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8 06:30:40
導語：在儒家德育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近年來，我國居民差距逐年擴大，給國家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安定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主要依靠財稅手段對居民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在我國財產稅不健全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成為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理論上，由于個人所得稅的超額累進稅率實行的是對高收入者多征收而對低收入者少征收或不征收的量能課稅原則，因而具有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這也使個人所得稅成為我國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但學術界對個人所得稅的功能發揮與調節效果卻褒貶不一，批判個稅效果的基本觀點是個稅占比較低，邊際稅率較高，收入分配調節效果較差等等。其實若要達到調節收入差距的目的，不僅要考慮稅收結構和邊際稅率等問題，更重要的是稅基和征收方式的改革，因此本文認為要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收入差距調節功能，在其改革過程中，應當以家庭為單位征收，這將是個稅改革的一個重點方向:在稅收總量與宏觀稅負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改善個人所得稅征收方式，增強個人所得稅收入差距調節功能，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實際上，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已經按家庭收入進行征收，這可以充分體現每個家庭的差異，考慮到家庭因素差異，實行差異化的稅前扣除和稅收優惠政策，有利于體現稅負公平性。因此，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不僅要考慮政府的稅收來源，更重要的是要體現社會公平。但我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個稅是否適合按家庭征收，改革如何進行?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本文就此展開實證研究，并在研究基礎上提出我國個稅改革的方向和配套改革措施。
二、家庭收入基尼系數測算
該部分主要是對影響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判斷其顯著性和影響方向。由于對全國居民收入的統計難度很大造成的數據缺失，特別是現實中缺乏可供使用的居民收入微觀數據，因此，從全國整體層面測算、研究居民收入差距微觀影響因素的文獻明顯不足，這成為深入分析中國居民收入分配，解決收入差距實際問題的“瓶頸”，本部分主要選取最新的中國營養和健康調查(CHNS)數據庫中居民收入的微觀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論文借助在Stata12.0上二次開發的DASP程序，測算出1989—2011年北京、遼寧、江蘇、上海、河南、山東、黑龍江、湖南、湖北、貴州、廣西和重慶12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抽樣家庭收入基尼系數。DASP估算GINI系數的方法是:式中，變量Y表示每個家庭的收入;n表示家庭個數;w表示抽樣權重和抽樣規模;μ∧代表家庭收入均值;Vi代表累計權重。本文以CHNS數據庫內的家庭年總收入(Hhinc)為收入變量，測算抽樣省份家庭居民收入基尼系數。本文采用回歸法再次測算我國家庭GINI系數的原因有二:一是本文研究重點是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機制，而DASP應用模塊內的測算方法已經基本達到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狀態的目標，文章并非針對收入差距刻畫準確程度的探討;二是盡管不少文獻已涉及測算各省基尼系數的數據［1］(非城鄉和地區的GINI系數)，但這些數據并沒有基于CHNS抽樣數據的分組測算，不能全面反映省內家庭收入差距狀況，而且這些文獻內針對基尼系數測算時因數據處理方法迥異導致的數據不一致性差異。因此，本文采用DASP估算GINI系數，以彌補上述文獻關于GINI系數的研究不足。首先來觀測12省份抽樣家庭的收入情況(如圖1所示):圖1顯示出各省收入水平差異較大。在利用DASP計算GINI系數之前，首先利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人均家庭收入折算成以2011年為基期的實際值，然后以各個家庭的人口數作為權重，帶入到上述公式中，計算出12省份的家庭居民收入差距，如圖2、圖3所示。由圖2、圖3可以看出，總體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并且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北京、遼寧、上海、江蘇、河南、山東、黑龍江、湖南、湖北、貴州、廣西和重慶12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基尼系數的平均值為0.492，而且從1989年到2009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逐步擴大，直到2011年收入差距有所好轉，因為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核密度圖明顯向右偏移(1997年、2004年、2009年和2011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均值分別為0.393、0.442、0.482和0.451)，由此可見，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收入差距出現了一輪較為明顯的擴張。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2省份中最小值是1989年遼寧省的0.2547，最大值是2011年河南省的0.5879，盡管地區間收入差異顯著但呈現出動態一致性，即各地區均存在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三、家庭方面的影響因素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分析
目前，CHNS數據庫總體上包含了北京、遼寧、上海、江蘇、河南、山東、黑龍江、湖南、湖北、貴州、廣西和重慶12省、直轄市和自治區，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共9年的住戶相關調查數據，其中缺少了遼寧省1997年、黑龍江省1989年、1991年和1993年和直轄市2009年以前的調查數據。這12個省份分別屬于東、中、西部地區，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狀況，因此在控制變量選擇上，采用了國家統計數據，而且選取的數據具有時序一致性，這也確保了回歸模型能夠反映中國各項影響因素波動與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變動之間的關系。
(一)影響收入差距的家庭因素指標及說明
本文所選用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家庭因素，一方面力圖全面反映影響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另一方面也考慮使個人所得稅的完善有的放矢，因此影響收入差距的家庭因素主要選自于中國營養和健康調查(CHNS)中的家庭住戶抽樣調查和住戶健康調查，在其中選取了10項與收入分配相關的家庭因素指標:家庭年總收入、家庭結構、性別、年齡、兒童比重、老年人比重、受教育年限、自我健康測評、就業比重、工資制度。這些數據是從1989年到2011年，包括中國12個省、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構建省級面板數據方程:Giniit=a∧1+a∧2HhsizeSmit(HhsizeSdit)+a∧3Genderit+a∧4Ageit+a∧5Childrenit+a∧6Oldmenit+a∧7Educationit+a∧8Healthit+a∧9Jobit+a∧10Wageit+a∧11Inflationit+a∧12PerGRPit+a∧13FDIit+a∧14Financeit+a∧15Resourceit+fi+ft+eit方程中，GINI系數為獨立變量，代表收入差距。下面各項是各類影響因素解釋變量為:HhsizeSm代表家庭結構均值，HhsizeSd代表家庭結構方差，Gender代表性別，Age代表年齡，Children代表兒童，Oldmen代表老年人，Education代表受教育年限，Health代表健康程度，Job代表就業，Wage代表工資制度。另外，控制變量有:通貨膨脹率(Inflation)，地區經濟增長率(PerGRP)，投資開放程度(FDI)，區域金融發展水平(Finance)，地區資源稟賦(Resource)。fi為個體固定效應，用以固定地理環境等地區異質性因素的影響，ft為時間固定效應，用以捕捉共同沖擊的影響，εit為殘差項。由于解釋變量較多，為了有效消除多重共線性和盡可能多的保存數據自由度，在做模型前，先考察了影響因素間的相關性，將相關性較高的影響因素分開單獨回歸，這種做法完全是出于確保模型回歸結果無偏有效(BLUE)的考慮。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考慮到北京、上海和重慶只有2011年不完整的抽樣指標數據，不能滿足面板數據模型自由度的需求，因此下面的實證模型剔除了這三個地區的數據，但這樣做并不會影響模型結果的一致性。根據表1中相關系數數據和逐步回歸的方法，先將高度相關的數據和不顯著的因素予以排除，其中包括受教育年限(Education)、年齡(Age)、兒童(Children)、老年人(Oldmen)和地區經濟增長(PerGRP)，同時，刪除了家庭結構均值(Hh-sizeSm)影響因素。
(二)家庭影響因素模型結果與解釋
經過相關性檢驗之后，將剩余的影響因素代入省級面板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判斷其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而針對最初予以排除的因素，在分析其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時，采用一元變量回歸方法單獨進行回歸。所有因素回歸結果詳見表2。模型1采用面板數據模型的固定效應估計方法，模型2采用面板數據模型的隨機效應估計方法，模型3采用混合效應，既反映了固定效應又反映了隨機效應，盡管估計方法變成了極大似然估計(ML)，但估計系數還是無偏有效的(BULE)。具體到三種模型的選擇問題，由LM檢驗(1.45)可見固定效應模型不適合，而從Wald檢驗結果看出隨機效應模型(180.18)和混合效應模型(262.09)都是顯著適合的，但考慮到各因素的顯著性，模型3的結果最為理想，下面的討論將以模型3的回歸結果為主。根據回歸方程結果得出家庭影響因素與居民收入差距的關系:(1)男性在家庭中的占比越高，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大;(2)家庭人口數量結構差異越大，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3)家庭中在職人數與非在職人數的比值越大，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越小;(4)家庭中工資收入差異越大，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5)家庭中勞動者健康程度越高，居民間的收入差距越小;(6)受教育程度差異越大，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7)家庭中兒童所占比重越高，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縮小了家庭收入差距;(8)家庭中老年人所占比重越高，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9)家庭年齡結構差異越大，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由此可見，家庭方面的影響因素對收入差距有很大影響。
四、個人所得稅調節模型———干預調節
家庭影響因素與收入差距的關系自1799年英國首創個人所得稅以來，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政府融資、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據馬斯格雷夫的理論，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是顯著的，所得稅主要是在收入分配流量環節進行調整，因此一般采用累進稅制，并制定免征額方式征收，實現調節高收入者收入，增加低收入者補助收入，促進社會效率與公平的權衡優化［2］。本文通過實證分析個人所得稅調節模型，重點分析中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是加強還是減弱家庭影響因素對收入差距的作用?得出按家庭綜合征收個人所得稅的依據。Giniit=α∧1+β∧1FACTORSit+β∧2TAXit+β∧3(FACTORSit×TAXit)+εit因此，個人所得稅將作為干擾項加入到調節模型中，體現個人所得稅對家庭影響因素與收入差距關系的調節作用，模型回歸結果詳見表3。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加入個人所得稅之后，總體上是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個人所得稅增強了性別對收入差距的擴大作用(76.562)，這是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但是個人所得稅增強了健康程度對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9.909*)，增強了兒童對收入差距的縮小作用(84.737)，減弱了老年人對收入差距擴大作用(－84.123)，減弱了年齡對收入差距擴大作用(－0.820)，這些方面都是通過調節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從以上分析中可知，個人所得稅通過調節性別對收入差距的作用，從而有擴大收入差距的效果，但它通過健康程度、兒童、老年人、年齡等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體現為在更大程度上個人所得稅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且通過家庭因素傳導的調節作用會更強。根據實證分析，可以確定:首先，影響收入差距的家庭因素對收入差距有很大的調節作用;其次，加入個人所得稅之后總體上可以加強各種家庭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因此，從縮小收入公平的角度看，盡管個人所得稅能夠有效控制收入差距拉大，但是要有效實現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個人所得稅應當進行調整，按家庭征收才能更好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如果個人所得稅能體現出家庭因素的特點，即個人所得稅如果按家庭進行征收，體現出每個家庭的情況，那么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差距功能將得到充分發揮。因為家庭是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構成，贍養老人、撫養后代也是家庭的基本功能，因此，從長期來看，考慮家庭差異的稅負可以更好地平衡居民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按家庭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將是我國稅制改革的重要方向。除此之外，從稅收公平的原則來說，更合理的個人所得稅是分類對待、綜合征收［3］，先合并計算家庭所有收入，再考慮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按家庭的各個因素征收個人所得稅。這樣的征收方式，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已有先例、有經驗。因此，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按家庭進行征收也是有章可循的。
五、促進收入分配調節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
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體系［4］。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大國經濟”，這意味著以家庭為課稅單位需要依據家庭的狀況來實行各項稅前扣除或稅收抵免，例如老人、孩子、配偶的狀況，判斷他們是否符合稅收豁免的條件，一方面是自己申報，另一方面要由稅務部門來一一認定，這對于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實施起來比較困難:首先，是技術層面的稅收信息系統的建立，需要準確統計每一個家庭的具體情況，這對人口大國來說有一定難度;其次，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勞動力、家庭的流動非常頻繁，增加了統計的難度，這也改變了我國傳統的家庭結構，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夫妻分離”等新型家庭結構。在這些情況下，個人所得稅征收最好是讓家庭來申報其應稅所得。因此，要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體系，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的比重，創新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管理水平。
(一)建立準確可靠的納稅人家庭信息系統
著手建立納稅人家庭基本信息數據庫，首先通過自行申報的方式進行，然后在進行人口/經濟普查的同時對各個家庭的具體情況進行核實，對自行申報的家庭數據查漏補缺。數據庫中至少要包括的內容:(1)真實準確的家庭成員的總收入情況。這里的總收入要考慮綜合收入不能只考慮工薪收入。(2)真實準確的納稅人與家庭直系親屬的贍養關系，以及贍養關系改變的情況(包括因死亡、出生而引起的變化，也包括因領養、供養關系改變而引起的變化)。(3)反映家庭特征的數據，需要考察的指標有:家庭人口結構與性別比例、家庭人口年齡分布情況、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程度，將盡可能反映家庭特征的數據錄入納稅人家庭數據庫，作為個稅征收的綜合考慮依據。
(二)建立誠信制度等配套改革機制，保證納稅人家庭信息準確可靠
市場機制完備的國家已經普遍建立了個人信用制度，個人可以通過信用方式獲得支付能力而進行消費、投資和經營。個人信用可以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數據、事實和行為來標明，良好的個人信用檔案可以視作個人的第二身份證，相反有過不良的民事記錄，甚至刑事記錄的，在參與社會活動時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自由流動，卻有一個終生的社會安全號，并且每個人擁有一份資信公司做出的信用報告，任何銀行、公司或業務對象都可以付費查詢這份報告。要保證納稅人家庭信息準確可靠，中國應盡快建立個人誠信制度，建立個人納稅賬號，各個納稅人的號碼都必須是規范的、唯一的、終身有效的，并且賬號中存儲著與該納稅人相關的收入信息和家庭成員信息。而對沒有如實上報家庭情況的個人或者不講信用、不負責任的行為，一經普查驗證，當嚴厲對有關部門進行行政績效問責，對個人責任追究法律責任，形成以嚴謹的制度設計、嚴格的執行力度、嚴肅的審查處理為核心的個人誠信制度，督促中國公民重視自己的信用，確保納稅人家庭信息有效可靠。
(三)加大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力度［2］，征管部門隨時核實數據庫中的信息
強化政府監管職責，避免實際操作中家庭數據庫“弄虛作假”的現象發生。當家庭信息發生變化時，例如所需贍養的老人數目被夸大，或者因去世而沒有上報，都會形成不應有的贍養負擔而發生的偷稅漏稅問題，此時除了個人有義務及時更新納稅人家庭信息系統中的基本信息，更重要的是，稅務部門應定時抽樣調查家庭情況，確保納稅人家庭數據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加強核查、糾錯機制，保證稅收的公平，做好個人所得稅收入評估管理。
(四)各相關部門應當溝通有無，保證信息資源共享
各相關部門應當聯網，互通信息。在按家庭單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模式中，除了稅務部門，還將涉及其他許多相關部門，例如衛生部門、公安部門、民政部門等，各相關部門有義務提供與家庭特征有關的數據查詢服務，并與稅務部門的納稅人家庭信息系統鏈接，保證信息資源共享，如在人口死亡時，衛生部門、公安部門、民政部門應當及時更新數據系統，聯合完善人口死亡信息的登記，而稅務部門也應及時確認信息，以免偷逃個人所得稅的現象發生。
我們以孔子和朱子的教育思想為例，找尋中國傳統教育中的人文通識因子，從而為我們今天更好地推行人文通識教育提供學理上和方法論方面的借鑒。
一、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孔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是儒家創始人，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代表性人物，其所開創的儒學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影響自不待言，就其傳播文化的方式而言也是高明到舉世罕見的地步。
孔子作為教育家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是春秋時期特殊的政治環境造就的。春秋之前，學在官府，有資格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都是貴族子弟。公元前八世紀以后，周朝王室逐漸衰微，諸侯國力量不斷增強，國家對學校的控制能力也隨之減弱。原來只有貴族們才能享用的典籍逐漸流落到民間，一些通曉詩書的知識階層開始在社會上活躍起來，這便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士”。這些“士”憑借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識，聚眾講學，發表政見，力圖為社會改造和發展指明路徑，由此產生了許多思想流派，“私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作為“人倫之楷模，萬世之師表”，孔子本身有著極高的人文素質，而他對弟子的人文精神的養成和多種才能的修煉也是頗為重視的。孔子的教育思想無比豐富，其中最具有垂范意義的是“有教無類”和“君子不器”的思想。
（一）“有教無類”是就受教育的對象而言的。
孔子之前，接受教育是貴族子弟的特權，“六藝”之類課程的設置是為了讓統治階層提高素質，從而更加具備統治人民的資格。是孔子首次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觀念，將受教育的機會推廣開來。不論貧窮富貴，只要帶來“束”作為見面之禮，表示愿意前來學習者，孔子一概接受。在孔門弟子中，穿著狐裘坐著馬車的富家子弟與身居陋巷衣食寒磣的貧士可以同席讀書，“聞一以知十”的英才與反應遲鈍者可以共同切磋學問，父子兄弟也可以成為同學。不論出身貴賤、天分高低，孔子皆一視同仁，絕不歧視。因此，慕名前來求學者很多，以致形成了“弟子三千”的壯觀局面。正是這種“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學在官府的落后局面，為那些出身寒微的貧士提供了進身之階，為社會提供了更多人才，對于提升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促進社會發展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二）“君子不器”是就受教育者的培養目標而言的。
古代學校的教學內容是有一套完整體系的。以先秦為例，當時貴族子弟學習的科目稱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教育在夏代已經萌芽，到了西周進一步達到完善。其中“禮”就是各種禮節，即今天所稱的“德育”；“樂”指音樂、舞蹈、詩歌等；“射”是射箭技術；“御”是駕馭馬車的技術；“書”是書法（書寫、識字、文字）；“數”指數藝九科，是數學等自然科學。“六藝”教育的特點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按照年齡差異分別施教。“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須具備的能力，主要在大學階段得以完成；書與術是“小藝”，是民生日用之所需，是小學階段的必修課。“六藝”教育幾乎囊括了那個時代人類所能具有的各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技能，對后世具有深遠影響。我們今天學校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就是對先秦教育思想的一種傳承。
二、格物致知、明道濟民――朱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之后，中國教育隨著社會的進步不斷發展。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在后來各個歷史時期基本上都產生過巨大影響，同時其他學派的思想，如佛學、道學、玄學等也在或多或少影響著教育，使得中國傳統教育在“獨尊儒術”的基礎上也能夠兼學別樣，推陳出新，從而能夠使幾千年的文明綿延不絕。但同時，隨著專治制度的不斷加強和科舉制度的強化，“德業”與“舉業”的矛盾不斷加深，應試教育下實用性、功利性的弊端不斷加強。
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系統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其中，官學（尤其是中央官學）在科舉考試時顯示出的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就成了最容易滋生教育腐敗的地方。
有鑒于官學教育的種種痼疾，一些具有儒家正統觀念的教育家和要求平等的平民弟子，都迫切希望實行教育改革，革除官學之弊，破除官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在時代的催生下，書院教育成為官學之外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教育機構。
論文關鍵詞：孔顏之樂；文化傳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曉六藝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頗受孔子賞識，這名弟子就是顏回。
在《論語》中，孔子曾對顏回大加贊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飯疏食，飲水，曲朧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不論是對弟子行為的稱賞還是對自我內心的剖白，這些都直接表達了孔子安貧樂道，超脫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這就是后來備受宋明理學家稱道的“孔顏之樂”。周敦頤曾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圣。”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道德受儒家影響甚深，其中以道德來約束欲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終在歷朝歷代的儒家學者中占主導地位。通過周敦頤和二程所倡導的“孔顏之樂”我們也能體會出，儒家精神的內核并不如道家所諷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歸，不為外物所累的超脫（如“曾點之樂”）。那么“孔顏之樂”是否與宋學的內核相一致呢，為什么到了明代，這一理論甚至其所宣揚的儒家內涵都受到了王陽明的質疑呢？“孔顏之樂”在后世的文學發展中有著怎樣的地位，對當代文學又有什么值得借鑒和傳承的地方呢？這些都值得我們仔細思索。
一、從“孔顏之樂”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論是授業還是為學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終保持著溫柔敦厚、和悅相樂的態度。為學，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友，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聞《韶》，沉醉其中樂而不知肉味，讀《詩》，亦因其“樂而不”而贊嘆稱賞。在我看來，孔子這種和樂的態度是源自于內心的安詳與神圣，是內心道德修養深厚而偉大的流露。孔子曾經與其弟子子貢有過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充分闡述了與行為上的規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內心的表達與修為。
（一）“以道為樂”的價值感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第一》）。
可見，孔子雖然提倡“君子固窮”，但是并不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現形式，他更希望人是從內在，發自本性的舉動，真正達到那種安貧樂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僅僅受禮儀法度的約束來匡正自己的行為，內心卻與之背道而馳。不僅在貧富問題上孔子的態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視的孝悌綱倫中，孔子亦是看中內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從“孝悌”視角看儒家心靈境界
孔子曾在分別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個人問孝的時候表露出他對內心重視的程度，這種程度直接區分了孝與不孝這種原則上和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妨將這幾段體現孔子對孝道看法的對話摘錄如下：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扶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第二》）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即沒，新谷即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第十七》）
以上三段對話，均表達了孔子對孝道問題的看法和立場。尤其是第三段，這段文字的核心，表達的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終的焦點是直指人心，最終的落腳點是人心是否安頓的問題。通過孔子對弟子的教誨和評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導的孝悌禮儀的前提和基礎是人內心道德的修為，是發自本性、源于內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約束人的內心，雖然表面看上去達到了同樣的行為效果，但是卻與夫子的本意相去甚遠。
（三）儒家理想境界與釋老至樂的同異
在中國古代，儒道釋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講的“要眠則眠，要坐則坐，熱則取涼，寒則向火。”講求的就是順應本心的修為，與儒家理學的“心學”有相通之處。明朝王襞曾經說：“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吃飯，困來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認為“孔顏之樂”是心不執著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無所倚，則樂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即道，樂即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對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樂境界，在《莊子·內篇·大宗師》中曾記載過顏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儒家“孔顏之樂”的理想境界，其實與佛家的修心靜性、與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歸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內心的修為而非對外在禮法的嚴苛強求。
二、“孔顏之樂”的理想境界對后世文學的影響
中國士大夫與儒家思想淵源甚深，幾乎歷朝歷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賢者出現，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傳承中體現頗多。漢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將儒學定為國學以來，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國古代文化政治當中，也對后世的文學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孔顏之樂”其“樂之體驗的”詩性呈現
“孔顏之樂”所表達的首先是一種通達坦蕩、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孔門儒者看來，一個人排除了物質生活貧困窘迫的干擾，也就排除了最易動搖人、使人憂懼、使人信念變易的干擾源。能夠笑對貧困，自然可以笑對人生；能夠笑對貧困，自然可以笑對權貴；能夠笑對貧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對世間一切向倫理挑戰的愚行。孔顏之樂是一種曠達恣意，是一種融合了真善美、統一了知行意的心靈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時候，時而會拿出這種精神鼓舞自己，劉禹錫在《陋室銘》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嘆，深切地表達了“君子固窮”、“獨善其身”的思想內核。這種通和圓融的詩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斷再現和升華。
（二）“孔顏之樂”對宋詞及宋明理學的影響
北宋周敦頤，著有《通書》，是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顏之樂”，為人為德，著文章《愛蓮說》以表其志，深受儒學影響。據說二程曾受教于他，這為宋明理學后來思想核心的闡釋奠定了基礎。
周敦頤本人氣象甚高，人生境界極為灑脫，黃庭堅曾說“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二程十四五歲時其父令二人學于周敦頤，周敦頤教二程“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程顥后來又見周敦頤，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盡管在宋明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各家對此的闡釋和強調也不同，但追求心靈的超脫和灑落始終是理學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許多著名詞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這種儒家至樂思想，如北宋著名詞人范仲淹在《定風波》一詞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歡緒”的詩句，就表現出一種超脫和灑落的人生境界。后來的詞人在此基礎上演變，表現更加直白和豁達，如王安石在《清平樂》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這一句，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從容安樂的心靈境界。“和樂”境界的大量出現始于蘇軾及蘇門詞人。蘇軾一生歷經磨難，佛道思想固然是他憂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認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7]蘇門四學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實例，這些都是“孔顏之樂”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變和深刻體現。
（三）“孔顏之樂”對“心學”及明清文學的影響
陸九淵是“心學”的開山鼻祖，。據陸九淵年譜載，他晚年結廬象山，“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灑落的哲人氣象中又流露出詩人的風度。王陽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據孔子注重內在修為，倡導禮儀匡正道德的基礎上進行的演變和升華，相比于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心學”的“靈明說”從理論上更貼近儒家思想所倡導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時期，文章流派眾多，許多流派主張都離不開理學。始于陳白沙的的學術之變，為明清文壇帶來了新的風氣。他提出了以“心源”為本的散文文源論，以自然平易、優柔自得為美的散文風格論，和學古當求“悟入”以得其“無涯”之妙的方法論。在陳的理解中，“孔顏之樂”既不是像道家那樣憑借終日靜坐，與天理渾然一體，也不是強行從外在來因循社會倫理，而在于心中充滿自適自足之樂，故能榮辱不驚。就這樣，陳將“孔顏之樂”回歸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縛，乃是一種從心所欲的自適自得之樂。后來許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學和“心學”的影響，“孔顏之樂”的儒學內核，在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發展和深化，這也是對文化傳承的影響之一。
關鍵詞：近代正統士大夫文化心理認識心理社會心理地理環境
一、《儒家文化的困境》思想概述
\這本書主要圍繞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正統士大夫，為什么對西方文化持漠然的態度，以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陳舊的認識思維框架來被動地處理種種事態和危局，并主要從近代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和社會心理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1.1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受地理環境的影響
當一個國家處于相對開放，與外部世界聯系緊密的格局中時，他的主體文化就具有很強的更新能力，這也就容易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中國并非完全是一個封閉的國家，但處于相對孤立、隔絕的地理環境中，同時單一發展農耕經濟也沒有對外擴張的需求。一方面，文化傳播方式為由內向外的輻射傳播，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僅有天下的概念而沒有世界的觀念，與外邦王朝確立的關系在其看來僅是“君臣關系”。秦漢以后，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和程朱理學的兩次蛻變，把禮樂教化和綱常倫理視為衡量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從而導致對外文化強烈的排斥傾向。
1.2中國傳統士大夫采取了強制性附會的認知心理
中國傳統概念具有意會性、模糊性和板塊性特點，也就是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功能，這就為傳統士大夫強制性附會創造條件。他們自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新異的東西需要他們費盡心智去研究，從而加劇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識。其次，在思維方式上，以圣人之學作為獲得判斷尺度的來源和最終依據，并認為圣學原則具有永恒的普遍性、穩定性，封建社會賴以長治久安的一般政治原則，均可在“六經”及程朱語錄中找到演繹的最終依據。在這種思維方式支配下，人們的求異思維、創造思維減弱，并進一步形成僵化的社會人格。
1.3整個社會欲拒還迎的社會心理
二戰后，洋務派士大夫觀念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化心理因素：洋務派的危機意識，并最終導致形成了欲拒還迎的社會心理。面對洋人在術數、技藝方面的不斷侵凌和威脅，并有可能危及民族原來的生存環境，洋務派產生了以擺脫危機為目的的避害反應和避害價值尺度。由于這些文化心理因素是他們從現實危機中直接感知而非從圣人格言中引申而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傳統文化心理定勢和認識心理之間的關系，但是洋務派對西學僅局限于自衛，在感情上又是冷漠鄙視的，這就形成了欲拒還迎的社會心理，進而提出“中體西用”說，將西學僅局限于用的方面，仍然把中國固有的儒家文明視為天下文明的最高形態，將體和用割裂開來，沒有意識到功能必須從本根中衍化派生出來。
二、《儒家文化的困境》這本書對我的啟示
2.1學會辯證的看待文化的發展，博采眾長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值得我們驕傲，但是我們還應要有寬廣的眼界，博采眾長，辯證地看待事物發展。從縱向來看，在文化方面應堅持辯證地發展觀，文化并非一成不變，優秀文化是在不斷交流中豐富和發展起來的。儒家文化應隨時代和現實環境的變化，賦予其與時俱進的新內容。從橫向來看，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影響，但這一影響并非決定性影響。日本即便作為一個孤島，依舊可以由外向內地選擇性吸收外來文化。“主動吸收外國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傳統性格”。相比較而言，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我們應該采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科學態度。文化自身就包含傳承和借鑒兩層含義，要善于建構文化立體格局，而非單向思維的對待一國文化。
2.2敢于承認自身不足，采取正確的認識思維方法
文化自身存在缺陷本是情理之事，在心理上要敢于承認自身的不足，采取正確的認識思維方法。近代傳統士大夫面對西方的術數，在情感上始終對其保持冷漠態度，認為圣學為萬事之本，中國也有術數，不必舍近求遠。加之認識思維上的弱點，如：意會性（非定義性）、模糊性（非明確性）、板塊性（非可離析性），在認識上，近代正統士大夫沒有看到東西方術數上的巨大差異，以及西方先進文明的巨大優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近代正統士大夫不勇于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和自身的力不從心、技不如西方，錯誤的認識思維方式只是掩蓋這一弊端的手段。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近代正統士大夫在認識思維方式上也確實存在一系列問題。推至當今社會，我們應學會用客觀的心態評價自身，勇于承認自身不足，而不是遇到困難和挫折時，采取推脫的說辭為自身辯護。同時，在認識過程中，對概念應有明確的界定，知其所以然，增強概念的指定性，盡可能避免通過玩弄文字游戲來掩蓋自身的不足。
2.3有什么樣的心理，就容易形成什么樣的認識
1.論大學德育的文化屬性——基于工具性和價值性的層次視角
2.大學德育功利化的危害及其超越
3.中國與新加坡當代大學德育的比較研究及啟示
4.論大學德育生活化模式
5.中學德育與大學德育有效銜接研究
6.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大學德育工作研究
7.論大學德育生態環境之建構
8.中美大學德育比較
9.紅色資源開發在大學德育中的運用研究
10.論大學德育與中學德育的有效銜接
11. 論美育對大學德育的促進作用
12.美國大學德育途徑與方法的啟示
13.論大學德育中道德批判力的缺失
14.當代中國大學德育現狀和趨勢分析及實施路徑研究
15.大學德育功利化的危害和根源
16.文化視域中的大學德育——對改革開放以來大學德育的一種反思
17.建國五十年大學德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18. 構建大學德育與中學德育銜接的有效機制
19.創新人才培養視閾下的大學德育
20.網絡文化背景下的大學德育
21.古典儒家“大學之道”與當代中國大學德育 優先出版
22.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角的大學德育文化取向研究
23.基于創新人才培養下的大學德育改革發展
24.應用型大學德育工作新途徑探究
25.儒家思想對韓國大學德育的影響啟示
26.孔子教育思想與大學德育的“生活世界”回歸
27.大學德育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趨勢的影響
28.淺談大學德育中的傳統文化教育
29.淺談大學德育
30.基于沈陽農業大學大學生信仰現狀的調查
31.大學德育中對紅色資源開發的運用探索
32.生命敘事:讓大學德育回歸人的情感真實的路徑
33.基于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與價值澄清理論的比較性分析
34.道德關懷教育在大學德育中的實踐與創新
35.大學德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36.基于文化哲學的大學德育內容體系構建
37.大學德育生活化改革動因及策略選擇
38.自媒體視野下大學德育的挑戰與機遇
39.職業倦怠:大學德育教師的困惑與對策
40.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德育中的理論與應用研究綜述
41.淺析社會工作方法在大學德育教育中的運用
42.“志功”思想與大學德育
43.朱光潛“人生藝術化”思想對大學德育的啟示
44.大學德育的詩情意
45.張伯苓大學德育思想的當代意蘊
46.從博雅教育維度審視大學德育:目標、方法及途徑
47.傳統文化視域下的大學德育意蘊解讀
48.從教育“三個面向”談大學德育的發展方向
49.古代書院的道德教化功能對當今大學德育建設的啟示
50.基于德育生態現狀的大學德育困境思考
51.責任教育:一個大學德育主題的再闡釋
52.信息時代的大學德育工作
53.論互聯網時代下大學德育教育工作
54.古之《大學》對今之大學德育教育的啟示
55.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加強和改進大學德育
56.大學德育的落差困境及理性反思
57.大學德育教學改革初探
58.古典文學和大學德育中的美學思想
59.大學生德育教育思考
60.《大學》中的道德教育
61.大學生個人德育總結4篇
62.大學個人德育總結
63.大學生德育自我鑒定
64《大學德育自評》_精選優秀范文十篇
65.大學德育分真有那么重要嗎!!
66.大學德育概念
67.淺談大學德育
68.大學生畢業德育總結2015
69.大學德育工作計劃
70.當代大學德育走向
71.2016年大學德育上半年個人總結范文
72.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
73.大學生德育教育
74.大學德育有效才是硬道理
75.新編大學德育
76.大學德育總結
77.大學德育文壇
78.淺談當代大學德育教育
79.大學德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80.大學德育研究_購買大學德育研究相關商品
81.大學德育環境及建設
82.樹立現代大學德育理念
83.班主任德育的時代境遇與突破路徑
84.大學道德教育的實踐路徑
85.大學德育的誤區及對策研究
86.2014年英語六級作文預測
87.大學德育教程
88.從一個案例看大學生環境道德教育
89.大學德育學
90.大學德育的落差困境及理性反思
91.大學德育年度工作總結范文
92.《當代大學德育走向》
93.大學德育價值和德育目標
94.論大學德育的文化屬性
95.e時代的大學德育
96.大學德育:如何走向首要位置
97.《大學》提出道德教育的三綱領
98.大學德育個人工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