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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行政合同行為作為行政機關的活動方式之一其糾紛的解決應適用行政訴訟，但現行訴訟結構，包括判決都是建立在單方的行政行為之上的，這種判決制度在判決的前提、判決的類型及判決適用條件等方面都不適應行政合同糾紛解決的需要。我們應建立多元的審查原則，放寬適用條件對現行判決加以合理整合運用，同時增加判決類型，以適應實踐的需要。
隨著給付行政、福利行政的發展，合同式行政方式在行政活動中日益凸顯其重要地位，與此同時，大量的行政合同案件也開始涌現，但在有關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審查中，一方面由于行政合同不同于私法合同，故不能完全適用民事訴訟規則，另一方面行政合同亦不同于單方的行政行為，故也不能完全適用現有的行政訴訟規則，那么，如何積極穩妥地審理行政合同案件，合理解決現實中的行政合同糾紛，是一個理論和實務上都值得探討的問題。而司法判決是人民法院在對案件審理終結后，依據查明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對當事人之間所爭議的權利義務關系或一方當事人的申請，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判定，它是國家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作出的最終的權威的處理結論，體現了國家的意志，表明了國家對當事人訴求的肯定或否定。因此，司法判決的類型的完善、司法判決的正確適用既是一個理論上被關注的重要問題，也是實務中人民法院作好審判工作的關鍵，它有利于正確解決糾紛，滿足當事人的訴求。這在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有過深刻的體會，“由于行政訴訟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在起草行政訴訟法的時候，可供借鑒的經驗不多，因此行政訴訟法在立法內容、技巧以及規范性等方面都存在較多欠缺之處，行政裁判形式的不全便是其中一個不小的缺陷，給行政審判帶來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可見，對行政合同糾紛的司法判決的探討既有利于完善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又有利于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同時也將會促進我國行政合同制度的發展，因為“作為一種司法制度的行政合同救濟的建立，可以暴露我們在行政合同領域中的問題，可以使既有的行政合同規則真正起到實際作用，也可以產生促使我們解決行政合同領域中存在的問題的動力，從而逐步確立行政合同領域的基本秩序。
一、行政訴訟判決的適用及其缺陷評析
隨著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政府職能發生了重大轉變，社會服務職能代替了國家統治職能，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換言之，行政職能不再是簡單的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要積極的為社會提供服務和保障，行政已不再是簡單的行政而是多元化的行政，這種多元化在性質上呈現為多樣性：權力行政、參與行政、服務行政和效率行政。很顯然單一的行政權力手段已遠遠不能適應行政職能轉變和多樣性行政的要求。而行政合同作為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權力行政的新的行政方式，“適應了授益的行政活動多樣化和擴大化的事實”，以其所獨有的強調合意、注重平等、遵循誠信的特點，在行政活動中極大地彌補了傳統行政手段的不足，提高了行政效能，顯示了極大的優越性和無窮的魅力，在各國的行政實踐中均被大量運用。
但是“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權力分立體制下，為達到保障人權與增進公共福址之目的，要求一切國家作用均應具有合法性，此種合法性原則就行政領域而言，即所謂依法行政原則。””這一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公權力活動均應最終接受法院的司法監督。行政合同作為國家行政的一種新型活動方式，也不例外，應遵循這一原則，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正如西方政府合同研究的先驅人物特濱所說，如果合同糾紛的處理不訴諸第三人裁決，則存在著因當事人間討價還價能力的不平等而使結果發生扭曲。因此西方國家均堅持了司法救濟的最終原則。但由于各國司法制度的不同，對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濟也各成特點。法國和德國由行政法院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行政合同糾紛，英國和美國雖然早期曾有過政府合同糾紛由行政機關作最終的終結性裁決的歷史，但最后還是確立了法院對政府合同的司法審查制度，但由于他們無公私法的劃分，政府合同由普通法院適用民事訴訟規則來審理。
在我國，雖然體系及制度上無公私法的劃分，但實踐及趨勢表明公法與私法各成體系。在行政爭議的解決上，盡管統一由人民法院來行使審判權，但是行政案件的解決卻有專門的行政訴訟依據和規則、專門的行政訴訟途徑。雖然對于解決行政合同糾紛的問題上，曾經由于理論上的準備不足、認識上的偏差和制度上的不完善，曾將一些行政合同糾紛納入民事訴訟范疇，①但現在學者研究行政合同司法救濟制度的結論多傾向于將行政合同案件納入行政訴訟范疇，實務部門也正在為此努力。“。筆者亦贊同行政合同糾紛應納入行政訴訟范疇，適用行政訴訟的一般規則，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不加考慮地完全適用，特別是現行的行政訴訟判決，主要是針對單方行政行為的合法與違法而設計的，在適用于解決行政合同糾紛時，會產生以下不適應問題：
1．現行判決適用前提是嚴格、單一的合法性審查原則，不適應行政合同這種新型行為方式靈活性的需要。
現行司法審查制度中，確立了“合法性原則”這一基本的行政審判原則，因此對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審查，是人民法院作出司法判決的前提。對于單方的具體行政行為而言，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作為一個處理國家公共事務的行政行為，只有符合法治主義的要求才能具有最終的法律效力。但是行政合同作為一種根本不同于傳統單方行政行為的一種新的行政行為方式，它的出現是政府職能增多，涉及對行政機動性和行政手段多樣性的內在要求，因此我們不可能再用形式意義上的依法行政理念來禁錮它而扼殺其機動性。對行政合同進行合法性審查的標準應有所松動，此其一。其二，行政合同的內容是行政機關與相對人雙方討價還價合意的結果，它不僅反映了行政主體的意志，也是相對人意志的體現，特別是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通過雙方協商讓相對人接受行政機關的限制，更需相對人的主動同意。由于行政合同中雙方地位的不對等性，為防止公權的主體利用優勢地位欺壓劣勢地位的相對人，行政合同內容的合理性也就成為行政合同理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內容是否合理甚至決定合同是否有效，“可以說合同的價值在于其有效性，有違法之處的合同未必無效。”而建立在合法性審查基礎上的現行判決只能解決合同的合法性問題，并不能解決其合理與有效的問題。其三，行政合同的功能之一在于可以實現法定下的約定，即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或者與法律不相抵觸的情況下，與民協商，與民合作，與民合意。與單方的行政行為不同，它的內容更具體，更體現了雙方的自由意志性，民主性和平等性，誠如法諺云“當事人的約定即是當事人的法律”，因此對行政行為的違約性審查同樣是司法判決的前提。
2．現行判決嚴格的適用條件削弱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適應行政合同糾紛訴求多樣性的需要。
針對現行的六種主要行政訴訟判決，行政訴訟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規定了具體、嚴格的適用條件，法官只需在進行合法性審查后，依據查明的事實和法律、法規對照每種判決的適用條件，對號入座即可。這種簡單的“照方抓藥”、“對號入座”審查方式，削弱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適應行政合同糾紛中當事人訴求多樣性的需要。因為與一般行政行為糾紛不同，在行政合同糾紛中相對人往往會提出多種訴訟請求，如請求法院對合同某些條款效力進行確認、撤銷行政機關的違約行為、請求違約賠償等，這需要放寬判決的適用條件，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以滿足相對人的訴訟請求。在法國，為適應行政合同糾紛中當事人訴求多樣性的需要，對行政合同糾紛采用不同與一般行政行為的訴訟方式，即行政合同糾紛適用完全管轄之訴訟，而一般的行政糾紛則采用越權之訴。這二者的區別之一在于，在越權之訴中，只進行合法性審查，法官只有認定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以及撤銷違法行為的權力，而在完全管轄之訴中，法官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撤銷、變更行政機關的決定，判決行政主體負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在這種訴訟中行政法官的權力近似于普通法院法官的權力，這樣法官就能夠根據相對人的請求，作出相應的判決。法國的這一經驗應值得我們借鑒。
3．現行判決類型不能適應行政合同糾紛多樣性的需要。
如前所述，現行判決主要針對合法性問題而設，其功能之一就是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但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機關的權利義務既來自于法律規定又來自于合同約定。并且行政機關在行政合同中享有適度的主導性權利，使行政機關引導行政合同的締結與履行，向著其所期望的方向發展。西方各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認了行政合同中的這種特殊的權利義務方式。法國在公益優先原則上構建起確認行政機關具有普適特權的行政合同理論。②德國雖然強調行政合同當事人通過彼此約定方式確定權利義務，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法律也允許行政機關享有例外的特別權利。即使在以普通法合同規范和理論構筑起政府合同規則的英美國家也往往通過一些行政合同的格式條款來保證行政機關在合同的履行中享有優先權。“。我國《政府采購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條例》等法律、法規都規定了作為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行政機關享有對另一方當事人的監督、指揮、制裁等權力。因此，行政機關的履行行為既有違法的可能，又有違約的可能。相對人申請司法救濟的訴求中既有針對行政機關法定權力的情形，也有針對約定權利的情形，既有針對一般權利的情形，也有針對主導性權利的情形。相對人若針對行政機關的法定權力，我們當然可以用現行判決加以解決，但是若相對人針對的是雙方的約定的權利而，主張行政機關違約，請求人民法院阻止其違約行為，或請求解除合同，或要求行政機關承擔違約賠償責任等，則現行判決明顯無法直接適用。
二、行政合同案件司法判決的正確適用
正因為現行行政訴訟判決在解決行政合同糾紛上存在以上諸多不適應的問題，我們認為應對現行判決進行改造，一方面對審判原則進行改造，確立合法性合理性和違約性的多元化的審查原則，另一方面對現行判決加以靈活運用，針對行政合同不同于單方行政行為的特點，以原告的訴訟請求為出發點，以滿足當事人的要求，正確解決糾紛為目的，來對現行判決予以整合。“對于行政機關行使主導性權利行為以及不履約的行為，可以運用行政訴訟的維持、撤銷、責令履行職責等判決形式，同時還要針對行政契約糾紛中的效力的確認，以及違約責任的處理作出相應的判決。”換言之，行政合同的判決既有針對行政合同本身的判決，包括合同無效的確認判決和合同的變更、撤銷、解除判決，同時又有針對行政機關行使主導性權利行為的判決，包括行為的維持或撤銷判決。還有針對結果的損害賠償或補償判決。具體而言，適用如下：
(一)針對行政合同的判決
1．行政合同的無效確認判決
合同無效是相對于合同有效而言的，它是欠缺合同生效要件自始確定當然不發生法律效力的合同。“。為確保公共利益和個人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各國合同法均規定了合同無效的情形。我們認為，行政合同具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合同無效：
(一)合同當事人不具備法律規定的締約能力的；
(二)違反法律對行政合同的形式所作的強制性規定的；
(三)違反法律對行政合同的締結方式所作的強制性規定的；
(四)根本違背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或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
(五)合同的履行將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且訂立時未征得他人同意的；
(六)以欺詐、脅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而訂立，且損害國家利益的；
(七)依法應經其它機關核準、同意或會同辦理，但未履行該程序，事后又未補正的；
(八)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其它情形。
須說明的是我們主張，為更好的履行司法監督的職能，人民法院對行政合同的無效確認判決應當是強制性的判決，不受原告訴訟請求的限制。
2．行政合同的撤銷判決
當合同欠缺生效要件．當事人可依照自己的意思使合同的效力消滅，相對于絕對無效的合同而言，它是一種相對無效的合同。當行政合同中有重大誤解，顯失公平或一方以欺詐脅迫或趁人之危等情形，應原告的請求，人民法院應當適用撤銷判決，判決撤銷行政合同。
由于合同的撤銷，原則上溯及其成立之時的效力，考慮到行政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殊性，在公益優先原則下，我們認為對撤銷判決的使用應有所限制，如果撤銷行政合同將導致公共利益的重大損失，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撤銷，但基于經濟平衡原則的考慮，應責令行政機關補償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而帶來的損失。
3．行政合同的變更判決
當行政合同欠缺生效要件，但當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使合同的內容變更，使違背當事人一方真實意思表示的那部分合同的效力消滅。或當行政合同雖然具有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等情形，而原告愿意接受合同，只主張適當變更，在不違法和不損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人民法院應當尊重原告的選擇，只判決變更，而不應判決撤銷，以鼓勵合同的履行。
4．行政合同的解除判決
在民事合同中，除《合同法》第94條規定的幾種法定的解除情形外，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協商才可解除合同。但在行政合同中，一般認為為維護公共利益，行政合同的解除權應由行政機關單方行使。因此行政合同的相對人欲解除合同，應向行政主體提出請求，由行政主體決定。對于行政主體不同意解除的，才可以向法院提訟。此類案件中，滿足原告意愿的判決應是合同解除判決。
5．行政合同的履行判決
作為合同一方當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不履行、未適當履行合同義務而向人民法院提訟，請求法院判令行政機關繼續履行合同義務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的訴訟請求合法、合理的，應當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判決行政機關履行義務。
(一)針對行政機關行為的維持判決和撤銷判決
如前所述，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的區別之一在于行政合同中，行政機關具有適度主導性權利，合同相對人對行政機關行使主導性權利行為不服而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若認為被訴行政機關的行為符合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自然應當判決維持行政機關的行為；若認為行政機關的被訴行為確實違法或違約的，則應當判決撤銷行政機關的行為。
(二)賠償或補償判決
行政合同中，在強調公益優先，賦予行政機關優益權的同時，也主張經濟平衡，要求行政機關對相對人的損失進行補償。當相對人認為行政機關的行為造成自己合法權益損害，或對行政機關的補償決定不服的，均可向法院，也可在提起行政訴訟時一并提出，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作出賠償或補償的判決。
三、關于增加禁止令判決的探討
當行政機關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義務即消極違約時，在可以履行的前提下法院可以適用履行合同判決，在履行無意義的情況下可以作出賠償判決，當行政機關的作為行為違反合同義務即積極違約時，法院當然也可以撤銷該行為或作出賠償判決，但是對于行政機關正在實施侵害相對人利益的違約行為，相對人是先服從該違約行為，而在事后再請求救濟，還是針對該正在進行的違約行為馬上?如果是后者，人民法院又適用何種判決以滿足受害人的要求?筆者以為，應當允許相對人針對該正在進行的積極違約行為提訟，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機關的履約行為不具有相對人服從的公定力。基于行政法理中行政行為公定力理論的要求，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就被視為合法行為，并要求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服從，我國現行行政訴訟制度中，以此為根據建立了“不停止執行”制度，即在行政訴訟中，原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因為原告的和人民法院的審理而停止執行，這種建立在以法律的強制力為前提，以行政行為的公定力為基礎并考慮國家行政管理效率需要的制度，我們認為，針對單方的具體行政行為而言，這種制度是可行的，因為這種單方的行政行為是法律在特定事件上的體現或適用，相對人服從的是這種建立在法律強制力為基礎上的行政行為的公定力。但是對于行政合同而言，行政機關的行為既有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又有履行約定義務的行為，那么在行政機關履行約定義務的行為當然不應當具有那種建立在法律強制力上的公定力，也就不存在相對人不可以的前提。超級秘書網
第二，立即是對相對人履約行為的積極保護。行政合同理論中，一般認為行政機關享有適度的主導性權利，在相對人違約時，行政機關可以主動對相對人進行制裁甚至單方面的解除合同以阻止相對人的違約行為。那么當行政機關正在進行的積極違約行為侵害相對人利益，防礙相對人的履約行為時，相對人應該具同等的阻止該違約行為的權利即立即向人民法院，請求人民法院阻止該違約行為。
論文摘要：中國行政文化對數千年中國行政體制的形成、發展、成熟、選官制度的日趨完善產生了深遠影響。傳統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極因素對行政管理現代化轉型有很大阻滯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傳統行政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探究積極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將幫助我們構建現代化轉型的合理路徑，全面系統地推進行政管理現代化。
一、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統的軟組織，是行政管理的靈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現實的問題。任何一個行政組織的結構、運轉程序、決策過程，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作風態度、價值觀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指的是在過去產生，經歷了中國社會歷史的演化過程，至今仍在中國行政活動中產生影響的行政文化。①有學者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主體內容歸結為傳統行政思想文化和傳統行政制度文化兩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禮治思想、無為而治思想、以法治國思想、為政用人思想、行政決策思想；后者主要涵蓋：機構設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財政管理制度、行政監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國傳統行政文化的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中國的歷史發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中國特點的文化。雖然歷經數千年，行政文化發生了諸多變化，但是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在變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權威、中央集權
君主具有絕對權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現和產物。在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主張行政管理要以君主為軸心，要以君命行政，這個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則。
（二）樸素民本主義和官本位并存
傳統德治思想以樸素民本主義為主旨。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民本思想一直為圣君賢推崇。民本的邏輯起點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的邏輯終點是維護家天下的政權。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與君主權威思想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民本事在君主權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和絕對權威。盡管傳統民本主義為苦難中的百姓帶來了一些希望，卻無法給予民眾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蓋下的官本位卻盛行于各個朝代而經久不衰，給民眾造成深重的負擔。
（三）等級森嚴與求和并存
中國傳統行政組織中，在等級嚴明的同時，和諧理念的充分運用又為嚴明的等級制度抹上了劑，增強了其韌性和穩固性。等級社會具有多樣性和流動性的特征，允許社會成員在等級間流動且等級結構自身也隨時進行調整，尤其是在秦漢以后，以士人集團為主的選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從被統治者變成了統治者，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的維護者。在行政系統內部，禮儀制度固化為一套模式它無形中規定著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使行政人員自覺遵從封建統治的要求。③同時，當等級的威嚴使等級關系疏離以至緊張時，統治者又會運用“樂”來達到維護等級秩序的目的。“樂”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禮樂并用，使社會既有秩序又有和諧，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等級和諧。
三、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現代化轉型的推動作用
傳統行政文化蘊藏了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內在規定性，能夠為現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資源。同時傳統行政文化作為一種傳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權威，有其得以傳承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一定條件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華可以成為服務行政理念的現實生長點。 （一）發揚政府公共精神
傳統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與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處，對政府公共性培養有促進作用。比如“入世主張”，傳統行政文化倡導行政人員的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主張有志之士應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一入世精神與今天行政人員增進民眾福利的價值追求具有相似性。傳統文化中的行政價值觀追求的目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個人的奮斗，以其才能和業績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號召將個人與社會凝聚起來。這種行政價值觀從微觀上看，可以增強行政人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從宏觀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統的運行協調一致，以達成統一完備的行政目標。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政府應該以民眾利益為最終價值追求，而且應該惠及在社會競爭中的最不利者，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協調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使政府從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陰影中走出來，逐步建立服務型政府，達到行政現代化轉型。
（二）強調以德自律，以德治國
傳統行政文化主張德治，重視官員道德修養以保障民眾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倡導愛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這一思想，對于處在轉型期，舊的體制已經陳舊落后，新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國社會具有巨大價值。市場經濟的發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員的主體意識，效率意識和效益意識，但市場在培養行政人員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顯得乏力無助。而現代新型政府建設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員的道德培育，以保證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還要接受一種深層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導，公平地照顧公民的需要，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真正服務于民眾利益。道德作為中國傳統行政中的自我約束機制之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直被奉為行政官員的修養格言。世界各國的行政管理實踐也充分證明，即使最現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離不開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舉、重視治吏
在行政執政環節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是重視治吏的，尊賢任能，嚴考課、明賞罰，強化監察，褒廉懲貪，這些措施都是圍繞治吏展開，因為人治政治客觀上缺乏長時間恒定有效的制度規范。行政舉措是否能夠貫徹執行，行政目標是否能實現幾乎是依賴治吏的好壞。④在人才選拔制度上，中國傳統發達的科考制度是傳統行政文化的重要內容。中國每個朝代都設有嚴格的科舉考試和選拔制度，用人強調不拘門第、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考試與晉升制度，并將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條件，力求公正地選拔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這種用人機制不僅在傳統社會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也為我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四）運用求和思想，促進和諧政府建設
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動改革時期行政關系的協調。傳統行政文化中“和為貴”的思想、“”的思想從“中庸”思想產生和發展，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對于正確處理政府內部各種關系乃至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則，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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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 學生能力 模式
我國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教育客觀存在偏重理論知識傳授、忽視能力培養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錯位。因此，探索和完善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學生能力的培養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本科學生能力培養存在的問題
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我國恢復、重建和發展，還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其課程體系建設上還處于探索階段，在學生能力培養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
1.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不清楚。一般高校對本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為：培養具備政治學、管理學、行政學、法學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并能進行政策研究、管理規劃研究、組織與人事管理、行政立法、行政監察、機關管理、文秘等行政管理工作的專門人才，尤其適合基層各級政府部門公務員及企事業單位行政管理人員。這種目標是以培養復合型和應用型人才為主要目標，還是以培養專門型和理論型人才為主要目標？對此，學界仍有爭議。
2.專業教師素質參差不齊。教師是學生能力培養的主要推手和源動力，教師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學生能力的高低。目前政治學與行政學教學和科研人員的學科背景較為復雜，很多高校的該學科的教師是從哲學、法學、歷史學、思想政治教育等專業轉過來的，缺乏政治學與行政學研究的深厚功底，在專業教學中往往出現非專業的教學，或者在科研中偏離本專業研究。有些教師即使出身本專業，大多數也都是深居象牙塔，從學生到學者，從理論到理論，缺乏實際行政經驗，也缺乏與政府的交流和互動，致使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相脫節。學生只能學到一些專業知識，而研究能力、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等綜合能力培養無從談起。
3.課程設置不規范。專業學生的培育成功，專業的課程設置合理是一個先決條件。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國高校政治學專業制定了較為系統的教學大綱。在這些大綱中，各高校根據本校實際情況，突出了各校的特色，但也反映出課程設置的不規范。表現為：公共基礎課、專業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比例不當，或者過分突出一方而削弱另一方；課程設置往往以教師研究的方向和興趣而定，由此產生了隨意性。更令人擔憂的是，近些年由于招生和分配的壓力越來越大，為了增強競爭能力，一些高校在教學計劃中直接引入了一些熱門的課程，這就使得課程體系有低水平的拼湊嫁接之嫌，失之龐雜，往往沖淡了學生對本專業的學習。這樣一來學生的專業凝聚力不夠，專業素養不足，對非專業知識也一知半解，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
4.專業冷門不受重視。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從1980年開始在各大高校設置，但是這一學科長期以來并不被高校與考生所青睞，這當然與學科本身有很大關系，它不是一個很快見到經濟效益的專業，社會上各個工作崗位好像也沒有幾個專門為它量身定做的，以致長期以來被人們戲稱為“萬金油”――什么工作都能干，什么又都干不了。學生本身對本專業排斥，沒有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加之各大高校對本專業重視不夠，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金上，對本專業的支持力度都難以與其他熱門的或者基礎的專業相提并論，有的高校甚至逐漸將本專業邊緣化、取消化，造成了學科專業的發展沒有一個良好氛圍的支撐，舉步為艱的困難局面。
二、構建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學生能力培育新模式
1.準確定位人才培養目標。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成為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這既有利于發揮高校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的功能，也符合大眾化教育背景下高校辦學特點和實際條件。高級應用型人才的核心競爭力是實踐能力。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在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中提出，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素養和政治學、行政學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專門知識，掌握政治與行政學的一般規律，能在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部隊、高等院校、新聞出版、社會團體等單位從事政策研究、理論宣傳、行政管理或教學科研工作，適應社會經濟要求，富有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這一目標緊扣時代的脈搏，適合市場經濟的需求，為社會培養“信得過、用得上、干得好”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以達到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理想目標。
2.創新實務人才培養方式。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跟實際聯系得比較緊密，特別是行政管理學、中國政治制度、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與實際聯系得更是緊密，因此必須以實踐能力培養為目標，創新實務人才培養方式。可根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要求，構建基礎實踐、專業實踐和綜合實踐三個層次的實踐教學體系。基礎實踐旨在培養學生基本素質和技能，主要內容包括：公共課實踐、軍事訓練、公益勞動、愛心服務；專業實踐旨在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培養學生掌握基本專業技能，促進學生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主要內容包括：學科共同課實驗（實訓）、專業課實驗（實訓）、課程論文（設計）、學年論文（設計）；綜合實踐旨在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主要內容包括：畢業實習、畢業論文（設計）、科技競賽、社會調查、第二課堂等。通過這些實踐教學形式，加強大學生同社會的聯系，讓大學生能夠在實踐過程中加強理論同實際的聯系，在社會專業人員和教師的共同指導下提高專業的實踐能力。
3.培育理性思考的學風。理性思考的學風既是研究者學術積淀的保障，也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條件，學風直接影響到教學改革的步伐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影響到學術氛圍的形成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政治學與行政學學科體系并不是單純抽象理論的堆積，不能把具有豐富深刻學理內涵的專業知識簡單化為枯燥的條文、現成的理論和空洞的說教，要避免這些現象的出現，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其一，高校要營造學生學習、思考的氛圍，如可經常性地舉辦專題講座，讓學生接觸新鮮、前沿的學術思想，使學生受到啟發，進而獨立思考。其二，教師在培育學生時可從課堂上啟發學生思考問題，也可以讓學生參與到自己某些課題的研究調查之中，這樣才能緩解教師只講不啟，學生只接收不輸出的局面，讓學生更深刻地了解政治學與行政學學科知識的形成和演進過程，在不斷的經驗教訓中思考問題，進而創造性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其三，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要學會思考，對知識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并不能很好地學習知識，只有邊學習邊質疑才能使知識融會貫通，真正變成自己的一部分。當然學生還可以不定期地就目前的熱點問題進行班內辯論、宿舍探討，這也是提升學生理性思考的重要途徑。
4.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應盡快制定師資培養的計劃，改變專業課師資力量薄弱的局面。一方面，要通過進修、交流、學習等途徑加強現有教師隊伍的建設。如積極開展教學研討活動；鼓勵青年教師報考攻讀在職博士學位；選派骨干教師到國內外著名高校做訪問學者；對教師的教學工作量、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進行綜合考評，建立科學合理、有約束力的考評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大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力度。以科研活動的方式帶動教學人才的培養，通過申報和實施科研項目，優化組合攻關小組，在合作競爭中培養和遴選學術帶頭人、中青年骨干教師；關注國際政治學領域的人才發展動向，積極建立和完善人才引進機制，營造充分發揮人才作用的環境，在留住人才的同時，加強引進人才力度，充實教學、科研力量。
當前，我國的招商引資競爭已經從“優惠政策”時期進入了以“投資環境”競爭為主的新時期，作為投資軟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行政服務中心建設日益受到了各級政府的重視，并將其作為優化地方投資軟環境的重要抓手大力發展。
然而，行政服務中心畢竟是新生事物，由于各級政府沒有考慮到自身的特點，各地在建設過程中又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提供借鑒，使各地政府在建設行政服務中心的實踐過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問題。因此，完善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建設好、發展好這一抓手，在地方政府投資促進工作中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從投資促進的角度對我國行政服務中心建設中取得的成效、存在問題進行梳理，并從改善投資環境的提出完善行政服務中心的建議。
一、我國行政服務中心發展現狀
（一）我國行政服務中心發展背景
行政服務中心這一源自上世紀70年代英、美等發達國家的舶來品，隨著我國政府改革的推進得到了普遍認可。1999年，我國第一家綜合性的行政服務中心——浙江省金華市集中辦事大廳設立以來，到2010年，全國很多地方和部分國務院建立的行政服務中心近2100家。網絡覆蓋全國的省市、縣和鄉鎮，成為投資者、社會公民辦事的重要場所。
通過對我國各地行政服務中心的調研發現，雖然沒有在全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名字，如：有的為“投資服務中心”或“行政服務中心”、“政務大廳”、“市民中心”等，在管理模式、采用的技術手段、入駐的部門和服務的流程方面也不統一，但在基本功能和成效上體現了“服務”和“效能”的原則。
行政服務中心的組織性質。目前，我國各地的行政服務中心在組織歸屬和形式上具有多元性，有政府派出機構，如天津市、大連市、青島市等；有政府直屬機構，如馬鞍山市，西安市、臺州市和安徽無為縣等；還有政府管理的事業單位，如杭州市、漳州市、內江市和象山縣等。不管是哪種形式和組織歸屬，作為政府服務社會的窗口和平臺，行政服務中心承擔著政府所屬部門及其窗口工作人員辦理審批業務進行管理、協調、指導、服務和監督的職責，根據行政許可法第10條第一款：“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的監督制度，加強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的監督檢查”的規定，行政服務中心應當定為行政機構，才能對政府所屬部門的行政許可、行政審批行為切實履行監督、協調的職責。
行政服務中心的職責范圍。政府所屬部門進行行政許可、行政審批進行監督、管理和協調。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行政服務中心的職責在逐步拓展：一是納入國有資產交易；二是納入建設工程招投標；三是納入公共服務事項。
（二）行政服務中心的基本功能及取得的成效
行政服務中心的基本功能主要有：
服務功能，即能夠通過“一站式辦公”平臺，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方便企業和群眾辦事；
監督功能，即能夠規范審批行為，防止“吃拿卡要”，通過對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統一收取，加強了對預算外收入的監督管理，從源頭上預防腐敗；
協調功能，即在涉及多部門聯合審批、多單位推諉扯皮時能夠協調幫助有關部門分清職能，理順職責促進工作配合；
紐帶功能，即能夠通過優質高效的服務，塑造親民為民的政府形象，密切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推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示范功能，即能夠通過行政服務中心建立的新型運作機制，成為政府轉變機關作風，建設法治型、服務型、責任型和效能型政府的示范和標桿。
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取得的成效。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府管理創新的重要載體和有效形式，初步構建了集行政審批、行政信息公開、行政監督和政策與咨詢為一體的政府公共服務平臺；二是對提高行政效率，實現行政公開，鞏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成果，促進依法行政，破除部門利益以及建設服務型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作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為政府管理創新積累了經驗；四是建設“一廳兩網”，顯著提高了地方政府行政信息化和行政公開水平；五是實行“五個一”運行機制，即“一個中心對外、一個大廳辦理、一條龍服務、一站式辦結、一次性收費”，全面推行“即時辦理制、承諾辦理制、聯合辦理制、網上并聯審批制、全程代辦制”等快捷高效的服務模式，讓辦事群眾事半功倍；六是實施行政許可、行政審批實時監督，顯著提高了行政監察效能和反腐倡廉工作水平；七是增強了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礎。
（三）行政服務中心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行政服務中心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對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必要性的認識不足，有待進一步增強。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和發展，全憑地方黨委、政府的重視，而領導的重視程度，取決于領導的認識程度。從全國各地行政服務中心的發展情況來看，解決認識問題是全國各地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關鍵所在。二是行政服務中心建設在全國的發展還不平衡。從了解的情況看，全國地縣兩級行政中心建設，發展較快，而且幾乎涉及所有的地縣，而升級行政中心建設，仍不在多數。三是行政服務中心在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的作用，還不明顯。是由于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舊體制的排異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行政中心的發展。四是行政服務中心的窗口一般沒有審批權，只派出單位一個收發室。這種狀況不是普遍現象，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五是全國行政服務中心的名稱繁多，機構性質各異。如天津叫“行政許可服務中心”、有的稱之為“便民服務中心”，有的稱之為“政府服務中心”或“政務服務中心”。作為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產物，理應有統一的名稱。
2.行政服務中心建設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層次的，其主要原因：一是法律地位的缺失，行政服務中心的建設，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存在一定的區域性和局部性，還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政府部門，這就對該機構，在國家層面的合法性帶來問題。二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任重道遠，政府部門服務意識還不強，以“審批代管理”的工作方式，在現實工作中，仍占上風，認識上的差異，導致在行政服務中心建設上的水平不一。三是沒有形成上下聯動，左右互通的格局。省級行政中心仍不在多數，國家也沒有把各部委集中起來，實行一站式辦公，一條龍服務，這就很難形成上下聯動，左右互通的格局。需要國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盡快推動各地區擴大開放，優化投資環境改革的力度，在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全國應有統一的步伐。
二、中外行政服務中心運行模式比較
西方國家的行政服務模式。一是“一站式”服務。根據相關資料，英國自撒切爾夫人上臺后，政府竭力推行行政改革，推行一站式服務，讓公民在政府機關辦理有關事務時，只要在一個機關或窗件，就能完成所有程序。意大利也有類似機構。二是市政大廳。美國洛杉磯采取了市政大廳的方式，相關行政許可機關集中辦公，涉及多個部門聯合審批時，成立聯席會，會議主席由不同部門輪流擔任，且會議主席并無任何特權，只起到主持會議的作用。加拿大也有類似機構。三是“親切服務運動”。韓國，對西方經驗進行亞洲式整合，推行“親切服務運動”，大辦公制與窗口服務制。大辦公制只一個部門或幾個業務相近的公務員集中在一個大辦公室辦公，分為前臺后臺，辦事人員可以直接看到工作情況，有助于消除外界對政府工作的神秘感，推行政務公開。同時根據辦件量和項目推行專門的窗口服務制，引進酒店式服務。
我國當前的行政服務中心模式。一是“收發室”模式。這種方式其實是一個虛設的集中辦公場所，只作為一個對外收件、發件的窗口，行政人員集中辦公，采用“通透式”的辦公方式，但并不存在權力的協調與集中實施，只不過是一個物理上的幾種辦公形式，有關審批事項的處理基本上還是在原有的行政審批體制下運作。二是“集中許可權”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行政服務中心即成為直接實施主體，又成為行政許可的協調實施主體。各地現在都在嘗試探索的行政機關內設機構審批職能歸并工作，即把一個行政部門若干個受理辦理行政許可事項的科室歸并集中到一個科室，然后把這個科室整建制遷移到中心，并全權代表其行政機關獨立行使許可權，完成了物理模式上的集中。隨著這種模式的不斷創新、完善，中心逐漸成為面向社會的審批鏈條完整的行政許可機構。
除了以上兩種模式外，我國還在探討“服務型”的行政服務中心模式。按照《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法治政府的要求，對行政服務中心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政府依法審批、高效為民服務的窗口，必須努力率先成為服務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和法制政府的縮影。美、英、日、韓等經濟發達國家都是“小政府、大社會”模式，政府為老百姓辦事的機構叫市政廳。目前的行政服務中心具有服務型政府的雛形，今后需要努力的目標就是要緊隨政府從無限向有限、從權力向責任、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過程，責無旁貸地成為體現有限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法制政府的平臺。政府的辦公廳、辦公室是政府負責辦理行政機關內部文、會、事的機構，而中心則應該是本級政府或者由本級政府授權負責辦理面向社會、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社會經濟事務許可的主體，這是政府工作具體事務中不可殘缺的兩個方面。因此，按照這種模式，行政服務中心將來準確的職能定位應是：代表政府履行檢查監督各職能部門依法審批的監管協調機構，與此相適應，中心最終的發展方向應是成為類似西方國家的市政廳，代表政府集中辦理所有面向社會和公眾的行政許可和服務事宜。
三、行政服務中心建設與投資環境改善的典型案例
從2010年我國引資外資的排名上，排位比較靠前的，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都比較好。四個直轄市、副省級城市、沿海開放的地級市都走在了前列，相應的他們的服務中心建設方面也在向全國不斷的輸出“管理模式”、“創新思路”。
天津市的“行政審批、要素配置、社會服務、效能監察”四位一體管理服務模式和運行機制，上海的行政審批標準化管理，以及北京市首家24小時自助行政服務中心的啟用等，都促進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投資軟環境的改善。伴隨著審批制度的改革、行政服務中心的建設，投資環境的優化，外商投資的熱情也不斷的高漲。2010年，上海、天津實際利用外資均超過了100億美元，分別是111.21和108.5億美元，排在全國的第一、第二。北京和重慶也達到了63.7和63.6億美元。四個直轄市的實際利用外資均在前十名。
副省級市和地級市在行政服務中心建設中勇于創新，不斷在行政服務中心建設方面取得新成效，如成都的“并聯審批”、大連的“五合一模式”和蘇州速度等。這些行政服務中心的大力發展有效的改善了地方的投資環境，得到了外商的好評和當地利用外資質量和規模的提高。我們將其模式作為案例整理如下：
典型案例一：并聯審批 成都打造“快政府”
成都市行政服務中心2004年開始運行，于2007年7月在全國率先進行了行政審批的“”，開展了“一窗式并聯審批”項目嘗試，探索建立了“依法行政、提高效率、規范服務、方便群眾”的行政審批工作機制和工作模式。該模式解決了行政服務中心存在的“只掛號不看病”的問題。建立健全首問負責制、服務承諾制、首席代表制和過錯追究制，政務中心當場辦結率達80%，創造了全國辦一家公司僅需并聯審批工作獲得中國城市管理進步獎。成都高效的政府服務環境，得到了廣大投資者的好評，成為眾多世界500強企業競相投資的場所，2007年被中國城市投資環境聯合調查組評為中國內陸投資環境的標桿城市。今年上半年，成都新引進4家世界500強企業，成為中西部地區首個引進世界500強企業達到200家的城市。
典型案例二：職能“五合一” 大連讓軟環境硬起來
大連市2007年開始探索，通過不斷整合行政服務資源、全面導入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逐漸成為集政務公開、行政審批、電子政務、信息、行政投訴辦理職能為一體的綜合平臺，率先在全國實現了行政服務中心建設職能的“五合一”體系。通過大力削減審批事項、強力推進網上審批、打造24小時不關門的電子政府，推行行政許可超時默許制、綠色通道等，逐步實現了從“權力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到2010年，大連市本級行政審批事項在全國同類城市中處于行政許可項目最少行列，總體審批時限壓縮了61%。良好的投資軟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據統計，2010年大連市實際利用外資達100.31億美元，同比增長67%，規模和增速在全國十五個副省級城市中名列第一。今年上半年，大連市實際到位外資46.7億美元，同比增長25.7%，居全省之首。
中國外資 典型案例三:鑄造完整審批鏈 彰顯“蘇州速度”
蘇州市場行政服務中心先后經過2005年、2011年兩次擴容，堅持“應進則進、一事一地、充分授權、既受又理”進駐原則，實施ISO90001標準體系建設，嚴格實行許可依據、許可主體、服務內容、辦事程序、申報材料、法定時限、審批流程、收費標準和收費依據“十公開”工作機制，實現了被動審批向主動服務型、傳統審批向智能服務型、單一審批向綜合服務型、串聯審批向并聯服務型的四大轉變。在全國地市級中心率先推出以數據共享為核心的企業注冊登記聯合審批新模式，彰顯了“蘇州速度”。據統計，2010年蘇州市全年新批外商投資項目1537個，增長6.8%，實際利用外資85.35億美元，在全國城市排名第四，地級市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蘇州實際利用外資52億美元，同比上升3.65%。
通過對我國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行政服務中心成功經驗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從“權力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過程中，那里改革的步伐快、精簡的審批事項多、服務的意識強、現代技術信息手段用的多，則那里的投資環境就越好，相應的投資商越聚集，成為世界500強企業、大項目競相投資的首選之地。
四、以優化投資環境為主導的行政服務中心改革趨勢與建議
行政服務中心在我國運行十多年來，在實踐中不斷融入先進的管理思想、現代信息技術，減少工作環節，縮短審批流程，成為投資者選擇投資地的重要參考因素。從投資促進的角度來看，服務型政府建設將更好的服務投資者，這是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首選方向。從比較典型的模式分析來看，有以下幾種趨勢：
趨勢一：精簡審批事項成為行政審批的改革方向。在行政服務中心的實踐中，投資主管部門牽頭設立的行政服務中心，集中辦理與投資項目有關的行政審批，通過“一站式”審批來提高效率，方便投資者，為招商引資創造良好的軟環境。對投資環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并聯審批、聯絡審批等方面展開的許多制度和技術創新，成為今后行政服務中心的發展趨勢。
趨勢二：建立標準化的審批流程成為改革的目標。引進先進的國際管理體系，改善當前行政服務中心一些政府部門的審批條件、申請材料、流程、環節等沒有統一的、規范的標準，成為大家學連模式、蘇州模式的重點。編制業務手冊、實行ISO9000、ISO9001等國際認證成為行政服務中心進行規范化管理，建立標準化審批流程的重要目標。
趨勢三：推行電子政務建設是實現“一站式”服務的手段。為了實現“一站式”的總體目標，推行電子政務，建設電子化政府是重要的手段。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實現政府服務的“實體”與“虛體”的結合，實現單級審批網絡體系、二級審批體系、三級審批體系的互聯互通，以方便的時間、地點及方式向政府機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提供自動化的信息和服務，從而構建有回應力、有效率、有責任的服務型行政服務中心。
趨勢四：理順部門關系、完善運行機制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關鍵。行政服務中心在進行集中審批、收費的時候，必然會觸及部門和個人利益。因此，這就需要在行政服務中心的職能完善、流程改造時不斷調整組織結構，理順職能部門關系，完善相關運行機制，與大部制改革進行呼應。
針對以上趨勢，為更好的改善行政服務中心的工作，塑造地方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形象，變投資軟環境為硬環境，變投資服務的慢政府為“親民富商安商”的快政府，我們提出我國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對策建議如下：
一是明確行政服務中心的法律地位。從法律制度角度看，對行政服務中心的法律地位和統一的規范要求需要進一步的明晰化。將“投資服務大廳”、“便民服務中心”、“行政審批中心”、“行政審批中心”等統一名稱，如行政服務中心。根據行政服務中心網絡覆蓋的要求，不斷補充建設省級行政服務中心，加強各級行政服務中心之間的信息共享、審批共聯的機制等。
二是完善行政公開的機制和監察投訴機制。在簡化審批事項、實行流程改造的同時加強政務公開和效能監察工作。開展行政服務中心的“陽光操作”，做到審批的法律依據、申報材料、辦理流程、承諾時限和收費標準、辦理結果等能公開的盡量公開，并且公開的渠道多樣化，如大廳的顯示屏、網站、微博等。在監察方面，從現場辦公評價器、服務意見反饋卡、設立投訴窗口、后期跟蹤服務等對窗口的服務質量、內容、態度等進行評價。
三是積極推進管理創新。積極推進服務模式的創新，因地制宜的將“機構集中”與“業務整合”有機結合，實現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在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對應，相互之間不能偏廢，不能缺失。在處理與工商、稅務、海關、質監等“條”管理的職能之間合作時，從改善地方投資環境的大局出發，創新機制，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瞄準國際上行政服務中心的先進經驗，不斷引進國外的經驗、企業管理的經驗和國際慣例，不斷開創“服務型”行政服務中心建設的新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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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基層就是軍隊的基礎，基層建設既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基層建設是機關工作水平的一面鏡子，只有把基層建設搞好了，領導機關的工作才有堅實的基礎。當前機關指導基層建設面臨著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新的條件，立法不失為一條維護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有效途徑。
基層就是軍隊的基礎，基層建設既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軍隊基層建設的發展離不開嚴格的法規制度，從古至今莫不如此。目前，我軍軍事法體系已初步形成，指導基層建設的根本法規——《軍隊基層建設綱要》也實行了多年。實事求是地講，基層建設秩序有了明顯的規范，基層建設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從基層單位的實踐來看維護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任務任重而道遠，主要是領導機關在指導基層建設和工作矛盾處理方面常常干擾了基層建設的和諧秩序，甚至有些機關領導和干部插手基層敏感事務，給基層建設帶來了負面影響，卻沒有相關的法規制度來監督和糾正。因此，在黨不斷推進依法從嚴治軍的大背景下，筆者認為應該從立法上來尋找維護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有效途徑，從而促進部隊基層建設的科學發展。
一、立法是避免領導機關干擾基層建設正常秩序的重要途徑
(一)機關指導基層水平的有待提高提供了為維護基層建設正常秩序立法的現實需要
《綱要》是指導基層建設的根本大法，為部隊基層建設和諧秩序提供了最原則的要求。它概括了基層八項主要工作，提供了基層建設的支點。又對領導機關抓基層建設提出了原則的職責和要求。但正如上面所說各種的現象，領導機關依據綱要科學指導基層建設的任務仍然很重，要有相應的法規來規范。主要體現在：一是要細化職責、要求來規范領導機關指導基層建設。要有配套法規制度監督領導機關按照《軍隊基層建設綱要》等規范黨委機關指導基層的秩序，使得機關在統籌安排、計劃部署、指揮調控、檢查指導等方面下功夫，能堅決克服領導機關工作指導上的隨意性，突出解決基層無力解決的問題，切實做到一級抓一級、一級向一級負責，從根本上解決基層忙亂的現象。二是著重維護好規章制度的權威性、嚴肅性。依據《軍隊基層建設綱要》的原則要求，防止和糾正機關指導基層建設思路不清、任務不明、標準不高的問題，按時間、標準和要求，使得基層能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地做好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必做的每一項工作，切實把經常性工作搞扎實。三是健全規范基層建設秩序的檢查監督機制。加大從嚴執紀的力度，做到有法可依、執法能嚴、違法能究，對科學指導、按規工作的，給予大力支持和表揚，對瀆職失職、違章違紀干擾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能嚴肅查處，及時糾正。
(二)科學發展觀的先進理論提供了為維護基層建設正常秩序立法的理論依據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科學統籌是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部隊基層建設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和方法。這給通過立法來統籌好基層近期工作與長遠發展的關系，防止遠近脫節提供了理論基礎。具體來說：一是通過立法保持基層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從長遠著眼、從眼前入手，扎扎實實做好打基礎、管長遠、起長效的工作，把實現近期目標、完成近期任務與加強部隊長遠建設有機地協調起來、統一起來。二是通過立法加強對基層建設的宏觀籌劃，既能科學合理地確定爭先創優的近期目標，又能注重長遠、著眼發展制定基層建設總體規劃；既能高標準完成各項現實任務，又能為今后部隊的發展積蓄后勁；既能下大力研究解決當前基層建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又能切實做好推動部隊持續發展的各項工作，從而為部隊基層建設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三是通過立法來統籌好機關指導與基層自建的關系，防止重“外”輕“內”。
二、對維護基層建設正常秩序立法的基本構想——制定《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
(一)《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在軍事行政法規體系中的主要功能
按照軍事法學對軍事法體系的劃分，《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應當屬于軍事行政法律體系的范疇。再往下細分它應當歸屬于軍事行政管理法律制度，類似的還有三大條令、黨委工作條例、基層建設綱要等等一些法規制度。目前，我軍的軍事行政法律體系已經初步成型，但包括在其中的相關軍事行政監督法律制度還需完善。所以《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在軍事行政法規體系的主要功能是實現與其他軍事行政法規的有機整合。一是上承著《基層建設綱要》原則要求，是機關指導基層建設職責要求的細化和可操作化；二是下啟著三大條令的具體規定。三大條令尤其是紀律條令對破壞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獎懲決定體現的很明確。但基層建設秩序的好與壞與機關有直接的關系，有了《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三大條令就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三橫向整合了相關的單項規定。在上面筆者列舉的關于領導機關干擾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三種表現中，只有一部單項《關于軍隊領導機關工作人員插手干預基層敏感事務的處理規定》(試行)出臺。如果制定了《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就能把這個規定有機整合進去，從而能全面的維護基層建設和諧秩序。
(二)《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主要內容的設想
1.條例要對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的合法行為有具體的界定
機關指導和幫助是推進基層建設的一個重要動力，但是所有行為應當是合法的。對這些合法行為的具體界定應是《機關指導基層建設監督條例》的首要內容。具體來說：一是要能約束機關指導基層時堅持從長遠出發，按制定的規劃指導。二是對機關下達給基層的工作任務有明確量的限制，避免“五多”的泛濫。三是對機關攤派給基層的公差勤務有明確的規定，防止機關對基層人和物的隨意抽掉。
2.條例要對機關干擾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事實有明確的概念認定
不合法事實的認定是法律的核心內容，這部條例能否可行的關鍵在于對機關干擾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事實有明確的概念認定。從部隊建設實際來看，應當有以下概念認定：一是對破壞基層戰斗力建設的認定。戰斗力建設是部、隊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是基層建設的根本內容，這部條例應對機關破壞基層戰斗力建設有清楚的認定。二是對破壞基層凝聚力建設的認定。凝聚力是基層戰斗力的基礎，這部條例應對機關凝聚力建設有著明確的定義。三是對損害基層合法權益的認定。條例在敏感事物、基層決策權、人事權等等上應當有明確的保護規定，對機關損害基層合法權益有清楚的認定。
3.條例要有可操作的處理細則和實際可行的執法主體
條例除了有以上兩部分之處，還就可操作的處理細則和實際可行的執法主體。一是對相關的處理細則有明確的規定，要與紀律條令相銜接，對各種干擾基層建設和諧秩序的行為有適當的懲罰客體和措施。二是要對執法主體做以明確的規定。從部隊編制的實際來看，讓本單位黨委檢查和督導領導機關會遇到很多阻力，會影響到條例的執行。因此筆者建議把上級機關做為這部條例的執法主體。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 刑事辦案 監所檢察 案件質量
鄢陵縣檢察院監所科始終堅持嚴厲打擊監內、外罪犯又犯罪及漏罪，始終堅持辦案質量和效果的統一，不斷總結經驗，強化質量意識。從2010年以來，批捕、起訴罪犯又犯罪及漏罪案件19件29人，沒有一起因案件質量問題引起當事人申訴、上訪，批捕、起訴準確率均達100%，案件質量明顯提高，有力的打擊了罪犯又犯罪活動。主要做法是：
一、“四個三”促進罪犯又犯罪及漏罪辦案工作
（一）“三個增強”促進辦案保障
一是增強辦案意識。在年初的院工作會議上，專門對監所工作提出了要求，在呈現案件上升的情況下，要求監所科干警必須把提高案件質量作為辦案的生命線，既要堅持從重、從快、從嚴打擊又犯罪，更要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二是增強監所辦案力量，先后調一名檢察員和一名助檢員充實到監所科，改變了監所辦案力量薄弱環節。三是增強辦案裝備，為監所科增添打印機及傳真機、臺式電腦，照相機、攝像機等辦案設備。政策、人員、設備上的支持，使監所辦案工作得到進一步保障。
（二）“三個結合”提高辦案水平
一是把思想道德教育與促進工作緊密結合。要求每位干警積極參加政治學習，撰寫讀書交流筆記，學習各級檢察長會議精神，進一步明確職責，端正思想，自覺把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作為檢察機關公正、全面履行檢察職責的有力保障，以政治上的提高來促進工作，走以教育促工作、以工作成果體現教育效果之路，做到廉潔自律、公正執法。工作中，辦案干警為辦好每一起案件，加班加點，放棄節假日的休息時間而毫無怨言。二是把業務培訓與提高工作質量緊密結合。在辦案的同時積極抓好干警業務學習，開展崗位練兵活動，針對多種犯罪的新特點，以案釋法，重點學習刑法、刑訴、及近幾年的相關司法解釋，干中學、學中干。組織干警參加省、市監所檢察業務培訓班及本院組織的刑檢業務培訓班，對培訓內容舉一反三，更加深入學習監所檢察工作，努力使培訓班的學習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把加強調查研究與指導工作緊密結合。今年以來針對幾起典型案例不斷研究分析，總結經驗，撰寫的多篇材料被《檢察日報》及本市有關報刊予以刊登，兩篇調研文章在國家級刊物發表。
（三）“三項措施”確保案件質量
一是落實辦案制度，夯實質量堤防。監所部門辦案的特殊性在于既辦理批捕、又辦理起訴案件，在辦理批捕、起訴案件中嚴格執行“誰辦案誰負責”的案件質量追究責任制，且注重審查證據的關聯性，從起訴的角度來審視批捕案件。如：在辦理程某涉嫌搶劫案中，受理案件后，了解到程已經翻供，就沒有直接訊問，而是認真審閱了案卷，找到公安機關辦案人了解情況，得知還有訊問錄像沒有隨案移送，辦案人及時調取的錄像，結合其它相關證據，對其翻供行為予以痛擊，堅決對其批準逮捕，后提起公訴，最終程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二是主動協調工作，注重案件細節。工作中積極與公安、法院及本院公訴、偵監科溝通協調，及時了解上級有關公訴、批捕的精神，用于指導辦案，且不斷強化質量意識，嚴格質量標準，注重案件細節，從根本上確保了案件質量的提高。三是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辦案人結合“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原則，做到不枉不縱，不錯不漏，既不能任意擴大逮捕的對象，也不能對該捕的不捕。
（四）“三項機制”提高工作效率
一是針對去年以來迅速上升的有犯罪案件，監所科及時轉變工作思路，不等不靠，從現有人員中挖掘潛力，充分調動同志們的工作積極性，工作效率明顯提高。二是充分發揮建議簡易程序的作用，對符合簡易程序的案件均使用簡易程序，一些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及時與法院進行溝通、協調，盡量使用簡易程序，這樣既使案件得到快速審結，又節約了辦案時間。三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求辦案人受案后制定出詳細的案前工作計劃。當天受案當天閱卷，審查證據找出本案的焦點所在，提審后即做審結報告，為核實其他證據或案件匯報留出時間；出庭公訴前要求有庭審預案，針對案件可能出現的問題準備好答辯提綱，要有舉證目錄，公訴意見要求全面且有效果，提高公訴質量和工作效率。
二、促進罪犯又犯罪及漏罪辦案工作，我們還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1.規范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移送起訴工作程序。我們多次與公安機關協調討論，要求公安機關在案件提請批捕、移送起訴前，一律歸口法制室把關，并促使公安機關制定相關制度。同時，為了提高公安干警的個人素質，我們采取對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移送起訴案件經審查決定后，給公安人員打分的方法，每辦一起案件一打分一匯總，我們監所檢察部門根據高檢院關于“建立完備、高效的批捕、起訴工作機制，切實提高批捕、起訴案件質量和效率”的要求，針對部分提請批捕、移送起訴案件材料粗、頭緒亂，證據不完全；法律文書重復，工作效率不高；辦案程序繁雜；存在不要環節的現狀，對辦案工作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與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備、高效的辦案機制。因此，辦案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在案件數量增長、辦案人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
2.適時介入公安案件偵查，密切與公安機關的聯系。我們監所檢察部門及時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對案件證據中存在的問題和明顯不符合逮捕或公訴條件，提出補查意見和繼續偵查建議。對不構成犯罪的案件或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建議公安機作其他處理。同時我們加強與公安機關的聯系和協調，采取開聯席會議的方式，幫助公安機關提高案件質量，對一些審查后確實不符合逮捕、起訴條件的案件，也可以同公安機關協商，達成共識后建議其撤回案件。
3.準確掌握逮捕條件，避免該捕的案件不捕。只要符合逮捕條件，就應當批準逮捕，如果在受理案件時或受理案件后，發現證據材料不齊全的，可以向公安機關說明，促使其補齊證據后再提請批捕、移送起訴或及時進行補查，做到在辦案環節不輕易做出不捕、不訴決定。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捕、不訴的案件，要列出具體明確的補充偵查提綱，以利于偵查取證，避免重新提請批捕、移送起訴后再次退查。
4.轉變觀念，變“坐堂”監督，為跟蹤監督。變被動的坐堂監督，為主動的跟蹤監督，即在案件作出決定后，檢察機關就要充分發揮其法律監督職能，及時對負責執行的公安機關的執行情況進行跟蹤，隨時了解決定的執行情況，強制措施變更及案件補充偵查的進展動態，并要求公安機關將這些情況書面呈報檢察機關備案審查。發現違法現象后，及進提出糾正意見并了解被糾正部門采納的意見的情況，變被動為主動。有效防止違法現象的發生。
5.理順關系，變事后監督為事前監督。我們經常理順和公安機關的關系，主動加強與其聯系，就以往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定期或不定期把情況匯總分類，及時與公安機關溝通，通過交換情況和意見爭取達成共識。變事后監督為事前監督，改變以前問題反映到檢察機關以后才進行監督的做法，在問題沒有出現之前及早提醒被監督者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增強嚴格執法意識和工作責任心。也唯有從問題出現的根源上堵塞補漏，才能切實彌補事后監督的缺陷，使此項監督取得更大的社會效果并真正具有應有的權威。
6.拓寬視野，將個案監督與綜合監督相結合。所謂“個案監督”，就是針對某一個具體案件發現的問題進行檢查糾正的監督方法，這是我們進行分項監督的主要方法。但是，為了擴大監督的作用，我們還應積極進行綜合監督，即對一系列個案監督中發現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并輔以調查研究，找出公安機關執法活動中帶有苗頭性或傾向性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糾正意見，這可將個案監督中零散的發現集中起來，擴展開來，使監督更切中時要，更具有說服力，效果也更好。
7.加大力度，由軟監督轉向硬監督。我們摒棄監督即是管閑事的不正確思想，變軟監督為硬監督，結合開展普法宣傳和綜合治理活動，了解群眾反映強烈的“以勞代刑”“以罰代刑”“隨意變更強制措施”等焦點問題，注意從不嚴格執法現象的背后發現和查辦執法犯法、貪贓枉法的犯罪案件，堅決懲治司法腐敗，確保司法公正廉潔。
論文關鍵詞：國際化視野；職教；師資；培訓
近年來，我國職業技術教育開始步入快速發展時期。而與之相適應的職業教師師資培養卻顯示了諸多不適應的因素，這直接影響了職業教育質量的保證和提高。以國際化視野重新審視我國職教師資的培訓途徑，更易發現問題，進而尋找更合理的應對策略。
一、國際職教師資培訓狀況及特點
國際上，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職業教育已有上百年歷史，成熟完善的職業教育為其經濟的騰飛注入源源不斷的新生人才。發達國家通過多年的探索，也逐漸形成了一套科學立體的職教師資培訓體系，呈現出嚴格入職要求、注重過程培養、師資來源豐富、立法保障運行等特點。
（一）嚴格入職要求
1.學歷要求。一般至少要求本科畢業（或同等學力）。像德國要求必須在正規大學畢業，從事高等職業教育教師的任職資格要求博士畢業；美國實施高等職業教育的主要機構是社區學院，國家規定，要成為社區學院的教師，必須具備學士以上學位；澳大利亞、新加坡職業教師必須具有本科以上文憑，日本也有類似規定。
2.教師資格證。考取教師資格證才能上崗，這是國際職業教育界的通識。像德國要求從事任何層次的教師職業，都必須先取得教師資格證；美國社區學院的教師要達到符合聯邦各州政府教師資格證書規定的條件，同時強調教師的實踐經驗；英國、法國、冰島、瑞典、瑞士等歐盟國家把教師資格證和實踐工作經驗作為職教教師必備的兩個條件。
3.行業資格證。為確保職業教師的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許多國家要求職業教師要具備相關行業的資格證書或者加入相關的行業協會。在德國，實踐課教師要有受過職業培訓的證明，即獲得手工藝師傅證書或培訓學院證書(官方認可的技師證)；澳大利亞要取得培訓行業四級證書；英國的兼職教師都有專業技術資格證書；澳大利亞職業教師要加入相關行業或專業委員會，經常參加專業協會的活動，獲取新的專業知識、技能和信息，以更新授課內容。
4.企業實踐經歷。職業教師只有跟企業發展緊密結合，在教學中才能更好的體現職業教育的要求、貫徹最新的管理服務理念、實踐最前沿的技術技能，所以世界各國都十分注重職業教師的實踐工作經歷。在德國，高等職業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如工程碩士)，在完成學歷教育后，至少還要有兩年的工作經驗，而從事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師則要在企業工作5年后，才具備任職資格；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專業教師，必須具有3～5年從事本行業工作的實踐經驗；美國的職業教師要求具有2年以上本專業的工作經驗；新加坡要求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師有三年以上的企業工作經驗。
（二）注重過程培養
職業技術教育要想跟上知識的更新和企業技術發展的步伐，就必須強調校企合作、校企互動，教師要定期到企業一線實踐，感受新觀念、鍛煉新技術。在德國，職業教師要接受繼續教育，國家規定，每年每位教師有5個工作日可脫產帶薪參加繼續教育，5個工作日可以集中使用，也可分散使用，同時規定職業教育教師每兩年必須脫產進修一次，建立嚴格的進修制度；澳大利亞職業院校鼓勵教師進修，參加各種新知識講座，還規定在職教師必須經常或定期到企業進行技術實踐，參加企業的培訓，教師每周要在相關企業兼職工作10小時；新加坡在職業院校的每個系科都設項目部門，專門對外承攬企業項目、應用科研項目、技能競賽項目，為校內項目教學尋找時效性強的教學素材，通過項目研究與教學，實現了“教職員”更加專業的培訓，同時提倡新技術培訓，派遣教師到本地或國外學習新科學、新技術，搜集信息，更新知識。這些措施和辦法保證了職業教師自身的動態發展，其知識定期更新、技能不斷提高、與企業共同進步。
（三）師資來源豐富
由于職業教育與社會生產有著密切聯系，新專業、新技術、新理念層出不窮，單靠學校培養顯然無法滿足社會多方面、多層次的要求，所以各國都采取積極措施，吸引企業技術人員加入兼職教師隊伍，而保持動態平衡的兼職教師彌補了師資培養的不足，帶來了新鮮的信息、知識與技術。各國職業院校經過長期發展，都形成了一支專兼職結合的龐大的教師隊伍，并且大多呈現兼職教師人數大于專職教師的趨勢。德國職業學校的兼職教師數量很大，其生產實習教師絕大部分是來自企業的兼職教師（但必須具有教師資格證書），占教師總數的70%以上；澳大利亞的TAFE學院的兼職教師主要來自企業或曾在企業工作過的熟練技術人員，兼職教師達到一半以上；英國的職教師資分專職和兼職兩類，其中兼職教師比重占63％，許多教師是從企業招聘來的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技術人才，通過各種師資培訓后成為兼職教師；加拿大的職業教育機構主要是社區學院，1991年社區學院專職教師與兼職教師比是1：8，1996年社區學院專職教師與兼職教師比是1：7.35，（數據根據國際職教師資培養的特點與趨向作者：蘇春輝，陳衍，顏炳乾整理）。專職教師主要教授理論課程，兼職教師負責實踐技術指導已成為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必然選擇。
（四）立法保障運行
國際上許多國家采用立法的形式對職業教師的繼續教育（培訓）進行規范與制度化，這樣就明確了職教教師的權利和企業提供實習培訓崗位的義務，做到有法可依。各國都有自己的職業教育法，比較典型、行之有效的法律有德國《職業學院法》、英國的《繼續和高等教育法》、美國《1998年卡爾·D·伯金斯職業應用技術教育法修正案》等。在具體執行中，德國各聯邦州的法律規定，職業教育師資必須不斷接受新技術知識、新規范的繼續教育，這是教師必須履行的義務，還要制定培訓計劃和評估標準，以確保培養培訓的有效性；在美國，職業教育師資的繼續教育體系也非常完備，許多社區學院每年撥專款用于教師進修與培訓，還有很多學院為教師提供短期與長期的國外訪學的機會，教師可以參加各種教學研討會或課程進修班以及其他培訓，并可報銷費用；澳大利亞規定教師在進修和培訓期間要經常到企業參加培訓，培訓費用由企業承擔，新招聘的教師由學院提供資助參加教師資格證書的學習，從1989年起，政府每年提供0.25億澳元用于職業教育教師的繼續教育，并規定其專業課程。
二、我國職教師資培訓途徑與國外的差距
經過近年來的職業教育改革、高等職業院校人才培養工作評估、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項目等幾輪工作，加上各職業院校“走出去引進來”去國外考察學習，我國職業院校逐步明確了職教師資的培養目標—雙師型教師。這種定位準確科學，但教師自身差距大、企業與職業院校結合度低、政策平臺搭建不完善等因素制約了我國職業教育師資水平的提升。
（一）教師自身差距大
1．師資來源—良莠不齊有待提高。經過了2000前后職業院校的“井噴式”大發展，我國職業院校的師資結構也有了大變化和新面貌，其來源也由單一的依靠普通高等學校培養變為以下四種：第一，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專職教師）；第二，由企業一線有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轉行（專職教師和實習指導教師）；第三，企業行業的專家、能工巧匠（兼職教師、實習指導教師或客座專家）；第四，優秀職業院校畢業生，包括高等職業技術師范學院畢業生(擔任專業課教師或實習指導教師)。針對高職院校“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的要求而言，這四類教師在專業性和職業性上都有各自的“先天不足”。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特點是“出校門入校門”，理論知識有余，實踐經驗缺失，難以完成高職院校特殊的人才培養目標。半路出家的技術人員和企業行業的專家、能工巧匠，在實踐教學方面優勢突出，但沒有教師從業經驗，因而缺乏理論轉化能力。職業院校畢業生除不具備教育教學經驗外，在科學文化素養方面又受到學歷低的局限。而國外職業教師都有兩年以上的相關行業實踐經歷，這是我們無法比肩的。
2．師資結構—專兼職教師比例不適應職業教育發展需要。技術永遠在更新，社會永遠在向前發展，自從2004年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向社會第一批新職業以來，截至2009年11月已12批共計122個新職業（數據來源：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新職業名單統計）。相應的職業院校專業也在變化，2010年5月，教育部公布《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修訂）》顯示新增專業85個，刪除專業22個，同時公布了高職高專學校新增設專業95種，新職業的出現與專業的變遷使我們靜態的專職師資隊伍無法滿足院校發展要求，而來自企業生產一線的技術人員擔任兼職教師，無疑是最優選擇。統計數據顯示國外職業院校的兼職教師一般都占教師總數的一般以上。而教育部在2007年提出“十一五”期間中等職業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工作目標是：兼職教師占教師隊伍總量的比例達到30%；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2010-2015年）提出到2015年，新聘任（聘用）專兼職教師達30000人，使由兼職教師承擔的專業課學時比例由現在的10%增加到30%。
（二）校企結合度低
在職業教育發展中，校企合作是優勢互補的發展模式，而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發揮企業的實踐基地作用，是辦好職業教育的關鍵。企業是典型的經濟利益驅動體，在校企合作中，收益不大使其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不高，原因有二：一是教師來企業頂崗實踐，要占用設備或場地，其具體操作水平不可預料還要有專人來指導，這會打亂其正常運營秩序、影響其生產或銷售；二是產學研結合應該是資源優化組合的最佳模式，但因職業院校本身的科研能力不足，所以企業不愿與學校合作。
（三）政策平臺搭建不完善
1996年，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職業教育法》頒布，這是職業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為職業教育依法治教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但該法的強制性欠缺，難以對高職教育發展有充分的支撐作用。存在這樣一些問題：該法對職業教育師資培訓沒有明確規定，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僅僅處在建議階段，對兼職教師權利義務沒有涉及。職教育司司長黃堯說要推進職業教育辦學思想的轉變：“從政府行政調節向市場驅動轉變，從國家投入為主向企業投入轉變，從學校主導培訓向企業主動參與轉變，從學科本位向職業能力本位轉變”，而大轉變的實現要靠法律制度的保障。政府應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應結合我國當前情況，建立配套的教育執法制度、監督制度、高校申訴制度、教育行政監察制度、穩定的職業教育保障體系、公平合理的企業學校人才交流平臺等，以此保證職業教育的健康穩定的發展。
三、提高職教師資培訓效能的策略
（一）構建立體化多層次的師資培訓基地
完備的職業教育師資培訓基地應該是立體化多層次的，立體化意味著政府、學校、企業、社會共同參與建設，多層次意味著不同專業、不同學歷層次、不同經歷的教師在這里都能獲得自己需要的再教育。職業教育師資培養基地建設應堅持這樣幾個原則：政府出臺法規政策，為基地建設提供法律依據；職業院校提出培訓目標、方案、硬件要求、必要的師資等，為基地建設提供軟件支持；企業提供資金、設備、場地，為基地建設提供硬件支持；社會各行業、企業協會輔助建設。
具體實施中，職業教育師資培養基地建設可分為：
第一，以現有的優秀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為基礎，建設一批示范性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培養高層次、高水平的職業技術教育人才。
第二，政府牽頭，以企業為主導，由普通高校與國內外的大中型企業合作，建設職業人才培訓中心，實現校企合作、互惠共贏。這樣，校企人才可以流動，最新技術易于把握。同時，構建行業、企業與職業院校師資有效交流的新機制。
第三，建立國際化師資交流平臺。一方面鼓勵職業教育教師參與國際化大企業的生產實踐鍛煉，使其技能水平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應盡快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引進國外優秀的職業教育教師，做兼職教師或顧問，帶來先進的職教理念、教學模式、管理經驗等。
（二）實行對教師的終身化培養過程
在強調“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里，我們要愛護每一位教師，尊重每一個體的獨特性，重視對教師的培養培訓。所謂終身化，其核心就在于要將職業教師的成長與發展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結合教學需要和社會進步而不斷的為教師提供持續的、必要的職業教育，使其不斷進步、最終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教師。重視教師的教育實踐和技術技能的考核，對職業教師實行動態、全面地培訓、評價和管理，才能促進教師的專業化成長
（三）健全法律法規
我們雖然學習了許多發達國家先進的職業教育經驗，但并沒有與其配套的完善法律體系作為支撐，致使我們的實踐缺少堅實基礎。完善法律體系是保證高職教育當前、今后發展的關鍵。
1.修訂《職業教育法》，強制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的“職業”特性，決定了職業院校與企業有天然的密切聯系。近年來高職院校大力倡導“產學研結合”，但卻很難得到企業的響應。學生去企業實踐要靠私人關系，教師去企業實踐也常常接觸不到關鍵技術。沒有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企業當然可以拒絕合作，拒絕提供實習實訓條件。但必須承認，企業是在職業教育發展中受益的最大一維，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有義務為職業教育提供實習實訓所需的資金、技術、設備、場地、甚至實習指導教師等條件要素，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所以，要盡快修訂《職業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參與職業教育是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建立企業與學校、政府共同參與的職業教育辦學機制。可依企業規模大小和行業特點，要求其定期定量的接收職業學校學生、教師進行實踐教學或培訓，對沒有條件和能力承擔義務的小企業，則以專項稅收的形式加以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