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4 17:39:09
導語：在博弈論方法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Key words： sports，game，equilibrium solution， teaching method
中圖分類號：G633.95；G633.96
引言
近幾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向著大眾化方向發展，人們對高職教育開始重視起來，高職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全國相繼成立了許多公辦或者私立的高職院校，高職學生也就變得越來越多。因此正確分析和了解當前高職學生的特點，選擇適合這些學生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努力做好課堂的教學和管理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體育教學有三項任務：一是增強體質；二是掌握體育知識、技術、技能；三是進行思想品德教育[3]。因此，如何更好的開展體育教學，實現這些教學任務顯得很重要。本文通過應用博弈理論來研究高職院校體育課堂中學生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教師可以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和內容來實施教學，從而提高體育課程的教學效果，達到教師學生都受益的效果。
一、體育課堂中的博弈理論
博弈論考慮游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并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博弈中應該包括博弈主體，策略集以及收益函數。而在體育課堂中就存在博弈雙方：教師和學生。教師上課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和考評方法就是教師的策略集，而學生上課采取的學習興趣和態度就是學生的策略集。教師和學生在課堂結束后都會獲得相應的收益（教師的收益包括課時收入、情感收入，而學生的收益就是課程成績和身體的鍛煉）。在這個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都追求最大收益：教師希望學生有興趣學習運動技能，在學會技能的同時鍛煉身體，順利完成課堂教學；而學生希望在體育課堂上，玩得好，還學會教師所教的體育技能，取得好的體育成績的同時讓身體得到鍛煉。
二、體育課堂中的博弈模型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教師和學生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下面給出教師和學生的收益矩陣。
首先我們做如下假設：
表示教師上課的工資收入， 表示教師上課的情感收入（教會學生運動技能有成就感）， 表示教師認真上課的成本投入（包括備課，體力消耗等）， 表示就是不認真上課的成本投入； 表示學生認真上課取得的好成績， 表示學生不認真上課取得的成績， 表示學生認真鍛煉的身體收益， 表示學生不認真鍛煉的身體收益， 表示學生認真鍛煉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體力消耗等）， 表示學生不認真鍛煉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體力消耗，課堂懲罰和掛科后補考需要付出的精力消耗和金錢消耗）。
從以上收益矩陣可以看出，要想得到該博弈的均衡，必須確定 和 的大小關系，以及 和 的大小關系。而考慮現實情況我們可以得出 > ，
> 。因此，這個博弈的均衡解為（認真，認真）。此均衡表示，在體育教學過程中教師認真上課，學生有興趣上體育課，并且認真的學習運動技能，這樣教師和學生都能得到最大收益。
三、體育教學方法研究
根據我們上面分析的體育課堂教學中教師學學生的博弈模型結論看以出，要想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而教師的付出占主要位置。因此，體育教師就需要多研究課堂教學方法，然后根據學生特點采取合適的教學方式。
（一）分組教學法[1]
教學過程中進行合理分組，可以使課堂教學生動活潑，充滿競爭和歡笑，并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激發學生學習潛能，擺脫過去那種生硬呆板的行政分組，簡單而籠統的分組輪換所帶來的沉悶消極的心理空間和課堂氛圍。而分組教學的目的是追求高效益，優化課堂教學結構。因而，分組教學必須從教材內容、場地器材等客觀條件出發，尤其要切合學生實際進行分組，過多或者過于頻繁的分組輪換反而有害教學。其次，分組教學應該注意靈活性。在明確教師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分組教學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有選擇分組形式的較大的自主權，以激發學習興趣，將原來的“要我學”改變成“我要學”。分組方式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性別分組法、行政分組法、體能分組法、興趣分組法、友伴分組法、隨機分組法、補償分組法、健康分組法[2]。
（二）游戲教學法
游戲教學具有很強的趣味性、娛樂性、綜合性、教化性的特點，也具有鍛煉身體的價值，它能夠把我們的教育目標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其中。體育課堂教學以游戲開始往往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而每個學生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表現，讓別人了解自己的長處，從而得到別人的贊同、認可和尊重。在體育游戲愉快的競爭和對抗中，他們能夠很自然地表現出自己的體力、技能與智慧，從而得到快樂的體驗，品味到成功的喜悅。這樣開始的教學，不但有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而且能夠發展學生智力，培養學生的身體基本活動能力運動技術和技能。但是在教學中必須選擇合適的游戲，讓它發揮正向作用，選擇原則包括：鍛煉性原則、教育性原則、趣味性原則、安全性原則。
（三）聯系實際法
體育課不應該只是教授學生運動技能，還應該滲透各個方面的教育。所以體育教師可以在教學中給學生講解體育與就業的關系。現在許多企業和單位都注重體育活動，經常參加體育競賽，或者舉行內部競賽，這樣企業和單位在招聘員工時便傾向于那些既專業對口又有體育特長的人員。因此，學生如果學好專業課的同時，能在體育課堂上積極認真的學習運動技能，比如籃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并在平時多加練習，便可在這些企業招聘中脫穎而出，走向理想的崗位。
（四）激勵教學法
體育教師在課堂常規教學中，可以多鼓勵學生，當學生做練習的時候，多給與評價。做的好就表揚，或者給與物質獎勵。做的不好也不要批評，而是指出錯誤，再親身示范，讓學習更好的學習技能。
四、結論
這是我最近讀王小波《懷疑三部曲》所想到的。《懷疑三部曲》包括三部長篇小說：《尋找無雙》、《革命時期的愛情》，《紅拂夜奔》。王小波在總序里說到他的三大基本假設，“第一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智慧一一因為我自己就熱愛智慧，雖然這可能是因為我很低能。所謂智慧，我指的是一種理性思維時的快樂。當然，人有賢愚之分，但一個人認為思維是快樂的，那他就可以說是熱愛智慧的。我現在對這一點甚為懷疑，不是懷疑自己，而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我寫《尋找無雙》時，心里總是在想這個問題。第二個假設是凡人都熱愛異性……但是這一點現在看來甚為可疑。我寫《革命時期的愛情》時，這個念頭總在我心間徘徊不去。第三個假設是凡人都喜歡有趣。……有趣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一直伸向未知領域，無趣是個封閉的空間，其中的一切我們全部耳熟能詳。《紅拂夜奔》談的是這一點。現在我承認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歡有趣的。”
《尋找無雙》說的是唐朝建元年間，一個叫王仙客的年輕人去長安市宣陽坊尋找表妹無雙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無雙的模樣他記不清了，王仙客和無雙曾在宣陽坊一座用作道觀的空房子住過，宣陽坊官吏王安、孫老板、侯老板、羅老板這些當年的鄰居忘記了他也忘記了無雙。羅老板等人說到二十年前魚玄機在這里住過，不過魚玄機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陽坊一家客棧里，弄個望遠鏡觀察那個空院子。他對魚玄機入了迷，找劊子手打聽魚玄機死時為啥罵，還到監獄廚房買了一份囚糧，忽又想起無雙，做夢卻夢見魚玄機。他想起來魚的使女叫彩萍，而無雙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長安市有六千個彩萍，找了一百多個都不是。人們的傳言讓王仙客懷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魚玄機過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攆走，去了宣陽坊，以拉皮條為生，遇一，擺好姿勢他卻無動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憶當年無雙聽說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與他試水。便與彩萍回宣陽坊尋找無雙。彩萍似乎就是無雙，比較，宣陽坊的人既喜歡又反感。羅老板等人想揭發這個假無雙。羅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車裂附逆分子，無雙被捆在木樁上拍賣。又說無雙病死了。王仙客請客討無雙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羅老板小腦袋，羅老板這才想起無雙“去了掖庭宮”，是個宮女習禮的地方。他從身上扯出當年無雙托他贈送給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繼續尋找無雙。這已成為他的終身事業。小說最后一句話是：“我估計王仙客找不到無雙。”
李銀河認為《尋找無雙》寫的是人們選擇性記憶病，人們只愿意記住他們愿意記住的，遺忘了不愿意記住的。王小波說他寫這篇小說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其實王小波的小說較為混沌，非單一主題，《尋找無雙》就寫了人們骯臟的心理、卑下的人格、豬狗般的生活，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和敵意，寫了人們非同黨即奸黨的思維方式，也寫到了皇權的專制、殘酷和腐敗。如果說王小波小說有中心意圖的話，他的小說是對權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還有點兒自得其樂。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視角度。作者俯視筆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說敘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謂的愚偶，一個個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癡呆癥患者，有的簡直是瘋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動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這些東西?這些人物渾渾噩噩，荒唐，窩囊，卑俗，丑陋，令人惡心。王仙客尋找無雙要與之結婚，這種行為無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令人感動和尊重。《紅拂夜奔》中李靖設計長安城，求證畢達哥拉斯定理和費馬大定理，將費馬大定理寫進春宮畫小人書里，發明開平方機器，做出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個無情的人，他與皇帝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談不上忠與奸，對紅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關系，談不上愛。魚玄機殺死使女主動投案自首，坐牢里長了陰虱，受刑時計較于自己的美麗與舒適，最后罵了一句操，也不會讓讀者同情。讀者的感情立場既不會站在劊子手一邊，也不會站在魚玄機一邊。作者一點兒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紅拂說她也不想活了，便辦理殉夫手續。申請非正常死亡指標，需刑部衙門批準，刑部權衡之后給了一個上吊指標。然后是禮部手續，禮部認為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會風氣趨于悲觀，讓紅拂起碼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禮部填表時，紅拂在殉節動機一欄填上“覺得活著太麻煩”，顯然不夠進步，在人們的一再啟發下改為“思念衛公”。其實紅拂要求自殺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為貴婦聯主任委員，她要主持會議，還要做大報告，覺得煩不勝煩，因此馬上提出殉節申請。按照規矩，紅拂上吊前還要注銷各種注冊、戶籍、會員等等，還需絕食，凈身，搭臺子，受賜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紅拂登上絞刑架，儀態萬方，看客如云。但宮中監督她_的魏老婆子讓其命懸一線，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還沒斷氣魏老婆子就剝下她的褻衣賣錢去了，紅拂的尸體也不見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傾向上與王朔、塞利納、熱內筆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結梅上與堂吉訶德、阿Q、卡爾唯諾的樹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狀態上與卡夫卡、貝克特筆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們。王朔的人物還是正常的，無非有點冷嘲熱諷罷了，堂吉訶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阿Q、樹上的子爵還是有感情的，還是想干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卡夫卡的人物比較干凈，而且理性，貝克特的小說人物與王小波同樣粘稠、滯重，但沒有王小波人物的癡呆和癲狂。
其故事沒有中心矛盾沖突，且有意截斷時間流向，將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國畫的散點透視，寫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濃墨重彩，如魚玄機之死耗費了大量筆墨。其敘述推進十分緩慢，幾乎原地踏步，或者說是不斷回到原點，重新出發。一個細節可以多次提及，反復描摹，可稱之為細節化碎片化敘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間，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陽坊找無雙。”后來又有好多此類的開頭：“王仙客到長安城去找無雙那一年”，“王仙客找無雙”，“王仙客去找無雙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王仙客初來長安時”。“王仙客到長安城宣陽坊里 找無雙”，“王仙客到宣陽坊里來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是要找無雙的”，“我們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陽坊來找無雙是一無所獲”，“我們現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陽坊里找無雙時，那里有各種各樣的傳聞”，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變化，上一次簡單提及的，這一次有可能詳細描摹，這樣的敘述形成了變奏和回旋效果。這種方法顯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響，也可以看出貝克特、格里葉、馬爾克斯的影響，但比他們更極端了。
小說的敘述方向，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幾個方向在中間或最后交織起來，也可以是循環的，最后返回到原點。小說的敘述速度可以是快板，沖突激烈，懸念重重，故事向著最后的目標快速推進，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緩慢推進，錄像帶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尋找無雙》屬于后者。它似乎有一個最終目的，那就是找到無雙，但這個目標總是被擱置起來，不能說它有明確的敘述方向，那就是找到無雙，也不能說他的敘述方向是找不到無雙。因為尋找無雙只是一個幌子，一個虛假的敘述目的。卡夫卡的K進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黃》里青黃空缺，余華的《鮮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著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哲學性命題，王小波似乎沒有這樣的追求。
大量的閑話也延宕著小說的敘述速度。與作品主線、作品主要人物有關或者無關的甚至與作品毫不相干的閑言碎語是作者敘述自由的表現。如王仙客列問題表，王仙客為解決困惑，“打算開一個平方根證明一下，偏巧選擇了二來開平方，結果發現開起來無窮無盡，不但把手頭的紙全做了算草，還把地板墻壁天花板全寫滿了。”“王仙客被攆出客棧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頭上拴了一只毛筆，在天花板上寫算式呢。據我所知，他是用麥克勞林級數開平方，已經算到了五千項。這一點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用一臺PC機就能做到，但是在當時可是一項了不得的科學成就。但是開客棧的孫老板不懂這些，只是破口大罵，說王仙客這瘋子，把他的房子寫臟了。其實王仙客并沒金瘋，思想還有邏輯：他想開盡了這個平方，驗證了自己有運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數，算出自己是誰。這兩件事做好之后，再決定是去找無雙，還是找別的人，或者誰也不找了。”“據我所知，人在執筆演算時，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決某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結果，就是沒算出來，害處也不大，因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種是要證明自己聰明，這樣演算永無結果，故而害處非常之大，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如找人來拍你馬屁，說你很聰明，是個天才。人執筆寫作也有兩種目的，一種是告訴別人一些事，另一種讓別人以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個人寫作總是前一種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種情況，我絕不會浪費紙筆，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馬屁的人，當面去拍，這樣效率比較高。王仙客就是因為犯了演算不當的錯誤，故而總算不出個頭緒。因為本書在談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這些不算題外之語。”這就是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智慧。昆德拉寫接吻大大議論了一番，甲與乙接吻，乙與丙丙與丁丁再與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氣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傳》中巴奴日到處向人討教該不該結婚，大家講了大段大段結婚與不結婚的道理，閑話的瘋狂增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敘述的本來面目，使文本變質。這種議論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論、教條，是一種與小說或生活有緊密聯系的想象性或反諷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繹。王小波在后記里說自己的小說是嚴肅文學，而嚴肅文學必須公平，作品可以艱澀，可以荒誕古怪，但在這些毛病背后必須隱藏了什么，以保證有誠意的讀者最終會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讀者也不能太笨。中國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絕不至于太笨。”小說里這些怪異的閑話當然也證明著作者的智慧。
《尋找無雙》不是純正的第三人稱也不是純正的第一人稱，是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混合起來的混合型人稱敘述。小說的主體用第三人稱，但敘述人“我”時不時出場，他似乎一直在場，即使不在場讀者也能強烈地感覺到他。這個我是一個強勢的我，他總要順便抖摟出一點私貨，甚至一堆私貨。作者點明他叫王二，四十五歲，是一個醫院的電氣工程師，年輕時在山西插過隊，現與一位姓孫的婦科大夫結了婚，結婚之初患過陽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時單戀一個女教師，每晚將其作為對象。有時候他在小說里還直接拿人稱說事。如《革命時期的愛情》第七節：“在這部小說開始的時候，我把自己稱為王二，不動聲色地開始講述，講到一個地方，不免就要改變口吻，用第一人稱來講述。”后面又說，“講到了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稱做王二，這是因為當時有一種感覺，不用第一人稱就不足以表述。”小說里這個王二時不時站出來說事。導引出許多現代觀念和詞語穿梭其中，如“上級讓你被勒了幾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種打算，自己有別的打算都不對頭。”如宣陽坊居委會主任王安問王仙客有證明文件嗎，“王仙客就拿出山東博山府開的路引雙手呈上，據說當年日本皇軍檢查中國人的良民證時，中國人就這樣。”王仙客攔一個陌生人打聽無雙，“那人一言不發，臉上露出僨怒不滿的神色，就像我前幾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車到雅寶路碰到的一樣。”還有魚玄機每天晚上要開PARTY，皇帝派空降兵鎮壓群眾等等。再如：“有個善良的人發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誰也不肯戴。因為當時熟皮子工藝不過關，所以那東西干癟癟像個風干了的小絲瓜。用時還要用帶子拴在身上，不然就會掉下來。……但是要等到發明硫化橡膠，制出柔軟的，起碼要一千年，實在等不及。”有趣的是，這些無厘頭語言行為破壞著作者建立起來的古代場景，但這古代場景仍覺可信。這樣做的好處是打通了古代與現代的歷史時空，歷史與現實互相說明互相闡釋，小說的空間更為宏闊，作者的表達可以天馬行空，似乎有無限的自由。
王小波小說寫的是現實，他對現實的批判內在而深刻，可他的’現實是極端化了的扭曲的現實。《尋找無雙》充斥著荒誕的細節。如魚玄機行賄，一個劊子手分少了，不讓她雙腿并住，只好兩腿叉開，像挨操一樣。三絞斃命，需要勒三次，少一次也不行。如寫無雙的閨秀訓練，“比方說，每天早上盛裝在閨房里筆直地坐五個小時，……與此同時還要吃上一肚子炒黃豆，喝幾大杯涼水來練習憋屁。要做一個名門閨秀，就要有強健的括約肌。”王仙客為使用望遠鏡養兔子成災。李靖證明費馬大定理，虬髯公到日本當皇帝，都荒唐之極。王小波小說是一種全面的荒誕，由內到外，由細節到整體，由人物故事到語言。王小波的語調是反諷性的，有一點兒哲學邏輯學的味道。但王小波的小說是社會學的而非哲學和心理學的。整體上他不追求卡夫卡那樣的抽象的哲學命題。
[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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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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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轉貼于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同上。
同上，第6頁。
同上，第6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關鍵詞】博弈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80年代以后博弈論迅速地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健全、邏輯合理和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分析體系。博弈論不但強化了經濟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寬了經濟分析的廣度，從而不但使經濟分析以更加符合現實的方式揭示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也使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經濟學家的必備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論專家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獲得了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熠熠生輝，引人注目。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寡占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并形成了經濟學新的分支――信息經濟學。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博弈論做出開拓性的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澤爾騰和海薩尼。相隔十年，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授予在博弈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專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博弈論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各種經濟現象開拓了新視野，博弈論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中心地位。
博弈論之所以被經濟學家普遍使用，是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和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分不開的。傳統經濟學在談到人(或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時，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個人的效用也只決定于自己的選擇，其他所有人的行為都歸結在價格這個參數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壟斷和寡頭是特殊情況；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然而現實中這些條件都是很難成立的。第一，充分競爭的市場是很少有的(例如，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鋼鐵生產廠家屈指可數，占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彩電生產廠家也為數不多)，由于存在產品差異、地域差異和信息差異，任何一個廠商總是處于某種壟斷地位(正是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所以與充分競爭相比，壟斷和寡頭倒很常見；第二，每一主體在做出自己的選擇時不僅要受到其他主體的影響，而且自己的選擇也往往影響到其他主體的選擇(考慮一下1998年長虹大規模吸納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場競爭中信息幾乎總是不充分、非對稱的，獲取信息經常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是相當大的。如果不考慮以上這幾方面因素，經濟學所討論的決策其實僅僅是規劃問題，是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的決策，所解決的也只是資源分配問題。現實世界中決策者要在面對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對手與之激烈競爭時做出選擇。在競爭對手日益明顯、競爭越來越直接的情況下，博弈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經濟學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對經濟個體的研究，而在各個經濟個體之間，博弈是無時無處不在的。
博弈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論分析范式與新古典經濟學不謀而合；二是博弈論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1.分析范式的趨同。即強調個人理性，也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利益主體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實現均衡。可以說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鏈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設。任何一門學科都有一套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體系，而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學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設。對此，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大廈便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人類在其經濟選擇行為中是絕對理性的。這個假設意味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約束下爭取最大化報酬。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市場既定價格，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廠商根據外生的價格水平選擇利潤最大化產量。各經濟行為主體的趨利行為通過競爭，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實現均衡，這包括從單個市場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論研究范式是給出個人的支付函數及戰略空間，然后看當事人都選擇其最優戰略以最大化個人支付函數時將發生什么，這與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論從行為分析入手，堅持并突出了個人理性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論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還是后來的“納什均衡”及其精煉，都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并對理性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為背后心理作用的過程，加深了對個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論通過研究擁有不同利益的主體在發生沖突時是如何進行理性決策的，并研究利益沖突的主體如何通過理性決策最終達到均衡，從納什均衡到精煉納什均衡再到貝葉斯納什均衡和精煉貝葉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的研究是現代博弈論的主要內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趨同，經濟學家很容易用博弈論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使博弈論在經濟學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
2.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對于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歷來爭論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的分析方法應用于經濟學，試圖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他們把現有制度視為外在，只研究可以純粹用目的和手段來刻畫和判斷的人類理，強調將復雜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向物理學那樣可以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和論證盡量仿效精密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無法回避的規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實證分析，大量采用了數學方法。作為一種數學方法的博弈論，其創立之初就是為了是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用深奧的數學理論寫成的，對博弈論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論文最初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對存在利益沖突的理性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目標邁出一大步。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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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說，寫作《妙趣橫生博弈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把讀者“培養成策略藝術的更佳實踐者。不過，對策略藝術的良好實踐，首先要求對博弈論的基礎概念和基本方法有初步的掌握”。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博弈，小到下象棋、養小孩，大到創事業、搞經營，再大到選總統、試軍備，幾乎無所不包博弈，決策的思想。與此同時，它不像一個伐木工人去砍樹，面對的是沒有想法和行動的樹木，在多數對壘局勢里，我們身邊圍繞著的是積極思考和同樣工于心計的人，他們的選擇與我們的選擇彼此影響、相互作用，甚至互相牽制。正如作弊的考生要時刻面對來回走動、嚴肅監考的老師，做題跟猜謎一樣的學生總要換位思考、尋思出題者的習慣，這些都是博弈。
對此，此書作者提到“當將軍試圖消滅敵軍時，他必須料及并克服阻止其意圖的反抗力量。如同將軍一樣，你必須意識到你的生意對手、潛在配偶，乃至你的子女都是富有謀略的。他們的目標與你的目標既可以相互沖突，也可以完全一致。你的決策必須并充分利用合作。”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多少需要懂點博弈論。要知道，它可不是什么小把戲，也不是厚黑學，
看完《妙趣橫生博弈論》之后，應該對博弈論持有這樣的看法：它應該是展開有效競爭與合作的理論，應該是大智慧，應該是個人理性融入社會的藝術。對于那些試圖探求真實世界現象之因緣的人們來說，博弈論也是理解高度互動的人類社會的一種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
此前，很多有關博弈論的文獻都采取數學形式討論，這使得博弈論在很長時間里都只是象牙塔里面的學科。迪克西特首先認識到，“讓博弈論離開學術期刊真是太有趣太重要了”，因為博弈論的洞見在商業、政治、體育以及日常社會交往中有廣泛的應用。于是他和合作者身體力行，將博弈論的重要洞見從原來數學形式的理論，轉換成日常語言用直觀的例子和案例分析取論化的命題。他們“想要改變大家觀察世界的方式，通過引入博弈論的概念和邏輯以幫助大家策略性地思考”。
關鍵詞:經濟博弈論;實驗教學法;創新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2-0260-02
“經濟博弈論”是一門將博弈論原理與經濟問題相結合,分析經濟活動中各博弈方的對策選擇的學科。傳統經濟學往往忽略經濟活動中各個方面行為或決策時相互之間的反應。博弈論彌補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不足之處。目前博弈論在經濟學領域已經引發了一場全面的革命。在傳統的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側重對經濟理論的闡述,忽視理論的具體應用。實驗教學法能夠讓學生親身參與,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在“經濟博弈論”課程中運用實驗教學法可以使學生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
一、“經濟博弈論”中實驗教學的總體思路與教學體系
在“經濟博弈論”課程中,設計和組織適用于教學目的的實驗,讓學生作為被試參加實驗,甚至參與到實驗設計中來,是使學生理解抽象的博弈理論以及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好方法。
20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張伯倫教授首先在課堂上進行經濟學實驗。史密斯教授發展了一系列實驗方法,為實驗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1]。目前實驗經濟學應用范圍遍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博弈論是實驗經濟學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之一。經濟學家對博弈論中許多著名的模型都進行了實驗,出版了很多實驗報告。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我們設計“經濟博弈論”中的實驗。
“經濟博弈論”中的實驗可以分為兩類:驗證型實驗和研究型實驗。驗證型實驗是為檢驗理論所設計的實驗。在簡化的實驗室環境下,實驗者能對被檢驗理論的自變量進行良好的控制,從而能比非實驗方法更好地確定各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學生通過實驗能加深對博弈理論的理解。
對少數拔尖學生還可以讓其參與研究型實驗。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學習博弈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實驗設計。例如,在反復的試驗中發現和前人不同的結論,這為根據實驗數據建立新的理論提供了證據。研究型實驗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制度設計。過去的制度設計一般通過理論和邏輯推理得出,這可能會導致重大的制度設計失誤。通過研究型實驗可以借助實驗室環境檢驗制度的效果,并進行改進。
二、“經濟博弈論”中實驗教學法的基本環節與內容
(一)基本環節
1.實驗設計。在實驗設計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實驗指導語和實驗變量的選擇。在實驗指導語中應包括實驗的重要信息,例如資源與信息的初始存量、各被試可能采取的行動集合、實驗各個階段的簡單的示例說明。指導語應該簡明具體,容易為被試所理解。在實驗中,可以直接控制多個變量。例如,博弈規則可以控制,博弈參與者的可選方案集合也可以控制。為了將無法控制的干擾變量從處理變量中獨立出來,應該將被試進行隨機化分組。
2.實驗實施過程。在實驗前教師應該做好準備工作,如用作實驗的道具以及現金等。有時還應該要求學生提前閱讀實驗規則。在宣布實驗開始后,把實驗指導語發到學生手中,由教師大聲讀出并向學生解釋有關問題。實踐證明,有的學生由于注意力不集中等原因,容易誤解實驗規則,導致實驗結果不理想。然后按照規則進行實驗。教師觀察和監督實驗過程,提醒學生遵守規則,做好實驗記錄。
3.實驗結果討論。實驗結束后,教師及其助手整理實驗數據,得出結果。接著宣布實驗結果,并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重點是比較理論預測結果與本次實驗的異同,對不同之處認真分析其原因。
(二)基本內容
“經濟博弈論”的許多理論都可以用實驗來檢驗和發展。可以考慮進行以下實驗:
1.協調博弈實驗。協調博弈在許多經濟問題中都存在。協調博弈實驗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合作的困難以及給參與人可能帶來的福利增加。例如,協調博弈實驗可以通過撲克牌來進行。教師發給每個學生兩張撲克牌,一張紅色,一張黑色,兩個學生配對。選擇黑色撲克牌的人得到1元錢。選擇紅色撲克牌的人則要根據對方的選擇來獲得收益,如果對方與自己選擇一致,則紅方得到5元錢,否則得益為0。
2.選美博弈實驗。選美博弈是一種測量重復刪除劣策略步數的工具,可以引發學生思考人們在博弈時是否具備完全理性。教師要求n個學生每個人i同時在區間[0,100]中選擇一個數字xi。用p(0
3.最后通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可以檢驗人們對不公平的反應。教師將參與的學生分組,每組兩人,并任意指定一組中兩人分別為A和B。先由A提出按一定比例分配一定數量的錢,而B有權接受或者不接受該方案。如果B接受該方案,則二者各獲得由方案所決定的金額。如果B拒絕該方案,則他們都將一無所獲。如果B最大化其收益,則他會接受任何分配方案。如果A最大化其收益,并且預期到B也追求收益最大化,那么他將決定分給B一個最小金額即0元。我們的研究表明A大多將總金額的30%～40%分給B,當A分配給B的比例小于20%時,超過50%的B選擇拒絕。這個結果與理性經濟人最大化其收益的假定不符 [1～2]。
除上述實驗外,還可以進行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公共物品博弈等實驗。這些實驗對于學生深入理解博弈論的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三、實驗教學法在“經濟博弈論”教學中的優越性
將實驗教學法運用于“經濟博弈論”課程,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能夠讓學生準確掌握理論,提高創造能力。
1.深化學生對理論的理解。“經濟博弈論”包含大量的理論模型,對大學生來說,由于其實踐經驗較少,會感到很抽象,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單純的理論講解使得學生沒有驗證理論的機會,難以引起學習興趣,造成教學效果不好。
2.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學生在實驗中模擬現實的一些情況,進入完整的實際操作情景,通過對實驗程序和規則的掌握以及分析和討論實驗結果,可以歸納出其中所包含的規律,從而培養了學生綜合分析約束條件并進行創造性解決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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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志勇.實驗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77-81.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Economic Game Theory
YAO Tao,LIU Qian-qia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unications,Chongqing 400065,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has become regular. The bidding legis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quity, public, quality and against illegal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Although the enterprise spent a lot of material, time on a complex bidding, but usually the end is not desirable. On the basis of bidding evaluation analysis, a set of suitable bidding game model methods are considered, which is useful for scientific decision on bidding practice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關鍵詞:建筑市場;招投標;評標辦法;博弈論
Key words: construction market;bidding;bidding evaluation method;game theory
中圖分類號:TU7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8-0100-02
0引言
工程項目建設招標投標是國際通用的、比較成熟的而且科學合理的工程承發包方式。承包商投標的目的是能夠制定科學合理的技術方案并報出一份既有最大中標可能性又可以贏利的最佳的報價。
我國目前建筑市場競爭日益復雜和激烈,施工企業在注重提高企業內在素質的同時,加強工程投標工作的研究,優化投標決策,提高投標質量,是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證。
我國的工程招標評估一般采用綜合評估法,即對工程質量、施工工期、投標價格、施工組織設計或者施工方案、投標人及項目經理業績等提出要求,并確定評價標準。這些要求和標準的確定也是因為業主的要求不同,所以各個標準也不盡相同。。一般以評分方式進行評估,得分最高者中標。采用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是在投標文件能夠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的投標人中,評審出投標價格最低的投標人,但投標價格低于其企業成本的除外。
招標投標是為了營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環境,進一步規范我市建筑市場秩序,加快培育市場機制,遏制腐敗現象發生,培育和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建筑市場,保證工程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建筑業的健康發展。但由于舊體制的功能與慣性還未消失,新體制的功能尚不完善,致使建筑市場交易成本過高,交易秩序出現混亂,影響了招標投標制度的效率。
本文認為,要對工程造價作出科學合理的評估,需要建立嚴密的數學模型,而根據實際情況,顯然選擇博弈理論更加合理。基于博弈論建立適應不同評標辦法的投標模型,為施工企業的投標工作提供一些具有理論和實質意義的參考。
1博弈論投標報價建模的基本要素
1.1 博弈論在投標報價建模應用中的適宜性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博弈論的基本概念包括:參與人、行動、結果、信息、戰略、支付函數、均衡。博弈分析的目的是運用博弈規則預測博弈均衡。
工程投標是一種對策行為,眾多投標者之間就是一場博弈。投標人往往不具備甚至完全不具備競爭對手的投標信息資料,施工企業在與對手參與投標活動時可以認為是同時選擇行動,因而可以運用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理論來描述和解釋工程競標博弈。
1.2 博弈論基本要素概述從理論上講,博弈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
1.2.1 合作博弈――研究人們達成合作時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問題;
1.2.2非合作博弈――研究人們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如何選決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選擇問題;
1.2.3 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博弈:參與者對所有參與者的策略空間及策略組合下的支付有充分了解稱為完全信息;反之,則稱為不完全信息;
1.2.4 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靜態博弈指參與者同時采取行動,或者盡管有先后順序,但后行動者不知道先行動者的策略。動態博弈指雙方的的行動有先后順序并且后行動者可以知道先行動者的策略。
為了說明博弈的各個類型,我們可以在這里舉個例子:a、b、c、投票決定如何分配100萬,他們分別擁有50%、40%、10%的權力,規則規定,當超過50%的票認可了某種方案時才能通過。那么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呢?按票力分配,a50萬、b40萬、c10萬c向a提出:a70萬、b0、c30萬b向a提出:a80萬、b20萬、c0……
權力指數:每個決策者在決策時的權力體現在他在形成的獲勝聯盟中的“關鍵加入者”的個數,這個“關鍵加入者”的個數就被稱為權利指數。
夏普里值:在各種可能的聯盟次序下,參與者對聯盟的邊際貢獻之和除以各種可能的聯盟組合。
次序:abc acb bac bca cab cba ,關鍵加入者:a c a c a b ,由此計算出a,b,c的夏普里值分別為4/6,1/6,1/6 。所以a,b,c應分別獲得100萬的2/3,1/6,1/6。
以下結合具體實例,對博弈論涉及的各個要素進行逐一分析:
(1)參與人是指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它的目的是通過選擇行動(或戰略)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效用)水平。參與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團體,如企業、國家,甚至若干國家組成的集團。在本文中,一般用i=1,…,n代表參與人。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參與人之外,在博弈論中“自然”作為“虛擬參與人”來處理。
(2)信息是參與人有關博弈的知識,特別是有關“自然”的選擇、其他參與人的特征和行動的知識。信息集是博弈論中描述參與人信息特征的一個基本概念,是參與人在特定時刻有關變量的知識。
(3)戰略戰略是參與人在給定信息集的情況下的行動規則,它規定參與人在什么時候選擇什么行動。一般地,用si表示第i個參與人的特定戰略,Si ={si}代表第i個參與人的所有可選擇戰略的集合。如果n個參與人每人選擇一個戰略,n維向量S=(s1,…si,…sn)稱為一個戰略組合,其中si 是第i個參與人選擇的戰略。
(4)支付在博弈論中,支付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參與人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水平或者是指參與人得到的期望效用水平。參與人的目標是選擇自己的戰略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函數。在博弈論中,支付或者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參與人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水平或者是指參與人得到的期望效用水平。
(5)結果是博弈研究者所感興趣的分析,例如均衡戰略組合,均衡行動組合,均衡支付組合等。
(6)均衡是所有參與人的最優戰略組合,博弈分析的目的是預測博弈的均衡結果,即給定每個參與人都是理性的(理性是指有一個很好定義的偏好,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博弈論中的均衡概念與一般均衡理論中討論的均衡概念是不同的。
在博弈論里一個博弈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表述,一種是戰略式表述;另一種是擴展式表述(或稱為展開式表述),更適合于討論動態博弈。因為本文中基于博弈論建立的報價模型都是靜態博弈,下面僅給出適合于靜態博弈的戰略式表述(又稱為標準式表述):
博弈的參與人集合:i∈Γ,Γ=(1,2,…,n)
每個參與人的戰略空間:Si,i=(1,2,…,n)
每個參與人的支付函數:ui=(s1,…si…,sn),i=(1,2,…,n)
用戰略式表述的博弈為:G={Si,Sn;ui…,un}
在這種表述中所有參與人同時選擇各自的戰略。所有參與人選擇的戰略一起決定每個參與人的支付。
2不同投標報價評分方法下的建模方法分析
目前,我國施工企業參與投標的項目報價評分辦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經評審的最低價法;二是復合標底法。根據評分辦法及可獲取的數據類型應建立不同的博弈模型。具體來說,綜合評估法采用較多,即對工程質量、施工工期、投標價格、施工組織設計或者施工方案、投標人及項目經理業績等提出要求,并確定評價標準。這些要求和標準的確定,因業主的期望值、業主的管理水平、工程項目和建筑市場的實際情況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以評分方式進行評估,得分最高者中標。
2.1 基于合理最低價法的成本分布函數博弈模型(信息較對稱時)適用于合理最低價法投標的博弈模型在求最優解的過程中,成本分布函數的確定是關鍵。確定競爭對手承包工程的成本分布函數f(x),需要參考對手以往的設計報價記錄,結合投標者現在的發展,運用一定的數理統計方法抽象得出,從而可以將企業的投標價格和具體的環境條件聯系起來,具有動態性。
在具體方法上,首先研究只有兩個投標者的成本分布函數博弈模型建模過程:只有兩個投標者參與投標,即i=1,2。令bi為投標者i的報價,ci為投標者i的承包成本。假定ci只有i自己確切知道。競爭者之間都相互知道自己和其他投標者的ci獨立地取自定義在區間[m,n]上的分布函數f(x)。則由以上定義可知投標者i的支付ui如下:
u(b,b,c)=b-c,if,b>b0.5×(b-c),if,b=b0,if,b
這是最簡單的投標報價博弈模型。投標者i面臨的問題是:
max ui=(b-c)f(x)dx,
其中:b為最優報價,c為實際成本,Φ(b)=f-1(b)。
2.2 基于合理最低價法的模糊預測博弈模型(信息不對稱時)
投標人投標決策分析時往往并不具備完全的資料信息,且競爭對手的投標策略是變化的。經實例證明采用基于“概率模型”的投標報價模型誤差較大,偏于保守;而采用基于博弈模型和模糊預測的投標報價決策方法,更符合信息不完全情況下的投標競標實際情況,其得出的最優報高率f更大,比前者為投標人帶來更大的期望收益。因此,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投標報價決策中,該投標報價決策方法更為有效。
具體方法是,通過研究收集競爭對手以往的投標報價分布情況的統計資料來作為分析的基礎,直接建立報高率f與贏標率T的函數關系。
對很少遇到的或沒有遇到的對手,則可以運用模糊數量法來確定其報高率f與贏標率T的關系。模糊預測模型為:T=A0+Aigf,其中A0=(a0,c0),Ai=(ai,ci)是模糊數,ai為模糊數的中心值,ci為模糊數的模糊幅度。
如果投標人在某次投標競爭中有m個已知競爭對手,n個未知對手,對成本的估算為c,則對于該投標者而言,是首先分別分析已知競爭對手和未知競爭對手總體贏標率,并取其大者作為最優投標報價報高率f*的函數輸入,求得最優報價。
3結論
在博弈模型建立與應用中,成本分布函數模型及模糊預測模型均是基于已有較成熟的概率統計方法的報高率f的研究,適用于經評審的最低價法項目,能夠較好地指導實踐。因此合理最低價法投標報價博弈模型的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由于對最低投標價的合理性評判尚缺少一致的理想標準,復合標底法被廣泛應用。由于復合標底可采用多種復合形式,很難取得這樣的記錄;如果擁有以往與當前評標方法完全相同的項目,則借助評分矩陣模型,根據不同的復合公式建立不同的矩陣模型,分析采集自投標報價與標底比價的區間歷史記錄,進而確定最佳報價。因此,對復合標底法投標報價的評分矩陣博弈模型的深入研究具有廣泛的現實意義。
我國的招投標制度雖然已實施多年,但有許多的內容還需要不斷的完善和補充,本文區別目前通用的評標辦法,針對性地建立博弈模型,對提高招投標在綜合決策中的科學性的有益嘗試,在今后的研究可以通過待實際經驗數據的積累來進一步驗證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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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游戲教學法 博弈論
項目支持：陜西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雙語教學“多位一體化”教學方法研究（SGH140755）。
引 言
博弈論是研究策略性決策行為的社會經濟科學分支，提供一種思維方法，幫助在互動行為中的行為方提高發現和引用有效策略的技能[1]。博弈的思想起源于游戲，數學家馮?諾伊曼運用數學模式研究游戲者應該如何在游戲中選擇自己的策略，奠定了現代博弈論的基礎[2]。由于博弈論和經濟學的基本假定相同，強調個人理性，所以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獲得了最廣泛、最成功的應用，博弈論已成為經濟分析最合適的工具之一。目前，博弈論課程作為相關本科專業的選修課，開設時間尚不長。授課方式以教師講授理論為主，不利于激發學生的獨立思考。加之博弈論的研究過程和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數學工具，需要一定的數學基礎，學生在學習時覺得抽象有難度，課堂教學普遍沉悶、乏味[3]。因此，博弈論的課堂教學方法急需創新和改革。
游戲教學法
游戲教學法是游戲和教學的結合體。游戲是在某一固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一種自愿的活動，其規則是游戲者自愿接受的，但又有絕對的約束力[4]。就游戲的內在精神而言，教學可以成為游戲。
最早對游戲法進行系統闡述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1952年教育和發展心理學大師皮亞杰將游戲理論延伸到教育學領域。1976年日本索尼公司在學員培訓中創立管理游戲。此后許多世界知名大學相繼將管理游戲引入課程教學[5]-[6]。1996年北京科技大學率先引入管理游戲，國內一些學者從理論角度探討游戲教學法的可操作性[7]-[8]；另一些學者從實踐角度，將游戲教學法應用到歷史、體育、管理學等諸多課程中[9]-[10]。然而，卻鮮見在博弈論課程教學中引入游戲教學法。
博弈起源于游戲，無論是其英文原名（Games）還是中文翻譯（博和弈是中國古代的象棋和圍棋），都體現了與游戲的關系。博弈論課程主要分析互動行為，論文提出在課堂教學中引入互動性很強的游戲教學方法，并實施一個具體的課堂游戲，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游戲和學習活動中，期望這種新的教學方法對博弈論的課程教學有所裨益。
“選字母”游戲的設計實施
游戲互動教學法主要用在課堂引入或重難點講解過程中，設計一些讓學生參與其中的實驗性游戲，在游戲中獨立思考，組織策略，得到游戲結果，進而討論、反思，學習理解理論知識。
1.游戲設計。博弈的組成要素，是理解和分析博弈過程的基石。在博弈論的首次課程中，作為課程引入，設計“選字母”游戲，引入介紹博弈基本要素、靜態博弈的得益矩陣等知識。通過游戲激發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加深對博弈組成要素知識點的理解。
2.游戲參與。給定游戲規則：學生互不商議參與游戲，字母a、b二選一。之后將隨機把學生分為兩人一組，根據得分判斷勝負：同選字母a各得2分，同選字母b各得3分，不同選擇時選a得5分，選b得1分；兩人中得分高者勝。給學生充分的時間理解規則，同時在紙上寫出自己所選擇的字母。
學生獨立思考選擇后，隨機挑選兩位同學為一組判斷勝負。為增加參與性和趣味性，可隨機多選擇幾組同學，判定勝負。
3.游戲討論小結。游戲暫時告一段落，請幾位同學闡述自己選擇的理由，進而分析游戲，講解知識點。
首先，引導學生分析游戲構成，借以學習博弈的基本要素。完成游戲需要有參與游戲的人和游戲規則。游戲參與者在博弈中稱為“博弈方”。游戲規則是所有參與者都了解的內容，在博弈中稱為“信息”。游戲規則 “字母a、b二選一”，規定了參與者在游戲中可以選擇的行為，在博弈中稱為“策略”；游戲要求所有人同時作出選擇，即規定了游戲的參與順序，在博弈中稱為“次序”；得分標準即個人在游戲中所得的結果，在博弈中稱為“收益”。進而具體講解博弈的基本構成要素：博弈方、策略、信息、次序、收益。
其次，在這個簡單的博弈游戲中，個人的收益依賴于自己和對手的選擇。引領學生用表格的形式表現游戲結果，下圖1為自己的收益，圖2為對手的收益：
觀察發現兩個表格基本一致，為表現更簡便，引導學生將表格合二為一，用數組方式表示收益：第一個數字表示左側博弈方收益，第二個數字表示上側博弈方收益，如下圖3。圖3所示的表格即是博弈的基本表達形式“得益矩陣”。
至此，通過“選字母”游戲，在輕松的學習氛圍中，學生已經基本掌握了博弈的基本要素及得益矩陣的表達方式。過程簡潔易懂，可讓學生通過自己總結完成，以達到這節課游戲教學的教學目的。
最后，還可以提出思考問題：在考慮他人的策略下，如何選擇，可以使得自己的得益最大？如果游戲允許兩人商議，又應該如何選擇？通過開放問題的設置，引發學生思索討論，為后續個體理性、集體理性、博弈求解等知識點作好鋪墊。
游戲教學法實施過程及原則
1.根據教學內容，選擇并設計合適的游戲。游戲教學中，課前游戲設計是關鍵，主體是教師，應在對課程內容充分理解和全盤把握的基礎上，確定游戲教學實施的章節和知識點，進而設計游戲。課堂游戲的設計，一方面要與知識點相關聯，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群體參與性。游戲是一種輔助教學手段，課前應準備相應的游戲道具，細化游戲規則。原則上游戲應簡單易行，靈活可調整，易于實施，結果便于分析。同時，應充分考慮到游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做好準備方案。
2.課堂游戲引入。教師要在合適的時機介入和結束游戲，避免學生只關注游戲而忽略知識點。根據知識特點和游戲規則，合理組織學生，分小組或個人參與游戲。游戲進行之前，教師介紹游戲的基本內容，闡明游戲的基本規則，可執行的基本行為。結合實際情況，幫助學生理解和分析游戲中隱藏的信息和行為方的可選策略，對一些較有難度的策略，給予提示和簡要分析。
3.游戲體驗。游戲參與實施環節主體是學生，在理解規則的基礎上，獨立思考，獨立決策，理性分析，給出自己的游戲方案。游戲過程中，教師暫時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是游戲的主持人或參與者，要營造寬松、自由的環境，讓學生充分發揮主動性參與其中，體會游戲帶來的樂趣。
4.游戲結果分析討論。博弈研究的是相互影響的決策行為，其結果依賴于博弈方的不同選擇。因此游戲的結果，由于參與者的不同行為而呈現多樣性。教師應引導學生一起思考其他人的行為策略，討論各自的行為對游戲結果帶來的影響。必要時還可將游戲進行多輪，在其中體會不同策略組合下的不同游戲結果，討論導致不同游戲結果的原因及博弈結果的影響因素。
5.游戲總結評析。對游戲結果的分析討論和反思，是課堂教學組織的重點。有些學生可能只享受了游戲的樂趣，卻沒有思考其中的知識。教師借助游戲講解相應的知識點，結合游戲的組織完成過程，充分理解其中包含的博弈基本思維方式和分析方法，利用游戲幫助學生理解理論。通過這些游戲性的實驗，提高學生的興趣，然后針對不同實驗結果，教師逐步切入主題并解釋分析。有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再加上親身體驗，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將更深刻。
進一步，還可以讓學生嘗試用所學的知識分析游戲，思考如何在游戲中更理性地給出行為策略，以獲得最好的結果。引導學生理解理論體系和博弈的思維方式，體會合作意識對博弈結果的重要影響。
結 論
博弈論是一門理論及應用性均較強的課程。論文嘗試在課程中引入游戲教學法，打破傳統單一的教學模式，以游戲為橋梁，讓學生充分參與到學習活動中，促使學生主動學習，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情境、獨立探索思考策略的習慣和能力，同時在模擬游戲分析的過程中，感受理性與合作的重要意義及實施過程，自發在學習生活中運用博弈的思維模式，形成一種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游戲教學法作為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在其組織過程中，對課堂的掌控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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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智豬博弈；利益最大化；納什均衡理論；社會經濟
中圖分類號：F22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1
博弈論最初的研究對象是棋、橋牌、賭博中的勝負問題，而正是發展成一門學科是在20世紀初，在1928年馮·諾意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之后，從而開始宣告了博弈論的正是誕生。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是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理論和方法，它既是現代數學的一個新分支，也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學科。
博弈論的基本要素分為：局中人，策略，得失，對于參與者還存在博弈結果以及博弈涉及到的均衡。
博弈論的類型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以及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經濟學中的存在著智豬博弈的這么一個故事：豬圈里有兩頭豬，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邊有個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遠離踏板的豬圈的另一邊的投食口就會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豬去踩踏板，另一只豬就有機會搶先吃到另一邊落下的食物。當小豬踩動踏板時，大豬會在小豬跑到食槽之前剛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豬踩動了踏板，則還有機會在小豬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爭吃到另一半殘羹。
那么，兩只豬各會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豬將選擇“搭便車”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邊；而大豬則為一點殘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間。
原版的“智豬博弈”故事給了競爭中弱者以等待的方式為最佳的策略的啟發。但是對于社會而言，弱小者未能參加競爭，所以得到的社會資源配置并不是最佳狀態。為了使資源最有效的配置，規則的設計者是不愿意看見有人搭便車的，政府這樣，公司的老板也是這樣。而能否完全杜絕“搭便車”現象，就要看游戲規則的核心指標設置是否合適了。
許多人并未讀過“智豬博弈”的故事，但是卻在自覺地使用小豬的策略。股市上等待莊家抬轎的散戶；等待產業市場中出現具有贏利能力新產品繼而大舉仿制牟取暴利的游資；公司里不創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等等。因此，對于制訂各種經濟管理的游戲規則的人，必須深諳“智豬博弈”指標改變的個中道理。
經濟博弈論是指在將博弈論知識用于經濟問題的分析之中，用于描述，反映經濟問題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動機，以便尋找到己方的問題最優解（其實也是其他利益主體的最優解）。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政府與消費者之間，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不斷加強，以這些主體間的對抗，依賴和制約為研究前提和出發點的博弈論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例如由于信貸不斷收緊，成交量低迷導致回款速度慢，資金鏈壓力很大，房地產商已經處于囚徒困境中，開發商的態度是：“不過至少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做好在售樓盤降價的準備，業內人士一起交流，這點共識是一致的：只要有一家公司明顯降價，就像坐大堤一樣，很快就會爭先降價，也就是恐慌性拋盤。所以，現階段絕對不會，也不會產生這種情況出現的！”
實際上每個開發商都有兩個選擇：降價和不降價。如果大家都不降價，就可以順應大家的心態，以最慢的速度回籠資金，等到將來可能的調控放松，還有可能獲得極大利潤；如果大家都降，都能回籠中等數量的資金，但市場陷入相互殺價；如果有的降價有的不降價，降價的能快速脫身，不降價的可能破產，每個人的心里都想著自己能夠快速銷售，而其他的銷售商維持住市場價格，不進行降價。對于個體而言，無論別的銷售商進行如何操作，自己最佳的策略選擇都是降價。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都會選擇對自己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策略，開發商所提到的口頭協定并不會持久堅持，最后必然會達到納什均衡。
納什均衡理論在經濟中占據重要的位置，納什均衡理論奠定了現代主流博弈論和經濟理論的根本。
納什均衡的重要影響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1）改變了經濟學的體系和結構。（2）擴張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的范圍。（3）加強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4）形成了基于經典博弈的研究范式體系。（5）擴大和加強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聯系。（6）改變了經濟學的語言和表達方式。
一談到博弈論大家提起的最多的就是納什均衡。納什均衡指的是一種戰略組合，這種組合由所有參與者的最優戰略組成，也就是說在給定戰略的情況下，沒有單個人有積極性選擇其他戰略使自己獲得更大利益，從而沒有任何人有積極性打破這種均衡。雖然納什均衡是單個人的最優戰略組合，但是不是說是一個總體最佳的組合結果，從這個方面看，納什均衡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石，同時，它也提示我們，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