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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羅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為一名鋼琴家的機會之后，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音樂，更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對音樂的貢獻。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舒曼則主張"感情論"具有特定的美學內容，帶有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樂是一種善于表現人對現實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態度的藝術。19世紀音樂藝術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響下進入了“情感美學”，這個時代由崇尚理性轉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這個時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時會錯誤——感情卻不會錯誤”。
一、音樂美的特殊規律—音樂美學
“科學意義上的美學和音樂學，是隨著近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在18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出現的，而作為它們下屬分支的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建立當然是在此之后。”音樂美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是美學與音樂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具有哲學性質的音樂基礎理論學科。1750年，德國的哲學家亞歷山大·鮑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學”為名的美學專著第一卷，這是他首次以“美學”為名出版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1784年，德國音樂學者丹尼兒·舒巴爾特首次將“音樂”和“美學”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自此產生了“音樂美學”這個術語。
自從音樂美學這個學科被獨立起來，由于人們對此的認識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雖然人們各執一端，但是這些研究成果都從各個角度豐富了關于音樂美學的理論，為我們能夠更好的認識音樂美學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爾的《音樂百科詞典》中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這門學科的屬性：“音樂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部分……可以按其來源，將音樂美學分為主要兩派：哲學家的音樂米學，他們從中的思索出發，也探求音樂；音樂家的音樂美學，他們從他們的音樂出發，力圖達到一個總的思索—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場區別所形成的結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彥在《標準音樂詞典》里又曾這樣表述過音樂美學的屬性：“音樂美學，作為關于音樂的美學方面的研究，與一般美學相對而言，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美學。另一方面，當人們把音樂學按體系和歷史進行劃分時，則又可以將音樂美學看做是按體系劃分的音樂學中的美學部門。”雖然上述的對音樂美學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對屬性的認識卻是一致的，強調了它作為音樂藝術的特殊性。
音樂美學涉及的內容也相當的廣泛，主要有三大體系：音樂美的本體、音樂的審美經驗和音樂美的價值，音樂美學與哲學、音樂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音樂美學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學的思辯方法是音樂美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形態分析學的研究方法對于音樂美學研究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音樂美學是美學的一個分支，同時又是音樂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從美學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的本質、音樂的構成、音樂的創造、音樂的鑒賞、音樂的價值的一般規律的。”
二、音樂美學中的“感情論”
在西方十九世紀以前的漫長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關于音樂美學的探討大多是在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從十九世紀起，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音樂美學領域被哲學家獨占的時代結束了，音樂家開始進入這個領域，而德國的音樂家舒曼是勇敢地進入這個領域的先行者。
情感論音樂美學作為歐洲一種源遠流長的音樂美學流派，成為十九世紀最主要的音樂美學思潮。情感作為音樂的內容，決定了在音樂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就將情感論音樂美學的取向表達的非常鮮明，他說：“只能夠發出空洞的音響，而沒有適當的手段來表達內心情感的藝術乃是渺小的藝術。”在西方的音樂美學史中稱舒曼是個“感情論”者。因為在舒曼大量的音樂評論文章里都貫穿著“音樂是感情的表現”這樣的一個觀念。舒曼身為浪漫主義時期的一位音樂家，常常把現實同幻想對立起來，在藝術中為自己創造一個幻想的世界，用以抒發自己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尋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感情上的慰籍。用舒曼自己的話說就是：在藝術的幻想中尋找現實的幻想的代替物。在舒曼強調的感情表現及其所具有的幻想因素之中，有很強烈的主觀性。“這不僅表現在他的音樂別注重個人內心生活和感情世界的發掘，而且更體現在題材本身常常同他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感情體驗有直接的關系。愛情往往在這種經歷和體驗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舒曼的聲樂套曲《婦女愛情與生活》是他藝術歌曲中的重要作品，其情感論音樂美學特征是顯而易見的。音樂與詩歌相結合的審美取向。舒曼的藝術歌曲大多是以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詩作為歌詞的。舒曼將音樂與這些詩歌結合的天衣無縫。正如很多人描述的：“這些歌曲的音樂與詩歌的結合達到了水融的程度。他對詩詞的敏捷而直接的洞察力，使他的歌曲形式富于變化、表情親切，旋律熱情而富表現力。”“也許由于舒曼有著更高深的文學修養，他在歌詞選擇方面非常注重詩歌本身的藝術性，他希望通過音樂的手段，使詩歌煥發出了更加動人的詩意情趣來。”《婦女愛情與生活》這部聲樂套曲體現了浪漫主義時期注重音樂情感內容并將音樂情感作為音樂審美的美學觀。
19世紀是各種音樂體裁極大發展的一個世紀。“舒曼的‘感情論’美學是在德國浪漫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產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同這個思潮有血緣關系。然而，可貴的是舒曼的美學思想并沒有完全被浪漫主義所束縛和被它所俘虜。舒曼不但在許多方面克服了浪漫主義的某些消極因素，而且還能有所突破，同新的文藝潮流相接近。”
三、舒曼認為的音樂
“在舒曼看來，一部有價值的音樂作品必須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內容同獨創的藝術形式的結合。”那到底音樂應該發揮什么樣的社會作用，什么樣的音樂才是好的音樂呢？舒曼堅持認為“音樂決不是供人娛樂，供人在茶余飯后消遣解悶的東西。它必須是一種更高尚的東西。更高尚的東西是什么呢？用舒曼的話來說就是能”照明人類心靈的深處”的東西，能提高德國人的思想”，能像貝多芬的音樂那樣以“偉大的思想啟導我們國家”的東西。這正是舒曼對于音樂的社會作用的理解和要求。無非是要求音樂應該具有真正能觸動人們內心感情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內容。對于藝術形式的要求，舒曼指出：“藝術家必須上升到卓越的精神高度，把掌握技術性普遍知識不當作目的，而只是當作一種必須具有的手段。”
舒曼之所以對音樂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在他的創作里有很多讓人難懂的東西，甚至他的一系列關于音樂的評論都那么生動潑辣、尖銳犀利。問題大概就在于他的性格，他是那樣一個自由而孤獨的人，他的所有音樂創作都是來自與靈魂的創作，他的音樂美學包含著明顯的唯物主義因素。社會在向前發展，人們對音樂藝術的認識也在不斷的深化、改變，然而，舒曼對于音樂的高度思想性藝術性的要求，對于我們以后研究音樂美學還是具有很現實的歷史價值的。
參考文獻
[1]帝姆·道雷.《舒曼》,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斯特.《李斯特論肖邦和舒曼》,音樂出版社.1962.
[3]張前.《音樂美學教程》,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
論文摘要：音樂美學和音樂哲學的兩個名稱經常被人當作一個學科，在學界內部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本文嘗試從學科的基礎和應用、發展來參與這一話題。
在中國似乎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象音樂美學這門學科一樣，從誕生之日起到現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都為學科的名稱和他的定義爭論不休。在各種教材和專家的論文中，音樂美學和音樂哲學的名稱都頻繁的出現，兩者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通用的，但是又好像有不同之處，只是這個“不同之處”卻從來都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在本文中分兩個部分來論述，一個是關于學科的哲學基礎，另一個是學科的應用與發展。
學科的哲學基礎
現在所討論的這一學科的名稱不管是音樂美學還是叫做音樂哲學，經過這么多年的討論，在學科的哲學基礎上基本是達成了一致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才導致名稱的爭論，在此筆者先明確幾個概念：
1.“大”哲學還是“小”哲學
哲學是什么？可能很難給一個標準答案。通用的說法是：哲學是研究世界的普遍本質和規律的學科，是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所以在西方早期社會，哲學似乎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凌駕于其他學科之上的一個“萬能”學科。但在現代，哲學已不占據全部學科的統治地位，哲學和其他學科一樣都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最主要的研究事物的本質屬性。至此，問題出現：音樂哲學中的哲學是涵蓋所研究對象的所有方面（即所謂大哲學）還是只研究對象的本質規律（即小哲學），如果有人說，研究對象的本質規律就包括了對象的所有方面，這其實是“哲學萬能”的另一種表現而已。
于潤洋先生在《當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的后記中有一段話：
筆者之所以在本書中采用“音樂哲學”的這個術語，是基于以下的認識：音樂美學這個名稱的外延較容易引起一種誤解，以為其對象主要是探討“音樂美”的問題；而音樂哲學的這個名稱的外延較寬，他既包含音樂美的問題，更涵蓋一系列更為廣泛的設計音樂藝術本質的問題。①
在這段話中，于先生認為音樂哲學的外延比音樂美學的外延更寬，或者說音樂哲學包括音樂美學。但是在書中涉及的內容幾乎都是哲學視野下的音樂本質等問題，對音樂美這一美學中的重要問題卻提及很少，也就是局限于上文所說的“小哲學”，而名稱卻是“大哲學”的外延范圍，有自相矛盾之嫌。
2.理性的還是感性的，理論的還是實踐的，
哲學和美學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也都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但對于實踐的反作用卻并不完全相同。哲學需要尋找對象的共性，在實踐之中形成理論體系之后，可以在理論內部進行單純性思辨的活動來發展，以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形式再對實踐起指導作用。而美學則要把更多的目光注視在藝術對象的特點上來，對于音樂美學，也就是要把目光更多的注視在人如何用聲音——這個感性材料創造藝術的過程之上。美學要更多的依賴實踐，依賴具體的音響作品。音樂美學的研究決不能脫離音響本身，不能從音樂的外圍談論音樂。
哲學和美學在這幾個特征上是有區別的。在韓種恩《釋(Aesthetics)并及音樂美學“論域”建構》②一文中在例舉了18世紀鮑姆嘉通、19世紀《新亞美利加百科全書》以及20世紀《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美學”的定義后，總結說“以上諸解……有所不同，但……都強調了‘美學’與人的‘感性’和‘經驗’的關系”，在第四屆全國音樂美學會議上的發言也說出“音樂美學是人用理論的方式去研究人把握（以經驗的方式）音樂世界的實踐現象，而音樂哲學則是人用理論的方式去研究人把握（以觀念的方式）音樂世界的理論現象”。隴菲老師在《有關“音樂哲學”》③一文中也引用了這段話，但他認為：“‘區分’混淆了問題的實質”，因為他認為所謂“音樂哲學”主要意指有關音樂本質屬性、存在方式、展開狀態的哲理運思。而有關音樂本質屬性、存在方式、展開狀態的哲理運思，都既涉及“音樂世界的實踐現象”，也涉及“音樂世界的理論現象”。而我認為隴菲老師與韓種恩老師的劃分標準是不一樣的，即他們所認為哲學的外延是不同的，也即上文中所說的“大哲學”（隴菲）和“小哲學”（韓種恩）。
學科的應用及發展
1.學科的應用
早在1982年求真同志就對音樂美學學科發出疑問：
我不明白……研究音樂的美的學問是那么的枯燥無味，所用的語言是那么的晦澀難懂…大段大段的令人費解的“哲學語言”，好像這個領域只能為少數理論專家們服務的，不是為了廣大的音樂工作者服務的。其次，…找不到（或極難找到）跟我們現實群眾音樂生活中所提出的、跟大多數音樂工作者的工作和音樂愛好者所迫切關心的問題的討論和分析。④
而現在幾十年過去之后這個問題解決了嗎？沒有！音樂美學仍然只是少數音樂理論研究者的專利。不要說業余的音樂愛好者，就連專業音樂院校的學生也對音樂美學這個學科知之甚少。難道音樂美學只能有如此少的受眾嗎？這并不正常。音樂美學是研究音樂作品美的產生和規律的，能感受到音樂美的人和想了解音樂美的人簡直太多了，可是有多少人對哲學、尤其是對近現代哲學非常了解的，恐怕為數不多。
隴菲老師對音樂美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頗為擔憂，認為已經偏離了西方的哲學傳統。從辯證的角度看，不見得是一件很壞的事情。首先，國內外的教學體制并不相同。國外的音樂美學專業大多設在文學院或者哲學系，而中國幾乎都設在專業的音樂院校里，學術的背景就有很大的差別，研究的側重點自然也有區別。其次，注重美感和審美，可以說是現在中國音樂美學的特點之一，這樣的結果就是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歡音樂美學這一學科，應用面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廣闊。再次，現在學科之間的交融性越來越強，尤其是在音樂學科內部，美學已經漸漸成為其他學科借鑒研究的學科，如演奏美學、表演美學等等。如果單純的強調美學的哲學性質，就音樂哲學的這個名字，就可以嚇跑很多人。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一個極其感性的東西，而哲學太過理性化，美學剛好折中了這兩者，成為感性和理性之間最好的橋梁。
2.學科的發展
一個學科沒有受眾，就很難得到很大的發展，而學科發展方向的思維模式是發展的首要問題。
在何乾三老師的第四屆全國音樂美學學術討論會的總結發言⑤中提到了對音樂美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她大體上分了三類：第一類，強調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第二類，強調音樂美學的審美心理性質；第三類，強調音樂美學的文化人類學性質。
其實這三個性質都可以說是音樂美學的性質特點，至于應該強調哪一方面，我認為應根據各個研究者的不同特點去決定。因為不管事那一方面都與美學有深刻的聯系，但是如果每個研究者都要面面俱到，那簡直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每一個方面要學習的東西都能成為一個深奧的學科 。也許有人會問，那音樂美學學科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呢？有沒有相對確定的答案？筆者認為這正是這個學科的魅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學也應該與哲學一樣是一個開放的、不斷充實發展的學科，在學科內部也應該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要有人去搞純思辨的哲學意義上的美學，但更多的人應該盡可能的開拓音樂美學的視野。
在學科的研究方法上，也應該使用多種方法——哲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人文學的等等。這樣音樂美學的發展就可以不局限于少數的音樂學家，而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喜愛音樂的人。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音樂美學有自己相對的學科獨立性，它并不是依附哲學存在，在以后的發展道路上也有可能突破現在已有的模式。總之，音樂美學的叫法比音樂哲學更具準確性和科學性。
注釋：
①于潤洋.《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后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版
②韓種恩.《釋(Aesthetics)并及音樂美學“論域”建構》，載《音樂學習與研究》1990年第四期
③隴菲.《有關“音樂哲學”》，《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5年第一期
一、由研究方式引發的問題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發生特大地震，驚動了整個中國。就在這非常時刻，上海音樂學院系統音樂學理論學科專業研究生培養指導委員會分會的五位教授暨博士研究生導師(韓鍾恩、楊燕迪、洛秦、蕭梅、曹本冶)正在該院圖書館電教大樓623室(上海市第二期重點學科音樂文化史特色學科辦公室)進行2008年音樂美學與音樂人類學博士研究生入學口試。
本人的2006級音樂美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孫月，在通過碩博連讀申請審核之后，參加2008年度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現已通過考試，成為2008級音樂美學方向博士研究生，繼續隨本人攻讀博士學位)，并作為進入口試程序的唯一一名音樂美學方向考生。口試過程中，考官主要就其通過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選題內容，讓她談談以此為基礎向博士學位論文擴充的條件。在她回答之后，我進一步追問并請她思考兩個問題：第一，究竟通過什么方式路徑去解決真理置人藝術作品問題，是描述還是論述?是美學還是哲學或者別學?第二，分別從本體論、認識論、語言論不同角度去考慮真理能否置入藝術作品問題。
幾天之后，我在給她上課時進一步和她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坦率地對她說，盡管她的這次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我對她那天口試的狀態并不滿意，除了她與其他考生普遍存在的學科意識淡薄這一點之外，僅就問題本身而言，她的回答基本上是模糊的，至少，也是缺乏自信的。于是，我和她再次從一個提問開始討論相關問題。
2008年1月24日，楊燕迪教授在寫給孫月碩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上的書面意見中，提出的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看不到解決問題的路徑。顯然，真理置入藝術作品這個問題來自于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集中可見其專論《藝術作品的本源》。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命題，對她而言，關鍵在如何通過音樂研究去揭示這個命題。一般而言，可以通過描述與論述兩種方式去進行，但就音樂而言，似乎用美學的經驗描寫方式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余下者哲學的思辨推論方式則就成為主導。
然而，憑我的學術直覺，運用哲學推論方式需要逐步構筑理論中介。就目前而言，可利用資源大致有：漢斯立克(Eduard Hansliek，1825-1904)幻想力，茵加爾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非聲音因素與純意向性對象，布倫塔諾(Fmnz Brentano，1838-1917)心理現象，我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的意向存在(intentionalit Sein)以及語言意義通過文字與語音呈現，楊燕迪關于立意問題的音樂理解途徑，等等。
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理論中介的逐步轉換，比如：實體一物像一概念一意義。
看樣子，真理置入藝術作品還是關聯音樂意義問題。為此，我提請孫月在注意已有相關研究之外，最近中央音樂學院宋瑾教授發表的長篇論文《音樂的意義》，通過外觀信息：音樂“相貌”提供的辨識信息；結構信息：音樂形式提供的辨識信息；內部信息：音樂的意蘊性內容；聯結信息：在和其他事物聯系中的音樂意義四個部分，表明音樂的意義是音樂理解的對象，而理解則是審美的基礎；以及范曉峰教授前不久在南京藝術學院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音樂理解現象研究》，。以可信性起點切入，通過理解本身、理解途徑、理解結果三部分，表明音樂意義的生成及其同一性問題，也都是一些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
返回過來，結合真理置入藝術作品問題，似乎可以這樣命題：音樂意義存在方式并及真理置入藝術作品的形而上學研究。
可見，無論是真理置入藝術作品，還是音樂意義存在方式，在我目前的學科地圖中，都具有墊后并折返前端的性質，因此，我希望她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盡可能有一些原創。
至于這個命題中的主項：音樂意義存在方式究竟是否成立?除了需要深入細致地研究之外，僅就其給出的陳述邏輯而言，至少，它是已有相關命題一音樂存在方式，音樂作品存在方式，音樂作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的合理擴充。如前所述，作為與音樂意義存在方式相關的已有概念：幻想力，非聲音成分，純意向性對象，立意，音樂意義的形而上顯現，意向存在，無疑，是一些不可回避的可用資源，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真理與方法》作為哲學詮釋學的經典著作，在討論哲學問題的時候，竟然以“藝術經驗里真理問題的展現”(其著作第一部分)作為問題開端。
關于音樂意義存在方式，2008年10月14日上午，在本人與2005級音樂美學方向博士生徐昭宇進行個別課討論的過程中，他提到了通過演奏生成(becoming)意義的問題，并提到了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相關理論。由此，加上我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中依據胡塞爾提出通過意向顯現形而上學意義，孫月打算依據海德格爾研究真理置入藝術作品，應該說，有關音樂意義存在方式的研究會有進一步的推進。至于說，三者之間的關系，我想，在各自研究有了一定結果之后，也會逐漸清晰起來。重要的是，各自的研究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尤其是針對與圍繞音樂問題展開，可見，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應該擺上我的議事日程。
對此，我的學術直覺再次告訴我，當聲音與感性直接關聯的時候，即通過藝術敞開真理。
毫無疑問，這里的主要問題是：藝術中真理存在與否?真理如何置入藝術作品之中?藝術作品之中的真理是什么?以及由此引申的藝術作品中的真理的意義又是什么?
返回上述推論方式。2001年末，我曾經應《人民音樂》編輯金兆鈞先生約請，撰寫《“問題意識”與“前瞻性”預設――由音樂美學學科建設“長時段”敘事所引發》，在討論有關20世紀語言論轉向問題的時候，提到：繼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面對實事本身(Zur Sache selbst)、海德格爾：面對思的事情(Zur Sache des Denkens)之后，自然是：面對語音還原(Zttr Reduction Phonem)的出場。從來被西方世界奉為不可道之道的邏各斯(Loges)，一再被胡塞爾懸置，被海德格爾隱匿，至此，終于被還原的語音替換：邏各斯中心主義讓位于語音中心主義。
今天，如果還是將其中的事思詩作為本體(即事本體、思本體、詩本體)去面對的話，那么，是否能夠可以通過本體論、認識論、語 言論的多重路徑或者本體論、現象論、語言論的多層臺階去切中它，以至于不斷去接近“音樂意義的存在如何成為可能”這個具哲學觸底性的問題。
與此相應，再一個設想則更加冒險，即除了哲學推論方式之外，是否還可以借鑒神學論理方式驅除理性遮蔽的可能性?于是，我給孫月布置作業：通過美學描寫與哲學推論，以及之后的神學沉思。顯然，這不僅是一個膽大妄為的設想，而且，如何突破學科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警戒，合理跨越認知與信仰、理性與靈性黃線，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二、由真理置入藝術作品進一步關聯音樂內容問題
近十年前，大約在臨近20世紀末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又重新進入到了音樂學研究的視界與論域之中，即：相當長一段時間被20世紀音樂形式極度凸顯所大面積遮蔽的音樂內容問題，盡管形式與內容的二元關系邏輯，在我看來依然需要重新審視并加以調整。
2004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的“2004音樂學學科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俄羅斯音樂學家瓦?尼?赫洛波娃作為特邀代表與會，并發表專題演講。當時，在她的正式發言中，有關音樂內容問題研究的思路與程序，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我的濃厚興趣。后來，通過錢亦平教授的翻譯和整理，正式編入其《音樂分析，學海津梁――錢亦平音樂文集》當中，以《音樂內容研究是21世紀的科學》(第349-359頁)命題。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她通過數字0、1、2、3、5、9表示所形成的一個音樂內容集群：
0：表示音樂的總體情況，音樂概念的內容。而音樂概念的內容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以及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
1：表示音樂內容作為單一的范疇。而不是兩種(形式／內容)或者三種(題材／形式／內容)的哲學組合。
2：表示專業的和非專業的音樂內容。被稱作是專業的音樂內容的作用，在本質上僅僅是音樂藝術，可以從美學的角度來定義(如音樂創作所有元素的“美學和聲”)，比如：聲學系統，旋律的調式、和聲音響和體系，節奏和節拍組織，旋律、織體、復調，主題結構，音樂形式；被稱作是非專業的音樂內容的作用，既存在于音樂之內，又存在于音樂之外，比如：思想觀念，外部世界的事物，人類的感情。
3：表示音樂內容的三個方面。情感，描寫，符號。
5：表示音調的五種類型。情感型，描繪型，體裁型，風格型，結構型。
9：表示音樂內容的九個水平。整體的音樂內容，歷史時代的音樂內容，民族藝術學派的音樂內容，音樂體裁的內容，音樂形式的內容，作曲家個人風格的內容，作品的獨特構思，演奏者演繹的內容，聽眾理解音樂作品的內容。
至于。這里所說是否就是音樂內容?以及相關研究能否成為21世紀的科學?內容又是否等同于真理?完全可以再討論。但僅就這里列出的諸多事項而言，不僅有助于對真理置入藝術作品問題的研究，而且，對切中音樂感性直覺經驗問題，同樣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三、由理論效應以及感性與理性關系引發的問題
在2008年度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之后一個月，我的碩士生于亮和博士生吳佳先后順利通過學位論文答辯。如同在先預料的那樣，答辯過程中提問最突出的問題，主要是如是研究給出的結論是否有效?是否普適?以及感性與理性的關系。
關于有效性問題，于亮的答辯非常直截了當，明確表示有效。至于普適性問題，顯然并非一件樂器(琵琶)能夠涵蓋，她的答辯是聲況部分主要限于琵琶，而情況與意況部分則可部分涵蓋其他樂器。由此引申的概念來源，顯然，是通過對古典文獻的發掘并結合其自身演奏實踐經驗綜合所得。
關于感性體驗與理性認知的關系問題，提問主要針對人在面對音樂的感性體驗過程中理性認知的介入與否，吳佳的答辯一是肯定的，二是有條件的，即人在進行音樂感性經驗的過程中自覺地把理性認知轉換成為感性能力，從而使感性聲音結構的可能性得以實現。
說實在的，我對她們倆的這些答辯表示滿意，之所以有這樣的自信與機智，并不僅僅是學生個人的稟性在先，應該說，還是合理運用多種理論資源，并通過較為充分有效的推論而成就的。尤其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據理力爭甚至于強詞奪理的理念，在這里得到了合式的彰顯(她們在學期間我一再灌輸，平時也許并非完全理解，至少不是自覺接受)。
除此之外，吳佳論文中的核心概念感性聲音結構和于亮論文中圍繞聲情意三況提煉出的數十個敘辭，不僅具一定的原創性，更重要的是依據音樂本身特性逐一給出的，因此，其實際效能無疑是確鑿的。
對此，之所以如此肯定的依據在我的學術統覺，一種應該經得起理性認知論證、感性經驗實證乃至超感性理性覺悟洞察的多重范型。
進一步，通過2008屆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寫作與答辯，讓我再生成就感的還有，就像我二十年前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新源里斗室中不停寫作時經常想到的一個問題，理論學術研究不僅僅是一種事實探尋，而且，還應該是一種意義考掘，尤其，通過據理力爭與強詞奪理，往往會在一個必然出現的意外瞬間得到一個別有洞天的發現。這種別有洞天的瞬間發現，科學以靈感頓悟解釋，佛學以開啟天眼導讀，神學以圣靈充滿修辭。
由是，如何切中音樂感性直覺經驗?
后來文學理論“發達”了，大學里、社科系統一夜之間冒出許多持有西方最新理論武器的理論家，可是大浪淘沙、披沙揀金之后留下的好批評反不多見了。是何道理？西方文論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反抗理論、抵制理論、反省理論的限度，后理論時代來臨了。向以引進、輸入西方理論的中國理論界也便突然陷入理論匱乏，大量引進來的跟中國現實、文學實踐關系不大的理論問題、理論術語因其不接地氣、文不對題開始漸漸淡出。找到中國文論自己的問題域、實現中國文論的自主造血以及如何從傳統文論中汲取營養轉化生成現代文論成為真正的理論問題。
民間不管批評界的三分法（學院派、作協派和媒體批評），只按文本的文體風格，將現今的批評大體分為八股和八卦。八股大體指學院派的文風，自我纏繞在一些不是理論的理論里、踩空踏空不及物、自我增值不自覺……但有些準學院派、拼命向論文看齊的作協派、媒體派也很能八股，八股起來不輸于學院派，因我們的學術生產機制就是這樣，晉身提升惟論文是舉；八卦大體指媒體批評，他們常常東鱗西爪地“胡說八道”，為吸引公眾的目光沒有不敢說的。但有些學院派動不動預言一下全球化時論的未來、后理論時代中國文論的歷史走向等等說不清道不明的理論時，也顯得很八卦；而作協派由于跟作家走得太近，擺起作家的八卦向無人能及……不管是哪一派，就文體風格而言，八股和八卦的分野倒是呈涇渭分明狀。
在批評界紛紛反思批評批評本身的時候，不揣淺陋地往上加一根柴，也算是為批評共同體在共有話題上的“接著說”。因為每個人都要另辟話題，話題太多自然不集中，每個人都要駁倒別人提出新見，新見太多，最后每個話題都沒有說透說明白。撇開身份派別，就批評的八股或八卦，引出以下的“接著說”：好批評不懼怕理論、好批評不拒絕神采、好批評是一個實踐問題、問題意識以及它犀利的思想性。
好批評不懼怕理論
批評的八股和八卦是不是本就不該有什么絕對的分野？那些傾向于批評的八卦的論者應該研究點理論，免得在指點文壇江山的時候，顯得過于意氣用事，讓學院的八股們打心眼兒里看不起：卑之無甚高論。你說、你認為、你覺得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相關知識學問的積淀嗎？有相關學科的前理解嗎？了解相關場域的最前沿信息和動態嗎？你有愛智求真的科學態度嗎？你在有所發現的時候附著上邏輯縝密的科學論證了嗎？如果這些都做到了，再配合上你的發現、創見、新見，也許就是站得住腳的批評了。理論很多時候惹人厭煩，并不是理論本身，而是那些運作理論的人的誤用和濫用，在不該六經注我時亂注，毫無創見、斷章取義的抄襲沿用，跟理論兩張皮扯不到一塊地瞎用。用得好的理論應該是跟理論保持緊張的張力關系，相互增值的理解深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遠眺，是與巨人對話辯論的理與智，以及尊重知識場域學問增長的知性。理論的系統和深度本就是相關學科的知識場，大家都要在這個場域里“接著說”，所以場域里原有的傳統是學術增長的基礎和原料，是相關學科已知已證的“真”，要進一步闡發這個“真”，就必然離不開相關的理論。因此，好批評不懼怕理論。當相關理論了然于胸、自如運用、有所發現和創見，離批評所追求的真諦更進一步，差不多就是好批評了。
好批評不拒絕神采
學術生產的論文機制短時期內不可能改變，但改變論文空洞陋乏、僵化平庸的八股味兒是可能的。就連西方文論的生產機制也同樣遏制了自己的優秀文論：本雅明的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曾被法蘭克福大學否決，但后來此書卻成為20世紀文學批評的經典。尼采、福柯、弗洛伊德都曾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蹭蹬過。但是真的學術，哪怕是有爭議的學術，總會穿越時代證明自己的價值。馬克思曾給恩格斯寫信，宣稱“要把《資本論》各卷寫成一個藝術整體”。蒙田的隨筆，幾百年來就滋養著西方后世的哲學家、文學家；尼采的哲學之前不被承認，因其行文像瘋癲的詩，可是人們最終被他詩一樣的語言才能穿透的深刻思想折服―――內心深處，哲學家都以被當作詩人為榮；福柯在法國高師的論文就寫得過于文學化而飽受詬病，但誰能否認這位思想家的文章魅力；西馬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以及海德格爾、蘇珊?桑塔格、賽義德等等，要說理論，理論是他們的職業，但他們的大部分論文都不是不忍卒讀的類型。
不能想象一個做到“真”的批評文本，沒有做到“美”，將是一個多么大的損失。美是一種價值，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審美的，而現階段更是一個以審美、消費及個體為話語特征的中產階級時代。對批評來說，在發現“真”的層面之上，表述得更有神采、更有形式之美、更有情趣，這個情趣包含論者的個性、幽默甚至智慧、性靈，不是使批評有如一個生命體一樣活起來了嗎？“文體”之“體”，從詞源學上追溯，就與人的生命體之體有總屬關系。李澤厚告別學術之作《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后又出版《中國哲學如何登場》，不管其間的哲學思想是否還要商榷爭鳴，起碼作者立足中西哲學的互通有無以及中國哲學在這個世紀的傳承與更新的問題意識就令人欽服。而其哲學著作，沒有佶屈聱牙專事嚇人的術語纏繞及狂轟濫炸，中式漢語思維控制之下的學術論述清晰曉暢條分縷析、知識學問經由生命經驗點化之后的深入淺出旁征博引、真正的大家也許恰恰不拽八股，反而力爭表述的個性情趣。引這個例子只為說明，連哲學論著都可以做到令人可親，文學批評有什么必要灰頭土臉面目可憎呢。如果不能做到言說有神采，勸君不做批評也罷。
好批評是一個實踐問題
最近，關于批評自身的批評層出不窮。最后自然就聚焦在批評的有效性上。這個命題的提出，顯然有之前的批評都不怎么有效的意思，倒咣然有聲獨排眾議。可是細細思量之下，發現其實沒說什么，說了也白說――因這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有效還是無效不是按開關，說有效也沒見誰論證出來，說無效也許若干年后倒見出效果。有效還是無效本身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一切都在歷史化的過程中，沒有誰能突然叫停歷史。
批評你只要本著良心在做著，認真關注了一個時代的文藝思潮以及代表作品代表作家，提出了自己融真與美的批評看法與分析，比做那些大而無當空說沒勁的大討論有意義得多。說到底，批評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真正令人尊敬的批評，可以是那些宏觀的總體的史的批評，也更是對某個文學問題、甚至小到對某位作家的精彩評論所做的貢獻。中國的批評界還有個有意思的現象，英美新批評派、法德結構解構派、蘇俄車別杜、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批評等各幫各派，都有自己在中國的鐵桿追隨者，也常常為各自的學統自以為正宗。這倒也不奇怪，武林爭霸從來爭的都是誰是正宗，誰是旁門左道。但批評也這樣小性子，讓我們這些門外人看不明白――難道我們大家最后不都得說中國自己的批評么。知識是用來積累交融和轉化生成的，不是用來相互排斥自囿門戶的，尤其關于文學的知識，有什么難以交流、對話的盲區？只要大家都是人類，關于文學的共通點應該是最多的。要是誰有本事既通英美新批評，也通法德結構解構，還通蘇俄車別杜，更通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批評，同時不忘中國自己的古典文論，在應對具體文學問題時，哪套適用，或者融會貫通地打出一套無影拳，才是高手呢。
好批評的問題意識
批評應該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也許是對問題懼怕了吧，人們經歷了批評被政治牽著跑、現在被商品經濟引著跑的歷史，不論是學院派還是作協派就都自然地轉向文學內部，在文學內部專注于玩形式，一批作家的創作在搞純形式的大比拼，干巴巴冷冰冰的文本試驗形式追新永無止休，最終不過追新至死。批評也在文本的內部打轉，成了最穩妥也最“學術”的策略。以前聽慣了批評動不動“社會”“時代”的，現在則又幾乎聽不到了，這也不正常。連哲學都承認是靠政治過活的，沒有哪種社會意識或者文化藝術能脫離社會和時代。批評要是與現實生活無關，無怪乎無效；批評要想有生機和活力，就得搞清楚這個時代和社會。
可是不論是作家，更是批評家在脫離社會和時代。批評家要是懂得這個時代農村的變化，從物質到精神的一系列最深刻最細微的變化，就不會對《秦腔》眾口一詞地全部說好。沒有一個人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質疑一點點不同？好像大家都長著一個腦袋。《秦腔》只寫出了一個戲劇化的、粗略的、符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們想象的農村。真實的農村遠比《秦腔》表現得深厚、復雜、荒誕、寂寞和不可知得多。為什么寓居在大都市的教授們會驚奇地說，天哪，這就是中國現時段的農村啊。就像瞎子摸象，摸到哪截算哪截吧。賈平凹自己對鄉村也早已是一個客入者的身份了，能將他有限的感性經驗抽象成《秦腔》也算盡力了。
但是不是就沒人能寫好現時段的農村？在民間名不見經傳的人多得很，他們對農村的諳熟使他們寫出來的作品完全超乎想象，這樣的作家是存在的。可是我們的文學，我稱之為無情的文學，眼睛只盯著幾個功成名就的作家，就只能是這樣一個結果。
批評的問題意識還體現在，一些應該關注的問題沒及時關注，不是問題或一時不可能說清道明的問題卻引起空頭熱議。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早就應該找出其典型性代表作家，作文化研究也好、文本分析也好地予以集中關注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也除了批評他們的商業化寫作，并沒有真拿他們當回事，沒人深入研究他們的寫作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關系，而他們也許恰恰是時代征候群的集中體現者。還有一些別的問題：邊緣寫作者的身份識別；50后、60后作家造就的寫作模式和接受模式的因襲是否應突破；中國文學如何重新找到情之根本；作家并不缺想象，反而是哲學的抽象能力漸弱……等等。
好批評的思想性
思想也快成陳詞濫調了。心理學上說，人一般沒有什么就嚷嚷什么。敘事的平面化、削平深度、認為語言是終級目的的風潮，使思想離人們越來越遠，越來越習慣于成為不思考的娛樂的奴隸。有穿透性思想深度和新意的批評少見了，多見的是語言上纏繞術語和修辭，看的時候似乎言之鑿鑿，看完毫無觸動的消費性文本。
以前中國人文史哲不分家，后來學科細化，古代、現代、當代、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地一分，各人管各人一塊自留地，不得越界。培養出來的博士其實不博，質量好的也只能算很小一塊自留地的專門家。這樣的知識背景有什么可值得狂妄甚或炫耀的？大學里的教授自己說的，為什么當代難以產生大家？知識積累到了今天，全靠門口一塊自留地混飯當然產生不了大家，大家絕不僅僅是知識和學問的技術操作，大家是要有對時代的思想貢獻的。當然，專門家是需要的，但緊緊地只抱著文藝學是不行的，在專的基礎上更需要博，需要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都能通一點，不然很難想象能寫出有思想深度的好批評。這是為什么宗白華、朱光潛這些美學家談起文學，更令人心動，因為他們有歷史、現實視野，他們的哲學功底、融通中西美學的學術積淀，使他們的表述更有穿透力和思想上的超邁。
一、作為一種理論話語的文藝美學
文藝美學表現為一種理論話語，是一絕。理論是從古典到現代的一種西方正統的學術把握方式。話語則是西方后現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學術把握方式對西方正統學術來說，要稱得上理論，必須要符合二個條件:有一批基本概念;這些概念的定義是明確的，邏輯是一貫的;這些概念按照邏輯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理論是與非理論相區別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而話語則不管言說形式上的嚴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見，可以是以理論的邏輯的學術的形式，也可以為閑談的零散的悖論的形式文藝美學在中國雖然是在談論一種理論，但山于文藝美學的言說，從形式嚴格性上說有一定問題，但又正因為成問題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豐富性(這是“絕’之一，這一點將山后而兩節來細說)因此，最好將之看成一種話語當然它不是一種一般的話語，而是一種理論話語。
前面講了，文藝美學一詞由胡經之作為理論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學的整個美學和文藝學的學術傾向，朱光潛認為美學是藝術理論，哲學系美學研究團隊，揚辛、葉朗、閻國忠等都認為，美學是以藝術為中心的北京人學的美學叢書以“文藝美學叢書”為名，叢書自1980年代初出現到現在，有近20余種。中國文藝學的重鎮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室，老資格的學術帶頭人錢中文和杜書瀛，都是文藝美學的支持者和論述者，前者的《文藝美學:文藝科學新的增長點))(2001)后者的《文藝美學原理》(1992)集中地表達了對文藝美學的理論思考中國文藝學的另一重鎮北京師范人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室占據了文藝理論的教學主流，以童慶炳為首的理論團隊編寫的種種文藝理論，認為文學首先是審美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文藝美學作為文藝理論的核心山東人學拿下了文藝美學基地，其學術帶頭人曾繁仁和譚好哲當然以文藝美學為已任，前者寫了《中國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及其發展》(2001}，后者著有《論文藝美學的學科交義性與綜合性》(2001)文藝美學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閃耀，而四射向全國的要津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朝聞主編了“藝術美學叢書”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種，遼寧大學土向峰主編有《文藝美學辭典》(1987}，四川大學王士德有《文藝美學論集》(1985)，浙江大學王元驤寫了《文藝美學之我見》(2001)……以上是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活躍在文學理論界的一代，改革開放后畢業的新一代學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陳炎、土德勝、姚文放等，都是文藝美學話語的參與者和者。文藝美學不但在文學理論圈中熱熱鬧鬧，而且向相關領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國古代的文藝美學(如張少康《古典文藝美學論稿》1988，皮朝綱《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概》1986)，西方的文藝美學(如馮憲光《西方文藝美學思想》1988]，馬列的文藝美學(如劉文斌《文藝美學研究》1996,董學文編著《的文藝美學活動》（1995)……以上這些學人為代表的言說，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關于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人物，這樣的著述，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長度和空間范圍里，仍然沒有一對文藝美學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界說，也沒有使文藝美學在學術的機構化中得到邏輯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勝的論文標題所揭示的:《文藝美學:定位的困難及其問題》(2000)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里，糾纏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中的一些共性的問題。這里著重講兩個方面，一是純學術體系的，即關于文藝美學的學術定位問題，二是學術與決定學術之如此的實踐關系，是什么樣的實踐活動使這一學科緣起，發展、流變。
二、作為學科定位的文藝美學
先看一看文藝美學學科定位的現實狀況，日前中國的學術管理體系里，與文藝美學相關的學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藝美學是中國語言文學(一級)下面的文藝學(二級)下面的一個方向(三級)。二是藝術類(一級)下面的藝術學(二級)下而有藝術美學(三級)，三是哲學(一級)下面的美學(二級)下面沒有文藝(或藝術)美學，只有美學原理，中國美學史，西方美學史(二級)從這一現狀中，不讓人想起一個字:怪。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現為概念邏輯的困難，其次是學術管理與學術體系的矛盾，然后是學科劃分與學術體系整體的沖突
概念邏輯是文藝美學遇到的第一個困難，這一困難有比中國學術史復雜的學術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藝美學的兩個來源文藝和美學在歷史上都不是潔白的首先是文藝和藝術這兩個詞的絞纏。文藝，本是文學與藝術，文藝并列可以用來指一切藝術。藝術有兩種用法，一是狹義，不包括文學，是廣義，包括文學，因此就廣義而言，文藝就是藝術。文藝理論，就是藝術理論。無論哪一方而講，文藝學作為中國語言文學下面的二級學科都是一個概念錯誤，應該是文學學。文藝學——正如錢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學學，文學學不符合漢語習慣，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學理論”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藝，一字之差，邏輯不通同樣在文學學(或文學理論)下而的二級學科應該是文學美學(兩個學字漢語上又很別拗)藝術學從學術管理的區分性來說，從文學中區分出來之后，應是一個狹義，是除了文學之外的藝術學，同理，藝術美學，是Ix_別于文學美學的藝術美學當然從學術體系的整一性來說，藝術美學可以也應該是包括文學于其中廣義的藝術美學，史有利于學術邏輯和教學邏輯。但把藝術區分為一門文學和其它七門藝術合一的藝術，與學術邏輯較少關系，而是教育和學術現實狀況決定的，從教學和研究的機構、規模、人數等因素著眼，文學一塊，其它藝術共一塊是合理的文學自一塊，文學美學也可自成體系從這里返回去看，己經早現了文藝美學話語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人講文藝美學的人，都是搞文學理論的人雖然文藝美學這一名稱讓他們在出言寫作的不少時候把文學外的其它藝術包含了進來，但實際上山于自己的專業所限，對其它藝術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為什么不就講文學美學呢?文藝美學這一詞匯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巫術式的影響?把文學理論定義成文藝學是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上的第一個概念定義錯誤，由此而下的文藝美學是一個附屬錯誤，雖然文藝美學一詞本身沒有錯，但在如此一個學術體系下卻錯了。
二是文藝與美學的關系。美學的定義本就很為復雜，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種定義方式，1、美學是關于美的學問，它以審美對象為中心來研究美;2、美學是以審美經驗為中心的學問，它通過美感來研究美;3、美學是藝術哲學，藝術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藝術就是研究美，只有藝術是典型和純粹的美，其它所謂自然美、社會美等等，作為美是暫時的，不純的，而且它們的美的基本性質己經包含在藝術中了。美感主要是對藝術之感，審美經驗主要體現為藝術經驗。研究藝術同時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學就是藝術哲學。按照西方學術對美學的第三種定義，文藝美學就是藝術哲學，也就是美學。中國1980年代以來其學術主流認為美學包括三個方面，審美對象、美感、藝術。文藝美學就等于美學中的藝術部分。這樣文藝美學與美學的概念沖突來源于兩個學術傳統和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劃分。從學術傳統上講，文藝學是前蘇聯關于文學理論的概念，藝術是西方美學的概念，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把文藝學劃在中文，美學放在哲學，文藝學中的文藝美學與美學中的藝術本是一回事，卻變成了兩個概念。而且文藝學下面的文藝美學，美學下面的藝術，藝術學下而的藝術美學，都是一回事，在中國學術體系中成了三個概念，分屬三個不同的二級學科下而的三級學科。這一理論和概念上的混亂不能完全怪學術體系的建立者。美學的發展狀況、學術真理與學術管理的矛盾要負點責任。
美學是世界學術體系中最難的學問之一其難首先表現在，世界上每個文化都知道美，但卻很難形成關于美的學問。美是至廣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問題，美又是至高的，美總是與宇宙的最高者相連，美的本質一直與哲學的根本問題相關，與宗教的最高實在相關，與人類學的基礎相關。而美的學問則意味著要把美按照學術體系的方式將美的問題學科化。美學的困難，就在于美的客觀本性與美學的學科化的張力之中雖然美學很難，但美確實處處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難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我們看到了這一現象:人雖然講不好美學，卻又一定要去講美學自1980年代末以來，美學的學科定位就成為一個論題，肖到現在還有這方而的論文在發表這個問題來自兩方面，一是美學自身的學術本性，二是學術體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來說，美學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從總的性質上說，理論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針上的德、智、體、美并列，意味著美具有最高的總括性;從美學的分布看，哲學系、中文系、新聞系、各類藝術(美術、音樂、建筑、工藝)系、服裝、廣告等等，都配有美學的專一業課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學作為普通選修課從這一方而來說，美學不適于在現代的學科分類體系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這種找不到恰當位置的學科，姑且借現成術語，謂之跨學科但這“跨”不象西方學界的“跨”是學科進展和思維方式變化的結果，現代學術體系發展有兩個趨勢，一個趨勢是細分，學科越分越細，現代型的專家也越來越專，所專的領域越來越小而細、專、小雖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帶來的缺點也是明顯的，從而現代學術的發展又產生了另一個與細、專、小形成張力的另一趨向，就是跨學科，所謂跨學科，就是把好些相關學科中的一些部分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新學科這樣現代學術的發展，一方面是有不斷地“細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斷的“綜合”。但美學的跨學科卻是一個從古延續到今的老題。而對這一個老題，作為一個國家的學術體系，一定要把美學放在一個位置上才好進行學術管理。這樣在我國，美學就成了哲學下而的二級學科。只要明白對于很多跨學科的知識體來說，其學科定位在于學術本性與學術管理相互間沖突與協調的結果，關于美學學科定位的討論基本上只有學術管理的意義。但這種學科管理體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學學科的健康發展，最好在美學各分散部分(哲學、文學、藝術、建筑、服裝、廣告，等等)之問有一個溝通和協調機構。美學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進美學的發展，是一個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美學成為哲學的二級學科，是學術管理而對一個美學的跨學科性質時的無奈，當然，如何在這種無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點，還是極需討論的
文藝美學的產生還來源于中西文化在藝術本質認識上的差異，西方人認為，藝術的本質是追求美，因此藝術哲學(或藝術理論)本身就是美學，至少就是藝術(文藝)美學，中國傳統講究文以載道，藝以傳道，由前蘇聯學術而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學術都很強調學術的政治性。因此藝術(文藝)理論人于藝術(文藝)美學。與改革開放前的學術體系強調學術的政治性不同，改變開放后的學術轉型更強調學術的科學性如果說，在中國語境中，文藝(學)理論可以包含很強的政治性，那么，文藝美學則突出了文藝自身的性質因此，文藝美學在中國的崛起，是與中國文化的學術轉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為文化現象的文藝美學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政治統帥一切，改革開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統帥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當性的思想呢？美學，因此,1980年代興起的美學熱，文化原因大于學術原因。文藝美學就是這場巨大的美學熱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為什么不是藝術美學而是文藝美學呢?在中國學術界里，各個藝術領域都偏重于創作，文學由于以文字為媒介，本就多觀念的成分，文學領域從來是創作與理論并重的，藝術界多創作者而文學界多理論家，正好文藝理論被命名為文藝學，美學具有廣博性，文學理論用文藝學來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學理論的通向美學，于是文藝美學的大旗樹了起來。雖然正如第一節所列，搖旗吶喊的都是搞文學理論的文藝美學作為一種理論話語雖然有著明顯的術語混亂，但其傳達的理論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藝美學雖以學科的而日出現，卻有著文化的象征意義而且就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文藝美學雖然山搞文學理論的人提出，跨越了學科邊界，但正是這一跨越，使從文學理論發動的轉型，帶動了整個藝術領域的觀念轉型，而且影響了整個文化的觀念轉型因此，文藝美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充滿了歷史的玄機可以稱得上一個“玄”字。
論文摘要 教育技術的根本目的是實現教育的最優化，培養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美學是一門關注人的哲學，提倡人性自由和人的自由發展，能夠為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提供哲學依據。教育技術本身包含豐富的美學內涵，但其研究和實踐領域往往偏重技術和開發，而忽略其中美學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加大對教育技術中美學研究的力度。
1 引言
教育技術產生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種實踐的技術，從視覺教育到計算機輔助教學，無一不是將先進的科學技術引入到教育中來。教育領域對科學技術的運用，的確解決了教育中的一些問題，為實現教育的最優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教育是一個復雜的整體，技術并不能解決教育的所有問題。我國教育技術受西方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影響頗深，對教育技術的研究側重于技術層面，而較少從美學和教育哲學的角度進行探索，對教育技術人文方面的研究略顯單薄，這就導致教育技術學科領域內普遍存在的人文因素萎縮，哲學意識淡化，出現偏重科技教育而輕人文教育，甚至技術至上主義等傾向，這與以人為本的教育觀是不相符合的[1]。要解決教育技術中技術和人文之間的這種矛盾，就得樹立一種科學的人文思想，并進而以這種人文思想來指導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實現其科學技術和人文精神的協調發展，而美學正好可以提供這樣一種人文思想。因此，將美學引入教育技術，構建正確的教育技術美學觀，在技術越來越成為教育技術研究領域的統治力量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
2 教育技術中的美學形態
2.1 科學美科學美是建立在自然美的基礎之上的，它“是客觀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質美及其內在規律的真實反映”[2]。真善美的統一，是科學美的完美寫照。科學美表現在教育技術中，首先在于它的“真”，即要體現出科學理論中的客觀規律和理性概念，它們反映了科學理論內在的結構美和邏輯美。教育技術如果能真正體現科學美，就能夠用美的教育去影響人的內心世界，激發學習者對美的理解和感受，使其能夠在美的意境中學習，從而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以提高學習效率。而善是指事物相對于人的功利需要的價值，教育技術是為了滿足人的學習需要而發展起來的，這就是一種善。同時，一個好的教學設計，一個優秀的多媒體課件在傳遞知識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能滿足人審美方面的需要。真善美在根本上是統一的，它們都是以人作為價值主體，要求教育技術在追求技術開發的同時更多地重視人的本質。
2.2 教育美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體現了美的發展歷程，而教育過程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縮影，因此其中包含了豐富的美感。教育美是指教育本身作為審美對象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它能對教育中的審美主體（教師和學生）的教育活動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使教師和學生都能在美的教育中得到美的體驗和發展。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手段，教育技術應該充分體現教育中美的意境。首先，教育技術本身應該具有審美價值，要重視發展學生的審美品質和倫理道德品質，這是人的本體需要，也是人性化教育的需要；其次，教學設計應該強調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有機結合，強調運用藝術手法來體現教學法。例如，多媒體教材中使用富有藝術性的圖像、色彩、音樂等藝術手法，可以使教育過程變得更加形象、生動、有趣，從而使學生能夠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接受教育。
2.3 形式美形式美是指自然生活中的各種形式因素有規律地組合在一起而產生的美感。教育技術的形式美集中體現在多媒體課件上。多媒體課件的構成元素包括靜態元素和動態元素，靜態元素包括文字、圖形、圖像等，而動態元素則包括視頻、動畫、聲音等。多媒體課件是在教學理論、藝術理論等指導下，將知識的表現形式從原來書本的單一表現形式轉變為多媒體的復合表現形式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材料。作為一種知識的表現形式，多媒體課件主要強調的是形式美，即整齊美、均衡美、調和對比美、節奏美。
2.4 藝術美藝術美是指藝術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美，它源于現實生活，但又高于現實生活，因為它是藝術家創造性勞動的產物。教育是教師創造性的活動，一個優秀的教師，往往善于將藝術美運用到教學中，把抽象、無形的知識用藝術手法表現出來。教育技術的很多方面本身就是藝術創造過程，如視聽教材、多媒體課件、教學網站等，本身就是一件件美的藝術作品。
3 美學對教育技術的重要意義
教育技術從一開始就和美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初，蕭樹滋先生在其《電化教育》《電化教育概論》等著作中就曾明確提出美學是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20世紀90年代，劉雍潛和李龍編著的《教育技術基礎》中把美學作為技術基礎中的一個內容。近年來，教育技術專著將美學或藝術理論明確列為教育技術理論基礎的基本上沒有。由此可見，教育技術研究領域內對美學的重視程度呈逐年下降的趨勢。但實際上，美學對教育技術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它在實現教育技術的人本化、藝術化及其美育功能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1 美學是實現教育技術人本化的關鍵教育技術歷來關注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學模式的改善，為提高教學效率，優化教學效果，實現教學的最優化作出巨大的貢獻。但是，教育技術在推動教育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機器的過多使用弱化了人的潛能，并且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疏遠；媒體在很多場合下會使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媒體本身，而忽視其中的教學內容。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有沒有對技術的本質意義和深層價值進行探討，其解決之道在于用正確的人文思想去指導技術在教育中的運用，實現科技和人文之間的平衡。從本質上講，美學是審美領域的人的哲學，它以形象、生動的感性形式窺視人內心世界的美，并提倡人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自由。因此，把美學引入到教育技術的實踐和研究中來，將會“使教育技術更加人本化，更有利于教和學，更有利于人才的培養”[3]。
3.2 美學是實現教育技術藝術化的理論基礎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技術和藝術具有相同的本質，藝術乃是現代技術救渡的道路[4]。技術的最高境界應該是藝術，藝術是技術發展的美好愿望。同樣，實現藝術化也是教育技術發展的美好愿望，因為只有實現了藝術化，教育技術才能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其功能才能發揮到極致。美學是所有藝術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它從哲學的高度去探討藝術的一般規律和藝術美的問題，包括對藝術的本質、創作、欣賞和批評的研究。教育技術的藝術化包括教學設計、教學資源開發、教學過程等諸多方面的藝術化，而美學就能給它們提供理論上的指導。例如，教學設計要強調科學美和教學美；教學資源開發要注意界面的友好，色彩搭配的協調；教學過程則要講究語言的流暢、優美，聲音要清晰有致，富有感染力，這些都屬于美學的研究范疇。
3.3 美學是實現教育技術美育功能的重要手段美育是教育，也是教育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將美學理論應用到教育中，其主要目的在于陶冶人的情感，它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培養高尚的道德品質，豐富其人文知識的修養。教育技術中的美主要體現在媒體美和教學設計美2個方面，它們都具有美育的功能。媒體美可以美化教學環境，并滿足學生物質、生理、精神等多方面的需求，使學生的審美能力更加敏銳；教學設計美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更加主動地學習。美育是美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其中包含豐富的美育思想、美育方法，這些都是實現教育技術美育功能所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美學也是實現教育技術美育功能的重要手段。
4 結語
綜上所述，教育技術中體現了多種美學形態，同時美學對實現教育技術的人本化、藝術化等方面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對教育技術的研究和實踐卻往往忽略美學對其深層次的影響。這樣帶來的結果是：雖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卻無法使各種先進技術在教育領域的巨大潛能被充分地挖掘出來。研究者必須深刻反思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將美學引入教育技術，樹立正確的教育技術美學觀，使其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和諧發展，這必將有利于實現教育技術的人本化和藝術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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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藝術學；美學；分類；標準
二級學科藝術學在國家學科目錄上已經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級學科藝術學碩士、博士授予權的高校也有不少，從數量上看，其增長速度相當快，這也許是“學術成果大發展”的業績證明。在增長數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個真實的情況是愈是接近年底論文“開題”的時段，部分準碩士、準博士們愈是對二級學科藝術學研究什么內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筆者收到他們的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們曾為此“商量”，討論，并且在檢索查看了以往歷屆“藝術學”博士學位論文，發現絕大多數都是二級學科的非“藝術學”的內容，最后得出結論是：大家都覺得，藝術學論文很難脫離某一個具體的藝術門類來寫，如果脫離具體門類來寫，純粹形而上的東西那就變成美學、哲學了。
這讓筆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上就有論者在《藝術學的學科性質與發展前景》論文中提出：“藝術學與美學并無實質性區別，必將消失于美學之中或重新成為美學的一個部門”。再看作者相關的論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藝術學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質”“定位”不當：現在的二級學科“藝術學”定位在一級學科“藝術學”之下，成為“文學”門下，而作者認為應當或將來“必將”要歸屬于“哲學”門下。筆者認為，哲學、美學自然有納“藝術學”于其門下的容量，但是這不妨礙“文學”仍保留“藝術學”的空間。理由是從“文學”門下一級學科“藝術學”的角度觀察的“藝術”和哲學、美學角度的觀察是不一樣的，結論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羅斯美學家卡岡對“造型藝術”的分類為例，試釋不同之處。
一、藝術學的分類問題
出現上述研究生疑問的原因中，至少有一個是“藝術學”迄今未有成熟的“分類”。“分類”不明，當然研究對象難免交雜不清，研究方向、目標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學術研究，不進則退。我在《藝術學，莫后退》一文中就“分類”問題略作探討，就是希望證明二級學科“藝術學”還是能“生存”在“文學”門下而已。分類中大概只有“應用藝術學”概念被部分學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學人興趣，沒有真正的學術回應。現在則恐怕連“應用藝術學”也不再引起興趣，因為大概“藝術”一經“應用”，就會被看成不是“理論”的低層次了吧。
我想要探討問題，先要站穩在“藝術”的起跑線上，這個起跑線不僅在于對“全部”藝術實踐的理論須有所認知，更需要的是對某些門類的藝術實踐有所“實踐”。正如陸放翁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藝術學”不同于其他純理論學科的地方就在于“須躬行”，而不是永遠的“隔岸觀火”。“隔岸觀火”可以觀其大勢，“須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癢”的結論。有“切膚之感”，又明其大勢，“藝術學”研究才有實質的“莫后退”。
對藝術的分類，不論是對藝術總體內容、還是對某一門類“品種”的分類方面，美學和藝術學的立場不同，標準也不同，結論當然不同。下引俄羅斯美學家卡岡在《藝術形態學》中的“造型藝術”分類為例，提出疑惑之處：從這些疑惑之處引入到“藝術學”角度的分類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岡把“造型藝術樣式”分為5大類：“藝術攝影”和“書畫刻印藝術”、“繪畫”分為一大類；其他4大類是：“雕刻”、“全景藝術”、“玩具藝術”和“化妝藝術”。他提出：藝術攝影與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過對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現或者彩色再現而描繪世界。因此，攝影藝術仿佛重復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可能性，不過，它與書畫刻印藝術和繪畫的區別不僅在于技術手段，而且在于這些手段所產生的對被再現現實的反映和改造之間不同的——直接對立的——相互關系：藝術攝影總是紀實藝術的，而在書刊刻印藝術和繪畫中甚至對模特兒的直接再現，也包含著無法排除的使模特兒發生變化的因素，這種變化按照藝術家對模特兒的看法、感覺和理解而產生。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網關于“造型藝術”的某些概念和我們已經有了如下歧義。
先看他分出“造型藝術樣式”之一的“書畫刻印藝術”，在此樣式下含三項“品種”：“書刊的書畫刻印藝術”、“版畫”和“插圖”。他也知道這不是20世紀之前的分類，他說：在20世紀以前理論不把書畫刻印藝術劃分為與繪畫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種獨立的藝術樣式……在“三種最著名的藝術”中，與繪畫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僅僅被評價為一切“構造”藝術的基礎或者繪畫的一個品種。他這里說的“素描”，其實和繪畫所說的素描還不是一回事，他說：
素描開始被看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價值，而使它與版畫相接近的特點，歸根到底許可承認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術品種(鉛筆、炭筆、鋼筆、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畫、金屬版畫、漆布畫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單色造型是造型藝術的特殊樣式，稱之為書畫刻印藝術。他說的素描，就是單色畫(黑白依然是單色)。可見，對同一個詞匯，美學家和藝術家的理解距離有多遙遠，雙方如有爭論、探討、研究，也許都在“各說各話”，連基本概念都沒有統一的對象——除了一個詞匯之外。
按照卡岡的“素描”說，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單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書畫刻印藝術”，那么，對
如果筆者的記述不錯的話，這種“全景藝術”，似乎類似“藝術學”角度所說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的“空間”可以在街頭巷尾，可以在市民廣場，可以在廳堂、門廊……總之，有足夠的“空間”就行。“行為藝術”則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進行中的情節”，而這個“情節”的參與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來驅散他們的警察。總之它揉合了一點“時間藝術”的條件。卡岡強調：全景藝術與雕刻和繪畫的另一個本質區別在于，如果繪畫預定于從一個視點出發的完整知覺，而全雕刻作品預定于視線圍繞靜止的雕刻的運動，那么，圍繞觀眾的全景造型則定向于從內向外的環形知覺。“從一個視點出發”，包含觀者只可能有的“一個視點”和繪畫本身的“焦點透視”及非焦點透視的構圖，“全雕刻作品”顯然即“圓雕”。至于“全景藝術”又有“環形知覺”，令人想到一種“全息電影”和“環形電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藝術的邊緣形式是透景畫，透景畫在它的視知覺的結構和性質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態學鄰居——透視浮雕。卡岡列出“透景畫”品種，不能詳明何所指。聯系他的相關論述，也許指的是博物館陳列中普遍采用的虛擬“場景”藝術設計。這是借用電腦技術，利用光學原理合成的有真實“三維空間”的藝術設計，用來表現某種歷史上曾發生過的諸如族群遷徙過程或某種手工藝工藝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連貫的過程。在特殊的“櫥窗空間”里，完全“紀實”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縮小，儼然如“小人國”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應的“時間藝術”因素。但是這些在“藝術學”角度看來，統統屬于“展示設計”的范疇，上述所有具體內容的呈現手段，都只是“展示設計”指 定的某種“技術”的運用，和“雕刻藝術”沒有關系。
卡岡把“玩具”列入造型藝術的一個類，下列“靜態玩具”、“活動玩具”兩個品種，不知道他的“靜態”、“活動”是不是指不能“動”的(如泥偶等)和能“動”(如附發條機械或電控的汽車、飛機之類)的兩種玩具的意思?這是出乎“藝術學”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論何種手法、形式——皆可為“造型藝術”，那么“繪畫”、“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藝術”；“戲劇”、“電影”里也有“造型”，理應也是“造型藝術”，但若在藝術學分類中以呈現主要藝術效果的“手段”為標準的話，其主要藝術效果并非單由“造型”解決，更多的是音樂、表演、語言、燈光、色彩及鏡頭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說它是“時間藝術”類的“綜合性藝術”品種。
玩具則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蓋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變形金剛一類的“造型”，也有正方幾何體拼圖游戲一類的“造型”。即如卡岡列出的“靜態玩具”而言，它們也不是藝術家個人完成的終端產品，一樣要經過工藝制作過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過程中，“玩具”的藝術功能才彰現出來。從這一點看，分類的標準和前述的“繪畫”就不一致了：設定同一種標準應該是“分類”的“游戲規則”，標準不一必然帶來邏輯混亂，離分類的要求太遠了。
卡岡認為“玩具不僅是獨立的藝術現象，而且是兒童的綜合創作——藝術游戲——的一種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藝術樣式”中還有一項是“化妝藝術”。他說：化妝通過演員的面孔再現完全不同的人——戲劇或者電影的角色——的面孔，從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創造類似于造型創作的其他機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因此，對于演員，化妝藝術和木偶藝術原來是二者必擇其一的；實質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員的一種“化妝”，是演員用來遮蓋自己面孔的假面具。從上文可知卡岡的“化妝藝術”僅指戲劇、電影演員的“化妝”而已，但如果就“化妝”，特別是就“化妝”的“假面具”而言，兒童玩具中就有此類“化妝”物。就其形態說，在未使用前是“靜態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動態玩具”，雖然它本身并不動，或只有局部動。此外，戲劇演員會有“假面具”，
“繪畫”本身的“描繪”技巧可以獨立，因而能夠成為非“繪畫”的一種表現技能，因此對“繪畫”還須加以“定義”。我們可以給藝術學的所謂“繪畫”設定三個條件：第一是有主題、有情節；第二是有構圖范圍；第三是在平面上的靜態展示。所以不是有“描繪”的技術形式皆可稱“繪畫”，如先古時代某些“壁畫”、器物上的“畫”皆不可當作“繪畫”討論，因為前者缺乏第一、二項條件；后者不符第三項條件：所以它們都是“描繪”技法的運用。此外，現代出現的電視畫面、電影畫面雖在“平面”上展示，但非“靜態”形式，故也不符合“繪畫”討論要求。這樣就區分開了“青銅器”、“彩陶”以及附屬于器物上的一切“圖畫”，也就是說，那些附麗于器物的“圖畫”是在器物裝飾藝術中運用了“描繪”的技法而已，本身并不足以成為“繪畫”。
南朝時期以注重文學形式創新為特征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根源于當時哲學思維方式的轉變引發的對語言價值的探索，玄學和佛教哲學的建構都倚重于語言策略（經典再詮釋、清談、譯經、梵唄唱導等
）。受其影響，當時文人形成了重視文學語言形式審美價值的文學本體觀念，認為文學是“言之業”，文學創新的關鍵是語言形式的創新。這種形式主義美學傾向促進了詩的近體化與賦、文的駢化，以
及文體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評范疇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國古代詩文創作與批評中的形式美學傳統。
南朝時期的作家“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方面都有凸現形式的傾向。齊梁及隋唐以來，以訖近代，由于儒
家宗經載道文學觀的影響，對上述傾向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晚近以來的文學史研究者多稱之為“形式主義”①，并持否定態度。在文體、語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學研究重視的今天，如何從文學本體意識
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現象?如何評價所謂“形式主義”?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認為，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導致新的文學本體論形成的哲學、語言學背景。玄學
的勃興和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導致了哲學家從經典語言再詮釋入手的對此前儒家哲學的顛覆。漢譯佛經，重建經典，清談玄理，梵唄唱導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視語言。“文”、“筆”之辯，“四聲”的理
論概括在創作中運用等現象，標志著經學的載道、史學的敘述等功能從文學語言中分離出去，語言的審美功能、文學的本體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學為“言之業”的觀念。這必然以理念和經驗的方式去影
響當時和后來，促成詩、賦、文的創作與批評方面的形式美學傳統。
一 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
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
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
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
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
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
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
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
“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⑤玄學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
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
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
，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
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
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
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可見思想界的革命實際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
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
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 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
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
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
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言意”關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
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
歐陽建《言盡意論》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
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1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1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
首先，文學為“言之業”，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學創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也。”16張融認為，文學
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形式。作家的創作就是為所抒發的情感尋找適當的表現形式。文學為“言之業”，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
其次，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體創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1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為受玄佛語言觀之啟發、影響而善于創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體式的創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
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王元化指出：
所謂“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物色篇》稱《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
，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從言盡意觀點出發，必然認為文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
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2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
……”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
“聯”。一聯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
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
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 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作凸現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
是大多數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作上
，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現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
《文心雕龍?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主張賦
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可視為對理論探索的回應。具體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象。關于前兩種傾向，
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賦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
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
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群書備考?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
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端。漢魏晉三朝，
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程廷祚《騷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這些近乎反面的
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望今制奇，參古定法。”2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
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對純形式的觀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
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
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
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
創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
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
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的巨大魅力。
四 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文心雕龍》則將文體分為三
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展狀況是相
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
發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
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代文體學的許
多核心內容，表現得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作規律的總結更系統。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
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備為理想
標準，其具體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
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
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慧遠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
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3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
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
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
“麗”本是主要偏重詩賦形式的，根據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
》），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
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在新文體的創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新：從個
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
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出對文學語
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
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
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
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
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手法。《詩品》品第詩家，多用“體”、“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現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
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劉勰立足當時系統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樂府篇》論音樂和歌詞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
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詮賦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
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從“文”的本義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
”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
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揭示文學創作常法的頗具現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出發點。
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
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
總之，形式是一切認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
想中有意凸現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
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4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龍樹《大智度論》云：“是若波羅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記”引黃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象論叢》，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睿《大品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八。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47逯欽立《說文筆》，收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頁。
皇甫曉濤，男，漢族，河南商丘人。北京交通大學中國文化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化產業與金融價格方向博士生導師，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文化產業方向博士后，曾先后獲天津師范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四川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維也納大學訪問學習，2012年度中國文化創意產業最受關注的十大名師學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文化產業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北京郵電大學兼職教授，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國家藝術類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評委。曾任遼寧師范大學、中南大學等多所高校教授，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做過多次文化產業專題講座培訓。兼職北京領識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深圳創意文化科學院院長，廣東創意文化產權交易中心主任，中華書畫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人類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理事，光明日報社文化產業研究中心顧問，光彩集團文化事業部部長，哈爾濱馬迭爾集團顧問，青島保稅港區顧問，伊春市人民政府顧問。
二、研究領域
皇甫曉濤教授近年來主要從事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新、文化資本與資本理論研究工作，具體研究方向與學科背景為管理科學與規劃科學，鑒識科學與認知科學，文化產業與文化金融，城市文化與文化治理，文化教育與教育科學，人類學與文化科學，美學與文化哲學，傳播學與新媒體研究，信息科學與生態科學，并為跨部委、跨區域政府做多方面規劃、咨詢、智庫研究。
三、研究成果
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發表CSSCI論文30余篇，其中CSSCI檢索論文20余篇，被中國期刊數據庫引用50余篇。參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兩項，主持教育部、建設部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項。撰寫著作16部，參編教材兩部，獲省部級社科優秀成果一、二、三等獎與優秀著作獎多項，并全國青年社科優秀成果獎，20世紀中華英才獎，博鰲論壇國家生態理論貢獻獎，西部文化產業博覽會銀獎，遼寧師大等高校多項優秀教師獎及北京交通大學、遼寧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社科優秀成果與科技成果一、二、三等獎十余項。
皇甫曉濤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基于跨部委國家科研項目的文化、文化產業、產業經濟學與金融、管理科學與文化管理、生態科學與信息科學的學術與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創新研究；第二，基于跨區域、領域的政府、企業創新研發與規劃、智庫研究；第三，文學、美學、比較文學、哲學、史學、傳播學、人類學、教育學人文科學與文化科學、認知科學與教育科學的學術、理論研究。
四、主要論著
1、開放的本土性與重寫的現代性，文藝研究，2003年第5期。
2、中華性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1日。
3、文化產業研究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重構，清華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4、國家文化體制改革創新體制研究，遠東經貿評論，2006年第2期。
5、文化產業要重視內容生產，光明日報，2006年3月18日。
6、文化創新與產權市場，文藝報，2006年12月12日，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7、城市文化與產業哲學，人大復印期刊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
8、關于文化產業與文化資本創新問題的思考，光明日報理論版，2009年4月28日。
9、讓版權實現價值，光明日報，2010年4月15日。
10、文化產業學科建設的基礎理論研究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重構，學術月刊，2010年第8期；人大復印期刊文化創意產業，2010年第6期。
11、城市的文化自覺與文化城市化的自主創新基礎，北大文化產業論壇，2011年下卷。
12、關于文化產權交易的理論思考，中國美術，2011年第6期。
13、如何確立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路徑與規范標準——中國工藝文化城的文化啟示（下），光明日報理論版經濟部內參專題，總第280期，光明日報總編辦，2011年8月29日。
14、泛媒介革命的內容生產與新媒體的文化創新，文化產業研究，第五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