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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政治課；價值；沖突；探討
【中圖分類號】 G63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1270（2012）03-0097-02
聯系當前高中政治教學中的價值問題，不能不注意一個思想理論基礎方面的特殊的情況：有關價值問題的理論概念多是來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即與“商品價值”概念有關的價值觀念，而對其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范疇相對比較陌生。同時，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活動把人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實現“經濟價值”的上面，這起到了強化“商品價值”的作用。這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對“價值”這一哲學范疇所固有的主體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時也使得學生在接受這兩者概念時變得模糊不清。為了在理論上防止這種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種完整全面的價值觀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導實踐。
一、兩種“價值”的區別
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指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勞動創造價值，它必須依賴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質屬性，只有將勞動產品用于交換成為商品才能體現這個價值。政治教學中的這個“價值”，其理論的來源就在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一說。勞動價值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敘述的：“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里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也就是勞動價值。
在哲學中，價值作為哲學范疇，它是指客體以自身的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價值表示的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滿足需要和被滿足需要之間的一種效益關系。一種事物有沒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一是取決于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和狀況，它以這種性質和狀況來滿足主體的需要，它構成了價值的客觀基礎。二是取決于主體的需要。一種事物，無論它的性質和狀況如何，如果它不滿足主體的需要，對這一主體來說，就沒有價值。所以，價值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客體的性質、狀況，這是價值的客觀性；二是主體的需要，它體現了價值的主觀性。價值不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觀性，而且具有滿足主體需要的主觀性。這樣一來價值范疇就被上升到了哲學高度。
歸結起來，哲學上的“價值”與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區別主要表現為兩點：（1）表示的關系不同。哲學中的“價值”表示的是一種主客體關系，是對價值的最一般本質的抽象。而經濟學中的“價值”是撇開了勞動的對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產的方式、方法等具體的東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個共同的東西——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即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表示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即商品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2）大小的評判標準不同。哲學上的“價值”是主客體之間的效用關系，那么，判定一種事物是否有價值、價值大與小，當然就要考慮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萬別的，面對同一個客體，不同的主體從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發，會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價值評價。所以說哲學上的價值評價帶有很明顯的主觀性。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大小，以及由它決定的商品的價格而不是由任何個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所以商品的價值明顯地帶有確定不移（一定條件下）的客觀性。
二、兩種“價值”的聯系
關于哲學上所說的“價值”與經濟學的“價值”即“商品價值”之間是什么關系，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概念等問題，有很多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的“價值”概念只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并且只能到《資本論》等論及“價值”范疇的經典著作中去尋找它的統一規定，因此政治經濟學中作為根據的“勞動價值論”也應該是哲學價值論的根據，具體說來就是必須從商品價值定義抽象出哲學價值定義，把價值規定為諸如人類勞動的凝結等，才是保持的理論一致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應該注意區別和分析兩種不同的“價值”，但區分并不意味著要使它們彼此對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確地區分是正確地聯系的基礎。區別的意義正是要找到使它們合理地統一和結合的方式。事實上經濟價值是哲學“價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經濟學上，“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結論本身就是有嚴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適用的。在這里，“勞動”是個狹義概念，它始終只是指為了制造產品而支付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并不包括人們與商品生產無關的其他勞動；而它所創造的“價值”，也主要是指“商品價值”，即成為交換價值基礎和尺度的“價值實體”。可見，它所回答的只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與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之間的關系問題，并不是任何價值的起源和本質問題。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也是價值，它在內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與交換價值根本不同。按照勞動價值論，一切不成為商品的東西，都沒有“價值”。陽光、空氣等之所以“沒有價值”，無非是指它對人的使用價值中并沒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勞動，并非指它們對人沒有意義。因此馬克思明確指出，作為使用價值的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等于不屬于哲學和科學的研究范圍。
至于在哲學上，也就是在更廣泛、全面的現實生活中，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就更加明顯了。因為這里需要思考的不僅有使用價值，而且有諸如道德價值、審美價值等現象。覆蓋這些現象的共同“價值”概念，已經與“勞動價值論”中所說的價值概念完全不同。在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產品之間的交換尺度問題，而是人們通常所關心的“有用無用”、“善惡美丑”等的本質和規律問題。我們把經濟學中幾個與價值相關的概念結合起來，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兩者概念之間的相同性。經濟學中物的使用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主體需要的程度，價值大一般就意味著滿足的需要程度高。當然這里的主體實際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人，如果說是個別人的話，那么價值就無法衡量，就像商品價值一樣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另外，商品價值必須在用于交換的時候才能體現出來，這實際上就代表著哲學價值在于強調滿足人的需要，不交換不能稱其為商品價值，那么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也就沒有了哲學上的價值，交換其實就是為了滿足主體的需要而進行的。
講到這里，回到教科書來看看哲學的概念，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那么其實哲學“價值”的含義也就是對各種具體價值概念的概括和總結，除了經濟學中的價值外還有如審美價值等，所以論述到這里，兩者價值概念的關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50.
1.由靜態向動態，由計量過去到計量未來；
2.由重視企業內部成本向重視內、外部成本并重；
3.計量由簡單的加減向綜合化和數學方向發展；
4.以貨幣計量為主向采用多種綜合計量手段并存的階段發展。
【關鍵詞】會計成本；成本概念；傳統成本；現代成本
一、會計學中的成本概念
會計學的成本是根據實際成本原則和權責發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計算對象受益的情況匯集和分配所發生的生產費用，所計算出的一定數量產品或勞務的個別勞動耗費的補償價值。它可以用來計量企業生產經營性資金耗費、計算企業損益、考核企業耗費水平、限定生產經營性耗費補償的范圍和數量等等。會計學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點：
（1）圍繞企業生產過程進行研究，重點研究生產成本。不涉及企業與外界和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的費用。
（2）是對歷史的反映。只關心實際發生的成本，不關心未來的產出。
（3）能夠以貨幣加以計量。只核算企業成本中可以在貨幣支出形態上直接反映出來的部分，不包括應計入而不能在貨幣形態上直接反映出來的成本。
（4）只計量實物資本成本，不計量人力資本成本。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成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商品作了透徹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經濟內涵。
馬克思從耗費和補償兩方面對成本進行論述。成本從耗費的角度看，是商品生產中所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中必要的勞動價值，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經濟內涵；成本從補償的角度看，是指補償商品生產中資本消耗的價值尺度，即成本價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費又必須在價值和實物上得以補償的支出。馬克思的企業成本理論揭示了成本的經濟內涵。
（1）從成本的經濟性質上看，其是生產經營活動中勞動耗費的價值度量，體現了成本的可計量性。
（2）從成本經濟內容上看，成本是商品價值中的前兩部分。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該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成本是生產該產品的個別勞動耗費，體現了成本的個別性。
（3）從成本經濟本質上看，成本是為生產一定數量和質量勞動成果發生勞動耗費的價值補償，體現了成本的可補償性。
三、西方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
（一）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成本概念
傳統經濟理論中的成本理論主要是從廠商的角度出發，分析其在生產經營中如何通過比較各種成本支出方案，最終作出生產決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獲得一定利潤或以一定成本支出獲得最大利潤。也就是說，傳統成本理論是以企業的生產經營為出發點，主要研究生產成本問題。傳統經濟理論中主要包括生產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等幾個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產成本。由于生產過程本身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因此生產過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是生產成本，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生產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內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產者來不及調整某些生產要素的情況下，生產一定的產出數量所花費的成本。短期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兩部分，前者不隨產量的變化而變化，后者可隨產量變化而變化，呈現遞減、不變、遞增的態勢。短期成本有兩個重要概念：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為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變成本和平均總成本。平均固定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遞減：平均可變成本、平均總成本、邊際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經歷遞減、最小、遞增三個階段。
（2）長期成本。是生產者在可以調整所有的生產要素數量的情況下，進行生產所花費的成本。長期成本只包括可變成本，它是短期成本從長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組成。長期總成本曲線、平均成本曲線分別是短期總成本曲線、平均成本線的包絡線。企業可根據長期成本曲線來作出生產規劃。
2.邊際成本。它是成本計量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謂邊際成本就是指由于廠商產量每增加一單位所增加的成本費用。
由于邊際成本即廠商每增加一單位產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變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單位可變成本又存在著先減后增的變化規律，因此作為它變動的結果，邊際成本也必然是一條先降后升的u形曲線。邊際成本作為一個動態成本的概念，對平均成本的水平及其變動趨勢有著重要影響。
另外，邊際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長期所有生產要素同比例變動時，規模報酬遞減的情況。同機會成本一樣，邊際分析是經濟學家系統地考慮各種可替選擇成本的關鍵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機會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中所言，我們最難以做出的決策不是做某事還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還是少做些。
3.機會成本。經濟學一般著眼于社會生產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故機會成本在經濟學中被定義為“從事某種選擇所必須放棄的最有價值的其他選擇。”機會成本不是實際的支出，而是對資源配置的一種度量，表達了稀缺與選擇之間的基本選擇。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實際的支出，不關心已經發生的成本，而關心未來的產出，是對未來活動結果的預見。
把機會成本作為現實的重要因素，其意義在于：
1.有助于決策者全面考慮可能采取的各種行動方法，以便為有限的資源尋求最為有利的使用途徑；
2.有助于人們理解貨幣成本和真實經濟成本之間的差異，從而也就解決了資源的使用在會計上是盈利，在經濟學上是否有效的問題。
（二）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幾個重要的成本概念
現代成本理論突破了傳統成本理論僅僅圍繞企業生產過程進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業作為社會活動的一個細胞與外界以及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發生的成本費用。
1.社會成本。所謂社會成本是指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考察的進行生產的代價，它既包括各項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種各樣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單個廠商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整個社會利益的損失。比如廠商生產經營中排放廢氣或污水，會引起空氣和水資源的被污染，造成整個社會生態環境的惡化，從而引起社會環境治理投資或費用的增加。這一部分投資或費用盡管是由于廠商的生產行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廠商承擔，而是社會來承擔。這種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總和構成社會成本。
2.交易成本。又稱交易費用。西方學者對交易成本定義眾多，但并無質的差別，只是其側重點或范圍不同而已。科恩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支付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可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簽約的交易費用；二是簽約后的事后費用。最后交易費用概念擴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護產權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等等。阿羅使交易費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屬于交易成本的范疇。
交易成本有以下幾個特點：
1.交易成本是發生在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離開了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交易活動不可能發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會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領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產成本。
3.在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成本除生產成本之外的資源耗費都是交易成本。
關于交易成本的計算，人們還沒有達到像傳統成本價格的計算那么精確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經濟學家正在完善對交易成本的計算。正如有學者所說：“如果說亞當。斯密時期的經濟學家在構造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所產生的費用的話，那么現代的經濟學家再也不能忽略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了。”
四、會計學成本與經濟學成本之比較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賦予了成本本質的規定性，體現了成本的個別性和可補償性，揭示了成本的經濟性質，它對于研究對比會計學成本和西方經濟學成本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2.會計學成本重點研究生產成本，其與傳統經濟學中的生產成本，邊際成本范疇相同。在西方經濟學中生產成本和邊際成本概念已經比較成熟，其理論也廣泛地運用在會計學實踐上。
3.會計學成本與機會成本。在傳統會計學上，成本只是企業實際發生的，但忽略了機會成本，經濟學則關心企業如何作出生產和定價決策，衡量成本時就包含了所有機會成本。在會計學中引入機會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傳統會計在現有以核算為主的基礎上加強參與決策，實施適時控制和開展經濟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學者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主張計量股權資本成本，將其視為真實成本，納入會計核算中來。機會成本不是對傳統會計成本的否定，而是對傳統成本分析的補充，擴展了傳統會計成本的內涵。
4.會計學成本與社會成本對比。根據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經濟實質是價值消費和補償的有機統一體。為此，人類的勞動消耗需要補償，自然資源的消耗同樣需要補償。而傳統會計所依賴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業微觀本身來處置成本補償。若單個企業的生產行為造成自然資源的無償占用和污染破壞，而不計入社會成本，就會以犧牲社會環境質量為代價而虛增企業盈利。社會成本概念告訴我們，應從可持續發展實際要求出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待成本耗費和補償問題。為此，眾多學者提出將社會責任會計和與之相應的環境會計納入會計核算體系。在成本中反映企業生產商品對社會資源消耗和損失程度，求得實際成本的真正補償。
5.會計學成本與交易成本。傳統會計學成本重點研究生產成本，但在社會中，一切經濟活動除生產成本之外的資源耗費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據交易成本相關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是契約聯結的網絡。企業不僅與人力資本的提供者（雇員、經理）、實物資本的提供者（股東、債權人等）締約，也與原料供應者、產品購買者締約，還與政府締約政府管制契約，與社會締結有關社會責任的契約，故形成了人力資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會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疇，這些成本范圍隨著各種條件的成熟，會最終進入會計成本的研究范圍。
會計從來是服從和適應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經濟運行的狀態決定著會計運行的方向。傳統會計學成本是適應于傳統工業經濟，在新的經濟下，要求會計模式也要進行相應變革，而經濟理論恰恰為會計理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指導。通過會計學與經濟學成本之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會計學成本的發展方向，從中可窺視出會計未來的發展趨勢。
（1）傳統會計成本正從單純計量過去信息，正向能動地運用信息參與決策，提供未來信息的方向發展，即由靜態向動態，由計量過去到計量未來。
（2）會計成本由重視企業內部成本向重視內部成本與外部成本并重發展。
關鍵詞：理性；精神；人性化；行為；演進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7-0175-03
一、演進行為模型提出的緣由
社會學科中諸多學科的發展越來越明晰的暗示著這樣一個特點：經濟學從著重研究“物”的角度逐漸轉向了重視“人”的角度，筆者稱在這里將經濟學從高度抽象的“理性人”向現實中的人的回歸過程稱為“經濟學的人性化過程”。這一轉變在主流經濟學、博弈論、金融學、管理學，尤其是以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為代表的行為金融學和行為經濟學、以史密斯(Vernon L. Smith)為代表的實驗經濟學的興起等都諸多學科中得到了深刻體現。經濟學的歷史特點是逐步抽象化、形式化和數學化的過程，這一抽象過程的逐步加深逐步實現了經濟學框架的統一性和理論的完美性，標志著經濟學的成熟與完善。然經濟學的逐步完善的過程也是逐步孕育自身否定因素的過程，經濟學每一次抽象程度的提高，就意味著否定因素的進一步加強，這一否定因素的核心就是與抽象相對應的人之“個性”，這一否定因素是伴隨著人類物質匱乏時代逐漸走向物質富裕時代的過程而逐步得到加強并凸顯的，也是隨著人類從權力時代逐步走向自由時代這一制度變遷的過程中逐步得到體現的。物質生活的逐步富裕和政治環境的日益寬松和開放使得人之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揚。究竟是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人之個性能夠得到張揚，還是人之個性張揚的內在要求和驅動使得經濟和政治走到了今天的情景呢？筆者認為是后者！
人是有自我感覺、懂得體驗和享受、并有著超強的創造力的高級動物，人的這些特征決定了人類天然具有強烈的欲望與沖動，這些欲望主要體現在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物質的方面決定人具有天然的自私性的一面，精神的方面主要表現在情感與價值觀，也就是人類天然有追求人生意義的價值取向和趨勢，這就使得人類又天然具有同情心的一面，因為人的意義必然以他人為依據。人類的個性張揚就是人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張揚。個性的張揚表現出來的是多方面的欲求，這種欲求的自由性與物質宇宙的天然秩序性形成了一種張力，物質世界的秩序性對人類形成了一種制約，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條件，但人的創造性和認識能力能夠逐步減弱這一制約性，這就是人類對自然的改造過程。在生產力落后，物質匱乏的時代，人為了生存，主要的欲求和矛盾體現在物質方面，這一物質方面的欲求反過來影響了那個歷史條件下的人的思想與情感，歷史條件決定了思想與情感必須為物質的追求服務，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理性”才真正能構成經濟學的基礎。
二、演進行為模型的建立
經濟學的人性化過程必然要求我們全面考察人類的各項特征，一向被主流經學所忽略的有關人的一些重要屬性不得不再次被提出來，其中最主要的有人的“自我意識”、人的“自我價值感”、人的“創造性”等。人具有創造性是一項事實，這是人與人之外其他一切生物在表現上的最大不同。懷特海在其《思維模式》中也提出過“創造為何是可能的？”這樣的問題。一旦認識到人的創造性，我們就不能簡單接受人的行為是“反應性選擇過程”，而應是“創造性選擇過程”，“創造性”的引進也直接否定了一個人偏好的穩定性假設，同時拓展了一個人決策行為的可選方案集合的邊界，或者說這個邊界是不斷擴大的。在一個長期的視角和動態的行為過程中，創造性是不能忽略的。如同不能忽視人之“創造性”一樣，同樣也不能忽視人之“自我意識”或者說“自我價值感”。筆者認為這兩個人之屬性是相伴相生的，有創造性一定會觸發出自我意識，有自我意識則一定也會逐漸演變出創造性，沒有自我意識的創造性是不可能的，沒有創造性的自我意識是必定會被淘汰的，從而也就不存在自我意識。創造性是適應性能力的高級階段，是適應之后的改變的沖動與能力，這種沖動源自自我意識的更高級的自我實現要求。自我價值感是自我意識的精神樞紐和內在欲求，也是自我意識的必然結果，一個人自我意識淡薄，自我價值感也會同樣趨于清淡。創造性的存在可能導致自我價值感的不斷提升。這些都構成了一個人行為的深層的心理基礎，而當前的行為理論和模型對此鮮有觸及。引進這些有關人的重要屬性，必須從長期的、動態的視角出發，因為創造性、自我意識和自我價值等都只有在連續的變化過程才能體現其重要作用，在靜止的時刻必然會被抽象掉，正因為如此，演進行為模型是著眼于行為規律探討的長期視角。
關于一個現實中人或者真實的人的行為過程筆者通過下圖來揭示：
上圖就是在引進了自我意識、創造性、和自我價值等概念之后的關系圖。
箭頭的方向代表著影響的方向。圖中給出了兩種理性的概念，“原始理性”是與人的物質追求相接近的概念，也是與主流經濟學中的理性接近的概念，“綜合理性”則是一個行為主體經過知識過程和人生體悟之后對物質和精神雙重考慮的理性，這種理性是原始理性的升華之后的理性。一個人的目標主要是在綜合理性下生成的。決定一個人創造性和適應能力的關鍵環節是“思考力”的培養，或者再具體一點說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一個越是思想貧乏的人，其行為模式偏向于整個圖形的右半部分，而思想豐富的人則越偏向于左邊。
基于上面的框圖所包含的內容，筆者在下文中逐步提出演進行為模型。
丁丁老師用如下模型解讀了布坎南所評價的沙克爾的貢獻：
這個模型給人的震撼是很大的。這個模型的含義是：當下的理性選擇依賴于尚未出現的價值時，“最優”（最小成本實現既定目標）就無法在當下被確定，因為正是當下的選擇決定了未來的潛在價值，也就是說，可選方案的集合依賴于選擇本身而且依賴的方式是不確定的。這個模型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動態的過程中，“理性”必遭否定！也就是無法在“理性”的框架下解決問題，因為在動態中無法確定怎樣做就是“理性”。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現實中的行為主體當前的最大滿足感或者說效用并不取決于實現當前的某個目標，更多地取決于對未來的一種憧憬或期望。筆者提出兩個工具性概念。一個行為主體為了實現未來某個不可明晰表達的目標，其間所做的各種最大化努力，稱之為“模糊理性”，所追求的不可完全明晰的目標稱為“模糊目標”。這里的模糊理性不同于以往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模糊理性是無法做到“理性”下的理性，它有“理性”的影子，但更是“理性”的非理性，“理性”和“有限理性”都是靜止的概念，而模糊理性是與動態過程相聯系的概念。“模糊目標”也不同于效用函數目標，效用建立在嚴格偏好假設基礎上，必定是靜止的概念，是有關“當下”的決策問題，而“模糊目標”是面向未來的，模糊目標的所對應的效用及效用函數在當前是無法確定的。由此，我們建立模糊目標函數如下：
現在的時刻為t，那么最大化的目標就是模糊目標函數ft+T(x)，其中T代表期望長度，與一個人的自我價值要求及物質追求的程度還有個人的知識累積及把握世界的心智能力等有關。當T=0時，這個決策行為就退化為主流經濟學中的“理性”決策行為，模糊目標也可以用效用函數來代替，因為在靜止的當前時刻，理性和效用概念都是明確的。由此可以看出，主流經濟學的決策模式是這個動態決策模式的一種特例，“理性”也僅是這種特殊條件下的概念而已。將前文中的重要概念納入到上述決策模式中，完整的動態決策模型表述如下：
上述(1)―(5)式整體所構成的行為模型，筆者稱之為“演進行為模型”。演進的含義是指行為主體的行為模式是隨經驗體驗、知識積累、思考能力等的變化而變化的。其中：Vt表示“自我價值”變量；Mt表示“物質追求”變量，m取自material首字母；Pt表示“感知”變量，P取自perceptual variable首字母；Et表示“環境變量；上述四個變量決定了模糊目標的形成。 x*t-1(i=0，1，2…k)表示不同時刻的最優行為；Nt表示知識累積，N取自knowledge的第二個字母；St表示思考力，或者說批判性思考能力；Vt，Mt，Pt三變量又是上述三變量的函數。(x*t-1，x*t-2…x*t-k)代表過去的最優行為，揭示的是經驗過程，k代表對過去行動的記憶長度，一個用心的行為主體的k較長，而不怎么用心的行為主體k較小，當k=0時，表示這個行為主體無記憶（這里的記憶主要指場景記憶，動物的行為模式中，k=0），在主流經濟學的決策模式中，k可以看做為0，因為當前的決策與過去無關，相當于無記憶。St代表思考能力，嚴格來說，思考能力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創造性，思考力是創造的源泉。Pt是沿用了海納(Heiner)在“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預期行為的起源”)一文中的模型里的概念Perceptual variable，稱為感知變量或想象變量。用中文的說法，或許可以稱為“悟知變量”，代表的是對整個環境的總體把握程度，這一能力主要來源于行為主體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思考能力下的創造力大小。通過Pt，我們就達到了引進“創造性”概念的目的，因為一個行為主體的悟知能力越強，他的選擇范圍也會越大，體現了“創造性選擇”的真實過程。因此Pt也構成了模糊目標函數的可選行動集合。整個模型的特點是，目標函數和可選行動的集合都是動態變化的。在某一個時刻，可選行動是內生變量，其他變量是外生的，而對于目標函數的確定和可選行動集合的邊界確定，其他變量則又是內生的。
三、演進行為模型提出的經濟學意義
演進行為模型就主流經濟理論及相關模型的不足提出了相關的替代思想，主要有：
1.演進行為模型改變了傳統決策中的目標函數。傳統的目標函數總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最大化又是以物質消費來體現的，這種目標效用是物質導向的，并且這種效用函數是假定偏好穩定的。演進行為模型則提出的是面向未來的模糊目標函數，兼顧了行為體的物質要求和自我價值要求，并且這個模型沒有偏好穩定性假設，一切偏好都是在動態的過程中調整的。傳統的目標是靜止的，即目標由當前確定不再改變，而演進行為模型的目標函數不僅是面向未來的，而且是動態的，目標函數會隨著多個變量的影響而做出理性調整。這符合作為個人在成長中的不斷調整過程，也符合作為整體的社會在歷史的繼承中不斷調整改變的現實。
2.對理性重新作了理解。在動態的過程中，一個行為主體沒法確切知道如何行動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筆者提出了模糊理性的工具性的替代概念，但并不是要否認“理性”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且，對傳統“理性”的“黑箱”做了全面分解和探析。傳統“理性”，傳統理性只假定行為主體是“理性”的，但對于理性是如何形成，如何變化以及理性如何引導行為等等是不做探討的，所以“理性”概念被視為“黑箱”。筆者則將理性概念分解為原始理性和綜合理性，并通過框圖揭示兩者理性的動態關系，并在兩者理性之間通過思考的環節并結合人之經驗、知識積累和人生體悟等連接起來，并指出一個成熟的行為人是在綜合理性下做出決策的，而綜合理性是包含了人之自我價值感和創造性能力的理性，顯而易見這種理性并不能視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這都嚴格有別于傳統理性的范式。
3.對目標函數和可選行動集之間的相互關系也作了調整。傳統的做法是將目標函數與可選行動方案分離的，也就是可選方案與目標函數無關，比如，默頓(1969)的模型，目標函數與約束條件是分離的。這一點是不符合現實的，現實的情況是，目標的設定與行動的選擇是相互影響的。本文中的演進行為模型則兼顧到了這一點，可選行動集通過感知變量與目標函數聯系起來，而感知變量又與思考力聯系起來，體現了學習和經驗在動態決策中作用。
4.引入了創造性。傳統的理性分析范式，是不討論行為過程中的創造性特征的。他們將創造性理解為理性之后的結果，有效率一定會有創造。這一點在許成鋼和汪丁丁的文章中已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否定。高度的競爭有損創造性！筆者則認為，將創造性過多地跟物質追求和效率聯系在一起是不妥當的，即人類有創造性不僅僅是物質導向的結果，而是人類自我價值追求內在的驅動和要求。所以創造性不是在物質之后，而是在物質之前，更與人之自我價值感相貼近的概念，創造性是人類幸福感受的源泉，沒有物質欲求的導向也會有創造的發生，而過度的物質追求反而會損害創造發生的溫床。
5.與傳統的理性范式相比，演進行為模型引入了更多的有關人的因素或變量。比如自我價值感，創造性、思考能力等，這些概念的引入才能將純粹的經濟理性人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現實人，只有引入了更多的人的因素，經濟學的解釋能力才能更強，才能更好地為了人類的未來福利做出正確的安排和制度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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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現狀及評述
中西方關于成本理論的研究中，有關成本概念的探討一直不曾中斷。西方(主要指美國)對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委員會以及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名詞委員會的報告成果為代表；我國對成本相關理論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關成本概念的討論也一直存在。本文擬將與成本概念研究現狀相關的內容，分為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回顧和總結。
(一)“成本”的定義一是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委員會關于成本的定義。1951年，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在《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會的報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將成本定義為：“成本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貨幣測定的價值犧牲”。該定義強調對“多年來成本會計人員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種成本概念進行總結”，從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廣泛的包容性。筆者認為，報告中對成本定義所作的解釋和限定，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為重要。報告在定義之后進一步解釋：“成本”是一個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體使用成本時，必須將其與成本對象(costobject)相聯系。同時，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蘊涵著這樣的事實，成本總是特定成本主體所發生的成本。從該報告對成本概念的解釋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進行研究必須要限定成本的主體和成本的對象，否則成本研究將沒有意義。1955年，成本概念委員會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暫行報告》，該報告中提出了服務于管理的計劃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業成本的本質”中，將成本定義為：“成本通常是指為了取得或創造有形或無形資源而有意放棄或將予放棄的一定量的價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報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質需要理解以下三個問題：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業風險與成本的關系；計量所放棄價值的方法。對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報告中進一步說明：作為一項成本，為管理目標的實現而取得或創造的經濟資源的成本應該只包括那些為了實現這一特定的管理目標所必須放棄的價值。但由于管理目標的多層次性以及管理行為的多樣性，成本報告中所列示的放棄價值(成本)會因企業和特定管理目標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從廣義上來講，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決于決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等關于成本的定義。1957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的《第4號會計名詞公報》對成本的定義為：“成本系指為獲取財貨或勞務而支付的現金或轉移其他資產、發行股票、提供勞物、或發生負債，而以貨幣衡量的數額。成本可以分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來的收入負擔；已耗成本不能由未來的收入負擔，應列為當期收入的減項，或借記保留盈余。70年代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所屬會計原則委員會將成本定義為經濟活動中所蒙受的犧牲、放棄或拋棄。80年代，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FB)《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成本的定義為：“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價值犧牲，即為了消費、儲蓄、交換、生產等所作的放棄”。三是我國關于成本的定義。我國《企業會計制度》(2001)將成本定義為“企業為生產產品、提供勞務而發生的各種耗費”。除引用西方關于成本的定義之外，從我國學者對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來考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有：“(企業)成本是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的而耗費的本錢。……成者，完成、實現之意；本者，資本之本，本錢之本”(中國會計學會核工業專業委員會，1996)；成本是“特定的會計主體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發生的可以用貨幣計量的代價”(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為實現特定經濟目的(不包括償還債務、退還投資)而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個主體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出，流出的時間既可能是現在，也可能在過去，還可能在未來；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現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轉讓除現金以外的資產，還可能是提供勞務、承擔債務，甚至是發行股票等，其結果既可能導致資產、所有者權益的減少，也可導致負債的增加”(張敦力，2004)。四是對中、西方成本定義的評述。中西方對成本定義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規范化上的差異。西方對成本的定義，在不同的時期，基于不同的定義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但西方關于成本概念定義的落腳點多為價值的犧牲或放棄，作為貨幣計量結果和表現的“價值”在成本定義中居于核心地位，“價值犧牲”作為成本本質內涵的表述也是相當抽象的；而我國對成本的理解長期以來受馬克思《資本論》中有關成本價格論述的影響，對成本本質內涵的理解傾向于具體化。盡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認識上，還是共識居多的，如對成本目的性的認識、對成本主體的認識、對貨幣計量的認識等。
(二)成本的本質對成本所下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隱含著對成本本質的理解。中西方在關于成本本質的研究中，也體現出“放棄”和“耗費”的不同傾向。一是西方關于成本本質的價值放棄論。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會1955年的暫行報告之后對企業成本的本質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將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等研究文獻中出現的多種成本概念(如沉沒成本、付現成本、真實成本、機會成本、可控成本、可變成本等)統歸至企業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試圖尋找各個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業成本的本質。Noaon M.Bedford對企業成本本質的分析思路為：現金支出_÷現金犧牲一現金放棄一價值放棄。將企業成本的本質最終歸結為價值放棄，是因為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然而正是由于這種不確定的廣義性，使得成本計量的多種方法成為可能，從而保證了不同計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準確性。以價值放棄作為企業成本的核心本質，允許以多種貨幣金額來計量不同的成本，企業成本的全部本質就更清晰地體現在對成本計量方法的考察中。企業成本概念的多樣性表現為以下四個特征：企業成本因企業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業成本因其預期被計量的范圍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成本因為取得或創造經濟資源而有目的放棄的價值所包含內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關于成本本質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類似于數學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質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現的企業成本內容之中，與此同時，又不限制不同企業成本各自的計量需要。而我國理論界對成本本質的理解則在對西方吸收借鑒的同時，也賦予了自己的解釋。
二是我國關于成本本質的耗費論。成本本質的“價值放棄”論在西方是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領域、多種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國理論界也對此觀點多數持贊成意見，所不同的是，我國學者認為，價值計量的事物(對象)才是成本的本質，從而將成本本質具體化為資源的耗費(戴新民，2003)，或資本、本金的耗費(中國會計學會核工業委員會，1996)。還有觀點認為成本本質上表現為資源配置的效率(陽昌云，2000)。隨著成本概念的發展，成本本質的“資源”觀逐漸建立起來，如米切爾，馬赫在《成本會計一為管理創造價值》一書中提出：“成本是資源的一種損失”；霍恩格倫在《成本會計學一以管理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為了達到某―個特定目標所失去或放棄的一項資源”。
三是對中、西方成本本質的評述。無論是西方的放棄論還是我國的耗費論，在成本所放棄或耗費的內容即價值的表現對象上，即資源，中、西方的認識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認為成本是資源的放棄，而我國認為成本是資源的耗費，放棄和耗費有何不同，該點在明確了下一個問題“關于成本與費用”之后會變得較為明晰。放棄(melease)中包含犧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兩種含義，也就是說放棄既表明資源的轉化，又表明資源的使用，而耗費則表示資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義費用時使用耗用，而定義成本時多使用犧牲。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成本和費用的不同。本文認為，對于成本的本質，西方的放棄論較我國的耗費論更為科學、全面、合理。
(三)成本與費用費用概念以及成本與費用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過程中必不可免的話題。事實證明，理論界對成本與費用概念的規范和使用并未達成共識。西方關于費用的研究資料中，對費用的理解也是不盡相同，例如，費用有時被作為成本的同義詞使用，認為如果沒有其他詞語的限定，費用就是一個沒有技術含義的一般概念；而多數情況下，費用指服務成本(與有形的產品成本概念相對立)或者專指與銷售、管理、財務等活動有關的服務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數權益派學者將費用作為是總收入的減項，利潤的決定因素，總體看來，西方圍繞費用概念而產生的爭議并不少見。在我國，對成本與費用概念及其關系的討論，其觀點也不盡相同：有觀點認為，成本與費用是兩個并行的概念，盡管它們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但實際上其間有本質的區別。成本與企業特定資產或勞務相關，而費用則與特定期間相關；成本是企業為取得某種資產或勞務所付出代價的量度，而費用則是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資源耗費金額；成本不能抵減收入，只能以資產的形式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而費用則必須沖減當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潤表中；類似的觀點還有，“成本”和“費用”概念是兩個相互聯系又存在重大區別的概念。從概念體系的科學性上講，需要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用來說明企業資產形態變化過程中的計量標準；一個用來說明經濟資源的消退；有學者將成本和費用的關系圖示為：成本性費用資產成本損益性費用；也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成本與費用本質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體為一定目的而發生的耗費。成本適用于“主體目的已達成”的場合，費用適用于“主體目的執行中”的場合。 筆者認為，成本與費用關系的研究適宜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即財務會計層面的成本與費用以及管理會計層面的成本與費用。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財務會計領域的財務成本與費用的關系研究，因而得出將成本與費用概念嚴格區分使用的結論，這是合理的與必要的。在財務會計層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費用的觀念，嚴格區分成本和費用，從而規范概念的定義和使用。從我國《企業會計準則》(2006)對費用的定義中，可以看到費用概念的狹義化趨勢。與此相對應，本文認為對成本的定義適宜采用1957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的定義，即：“成本系指為獲取財貨或財務而支付的現金或轉移其他資產、發行股票、提供勞物、或發生負債，而以貨幣衡量的數額”。狹義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資源的轉化，狹義的費用(小費用)表示資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規范之后，財務會計層面成本與費用的關系如圖1所示。在管理會計層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費用觀念，即將成本和費用均視作主體為實現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棄或耗費的資源，將成本和費用作為本質上相同的兩個概念而不加以嚴格的區分，這將有利于在大成本觀下不斷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關理論與實踐。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
有觀點認為，會計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方面，而成本概念在會計學及經濟學中均占據著非常重要地位，會計學應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種方式與經濟學家的理論相關聯，佩頓(W.A.Paton)認為：“在某一領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術語無法移植到另一領域”。他指出，“至少，在沒有嚴格限定的情況下，會計人員必須意識到，會計則和概念從計量的角度上來與經濟理論中的概念明顯不同。只有對基本原理的深入訓練才是對會計人員真正有益的，而對經濟學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對經濟學家所陳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會使會計人員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論基礎之上展開會計程序”。經濟學中的短期成本、長期成本、邊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經濟學與會計學對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并由此對經濟學和會計學中的成本概念進行正確認識。為此，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會計學與經濟學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進行闡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S.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并闡釋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謂范式，就是指科學家之間圍繞假設、方法論原則、技術、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終形成的一種學術思想和學術概念體系。范式是作為一種學科探討基礎的思想、技術和方法論的“模子”，其實質是一種語言方式。經濟學與會計學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經濟學的范式一般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會計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則是會計的確認、記錄、計量和報告。在經濟學中，從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經濟學對范式的發展，再到新制度經濟學對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經濟學的看家本領，它是經濟學范式區別于其他科學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據對成本收益工具的運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論的發展，經濟學中的成本理論可分為傳統成本理論和現代成本理論。其中，傳統成本理論中的代表概念為：短期成本、長期成本、平均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等，現代成本理論中的典型概念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經濟學用以進行效率分析的工具。從研究范式的意義上講，成本是會計計量的一種重要屬性(基礎)，它決定著會計報告的結果。雖然成本在經濟學和會計學各自的領域中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與作為“計量屬性”的成本，其內在含義是不同的，這也決定了對成本定義的方式和內容存在差異。
(二)研究的出發點不同 經濟學家將成本稱為經濟成本(economic costs)，根據C.E.Cox的定義，“經濟成本是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因努力和節約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這種痛苦成本是主觀的。經濟學家對成本問題的研究采納的是社會的觀點，其出發點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單個的生產者，經濟學家關注的是全社會的生產結構而不是單個生產者的具體問題。與經濟成本不同，會計人員關注企業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業將其產品投入市場所必須作出的支付。會計學對成本研究的出發點是單個的企業或個體，關注個體所有者的回報(盈利)能力。因此，概括來看，會計學中的成本是微觀的、具體的、方法層面的；而經濟學研究的成本則是社會的、抽象的、本質的。經濟學家將生產者看作一類人，而會計工作者必須從個體(業主或企業)的角度計量現實成本的發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經濟學有時被定義為一門基于價格研究現象的科學。因此，經濟學家對成本的關注源于價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響價格、以何種方式決定價格、以及成本對價格的決定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對經濟學成本的理解如圖2所示。會計的功能主要表現為在復雜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對成本進行追溯(反映職能)。在會計學的分析中，基于會計假設(會計主體、會計分期、持續經營、貨幣計量)尤其是“會計分期”假設而將全部支出區分為“成本”與“費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更科學地確定每期的收益及資產價值。由此看來，經濟學與會計學對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決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異，經濟學家的研究關心企業如何作出生產和定價決策，因此，他們在衡量成本時就包含了所有機會成本。與此相比，會計學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記錄流入和流出企業的貨幣。他們衡量企業實際發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機會成本(曼昆,1999)。因此，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是無法直接應用于會計學領域的，研究視角的不同，使經濟學和會計學對同一客體進行研究時所限定的范圍，所使用的方法，所關心的結論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經濟學成本理論為會計學成本理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指導，而會計學的成本理論則是經濟學成本理論的具體運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釋性框架構建
作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質的約束下，其內涵和外延日益呈現出廣義化的趨勢。對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條件下正確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從而提供或獲取確當的成本信息，雙方都需要對與一般性成本概念相關的必要因素進行明確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種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構建成本概念的解釋性框架。將這一框架的構建在兩個層面上進行：首先進行關系構建，即構建成本概念中所體現的成本主體、成本客體以及成本對象之間的關系；其次針對各種關系要素的具體化，進行特定條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內容和程序構建，稱之為解釋性構建。
關鍵詞：釋義矛盾勞動價值論勞動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問題是從使用價值概念開始的。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沒有自覺地對使用價值概念進行分解，所以，《資本論》的商品元素的邏輯結構是不對稱的。筆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馬克思在無意中觸及到的、學術界始終沒有注意到的使用價值的二重性問題。
關于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篇無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線索。馬克思對使用價值規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但他又說：使用價值只在使用和消費中才實現(《馬恩全集》第23卷第48頁)。使用價值既然是商品體本身，它已經是現實的了，為什么使用價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費中才實現呢?’這是形式邏輯矛盾。我稱之為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人們研究《資本論》曾經細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說研究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實在讓人難以理解!既然生物學家需要對生命細胞中的數以萬計的基因分別進行研究，經濟學家為什么不可以對使用價值這樣重要的概念進行剖析呢?所以，我們準備做的正是對經濟學的“基因”研究。剖析“釋義矛盾”恰恰是顯微科學的方法。
我們可以從經濟活動中抽象出兩種不同的使用價值。一種是具體使用價值，它表現為各種商品或物品對人的種種不同的具體有用的性質。．具體使用價值是以商品的存在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說，具體使用價值以生產和供給為前提，是待實現的、可能的使用價值。具體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來代表。
另一種是抽象使用價值，它表現為各種商品或物品對人的抽象的同質的有用性質。“可將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能為一個人所帶來的生理、心理或社會的滿足，稱為‘抽象使用價值’。抽象使用價值構成各種使用價值的共同的質”(樊剛：《比較與綜合)P184)。在實際中，抽象使用價值是以消費過程為基礎的。在經濟學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費經驗基礎上的效用評估。所以那些符合社會需求的使用價值就是經濟學中的現實的使用價值。抽象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來代替。
這樣，我們從理論上把握住兩個有差異的使用價值的內容。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概念應該兼有這兩個內容。這種方法是從社會經濟運動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出發的。這種方法孕育著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為經濟現實，具體的使用價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價值，可能的使用價值不同于現實的使用價值，供給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們是聯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對方的存在為條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對方的消失為轉移。這正是社會經濟運動本身的辯證特性。因而，把握經濟運動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辯證矛盾性。辯證邏輯允許這種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們在現實中使用的使用價值概念也含混著這樣的兩種內涵。這是釋義矛盾產生和存在的客觀基礎(詳見拙文《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與經濟學的微觀結構》，《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
所以，不僅勞動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價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馬克思在無意中觸及到了這一矛盾，卻與之擦肩而過。我們的任務是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完成對使用價值矛盾體的分解。在《資本論》中，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決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現在，使用價值已經分解為有用性與效用。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的邏輯推理就需要重新考慮了。
具體勞動可以生產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體勞動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條件。但具體勞動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條件，因為有用性還依賴于消費者的評價。具體勞動也不能產生效用，因為效用是消費者的抽象滿足。因而，當使用價值被分解后，必須揚棄具體勞動產生使用價值的邏輯推理。我們只能說：具體勞動形成有用品；有用品與有用性不可分離；需求決定有用性與效用。使用價值的分解就這樣把需求與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資本論》的邏輯結構。
至于勞動與需求的關系，它們顯然是互相對立統一的。另外，我們還要延伸馬克思的方法。既然《資本論》中有勞動二重性，我們也假設存在與之對稱的需求二重性(具體需求與抽象需求。參見拙文《勞動二重性與需求二重性》，《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然后將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說構成對稱的邏輯圖形如下：
圖1的左側是《資本論》的邏輯結構(使用價值已揚棄)。勞動具有二重性，具體勞動產生有用品，抽象勞動形成價值。圖一的右側是新增加的。需求與勞動、需求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均采取對稱設置e．有用性與有用品不可分離，必然相鄰于Y軸兩側。效用填補了唯一的空位。我們來研究圖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現為對各式各樣的有用品的具體需求。具體需求與有用品結合產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質的性質——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滿足。這種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圖1的邏輯結構中合理存在，它決定著使用價值的矛盾性(有用性與效用)。
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圖1的對稱性。初看起來，圖1是全對稱的邏輯結構。仔細分析卻發現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勞動的概念非常含混。“勞動”究竟代表“勞動力”還是“勞動過程”?勞動力只是單一要素，而勞動過程則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參與，勞動力只是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勞動”的概念定位在“勞動過程”上，“勞動”在相對的意義上說仍無法與“需求”取得對稱。因為勞動過程并沒有提供滿足人類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勞動過程以外的各種自然物(無論有無壟斷)也是需求索取的對象。因而“資源”(實為“可支配資源”)比“勞動”更有資格與“需求”相對稱。
為了取得邏輯上與需求的完全對稱，我們必須用“資源”來代替“勞動”。與之相應，勞動二重性也就轉化為“資源二重性”。這種邏輯上的進一步調整可由圖2表示。
圖2表示，資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種資源，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特殊的具體資源來使用，生產某種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種資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經濟用途，都是社會資源總量的一個部分，從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資源的性質，并由此形成資源價值(簡稱價值)。任何一種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轉變為效用的同時，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體資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抽象資源，它的資源價值就獲得相同程度的承認。
圖2的分析表明，勞動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僅僅是資源二重性的一個特殊形態。馬克思用勞動二重性這樣的特殊形態代替了資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態，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價值理論中出現偏差。
從勞動出發，自然尋找到勞動二重性；從具體勞動出發，自然把有用性規定為使用價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體勞動產生有用品，有用品與有用性不可分離)；從抽象勞動出發，自然把價值全部歸屬于勞動。當我們用資源二重性代替了勞動二重性時，價值歸屬于抽象資源，而不僅僅歸屬于抽象勞動。勞動資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資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資源這樣的一般性質，才能代表全部價值的來源。
圖2還表明：從整體看，沒有資源的供給，需求無從滿足；而沒有需求的評估，資源也無從配置。所以，效用與價值也是互相決定的。也就是說，資源二重性與需求二重性共同決定了價值。從這種辯證的邏輯結構看，勞動價值論的出現雖有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卻是狹窄的、片面的理論。對這樣的一種理論至今仍然簡單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辯證法的運用不徹底，沒有認識到使用價值的二重性。
很明顯，使用價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結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用價值的分解，導致了效用與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導致了需求二重性的發現；需求二重性的發現導致了商品元素對稱的邏輯結構的設置；對稱結構的規則又迫使我們用“資源”代替“勞動”，用“資源二重性”代替“勞動二重性”。所以，嚴格的邏輯演繹最終證明：價值來源于全部資源，而不僅僅是來源于勞動資源；價值的分配與實現同時又受制于效用。于是，嚴格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延伸《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卻證實了勞動價值一元論的片面性。讀者可以認真驗證一下，筆者在分析過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基本方法?違背了《資本論》的內在邏輯?
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許多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忽視了對使用價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學研究一樣，歷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并不為過。相反，他為學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資本論》的辯證方法和它所遺留下的“釋義矛盾”，為后人認識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重新復活《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論文摘要：關于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以及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指導意義等問題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尊重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價值論以現實指導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 關于勞動創造價值問題
勞動價值論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揭示出“人類的抽象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這一原理，為以后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據。伴隨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日益發展，特別是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下的經濟關系、勞動過程，均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結合新的實踐，深化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已經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命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現了對價值問題的極大關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1841)中，曾對人的自由與必然和反對神本主義價值觀等問進行過探討。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和其他經濟學著作中，馬克思對各種不同意義的價值概念作過考察和把握。他首先嚴格區分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交換價值，立足于對交換價值及其內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產的秘密，從而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面對利用混淆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來否定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庸俗經濟學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他反復強調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同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毫無共同之處”同時，馬克思并未因此而將它們的差別絕對化，并未否認在一般科學的范圍內研究使用的價值的意義。
在以往的經濟學著作中，“價值”一詞有時表示商品的價值，有時表示交換價值，有時則表示使用價值，其含義往往只有根據上下文聯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體地確定。雖然一些英國經濟學家曾有用“worth”(價值)表示使用價值、用“value”(價值)表示交換價值的習慣，但無論是日耳曼語源的“worth”，還是羅馬語源的“value”，都只是“價值”一詞的兩種不同語言符號形式罷了。為了避免象這樣多義地使用“價值”一詞所造成的混亂，馬克思對“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這三個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并分別用三個不同的詞，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來表示它們。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與價值問題直接相關的，實際上有三個概念，其中，“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交換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價值在社會交換過程中的表現形式，它們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概念；而“使用價值”概念則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才屬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value”)，而且是活勞動，不是物化勞動，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從價值量的變化規律來看，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成正比，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商品價值量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勞動量的變化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改變，并不直接改變商品的價值量，而僅僅是改變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影響單位商品的價值量。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 關于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勞動要形成價值，光靠勞動自身還不行。如果只有勞動而不具有諸如土地、機器、原材料等物質生產要素，無論如何是生產不出商品來的。沒有商品，自然也無價值可言。關于產品的生產要素，馬克思明確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作為產品的生產過程，“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 ‘脅”“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可見，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是產品的生產要素，這是馬克思關于生產要素的基本觀點。
近年來，有人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質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認為應該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質生產要素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我們認為，物質生產要素雖然不是價值的源泉，但它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質生產要素本身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物質生產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價值。它的價值通過具體勞動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成為新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物質生產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會“平均消耗”的情況下，其價值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如果大于社會“平均消耗”的范圍，就意味著物質生產要素的浪費，超出部分的價值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節約物質生產要素，使物質消耗大大低于社會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產該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從而有利于商品生產者實現更多的價值。其次，先進的物質生產要素有利于勞動者從事復雜勞動，在單位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同樣的勞動者，如果他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不同，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就不同，創造的價值也不同。但是，物質生產要素的先進程度要與勞動者的素質相適應，不是越先進越好。
但承認物質生產要素在生產商品價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這是因為：第一，前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創造商品價值；后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源泉，沒有勞動這個唯一源泉，無論物質生產要素多么先進，多么豐富，同樣創造不出商品價值。第二，物質生產要素對商品價值的作用是通過勞動為媒介而實現的，它并不改變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的唯一尺度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
三 關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指導意義問題
對價值規律的揭示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以及競爭規律是商品經濟條件下刺激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運動，必然會促使商品生產者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生產力向前發展。市場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證明只要我們尊重價值規律，我們的事業就能向前發展；相反，如果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我們就必然走彎路。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在很長時期內，我們實踐上把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統統視為異端，簡單地認為我們可以不經歷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就能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這種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結果證明是行不通的。
其實，經濟學有兩個根源——一個是與紛繁復雜的計算和模型相關聯的“工程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與人類現實生活和幸福相關聯的“倫理學”方面的內容，而當今，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表現出了傾向于第一個方面內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肩負的“經世濟民”使命。“現代經濟學的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從傳統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那兒，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姻聯，而如今，隨著實證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走的越來越遠，森嘆息到：“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這的確是經濟學的困頓，也是倫理學的悲哀。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癥”并過著在經濟領域和道德領域分裂式的生活。
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服力”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面對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寬泛的評價標準視角。
2自由視角下的發展
盡管“問題”和“問題意識”如此重要，但國內出版的經濟學思想史著作，卻鮮有以“問題”為核心來組織材料的。傳統的“經濟學說史”雖以“經濟學的皇冠”――價值理論作為貫穿全書的骨架，卻把其他包孕著豐富內涵的經濟思想一筆掠過或拒之門外，甚至把不同于正統觀點的學說簡單斥為“謬誤”。近來通行于世的經濟思想史教材，例如亨利斯皮格爾編著的《經濟思想的成長》，收集資料更加豐富，持論力圖更加客觀。然而，這些著作仍以人物和學派為綱領進行梳理，更像是博物館里的展覽陳列，讀者或能“知道”更多的知識，卻難在思想上得到鮮活的啟示。
汪丁丁教授的《經濟學思想史講義》，是他在北京大學的“講堂實錄”，也是一部以經濟學核心概念的發展為中心編撰的經濟學思想史。作者始終認為，“經濟學思想是對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反省”，并以十幾個“元概念”為骨架組織敘述全書，例如“財富”、“效用”、“價值”、“成本”、“利潤”、“貨幣”、“均衡”等。作者反復強調這些核心概念所本有的“生命”與“張力”――概念越是基本，所包含的不同方向就越多，圍繞它的爭論和對話的可能性就越多，“生命力”就越旺盛。沿著時間之流，作者對這些核心概念的演化史詳加闡釋，嫻熟地描繪了經濟學思想發展的動態圖像。
先看目錄的讀者也許會陷入困惑――為什么一部《經濟學思想史講義》，在講完了“導論”（第一講）和“方法論”（第二講）之后，要以對“善與幸福”（第三講）的討論開頭？細讀全書可以發現，這樣的安排絕非一時興起，而是獨具匠心。經濟學與道德倫理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亞當斯密曾經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國富論》便是由倫理學脫胎而來。實際上，當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仍然處理相似的應用問題，即現實生活中的選擇問題。經濟學在討論“效用”、“福利”的時候，免不了要追問“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沒有對這些問題的追究，討論“財富與效用”之類關鍵詞難免底氣不足。
作者以“正義”和“理性”這兩個“重中之重”的概念收尾，更包含深意――如果對“社會正義”概念的論說，體現了作者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濟世情懷，那么對經濟學“理性主義危機”的批判反思，則構成了作者學術思想的“阿基米德支點”。作者認為，發乎人類理解力的“情境理性”和“判斷力”的運用，是解決經濟學“效率”和“正義”兩大問題的鑰匙，然而，要找到具體的解決途徑，仍需研究者付出艱苦的努力。作者坦言，“別看這部分的講稿只有兩頁紙，它提出的問題，可能還要琢磨幾十年”。
從上世紀90年代在《讀書》上討論《經濟學的關鍵詞》起，汪丁丁就致力于經濟學核心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這份講義的出版，可說是作者十余年閱讀與思考的結集。為了使歷史的敘述與現實相契合，作者引用了大量當代文獻與思想史相互印證。不可否認，這本書體系比較龐大，不同概念間復雜的關聯糾纏在所難免。對讀者的整體把握能力而言，的確是一大考驗。考慮到這層困難，此書在每講前面都附有一張“心智地圖”，即根據人類發散性思維特點而編制的思想網絡圖，以此描繪各講的概念關聯，使講義眉目清晰，更便于讀者理解和思考。
經濟學是一門顯學，經濟學思想史卻似乎是顯學里的“冷門”。然而，回首20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的黃金時代，一流大學對經濟思想史也是關注備至的。即使肯尼斯阿羅這樣以數理見長的經濟學家，也親執《經濟學思想史》課程教鞭達十余年之久。如今，經濟學前沿研究充斥著深奧的數學模型與復雜的數據驗證，卻越來越疏遠了思想，而一門缺乏思想的學科是不會有長久生命力的。這部講義，也許是經濟學者向思想史寶庫開掘的引路之作，引導我們在“根本問題”和“核心概念”的路上，與休謨、斯密、密爾等思想大師相遇、對話、共感、相知，感受到思想元典的渾樸之力與淋漓元氣。
在古典經濟學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認為勞動與幸福是對立的。他對幸福的社會有一個最低期限標準,“有大部分成員只陷入貧困悲慘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簡單地說:貧窮不是幸福。如果說幸福是個衡量標準的話,他從收入和財富的角度對幸福給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條件是不貧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義語,他認為,不是在社會到頂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歡樂。即從經濟角度來看,幸福感是處于收入的貧困線與最富裕線中間,而且是在一個持續的過程中,幸福具有相對性。他認識到“看不見的手”對公眾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眾幸福的階級(指大領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總之,斯密區分了公眾幸福與社會幸福、今生幸福和來生幸福、幸福創造和幸福享受、幸福與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確否定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贊同財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驅逐出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性影響,肯定了市場經濟決定的工資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作用,主要強調收入對于人們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說斯密的經濟理論重在富國裕民、李嘉圖的經濟理論重在勞動價值論的形式化、穆勒的經濟學在于綜合和應用的話,那么,西斯蒙第的經濟學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斷言,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生活的需要,不斷地提高物質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而且也只有全體居民的物質享受增加了,國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視在保證人民幸福的各種措施中收入同資本增長和人口增長的比例關系。當然他也認為,人的幸福是由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方面構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責任交給了政府,認為這是政府努力奮斗的目標,與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關系,因為高級政治學就以這種幸福作為研究的對象,它的職責是使全國所有各階級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澤,通過舉辦教育,以資陶冶公民的心性,啟迪他們的聰明;通過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來生享福,以補償現世所受的痛苦。總之,要通過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氣風發,精神高尚起來,追求的不該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當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獲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還是有位置的,這和斯密等經濟學家相比是一個退步。約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對幸福的關心是真實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國民幸福”、“人類幸福”、“全人類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廣的幸福概念,視野明顯大于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且還注意到了幸福應具備的環境,比如法律環境,還對如何提高幸福水平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擴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進行公共干預和限制遺產繼承、進行捐贈等辦法,這些辦法和看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通過穆勒的研究,不僅使幸福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也使幸福成為衡量政治、社會其它活動的重要標準,這是穆勒在經濟理論上對幸福研究的獨特貢獻。
二、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被追認的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戈森是很關注幸福的。當他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的教授們關于如何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如何提高國力的理論正在盛行的時候,戈森把個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人行為的目標就是使“生活享受總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與幸福是同義詞,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質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藝術品消費等),認為只有個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絕對量、提高所使用的勞動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強法制,人類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為了有助于人類實現盡可能大的幸福,他認為“唯一應該重視的是:……消除阻礙個人建立有利的生產部門和自由地運用他的貨幣的障礙”,因此他反對封建經濟而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另一位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杰文斯則采用邊沁等功利主義學說的原則,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購買快樂,從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認為他的經濟理論“完全以快樂痛苦的計算為根據”,并試圖用經濟方法對快樂和痛苦進行測量,認為快樂和痛苦的“數字材料比任何別種科學所有的數字材料都更豐富、更準確”,可以認為,杰文斯的快樂即幸福,提出對幸福進行測量,這在經濟學領域是重要的一步。馬歇爾難能可貴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問題,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個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類幸福等概念。這一方面是由于約翰?穆勒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寬泛的學術背景與馬歇爾純粹的經濟學家的學院式學術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產生以來全世界社會背景的復雜化使馬歇爾認識到追求更大范圍勻質的幸福已經不現實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還有,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觀領域的經濟活動,本身就不存在后來的宏觀經濟問題。盡管影響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認為經濟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為,在他看來,通過追逐財富展現個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實現幸福的一個途徑,而且人在具備必要的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應該有更大部分的維持效率(發展)的必需品,這就意味著隨著社會的進步,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因而對人收入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結果是,幸福的滿足會對經濟和社會的依賴越來越強,要靠傳統的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支撐,因而馬歇爾不看好小農業生產者并有貶抑之意不是沒有根據的。馬歇爾還試圖以貨幣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經濟因素,這是企圖簡化幸福的測量以財富替代幸福的一種努力。由于馬歇爾使用了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經事實上提出了“邊際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長的幸福”等概念對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義。馬歇爾最關注的其實是個人的幸福,認為個人幸福高于一切,國家也不能剝奪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強調個人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是西方啟蒙文化的核心,馬歇爾的經濟學不過得以進一步彰顯而已,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收入、財富對幸福的決定性制約作用。
三、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凱恩斯很少使用的幾個幸福概念卻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經濟思想:國民財富持續增加、國民的充分就業和由不間斷的消費引致的持續生產。事實上,經過經濟危機的打擊,減輕資本的危機、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復正常的消費和生產活動就是最大的幸福。凱恩斯盡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沒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加以論述,但卻在實實在在地進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對幸福的關注從微觀層面真正上升到宏觀層面,真正使國家具備了關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實際辦法和手段。
四、福利經濟學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幸福
在福利經濟學中,已經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發表《財富與福利》一書,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原則,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對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統論述,對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途徑和相應的改良措施進行了研究和說明。他認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效用或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由于對財物的占有而產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識、情感、欲望等)而產生;而全部福利則應該包括所有這些滿足。他把福利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福利即社會福利,它不但包括一個人對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而且包括對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如音樂藝術的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夫妻之間的愛情,朋友之間的友誼,以及自由、平等、正義乃至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等。狹義的福利即經濟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用貨幣尺度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由此他認為國民收人總量愈大,經濟福利愈大,富人的財產向窮人轉移有利于社會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從庇古這里開始,福利、效用與滿足已經是同義詞了,他的廣義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貢獻在于對幸福的這些外延作了歸納,而不再像前輩們那樣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點討論的狹義福利概念已經只從經濟和物質的角度討論幸福問題,認為幸福就是以貨幣衡量的基數效用,從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內容在事實上驅逐出了經濟學研究范圍,這是一種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廣義幸福的難于測量。福利經濟學在后來又對“效用”進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的爭論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是人的主觀感受,不能用基數來度量,而且也不能進行人際間比較,羅賓斯(1932)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涉及倫理的或價值判斷的問題,經濟學中具有規范性質的結論都來自基數效用的使用,因此經濟學應該避免使用基數效用。這場爭論促生了新福利經濟學,即以無差異曲線分析法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數效用論和帕累托最優化原理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其后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測量效用方面力圖有所突破,推翻基數效用理論測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數效用理論,企圖進行個人幸福在對不同商品消費所帶來幸福的比較,提出了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定理,證明了自由交換的市場環境對個人幸福的必要性(盡管要證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標準回避基數效用的計量和效用的人際比較,同時忽視收人分配問題,事實上人們并沒有得到幸福。經濟學家們注意到,效率對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時也注意到公平對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薩繆爾森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認為福利經濟學不僅要以帕累托最優為原則,而且不應避免價值判斷或者倫理判斷,認為社會福利函數直接決定于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每個人的效用極大化條件是社會福利函數達到極大值的必要條件。這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幸福問題給予了答案:只有以個人幸福最大為基礎的社會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使用名詞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幾處,而且成為不需要解釋的僅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說在薩伊那里,把效用理解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在亞當?斯密那里理解為是使用價值的話,那么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就完全是一種主觀有用性了。但是,測量效用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從總體上來看,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幸福也越來越具有現代的特色,但已經基本很少談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滿足等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