行為選擇，通過構建發展經濟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個地方政府間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為，認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個體納什均衡最優小于整體帕累托最優，偏離程度隨地方政府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國2012年62個湖泊和水庫數據對進行實證分析，對理論假說進行驗證，結果表明顯示，隨著流域周邊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與帕累托最優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狀況越嚴重，同時水庫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原因。隨后進一步從水資源治理外部性、政績考評制度和水資源保護監管和懲罰制度等方面對造成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原因進行分析。
減輕地方政府“搭便車”行為引發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兩種方式，環境資源作為典型的公共資源，必須要有專門的主體對其利用進行協調和約束，中央政府作為全民的代表責無旁貸，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道德規范外，更應制定合理的制度規范，協調好個體和集體的利益沖突。本文在制度規范方面的政策建議為：
第一，改進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將生態環境保護狀況、自然資源使用和環境破壞指標納入到政績考核體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傾向，增強地方政府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政績考核標準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行為選擇具有導向作用，當中央政府以GDP為績效考核核心時，地方政府必然為獲得短期經濟利益而忽視長期的生態效益以滿足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環境保護資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變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提高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在績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進環境治理和監管部門的獨立性。地方環境監管部門在人事權和財權方面實際上隸屬于地方政府的領導，使得地方政府理所當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預環境治理，“土政策”、“開綠燈”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會主動要求對地方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污染企業整改或者關停，同時還會采用一些措施阻撓或者禁止環保部門不經請示就對企業的排污進行檢查，為企業提供特殊保護，縱容了企業的環境違法違規行為，造成了環境監管部門執法中的盲區，也極易造成的尋租問題。因此，中央政府應嘗試將環境規制部門從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減輕地方政府的影響和干預。
第三，明確各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體系權限。中國雖然在大多數流域設立了流域管理機構，但這些機構基本上無權過問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經濟事務，其主要任務是編制流域水資源的利用規劃，而地方的水利部門也擁有同等的權力，他們會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考慮水資源的管理，在這種格局下，各地區的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治理問題往往無法做到全流域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導致經常會出現“公對公，一場空”、“誰都該管，誰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環境保護的低效率。因此，應改變多部門分別對地方生態環境保護進行管理的現狀，中央政府可以嘗試將環境保護和監管相關負責機構從原有的國土部、農業部和林業部等部門以及地方政府中剝離出來，成立由國務院主管資源環境和生態文明的副總理負責、由環保部統一管理的環境保護和監管體系。
第四，明確跨界環境污染治理行為的宗旨和規范，加強環境規制的考核力度和違規懲罰威懾力，中央政府的監管和考核威懾力是地方政府行為選擇的最主要影響因素，但現階段中國環境保護違規懲罰威懾力明顯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違規懲罰力度不夠；二是環境違規懲罰執行不嚴。這直接影響了中央政府懲罰環境違規行為的承諾性，一些對地方生態環境破壞負主要責任的政府官員在受到行政處罰后，一部分會通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官復原職或者易地任職，這都極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官員懲罰的威懾力。只有當中央政府加大監管和懲罰的威懾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時，以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理性地方政府才會做出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選擇。
第五，建立專門的合作組織定時或者不定時的環境信息，提高環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和公眾的理解能力，通過社會公眾的監督和地區之間的競爭來約束環境責任規避行為。使其成為中央政府監督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行為、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信息渠道和長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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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水污染；環境治理；思考
我國作為處于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城市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所以我國的環境問題也首先在城市中突出地表現出來。對于我國目前而言，城市的水污染問題不僅僅是單純的環保問題，它更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生存問題。目前城市的水污染問題讓人觸目驚心，只有提高全民環保意識，制定相關保護環境的法律法規體系，并結合現代科技技術手段對污水進行處理，才能改善城市水環境質量，使城市在社會經濟方面實現全面、持續、穩定的發展。
1 城市水污染問題的現狀
城市水污染環境原因中所存在的問題集中反映了我國城市發展的缺陷，我國城市的發展政策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其只重視經濟效益，而忽視保護環境的情況使城市水污染的的問題更為顯著。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人類生產和生活過程中任意排放污水等人為因素造成的。其中工廠排放污水，人為排放污染物，缺乏對污染物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沒有及時進行達標處理污染物是導致城市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1.1 大量城市污染物無節制的排放
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工廠生產所產生的大量污水廢水，因為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只能源源不斷地排入河流，或者是隨著地面雨水徑流一起匯入河流，形成嚴重的水體污染，地下水質下降，進而發展到整個城市的水環境日益惡化。
1.2 城市水污染的治理不達標
污水收集和污水處理是城市污水系統建設問題同等重要的兩個方面，城市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資金短缺，部分污水處理系統處于閑置狀態，導致未經處理的污水仍在直排水體或污染著地下水；另一方面，巨額投入的污水設施不能充分發揮其預期效益，部分污水不得不直接排入河流，嚴重危害著環境。
1.3 城市污染物排放的監控體制比較薄弱
對于環境治理的問題，我國各地陸續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并嚴格控制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但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偏遠貧困的小城市里，某些單位和個人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或方便，忽視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將污水管私自接入河道、雨水管渠中，進行私自排污水的行為。由于排水管道屬于隱蔽工程，相關部門監督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極為難以查處。
2 城市水污染環境治理的對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的水污染防治雖然已經走過了幾十多年的歷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在持續幾十年的巨額財政投入支持下，我國水環境質量的現狀卻依然不容樂觀。如工業廢水依然是重要的污染源、城市污水排放總量仍然在不斷的增長、城郊農村發展建設所帶來新的污染源等，嚴重的水污染趨勢難以得到明顯遏制和扭轉，水環境污染和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日益加重，另外，長期以來在城市污水處理系統建設和管理區域上的一些習慣做法也與此有著不可避免的關系，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水質污染造成的水危機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城市水體污染治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它是一項長期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如何將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全面貫徹體現于城市水污染治理工作中，是我們的重要課題。針對城市水污染環境治理，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2.1 提高社會公眾的整體環保意識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為了更好的實現這一基本國策，也為了我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各地區、各部門應該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深入、廣泛、持久地宣傳教育，使環境保護扎扎實實深入人心。只有提高看公民的水憂患意識，才能有效的節約用水，防止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并執行“誰污染誰治理”的市場化體制，在收取水費的同時收取污水治理費，讓公民積極參與到防治城市水污染的具體實踐中去，并借此所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2.2 嚴格運用相關法律和行政手段根治污染問題
城市水污染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工業廢水的排放。對此政府應當采取強制的手段，加大對污染源的監督以及治理，例如設置高權威、高規格的流域監督管理機制機構，這種機構能夠獨立依法行使職權而不受任何地方政府局部利益的牽制，從而做到對水資源進行科學規范的管理。于此同時，各地的政府應該對違規排放污水企業，進行關停，并促使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保證清潔無污染的生產。
另外，還要建立全面的水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如誰污染水質誰負責，誰破壞水生態環境誰負責，并加大對污染行為的處罰力度，充分發揮法律責任的威懾力來遏制和預防污染城市地下水的行為。環保部門有權依據城市水環境功能區劃的要求保護城市水環境，對所有破壞水環境的責任人追究法律責任。這樣才能實現保護水資源，保障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3 運用技術手段對污水進行處理
長期困擾中國水污染治理工作的突出問題，除了資金問題之外就是技術問題。因此，必須采用現代先進的技術手段，加強對城市污水的處理，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并對不同的城市建設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要求、種類做出相應規定，使符合我國國情的城市污水處理技術得到應用。由于各地經濟和科學技術水平發展的程度并不相同，各地應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和目標，采取合適的排放污染物手段，從而有效的防治城市水體的污染。于此同時，國務院也應該盡快出臺關于征收污水處理費的辦法，滿足污水處理設施以及運營等方面的要求，通過一些優惠的政策，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積極的去鼓勵企業投資并運行這些設施。
2.4 發揮市場經濟杠桿的推動作用，促使污水資源化
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要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污水處理和排污收費的合理定價，逐步建立起節約用水和環境保護的價格形成體系是十分重要的。在城市的水污染治理工作過程之中，要著重把污水作為一種穩定且可靠地水資源進行再生利用，去努力的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2.5 調整產品結構，大力推行清潔生產
社會產品的機構能夠反映出社會生產的性質、發展水平和社會資源的利用狀況，同時也是由生產力狀況和科學技術的水平所決定的。隨著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水平的提高，各種新產品的種類和結構也逐漸的在發生變化，發展清潔生產和綠色產業，是減少水污染和保護環境的有效措施。只有清潔生產才能實現環境保護策略，提高效率，減輕對人類和環境的危害。
3 結束語
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環境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它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環境和身體健康，更嚴重威脅了城市的經濟發展。每年我國因城市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目前就我國的環境而言，城市水污染防治在工業廢水和生活廢水的控制、地下水資源保護、監管體制等方面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所以，全力開展水污染環境治理才能夠真正的促進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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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漢江流域；水環境、水環境質量、水污染、治理措施
中圖分類號：TV 文獻標識碼： A
漢江是長江最長的支流，發源于秦嶺漢江南源玉河帶，干流流經陜西、湖北兩省，于武漢市匯入長江，全長1570KM。漢江流域北以秦嶺及外方山與黃河流域為界；東北以伏牛山，桐柏山與淮河流域為界；西以大巴山及荊山與嘉陵江相鄰；東南為漢江平原。全流域面積15.9萬平方公里。
1漢江流域水污染現狀問題分析
1.1工業廢水及生活污水形成的點源污染
漢江流域各城市污水處理率較低, 生活污水沒有處理直接排放造成漢江中營養物質氮磷含量增加, 是造成“ 水華”發生的直接原因。點源排污仍然是漢江水污染的主要因素。根據統計資料，2000 年漢江流域廢水排放量達53900 萬t /a，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達26000 萬t /a，生活污水排放量達27800 萬t/a。2001 年，湖北省漢江流域污水排放總量為71962 萬t，約占全省污水排放總量的32.1%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9536. 3 萬t，約占規劃區污水排放量的41%; 生活污水排放量42425. 7 萬t，約占規劃區污水排放量的59%。到2009 年， 漢江流域工業廢水COD 排放量達62259. 3 t /a，NH3 － N 排放量達3158. 5t /a; 生活污水COD 排放量達77998. 4 t/a，NH3 － N 排放量達9518. 3 t /a。
1.2漢江流域農業廢水等形成的面源污染
本文涉及到的面源污染源包括農村生活污染源、農業地表徑流、分散養殖、水產養殖、船舶航運污染、大氣降水污染源。經計算得到: ①漢江流域農村生活污染物實際進入水體的量為COD 7249. 5t /a，NH3 － N 1676. 4t /a; ②農業地表徑流入河量為COD 52118. 1t /a， NH3 － N10780. 5t /a; ③畜禽養殖污染物的入河量為COD30369. 2t /a，NH3 － N 6074. 0t /a; ④農村分散魚塘養殖污染實際輸入的污染量為COD 4952. 2t /a，NH3 － N 2252. 6t /a; ⑤其它污染源包括旅游污染、船舶污染( 主要是船舶含油污水和生活污水) 、大氣降塵以及河流內原污染等，由于排放量相對較小，加上計算困難，在此忽略不計。
1.3上游污染物加重下游污染
監測資料表明, 漢江水質污染下游比上游、中游嚴重。以Ⅱ類水質標準衡量, 襄樊以上江段水質基本可以達到Ⅱ類要求, 而下游超標項目增多, 且超標率高, 鐘祥皇莊以下江段有些項目如總磷甚至超標達100%。
2漢江流域水環境污染成因的思考
2.1流域經濟發展迅速，河流納污能力降低
漢江流域城鎮化步伐加快，縣域經濟活力較強。2003年漢江流域城鎮化率為40.1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此外，伴隨著農業用水量的急劇增加和流域人口的迅速增長，兩岸工農業生產及生活用水已超過漢江的承載能力.另外,水資源的分配不均勻，干流和支流能利用的水環境容量較小,水資源保護的基礎條件有限，水體自然凈化和水資源的環境承載能力顯著降低。這些導致漢江水污染事件時有發生，水質明顯下降
2.2環境意識淡薄，對流域可持續發展認識不夠
當前，人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人與自然是個統一體，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環境和發展的綜合機制尚未形成。談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政績考核時，大家往往只注重經濟增長指標，而很少有人把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納入核算體系，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和水污染造成的巨大災害認識得不夠深入。于與此同時，大家的節水減污意識不足。處在水資源豐富的人們長期把水資源視為無價或廉價的資源，沒有形成有效的節水減污制約機制，大量的水資源被白白浪費和污染了，從而更導致漢江水資源短缺加劇。
2.3現行法律未有效被施行，缺乏完整的管理體系
社會意識、政績取向等思想領域的不科學間接導致了對漢江水污染相關法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狀況。如地方保護主義對經濟利益的單一追求妨礙了法律的實施。水資源流域統一管理體制沒有建成，水污染防治工作缺乏有效的流域和區域監管措施，流域水資源統一保護缺乏法律法規支撐，各級水資源保護管理機構體制與運行機制不健全，缺乏體系保障，機構職責不清晰。
3漢江污染的防治對策與措施
3.1以上游的污染治理為主
上游經濟落后、生活貧困及人口增長等經濟社會因素是流域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
3.1.1 加大水環境污染整治力度，建設節水生態農業
進一步加快區域內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淘汰污染嚴重、生產技術落后的工藝和設備，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污染嚴重又沒有治理價值的企業和規模小的礦產資源開發項目實行關、停、并、轉、遷。加大工業污染防治力度，以污染物總量控制為原則，全面實施污染物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證制度。此外，通過建設節水型生態農業，合理科學的使用農藥、化肥，大力推廣和發展生態農業，減少農藥、化肥等的使用，限制含磷洗滌劑和高毒性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進而達到減少源污染的目的。
3.1.2 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合理規劃污染治理。
發展經濟，必須同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相協調，把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漢江流域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區域水容量必須相適應。在確立地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時，必須進行嚴格科學的論證，量力而行。在對城市污水處理設施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增建城市污水處理廠，加快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設施與配套的城市排水管建設的步伐，并建議城市污水處理采用除磷脫氮工藝，大幅度削減氮磷元素的含量，以減輕漢江水質的富營養化程度和有機污染。
3.1.3 加強對漢江中下游重要城市的監測，嚴格依法辦事。
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建立完善的漢江水環境流域化管理體制，完善漢江流域水資源的保護規劃，對水資源進行合理利用和治理保護。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還應該加強現有漢江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把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指導思想落實到實處。對于亂排亂放的企業和工廠，應該堅決重罰或取締，摒棄以環境水資源污染為代價來發展經濟。此外，還應堅持水資源的自然流域特性和多功能屬性，以流域為單元對水資源實施統一管理，建立起一套科學有效的流域水管理制度。
3.2 加強漢江流域水環境綜合管理
在水環境管理中必須實行流域管理與行政管理相結合, 這是世界各國的共識, 也是各國長期實踐探索而選擇的管理模式以及努力實現的目標。
3.2.1 建立健全全流域生態經濟補償機制
目前在環境保護方面建立了污染者付費制度, 在生態建設方面引入了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財政轉移支付的機制, 在此基礎之上, 應進一步建立健全全流域生態經濟補償機制。全流域生態經濟補償機制要體現流域上下游之間的跨地區補償、流域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之間的補償, 以調動各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促進漢江流域水環境的綜合管理。
3.2.2 加強流域的環境管理
首先要建立健全漢江流域環境監測網, 建設漢江流域的數據庫。對漢江干流、重要支流、丹江口水庫的水質監測, 對沿江城市的大氣、水體、噪聲等的監測,對山區自然生態、自然資源物種、保護區、文物的動態變化的監測, 要特別重視, 逐步建成資源環境信息庫。其次應建立漢江流域管理機構和制定管理法規。統一上中下游及各支流、各省、地、市、縣的環境保護規劃, 分清各地區的環境權利、義務和責任, 實行統一管理, 防止部門、地區之間的相互推委。
3.2.3 改革流域管理的投融資機制加大投入
改革投資體制, 由流域管理機構統籌流域公共投資的使用。開放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公用事業市場、吸引國內外投資、完善相關配套政策, 并通過多種途徑籌集流域水環境保護和恢復資金。
參考文獻
[1] 漢江流域水環境綜合管理 劉雋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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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統的數據庫研究、模型庫研究、系統的建立與應用。
一、項目簡況
“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研究”于1999年底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批準立項，2000年1月正式啟動，2002年10月研究工作結束，隨后進行了研究成果的應用。2003年3月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遞交了項目結題報告，2003年9月得到了基金委批復，批準項目結題。2003年10月20日，在重慶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組織下，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后勤工程學院、重慶市環境科學研究院等單位的七名專家組成專家組，對項目進行了鑒定。專家組認為“該成果處于國內領先，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水污染控制規劃是本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系統工程方法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提出的。它是在污染源調查和水質現狀評價的基礎上，依照國家或城市對相應水體功能的環境質量要求，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計算出水體中各污染物的最大允許排放量(即水環境容量)，然后根據規劃水平年預測的污染負荷計算出污染物削減量，以使水域功能滿足所要求的環境質量標準。削減污染物量可以有多種方法和措施，水污染控制規劃必須通過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分析和比較，優化出滿意的實施方案。
二、主要成果
本研究將理論研究和實例應用研究相結合，以Ge0MediaProfessional3.0為GIS系統開發平臺，以VB6.O為系統二次開發語言，以MicmsoftAccess97為數據庫系統，并以重慶市三峽庫區鳳嘴江為實例，開發了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及其軟件WPCPGIS，并在重慶市渝北區御臨河流域綜合治理規劃中成功應用。
主要研究內容包括:
l、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研究
WPCPGIS空間數據庫設計采用了基于現象的矢量數據模型對現實世界中的地理實體中的實體進行抽象，利用GeoMedia
Professional3.0完成河系及相關實體數據結構和組織設計。并用特征類(rea*ureClass)來管理空間數據。
在WPCPGIS中，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存貯在ACCESS的不同數據表中，并通過主鍵屬性進行數據表間的聯接。利用visualBasic6.0和GeoMediaProfessional3.0中的數據控件實現對空間數據庫和屬性數據庫的調用。
本研究針對水污染控制規劃的系統性與綜合性、空間相關性、數據的動態性和適時性、數據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等特點，闡述了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的設計方法。建立了W代PGIS數據庫，為規劃決策提供了切實可行、方便靈活的數據資源。該數據庫系統具有動態更新能力和高度的信息共享性，充分體現了空間信息系統數據庫的特征。
2、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模型庫研究
通過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模型庫的研究，系統地歸納、分析、完善了整個水污染控制規劃過程的各種計算模型，并開發了水污染控制規劃過程的實用計算模型，包括模糊影響系數環境容量計算模型，污染負荷分配模型，規劃方案環境效益計算模型等等。將模型庫技術引人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中，開發了WPCPGIS模型庫系統。該模型庫系統能夠很好地對水環境系統和規劃方案進行模擬，為規劃人員和決策者進行污染源分布及排放強度、河流污染負荷、水質狀況、水體環境容量、規劃水平年水質預測情況、各規劃方案的經濟技術比較等研究提供決策支持。模型的計算結果能在wPCPGIS軟件中以數字地圖的形式直觀地顯示出來，使得W】丫PGIS能夠直接用于水污染控制規劃決策。模型庫采用結構化設計，是一個開放(open)的系統，系統開發人員可以根據模型的發展和實際需要，添加新模型或修改已有模型。
3、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的建立
本研究在水污染控制規劃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和模型庫研究的基礎上，將Gls技術應用到水污染控制規劃的每一個過程，并實現了GIS軟件、模型和數據庫三者數據同步，達到了對象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的動態管理，適時更新，并且使得wPcPGIS系統能夠自動響應信息變化，這對于污染源的動態管理特別有意義。在WPCPGIS軟件中可修改污染源的空間數據和屬性數據，通過數據庫輸人模型庫計算，系統再將模型的計算結果存人數據庫，被GIS軟件調用，并以數字地圖的形式顯示出來。同樣規劃人員可以直接修改、添加數據庫中的數據，通過模型庫計算，在WPcPGIS數字地圖中顯示出來。
本研究將模型庫技術、數據庫技術租G巧技術相結合，實現了水質狀況的動態顯示。通過隸屬度加權綜合平均水質級別法進行了水域水質級別計算，使得水質評價結果直接與(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聯系在一起，能夠給規劃人員和決策者提供準確的水質污染信息，并將水質級別以專題數字地圖的形式顯示出來，超過水質目標的河段用紅色警示，將抽象的水質狀況以非常直觀的形式顯示出來，讓決策者能夠一目了然。
關鍵詞水質污染;現狀;治理措施;勞動湖;黑龍江齊齊哈爾
中圖分類號tv211.11;x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0)01-0268-01
勞動湖位于齊齊哈爾市中心城區,是利用嫩江河道支叉興建的人工湖。北起嫩江城防堤入水閘門,經胡家泡子、北大橋、西大橋、化工橋進入龍沙公園,再經勞動橋、嫩江公園進入嫩江。水域中心長7.5km,面積165.75hm2,其中40hm2水域已建成龍沙公園和嫩江公園,流經地帶多為城市的黃金地段,具有較高的商業、生態、景觀價值。勞動湖水位高145.00m,庫容量為340m3,齊齊哈爾市西部、西北部及部分中心區雨水匯入勞動湖,總匯入面積為15.6km2,對調蓄城市雨水具有重要作用。勞動湖南北兩端與嫩江相連,北端為勞動湖進水閘,閘底高程143.34m;南端為勞動湖泄水閘,閘底高程143.43m。
因勞動湖進、過水閘閘底較高,全年絕大部分時間江水不能自然進過,使勞動湖成為死水。多年來,由于部分城市污水排入湖內,兩端居民向湖內及湖岸倒垃圾,大氣降塵及湖水顆粒物自然沉淀[1,2],致使水域面積逐年縮小,污染嚴重。湖水處于嚴重富營養化狀態,每年夏季藻類大量繁殖,湖水臭氣四溢,湖岸十分臟亂,使城市內河變成污染源。近年來齊齊哈爾市對勞動湖進行了治理改造,主要是對沿岸進行了景觀建設,使其成為市內重要景觀之一,但湖水污染仍較嚴重,亟待進一步治理。現就勞動湖污染現狀及治理措施作一探討。
1勞動湖水質污染現狀及原因
1.1水質污染監測與評價
據監測結果分析,在檢測的11項污染物中溶解氧、高錳酸鹽指數、總氮、總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標,其中溶解氧和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標率分別為33.3%和66.7%,其他各項指標均為100%,表明勞動湖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嚴重(見表1)。
根據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85進行評價,勞動湖水質為v類水體標準。評價結果表明,勞動湖的主要污染物為總磷和總氮,污染負荷已達80%,表明勞動湖湖水富營氧化嚴重。
1.2污染特征及原因分析
監測結果表明,勞動湖為有機污染,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勞動湖湖水常年處于閉流狀態,更替緩慢,自凈能力弱;沿湖西岸共有17個排污口,其中雨水口4個,生活污水口9個,工業廢水口3個,每年接納污水227.26萬t,cod 649.6t,ss 353.6t,bod5 224.6t,總磷2.415t。
2治理措施
2.1清淤
湖底淤泥中含有大量氮、磷及其他營養物質,在水中釋放出后,易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因此需對勞動湖進行定期清淤。同時,也可增加勞動湖水深,增強城市雨水調蓄功能[3-6]。
2.2控制排污量
勞動湖沿岸共有排污口17個,年排入湖內污水總量為227.26萬t。因此,應控制污水排放量,做到總量控制和濃度控制相結合[7-9]。
2.3定期換水
勞動湖水污染主要是由于水中氮、磷含量過高,造成水體富營養化,每年冬季湖水完全不流動,勞動湖底泥釋放出的氮、磷量較大,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為防止藻類大量繁殖,勞動湖需在5月換水1次。同時,湖水經過6個月的下滲、蒸發,水量已不能滿足勞動湖設計水位145.00m的要求,需要進行補水。勞動湖5月換水后經過3個月,湖水中氮、磷含量不斷升高。8月前后氣溫較高,各種條件均適宜藻類生長繁殖,因此應進行第2次換水,從而使勞動湖水質達到使用功能。
編輯轉
3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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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變遷，市場機制，公民社會，政府管制限度
環境污染，不論是在先發展國家，還是在后發展國家，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嚴峻事實。不過，與先發展國家比較，后發展國家的環境污染顯得更為突出和嚴重。針對環境這一公共物品，政府如何在環境管制和對環境污染管理中發揮有效作用值得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但同時，也離不開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與公民社會自組織的參與監督。排污許可證制度是實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制度，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的一部分，也是整個排放許可證制度最先實施的一項制度。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自1985年在上海率先實施，然后國家環境保護局在1987年作為一項新的環境管理制度開始在部分城市試行，到1990年已取得了一些經驗，后逐漸在全國推廣。從時間上看，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從試點、推廣到現在已快十五年了。考慮到沿海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的普遍性以及其對人們生存狀態的嚴重危害性，因此，有必要對此類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以便發現問題尋找有關對策，并從理論上加以闡述與分析。通過描述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現實，探討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演變過程，分析政府在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所起作用及其限度，呼喚市場機制的經濟功能和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3]
一、排放許可證制度安排、現實困境與制度變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因此，工業生產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在農村，鄉鎮企業在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充沛的資源與寬松的管理環境（包括稅收、土地與服務費用方面的優惠等）過程中得以起步與壯大，城市也以發展重工業與化學工業為主，但經濟發展的結果是自然環境的破壞與人們生活質量的下降。農村地區水污染特別嚴重，而城市地區受水污染困擾的同時，也面臨著噪音污染、大氣污染等，環境污染已經影響著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與生存質量。這樣，八十年代中葉以后，由于水污染、固體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等生產性污染大量出現，國家環境保護局為了扭轉環境惡化的趨勢，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先后制訂了八項管理制度，其中排污許可證制度是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環境管理制度。由于排污的種類較多，本文限定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上。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申報登記經審核批準，發放排放許可證，并對排污單位進行監督管理的一項制度。1985年，排污許可證制度（主要是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下同）首先在上海、徐州、常州、金華等地試點，后來逐漸推廣，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存在。
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得到完善。這一制度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第一個基礎是手段，通過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的辦法來測定排污總量；第二個基礎是配套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對排放許可證制度有直接的影響；第三個基礎是側重點的選擇，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在手段基礎上，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單一的濃度控制向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兩者并存的測量方法轉變
開始，排放許可證制度以濃度控制為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根據國家水環境質量標準和國家經濟、技術條件，制定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級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濃度控制的優點是比較簡單、管理方便，可以根據它的排放濃度來決定它對水質的影響程度。一般而言，排放濃度越大，對水質的破壞程度越大。因此，只要監測出排放濃度，就能計算出受污水質的損害程度。不過，這種控制方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沒有將污染源削減與水體環境目標相聯系。實際上，污染源由于它們在地區上、時間上和排放去向及方式的差異，使其對水體環境污染的影響是不相同的。如季節因素影響。水質對濃度的稀釋常受季節的制約，汛期時稀釋快，一般情況下，稀釋慢；二是濃度控制所確定的污染源治理方案不具有經濟優勢。在濃度控制的管理戰略下，污染源治理方案是工廠達標排放的點源單獨處理方案，沒有考慮到污染單位的經濟技術條件、生產規模和廠群之間的聯系；三是濃度控制管理方式缺少針對性和靈活性，沒有經濟刺激作用。所有環境保護工作都圍繞“達標”來進行，沒有考慮到局部與整體、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4]由于濃度控制方法存在著上述缺陷，而且在實際管理中兩個問題較突出：一是污染源達標，但水體繼續惡化；二是按排放標準進行污染源削減，所需投資大，污染單位無力承擔。因此，總量控制方法就提到了議事日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于1988年頒發《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1989年全國有60多個城市實行了以總量控制為基礎的環境保護制度。1991年又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相繼推出了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為基礎的不同形式的排放許可證制度。這樣，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并存的格局基本形成。具體的分布特點是：在區域上，農村地區以濃度控制為主，城市地區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排污單位大小上，小型排污單位以濃度控制為主，大型排污單位以總量控制為主；在污染源重點非重點上，非重點污染源實行濃度控制，重點污染源實行總量控制。
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方式是根據環境目標的預期目的，事前測算出本環境目標所允許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再將污染物指標分配到各個區域并進行分散管理的一套管理辦法。行業總量控制、目標總量控制和容量總量控制是總量控制的具體表現方式。1、行業總量控制。針對各地不同的工業行業，環境保護部門有選擇地對重點行業污染物進行控制。如浙江平陽縣，它的主要產業是制革行業，因此，環境污染控制以制革行業為主兼顧其他行業；2、目標總量控制。國家環境保護總量根據1995年的排放總量作為基數，每年設定比上年遞減的排放量目標。總量控制的辦法，首先在各省區市申報基礎上，核定省區市排放量基數。經全國綜合平衡，編制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把“九五”期間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解到各省區市，作為國家控制計劃指標，然后由各省區市把省級控制計劃指標分解下達，逐級實施總量控制計劃管理。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是強化水環境管理的有效措施。為了保證水體質量，必須嚴格控制排放污染負荷量（即污染物總量），使其不超過自然環境的凈化能力；3、容量總量控制。根據河流水質承受污染的最大容量來決定排污單位的排污量。
在實際環境管理中，目標總量控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目標總量的制定可能與以下三個問題有關：第一，排污總量如何確定。如果按照每一個排污單位總量相加，就牽及到每一個排污單位排污總量如何測定的問題。在實際過程中，自動化的監測儀器還沒有成批的使用，僅憑人工監測有它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水體納污容量如何確定。排污總量與水體納污容量有密切的關聯，在測定排污總量之前，首先應該確定水體納污容量。第三，排污總量該由哪級政府部門確定。主要在上級環境保護部門和當地環境保護部門中選擇確定。由上級環境保護部門決定，主要考慮的是整個行政區域的排污總量，這樣，在分配當地排污總量時可能會有高低之分，也會出現與事實不符的狀態。如果由當地環保部門自行確定，在現行的平行管理體制（一級政府直接管理當地環保部門的體制）下難免會出現地方保護主義的弊病。
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是建立在濃度符合標準與確定污染物目標總量控制和排污總量削減基礎上的。這一制度的關鍵是確定污染物排放總量，分配污染物總量削減指標。另外，水污染物總量控制還應涉及到流域、區域水量水質、總用水量和排水量等諸多因素。
（二）在配套制度上，排放許可證制度與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緊密相聯
從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變遷情況表明，國家首先實施的是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這在《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其次才開始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可以說，排污申報登記制度是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前提和基礎。眾所周知，排污申報登記制度不同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制度，因此，它的效力受到嚴重削弱。由于企業營業執照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的，因此，為了有效控制污染企業的“出生”，在實行“三同時”制度的基礎上對某些污染領域采取一定的措施。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加強飲食娛樂服務企業環境管理的通知》（1995年）指出：“新建、改建（含翻建）、擴建、轉產的飲食、娛樂、服務企業，有涉及污染項目的，應按環境保護法及有關行政法規，向當地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辦理環境影響申報登記或審批手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審核企業登記申請和對企業的監督管理工作中，可以要求企業就污染及防治情況作出說明，發現有可能存在污染或已存在污染的，要及時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通報情況。”明確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與環境保護部門合作，共同預防環境污染。但這些規定都建立在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合作順利的基礎上。溫州市鹿城區采取與工商行政管理、消防、勞動、防疫等部門聯合審批的辦法，行使自己的環境污染評估權，效果良好。問題是，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執行這一方面的規定，可能出現辦理營業執照或年檢時環境保護部門無力干預的狀況。而排放許可證的年審，不象工商執照年審那樣有強制力。有的地方也嘗試著另外的辦法。從2000年10月始，杭州市環境保護局與市計委、經委、建委、規劃、土管、工商等17家部門實行聯合投資項目審批一條龍服務。杭州市將投資項目審批的政府部門安排在同一地點辦工，也把環保部門納入，這對環保部門的事前管理是有效果的，也便于處理好與其他職能部門，尤其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關系。當然，所有的制度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最好的辦法是，把相關職能部門共同處理環保事務的有關規定，不僅僅體現在部門規章中，而且應在法律法規中加以明確。
不少排污單位在申報登記之前已經在生產，這在浙江溫州、嘉興的鄉鎮企業最為明顯。當然，如果排污單位超濃度或超總量排放，就面臨著罰款和限期治理的處罰。國務院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2000年）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放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放許可證。在這里，已經將排放許可證制度與限期治理制度相聯結。只有符合達標排放的排污單位，才能領取到正式排放許可證，而沒有達標的排污單位處于限期治理階段，只能領取臨時排放許可證。
（三）在側重點的選擇上，飲用水源的強管制與一般水源的軟約束
一般來說，一旦涉及到當地飲用水源的污染問題，各地都會采取強管制的方式，在城市地區，重點保護的是飲用水源。上海市政府對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十分重視，對水源保護區的198家重點企業全部實施了排放許可證制度。針對飲用水源污染問題，有的地區還出臺了局部性水域的地方性法規。如1990年上海市通過了《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1993年2月杭州市政府《杭州市苕溪水域污染防治管理規定》，1996年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批準通過《杭州市苕溪水域水污染防治管理條例》，規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環境保護部門根據苕溪水域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限值對排污單位核發排污控制證，排污控制證由杭州市環境保護部門統一制定。……對責令限期治理的，在限期治理期間必須嚴格按照排污控制證規定的要求排污；對責令停產治理的，在治理期間不得排污；對責令關閉的，應停止生產，吊銷排污控制證。”在這里充分反映出對水源保護區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管制，對排污單位的進入作出了禁止性限制，而對一般水源的管理，實行的是誘導性的管制，大都以收繳排污費和實施污水處理為主，屬于軟約束。這兩種許可證在實際上是有嚴格區別的。前者管理力度強，涉及到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社會的穩定，行政措施到位率高。而后者則沒有這種要求，往往使管理流于形式。
在討論排放許可證制度時，切不可忘記現實生活的殘酷無情。在對浙江省有關市縣調查后，人們發現許可證制度事實上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
一是嚴格按規章制度發放許可證的市縣比例不高。在調查的八個市縣中，就有五個沒有按規范操作，見表一。
浙江省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有關市縣分類（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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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 |
溫州、杭州、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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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規范發放許可證的市縣| 金華、嘉興、海寧、瑞安、平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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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發放許可證的數字與實際排污企業數差別太大。溫州市（不包括區，只統計市本級）96年開始發放污染物許可證，97年到99年的統計數字包括正式許可證和臨時許可證，共316個。據有關領導直觀的估計，領取許可證的排污單位僅占排污單位總數的20%左右。那就意味著許多排污單位根本就沒有到環保局領取許可證，但仍照樣經營與生產。
三是有的市縣根本就沒有真正落實過這項制度。瑞安市從96年開始實施許可證制度，但只發放不超過40份的臨時許可證，從97年到2000年間基本上沒有發放過許可證。
當然，得出許可證制度“名存實亡”結論的更為充足的一個理由，那就是，現行的排放許可證制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制度變遷，使原先設計的制度安排發生重大的變化。
行政許可是指行政主體根據行政相對人的申請，經審查依法賦予行政相對人從事一般法律所禁止的權利和資格的行為。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結合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實際狀況，人們可以得出以下六個方面的判斷：
1、許可應該是依申請事先批準，而不是事后核查。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事后同意，沒有事先的批準。排污單位在水污染物排放之前根本就沒有向環境保護部門提出申請，而只是在事中或事后才由環境保護部門消極被動地去監督，這在農村地區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中尤為明顯。
2、許可是一種賦予權利的活動，應該賦予相應的權利。但現行的許可制度沒有做到這一點，排污單位沒有合法的排污權。在實際過程中，國家只是默認這種權利而已。
3、許可應該是賦予的特殊性權利，因此，發放的許可證應該受到嚴格的數量限制。目前，環保部門所發放的排污許可證不受數量限制。
4、許可應該建立在審查手段確定這一前提下，而不能建立在不確定的結果基礎上。從上述得知，排放許可證制度基本步驟有四：一是排污單位申報；二是當地環境保護部門審核批準；三是發放排放許可證；四是監督管理。其中第二個步驟審核批準的依據是什么，這很重要。排放許可證制度剛推行時，審核的依據是濃度控制，后改為總量控制。（農村地區仍是濃度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村無法做到總量控制，只能根據濃度控制，即使在城市地區，其總量控制也難以確定每個排污單位到底排放了多少污水。因為現行的監測手段做不到這一點。這樣，發放的許可證實際上是建立在審查手段不確定的基礎上進行的。
5、許可是一種審批行為，因此，它會產生批準或不批準兩種結果。作為行政許可，它以“禁止義務”的存在為前提。義務分兩種：作為義務與不作為義務。禁止義務屬于不作為義務。行政許可不是對一般義務的免除，而是對禁止義務的免除。如果沒有禁止義務，也就無所謂行政許可。排放許可證應該以禁止一般單位排污為前提，如果只存在批準，不存在不批準，事實上就與政府確立許可證制度的本義相違背。
6、許可是一種要式行政行為，一般要求許可證有統一的格式，而排放許可證格式不統一。盡管國家環保局規定水污染排放許可證要有統一的格式，國家環保局也提供過統一的排放許可證的書面格式，但沒有要求統一印制，結果，各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許可證格式。盡管許可證所反映的具體內容大同小異，但名稱上就存在著不同。有的是許可證，有的是注冊證，如浙江金華和嘉興。
考慮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困難，無法真正按照許可證的要求來推行，所以，有關市縣（如金華、嘉興，包括下屬縣）在放棄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同時，就發明了另外一種制度形式，那就是注冊證制度。
注冊證制度的基本內容如下：1、注冊證制度規定，排污單位排污不需要由環保部門批準或許可，排污單位只是向環保部門注冊，然后就表示排污單位的合法存在。這種注冊實際上就是行政確認，而不是許可。許可是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申請的事先批準，而確認是事后同意。當然，其排污費、超標超量排放費仍要按規定交納。2、由于環保部門對排污單位排放污水總量難以核定，因此，采取排污單位自報或環保部門根據排污單位用水量或用電量來折算出一個概率值。對于濃度控制的排污單位，濃度的比例由排污單位自測或環保部門抽檢所獲得的數據確定。3、根據排污單位申請或備案，環保部門就發給注冊證，不受數量上的限制。也就是說，任何排污單位都可以拿到注冊證。
通過以上的分析，結合許可證理論的規范與許可證實踐的操作，我們認為，現行的許可證制度僅僅是一種注冊證制度，沒有達到由環保部門行使真正管理權力的狀態。現行的注冊證制度是水污染物排放管理最初步的管理，尚需依托相關的管理內容與規范，才能進入到真正的許可證制度。即制度變遷將呈現的趨勢是：第一步，排污企業先注冊，環保部門備案后就發給注冊證；第二步，排污企業先申請，環保部門核實審查，再由環保部門批準同意或不同意核發許可證。可以肯定，這種許可證制度，一方面不完全具備規范性許可證制度的本質特征，但同時又具有許可證制度特殊的具體形式。這樣，現階段的許可證制度實際上屬于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具有承上啟下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二、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政府管制失靈
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做法。象日本和匈牙利實行的是“目的一元論”，這些國家的環境法律規定，環境保護法的唯一目的是保護人群健康。因此，一旦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總原則相抵觸時，人們除了選擇環境保護外別無選擇。不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目的二元論”，即既保護人體健康，又促進經濟發展。[6]
中國是后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把保護人體健康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但不管怎樣，政府對于已經產生污染的企業管理來說，事實上仍走上了一條“先污染”的道路，沿襲著“后治理”的舊模式。
我國經濟發展以粗放的外延發展為其特征，通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實現經濟的較高增長。因此，對于環境公共物品的自然保持只有一個底線，就是不以嚴重影響人們的基本生活和降低生活質量為界。各地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不論是損耗資源型的產品，還是損耗環境型的產品，只要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率就能得到政府的鼓勵與百姓的歡迎。
制度變遷的需求產生于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的雙重作用。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內在變量指制度本身安排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程度，外在變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所面臨的社會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壓力。據上所述，排放許可證制度在內在變量方面已經存在著制度安排設計上和技術上的漏洞，外在變量上更與制度原設定的目標大相徑庭。當然，任何制度都會出現不足，這是正常現象。“把制度搞正確是一個困難的、耗時的和引發矛盾的過程。這個過程既需要能在文化上被認同的規則，又需要有關于時間變量和空間變量的可靠信息。[7]”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尷尬，主要原因在于制度需求不足，制度供給困難，內在變量與外在變量發生變異，最終導致政府管制失靈。
（一）制度安排的需求不足。對排放許可證的需求不僅對排污單位來說沒有強烈的依賴性，而且對政府環境保護部門來說也嫌底氣不足。
1、排污單位需求不足。環境是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但沒有人愿意承擔治理成本。正如布坎南所言，每一個理性人，都是以獲取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其宗旨和目標的。這樣，針對水污染物排放問題，就排污單位本身而言，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只管排放而不管治理，只要獲取所得，不支付任何成本，這是最佳的選擇。不過，如果聽任排污單位自以為是，為所欲為，那么，人類就無法再繼續生存和發展，公有地的悲劇必將發生。[8]這時候，作為公共事物的管理者-政府被迫對環境污染進行管制，約束人們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保護環境。既然政府加入了對環境的管制，排污單位就被迫交納相應的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但排污單位的環境保護意識卻沒有相應提高，認為交納排污費和超標超量排污費后，排污單位就已經履行了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的還對環保部門污染物申報登記工作不配合。1996年1月1日，湖北省環境保護局向鐵道部第四勘測設計院等16家企業事業單位發出排污申報登記通知書及排污申報登記表。3月1日又發出催報通知。各排污單位均逾期未報。湖北省環境保護局于1996年6月18日分別對各排污單位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其行為已構成“拒絕申報”，并分別對其罰款3000元。[9]
對治污設備的興建也持消極態度。這與企業發展預期與貼現率高低有關。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對預期與貼現率態度是有差別的。大中型企業對企業發展有較高的預期，因此，重點放在企業長遠的發展利益上，不僅僅著眼于追求近期的貼現率。小型企業則有所不同，它對未來的預期收益評價較低，對自身的生產與經營狀態沒有長期的發展計劃，囿于近期利益，因此，對近期的預期收益評價較高，這導致小型企業關心的僅僅是近期的貼現率，其直接后果便是這類企業行為的短期化。顯而易見，大中型企業對興建治污設備行動積極，小型企業持觀望拖拉的消極態度。而且，治污設備的投入也是一筆較大的開支。據市場調查，自動監測設施，即便最低的國內產品也需要花費每臺4萬元，而且性能不穩定。國外的產品價格更高，每臺10-20萬元不等。比較而言，大中型企業對高性能的治污設備需求可能會迫切得多，對投入舍得花錢，財力上也能夠承擔；對小型企業來說，沒有企業存在的穩定性需求，談不上長遠利益的考慮，而且購買價格不菲的設備，畢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開支，費用承擔上較困難，這樣，小型企業對自動監測設備的內在需求不足。
當然，低層次的排污單位對許可證臨時應景式的需求還是存在的。如有的排污企業（在浙江省瑞安市）在從事國際貿易時，為了使外商感覺到它是合法企業，做貿易伙伴較安全可靠，出于這樣的動機，才主動地向環境保護部門“索要”許可證。有的排污企業由于是“五小”企業[10]，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時需要環境保護部門的證明，企業才被迫來向環境保護部門申報。象這些需要許可證的，并不是治理本身的需要，而僅僅是在國際貿易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登記與年檢壓力下被迫領取的，是一種非自愿的行為。轉貼于
2、社會公眾的需求不足。眾所周知，新辦企業的產生在本區域內肯定會形成一定的資金流、物資流、人力流與就業流。隨著生產、銷售服務的規模化，運輸業發達，帶動了第三產業如飲食業、賓館業的發展，有的地方還出現交易市場，如浙江溫州皮革市場、紹興柯橋中國輕紡市場、嘉興皮衣市場等。很明顯，當地排污企業在增加就業與提高經濟收入方面對本地居民有較大的吸引力，因此，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方面的需求相對顯得不足。盡管《環境保護法》中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不過，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程度與環境污染對生活造成的損害程度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對生活與生產損害程度較低，沒有產生直觀的副作用，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包容在容忍程度范圍內。正像美國學者所言，人們如果被迫為獲取生活必需品而不停地奔忙的話，人們可能無暇或無意顧及污染問題。可是，在生活逐漸富裕的社會里，教育水平、生活條件和個人利益直接損害程度都會有助于引起人們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11]一旦無法容忍或直接損害了個體利益，有關居民首先就會與排污企業交涉，如果交涉無效，就會考慮投訴，向環境保護部門或新聞媒介或通過區長熱線、市長熱線等投訴，反映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不滿，有的提出制止污染或索賠要求。
不管怎樣，從總體上說，不論是排污企業，還是生活在污染源區域的居民，都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缺乏足夠的認識，也對排放許可證制度的有效性感到懷疑。
3、政府需求不足。政府與制度存在著一定的依存度。政府需要制度來維護秩序，而制度又需要政府加以完善與落實。但在實際工作中，政府與制度間并不是系統平衡的，有時政府可能會出于主觀上的原因，對制度建設本身顯示出需求不足。在環境保護領域，相當多的一級政府或環境保護部門對環境保護制度缺乏需求，具體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沒有直接自身利益需求。剛一開始發放排放許可證時規定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費，一般每本收取20到30元不等。成本費中應該既包括印刷的成本費又內含發放的勞務費，而現行規定不能收取此類成本費。這樣，不僅許可證印制的成本要由環境部門內部承擔，而且連勞務費也無法獲取，對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失去了發放許可證的利益沖動。
二是怕影響當地經濟發展和官員升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始終將經濟建設作為其中心工作，只有到“九五”時期才將可持續性發展作為政府工作目標的一部分，不過與經濟建設相比較，還是處于主流與支流的關系。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憑借其較大的影響力左右著政府收入與分配狀態，直接關系到資源的有機配置效率。對地方政府來說，這種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制度安排創造的機會大大超過因創造這些機會而支付的單純經濟成本，則被認為提供了凈利益，而不考慮環境成本，或忽視環境成本。相反，由于保護自然環境，而沒有出現經濟的有效發展則被認為是引起了凈損失，在經濟發展中往往處于劣勢。在評價政府管理行為時，眾多政府較多地注重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生活水平程度。據統計，鄉鎮企業在溫州市工業經濟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1997年全市鄉鎮工業總產值達819.23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1242.40億元）的65.94%.[12]這對溫州市政府來說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財政稅收來源高度依賴鄉鎮企業，沒有鄉鎮企業的發展，就無法保證政府管理所需龐大開支的財力支持，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往往又是污染大戶，影響當地水、氣資源環境。如果一旦關停大量污染企業，對當地稅收會有較大沖擊，而且對當地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也會有負面影響，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結局。從這方面觀之，地方政府對環境污染所采取的被動消極態度不足為怪。
其實，在一級政府與環境保護職能部門之間，對環境保護的態度不可相提并論，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環境保護部門出于職能動機的推動往往會采取一些措施治理污染，但一進入一級政府層面，阻力就會逐漸增大。根據《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關停并轉的權力在一級政府，而不在環保部門。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能夠采取限期治理措施。由于限期治理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措施，而且還有相應的法律后果，因此，對排污單位影響較大的，法律規定了較具體的報批程序：中央或省級政府直接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中央或省級政府決定；市、縣或市、縣以下政府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縣政府決定；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企事業單位，責令停業、關閉，由作出限期治理決定的人民政府決定。一般來說，環境保護部門對治理污染有強烈的職責意識，但一級政府可能會過多考慮地方經濟發展和政府官員升遷的因素。[13]因為，在中國政治權力安排過程中，越來越反映出一種趨勢，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的提升與當地經濟發展是成正比例關系的，地方經濟發展了，地方官員升遷和進京做官的機會就會增大。這是中國地方政府從傳統的“服從中央型”向現代“政績顯示型”轉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
而且，環境保護部門在一級政府組成部門中的排名相對較后，其行政地位不高。在中央政府中，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屬于國務院的直屬部門，不少地方政府環保局在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的排名序列中也較后。溫州市政府有45個局級機構，市環境保護局列15位。一級政府對環保不夠重視以及環境保護部門地位較低由此可見一斑。鑒于一級政府掌握著限期治理和關停并轉的批準決定權，所以水污染嚴重而得不到有效治理，或治理后又回潮的，其責任更多的應該在一級政府上。也就是說，政府需求不足的主體首先應該是一級政府，其次才是環境保護部門。
（二）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
制度變遷的供給依賴于制度設計的“成本”以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設計制度的政府，盡管環境保護意識觀念在逐漸增強，但在制度安排上仍缺乏周全的思考，甚至正是由于這種制度安排上的某些缺陷，使整個制度出現較多的弊病，無法在實際執行中產生出高效率。
1、法律規范供給不足。我國由于地域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經濟發展狀態與環境污染程度存在著較大差別，國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能一刀切，只能對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作出規定，不可能涉及到非常具體的細節。現較突出的問題是，能夠對各項具體制度安排產生較大影響的基本制度沒有從法律法規上得到保障。《環境保護法》與《水污染防治法》都沒有具體規定許可證制度。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規定“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依照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申報登記。”這可以理解為是排放許可證的低級形式。[14]1990年12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各級環境保護部門要逐步推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放許可證制度。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工業污染源監測管理辦法》（1991年）中規定：“對企業發放或更換‘排污許可證’時，對其所申報的污染物排放設施和處理設施必須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環境監測站的核查監測合格，否則，不予發放或更換。”國務院于1989年批準并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排污許可證制度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另行制定。這是對《水污染防治法》的一個重要補充。顯然，國家法律法規對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但作為行政規章的規定還是有的。國家環境保護局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規定：“在污染物排放濃度控制管理的基礎上，通過排污申報登記，發放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逐步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并在該辦法中第一次把“排放許可證制度”單獨作為一章來規定， 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下發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和申報登記表的通知》提出排污單位在排污申報登記的基礎上，向當地環保部門申請排污許可證。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工作的幾點意見》，要求開發區污染物排放要實行總量控制與集中治理。在總量控制的原則指導下，對開發區內新建項目污染物排放實行合理分配，并積極推行排放許可證制度。直到2000年3月，國務院在《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上才有新規定：“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提交《排污申報登記》。……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部門根據總量控制實施方案，審核本行政區域內向該水體排污的單位的重點污染物排放量，對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發給排污許可證；對超過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間，發給臨時排污許可證。具體辦法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制定。”不過對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規定，不像《固體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中明確規定實行許可證制度。[15]這樣，就產生兩大問題，一是行政法規沒有法律的權威性，在執行中可能會遇到困難；二是對許可證制度的規定缺乏操作性，沒有具體的步驟與措施。國家立法主要針對的大型企業，對小型企業的操作性與有效性顯得差一些。而且，對地方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僅有國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規不行，應該有地方性法規來保證它的實施，以加強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力度。目前，省一級有關許可證制度的地方性法規沒有出臺。
2、配套的技術規范供給不足。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通過制定相應配套的技術規范來實現。如環境保護制度的建設項目“三同時”審批，就涉及到大量的技術規范；環境噪聲污染源防治與規劃布局空間距離有密切關系；水污染物排放去向與受納水體不同，對技術標準要求有別[16].目前，國家環境保護部門單一性的技術規范已經大量存在，但相配套性的技術規范有機銜接的較少。環境保護制度這方面技術規范供給的不足，容易產生執法上的隨意性和制度本身的不嚴密，使環境保護制度缺乏操作性，易使基層環境保護部門在實踐中無從著手。
3、排污收費標準供給不足。由于現行收費標準大大低于治理設備運行費用，遠離經濟價值規律，失去經濟手段的懲罰作用，不利于對污染的有效控制。
4、政策規范供給不足。為了有效抑制污染惡化，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嚴厲的管制辦法限期治理污染嚴重的企業，另一方面應制訂配套政策規范，大力發展質量效益型、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的環境保護產業或企業，實現環境資源與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的優化組合與高效利用。目前，政府對環保產業或環保產品生產企業支持與扶植不夠，又無法做到優化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反映出政策規范供應的嚴重不足。
三、對策措施：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有機一體
對水污染物排放管理問題，政府應該健全法律規范，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同時，又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經濟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核算，用市場機制的辦法完善排放許可證制度，同時，要加強公民環境保護意識的教育，通過有效手段調動社會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當然，僅僅憑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單一因子無法徹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使政府管制、市場機制與公民社會三者的有機合作，才能從源頭、源流和終端三者上真正解決水污染物排放問題。
（一） 健全法律規范
為了提高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權威性，加強制度的嚴肅性，應由國務院頒布《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對有關重大制度作出具體的安排。地方尤其是省級政府或省級人大也應制定相應的《排放許可證制度條例》，以規范本區域內排放許可證制度的具體執行與落實。
（二）制訂嚴密而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1、針對大中型企業與小型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差別政策。對大中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取提供低息貸款或無息貸款等措施支持它購置自動監測設備，盡量購買性能穩定、監測準確的設備。對小型排污企業，政府可采用區域排污集中處理的辦法，如平陽水頭鎮興建的大型污水處理中心，集體分攤相應成本。同時，考慮到小型企業的排污量和濃度的測算存在著不穩定的情況，環保部門可以模擬體育比賽常用的興奮劑檢測手段-“飛行檢測”進行監測，以體現公平性與公正性，一旦查實有關排污企業有超標超量排放的，應加重處罰。
2、提高排污收費標準。環境管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按照誰污染誰負責承擔成本的原則，這些污染者應該支付由它們的污染而產生的額外處理成本。對排污單位一定要在經濟上采取嚴厲的給付政策，提高排污收費，尤其要提高超標超量排污的收費，使環境污染成本逐漸做到內部化，使排污終端制度安排有所成效。[17]
3、實行有償且限額發放排污許可證。對自然環境而言，污染單位越多，對環境的破壞作用越大。政府既然在排污的終端規定了相關的收費制度，那么在排污的始端也應該作出限制進入的安排，以保護環境不受過多污染單位的侵擾。這種限制進入制度安排可以體現在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有償且限額發放上。政府可以通過競拍的制度安排，使排污許可證從一開始就內含價值，獲取排放許可證的排污單位應支付相應的成本代價，而且獲取時也不是無限獲取，應該有限發放。這方面可以參照城市出租車運營投放數量限制辦法，用競拍方式來決定其價格。
4、探索排放許可證的交易制度。既然排放許可證是一種排污權，那么，它也就是一種產權，就可以按照市場法則進行轉讓或拍賣，政府只能在制定交易規則上加強管理，沒必要在排污權的交易價格上進行干預。排污權的“成交價格必定界乎高成本與低成本之間，這樣的價格必定能被雙方都接受，而且雙方都通過排污權的交易獲利。所以排污權的交易不必由政府從中撮合。”[18]目前，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會同美國環境保護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USA）合作，在遼寧省本溪市和江蘇省南通市開展排污權交易的試驗。杭州市也有意向進行這方面的試點。由于排放許可證發放時沒有收取資源使用費，這樣，許可證交易后所得的歸屬問題就成為人們爭論的話題。這實際上涉及到資源初始分配權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排污單位獲取排放許可證后，就獲得了它的所有權，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屬出讓方；另一種觀點認為，排放許可證發放是資源配置權的發放，通過發放活動，使排污單位優先擁有了資源，但排污單位擁有的僅僅是資源的使用權，不是資源的所有權。鑒于排污單位在領取排污許可證時沒有付出任何初始的成本，因此，交易后所得應該歸排放許可證發放的政府所有，交易后所得也是國有資產的一部分。浙江金華某縣級市于2000年下半年進行了這方面的試點，一化學工業公司欲購買一化工企業的排放許可證，其價格是每噸排污量為5萬元，共6噸，計30萬元。由于環境保護局領導班子調整，再加上交易后所得歸屬棘手，一下子難作決斷，這一交易行為只得作罷。可見，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已經在迫使政府管理部門盡快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出發，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排放許可證交易之路，妥善處理好許可證交易所得的歸屬問題，從而產生既能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增加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投入資金，又能使許可證轉讓方有利可圖，啟動市場的逐利動力，促使市場發展活力的效果。
（二） 確立公民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如果沒有一個明智的政府的積極促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經濟進步，……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以致于要寫滿幾頁警惕政府參與經濟生活的話也是很容易的。”[19]這一段話告訴人們，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有其積極作用，但其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副作用。實際上，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特定的，不是無限的。市場機制只能發揮經濟本身的作用，無法解決人們觀念的調整與彌補排污許可證制度本身的缺陷，再加上環境資源公共物品與行為外部性兩大特點，市場價格只能反映局部性私人成本，不能充分反映全部整體性成本，這樣，導致經濟行為失去制約，產生市場失靈。
為了矯正兩者的不足，需要充分發揮公民社會能動性的參與特點，加強對環境污染單位個人和群體的監督，利用公民社會的自主力量，確立起公民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監督制度，彌補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不足。
這方面的監督制度隨著創建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活動的開展已經在部分城市中逐漸形成。如浙江富陽和杭州先后于2000年、2001年開展環境違法行為公眾有獎舉報制度。根據杭州市環保局2月12日的有獎舉報通告（第一號），市民對環境違法行為舉報踴躍。據最新統計，環保有獎舉報中心已接到舉報電話279件，屬“工業企業水污染有獎舉報”范圍的有23件，已查明18家單位為污水超標排放，處罰金額總計約37萬元，已有10位舉報人領取了1000元的獎金。[20]考慮到政府管理人員少和管理手段的局限，無法及時了解排污單位的違法信息，同時，公民關心公共事務需要時間、精力甚至包括金錢上的投入和開支，因此，推行有獎舉報制度有利于解決政府管理不力與公民參與不夠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一制度進一步促使公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提高公民自治與自律的能力，彌補政府治理不足，推動政府積極主動地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總之，通過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考察，我們認識到環境保護制度是一項政府管制制度，它可以在適度的范圍內獲取最大效果，但這種效果是有限度的。可以說，不僅是環境保護制度本身存在著缺陷，而且政府管制本身也有失靈的地方，甚至這種失靈比市場失靈的后果更嚴重和更可怕。這就需要借助市場機制本身的力量來彌補政府管制的不足。事實已經有力地證明，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最終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只有憑借社會力量，即通過公眾群體的努力，才能使環境保護真正發揮出社會自主的力量。環境保護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應盡的職責，同樣也是應盡的義務。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權監督污染單位的排污行為，督促政府采取措施使排污單位做到污染成本內部化。
通過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方努力，并且實施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政策措施，才能使環境保護制度真正趨向成熟。
注釋：
[1]本課題是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資助的“政府體制改革”研究項目子課題的研究成果，在此特表謝意。感謝茅于軾、鄭易生、時和興等先生對本文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意見。
[2] 徐家良，浙江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Email：xujial@263.net
[3] 本報告對調查地所進行的僅僅局限于制度實施有效性的分析，并不包含對調查地環境保護工作的優劣評價問題。
[4] 祝興祥等編著：《中國的排污許可證制度》，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5] 這里暫且將與發放許可證不同名稱的發放注冊證的金華、嘉興列入不規范分類中。規范是指能夠按照有關規定每年正常發放許可證的，包括臨時許可證，若有一年沒有發放，就算不規范。
[6] 王燦發編著：《環境保護四法一條例詮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 [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0頁。
[8] [美]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3頁。
[9] 國家環境保護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環境保護法規全書》，化學工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頁。
[10] “五小”指小制革、小電鍍（小煉焦）、小造紙、小印染、小化工。
[11]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決策》，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78頁。
[12] 溫州市1999年軟科學研究項目：《溫州市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經濟損失研究》專題之二“環境污染經濟損失研究”，溫州市環境保護設計科學研究院（1999年12月）。
[13] 瑞安市1999年限期治理時，準備關閉三個電鍍企業，但上報到瑞安市政府法制局后遲遲不見回應，最后不了了之。
[14]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秘書處、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環境與發展研究室編：《中國環境資源政策法規大全》，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9頁。
[15]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5年）規定，“確有必要進口列入前款規定目錄中的固體廢物用作原料的，必須經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審查許可，方可進口。”“從事收集、貯存、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單位，必須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取經營許可證，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16] 金華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金華江流域水環境季節容量的研究”（總量控制研究課題鑒定、排污許可證試點工作驗收材料之四），1990年5月。
[17] 茅于軾：“造路用地和排污付費”，《中國21世紀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瓊斯基金會、天則經濟研究所，1999年9月。
[18] 茅于軾：“排污權交易”，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1998年7月15日。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時候，也就不知不覺地為普遍利益服務。在市場經濟范圍內，個人的利己行為對社會利益的貢獻是正面的。
但是，環保產業卻是例外。宏觀來看，無論是社會、國家還是個人或某個特定團體在謀求財富利益的時候，都需要有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這是共同的基礎；而從微觀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作為個人或某個特定團體來講，面對有限的環境資源，為了努力創造個體的財富，則最終以通過搶占資源、破壞環境而達到目的。因此，環保產業是一個宏觀需求與微觀需求對立的產業。環保產業很難用一般市場模式去套用。生搬硬套的套用之下，就會出現很多南轅北轍的政策悖論。
因此，環保產業不能簡單地把它推向市場化，而需要政府積極地加以干預。也因此，政府對環保產業的總體治理思路，是決定中國環保政策成敗的關鍵所在。
過去十多年的環境保護（污水治理）效果不盡人意，也許，是政府的總體環保治理思路出錯了！
二、現行總體環保治理思路應進行適時調整
中國污水治理的總體思路，概括而言就是：每個城市（縣鎮）建立一個污水廠。用管網將全城的污水收集到污水廠，集中處理之后，排入江河湖海。這就是集中式污水處理思路。一直以來，集中式的處理模式就被廣泛的應用，各級政府已經將環保與大型污水廠建設劃上了等號。
但是，中國這么多年來的環保治理越治越污，其中最根本的原因當屬集中式處理這一總體思路了。
1、管網建設，中國城市不堪重負
從各種口徑的數字測算，大概可以得出一個概念，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網投資成本大概是污水廠的3-5倍，平均算4倍吧。如此一來，我們不難算出一個行業收益率：按照1000元/噸.天的污水廠投資成本，加上4000元配套管網投資，每天每噸的污水治理投資成本在5000元左右；作為這個投資的補償，即使按照0.8元/噸的居民排污費征收，每噸每天污水治理毛利大約在0.2元，以此補償5000元的投資成本，年回報/，！/率僅有1.46%，遠遠低于社會平均資金使用成本。換句話說，這個產業根本不具備市場化的基礎。
政府硬要將這個沒有市場化根基的產業推向市場，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背負起污水治理社會總投資成本的80%（管網錢），而僅僅將那20%拿出來市場化。這種嚴重失衡的投資結構，給本來就不算富裕的國家財政造成重大的負擔。毫無投資回報可言的管網投資，是國家財政權衡之后所不愿意負擔的。于是，很多九五計劃的污水處理廠拖到十五， 十五拖到十一五……
大量的污水處理廠因為配套管網建設跟不上而無污可治，成為曬太陽工程。污水從污水廠旁邊流過，大量污染物依然直接進入河流湖海。
2、管網建設，中國農村無法實施
我國是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兩倍多，農村的村落分散，地廣人稀，生活污水和農副業產生的污水污染源分散難以大規模收集，經濟落后，配套設施不完善，禽畜養殖污水往往不經任何處理直排周邊水系或污染滲透底下水。污水收集管網建設無法實施。
一項以保護全國環境為目的的國策，假如在全國占2/3以上人口的區域無法實施，那我們很難想象這項國策最終能夠完成歷史使命。這就是中國，中國就必須考慮農村問題。
3、綜合國力支撐不了集中式治污模式
以下這組數據對比，能夠使我們量化理解上述的第1，2 問題。
在現行的集中式治污模式總體思路之下，大量的面子工程和在管網建設、污水廠的建設過程中產生各種暗箱操作不斷的產生，腐敗、漏洞滋生使得一個產業無法自身完成市場的良性循環。最終的結果是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卻見不到成效，造成國家資源的大量浪費。這個結果已經被這么多年環境治理歷史結局所證明。環保產業因此被稱為一個尷尬的朝陽產業。
也許，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下這個被歷史事實證明了是錯誤的但仍然被寫進了未來國家規劃之中的治污思路。其實，錯誤不難發現，難的是糾正錯誤的勇氣。
三、解放思想，認清主要矛盾，尋找一線陽光
既然管網建設我們投資不起，那么，不建管網又如何？這一下子可以節省下80%的投資成本。不建管網，將一個污水廠化整為零，就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基本思路。起碼，這個思路應當可以在農村或者經濟不發達的城鎮，取代現有的集中式污水處理思路。
化整為零（分散治理），是中國環境保護（污水治理）的必由之路！
以下是化整為零（分散治理）思路所包含的5個核心要點，就當是給國家的五個建議：
1、一廠多點，節省管網：
--化整為零，突破中國污水治理資金瓶頸
目前我國城市污水處理廠普遍采用的工藝為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溝法、sbr（間歇式活性污泥）法、a－b法等，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所采用的技術與工藝幾乎在同一水平上，必須配套大規模的管網來收集污水進行集中式的治理，投資費用十分高昂。
正如上一節所論述，管網的建設成本占整個污水處理項目社會總負擔的80%左右，而這一毫無效益可言的財政負擔，在我國現階段經濟承受能力之下，就成為了完成污水治理目標的最大障礙。
突破這一障礙的方法，就是在經濟實力不足以投資建設管網的地區，將一個規劃中的集中式污水處理廠，分成幾個，分別建設在城市納污水系周邊，原有城市排污口相對密集的地方。這樣，利用城鎮原有納污管網，就能夠既解決污水處理問題，又大幅度節省新增管網建設投入。
一廠多點，可以理解為將一個廠分成幾個分廠或者幾個車間，各自獨立完成污水處理任務。只不過這幾個車間依據城鎮原有排污口所在分布在不同位置。
理解小單元污水處理思路，也就同時解決了中國農村污水處理問題：村村自建污水廠。
當然，集中式處理模式主要考慮的是一個規模效應問題，也即是說，單位投資成本因為建設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因此，一廠多點要考慮的技術因素就是如何尋找可以突破規模效應的低成本技術。這是下面第二個問題要討論的。
2、因地制宜，豐儉不拘
--靈活應用多種生態技術，追求最優性價比（最高削減系數）
要做到一廠
多點或者實現農村的小規模污水處理單元，就必須應用單位投資成本和單位運行成本不受規模效應影響的技術。而這種技術體系，是存在的。這方面的技術實際上已經是十分成熟的，其中涵蓋了：接觸氧化法，人工濕地，泛氧化塘（穩定塘）等等。依據各地污水自然匯集形態，因地制宜，選擇：小型的接觸氧化，人工濕地，或者穩定塘等不同模式，再通過添加高效的人工基質的辦法極大地提高這些成熟工藝的處理效率。這種將水體自凈能力極大提升的生態技術思路，最大限度減少污水匯集土建成本，依據不同的污水承載水體，添加不同量的基質就行。因此，完全突破了規模效應的束縛，單位投資成本和營運成本，甚至比號稱擁有規模效應的各種活性污泥法還要低得多。
評判一項技術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性價比，也就是說單位投資成本每天削減的有機污染量。我們用一個公式描述：
α（削減系數）=c/（a+b）
其中：
c = 每天系統削減的cod總量
a = 系統總投資（包含土地、管網、污水廠）按照8年折舊計算出的每天投資總額
b = 系統每天營運總費用
α（削減系數）= 系統單位投資加營運的削減總量
削減系數，應依據污染源污染濃度，橫向比較應用。
削減系數公式為：α（削減系數）=c/（a+b）
其中：c = 每天系統削減的cod總量；a = 系統總投資（包含土地、管網、污水廠）按照8年折舊計算出的每天投資總額；b = 系統每天營運總費用；α（削減系數）= 系統單位投資加營運的削減總量（ 削減系數，應依據污染源污染濃度，橫向比較應用。）
舉例計算說明：
某a污水處理廠：
集中式處理，活性污泥法處理工藝，日處理量為1萬噸，cod進水300mg/l，出水cod≤50 mg/l。投資費用管網3500萬+污水廠建設1000萬，工程占地15畝（按均價15萬/畝計）營運能耗0.6元/噸。
置換削減系數公式為：
c=（300 mg/l -50 mg/l）=250 mg/l·d10000噸/天=2500000 mg/l
a=（管網3500萬+污水廠建設1000萬+土地費用225萬）÷8年折舊÷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噸10000噸/天）=6000元/天
2500000 mg/l
則α（削減系數）=-------------- = 113 mg/l·元
22182元
如進水量在5000d/t的話，則該系數公式為：
c=（300 mg/l -50 mg/l）=250 mg/l·d5000噸/天=1250000 mg/l
a=（管網3500萬+污水廠建設1000萬+土地費用225萬）÷8年折舊÷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噸5000噸/天）=3000元/天
1250000 mg/l
則α（削減系數）=-------------- = 65 mg/l·元
19182元
某b污水處理廠：
分散式就地處理，一廠多點，節省管網阿科蔓處理工藝，日處理量為1萬噸，cod進水300mg/l，出水cod≤50 mg/l）。投資費用管網零+污水廠建設合共800萬，工程占地10畝（直接利用暗涵、地埋式兼容綠化用地等等，節省用地，按均價15萬/畝計）營運能耗0.3元/噸。
置換削減系數公式為：
c=一半達標（300 mg/l -50 mg/l）=250 mg/l·d5000噸/天=1250000 mg/l
一半削減70%（3000.70）=210 mg/l·d5000噸/天=1050000 mg/l
合計：c=1250000+1050000=2250000 mg/l
a=（管網0+污水廠建設1000萬+土地費用150萬）÷8年折舊÷365天=3938元/天
b=（0.3元/噸10000噸/天）=3000元/天
2250000 mg/l
則α（削減系數）=------------ = 324 mg/l·元
6938元
如進水量在5000d/t的話，則該系數公式為：
c=一半達標（300 mg/l -50 mg/l）=250 mg/l·d2500噸/天=625000 mg/l
一半削減70%（3000.70）=210 mg/l·d2500噸/天=525000 mg/l
合計：c=625000+525000=1150000 mg/l
a=（管網0萬+污水廠建設500萬+土地費用75萬）÷8年折舊÷365天=1969元/天
b=（0.3元/噸5000噸/天）=1500元/天
1150000 mg/l
則α（削減系數）=-------------- = 332 mg/l·元
3469元
332 vs 65，分散治理削減系數是傳統污水處理模式的5倍。
而實際情況會令這個差距更加大，因為，很多地方實際污水量要比規劃少得多，在規模效應之下，污水廠建設通常遠遠大于實際污水收集量。這樣一來，實際的投資削減系數就會下降到60-70。只有分散式的一廠多點的15%左右，優劣更加明顯。
削減系數越高，表明這種技術體系單位投資效率越高。我們提出削減系數的概念，旨在提出一種新的技術評判模式，這種評判模式有助于中國發掘性價比最優的污水治理技術。
我國城市經濟能力尚不強，何況廣大的農村地區。對于城市污水處理后的出水要求應根據我國國情，制定相應適當的標準，不必一律向發達國家看齊，要求絕對的達標。發達國家的城市污水廠出水標準也是隨經濟能力逐步提高的，象污水處理事業發達的美國在七十年代主要采用膜法，70％的污水處理廠采用高負荷生物濾池，其原因主要是它的造價低、運行穩定、能耗小。后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出水標準提高，生物濾池不能滿足要求，才逐漸采用活性污泥法等。因此我們應在適當的標準的基礎上，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削減系數最高的技術工藝。
3、理清主次，鎖定目標
--達標與削減結合，完成總量削減目標
在集中式治理模式之下，污水廠達標似乎成為了環保各界唯一的目標。而忘記了，總量削減才是我們國家總控的目標，點上的達標是實現總量削減的手段。
手段與目標不清，產生了很多奇怪的現象。
例如，南方某城鎮，全鎮污水自然匯集到城東流入一個飲用水源。省里環保局要求鎮政府將污水引導到城西建一個污水廠，然后排入另外的水系，以此保護城東的飲用水源。初衷是好的。
但是，鎮里財政困難，無力承擔數千萬元的管網和污水廠建設。鎮里提出首先在城東投資數十萬元建一個泛氧化塘，用人工基質提升處理能力，使污水大幅削減進入飲用水源；第二步，在省里撥下管網錢之后，再在城西建污水廠。這樣分兩步走，既是鎮里力所能及的，又有效保護了飲用水源。
結果，省里環保部門與建設部門扯皮，以鎮里的這個方案不符合污水廠建設規范，不符合飲用水源保護條例為由，否決了。于是，鎮里污水繼續合法地流入飲用水源。
這是一個多么悲哀的結局，我們的應用水源被各部門依法污染著。這就是手段與目標錯位之下的政策悖論。
因此，環保部門和建設部門應該解放思想，理清手段與目標的關系，不能做出以手段為由阻礙了目標的達成。
這一點，與上述第2點的削減系數息息相關。假如目標清晰，則會鼓勵各級政府量力而行，選擇地方政府負擔得起的削減系數最高的技術工藝，完成總量削減的任務。而假如各職能部門機械地圍繞手段工作，則會領到地方政府停工待料，等待上級政府撥款，而因為我們本文第一章節提到的國力原因，這個等待將會遙遙無期，污水繼續依法直排！
另外，流域總量削減總體目標的監控應該是流域斷面。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以后另文討論。
4、科學規劃，長短兼容
--提高污水處理單元的兼容性，減少污水廠重復建設
集中式治理模式并非不可行，而僅僅是與中國目前的國力所不相符而已。那么，我們在提倡以分散式治理思路解決目前中國總體國力之下的污水治理問題的同時，還需要考慮的是未來的發展，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國力強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某些地方經濟發展到可以支持建設大規模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的時候，該如何操作？這里涉及到的是一個未雨綢繆的超前規劃問題。
我們認為，這個短期污水分散治理，未來污水集中處理的長短期兼容思想，應該被制訂到一個區域的長遠建設規劃里。
具體而言，我們建議在建設規劃里，對未來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的工藝選擇，應選擇與分散式模式可以兼容的工藝，以便暫時用在分散式治理工藝里（如穩定塘）的人工基質，可以被用作集中式污水處理廠的填料。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復建設的資源浪費。諸如此類。
那么，這種思路之下，也許生物固著法（接觸氧化法）應該是較優的選擇，而不是活性污泥法。
5、保護生態，發展循環經濟
--最大限度的保持水態原貌
水是城市活的靈魂，如果我們進行錯誤的城市水系改造，必將導致城市特色流失，功能萎縮，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和人對環境的友好。這是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5月30日舉行的首屆城市水景觀建設和水環境治理國際研討會上闡述的觀點。
集中式的污水處理思路，實際上很大程度改變了一個流域原有的水態，城內河網歷史上往往都有納污功能，將污水截走，也就使之失去了補水。很多城市的內河干涸都是來自于污水被截走。
分散治理的思路，基本上不改變原有水態，只是實現污水削減凈化后排回內河，甚至在 河中治污，這樣就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水態原貌，從而保護了原有生態，起碼不至于以保護環境之名破壞生態。
從循環經濟的角度出發，分散式治理思路比起集中式處理思路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以集中式之理思路處理完的污水，應該處在整個流域的下游，要實現中水回用，就需要再建回用管網以輸送回城。從經濟的角度來講，建管網收集污水尚且不是我國國力所能承受得起的，更遑論建設回用管網？
聞名中外的千年古鎮磁器口,坐落在嘉陵江與清水的交匯處，.有《磁器口賦》贊曰：“清水小街，兩腋瀠回……前俯嘉陵碧浪，后承歌樂靈音。清水溪從歌樂山起源到匯入嘉陵江，干流全長15.88公里，流域總面積約35平方公里十分清澈，而且清水溪的污染流量又變大了，不僅臭氣熏人，還將大片嘉陵江水染黑，危及到緊臨的飲水保護區水質。
據長期居住在磁器口一帶的老人講：“以前的清水溪可清了，很符合清水溪這個名字，里邊魚蝦成群，互相嬉戲，從溪面可以看見溪底，可說是清澈見底，可漂亮了，而現在，唉！”
現在的清水溪，不再像他以前那樣風光，而是全都要毀于一旦，渾濁不清。在清水溪流域，每年沙坪壩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城市污水高達1500萬噸，生活垃圾25萬噸，工業廢水100萬噸，這些主要污染小溪的工業廢水，生活廢水……讓原本為古鎮增色的清清小溪，而今成為了解不開的“臭腰帶”。現在清水溪像是一個頻臨死亡的老人，清水溪已經不復從前了。清清小溪水已經黯然消失了。但人們好像已經意識到他們污染環境的錯誤行為！
2001年，重慶市發改委批復了《關于沙坪壩清水溪流域環境綜合整治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2006年，項目業主委托咨詢機構對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進行了調查完善，并經市發改委重新審批。完善后的清水溪綜合整治項目，突出了城市生活污染治理，主要建設內容為清水溪沿線的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入主干管，生活垃圾處置，河道清淤等。項目總投資為2。9億元，整個工程分兩期實施。一期工程于2006年底完成，實現污水截流約2萬噸，2007年為治理清水溪污染，污水截流提灌工程投入使用，每天平均將5萬噸污抽起輸送到二級排污管中，使清水溪的污水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二期工程約2008年完成。三是為切實加強飲用水源保護，在二期工程未竣工的情況下，沙坪壩政府將完成了污水截流提灌工程，用提灌方式把截流污水輸送二級排污干管，日均截流5萬噸左右，此次整治投資50635。69萬元，分兩期進行，內容涉及到河道整理，污水截流，垃圾整治，水源涵養保護區建設以及生態補水系統工程。
今年是“鼠年”又是“奧運年”，所以我們更應該做到保護環境，講衛生的好習慣，給國外的朋友留一個美好的印象。水是生命之母，水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不可缺少的，我們要去保護，節約水資源，讓水變得清澈；讓水變得有活力；讓水變得更年輕；讓清水溪再次變得清澈，恢復以前的活力。讓我們給小魚小蝦創造一個更好的生存空間。讓我們能喝上更安全潔凈的水而攜起手來共同努力，保護好環境給自己，給萬物一個更好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