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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最低工資；就業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實行最低工資法迄今已有13年時間，但反對實行最低工資的呼聲卻一直存在。張五常(2002)就對我國實施最低工資制度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它降低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破壞工商業分紅制度，因此雖然最低工資意圖維護低收入者，但結果卻使得這些下層工人找不到工作。薛兆豐(2004)也認為最低工資法不可取。理由是，市場供求是勞動力價格的唯一決定因素。政府強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競爭力削弱、勞動力大量失業等惡果。因而最低工資的規定要么得不到真正嚴格的執行，有等于無；要么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平新喬(2005)則指出，我國尚有65％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在當前農民收入低的情況下，他們會接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從而使最低工資制度形同虛設。而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會提高民營企業用工的實際成本與違約成本，客觀上削弱城鎮就業量。顯然，學者們反對實行最低工資的一個主要理由為，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失業增加。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都是以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為假設前提。然而，就我國現實而言，最低工資就業效應涉及的對象主要是那些以農民工為主體的低技能勞動者，這無疑是一個典型的買方壟斷市場，顯然與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這一理論前提相悖，由此也使得我們對我國最低工資就業負效應的結論提出質疑。那么，在當前勞動力市場壟斷情況下，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對我國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文運用經濟學理論，探討了買方壟斷下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就上海市最低工資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
二、已有的研究
國外早在19世紀末就開始了最低工資就業效應的研究，基本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最低工資增長會引起低工資工人就業的減少。George(1946)提出了失業效應模型，認為最低工資政策是對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干預，不僅減輕不了貧困，而且還扭曲了資源配置，并且最低工資高于勞動力市場均衡工資，會導致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從而使失業人數增加。Neumark(1999)利用時間序列方法對1975―1997年6個OECD國家進行了分析。結論是最低工資增長會減少青年人的就業，國與國之間最低工資的就業負效應的表現有所不同，最低工資增長的就業負效應如果長期存在，就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就業負效應。他們還發現，政府如果采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話，將會減小最低工資增長對于青年人就業的負效應。Abowd等(1999)研究了法國和美國最低工資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結果表明最低工資增長會引起就業減少。具體來說，法國最低工資每增長1％就會減少1.3％男性工人、1％女性工人的就業，美國最低工資每增加1％也會導致0.4％男性工人、1.6％女性工人的失業。第二種觀點認為沒有任何明顯證據證明最低工資增長會對低工資工人的就業產生負效應，有的人還提出了最低工資增長會增加就業。Card、Katz和Krueger(1993)對199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快餐業的就業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絕大部分德州快餐店沒有因為最低工資增加而減少就業。Krueger(1994)研究了波多黎各最低工資增長后的就業情況，認為最低工資就業負效應的有力證據是通過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得出來的，而最無力的證據來自于跨行業的分析。他通過跨行業的數據分析得出關于最低工資就業負效應的結論是不可靠的。
綜合起來，現有的關于最低工資就業效應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國家為對象，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不多。由于采取的方法和研究的時間段不同，學者們對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始終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從最低工資實施的實際情況來看，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較完善的國家，假設政府干預前的市場工資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最低工資也沒有對就業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三、分析框架――方壟斷勞動力市場
不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分為買方壟斷與賣方壟斷。買方壟斷條件下形成的工資較低，而賣方壟斷(工會壟斷)條件下形成的工資較高。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這里我們主要研究買方壟斷。所謂買方壟斷，就是指企業是大量勞動力的唯一買方。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買方壟斷通常表現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中。以我國為例，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勞動供給過剩，勞資雙方力量、談判和博弈能力高度傾斜，呈現出買方壟斷市場的典型特征。
顯然，買方壟斷的企業對工資有決定權。根據企業是否對勞動者實行工資歧視，可以將買方壟斷分為無歧視的買方壟斷(nondiscrimination monopsony)和完全歧視的買方壟斷(peffecdy discriminating mo-nopsony)。
1．無歧視的買方壟斷
對于無歧視的買方壟斷者來說，他在以較高工資，雇傭新勞動者的同時，必須給原有的勞動者漲工資，只。要他們的技能相同。否則會影響其勞動積極性的發揮。這樣，企業雇傭勞動者的邊際成本就會大于平均工資成本。
描述了無歧視勞動力買方壟斷下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其中，AC為企業平均工資成本，即勞動力供給曲線，MC為企業的邊際成本線，MBP為企業的邊際收益線。當廠商是無歧視的買方壟斷廠商時，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按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原則，企業雇傭的最佳勞動數量為Q點，支付的工資為Wo低于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均衡就業點Q及均衡工資水平W。
如果政府規定最低工資標準W，那么對于勞動者來說，工資為W時他們愿意提供的勞動供給為Q。對于企業來說，他們的邊際成本也相應發生變化。表現為：達到Q之前，邊際成本等于最低工資水平，呈水平狀；超過Q之后，邊際成本回復到原來的邊際成本曲線，呈向右上傾斜狀。此時，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企業的均衡點就會發生變化，雇傭數量達到Q，大于沒有實行最低工資法時的雇傭數量Q，增加量為(Q1-QO)。
從理論上講，恰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應在WO至W之間，而不能高于W點，否則會增加失業如在W2點，就有(Q2-Q1)數量的工人失業。最好的結果是制訂的最低工資標準等于W，這時的工資和就業量與完全競爭的工資與就業量完全一致，即依靠政府的干預消除了勞動力市場上的壟斷。當然，這一
最優結果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實行。
2．完全歧視的買方壟斷
完全歧視的買方壟斷，指企業開始雇傭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較低，隨著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勞動力供給量的不足，企業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來吸引新的勞動者，但企業原有勞動者的工資不變，仍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此時，勞動力供給曲線與企業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成本線及平均工資成本線三線合一。
在沒有最低工資情況下，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為Q，與完全競爭情況相同，但工資較低，只有最后一個工人可以得到W。如果實行最低工資，雇傭的邊際成本線同樣發生變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水平的最低工資，第二部分是重新回到原勞動力供給曲線。盡管均衡點仍為原來的均衡點，雇傭數量仍為Q，但工資支付發生了變化。在最低工資之前雇傭的勞動者統一得到最低工資，之后雇傭的勞動者存在工資歧視，企業必須支付更高的工資。也就是說，在完全歧視下，最低工資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但對就業沒有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在無歧視買方壟斷情況下，實行最低工資可以增加就業，使就業保持或接近于均衡就業點；在完全歧視的買方壟斷條件下，實行最低工資對就業沒有影響。
四、實證分析
國外關于最低工資就業效應的實證分析通常是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不變，對就業與最低工資及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本文也將沿用這一模型對上海市進行實證分析。鑒于最低工資的實行主要影響低工資、低技能的勞動者就業，具體到我國，它主要是指以農民工為主體的低端勞動力，因此我們將解釋變量鎖定為農民工就業。具體模型如下：
函數關系為：L＝F(MW，GDP)
估計方程為：LN(L)＝CO＋G1EN(MW)＋C2LN(GDP)＋6
其中，L為上海市農民工就業量，MW為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GDP為上海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C1、C2分別表示最低工資及GDP對農民工就業的彈性，e為期望為零的隨機誤差項。農民工及GDP數據來自各期上海市統計年鑒。其中關于農民工，目前我國在統計上尚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也缺少準確的統計數字。我們將它粗略定義為城鎮從業人員與城鎮職工之差。我們認為這不會影響分析結果。最低工資標準數據來自上海市勞動與社會保障網。論文數據的時間長度為1993―2005年。為了保證跨年度數據的可比性及消除變量數據的波動性，我們根據1990年不變價對相關分析數據進行了縮減處理和對數變換。
1．靜態回歸分析
我們通過考察MW、GDP的偏相關系數來具體確定它們對農民工就業的作用方向。對上述估計方程作OLS回歸。從估計結果來看，回歸方程的判定系數R＝0.935，F值為65.138，但D?W值只有0.814，反映方程的殘差序列存在相關，這會導致參數估計無效。為此，必須消除序列相關。差分法雖然能較好地克服序列相關，但該方法得到的方程往往存在擬合不佳的缺點，因此我們考慮采用Cochrane―Qreutt迭代法。對處理后的模型檢驗，發現殘差項已無自相關，也不存在異方差，表明該模型優于原模型。根據模型結果可知，從長期來看，除了預期中的GDP對農民工的就業有正作用外，最低工資對農民工的就業同樣也為正作用，變量系數為0.377，說明最低工資標準每提高1％，農民工就業將增加0.377％。
為了進一步驗證最低工資與農民工就業的關系，我們對變量序列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由檢驗結果(表2)可知，最低工資標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是農民工就業的格蘭杰原因。另外，GDP即使在10％水平上也不是農民工就業的格蘭杰原因。一個解釋是，在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制度障礙，尤其是戶籍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這無疑會大大削弱GDP與農民工就業之間的因果關系。
2．向量自回歸分析
在考察最低工資對就業長期影響的動態分析方面，我們選定非結構化的VAR(向量自回歸)模型。模型的具體形式為：
這里，Uit-N，變量的滯后期為2。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變量相互之間的內在結構關系得到較好反映。農民工數量變化主要受其自身滯后變量LN(L)t-1、最低工資滯后變量LN(MW)t-2，的影響，回歸系數分別為0.833和1.128，受GDP滯后變量LN(GDP)。的影響較小，系數僅為0.148。三變量中，最低工資滯后變量LN(MW)t-1的影響最大，反映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最低工資較敏感，與前面分析結果基本一致。下面給出模型估計結果：
五、簡單的結論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分割，還表現在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1949－1978年，以現價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到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間，我國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西部增長速度為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1個百分點。使一度縮小的地區差距又呈拉大之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978年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東部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絕對收入差距則從西部高于東部的11元變為東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有關，市場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衡區域間的工資水平差異以及相應的收入差異。歸根到底，在于東西部地區間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不拘泥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性、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力流動、勞動者就業以及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分割學派，并被確認為勞動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參考文獻：
1科斯．契約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影響因素；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目前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處于初級形態，還存在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將結合已有研究，著力以勞動力流動與市場分割為視角，進一步總結分析此視角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由于人口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技術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及城鄉差距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健全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勞動力流動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機制這一影響勞動力市場完善的重要機制尤為重要。
一、勞動力流動選擇
勞動力流動作為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普遍現實狀況，是調節行業、地區間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形式。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正是勞動力的持續流動，使得勞動力市場趨于均衡。不過通過實踐與研究表明，現實中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存在，勞動力流動一般難達到市場均衡。一些學者也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流動做了深入研究。
1.戶籍制度
“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關鍵體現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戶籍制度與一系列政策相聯系，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外來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在行業進入、工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這些外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眾多學者也從戶籍制度研究了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總結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包括四類不同戶籍特征的勞動力群體：本地非農業戶籍、本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和外地農業戶籍勞動力。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在上述四種戶籍特征的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逐次上升，而失業率則逐次下降。可見，戶籍特征對勞動適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狀態具有顯著影響。李駿、顧燕峰（2011）則直接指出，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相比，包括本市農業戶籍、外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等在內的其它戶籍特征都易于使勞動適齡人口處于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狀態，戶籍身份的差異確實對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力市場狀態產生了顯著影響。“戶籍制度更體現了社會地位存在嚴重的身份歧視。”②
2.產業結構演變
部分學者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解釋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產業結構流動的矛盾與問題。姚先國、張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國和六省市的產業結構變遷規律，勞動力產業間流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工農兩大產業之間，中西部與沿海城市差距較大。從總的就業流動調整思路來看，產業結構變動仍是影響就業流動變遷的最終因素，因而仍需要堅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的核心方針。
另外，部分學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動性問題。例如楊云彥、陳金永（2007）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說：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的收入決定存在明顯的分層，戶口登記狀況和單位性質等對勞動力的收入（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種分層對城市勞動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作用，同時也意味著外來勞動力將隨勞動力市場的愈漸開放，對本地勞動力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我國四五十年代，有關勞動力市場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和政策選擇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上，至60年代，這一傳統受到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挑戰。如何看待我國在轉型時期下勞動力市場分割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點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對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為代表的學者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他們以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為基礎探討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主要觀點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地域分割影響要素配置效率，隨之產生的效率差異則是導致我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改革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態勢是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改革以來則受到城市利益集團的施壓影響得以維持，其中戶籍制度就是關鍵所在。
第二，許多學者則直接從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賴德勝（2009）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演變，而李建民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聶盛（2004）用實證結果驗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從所有制分割向行業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學者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除體制性原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如勞動者稟賦等差異。其指出可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正規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即認為在沒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場自身運作也會產生的分割。目前中國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趨勢，其存在和發展對加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彈性，討論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走向及發展條件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因此，結合各學者觀點，從勞動力流動與分割機制上思考，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是綜合了“內部―外部”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體闡述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特征，從勞動權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特殊的“城鄉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注釋：
①蔣倩，孫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經濟縱橫》，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戶籍就業人口的收入差異”，《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參考文獻：
[1]李駿，顧燕峰.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戶籍分層.社會學研究，2011（2）.
[2]張原.職業―產業結構與地區就業結構轉型.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7）.
[3]蔡，都陽.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9）.
[4]賴德勝.制度變遷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暨南大學，2009.
論文關鍵詞：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就業
充分就業是一個國家經濟政策重要目標之一，失業不但導致了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對社會穩定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長時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源于較高的交易成本和低下的交易效率，包括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壟斷等因素。高交易成本也使得勞動者收入差距長期存在而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減少，這在一定程度為二元經濟的產生提供了制度保護，嚴重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
目前高失業率是困擾政府和民眾的一大難題，很難找到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本文文的基本觀點是：失業率的高低與人口規模無關，導致高失業率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交易成本，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失業問題，必須從制度上做一定的變革，完善各項法律制度，減少壟斷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商品市場等市場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勞動力市場低的交易效率是與制度、體制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提高交易效率的關鍵在于做出一些制度和體制上的轉變。文章第一部分是對現有的經濟理論對有關勞動力市場和失業理論的回顧和評述，第二部分是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和失業原因的分析，第三部分是一些對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政策建議。
一、交易成本與市場發展
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和市場性因素在決定工資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認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將消除各行業勞動力報酬的差別并且實現充分就業，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被假設為零或視為已定，因此得出國家應該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的主張，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失業、工資差別和歧視等現象而受到其他學派的攻擊和責難。這種狀況在凱恩斯之后得到改善，凱恩斯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的方式解決失業問題，但從經驗來看，通過國家干預來解決失業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的效果不是很好。制度學派認為制度因素和社會因素會分割勞動力市場，形成非競爭群體，從而阻止了勞動力在各個行業之間的流動，因此，市場因素并不能發揮像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那么重要的作用。
制度學派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就是制度成本，是人們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可以簡單的將其定義為一個人的經濟中沒有的成本，具體的交易成本可以分為以下幾點：一是要完成商品的交易，需要將商品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這個過程就會發生一定的運輸成本；二是由于個人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每個人在交易中總是想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因此可能采取欺騙其他人的方式來為自己獲取更大的利益；三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獲得有關交易的信息需要成本，包括需要時間去獲得自己要購買的商品或勞務的信息，對獲得信息的處理所花費的精力。第一種交易成本是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一個地區的區域位置相關的，而后兩種交易成本與制度有關，制度的優劣決定了這兩種交易成本的大小。
個人在決定進行一項交易時，考慮的是這項交易給自己帶來的預期收益和成本，制度的設計可以改預期收益和成本。不同的制度完成同樣的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總是相同的，好的制度可以減少人們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使雙方能夠獲益的交易活動增加，而差的制度由于個人機會主義行為不能得到懲罰而出現人們行為短期化的現象，從而增加了交易活動。交易活動的減少使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水平難以得到提高，從而使失業、二元經濟的現象長時間的存在。
制度對就業的另一個影響表現在制度性因素導致了勞動力在各個行業間難于流動從而人為的將勞動力市場進行了分割，從而導致了這種體制下勞動力市場的兩個特點：一是勞動力市場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在勞動報酬上有很大的差距，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大量存在；二是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要從勞動報酬低的行業流向勞動報酬高的行業有很大的難度。
在勞動力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決定一個企業和單位對勞動力需求數量的已經不僅僅是勞動的邊際收益。Doringer.p和M.piore(1971)提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為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一級市場工資福利待遇高，工作條件好而且工作穩定，有很多晉升、培訓和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流動性低，而二級市場工資福利低，工作條件差，勞動力流動性比較高。
楊小凱（2000）認為短期的供給與需求失衡是社會分工協調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短期的失業是專業化和社會分工中難以避免的，這是由于社會分工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可以通過制度創新的方法減少這種協調失靈的可能性。楊小凱利用超邊際分析描述了交易成本與市場發展的關系，專業化能夠給個人帶來規模報酬所創造的收益，但個人將為專業化付出交易成本，個人將選擇最優的專業化水平。若每次交易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很大，則社會分工很難擴大，市場交易少，相反，若每次交易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小，則人們從專業化中得到的收益較大，個人專業化程度增加，市場范圍得以擴大。楊小凱利用超邊際分析演示了經濟從自給自足向專業化發展的過程，楊小凱批評了需求不足論，認為不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失業的問題在于制度成本過高。
二、高額的交易成本導致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雙重萎縮
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經濟體的兩個方面，所謂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其實只講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也必然是治標不治本。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我國的失業是由于人口基數過大，然而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人口多一方面意味著需要提供的就業崗位多，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有更大的需求市場。我國高失業率的主要原因在于高交易成本減少了市場交易量，制約了市場的自由發展。
1、高交易成本使我國難于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我國的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力在競爭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城市人口能夠享受各種比城市和鄉村里的務工人員高得多的福利，還存在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勞動力在地區之間流動的情況，使得價格在調節資源的流動中發揮不了作用，勞動力稀缺的部門不能通過人口的自由流動來增加供給，行政方式保護了稀缺的長期存在。
中國目前農業人口占人口的大部分，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在人口能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勞動力在各個部門之間的流動將使勞動力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收入低的行業和地區的人口和勞動力將向收入高的行業和地區流動，人口的自由流動將改變各種產品的供給量從而改變各種產品的比價，產品價格的改變將改變各個行業勞動者的收入，低收入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產品價格的提高而提高。
由于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和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的狀況，勞動力的提供者在交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他們的權利和利益很難得到很好的保護。各個部門之間預期收益的差距，勞動者做出在哪個行業就業要考慮各個行業的預期收入。勞動者要在各個部門之間流動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尤其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教育，獲得相關的信息等，如果這種投入能夠帶來的收益是不值得的，勞動者就不愿意進行這種投入。因此在不同的制度下勞動者愿意對人力資本進行的投入是不同的，在體制好的地方，個人進行的投入容易得到回報，因此勞動者所愿意進行的投入數量就比較大，在體制差的地方，個人對人力資本進行的投入很難得到回報，因此進行的投資數量就比較低。
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使得高收入部門勞動力的短缺、缺乏競爭長期存在，低收入部門的勞動力供給長期過剩、競爭激烈的情況并存，同時也使得在對勞動力資源的投入小于該投入所能夠帶來的收益時個人不愿對教育等進行投入。
2、壟斷的存在影響了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
壟斷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由于行業存在規模經濟而造成的壟斷，二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通過控制供給數量造成的壟斷，由于政府可以從壟斷中獲得租金，因此存在很多利用行政力量限制競爭而導致的壟斷。
經濟學理論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將通過價格的高低來配置資源，當一個行業的工資水平高于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時，勞動力將流入這個行業，通過供給量的增加使得這個行業的工資水平降到與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相同的水平，而當一個部門工資水平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時，勞動力的流出將提高這個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當政府利用行政力量限制競爭或控制進入時，工資只是對完全競爭行業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有調節作用，在壟斷行業，工資對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發揮不了作用。
我國目前存在大量的壟斷行業，壟斷行業的存在給就業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是使得產品的供給數量小于完全競爭條件下產品的供給數量，產品的供給不足，壟斷的存在限制了勞動力進入這些部門，廠商為了獲得壟斷利潤，在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是就停止生產，導致了社會福利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和自由競爭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所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價格機制能夠保證勞動力流到其邊際收益率最高的地方，而在存在壟斷的情況下，決定資源配置的是掌權者的租金最大化，最優秀的人才往往不能被挑選在合適的崗位。
壟斷造成的第二個損失是由于一些行業的壟斷力量的存在，社會各部門資源的配置發生了扭曲。壟斷使得壟斷行業產品與非壟斷行業產品比價不合理，從二使得價格機制在配置資源使用效率中作用大大的被降低了，壟斷行業產品供給的不足使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瓶頸，某些產品長期的供給不足但這種不足又不能通過勞動力、資本的自由流動來消除，壟斷行業產品定價過高而其它行業價格過低，兩個部門勞動力報酬存在巨大的差距，兩部門之間勞動力流動性非常低，從非壟斷部門向壟斷部門轉移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致使壟斷部門缺乏競爭二非壟斷部門相比之下競爭過渡。
三、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我國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解決失業問題的效果都非常不是很理想，尤其從長期來看是如此。解決我國目前的就業問題，不能通過加大國家計劃、減少市場的方法，而是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增強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減少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象，促進勞動力市場的統一，增加勞動力在各個行業間的流動性。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比較低，法律制度還很不健全，經濟交易中的機會主義由于得不到很好的約束而使人們行為普遍短期化，過多的行政壟斷，這些因素都嚴重束縛了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
過多的勞動力供給并不必然導致高失業率，落后的制度和體制導致的高交易成本才是導致高失業率的根本原因，交易成本過高直接導致了社會分工范圍的減少，使市場得不到發展，各種資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優化組合，從而使一大部分沒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失業。
解決失業最重要的方法是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減少使得市場交易量增加，專業化和社會分工能夠得到更快的發展，因此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企業等各種經濟組織能夠更好的發展，從而勞動力的總需求得以擴大。交易效率的提高關鍵在于能夠在制度上作相應的調整，在市場競爭能夠發揮很好的配置資源的地方，應該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涉，同時，完善的法律制度對交易效率的提高是很重要的因素，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減少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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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制度經濟學,埃瑞克·G·菲呂薄頓、魯道夫·瑞切特,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教學模式；創新
一、《勞動經濟學》的學科定位及發展
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是研究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勞動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勞動作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范疇，它與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它不僅是人力資源管理和社會保障等學科的主要經濟學基礎，而且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強有力地支持著這些學科的發展。
勞動經濟學以及勞動與人力資本問題一直是國內外主流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問題，而且由于其研究問題涉及到最為復雜的經濟現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常有創新之舉，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不斷進步和完善。在我國，勞動經濟學興起相對較晚，理論界對勞動經濟學研究對象爭論頗多，很多教材為不失之偏頗，羅列了包括勞動力市場供求、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流動、勞動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在內的體系框架，并且其探討的應該是一般領域的問題，偏重于制度分析領域，側重對政府政策的解釋和對勞動關系的研究，忽視了深層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視邏輯演繹，忽視實證分析和計量分析，比如，在對我國失業、勞動力流動的分析上，側重政策分析和歷史經驗介紹，更像社會學而非經濟學。雖然后期也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模型，但總顯不足。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發展，勞動經濟學的很多問題便突破了一國的領域，如勞動力的國際流動，勞動力的國別歧視，勞動力的國際福利區別，使得勞動力在實現合理配置上更為復雜，為了從經濟學角度科學理解重要且復雜多變的勞動問題，這就需要勞動經濟學具備更寬泛的國際視野，在明確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后，結合現實發展趨勢準確定位，用科學適宜的研究方法，解決現實問題。
二、《勞動經濟學》教學中的突出問題
勞動經濟學是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核心專業課程，一般是在第三學年的第一學期開設，此時，學生已經完成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習《勞動經濟學》，要求將已經學過的供求規律、企業生產函數、邊際效用遞減等理論知識應用到勞動力市場諸多問題的分析中，并拓展有關失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市場分割、勞動力市場歧視等理論。但在實際本科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反映該課程的學習具有難度，教學效果很難達到預期，這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
1、教學內容龐雜，對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要求較高。
《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經濟學科，其研究內容涉及到勞動力市場和勞動者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是涉及到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和嚴謹的邏輯推理，比如講解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以及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行為時，具體到很多的數理推導公式，分析圖形等，這就對學生的經濟學基礎要求比較高，而這部分內容往往是學生的薄弱環節，多數有畏難情緒的學生對此便會失去學習的興趣，盡管抽象的理論知識無法在課堂上消化，但他們也不愿花時間在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對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們也不會主動尋求老師或者其他同學的幫助，只是流于被動的接受知識和死記硬背，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學習效果便大大地降低了。
2、教材內容陳舊。
我國的勞動經濟學教材的編寫大都參考國外的教材，引用較多的如美國伊蘭伯格的《現代勞動經濟學》。這類國外教材大都以國外的勞動力市場現象作為分析的對象，對我國在轉軌時期的勞動領域的各種問題關注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國經濟社會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且教材中大部分實證數據都來自于2000年以前的資料，多數教材偏重于介紹和證明，而疏于推理和例證。這就決定了勞動經濟學教學多是從理論到理論，教學和學習抽象而乏味，淡化了課程的現實魅力，不能很好的反映出勞動經濟學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動態，這也不能使學生很好的把握現代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潮流趨向、理解現代勞動經濟學者如何考察勞動經濟問題，無法掌握研究當前的勞動經濟問題所需具備的理論素養和分析工具。
三、《勞動經濟學》的教學創新思路
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發展較快的應用學科，一方面需要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應不斷更新勞動經濟學教學內容，了解該學科最新的發展動態和研究成果，有重點的補充介紹當代勞動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前沿問題。例如家庭產出與時間配置理論、勞動力市場尋訪理論、隱性合約理論、關于罷工問題的模型與實證分析、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利潤分享理論等內容。此外，在開展案例教學時，應注重勞動力市場運作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可在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時，讓學生到各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重點了解和獲取，勞動力市場的運作規律，以此引導學生關注學科發展，提高其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的能力。
提高勞動經濟學教學質量，更為重要的是采用適宜的教學方式。為此，建議采用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師生共同參與的協作式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教師首先要理清知識點與要領，重點講解難點與重點，同時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啟發學生的思路，鼓勵學生獨立思索，自主學習，引導學生在問題探究中不斷質疑和釋疑，自主解決問題，在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習掌握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且不斷深化對勞動經濟學原理的認識。具體的講：
【關鍵詞】 工資理論； 存量―流量模型； 激勵機制
【中圖分類號】 F0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1-0020-04
一、引言
對勞動力市場工資決定機制的探究一直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派以及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市場是工資的接受者，工資是在勞動力市場之外被決定。其中，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工資受勞動力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影響而獨立決定，勞動力市場上的需求是外生的，給定需求與工資水平，供給被內生決定、受需求的調節，認為在均衡之外不存在多余供給，勞動供求不能調節工資，工資調節著供給以迎合勞動的需求，即長期市場必然完全出清，市場零失業。而馬克思從生產領域出發解釋工資的獨立決定，認為工資由生產過程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與供求無關，批判地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失業理論，但認為勞動力供給并不受需求的調節，是自發獨立決定的，所以當勞動力供過于求時，多余的勞動力被解釋為相對過剩人口，由此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市場非出清的原因。但是，馬克思沒有給出勞動力供給獨立決定的原因，而且將失業引咎于資本主義制度機制，顯然理論與現實存在矛盾。
至此，新古典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勞動力的供給是由邊際生產力決定的，是內生的，假定勞動力是一種稀缺性資源而獨立供給，工資水平由最后一單位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形成于勞動力市場內。之后，劉易斯用古典經濟學生存工資理論完善克拉克無法解釋當邊際生產力遞減至零甚至負數時工資不為零的特殊性。馬歇爾提出均衡理論，認為勞動力供求決定均衡工資水平，工資于市場內生，反過來工資水平的不斷變化也可以促使勞動力供求均衡。所以從長期看，得出勞動力市場可以完全出清的結論。
然而，現實勞動力市場對新古典經濟的均衡理論提出了兩個挑戰：一是勞動力市場實際工資水平長期高于其出清工資水平，且具有向下的粘性，導致勞動力供求關系失去了對工資的調節功能；二是無論市場經濟是繁榮還是衰退，長期內都存在著大量的非自愿失業人群。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現實對勞動力市場工資的供求決定機制提出了質疑。
對此，凱恩斯在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同時，對新古典經濟模型中隱含假設價格可以隨供求變化而作出迅速反應，即價格具有浮動性提出了否定，引出工資粘性理論解釋了現實工資水平長期高于出清水平的緣由。當有效需求不足時，因勞動力存量市場工會力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名義工資在一段時間內存在粘性，導致流量市場上勞動力的需求量下降，而在此背景下，流量市場勞動力的意愿供給原則上只增不減，這些供給能否實現就業取決于廠商對勞動的意愿需求。顯然，當前者大于后者形成失業就是非自愿性失業，對符合當時社會經濟實情的非自愿失業現象作出了一種理論解析。
然而，凱恩斯學派一方面在勞動力存量市場上指出工資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流量市場用新古典經濟學供求均衡模型分析問題，造成了經驗事實與理論范式的沖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科學地解釋這一沖突。
二、文獻綜述
依據新古典學派原理解釋，只要勞動力市場完善、健全，市場一定可以形成使得勞動供求均衡的出清工資水平。然而現實勞動力市場之所以沒有形成出清工資水平，是因為市場化不健全。庇古給出現實市場出現失業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愿接受當前的工資水平，其被稱之為自愿失業，而因摩擦性因素出現的則稱之為摩擦性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古典經濟學理論，既強調了理論的實用性，也對現實情況做了新的解釋。新古典學家認同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從長期看勞恿κ諧×閌б檔墓鄣悖即在完全市場化前提下，市場能夠形成出清工資水平使得市場供求均衡。但是認為工資是內生的，將失業的緣由歸結于現實勞動力市場化不健全，造成了摩擦性失業，且是自愿的、短期的。顯然這一解釋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新古典理論與實際的矛盾。
確實，運用庇古市場化不健全觀點可以解釋部分現實現象。比如說，市場化學說對建成健全的工資決定機制影響深刻。劉俊和徐志強[1]指出要想實現這一機制就要使工資體系和結構隨市場化進程相同步，只有使得工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水平提高，才能建成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且通貨膨脹、勞動生產率以及失業率是重要影響因素。在城市化方面，張松林[2]指出在完全城市化進程中，市場化完善程度對勞動收入的占比負效應越來越弱，應以市場化來推進城市化，以加快城市發展建設。在收入分配方面，田衛民[3]、陳享光和李克歌[4]指出，正是因為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化程度不健全，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有了較大的分化。柴國俊[5]、賀光燁和吳曉剛[6]認為需要加大市場競爭才能改善性別歧視，因為隨著市場化的不斷完善，收入差距因性別差異而不斷擴大。
綜上，說明從市場化不健全角度出發，確實幫助人們更好地解釋了生活中的一些不規則常態。但仍舊無法解釋無論經濟實況如何都存在的大量失業，還是非自愿的，長期的。事實證明，即使在西方市場化水平已然很高的國家依然是失業與高工資水平并存的狀態，說明它們的市場還是非出清，所以現實與理論之間矛盾依舊突出。為了解釋這一現象，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對市場出清問題作了探究，點明了市場非出清的根源是名義工資粘性的存在，并提出了粘性工資理論，認為工資的決定與勞動力的供求無關。認為是市場內部失靈、有障礙，然而卻用工會力量、信息不及時等一系列市場外部原因來解釋為何供求機制對工資失去調節功能。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價格形成是由要素供給與需求相互作用構成均衡水平，即在廠商的生產函數里，要素供給與需求是自變量，價格是因變量。而在凱恩斯經濟學生產函數中，不僅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相互獨立，工資也與供求獨立，供給、需求和工資三者兩兩獨立，所以就出現市場非出清的一個常態，否定了供求關系對工資的影響。換句話說，凱恩斯也認為工資不是由供求機制所決定。
運用凱恩斯模型確實可以解析庇古非市場化論不能解釋的部分。例如，王藝明和蔡昌達[7]、楊慎可[8]利用凱恩斯模型分布證明了因成本渠道的存在會弱化貨幣政策效應和政府財政乘數效應，使得不同類型的政策所起作用差別較大。張四燦和張云[9]在凱恩斯黏性價格模型框架下，解釋了中國經濟波動出現的平穩化趨勢與企業預算約束硬化的不斷變化有關。在就業與失業方面，王君斌和王文甫[10]、郭春良和呂心陽[11]在動態凱恩斯主要視角下得出就業波動與非技術沖擊相關性不大，應留意市場非完全競爭因素。同樣視角下陳利鋒[12]發現“失業回滯”問題在中國的存在，解釋了我國失業表現出較強持續性的原因，指出失業的持續性及失業超調的幅度會因不同沖擊、不同勞動偏好等系數的不同而不同。
顯然，凱恩斯模型對市場出清假說作出了重要補充，對于解析現實高工資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有著重要貢獻，但是模型自身并沒有解析徹底而且只能解釋周期性的非自愿失業常態。之所以根據有效市場理論信息不能反映到勞動力供求關系上從而調節工資、工資也不能反過來調節供求關系，是因為工資本身就不在供求框架中形成。顯然凱恩斯理論存在經驗事實與理論范式的沖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科學地解釋這一沖突，并理解勞動力市場工資的決定機制。
三、經驗分析與模型構建
（一）經驗分析
研究發現，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都是在總量模型內分析價格（工資）與市場出清之間的關系，綜上所述，可以將前人就此發展脈絡概括為表1。
新古典模型隱含了一個對價格的假設，即價格（工資）可以隨著供求的變動作出快速的反應，所以得出無論是一般產品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總是可以長期出清且價格保持均衡的結論。然而，凱恩斯學派對工資具有浮動性或伸縮性提出了質疑，認為現實經濟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對稱性、不確定性，工資是剛性、粘性的。依據貨幣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將總量區分為流通量和非流通量，可以將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總量區分為流量與存量。基于存量―流量模型，凱恩斯在談論工資與市場出清時定義的工資內生其實與古典經濟學派、馬克思、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工資外生或內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內生于勞動力存量市場，后者是內生或外生于勞動力流量市場。
經驗事實證明，存量市場上的勞動者都是已就業人士，一般情況下，所關注的是工資水平，而流量市場上的勞動者都是求職者，所關注的卻是能否成功就業。所以，勞動力市場工資的形成與流量市場上的就業因素無關，只與存量市場上的非就業因素有關，也就與供求機制無關。在勞動力存量市場上，因勞動力具有一般產品所不具有的激勵特殊性，廠商會因為想要得到高效率產能而激勵勞動者努力工作，防止后者偷懶而只能獲取低效率的產能。然而，勞動者若工作努力，會存在一定的機會成本，所以存量市場上的勞動者努力工作程度取決于廠商所愿給予的激勵，即勞動力存量市場工資水平的變動由激勵機制所決定。
（二）模型構建
本文在徐泓等所用的ROSS激勵機制模型的基A上進行修正，構建存量市場員工工資水平與廠商利潤之間的函數關系。模型修正的研究思路為：（1）給出模型的基本假設和模型；（2）在前文基礎上，指出模型缺陷；（3）在分析的基礎上給出修正模型。
1.ROSS激勵機制模型。激勵機制采用線性法則，表示為w0=b+p×y，w0代表員工獲得的實際工資，b代表員工的基本工資，p代表員工參與廠商利潤的分成比例，y表示廠商利潤，即b×y等于員工的績效工資。
2.模型缺陷。基于w0=b+p×y，模型把員工實際工資表示為是廠商利潤一元函數關系，隨y的變動而變動。如果廠商的經營長期內虧損，即y長期為負并且數額足夠大，員工就面臨著要補給廠商一筆錢的可能性，從風險與利益的正相關關系角度來看，員工不僅不存在這個能力，也不會有這個意愿。此外，在最低工資標準（w*）的規定下，w0應不低于w*。
基于上述分析，修正的激勵機制模型應為：w0=max[w*，b+p×y]。如此修正，使得員工獲取的報酬與為廠商賺取的利潤水平相協調，使得廠商的激勵機制在風險和收益中運作，決定出存量市場勞動者工資水平。
基于現有理論分析，在一段時期內，基本工資報酬水平很難變動，假定保持不變，而績效工資報酬水平主要與勞動者的才能t、市場環境ε及努力工作程度e有關。t主要與其自身的學歷、工齡、性別等因素有關，ε亦非勞動者或廠商所能控制，故假定t、ε在一定時期內保持不變。而由于勞動力的激勵特殊性，員工越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的利潤分成越大，越可能付出更大程度的努力，兩者具有雙向傳導作用。勞動者選擇的e由廠商選擇提供的激勵程度所決定。即p=p（e），且？墜p/？墜e>0，？墜2p/？墜2e>0，意味著e越大，員工可能得到的利潤分成比例p就越高。但是，員工努力工作存在一定的機會成本，即c=c（e），且？墜c/？墜e>0，？墜2c/？墜2e>0，c（0）=0，即在員工不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其機會成本為零。
基于勞動力不同于一般產品所獨有的激勵特性，如果廠商在一開始就答應提供激勵給員工將很大程度上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使得e增大，主要體現在員工的心理滿足感這一非物質激勵層面上，用U1=U1[p（e）]代表員工因努力工作而被廠商給予的名譽、地位等一系列非物質激勵所得到的效用，用U3=U3[c（e）]代表員工因機會成本損失所減少的效用。
無論是員工是否能得到廠商的或口頭激勵或合同激勵，為了不被解雇，員工都在保證一定的工作效率并基于公司前輩們得到過激勵的經驗上，期望得到一定的激勵，雖然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用m（y）=p×y=p×y（e）表示員工可以得到激勵的確定性物質激勵等值。正如上文所述，在存量市場上的員工不再關心就業問題，所以有沒有得到廠商的激勵對員工來說是兩個不同層級的效用問題，假設沒有得到激勵，員工得到的物質報酬水平為w，其效用為U2（w），這樣得到激勵的員工獲物質報酬水平為w+m（y），效用變為U2[w+m（y）]，所以員工從廠商提供的激勵中得到的物質激勵效用為U2[w+m（y）]-U2（w）。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梳理經濟學有關工資理論的發展淵源，發現對勞動力市場工資決定機制的探究由來已久，雖然各有精彩但也都有不足，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貢獻基礎上展開研究，針對凱恩斯理論理論與范式之間的矛盾問題，通過構建勞動力市場存量―流量模型，得出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是在存量市場由激勵機制所決定的結論。
本文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區分了總量模型與存量―流量模型，科學地解釋了凱恩斯理論所遺留的經驗事實與理論范式之間的沖突。（2）基于存量―流量模型，解釋了勞動力存量市場工資水平的決定與供求機制無關，而是由勞動力所特有的激勵機制所決定。（3）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勞動力工資研究體系。目前，絕大多數就勞動力工資的研究還是局限于供求關系框架內，而且為簡化研究模型，往往并沒有區分存量與流量，而是在實際基礎上放大了流量的范疇，使得研究結果有所偏差。
本文的政策啟示主要體現在：（1）從員工行為選擇角度來看，在保證不被廠商解雇的前提下，勞動力存量市場上的在職員工應選擇努力工作以獲取更高的工資水平，換取更高的生活水準。基于委托―理論，一味偷懶的后果就是前提被打破，被廠商所解雇。（2）從廠商利潤最大化角度來說：廠商想要確保利潤最大化，應加大對員工的激勵程度，實現雙贏局面。作為委托人，在監督成本很高且不太可能妥善處理的情況下，主動選擇激勵員工努力工作，如一定的股權激勵計劃讓員工更有動力去努力工作創造價值以期獲取相應的利益，也符合廠商的利益。（3）從政府促進充分就業角度來看，結合上文所述，政府應簡政放權，盡快實現勞動市場更加科學的市場化，以市場化推進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幫助其形成一種健康的就職從業理念，盡快盡好地讓勞動者過上更好的生活；出臺一系列企業治理相關法律法規，督促企業治理更加科學化、合理化、人性化。
與絕大多數研究一樣，本文的研究也受限于樣本數據，并且為研究簡便，做了很多理想性的假設，可能遺漏其他影響因素會造成研究結果與實際有一些偏差。另外，本研究未考慮勞動力市場上的人為操作因素，畢竟無論是廠商還是勞動者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要素，不同的濟環境下的不同廠商與不同勞動者，所要考慮的影響因素以及影響程度都可能存在差異，有待后續分析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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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君斌，王文甫. 非完全競爭市場、技術沖擊和中國勞動就業――動態新凱恩斯主義視角[J].管理世界，2010（1）：23-35.
摘要：企業員工培訓是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探討企業特征和員工個人特征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運用人力資本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模式，在職培訓機會的非均衡影響進行了探析，對企業投資員工培訓的理論與實踐具有積極作用。
關鍵詞：在職培訓；人力資本；勞動力市場分割；社會資本
人力資源是企業經營的要素之一，企業員工培訓是企業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探討企業特征和員工個人特征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運用人力資本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模式、在職培訓機會的非均衡影響進行探析，必將對企業投資員工培訓的理論與實踐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是企業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
(一)人力資本及人力資本投資的概念
“人力資本”是相對于“物質資本”而提出的一個概念。美國學者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1959年首次提出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時，他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系統闡述了他的人力資本理論。一般而言，人力資本指的是人的知識、技藝、能力和健康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現為人的智力與體力的總和。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都是經濟的動力源泉，都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人力資本投資是“通過增加人力資源，影響未來貨幣收入和精神收入的活動”。更準確地講，人力資本投資是指通過對人的投資，增加人的生產與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動。舒爾茨等人把人力資本投資歸納為教育投資、培訓投資、勞動力流動投資、衛生保健投資等形式。
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是指投資主體(企業、員工、政府)通過一定量的投入增加與企業工作有關的人力資本投資客體的各種技能水平的一種投資活動，目的是提高企業雇員智能、技能、擴展其職業發展機會。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企業人力資本存量，在有限的生產要素條件下創造更多的產品，提高企業利潤。員工可以通過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二)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是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
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在職培訓(On－the－job training簡稱OJT)。培訓是企業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員工對職業的滿足程度，以組織、計劃和實施的形式對企業各類人員進行的一種教育投資活動，是通過員工對培訓內容轉化為工作行動以有效地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服務的過程，包括內部培訓和外部培訓。在職培訓是指由雇主出資組織，或不管由個人還是雇主直接出資組織，作為晉升職務或其他前提與工作相關的培訓。
企業培訓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企業通過培訓希望在提高員工知識、技能、觀念等的同時提升企業經營管理效率——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員工也希望通過培訓提升自己的知識、技能、觀念等，以增強自身職業競爭力。只有這兩方面的目的出現交集時才能達到企業的培訓目的，而且交集越大，對企業的培訓效果越明顯。同時，通過培訓可以增加被培訓人的人力資本存量，從而增加其收入能力和提高收入水平。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經過培訓的人要比沒有經過培訓的人具有更多的人力資本，因而具有更強的職業發展能力和機會，在工作生命周期內獲得更多的收入。
二、企業特征與員工特征對在職培訓的影響
(一)企業特征影響在職培訓投資
企業的特征變量，是決定企業培訓投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些特征包括企業性質、企業規模、所屬產業、企業效益等。 劉湘麗、姚先國、翁杰等人近年來的研究還表明，處于第二產業的企業比第三產業的企業更注重員工培訓，東部地區的企業比中西部地區的企業更注重員工培訓。國有企業大量投資于員工的一般培訓，不注重企業專用培訓，而外資企業則剛好相反，技術資本密集或者技術進步較快的企業比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更注重員工培訓。效益好的企業一般會更多地提供員工培訓；效益差的企業雖體會到人才的重要性，但卻無力進行投資。
(二)員工特征影響在職培訓投資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有滿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素質的雙重功能。企業員工的性別、年齡、職位等級、學歷、任職期、所屬部門等特征對培訓機會的獲取具有重要影響。企業提供的培訓投資呈現了極不平衡的現象。
研究表明，技能水平和職位等級高的員工能獲得大量的培訓投資；處于企業生產和技術部門的一般員工獲得的培訓投資顯著偏低。企業可能把一般培訓作為一種對員工的獎勵手段，用以激勵員工努力工作。表現好的員工獲得一般培訓，培訓完成之后獲得更高的職位和工資。接受正規學校教育數量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接受更多的在職培訓。很顯然，對于同樣內容的培訓，接受能力強的人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就掌握了，從而減少了成本支出時間并相應增加了雇主獲益的時間，這對雇主當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有能力學得最快的人最終會選擇高報酬的工作，這些工作又要求他們不斷學習，從而把他們的能力進一步推向極大化。
在職培訓投資與人的生命周期同樣有一定的聯系，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當一個人達到一定年齡之后，其記憶力、精力和體力都會下降。因此，使人力資本生產的效率下降，或者說要生產同一單位數量的人力資本，必須要更多地投入成本。另一方面，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其收入水平也會提高，收入水平越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因此，在達到一定年齡之后，人力資本投資就不再具有吸引力，或者說，就不再有人力資本投資需求。 "
三、勞動力市場分部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模式的影響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基本概念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LMS)，也稱雙重勞動力市場模型，是美國經濟學家多林格爾(Doeringer)和皮奧雷(Piore)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勞動力市場分割(segmentation)是指，由于社會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勞動力市場的部門差異；不同人群獲得勞動力市場信息以及進入勞動力市場渠道的差別，導致不同人群在就業部門、職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顯差異，比較突出的如在種族、性別與移民之間的分層等。
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以及內部和外部勞動力市場。
(二)主要勞動力市場與次要勞動力市場對在職培訓模式的影響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在不完全競爭的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中，處于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人們獲得在職培訓的機會不同，在職培訓對人們收入增長和職業發展的作用也不同；突出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征(如地區、行業、職業等分割)是決定人們收入和就業差異的主要因素。主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大公司中的工作崗位，它要求并發展穩定的工作習慣，工人們的就業穩定，在工作中能獲得技能、工資高，工作條件好，有培訓和晉升的機會；與主要勞動力市場不同，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公司中的工作崗位，它不需要也無法形成穩定的工作習慣，工人們的就業不穩定，工資較低、工作環境差，很少有培訓和晉升的機會。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處于不同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員工參與在職培訓的機會、培訓的收益都不同。企業在職培訓實踐表明，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的管理人員更易于獲取外部培訓機會和一般性培訓機會；處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的技能操作人員多參加內部培訓，且以崗位專用的特殊培訓為主。
(三)內部勞動力市場與外部勞動力市場對在職培訓模式的影響
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內部勞動力市場提供更多的培訓，并通過延期支付的方法，使員工和企業之間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雇傭關系，企業有對員工提供在職培訓的積極性，員工也愿意參加企業的技能培訓；培訓成本在員工和雇主之間分擔，培訓收益也在二者之間分配，這既降低了培訓投資的風險，又保證了雙方的培訓收益，也能夠有效地防范雇傭雙方毀約的機會主義行為。在內部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培訓投資機制，這是雇主與雇員之間長期重復博弈的結果，有利于員工的培訓和技能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產品質量和競爭力。
四、社會資本理論對企業員工在職培訓機會的非均衡影響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現在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中”。
目前，國內大多數學者從社會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界定和研究社會資本。代表性觀點有以下幾種：把社會資本簡單地定義為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網絡關系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有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攝取資源的能力等。
(二)社會資本對在職培訓機會的非均衡影響探析
在科爾曼看來，和其他資本形式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能實現某些既定的目標。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不同，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獨立的個人，也不存在于物質生產過程之中。 社會資本是人們獲得人力資本和職業地位的影響因素，進而影響收入水平。人們利用社會網絡的力量獲得職業培訓的機會，從而提高技能，改善職業崗位，增加工資和其他報酬。
陳釗，1973年生，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曾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學者”、省部級科研或教學成果獎多項。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與國際合作項目多項，出版學術專著7部，教材2部。兼任匿名審稿雜志《世界經濟文匯》的編輯，The Stud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的編委會成員，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咨詢專家等。
中國如果要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就需要在勞動力市場上打破行業進入壁壘，實施有利于行業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行業不平等具有不公正性質
新滬商：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行業收入不平等問題，我們知道影響收入的因素有很多，那么，首先請問陳老師，怎么界定行業收入不平等?
陳釗：簡單地說，行業收入不平等是指排除體現個人生產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齡、年齡等之后，純粹由于所處行業不同造成收入的不同，就屬于行業收入不平等，或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為行業間收入差距。這里我們研究的是排除其他的因素，單純考察行業因素對于收入的影響，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通常稱之為“行業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舉個例子來說明：條件相當的兩個人，同時參加工作，但是進入了不同的行業，他們年齡相當，學歷相當，性別相同，但是收入差距很大，比如一個在壟斷性質的部門工作，如電力行業，另一個在普通的競爭性行業工作，他們的收入差距多半就是由于行業不平等造成的。
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中，行業間的不平等已經被人們普遍感受到，從傳聞中10萬元年薪的電力行業抄表工到最近銀行業高管們的天價年薪事件，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與灰色收入一樣被視為“收入不公”的重要表現，這就有別于一般的“收入不均等”，而具有了社會不公正的性質。
行業因素對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大
新滬商：您提到“行業因素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在中國，行業不平等對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影響?
陳釗：我們曾經就影響收入的11項因素進行研究，考察了1988年、1995年、2002年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了這11項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情況，其中2002年數據得到的排序是這樣的：遙遙領先的是區位因素，也就是不同區域的地理、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貢獻度達到了31.984％到37.02％之間，這反映了在中國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始終存在。排在第二梯隊的因素依次是職業、所有制、教育和行業這四個因素，它們對收入差距的貢獻基本上在10％左右；第三梯隊的因素是年齡、是否完全就業和性別，它們對收入差距的貢獻在5％至6.8％之間；有否第二職業和是否黨員的貢獻度分別為3.321％和3.982％；是否為少數民族這一因素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
在中國收入差距的構成中，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為重要。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中，由行業間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在1988年，行業間不平等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僅占1.5％，到1995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2002年，該比例上升到11.1％。從橫向比較來看，1988年，行業間不平等對收入差距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到了2002年，行業間不平等已經成為僅次于地區間差距這一因素之外的，導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競爭不充分是直接原因
新滬商：行業不平等是中國的特殊現象還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現象?
陳釗：行業收入不平等是一個在全世界廣泛存在的現象。事實上，國際上有關行業間收入差距的研究是一個持續了20多年的話題了，美國、德國、北歐國家、巴西、俄羅斯等，都存在行業收入不平等問題，從趨勢上來說，似乎在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轉型經濟國家，行業間工資差距有所擴大，而在其他國家，行業間工資差距較為平穩。當然了各個國家各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在中國，我們發現，行業間的不平等對于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越來越大，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國有壟斷行業造成的。
新滬商：哪些因素導致了行業不平等?
陳釗：從國際上的研究看，行業間工資差距與行業的生產率增長、產出增長、資本密集度和出口導向等很多因素有關。在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障礙和產品市場的行業壟斷是形成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兩個必要條件。產品市場上的行業壟斷使得企業可以獲得超額利潤，成為行業間工資差距的來源，如果沒有這一超額利潤作為前提，行業間工資差距就無從談起；而勞動力市場進入障礙則造成不公平競爭，使得特定行業的超額利潤轉化成為個人壟斷收入。其實，不管是進入障礙還是行業壟斷，都說明競爭不充分。
市場化改革并不必然帶來公平競爭
新滬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障礙和產品市場的行業壟斷?
陳釗：這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
我們來梳理一下過程：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城鎮勞動力幾乎全部工作于國有或集體所有制單位，他們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于勞動工資，而工資水平又完全由計劃體制決定。在同工同酬的理念之下，除了職務和工齡外，其他的因素(包括教育和性別)對工資級別的作用被人為地控制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已有研究發現，在當時的收入決定因素中，工齡要比生產率(教育)更為重要。由于工資級別由勞動管理部門統一制定，企業對利潤的支配權很小，因而行業和企業的效益差別對職工的收入影響不大。
改革開放以來，在勞動工資和收入的決定方面最大的變化就是教育回報的提高和行業間差別的擴大。市場化改革使得在計劃經濟下被扭曲的人力資本回報率開始上升，“讀書無用論”一去不復返。二十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改革使企業擁有了更大的決定工資和獎金水平的權力，這使企業效益的差別可能體現為員工收入的差別。而市場化的改革恰恰使企業更多利用貨幣對職工實施激勵以提高工作的積極性，這就使得行業和企業間的效益差別體現為不同行業或企業間職工收入的差距。
那我們可能要問了，為什么市場化過程也導致行業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呢?答案就在于市場化改革對不同行業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是從虧損企業開始的，當時的政策僅允許連續虧損兩年的國有企業通過下崗分流的方式減少企業富余職工，而虧損企業顯然更多地集中于競爭性部門。對于像公用事業、郵電、通信等沒有受到市場化沖擊的壟斷性部門來說，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對他們影響不大。相反，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快速成長起來的金融、電信等部門反而受益于產品市場的巨大盈利空間而積累了大量的利潤，隨著企業能更自由地制訂工資，利潤中的相當一部分就體現為這些行業內員工收入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后，大量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主要集中于低技能要求的崗位上，這就加劇了城市內部原本收入較低的低技能勞動力面臨的就業市場競爭。
1997年后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獲得了大幅度的增長，因為，通過下崗分流，在國有部門出現的產出增長主要被繼續留下的那部分人獲得了，而被分流的富余職工除一部分再就業之外，另一部分則轉為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由于在崗職工和下崗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內的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擴大了。一部分下崗職工成為城市的貧困人口，他們再就業之后，也幾乎不再可能進入壟斷行業，于是收入差距在“結構分化”的過程中進一步擴大。
這說明，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部分行業相對受益更多，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加劇并沒有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作用。市場化改革對不同人群收入的影響是不同的，恰恰是那些原本處于競爭性行業、低教育水平或低技能的人群在改革中受益較少甚至反而受損，于是，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就不可避免。誰能夠在改革中受益，誰將受損?只要存在著體現個人生產率之外的因素決定著個人在改革中的利益，那么我們就不能說市場化改革必然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
通過對外開放推動對內改革
新滬商：從這一點上來說，是不是可以說行業不平等與市場經濟不完善是互相影響的?如果行業不平等是影響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因素，它給我們下一步的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對于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有什么啟示?
陳釗：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下，只要勞動力市場上沒有行業進入的壁壘，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將僅僅由不同行業的勞動者個人差異導致，而在個人的特征被控制之后，行業因素就應該不再重要。那么，如果在市場化過程中，行業間的因素對收入差距的貢獻逐步縮小，就預示著中國在行業競爭層面上將走向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
然而，我們的發現與此恰恰相反。盡管市場競爭在加劇，但市場競爭對于不同行業的影響是不同的，相對來說，國有壟斷部門行業受到的影響較小。這說明，在中國漸進式的改革中，轉型并不必然走向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判斷，如果不著手控制行業間收入差距，這一因素就可能把中國目前的市場化改革引向不公正的市場經濟。
這就提出一個要求，中國如果要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就需要在勞動力市場上打破行業進入壁壘，實施有利于行業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以2002年的結果來看，如果能夠實現行業間的收入均等，那么，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將縮小大約5％至10％。事實上，僅僅是打破個別行業的不合理的高收入，便可以使得行業因素不再成為導致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
當然，對于縮小城市收入差距而言，地區和教育間的收入均等政策也是重要的。地區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反映了勞動力要素在地區間的流動并不自由，這主要源于由戶籍制度而產生的各種制度障礙，因此，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應該是消除不利的制度障礙，而不是簡單地依賴于地區間的財政轉移。
在教育方面，教育回報的擴大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因此，從教育著手來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只能通過教育機會的均等化，而不是人為地降低教育的回報。特別是在未來，即使地區間勞動力的流動越來越為自由，但如果流入城市的勞動力在農村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這些人進入城市后，隨著教育回報的提高，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可能仍然存在。
從行業間不平等問題來看，在轉型過程中，社會并沒有自動、自發地產生合意的結果。也就是說，經濟轉型并不必然形成一個公正的市場經濟。未來中國經濟的成長和表現，以行業收入問題為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到，其間恐怕面臨著兩個非常關鍵和本質的問題：第一，政府和壟斷者是否存在利益共生?第二，政府是否會被壟斷行業的利益集團所俘獲?如果這樣，我們怎么進一步改革?我個人的觀點還是，未來內部的改革需要堅持并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將會成為未來對內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
新滬商：為什么您認為進一步改革需要堅持深化對外開放?
陳釗：回顧我們改革的過程，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改革的前期容易推行，后期卻比較困難，為什么?一開始我們的改革都是帕累托改進式的，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鎮住房分配體制的改革，都是解決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困難，這些改革都是一種不影響既得利益的改革。經過了改革的初始階段后，改革慢慢變成了強者得益、弱者受損的模式。而目前我們面臨的很多改革，或者說我們希望進一步推進的很多改革，都是指向強勢部門的，比如壟斷領域的鐵路、電信等強勢部門。這就意味著要有一場強者受損的改革，怎么改?這樣的改革往往內部缺乏動力，因而是很難推進的，于是導致改革變得僵化。這時全球化就很重要，因為全球化可以借助外部壓力來處理內部的問題。比如說現在有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所以擴大內需的政策，比如如果提高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的政策就再一次被強調，并且各地政府做起來十分踴躍。因此當內部改革受阻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通過對外開放，來推動對內改革。
打破壟斷以一贏帶多贏
新滬商：應該怎樣解決行業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陳釗：需要從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同時加大競爭。在商品市場方面，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反壟斷法》終于在2006年完成了起草任務，2007年被正式頒布，2008年正式實施。可惜的是，這部《反壟斷法》的對象，主要是“經營者”，而對于由政府導致的行政性壟斷，沒有明確的承擔法律責任的主體，也沒有相應的懲罰規定，即使這些都有了，如果做不到司法獨立，法律的執行也估計要大打折扣。
在打破商品市場壟斷的同時，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競爭也很重要。從邏輯上來說，即使商品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只要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夠保證，不同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將被均等化。遺憾的是，如果觀察周圍的現實，我們不難發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社會關系網絡、家庭背景等都成為人們進入壟斷部門從而獲取高收入的籌碼。
【關鍵詞】產品創新 過程創新 就業
早期激進的技術創新導致了人們對技術性失業的恐慌，這導致了經濟學家開始了對創新對就業影響的研究。至今為止，經濟學界對創新對就業的影響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在對其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論。對于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的衡量，大多認為研究與開發（R&D）與產品創新是相關的，而創新投資特別是對新機器和設備的投資與過程創新相關。經濟學者指出市場機制可以使產品創新創造的就業抵消過程創新所導致的失業，并稱之為“補償理論”。現有文獻主要從資本品部門、價格、投資、工資、收入以及新產品方面進行解釋。
從資本品部門的角度出發，學者認為通過在資本品部門可以增加額外的就業。我們知道，資本品部門主要利用勞動節約型技術，所以這種補償機制的解釋是不充分的。過程創新使得新的機器取代勞動力，但在新機器生產的資本部門又增加了新的就業。而當新機器取代過時的機器時，是沒有補償機制的（Freeman等，1982）；從價格的角度出發，通過價格的下降抵消過程創新所導致的失業，一方面，過程創新替代了勞動力；另一方面，過程創新使得生產單位成本下降。供大于求使得產品的價格下降，價格的下降又增加了對產品新的需求，進而又產生了額外的生產以及就業（Heffernan，1981）。但是這種機制的有效性是在完全競爭的前提假設下成立的。如果當一個寡頭政權處于優勢時，整個補償機制將被嚴重削弱，因為成本的節約不一定完全轉化為價格的下降；從投資的角度出發，認為通過新增投資可以新增就業。技術進步所導致的成本下降以及產品價格下降之間的差距，使創新型企業可能有額外的利潤。這些利潤被用于投資，從而創造了新的產品和新的就業（Ricardo等，1951）。但是，理論分析必須考慮到經濟主體的預期，即新的投資轉化為“有效需求”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Pinata，2005）；從工資的角度出發，通過工資的下降企業將雇傭更多的工人。勞動節約型技術所造成的失業可通過在勞動力市場適當的價格調整得到補償。在新古典框架中，勞動和資本之間自由競爭而且具有完全可替代性，工資的下降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Neary，1981）。一方面，工資的下降使得企業雇傭更多的工人，但另一方面，總需求的下降會降低雇主的期望，因此他們會更傾向于雇傭更少的工人；從收入的角度出發，通過增加收入抵消過程創新所導致的失業。技術進步的成本節約部分可轉化為更高的收入，進而提高了人們的消費水平。消費的提高即需求的增加使得就業增加，這可能彌補由于過程創新所導致的最初失業（Pasinetti，1983）。但由于收入分配遵循不同的規則，勞動力市場具有競爭性，這種補償機制在新的體制下解釋力明顯下降；從產品的角度出發，認為通過新的產品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技術變革并不等同于過程創新，它還包括新產品的創新形式，對新產品的需求也會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
目前的各種研究爭論中，都認為產品創新對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事實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體制框架下，產品創新的影響和過程創新的影響之間的關系是有所不同的。此外，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往往同時發生。因此，對就業的最終影響需要宏觀以及微觀經濟層面上的實證分析。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要是勞動節約型過程創新，這將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發展中國家有關產品創新的研究與開發投入比較少，這意味著產品創新對就業的影響非常小。經濟學者認為只有充分利用內部性研發和創新能力（特別是勞動友好型產品創新）的發展中國家才能充分利用新技術的潛力充分發展與創造就業。事實上，許多低收入國家的企業缺乏吸收新技術的能力。發展中國家在加強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也要不斷加強本國的自主性研發，加大對高素質、高技術工人的培養力度，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結構，充分利用創新的優勢為本國謀福利。由于數據調查收集難度以及可獲得性等原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比較少，因此對這個問題的后續研究更顯得重要。
參考文獻：
[1]Freeman C， Clark J， Soete L.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long wa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2.
[2]Heffernan S A.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D].University of Oxford， 1981.
[3]Ricardo， D.， Sraffa， P.， & Dobb， M.，Notes on Malthus'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4]Pianta M.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J].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