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7 15:31:58
導語：在金融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討論的只是一個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發生在亞洲許多地區的“金融危機”（貨幣動蕩只是這一危機的表現之一），與上面這個例子的性質是一樣的——信譽危機。在西方成熟的カ場經濟里，所謂“壞帳”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出現與韓國政府貸款的壞帳比例（根據一份材料的估計，接近40%）類似的壞帳卻是少見的。中國的銀行向國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壞帳比例即使已經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經濟開始從古典發展階段（即珀特爾MichaelPorter所謂“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進入規模經濟發展階段（即珀特爾所謂“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從而需要建立大規模集資的機制。政府干預下的集資固然可大規模進行，如同韓國在1970-1990年期間所做的那樣，但其社會弊端往往抵銷了經濟效果（例如由此而來的政治腐敗和新的老的“財閥族”），即使經濟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預期那么好（參閱人們最近幾年對“亞洲奇跡”的批評）。但是，如果放棄政府干預這個手段，在互不相識的廣大人竤之間如何實行大規模集資呢？“金融”做為一種特殊的信用關系，一種“大眾參與”的信用關系，便在亞洲諸“非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這一特定階段里凸顯出來。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過程與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識（localknowledge）的沖突性也便凸顯出來了。
從亞洲各國在“經濟起飛”（thetake-offstage）階段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來看，現代化過程在很強的意義上就是西方化的過程。例如在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的階段，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自殺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統計意義上非常顯著的增加；人們對家庭的觀念和社會對“個人主義”的態度也都有了很大改變。在傳統道德意識不斷弱化的同時，新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相適應的道德共識卻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於是，這許許多多剛從“家”的牢籠里走出來進入“カ場”的陌生“個人”，開始體驗到普遍的信譽危機。這在中國大陸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說法叫做“殺熟”，就是親友之間為利益金錢而展開的廝殺。道德基礎在傳統與現代兩方面的缺失，這種“兩處茫茫皆不見”的道德無政府狀態，顯然是難以為繼的。而在這一社會轉型期里的金融過程，顯然也是難以為繼的。當金融過程繼續不下去時，在這些社會里，其實只有兩個解決危機的辦法∶（1）政府出面干預，并且面臨著經濟集中化的危險；（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場經濟里去，放棄規模經濟的好處。除非，社會有能力重構自己的道德基礎，否則是不會有甚么長期意義上的“信用關系”的。
上面這些沒有附加經驗數據的論說，大體上只可以當成“判斷”而不是學術性的結論。不過，當我們憑著對非西方社會行為方式的熟悉來想像，那些金融機構里的貸款分析員和監督人員是如何處理日常帳目往來的，他們以及他們的上級如何在評價投資項目時受到各種私人聯系的影響以及如何在項目已經出現問題時試圖隱瞞……；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被概括為“一個一個同心圓構成的”、以每一個個體為圓心的社會關系網里，個體是如何對待那些寫在紙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聯系”的規章制度的；我們可以想像“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句話對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種非常或過份徹底的意義上認為∶人們必須在商品“等價交換”公式的兩端異化到非人的狀態，異化到只服從抽象的金錢的驅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約束的時候，才有資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樣（同時也不要忘記了莎翁筆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來玩“金融”。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應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點。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它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發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則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些規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術通道。當達的電子計算機技術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將突破國界在全球鋪開，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的同質性進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競爭的需要，同時亦為規避限制性法規和風險，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率先出現金融創新活動。這既包括制度的創新，又包括工具的創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創新、股權衍生工具的創新等等。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一方面融資證券化趨勢大大加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金融資本規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目前，在全球市場中出入的國際投機資本大約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總和的20％。應該說，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一國的金融動蕩。
(二)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二元效應。
金融全球化在對各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中，同時具有正負兩種效應。出于研究的需要，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它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影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體現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引入外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發展比較落后，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矛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發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發達國家金融運作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建立較早，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借鑒之機。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間的競爭程度，迫使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運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效應主要表現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民族金融業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業處于弱勢地位，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較差。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勢必給其民族金融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遭受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風險提供了條件。金融全球化雖然有利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是，出于逐利的動機，國際游資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利率、匯率管制放開后產生的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套利和套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過去20年中，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籌集到的大筆資金被過度投入股市和樓市進行炒作。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也乘虛而入。在巨量資金的支撐下，證券、房地產市場逐漸脫離了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變為泡沫經濟。第四，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監管和調控帶來嚴峻挑戰。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展迅速，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既給發展中國家金融監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二、中國金融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和二元效應有助于我們形成它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為了將問題引向深入，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業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法。當前，中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金融業整體缺乏競爭力。
從銀行業看，主要表現為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嚴重不足，收益急劇下滑。銀行的資產質量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按國家規定，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不得超過15％。而我國銀行的不良債權已大大超過了這一比例。到1995年，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重即達22．3％，與當年商業銀行的總準備率21％相當。另據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的資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距此標準相去甚遠，截至1997年6月，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3．12％。雖然1998年發行了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但依然離所需甚遠。銀行資產質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經營效益急劇下滑。1996年，國有四大銀行凈資產利潤率只有5．5％，這一指標不但低于國內其他非國有銀行，更遠低于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而正是銀行不良貸款及低收益率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
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看，證券業的競爭力問題較為典型。這主要表現為證券業規模偏小，實力有限。眾所周知，證券業展開競爭和抗御風險是要以必要的規模和實力作為保證的。目前，證券經營機構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規模普遍偏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各自資產總額都在10000億元以上，合計10萬億元。而在證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約為3500億元，規模最大的申銀萬國證券資產僅有300億元左右。如果再與外國投資銀行相比，中國證券的實力就相差更遠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資本市場和證券業的對外開放，隨著跨國大型投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以國內現有證券經營機構的實力，是無法與其比肩相爭的，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創新乏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很落后，且存在兩大問題：其一，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
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還不是真正的企業，金融創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創新中，各領域進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產品、服務的創新步履緩慢；在業務創新中，負債類
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在資產類業務中，真正能夠保證受益、轉移風險的金融創新寥寥無幾。顯然，金融創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導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國金融機構的創新競爭力。
(三)中國金融業的監管存在突出問題。
從中國金融業的內部自律看，金融機構面臨著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決內部激勵與約束機制問題。國有銀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在追逐利潤的動機、風險控制及產權問題上，尚未達到市場經濟的要求。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最終解決，金融業仍然不按商業法則運營，在同具有綜合實力優勢的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競爭中就難以獲勝。
從外部監管看，首先表現為金融法規建設滯后。我國金融監管長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極為缺乏。金融監管的實質是法制管理，而在現實中，金融機構從市場準入、業務運營，到市場退出、違規處理都存在大量的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明確和解決。其次，監管體制尚未理順。這主要表現為：其一，證券監督權力分散。從中央管理層角度看，雖然中國證監會是主要監管部門，但包括財政部、央行、計委在內的各個部門都對市場擁有較強的干預能力。從地方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對地方證券管理機構的制約作用，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有時仍會干預證券機構的運營。這就產生了對證券監管的統一協調問題。其二，監管部門缺少評價考核金融機構市場風險的標準，對異常金融變動缺乏及時的預警定位和風險處理。這種情況如不改變，金融開放之后，很難監管全球化下各類金融機構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產品和隨之而來的風險。再次，對外資監管準備不足。近幾年，隨著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數量的增多，其運營安全性已日益與我國金融安全相關聯。我們須對少數外資金融機構為逐利而利用監管缺陷違規操作的可能性保持相當的警惕。另外，一旦資本賬戶開放，國際短期游資定會大量進入，金融監管就會變得更加復雜。而目前，我國金融的對外監管尚處于初始階段，從監管手段到法律法規都很不完善。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規范科學的金融監管體制，對外資金融機構和短期游資進行動態監管，防范所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
三、中國金融的應對策略
(一)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和競爭體制，形成與開放環境相適應的競爭能力。
首先，國有銀行要建立國家控股的多元化產權制度。建立國家控股的多元化產權制度，必須從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兩個方向入手：
(1)外部治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外部治理，就是要解決好這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國有企業必須盡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銀行(本身就是國有企業)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由于兩者產權同構，導致銀行資產質量不斷惡化。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遵循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既是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立足長遠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金融全面對外開放的前提。如果不能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科學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從而無法在微觀制度層面根本解決銀行業面臨的風險。第二，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其結果，不但企業的依賴性變本加厲，銀行的競爭力也在不斷減小。因此，當務之急必須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工作重心從被動的對企業進行“救火”，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讓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政府充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從宏觀對金融運行進行調節。
(2)內部治理。對國有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其意義有二：第一，從表層看，有助于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其二，從深層次看，對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學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
為此，我們要加快國有銀行產權重組進程，充分吸納社會不同的投資主體，在國家控股的前提下，建立公司法人產權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銀行才有條件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實際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從而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其次，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金融業競爭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將其推向并不規范的民間借貸市場；另一方面，由于缺少體制外的競爭，國有銀行商業化進程大大減慢，缺少真正的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體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深化的重中之重。在具體運作方式上，可通過組建產權明確、內部風險約束機制完善的股份制民營銀行，來專事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服務。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培育金融業規模競爭力。培育金融業的規模競爭力，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個是股市融資，一個是資產重組。股市融資主要是憑借股權來融通資本。對于已上市的、符合條件的證券機構，可從制度上為其創造增資擴股的條件；對于未上市的、符合條件的證券機構，也應盡早上市。通過增資擴股和上市，證券機構可獲得資本市場的巨大支持，從而解決資產質量和資本金問題。資產重組主要指對現有證券機構的一種資源整合。對于實力較強的全國性證券機構和區域性證券機構，要鼓勵強強聯合，尋求集團化發展模式，通過相互參股打通以市場為紐帶的聯合通道。對于中小證券機構，除了可考慮相互合并之外，具有特色和專長的機構很可能以出售、換股等方式被吸收到大的證券機構之中，補充并壯大其競爭優勢。當然，在證券業的資產整合過程中，必須相應提高證券機構的管理水平，遵循市場規律，要把提高競爭力作為根本目的。否則，重組過程很可能蛻變成一種行政命令式的盲目擴張。
(二)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中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應著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職能的轉變。今后，政府的金融管理職能要轉向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和加強調控的有效性上來。政府要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消除歧視性政策，放寬市場進入標準，按照統一的市場監管原則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展開充分競爭，鼓勵合法金融創新。對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和惡性競爭要依法規范和治理。政府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其次，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金融機構本身產權不明晰、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是重要內因。為此，必須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產權制度的改革步伐，通過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形成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當前，金融機構的創新突破口應主要
圍繞金融工具、金融業務和金融電子信息化展開。針對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場的先發優勢，適時發展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針對負債類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積極發展票據和國債回購市場，推進金融資產的證券化進程；針對金融效率對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賴性，著力進行金融電子信息化建設，使金融運作基于電子化的平臺而獲得質的飛躍。
(三)加強對金融業的綜合監管。
金融業的綜合監管是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的有機統一。首先，要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1)完善金融機構的內部監控機制。金融機構需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要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局部分割控制。(2)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加強金融業的自律建設，一是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二是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具體而言，在銀行業，要加強銀行同業協會的職能，充分發揮其管理和服務的作用；在證券業，要加強證券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在公平競爭、信息共享、風險防范和仲裁等方面的協調職能。
其次，加強對金融業的外部約束。(1)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第一，完善金融立法。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金融領域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隨著實踐的發展，仍然有一些重要金融領域尚未納入法律規范。目前迫切需要出臺《信托法》、《期貨法》和《外匯法)等急需的專門法律，以便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并與《中國人民銀行法》一起構筑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主干。第二，強化金融執法。從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出發，要賦予央行及證監會與其職責真正相稱的權力。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軟環境。(2)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有效的金融風險預警，是確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國，實行金融風險預警，關鍵在于建立一套規范有效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這主要包括：A．經常項目差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國際上規定，如果經常項目差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3．5％則被視為危險的信號；B．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的比例。如果短期外債過多，同時外匯儲備又不足(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時兩者之比為100：20)，極易引發金融危機；C．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按照國際經驗，控制在10％以內較為安全。D．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根據《巴塞爾協議》，基于風險加權的資本充足率應達到8％以上，核心資本應達到4％以上；E．股指和股價波動。如果股指與股價持續快速上揚，明顯脫離實際經濟的真實水平，預示著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濟泡沫；如果股指與股價持續下跌，則易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導致財富縮水。危機處理機制是化解危機、減小損失的最后防線。建立危機處理機制，第一，要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第二，要提高呆帳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第三，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第四，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第五，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應提供緊急資金援助。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比較研究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資本價格、市場業務、資本流動自由化等為基調的金融自由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一。對于處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國金融業來說，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它們的教訓對中國的金融改革是一種啟示。
金融自由化的經濟背景比較
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2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遭受了經濟金融危機的打擊，金融業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因此，大蕭條過后，美國便率先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管制，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盛行，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金融業方面，各國政府普遍認為過度競爭是導致金融業倒閉的主要原因，于是紛紛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督控制，試圖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穩定因素，維護金融長期穩健運行。例如：美國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將Q條例（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的適用范圍擴展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險的非會員銀行；對銀行投資證券、新銀行的開設都做了限制；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理與監督。這些措施促進了戰后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但也使金融部門由于過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發達國家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達到。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戰后建立的。由于生產力落后的一致性規定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具有經濟貨幣化程度低下、金融體系欠發達、金融資源極為有限的特點。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獨立的新興國家，在當時的發展經濟理論的影響下，把工業化看成減少進口，減輕外匯約束并積極擴大外匯儲蓄，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政府為了把稀缺的資本導向工業部門，除了減免稅收外，對貨幣金融系統進行了嚴格管制。其結果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為特征的貨幣金融制度。這種制度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初期集中利用國內儲蓄資源、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發揮過積極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進口替展戰略的實施。但是，政府信貸配給金融資源也導致投資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業和私營經濟部門無法得到資金，只能從地下市場以較高的利率獲取資金，或進行內源融資。匯率實行嚴格管制，造成對本幣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響國外資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體系妨礙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改變政府干預的內向型發展模式，實施金融探化發展戰略成為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環節。
金融自由化動因的國際比較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經歷了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各主要工業國家的GDP平均增速為7%-10%。因此，較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深化進程中出現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管理體制的矛盾與沖突，即以金融創新為特點，本質是市場深化進程中的金融重構。
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深化發展戰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匯率、低利率、信貸配給、貿易保護等。在其經濟發展的初期，“金融壓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資源配置，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但隨著經濟發展的加快和市場體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則越來越明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機構的效益得不到提高，從而限制了金融部門的發展，對經濟起飛構成了“瓶頸”。因此，它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有別于發達國家。它是為了調動國內私人儲蓄，增加金融儲蓄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保證投資更有效以及通過更多的金融儲蓄減少對財政儲蓄、外援和通貨膨脹的依賴。其本質是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決落后的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為特征。
金融自由化動力的國際比較
從金融自由化的動力來源看，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經濟自由化發展的組成部分，源自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的推動。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與完善，金融業本身的市場化、自由化成為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尤其是像美國這類具有完善市場條件的國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場力量推動，由微觀經濟主導，而不是政府主導。政府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進行法律法規的重建，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從金融微觀主體角度看，動力來自競爭壓力下的創新。在工業化國家，由于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升競爭力顯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是創新，創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規則和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活躍的金融創新成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動力。在金融創新發展過程中，政府在信貸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來越松，逐步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各種束縛，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同時也去積極應對創新帶來的金融風險，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確保金融穩定。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動力與發達國家有所區別，這類國家經濟市場化程度低于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動力來源外部競爭力和內部追求效率的需要。從外部力量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和金融一體化發展程度的加深，原來的金融管制難以達到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實現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目標，從而導致本國資本的外流和國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內部力量看，國內經濟在市場化進程中要求金融部門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門市場化程度急需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與經濟市場化同步進行的，構成了經濟市場化、自由化的一部分。這是與發達國家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論基礎的國際比較
從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到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早期工業化國家奉行“國家干預主義”，在金融內部實施比較嚴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經歷約20年的較快發展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業化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經濟發展陷入“滯漲”的泥潭。一些經濟學者開始思考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金融管制還是否有效成為人們新疑問。以弗里得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貨幣數量的變動在經濟生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任何相機抉擇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顯，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有可能加劇，而不是緩和經濟震蕩。因此，在貨幣主義看來，國家最好不要干涉經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西方社會的弊病是由于國家干預太多造成的，如果國家干預少一點，競爭就會進一步加大，壟斷就會大大減少。如果國家用人為的方法（如管制、財政方法等）來干預資源配置，其結果必然是降低經濟效率，提高產品價格，導致通貨膨脹，使經濟陷于不穩定之中。這些理論轉變了人們對金融管制和貨幣政策應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對大蕭條的重新估價直接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進程。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還受國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由于經濟一體化和國際金融自由化趨勢的出現，使發展中國家政府和金融當局對金融系統的管制權有弱化的趨勢。況且，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實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愛德華•肖與羅納德•麥金農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又為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深化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肖與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金融深化戰略，可以在本國資金市場上籌集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發展中國家也認識到金融抑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進儲蓄向其他金融資產轉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國際比較
西方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的動因源于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給經濟發展、金融深化帶來了一系列正向效應，從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豐碩成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雖然不同國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比如英國、新西蘭實行的是激進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國、日本等國卻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但卻異曲同工，這些國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理解不透，實踐中不能根據自身情況推進具體改革，以致改革沒有取得成功。總的來看，雖然各國的情況各異，取得的效果各異，但都可以從中吸取不少經驗教訓，形成對我國的有益借鑒。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金融自由化實踐中，盡管南錐體國家與亞洲國家和地區采取的方式不同，具體實施帶來的結果也有很大差異，但金融自由化實踐確實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業帶來了許多新變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當面臨國際投機攻擊時，高利率客觀上使得投機資本進行攻擊的成本加大，不敢輕易進入，從而可以用于保護本國貨幣；外資金融機構進出自由后，競爭加劇，從而提高了國內金融機構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成效，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效應：破壞了經濟的良性發展；金融市場無法良性運行；金融業的脆弱性加大。
結論與借鑒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場結構所導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徑，單從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體制改革的目的。轉軌經濟應著眼于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是危險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等作為目標，而不管這些措施實施的條件、后果如何，必將導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敗。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條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進程與經濟市場化進程相統一，與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行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進程相統一；同時，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還要綜合考慮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時進行必要調整，發達國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較自由化，對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開較易。而發展中國家對利率多數存在嚴格控制，因此，從嚴格控制走向放松，絕非易事。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強勁，市場發育程度高，不怕同別國競爭。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較弱，如完全開放，很可能被它國投機者操縱市場，以致產生金融危機。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應排斥金融監管。事實證明，由于一些國家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過于激進，因而造成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體系多樣化、競爭能力增強的同時，也給金融監管造成了負擔過重等問題，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與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會陷入無監管或監管漏洞很大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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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新時期“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報告中多次提及城鎮化，并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內容，作為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不僅本身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具有顯著的聯動性，而且城鎮化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內需釋放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諸多矛盾和不足，一個突出表現是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許多學者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扭曲現象是由中國的宏觀現實造成的，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本質上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間城鎮化而輕視人口城鎮化有關。本文從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并提出優化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建立全球銀行間的網絡系統
在經濟全球化并高度繁榮的今天，多學科、多領域的整合服務正在滿足社會各界的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可以使本國商業銀行與國外同行建立聯盟，利用對方的金融專家和計算機系統，實現客戶網絡制的發展。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個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額迅猛增加，傳統的通訊交換方式已不能滿足業務發展的需求，大量的數據需要及時、可靠地在各銀行間傳遞，而全球銀行間的計算機網絡化就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在現代國際金融市場上衍生出一種新的數據交換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縮寫，意為電子數據交換。這種方式是現代電子計算機技術突飛猛進的產物，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迅捷、準確的計算機網絡為客戶辦理國際結算業務，每一筆業務的延續時間不超過三十秒，節約了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費用，實現了銀行為客戶提供優質、快速服務的宗旨。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金融市場上，EDI迅速成為商業銀行吸引客戶、增加中間業務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進和推動著商業銀行的現代化進程。正是EDI這種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成為溝通不同行業經濟活動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正日益發展成為最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交易手段之一。從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陸續宣布，所有的商戶首選交易方式為EDI，不采用EDI的商戶將不予或推遲辦理，EDI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嶄露頭角，成為日后國際化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
三、創建銀行內部通信網絡
西方商業銀行管理改革的主導是“以人為中心”觀念的確立。人是經營管理的主題，行為科研究已在西方國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業管理發生一場深刻變革，在商業銀行界突出體現在從以物為中心的管理轉向以人為中心的管理。銀行的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的競爭，銀行有了高素質的管理人才，才能贏得廣大客戶的信任，有了高素質的銀行管理者，才有高數量的客戶群。對于商業銀行來說，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系一直是個重要的問題。因此，銀行創建內部網不僅發展了內部通信，加強了上下級的關系，而且也加強了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這樣做起碼可以減少組織內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頁夾的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置入一個具有強大搜索功能的電子通道；同時也可以提高員工的素質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銀行也處于激劇動蕩的合并時期。它開發的內部網，名為CHANNELONE，有四個主要組成部分：即電子郵件、論壇（一對多、多對多、多對一）、銀行規則與其它組織信息數據庫以及工作流系統。很顯然，內部網改進了銀行內部的通信。SPARBANKEN銀行內部網/INTERNET解決方案經理LUSTIG認為，通過改進員工訪問信息的條件，將會改進銀行向客戶提供的服務質量。“迄今為止，我們將30-35％的時間用于直接客戶服務，其余的時間則用于處理業務部門的任務，”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改變上述做法，將執行兩種任務的時間比改為80:20，即80％的時間用于開展有效的用戶服務，用于處理業務部門日常事務的時間僅占20％。”
一、金融會計及金融會計風險
金融會計是我國會計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按照會計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以貨幣為計量單位，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活動進行準確、完整、連續、綜合的核算和監督，并對于金融機構財務信息進行衡量、加工和傳送的特殊的專業會計。它應有助于信息的使用者在經營管理和其它經濟活動中作出合理和有效的決策。
金融會計是金融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愈發展，會計愈重要。金融會計的重要性，要求其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活動的核算監督及其所反映的財務信息必須絕對準確，符合客觀實際。但是，金融會計也面臨著復雜的環境和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所謂風險，可以根據人們的不同理解而多種多樣，如風險為可測定的不確定性；風險是對特定情況下未來結果的客觀疑慮；風險是損失出現的機會或概率等等。但是，目前最被人們接受的風險定義是“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因此，所謂金融會計風險，就是金融機構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由于會計核算錯誤或會計信息提供失誤而導致的決策失誤，以及因為主客觀條件惡化或其他情況，使金融機構的資金、財產、信譽等蒙受損失的可能性。
二、金融會計風險的防范與化解
1.逐步建立適應商業化經營特點的管理型金融會計新體系。在防范與化解金融會計風險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會計的管理職能，切實運用現代管理會計的理論與方法，對銀行的業務經營，特別是對高風險經營的信貸業務，進行全過程的跟蹤與監控，積極參與銀行經營決策，逐步建立起能適應商業化經營特點的管理型金融會計新體系。首先，要盡快建立集中統一管理與分級授權核算相結合的會計核算體系，全面整頓會計工作秩序，加強會計的基礎工作，積極治理假憑證、假賬簿、假報表等“三假”現象，切實提高會計核算質量，為改善銀行經營管理與防范金融風險，及時提供真實、可靠、全面、相關的會計信息。其次，要盡快實施統一的會計管理體制，杜絕違規經營、賬外經營。目前我國銀行業存在的許多風險與損失在很大程度上與違規經營和賬外經營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金融會計管理不統一的弊端，影響到會計職能的發揮，使得正常的會計信息難以及時獲得，不僅不能及時發現問題，還容易掩蓋問題，延誤分散與化解風險的時機。因此，只有盡快實現金融機構內部統一的會計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遏制違規和賬外經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會計風險。
2.加強和改善金融會計的信息揭示與披露系統。離開了來自銀行內部和外部及時、可靠、完整的會計信息，金融風險的防范與控制就根本無從談起。為此，對來自銀行外部借款單位的會計信息應就其真實性、全面性和相關性提出相應要求。首先，考慮到目前我國企業虛假會計報表滿天飛、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的現實情況，銀行在接受貸款申請時，應強制要求其報送經由注冊會計師審計驗證后的會計報表，并要求出具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其次，銀行在接受企業貸款申請時，應要求所有的貸款企業必須提供現金流量表，并應將原先著重對企業利潤指標和靜態財務比率的考核，轉變為對現金流量指標以及與現金流量表有關的財務比率的考核上來。第三，鑒于我國企業編制與提供的會計報表過于簡化、信息含量低的情況，銀行在接受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貸款申請時，除要求企業報送主要會計報表以外，還應要求企業提供能詳細披露其償債能力的補充會計信息。
從銀行內部來看，全面、客觀地揭示銀行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及時提供有關金融風險的會計信息，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強和改善金融會計的信息揭示與披露系統。一是為彌補會計報表項目設置較為粗糙的不足，可以考慮要求銀行在現有會計報表的基礎上，再單獨編制一張能夠反映風險資產總額及資本充足率、逾期貸款平均余額及資本風險比率、備付金及備付金比率、貸款風險集中度、短期及中長期貸款、逾期貸款及不良資產狀況等內容的補充報表，以便更為集中、全面、真實地披露有關金融風險信息。二是由于銀行表外業務僅在業務狀況表下以會計報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故銀行表外業務具有自由度大、連續性弱、透明度差、風險性強等特點。因此，要恰當揭示表外業務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完善金融會計信息揭示制度和對表外業務風險防范的信息需要，可以考慮要求銀行編制一張“表外業務情況表”，列示表外業務的經營情況，以全面反映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同時，銀行應借助先進的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將每一個借款企業的情況，包括企業的會計報表及補充會計信息、擔保抵押和信用度及開戶狀況等錄入計算機，建立完整和連續的銀行信貸信息數據庫，從而實現銀行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財務狀況的完整、連續、動態的監控，以便及時發現企業異常，防止企業重復抵押、連環擔保、多頭貸款等不規范行為和高負債經營現象的發生，保證信貸資產的安全。
3.進一步改進金融會計制度，使之充分體現謹慎性會計原則。（1）改進呆賬準備金計提方法，提高計提比例，擴大計提范圍，簡化核銷審批手續。一是可以考慮采用能夠按照貸款的風險程度計提呆賬準備金，即將現行呆賬準備金的計提方法改為每月按實際發生的貸款總額的一定比例（比如1％）全額計提“一般呆賬準備金”；對出現有問題貸款，應立即按其發生呆賬可能性的大小，依據預先確定的計提比例再計提“特別呆賬準備金”。當這兩項呆賬準備金累積到一定的數額，足以完全化解所有有問題貸款可能發生的呆賬損失風險以后，可不再計提呆賬準備金。銀行及金融機構按上述方法計提的呆賬準備金應允許其在稅前扣除。二是進一步放寬呆賬準備金計提的范圍，使計提呆賬準備金的范圍不能只局限于信用貸款，還應包括同樣存在風險的透支、融資租賃和存放同業款等。三是放寬對呆賬確認的條件限制，改革現行制度中一些過于苛刻的呆賬確認規定，使許多實際發生的呆賬能夠及時核銷，可考慮允許銀行將超過一定期限的逾期貸款一律確認為呆賬予以核銷。此外，還應簡化對呆賬核銷的審批程序，賦予銀行一定的核銷呆賬的自。
（2）改進現行壞賬準備的計提方法。按現行制度規定，銀行壞賬準備是按期末應收賬款余額的3‰計提。此種方法的不足之處，在于它無法反映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質的應收利息的構成與發生壞賬損失可能性的關系，使壞賬損失的發生與壞賬準備的提取不相協調。為此，可要求銀行采用賬齡分析法來計提壞賬準備，并按應收賬款賬齡和性質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計提壞賬準備金的比例。另外，應強制要求銀行從每年實現的凈利潤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風險準備基金，專項用于補償各種風險損失。
（3）應允許銀行對長期持有的金融資產與一些非金融資產采用成本與市價孰低的規則計價。銀行可在每個會計期末對諸如貴金屬、抵押貸款、拆放資金、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等項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公允市價或可變現凈值進行比較，當這些資產的公允市價或可變現凈值跌至賬面成本以下時，或有較為明顯的證據表明銀行所持有的資產可能蒙受損失時，應對其賬面價值進行調整，并將公允市價與賬面價值之差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4.著力構建全面有效的金融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金融會計風險的監督保障系統應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三個部分。事前監督，主要應包括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制定與考核。即反映流動性風險指標體系，如備付金比率等；反映資本不足風險指標體系，如資本充足率等；反映資產風險指標體系，如逾期貸款率等；反映金融市場風險指標體系，如利率風險率等；反映損益狀況指標體系，如資產盈利率等；反映貸款對象財務狀況指標體系，如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產銷率、資產收益率等。事中監督，主要應包括對銀行穩健經營的動態監控。銀行的決策部門應將上述反映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指標，作為需要考核的責任指標落實到各有關責任部門。會計部門要與其它職能部門一道建立起對金融風險實施動態監控的機制，隨時將來自各方面反映金融風險的各項指標與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警戒值相對比，并及時向有關部門發出反饋信號，敦促并監督各有關部門及時采取修正措施，以確保銀行經營始終遵循穩健與安全的原則，盡量避免與減少金融風險所帶來的損害。此外，事中監督還應包括對銀行業務規范和法規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以維護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與嚴肅性，防止違規違法行為帶來的風險損失。事后監督、主要應通過對原始憑證、記賬憑證、賬簿和各種報表的檢查分析，對銀行穩健經營的結果進行全面復審檢查，考核各單位有關控制金融風險責任指標的執行情況，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整改建議與措施，以進一步防范金融風險。此外，在銀行內部還應建立和健全嚴密的內部控制制度和內部稽核制度，以便有效地在銀行經營的各個工作環節上堵住金融風險的漏洞，形成防范金融會計風險的有效屏障。超級秘書網
金融信息化是指在金融業務與金融管理的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廣泛利用金融與經濟信息資源，加速金融現代化的進程。這個進程是發展的、動態的和不斷深化的。金融信息化是國家信息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整個社會的信息化，與其他宏觀管理部門的信息化，與居民、企業的信息化密切相關，相輔相成。在不斷發展的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金融服務與金融創新構成了現代經濟的核心。
2國內金融信息化發展現狀
計算機進入中國銀行業，最早可追溯到50年代，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引進了蘇聯的電磁式分析計算機，用以進行全國聯行對帳表的工作。但是，中國金融電腦化信息系統的建立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講起步較晚，計算機在中國銀行業的真正發展還是從70年代開始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全國性金融機構多數已完成內聯網建設多數全國性金融機構初步完成了本系統內聯網的建設，網絡覆蓋了全國所有的省會城市和地級市。
2.2銀行信息化已具規模①初步建成全國范圍的電子清算系統。②銀行卡業務迅速發展。電子支付工具尤其是銀行卡業務發展迅猛。③建成人民銀行覆蓋全國所有地市中心支行的電視會議系統、電子公文傳輸系統、電子郵件系統，提高了央行的辦公效率，在國務院各部委中率先實現了經網絡傳送機密紅頭文件。
2.3保險業電子化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迄今為止，全國近萬個保險機構安裝了高效運行的計算機系統，各類保險業務已實現上機處理。
2.4證券業電子化建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證券業電子化建設在較高的起點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以滬、深兩市證券交易所的成立為標志，啟動了證券業的信息化建設，經過準實時行情發送、無紙化托管、計算機自動撮合和異地交易中心聯網等幾個階段，現已進入到全程電子化交易模式，無紙化電子交易已在全國各地的證券營業部推廣使用。
3發達國家金融業信息化現狀
發達國家金融業早在50年代就引入了計算機設備處理其具體業務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務水平并創新出了不少新的金融產品。從發達國家金融電腦化信息系統發展情況來看目前其主要的特點是：使用面廣、設備先進;功能齊全、服務完善;自動化程度高、安全保密性強。①使用面廣，設備先進。②功能齊全，服務完善。③自動化程度高，安全保密性強。
4我國金融信息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雖然我國金融信息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先進技術的應用基本與國外持平，但運行效率、信息綜合程度和信息服務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金融信息化的技術標準與業務規范尚不完善。②金融信息化發展戰略研究薄弱。③管理體制和人才機制尚不健全我國金融信息化建設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管理體制和人才機制上存在很大差距。④跨行業、跨部門的金融網絡尚未形成我國各金融機構出于經營管理、業務拓展的需要，相繼建成了自己的內聯網系統，但各機構間尚未實現互聯互通，影響了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此外，銀行信息網與財稅、海關、保險等網絡也沒有實現互聯互通，不同經濟部門、不同行業之間無法實現信息共享，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和社會發展的動向不能得到快速反映，這直接影響了國家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有效實施。⑤金融信息系統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夠我國金融業服務產品的開發和管理信息的應用滯后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業務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傳統的以業務為核心的金融信息系統偏重于柜面會計核算業務的處理，難以滿足高層次客戶多領域、個性化的增值金融服務需要，也難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高質量、多功能、全方位服務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對大量管理信息、客戶信息、產業信息等的集成、分析、挖掘和利用，在信貸資產質量管理、以客戶為中心提供方便的金融服務和現代化支付結算工具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導致銀行風險管理失控、喪失業務機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不足等問題。⑥金融信息系統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盡管我國金融業在信息系統安全建設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由于長期以來發展的無序和不規范，以及絕大多數硬件和軟件產品采用國外技術，因此我國現有的金融信息系統存在著很多安全隱患。⑦金融信息化的法律、政策環境有待完善法律、政策環境是金融信息化建設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
5我國金融信息化發展戰略
探討金融信息化的發展戰略，提高我國金融競爭實力，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應對國際金融業挑戰，建設與國際接軌的現代金融體系的需要。
金融信息化的前景是美好的，但如何讓信息化落到實處，主要是做到以下幾點：①數據大集中。近年來，國外的金融企業為順應金融業務和信息技術相融合的大趨勢，斥巨資將過去分散的、功能較弱的、以業務自動化處理為主的單一計算機系統改造為功能強大的集中式計算機應用系統。②建立數據倉庫與數據挖掘。數據大集中后，數據倉庫與數據挖掘就自然提上日程。利用數據倉庫技術，可以使分散的信息變成集中的信息，使孤立的信息變成相互聯系的信息，使一些潛在的原始的信息變成現實的經過加工的信息，使無價值的信息變成有價值的信息。③為金融業搭建多元化的綜合業務平臺。有了集中的數據倉庫后，各項業務的開展將更為有的放矢，各項業務的開展也具備更多的可能性。④加強對信息安全防范。盡管公眾對信息安全的防范意識有所提高，但信息犯罪的增加，安全防護能力差，信息基礎嚴重依賴國外，設備缺乏安全檢測等等信息安全方面由來已久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⑤找到各金融企業間的利益平衡點，盡快實現金融企業之間的互聯互通。解決金融企業互聯互通問題，更多的要靠政府的行政干預。
總而言之，金融業的信息化進程可以概括為：以數據大集中為前提，以完善的綜合業務系統為基礎平臺，以數據倉庫為工具，以信息安全為技術保障，打造出現代化、網絡化的金融企業，通過金融信息化科技攻關，將為未來的金融信息化搭建一個基本框架，而這一框架將成為中國金融業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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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金融合法化
所謂民間金融，泛指個體、家庭、企業之間，通過繞開官方正式的金融體系而直接進行金融交易活動的行為，包括民間借貸、民間互助會、地下錢莊、地下投資公司等。民間金融按照活動性質可分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的，但對社會有益的活動，它們為現行法律所不容，但在不同程度上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黑色金融則指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對社會有害的金融活動，既為現行法律所不容，也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民間金融的合法化則是指對于灰色金融進行規范化、公開化、機構化、組織化的轉變，使得這一部分民間金融能夠在政府的監管下，法律的約束下公開、規范、有序地發展。
一、民間金融合法化的意義
1、有利于為巨大的民間資本尋找出路。民間資本已成為我國國有資本、跨國資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2005年5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該報告透露了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三省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約在550億、450億元和350億元，相當于各省當年貸款增量的15%~25%。2005年10月21日，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了一份報告——《關于廣東民間投融資問題的研究》。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的調研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末，廣東民間資本存量已經高達1.2萬億元。上述數據顯示，我國民間資本存量的絕對值是巨大的，大量的民間資本游離于正規金融體系之外，民間資本或者閑置或者低效運轉，民間資本缺少合理的出路。讓這些資金找到合適的投資渠道，既實現利益最大化，又對國家經濟有益，這是民間資本的迫切需求。
2、有利于解決中小企業及農村融資難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中小企業發展非常迅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支生力軍。盡管非國有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了65%，可是民營企業所得到的銀行信貸還不到貸款總額的30%。目前我國的金融機構信貸門檻過高，而且貸款手續復雜、耗時長、成本高，且對借款人資格審查、擔保人經濟狀況都有嚴格的界定標準，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規模小、資質差等原因獲得貸款的成本相對更高、獲得貸款的幾率相對更低。目前農村地區的農戶，其從正規機構獲得的貸款方式主要有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商業性貸款、小額信用貸款及農業銀行的小額扶貧貸款，但這些貸款還遠不能滿足農戶的需求。正規合法的民營金融機構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小企業和農戶融資難的問題，能夠為中小企業和農戶開辟新的融資渠道。
3、有利于金融體制的改革。到目前為止，我國雖然對金融業進行了股權結構多元化、投資主體多樣化的改革，但以國有金融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業的改革步伐遠遠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關研究表明，來自民營金融機構的競爭對國有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的改進和績效有正的影響，一方面競爭可以鼓勵國有金融機構的創新，另一方面，國有金融機構也可以向民營金融機構學習。只有在出現了大量生機勃勃的民營金融機構之后，國有銀行才會真正感到競爭的壓力，才能夠從比較中認識到自己的差距，從而加快改革的步伐，以便能夠適應市場競爭。因此建立民營金融機構必將有助于加快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改革步伐。
4、有利于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我國民間融資的規模相當大，在一定程度上將阻礙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實施。巨額社會閑散資金參與民間融資，由于民間融資松散性、盲目性、不規范性以及隨意性，民間融資不可能完全適應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及其調控造成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將阻礙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實施。民間融資會造成大量資金體外循環，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家利率政策實施，截流信貸資金來源等，還可能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釀成相當大的金融風險，妨礙中央銀行現金管理，造成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盲區。民間金融的合法化則可促使政府監管民間資本的流向，政府出面加以組織協調，把民間資本導入資金缺口較大，但能夠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投資項目上，從而與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保持一致。
二、民間金融合法化的有效途徑
1、參與農村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改革
農村信用社目前在農村金融實踐中的基礎地位和主力軍作用是無庸置疑的。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信用社就一直向集體所有和國有靠攏，“官辦”的意識和表現非常強烈，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和低盈利性”的資金和金融服務的性質體現不多。對于農村信用社，可以利用中國人民銀行承擔50%不良資產的政策，將50%不良資產處置作為成本，把農信社的“殼資源”賣給民間投資者，徹底實現農村信用社“民營化”，從而促進農村信用社支農作用的發揮。對于城市商業銀行則可以讓民間投資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從而增強城市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及在金融業的競爭力。
2、建立以民間資本為主的中小民營金融機構
民間資本可以進入的中小金融組織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如：投資公司、小額貸款機構等。政府要降低金融準入門檻，允許那些股東人數、資本金、經營者資格及其他條件達到法律規定標準的規模較大的私人錢莊、金融合會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行注冊、登記，規范管理，接受監督，將其轉變為正規的、合法的民間金融組織。
3、利用民間資本發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營銀行
在我國，銀行按其所有制性質進行分類排隊，劃分為國家政策性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和合作金融組織等。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規模太小，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資產加起來才3萬億元，還沒有建設銀行一家的資產規模大。國有金融的市場過渡進入、民營金融被擠出的特征明顯，與中國經濟市場化、多元化發展反差突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營銀行，作為一種增量改革的形式，對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沒有體制外的民營銀行出現，體制內的國有銀行就沒有競爭對手，體制內的問題也沒有途徑來解決。讓民間投資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銀行，這也是民間金融合法化的一種有效途徑。
4、民間金融合法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中國人民銀行對民間金融機構的監管要適度。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模式要從原有的計劃經濟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監管模式過渡，原有單一的金融監管模式不能適應對多元金融體制的監管。對于合法化的民營金融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在監管方式和監管的力度上都應有針對性。民營金融機構和其它正規的金融組織在業務的范圍、市場的定位、財富狀況和資質的高低方面檔次不同，差異很大，因而金融監管應該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其劃分成不同的類別，實行有針對性的監管。銀行的監管法規還必須做到對各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創造一個清晰、公平的競爭規則。作為政府，應引導和鼓勵民營的小額信貸銀行、合作銀行、私人銀行等多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健康發展，達到合法、公開、規范，并納入到金融體系中加以監管。
（2）地方政府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干預要停止。農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這些本該屬于民間信用的機構，因為政府的監管、人事安排、對其經營的干預及經常的整頓，已經變異為官方金融形式，而政府干預往往是大量壞賬產生的原因之一。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設計，小額信貸公司以服務“三農”為宗旨，按照規定，單戶貸款最多不能超過10萬元，其中5萬元以下農戶貸款比例不得低于75%。日升隆們在日常運作中，如果被地方政府視作為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看待，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命令式的貸款和人情式的貸款，這樣小額貸款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可能陷入了壞賬的泥潭。因此，對于合法化的民營金融機構，政府一定要停止對其業務的干預，讓其在法律法規的約束下，在市場機制的約束下正常運轉，優勝劣汰。
（3）行業協會的建立。我國的農村民間金融在歷史上早就存在，且有良好的行業自律傳統。在西方，自律是行業組織的傳統基礎，一個行業在法律框架內建立的行業自律，可向公眾提供高執業質量和良好的執業道德。國際金融監管的經驗也表明，行業自律是金融監管的重要輔助力量。作為非政府小額信貸機構與政府金融監管部門間的中介，民間金融的行業協會在促進行業交流與自律、降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金融風險，特別是在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激勵方面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強調行業協會對民間金融機構實施自律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健全。對于合法化的民營金融機構來說，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不健全。目前的小額貸款公司的經營管理與當前的《貸款通則》、《擔保法》、《商業銀行法》等內容都有一定沖突，而央行和銀監局也尚未確定相關制度。因此在開放民間金融的同時，要嚴把市場準入關，將優良的民間信貸機構吸納為市場主體，不符合規定的則排除在外，維護市場主體的質量。同時建立健全市場退出機制，按照法律規定和市場原則實行破產，以保證中小金融機構健康高效地運行。建立民間金融機構存款保險制度，防范基本的金融風險。制定和完善《民間融資法》、《合同法》等法規體系，制訂《民營金融機構基本法》、《民營金融機構破產法》、《民營金融機構業務規范》等法律法規，使合法化的民間金融機構走上法制化軌道，從而保證其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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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的演化
1.從次貸危機到信貸危機。
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后并迅速向各種信貸活動領域蔓延，很快發展為全面的信貸危機。這些信貸危機不僅包括各種金融機構與個人間的信貸危機，還包括與企業間的信貸危機。
2.從信貸危機到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
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到隨后引起的信貸危機，開始愈演愈烈，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嚴重的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破產為標志，美國信貸危機開始已經發展成為銀行危機，接著，銀行危機又迅速發展成全面的金融危機。銀行和客戶違約率大幅上升，銀行營運失靈，正常業務中斷或停止，直至若干重要銀行破產和倒閉，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極大地震撼了整個美國。
3.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
美國這場危機先在由股票、證券等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虛擬資本在交易和流通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虛擬經濟中爆發和蔓延，從次貸領域擴張到信貸領域、投資銀行領域和商業銀行領域，直至整個金融領域，然后，危機從虛擬經濟延伸到由商品和服務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實體經濟，美國的建筑業、汽車制造業和鋼鐵工業都是美國實體經濟的重要產業，使失業隊伍不斷擴大，貧困人口越來越多，各種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量越來越下降，金融危機很快發展成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二）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1.金融危機對GDP的影響。
最先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是金融業，銀行業由于不良貸款數目過大以及購買大量的次級債衍生品而遭受到巨大的損失。銀行業的虧損直接導致了資金鏈條的中斷，市場流動性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實體經濟因此遭受了空前未有的重創，并很快向全球蔓延，使本來欣欣向榮的世界經濟急轉而下，表1反映出全球和世界各國在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濟增長率變化。
2.金融危機對股市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沖擊也直接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劇烈震蕩。道指是目前世界上影響力最大、最具權威性的股票價格指數，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道指在10月見頂后掉轉直下，時常出現暴跌，從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的14198點一路下滑至6763.29點，不足一年半的時間內，跌幅累計超過52%。中國的上證綜指2006年初在中國股市邁入牛市通道，2007年10月上證指數達到歷史高點6124點后，便一直下跌，基本上沒有比較大的反彈，在政府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前，上證指數下跌至最低的1664點，跌幅已高達72.8%。
3.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世界貿易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國際市場的需求明顯萎縮和金融危機重創國際貿易，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明顯重新抬頭。在過去的30年內，貿易不僅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隨著金融危機的日趨嚴重，美、日、歐盟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都相繼陷入了嚴峻的經濟衰落，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也明顯的放慢，國際市場的需求量大幅減少，國際生產網絡也相應的受到影響，貿易、融資形勢日益嚴重。
二、世界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一）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部分政策、措施及效果
2007年以來，美國聯邦儲備局（簡稱美聯儲）為了應對這次金融危機，實施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并根據市場需要，創設了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在貨幣政策的調控下，市場信心才得以恢復，金融機構倒閉現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并阻止了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1.美聯儲應對危機的常規貨幣政策。
第一，大幅下調基準利率。美國從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的9月到12月三次下調了聯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4.25%，此后從2008年1月到12月美聯儲又七次調整了聯邦基金利率，最低降至0.25%，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累計達到5%，這在美聯儲歷史上是稀罕的。第二，進一步下調再貼現率。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日益嚴重，金融體系的流動性變得越來越遲滯，為了恢復市場的流動性，到2007年8月，美聯儲不得不宣布把再貼現率從6.25%下調至5.75%，直到2008年末，再貼現率已降到0.5%的水平，而且再貼現的期限由原來的30天延長到目前的90天。第三，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通過購買部分短期債券、開展回購操作等形式來增加金融體系的可用資金。同時，美聯儲對公開市場操作中的一些規則制度作了一些相應的調整以適應貨幣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資金需求，如增補長期性的公開市場操作手段、擴充可供交易的有價證券的種類等。2008年，美聯儲為了增加銀行體系的可用資金，緩解一部分信貸緊縮狀況，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累計向市場注入了8600多億美元的流動性。
2.美國應對此次金融危機的效果。
第一，貨幣政策操作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美聯儲采取的融資融券操作不但擴充了市場交易的可用資金，還為市場交易提供了安全抵押物，擴大了市場上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數量，這不僅促進了金融交易活動，還對恢復市場信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第二，積極的貨幣政策成功的避免了金融機構的大量倒閉。2007年下半年，美聯儲與另外相應的部門開展了一輪又一輪的金融救援，通過多種多樣方式向問題機構提供了資金的支持，使得大量金融機構避免了倒閉，從2008至2010年，美國倒閉的商業銀行只有322家，而且大多為中小型的。而且自2010年來，美國一些大型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也基本緩解了流動性緊張問題，人們逐漸恢復了對金融體系的信心，金融危機的影響日趨減小。第三，擴張性貨幣政策措施使得經濟深度衰退得到遏制。
（二）日本和歐盟應對金融危機的部分政策
針對這次金融危機，日本銀行采取傳統的救市措施：第一，下調利率。第二，積極提供資金，以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定。第三，保障企業融資需求。其救助對象主體是企業和金融機構，確保企業的融資需求和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自危機爆發后，日本及時采取了有效措施,大力遏制了資產價格急劇下跌引起的惡性循環。歐洲中央銀行也不僅推出了下調主導利率、擴大再貼現規模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等常規性貨幣政策操作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的措施，還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實施證劵市場購買計劃、向金融機構注資或直接提供信貸資金或信用擔保和開展貨幣互換等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措施。同時，歐盟批準一系列新的經濟激勵計劃。
三、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外需大幅減弱和國際市場重要商品價格波動所帶來的影響，為了增強消費者對市場的信心，減輕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刺激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及時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政策：第一，及時對宏觀調控目標作出調整。截止2008年初，中國經濟已經持續5年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長，并在2006年突破到11%，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有由偏快轉為過熱的風險。為消除經濟運行中存在不健康和不穩定因素的風險，在2007年底確定了下一年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隨即年初確定了“防經濟過熱、防通貨膨脹”的雙防政策。隨后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又在第四季度確定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目標。第二，推出40000億投資計劃。在2008年11月5日中國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由于來自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嚴重挑戰，抵抗來自國際經濟環境的不利影響，必須采取慎重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應對復雜多變的局面，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關于擴大國內需求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建設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生態環境建設等，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推動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推出40000億投資計劃用于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教育、生態環境建設等多項工程建設。第三，出臺關于十大產業的調整和振興的規劃政策。受到金融危機影響，鋼鐵、石化、汽車、裝備制造等一些重要支柱性產業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為了防止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加速下滑的影響，確保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能保持在8%以上的增速，制訂和組織實施了關于汽車、鋼鐵、紡織、裝備制造、船舶、電子信息、輕工業、石化、有色金屬和物流的十大產業的調整和振興的規劃政策。第四，布局新的經濟發展版圖。從2008年開始，先后出臺的發展規劃政策，意味著這些重要經濟區發展規劃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區域振興正逐步形成保增長的一種新手段。相繼出臺的區域振興規劃和區域發展政策布局了新的經濟發展版圖，成為經濟增長又一大引擎。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中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統計局在2009年7月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9%，增速比第一季度多1.8個百分點，這是中國經濟自2007年三季度以來連續七個季度增速回落后的首次上升，我國上半年經濟同比增速達到了7.1%。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321億元，同比增長33.5％，增速比上一年同期多7.2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8711億元，扣除價格等因素，實際增長16.6%。從2009年上半年市場運營情況來看，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在不斷增多，國民經濟企穩回升，這些都充分證實了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四、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建議
由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全球，國際市場的需求收縮，世界經濟增速同比變緩，給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帶來嚴重困境。面對金融危機帶來的種種嚴峻挑戰，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些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建議，提前預防和遏制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1.中國應對金融危機具體政策和措施。
首先，金融危機不僅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遇，學會化危為機。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市場外需銳減，我國不得已改變當前嚴重依賴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把目標放眼國內市場，去積極尋求和發展國內消費市場，不但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還能提升我國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金融危機帶給我們不僅是嚴峻的挑戰，其中還蘊含著種種機遇，只要及時對相關政策作出調整，大膽改革，我國經濟一定能化危為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第二，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拉動內需。近年來，在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在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下，必須進一步擴大消費，實施更加積極的消費策略，拉動自身的內需，才能抵制外部國際環境的干擾，減小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第三，進一步加大投資，保持經濟增長。加大基礎設施和產業的投資，是有效緩解金融危機的一項重要措施，尤其在困難時期。第四，優化外貿出口，調整出口結構。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不斷擴大，國際市場購買力下降、人民幣升值等因素，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急速減少，所以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改變出口導向的戰略模式，建立內生型出口的戰略模式，優化出口結構。
2.國際應對金融危機整體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