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9 16:20:18
導語：在閩南文化的重要性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從感受欣賞，豐富幼兒的生活經驗入手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指出：幼兒園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引導幼兒實際感受祖國文化的豐富與優秀，感受家鄉的變化和發展，激發幼兒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情感。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幼兒感興趣的事物和問題。在藝術領域的內容和要求中，又明確指出要引導幼兒接觸周圍環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豐富他們的感性經驗和審美情趣，激發幼兒表現美、創造美的情趣。在這階段中教師注意收集相關材料，對舞種進行分析，擬訂系列活動的實施方案和步驟，為幼兒豐富相關的知識經驗，通過談話、觀看圖片、錄像參觀等系列活動，讓幼兒認識自己的家鄉，初步了解家鄉的一些名勝古跡、特色小吃及簡單的閩南風俗習慣，借助踩街等民間活動激發幼兒的興趣。在欣賞閩南舞蹈車鼓婆時，幼兒都能很認真地觀看，但由于 DVD的畫面不夠清晰，而且畫面變化速度較快，因此幼兒不能很好地感受舞蹈《車鼓婆》的音樂美和舞蹈動作美，雖然在第三環節跟著圖片學習動作時，幼兒能很好地跟著圖片學習動作，但是在音樂感受上還不強，以至于雖然教師在下面的環節中借助服飾和推選“小小車鼓手”等形式讓幼兒反復練習動作，但幼兒在跟著音樂表演動作時，不能很好地按音樂的旋律、節奏特點做動作。將在下階段活動中，繼續研究在舞蹈教學中如何運用多媒體技術創設教學情境，使得多媒體技術的運用更好地為教學服務。
二、挖掘閩南民間舞蹈中幼兒樂于接受的教育因素
在閩南地區，每逢重大節慶或民俗節日，閩南人民都會組織隆重的慶祝儀式，活動經常以載歌載舞的形式吸引觀眾，這些歌舞就是閩南的民間舞蹈。
閩南民間舞蹈的內容很多，如開展的“車鼓隊”。在幼兒對自己的家鄉有所認識的基礎上，借助元宵節的喜慶氣氛讓幼兒認識“車鼓隊”，幼兒非常感興趣，又由于“車鼓隊”的表演形式和平日里幼兒的節奏樂有點類似，所使用的樂器音色高亢、響亮，因此，對“車鼓隊”系列活動的開展幼兒是樂于接受的，而且非常投入。大班開展的舞蹈《騎驢探親》，教師把舞蹈內容編成故事引入，充分引導幼兒想象、創編故事情節，并遷移幼兒的生活經驗，創編相應的舞蹈動作，使幼兒的表現力、創造力、想象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教師又進一步引導幼兒自己動手制作舞蹈道具，體驗制作的樂趣并從中獲得成就感，提高幼兒舞蹈的積極性。在舞蹈《騎驢》中，幼兒不但能夠惟妙惟肖的模仿出民間藝人表演的舞蹈動作，而且能夠遷移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經驗，創編出了許多具有情節性的動作組合，使整個舞蹈的內容更加飽滿，舞蹈的表現更具活力。
三、注意發揮幼兒的主動性、創造性，讓幼兒通過體驗來表現
漢語兒綴演變考察
滿語情態動詞語義研究
漢字與對外漢語詞匯教學
關于那乃語的系屬定位研究
朝鮮語詞類體系的歷時考察
專有名詞語的語用修辭研究
呼圖壁芳草湖正繁戶方言調查
中世朝鮮語語頭子音群研究
談西北回族花兒的語言特征
烏德蓋語及其漢語借詞的特點
語法與四個世界關系之斷想
印尼城市中文名的命名研究
西方傳教士漢語閩方言教育史略
金門縣烈嶼鄉閩南話的語音系統
兩岸閩南話極量程度副詞分析
洪水論與語言地理分布發展類型
滿文中的滿漢合成詞的存在形式
移民文化對寧夏話形成發展的影響
滿文中的滿漢合成詞的存在形式
東干語與北京話及西北方言的比較
《菲英漢綜合字典》中的閩南話音系
研究海外漢語方言外來語的一些思考
通古斯語支跨境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展望
16～18世紀朝鮮語舌尖塞音腭化研究
敦煌石窟蒙古文題記的佛教文化特色
京郊密云檀營的滿族文化與滿族語言
粵東客家話軟腭音齦腭化的音變起點
朔城區方言的入聲舒化和舒聲促化現象
朔城區方言的入聲舒化和舒聲促化現象
蒙古語族語言語音演變的共同性規律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第十屆學術研討會綜述
論滿語中[r]與[l]的語音特征與區別特征
人口較少民族瀕危語言文化搶救的科學價值
朝鮮王朝司譯院類解書《漢清文鑒》研究
中古入聲韻在《資治通鑒音注》中的演變
東南亞西南官話的分布和印尼“先達國語”
多語多方言環境下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方言取向
試論詞匯研究在海外漢語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重論在全球視野下粵語的地位、功能與作用
敦煌石窟回鶻蒙文題記的內容及其書寫格式
馬來語中所見海外閩南語借詞的對音類型
新加坡“中英對譯人名”中的漢語方言信息淺析
勿洞容縣白話與廣西容縣白話聲母、韻母比較
香港粵語范圍副詞“曬、添、埋”語義指向分析
東方孝義《臺日新辭書》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
從澳門地區及街道名稱看當地的縮略語言現象
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看臨時名量詞與名詞的匹配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關 鍵 詞】區域經濟/制度變遷/宋元閩南/施堅雅/諾思
【 正 文】
中國經濟史研究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專著力作，汗牛充棟。其中，體制變遷和區域經濟發展都是中國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試圖探索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兩個概念：空間與制度。我希望透過對閩南案例的論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就正于方家學者，期收拋磚引玉之效（注：本文討論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夢華錄》（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的框架
我對閩南經濟發展的這項研究集中在宋元時期。在這段時期內，閩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國的區域而真正脫穎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個相關主題組合而成，即繁榮、區域及制度。繁榮是經濟表現成功的象征；經濟表現不能離開空間而存在；談經濟表現同樣不能脫離了相關的制度。所以貫穿這三個主題的就是關乎一個特定時空范圍內的經濟現象。
眾所周知，宋元中國經濟十分發達。重要的表現包括農業和手生產力的提高（注：最近對宋代經濟發展的質疑，參見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的檢討》，《中國社會》2000年第1期。）；幣交易的普及化；廣泛出現的城市化現象；人口劇增；地區生產專門化；運輸的進步；國范圍的貿易流通；日益復雜的商業手段等。上述的各種現象，不一定與海上貿易有直接關系，但海洋中國的繁榮，不特對促進宋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并且代表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前緣部分。
作為宋元海洋中國佼佼者的閩南經濟，包括泉州、漳州及興化軍三個州軍。地區的經濟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當時在海洋中國的地位，相當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論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時代海洋中國經濟發展可能達到的巔峰特例。以泉州為核心的閩南經濟也是一樣。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題。第一個主題，宋元閩南經濟表現可視為一個演變過程，分作四個階段，各具特征。在考慮這些特征時，也可以進一步探討中國近代以前的繁榮到底具有什么意義。我提出了所謂“多元繁榮”的理念來說明這過程里最理想的表現。可想而知，這種有關繁榮性質的討論，無從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屬印象性描述。雖然如此，若能結合各種史料而建構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經濟的詮釋，或能作出新的觀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與經濟表現息息相關，在討論經濟過程時，也必需引入政治層面的因素。
第二個主題涉及空間理念。過去30年來學界受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影響不少。他指出了空間結構對理解中國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構一套由中心地理論發展出來而于中國的宏觀區域理論（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來進行一項龐大項目，將1990年人口統計的很多數據輸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統，以量化的方法說明各變項間的關系，也證實了他的宏觀區域理論。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論目的固然包羅文化社會政治諸層次，但框架卻建基于市場及城市系統之上，因此對理解宋元閩南地區經濟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這個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注意到許多前賢未發之義。此外，我提出“內部整合區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閩南的空間情狀，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啟發。
最后一個主題涉及經濟學的新制度論觀點。在經濟學及經濟史領域內討論長期經濟表現時，制度的問題已變得越來越受注意。對宋元閩南經濟的分析，前賢較少關注體制的解釋，今日補上這一論述層面，或可開啟新的視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還，新制度經濟學名家輩出，但最關注歷史因素的莫過于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論出發點，正是試圖建構一套解釋處于不同時空的經濟體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現，所以也可能較主流經濟學理論更適用于與西方社會文化差異頗巨的中國歷史情況。諾思認為，制度即游戲的規則。此定義甚廣，由正規法律以至倫理規范，皆包含在內。所有經濟行為，都不能離開其特定的制度結構而運作。而制度與表現的關聯，則在由制度整體（institutional matrix）所產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個經濟若能有意或無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體制，減輕交易成本，則此經濟亦能鼓勵人才及資源投入具有增長潛力的經濟部門，從而維持長期的良好表現。在試圖解釋閩南經濟史時，交易成本分析不單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而且可以從理論上更緊密地融合經濟表現與其他重要的社會生活面相。
二 宋元閩南經濟發展的四個時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飛
這時期前30年，閩南尚在地方割據勢力留從效與陳洪進的先后控制之下。他們為了應付龐大的統治開支，推廣海外貿易不遺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成功地發動本地商人參與這種一向為蕃商壟斷的商業活動。自宋朝統一南方后，雖然失去了地方政權的支持，但當地舶商仍繼續在海外貿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國歷史性外貿中心如廣州及明州進行相當激烈的商業競爭。在此階段，閩南的海上貿易還是以轉口為主，將南海的珍貨香藥等轉運至華北以及朝、日等國牟利。與此同時，閩南商人也由中國其他地方購入紡織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們蒸蒸日上的海外貿易背后，卻沒有相應的入口商品本區銷售市場，也談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們在閩南惟一的經濟助力，可能就是生產力日漸提升的農業部門而已。（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榮
這120年的時間，可能是閩南經濟史的黃金時期（注：感謝蘇爾夢（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島所見族譜，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紀由閩南移民至此。我沒有看到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當時泉州與海南貿易往來不少，移民不足為怪。除非這批材料可以證明他們12世紀移民此地，是因為閩南出現經濟不景氣。）。閩商的國內外市場均已大為拓展，包括朝鮮、日本、三佛齊、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貿易國家。貿易模式也由轉口為主發展成轉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農產品及手工業制品。南宋開始定居本地區及鄰近的福州的宗室國戚為數眾多，為南海輸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銷路。此地區在南宋時興起的外貿瓷產業，足以見證區域經濟的繁榮。我估計在生產高峰時，此產業可能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產部門的商品生產現象也十分明顯，高比例的經濟作物如糯米及大麥，支持了本地輸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連稻米生產也出現區內分工的情況，讓某些地區得以集中生產外銷商品，同時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當然12世紀兩浙及廣東能夠長期向福建輸出價格廉宜穩定的食糧，也是閩南地區可以長期維持高度商品化經濟的一個重要條件。
在這種較平衡的發展之下，閩南越來越多的地區及人口可以從商業繁榮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益處。在其他海洋中國的港市，外貿所得往往為蕃商巨賈所壟斷。海外貿易在閩南構成一種資源的凝聚力。商人的來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們不久被接納為閩南社區的成員之一（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氣與地區經濟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閩南經濟剛剛起飛時曾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歸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開放政策，政治因素變得沒有那么重要了。這種情況到了13世紀初當地經濟出現問題時，才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性質，我為經濟上的不景氣以及區域經濟的政治化。造成經濟不景氣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場的衰落或調整，農業商品化走過了頭，本地區越來越受到全國性紙幣通貨膨脹的沖擊等。這些接踵而來的困難，令海外貿易部門的調節更加舉步為艱。在外貿萎縮而出口銳減的雙重打擊之下，本地區經濟難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對有限資源的競逐，也無法生產自足的糧食。但吊詭的是，在作為主要經濟部門的海外貿易整體呈現萎縮的時候，田地價格及國內貿易卻節節上升。對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廣置田地并且增強在本區的政治勢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動產財富，變得日益重要。因而，爭取權力取代了經商致富而變成了他們的首要之務。對于當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紀疏于爭取本地政治勢力的日子遂成為過去，大家開始結黨奪權，占地謀職。這一種新的發展，體現在國家權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實際由兩大當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壽庚）。這種發展造成社區嚴重分化，外貿機會由少數人壟斷，精英集團間矛盾日深，后果嚴重。最后在鼎革之際爆發了總清洗，以宗室為核心的一批被屠殺過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為核心的一個新精英集團，他們聚合當地的漢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個新的權力結構。（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壟斷性的海上貿易繁榮
入元以后，以外族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團繼續主導閩南的政治和經濟局勢。在壟斷狀況之下，雖然泉州的繁榮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廣州，成為全國不爭的第一大港，這種經濟表現卻談不上平衡，僅為少數人帶來巨量財富。由于經濟機會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內部矛盾及精英集團之間的沖突，終于引起元末一場十年戰火，整個地區及其經濟均破壞殆盡。閩南從此失去當日在海洋中國的領先地位。（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5章。）
三 十二世紀閩南地區的整合
（一）區域的內部整合
在12世紀的閩南，海外貿易的力量把當時相當大的一個地理空間的人力、生產、資本以及商業凝聚起來。這種內部整合的模式可以從空間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縣治所城市的格局雖在宋初已經形成，但城鎮的受貿易較明顯，不特出現消費性和生產性的市鎮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類與海上貿易產生直接關系的遠距離商業市鎮。閩南泉、漳、興化三地戶口的分布，前者因為全區海上貿易中心，戶口常占其半，明初始減至三成而為漳州所越。鄉村聚落分布結構亦有所分化，大體上與市場關系越密切如晉江和南安等縣，密度較高；反之則較疏，如莆田縣。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態，也說明了雖然城市結構取向仍以中軸的衙門區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態擴展動力，卻無疑來自南郊的商業中心區。此外，從勞力及生產價值等角度看，外貿瓷產業不特在本地區經濟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區內擴散分布甚廣。廣東海外貿易同樣蓬勃，但同一產業分布模式非常集中，與閩南有明顯的差異。這些現象，總合起來，呈現出閩南經濟發展的一種整合傾向，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個高度內部整合的區域經濟。（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6-8章。）
（二）國家與閩南地區經濟
在這個經濟整合的過程里，國家角色相當重要。就海外貿易而言，宋元兩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勵更多本土華商積極參與其事。這總的政策方向，一則為民間創造了很大的致富機會，另一方面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開拓了重要的新財政收入來源。最終這種海外貿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生機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社區。對閩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體現是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從此容許閩商在家鄉直接合法地申報出口及入口清關。雖然不能說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閩南海外貿易發達的局面，它至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制度條件。事實上，國家因外貿蓬勃也的確碰上諸如銅錢外流等困難，但它同時亦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有關海外貿易的商業活動，并從中獲得財政上的益處，所以12世紀在閩南地區國家與舶商利益之間的沖突并不見得嚴重，而且還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3章。韓森提到官方記錄不少走私的指責。參看韓森（Valerie Hansen）對拙作的書評（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將這些記錄的也加以考慮，會發現最多出現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紀。）。國家對這時期的閩南海上貿易，沒有太多的干擾。即使在蔡京權傾天下之際，也不聞他對家鄉泉州有何不法騷擾（注：參看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對拙作的書評（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舉，必難逃南宋初時人史家的評劾。）。
四 體制結構與交易成本的
商人的牟利動機是閩南經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創造繁榮的過程中，閩南商人的作為表現得相當理性，雖則這種理性不會脫離所謂“制約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規范（注：參看韓森的書評。她認為我的分析屬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論。我這里用的制約式理性來自也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心家西門（Herbert Simon），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相比，是對立的兩種出發點。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閩商所獨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說明何以閩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諾思式的制度與交易成本，以為前面經濟發展過程提供一種闡釋。
（一）正規的體制
我認為在閩南執行的一些宋元官律，包括市舶條例、產權法及契約法，可以在上減低海外貿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條例清楚開列出從事合法海上貿易的規矩，讓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紀時曾經執行。海上貿易涉及大量動產產權（物貨以致船舶）以及相當復雜的物主身分確認問題，當時法律對這些產權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復雜而長期的海上貿易運作，否則交易成本會變得極高。我考察了三種契約法律與海上貿易：第一種是出口貨的賒貸契約，法律規定借貸累積利息不得過倍，也適用于這里；第二種為預購式生產契約，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墊付部分以助生產開支之用；第三種屬租船契約，對高風險的海外貿易非常重要，創造了分散風險經營的可能性，讓小商人也能組商隊航行，分享商機。以上的法律機制，更重要的是執行。從材料來看，地方政府對執行這方面的法律還是相當認真的，這與政府財政收入有直接關系，不難理解。不單有明確的政策宣布，鼓勵商人將案件送官審理，而且連理學大師朱熹在閩南當官時，也鼓勵百姓碰上遭人違約受害時應該挺身而出，在法庭討回公道。這與一般所謂無訟傳統的理解，不無差距。
簡言之，至少在12世紀地方政府仍未腐敗時，閩南的法律體系對海上貿易具有積極意義。這并非意味著走私絕跡，無人毀約，或動產產權明確，毫無爭議。以上的討論旨在說明，當時運作中的法律，有助減輕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誘因及機會系統，無形中促進了某種比較平衡的海外貿易型態及其出色表現。（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10章。）
（二）非正規的文化與制約
商業行為除受正規法律的規范，也為非正規的文化社會變項所制約。在閩南可以討論的例子包括儒家倫理、宗教信念以及社會關系。關于第一項，我特別注意在此地區影響甚深的儒家和理學的商業倫理問題。我的論點是理學雖然無意鼓吹利潤掛帥，但也沒有否定營商致富，條件是不違背道德倫理的規范，也避免過分剝削他人。與此最息息相關的倫理便是涉及交易和產權的誠信問題。有關的言論可見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紀中，更出現士大夫為信譽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寫行狀，并美其名為義士。可見在此地區儒家主流所倡導的倫理系統，可以鞏固商業誠信，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注：這個例子目的在于說明，商人誠信受正統文化所重視和推許，而并非證明中國商人如何誠實。見韓森前引書評。）。
就宗教信仰而言，我特別注意報應的信念，并以為這種信念對商業行為可能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類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應篇以及合伙契約格式所獨見的神明罰則條款。若進一步考察與航海密切相關的媽祖及顯惠侯信仰的教義，也可以梳理出商業倫理制約的影子。
最后是社會及血緣的網絡。學界一般認為，雖然近世中國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時已確立，但普遍盛行則在明代。在閩南地區，南宋時已出現相當具組織性的宗族現象如祠堂、族譜以及族產等機制。這些家族血緣性凝聚力相當強固。族產一般仍以契約形式交由寺廟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認，成為一種免賦稅的私人資產，而后代亦不得任意變賣或分家。這些家族的成員有長期出仕者，有金榜題名者，亦有不乏務農經商之徒。由于舶商申報抽解以致締訂合約時均需要保人，此類社會網絡對提供公私信用無疑起積極的作用，可以減少對財產擔保的依賴。（注：蘇基朗：《刺桐夢華錄》第11章。）
五 地區和國家權力與制度變遷
近年有關諾思的探索，越來越重視權力的。近世海洋也不能例外。但在閩南的個案所見，選擇及其效果，無法完全用權力因素來加以解釋。當代的經濟學理念如理性選擇以及制度變遷，到復雜紛紜的中國空間時，不能削足適履，必須適當地加以調整。根據諾思的研究，正規制度變遷的原動力，常源自有關精英因私利所趨而產生的理性動機。這點宋末元初閩南叱咤一時的西域人蒲壽庚是最明顯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著愛民之心而促進了制度的轉變。這就不是用牟利動機可以解釋的了。
不管動機如何，正規畢竟由國家權力所確立并推行。在閩南的分析中，不妨將國家權力進一步劃分為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當然，對百姓而言，兩者不易區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國家權力。在北宋時期及南宋中葉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較嚴密，則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顯。當形勢開始逆轉時，國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執行的情況差異加大，造成地區制度實質的不同趨勢。所以考察中國的制度變遷，更應該注意執行的層面。
至于非正規的制度變遷就復雜得多。三種有助減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業倫理、民間宗教及宗族組織，雖然源遠流長，但俱是南宋間閩南地區的新興事物。從所見，固難證明它們與同時興起的海外貿易有何直接關系。學界對這方面的討論，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諾思以家為制度變遷動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所有這些非正規制度的變遷，都是無心插柳的發展結果。即是說它們形成的出發點大多與牟利無關，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關聯。但是演進的結果，卻產生了有利于海外貿易的制度條件。當然，同樣的非正規制度，也見于閩南以外的地區，但那些地區卻缺少了海外貿易的誘因和動力，因此沒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兩浙和廣東，海上貿易歷史雖更悠久，但同類的制度現象仍有待明清時期始普遍展開，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時期，國家對海上貿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轉，不再如宋元般積極鼓勵本土舶商參與其事。故此同樣的制度，亦不會帶來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時期則是例外，是中國歷史上海外貿易最發達的時期之一。
六 空間里的制度與制度的空間性
最后是空間分析的制度層面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空間。上述已說明諾思的新制度經濟學概念對討論閩南地區經濟的幫助，它們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經濟、、法律、意識形態、社會以至人口的各個領域，從而探究長期的經濟表現演變。在區域理論視野里，我們也可以更有效地觀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間分析單位。這種空間進路，可以有助于建構或闡釋復雜歷史現象。若將制度觀點及空間進路結合，是否可以用兩者互補不足之處而催生新的視野？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討論里，空間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關的實證研究，常專注某一制度、產業或機構，不然就是討論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體。前者使我們深入了解微觀層次的個別制度及其經濟意義；只有后二類研究，才在宏觀層次上針對整體制度進行分析，并提供對個別經濟體系的理解。正是在這一層次上，理論出現了局限性。以國家為單位的經濟體系，規模大小不一。比較前近代的法國、西班牙、荷蘭以及英國，分析它們不同發展道路的制度涵義，可以很有啟發性，原因是它們的地理空間都較小。諾思在這方面的研究，對西方經濟史是很重要的推進。但假設12世紀的中國經濟體系，亦如那類西方國別經濟一般，內部大致齊一，可以作為單一的個別經濟體來考慮，則可能沒有像研究西方歷史那般具有建設性。施堅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國地大物博，不宜視作沒有分化的單一經濟整體。中國的歷程也可視為各地區發展歷程的總和。這些個別地區的發展本來就快慢不一，無法同步，并且不斷互動。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帶有空間效應，如法律運作的執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間宗教及機制，地方的社會等。這些變項都有地理空間意義的核心區或實施區。在此范圍內，制度對行為的制約最大。由此范圍外延，控制效力漸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國，廣州與泉州的制度整體便有分別，盛衰軌跡亦不一致。換言之，研究幅員遼闊、各地千差萬異的中國經濟時，新制度經濟學需要更多考慮空間的因素，并且發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間分析單位。
中心地理論是施堅雅模式的理論基石，以此用來說明中國的城市或市場結構，創獲不少。但當這套模式被應用到非經濟的層面去時，有很多爭議。原因之一就是這套框架在建構經濟與非經濟元素的理論關聯時，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資源密度雖然對社會各方面不少，卻不足說明商業行為的許多選擇問題。解決這類問題的途徑是將經濟及非經濟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內，從理論上把它們納入一個制度整體來加以觀察，并且從交易成本出發，分析它們在經濟表現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新架構結合了施氏的市場體系和城市層級，也融入諾氏的制度整體分析，或許可以提示一個理解長期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學科視野與多重標準的一點感想：兼回應克拉克（Hugh Clark）的評論
上述討論引申出的一個基本問題，即經濟史研究的跨學科視野帶來的多重標準問題。簡言之，以歷史上的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時，無可避免地需要運用到經濟學的概念及其理論與框架，可是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學術發展的結果，其實證基礎也主要來自西方的
經驗。當應用在中國國情中時，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適履地硬套，必須作出適當的調整。但怎樣才算是適當？盡管眾說紛紜，但完全歸于主觀的見仁見智，未免失諸籠統，不符合歷史學嚴格學術訓練的要求。不同學科如實證的歷史學與經濟學，學術的標準絕不相同，前一領域常用的一些舉證，對后者而言會覺得沒有足夠的闡釋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領域慣用的推理方法，對前者而言又會感到好像證據不足或見林不見樹。不過，既然跨越了學科的藩籬而拓寬了視野，就應該融會相關學科的不同標準。要達到這目的，有兩個可能的取徑，一是要求同時滿足全部學科的標準，而不管它們落差有多大。第二種方向是讓讀者各取所需，即寫歷史時要滿足歷史學的實證標準，論經濟解釋時要合乎經濟學的要求。對我來說，第一種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戰戰兢兢地走第二條路。但就算在這種自我約束的規范里，亦不免遇上讀者錯置的困境，即不懂歷史學的無法欣賞歷史的史料論辯，缺乏經濟學素養的卻混淆了史實論述與經濟解釋。對筆者而言，這可能是一個兩難之局。但我相信歷史學，尤其是經濟史，在最近幾十年學術領域統整過程里，必能面對并解決這類難題，從而開拓歷史學在本領域以外的廣闊人文空間。
克拉克的評論刊登在美國的《哈佛亞洲學刊》上（注：見克拉克對拙作的書評（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e 2002，pp.188-194）。評者為研究閩南歷史專家（Hugh R.Clark，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我對是書的書評（收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兩點和上文的討論有關，值得作一論辯，第一，他認為筆者勇于立論，但常超過了文獻證據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覺得只需舉一個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認為我在討論閩南經濟的正規及非正規制度因素時，缺乏直接的確鑿證據，即他所謂“冒煙的槍”（smoking gun），很多推論因而變成揣測，非歷史家所當為。以下分兩點辨析。
1、 認識到說好普通話的重要性。
2、引導學生養成說普通話的習慣。
參加人員：四年級一班全體同學
活動過程：
1、由主持人談談推廣普通話的重要性
我們日常生活中，普通話應該是每個人不陌生的，但是近期，國家調查顯示，中國人只有一半能說普通話，同時有四成人看不懂繁體字，但仍有0.92%的人堅持使用繁體字書寫。這是26日在人民大會堂揭曉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結果。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能用普通話進行交際的人口約為53%，8%的人從出生就開始講普通話。場合越正式，普通話的使用頻率越高;其中在家講的最少，在單位最常用。目前，方言還是家庭成員最主要的交流語言。多數人學普通話最主要的困難是“周圍的人都不說，說的機會少”和“口音不好改”。此外，全國95.25%的人平時主要書寫簡化字，3.84%的人簡化字和繁體字同時使用。
2、講不好普通話很容易鬧笑話，請看一下這些笑話。
例一：廣西某高校新來一位口音很重的校長。一天，他走進辦公室嚴肅地對秘書說：“我要殺一個人!”話音剛落，旁邊一寧夏籍的女助手被嚇得花容失色。弄了半天，原來校長“殺”(sha)“查”(cha)不分，其實是想說“我要查一個人”。
例二：區直某單位一位負責上傳下達的男秘書普通話不標準，經常“上”(shang)“下”(xia)不分，每次碰到開會通知，大家都聽不清他到底是說“上午”還是“下午”。于是便出現這邊秘書使勁強調“上午”，那邊同事猛問“什么，下午?”常常惹得辦公室里一陣哄笑。因為這種“耳誤”，有人把本來上午開會聽成下午開會，誤了大事被批評。
與鬧笑話相比，林先生可為普通話說不好付出了慘重代價。林先生在南寧某建筑公司工作，講一口“粵味普通話”。XX年，林先生承接了一個企業建筑工程。企業的老總是天津人，普通話非常“正”。結果兩人上桌一談，林先生錯漏百出的普通話說得對方一愣一愣的，老聽不清楚，林先生自己也急出了一身大汗。最后，對方老總“忍無可忍”，提前退席，建筑工程的事情也隨之泡湯。
讓學生自由發言，談談自己對于說好普通話有什么看法。
小結：其實以上幾位同學說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雖然閩南話和普通話一樣都能作為一種人與人交流的工具，但是它們的適用范圍不一樣。閩南話只適用于閩南地區，而普通話是全國通用的，故而在不久的將來，為了能與更多的人交流溝通，我們更應該學好普通話。
3、 繞口令比賽
語言美是文明禮貌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新世紀的中學生，我們不僅要說好普通話，還要能夠正確使用禮貌用語，比如，“請”“謝謝”“對不起”等。
【關鍵詞】東南亞;中國;文化
中圖分類號：K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02-0166-01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南部沿海經過東南亞到達印度及非洲東海岸，因此，東南亞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在歷史上，越南、老撾、緬甸因與中國毗鄰，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最深。古代越南又被稱為交趾國，在西漢武帝時期曾設交趾郡，隸屬于中央政府。古代越南的漢文化氛圍相當濃厚，在越南文物古跡和歷史資料書籍中，漢文隨處可見。越南地名至今深受中國影響，如長沙、太原等富有中國特色的地名均被沿用。東南亞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有著相同的發展階段，也有著自己的發展路徑。地理多樣性和復雜性是其文化發展的關鍵，而中華文化的影響對其文化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歷史上中國人多次移民東南亞，特別是每逢王朝更替，許多先民為躲避戰亂跋山涉水移居東南亞。元末明初大量移民來到東南亞。鄭和下西洋時又有大量移民來到東南亞，更帶來了先進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促進了東南亞的開發。因此，華人對東南亞開發的重要性無可替代，近代以來華人對東南亞經濟文化的影響更是舉足輕重。1994年，泰國華人人口占當地總人口不足百分之二十，卻控制了泰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商業資產和百分之五十的銀行資產;在印尼，華人總數只占印尼人口的百分之四，卻掌握著印尼二十五家最大公司中的十七家;在菲律賓，完全是華裔血統的國民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在全國六十七家最大的企業中，華人就占了全部營業額的三分之二，中小企業更是華人的天下。華夏族正是以自己的勤勞在東南亞開創了新的天地。英國學者巴素在《東南亞之華僑》寫道：“東南亞華僑對該地區，間接對整個世界而言具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重要性，而且一般華僑的勤儉堅韌謙和已成為當地社會的安定力量。”這正說明了在東南亞的發展中，華夏族對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大貢獻。
中華文化是海外華人社會的基礎，東南亞華僑所表現出的價值特征是融儒、道、巫、釋于一爐的信仰。有學者認為，這可謂之“中華教”（新加坡學者邱新民），它不像其他的，但其思想同樣給人以精神解脫。華夏族根據殷人的天、周人的德、老子的道、孔子的中庸、釋迦的佛及理學家的修身養性，綜合而形成自己的信仰意識。正如新加坡總統李光耀所言，用儒家傳統思想治國，在整個新加坡社會形成了一種尊崇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可以說，新加坡文化的很大一部分是中華文化的延伸。
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并形成了當地特有的文化風貌，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與和諧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華文化以博大的胸懷影響著其他地區，自古以來都是溫和的、滋潤的。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和非洲等地留下的都是和平往來的良好口碑，而不像西方文化那般野蠻搶掠。
中國文化不具有侵略性、掠奪性，中國文化傳播到東南亞不僅促進了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發展，也促進了東南亞經濟的發展。在東南亞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中國元素，例如喜慶的中國結、剪紙、年畫，以及非常盛行的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清明、端午等。東南亞的飲食也深受中國飲食文化影響，如越南人喜食的春卷、新加坡的海南雞飯、馬來西亞的沙茶醬等。在飲食方面，中國文化對東南亞的另一貢獻就是筷子的使用，使用筷子使中國與東南亞有了更深一層的民族情感。
從古代起，東南亞就與中國有著舞蹈、歌曲方面的交流。早在唐朝時，爪哇王子就帶著盛大的歌舞團來到中國。近現代時期以來，雙方的交流更加頻繁。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中國港臺地區的歌手在東南亞可謂是紅極一時，如鄧麗君、張學友等歌手的歌曲風靡整個東南亞。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地區經濟發展飛速，東南亞流行音樂開始進入內地市場，尤其是馬來西亞歌手梁靜茹、新加坡歌手孫燕姿、林俊杰等在內地造成不小影響。同時，內地同港臺地區的藝人在東南亞也是風靡一時，如周杰倫、陳奕迅、趙薇等，使兩地的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
拋開選秀以及流行文化的負面影響，僅僅從文化的交流上我們就可以發現，東南亞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正不斷加深，已經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推進，中國與東南亞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是日益頻繁，相信在和而不同、的方針前提下，東南亞各國與中國將會獲得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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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介南.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中國男裝的集散地眾多，浙江、廣東、福建、江蘇、上海、北京等都是男裝強省，但品牌男裝主要集中在三個板塊：浙江板塊、廣東板塊、福建板塊，其中浙江板塊一直是老大哥。但近5年來，市場風云變幻，以中檔休閑裝為主力的福建男裝迅速崛起，品牌集群力逐漸趕超浙江板塊，并以較大優勢領先于廣東板塊，其崛起之因眾說紛紜：閩南企業搶先一步完成積累；閩南人敢打敢拼，豪賭央視：福建板塊產業鏈完整，資源優勢明顯；休閑風的興起有利于閩南企業……但說起原始積累完成的先后、板塊的資源優勢，福建板塊卻還略輸一籌；并且以“敢為天下先”聞名的溫州人，更早就把錢砸向了央視；而對消費趨勢的把握每個板塊都平等……究竟其真正原因何在7筆者試以16年的營銷積淀、6年打拼于這三大板塊的經歷，為各位描述福建男裝穩健崛起，而其他板塊起伏跌宕的真正奧秘!
探秘世界大牌男裝崛起的規律
“設計文化與設計實力崛起”是通用定律
我們調查了世界十大服裝品牌，包括GIORGIO ARMANI、PRADA、GUCCI、VALENTINO、DIOR、VERSACE、CHANEL、LOUIS VUITTON、DONNA KARAN、GUESS等后，驚奇地發現，它們都是設計師品牌。之后，我們又研究了世界十大男裝品牌，竟然發現它們也都是設計師品牌。
何謂設計師品牌?――由設計師創立或以設計師名字命名的品牌。在長達百余年或數十年的歲月中，無論世界誕生了何種先進的營銷模式，或者國際大資本如何猛砸試圖擠占服裝版圖，這些大牌始終堅守自己的秘密壁壘，專業而細致地占據著與設計實力有關的資源，如設計師資源、面料資源、供應商資源等，并不斷講述著娓娓動聽的品牌故事，讓設計文化的魅力始終凌駕于包括資金在內的一切因素之上。
因此，設計文化的積淀是服裝品牌走向永久成功的秘密通道。
或許有人發問：近年崛起的低端時尚品牌ZARA和H&M是否遵循了這個規律呢?
不幸而言中!我們一般都非常欣賞ZARA超短的前導時間(平均只需10～15天)，但如果深入分析，隱藏在超短前導和精確預測的背后其實有一雙“巨手”，即規模強大的設計團隊所帶來的超強設計實力。ZARA擁有三位一體的設計師團隊，包括400多位的設--計師、市場分析專家、采購專家，同時把所有專賣店店長視為設計師團隊的助手：同樣，H＆M擁有100多位專屬設計師，保證每天有20到55件新貨品進入店鋪。最足以佐證設計文化或設計實力重要性的例子是 2004年，H＆M和國際時裝設計大師KARL LAGERFELD牽手合作的當月，其銷售額飆升了24％!因此H＆M早在2000年即把與設計大師的合作當作其核心的戰略是非常有遠見的。可見，即使是ZARA和H＆M這兩個新科狀元，其崛起也無法繞開這個重要的規律。
所以，設計文化與設計實力崛起是世界大牌男裝崛起的通用定律!這個規律對于包括福建男裝在內的所有中國男裝的啟示都是意味深遠的!
中國男裝的品牌崛起之路
目前中國男裝產業分布的板塊特征鮮明，而品牌大量依存于板塊也是一大特征。究其崛起之道，先有板塊，后有品牌，是板塊崛起促成了品牌的崛起。
中國服飾文化源遠流長，但中國服裝真正大規模融入到世界流行舞臺則要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截至現今的這20多年中，中國服裝演繹了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樣式，期間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產業聚集，各個形態的服裝板塊浮出水面。到2006年，中國大約形成了近20個重要的服裝集散地，其中男裝實力較強的板塊及對應的核心城市有：浙江板塊的寧波、溫州、海寧：廣東板塊的虎門、沙溪、順德、廣州；福建板塊的晉江、石獅；江蘇板塊的常熟。同時，青島、武漢、北京、上海、大連、辛集、成都等地市也有少量的大牌或成長性品牌，但尚未形成顯著的板塊效應。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中國本土男裝品牌，幾乎都是在板塊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品牌與板塊互相推動、借勢，形成共振，最終形成了品牌群落，如閩南男裝、寧波男裝、溫州男裝、常熟羽絨服等。因此歸根到底，板塊是本土男裝品牌的“成功之母”。目前中國的男裝已走過了四個階段。
單品崛起階段
如杉杉、雅戈爾、羅蒙最初的產品是西服和襯衫；七匹狼、勁霸早期的產品是夾克，以批發渠道或者商場單品專柜兩種方式走貨。當時只以穿衣需求為導向，無專賣和品牌概念，這個階段大約持續到1995年。
專賣崛起階段
從1996年開始，這些走批發線路比較成功的產品，或者觀念比較超前的企業，開始嘗試將產品“裝”入形象較統一的店鋪中銷售，但由于規模較小，缺失品牌文化，因此尚不能稱之為品牌。但這個階段，有了一個質變，即產品開始拔高利潤及向多元化擴展，從而支撐起專賣的生存及贏利。
品牌崛起階段
2000年之后，店鋪的規模性擴張、產品的多元化延伸、設計團隊的升級、品牌文化的成型、終端實力的構建等，促成了企業競爭力的形成，其銷售和利潤進入了優勢區間，成功不可逆轉，品牌由此誕生。浙江板塊率先崛起，緊隨其后的是廣東板塊、福建板塊、江蘇板塊等。
冠軍崛起階段
板塊由于擁有人才、土地、資金、產業鏈、政府等合力的優勢，在其土壤之下，品牌大量崛起，在高成長性的市場牽引之下，這些品牌互相競合，觀念、戰略、人才、資金、設計、生產等綜合因素領先的品牌最終崛起成為冠軍品牌。一般地，板塊的冠軍品牌也是中國本土的冠軍品牌，它們將是國際大牌最有力的挑戰者。如雅戈爾、杉杉、七匹狼、利郎、美特斯邦威等都具備冠軍品牌相。
冠軍崛起階段之后的競爭形態將是什么呢7我們認為：將迎來巨無霸崛起階段和個性品牌崛起階段。
福建男裝崛起的奧秘
福建的男裝，分布于泉州、廈門、莆田、福州等沿海城市，主要集中于閩南，代表了中國中檔商務休閑裝的整體實力。2000年前后，福建的休閑裝曾受到浙江商務正裝的壓制而略呈低迷。但近幾年來，福建男裝顯示了強大的爆發力，幾大前鋒品牌每年銷售回款的遞增速度都在60％～100％之間；其店鋪數量增長速度也是驚人!從最初的200到500，從500到1000，從1000到2000，甚至從2000到3000……幾乎每年
均呈跳躍式發展。
在板塊與品牌共振中，男裝品牌脫穎而出，包括七匹狼、利郎、勁霸、柒牌、九牧王、才子、與狼共舞、虎都等，這些品牌的店鋪(專廳)都已經達到2000個上下的優勢規模終端零售額也在12億～40億元。值得關注的是，七匹狼集團由于多品牌戰略的成功，旗下擁有七匹狼(紅狼、綠狼)、與狼共舞、港士龍、七匹狼運動、馬克?華菲等多元化品牌，集團標準形象店規模已超過4000家，一躍而成為“冠軍品牌”。其帶動崛起對福建男裝的貢獻是巨大的，其品牌模式也影響了中國男裝整體的進步。進入2007年，福建男裝的步伐依舊銳不可當!反而壓制了曾經實力占優的浙江男裝。它們的發展到底有何奧秘?有七個關鍵性因素，我們――來解密。
一、實戰買手支撐的完整專賣形態
“完整專賣形態”側重指南方產品形態和北方產品形態之于專賣結構的完整性(圖1、表1)。
專賣必須要有專賣的生存方式。中國地域廣大，季節變換差異大，因此中國的專賣店不能死套國外風格沉淀的模式。福建男裝在“完整的專賣形態”上下足了工夫，這是福建男裝崛起的核心奧秘!也是中國本土中檔男裝崛起的奧秘!
1995年前后，以夾克起家的閩南男裝面臨銷售“瓶頸”，七匹狼、柒牌等率先走出變革的道路，嘗試發展專賣事業，遂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僅有單品優勢，發展緩慢。2000年之后，隨著專賣產品形態的逐漸完善，福建男裝有了顯著的終端競爭力，銷售呈現幾何倍數增長。與此同時，在襯衫、西服等單品上沉寂多年、舉步維艱的利郎、才子等品牌也受到啟示，大力完善專賣產品結構，不僅走出了困境，而且成為后起之秀。2005年開始，已在西褲(休閑庫)系立全國冠亞軍地位的九牧王、虎都開始導入完善的專賣產品形態，遂又取得矚目突破。
福建板塊近20年的沉淀，造就其擁有中薄夾克、休閑襯衫、正裝襯衫、T恤、休閑褲、單西等南方強勢產品，同時其厚夾克、棉服、風衣、尼克服、毛衫、西服、羽絨等北方屬性的產品也日趨完善(圖1、表1)。
因此，福建的男裝可在三亞生存，北可在漠河扎根，并且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得心應手，店鋪規模迅速擴大，不僅提前占據了店鋪資源，而且搶在其他板塊之前完成了品牌的綜合積累。
但“完整的專賣產品形態”之模式是如何建立和支撐的呢?這其中又有奧秘，福建男裝采取的是“設計＋買手”型的開發理念。
“設計＋買手”型的特點是，企業一般擁有一個主導的設計師與一個買手團隊，設計師作產品整體布局，在自行開發或采購回來的樣衣上導入與品牌相關的設計元素，如立領時尚、明線時尚、陽光彩條，錦繡時尚等：而買手團隊則分工到全國各地采購樣衣，組成訂貨會的一盤貨，訂貨會結束后，達到單量的產品再向貼牌廠下單，自己的工廠只生產部分的強項產品。
福建男裝買手的特點是：有著設計師的基本素養，又有豐富的市場眼光，熟悉審單、下單、工藝監控等環節，工作貫穿于價值鏈的上、中、下游。他們擁有廣泛的供應商資源，包括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專業貼牌工廠或面輔料廠，在流行款判斷、樣衣組織、配件開發、采購周期、價格談判等方面都有優勢，一般在兩個月內即可完成產品的入市，真正做到完全的實戰。在買手制之下，福建男裝的成本價格優勢也是明顯的，如2006年部分單夾克、襯衫、休閑褲的加工費可低到15元、9元、8元左右。
“完整的專賣產品形態”之因素既可造就福建男裝的崛起，其缺失也可以揭密為何以“商務正裝”為主力的寧波男裝之專賣競爭力日益走弱的原因；也可以為身處紡織大省的山東某實力男裝為何久攻不下全國市場找到合情的答案；甚至敢于做出常熟板塊、鄭州板塊中的夾克、褲業單品牌子在3年內仍將處于弱勢的論斷。
在福建男裝、中國中檔男裝崛起的關鍵性因素中，“完整的專賣形態”之權重甚至超過了其他七個因素之和。
二、霸氣推廣制。低調夯實終端
“敢為天下先”，還是“巧為天下先”? “實力崛起”，還是“制度崛起”？福建男裝的創業者們顯然選擇了后者!
中國有3000多個大中小城市，各地風土人情、消費習慣各不相同，落地營銷、借助商建立銷售渠道成為服飾企業風險最低的營銷手段之一。忽略了這一點，也正是眾多國際品牌在中國市場遭遇滑鐵盧的原因。而不少中國本土的品牌，特別是福建男裝，則迅速抓住了制這一模式，一舉崛起而成全國性的品牌。
營銷的落點是產品，而產品的落點則是消費群。在中國這個足夠大的市場里，中檔休閑裝推行制找到了它生存的土壤：消費主體是工薪階層，市場容量龐大，利潤可以滿足多層分配；而其他類別的男裝要么利潤空間較小，要么消費群體小，實施制都有較大的制約。
制的特點是：快速占有資源，巧妙規避風險。
其一，品牌商可以借助商的辦公、資金、人才、人脈、店面等資源，快速實施專賣專廳的復制；全國若擁有二三十個總，其爆發力是驚人的；其二，通過實施訂貨制，貨品庫存在商和終端處，對于品牌商幾乎沒有風險：其三，由于商承接了下游的管理，品牌商可以騰出手來整合中上游，完善產品。
在閩南的品牌中，最早采取制的品牌如七匹狼、勁霸等在2006年終端零售都順利突破了30億元，較遲建立制的與狼共舞、才子等品牌的終端銷售也達到15億元以上。
制雖好，卻不是所有福建男裝的天下!在閩南，粗粗算來，曾經與勁霸、柒牌實力相當的牌子不下10個，如今卻有多數淪陷為三線品牌，甚至岌岌可危。何因?
推行制需要一股霸氣。孫子兵法日：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制的運轉道中有道：首先，必須快速崛起，先亂后治，否則你的銷售規模上不去，打不起廣告，商賺不到錢，會棄你而去，造成惡性循環；其次，單店實力起來之前，“開店增長速度”必須大于“庫存增長速度”。否則，不論庫存在哪一個環節，都將拖累公司。
推行制也需要一股狠氣。多年來，福建男裝成功的企業家們都在不厭其煩地做著如下的動作：不斷招商，直到找到最好的總商，砍掉扶不起來的總商，實施區域或分公司制。如A品牌僅2006年就優化了近10個省份，增加了上百個區域；B品牌則從2005年開始就馬不停蹄地壓縮總省份，大力推廣分公司，都收到了顯著的效果。更能體現雙贏結果的是，經過“霸”和“狠”的洗禮，一批有實力的商紛紛脫穎而出――從2003年開始，四川、廣東、福建、貴州等10余個省份都誕生了回款超億元的商，3000萬元回款以上的則遍地都是。福建男裝牛氣沖天。
關鍵詞：新媒體 文化傳播 潮汕文化
向世界各國傳播優秀的中華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舉措和重要課題之一，各地區、各民族根據自身實際研究并推行其相應的區域文化傳播策略，是合力實現“中國夢”的有效途徑和抓手。潮汕文化的形成是中原文化與潮汕本土文化交融的結果，這與歷代中原移民南遷密切相關，是文化傳播研究頗具意義的一個課題，特別是近期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更凸顯了研究潮汕文化傳播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針對性。
歷史上，潮汕人的商貿活動在國內外相當活躍，潮汕文化隨著潮汕人源源不斷地向外移民而遠播海外，影響深廣。據統計，迄今僑居海外的潮汕人已達1000多萬，與潮汕本土人口相當，形成“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全球潮汕人共同造就潮汕文化的獨特現象。潮汕文化地方性與國家性特征兼具，本土性與跨國性皆備，地域性與群體性特征交融，其傳播學研究極具典型意義。
一、潮汕文化傳播新媒體視角的提出
自從國學大師饒宗頤提出并倡導“潮州學”研究以來，潮汕文化作為一種特色區域文化備受關注。由廣東省委宣傳部組織專家學者編寫的《嶺南文化書系》中的《潮汕文化叢書》，從潮汕方言、潮州音樂、潮劇、潮州商幫、潮汕文化精神、古代名人、潮汕女性、工夫茶、潮州菜、工藝品、民居等各個層面來介紹潮汕文化的風貌和精髓。各領域學者，如中山大學陳春聲對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史及明清之際韓江流域社會史多有研究，吳國欽厘清了潮劇的源流；韓山師范學院林倫倫專門研究潮汕方言，黃挺則主攻潮汕社會史、潮商文化。但研究潮汕文化傳播的文獻極少。
陳學希等將潮劇、潮樂在海外的流播分為三個時期：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是早期，當時的潮劇潮樂藝人與同期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潮汕人一樣，潮劇、潮樂是他們賴以謀生的技能和手段；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期，潮劇潮樂在海外各地發展有所不同，潮劇逐漸成為潮汕人一種重要的自娛與娛人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至今為近期，潮汕人在海外大多事業有成、根基穩固，潮劇、潮樂成為聯絡鄉誼、服務社會的重要藝術形式。但這主要是史學研究，不是真正的傳播學研究。目前尚未看到從新媒體角度對潮汕文化的研究。
2000年以來，網絡和數字技術裂變式發展，這帶來媒體格局的深刻調整和輿論生態的重大變化，并引起國家主管部門乃至最高領導層的關注。2006年，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的柳斌杰認為，對新技術和新媒體應采取“主動參與、積極應對、為我所用、趨利避害”的態度，并就新媒體現狀與問題、“十一五”規劃發展等問題做了深入的闡述。十以來，新興媒體發展之快、覆蓋之廣超乎想象，給傳統媒體帶來很大沖擊，也對當代文化傳播提出了全新的命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特別強調，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基于當代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快速成為國際文化傳播主流渠道的趨勢，如何提高文化傳播研究的豐富性和準確度，以輔助“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和國家軟實力建設，成了亟待破解的命題。
二、潮汕文化傳播歷史階段與模式
潮汕文化起源于潮汕先民，后經漢越融合與中原文化交融，秦漢時期大致成型，歷經唐宋、明清至近代，不斷發展，又不斷吸收域外文化而形成獨立的文化體系。在粵東大約有1370萬人講潮汕方言，加上港澳臺潮籍同胞及海外潮籍華僑、華人，會講潮汕話的人口估計達2000萬左右。正是這個族群，以潮汕方言為基礎紐帶，維系并向海內外傳播著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的傳者不僅有本土的潮汕人，還有潮籍華僑、華人；其傳播范圍不局限于國內，而是全球潮汕人所到之處；其受者既包括國內其他族群，又包括海外潮汕人所能接觸到的群體；其傳播媒介不僅是潮汕話，一曲《寒鴉戲水》能召來諸多潮樂知音，一部潮劇《陳三五娘》可引起海內外潮汕人的共鳴，一盤地道的潮州菜、一杯給力的工夫茶、一件精巧的潮繡或陶瓷都能使潮汕人立刻辨別出“膠己人”（自己人）。潮汕文化的傳播渠道從古代的“過番”到近代的海運商貿，乃至現代的出國與歸僑、商貿與旅游等雙向傳播，形式多樣；其傳播效果從潮州菜、工夫茶、工藝品、潮州音樂、潮劇、英歌舞等“潮系品牌”的名揚天下可見一斑。
潮州音樂和潮劇是潮汕文化中最具標志性的兩大藝術形式，兩者均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海外傳播三個歷史時期的劃分為我們研究潮汕文化在海外傳播的歷史階段和傳播模式提供了參考。但文化包羅萬象，其傳播不以音樂戲劇為起點。第一，人是文化傳播的首要元素，以潮汕人到海外的最早時段作為潮汕文化海外傳播的起點更合理。第二，現場聽潮樂、看潮劇不是傳播的唯一方式，目前已知至少在1935年―1937年，潮州著名樂師張漢齋為百代公司錄制近百張外江樂、潮州音樂唱片，此后潮樂便借助唱片流傳海內外。1955年香港江公司出品的潮劇電影《王金龍》，開啟了潮劇影視傳播模式。當代的潮州群眾常通過潮州電視臺《潮州戲園》等欄目觀看潮劇，甚至通過微信互傳潮劇圖片視頻。
由此，潮汕文化海外傳播的歷史時期及傳播模式重新梳理如下。1840年以前為古代，以人際傳播和較小規模的組織傳播為主。1840年―1949年為近代，以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為主，大眾傳播開始出現，其中大眾傳播模式和時段可按報刊、廣播、電影等不同媒體形態細分。1949年―1979年為現代早期，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及大眾傳播共存，其中報刊、廣播、電影、電視等媒體主導的大眾傳播逐漸興起。1980年―2000年為現代中期，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三種傳播方式中，大眾傳播發揮重要作用，網絡媒體開始出現。2000年以后為當代，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與新媒體傳播共存，以社交媒體為重點的移動互聯網發展迅猛，并呈現出強有力的持續發展的態勢。
三、潮汕文化新媒體傳播的現狀與問題
2000年以來，網絡、手機等新媒體逐漸勃興，傳播模式發生許多重大改變，文化傳播也不例外。與國家整體上出現傳統媒體、新興媒體“兩個輿論場”的態勢相似，潮汕文化傳播呈現出兩大結構性的現狀與問題。
一是在本地的輿論宣傳引導格局中，以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為主的傳播模式與青少年一代以互聯網、手機為主的媒介使用習慣存在突出矛盾。傳統媒體傳播效果事實上在逐步下滑，而潮汕的黨政部門在新媒體傳播領域介入太慢，不熟悉傳播規律，缺乏話語權，在政務微博建設上落后全國兩年，在政務微信上至今還基本“失語”。
微博是基于關注機制分享簡短實時信息的廣播式社交網絡平臺，國內2007年初興，2009年成熟。截至2011年12月10日，在新浪網、騰訊網、人民網、新華網等四家微博客網站上認證的政務微博客總數為50561個，但潮州市政府新聞辦官方政務微博“潮州”2013年6月28日才上線；汕頭市委宣傳部政務微博“汕頭”2013年8月26日才上線；揭陽甚至未開通“揭陽”，僅其公安局開通了微博“平安揭陽”。
微信是2011年1月21日由騰訊推出的一款為智能終端提供即時通訊服務的免費軟件，可發送文字、語音短信、視頻、圖片。微信用戶量2013年11月突破6億（其中海外用戶超1億）。據清華大學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研究所社會化媒體實驗室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5月2日，全國開通的政務微信總量超過1000個，但潮汕地區仍未政務微信。
二是在外宣領域，官方以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為主的傳播模式，與潮汕人海內外民間的交流聯系、文化傳播以QQ、MSN、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為主流的趨勢矛盾突出。政府招商引資和文化傳播的主要意圖通過傳統媒體途徑基本上影響不了潮汕地區之外的潮汕人，即使初步介入新媒體領域，也因內容以政經新聞等嚴肅內容為主而傳播力不強，與民間運用新媒體自行傳播文化如火如荼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
比如，在百度搜索鍵入潮汕方言“厝邊頭尾”，相關頁面結果有219萬個，呈現在首頁的全部是潮汕飲食等內容；以“厝邊頭尾”檢索微信公眾號，同名的有10個以上，從其自我介紹看都是民間自發申辦的，大部分是推薦“潮汕小食”，其中有些是專門服務于在大連、閩南（有些具體到廈門、漳浦等地）或其他城市的潮汕人的。這說明潮汕人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跨區域的文化傳播、信息交流已具備雄厚的群眾基礎。
再以“英歌”為例。“英歌”是潮汕地區最具特色的男子群體武舞，與潮劇、潮樂同屬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傳播模式演變大致如下：在明代初期的潮汕乃至閩南地區存在著一種以水滸英雄為主題的男子武舞（英歌雛形），這種雛形舞蹈在師徒言傳身教的人際傳播、村鎮之間互相學習模仿的雙向組織傳播、游神賽會多向傳播等多種傳播模式影響下，在不同閩南文化亞區產生分化，在南澳形成車鼓舞，在潮陽、普寧形成英歌舞，在閩南地區形成宋江陣，宋江陣隨漳州泉州士兵移民臺灣而入臺。1949年―2000年，報紙、廣播、電視盛行的年代，英歌也借助傳統媒體進行傳播。2000年以來，網絡、博客、微博、微信接踵而至。潮汕地區之外，觀看、了解英歌最便捷的途徑則是在百度鍵入“英歌”，顯示有192萬個相關網頁，首頁上還有不少英歌的視頻推薦鏈接。以前必須借助傳統媒體才能傳播的信息，現在通過互聯網、微博或微信等新媒體就可以傳播至全球，小到英歌，中如潮汕文化，大至中華文化，都處在新媒體環境中，呈現出新的傳播規律。
據不完全統計，新加坡、緬甸華人使用微信與國內親友或東南亞華人聯絡的很多，其用戶體驗較好，與國外同類產品WhatsApp和LINE相比更加方便好用，可見以微信為載體進行外宣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無論內宣還是外宣，潮汕地區官方在運用新興媒體“打通兩個輿論場，構建輿論引導新格局”方面，都存在薄弱環節。
四、潮汕文化傳播的新媒體策略
根據媒體格局和傳播環境的變化，及時準確制定潮汕文化海內外傳播的策略，重要而緊迫。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推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提升傳播力。傳統媒體具有從業人員專業素養高、信息采集較為系統權威等優勢，新媒體則在信息量和互動、分眾、聚眾傳播等方面更勝一籌。在新媒體環境下，應將兩者互相結合，取長補短，共同為區域文化傳播服務。潮州電視臺近年來主打的一檔原創節目《探親行》，通過派出記者團隊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拜訪當地潮汕人，聯絡鄉情，傳播潮汕文化，成效明顯。建議電視臺開設專門的微信公眾號，以簡潔的標題、圖文、影音等內容全面展示海內外潮汕人的生活和文化生態。
2.運用社交新媒體主導海內外文化傳播，提高針對性。國內政務微博、微信公眾號普遍存在內容過于“高大上”的問題，不接地氣，不會“賣萌”，缺乏文化傳播視角，建議潮汕地區加快建設步伐，結合潮汕人文化特征，提高運用政務微博、微信平臺向海內外的潮汕人、華人傳播潮汕文化的針對性。引導海內外的“美食控”、潮樂迷、潮劇票友、英歌愛好者等運用微博、微信進行良性互動，將使潮汕文化傳播更為高效、廣泛。在獲得大量用戶（“粉絲”、聽眾）認可的前提下，再融入政治、經濟等傳播內容。
3.尋找文化傳播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點，增強軟實力。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利用“國際潮團聯誼會”等民間組織，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揮潮汕商幫極其擅長海外商貿拓展的優勢，鼓勵其尋找文化傳播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點，以文化傳播帶動文化產業走出去，為其他地區的文化傳播提供有效借鑒，為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做出積極的貢獻。
本文系廣東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項目“潮汕民俗舞蹈的傳播與譜系建立”（項目編號：2012WYM_0096）、廣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攻關項目“潮汕文化海外傳播研究”（項目編號：2013ZGXM0007）及“理論粵軍?廣東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建設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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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語言使人類第一次認識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認識到自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臺灣原住民族論述在建構文化身份的時候首先要解決語言問題。他們利用羅馬拼音文字直接書寫、原漢對照書寫及各種語言雜揉的三種書寫策略進行探索。雖然原住民的探索保護了自己傳統并加深外界對其了解，但是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其發展充滿艱辛。
文化身份是臺灣原住民論述的最重要焦點，原住民文化復振、文學書寫及原住民敘事都是圍繞著文化身份的認同、重構來展開。但是如何重構文化身份卻是原住民知識分子面臨的迫切重要問題。語言是建構知識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范疇、行為模式均與用戶的文化背景有著深遠聯系。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建構首先要涉及到用何種語言來建構。事實上，原住民無論是使用漢語還是母本族語言，創作者、讀者都是在原住民抗爭歷史脈絡下進行思考與解讀，因而使語言不可避免地附帶著政治論述意義：“雖然作家、文學作品‘使用語言’的問題其實少有語言學、文學本身的理論基礎，只是一種策略論述，然而作為研究問題，似乎必然觸及語言作為文學的符號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學書寫置于在臺灣社會整體論爭與族群關系的社會背景之下進行考察，將會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書寫有一個重新認識與思考，同時也有助于理解臺灣原住族的語言策略。
一 創制文字與交摻對照——符號背后的意識形態
原住民族語言按語言發生學歸屬于南島語系。臺灣現在約有30多萬人使用著南島語系的十幾種語言。但是正如臺灣學者何大安等所指出的：“高山’和‘平埔’之分并沒有語言學上的意義。唯一可說的是，平埔族由于漢化深，她們的語言也消失得快。大部分的平埔族語言，現在已經沒人會說了。”由于多年來，臺灣當局并不重視對原住民族語言的保護，甚至有意進行弱化和消除；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交流越來越密切。原住民族語言在這種潮流里并不能發揮其交流作用，反而容易造成交流障礙。在這兩種潮流的裹挾下，即使是在原住民里，口語也處于一個危險的境地，更何況他們沒有發展出書寫文字。因此，從延續民族的文化傳統這個角度出發，有人提倡創制一種新文字，也有人提出利用羅馬拼音文字對原住民的語言進行保護性定制。但是，如果從現實的書寫狀況來看，原住民作家里確實有一大批已經熟練掌握了漢語，要求他們重新學習一種新語言是不太符合現實。因此，就出現了一些作家既保留了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同時也利用自己嫻熟的漢語來進行創作。
夏曼·藍波安就是既使用漢語用得純熟而又善于表達原住民族的獨特生命感受的作家之一。例如他在(
夏曼·藍波安不但有創作漢語作品，他還通過利用原住民拼音語言與漢語的互相交摻，構出一個新的書寫模式。如一九九二年晨星出版發行的《八代灣的神話》，就是以每一則口傳故事，都以原漢語隔頁對照注記，如《小男孩與大鯊魚》一文：“Kowyowyod na no Kanakan a Zokang ori ranam，do Jimasik rana yam，amiyan SO tawo amiyaven do vahay am，amiyan SO kapaka nateng SO awawan am，abo pa O kanen da sospa ya，am aboji rapong sira a paciwalaman，ta ji sira mangononong SO kalahetan NO keilyna ya，no manireng sira yam，marang—kong kaminang—kongk Wan da，ori tonadpodponi no tawo do naworad da a mangononong．
小男孩與大鯊魚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在Jimasik社有對夫妻結婚了八年膝下仍無子女，在社里他們被喻為模范夫婦，除了天天上山外，在休閑之余成以微笑迎人，甭談李家長、張家短，因而，社里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皆喜歡到這家人的涼臺(Noworad)(類似漢語的院子)說故事。”
在使用何種語言上，作家顯然還是存在著一定的迷失。而夏曼·藍波安的創作表達了一種民族的取向。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信息交流的載體。語言使人類第一次認識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認識到自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因此，語言在一個民族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是鮮而顯見的。其次，語言的差異反映的是一系列繁雜的生活系統。每一族群語言文字其背后都有一個實際的“經驗世界”與“生活世界”來支撐。卡西爾說“語言間的差異不單單是聲音和標記有所不同的問題，而是關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問題。”因此使用民族創制的新文字背后隱藏著的是建構自己民族身份的努力：“母語得以保留后，文字便成為紀錄的絕佳工具。‘有語言無文字形同無文化’的觀感多少存在為數不少的漢人朋友的片面印象中；歷史的發展也看到不少殞落的民族，因為僅有語言沒有文字，即使茍活一時，也必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變遷而遭淘汰的命運。原住民自主意識的抬頭，重建母語及發明原住民文字便成為符合時代潮流的訴求。……‘原住民作家有必要發展出他們自己的書面語，唯有如此，它才能把作者的心聲傳達給自己的族人。”
孫大川指出：“顯然語言文字不僅能通人情而已，其象征性的力量是人類生存、行為規范、文化社會形式之張本。尤其重要的是：語言文字使人類經驗的累積和傳遞成為可能，使人因此成為一個歷史的存有。語言文字的使用，使人們能夠了解并族類整體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屬‘環境’的奴隸，他創造了自己的世界”“沒有文字，不但無法形成一個以族群為主體的歷史傳統，也無法將民族有血有肉的情感和想象藉文學的力量綿延下去。”
臺灣學者提出創制新的文字策略顯然在實踐中存在較大的難度。在口語都被迅速同化的當代，如果沒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創制語言最終也是沒有生命力的。孫大川就創制文字指出其范圍狹小，容易導致生命力與延續力不強：“這些努力和成果，或只限在少數宣教者身上，或只適宜流傳在研究報告里，始終不是一個統一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少原住民文化及文學工作者，如泰雅族的娃利斯·，以羅馬拼音文字從事原住民的文學創作，……這些當然是值得肯定、鼓勵的……但是就原住民文學之可能這個角度說，母語拼音有它一定的限制。”誠然，創制新文字雖然有利于保護傳統，但是這種文字如果沒有現實的支持，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青年一代會學習與運用這種語言，那么創制出來的新文字其傳承作用就大大減弱，最終還是逃不出消失的命運。如果提侶以創制的新文字進行文學書寫，卻會成為原住民族文學推廣的阻礙。原住民族的創制新文字文學必須通過翻譯才能進入到主流的研究視野里，這對于已經處于邊緣戰斗的原住民族來說無疑更為艱難。
但是面臨現實的要求的時候，原住民作家又必須使用漢語。由此才有孫大川在提出鼓勵原住民語言符號化之時，還提出原住民族文學使用語言的策略：一、母語的保存不能等同于文學創作。二、相對于意義和經驗本身，語言文字：“相對于意義和經驗本身，語言文字終究只是一種‘工具’”，應該積極地去開拓原住民漢語創作可能。但是他也提醒要時時警惕漢語的強大同化作用的：“向族群經驗回歸，重構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們的漢語寫作具有族群的縱深，而不是漫無限制的任性想象，更不是對漢語全面之投降而任其宰割。”堅持原住民的特殊經驗，才有可能使語言變成一種工具，否則原住民作家很容易會向更為強大的漢語思緒投降。如何表達原住民的特殊經驗呢?孫大川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在《久久酒一次》書中，他指出酒是原住民的重要經驗所在：“就像世界各地的部落族群一樣，山地飲灑現象本有它宗教、社會、藝術想象以及集體活動等之豐富內涵。在山地社會未完全崩解之前，飲酒不是‘孤立的行動，它總是和宗教祭儀、婚喪喜慶、歌唱舞蹈等伴隨而生；更多的時候它和勞動生產密切地關聯著”當然，孫大川也關注到了山地酗灑問題，但是他認為“與其從‘涵化’壓力的角度來考慮，不如從‘原始生命力’的扭曲和喪失來構思。”
二雜揉語言——第三條道路的可能與分歧
不同于孫大川的語言“工具”說，瓦歷斯·諾干則將“語言”視為是否為原住民族文學的標準。他主張母語書寫，以此強迫讀者進入作者的世界，理解和閱讀作者所試圖表達的內容。他注意到原住民族語言在面對強大的現實擠壓時的危險處境：“語言文學本身就是一組權力中介的螢要作用，當原住民使用‘帝國語言’(中文)以定義自己的時候，除非是毫無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向中心吸納的欲望靠攏的這種‘向中心模仿’的態度……否則，棄用或否定中心的優惠以及對中心語言的挪用與重構便會發生”。由此，瓦歷斯·諾千認為文本中對于漢文詞語、邏輯的‘挪用’和‘棄用’，正是向中心對話、挑戰、對話與尋求多元并存的重要形式之一。這種以雜揉為手段的語言使用方式，得到其他學者的贊同。傅大為認為一旦介入、寄生、繁殖于主流書寫文化中，便在某個程度撼動了漢文邏輯，進而產生顛覆、挑戰等效應。”。刪這種書寫策略就是采用各種語言的雜揉，通過這種雜揉展現原住民族的經驗與思考。
雜揉語言的采用絕大多數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開始的，特別是在一九九零年代以阿美族阿道·巴辣夫(江顯道)發表的作品，此后，原住民文學的小說、新詩、散文、以及報導文學的語言敘事策略均有意識、有目的地向超越出漢語書寫模式，轉向族語、雙語、混語書寫的實驗，從而強化了原住民在臺灣的差異性文化存在。特別是進入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劇，臺灣的中文發生了很大的雜揉趨向：“……是揉合了中文、福佬話、日語、英語、客家話及其它所有流行于臺灣社會的語文。
對于這種雜揉語言的寫作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未翻譯，直接采用原住民語言。如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懺悔之死趴最后的獵人里大量運用原住民的神祗名稱而不加以翻譯。夏曼·藍波安在也有類似的雜揉方法，如“雅瑪，在海上看天空很漂亮啊!Yaro mata nO angit!’他的母語脫口而出：‘好多眼睛的天空!同樣，原住民作家里的奧威尼在其《云豹的傳人》以及《野百合之歌》里都有原漢語言并列的情況。在云豹的傳人》里，魯凱族的母語基本上還是運用漢語拼音。但是在《野百合之歌》里則用羅馬拼音字進行標注，使得發音及語法更靠近魯覬族的使用習慣。如在《野百合之歌》里利用漢語音譯再加上羅馬拼音，并且不做解釋：“底哦得爾(Tiethedrerr)的聲音從另一個地方夜深人靜著溫柔地啼叫。”
另一種方式是把地方方言與普通話進行雜揉，即在中文內部的雜揉。像拓拔斯·塔瑪匹瑪《沖突里就把大量的閩南話用中文的音譯方式采用，整個文本讀起來顯得很怪異。阿道·巴辣夫是這其中的代表者。例如在《好想“彌啁啁”啊，現在》：“牧師在講摩西還在埃及的故事時，我的眼睛才會睜得好大——大啊，原來，天使的‘阿靈0’所飄之處，哀豪遍野……除非‘宰羊’的門楣上有血涂抹，那一家人能得平安外，其余，‘莫宰羊’的……都死得好慘”。在這個作品里，阿道寫其聽到傳教故事，不禁與阿美族的傳統故事‘阿靈0’的傳說相對照。阿道用“宰羊”、“莫宰羊”來理解《圣經》里的故事，而閩南語發音里，這兩個詞分別是對應“知道”、“不知道”，而這也與文本的意義相符合，知道者可以避過災難，而不知道者則毀于災難。漢語、外來故事、阿美族傳說、音譯的閩南語都在這里面形成一個特異的文本。阿道·巴辣夫很善于把臺灣各種不同的語言進行雜揉，其中以他的《說：我們才是愛幣力君啊!——給雅美勇士》為代表。這首詩里看似粗俗的標題里用了英語、閩南話的音譯和阿美族一些特殊服飾將臺灣當局侵犯原住族的生活，批判其短視近利，只是跟著錢走的“愛幣力君”，將其政治諷喻表達得淋漓盡致。最后一種雜揉就是采用所謂的句法融合。在最后的獵人》序里，吳錦發透露拓拔斯·塔瑪匹瑪在創作小說時，是先在腦中用“布儂語”寫好，再腦譯成中文寫出。通過這幾處策略，原住民文學里特有的雜揉語言也就產生了一種微妙的“疏離”式的效果。但是這種方法運用必須靠著作者的敘述才能得到證明，而事實情況是否真如作家所言，其可信度值得懷疑，因此，在實踐中也引起許多爭論。
關鍵詞：晉江；雨傘加工業；品牌建設；產品定位
一、晉江制傘業的品牌建設現狀
（一）品牌經營的總狀況
2003 年，晉江市東石鎮被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中國日用雜貨工業協會授予“中國傘都”的稱號。目前晉江制傘業中仍有眾多的企業是依托OEM模式經營，晉江市現在擁有40多個國家級品牌，居全國縣級市第一位。
（二）雨傘加工業品牌建設的代表企業
晉江市目前共有四個中國名牌企業，梅花傘業有限公司的“梅花牌”晴雨傘獲得“中國名牌”和“中國出口名牌”兩個名牌稱號，是晉江首家雨傘上市企業。富隆洋傘有限公司在嚴格有效運行ISO9001體系和ISO14001體系，晉江鴻盛傘具有限公司創造生產了“雨中鳥”牌晴雨傘，以及雨絲夢傘具有限公司。
（三）品牌推廣狀況
晉江晴雨傘需要注重民族品牌的塑造，并建立高效的海外營銷網絡。“梅花”、“金甌”、“雨絲夢”等品牌的晴雨傘在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等150 多個國家均占有較大市場份額。
二、晉江制傘業的品牌建設存在問題
（一）地域文化對品牌建設的不利影響
1.家族企業代際傳承阻礙品牌的可持續發展
晉江制傘企業家族文化的封閉性阻礙了晉江制傘業與外部的交流，家族本位主義非常容易產生對外人不信任的氛圍，從而影響了公司的制度化和現代化管理進程。
2.品牌經營理念不清品牌整體競爭力不足
晉江制傘業品牌整體經營理念模糊不清，目標消費群定位也出現雷同；品牌識別語空泛，品牌個性不鮮明；品牌代言人沒有準確的傳達企業定位和產品定位，導致品牌內涵被嚴重稀釋。
3.品牌定位不清
晉江制傘業的品牌定位主要采用“先做量后做牌”和“邊做量邊做牌”的策略，而極少會選擇“先做牌后做量”的策略。晉江從事雨傘加工的企業并沒有對市場進行認真的調研，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定位，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長久發展。
（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1.產品高度同質化
晉江制傘企業生產的產品同質化十分嚴重，導致行業內競爭的低價化，最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企業缺乏清晰和穩定長遠的發展戰略。
2.品牌營銷方式單一
國內人們的傘具消費習慣始終都沒有太大改變，而且受民俗觀念影響較為深遠，對于以內銷的產品為主要依托的“小商品市場”進行貿易，并無太多創新。大多數的雨傘加工企業都還是通過按單生產的形式銷售，通過博覽會、展會等形式進營銷的觀念較為淡薄。
3.行業總體仍處于產業價值鏈低端
晉江盡管有一些雨傘加工企業開始從貼牌生產逐漸向自主設計經營的方式轉變，但多數企業處于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低端，發展層次較低，傘具的生產與設計、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相脫離。企業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飽受外部市場變化而造成的沖擊。
4.從業人員多且水平參差不齊
晉江市制傘企業職工的平均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數為初高中文化水平，甚至更低。因此在晉江制傘業企業品牌建設的道路上，應該認清人力資源隊伍素質提升的重要性，加強對人才的培養和職工的培訓工作。
三、晉江制傘業的品牌建設對策分析
（一）結合綠色環保理念打造優質品牌
晉江制傘業作為傳統制造業同樣存在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因而企業在進行品牌化生產經營過程中要植入綠色環保理念，使用新能源，增加環境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實現現代化生存模式打造優質品牌。
（二）將品牌建設與社會責任相結合
雨傘加工業的企業主們要注重的社會責任，把企業社會責任貫徹落實到企業營銷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提升雨傘品牌信用，為晉江制傘企業的品牌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強有力地品牌信用基礎。晉江制傘企業要特別注重企業的信用能力、企業家的個人信用、公眾信用、銀行信用、資本信用及政府信用的建設與品牌建設的結合。
（三）運用網絡等渠道進行品牌營銷
晉江制傘企業應當重視品牌營銷的網絡建設，逐步建立加盟批發和電子商務以及“晴雨傘+飾品”品牌專柜等渠道網絡。晉江企業可以通過參與傘業產品訂貨會活動平臺，進一步加強溝通信息，雙向服務等進行品牌營銷，逐漸加大招商融資力度。
（四）實行品牌延伸策略
目前國內雨傘加工業的中高端市場仍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市場還需要一個培育過程。晉江制傘業不應該被定位所束縛，既可以生產中高端產品用來提升品牌形象，又可以在實際的市場開拓中進行分系列、分市場做好中低端產品市場。
（五）加強品牌建設的管理和保護
落實品牌規劃，建設支撐體系，嚴格執行品牌戰略管理和戰略經營，實行科學地品牌管理和品牌經營，從而提高其整體水平。加強品牌營銷的規范化管理，包括品牌營銷運行過程中各個具體環節的規范化管理，加強品牌營銷的科學管理和品牌保護。
（六）形成國際品牌
晉江制傘企業可依靠品牌效應，走集約化生產、集團化經營的道路，也可以通過和高校以及著名設計公司合作，設計出獨特外觀專利，突出產品的新穎獨特性，滿足消費者多層次需求的消費欲望，形成特有的國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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