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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肌鈣蛋白；參考值；健康人群；西固地區
肌鈣蛋白由肌鈣蛋白I、T、C三種亞基構成,文獻報道在心肌損傷的生化指標中心肌肌鈣蛋白（cTn-I）明顯升高[1-3]。我科于2007年8月將該項目的測試用于臨床,經過兩年多的觀察，發現測試結果陽性率過高。為了了解本地區健康人群的肌鈣蛋白cTn-I濃度,我們檢測了1800名健康人的血清樣品以及560份患者血清樣品,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正常人群來源為本公司體檢人員，經詢問病史、體檢、心電圖、X線胸透等檢查無異常者。年齡為20~80歲，共計男性950人，女性850人。病例組為本院住院患者，共560例。
1.2儀器與試劑
1.2.1儀器 采用日本生產的TBA12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1.2.2試劑 采用太原川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產的膠乳增強免疫比濁定量測定所用的測定試劑盒。
1.3方法
1.3.1標本采集正常人群抽取空腹靜脈血2ml送檢。
1.3.2標本測定在TBA-120全自動生化儀上機按試劑說明書要求測定；采用免疫增強比濁法進行測試，測定按盒內說明書嚴格操作。
2結果
2.1正常人群肌鈣蛋白參考值范圍的計算根據各年齡組肌鈣蛋白均值結果（見表1）計算，20~78歲年齡段正常人群的肌鈣蛋白均值(x)為1.072 ng/ml，標準差(s)為0.936，采用標準差單側值計算法取肌鈣蛋白單側的95為上限，得出肌鈣蛋白正常參考值上限值為2.61ng/ml。
2.2肌鈣蛋白的參數在不同性別中的比較男女性結果經t檢驗，P＞0.05。兩者無顯著性差異(見表2)。
2.3肌鈣蛋白的參數在正常人群組與住院患者組間的比較正常人群組分別與AMI組、心血管疾病組進行t檢驗，P
3討論
3.1臨床反映的肌鈣蛋白出現陽性率過高的現象確有存在，這是由于地區差異導致各個實驗室的參考值有所不同而造成的。肌鈣蛋白上限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71 ng/ml，本資料結果顯示，西固地區的肌鈣蛋白正常參考值（≤2.61ng/ml）較全國平均水平偏高，不同性別間差異亦無顯著性。
根據上述結果，采用標準差單側值計算法，得出西固地區正常人群的參考值上限為2.61 ng/ml,據此建議將≤上述數值作為參數的正常參考值。
3.2正常人群組與患者組的肌鈣蛋白參數經統計學方法處理后,顯示有顯著性差異,表明本實驗所用的肌鈣蛋白免疫比濁定量測定方法特異性好,有助于不穩定性心絞痛（UAP）和急性心肌梗塞（AMI）的鑒別診斷。
3.3人心肌肌鈣蛋白Ⅰ(cardiac troponin I,cTnI)被定為診斷心肌損傷的確定標志物,具有特異性好、靈敏度高的優點.但由于它在人血清中不穩定、極易被降解和存在形式多樣等諸多因素,不同試劑盒對同一份標本的測定結果也會出現顯著差異，本實驗室采用國產試劑盒，得出的肌鈣蛋白的正常參考值較全國水平偏高。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差異，西固地區集中了電廠，煉油化工企業，鋁廠等環境污染單位，是導致地域差異明顯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還應該考慮所選試劑盒的因素。建議在實驗數據搜集的過程中，由于該實驗所選的國產試劑盒穩定性不好，結果易出現假陽性，所以建議每日監測肌鈣蛋白的質控值，以便及時校準。建立本實驗室肌鈣蛋白的參考范圍為臨床判斷心肌損傷,特別是診斷AMI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參考文獻：
[1]楊振華，潘柏中，許俊堂.中華醫學會檢驗學會文件，心肌損傷標志物的應用準則［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02，3：185-189.
[關鍵詞]：出土錢幣 斷代 社會現實 文化交流
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因此，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幣的所屬時間。如梁四柱五銖，錢面上下各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鑄重達八銖之五銖錢，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農民政權也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十種，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往往每次改年號，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廣西賀州博物館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的情況，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管維良先生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33％，最高為100％，絕大多數時候為90％以上。兩晉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漢五銖，所占比例最少為33％，最高為100％，有7批。絕大多數為90％以上。南朝5例，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6例，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90％以上，可見，當時流通的主要貨幣應該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三、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
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峽地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這11座墓平均每座約47枚。西漢武昭時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錢幣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總數約2200枚，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約50枚。從上述數據看，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1枚錢幣也沒有，最多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出土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由于保存狀況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漢代是一個崇尚厚葬的時代。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口賦下的生活狀況。《漢書貢禹傳》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賦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頓的情況下，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四、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
參考文獻：
[1]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7．
【關鍵詞】文學;李楊;旗幟
我們許多人都懷揣著對文學的想象,進入文學的殿堂,瞻仰文學展示給我們的境相。又有許多人為著這樣的夢想,進而走近對文學的研究。抱著這樣理想的人大多心里都有一個關于“純文學”的夢想,我們都曾為張愛玲的那一個“蒼涼的手勢”而思緒纏繞;為沈從文的那一座“湘西神廟”而牽動我們文學的向往;錢鐘書的“圍城”也讓我們結結實實體驗了一把學者的幽默。晚近,個人化寫作為文學豎起私人空間,先鋒新寫實新歷史新生代……,接連著我們的文學想象。
我們一直以為文學有自己的“自性”,它思想的統一性與永恒本性永遠不會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驕傲于我們每個人都各自有對文學的悟性,我們鐘情、品讀的文學想當然的與眾不同。在我們的頭腦中一直都把“知識”與“思想”獨立于社會,唯有它們是遠離“政治”與“歷史”的。我們以為“純文學”是我們一個不朽的夢,于是我們就用“純文學”構起了我們的精神象牙塔。
李楊受福柯“知識考古學”、“知識譜系學”的啟發,來發現文學史寫作中的權利(即“現代性”)與知識的關系。他的發現讓我們震驚,顛覆了我們以往關于此的知識結構。我們傳統的文學批評幾乎大部分的批評家都把“印象批評”作為一貫的批評原則,并視為我們批評的圭臬,但是李楊認為這種“印象”已不是我們意識當中的“印象”。這些“印象”同我們一貫自命自己的審美體驗和個體的獨特個性一道,其實與我們的知識層壘與個人的經歷有脫不了的干系。李楊幫我們完成了我們那副神秘負累的解構。我們常常會遇到對你價值視野范圍外的知識的價值考量,經常的一個感觸是,事后回想如果我們用正面眼光去看,也許會發現它們同樣獨閃異彩,這常常讓我們疑惑。這里知識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我們對文學的每一次詮釋都是試圖關閉一個有無窮無盡生產能力的源泉。”“要真正化解這種沖突,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立場與信仰歷史化和知識化。”同樣我們也不應該以價值論的方法界定“文學”,而應該代之以歷史的方法考察“文學”,將“文學”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加以審視。我們有時也會疑惑經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李楊告訴我們要做的是“去經典化”,“本無所謂‘真正’偉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學。”“知識考古學”啟迪我們不要再糾纏于肯定或否定某種價值度量,去追尋現象背后的發生機制,這是其產生的意義。
像我們把“五四”作為中國新文學興起的標志,那是審美文學的正宗,以致 “十七年文學”、“文學”被認為是對“五四傳統”的“離開”,而到了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則認作是對中斷的五四文學傳統的“接續”,是“回到了五四”。這些曾是被我們文學史一致認同的說法,但李楊把這一切都歸入“現代性”的的范疇來看之后,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提法都無所謂它們所指的意義。文學史再不是我們想象中對文學審美事實的陳述,文學史的出現同歷史一樣,有著與意識形態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文學史同樣參加了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構建,是社會建構的一種。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重寫文學史”的本意在于“使之(現代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但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用“現代性”的知識看待這一現象時,那么“重寫文學史”原來的構想無疑是“幻滅”了的。連我們最公認的左翼文學僅有收獲,成就 “世紀良心”的巴金《隨想錄》,經過李楊的現代性“再解讀”,巴金的“懺悔”就成了沒有真正認識的“囁嚅”。關于文學史寫作中的幾個關鍵詞:“文學性”、“個人性”、“日常生活”。無所謂純正的“文學史”,當然也就無所謂“文學性”。我們對“個人性”的迷思,李楊是這樣解釋的,“80年代的個人同80年代知識分子熱衷于參與思想啟蒙的受挫或失敗有關,也同90年代欲望化社會的到來有關。個人主義,早已被常識化,即本質化了。”是啊,“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是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我們常常固執地忽略這一點。 我們以前把“日常生活”作為文學回歸“人”自身來看待,其實“將人的自然狀態理解為人的本質,實際上取消了所有的文化的意義。人本質不是一個生物學上的事實,而是一個社會事實”。“‘社會化的人類’,并不毀滅個性,而是修改個性的形式,豐富它的內容。”這樣的解讀,其實正是對我們關于“個人寫作”、“先鋒文學”、“新寫實”等等“純文學”想象的一個很好回擊。關于如今早已偃旗息鼓的90年代的“國學熱”,李楊也提前做出了正確的預言,因為“‘國學’本就是‘西學’的一部分” ,“指望依靠‘國學’的學習和研究去抵御‘全盤西化’是極不現實的。”結局也證明是這樣的。
關鍵詞：音樂藝術；圖譜學；圖像學；書籍學；文獻學；相互補充；互為關聯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近現代以來，伴隨著歷史文化的轉型和學術思潮的風起云涌，各種學術思想、方法和學科概念不斷翻新變化。如以科技文化為唯一標準發展階段，所有學科層層剝離，新學科概念汗牛充棟，而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相近的學科嫁接交融、合而為一等，又成為一種全新的時代風尚。擺在我們面前的有關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的古今關系與現實意義問題，就是這一時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認真探討的學術命題，要分辨二者長期以來的互為關系，及至和相關學科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從我國歷史文化、學術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脈絡與接續關系等方面，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與分析。
一、歷史文明接續關系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明傳承發展的進程中，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續，相互映襯，形影相隨，不離不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時代特征。筆者將其劃分為五個歷史階段，即圖像文明時代、圖文接續時代、圖文并存時代、文盛圖衰時代和圖像時代的回歸。
其一，圖像文明時代。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曾經歷過圖像時代，即在我國語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們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以圖記事、以圖說事和以圖表情達意的時代，故圖像文化應是早于語言文字而獨立存在的中華早期文明之一。而當語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圖像則又轉化為一種藝術文化的形式，并在學術文化研究的平臺上得以綿延傳承。如《通志》說：“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生；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生。圖成經，文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1]
伴隨著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時代等歷史期的變遷，圖像文化的形態也不斷地發生變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時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紋[2]，江蘇省蘇州市中吳區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狀舞蹈紋玉飾[3]，包括分別見于甘肅大地灣、云南滄源、廣西花山、內蒙古陰山、新疆昆侖山等地的巖畫、地畫圖像，以及全國各地出土后世各個時代的各種圖像，足以反映出這種圖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圖文接續時代。據考證，作為具有中華文明象征意義的中國文字，是由先民們勾勒勾畫的表現世間萬象的圖形圖畫漸漸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產生，即緣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觸的歷史基礎。上古時代，商人馴化大象，役象代勞，并根據象的形象創造了“象”字。“象”在漢語中最初是名詞，以后才引申和轉化出“現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見“象”字的初始形態“”。
到了戰國時代，由于氣候變化等多種原因，象在中原地區絕跡。如韓非子說：“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5]也因于此種歷史的緣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簡稱“豫”字，主體框架為“象”，其詳細字義為：形聲，從象，予聲。本義：大象。如《說文》說：“豫，象之大者。”[6]中國字則被稱之為“象形”文字。關于中國文字（漢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考古發現最早的遺存，是安陽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這種“象形”的文字，應是我國圖文接續時代的有效見證。
其三，圖文并存時代。世上任何一種人類文化形式的出現，都要經過人們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磨礪和體悟的過程，而一種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種文化形式，也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包括一方的漸興、二者重疊和另一方減退等過程，圖像與文字兩種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漸進的接續關系，而且二者之間肯定有著一個較長時間的并存期。
關于我國古代的圖譜圖像與書籍文獻長期并存與發展的歷史，在先秦時代的古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如《周易?系辭上》說：“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7]這段在古人長期的口頭文化傳播基礎上的文字記載，將圖像文化和書籍文化這兩種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為同一源頭，雖有一些夸飾、捏合的成分，但卻并非子虛烏有的憑空想象或神話傳說，而是以一種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煉生動的比擬手法，奇特傳神地把我國歷史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一些不朽的歷史印跡連綴在了一起，簡約而又翔實地記述了我國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曾經并存發展的歷史信息。
其四，文盛圖衰時代。隨著自漢以來我國古文字的逐步簡化和定型，人們漸漸地用簡約的文字文獻取代了圖譜圖像的實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現出文字繁盛、圖像日衰的發展趨勢。如《通志》說：“……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遠，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后學而墮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圖譜之學”和“書籍之學”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即“圖成經，文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及至漢代文字通行，著書立說只用文字不用圖像，導致“圖譜日亡，書籍日冗”現象，預示著文盛圖衰時代的出現。
其五，圖像時代回歸。20世紀以來，鑒于古文獻記載已不能滿足現代學術研究之需的原因，圖像研究再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并在世界范圍內興盛蔓延，西方國家較前一步完成了作為現代學科屬性的圖像學學科理論與方法體系。作為一名哲學家的睿智與敏查，海德格爾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圖像時代”[8]的到來。
通過數十年來的發展蔓延，海氏預言已經在學術實踐中得到了有效驗證，世界各國、各民族及其諸多相關學科，都廣泛地運用讀圖、說圖和研圖的方法，從而全面呈現了圖像時代歷史性回歸的壯觀景象。當然，圖像時代回歸的另一含義，是指以現當代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為標志的視頻、視像，以其直觀、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動畫面，再次撼動了以文字為載體書籍文獻之學的一統地位。
二、史學研究互為關系
對于古代歷史學、文化學的研究，我國學人長期以來探索實踐了多種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響力的是自漢以來以書籍文獻為主體史學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圖譜圖像和北宋時代肇始的“金石學”，以及近現代引入西方國家考古學、圖像學等以實物考據為主體的研究方法，它們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為關聯。
1.書籍文獻史學研究
書籍文獻史學研究，在我國學界素有文獻考據之說，指對古代文字記述的史料進行考證、辨析和闡釋解讀的一門學問。由于文字記述有著比圖形圖像簡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漢以來它逐步發展演變成為著史和進行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孔子《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證）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記載；獻，指見多識廣，熟悉歷史的賢人。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說：“文，典籍也；獻，賢者也。”認為“文”是經史、會要、傳記等書本，可以互相參證史事；“獻”是學士名流的言論紀錄，可以用來考訂典故、史傳的是非。[10]簡言之，文獻是指典籍記載與學士名流的言論。
我國古代將古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讎”，故有校讎學之稱謂。傳統文獻學正是在校讎、目錄、版本諸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獻的源流、特點、處理原則、方法（如分類、目錄、版本、辨偽、校勘、注釋、編纂、輯佚等）及利用的一門學問。其宗旨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于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11]這充分反映出，作為我國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實、重視傳統的優秀品質，也為后世學人治史、證史和論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論基礎。
總之，采用古文獻考據的方法，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經”、“史”部分，它們構成了歷代史料文獻的主干，“證經補史”即成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務。其優長和不足之處分述于下。
其一，書籍文獻史學研究的優長。
自《史記》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第一部國家史典問世以來，之后的每個朝代都有以此為例的官修史書，其中多有《禮樂志》《樂志》《藝文志》《音樂志》等記錄宮廷樂文化發展狀況和具體活動的部分。歷代官史文獻中的內容，分別以記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國外諸事等為主體，是在所謂國之大事即時性在案記錄基礎上的編纂整合，故被尊為“國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類書目則被稱作“野史”。后世學人一般認為，“正史”中的內容具有較高的可采信度，故歷代“正史”中關于音樂方面的記載，即成為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
其二，書籍文獻史學研究的不足。
在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學人們不斷發現古代書籍文獻中存在著較多的遺漏、不實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如著名音樂學家黃祥鵬先生所舉《樂問》[12]百題，就是由于官史文獻的不詳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學人的困惑和無所適從，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許多千年死結。“正史”文獻中的不足之處，大概有如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記載的簡約和多義性特征，致使后人無法讀懂其意；二是同一歷史事象，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傳過程中，難免出現演繹夸飾成分，形成一些虛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權文化一統地位政治的訴求，有計劃和有目的地虛捧抬高或詆毀打壓某一歷史文化主體，造成蓋棺論定的虛假歷史信息；五是鑒于古代文字記述方式的單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牘、竹簡等文字載體，傳承和流通都存在著較大困難，極易丟失和損毀，造成史料文獻遺失現象嚴重；六是歷代官史中主要記述宮廷樂事，廣大社會的音樂生活則較少涉及，這對于中國音樂史的系統研究來說，無疑存在著較多的問題。
2.圖譜圖像史學研究
所謂圖譜圖像，最初僅指人類文明肇始以來通過繪畫、雕塑等方式，記錄保存社會萬象的圖形圖像和銘文等，近現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圖像學，漸漸地把研究范圍擴展至出土相關實物的照片等。
在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實踐中，由于史料文獻的不足、艱澀與語義不詳等原因，我國歷代學人一直十分看重圖像的史學研究價值。肇始于東漢時期的“古學”就包含有圖像研究的成分，魏晉以來金石圖像考據之風漸盛，至北宋時期形成了以“證經補史”為宗旨的“金石學”的學問，并在清朝成為顯學。關于金石學，朱劍心認為：“‘金’是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石’是以碑碣墓志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圖像者皆屬之；那么，‘金石學’則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定、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13]可見，金石學研究包含有音樂的器物和圖像；金石學的宗旨目的，除“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以外，還有著辨章學術、藝術審美之學等十分寬泛的內涵和外延。關于金石學的學術方法，“大約不出于著錄、摹寫、考釋、評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錄其文者，有圖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記載者，有分類編纂者。或考其時代，或述其制度，或釋其文字，或評其書跡，至為詳備。”[13]（p.20）應該說，這里面特別值得珍惜和弘揚的是，我國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學術文化理念。
其一，圖譜圖像史學研究的優長。
遺存不同時期豐富多彩的藝術圖像，有著直觀展現古代社會歷史文化基本形態與風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并在上古時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樂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間即失的令人遺憾的屬性，歷史上所保留下來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說，而無樂舞藝術本體的東西留駐于世。在近現代以來考古發現的地下遺存中，見有大量以樂舞為主體的綜藝圖像和一些樂器實物，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再現了我國古代樂舞藝術包羅萬有的形式形態，以及一些樂器當時的形制規格、放置與演奏方式、組合方式、藝術表現等鮮為人知的內容，這些彌足珍貴的帶有直觀性的圖譜信息，相對于十分簡約的古文字記載來說，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參考價值，而且這種藝術的圖像既有著長久持續傳播的縱向連續性，又有著廣布于社會的橫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的宏大體系，從而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密切關注，成為古代藝術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二，圖譜圖像史學研究的不足。
圖譜之學及現代的圖像學作為一種學術的方法并非完美無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著許多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對于音樂形態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與表演的形式形態，卻無法準確證明樂器的具體規格，不能還原音樂的樂調和聲響；另如自漢以前的藝術圖像，雖被學界譽為寫實性藝術，但畢竟存在夸飾、想象的成分，需要通過其他資料予以互證；再如因當時圖像載體材質和表現手法等的局限，畫面細節漶漫不清，或由于畫工常識欠缺或技術失誤等原因，造成畫面上樂器形制的失真、變形或演奏形態的不一；特別是即便我們通過深入細致地考證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環節之后，這種研究依然不能夠復原古代音樂的本體形象，故圖譜圖像的研究也和書籍文獻的研究一樣，存在著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總而言之，在中國數千年歷史文明和文化發展衍變的過程中，圖文兩種文化現象從無到有，續斷蔓延，盛衰起伏，變幻無常，既分別從不同角度為后人勘驗歷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證，又分別顯示出其難以逾越的不足之處。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種單一的學術方法，而應放開眼界，破除禁錮，從“多元文化”的宏觀視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資利用的學術資源匯集到一個平臺上，全面實現傳統與現代學術文化的接軌，方能在多種資料和成果的互證下，全面揭示古代藝術文化發展史的面貌。所以筆者認為，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在中國古代藝術史、文化史研究的平臺上是一種互為的關系。
3.學術網絡體系關系
如前所述，自漢以來我國進入文盛圖衰和以文字著述為主體學術文化發展期，而由于歷代學人并未放棄“圖譜之學”在學術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視性作用，使得圖、文兩種學術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對全球性圖像文化回歸的歷史潮流，二者順其自然地復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術網絡體系。
三、本源性學術網絡關系
鑒于我國古老悠久的“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在歷經數千年傳承接續的歷史文化發展軌跡中，呈現出如江河之水一脈流貫、混溶交互、永無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學術研究及學術文化發展衍進的過程中，也必然地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屬性。雖然說自漢以來“書籍之學”漸居統領地位，但歷代學人沿襲保留下來的“左圖右書”和“上圖下文、下圖上文、前圖后文”等學術習性，足以證明遠古先民們孕育創造的圖像文化非但沒有就此消失，而且還在學術研究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圖譜略》：“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也。……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14]這充分說明，歷代學人在學術理論理念的天平上，從來沒有放棄“圖譜之學”的重要學術地位，在學術研究的實踐中，總會將“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進行必要的比照研究，從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間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學術網絡關系。
1.本元性學術網絡關系
在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從北宋“金石學”的勃興，到具有現代學科定義的考古學、考據學、古器物學、圖像學等相關現代學科的確立，學術研究的視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學術的理論和方法也隨之得到升華。20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理念不斷翻新。從對以科技文化為中心“一元論”文化發展理念的質疑，到后現代諸多新理念的問世，學科交叉理論成為一種新趨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論”形成一股強大的國際性浪潮，并成為國際學界教育與學術研究領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論、新視點和共同的學術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論及學科交叉的理論和方法在我國日漸盛行，如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領域，都和藝術學諸學科之間產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許多種交叉學科的研究體系和方法，展示著新時期多元學術文化的繁榮景象。誠然，這種在學科切塊基礎上的學科交叉并非絕對完美，甚至于某種程度上仍存在著“遠交近分”的特征，即僅在遠距離間的學科之間尋求接合點，而對于本來就有著密切內在關聯的各姊妹藝術之間的關系，尚缺乏應有的眷顧。然而，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多元糅雜、兼容并包是數千年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如上古至中古時期融歌、詩、樂、舞、雜技、武術、幻術、繪畫、田獵、宴饗等為一體的“樂”文化體系，近古時期以來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戲曲藝術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審美價值與取向。歷經近百年來的學科切塊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這種民族文化根脈深邃雋永的存在價值。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必然形成多元交織的學術網絡體系，歷經數千年文化積淀的中國音樂文獻學，與在“古學”、“金石學”學術文化傳統基礎上吸納西方考古學精髓的中國音樂圖像學，必將在這個網絡體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學術網絡關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華文化的悠久傳統，它所呈現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狀態，彰顯的是中華泱泱大國海納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數十年來學科分割的狀態中，較多呈現的是各學科、各專業之間的奇風異彩，甚至于在同一專業領域也會出現輕重量化的差異，比如音樂的史與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在學術發展的歷程中，卻曾出現“重史輕論”或“重論輕史”的選擇，提出過“以史代論”、“以論代史”或“論從史出”等不同主張。
故筆者認為，學科交叉僅為表象上的一個環節，學術交融才是實質性的進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關學科（或曰專業方向）之間的森嚴壁壘，方是實施學術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樂史與論的研究，本來同屬音樂學的范疇，一味地細分彼此，極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內耗之中，學術創新將受到影響。同時，過多的強調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自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神壇破碎之后，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學術文化傳統均得到了應有的尊重、保護與弘揚，人文社會學科再次受到應有的重視等，均為全球性學術文化的實質融營造了相對平等與和諧的氛圍，在此種大文化背景之下，書籍文獻之學與圖譜圖像之學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學術網絡關系勢所必然。
四、結語
在中華民族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與學術文化傳統中，“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一直成為著史與論史的兩大支柱，作為具有現代學科定義的圖像學與文獻學，仍應是史學研究多元學術體系的主干。而由于當今的學術觀念異彩紛呈，許多時候會構成學術角色的轉換與互融，許多新問題、新關系都需要我們一一關注和妥善處理。
1.學科關系
現代意義上的所謂不同學科，實際上僅是殊途同歸的學術研究的不同方法，它們之間往往會形成較為復雜的關系。如傳統的音樂考古學將音樂文物的實物和圖像作為一體研究對象，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構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標，而由于這兩種材料的研究側重點有所不同，漸漸地又形成了兩類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學人群體。音樂圖像學在西方國家的異軍突起，等于從整體上打破了原有的學科結構和形成了學理關系上的新矛盾，而音樂圖像學不斷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圍，如旅美學者韓國介紹說：“凡舉一切和音樂有關， 可以用圖片呈現出來的都能作為研究對象， 這就包括了樂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樂家的生活及表演場所）、風景（和音樂家之創作和文化背景有關者）及一切含有音樂主題的美術作品等等的圖像或照片，可以說是包羅萬象。”[15]這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現當代學術肢體細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趨勢。
2.古今關系
從圖譜之學到古學、金石學、考古學、圖像學，形成了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系統鏈條，具有上千年學術發展史的金石學，應該說既是現代考古學、圖像學的前身，又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坐標。然而，實際情況如有學者說：“由于西方新學科的引入與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革――從科舉到辦學堂，金石學的發展反而越來越離開主流學問而日趨邊緣化……在這種學術分類的轉型過程中，綜合的金石學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學所包含的學術的內容，被分別歸入了現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考古學、古器物學、鑒定學、考據學、文獻學等。它的分支越來越強大而自成體格；而它本來的母體‘金石學’，卻在被稀釋、被分化、被零散化細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傳統與現代接軌的中國音樂圖像學研究，則必須在“金石學”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關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學術命題，該主張啟發引導了我國學界開始了尋找逝去的珍貴文化傳統的努力。如有學者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三層次”理論[16]與中國“金石學”傳統范式進行比較研究認為：“我們發現，這三個層次與中國漢畫像研究的金石學的范式、考古學的范式與文化藝術學的范式，可以有一種內在的類比的邏輯關系。”[17]另有學者針對音樂圖像學領域里的偏頗指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們在音樂圖像學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將西洋學者的說法當成標準，否定自己的成績。”[16]同時，許多學者極力倡導金石學的現代學科價值，認為金石學與近代科學的考古學在研究目標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強調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而忽視傳統金石學的傳遞作用，中國考古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如有學者在美學領域提出顛覆性新主張認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美學，只有心性文化體系中‘天人一體’、禮樂交融的樂學。”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美學誤入歧途，忽視了中西美學在學科形態上的根本區別。所謂中國當代美學，應稱為‘西方認識論美學在中國’。”[18]此觀點雖有待于學界進一步切磋認定，但其歷史的、現實的和學術的價值已經昭然彰顯，且對于中國藝術學諸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來說，亦不無啟示性、建設性意義。
4.圖文關系
《周易》關于“河圖”、“洛書”之說看似荒誕，實則銘心刻骨地記錄了古代學人對待圖、文兩種華夏文明遺存的深厚情結，從一個側面呈示展現了我國圖文并重的學術文化傳統。雖然從表象上自漢以來文字文獻漸成為著述主體范式，而圖像作為延綿古今的傳統文化形態，足以彌補國史文獻特別是社會文化生活記錄的空白和不足，二者還可以起到互證與互補的作用。同時，我國不同時期的圖像遺存，有著量大面廣、持續傳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獨立學術系統。如有學者說：“圖像決不是文獻的視覺化，圖像的象征內涵和意義也不是文獻的意義可以包容的。圖像本身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確定圖像本身的意義就是圖像學要達到的目的。”[1]
總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是一個密切關聯的文化振興的系統工程，沒有文化的自覺，就不可能產生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現文化自強，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構建和諧發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務。故無論是在我國數千年歷史文明傳承接續的文化傳統中，還是在多元交織的現代學科與學術文化網絡體系中，各種不同的學術理論和方法，既有著各自的獨立性意義，又同時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術文化特征和密切關聯，由來已久的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將永遠是一對相依并存、和諧發展的互為關系。（責任編輯：帥慧芳）
① [ZK（#]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與經院哲學》（1951年）、《早期尼德蘭繪畫》（1953年）、《視覺藝術的含義》（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圖像學方法的基礎。[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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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本區“中石器時代”有沒有
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第476頁～477頁）的解釋，中石器時代“其地質時代已進入全新世，屬于冰后期。此時歐亞大陸的氣候轉暖，與舊石器時代晚期顯著不同。人類依然過著采集漁獵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還沒有出現”。“中國的中石器文化發現不多，如沙苑文化和靈井文化也都以細石器為特征……中石器時代大約開始于距今1萬年前后。”上面提到了靈井文化。靈井遺址是周國興先生于1965年發現，經采集標本和初步整理報道而使考古界所熟知的。這次經采集共發現石制品1353件，石英居多，燧石次之，其中有少量典型細石器，材料1974年發表后，引起史前考古學界關注。這批材料固然重要，但無地層關系，周先生曾多次呼吁對此進行考古發掘。但遺址所在地有大面積的積水，原始地層不露，又有泉水不停歇地噴涌，使發掘無法下手。2005年4月一個偶然的因素，附近一家煤礦透水，靈井積水循泉眼回流，一夜干涸，原始地層出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許昌市文物部門，于6月11日正式發掘。至12月底，共發掘出土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含大量骨器）近5000件。
整個靈井遺址的剖面為中原地區文化遺址分布最完整的剖面，在這一區域內，從舊石器晚期至漢宋時代均有文化遺存分布。在地層中，發育一穩定的鈣板層。該層以上為新石器至漢代文化層，以下含石制品和動物化石，石制品同滅絕動物如最后鬣狗（crocuta ultima）和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共生，其時代可初步判定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鈣板層以上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之間有厚約0．55米的粉砂層，質地純凈，不含任何文化遺物，是新、舊石器之間的間隔層。鈣板層在較大范圍內均有分布，由東南向西北有增厚趨勢。該鈣板層的成因，可能是全新世氣候轉暖，地下水和地表水循地勢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套物質在近源區為厚達數米的灰白色巖石風化殼物質。從上所述，鈣板層可作為更新世（Q3）和全新世（Q4）的界面來認識，該層應和大崗含細石器文化遺物的黑壚土屬同期異相沉積物。大崗細石器遺址在靈井向南約40公里，細石器出土于文化層第四層，巖相為一厚約1米的黑壚土，其時代同靈井鈣板應同期，文化層疊壓在賈湖遺址第3期文化之下，這里雖有典型細石器，但研究者認為應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較晚階段。
綜上所述，中原地區至今尚未找到可確認的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對靈井文化遺物的新認識
經過2005年近7個月的考古發掘，對靈井文化石制品已有較膚淺的認識，歸納起來有如下特點：石器工業以較小的白色脈石英礫石和較大的各色石英巖為原料，石料一部分可能來源于遺址西北丘崗地區上礫石層，一部分來源于西北距遺址約7公里的古河道沙礫層。石制品類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斷塊等，脈石英石料以小型為主，石英巖石料以大中型為主。少量石片和石器有使用痕跡，使用痕跡和大量廢料表明遺址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營地。出土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基本上沒有沖磨痕跡，應屬原地埋藏類型。打片以錘擊法為主，少數脈石英石料采用砸擊法打片。石器毛坯以斷塊和殘片居多，兩者占工具總數的70．6％，完整石片作工具的比例偏低。石器器型多不規則。石器組合中，脈石英石器類型以刮削器居多，石英巖石器以砍砸器為主，二者形成互補。石器由錘擊法加工而成，多數向背面加工，向正面也占有一定比例，兩面、交互和錯向加工者較少。有少量通體修理的“精致工具”（curation）。上述特點主要反映了靈井遺址石器具有北方石器主工業的特點，用礫石做的砍砸器等具有南方石器工業的因素。
靈井遺址是以泉水為中心的曠野遺址，其地層大體以鈣板為界分為上下2組：鈣板上部新石器、商周乃至漢宋時期有比較完整的遺存代表。從新石器文化層向下有一純凈粉砂層，目前未發現文化遺物；鈣板以下出動物化石和石制品的上、下文化層，從化石的石化程度、滅絕動物的存在和文化遺物性質判斷，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從沉積環境來看，鈣板層系暖濕氣候的產物，和全球氣候在末次冰期最晚期，或全新世來臨時氣候迅速轉暖不無關系，如果將鈣板層訂為Q3～Q4的界面，那么，靈井文化遺存的時代不會晚于距今1萬年。這僅是對遺址地層沉積物和出土遺物在時間段上的推測，至于鈣板以上空白層的絕對年代和遺址下限年代數據，現在還無從談起，一切有待于今后對絕對年代的測定。
中原地區新、舊石器文化過渡之假定
史前考古的一個重要課題即尋找新舊石器時代文化演化或過渡的線索。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對中原文化受到外來影響考慮不多，他們理想的途徑便是尋找新舊石器文化層的疊壓關系，并且文化內涵是一脈相承的，在賈湖早期新石器文化編年初步完成以后，即認為距這一問題的解決為期不遠了。大崗細石器文化層發現以后，曾有過短暫的欣慰，因大崗第四層的文化遺物出自一層穩定的黑壚土，黑壚土一般認為是末次冰期最后階段升溫的標志，時代判斷在萬年左右，而上覆地層即是賈湖第三期，距今7、8千年，這意味著如果找到之間約2000年左右的地層證據，便可大功告成。殊不知，這種簡單的推論模式，忽略了一項常識性問題，即以賈湖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成熟發達了的農業文化，大崗為代表的細小石器為北方獵人文化，在這大約2000年的時間里，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形態所代表的文化類型，在中原地區沒有相遇，或者說沒有就地改變和轉化，進而合二為一，究其原因，是氣候這項在環境內最具重要因素的變化而使然。
在末次冰期的后期，華北地區多處于草原及灌叢景觀，細小石器文化范圍迅速擴展，并得到空前發展，以往曾有學者推斷細石器文化即獵人文化，在末次冰期達到高峰時，冰雪侵占了北部廣大地區，寒冷的氣候迫使某些動物南遷，在當時的條件下，有些獵人為了追尋獵物也會向南遷徙。從目前已知的材料看，獵人文化到達的最南端是位于北緯33°附近的大崗一帶。細石器包括用直接法制作的石英小石器，可能主要用于狩獵活動和加工獸皮。以靈井器物組合為例，圓頭刮削器可刮去皮子的油脂，使之變軟達到縫制衣物、帳篷的需要，尖狀器和鉆器用于縫制獸皮的錐孔，類似后來針一樣的作用。雕刻器用于刻槽，以制作復合鑲嵌工具，小石片則用于分割剪裁皮子，大些的石片用于分割肉食，這從動物骨骼周圍散落的石片和骨骼上的切割痕跡已得到驗證。用于剝皮的工具則很廣泛，有骨器和石器等。用石英巖制作的工具或石片，因個體較大，可用于砍伐樹木、收割禾類、加工木棍等。靈井的工具組合真正用于農作的器物則缺如。由此看來，在舊石器時代之末的階段，古人過著游牧生活，靈井遺址2005年發掘的區域是獵人們靠近泉水的工作營地。
由于細石器和細小石器地點發現還不很多，各地點更缺少可以使用的年代數據，由此我們還不能細致了解獵人向南推進的軌跡。河南全省現仍缺少較早的細石器材料，以大崗為代表的較晚的細石器文化層較薄，遺物并不豐富，說明獵人在此活動時間不會太長，便隨著即將來臨的全新世氣候增溫而向北撤離，之后，來這一帶開發的人類選擇了距大崗不遠的賈湖并定居下來，這時已處于新石器時代，農業文化已發展到相當的水平，陶器、石制農具、磨制骨器和精神文化器具如音樂等均已相當發達，可以肯定地說，上述工具和器具不可能是從大崗細石器發展而來。賈湖新石器遺址最早的14C年代數據為距今8285±100年。從大崗細石器消退到賈湖新石器崛起，之間大約有2000年的文化缺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賈湖先民登上這塊土地，沒有首先選擇大崗作自己的居住營地或稱活動中心，只是到了賈湖文化晚期才來開發大崗，于是形成了大崗地點第3層文化。這種情況，可能反映獵人文化同早期農業文化在環境要求上的差異。
在法國南部，以馬格德林文化為代表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者，隨著更新世最后冰蓋的消融，追隨他們的獵物向北遷移，而自西亞進來的農業文化這時尚未遍及歐洲，某些地區在文化上也存在著“間隔”。后來發現一些小型的幾何形細石器，因不同于舊石器時代文化，也不同于新石器農業文化，這個階段，后被稱為“中石器時代”。
對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年齡分界，國際上尚無統一標準。河北平原區全新世最下層的14C年齡為距今1萬年，近年工作較多的東胡林人遺址的年代也大體與此相當，同舊石器文化在本區消失的年代相近。
細石器和脈石英小石器在華北平原中南部消失后，而本區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如磁山、裴李崗、后李以及西邊的老官臺等，加上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諸類型，14C年齡多未超過距今8500年，其新石器早期同本區域舊石器晚期之間的缺環是明顯存在的。其缺環可以理解為獵人文化在新石器文化到來或崛起之間的空擋，不過歐洲有適應新環境而所謂的“中石器時代”，而中國華北則缺如。在新、舊石器過渡上不同地區應有差別，如華南曾被認為有過渡期存在，華北平原北部以東胡林人遺址為代表的大于或接近距今1萬年的遺址存在等，應為不同氣候環境模式的反映。
華北平原地區主要包括中原地區目前未發現像歐洲處“間隔”階段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早期新石器文化一登場，就給人一種相當成熟和發達的印象，早期新石器文化到來之迅速，讓考古者多少有點不適應，于是拙文在此提出傳播因素的見解：大概與獵人文化北遷的同時，華南的早期新石器循著舊石器時代南方主工業礫石文化向北推進的路線，向北擴展，經洞庭湖地區、長江流域、江淮地區、進而擴展到中原腹地，之后北進東擴西傳，在河南、河北、山東、陜西、山西南部這一廣褒地區，或直接發展成本地早期新石器文化，或同當地大約同期形成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匯合，發展成今天看到的具有各自特點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面貌，農業經濟也以往日從未有過的速度在沃土上迅猛發展。
“你是大一的吧？”
“呵呵，我是大三的。”
“哦，看你皮膚，還以為你剛軍訓完。”
“你這么說也沒錯……我就是兩年前被不可逆轉地曬黑的。”
下半年請保持隊形
才過了教師節又要放中秋，中秋放完了又要放國慶。
我們交錢來學校念書，就是為了放假的么？
我們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晚上十一二點才睡！
學校一天到晚就知道放假，對于這種情況我只能說：
請保持繼續！
科學的邏輯
科學課，老師對同學說：“大家看，我這里有一杯硫酸，我把一枚銀幣放進去。大家說它會不會融化？”
小明大聲喊道：“不會！”
“為什么？”
“因為如果融化了，您肯定不舍得。”老師暈倒。
神奇的班級
世界上有一個班，他們上課永遠不說話。
做題永遠是對的，作業每天都是按時交。
他們永遠是積極的，這個班叫做別的班。
取名需謹慎（一）
有個同學是考古學家的兒子，叫覃奀垚（qínēnyáo）。
第一天開學老師拿花名冊點名，點到他名字快哭了，一個字都不認識啊！
最后含著淚問了句：“誰家的熊孩子叫，西早不大三個土……”
取名需謹慎（二）
教師要兩個不守紀律的孩子放晚學后留下來，把各自的名字寫100遍。一個孩子寫完后并回家了好久，另一個還在寫著，教師問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孩子嗚咽著回答：“這實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漢靳·佛蘭克，而我卻叫·阿里·扎盧爾·炳·哈聲·易卜拉西德·拉卜杜爾·拉吉姆。”
校長的解圍
有個男同學長得非常秀氣常被我們笑話，今天竟然被我們說哭了。
剛好被校長看到，就過來訓斥我們：
“你們在干什么？都是一個班級的，就不能團結嗎？
還要我說多少遍，不要欺負女同學！”
1+1=？
老師問小明“1+1=？”，小明說他不會，老師就讓小明回家問家長。
小明回家后問媽媽，媽媽正好在做飯就對他說：滾。
小明又去問爸爸，爸爸在看球賽大喊：爽！
小明去問姐姐，姐姐在房里唱歌唱到：Baby……
小明又去問哥哥，哥哥正在打電話說：我在外面等你……
第二天老師問小明知不知道“1+1=？”，小明說：滾。
老師氣憤地扇了他一耳光，小明大喊：爽！
老師罵他飯桶，小明反罵：卑鄙。
老師讓小明滾出去，小明說：我在外面等你……
對付眼鏡蛇
自然常識課上，老師給同學們介紹森林中各種各樣的毒蛇，并講授各種應急措施。
老師繼而提問道：“如果你碰到眼鏡蛇，該怎么辦？”
學生急切地說道：“先把它的眼鏡打破！”
教授的責任
教授：“小明，請你把你旁邊的那位老兄搖醒，這是上課，不是睡覺時間。”
小明：“教授，請你來搖醒他吧，是你把他弄得睡著的。”
家書的重點
從第10個生日起，約翰就上了寄宿學校，孩子們不但在那里學習，還在那里吃飯睡覺。到寄宿學校一星期后，他給父母寫信：
“親愛的媽媽，親愛的爸爸：
這所新學校，我覺得很好。我有許多朋友，老師們也不壞。不過，請立即寄來一袋食物——在這里，我們只能吃到早餐、午餐和晚餐。”
鮮花的生氣和怒放
王寒是一年級的小學生。
有一天，老師問：“課文上說蜜蜂給花園增添了生氣，這是啥意思？”
王寒回答說：“蜜蜂偷花粉，花就生氣唄！”
同學們聽了大笑起來。
王寒反駁說：“要是鮮花不生氣，哪來的鮮花怒放呀？”
明白么？
英語老師教語法，下課前問大家：
“我都講完了，大家還有明白的么？”
我們齊聲答：“沒有了！”
無解
老師：“我有兩個題目，你能答出第一題就不需再答第二題。”
“好。”
“你有多少根頭發？”老師問。
“一億兩千萬根。”學生答。
【關鍵詞】中國古代/城市形成/過程特點
【正文】
關于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從本質上看，城市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它是統治階級——奴隸主、封建主——用以壓迫被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并認為：夏代“是古代城市開始時期”。“‘夏鯀作城’，雖是一種傳說，但是揆諸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這個傳說卻是與實際相符合的。”同時還指出：“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還是不多的。中國古代城市的大量興起，主要是在封建時代。”〔1〕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文明時代之前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早已存在”，“我國古代城市的出現應該在原始社會后期。”〔2〕
此外，還有學者則認為：“我國的城，最初見于早商時代”〔3〕；有的說：“邑在殷末已在成立過程中”〔4〕；有的說中國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認為：我國古代“完全意義上的城市興起，從春秋初年開始”〔6〕。
上述有關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時間為什么存在著如此大的差異呢？我們認為：其關鍵就在于對“城市”概念的理解與認定有較大的出入。事實上，在探討城市的歷史時能否有一個科學、明確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觀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條件。
眾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生、發展、定型的漸進變化過程。城市的產生也是如此。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時期。
一般說來，城市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本質上講，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種不同于鄉村生活方式的經濟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質特征既不與“城”相同，絕不是專指城墻建筑；也與“市”相區別，不僅僅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但從其基本特點來看，它又與“城”和“市”有內在的聯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7〕因此，他還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簡單的許多獨立家庭當然有所區別，這里全體不是部分的簡單總和。”〔8〕很明顯，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標志是通過其特有的不同于鄉村的經濟生活方式表現出來的。可以認為，中國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須基本滿足下列四個基本要素，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即：有環繞居民區能夠起防御作用的墻垣設施；有相對集中的非農業人口；有進行經常性的商品交換的場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濟中心作用。在這幾個要素中，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城墻對于現代城市來講，雖然是可有可無，但對中國古代城市而言，則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維護城市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根據古今城市的本質和特點來看，可以認定：城市是一個人口集中、非農業各類產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交通與文化的中心。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城市還以四周環繞有城墻為其基本的標志。如果說，這個“城市”概念從其內涵與外延來講，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質和特點而較客觀、科學的話，那么這樣的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是什么時候形成的，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根據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史實所表現的情況看，我們認為：城市，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從萌芽到形成，即城與市有機地結合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誕生，在歷史上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一，鄉村式城堡階段，大約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軍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從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與市的經濟功能等是各自分離、獨立的；其三，城、市結合一體化階段，從西周開始，城與市在逐漸有機地結合以后所表現出的集合性特點與綜合性功能日益顯現。在此，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這些相對的單概念與城市這個復合概念完全不同，不僅其形成過程中在時間上表現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存在著明顯的“質”的差異。
一、鄉村式城堡階段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城堡階段，大致是指從原始社會末期軍事部落聯盟間發生戰爭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現時野蠻人掠奪性戰爭的產物，又是原始人類長期同自然界斗爭的結果之一。
這種鄉村式的城堡，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多稱作“城”或“城邑”等。關于“城”的概念，《說文解字》載：“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釋名》也說：“城，盛也。盛受國都也。”晉崔豹更是明確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這些雖然是從城的作用來解釋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種特殊的防御設施。它的產生，其最初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說，這種概括性的解釋是相當恰當的、符合史實的。
既然當時城的主要功能體現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須首先具備防御的設施——城墻。這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甚發達的條件下，難以逾越的城墻，自然就成為城的最主要的標志。在人們看來，只要有了城墻，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體現。當城中居民遭遇人為或自然災害時，才能充當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認為：“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在我國歷史上，這個時期可以溯源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經堯、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續了數百年之久。”〔11〕從我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一時期正是部落聯盟階段。這時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產生了鄉村固定居民點，而且產品的剩余、增多等導致了各部落聯盟間相互發生戰爭，如黃帝和蚩尤、黃帝與炎帝之戰。在戰爭中為了防御敵人，保存自己，同時為了抵抗、預防自然界中野獸與洪水等的侵害，人們開始在較為集中的居民點，即駐地周圍筑起簡陋的夯土墻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圍挖出一定寬度和深度的壕溝，同時用溝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堅固的土墻。另外，也有些較大的居民點或部落聯盟中心在其周圍修筑出質量更好，形式更復雜的城墻。至此，最原始的鄉村式城堡就開始出現了。
這種城堡的產生，可以從我國古代大量歷史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得到印證。《軒轅本紀》載：“黃帝筑城邑，造五城。”《黃帝內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筑城。”除“黃帝筑城說”以外，還有“夏鯀造城說”。據載：“堯聽四岳言，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鯀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的記載。《管子》也說：“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室之筑。”這種城，顯然是指簡陋的城堡建筑。因為除了其有關城墻的記載外，其他資料所反映的多與以農耕為主而定居的鄉村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這種鄉村式城堡階段的存在還可以從已取得的考古發掘的材料得到證實。龍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等遺址中就發現有夯土城墻、城堡等距今約4200年左右的遺跡。
早在30年代初，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章丘發掘龍山文化遺址時，就在城子崖發現一個圍繞遺址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的長方形城墻，住房多在城內。該城墻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約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西王城崗上也發現了一座城堡遺址。其中上、下夯土墻內有龍山文化晚、中期遺物，根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應該在距今4340—3870年之間，“可能相當于夏王朝”。故有人據此認為，“原始社會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時間應早于夏代，可能屬于原始社會晚期”〔14〕。1980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發現了又一個古城址，即平糧臺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積約百畝”〔15〕。其城墻近正方形，城內長寬皆為185米，西南城墻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發現城墻有南北城門和排水陶管等遺跡。據碳14測定，其年代當距今4010年左右，樹輪校正年代為4515年左右〔16〕。
從上述各個城址的遺跡可知，它們既與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區別，但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因此，其生產與生活狀況又與鄉村無明顯的差異。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協調的，并未因城墻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論是據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證實，當時圍有城墻的城內范圍，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并不同于歐洲中古時期那種狹小的城堡，故城內不僅有相對集中的居民區，還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種的農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特定情況下，以備較長期防御、守城的物資需要。或許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農田、菜地等分布在圍有城墻的城內。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經航空測繪訂正的地圖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國初年完成的二萬分之一的蘇州城圖，城內也還有不少農田”〔17〕。城中有農田和水利等設施，可以大大減輕外力圍城的威脅；同時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鄉村農耕生活方式沒有什么差別。中國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這種鄉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認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產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雛形。
二、城、市分離階段
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鄉村式城堡階段，城堡只具有極其單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時期，伴隨著統治階級機構的逐漸增大，單純的對外防御性城堡逐漸發展為不僅對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對內也具有政治中心職能的都城。不過，這種都城與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較，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從“市”的歷史來講，在鄉村式城堡階段，由于生產力的相對低下，加上城堡規模小，人口少，人們互相之間的商品交換極其有限，即使偶爾為之，也是臨時性的，因此，當時很少有固定的生產物的交換場所——市。但到夏、商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開始出現了日益增多的商業活動，相對固定的商品交換場所——市，也因此產生。作為物資交換場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與城邑完全分離而單獨存在的一種既不同于都邑，又有異于鄉村的單純的經濟活動場所。因此，當時的城與市是兩個無任何內在聯系的獨立體，完全處于相互分離的狀態。在中國古代從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城、市分離階段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在許多歷史文獻與大量已有的考古資料中已經得到了證實。
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已知最初的“城”與“市”是兩個不同的單概念，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其性質、功能等相互有別。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圍以城墻，扼守交通要沖，具有防衛作用的軍事據點。故文獻上載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資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單純的“城”而言，其間并無質的差別。
市，指的是交易市場。《易·系辭》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說文解字》也認為：“市，買、賣所之也”，“貿、賈，市也”〔19〕。可見，凡進行買賣的交易場所即為市。從古代文獻記載城與市的基本特征看，城與市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場也不一定圍筑墻垣。可以認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復合名詞“城市”的含意。
近幾十年以來，許多有關夏、商時期城址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也多為城、城郭、都邑或宮殿遺跡，發展水平較高的都邑，也僅存一些單純供應王室、而非用于交換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即使是可能與城邑有關的手工業作坊，也大都分散設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為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商業市場，一是不可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臨時性的商品物物交換，由于它與官營手工業作坊相比較，與政治、軍事中心的城邑的關系更趨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條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離的狀況更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如河南偃師二里頭宮殿廢墟、鄭州商城遺址以及湖北盤龍商城和安陽殷墟都城遺址等，盡管各個都邑城址分布較大，遺物收藏頗豐，既有城垣、宮殿基址，又有手工業作坊等遺跡，但商代的都邑經濟，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如規模宏大的商城遺址，其東墻、南墻各長1700米，北墻長約1690米，西墻長約1870米，周長大致為7公里。四周城墻共發現有十一個缺口，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該城毀損過程中產生的，有的可能是該城的城門。但從城址中“其出土物看，這些居民大半是農業人口，同一般村落遺址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21〕。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點。不過，與一般村落遺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圍還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如南北近郊各發現一處鑄銅器遺址，西郊有燒陶作坊遺址，北墻處發現制骨器作坊遺址。只是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種手工業品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主要是專門為統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從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城址發掘中，都還沒有發現夏商時期的城邑中有市場的任何痕跡。盡管這一時期市場已經出現，但它與當時的城或都邑仍處于分離或相對隔絕的獨立狀態，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
三、城、市合一階段
在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過程中，城與市自漸趨結合到最終合二為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經歷了幾百年之久。在時間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時期。可以認為，春秋戰國之際，才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誕生之時。
從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適應統治集團的需要，統治者利用它行使國家職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則是由于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商品交換以及伴隨出現的手工業的逐漸發展，剩余產品的不斷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離階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與軍事堡壘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經濟性質的市與城邑的有機結合；同時，由于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不能完全沖破人為的某些束縛向城邑內部“進軍”；此外，當時城邑農產品的主要供應途徑，是通過軍事性的野蠻掠奪和強制性的征收，而有市無市對于早期國都或城邑則并不那么重要，況且，設市人多又雜，更容易增加城邑防衛上的困難，削弱了城邑的政治、軍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內雖然開始設有為王公貴族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和極個別臨時性的集市，但仍然改變不了當時的都城突出的單純軍事防衛性質。對此，從當時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質所反映的地理特點，即夏、商時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難攻的依山傍水之處就可得到佐證〔23〕。
在中國古代究竟從什么時候起于城邑中設有市場，文獻史料中沒有留下明確的記載。但從《周禮》等早期經史中與市場相關的記載可知，在西周時城邑中已開始設有市場，從而拉開了中國古代早期城與市結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點增加，手工業與商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因此，隨之而來的是城、市觀念上的變化。人們一方面逐步認識到工商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富強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由于諸侯割據，各國認識到僅有城墻的防御功能而無經濟實力的城難以長期固守。同時，隨著統治集團地域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統治者為使其生活更為便利和舒適，并為增強都城的防衛能力，在開始僅建有宮殿或衙署等政治、軍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許在“城”的城廂設“市”貿易，進而手工業作坊等也不斷隨之出現并增多，“城”的規模由此相繼擴大，人口增加，逐漸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與此同時，由于經濟的逐漸發展，市場的增多，促進了一些交通發達的商品集散地或繁華的市場，因軍事、政治等原因，圍“城郭溝池以為固”，從而出現了“市”、“城”合一的情況。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與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禮·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所謂“市師”，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24〕。即是說，當時“市”中所設的管理官員，其職責不僅在于監督商販貨物等出入城門，整頓攤肆貨店排列場所，甚至確定物價、限制違禁品買賣等，而且自身有專設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見，當時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上述城內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這樣兩條主要途徑，最初各自獨立的城與市便漸趨融合，緩慢地發展為統一的、有機的復合體——城市。這樣的有機整體性的城市，不再僅僅是“王宮的營壘”，盡管最初只是城與市的簡單結合，但愈到后來，其職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復雜化、多樣化。這種具有復合性的一體化城市的產生，它不僅事實上已成為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對中心，而且還是行政、生產、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統在空間的統一體，同時還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個有機聯系的環境。它構成了一種區別于鄉村的獨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國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經成為人們在生活中感覺到的客觀實體，城與市已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時，才會在語言中出現“城市”這一復合名詞。正因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離階段，中國古代文獻上和成語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單概念，直至春秋戰國之際，載有復合概念“城市”的文獻才開始流傳。《韓非子·愛臣》篇載：“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羽雖眾，不得臣士卒。”這與前面所引文獻中僅存城、邑等單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質上具有質的差別。對此，《戰國策·趙策》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趙策》中云，韓國上黨守馮亭使使者對趙王說：“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內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禮·地官·司徒》（下）篇中有關周代各種專門管理都城市場官吏及其職責分工和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應有不同賞罰等具體規定的系統記載，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市”等，說明當時不論是天子王都，還是諸侯國邑，其性質已明顯地反映出都城與市肆逐漸有機地結合的事實。這既是周代城邑發展的自然需要，又是當時社會經濟、特別是手工業、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考古發掘古城址的資料證明，西周曲阜魯國故城〔25〕、燕國的下都城址〔26〕、楚國郢都故城〔27〕等遺址中，不僅發現在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業、商業和居住區的分布，而且在內城除了發現宮殿為主的建筑外，也多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和居住區。郢都就分為宮廷區、手工業區及平民居住區，其中手工業作坊發現多處〔28〕。而下都城址所屬手工業作坊中，不僅東城有大型官營鑄鐵、鑄錢、兵器、制骨、燒陶作坊等多種，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區還發現有一些小型的手工業作坊，這些以農用鐵器為主的個體手工業作坊，顯然不是為官府生產而是作為商品出售給農民或從事耕作種植者的，從而說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業色彩〔29〕。
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期間較大的都城幾乎都附筑一個以手工業、商業和居住為主的城區，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僅可作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強長期固守的經濟實力”〔30〕。這種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內的鄭韓故城較為典型。據考古勘察發現，鄭韓故城由城墻分為東城、西城兩區。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貴族居住的宮殿區，而東城則是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平民區，今已發現大面積的鑄銅、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銅爐、骨錐、骨珠、骨環等產品。而城西南還有大規模的鑄鐵作坊，面積達4萬平方米。其遺物表明，當時作坊中不僅鑄造劍、戟、箭等武器作為軍用，而且還鑄造大量的鋤、鐮、鏟、錛、鑿等農業和手工業工具〔31〕。很顯然，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產的工具制作是為了出售而不僅僅是為了自用。由此表明，鄭韓故城已開始擺脫過去僅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漸趨向具有商業經濟性質的“城市”新階段邁進，進入了城、市結合，以致二者最終合二為一的新時期。
正是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城、市結合的新情況，所以歷史文獻中也出現了有關在城市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的記載。有人認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業與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者〔33〕。《墨子》和《論語》中的有關這類記載，也從城邑的人口組成這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城、市合一的狀況。
不僅如此，城、市合一的狀況在當時的都邑政區的劃分與管理等方面也表現出來。如管子在齊都臨淄“定民之居”，制國為21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34〕。按規定，“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可見城邑中工商戶占整個臨淄城民戶的近30％。當時每鄉2000戶，“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戰國策·齊策》中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每戶皆以平均4口計，臨淄城中即有十多萬人。與夏商時期的都邑相比，顯然，二周時期城與市的合一較為明顯，城邑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城邑點的增多，城區分布范圍擴大，城區區域結構的變化，而且還表現在人口有較快的增加，城內人口構成也日趨復雜化。所有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城與市已逐漸結合為一體，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在與鄉村分離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鄉村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態體系的。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時期，主要經歷了鄉村式城堡，城、市分離，城、市合一三個階段。尤其是從西周開始至春秋時期，由于城邑規模、區域及人口構成等的變化，已明顯地反映出當時城與市合一的趨勢，且由最初個別的、臨時的、偶然的結合，逐漸發展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較經常的、帶有趨勢性的合二為一，從而在春秋戰國之際，宣告了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誕生。
注釋：
〔1〕傅筑夫：《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見《中國經濟史論叢》（上），三聯書店1980年1月版，第323頁。
〔2〕杜瑜：《中國古代城市的起源與發展》，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中國古代史常識》（專題部分），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頁。
〔4〕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新知書局1948年版，第12頁。
〔5〕那波利貞著、何建民譯：《中國古代都市的研究》，《時事類編》第五卷，第九期。
〔6〕張鴻雁：《論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載《遼寧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
〔7〕〔8〕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頁。
〔9〕《說文解字注》卷十三下。
〔10〕《古今注》卷上。
〔11〕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頁。
〔12〕張樹補注《世本》引《吳越春秋》。
〔13〕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載《文物》1981年第6期。
〔14〕余波：《國家文物局在登封召開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載《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1期。
〔15〕《淮陽發現一座龍山文化古城址》，載《人民日報》1981年2月10日。
〔16〕《淮陽發現一座龍山文化古城址》，載《河南日報》1981年1月25日。
〔17〕〔23〕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74、68頁。
〔18〕《禮記·禮運》。
〔19〕《爾雅·釋言》。《爾雅疏》載：“市，買賣物也。”
〔20〕鄒衡：《試論夏文化》，見《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1〕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商代城址發掘簡報》，載《文物》1977年第1期。
〔22〕楊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頁。
〔24〕《周禮》卷四，《地官·司徒》下。
〔25〕張學海：《試論魯城兩周墓葬的類型、族屬及其反映的問題》，載《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6〕〔29〕《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城的勘察和試掘》，載《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27〕〔28〕《楚都紀南城的勘察與發掘》，載《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
〔30〕李紹連：《試論中國古代都城性質的演變》，載《史學月刊》1989年第3期。
〔31〕《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的鉆探和試掘》，載《文物資料叢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2〕《墨子·雜守·尚賢》。又見《論語·子張》。
〔33〕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頁。
〔34〕《管子·小匡》。
參考文獻
[1]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書店1980年版。
[2]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每當夏季來臨，多瑙河畔陣陣清爽的涼風吹拂在人們的臉上，歡快的人群三三兩兩地來到設在戶外鱗次櫛比的酒店里，一邊飲酒，一邊海闊天空地高談闊論……
奧地利位于歐洲的正中位置，即被稱為“歐洲的心臟”的音樂及美酒之國――奧地利是全球產葡萄酒最好的國度之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機葡萄酒生產國，它所出產的葡萄酒享譽國際。奧地利出產的葡萄酒以高質低產見稱。一直以內銷為主，海外難求。奧地利葡萄酒或清冽或醇厚，橡木桶的精心制作是葡萄酒優良品質的重要保證。
2006年9月，全球公認的最有權威的葡萄酒專業報刊羅勃?帕克的《葡萄酒擁護者》，對來自奧地利的260種葡萄酒給予了評價：“很出色，擁有異乎尋常多層性質的葡萄酒!”而沃根莊園的頂級“船只”――1999年釀的橡木魂則得到了98分的超高評價，這種高分數的評價再次證明奧地利葡萄酒在全世界的高級質量與完美形象。而沃根葡萄酒更是個中翹楚。
奧地利的葡萄種植有著悠久的歷史，人們曾經在奧地利東部布爾根蘭州的一座墳穴中發現了公元前700年遺留下來的葡萄籽。考古學家考察證明：這些葡萄籽是人工種植的產物。到了羅馬人的時代，葡萄種植在奧地利已經廣泛流傳開來享受健康僅從現在留存下來的酒瓶和酒杯來看就知道羅馬人和葡萄酒結下了不解之緣。盡管葡萄種植隨著羅馬帝國的解體曾經一度受到冷落，但是在公元十世紀再一次走向鼎盛。巴伐利亞修道院的僧侶們把葡萄酒的種植作為一種文化來推廣，葡萄種植面積達數十萬公頃。
殘酷的30年戰爭(1618-1648年)再一次使葡萄酒業瀕臨滅亡。戰后酒農們，必須繳納數額驚人的葡萄酒稅。18世紀，開明的女皇瑪麗亞?特蕾西亞當政時期，農民的課稅得到了減免。她的兒子約瑟夫二世在1784年頒布了一道豁免令，允許酒農們在家里銷售當年釀成的新酒，于是“新酒酒店”如雨后春筍遍布奧地利。這項法令一直延續至今，如今“新酒酒店”不僅是奧地利人飲酒取樂的場所，而且已經成了每個游客必須光顧的場所了。
近十幾年來，奧地利的葡萄酒已經躋身于世界前茅的行列。奧地利在世界各大比賽中連連奪魁，在酒業的同行中已經讓人刮目相看。目前，奧地利一共擁有16個葡萄種植區，總面積達57000公頃年產量為250萬噸，位于世界各國葡萄酒種植面積第18位。奧地利葡萄酒的世界排名雖然還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加州之后，但是其原因主要是葡萄酒的數量有限，出口總是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奧地利葡萄酒法律常識
奧地利葡萄酒法是在歐洲葡萄酒法的基礎上建立的，但是奧地利仍然保留著本國所特有的全世界最嚴厲的法規。
奧地利葡萄酒法的基本內容包括：
1、監督葡萄酒產地，
2、限制每公頃地的產量，
3、成酒品質的嚴格分級，
4、國家對成酒質量的雙重檢查。
奧地利在品質上把葡萄酒分為三級：佐餐酒、優質酒和極品酒。在區分不同等級的分類標準中，葡萄汁的含糖量(因為含糖量與各種礦物質含量彼此成正比)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佐餐酒，優質酒還是極品酒，在奧地利每公頃的葡萄產量不得超過9000公斤，生產的葡萄酒不得超過6750公斤，為了達到法律要求，酒農必須通過剪枝技術來控制每棵葡萄藤上所生長的葡萄串數，從而改善每串葡萄的成熟度和葡萄的糖分含量，使得葡萄果中的礦物質元素更加豐富，從而保證所生產的葡萄酒的質量不受盲目增產的因素影響。
【專 題 號】G32
【復印期號】2009年07期
【原文出處】《歷史教學問題》(滬)2009年2期第97~98,84頁
【作者簡介】王亞娟,上海市上音楊浦學校。
長期以來,中學歷史教材一直把張衡發明的地動儀和地動儀模型圖(圖1)作為秦漢時期科學技術成就的重要內容。以初中歷史教材為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老教材、上海版新老教材均使用了這幅圖片。人教版教材除這幅圖片外,還附有地動儀震動示意圖。在新教材中這幅圖片由黑白變成了彩色,古色古香的彩色圖片更加清晰可辨,令人印象深刻。由于歷史上張衡發明的地動儀并沒有保存下來,圖中的地動儀模型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考古專家研究復原的,被簡稱為傳統模型。2004年以來,一些大型新聞媒體就專家對傳統地動儀模型的質疑、對新的地動儀復原模型研究成果情況進行了報道,使傳統地動儀模型的問題公開化,而新教材卻繼續選用被證明已經謬誤的傳統地動儀模型圖,導致中學歷史課堂對地動儀模型圖的教學常常陷入尷尬境地。下面就這個問題具體闡述。
地動儀模型
(圖1)
一、教材內容的滯后和新聞媒體對新研究成果報道形成鮮明對比
歷史教材選用的地動儀模型圖是1951年考古專家王振鐸先生研究復原的模型,被簡稱為傳統模型。但是這個地動儀模型存在嚴重失誤,因為地動儀是地震學的一種專業儀器——驗震器,復原模型需要也必須同時具備兩種基本功能,即對非地震的干擾振動不反應,只對地震引起的特殊地面運動才有穩定的反應。但這個復原模型沒有解決這個關鍵性問題,只是一個不能工作的擺設。因此,這個地動儀模型遭到了國內外一些專家的質疑和批評。從1969年以來,中國、日本、美國、荷蘭和奧地利等國的學術界便發表了一系列的嚴肅批評文章,其中還包括國內外著名的科學院院士傅承儀、李善邦、李約瑟(英)、博爾特(美)等人的批評與否定。[1]
半個世紀以來,對于傳統模型的原理性錯誤以及其他的問題,許多歷史教師和學生并不了解。因為無論是歷史教材、教學參考書、新聞媒體還是公眾所能見到的科普文章,對這些問題從未披露過。傳統地動儀模型圖一直是歷史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民族自豪感直觀的教學內容,被歷史教師廣泛重視。但是,從2004年起,各種大型新聞媒體開始對傳統地動儀模型存在的謬誤、新地動儀復原模型進展情況進行詳細報道,對地動儀工作原理的科普宣傳在報道中也屢見不鮮。
例如,2004年8月7日23:30分的CCTV-12“新聞夜話”欄目播放了《重新復原張衡地動儀》;2005年6月20日新民晚報報道了《張衡地動儀之謎初步破解》;2006年1月23日7:59的CCTV-1“發現之旅”欄目播放了《張衡地動儀被懷疑真實性,專家復原神器揭秘》。從這些報道里人們逐漸厘清了這樣一些事實:
1.1700年前張衡制作的地動儀沒有流傳下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地動儀模型是考古專家王振鐸先生重新設計的復原模型,即傳統復原模型。
2.王振鐸設計的傳統模型存在原理性錯誤,不具備驗振器的功能,只能作為一種不能工作的擺設。此模型遭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嚴肅批評和否定。
3.2004年7月河南博物館和中國地震臺網中心承擔了張衡地動儀科學復原的任務,基于馮銳等人2002年的理論研究成果,組織了由地震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自動化學家和美術家等8個單位參加的研究小組,開始了張衡地動儀的復原工作。2005年,馮銳復原模型,得到了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認可。新模型從簡單的展覽模型變成了科學儀器。
面對新聞媒體的報道,大部分初中歷史新教材、教師參考用書并沒有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以人教版、上海版新教材和教學參考書為例,人教版新教材仍然使用傳統地動儀模型圖(圖2)[2],與之配套的《教師教學用書》對此圖片的建議為:講述地動儀這一難點時,教師可以充分利用計算機的優勢,制作動態地震儀振動示意圖(沒有條件的地方,教師可以自制活動的地動儀內部結構幻燈片,進行演示)[3];上海版新教材的地動儀模型圖也仍為傳統模型,教師參考用書對圖片的說明為:這是東漢張衡制作的地動儀模型,在地動儀內正中設一銅柱,四周有八組杠桿機械組合。如發生地震,銅柱受到地震波作用,推動順著地震波的一組杠桿,使儀器外的龍首張口吐球,由下面張口的蟾蜍承接。哪個方位的銅球吐出,即報告了哪個方位發生了地震[4]。綜上所述,教材地動儀模型教學內容滯后和媒體對新研究成果報道形成鮮明對比,導致中學歷史課堂對地動儀模型圖的教學常常陷入尷尬境地。
東漢地動儀模型和震動示意圖
(圖2)
二、歷史課堂教學對地動儀模型圖教學的尷尬
雖然從2004年起,各種大型新聞媒體開始對傳統地動儀模型存在的謬誤、新地動儀復原模型進展情況進行詳細報道,但相當多的教師對媒體的報道并不了解,仍然根據教材、教學參考資料陳舊的內容上課。請看下面四個案例。
案例1:
一位教師在講到上海版七年級上冊第11課《科學技術發展》時,組織學生看教材上的地動儀模型圖,介紹說:“請同學們看66頁地動儀模型圖,這就是東漢張衡發明的地動儀,比歐洲早1700年,這件珍貴的文物現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
案例2:
一個老師在講到上海版新教材七年級上冊第11課《科學技術發展》時,引導學生觀看教材的地動儀模型圖,然后說:“……為了使大家能夠了解地動儀的工作原理,請看視頻。”接著教師開始邊講解邊播放制作精美、動感效果極強的flash課件:只見古色古香的地動儀內設一根銅柱,四周有八組杠桿機械組合,當銅柱受到一股紅色地震波沖擊后,推動順著地震波的一組杠桿,儀器外的龍立刻張口吐球,只聽“啪”的一聲脆響,銅球落到了下面的蟾蜍的口中。接著教師趁熱打鐵啟發學生:“早在1700年,張衡就發明了如此精確的測量地震方位的儀器,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有什么感想?”
案例3:
人教版新課標七年級上冊第16課《昌盛的秦漢文化(一)》教學設計
……
教師:除了造紙術外,兩漢時期,還有哪些突出成就?
學生:東漢數學專著《九章算術》。
學生:還有張衡發明的地動儀。這是世界公認的最早的測定地震的儀器。
教師:下面讓我們看看地動儀是如何測定地震的?
教師:利用多媒體演示地動儀震動示意圖。(學生觀摩)
教師:地動儀之所以能夠預測地震,是因為它利用了物體的慣性來拾取地震波進行遠距離測量的原理。如果不夠清楚,下課后,同學們可以再請教物理老師。
案例4:
新課標七年級上冊第16課《昌盛的秦漢文化(一)》教學設計
……
教師:科學家張衡發明了測定地震方位的地動儀。(多媒體演示地動儀的工作原理)地動儀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慣性原理,哪邊發生地震中間的銅柱就倒向哪邊。這就好像大家坐火車時的感受,當火車啟動時,我們倒向后迎。當汽車剎車時,我們倒向前邊,這就是慣性現象……
案例1、2是上海版新教材的公開課,案例3、4是來自于網上的人教版新教材的教學設計,從網上人教版教學設計情況來看,對地動儀模型圖的處理情況和案例3、4大同小異。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案例1的教師把教材中地動儀模型照片當成東漢時期張衡發明的地動儀了,教材和教師參考用書對圖片解釋含混是造成錯誤的原因之一。案例2的教師對教材中的地動儀模型圖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制作了動感極強的flash課件。據了解,這位教師制作課件的地動儀震動示意圖來自于人教版新教材,靈感來自于人教版新教材教學參考書的建議。案例3、4兩位教師的教學設計顯然也是接受了教師參考用書的建議,從教學設計中顯而易見,兩位教師不可能從教材和教學參考用書中弄懂地動儀模型的工作原理,因為地動儀模型工作原理本身就是錯誤的。案例3的教師把難題留給了學生和物理老師,案例4的教師用生活常識解釋了本身存在錯誤的地動儀模型工作原理。不難想象,由于教材內容的陳舊,許多歷史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冥思苦想出無數種難以自圓其說的解釋,而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都是在為錯誤的原理和觀點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