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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需求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通過對河北1995-2008年的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數據的定量研究,試圖剖析在當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消費需求對于促進河北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起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出促進河北消費需求增長的現實的、可操作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基礎。
二、變量的選取
1.消費需求衡量指標的選取。消費需求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范疇,是指一定時期內常住單位形成的對最終消費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本課題研究消費需求的衡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為滿足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根據消費主體不同,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2.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選取。經濟增長是由產出能力的增加帶來的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如果考慮到人口和價格因素,經濟增長就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增加?；诙糠治龅男枰?同時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國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研究問題的一致性出發,本課題所涉及的經濟增長是指總產出的增長,并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率。
三、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分析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是最終消費需求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不僅能反映一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最終使用格局,還可以直觀地反映消費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經過分析我們發現:
1.最終消費率在低位徘徊,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以來,河北的消費率始終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費率為43.4%。由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6-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為14.3%,最終消費的年均增速為13.2%,兩者增速相差1.1個百分點。其中,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為18.1%,而最終消費增速為14.3%,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慢3.8個百分點。由于消費需求增長慢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導致消費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個百分點。
2.消費需求各組成部分比重變化不平衡,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消費率下降的原因。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消費率呈平穩的上升趨勢,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開始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比較大,從1996年的37.9%下降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梢?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率基本表現出平穩的上升趨勢,2005年起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成為消費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達到1995年以來的最高點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呈現出反方向變化趨勢,從199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2008年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9.1%,下降了14.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居民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為進一步量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我們計算了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和各需求對G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兩個指標,并繪制了折線圖(見圖3-6)。經過分析發現:
1.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是第一位的,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1996年以來,在河北經濟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地區間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4%和5.7%,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1、6.9和0.7個百分點?？梢?投資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動力,消費需求僅次于投資需求。圖4顯示:除1999-2002年這四年消費的貢獻率大于投資和2003年、2005年消費和投資共同拉動經濟增長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資需求在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圖5顯示:1995年以來,河北的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高速持續的增長,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中,投資的拉動作用顯著,可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短時間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成為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首選因素。
2.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持久和相對穩定,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圖4顯示:相對于投資需求,河北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但是與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3-10.1)及貨物和服務的凈流出拉動經濟增長(-1.5-4.96)相比,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的拉動(3.1-7.1)波動較小,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為穩定的因素。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剛性,決定了在地區生產總值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遠遠小于投資等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慣性最大。在經濟增長擴張期,消費需求增加不如投資明顯;同樣,在經濟收縮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費需求成為河北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轉貼于中國3.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消費需求的構成來看,1996-2008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25.69%。圖5顯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水平為1.8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的平均水平為3.27個百分點。
從居民消費內部構成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呈下降的趨勢,相對差異較大,從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平均貢獻率僅為5.06%;而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從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貢獻率為20%。圖6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0.64個百分點),不僅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也低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水平。
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灰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分析方法,對于小樣本,該方法要優于經典的數學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尋求系統中各要素的主要關系,并確定要素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和對系統行為的貢獻程度。
本文選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構成序列作為比較序列。用均值法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同一數列的所有數據均處以該數列的平均值,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就是各個時刻的數值相對于該數列平均值的倍數的數列;然后,根據參考序列和各個比較序列計算差序列,從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關聯系數的公式,令計算出各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關聯度公式:,計算各個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分析結果顯示:
河北最終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高為0.942,且各年的關聯系數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變動幅度比較小,說明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846)比政府消費(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說明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761)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0.597),這也表明雖然在總人口中,農村居民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的關聯度從九五時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時期的0.787;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說明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上升的趨勢。
六、結論
［關鍵詞］經濟增長；ADF檢驗；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4-0085-03
對于工資水平高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觀點。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工資對社會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效率工資研究者從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正相關關系角度得出，效率工資會對經濟增長間接產生促進影響，為證實兩者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利用山東省1984—2010年數據根據E—G兩步協整理論、誤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山東省工資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工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
1.工資的內生推動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中，工人為了避免失業或者為了獲得更高的工資水平而增加教育的投入，以提高自身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人擁有的知識、技能、綜合能力與物質資本具有同樣的提高生產率的功能。工人增加人力資本投入的行為，從微觀來看，企業的產出水平和利潤率會不斷增加；從宏觀來看，工人的自身素質較高，可操作高技術設備，并能參與產品創新活動，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
2.工資的消費積累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消費角度看其主要原理是：工資水平變動會影響居民消費水平，消費變動影響社會總需求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消費效應。經濟學家認為工人工資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消費是構成經濟總需求的主要部分。由凱恩斯理論—總需求決定總供給可知，一個社會的總需求的增加或者減少會對其生產狀況產生影響，所以工資水平變化時，消費水平也會發生變化，消費的波動會導致經濟總需求的波動，從而引起經濟繁榮或蕭條的變化。
3.工資的動力激勵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工資反映了勞動力的真實價格，均衡的實際工資水平等于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即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了工資水平，較高勞動生產率得到的工資高，反之得到低工資。由于工資差別的存在，勞動者從低工資部門向高工資部門轉移，這樣就會促進由各部門組成的經濟體的總生產率的增長，這種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的經濟增長是可持續的。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選擇的樣本空間為1984—2010年，以山東省GDP表示經濟增長的指標，工資總量W表示山東省工資水平的指標（GDP和工資額W的單位是億元），為了更好證實兩者增長幅度的合理性，在分析過程中以兩者的增長指數為研究對象，計算指標變化指數時以1984年為基期，考察1985—2010年經濟增長與工資同比變化情況進而分析兩者之間的協整關系。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GDP指數和工資總額W指數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用LGDP和LW表示自然對數的經濟增長和工資水平。
1.單位根檢驗—實證檢驗前提條件
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變量是同階單整的，否則可能出現“謬誤回歸”。所以在檢驗時間序列的協整性之前，首先檢驗LGDP和LW單整階數。這是因為對不平穩的時間列進行回歸會導致謬誤回歸。對變量進行平穩檢驗一般采用ADF檢驗法，以確定判斷變量的單整階數。具體檢驗結果見表1：
由檢驗結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序列，但它們都是二階單整序列。由協整理論可以對兩者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2.山東省經濟增長和工資的協整性分析
由檢驗結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序列，但它們都是二階單整序列。現在可進行兩者之間的協整檢驗。本文對兩個變量只可能有一個協整關系，利用E—G檢驗法能直接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且容易理解和接受，故本文采用E—G兩步法，具體檢驗如下：
第一步，用傳統OLS法對LGDP和LW進行回歸估計?；貧w結果如下:
LGDP=-0.6128+1.1043LW+μt（1）
R2=0.9978，ADjustedR2=0.9977，F=10860.7
方程（1）是不是協整方程取決于μt是否平穩，是否具有單位根。如果μt有單位根，是非平穩的，方程（1）為謬誤回歸，無經濟意義，不值得進一步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如果無單位根是平穩的，方程（1）為協整方程，具有經濟意義，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所以關鍵是檢驗μt有無單位根。
第二步，對方程（1）的誤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
為確定方程（1）誤差項的ADF檢驗模式，做出方程（1）誤差時間序列，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ADF檢驗統計量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說明殘差μt為平穩序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山東省的經濟增長與工資水平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一種真實、長期的經濟均衡關系。根據協整方程（1）可以得出山東省經濟增長LGDP和工資LW存在正相關關系，工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1.1043，即工資增加1%，經濟增長則增加1.1043%。
3.山東省經濟增長和工資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經濟模型的建立過程，雖然用回歸分析的處理工具處理經濟變量對其他經濟變量的依存性問題，但并不能有效說明山東省經濟增長與工資水平之間的因果關系。為了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就山東省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單向的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檢驗顯示，山東省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存在兩種Granger因果關系：（1）LW是LGDP變化的原因，即山東省工資水平的變化促進了經濟的增長；（2）LGDP是LW變化的原因，即山東省經濟的增長也會促進工資水平逐漸增加。
4.誤差修正模型—討論變量短期均衡關系以及短期失衡向長期均衡的調整
協整分析表明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仍然需要探討變量之間短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失衡能否向長期均衡調整，本文利用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失衡調整，所以先需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根據Granger定理，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一定有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的存在。根據前部分證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山東省經濟增長和工資變量之間也能夠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估計向量誤差糾正模型，其中把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從方程（2）中剔除，根據相應系數的t統計量，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為：
LGDP=0.0789-0.1083ecm+0.9328LGDP（-1）-0.3457GDP（-2）-0.0576W（-1）-0.0205W（-2）（2）
R2=0.6171，ADjusted R2=0.5143，F=4.6132
其中均衡誤差ecm是協整回歸方程（1）的隨機誤差項，即: ecm=LGDP+0.6128-1.1043LW
上面的誤差修正模型中，各差分項反映了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在分析山東省經濟增長過程中，變量（LGDP）被解釋的波動被分解為兩個部分: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誤差修正項ecm=LGDP+0.6128-1.1043LW說明長期均衡的影響是，當W每增長1%，在長期內將引起經濟增長1.1043%；短期波動情況為，LGDP與上一期LGDP成正相關關系，上一期LGDP每增加1％，當期LGDP增加0.9%；LGDP與上一期LW成負相關關系，上一期LW每增加1％，當前LGDP減少0.05%。從誤差修正系數（-0.1083）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1083）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根據1984—2010年山東省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通過協整檢驗顯示山東省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即存在一種真實的、長期的經濟均衡關系，且兩者成正相關關系，工資每增加1%，經濟增長大約增加1.1043％。因此，為保持山東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長期來看，要使山東省勞動力優勢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必須使工資收入持續增長。
2.通過Granger檢驗表明工資水平的增長能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進一步導致工資水平的提高，所以要發展山東省經濟必須提高居民的勞動收入，使居民勞動收入的增長與非勞動收入的增長相適應；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必將促進山東省經濟社會更加和諧。
3.誤差修正模型表明，變量之間短期動態均衡關系是LGDP與上一期LW成負相關關系，表明增加工資短期波動對山東省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這個結論符合工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根據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如果政府通過采取臨時性的減稅或其他措施來增加居民收入時，不能達到刺激消費目的，因為這種臨時性的額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用作消費，其余全部轉化為儲蓄，從而不能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
實證結果表明，要發展山東省經濟，必須合理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促使經濟持續增長。根據山東省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市場難以發揮作用等情況，山東省政府應采取積極的工資政策完善勞動力市場，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提高勞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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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教育 經濟 關系 途徑
教育的發展，能有效的促進經濟增長，使教育源源不斷地“生產”出知識人才和新的知識為經濟建設服務。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必將發揮其巨大的作用，而如何及時、準確、科學地把握機會，研究機制，引導發展，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認清教育對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研究教育影響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找到教育影響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教育是產業經濟增長的源泉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創新型國家的今天，深入認識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及其表現形式，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一個國家教育的發展水平決定了它的科技創新能力，進而決定了它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模式。發達國家以及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無不說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和突出貢獻。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技術變革往往能直接導致國家經濟跳躍式增長。引起技術變革的力量在于人才，人才的培養直接依賴于教育。教育不僅能夠傳授科學知識，而且還能使大量新的科學知識得以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
二、教育與經濟互相促進
我們知道，無論是知識儲量的積累，還是知識的創新，無不依賴于教育。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教育就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推動了教育的發展。教育不僅起著傳播知識的作用，還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之一。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更加明顯，通過對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條件下，會導致不同的經濟發展方針，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過程。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育發展的水平，可以說，今天的教育水平決定著明天的科學技術水平，也決定了后天的經濟發展水平。
三、教育推動經濟增長途徑
1.教育使人力資本得以增值
教育在推動人力資本增值的同時，也推動著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步伐，從而不斷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在人力資本和科技進步的共同作用下，教育對經濟增長本身起著一種外溢的影響，使教育真正對經濟產生刺激作用。因此，通過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是一個重要方面，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戰略意義。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勞動力資源的整體素質得到了提高，對于經濟增長將產生巨大的、積極的影響。在知識外溢效應下，教育本身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內生因素，對經濟增長有直接的推動力，同時經濟增長也推動著教育的不斷發展。在教育所帶來的知識外溢效應下，人力資源的投入、科技的投入都會呈現出邊際生產力遞增的現象。
2.教育促使產業結構調整
影響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教育通過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實現經濟增長。具體表現為，教育對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深化和細化起促進作用，而社會分工的發展是引起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前提。再者是教育影響著勞動手段，勞動對象和勞動力等社會生產力的各種要素，而生產力各種要素的變化，恰恰是社會生產宏觀比例變化的重要基礎?？梢姡a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教育觀念的更新，人們會逐漸認識到一定量的教育的消費，在以后的生產中所產生的經濟效和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當初對教育的投入，也就是說有限的投入得到了了相當可觀的增值、回報。隨著生產力和生產水平的不斷發展，教育消費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從經濟的快速發展。
3.教育使產業加速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教育將加速產業經濟的更新換代與升級，使產業迎來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及人才的培養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養適應產業結構調整所需的各級各類人才，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教育改革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的研究與創新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持久驅動力，以知識與信息為資源、以人才和創新能力為動力的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知識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形成了一批與知識和信息密切相關的新興產業，如以計算機軟件、生物制技術等，并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同時，知識經濟也使得傳統產業部門的知識和信息含量不斷增加，即提高了全體勞動者的素質，同時也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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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投資；結構性失衡；一次性退稅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9)01-0016-04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波動和國內股市低迷、房市不確定性風險加大的宏觀背景下，如何在構建和諧社會、節約型社會的新時期促增長、抑通脹仍沒有定論，由此，筆者認為這一領域理應成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研究課題。本文將著重從政府更應注重消費拉動刺激經濟總量增長與結構進一步調整、對“一次性退稅拉動消費”單一政策觀點的反駁以及政策組合、多管齊下促進經濟更穩定地有效發展三方面進行研究。
一、政府刺激總量增長與結構調整：更應注重消費拉動
(一)2001―2006年消費與投資的結構失衡背景下拉動經濟增長。據相關部門測算，2001年至2006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8％，而按累計法計算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高達21％。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時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65.1％下降到39.2％。這一系列的數據表明，在這一階段我國10％左右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建立在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激化的基礎上，而且當時很多經濟學家預期可能會進一步保持這種趨勢，筆者認為，主要受我國長期以來往往靠投資拉動，尤其是在我國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更依賴投資拉動這種根深蒂固思想的影響。
(二)2007年爭論中的“拐點”可能成為瞬間即逝的“波動點”。2007年，應該說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一個利好消息。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7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功不可沒，對GDP的貢獻7年來首次超過投資。初步估計，在11.4％的GDP增長中，消費、投資、凈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8.6％、37.7％和23.7％，分別拉動4.4、4.3、2.7個百分點。衡量實物消費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8921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8％。加快3.1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4.8％，加快0.9個百分點；貿易順差2622億美元，同比增長47.7％，減緩26.3個百分點。當初，筆者對此數據還有所保留意見。如果統計數據可靠，并且在以后的經濟運行中能夠繼續保持或結構進一步改善，對于中國奧運以及奧運后的長期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意味著2007年成為投資與消費拉動經濟的“真正拐點”。然而，據統計顯示，2008年上半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1.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出口同比增長21.9％，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7個百分點。從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速度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來看，相差近5個百分點，再加上今年的物價上漲，消費者信心指數回落，對未來的消費支出預期存有顧慮，從而很可能導致2008年又轉為投資拉動的主導年，最終使得2007年變為短暫的“波動點”。
(三)2008―2010年消費與投資貢獻度難有明顯改觀。筆者認為，至少有如下原因導致消費與投資貢獻度難有較大改觀：首先，中央的緊縮貨幣政策，可能對二者都有一定的沖擊，孰大孰小，并不明朗，但是變動的方向性是明確的，速度都會趨于下降；其次，股市的負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沖擊，就目前而言，目前對于消費的影響并不大，然而可能會由于一定的時滯因素，在未來的2～3年中很可能會表現出來；再次，我國政府可能會對奧運后經濟常出現下滑的國際現象高度重視，投資可能會進一步走強，以免經濟衰退；最后政府換屆后的政績觀也有可能進一步拉動投資，而消費很難在未來的兩三年中得到明顯的改觀。
(四)政府應更重視消費拉動的長期效應。事實上，從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可以看出針對消費與投資關系相比以前有顯著變化，即從以往的“投資拉動”轉變為“投資、消費雙拉動”。顯然，這一改變主要是針對中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這一問題而提出。然而，筆者認為，消費拉動應該比投資拉動更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當前美國金融危機引致的全球經濟波動，勢必在外需受到擠壓的情況下，更應注重內需的刺激。事實上，即使未出現全球波動風險，也應通過促進內需降低我國外在依存度過高的風險，進一步講，在內需拉動中，如果消費需求拉動不了，最終的投資拉動無法實現，也就無法從根本上帶動經濟增長，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將經濟帶入產能過剩、效率效益低下的惡性循環之中。其次，從西方發達國家中也可得到啟示，一般而言，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貢獻度大約為70％～80％，與我國相差30～40個百分點。另外，非洲國家1971～2001年平均消費率與投資率分別為78.5％、21.9％，亞洲相應的消費率和平均投資率也分別達到76.6％、27.6％?？梢钥闯?，我國消費貢獻度是相對較低的，這是無需置疑的，至于適合我國具體的消費、投資、出口比例值得進一步探究。再次，日本20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的啟示也要求重視消費的長久拉動效應。當初，政府投資一直在拉動經濟，而消費需求萎縮將日本經濟拖入泥潭，最近有一些日本學者如吉野直行等認為中國經濟走入了當時日本所經歷的泡沫經濟或者說驚人的相似，盡管筆者并不認同，但是這一教訓，使得我們應該更清楚地重視消費拉動，尤其是當可能出現泡沫苗頭的時候更加重要。
二、對單一手段“以一次性退稅拉動消費”的商榷
如何拉動消費促進我國國民經濟有序增長問題凸顯出其重要性和緊迫性。眾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最近筆者看到一種觀點，“以一次性退稅拉動消費”筆者對此并不贊同。
首先，立論依據值得推敲。如果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成立的話或者在中國完全符合的話，這一結論或許是正確的，即采取退稅，讓居民感覺收入增加，促進消費。然而，事實上凱恩斯的絕對消費理論提出之后，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表現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說和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等都對其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弗里德曼認為一個人的收入可分為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其中，持久性的收入是穩定的、正常的收入，暫時性收入則是不穩定的、意外的收入。最終他認為，決定人們消費支出是他們持久收
入。杜森貝利的觀點則認為影響消費的因素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他家庭或個人的收入水平，即消費者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對地位；二是最近時期的收入水平，主要指消費者過去所達到的最高收入水平。莫迪利亞尼的消費理論與弗里德曼有些相似，只不過并未對持久收入進行相關測算。從而，可以看出，凱恩斯消費理論，本身就有較大的缺陷，如凱恩斯理論建立在主觀的心理分析基礎之上，而且邏輯也較不嚴密；作為經濟理論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礎之上難以令人信服等，而在“以一次性退稅拉動消費”的觀點中，恰恰認為，“退稅可以讓居民心理上增加了一筆財富，從而更有利于消費”。也就是忽視了這一理論的局限性。
其次，即使假設成立，退稅對消費影響是相當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耙淮涡酝硕悺睆漠斊谑杖雭碇v，確實會增加。然而，這種增加只是一種短暫性的、一次性的，應該說對于消費的影響盡管會有一定的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是相當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依據在于：其一，這種短暫的收入并沒有改變人們的消費預期，也就是并非持久收入的提高，而人們往往從長遠和持久收入而非臨時性收入的暫時提高進行選擇消費。另外退稅也并未改變消費者的相對地位或身份，從而決定了影響的有限性。其二，尤其在人們住房壓力大、教育投入比例大、醫療與社會保障還需逐步完善的大環境下，這種短暫性的退稅其有效性更要打一個折扣。其三，一般而言，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要小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這種“一次性退稅”的主要受益者集中在城市，而農村比例相對較低，長期以來農村的消費拉動嚴重偏低并不會因這種政策發生改變，相反，甚至會進一步導致城鄉差距的拉大，與此同時，宏觀全局上的消費拉動(由于城市偏低、農村偏高)又未發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變化，很可能會造成得不償失，甚至完全是負面意義上的影響。
再次，國外研究結論類推的機制不成立。近年來，美國相關機構的研究人員追蹤了3萬戶接到或即將接到退稅支票的家庭，記錄下他們每周的開支狀況，以研究財政刺激政策是否奏效。他們的研究結論：在政府寄發退稅支票后，美國家庭在食物、百貨、藥品上的平均開銷增加了3.5％。這里，在美國，退稅收入的增加，使得人們的消費支出增加無可厚非，然而，我想首先對這一數據有些疑問，在美國基尼系數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收入的增加，食物、百貨的增加比例占如此高的比例，這是值得進一步論證的；其二，美國的情況與中國差異是非常大的，如前所述，在住房、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中國還是相對不完善的，應該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即使像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中，退稅其貢獻度也較為低下，不到4％，更何況在我國?由此，即使這一實證可靠的情況下，從美國的情況類推到中國，實行“一次性退稅拉動消費”這一政策措施需謹慎。
最后，全球經濟波動與國內股市房市波動雙重波動的沖擊，更是雪上加霜。事實上，即使未發生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國內也未出現股市和房市的低迷跡象和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中國消費者由于受住房、子女教育和未來醫療等因素的影響，決定了消費者儲蓄傾向的進一步提高，反而有可能出現消費下滑的趨勢。那么，目前又面臨美國最近的金融危機，甚至波及到很多國家和地區，中國也不例外，對于國內經濟走勢不明朗應該說是雪上加霜，從而導致很難通過單一手段能夠改變這種消費者預期不看好的現狀。據相關調查，這種預期低迷和信心不足將持續很長一段時期影響消費、投資，最終影響中國經濟，更何況在我國消費傾向相對低下具有一種根深蒂固性，從長期以來我國涵蓋投資需求在內的總需求一直不足可以得到驗證。與此同時，政府往往受政績觀的驅使，從而具有依賴投資立竿見影地拉動經濟增長的偏好，也進一步說明消費刺激的脆弱性，單一手段效果從這一視角將被沖擊得更小。
三、政府拉動消費還須多管齊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消費貢獻度不足、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單一政策手段拉動消費很難奏效。然而，筆者對此并不悲觀，因為這一系列的問題反而更彰顯出了拉動消費的空間、中國經濟有進一步持續增長的內在潛力與動力，而且，依賴這種潛在的巨大消費空間，可以有利于我國擺脫以往依靠投資拉動、依賴出口的外向型經濟等，最終降低與規避經濟持續增長與良性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那么，如何最終拉動消費?筆者以為，還須多管齊下：
1，把握“消費、投資和出口”和諧共生、有所側重的原則。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應該說是無須質疑的，然而這種增長方式無論從外在環境壓力還是從內在的發展要求來看，其發展模式問題與系統風險都是比較大的，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應該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和諧共生、有所側重消費拉動的方向上努力，以緩解我國長期以來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降低對出口的外向型依賴。
2，從偏重城市消費市場轉向以農村消費市場為重心。消費作為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要全面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重視開拓農村消費市場。上文提到，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再加上我國的農村消費市場不僅龐大，而且其潛力長期以來并未“爆發”出來。由此，要從根本上拉動消費促增長，著眼點還需聚焦農村消費市場，具體而言，需要從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改變農民消費心理以及消費習慣等方面人手。根據商務部7月31日的數據，2008年上半年，我國農村地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6224億元，同比增長20％，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個百分點，增速低于城市2.1個百分點，比2007年擴大了0.5個百分點。進一步講，如果考慮到年初南方部分地區出現歷史罕見的低溫雨雪天以及5月份發生的汶川大地震，農業生產與農村流通設施遭受重大損失。那么農村消費能力事實上擁有更大的空間有待進一步挖掘。
3，金融安全下的適度消費信貸擴張。預算約束應該說是制約消費行為的硬指標，那么，在我國總量擴張與結構調整的宏觀背景下，內需長期以來一直又凸顯相對不足，新時期采用適度擴展消費信貸這一貨幣政策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眾多金融機構紛紛推出了個人住房貸款、汽車貸款、大額耐用消費品貸款、助學貸款、個人住房裝修貸款、綜合貸款等各種類型的消費信貸業務，但是筆者認為，在我國仍處于起始階段，力度、廣度和深度還可以加大和推進一些，可以考慮從城市逐漸推向農村、從高中收入者適當推向低收入階層、從房貸、汽車等領域擴展到其他若干領域，為經濟注入新活力。此外，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需注重金融風險。盡管消費信貸可以支持消費，搞活經濟，但是，美國近來的次貸危機，給我們提供了鮮活的警醒教訓，由此這里應建立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上，當然并不能因此而緊縛手腳。
關鍵詞：經濟增長 可持續性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以2000年不變美元計算，中國人均GDP從1980年的173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700美元，算術人均GDP增長率保持在10.0%。然而，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城鎮居民及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福利待遇卻沒有取得的相應的提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90 年代以來，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一直在60％左右，遠低于同期世界78％-79％的水平。2005年伊始，我國經濟政策的目標開始傾向于拉動內需，旨在提高居民消費支出水平。此舉既是為了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將經濟調控的目標最終回歸到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來，更是當前經濟背景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必須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特征
（一）投資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經歷著高增長的過程，1979年至2005年間GDP平均增長率為9.46%，人均GDP增長率保持在8.2%。
伴隨著高增長是固定資產的高投資。1979年至2005年的27年中，我國的投資率(投資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有19個年份是在35％以上，有8年在40％以上。高額的投資大大提高了我國生產資料的供給能力，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出口創匯成為經濟政策的一個取向。1993年時我國是逆差，之后開始調控并一直保持順差，1998年達到了的高位3605.5億人民幣，之后由于金融危機的波及而逐漸減少。2002年貿易順差開始回升，至2005年進出口總額為1.4萬億美元，其中貿易順差為1000億美元。
如果我們把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至現在作為我國經濟復蘇的一個時期，則當前我國經濟的一大特征就是“投資與出口承擔著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責任”。見表1，1999至2005年間，投資率基本處于上升趨勢，其中2005年高達53％，而出口占GDP比重平均在19%，這兩個指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高投資與高出口。
（二）居民消費支出過低
表1中，1999至2005年間，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的消費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平均值為61%，遠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79％的水平。
當前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端分析
（一）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難以維持
1.貿易摩擦日益增加。近年來，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我國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使外貿環境有所惡化，我國原有的貿易格局將會改變。
2.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客觀上，巨額的國際收支順差必然帶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觀上，為了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和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人民幣的升值成為必然。人民幣的升值必然會帶來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的上升，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下，出口額一定會減少。
3.資源瓶頸問題。原來出口的低端產品對國內資源消耗嚴重，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將會從政策上限制那些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在沒有相應新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前，這必將影響總體出口水平。
（二）高投資拉動型增長方式難以持續
1.高投資賴以存在的基礎―高儲蓄難以持續。20世紀90年代，我國總儲蓄率(其中居民儲蓄占一半以上)穩定在40%左右，2005年高達51%，遠遠高于19.7%的世界平均水平。高儲蓄通過金融市場最終轉化為了高投資，但因為自然和經濟因素，我國居民的儲蓄率會逐漸下降。
包括住房、醫療、教育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提高居民日常消費的積極性，從而減少用于未來支出的儲蓄。
消費信貸市場的完善和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必將降低人們儲蓄的欲望。
人口紅利因素的消失也必將帶來儲蓄的大幅度降低。我國人口的老齡化正逐漸顯現出來，隨著青壯年在人口中比重的減少，其儲蓄額也將減少
2.高投資帶來了高額的宏觀成本。長久以來，我國通過金融壓抑壓低市場利率水平，降低了投資成本。這些容易獲得的低成本的資金主要流向了大中型國企。一方面，低成本的資金使得企業不講究投資效益；另一方面，國企的政企不分導致了投資預算缺乏相應的約束。而這種行為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問題：投資效益低下，資金浪費嚴重；大量貸款無法收回，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嚴重，政府為此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
市場經濟轉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盲目的高投資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外部負效應，導致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投資帶來生產過剩危機。盲目的投資使得一些局部市場過熱，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遠遠超過了國內市場需求。未來5到10年，所有的投資都將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從而使總供給能力大幅度增加。若總需求不能相應提升，則必將形成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
拉動內部消費需求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在開放的經濟下，一國總支出可表示為：AE=C+I+GP+EX
其中，AE表示總支出，C表示國內消費支出，I表示國內投資，GP表示政府購買支出，EX表示出口。
商品市場的自動均衡功能會使得總收入與總支出相等： Y=AE
從而，總支出構成中任意一項的改變都將改變總支出量，從而改變總收入量?？偸杖氲脑黾蛹礊榻洕脑鲩L。
（一）增加消費支出是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佳選擇
1998年以來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鼓勵了企業的投資以及政府支出，由于“高儲蓄―高投資”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維持 ；政府通過發行大量國債實現儲蓄轉化為政府支出的方式也因為財政預算約束不具備持續性 ；原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也正改變。于是，國內消費支出的增加成為總支出增加，從而成為總收入增加的唯一可選擇的途徑。因此，拉動內部消費需求也就成為當前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然選擇。
同時，增加消費支出具有廣闊的空間。由于收入過低，受到預算約束影響，西部、農村、城鎮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遠遠沒有開發出來，這部分需求的啟動將會給國民收入的提高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二）增加消費支出有利于經濟穩定與發展
依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更具有穩定性，更符合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根據持久性收入理論，人們的消費支出取決于持久收入的改變，往往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相比之下，影響投資的外在因素很多，且支出水平依賴于企業的主觀判斷，所以，投資支出波動很大，并且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從而，用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常常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大起大落。同時，我國前期投資將在未來幾年形成現實的生產能力，如果沒有相應消費需求的增加，這些生產能力將會導致生產過剩危機，從而引發經濟衰退。
經濟發展的目標要求提高人均消費水平。投資為消費水平提高打下物質基礎，消費支出的增加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終方式。
（三）增加消費支出有利于實現經濟的外部均衡
增加消費支出必然帶來進口傾向的增加，通過增加進口可以緩解當前巨額的貿易順差，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并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
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偏低的原因分析
長久以來，我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國家宏觀調控的不足導致了我國居民總體消費需求偏低。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新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增強了居民的儲蓄意愿，抑制了人們消費欲望。比如，當前醫療、住房、教育價格過高，但相應的保障制度沒有建立和健全，一般家庭的主要收入需要為這幾方面的支出而儲備，從而當期其他消費就降低了。我國的經濟政策導向忽視了消費需求，僅僅重視投資與出口創匯，這必然使得國民收入中相當一部分要用于投資與出口，國內總體消費需求受到抑制。收入差距過大成為國內總消費需求難以提升的限制條件。發改委近日報告稱，當前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較大，“基尼系數”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城市低收入者和農民還有很大的消費空間，但沒有相應增加的收入作支撐；高收入者的基本消費欲望早已滿足，新增加的收入無法轉化成有效需求。
拉動內部消費需求的經濟政策選擇
一般說來，貨幣政策重在總量調節，而財政政策則能實現結構調整。當前，針對我國低收入階層，財政政策有選擇性的調控方式更能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
（一）多渠道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
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村教育、衛生、飲水、道路、電網、通信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繼續通過免稅、農產品價格扶持等方式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同時，通過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農業產出水平。
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政府支出向完善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等方向轉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將有效提高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從而減少其儲蓄意愿，增加消費支出水平。
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就業收入。尤其是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上，中小企業的崛起可以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同時對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發揮著主力軍作用。
通過所得稅等稅收政策降低收入差距。在我國，個人所得稅既是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又是財稅政策調節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但現行稅制的運行出現了窮人稅負重而富人稅負輕的“逆向調節”局面。對個人所得稅，首先應著重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其次，制定更趨合理的稅率和費用扣除標準；最后，加強個稅征管，改善征管手段。
（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
拉動內需需要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個人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相對于投資來說更加明顯。因此，應適度增加貨幣供給量，滿足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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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國務院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資計劃。根據對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4個省市的統計，投資計劃總額已經接近20萬億，其中絕大部分以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為主要投資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計劃，雖然有利于填補出口和私人投資滑坡帶來的增長缺口，但也存在著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質量的潛在問題，需要引起極大的警惕。
投資“乘數”效應的無力
判斷經濟的好壞，不能單純依靠GDP指標進行衡量。如果只重視投資的數量，而不注重投資質量，不對工程建設當中的腐敗問題和工程質量問題進行嚴格控制，那么，即使2009年GDP增長保住8％，但是在2009年之后的隱患，例如銀行不良資產問題的集中爆發，將可能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
此次中央和地方擴大投資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國家投資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費的增加，循環往復形成新的投資需求，將數倍于初始的投資數量，“投資乘數”效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到0.448，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意味著在當前世界國別比較中，中國擴大投資的“投資乘數”或投資效果是較低的、較差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調整收入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擴大投資不僅不能起到國民經濟增長的“倍增計劃”，反而可能會造成投資浪費、投資無法收回等。
很久以來，中國工程承包市場存在高度的壟斷性和屢禁不止的腐敗問題，致使政府投資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惠及眾多建筑企業和龐大的施工工人群體，不少人是表示懷疑的。在建筑企業和建筑材料、設備生產企業內部，生產工人又能從工程價格中獲得多大比例的工資收入?這些都關系到政府擴大投資所能帶動的消費效應和投資效果。然而，由于中國建設管理體制的固有問題，工程建設中的分包、轉包和各種回扣現象嚴重，使得真正用于施工的勞務、材料支出的費用偏低，大量的工程費用以管理費、中介費、利潤等形式流入少數人腰包。因此，當前由各級政府主導的各項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如果不能加以正確的引導監督，很有可能變成產生腐敗和豆腐渣工程的源頭，其所引起的循環往復的拉動消費需求的過程，也會是一個急劇衰減的過程。
如果考慮到政府財政拉動公眾收入的普遍性，則減稅和加大對“三農”、社會保障和處于瓶頸地位的基礎設施投入的效果是明顯的。同政府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可能引起的各種負面影響相比，減稅則是一種相對無代價的公共支出，而且涉及面是普遍的，相當于政府加大對勞動者投入，實現“倍增”的目的。政府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包括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對農資補貼等，可以惠及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體，這在農民工大量返鄉的今天，顯得更為迫切和及時。加強對醫療、失業、貧困人群的投入，同樣惠及社會絕大多數人群，有利于解除受益群眾的后顧之憂，可以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至于基礎設施建設，應著力投資建設目前國計民生最為缺乏的公共項目，例如農業基礎設施、社區醫院、環保項目等，不可簡單地為拉動GDP增長而匆忙上馬各種項目。
政府投資效果好壞，必須與擴大就業緊密地結合起來。相對而言，目前各地打算上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帶動建筑行業就業，特別是農民工就業，但考慮到建設的臨時性和農民工工資水平低下的狀況，這些項目對于擴大就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對而言，增加對農村、農業的基礎設施投入，則可以極大地穩定龐大的農村勞動力群體的就業；在城市，服務業可以大量吸納勞動力，需要通過理順體制、減免稅賦等措施，扶植此類產業的發展?？梢哉f，如果不能有效地、持久地擴大廣大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則投資就不能起到促進居民收入持久增長，從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持久增加的作用，反過來不利于投資回報的實現。
資金動員和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
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計24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劃，資金動員問題異常關鍵。相對而言，中央政府的投資是有保證的，但僅靠中央政府項目投資，顯然無法實現政府“保增長”的任務。根據研究分析，地方政府上報的投資項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項目上，不少甚至是“十一五”時期規劃內的項目，存在著重復計算、缺乏論證突擊申報、資金來源嚴重不足等致命問題。如果只為保增長而不加規范盲目上馬，所引起的惡劣后果，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鑒于中國地方政府多處于財政赤字狀態，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沒有權力發行政府債券。因此，地方政府從根本上缺乏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資金支持能力。雖然地方政府一些土地資金可以直接投入但畢竟數量有限；更多的項目將通過市場化運作的模式籌措資金，勢必通過項目融資的方式大量從銀行貸款。不過，銀行貸款的前提，是項目本身必須具有充沛的現金流，但也勢必將政府項目歸類于商業化項目，很難擺脫政府投資項目向納稅人高額收費的指責，同時也無助于促進居民的消費需求。
如果政府項目主要來自于社會資金，而社會資金更多地來自銀行貸款，從短期來看，由于市場需求萎縮，似乎不存在擠壓私人投資的問題；然而，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動員的社會資金越多，又會使私人部門可使用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此外，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的擴張部分或大部分被抵消。民間支出的減少主要是民間投資的減少，但也有消費支出和凈出口的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建設資金，寄希望于中央財政的出手，導致大量建設項目淪為“釣魚工程”，其前景不容樂觀。截至2008年底，中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30.35萬億元，近年來每年的貸款余額凈增量不過3到4萬億元?？傄幠＿_24萬億的政府投資計劃，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資計劃，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將達到6萬億。如果項目資金70％來自銀行貸款，就需要銀行新增固定資產貸款4.2萬億元，而2008年全國金融機構各項累計貸款增量僅4.18萬億元。
由此，如果真要保證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的資金，銀行體系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收回金融機構在農工商業等領域的貸款，以滿足政府主導投資項目的信貸資金需求；二是商業銀行基于風險控制要求，不配合政府投資計劃的融資要求，這大概會嚴重影響政府在公眾中的信譽，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關鍵詞：民間投資地位作用對策建議
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民間資本對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增量資產中，地位更加突出。今后，中國國民經濟能否保持持續快速的發展勢頭，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民間資本投資潛能的挖掘。因此，我們需要科學、客觀地估價民間投資的地位和作用，并對民間投資未來發展的總體走勢進行預測，以采取相應的促進政策。
一、民間投資的地位與作用
近年來，隨著國家與地方采取了一系列促進民間資本投資的配套政策，民間資本投資增長的勢頭十分良好，對于拉動整個國民經濟、消費、投資與就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時間，民間資本的投資將繼續發展，并呈現出新的態勢與特點。
1.民間投資將成為社會投資的重要力量。近年來，我國國債投資拉動了社會投資的增長，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國債投資有一定的投向范圍，要持久地保持投資增長的勢頭，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必須充分讓民間投資發揮作用，使其在國民經濟的戰場上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目前，國有經濟投資比例逐步下降，民營經濟投資比例逐步上升，如1996年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為52.5%，2001年下降到47.3%，同期民營投資的比重則由46.2%上升到了52.1%.預計今后若干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將繼續有所下降，民間投資將逐步成為社會投資增長的重要力量。
2.民間投資呈現高速攀升勢頭，有力帶動社會經濟增長。從近年來國民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最大，而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過程中，又是民間投資增長對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的拉動力最大。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6年———2001年，在全社會投資增長速度起伏變動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同期民間投資則呈現不斷攀升的態勢。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國有經濟投資增長6.7%，而民營經濟中的個體經濟投資增長15.3%，股份制投資增長39.4%，在整個投資中民間投資增長最快，這就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3.民間投資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占有較大份額，將成為產業增長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經歷了一個艱辛的漫長過程。目前，民營經濟已在國民經濟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投資來看，2000年，民營投資（不包括外資份額）已占全社會投資的41%.民營投資在各業投資的比重分別是：投入高科技的占19%，基礎產業占13.5%，傳統制造業占21%，建筑業占43%，房地產占55%，批零貿易與餐飲業領域等服務貿易業占36%.同期，民營經濟增加值已占基礎工業增加值的28%，高科技增加值的32%，一般制造業的45%.可以說，民營經濟已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眾多部門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競爭優勢。
二、推進民營投資新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長遠來看，民間投資、外商投資與國有投資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因此，確定未來社會投資增長的目標時，要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優勢與特點，除了引導民間投資主體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繼續擴大投資優勢以外，應當特別鼓勵與引導民間投資在國有資本難以發揮作用、國民經濟又急需發展的領域加大投資，尤其是中小金融服務領域、中小城市建設和職業教育與培訓領域要加大投資力度，以實現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
1.加大金融等服務業領域的開放，讓民營投資主體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民間經濟擁有巨大的資本供給潛力，可為我國資本市場與投資市場提供持久的發展能量。從資本的供給來看，我國民間大約有13萬億元的流動性資金。全國居民累計儲蓄額有8.5億元，居民手持現金1萬多億元，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總量在8.5萬億元以上。外資有3萬億元，民營企業中的私營、個體部分，2001年的注冊資本至少為2.2萬億元。最近，國家有關部門對規范民間資本投資金融業的市場準入作出了規定。今后，應進一步鼓勵民營資本借助資本市場，通過參股控股、兼并收購等多種資本經營方式進入金融業，在國有商業銀行逐步退出的地區大力發展民間金融，組建地方中小銀行，填補國有金融留下的市場空白，發揮民營金融機構的地緣優勢與增長活力，降低對當地中小企業貸款的交易成本，不斷提升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
“十二五”時期國家將增速定為7％并不是主觀臆斷的，更不是經濟預測的簡單外椎，而是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決定的。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量，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供給要素正在發生改變。
“三大紅利”逐步衰減
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盡頭。
要素紅利的衰減。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沖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低要素成本”時代一去不返。
今年以來“用工荒”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中國由區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王荒轉變，“人口紅利”正在被提前透支。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
然而，“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國家都無法回避老齡化本身這一客觀的歷史必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
市場化改革紅利的衰減，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決定一國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和資本、技術等要素，而且還有制度驅動的經濟增長。中國改革進程帶來的就是制度化變革產生的強大溢出效應。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梢哉f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政策性和體制性需求。為中國經濟30年持續的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
但是從未來優勢潛力看，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完成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對于中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達到頂點，未來進一步市場化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步入強烈的遞減區域。
全球化紅利的衰減。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
中國高達60％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歷史上任何大國經濟的極限。然而在整個“十二五”時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以及中國主動實施貿易平衡戰略等六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
釋放新的增長勢能
“十二五”時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戰略節點。從外部發展環境看，全球經濟貨幣寬松、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脹、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復雜的形勢，未來全球經濟依舊難以擺脫低速增長的軌道，中國依舊會遭受來自外部的不斷沖擊和挑戰。
但危機也帶來了機遇，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這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1 外延型經濟增K向內涌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低成本時代漸行漸遠意味著中國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了，中國需要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對于“劉易斯”拐點所帶來的，人口紅利”衰減的問題，除了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產業轉移、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外，還應重視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響。
在具體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要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
2 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K轉變。全球失衡的系統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美國成為中國的消費主體，中國成為美國的儲蓄主體，本應在本國內部實現的均衡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較優勢，將“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重組。
金融危機后全球儲蓄一消費格局必定發生重大改變，其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都將向有利于本國均衡的方向收斂，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
3 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波動；潛在增長率；可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4―0031―07
目前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只有維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率，才有可能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才能滿足社會就業的需要。近兩年，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新增大約110萬個就業崗位。50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快速持續的增長率。改革開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長率為6.1％，而改革開放后(1978-2003)，中國經濟則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4％。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這種高增長率的潛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應采取何種政策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目前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很多，但是這些研究總體上不超出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可持續性和潛在路徑三方面的范疇，本文將分別從這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
經濟特征既是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又是其歸宿，經濟研究要從經濟現象提煉經濟特征，從中找尋規律，提出和驗證假設，進行邏輯分析或者數理建模，最后通過研究提出對這種特征進行改進的對策建議。圖1反映的是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獻針對這個時間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現特征進行過多角度的詳細分析，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周期及其特征、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方面。
(一)中國經濟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國經濟的周期劃分方面，劉樹成利用1953-1995年數據，按照“谷―谷”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在此期間經歷了九個周期，并對改革前后進行對比，認為改革前波動狀態的特點：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勢低、擴張長度短；而改革后波動狀態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一平緩”型轉變。袁志剛、何樟勇在劉樹成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從195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十個周期，其中五個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的。
從經濟周期的表現特征方面，劉樹成認為，從建國以來到1992年，我國經濟波動表現出在波動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時間長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適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張軍認為，白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難度似乎越來越大，特別是自1994-2000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出現了顯著而持續的下降趨勢，1995年之前中國經濟的高度波動趨勢可能已經被1995年之后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降趨勢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獻從產出缺口研究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如郭慶旺、賈俊雪在估算中國潛在產出過程中發現，1978-2002年我國的產出缺口出現波動正負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產出缺口波動比較劇烈而且頻繁；1996年特別是1999年以后，產出缺口變化較為平緩；從1999年開始，我國產出缺口擴大的勢頭明顯趨緩，但在2002年出現了一些反轉跡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遏制經濟下滑、治理經濟衰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一些考察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的新方法開始出現，黃賾林利用三部門實際經濟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國經濟的周期特征，發現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是技術沖擊、勞動供給變動和政府支出沖擊綜合影響的結果。劉金全研究發現，經濟周期波動與價格貨幣等名義量值波動密切相關，產出波動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資波動性、政府支出波動性和進出口波動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李善同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接近60％，生產率的貢獻為30％，勞動力總量擴張的貢獻占10％左右，而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于資源配置優化，企業微觀效率提高、技術進步、外資和外貿的溢出效應等貢獻。王小魯利用生產函數對1953-1999年的經濟增長進行計量分析，認為經濟高速增長不能簡單歸結為“投入帶動型經濟增長”，主要應是外延型增長。世界銀行在《2020年中國》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是由以下四個原因導致：一是高儲蓄率，有高儲蓄率才有活躍的投資和高的資本積累率；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既是增長的原因也是增長的結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適合中國國情；四是1978年的經濟條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反映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長短期的關系，劉霞輝結合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特征來研究經濟波動，認為中國經濟雖保持了整體的高增長速度，但經濟的波動幅度較大，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對經濟的頻繁干預，中國經濟正是由于人為干預破壞了經濟發展的既定路徑，使得經濟系統出現不正常的過度波動，經濟發展已經偏離了經濟的常態。
袁志剛、何樟勇從供求關系和增長方式來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常態特征，認為在傳統體制下，價格體系僵化，“經濟粗放式高速增長一短缺一進一步粗放增長”成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的常態，形成這種常態的機制在于政府的經濟發展追求規模目標和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饑渴，使得宏觀經濟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態。在經濟轉軌初期，隨著價格體系的逐步放開，經濟開始并長期處于“經濟擴張沖動一瓶頸制約加劇一通貨膨脹一政府暫時的經濟調控一宏觀經濟中瓶頸短缺緩解一新一輪的經濟擴張”的宏觀經濟運行。1997年以后，供給能力相對過剩和需求相對不足轉而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常態。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通貨緊縮趨勢持續出現，此時宏觀決策層通過持續五年的凱恩斯式的擴張性政策來推動GDP的增長，但是仍未改變這種經濟運行的現狀。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性問題。特別是近幾年，中國面臨著多方面的增長壓力，長期高速經濟增長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的中心問題。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和經濟增長的現狀。
(一)經濟增長的國別比較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歷程來看，一國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后，要經歷一個經濟減速發展或者調整的過程。江小娟通過國際比較研究得出，在上世紀下半葉，有近50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明顯加速，其中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三個經濟體的年均增長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長過程中，增長較快的國家和地區表現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長持續二、三十年之后，經濟會出現較大波動，多數在第三個10年增長速度開始明顯下降，到第四個10年，則大多數進入了低于4％的增長時期。李揚、殷劍鋒認為，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伴隨著高儲蓄率和高投資
率。對于儲蓄率和投資率長期居高甚至不斷上升的現象，新古典增長理論對此解釋力有限。楊認為這種現象是東亞經濟增長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因為在其他經濟里，投資和GDP之比是不變或下降的，據此認為，東亞依賴資本投資的外延式增長將會停頓。國內許多經濟學者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率仍然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仍然存在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的空間，如果深化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中國經濟可以獲得持續的快速增長。雖然增長速度會低于過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仍可保持快速增長，供給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潛力。
(二)中國經濟面臨的現實困難和有利條件
楊多貴等較樂觀地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具備五大顯著特征：第一，經濟增長速度進入一個新上升的增長時期；第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機制和市場機制正日趨完善；第三，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企業群體、產業構造和地區布局正不斷提高競爭力；第四，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影響越來越顯著；第五，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發展觀念已經確立。
但是，更多的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持謹慎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取得了長達20余年的高速增長，但其增長方式背后蘊涵著高昂的發展成本。當前，我國經濟已經在多方面呈現出高增長的潛在困難。李善同認為結構性因素已經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主張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長放慢的結構性因素，消除社會投資增長的制約因素。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從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費支出能力，變居民的潛在需求為現實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資增長的“瓶頸”。從供給方面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魯認為，外延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減弱，體制缺陷正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且面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大挑戰。江小娟進一步擴展了王小魯和李善同的分析，認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現實難度體現在：一是原有支柱產業難以支撐持續高速增長，需要結構調整升級，而國內資金和技術的供給能力無法滿足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二是體制因素抑制經濟增長，如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大范圍的企業重組、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穩定壓力大、外資大規模流進流出等。張軍從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特征來考察制約了經濟增長的因素，認為從90年代中期以來，增長下降趨勢主要是由于資本產出比的過快上升。
中國經濟從1980年以來，經歷了25年的持續高增長，形成高儲蓄一高投資一高增長一高儲蓄的循環發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資一高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短期內高投資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帶有高額成本的高投資一高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種增長模式是以高壞帳、高污染和高能耗為代價的。短期內政府決策必須考慮到粗放式經濟增長的宏觀收益和宏觀成本，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這種增長方式轉變方面，“十一五”期間粗放式經濟擴張已經走到了盡頭，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內涵與計算
對經濟增長的探討旨在研究一國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征，這種探討無外乎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潛在增長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達到潛在增長率的增長過程。因此，研究潛在增長率的實質是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F代經濟增長理論在“卡爾多程式化”事實的假定下，默認了潛在增長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種方法去測度潛在增長率。經濟學界為了找尋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對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做過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層面的估計
劉迎秋從經濟增長階段論探討潛在增長率的存在區間，認為東亞和中國的經濟起飛大體符合羅斯托的起飛標準，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實現起飛后從自我持續增長向成熟推進的階段，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上限為9％，下限為6％。左大培估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9％左右。劉國光根據20世紀80-90年代的實際平均增長率10％，過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實，估計2000-2010年的實際增長率應該在7-8％之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8-10％之間。王誠指出，3―4％以內的通貨膨脹率是經濟中的正?，F象，5％的失業率為自然失業率，9―10％的經濟增長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而程曉農則認為，8％為無利潤增長點，如果經濟增長率低于8％，經濟就會陷入高失業率和大面積虧損的兩難窘境。
胡祖六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表示樂觀。認為中國經濟具備保持長期較快增長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與發達國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趕空間；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而且高投資率有高儲蓄率作后盾，在長期內投資快于消費增長的狀況將得到扭轉；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向型經濟特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生產力的提高。鄭斯林等預測，如果國內外經濟運行環境能夠處于常態，今后5-10年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率應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層面的計算
中國社科院經研所宏觀經濟課題組研究表明，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上是一致的，國有投資的波動則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根據對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國有和非國有投資作用的分析發現，當經濟增長率超過9％時，非國有投資增長率高于國有投資增長率；當經濟增長率低于9％時，非國有投資增長率就要低于國有投資增長率。因此9％的經濟增長率可以作為經濟景氣的判斷值，也就是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李善同等通過開發動態遞推CGE模型DRCCGE分析，發現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源泉依次為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預測中國“十一五”期間將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長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間增長的首要動力仍為資本積累。
近年來很多新方法也相繼引入潛在增長率的估算中。如陳玉宇、譚松濤從產品市場價格出發，解釋經濟增長影響通貨膨脹的原因，驗證穩態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SIRG)在中國的適用性，并測算出我國的SIRG在9.8％左右。劉金全、佟新華檢測了中國經濟增長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業條件下自然率為8.7％，宏觀調控和諧有效條件下自然率為8.6％，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條件下自然率為8.1％。張鴻武在對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估計方法進行歸納的基礎上，對1992-2004年的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進行估計，得出我國1992-2004年間季度GDP的潛在增長率為2.25％，折合年均潛在經濟增長率約為9％，并認為9％的經濟增長率可以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標準。
四、中國經濟增長研究小結及簡評
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從供給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現在的資源瓶頸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
要是尋找、驗證和解釋經濟增長的表現特征，并為今后的經濟發展提供借鑒。通過對上文的分析，筆者有以下見解：
第一，中國經濟周期的十周期劃分法及對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穩發展態勢的分析是很科學的，但是對于其時間分割來說，筆者認為選取1994年較之劉樹成所選取的1992年要更為合理，因為在1992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在保持回落態勢，但是它并沒有回落到后期經濟增長的平穩路徑，這個增長的平穩路徑應該是從1994年才開始的，所以，選擇1994年作為這兩個階段之間時間分割點更為合理。
第二，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是從生產供給的角度分析，力圖在既定資源條件下實現產量和產值最大化。但是，當今世界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常態，而經濟增長中考慮需求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當前總需求不足的宏觀經濟環境下，應著重研究總需求不足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什么是促進經濟供求平衡的機制，力求謀求經濟的協調發展。
第三，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經濟增長并非經濟發展的目標，只是改善人們生活的中間目標而已，最終目標仍然還是追求人們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進行經濟增長的福利性評估。因為經濟增長和福利增長并非同一，為了最大化社會福利，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最大化不一定會是經濟發展的最優選擇。探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我們制定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必要條件。
第四，與前述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最大難度在于進一步利用制度創造價值的空間日益受到限制。在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過程的分析中，很多學者有意或者無意地回避了對于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制度創造價值方面的分析，通過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無價值或者少價值的產品投入市場進行交易，另一方面還創造了大量的金融虛擬資產，這些都對中國的GDP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那么，從這個角度來看，隨著政府和金融機構創造價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創造價值的空間將不斷減小，中國的經濟增長的難度將會不斷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