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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國是帶著氏族制的臍帶跨入文明社會門檻的，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內在的本質的影響，使其政治結構呈現出與之相適應的構架和特征，“家國同構”是封建政治結構的首要特征。中國社會在進入文明社會時，非但沒有清算氏族制，相反還保留了氏族制的殘余。文明的發展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的強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緣的生理和心理基礎，將氏族制發展為宗法制，用宗法血緣的紐帶將家和國聯結起來。而家庭以至家族就成了聯系家和國的中介。同時，在結構上，家庭成了國家的縮影，國家則是家庭的擴大。
在中國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長為核心的。由于皇族的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繼承法的存在和在社會組織中的影響，由于宗法觀念的內在要求，對家長的“孝”就成為每一家庭成員的必然義務，同時也成為衡量家庭成員善惡與否的價值標準。在國家政權結構中，是以君主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以至地方的州、郡、縣長官構成一套嚴密的社會組織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對君主的“忠”，是每個臣民應盡的義務，同時也是從政治上衡量個人品質與價值的準則。
就“孝”和“忠”這兩個概念所包括的范圍、涉及的對象以及功用而言，“孝”屬于倫理范疇，它涉及的對象是家庭或宗族中的個人，是晚輩對長輩的恭順態度。起著維系親族感情、協調以家庭為本位的倫常關系的作用。“忠”則屬于政治范疇，它涉及統屬于君主之下的、處于不同政治經濟地位的人，是下屬對君上極其所代表的國家政權的政治態度，起著維護統治、協調秩序的作用。從現象上看，“忠”、“孝”并不相關，但實際上，二者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聯系的橋梁便是綱常教義。封建綱常教義的核心是“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表面上來看，只有君臣關系是有關政治的，而父子、夫婦關系則是有關家庭的，彼此并無聯系。但中國綱常教義的神妙功用就在于用倫理修養來溝通政治關系和家庭關系。而其內在原因，就在于家國同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便是家庭關系和政治關系間本質聯系的集中概括。這種由國到家再到身的訓導，其層次是由高到低、由宏觀到微觀；其設計的主體是君主，強調的是治國必先修身，著眼點在于教化百姓，從整體效應來看待個體修養。這種國――家――身的訓導的負面表現，則是“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這是由身到家再到國，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從微觀到宏觀；其設計的主體是個人，強調的是修身才能治國，著眼點在于加強個體的修養，從個體修養中求得整體效應。家庭和國家的同構，是獲得整體效應的通道，由國到家到身和由身到家到國，這兩種形式的對應和運動可以稱作“雙向同構運動”。這種雙向同構運動，必然獲得同構效應。而這種同構效應的獲得，在于倫理政治的作用。因為，按照統治者的設計：“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這就將孝于宗族長輩的家庭宗法倫理情感，轉化成了忠于國家朝廷的政治觀念，由家而國，完成了情感轉移，把各種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消弭于無形。倫理政治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家國一體的結構，通過家庭這個載體，使個人與國家一致。所以孔子說：“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以為政，奚其為政？”這反映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一方面是家庭政治化，另一方面是國家家族化，倫理政治達到功用就在于此。應當指出，這種倫理政治的目的并非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實行所謂普遍的愛，“視人之家若已之家”，而是用倫理親情來軟化矛盾，以加強“君為臣綱”的統治作用。通過家庭政治化和國家家庭化兩個途徑，統治者把防止“犯上作亂”的責任，通過家庭以至家族關系，使各個家長、族長、父親、丈夫去分別承擔。這樣，政治的功用，通過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父子夫婦關系，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而且，正如著名學者王亞南所指出的：“家族政治有一種連帶責任：在有所懲的場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連。其結果，父勸其子，妻勵其夫，無非是要大家安于現狀，在現狀中求‘長進’，求安富尊榮，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由父慈、子孝、婦從的倫理觀念所建立的家庭關系，正是君惠、臣忠、民順的國家社會關系的一個縮影。
[關健詞] 中國傳統犯罪 ；中國傳統犯罪特征；研究中國傳統犯罪特征意義
一、 中國傳統犯罪概念
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是傳統社會的上層建筑，竭力為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隨著階級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作為統治手段之一的刑事法律也隨之產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1]（P.9）。
什么是中國的傳統社會？什么是中國傳統犯罪？中國傳統社會是相對于中國近現代社會而言的。公元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用炮火和軍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隨后的一個多世紀內，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中國社會的法律并沒有隨之完全改變，而是一直延續到公元20紀初的清末修律。特別是《大清新刑律》的修訂，徹底地完成了中國法律向近現代的轉變。所謂中國傳統社會，在此，我們把它界定為中國從公元前21 世紀夏朝建立起至公元1840年止的社會形態，包括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談及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還應包括清末修律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法律。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征是：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政治上實行國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各級統治階級享有種種特權，被統治階級處于受奴役、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思想文化上前期（奴隸社會）主要受宗法思想支配，后期（封建社會）主要由儒、法二家思想支配，廣大被統治者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文化實行專制主義。中國傳統犯罪，主要是由中國傳統社會刑法規定的、危害統治階級利益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中國傳統犯罪的特征
現代刑法學通說認為，犯罪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懲罰性。中國傳統犯罪同樣具有這三個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
（一）傳統犯罪的嚴重社會危害性
1、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通過犯罪對各種社會關系的侵犯而表現出來的。無論在奴隸社會，還是在封建社會，統治者都把各種危害他們利益和統治秩序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進行殘酷的鎮壓，嚴刑峻罰。刑法保護的范圍極其廣泛，犯罪種類特別繁多，犯罪化趨勢十分明顯。
“刑起于兵”，說的是古代法律起源于戰爭中的軍法，相應地，犯罪也起源于戰爭中危害作戰利益的行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意思是說，在戰車左邊的兵士，如果不好好從左邊攻殺敵人，便是你們不奉行命令；在戰車右邊的兵士，如果不好好從右邊攻殺敵人，便是你們不奉行命令；駕馭戰車的兵士，如果不好好地掌握駕馭戰馬的技術，便是您們不奉行命令。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神位前頒行賞賜；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給予懲罰。我要把你們這些不奉行命令的人變成奴隸或殺掉[1]（P.10）。隨后犯罪涉及范圍逐步擴大。奴隸社會的犯罪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反抗奴隸主統治方面的犯罪。有放弒國君罪、違抗王命罪、亂暴力正罪、亂政罪、聚眾群飲罪等。危害社會秩序的犯罪。有殺人罪、殺人越貨罪、侵奪財物罪、盜竊罪、失農時罪、聲、異服、奇技、奇器罪等。破壞宗法制度方面的犯罪。有侵剝眾庶罪、功有不當罪、三風十衍罪 [2]（P.51-54） .
春秋時期，諸侯稱霸，王室衰微，井田制遭到了破壞，土地兼并頻繁，禮崩樂壞。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進行了富國強兵的改革，爭相公布成文法。魏國李悝，“撰次諸國法”，作《法經》六篇，其中規定了盜、賊、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侈逾制等犯罪行為。
秦漢兩代是封建法制的形成與確立時期。秦法規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中央集權的犯罪。有謀反罪、以古非今罪、投書罪等。第二，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有殺人罪、傷害罪、家罪。第三，侵犯私有家庭財產的犯罪。有盜竊、共盜、群盜罪。第四，逃避賦役的犯罪。有違背農時不耕作罪、逃避賦稅罪、乏遙罪。第五，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非法婚姻罪，不孝父母罪、罪、通奸罪。第六，誣告方面的犯罪。有告不審、告盜加臟、誣人罪等。漢律規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君主專制統治的犯罪。有謀反、矯詔、誹謗、不敬、逾制、腹非、闌入宮門、犯蹕、阿黨附益、非正、出界、事國人過等罪。第二，危害中央集權的經濟犯罪。有私營鹽鐵、盜鑄貨幣罪、擅遙役、抗稅等罪。第三，破壞統治秩序和社會安定的犯罪。有殺傷、盜竊、首匿、通行飲食、見知故縱等罪。第四，破壞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不孝罪、 掠人妻、奸等罪。第五，各級官吏的職務犯罪[2]（P.129-142，167-185）。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是封建法制的發展、成熟時期。在此時期，各朝代律典體例日趨成熟，最終形成了以唐律為藍本的傳統法典。唐律分為十二篇。“名例”篇屬于總則性規定，其中規定了定罪量刑的各種原則：“捕亡”、“斷獄”兩篇著重是關于刑事方面的規定，其余九篇，禁衛 、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則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犯罪作了規定。
宋元明清是封建法制的完備階段，雖然律典體系有所改變，律典由名例律、吏律、禮律、戶律、兵律、刑律和工律共七篇構成，但犯罪種類仍沿襲前代，未有較大的變化。
2、犯罪的危害性主要是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但思想和言論也可構成犯罪。
現代刑法學，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無論是資產階級刑法學，還是無產階級刑法學，都一致認為，犯罪只能有行為構成，思想和單純言論不能構成犯罪。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專制斗爭的過程中，認識并猛烈的抨擊了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踐踏人權的危害性。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在刑法方面者提出了罪刑法定主義、罪刑相適應、刑罰人道等一系列主張。
中國傳統刑法所規定的犯罪與此不同，它是與封建專制、等級特權、罪刑擅斷相異的。因此，中國傳統犯罪即可有行為構成也不乏思想與言論構成犯罪的實例。
行為構成犯罪，自不待言。歷朝歷代的犯罪，絕大多數都是行為人實施的各種危害統治利益的行為。封建社會的律學家們依據犯罪和刑罰的關系，將犯罪抽象為“作奸犯科” [4]（P.82-83）。作，有為的意思，為就是實施。奸，惡也，罪也。犯，就是觸犯。科，就是法律條文。“作奸”是犯罪的前提，“犯科”是犯罪的后果。“作奸”既有作為，又有不作為。作為是犯罪行為的普遍形式，不作為是犯罪行為的補充形式。
思想言論構成犯罪，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腹非”罪。漢武帝時，把對國家法令有不同看法，口里不說而心懷不滿的行為定為腹非罪[5]（P.506）。又如，秦朝對“偶語詩書、百家語”者，進行殘酷鎮壓。再如，宋朝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抗金英雄 岳飛投
入監獄，迫害致死。另外，明清的特務組織任意羅織罪名，清朝的文字冤獄，也涉及到許多思想犯罪。由此可見，思想言論犯罪，一方面便于統治者排除異己，爭權奪利，魚肉百姓，鎮壓人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統治者的唯心史觀，以及古人對傳統犯罪認識的不夠科學，有待于進一步發展。
3、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包含有行為人的主觀惡性。
與傳統社會的專制集權相適應，統治階級在定罪量刑時，十分注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說的是對于過失犯罪，可以赦免；對于故意數次觸犯刑法的，堅決處罰。各個朝代無不區分故意、過失，偶犯慣犯，自首等。在我國傳統刑法中，還確立了意思責任原則。周公在對康叔的告誡中，明確指出：“人有小罪，非眚惟終……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時乃不可殺。”[6]（P.180）這段話充分體現了“春秋決獄”中的“志善而違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的論心定罪思想。
轉貼于 4、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勢變則罪異。犯罪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又稱刑事犯，是指由刑法典或單行刑事法規所規定的犯罪。這種犯罪本身的反道義性和反社會性十分明顯 ，無須根據法律規范即可評斷，一般人根據道德規范就可知其為犯罪而應受懲罰。法定犯又稱行政犯，是指由行政法規中的刑事罰則所規定的犯罪。這種犯罪一般根據道德觀念難以評斷，須依據法律規范才能認定。中國傳統犯罪中也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各個朝代的規定變化不大；法定犯，則隨著政治、經濟、思想的發展，存在較大的變化。
5、把最嚴重侵犯統治階級統治秩序和利益的若干犯罪行為規定為“十惡”。對于“十惡”之罪從重處罰，“十惡不赦”。因此，“十惡”重罪具有最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二）傳統犯罪的刑事違法性
前已述及，中國傳統社會起初受奴隸制的宗法思想支配，隨后受封建社會的儒、法思想來對人們進行束縛，從而達到維護其統治的目的。這些宗法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綱常禮教，就是傳統社會的禮。禮構成了傳統社會法律的實質內容。禮指導著法，象西周的“親親”“尊尊”，唐代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都是各自朝代的法制指導思想。因此，各朝代所宣布的犯罪行為，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觸犯刑律的行為，違反傳統禮教的行為。
傳統社會犯罪首先是違反律的行為。律，是經常適用的基本法律形式，即通常所說的“法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適用的普遍性。傳統社會各朝代幾乎都有自己的法典，主要的犯罪行為都規定在法典之中。傳統犯罪其次表現為是觸犯其它各種法律形式的行為。傳統社會除律外，還有其它法律形式。這些法律形式也規定了少量的犯罪行為，對于這部分犯罪而言，則表現為違反其它法律的行為。
傳統犯罪都可以被視為是違反傳統禮教的行為。一方面，禮與法存在密切聯系。禮和法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都是為其利益服務的。觸犯了禮，也就違反了刑，“出禮入刑”。反之亦然。禮的特點在于教化人心，防患于未然，刑之特點在于強制，懲罰已然犯罪，“ 禮之所去，刑之所趨”。禮還是刑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對于刑中沒有規定的犯罪行為，除比況類推外，還可依據傳統禮教定罪量刑，象“春秋決獄”即是。
有必要指出：傳統社會刑法雖然規定了各種犯罪行為，但并不意味傳統社會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相反，傳統社會規定了比況類推，規定有“不應得為”罪[5]（P.527-528），實際上把所有統治階級認為侵犯其利益的行為都納入到刑法中來，做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人評價秦法“密于凝脂，繁于秋荼”[1]（P.60），就是對這種情形的寫造。再加上皇帝、國王任意立法、言出法隨，司法中行政兼理司法，罪刑擅斷，刑訊逼供，司法腐敗，出入人罪，所以，“法律的運用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的多”[7]（P.703）。
（三）應受懲罰性
首先，傳統社會堅持的是典型的報應刑思想。與此相適應，輕罪重罰，嚴刑峻罰，株連無辜，死刑執行方法繁多、殘酷，刑罰以生命刑、生體刑為主。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社會發端于原始社會，受原始社會的復仇觀念影響；另方面也表明傳統社會矛盾的尖銳對立，統治階級需要用殘酷手段實行統治。
第二，傳統社會中，刑罰是實現刑事責任的唯一手段。刑罰不僅使用于犯罪行為，也適用于其他各種違法行為。這是因為傳統社會諸法合體，以刑為主，各種違法行為，不管程度輕重，一律予以刑罰處罰。
第三，為貫徹報應刑思想，傳統刑法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比較完善定型的是奴隸社會的五刑制和封建社會的五刑制，可以說，它們是傳統社會的基本刑罰制度，為主刑。除此之外，還規定了其他各種刑罰，如贖刑，奪爵、籍沒等附加刑。所有這些刑罰制度，均以肉刑或體刑為主，是實現懲罰犯罪、鎮壓人民反抗的重要手段。
第四，隨著統治經驗的積累，統治者逐漸意識到憑借單純的懲罰并不能很好的維護統治，于是便采用了若干定罪量刑的原則。如區分故意和過失，偶犯與慣犯，規定老幼篤疾刑責減免，秋冬行刑等所謂的“恤刑”，還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緩了茍延殘喘的統治。
第五，對各種犯罪的處罰，因人而異，同罪異罰。傳統犯罪的刑事責任，往往因為犯罪主體具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而不同。良民賤民犯罪，對良民處罰從輕，對賤民從重；尊卑之間相犯傷害之類的犯罪，對尊輩從輕，卑者從重；官民相犯，官員從輕，百姓從重。此外，各級統治階級中的成員及其一定范圍內的親屬若犯了罪，則可以通過“上請”、“議”、“減”、“贖”、“官當”等途徑，享有各種法律特權，逃避處罰。但對于“十惡”重罪，統治階級若觸犯時，則不能享有以上特權，相反，而是加重處罰。
三、研究中國傳統犯罪特征的意義
（一）有利于了解古代的刑法知識
犯罪與刑罰是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傳統犯罪以及有關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刑法的知識。通過學習研究，我們可以掌握各個朝代的基本法律制度；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哪些規定比較合理，哪些規定需要修改，從而掌握法制發展的基本規律。
（二）有利于指導當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今天是歷史的繼續。我們今天犯罪的有關制度是從傳統刑法的有關規定發展而來的。所以了解古代法制建設的經驗教訓，對于完善現在的刑事立法、加強司法、預防犯罪和保護社會均有重要意義。
（三）有利于促進刑法學理論的研究
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法學研究同樣也需要科學的理論作指導。要想對法學進行有效的研究，前提之一是要了解其發展歷史。對中國傳統社會犯罪特征的研究，必將豐富刑法學的研究內容，拓展其廣度和深度，大大推動刑法學的發展。
注釋：
[1]蒲堅。中國法制史[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2]張晉藩。中國法制史[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3]周密。中國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寧漢林，魏克家。中國刑法簡史[M]. 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
[5]馬克昌，楊春洗，呂繼貴。刑法學全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3.
關鍵詞：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資金；勞動力；市場；雇傭關系
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4）01-0128
學生在學習《〈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2002年審查通過必修本）關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產生時，容易出現一種誤解，即認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是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繼續。而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是沒有準確理解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和中國近代資本主義間的關系和區別。
資本主義萌芽與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即以商品經濟活躍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萌芽為的產生提供了客觀的條件，但并不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基礎上逐步成長起來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們的區別：
一、從概念上看
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系，是指農耕社會中孕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雛形，是為購買勞動力增值利潤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并以自由雇傭勞動為特征，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企業和生產關系。而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獨立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所擁有的資本及民族工業。中國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中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是相對于而言的。
二、從背景來看
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于明朝中后期，處于封建社會內部，由于社會分工擴大，使各自的生產品成為商品，而擴大著交換的范圍。民營手工業作坊增多，市場比較繁榮，白銀流通和貨幣關系也得到發展。這些都說明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產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部，是在外商企業的刺激，的誘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經濟解體的前提下，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技術創辦起來的。
三、從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來看
資本主義萌芽是在明中葉以后產生并緩慢發展，但始終未能成長起來，仍是封建經濟的附庸。前緩慢發展著。中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差距不大，但發展的結果卻明顯不同，歐洲資本主義萌芽自產生后發展迅速，16世紀英國資本主義興起，尼德蘭革命成功后出現了荷蘭共和國――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卻發展十分緩慢，從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到清朝前期，經歷了兩個世紀，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始終還處于萌芽狀態。為何發展結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紀的歐洲，封建君主的權力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如，天主教會和教皇對王權的制約、封建貴族領主對王權的制約、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對王權的制約等，因此，歐洲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形成較，專制力量相對薄弱，資本主義萌芽有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中國自秦始皇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以來，歷代君主專制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極大地束縛了社會的進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嚴重的阻礙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從政策上看，西歐主要封建國家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增強國力，對內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鼓勵發展工商業對外拓展海外貿易，實行殖民擴張，客觀上有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
特別是明清統治者對內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如，設立眾多關卡，對商品征收重稅，嚴格限制手工業生產的規模等，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貿易，嚴重摧殘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從資金上看，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后，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如，英國通過海外貿易、奴隸貿易、圈地運動等方式，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積累了雄厚的資本。而中國的地主和商人將賺來的錢多用來買房置地，很少把資金投入到生產領域，嚴重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缺少必要的資金。主要表現在：農民遭受殘酷的封建剝削，極端貧困，無力從市場上購買手工業品；地主和商人將賺來的錢大量買房置地，嚴重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封建國家設立眾多的關卡。
從市場看，在歐洲，政府對內通過一系列措施，積極建立和拓展國內市場，如，英國通過圈地運動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國內市場，對外通過殖民擴張，進一步擴大海外市場，因此，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需要的國內外市場十分廣闊。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占統治地位，這使得國內市場非常狹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農民極端貧困，無力從市場上購買手多關卡，對商品征收重稅，并嚴格限制手工業生產規模；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貿易。爆發時，這種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殺了。正如同志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是在19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產生，經歷了一個初步展、黃金時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縮、被改造的曲折歷程。的發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兩個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資本的原始積累和人才、技術落后、規模小，市場狹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強的壓制與掠奪，造成民族工業在工業結構和地區分布上呈畸形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基本上是輕工業，其中有主要是紡織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三座大山的壓榨。產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的壓迫和束縛，步履維艱；動蕩的政局。近代中國政局長期動蕩，使民族工業發展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利因素：列強侵華客觀上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思想觀念，沖擊了中國落后的生產方式和思想觀念，瓦解著中國自然經濟，客觀上為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條件；清末至民國歷屆政府都鼓勵興辦實業；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高漲，使實業救國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是支撐近代民族工業曲折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四、從特點來看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江南地區的個別行業（個別部門）如：紡織業、制瓷業等，一般規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傭關系。手工工場的管理者是富裕起來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資”的機戶。勞動者是喪失了任何生產資料，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別無生活保障，他們與作坊主的關系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即生產資料擁有者與出賣勞力的自由雇傭勞動者的有機結合。出現在東南沿海地區，一般規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機器生產。企業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轉化的民族資產階級。企業的勞動者是工業無產階級，即來自破產的農民。
五、從影響來看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表明在封建社會內部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生產關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標志和具體體現之一；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總趨勢，但是資本主義萌芽僅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產生，是對雇傭關系的一定發展，在整個商品生產中不起決定作用，在整個城市經濟中也無足輕重，而相對于大海般的封建經濟，它僅是滄海一粟，對整個社會的進程未發揮什么作用。使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前，中國式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戰主導地位。后，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使封建經濟日益解體。中國產生后，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出現了新成分，促進了自然經濟的進一步瓦解。中國的階級結構發生變化：誕生并得到發展，無產階級隊伍發展壯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傳播和民主革命的發展：在近代工業引進西方自然科學的同時，西方的是科學知識也隨之引入。在此基礎上，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早期的維新派，他們的主張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礎。隨著工業的初步發展，的力量也逐漸成長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并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文章認為，以現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封建”為由，來否定中國歷史上（或秦漢以后）存在過封建社會，是站不住腳的。西歐中心論是應當批判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性，否定所包含的對人類歷史發展普遍性的認識。
關鍵詞：封建 feudalism 唯物史觀 社會史大論戰 封建地主制
引言：問題的提出
本文所要討論的“封建地主制”（或稱“地主經濟封建制”）是指封建社會形態中的一種類型，這種類型既區別于中國戰國以前的封建領主制（或把戰國以前定性為奴隸制），也區別于西歐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制。
“封建地主制”理論是與對戰國秦漢以后至以前這一歷史階段社會經濟性質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戰國秦漢至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時代，把它放到世界歷史發展的大潮中看，它顯得很有特色，似乎與眾不同。對這段歷史如何認識，如何定性，頗費歷史學家躊躇。早在上一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人稱之為“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1] 。“封建地主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學界對該時代諸多定性中的一種，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討論，自四五十年代以來，它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以至成為中國學術界關于戰國以后的社會性質的主流觀點。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人們反思以往的研究，對傳統經濟，尤其是戰國以后至以前社會經濟性質進行再認識，提出了形形的理論觀點。據我的考察和概括，其犖犖大者，除“地主經濟論”以外，還有“權力經濟論”和“市場經濟論”[2] 。近年來，“地主經濟論”這一主流觀點，一再受到“權力經濟論”者和“市場經濟論”者的質疑和批評，其中有的是點名與我商榷的[3] 。
作為一個“地主經濟論”的信奉者，我覺得有必要、有責任回答這些質疑和批評，同時根據學科研究的新進展，對“封建地主制”的理論做出某些修正和補充。
現在，封建地主制理論又遇到更為根本性的挑戰。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現一股似乎越來越大聲浪，否定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封建社會，尤其是不承認戰國秦漢以后的中國為封建社會。他們說，西歐的封建（feudalism）和中國古代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認定中國古代存在西歐式的封建社會，是把社會形態的學說（五階段論）硬套到中國歷史上的結果；這是中國古史研究中最大的“荒謬”和“尷尬”，云云。如果連封建社會都不存在，封建地主制就更是無從談起。
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對中國封建地主制的討論，不能不從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使用“封建”、“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概念是否科學談起。本文著重于學術史的回顧。首先分析“封建”概念的古今演變，然后評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秦以后是否封建社會之爭，疏理“封建地主制”理論形成的過程，最后回答質疑者提出的部分問題。至于應該如何認識地主經濟體系及其運行機制，在新的形勢下應對封建地主制理論作些什么補充和修正，只好留待另文闡述了。
一、 從古代“封建”到近世“feudalism”概念的引入
（一）中國古代的“封建”
中國古代“封建”的原始意義是封土建制、封邦建國，大規模“封建”的事實發生在西周建國初年。
甲骨文中已有“封”字，是在土堆上種樹的象形，它是土地疆界的一種標志。帝王要在其統治范圍內或勢力范圍內建立諸侯國，首先要確定它的疆界，設置“封”作為標志，并建立某種法規，這就是所謂“封建”，也可以單稱“封”或“建”[4] 。或謂殷代已有“封建”，根據尚嫌不足[5] ，且殷代沒有出現需要普遍實行“封建”的客觀情勢。蓋周族以僻處西陲的蕞爾小國滅掉“大邑商”，如何統治這幅員廣闊的土地，成為十分棘手的問題，分封制度由此應運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讓親戚子弟率領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裝的據點，以此為依托控制各個地區，并從而形成拱衛宗周的態勢。《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講的就是這一事實。諸侯從周天子那里取得土地和人民，即擁有相對獨立的土地領有權和政治統治權，同時要向周王室提供貢賦，形成某種統屬關系。諸侯又對其統屬下的親戚子弟進行分封。所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從周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士，形成以宗法制維系的等級體系，君臨廣大被占領地區人民之上。大規模的“封建”完成于西周成、康之世，以后只有零星實行者，但“封建”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延續到春秋以至戰國。
封建制度春秋戰國之際開始逐步瓦解，秦統一全面實行郡縣制，取代了西周以來的封建制。
“封建”的事實雖然發生在西周，但明確用“封建”一詞表述它則是春秋時代的事情[6] 。實際上，終先秦之世，“封建”一詞是很少使用的。倒是秦漢以后，有了郡縣制作為它的對立物，“封建”的特點才更加突顯出來，該詞出現的頻率也增加了。關于封建制和郡縣制孰優孰劣的爭論，從秦漢到明清迄未停止。在這一爭論中，來源于西周的“封邦建國”的“封建”這一概念，已經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它的內涵被拓寬了。就拿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論》來說，雖然也談到西周“裂土田而瓜分之”的事實，但柳宗元心目中的“封建”，主要是指人類原初時代為了消弭共同體內部紛爭、以應對外部自然界威脅而自然形成的君長權力[7] 。古圣王只是不得已而承認這種現實。所以他說：“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他把“封建”的出現看成是客觀情勢所使然，而不是圣人主觀意志的產物，就這一點來說，是一種唯物的觀點；但他所理解的“封建”與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顯然是有區別的[8] 。
柳宗元的這種觀念，并非憑空產生。戰國秦漢時代的人們追溯和考察遠古歷史的時候，往往按照離他們比較近的西周春秋的歷史模式去理解它，從而把當時存在的某種“聯盟”的關系視為西周那樣的統一“王朝”，把作為聯盟首領的“共主”當作“王朝”的“君主”，把星羅棋布的部落方國比附成西周春秋時代分封的“諸侯”。例如，司馬遷就說“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打敗蚩尤以后，“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于是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史記·五帝本紀》）；“禹……即天子位……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史記·夏本紀》）；等等。西周的“封建”造就了許多國中之國，而有些“諸侯”又確實是原有方國部落的歸順者。遠古時代松散聯盟和方國林立的狀態在某些方面與西周相似，在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下，把它與“封建”掛鉤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9] 。
魏晉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開始沿用“封建”之名。如《三國志》卷20《魏書·武文世王公傳》：“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袁子》（按，指晉人袁準所著《正論》）)曰：“魏興，承大亂之后，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治]。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 東晉孫盛也說：“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10] 《晉書》卷23《樂志下》謂改古樂曲《有所思》為《惟庸蜀》系“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宋元時代，李昉等輯《太平御覽》設“封建部”五卷。繼之，馬端臨寫《文獻通考》設“封建考”十八卷，一方面把“封建”從西周追溯到黃帝時代，另一方面又把秦漢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或曰“封”而不“建”）的制度也囊括其中。馬端臨開創的這一體例為《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續清文獻通考》所繼承。在《通考》的這個系統中，先秦的“封建”可稱為狹義的“封建”，它雖然包括了西周的“封建”，而且是在西周“封建”的基礎上推衍出來的，但兩者畢竟不同；廣義的“封建”則包括先秦的“封建”和秦漢以后的“封建”。馬端臨等人并沒有把秦漢以后的分封王侯等同于先秦的“封建”，但他們確實把中國古代“封建”的概念拓寬了。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封建”雖然起源于西周的“爵土建制”，并以此為基礎，但這一概念的內涵是歷史地發展變化著的。黃帝、唐虞、三代的“封建”已經與西周的“封建”有所不同，更遑論《通考》系統那種廣義的“封建”了！不過，不管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封建”，它們指的都是一種政治制度。
（二）西歐的feudalism和“封建”與feudalism的對譯
“封建”一詞內涵之變化，至近代而益顯。中國近代以來流行的“封建”概念，雖與古代的“封建”雖存在某種淵源關系，但內涵已大不一樣，它基本上是來自西歐“feudalism”的意譯，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
在西歐，后來被譯為“封建”的“feudalism”這一概念，也是歷史地變化著的。它原來是用以指稱西歐中世紀的某種制度，但它并非流行于中世紀，而是西方近代學者所使用的概念。在中世紀歐洲，“feudalism”所指的內容實際上只是某些地區零碎存在，且都集中在早期。從16世紀開始，歐洲法學家對它進行研究，其著眼點主要是一種封土之律（LiAri Feudorum ）及其所反映的國王和封臣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直到18世紀的西方學者仍視封建為一種法律制度。19世紀，西方學術界從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角度對封建的各個方面如封君封臣關系、封土制度、莊園農奴、農村公社、封建城市等，進行了研究，做出了許多概括，并以feudalism一詞指稱封建制度。這樣，feudalism就不光是指一種法律制度，其含義已擴展為一種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不過，當時史學家們對封建主義、封建制度仍多從政治、法律方面認識和討論。到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封建”是人類歷史上依次遞嬗的幾種社會形態之一。他們把封建社會理解為一種生產方式、理解為特定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體，并著重從經濟基礎、所有制、生產關系來把握其特征。這些理論不斷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并有所發展。20世紀30年代末馬克·布洛克寫的集當時研究之大成的《封建社會》一書，就深受唯物史觀的影響。正如馬克垚教授指出的，西方“封建”概念的內涵經歷了由法律政治制度到社會或社會形態的變化[11] 。當“封建”用以指稱某種社會的時候，這個概念已經具備了某種普遍的品性，可以用它來研究世界各地類似的社會和類似的歷史，而不光局限在西歐一地，于是有東歐的封建社會、亞洲的封建社會、非洲的封建社會等等。當然，西方學術界的認識也并不是統一的，把封建理解為中世紀西歐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仍大有人在。
總之，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歐洲學者feudalism （“封建”）這一概念，的“封建”觀是在繼承以往學界積極的認識成果基礎上的創新。其實，即使是的“封建”觀也是歷史地發展著的。[12] 歐洲的這種“封建”概念和理論傳到中國后，不能不引起了中國固有的“封建”概念的巨大變化。
以前的中國是封閉的，以自我為中心，人們觀察歷史時只是把當今與往古比較，而且往往著眼于政治制度。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中國開始正視外部強大的西方世界，開始拿中國歷史與西方比較，開始吸收西方的歷史觀念。西方“feudalism”的概念就是在這種比較中引進的，從而給中國古老的詞匯——“封建”賦予全新的內涵。
最先提出中國和西方都經歷“封建時代”的是新史學的先驅者梁啟超。1899年，梁啟超提出中國與歐洲的國體都依次經歷了家族時代、酋長時代和封建時代；中國周代和歐洲希臘的國體相同點最多，都是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列國分立[13] 。梁氏這里所說的“封建”仍然是中國古代（西周）的“封建”，而不是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但這里的“封建”已經不是單純的政治制度，而是作為時代標志的“國體”，在認識上包含了某種突破的意義。
據現在掌握的資料，最早把西歐“feudalism”譯為“封建”的是日本學者，而最早運用“feudalism—封建”這一概念分析中國社會的則是嚴復。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譯名為《原富》），譯feudalism為“拂特之制”，這是音譯。1903年底翻譯出版愛德華詹克斯《政治制度史》（譯名為《社會通詮》），則進一步把feudalism譯為“封建”。嚴復是否沿用日本人的翻譯或受其影響，不得而知，但他采用這一譯名經過了自己的認真分析，則是顯而易見的[14] 。他認為人類的進化，都要經過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而進入國家社會（或曰“軍國社會”），而“封建社會”則是宗法社會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過渡，“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蛻化者以封建”。“此其為序之信，若天之四時，人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也就是說，“封建”是人類社會必經的歷史階段。在中國，“由唐虞以訖于周，中間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時代”。西歐“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15] 。可見，嚴復是拿中國的歷史與西歐作比較，認為中國古代的“封建”與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相類，從而把“feudalism”翻譯為“封建”的[16] 。
嚴復引入feudalism 概念分析中國歷史并以“封建”對譯時，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理解為一種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階段，從而大大超越了中國古代學者僅僅把“封建”理解為一種政治制度的認識。他雖然還不可能像者那樣從生產關系、所有制和經濟基礎去把握“封建社會”；但他已經意識到封建社會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類型基礎之上的。他指出圖騰社會建立在漁獵生產的基礎上，宗法和封建社會建立在耕稼生產的基礎上，國家社會建立在農、工、商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從圖騰向宗法過渡的社會，則建立在游牧生產基礎上[17] 。嚴復的這種認識并非孤立的。在嚴復翻譯出版《社會通詮》前后，夏曾佑撰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人類總是由漁獵社會進入游牧社會，再由游牧社會進入耕稼社會；進入耕稼社會以后，“前此櫛甚風沐甚雨，不惶寧處者，至此皆可殖田園，長子孫，有安土重遷之樂，于是更有暇日，以擴其思想界。且以畫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傳，而井田、宗法、世祿、封建之制生焉，天下萬國，其進化之級，莫不由此。”也就是說，井田、宗法、世祿、封建這一套相互聯系的制度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與嚴復的“封建”觀顯然是吻合的。[18]
從嚴復開始，中國學者一般都把“封建”看作一種社會 ，這說明嚴復的翻譯和理解已被中國學者所普遍接受。
還應指出的是，中國古義的西周“封建”雖然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本質上是對土地和人民權力的一種分配，從而涉及生產關系的核心部分（生產資料與生產者結合的方式）。因此，把“封建”與“feudalism”對譯，作為表示某種社會形態的概念，與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 。
總之，二十世紀初以嚴復等人為代表的思想界的先驅們突破了就中國論中國的狹隘眼界，進行中西比較，以進化論指導歷史研究，承認人類歷史發展存在某種普遍性和規律性，不是僅僅把“封建”看作一種政治制度，而是把它看作以一定生產類型為基礎的社會形態或人類社會發展階段。這比起中國古代學者對“封建”的認識和對歷史的理念無疑是一次飛躍。
從1903年到2003年，整整一百年過去了，先哲們闡發過的理念仿佛又成了問題，真令人感慨萬千。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喲，我們認識水平總不應倒退到嚴復以前吧！
注釋
[1] 王禮錫：《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讀書雜志·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
[2] 拙文：《中國封建經濟史若干理論觀點的邏輯關系及其得失淺議》，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 例如，最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刊登美籍華裔學者趙岡《試論地主的主導力》一文，就是指名和我的文章作為批評的靶子商榷的。
[4] 《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說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一切經音義》卷23引《聲類》：“建國以土地曰封。”“建”，《說文》謂“立朝律也”，即建立法規，也意味著某種國家政權的建立。按：《魯頌·閟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這里的“建”就是建立侯國的意思。
[5]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載《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4年出版。陳中凡在《殷商社會史之商榷——讀胡著質疑》（《新中華》（復刊號），1946年3月）一文中對胡氏的觀點提出了批評。
[6] 上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春秋時人富辰語。又，《詩經·商頌·殷武》：“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封”訓“大”。這里的“封建”不同于作為一種制度的“封建”。
[7] 柳氏《封建論》說：人類之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
[8] 西周的“封建”是自上而下地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原來沒有土地的親戚臣屬，所以《禮記·樂記》注說：“封謂故無土地者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注說：“無土建國曰封。”這與原來就管轄一定的土地和人民的方國部落顯然是不同的。
[9] 侯外廬認為“ ‘封國’非封建制度”。“封建親戚以蕃王室的說法，是戰國時代造作出來的。……在戰國末年儒家改編《國語》所湊成的《左傳》才把周代封建的制度有源有本地描畫出來，到了漢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黃帝。”（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第139—14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從詩書等文獻看，西周時已有“封建”的事實不應懷疑，但侯外廬認為漢代“儒家更把封建制度造作到三代，一直推到黃帝”，則基本上是事實。
[10] 《三國志》卷19《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11] 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導言》，學林出版社，1997年。
[12] 晁福林在《論封建》（《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中指出：“就理論本身來說，關于封建主義的理論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上個世紀，西方學者關于“封建”的概念主要指一種政治、法律制度，核心是指封君與臣屬的人身依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受了這種觀點的影響，所以在他們關于“封建”的理論中有許多是在強調這種屬于政治的法律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是又在許多地方，從經濟學的角度強調封建的生產關系、封建的土地關系，這是我們在研究關于封建問題時所應當注意的。”
[13] 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載《清議報》的第17冊（6月8日）和第26冊（9月5日）。參見何懷宏《世襲社會》。
[14] 日知在《“封建主義”問題（論feudlism百年來的誤譯）》一文（載《世界歷史》1991年第6期）中說嚴復是最早把feudlism翻譯為“封建”的，黃仁宇在《大歷史》自序的注中，則說是日本人首先把feudlism翻譯成“封建”。外來詞詞典記述來自日本的外來詞中確實列有“封建”一詞。日本何時以“封建”對譯“feudlism”尚待查考，但1903年初馬君武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中即提到“歐洲封建分立之制”，這里的“封建”顯然是“feudlism”的對譯，可能是沿用了日本的譯文。這時《社會通詮》還沒有出版。所以不能排除嚴復采取日本譯名的可能性。
[15] [英]甄克思著、嚴復譯《社會通詮》序，此據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16] 參閱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導言》。
[17] [英]甄克思著、嚴復譯《社會通詮》序，此據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18] 夏曾佑與嚴復過從甚密，同為天津《國聞報》（1897創刊）的創始人。《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后改名為《中國古代史》）是1902年夏氏為其母守孝時開始寫作的。1903年11月夏氏曾為嚴譯《社會通詮》作序，認為宗法社會為人類社會所必歷，中國自黃帝至今為宗法社會，又以秦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并試圖從政治與“宗教”的相互關系解釋為什么中國進入宗法社會甚早，而遲遲未能脫離宗法社會的原因。這和嚴氏定唐虞三代為封建社會（也就是典型的宗法社會），入秦以后為向軍國社會過渡的宗法社會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可見，夏曾佑也接受了“圖騰—宗法—封建—軍國”的社會進化圖式，“漁獵—游牧—耕稼”只是這種進化圖式從另一個角度的表述。
一、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給自足還是自給性生產？
經君健同志的《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一文［①a］，撇開以往經濟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說法，試圖從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這種理論上的“矛盾”。他認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歐中世紀早期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領主經濟的主要特點，至于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制度，則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從總體上說來不存在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特點。應該說，經君健同志的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學者雖然也認為戰國秦漢以后自然經濟不占統治地位，但他們大都是從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認為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引起自然經濟的瓦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君健同志認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在他看來，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經濟相適應。
認為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當然也就取消了我們一開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理論上的矛盾。但這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難以解釋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經濟從一開始就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與自然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類型是不是就應定性為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完全適應，為什么秦漢以后歷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和主張？其次，倘若說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從總體上說屬于商品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為什么這種與地主經濟相適應的商品經濟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再有，既然自然經濟從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一開始就不占統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礙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內部經濟因素，究竟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顯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釋的。
經君健同志的論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歐洲中世紀的經濟模式來套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實際的教條主義。從方法論上說，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對“自然經濟”范疇的界定，卻完全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經濟生活某些特點的論述來加以概括，而沒有考慮這些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否也同樣存在，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論的用意。經君健同志承認，馬克思并不曾給“自然經濟”范疇下過定義。他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把自然經濟的內容歸納為三點：一、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二、賴以建立的生產方式的條件，是要有作為農業副業的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三、產品根本不進入或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在經君健同志看來，“‘自給自足’是這種獨立的封閉的經濟個體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點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說，只有經濟單位的生產與消費在使用價值形態上保持平衡時，自然經濟才得以實現。他把這稱為“自然經濟平衡律”。
按照經君健同志所論述的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和必要條件來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當然得不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結論。但問題是，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看來，能不能說“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經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經濟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時，是以西歐中世紀早期的領主莊園為考察對象的。但我們知道，即使在西歐中世紀早期，完全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為數也不多，更不用說中期和晚期了。在領主莊園之外，歐洲中世紀還有許多分散的依附農民和自由農民，他們更不可能具備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的五個條件。這就是說，如果用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平衡律”作為衡量的標準，則不僅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就連西歐領主制封建社會恐怕也很難說是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自然經濟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他們更多地是強調經濟單位的生產或者是“為了生產者本身的直接消費”，或者是為了“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①b］。應該說，自給性生產才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自給性的生產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產。我們可以認為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表現得最完整和純粹的形態，但不能把自然經濟歸結為自給自足。同樣是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以什么形式滿足本單位生活消費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可能表現出具體的差異，但這并不改變自然經濟的本質。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一文中，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多層次結構，亦即有自給型、半自給型和交換型等不同生產類型的農戶。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他一方面說：“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另方面又承認“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②b］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論前提陷入矛盾而難于自圓其說，因為“自給性生產”和“自給自足”畢竟是兩回事。
自給自足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經濟單位可以獨立實現本單位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生產。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在中國古代是存在過的。《鹽鐵論·水旱》說：“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術訓》說古代人君“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谷者，經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上述材料雖說都帶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戰國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中的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而與市場很少發生聯系，大致是事實。
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關系的巨大變動。原先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瓦解了，各諸侯國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農村。鐵農具的推廣和牛耕的使用是個體小農經濟形成的物質基礎，而這些生產資料卻是大多數個體農民家庭無法自給自足的。許行及其門徒號稱自食其力，“必種粟而后食”。但是他們卻做不到“織布而后衣”，而且做飯的鍋甑和耕田的鐵農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換。原因很簡單，“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①c］從戰國到秦漢，無論是農民家庭或地主田莊，與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它們的生產和生活消費，都需要通過市場得到補償和調劑。但是經濟生活的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大多數經濟單位仍然從事自給性生產的性質，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特點。在本文往后的敘述中，我們對此將作具體的說明。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反映經濟生活運行機制的特定范疇。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需要應用經濟學的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說明問題，因為只有通過這種理論的抽象，才能深刻闡明經濟現象的本質。但是我們又要注意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剪裁歷史。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這種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理解不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一些論述出發，而應該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自給性生產是自然經濟的本質，它并不排斥與市場的一定聯系，而是以后者為自己的補充，這就是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本認識。轉貼于 二、“男耕女織”：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我們通常所說的封建自然經濟，主要也是就小農經濟而言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小農的生產能力并非一成不變，相互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差別的。有條件生產較多剩余勞動產品的農民家庭，也就有可能從事部分的商品性生產。但對于大多數的小農來說，基本上都是從事自給性生產。在封建社會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③c］能夠達到溫飽的小農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這樣的家庭，也仍然屬于自給性生產的類型。
小農的自給性生產，具體表現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亦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是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歷史文獻談到小農的生計時，經常耕織并提。《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鹽鐵論·園池》：“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農民男耕女織的勞動生產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費之外，還要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有的農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專心讀書，婦女也有從事田間勞動的。如劉邦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而平時鋤草一類的勞動則由呂后承擔。［①d］東漢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②d］。但一般說來，男子總是農民家庭田間耕作的主要勞動力。還有的農民家庭由于某種特殊原因（如父家長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學），婦女不得不單獨承擔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婦女所從事的家庭手工業的產品，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場上出售，用以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樂羊子外出游學，思家返歸，其妻引刀以裂織相勸，“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③d］樂羊子之妻所以能夠獨力奉養婆母，還“遠饋羊子”，顯然靠出售家庭手工業產品維持一家生計。但這個例子對于廣大小農家庭來說，畢竟沒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給梁鴻，“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④d］，倒是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男耕女織以自給的實際情況。
正因為男耕女織是小農經濟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國家維護和扶植小農經濟的政策，著眼點往往也是加強和鞏固小農的耕織結合。商鞅變法獎勵“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統一的秦帝國“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國的崩潰，恰恰是由于“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被拖入絕境的結果。西漢一些政論家在談到秦朝滅亡的原因時，大都要指出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⑧d］漢代皇帝屢次下詔勸課農桑，甚至親耕籍田以供宗廟粢盛，皇后則親自蠶織以奉祭服，作為編戶齊民男耕女織的表率。當時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勸課農桑當作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⑨d］。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木畦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⑩d］。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①①d］。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①②d］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常見有男子扶犁和婦女采桑的圖像。山東、江蘇、四川等地的畫像石，還有普通的織機的圖像。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這些材料，都說明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說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這并不等于說當時所有農民家庭的衣著都由家庭紡績業得到替換和補充。《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計算魏國農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著費用是以貨幣計算的。可見早在戰國時代有些農民家庭已從市場購置衣服。秦漢時代當亦如此。農民衣著不可能全靠家庭生產自給，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桑麻的種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紡績技術的推廣則與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前引《后漢書·循吏列傳》，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說明在此之前，桂陽地區尚不知桑麻種植和紡織技術。同書《崔實列傳》載：“〔實〕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見五原到東漢后期家庭紡績業才得以推廣。大體說來，關中、關東和巴蜀這三個基本農業區，家庭紡績業比較普遍，因而歷史文獻經常談到這些地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頗有桑麻之業”，“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漢書·廉范列傳》載，“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褲。”說明成都家庭紡績業覆蓋面很廣。但即使在一些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并非所有農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東漢初年禁民二業，劉般上疏說：“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②e］可見家庭紡績業不能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但上述這些情況，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織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漢武帝時，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武帝東封泰山，巡海上，“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③e］這樣大量的絲織品，都是廣大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產品。東漢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④e］。如果說這還只是限于曹魏統治地區的話，那么西晉平吳實現全國統一之后，“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⑤e］，就足以說明從東漢后期到三國，家庭紡織業已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也結合得更為緊密了。 三、小農的經濟狀況及其與市場的聯系
說小農經濟具有自給性質，并不意味著農民的勞動生產物在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全家生活消費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農的生產條件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消費的水平也會有差別。西漢初年封建國家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少農民家庭不但可以過上溫飽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積蓄。《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鹽鐵論·結和》也說，漢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蓄，縣官余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但是農民經濟狀況的改善，并沒有改變他們自給性生產的性質。漢武帝即位以前，農民和市場的聯系一般說來是比較少的。《史記·律書》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又《鹽鐵論·國疾》載賢良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賢良所謂“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說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較殷實的農民。這一幅生活圖景，正是與市場較少聯系而自給程度較高的小農經濟的寫照。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面由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出現了商品經濟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貧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國家賦稅徭役的加重，出現了大批農民破產外出流亡。有的學者從農民的“背本趨末”，得出了自然經濟已經解體的結論。我們很難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所謂農民“背本趨末”，并不能理解為農民都去從事商業活動，更不能認為他們已經從自給性生產轉為商品性生產。昭帝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師古注：“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①f］說明離鄉外出的農民，很多是從事暫時性的雇傭勞動。恩格斯在談到古代的雇傭勞動時說：“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救急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幾畝土地。”［②f］漢代許多外出庸作的農民，也具有這種性質。他們所從事的雇傭勞動，只是彌補生計不足的一種“暫時措施”和“副業”。一般說來，過一段時間以后還是要回鄉務農的。即使有些人從事只需少量資本的販運性商業，也都帶有暫時性和季節性的特點。他們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勞動，與其說他們是“背本趨末”，不如說是“以末補本”。有些從事販運性商業的農民，其實也是雇傭勞動者。居延漢簡所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③f］，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寇恩原是潁川昆陽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簡文稱他為“客民”。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本當為鄣候粟君載魚去觻得出售，他們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與粟君的妻子同去，約定“載魚五千頭”，“賣魚沽出時行錢*[原字廿加廿]萬”。但是到了觻得之后，賣魚所得不足四十萬。寇恩把原來談好給他作為僦值的一頭黑公牛賣了，湊成*[原字廿加廿]二萬給了粟君妻子，尚欠八萬。回來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兒子捕魚應得的庸值相抵，認為粟君還應給他兒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給，反而向居延縣廷告寇恩負債。寇恩為粟君去觻得賣魚，帶有包銷的性質。但他并沒有能夠獲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兒子的工錢都賠了進去。這個事例，有助于我們了解漢代那些所謂“背本趨末”的農民的實際情況。
商品生產的基礎是社會分工。秦漢時代專門從事園圃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基本上屬于商品性生產，因為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交換。秦漢之際的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④f］。像召平這樣的種瓜專業戶，當然就屬于商品性生產的農戶。但是從事谷物種植業（這是農業生產的主體）的農民，情況就不一樣，他們生產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養家糊口。以種植谷物為生的廣大農民家庭，并不具備從事商品性生產的條件。即使有些農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我們也不能把這些農民家庭列入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因為他們出售的剩余產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這種交換行為是不經常和非預定的。晁錯在談到農民生活的困苦時說：“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①g］農民為了應付水旱之災和封建賦斂，有時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產品乃至一部分必要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他們的這種交換行為并非經常和預定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
秦漢時代廣大農民之所以只能從事自給性生產，而不能從事商品性生產，這是小農經濟低下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戰國秦漢時代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由于土地豐度不同，加之當時畝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別，史書記載出入較大，要得出精確的估算有一定困難。以漢代而言，大致說來，平均一小畝可產粟2石，一大畝可產粟3石。［②g］耕種百畝（小畝）土地的農家，每年可收獲糧食200石左右。這個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是否還有剩余呢？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消費水平會有差別，但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大體上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晁錯說：“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③g］從文獻記載和漢簡的有關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費。《鹽鐵論·散不足》說：“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汜勝之書》說：丁男丁女“歲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論衡·祀義》說：“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崔實《政論》說，長吏及其奴從二人每月“食粟六斛”。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成年勞力每月口糧大致需要谷三石。漢簡所載邊塞吏卒的廩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勞力的口糧略高，這大概是因為邊塞吏卒勞動條件比較艱苦的緣故。漢簡還載有吏卒家庭成員每月的廩食標準，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邊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農民，封建國家供給戍卒家庭的食糧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農民家庭為保證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糧消費量。根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不同規模和結構的農民家庭為維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糧食月消費量和年消費量。一個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2．48石，年消費量為149．76石；如果有三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為13．32石，年消費量為159．84石。一個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0．32石，年消費量為123．84石；如果有一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9．48石，年消費量為113．76石。漢代農民家庭的飲食非常簡單，通常是“餅餌麥飯甘豆羹”，“園菜果蓏助米糧”。在估算農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飲食消費時，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菜蔬，但食鹽的費用則是不可缺少的。漢簡所載官府供應邊塞吏卒及其家屬的食鹽，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據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鹽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鹽15升，全年180升。農家食鹽要從市場購買。漢簡有關于粟價和鹽價的記載，假定鹽價每斗30錢，粟價每石100錢，四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5．4石。至于衣服費用，這是一個比較難于估算的項目，因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裝不同，各種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樣。有手工業的家庭可以自己解決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員衣服的替換，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則需要全部或部分從市場上購買。如果按照《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估算戰國時代農民家庭全年衣食費用約為1∶1．8的比例來測算，漢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費用相當于82石糧食，四口之家相當于68石糧食。這樣，我們大體上可以估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費：有兩個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49石，食鹽折糧5．4石，衣服費用折糧82石，共需236．4石。有一個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14石，食鹽折糧4．32石，衣服費用折糧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這樣一些參照數字，我們對于漢代小農家庭的生產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產品用于交換，就可以作出比較接近實際的估計。每年收獲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計算口糧和食鹽消費，應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費用，則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這還沒有扣除種子、農具等生產費用和封建國家賦稅的支出。可以想像，農民怎么可能經常有剩余產品投入市場出售呢？貢禹有田百三十畝，自稱“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為諫大夫，他不得不“賣田百畝以供車馬”。［①h］像貢禹這樣有130畝土地的農家，尚且不能保證全家溫飽，土地不滿百畝的農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漢代農民占有土地不足百畝的很多。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鄭里廩簿竹簡記載的25戶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多數是二、三十畝，最少的才八畝。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戶人勝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畝”。［②h］以他家的情況來看，如果只靠土地收獲，沒有別的謀生之路，顯然也是無法度日的。
農業的副業是農民家庭的一項重要收入。農民種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業來彌補的。這就決定了副業的性質基本上也是自給性生產。紡績業主要是為了供給家庭成員的衣著和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果蔬種植和牲畜飼養也是為了生活和生產消費的需要。黃霸、龔遂、茨充、崔實等人在郡太守任內勸民畜養雞豚、種植果蔬和養蠶紡績等，都屬于在農民中推廣自給性副業生產的性質，而談不到是商品生產。崔實《四民月令》說：八月“趣織縑帛，染彩色。擘絲治絮，制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冬寒。”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手工業基本上是為了滿足自身衣著替換的需要。
我們說秦漢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具有自給性質，而沒有從事商品生產，這并不排斥他們和市場保持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把農民與市場有聯系，在市場上出售部分農副產品，與商品生產混為一談，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農民和市場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聯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農家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并不完全具備維持再生產和滿足自身消費的必要生產條件。鐵農具和食鹽是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但這兩項皆“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③h］。即使是衣著之類的消費品，如前所說，也并不是所有農民家庭都能自行生產的。
第二，封建國家的賦稅并不完全征收實物，漢代的算賦、口錢和更賦都需要用貨幣支付。農民為了繳納賦稅，不得不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漢武帝置均輸官，對農民“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也迫使農民不得不“賤賣貨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無地少地和生計艱難的貧苦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長年或在農閑季節外出從事雇傭勞動。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農民家庭，大都要從市場上補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資料。
總之，秦漢小農和市場的聯系，不論是出售商品或購進商品，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出之生產和生活需要的一種不得已的交換，并不是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經常的交換。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使用價值的交換，而不是價值的交換。價值規律對農民投入市場的產品雖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賤傷農”），但農民的生產品種和耕種面積并不會因此而有所變動。小農經濟的資源配置不受價值規律支配，說明農民和市場的聯系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屬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種是自營田莊。這兩種經營方式既有自給性的生產，也有商品性的生產。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是秦漢時代農業中商品生產主要的經濟單位。
租佃制地主經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預租佃農民的生產過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經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農民家庭兩個經濟單位。就租佃農民來說，他們交納的地租雖然是自己的剩余產品（有時也包括一部分必要產品），但他們生產這些產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出售，而是為了租種土地這一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這些產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質。租佃制的農民經濟，應該說和自耕農經濟一樣，基本上也屬于自然經濟類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經濟，情況就比較復雜一些。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一個擁有200畝（小畝）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的全年收獲。假定這個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這個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費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以投入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地租只不過是從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剩余產品轉變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費品，租佃地主經濟顯然具有自然經濟的性質而非商品經濟。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決于他出租土地的數量。漢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達數百頃，甚至千頃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寧成，因犯法抵罪髡鉗，他回到家鄉后，“乃貰貸買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②i］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指出，“豪人貨殖，館舍布於于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觀了。一個擁有1000畝土地的地主，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擁有100頃土地，則地租量可增加10倍。這樣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當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費，而會投放市場換取巨額的貨幣，以便過上豪奢的生活，并且進一步擴大土地的占有。寧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幾年之間“致產數千金”［①j］。馬援在隴漢間役屬賓客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谷數萬斛”［②j］。《昌言·理亂》篇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馬。……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們投入市場流通的商品，有許多本來就是從租佃農民那里榨取來的剩余產品。這樣，地租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當地租量在滿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費之后還有富余時，以谷物為主要形態的實物地租對于地主來說，已經不再只是具有使用價值，它還代表著一種交換價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經濟也就不能再簡單歸結為自然經濟，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帶有商品經濟的性質了。正是地租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誘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斷擴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經營。土地越多，意味著可以用來交換的地租量越大。這也是為什么漢代一些權家豪民熱衷于從封建國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轉手出租給貧民的原因。《鹽鐵論·園池》篇中的文學曾指出：“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有的屬于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如秦漢之際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漢末年的南陽著姓樊重，其田莊“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④］j］。不但規模很大，而且農、林、牧、副、漁生產俱備。《后漢書·樊宏列傳》說：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家田莊不但“閉門成市”，“有求必給”，而且連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樹和漆樹，都在田莊之內種植。像這樣高度自給自足的田莊，比之歐洲中世紀一些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可以說毫不遜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貨殖家，他不但從事商品生產，還兼營商業和放高利貸。秦漢時代像樊重那樣高度自給自足的地主田莊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地主田莊卻不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特色。它說明，不能把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理解成完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兩種經濟類型，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經濟單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補充。
秦漢時代完全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大多生產地區性的土特產。《史記·貨殖列傳》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③；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屬于土特產，但也必須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產才有利可圖。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到談到上述這些從事商品生產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他們是“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可見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經營商業，其產品是由專門從事販運貿易的商人收購而投放市場的。而這也就意味著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經營的商品生產的規模及其獲得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商人對他們的產品收購的數量。由于多數農副產品容易腐壞和不易貯存，在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它們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場或附近的都市銷售，這不能不使得農副產品的商品生產受到很大限制。《史記·貨殖列傳》在談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數量時，列舉了“千石”、“千鐘”、“千鈞”、“千足”、“千皮”等等。論者或據此認為當時商品的營業額很大，說明市場廣闊。其實，《貨殖列傳》的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明漢代市場的歷史實際，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態各種各樣，司馬遷一概以“千”計算其銷售量，這不過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們相信司馬遷的話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體分析。就以《貨殖列傳》所說的“販谷糶千鐘”而論，一鐘六斛（石）四斗，千鐘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歲之中可出售如此數量的谷物，這個營業額可以說不小。但按照當時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糧3石計算，6400石只相當于供應178人全年的口糧。這樣的供應量對于大都市的商人來說，就不見得很大。又《貨殖列傳》說，擁有“帶郭千畝畝鐘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與千戶侯等”。如此看來，大都市商人全年銷售的千鐘谷物，相當于一個素封之家千畝良田一年的糧食收入。有了上述這兩個參照數字，我們對于“販谷糶千鐘”所反映的商品銷售規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其他一些商品的銷售，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一歲之中出售“鮐鮆千斤”，乍一看來數量也不少。但如對照前引居延漢簡所載寇恩一次長途販運賣魚5000頭，則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賣魚千斤，這個營業額也就不足稱道了。總之，對《貨殖列傳》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場規模，不能望文生義而作過高的估計。 五、民間手工業與官府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與農桑并舉的家庭手工業不同，獨立的民間手工業的產品基本上是為了出售。不論是個體手工業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強大家的手工工場，都屬于商品生產的經濟單位。
與編戶齊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業，主要是釀造、紡織、煮鹽、冶鐵、鑄錢、制陶等業。其中，鹽鐵關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之前，鹽鐵生產主要掌握在豪強大家手中。有些豪強的手工工場“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①k］，生產規模相當可觀。這些鹽鐵工場主大都兼營商品生產和銷售，亦即成為鹽鐵商。他們“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鹽鐵商“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③k］，卻反映市場機制很不健全。《鹽鐵論·水旱》說：“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更說明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限。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規模很小，其產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場出售。《鹽鐵論·水旱》說，有些生產鐵農具的個體手工業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轉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賈，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這種在田間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則顯然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
西漢中葉以后，“公卿大夫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①l］。消費觀念的變化，刺激了某些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繁榮。以衣著而言，過去高級絲織品民間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時期，“富者縟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煙之飾”［②l］。由于消費需求擴大，錦繡冰紈這類高級絲織品的生產有了較大發展。齊地、蜀郡和陳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級絲織品的生產而馳名。《論衡·程材》篇說：“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漢書·地理志》說，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賦》描寫成都織錦生產的情況說：“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其他供統治階級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產也很發達。但這類奢侈品生產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個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因為它們畢竟不是廣大農民所能享用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在抨擊“女極纖微，工極技巧”的侈靡風氣時，就指出“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③l］。民間需要量最大的紡織品是縑布，而縑布的主要來源是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
官手工業的產品大致有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如東西織室和齊三服官生產的高級絲織品，各地工官生產的高級漆器、玉器、金銀器和銅器等。這類產品基本上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二是軍國之用需要的產品，如錢幣、士兵的武器和裝備、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這類產品也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三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陶器等。這類產品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由于封建國家實行壟斷，官手工業的鹽鐵生產獲得巨大的發展。我們應該承認鹽鐵官營在某種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給的作用，但是這種體制也存在許多弊病。《鹽鐵論·水旱》載賢良說：“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原字石加堅]，善惡無所擇”。“鹽鐵賈貴，百姓不便。”“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征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賢良所說的這些弊病，在官營手工業中帶有普遍性。封建國家經營商品生產，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圖，根本不考慮維護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官手工業的勞動者主要是征發來的農民。他們的勞動帶有封建勞役制的性質。由于被征發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負責管理的官吏又不負責任，只求產品數量達到上面規定的指標，不考慮質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質量很差。產品賣不出去，官吏就強行配賣。凡此種種，都給人民帶來了許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雖然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的主張未被當政者采納，但王莽末年終于被迫廢除包括鹽鐵官營的六管之禁。東漢初年曾一度恢復鹽鐵官營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實行私營而由國家征稅了。鹽鐵官營這種商品生產之所以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它完全違反價值規律。也可以說，它其實還帶有很深的自然經濟的烙印。
六、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看封建經濟的特點
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時，不應當把某些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類型混為一談。
我們可以確認封建社會中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但不能據此就推論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都具有商品經濟的性質。同樣，肯定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自然經濟性質，也不必否定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作絕對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總體判斷上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一般說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商品生產建立在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強制的基礎上，因而不論某些生產部門商品經濟有多大發展，總免不了要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馬克思曾經指出：
自然經濟在任何一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著依附農制關系或奴隸制關系）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他還以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為例說：
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制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媒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別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①m］
秦漢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然不同于古代希臘羅馬，但是剩余勞動的占有不是以交換為中介，而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和超經濟剝削為基礎則是一樣的。如上所述，秦漢官手工業（并非全部）和私營手工業是從事商品生產的部門，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通常也從事商品生產。但是它們的直接生產者主要是奴隸、有人身依附關系的雇傭勞動者和被征發來的農民，因而這種商品生產同樣也保存著自然經濟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農業是古代社會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秦漢農業中從事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占絕大多數，這就決定了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統治地位。只不過這種自然經濟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反而是和商品經濟結為一體。
秦漢時代商人資本活躍，這是人們容易得出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的結論的重要根據。歷史文獻對于秦漢商人的活動確實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們從這些材料誠然可以看到當時商人資本的活躍，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張之詞。試設想一下，如果真是“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社會生產還有可能維持下去嗎？有的學者認為秦漢時代已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這種說法很難成立。《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可見即使像洛陽、邯鄲這樣的都市，也只是區域性市場的中心。《鹽鐵論·通有》云：“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說明各地的土特產流通范圍有限。當時的民諺：“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④m］也反映了農副產品交換沒有越出區域性市場之外。漢武帝通西南夷，“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①n］。實行均輸法之前，各地所輸賦物運至京師時，“或不償其僦費”［②n］。為了供應京師官員和官奴婢的口糧，“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③n］。上述事實說明當時許多地區交通很不便利，甚至連封建國家需要的物資供應都遇到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談得到已經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呢？至于司馬遷所說的“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④n］，能不能說是形成了平均利潤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主要是建立在賤買貴賣和欺詐性買賣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價值規律的正常利潤率的基礎上。秦漢時代的市場機制不健全，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有限，前文已經有所論及。有的學者指出，《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諺語，恰恰說明當時沒有形成支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價值規律也不可能負擔起調節社會總勞動合理分配的任務，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⑤n］
商品生產不發達，商品交換的范圍有限，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歸根到底是由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所決定的。這種情況與商人資本的活躍并不矛盾，因為“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經濟包含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幾個環節。一般說來，商品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經濟的正常繁榮必須建立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而在秦漢時代，由于商人資本的活躍，卻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商人資本得到獨立而優先發展的條件下，“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⑦n］他還說：“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夠對組織極不相同、按其內部結構主要仍然是從事使用價值生產的那些生產部門起中介作用。”［⑧n］秦漢社會的情況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漢小農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經濟本來都屬于自給性質，但是由于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把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從一個農民家庭或一個地主家庭來說，這些產品的數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場上集中起來，經過商人轉手出售的商品數量卻是相當可觀的。于是我們看到，盡管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數量并不多，但是活躍的商人資本卻源源不斷地把眾多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眾多的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并存關系，它不僅表現為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且表現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形式能夠互補和互相制約。無論是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中都包含著商品經濟的成份；而在商品經濟中，又都帶有自然經濟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是不完全的自然經濟，而其商品經濟則是不發達的商品經濟。之所以說自然經濟不完全，因為它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之所以說商品經濟不發達，因為商品生產不發達，市場發育不健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結合的這種特點，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現象就不難作出合理的解釋。由于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自給性生產的單位又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因而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品交換就比較發達，不像歐洲早期中世紀那樣，產品很少進入流通過程。但是，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人資本就非常活躍，商業也相當繁榮，由于商品生產并沒有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瓦解自然經濟，反而是延長了自然經濟和封建生產方式的壽命。因為作為封建生產方式廣闊基礎的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可以通過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彌補生計不足，從而使男耕女織的自給性生產繼續維持下去。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的需求有限，又無從刺激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擴大和提高。這樣，封建經濟結構就得以長期延續下來。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土地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被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成為人們治生的信條。商人的貨幣財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產，而是用于擴大土地占有。農民因為對市場有所依賴，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國家和剝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維持再生產的能力特別脆弱，與他們受三層剝削有關。還應指出的是，由于中國封建生產方式與商品經濟有天然的聯系，這就為封建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封建國家征收的賦稅既有實物，又有貨幣。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與市場的聯系，保證了貨幣的征收得以實現。封建國家把征收的實物投入市場，又可以換取大量貨幣。不僅如此，封建國家通過壟斷鹽、鐵、酒等與民生有密切關系的日用品的生產和銷售，又大大擴充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就為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龐大的官僚隊伍的俸祿、士兵的給養等等）以及它內外職能的發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這些現象，都與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封建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 ①a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9、430頁；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頁。
②b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頁。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記·高祖本紀》。
②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③d 《后漢書·列女傳》。
④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⑤d 《史記·商君列傳》。
⑥d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⑦d 《漢書·食貨志》。
⑧d 參看《漢書》《嚴助傳》、《主父偃傳》、《嚴安傳》、《伍被傳》。
⑨d 《漢書·循吏傳》。
⑩d 《漢書·循吏傳》。
①①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②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e 參見《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
②e 《后漢書·劉般列傳》。
③e 《漢書·食貨志》。
④e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⑤e 《晉書·食貨志》。
①f 《漢書·昭帝紀》。
②f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
③f 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記·蕭相國世家》。
①g 《漢書·食貨志》。
②g 參看寧可：《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編第4章。
③g 《漢書·食貨志》。
④g 漢簡所載吏卒的廩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記載，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記載最多，陳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見《居延漢簡研究》第2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漢書·貢禹傳》。
②h 參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漢書·食貨志》。
①i 《鹽鐵論·本議》。
②i 《史記·酷吏列傳》。
①j 《史記·酷吏列傳》。
②j 《后漢書·馬援列傳》。
③j 《史記·貨殖列傳》。
④j 《水經注》卷29《泚水注》。
①k 《鹽鐵論·復古》。
②k 《漢書·貨殖傳》。
③k 《鹽鐵論·禁耕》。
①l 《漢書·食貨志》。
②l 《鹽鐵論·散不足》。
③l 《鹽鐵論·散不足》。
①m 《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頁。
②m 《史記·貨殖列傳》。
③m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
④m 《史記·貨殖列傳》。
①n 《漢書·司馬相如傳》。
②n 《漢書·食貨志》。
③n 《漢書·食貨志》。
④n 《史記·貨殖列傳》。
⑤n 參看葉茂：《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研究述評·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戰國秦漢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頁。
關鍵詞：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禮法，封建制度。
中國古代婚姻制度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確立而不斷趨于成熟，歷經千年，其和封建社會制度一起束縛著中華兒女和阻礙著社會發展進程，其附屬于封建制度，成為封建統治者治理社會和維護其利益的工具。它不僅摧殘了很多無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一、中國古代婚姻制度的特點。
中國古代婚姻制度其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國封建社會，婦女沒有社會地位，夫為妻綱，婦女的一切只能服從和依賴其丈夫，從一而終。一個男人一般只有一個正妻，卻有多個妾，同時男人娶幾個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約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動權。正因為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沒有帶給中國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縛中國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鎖。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為了傳承香火和傳宗接代，而不是男女雙方的感情結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個，嫡妻所生，是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為“庶出”。這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在同一個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與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著明顯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這種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婦女在男權主義社會里更加沒有地位和權力。妾是中國傳統宗法制度下的畸形產物，她們擔當的角色只是為了傳宗接代，在封建社會是很沒有地位的。同時，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壓才從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為了維系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階級統治，封建統治者在政治實踐中推行從上至下的嫡長子繼承制，“庶出”雖和“嫡系”同父異母，但他們在家族中的地位卻是天壤之別，這只是因為他們的母親的不同。無論是財產的分配還是官爵的繼承都輪不到庶出，他們一出生就帶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運烙印。
這可以說是封建制度等級的森嚴，但未嘗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中國傳統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為第一位，以經濟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終目的是傳宗接代，生兒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須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禮、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會所承認。“父母之命”封建包辦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親長掌握卑幼的主婚權是法律明文規定。
男女戀愛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終身幸福的權利。但這一主動權卻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兒女沒有主動權，只能在被動地去接受。男女雙方的結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雙方沒有接觸和了解，就結合在了一起，這種不帶感情的婚姻對男女之間和家庭生活的和諧是非常不利的，最終釀造了太多的悲劇。
同時，這種“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辦婚姻、買賣姻、交換婚姻、贅婿婚姻、童養媳婚姻的盛行。
四、“門當戶對”及妻、妾婚姻程序上的差異。
“門當戶對”為古代婚姻的重要習俗，后來這一制度演變發展為了“良賤不婚”。“良賤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級社會，身家清白的良民不與從事賤業或戶籍上被編為“賤籍”的人通婚的。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納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認妻的地位，必須經過“六禮”的程序娶進門的才為妻，所以叫做“娶妻”，納妾的形式等同于買賣交易。所謂“六禮”是指：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至此，婚禮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終成立。
無論是“門當戶對”也好，還是結婚的程序的進行，都有明顯的等級之分，這樣就很大一部分約束了男女雙方的自由結合，同時也讓社會停滯不前。
五、婚姻解除的決定權的歸屬。
中國古代婚姻關系的本質精髓所在，即為“倫理”。它是作為一種社會風氣習俗以及道德觀念而存在。在講究婦女得從一而終的封建社會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單方面的，即為“出妻”。
丈夫離婚要求離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條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執行“七出”也不需經過官府的判決。相反，妻妾卻沒有單方面解除婚姻的權利。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婦女在婚姻中是沒有自、沒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權利，只能順從這種婚姻制度的擺布。而且所謂的“七出”條件也是很容易滿足的，這樣就給了男方拋棄女方開了方便之門。而在唐朝，還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即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還他志”，處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從中可以看出封建婦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動者，受害者。
六、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會里，這一制度不但沒有給男女雙方帶來結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剝奪他們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獨立的枷鎖。這種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倫理和禮法，附屬于封建體制，所以到清末特別是后，隨著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體制的倒塌，很多中國青年男女從中解脫出來，特別是中國婦女，在男女平等的時代背景之下，她們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權利。中國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雖然它已遠去，但我們仍能從這一制度中窺探古代風俗習慣、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通過歷史的反思，可以讓我們對現在中國特有的婚姻現象找到歷史的痕跡。
參考文獻：
［1］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商務印書館。1929.
關鍵字：傳統文化；基石；積極；負面
一、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最為主要的文化，同時也是我們先輩們經過長期的生活經歷積累下來的歷史遺產。其不僅僅記錄下了中華民族文明以及文化演化的歷史，同時世代相傳下來的還有思維方式、道德觀念、行為規范、風俗習慣，其有良好的遺傳性，一直影響著中國人行為方式和思維觀念，為當前中國的各類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歷史基礎和客觀依據，其對于中國社會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積極影響
2.1增強民族自信心
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不僅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而存在，它同時也代表著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中華民族的形象與精神標志。因此，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尤其是青年一代應當樹立起尊重傳統文化的理念，不僅要學習傳統文化知識，還要懂得中華傳統的民俗與習慣，對民族的歷史及現實有所了解，對民族的精神利益與精神實質有所了解。只有有效而科學的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能夠更好推動民族發展。
2.2構建良好民族心理
通常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社會理想以及王朝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系，任何一部老書、一部文學經典都能夠將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啟示人們的生活、驗證人們的為人處世經驗、撫慰心靈、開拓眼界、提升品位，對良好民族心理構造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2.3提升國家綜合實力
構成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軟實力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它是民族凝聚力及創造力的關鍵，一個國家的復興離不開文化的支撐，而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礎與血脈，在漫長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中形成符合時代特點的中華文化，并成為了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基礎與首要資源。通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華傳統文化能夠與時代、國家以及人民生活相聯系、相適應，實現了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是當前提升綜合國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精神資源。
2.4建設現代文明社會
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的準則，影響了世世代代中華兒女的生活與行為，其在人格追求上也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儒家修身理論在思想與教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一系列的儒家思想與精神激勵了無數政治家、思想家以及科學家的奮勇前進，正因為如此才有社會的不斷發展與前進。時至今日，它的現實意義依然不可忽視，需要我們對我國傳統文化進行充分挖掘，使當代德育理論得到豐富，在不斷推陳出新的基礎上使國家持續昌盛，為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提供好支撐的基本條件。
三、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消極影響
3.1“尊官貴長”傳統的負面影響
我國由于長期受到封建的影響，使得相應的封建專制思想對于人民個性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壓抑與束縛。同時，家長制帶來的尊官貴長觀念嚴重阻礙了人們向民主生活邁進的步伐，是封建專制主義權威傳統的重要表現。只要有人當了官或做了長，那么不管其政績怎樣都會受到尊重，時至今日，一些地方及單位，個別的鄉村干部仍然存在這樣的思想觀念，嚴重影響干部群眾關系以及黨與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須對傳統文化進行法治化與民主化的改造。
3.2人治傳統的負面影響
人治傳統是我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該觀念認為政治好壞完全在于為政之人的品格與道德，所以當時大多把希望寄托于人而非制度之上，并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在當今生活中，這種價值觀念仍然存在，諸如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等現象都是其的具體反映，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傳統價值觀念才能將法制制度從根本上實施起來。
3.3重農抑商的負面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演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影響也十分深遠，但今天我們是以工業文明為特征的商品經濟，求利和競爭方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與傳統重農抑商價值觀念相對立，因此，該觀念的深遠影響嚴重阻礙了當前商品經濟和現代化發展的腳步。
3.4因循守舊傳統的負面影響
幾千年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成了一種因遁守舊、不思進取的習慣，這與當前不斷創造與革新的時代精神相對立，與當前創立創新型國家的形式與要求相沖突。所以，應當批判的接受傳統文化，揚棄局限、合理改造，實現民族文化的新發展。
關鍵詞：中國；傳統；人本觀
中圖分類號：B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6-0235-02
所謂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強調發展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應當說，作為否定神本主義的一種理念，以人為本由來已久，一直指導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然而，人是以個體、群體和類的形式存在的，在以什么樣的以人為本和如何以人為本的問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看法，形成多種多樣的人本觀。中國傳統的人本觀是把人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系中來考察，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個體道德境界的提升，寄托于整體關系的良性互動。它注重人倫關系，強調社會整體價值至上。中國傳統的人本觀，在人類人本思想發展中具有獨特價值，對人類文明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中國傳統的人本觀是中華文明發展的產物。西周以后，人本主義始終處于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強調“人為萬物之靈”（《書?泰誓上》）、“天地之性人為貴”（《漢書?董仲舒傳》）“人者，天地之心也” （《禮記，禮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春秋繁露》）。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嬗變，中國古代各種哲學派別、文化思潮關注的焦點以及整個中國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始終圍繞著人生價值目標的揭示、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展開。儒家學說的核心是“人”，道家講“道”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在以人為本的問題上，儒道的區別只是在于：前者側重于社會關系中的“人”，后者側重于自然關系中的“人”。兩者的共同之處是把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放在現實和今世，而不是置于彼岸和來生。道家求超脫的人生哲學，具有出世的隱者情懷，從異于儒家的那個方面補充、鞏固了中國文化那種沒有宗教色彩的、在現實中實現人生價值的生活態度，使得中國文化建構的人生理想，能夠滿足人們精神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多樣和變異的要求。儒家最注重社會人生問題，具有明顯的入世情懷。孔子雖然承認天命，但對鬼神卻采取存疑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1]。儒家的人本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廣泛認同和創造性發展，特別是宋明理學極力倡導并躬行人本主義。宋明理學三個主要派別，即以張載為代表的氣本論、以朱熹為代表的理本論、以陸九淵和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本論，盡管有種種不同，但都反對靈魂不滅論，否認鬼神的存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精神生活的價值，強調道德理性對個人境界提升和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當然，儒家的人本主義是以倫常宗法為本位，將每個人置于五倫和宗法政治關系網絡中，強調每個人都要依據與這個“網絡”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在社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履行一定的義務，彼此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轉，實現各自的人生價值目標。這種倫理性的人本觀一直處于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指導著中國數千年發展的實踐。
第二，中國傳統的人本觀是中國封建社會關系本質特征的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是封建地主所有制，而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基礎則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以個體自主勞動經營和生產資料個體私人占有為基礎的、生產經營規模狹小的、分散的生產方式。小生產者力量弱小、孤立分散，無力抵御天災人禍。他們渴望有一種超越每個個體小農之上的社會整合力量來將眾多分散的小農組織、聚合起來，興修水利以抵御自然災害；建立軍事防衛體系以抵御外敵入侵；平均不均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調適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為農民小生產者的生存和安全提供保護機制，賜給小農以溫飽 [1]。這種對社會群體的依賴，必然使家庭、家族、國家等社會群體的價值遠遠高于個體價值。而倫常關系則是維系社會群體的最重要因素，這就使得倫理主義得到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同。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是宗法等級制。宗法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人倫關系，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上通過人們的情感信念來處理的關系。倫理主義人本觀是宗法社會政治結構的必然要求。中國是在血緣紐帶解體不充分的情況下步入階級社會的，從而形成獨特的宗法制。西周時期開始“行封建，立宗法”，此后，宗法制一直是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與宗法制相聯系，血親意識，即“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觀念構成社會意識的軸心，而且其形態愈益精密化。經過歷代統治者和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親意識有的轉化為法律條文，更多的是形成宗法式的倫理道德，長久地左右人們的社會心理和行為規范。社會心理方面，中國人對血緣關系格外注重，懷有濃烈的“孝親情感”，孝道被視為一切道德規范的核心和母體，忠君、敬長、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重人倫是宗法制的基本要求，倫理性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國文化所講的“人”，主要是倫理關系中的人，特別重視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個人的權利則顯得不那么重要。倫理主義人本觀反映了宗法制的要求，也符合君主專制的要求。君主專制是君主主宰一切，擁有無限權力，臣民只能絕對服從，沒有個人的民利。倫理主義強調個人責任和義務，有利于君主實施統治。簡言之，中國傳統的人本觀是中國封建社會關系本質特征的反映。
第三，中國傳統的人本觀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但也具有歷史局限性和消極影響。中國傳統的人本觀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推動中華道德文明的發展。倫理主義人本觀重視人倫關系，中華道德文明正是對人倫關系構筑的成果。《尚書?皋陶謨》把人的美德概括為九項：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子建構起第一個完整的道德規范體系。他以知、仁、勇為三達德，提出禮、孝、悌、忠、恕、恭、寬、信、敏、惠、溫、良、儉、讓、誠、敬、慈、剛、毅、直等一系列德目。孟子以仁、義、禮、智為四基德，將它擴展為“五倫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管仲提出禮、義、廉、恥。董仲舒以后，“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成為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這種完備的道德規范體系，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獨特貢獻。二是綱常倫理觀念如同一具龐大的、嚴密的“思考濾清器”，阻擋、淡化了宗教精神對國民意識的滲透，使得多數炎黃子孫不致成為“六親不認”、“無君無父”的宗教狂徒。它以道德教育代替，用道德自覺抵制宗教強制，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三是它鍛造出的中華傳統美德，即仁愛孝悌、謙和好禮、誠信知報、精忠愛國、克己奉公、修己慎獨、見利思義、勤儉廉正、篤實寬厚、勇毅力行，在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它在價值意義上形成了中華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魂。四是倫理性所產生的親和力，至大至強至深。這種親和力是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越地域、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使中國文化顯示出明顯的情感性。這種親和力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紐帶，是炎黃子孫保持文化認同的基礎。五是強調社會群體價值至上，對培養中國人的大局意識、整體觀念，特別是愛國主義精神有重大作用。愛國是愛親愛家愛家鄉情感的升華。宗法制下的倫理主義將家國聯為一體，愛親愛家愛家鄉的情感必然發展成為一種捍衛民族尊嚴、維護祖國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國，愛祖國、愛民族歷來被看做是“大節”。當國家和民族處于危亡之際，各族人民都起來“保家衛國”，不惜以身殉國。中華民族之所以多次面臨危機而不亡國，與這種愛國主義有直接關系。以上五個方面是倫理主義人本觀在指導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中發揮出的歷史作用。
中國傳統的人本觀中的許多思想具有超越中國封建社會局限性的永恒價值，對當代中國發展仍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如中華傳統美德，是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極為重要的源頭活水。當然，中國傳統的人本觀的歷史局限性和消極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方面，當中國封建社會處于沒落時期，它起到了維護封建制的作用，延緩了歷史發展。另一方面，它重人倫輕自然、重群體輕個體，片面強調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忽視個人權利，嚴重壓抑了個性，否定了個體獨立價值，限制了人的獨創性和自我奮斗精神。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人本觀所重視的“整體”，只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整體，人民群眾的權利是得不到保障的。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就是彩陶，它的出現與使用使人類的生活豐富多彩起來。先民們將他們對自然界和世界的觀察、愛好和心理活動等作為裝飾紋樣運用到彩陶中，充分顯示了他們對美的向往和智慧。新石器時代的紋樣以簡潔、概括、充滿活力為特征，總體來說，彩陶紋樣多以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旋渦紋、幾何紋為代表。我們從現有資料上習見的動物紋主要有魚紋、蛙紋、烏紋。這一時期的紋樣與當時人們農業勞動生活和漁獵生活有緊密的聯系。有許多動物紋樣是彩陶上的主要紋樣，也有少數是輔助紋樣。植物紋樣以寫實手法無骨法構成，隨意刻畫，有的像樹葉，有的像小草，還有的像花瓣。人物紋樣動態優美，形象概括。幾何紋樣既是早期陶器中編織物紋印以及漁網、水渦、樹葉等圖案的延續和變化，也是原始人內心音樂涌動和對視覺美感的精神文化追求的表現。原始社會的人們把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可視對象表現在陶器上面或者刻畫在山巖上面，形成了新石器時代莊重大方、自然協調的傳統紋樣。
二、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裝飾紋樣
夏商周時期，又被稱為青銅器時期。夏商周時期的傳統紋樣主要表現在青銅器上面，并以商周青銅藝術作為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代表。商周青銅器藝術是繼新石器時代彩陶藝術之后美術史上出現的第二個，這一時期的裝飾紋樣不再是新石器時代那種淳樸、快樂的風格，而是走向了具有宗教性質和神話色彩的世界，變得恐怖兇猛、威嚴肅穆。青銅器時期的紋樣內容以動物紋樣和幾何紋樣較為常見。這段時間通過人們對自然界中一些動物的認識和主觀加工，產生了一種神秘的、幻想的、恐怖的動物紋樣。其中青銅器比較典型的裝飾紋樣有饕餮紋、夔龍紋、鳳鳥紋。幾何紋樣比較典型的有方格紋、雷紋、云紋、旋渦紋。在早期，這些裝飾紋樣和圖案顯示出一種神秘、肅穆、威嚴的氣氛，凸顯和映射出這一時代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背景，反映了這一時期古人對圖騰的崇拜與信仰。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裝飾紋樣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交替時期，奴隸體制已日趨瓦解，人文思想活躍，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社會思潮與文化也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地步。政治體制的變更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分工越來越細，工藝制作、器物造型、裝飾造型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生活方式也隨之得到了改進。這個時期的裝飾紋樣不再像夏商周青銅器裝飾紋樣那樣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質，不再具有恐怖兇猛、威嚴肅穆的藝術風格，裝飾風格日漸活躍起來；裝飾內容不再是兇狠、神秘的怪獸，從描寫“神”轉向人，反映現實生活場景，越來越親近自然和生活，并且把自然中的動物和生活中的場景運用于不同的裝飾中，開始將敘事畫作為裝飾；構圖方式也改變了原來嚴肅對稱的結構，變得活潑。
四、秦漢時期的裝飾紋樣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統一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制度逐步完善，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國家逐漸強大起來。秦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佛教是對中國影響很大的外來宗教，其提倡今生忍受痛苦，虔誠信佛，轉生來世得到幸福。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以“道”為最高信仰，主張修身養性，以求得道成仙。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使得傳統紋樣的運用范圍越來越廣。傳統紋樣的應用不局限于青銅器、建筑上面，在畫像石、畫像磚、瓦當、壁畫中也有大量的紋樣，豐富的吉祥紋樣也在此時開始出現。這一時期建筑裝飾業也大大地發展了．出現了許多新的面貌，如畫像石、畫像磚、瓦當，其裝飾內容有紡織、耕作、宴樂、狩獵、雜技等，其造型、布局、工藝制作都是空前的，形成了漢代渾厚、宏大的裝飾風格，代表了這一時期的藝術水平。
五、魏晉南北朝的裝飾紋樣
東漢末年，三國鼎立，這一時期政治動亂不堪，常年的戰爭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農業的發展都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文化發展也處于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南北朝時期，佛教被統治者接納并尊崇，長期成為中國的主流宗教。佛教的興盛促進了文化、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使得藝術領域的發展也有了新的力量。此外，佛教還大大促進了古代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交融。古代印度、中亞的雕刻技術、繪畫風格、建筑藝術傳入我國，使得我國的石窟、佛像、壁畫、建筑、雕塑都有了空前的發展。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浮雕彩繪等裝飾紋樣，其造型有飛天、仙女、祥禽瑞獸；植物紋樣也有了新的發展，蓮花紋、忍冬紋開始發展和盛行，成為佛教藝術的主流裝飾題材。蓮花作為佛教的標志，是凈土、純潔的象征。忍冬冬天不凋謝，也被廣泛用在佛教上，比喻靈魂的永生和輪回。
六、唐代的裝飾紋樣
唐代各個民族相互融合，中外文化相互交流，是封建社會大發展、大一統的時期，人民安居樂業，經濟快速發展，文化異常活躍。頻繁的國際交流對我國當時的裝飾內容、風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人們從歷代裝飾紋樣的積累中也獲得了豐富的經驗。由于思想解放、博采眾長，唐代的裝飾藝術更加豐富、富麗、華貴。在裝飾題材方面，以各種花草為主的植物紋樣和祥禽瑞獸紋樣是主要裝飾內容。在唐代，植物紋樣開始發揮主體裝飾作人文研究ARTEDUCA下1oNRESEARCH用。唐代的花卉裝飾紋樣類型多樣，創造了舉世聞名的唐三彩及寶相花、折枝花、卷草及團花紋樣。烏獸等動物在裝飾中成為輔助形象，隱藏在植物中作為輔助紋樣，或者植物紋樣和動物紋樣穿插組合，開創了唐代豐富、肥碩、濃郁、艷麗、富貴的藝術風格。
七、宋元時期的裝飾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