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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階段我國居民儲蓄的主體城鎮居民儲蓄持續、飛速增長。儲蓄的高增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經濟、金融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不僅給整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隱患,而且在開放條件下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加重了銀行經營成本和負擔。本文在分析完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后將結論應用于居民儲蓄行為的研究:前瞻型消費者的儲蓄行為是我國儲蓄快速增長的原因。在獲得中國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結論后對儲蓄的變動進行了預測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消費;儲蓄;饋贈性儲蓄
1我國最終儲蓄率的發展
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穩步增長,在15年的時間內上漲了10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呈現下降的趨勢,5年的時間內下降了3.6%。
第三階段: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又進一步抬頭。
2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
中國國內的居民可以分為兩類:前瞻型居民和短視型居民。本文主要討論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居民前瞻性儲蓄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預防性儲蓄、饋贈性儲蓄和生命周期儲蓄。各種類型的儲蓄動機是不同的。因此與當期收入的關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儲蓄中的預防性儲蓄:預防性儲蓄是用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預防性儲蓄產生的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不確定性因素。在不確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確定性)居民會直接增加儲蓄,從而防止消費的劇烈波動所造成的效用下降。這種影響是直接的,居民受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直接調整儲蓄。而在我國收入的不確定性不影響前瞻型居民的消費即不會引起預防性儲蓄的產生。
第二類: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費會變得非常有耐心,會盡量的節省,從而減少當期的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保障因素通過影響居民的耐心,進而影響居民的儲蓄。第二類因素其實質是一種與不確定性因素相對的變量。這類因素可以提高抗風險的能力。具體來講:當期收入的總量(規模),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如:養老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制度因素暫不討論,當期收入規模對預防性儲蓄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大,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弱,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小。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小,會被收入的規模所抵消,不會存在消費的波動,從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另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小,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弱,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強,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大。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大,而收入的的規模不能抵消這種影響,為了防止消費的波動,實現效用最大化,居民變得非常有耐心,從而減少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因此當期收入規模與預防性儲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儲蓄中的饋贈性儲蓄:饋贈性儲蓄是贈送給他人(特別是子孫后代)的儲蓄。決定饋贈性儲蓄的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對饋贈性儲蓄的偏好,這暫不討論。決定儲蓄的客觀因素有兩個,收入的規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規模和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影響:收入規模和饋贈性儲蓄成正比,收入規模的增長會導致消費的增長,進而導致消費的邊際效用的減少,因此收入規模的遞增會導致消費邊際效用的遞減;饋贈性儲蓄也會增加總的效用,并且隨著收入規模的增加,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會增加。當消費的邊際效用低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時就會產生饋贈性儲蓄。因此收入規模的增加會降低消費的邊際效用,提高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從而產生饋贈性儲蓄。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關系。在收入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收入的變動會影響饋贈性儲蓄的變動。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標準為基尼系數。收入的基尼系數越大,說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當期收入,表現了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數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規模比較龐大,因此會產生大量的饋贈性儲蓄。因此基尼系數與饋贈性儲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儲蓄中的生命周期儲蓄:莫迪格利安尼、布倫博格假設消費者面對現在和今后一生總消費的效用函數。試圖將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從而達到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不僅會考慮當期收入,而且會考慮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為人卻是一個短視的行為人。因為現實生活中收入是變動的,在適用性預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預測未來收入的主要指標。因此消費會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響。而持久性收入又是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決定。消費最終還是受當期收入的影響。但是無論消費是否受當期收入的影響,儲蓄總是與當期收入相關。只有當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時,收入的變動會部分的轉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緩慢;當小費不受當期收入的影響時,收入的變動完全轉化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快。
3對我國近段最終儲蓄率發展的解釋
第一階段:前瞻型居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后,收入規模的逐漸增強導致了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強、預防性儲蓄快速增長。而且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消費的增長速度,因此最終儲蓄率在這一段時間內穩步增長
第二階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預防性儲蓄總量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還不是很強,因此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總儲蓄傾向減弱。導致了最終儲蓄率的下降。
第三階段:由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變大所導致的,饋贈性儲蓄傾向的變大是由于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規模進一步擴大、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進一步加大而導致的。
4改進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的政策建議
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保障。我國作為最具有發展前景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將保持穩定、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相應的的持續穩定增長。另外,從現階段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動沒有超過2%,特別在最后兩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從現階段的收入數據和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勢兩個方面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會持續穩定增長,從而儲蓄也會快速增長。中國儲蓄的穩定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居民儲蓄的穩定增長是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資本來源。另一方面,中國儲蓄的高速增長也給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費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部分,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費偏低不僅會導致內需不足,而且會突顯投資在經濟中地位,進而增加經濟的大幅波動。
4.1運用稅收政策。一方面通過個人所得稅、遺產和饋贈稅能夠直接縮小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也能為此而籌集足夠的資金,有利于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實施。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現象日益嚴峻，本文主要對雙順差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得出結論。
一、2000年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情況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我國的國際收支始終保持在經常項目順差，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雙順差”格局，總順差規模不斷擴大。國際收支的平衡與否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均衡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國際收支持續順差表明我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過萬億，持有如此巨額的儲備固然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但由此產生的國際收支順差過大也會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產生不利的影響。
二、國際收支順差的原因
1.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主要特點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從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同時全社會總存款，居民消費存款的比重持續降低，從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會儲蓄率的過高不是由于居民儲蓄過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導致的企業存款和政府儲蓄的巨幅增長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性矛盾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如果消費率長期偏低,消費率和投資率之間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會導致社會產品價值不能及時得到實現,大量生產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帶來高失業率,并且直接影響企業效益和償還貸款能力。因此，只有減少企業留利和政府稅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消費啟動的支撐基礎。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以及工資形成機制的滯后成為中國消費增速的最大制約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難以改變目前格局，消費啟動依然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同時，我國微觀經濟主體信用度不高，一些企業從銀行得到貸款后，到該還貸時，雖有能力但拖欠不還；還有一些企業盲目投資，相當一部分投資形成無效投資，導致平均投資回報率低，還貸困難。這些現象使銀行風險增大，導致“惜貸”現象出現。其結果是國內儲蓄出現相對過剩，這種過剩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就是持續盈余和“雙順差”。
2.外匯資金的過度流入
(1)國內居民和企業的發展對外資的需要
我國的居民儲蓄傾向比較高，而居民儲蓄絕大部分是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中介轉化為投資的。由于銀行的商業化運作及內部機制不完善，效率相對比較低等因素，銀行不能很好地發揮社會資金轉化功能。國家高速發展所引起的對資金的大量需求與不能使儲蓄有效率的轉化為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是產生需求外資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業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然而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全，企業的融資渠道少。我國企業的融資大部分是通過國有商業銀行融資。隨著商業銀行轉向商業化經營，建立自我經營、自負盈虧的機制，各大銀行都以追逐和保持自身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嚴格控制發放貸款數量，而對放貸地區、項目進行謹慎的選擇以追求經濟效益，企業在國內獲取資金的渠道被堵塞之后，自然而然地就將目光瞄準了外資，產生了對外資的需求。同時，國內企業愿意與外資合作。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以及跨國企業的進入，我國國內企業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急需高新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而外商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國內企業往往通過引進外資的形式來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
2.國內經濟政策的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從跨境資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管理較松，流出管理較嚴。例如，鼓勵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限制國內企業到境外投資；鼓勵外債流入，限制國內金融機構向境外提供債權，不允許非金融企業對外發放貸款；鼓勵非居民向我國居民提供資本項目下捐贈和轉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資本項目下捐贈和轉移等。
(3)外資的選擇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中國，主要動機就是尋求獲利機會。首先，進行直接投資可實現內部化從而節約交易費用。我國外貿市場的高額交易費用和存在的較高的貿易壁壘促使大量的跨國公司放棄國際貿易的形式而采取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體化策略。其次，我國廉價的生產要素，比如勞動力和土地等，巨大的市場潛在容量，再加上我國政府為吸引外資給予外資的一系列超國民待遇，更加吸引外商對我國進行直接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外資大量超規模涌入，形成了負的儲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資在國內生產的產品取代進口，加大出口，從而進口減少，出口增大，外匯的負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
(4)是較強的人民幣升值預期
心理預期對我國的資本流動始終具有很強的影響力。2002年以來，受國際、國內諸多因素的影響，企業和個人出現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同時，媒體鋪天蓋地地討論人民幣升值問題，導致人民幣升值預期進一步被強化。在存在價格落差（利率差、匯率差）的情況下，社會中的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會成為潛在的投機者。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出口企業會盡可能早收匯、多結匯；進口企業會推遲和減少購匯、付匯；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匯。這些行為直接導致我國資本流入增加和資本項目順差擴大。從境外遠期外匯市場看，人民幣非交割遠期匯率升值較高的時段與我國外匯儲備增加時期高度吻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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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貨幣化;m2/gdp;原因分析
1 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1.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 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 ),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 m2規模大于使得 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 m2 與 gdp 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 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 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 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模恢復原來的水平并且繼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3 總結
總之,造成我國貨幣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更無法從我國較高的貨幣化比率中得出我國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經處于較高水平的結論,相反這種高貨幣化現象卻說明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問題。不可否認,在我國m2/gdp比率不斷攀升并居高不下的這些年,也恰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年份。但從長遠來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結構失衡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必然會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羈絆;并且,這種依靠增發貨幣維系粗放型金融資源配置的模式終究是非良性的,必然會造成風險向銀行體系的過度集中并極易釀成通貨膨脹,不利于宏觀金融的穩健運行與經濟的穩定增長。探尋中國高貨幣化現象之謎,并深究出其內在的原因,對我國的金融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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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經濟整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后勁。如何促進有效需求快速增長，化解消費需求增長的制度性“瓶頸”，確保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增長是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內需不足的特征進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費需求增長的瓶頸因素，對如何擴大內需提出了簡要的參考意見和思路。
[關鍵詞]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嚴重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是此次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疲軟、大量企業尤其是外貿型企業倒閉的根源。在我國內需的基本構成中，投資需求的長期主導性導致消費需求成為經濟發展與增長的附屬物。事實上，投資拉動是特殊歷史時期為防止經濟非正常減速而采取的政府強制行為，不反映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國，投資卻分別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經濟繁榮時期的“助燃劑”和經濟衰退時期的“興奮劑”，居民消費對生產供給的拉動作用不斷走向邊緣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要維持經濟體的正常與繁榮，內需就不能讓位于外需，居民消費需求就不能讓位于投資需求。
一、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特征：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而消費增長速度卻遠遠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21萬億元，但同時內需嚴重不足；物價在低位徘徊。大多數民眾則不斷感嘆生活負擔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艱辛。目前，我國內需不足，就是發生在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現出某些獨有特征：
1經濟高速增長，物價卻長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貨緊縮的措施，終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這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作為宏觀經濟景氣指標之一的物價卻回升乏力，長期處在低迷狀態。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盡管說法不一，但從大的方面來看不外兩條：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我國從1998年以來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二是從需求的角度看，則是需求明顯不足。城鎮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及農村市場啟而不動，即收入增長緩慢造成物價低迷。比如，2005年，我國GDP在實現9.9％的增長時，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5萬元，實際增長為9.6％，雖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經濟增長水平。農民的收入情況就更不樂觀。2005年，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產146億公斤，達到4840億公斤，增長3.1％，但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實際增長了6.2％，不僅遠低于GDP增長水平，其增幅還比上年回落了0.6個百分點。2005年之后，上述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而且隨著收入與GDP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2物價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卻深感生活負擔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價低迷雖然就經濟本身來說反映了緊縮的一個層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卻可以享受到物價低迷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生活負擔的減輕，因為低迷的物價意味著人們可以為同樣的消費品支付更少的貨幣。但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在物價低迷的時候，很多人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這是因為幾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大宗消費品價格呈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市場物價連續下降的同時，壟斷或弱競爭性行業的價格卻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漲。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卻呈現高儲蓄率。盡管21萬億元的儲蓄相對于13億人口的平均儲蓄額并不多，但這并不能否定我國經濟生活中高儲蓄現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統計，當時世界上國民總儲蓄率超過40％的只有新加坡，我國國民總儲蓄率當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28.8％，刷新了過去有記載以來的最高記錄。因而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存在一種“超儲蓄”，即儲蓄增量不僅來自于居民增收，還來自居民減少當期消費和投資。盡管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出現高儲蓄的現象，但應該看到我國高儲蓄現象形成的獨特原因，特別是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是與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來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儲蓄，另一方面卻高舉債。與高儲蓄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開始出現的居民高負債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已經高于歐美家庭。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兩地居民的整體家庭債務比例已經分別達到155％和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債務比例也平均達到了90％左右。而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個人平均負債比例則只有115％。對于這組數據，我們至少要注意到兩點：一是如果將居民的債務考慮進去，目前的高儲蓄現象將會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消費疲軟”與“消費過度”并存的現象；二是儲蓄和負債的主體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疊。
二、導致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曾一度面臨短缺經濟的困擾，十幾年后卻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問題。促成這個轉變發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這些制度性因素從根本上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增長緩慢，實際收入水平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我們剔除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數據加以對比說明。
上表說明，我國長期以來居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斷下降，從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自1995年到2007年，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國稅收收入就超過了日本。稅負高，國有壟斷企業及外資企業擠壓吸納70％就業人口的民營中小企業，直接壓制了工資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房價、學費、醫療費用大幅上漲，嚴重擠壓了居民消費支出。2007年我國商品房銷售收入2.96萬億元，而我國2007年職工工資收入總額才2.82萬億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國與發展中國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糧食出口政策，導致我國糧價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雖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漲，但犧牲了農民利益，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消費能力長期不足。農民收入總額和收入增幅遠低于城鎮居民，而農村CPI漲幅又長期高于城市。
2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拖累了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被甩在消費市場之外。我國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不振，顯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失衡。農民工——步入了工業化進程的廉價農村勞動力，用雙手創造了巨大供給卻不能融入城市化作為市民去消費，因而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約1.5億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所離散出來的若干萬億元需求缺口，過去主要是通過外部需求來彌補的。本來，一個發展中國家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國計劃經濟建立和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即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強化和僵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滯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逐漸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居民的過渡，從而在農民成為產業大軍的同時，鎖閉了這個經濟起飛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而我們知道，農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實質和現代化的主要標志。
從統計上看，我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有了很大增長，即從1978年的約18％到今天的約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這個比例雖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鎮人口比例，但相對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進程，我國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發展的高峰階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達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勢頭才會逐步放緩。這意味著每年都會有1000多萬農民進入城市，今后30年內將還有5億左右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國城鄉二元隔離體制下，目前已經進入城鎮的約1.5億農民工的絕大多數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為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游離在城鎮生活邊緣。他們不但不能將其贍養的父母移入城鎮，甚至子女也多數作為留守兒童遺放在鄉村。按能夠享受城鎮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應當是今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鄉隔離二元經濟體制導致我國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嚴重阻礙了內需增長。本來農民大量和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產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供給和經濟爆發性持續增長的源泉。相應的，農民市民化和其贍養人口的城鎮化提供了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平衡發展態勢。但我國1.5億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鎮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攏，這種低端收入的提高會大部分轉化為消費需求，我們就根本不必憂慮貿易順差形成的約2萬億元人民幣外需缺口的萎縮。農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這是我們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市民化，也進一步扭曲了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削弱了企業競爭力，使低端產品過剩，而滿足國內外高端消費的產品嚴重缺失。由于農民工絕大部分是在第二產業就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企業基本上不考慮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訓費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賴和滿足于對中青年勞動資源的近乎掠奪性開發和使用。廉價勞動力在一個長時期內近乎無限地供給，阻礙了企業和產業的技術提升與升級換代。工業化初期的成本優勢沒有隨著城市化發展、人力資本的相應提高而逐步轉變為技術優勢和品牌、渠道優勢。同時，由于農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勞動就業極大依賴于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行業景氣度。第三產業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而后者本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領域。失業率的上升加劇消費需求的緊縮程度。(3)造成了資源的逆向配置。由于農民工不能市民化，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是匯回原籍鄉村，贍養父母子女以及在鄉村建房置業，以備失業還鄉。這樣，在億萬農民已經、正在和必將逐步離開的地方在不斷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們已經就業和還會不斷進入的城鎮卻無房可居，導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費的地區結構性失衡。同時，1億多農民工及其后續者離鄉不離土、離家不移家，影響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規模經營，阻礙了減少農民、富裕農村的現代化進程。(4)導致城市化建設的畸形發展。由于城市發展并不考慮已經就業的農民及其家屬，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圍繞少數城市居民自我循環的高端化趨勢。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由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真正離土從而放棄鄉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國家為保基本農田紅線不得不嚴格控制城市化和工業化對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進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價和房地產價格。這樣導致在高房價面前，不僅農民工望洋興嘆，就連城市中下層居民也望而卻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門檻越壘越高，龐大而分割的消費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5)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逐步融入城鎮，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倫理道德問題，給啟動內需帶來了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農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在長期的城鎮生活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返回鄉村生活。他們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離，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鄉文明交錯的沖擊和夾縫中長大，教育環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大隱患。
三、擴大消費需求的對策和思路
從根本上解決消費需求問題，就必須以增加民眾收入、擴大保障范圍為中心，進行城市化戰略的創新型設計，要盡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力啟動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
(一)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如前所述，我國城鄉統算的全體居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遠遠小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必須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結合部門特點和行業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門、行業和地區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合理確定并不斷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切實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問題，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規范和拓寬稅基，合理調整稅率和級距，降低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負水平。各地政府應根據本地物價及工資水平，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標準，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3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繼續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在當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持續高于城鎮的情況下，大幅度增加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
4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城鄉低保范圍，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障、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等，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要建立健全對低收入群體的長效補貼機制，完善補貼制度、補貼標準、補貼經費來源、補貼時間和補貼對象，把補貼制度長期化、規范化，使低收入群體能夠共同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二)對城市化進行創新型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長期消費需求問題。我國今后30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過去30年成果的基礎上，能否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分步廢除對進城農民的身份歧視，進行制度創新，從而開啟另一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平衡發展的樞紐。這個樞紐，就是農民工市民制的機制設計和創新，它將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樣，啟動和激發連鎖式的制度變遷和社會演變，成為推動下一個3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因此，應當從現在起，就立即著手規劃和全面啟動農民工市民制國家行動計劃或綱要。
1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略。一是考慮城市布局和發展階段戰略，在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幾個層面上避免城市的無序發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標準，制定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總體規劃原則，如致力于解決城市環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境質量差等問題。這些是為了使中國城市化良性發展，為消費增長奠定基礎。
2將消費因素加入區域城市發展戰略中，創建相關政績指標。地方政府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應該逐漸把消費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中。這就要求重新考慮當前的城市發展戰略，不僅考慮到投資的增長、城市面貌的改善、工業布局的優化，而且要考慮城市化應有的消費增長指標，避免對居民消費造成過多的擠出效應。
3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應注重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促使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轉變。
4財政引領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費環境。目前，我國政府的財力與福利性支出比重嚴重不符。在居民消費的關鍵領域，往往出現“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產品與勞務的缺乏，影響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因此，政府有必要適當壓縮投資性支出，控制購買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勞務。一方面為居民消費創造“硬件”環境，即指為城市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化而創造更好的空間與對象。所謂創造更好的購物空間，就是通過對商業設施分布、構造、環境、配套等的綜合考慮，使得居民的潛在消費意愿能被充分發掘，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資活動，及其對民間商業投融資活動的引導和調整。另一方面創造“軟件”環境，如安排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
同樣是在和平年代，同樣是在經濟大發展時期，同樣是領土大小差不多的兩個國家，為什么美國的經濟規模比我國的要大許多倍？以2001年為例，我國的國民收入總量是95000億RMB，而美國的國民收入大約是360000億美元。如果按1美元：8RMB的兌換比例折算的話，我國國民收入應是12000億美元。就是說，美國的經濟規模是我們的30倍！這是為什么呢？也許，你能夠講出許許多多道理來，比如，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的，等等。那么，經濟構成上呢？你能說出些什么道理呢？有那么一位老先生，70年前他已經深入細致地做了分析研究，幫助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他就是二戰以來最杰出的經濟學家之一、英國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凱恩斯畢業于劍橋大學，除了在劍橋大學任教外，還長期擔任英國政府要職。1929-1933年世界經濟總危機爆發后，他擔任英國內閣財政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二戰期間任英格蘭銀行董事。1944年他率領英國代表團參加在美國布雷頓森林城召開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以后又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前身）的董事。在繁忙的教書、寫書和處理政務之外，他還投資經營著數家個人企業，而且規模可觀，非常成功！此外，他還有一位年輕、漂亮、溫柔、小他二十歲的前蘇聯國家芭蕾舞團的著名演員做他的妻子。凱恩斯寫過許多論文和專著。最著名的就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把自己的學說發展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經濟史學家把《通論》的出版稱為經濟理論中的“凱恩斯革命”。甚至有人把他的貢獻與哥白尼的天文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提并論，把《通論》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并列為經濟學說史上的三大著作。
凱恩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然而他的理論卻非常適合計劃經濟模式。就象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評論的那樣，如果那些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們能夠真正地把凱恩斯理論應用于實踐，那么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就將是十分驚人的！這是因為凱恩斯理論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宏觀調控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權力又比較集中，二者的充分結合與自如運用，將會產生巨大的創造力！它不象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權力十分有限，人民擔心政府的權力太大會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個人財產安全，因此政府的權力受到許多限制，使許多宏觀調控工具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在1937年的德文版《通論》序言中，凱恩斯也說：我的理論最適合集權國家和極權國家。然而，在社會主義幾十年的實踐中，不知為什么我們卻一直在批判凱恩斯。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
凱恩斯理論后來經過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庫茲涅克、漢森、薩繆爾森、克萊因等的改造和發揚光大，逐漸使凱恩斯理論“政策化”，并為有關的政策執行部門所應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實現了“充分就業”和“穩定中求發展”，并逐漸熨平和減少了商業周期的危害。尤其是他的“收入乘數原理”對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與管理是十分有用的。下邊介紹乘數原理。首先了解國民收入的構成。
1、封閉經濟的國民收入構成
大家已經知道國民收入又稱為國民產出，是反映一國在一年內投入的生產資源所產出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的一個統計指標。它的衡量方法有兩種：支出法和收入法。在封閉狀態下，全部產品與服務都是由本國居民在本國領土上生產出來并消費的。如果我們用：
Y-----國民收入，C----居民消費，I----居民投資，G----政府支出，SP----居民儲蓄，SG----政府儲蓄，V---稅收，那么，用支出法表示：
Y=C+I+G （公式一）
用收入法表示： Y=C+SP+V
如果用 SG=V-G，S=SP+SG ，則 I=S 。一般人們多用支出法。
2、開放經濟的國民收入構成
在開放條件下，一國產品與服務可以銷售給外國居民，這表示本國通過出口增加了本國的國民收入。同時，本國居民也可能購買外國產品與服務，這使得本國國民收入減少，因此應將這部分扣除。
如果用 X---出口，M---進口，T---貿易余額，則 T=X-M ，那么在開放經濟中國民收入的基本構成是：
Y = C + I + G +T = A+T=GDP （公式二）
是不是就這么多了呢？不是的。隨著開放性的提高，還會出現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獨立的國際流動。比如本國的資本到外國去投資辦廠，外國人到本國來投資；本國人到外國去打工，外國人到本國來打工等。這時候出現兩種國民收入計算指標：即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前者是以一國領土為標準，指的是在一年內一國境內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總值；GNP是以一國居民為標準，指的是在一定時期內一國居民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總值。如果用NFP表示從國外取得的凈要素收入，則有：
GNP = GDP + NFP （公式三）
3、各個組成部分與國民收入的關系
①貿易余額與國民收入
一個國家的貿易余額 T = X - M ，它實際上是三個變量是函數，用模型表示：
T = T（g ,Y* ,Y)
其中，g 表示兩國貨幣之間的實際匯率 (g=e.（P*/P)), Y*是外國國民收入，Y是本國國民收入。現在我們設身處地的分析一下。。。
經過分析證明， T = T1 - mY , 0
式中，T1 表示“自主性貿易余額”， m稱為“邊際進口傾向”。
②消費與國民收入（假定NFP=0）
消費C實際上也是一個函數，它雖然是國民收入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當我們把它作為一個經濟現象考察時，會發現它受各種各樣的因素制約，對它影響比較大的首先是國民收入。有人證明：
C=C1 + cY , 0
式中，C1 表示“自主性消費”，c稱為“邊際消費傾向”。
③國內吸收與國民收入
在國民收入關系式中 Y=C+I+G+T ，用A=C+I+G表示國內吸收，它與國民收入是什么關系呢？
A = A1 +aY, 0也就是說，國內吸收被分為兩個部分：與國民收入無關的自主性吸收A1 ，以及隨國民收入增加而增加的部分邊際吸收aY，a稱為邊際吸收傾向。
④窖藏與國民收入
當一國的國內吸收小于國民收入時，就會有收入的一部分以貨幣資產的形式儲存起來，稱為“窖藏”，用 H 表示，即：
H = Y - A
注意，窖藏不同于儲蓄。前面我已經給大家介紹了S=Y-（C+G）
這里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推導：
H=Y-A=Y-（ A1 +aY）
=- A1 +（1-a)Y (令1-a=s)
=- A1 + sY ， 0
式中s 表示邊際儲蓄傾向，即國民收入增長中沒有用于消費而形成儲蓄的部分。因為a+s=1,所以s也介于0與1之間。
⑤簡單商品市場平衡時的國民收入
這里所說的簡單商品市場平衡，是指只考慮了商品市場而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等其他市場。經濟學家教導我們說，當窖藏等于貿易余額時，供給等于需求，國民經濟處于均衡狀態。
由公式①和④得：
H=-A1 +sY=T1 -mY=T
解得 Y0=[1/（s+m)](A1+T1) = α(A1+T1) （公式5）
式中 α=1/（s+m）稱為“凱恩斯開放經濟收入乘數”。當我們知道了邊際儲蓄傾向和邊際進口傾向的數值，就可以很快計算出這個乘數。其經濟意義在于：自主性吸收或自主性貿易余額的變動，將會按這個比例α引起國民收入的相應倍數的變動，即
ΔY=（ΔA1+ΔT1) （公式6）
4、封閉經濟中收入乘數模型分析
①封閉經濟中消費乘數： α=1/s =1/（1-c) =1/(1-a)
這是因為在封閉經濟中，本國經濟與外界沒有交換，所以邊際進口傾向m=0。因此，凱恩斯乘數在封閉經濟中的作用要比開放經濟中的作用大。比如說在某個封閉經濟體中，其國民的邊際儲蓄傾向s =0.25,或者說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75%，問該國的收入乘數是多少？
α=1/s =1/ 0.25=4
比如說，我花費1000元購買了一套衣服，服裝加工者和布料生產者因此增加了1000元收入。如果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均為0.75(或者說邊際儲蓄傾向為0.25)他們會支出750元購買他們需要的消費品。這些消費品的生產者也會增加750元的收入，如果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也是0.75,他們又會支出750*0.75=625.50元。如此繼續下去，每一輪新支出都是上一輪收入的3/4（即0.75).
這樣，最初的1000元消費就導致了一系列次一輪的再消費支出。盡管這一系列的再支出永無止境，但其數值卻一次比一次減少。最終的總和是一個有限的量。即：
1000*(1+c+c2+c3+......+cn)=1000*(1/s)=1000*(1/0.25)=4000
如果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很簡樸，將收入的大部分都儲蓄起來，比如邊際儲蓄傾向是s=0.80 ，亦即邊際消費傾向c=0.2 ，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增長情況如何呢？
α=1/s=1/0.8=1.125
也就是說，每新增加1000單位的收入，只能推動國民經濟增長125個單位。與前面相比，差別很大。
②投資乘數
投資對國民收入也有乘數效應。投資乘數的大小與消費乘數是一樣的。這是因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三者共同構成了國內吸收：
A=C + I +G 短期內他們的作用都等同于a(邊際吸收傾向），乘數作用大小等于s ，這是因為1-a=s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投資I對國民經濟長期增長有促進作用，這是因為當投資的資本品產業的收入獲得者得到更多的收入時，他們便會啟動新一輪以及由此引發一系列次一輪的消費支出和就業。
③政府支出乘數
政府的財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支出）是一種與居民投資十分類似的高效能支出。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的一項采購，將會引發一系列的再支出：比如政府花費1500億RMB修建青藏鐵路，修路工和他的公司就會用其收入的一部分購買消費品；這又會引起出售消費品的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又會花掉。按前面的例子，當α=4時，那么政府所增加的1500億人民幣支出，將會增加國民收入6000億RMB ！
不過政府支出乘數也會出現反向作用。如果政府支出下降，而稅收和其他因素保持不變，則GDP的下降幅度將等于G的變化量乘以乘數。因此任何一屆政府在選擇經濟政策時，即：是采取擴張性政策還是緊縮性政策？在采取行動前必須知道實際的乘數究竟有多大。否則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
④乘數模型中的政府財政政策
很早以前，人們已經認識到政府的財政政策（稅收和支出計劃）的分配作用，知道政府通過這些政策決定國民收入在集體和個人消費之間的劃分比例，決定怎樣在人口中分擔公共支出的負擔。然而，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凱恩斯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才被揭示出來：政府財政對國民收入、就業和價格的短期也有重要的影響。財政政策對經濟活動有重大影響，這促使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理論的出臺。著名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是這樣說的：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首先體現為宏觀經濟政策對實際經濟目標所做出的顯著貢獻，尤其對實現充分就業和國民收入實際增長這樣的目標；其次，凱恩斯主義者要求積極主動的管理；第三，凱恩斯主義者希望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緊密結合起來，共同促進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通過上面“③政府支出乘數”我們已經初步了解了政府在商品與服務上的支出是決定國民收入和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乘數模型中如果增加G，那么國民收入的增加幅度就是G的增加量乘以凱恩斯乘數。因此政府的財政支出政策就具有了一種通過抑制或刺激國民收入而影響商業周期的潛能。下面再看稅收政策的影響。
稅收政策的影響和稅收乘數。
政府征稅會降低總需求和GDP水平。為什么？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會使居民減少消費。很明顯，如果投資和政府支出保持不變，那么消費支出的減少將會降低GDP和就業水平。因此在乘數模型中，增加稅收而不增加政府開支將會降低實際GDP 。所以，在影響國民收入方面，變動稅收是個有力的工具。但是稅收乘數小于政府支出乘數。這個數究竟是多少呢？
稅收乘數= 邊際消費傾向*政府支出乘數
例如，某個經濟體的邊際消費傾向c=3/4 ,邊際儲蓄傾向 s=1-c=1/4, 則凱恩斯乘數 α=1/s=1/1/4=4,那么稅收乘數
稅收乘數=3/4*4=3
稅收乘數之所以小于支出乘數，原因顯而易見。當政府在G上支出1元錢時，這1元直接花費在GDP上。而增加1元錢稅收時，這1元錢只有部分花費在G 上，另一部分則會被儲蓄起來。
例如，假設上述經濟體的經濟正處于其潛在GDP水平，這時國家為了提高國防能力，決定增加國防開支4000億。假定該經濟體的規劃者希望通過增加稅收來抵消國防開支4000億對GDP所產生的沖擊，那么稅收應該增加多少呢？
直觀上說（第一感覺）似乎應是增加稅收也是4000億。但是這不對。是：4000*4/3=5332億 。結果會讓你大吃一驚。
同樣，減少稅收會提高國民收入的均衡水平。
5、開放經濟的乘數效應
在開放經濟中，自主性支出擴張對國民經濟的擴張效果比封閉條件下小。這是因為在開放經濟的支出擴張過程中，一部分支出被邊際進口傾向用于進口外國商品與服務這一 擴張效果作用在外國經濟之上。 α=1/（s+m）。例如
M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是s=0.04 (即儲蓄率為4%），邊際進口傾向是m=0.16 ,那么該國的國民收入乘數是多少呢？
α=1/（s+m）=1/（0.04+0.16)=5
Z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是s=0.83 ,(即儲蓄率為83%），邊際進口傾向是m=0.10 ,那么Z國的收入乘數是多少呢？
α=1/（s+m）=1/（0.83+0.1)=1.075
兩者相比，差別何其大也！導致一國經濟在低水平上摸爬，另一個卻在高速發展。
6、現實中的乘數和實踐中的財政政策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客觀準確地把握乘數的數值是診斷經濟和制定對策的關鍵。就象醫生用止痛藥必須知道不同劑量的效果，同理，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也必須知道政府支出乘數和稅收乘數數值的大小。當經濟增長過快或經濟長期低迷而必須開出財政政策的猛藥時，經濟的診斷者和決策者在決定用多大劑量的“增加稅收”、“減少稅收”或“減少開支”、或“增加開支”之前，必須知道實際的乘數究竟有多大。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資本市場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給國民經濟帶來巨大壓力
2011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我國0至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最高峰約14.15億，之后開始出現負增長，但老年人口數量仍將持續增長。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險聯合的最新報告預測，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在2015年之后開始減少。到2050年，被稱為“銀發人群”的60歲及以上人口將從2010年的約1.65億人激增至近4.4億人，屆時將占中國人口總數的34%左右，比屆時的總人口第一大國印度，仍多近1億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將給財政、金融等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壓力。
（一）不斷上升的退休成本帶來嚴峻的財政挑戰
從1997年全國各級財政開始對養老保險轉移支付算起，補貼規模不斷擴大。2011年新增財政補貼高達2272億，三分之二的養老保險累計結余來自于財政轉移支付。《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我國養老金的統籌賬戶將給財政造成巨大負擔；從2017年起，養老金要求的財政補貼將不斷上升，到2050年，當年的養老金缺口將達到當年財政支出的20%以上。與GDP的規模相比，到2050年養老金的缺口現值將達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齡化將改變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
與人口老齡化息息相關的人口規模變化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變化。目前中國是第一人口大國，也是勞動力資源第一大國。而聯合國預測數據顯示，如果生育率繼續維持在1.8左右，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增長趨勢還會維持5年左右的時間。到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將增加到10.1億的高峰，其后將出現負增長，但在2028年之前，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仍將保持在70%以上。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的同時，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呈現減少趨勢。15-64歲人口會在2014年達到9.97億的峰值。因此，從勞動供給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延長退休年齡到65歲，中國勞動力供給最為豐富的時間還會維持5年左右的時間，之后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將不再增長，其規模會逐漸縮小。
（三）人口老齡化將給經濟增長帶來挑戰
人口老齡化加速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勞動參與率下降及其帶來的勞動供給減少，以及儲蓄率下降帶來的物質資本積累低增長，這些因素將共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在總要素生產率保持每年3%的增長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齡化將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間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比本世紀的頭十年下降2.4個百分點，本世紀中葉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到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中國如何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否通過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長期來看，今后提高人均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主要來自就業結構轉換、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齡化將帶來資產貶值和國際資本流動等金融挑戰
雖然退休人群的遺產動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拋售資產的動機，當進入退休高峰的人群開始兌現資產時，人口老齡化預示著更加動蕩的世界金融市場時代的到來。同時，發達國家的公共養老金在21世紀30年代將積欠足夠數額的赤字，以至于消費掉發達世界的儲蓄，債務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為退休保險金籌措資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嚴重破壞。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可能因為資本收益下降，而大規模流向人口年輕化的發展中國家，也可能引發全球資本流動的大規模變動和金融市場的巨幅動蕩。
中國資本市場需要穩定的機構投資者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日趨擴大，成為亞太地區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資本市場。大規模民營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業重組、科技產業的興起，特別是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大趨勢都有力地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高儲蓄率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計劃經濟制度遺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資本收益率卻始終保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隨著改革的深入，管理層和理論界都清醒地意識到：完善的資本市場對改善投資效率、提高生產率及維持經濟的繁榮至關重要。完善資本市場在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必將發揮更大的資本市場配置功能。完善資本市場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機構投資者比例。
歷史證明發展以證券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改善了資本市場的投資者結構，促進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推動了理財市場和各類理財產品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保障資金運作管理的市場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標的實現，推動了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和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機構投資者正面臨進一步發展的良好機遇，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國民財富的積累，為機構投資者帶來巨大發展空間。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需要機構投資者發揮更大作用，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進一步對外開放，將為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搭建更為廣闊的平臺。
但是，相對于海外成熟的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不僅機構投資者的比例不高，而且養老保險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對偏小。在歐洲股市里，養老基金占比達70%，而且歐洲國家性質的公共基金有稅收優惠；美國的養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國社保基金作為養老保險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取得了良好收益。據統計，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間，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資收益率為9.8%，遠高于同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和銀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實現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將為各方帶來好處的預期；特別是社保基金在資本市場成功投資的歷史，也增加了各界對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的期望。但是業界和理論界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資本市場一定能給養老保險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帶來穩定的收益嗎？
人口老齡化和資本市場的理論分析
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未來的資本市場問題，可以通過財富積累與消費的生命周期理論得到部分答案。該理論假定：個體在工作年限內儲蓄，目的是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積累的財富。進而可以推論：人口老齡化將會導致老年人大量銷售資產，進而使股票和債券資產的供給大于需求。一些學者因此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將會導致資本市場“崩盤”。另外有學者認為，由于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水平越來越高，國際資本流動將偏好流入老齡化問題不嚴重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本文試圖回顧經濟學和金融領域的理論文獻和實證研究，來評估上述假定的真實性和重要性。雖然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不是結論性的，而且關于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績效表現的影響的研究也沒有完全一致的發現；但仍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口老齡化將會影響資本市場的表現，但影響效果并不十分顯著。其原因可能是資本市場已經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信息，預期因素發揮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劇的和超出目前預期范圍內的人口變動，持續的人口老齡化只會對國際資本市場產生溫和、中性的影響。
Poterba（2001）提出了一個建立資本價格和人口年齡結構關系的模型。該模型假定存在“年輕”和“退休”兩類人群；年輕人群的數量為Ny，年輕人群在特定期間工作并獲得正常的工資收入，儲蓄率為s。資本的供給假定為K。而單位資本的價格p不斷調整，以滿足資本需求。
p*K=Ny*s
當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處于工作年齡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當生育高峰人群進入退休年齡時段，資產價格就會下跌。雖然模型得出的結論和一般的“崩盤”推測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該模型并沒有考慮若干重要條件：不同人群儲蓄率的差異，資本的供給率不是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齡化對資產收益率的負面影響等。
Abel（2001）提出了一個更復雜的理論框架，以解決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認為，即使老齡人口的資產需求不下降，資本供給的變化也會導致資本價格的下降。Abel構建的二代交疊模型包括了可變的資本供應和遺產動機變量；假定工作人群能從將資產遺傳給下一代而獲得效用；同時將資本供應和上一期的資本價格聯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著，在假設資本價格存在長期無條件的均值時，資本價格的動態行為遵循自回歸過程。這個模型預測，美國生育高峰一代進入工作年齡后，首先導致了資本價格的上漲，然后回歸到長期無條件均值附近。Abel進一步得出結論：即使引入資本供給變量，遺產動機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資本價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個復雜的世代交疊模型，這個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確定美國生育高峰一代對股票和債券收益率的定量影響。Brooks最重要的創新在于：假定這些隨著被研究對象人群的老齡化，他們可以將持有的股票資產轉換為債券；退休人群相對于工作年齡段的人群而言，面臨更多消費風險，所以退休人群更傾向于持有無風險資產。這個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進入退休年齡后，會將資本傳給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預測，資本-勞工比率將在2020年時高于長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資本收益率；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導致2000-2020年美國股票和債券的收益率下跌92個基點和82個基點。這個模型還預測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美國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資產收益率少100個基點。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個更復雜的代際交疊模型。該模型包括了資本供給、遺產、年輕和退休人員的贍養，以及由財政支持的社會保障系統等變量。他們指出，美國股票市場經歷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這三個牛熊交替的20年與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蕭條時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據這個模型，個體生命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個體都可以投資股票和債券以實現效用最大化。當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時，股票價格將會下降；相反，當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后，股票價格將會上漲兩倍以上；而隨后當較大人群進入退休年齡，需要將股票賣給較小人群，從而推低了股票價格。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偏好的世代效應”：就整個生命周期的消費流而言，較小人群會比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雖然在這個模型中引入遺產動機變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但沒有完全消除）當較大人群進入退休年齡后導致的股票價格下跌影響。他們還指出，相對于其它因變量，人口周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股票市場高峰和低谷之間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強調了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該模型模擬了在國際化背景下，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將導致資本收益率的平均化，從而緩解了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Brooks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儲蓄會超過投資，進而帶來資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會成為資本流出國，向人口年輕化國家輸出資本，以追求更高的資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齡化的開放經濟體的資本收益率不會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認為國際資本流動會減弱股票市場收益率下降的趨勢。他據此提出了“全球解決方案”：人口老齡化國家通過資本輸出以換取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Siegel利用聯合國的人口數據預測，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齡化國家的退休年齡只需稍微延遲兩年，就可以支持老齡化國家退休人員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沒有增長，將導致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延長到76歲。Siegel還提出了其他建議：比如提高征稅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建議還需要政治考量。這些發現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發現非常類似。
關于人口老齡化與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
許多探討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實證研究都是以美國數據為基礎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齡化國家面臨的大規模人口變遷的歷史數據，樣本數據充分性都還需要論證。
Poterba（2001，2004）的兩項實證研究探討了美國人口老齡化和美國股票、債券和國庫券之間的數量關系。研究使用了美聯儲的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數據，這個調查是定期對美國資產所有權的橫斷面調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歸模型，從而確定不同年齡和時代對資產持有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股票資產的持有確實展現了年齡模式。55-59歲美國人持有的權益資產達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歲時，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資產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歲，之后老齡人持有的金融資產幾乎沒有變化，一直保持穩定直到75歲以上。Poterba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當美國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齡時，不會急于出售金融資產。換句話說，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場崩盤的可能性。Poterba還在回歸模型中測試了人口統計變量和資本收益率變量之間的聯系。他使用了兩個資本收益指標：資產收益率R和價格紅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測試了幾個人口統計學變量：大于20歲的人口數量、40-64歲之間的的人口比例和兩者之間的比率。結果表明，沒有證據顯示大部分人口統計變量和資產收益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在公式（2）里，價格紅利比率只是與部分人口統計變量有關，但是當區分時間模式后，這些變量與價格紅利比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在統計學上的意義變得不顯著。Poterba使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國和加拿大的數據，結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從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數據推導出了影射（預計）的資產需求變量，將其作為資產匯報和價格紅利比率模型的解釋變量（自變量）。
（3）
（4）
結果也僅顯示了資產收益與影射（預計）資產需求的微弱關系。Poterba最終得出這樣的推論：因為退休人員不會變現和消費掉一生積累的財富；隨著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進入退休年齡，資產的價格不會顯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開展了另一項研究，他們構建了一個MY變量（將中年人群對年輕人群的比率作為測量人口結構的指標），然后將其與市盈率建立回歸模型：
（5）
利用美國市場的數據，這項研究發現：股票價格與MY比率存在正相關關系。他們因此預測，與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價格在2020年前將下跌。他們同時假定權益收益率受到資本損益的影響，而資本損益將受到股票價格的影響；將權益收益率與不同的MY比率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發現，差分化的MY比率與權益收益率正相關，能解釋14%的權益收益率的變異。而MY比率與權益的風險補償成負相關關系，與利率不存在相關關系。他們對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股票市場指數與MY比率進行了相關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雖然日本的數據表明了股票價格與MY比率的強正相關關系，而其它國家的數據只顯示了MY和股票價格的弱相關關系。即使在這個模型中引入移民變量，上述發現也是一致的。
總之，已有的證據顯示，隨著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進入退休年齡，且將資產銷售給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權益（股票）價格會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遺產動機能緩解這種影響，而國際資本流動會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的壓力。相關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國數據，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齡化與股票價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關關系。
結論
我國即將進入老齡化時代，養老基金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養老基金特別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壓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缺失是我國資本市場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資本市場需要像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這樣能緩和市場波動的投資者。但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數據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與股票價格及其收益率之間存在弱的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在資本市場投資，并不一定會給其帶來保值增值的預期效果。雖然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專業化的投資管理來確保養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據有效市場假定理論，從長期來看，任何一個投資者都不可能獲得高于市場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討論，筆者認為，管理層在作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決策前，需要做進一步廣泛的研究，并提出相關支持政策，才能確保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時，成為穩定資本市場的長期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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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方機構理財是繼金融機構之后開展的一種新型理財業務模式。由于傳統金融機構的理財業務過度追求自身盈利模式，因此，個人對遵從獨立原則的第三方機構理財業務有著較強的現實需求。第三方機構理財與金融機構的理財業務在服務理念上以及業務開展模式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差異，對客戶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但是在第三方機構理財業務推出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制約因素，這些需要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加以解決。
第三方理財機構是一個獨立的中介理財機構，它既不代表保險公司、基金公司或者銀行，也不代表消費者的利益，它嚴格地按照客戶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其自身財務狀況和理財的需求，通過科學的方式來分析其內在的理財目標，然后利用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金公司或者是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為其提供組合投資工具。因此，第三方理財業務的價值核心就是金融產品的交叉營銷。
一、第三方理財業務的現實需求分析
（一）個人可用于理財的財富數量不斷增加
近年來，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向好運行，個人手中累積的貨幣財富越來越多。截止到2007年3月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到176881.43億元。由于基于傳統中國文化及財富觀念導致個人儲蓄率逐年增高（我國國民儲蓄率2001至2005年間達到44%，居民戶儲蓄率達16%以上），再加上家庭發展因素的制約，如住房、子女教育、養老以及疾病等問題的內需成本持續走高，也使得居民個人消費被極大抑制。而從2005年以來，由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輕微的物價持續走高逐漸向通貨膨脹轉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現金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不斷增強。
（二）金融機構無法滿足個人理財的需求
從目前金融機構能夠提供的理財產品看，主要特點是金融產品簡單疊加而缺乏創新、產品重復率高。雖然各個金融機構的理財產品名稱不同，但其市值內涵基本相似，對于客戶而言，實際上沒有較多的選擇。因此，無法改變理財產品單一的困境。此外，理財門檻過高、手續繁雜也是制約金融機構開展個人理財業務的桎梏。
（三）金融市場對個人金融活動的開放度提高
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入，金融抑制現象逐步改變，體現在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對個人投資者的開放。2005年7月，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黃金交易正式向個人開放，個人投資者可通過特批的商業銀行作為平臺，直接參與國內黃金市場進行實物黃金投資；2007年2月開始實施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將個人持有外匯的額度從2006年剛剛放寬的2萬美元又擴大到了5萬美元，增加了個人的投資選擇；2007年5月11日，中國銀監會頒布了《關于調整商業銀行代客境外理財業務境外投資范圍的通知》。該通知取消了以前代客境外業務“不得直接投資于股票及其結構性產品”的限制性規定，它表明今后國內的個人投資者可以通過國內銀行的“代客境外理財業務”（QDII）投資紐約、倫敦等海外股市、基金，這就為國內現在相對封閉的個人投資市場打開了新途徑。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個人參與金融市場已經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在這種背景下，個人投資者對金融機構提出的投資預期收益不斷高漲，就給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產生了壓力。
（四）宏觀調控政策對個人金融活動的影響不斷增強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個人逐漸對金融市場產生更大的影響，構成了金融市場另一強大主體。例如，2003年末，滬深股市賬戶總數達到6981.23萬戶，2004年總數至7215.74萬戶，而截止到2007年5月末，滬深兩市賬戶總數已經突破1億大關，其中，2006年以來的新增開戶數超過2660萬。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個人投資者的針對性不斷加強，調控個人投資主體變得與機構投資者一樣重要，但個人投資者畢竟是市場中的弱勢群體，信息獲得和專業性反應都較差，因此，往往成為政策調控的犧牲品，這就促進了個人投資者尋求專業理財機構的需求。
二、第三方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理財業務的差異
（一）理財服務理念不同
第三方機構可以保證理財建議的公正性，能夠客觀地為客戶提供咨詢顧問和理財策劃服務。第三方機構的費用收取與客戶的最終收益率之間呈正相關。理財方案往往會涉及基金、保險、債券、信托、稅務等多項內容。第三方機構服務的出發點是站在客戶的角度，設身處地為客戶資產保值增值著想，考慮如何綜合運用這些金融產品為客戶獲取最大化的利益。它的理財顧問服務是從以產品為導向轉換為以服務（客戶）為導向的，并提供滿足客戶生命周期需求的全方位金融服務。另外，還注重長期穩定的客戶關系的建立。而金融機構的理財業務是建立在它自身金融產品的基礎上，并不是全部著眼于客戶的真正需求，其主要動機仍然是銷售金融產品或產品的組合而已。
（二）業務開展的獨立性不同
在金融機構開展的理財業務中，理財人員無法按照市場原則去為客戶量身定做適合的產品，因為在其內部對于產品的推銷策略是固定的模式，這樣做的目的是能夠保證金融機構的利益最大化，而非客戶。而第三方機構開展理財業務的最主要特征是具有較強的獨立性，第三方機構在為客戶作出理財規劃時，不受任何金融機構的干預和限制，它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和市場的變化作出合理的投資建議，面向所有的金融機構選擇真正符合客戶利益的金融產品。當然，理財規劃能否實現是受制于整個金融業的發展，而非某家金融機構。
（三）理財規劃范圍不同
第三方機構理財業務的理財手段更加豐富。由于受到分業經營的限制，傳統理財服務的理財手段比較單一。第三方理財機構則可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涵蓋的金融產品包括國內幾乎所有的金融產品，甚至還可根據客戶的具體情況投資海外市場。因此，這種業務范圍彌補了客戶在對金融機構的信息理解和利用中的不對稱和不平等地位，使客戶有效地規避風險，實現客戶理財愿望。
（四）業務開展模式不同
客戶首先選擇和聘用獨立理財顧問，在理財顧問的協助下，先分析自身的財務狀況，進而測試風險承受能力，在設定理財的目標后，選擇不同的理財組合和投資工具，實現理財目標。第三方理財機構發出的理財規劃書不具有強制作用，客戶可以根據自身需求來做出是否采用的判斷。
三、第三方理財業務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第三方理財只有在成熟的金融市場中才會出現，這是符合金融市場發展規律的。因為這些區域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雄厚的資產管理人才儲備、豐富的理財產品與極高的市場信譽等優勢，因此，理財服務得以在金融機構與第三方理財機構中廣泛存在。相比而言，目前我國發展第三方機構理財仍有很多的因素制約。
（一）法律保障缺失
我國對于金融機構理財業務的監管標準不統一，商業銀行有《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證券公司有《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行辦法》；基金公司有《關于基金公司開展委托理財業務辦法》；保險公司有《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管理暫行規定》；信托公司有《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業務管理辦法》，這些辦法一般都是行業主管部門制定，在稅收、利率（收益率）以及會計制度等多方面的規定各自為戰，造成金融機構競爭上的事實不平等，金融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亂。理財業務是近年來金融業的新興業務，尤其第三方理財業務更是其中的創新，因此更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環境來規范其發展，以保證各方參與者的利益。目前，與第三方理財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管理政策仍是空白，客戶迫切需要有相關法律保護其合法利益。第三方理財業務是將金融業的各種產品進行綜合運用，從而創造出較高效益。這種情況與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現狀是矛盾的，因此，如果缺乏針對性更強的法律法規的界定，第三方理財業務要取得快速發展將非常困難。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首先界定對應的監管機構，然后由監管機構協調其他業務監管部門共同制定法規，使第三方理財業務從開始就在規范下開展。（二）理財規劃師的培養滯后
從金融機構開展理財業務的優勢看，主要體現在理財隊伍更具專業性。而第三方理財業務的開展和延伸，需要的人才更具有復合性，因為理財產品涉及到銀行產品、信托產品、保險產品以及各種有價證券等投資等。這就要求理財規劃人員不但要對目前金融市場所有投資領域的理財產品十分熟悉，還要能夠根據客戶的具體情況做出合理的財務安排。但是目前我國金融行業內部的分業經營使得國內理財領域的多數專家僅具備單個領域的投資經驗，缺乏綜合理財的經驗和能力，這對第三方理財業務的發展將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培養復合型金融人才是第三方理財業務發展的基石。
（三）信用制度建設薄弱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已經習慣并認可了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并且建立了較強的信任感。第三方理財業務的開展必須要解決個人對于機構的信任問題，這就要求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個人理財業務是建立在個人與機構互相信任基礎上的金融活動，但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廣泛存在，第三方機構極易產生“道德風險”。健全的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道德風險”給客戶帶來大的理財損失。我國信用制度的建設剛剛起步，針對理財機構的信用制度建設還處在空白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第三方理財業務的整體發展。因此，金融監管部門必須建立信用信息平臺，推出信用缺失懲罰制度，從根本上保障個人利益，這也能夠促進理財業務的快速發展。
（四）金融機構的合謀排斥
第三方機構開展理財業務，從理論上看是獨立的業務處理，完全游離于各種金融機構的控制之外，為客戶制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財方案，但是金融機構利用自身的優勢，組建獨立的第三方理財機構，這將不可避免地和金融機構產生關聯交易，從而影響甚至損害客戶的利益。金融機構的第三方理財機構很可能建立聯盟，通過封鎖信息渠道等手段，對第三方機構進行合謀壓制，逼迫其退出理財市場，從而重新獲得理財業務的壟斷地位，客觀上造成客戶理財成本的提高。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三方理財與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及信托投資公司都有著本質差別，第三方理財業務的開展又無法離開各種金融機構業務的開展，二者之間又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互動發展是未來雙贏模式的基礎。因此，在鼓勵發展第三方理財業務的同時，一定要注意與上述公司之間的適度競爭，防止過度競爭帶來的風險轉移到客戶身上。
［關鍵詞］國有股轉持；社保基金；大小限；擴大消費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109-02
2009年6月19日,財政部、國資委、證監會和社保基金理事會聯合公告,在境內證券市場實施國有股轉持政策,轉持的國有股由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持有。據四部委聯合的《實施辦法》,股權分置改革新老劃斷后,凡在境內證券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含有國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均須按首次公開發行時實際發行股份數量即增量發行部分的10%,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國有股轉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這一辦法被業內人士稱為國有股轉持政策。本文重點分析轉持政策的正向效用。
1 國有股轉持的基本效用是提升社保基金實力
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條件,是社會保障制度得以建立的物質基礎,是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社保基金的籌集是社會保障基金運行的起點。財政資助、企業繳納、個人繳納、社會捐贈和基金運營增值是社會保障基金資金的五大來源。然而現階段,人口老齡化的加快、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轉型帶來的隱性債務、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及社會保障水平剛性增長等導致我國社會保障基金出現天量資金缺口。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產總額為5623億元,負債為492億元,基金凈資產為5130億元。而按國家的養老金制度設計,社保基金缺口在2008年年底至少是1萬億元以上,如加上社會統籌賬戶缺口,我國城市人口的公共養老金缺口至少在2萬億元以上。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最新估算,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國養老金“空賬”規模大約為1.3萬億元；2004年該數字為7400億元。而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單就社會保障基金中主要項目基本養老金一項,我國未來三四十年的資金缺口就高達9萬億元。
國有股轉持政策的出臺,其目的與減持政策一樣,在于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彌補資金缺口。首先看到的是,轉持政策提到的新老劃斷至桂林三金藥業IPO之間的符合條件的已上市公司,其應該把部分國有股轉持給社保基金。這部分公司有131家,涉及國有股東826家,應轉持股份約83.94億股,以境內證券市場15倍市盈率的股票平均中位值來計算,大約值為1000億元。雖然這1000億元相對數萬億元的歷史缺口有些杯水車薪,但國有股轉持的制度設計優化了社會保障基金的資金來源途徑,據有關專家測算,如果今后的含國有股的公司IPO能夠保持正常節奏,且這些企業的經營又基本良好,同時股票二級市場也能夠保持穩定,那么通過國有股轉持,未來社保基金將有一個良好的發展,再加上其他渠道的補充,其歷史欠賬會在幾年內得到解決。而且轉持政策給社保基金帶來了兩個想象空間：一是2006年6月19日以前的滬深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是否轉持；二是轉持比例會不會在現有基礎上有所增加。如果現轉持政策能夠順利推行、市場各方面反響良好的話,轉持的資金增量改革就有可能隨之推行,這又會給社保基金帶來實質性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2001年的國有股減持的動機也是為了支持社保基金,及早解決社保基金空賬運行問題。只是當時沒有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沒有良好的環境和制度作為依托,所以減持政策最終被叫停。
2 國有股轉持政策深化了國家財富與全民之間的機制
國有股是國家代“全民”所有的股份,其意味著中國公民對于國有企業都擁有一定份額的實質性所有權,只是在公司治理層面,需要借由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國企管理層來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從法理上講,全體民眾應該擁有部分自主處理自己所擁有的國有股權的權利,這其中就包括賣出、轉讓甚至贈與等。但因為目前諸多機制設置的原因,國有股與民眾中間隔了太多層級和距離,以至于真正作為國有股所有者的民眾很難直接從國有股的諸多操作中獲取實際財產性收益。
轉變這一局面的關鍵在于減少民眾與國有股之間的距離,通過相關國家制度的設定讓民眾直接高效地享受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屬性所帶來的經濟價值。社保作為全民性的社會保障的提供者,剛好可以與“全民所享”這一屬性對接。通過將國有股轉由社保基金持有,實質是讓民眾的整體社保賬戶得到提升,進而讓民眾得到普遍性收益。唯一必須確定的是,既然國有股具有“全民所有”屬性,那社保也應該進行實質性的、非區分性的全民覆蓋,超越地域、戶籍等限制,真正做到全民平等。現實中城鄉二元結構和區域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使農民和經濟落后地區的民眾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處于相對弱勢地位,這與國有股本身的全民屬性和社會保障的全民平等法理相悖,極易造成新的不平等,所以社會保障制度本身的改革也要深化。
3 國有股轉持的實質意義在于擴大消費對增長的貢獻
2009年是全球經濟危機后各經濟體力求經濟復蘇的第一年,我國為“保增長”和“保八”采用了加大政府投資和雙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因為需求“三駕馬車”中的消費不旺、出口衰退已成事實,只有“城鎮化”理論大旗下的投資才有可能實現既定經濟目標。可投資過多會不會造成新的產能過剩，理論界眾說紛紜。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來實現經濟增長卻是國人共識。如何拉動內需？如何刺激消費？如何使龐大的居民儲蓄變成現實購買力？可以說,最終消費率的長期過低,國內民眾的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痼疾”。據統計,我國2009年上半年經濟增長7%左右,而投資貢獻率高達9成；1993―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為59%左右,而同期相比，世界為78%左右。不難看出,我國的消費顯然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的消費率絕大多數年份穩定在77%左右。
我國消費率低除了因為傳統保守的消費觀念和崇尚儲蓄的文化理念,更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保制度的缺失,資金缺口的存在,使得老百姓失業、養老、醫療、教育及預期收入等產生憂慮,因而對未來生活的保障信心不足,對當前消費產生“后顧之憂”。對普通百姓而言,轉持表明多年來名義上由全民所有的國企資產,現在可以用到他們最需要的社保中來了。如果轉持的資產足夠多,那些一直名義上與其他人平等地享有這些資產,但長期以來實際上可能與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弱勢人群,在有病就醫、老有所養、失業無收入時維持生計等問題上有了更多的希望。弱勢人群社保體系的建立完善,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他們將不多的收入儲蓄起來,以應付孩子上學、生病就醫、自我養老的狀況。這部分開支由社保承擔起來后,他們會將有限收入中的更多部分用于家庭當前的消費,從而儲蓄率和投資率雙雙下降。從宏觀經濟角度看,經濟增長中消費增長的貢獻率會逐漸增加,這對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意義重大。
4 國有股轉持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改制成國有公司后,暴露出許多治理結構上的嚴重問題,主要體現在國有股之持股主體虛位的性質和“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兩個方面。國有股轉持政策出臺前,上市公司的國有控股股東為了維護控股地位和應對市值考核的需要,一般不會主動減持股權。綜合近10年學術界的實證研究,國有股“一股獨大”對于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弊大于利。但是,當部分國有股被轉持劃歸社保基金所有以后,情況就大不相同。社保基金在本質上是這些股票的財務投資者,如果公司經營得好,它會長期持有,一旦經營不好,只要不是處于限售狀態,就會進行減持。這樣,減持會弱化國有股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客觀上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壓力。特別是社保基金所特有的追求穩定收益的特征,表現在其管理行為上,會對公司提出更多的穩健發展的要求,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公司的經營行為。國有股轉持政策的實施,將改變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從而不斷完善國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
5 延長部分“大小限”的鎖定期,緩解市場減持壓力
轉由社保基金會持有的境內上市公司國有股,社保基金會繼續履行原有國有股東的禁售期義務,對股權分置改革新老劃斷到本辦法頒布前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社保基金會在承繼原有國有股東的法定和自愿承諾的基礎上,再將禁售期延長3年。這一項三年的延長期規定,緩解了市場減持壓力,有利于穩定股票價格。同時,通過國有股轉社保基金,強制延長這部分“大小非”即“大小限”的鎖定期,可以迫使社保基金進行“長期投資”,抑制社保基金的“投機”沖動,從而有利于中國股市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要采取多種方式充實社保基金,加強基金管理,實現保值增值”。不容置疑,國有股轉持政策正是支持社保基金發展、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多贏之舉,必將改善我國股市投資群體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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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個人理財 保值增值 商業銀行
一、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推出的背景
個人理財業務，是指金融機構以特定的客戶為服務對象,通過對客戶的個人資產分配狀況和風險承受能力進行綜合分析,幫助客戶確定階段性生活和投資目標,并利用其在金融咨詢、投資理財、服務網絡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建議和幫助客戶及時調整資產配置與投資品種,實現個人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并從中收取相應費用的一項中間業務。理財業務在中國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它產生的背景條件是：
（一）從消費者來看，是人們對自己財產有保值增值的愿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得中國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增長，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中國人變得越來越富有，但是面對中國經濟收入水平的增長，人們的消費水平并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大幅度上漲，從0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變化除了2010年2月份有了一個大幅度的上漲以外，其他時間都是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如圖），這說明中國的儲蓄水平依然很高。
我國的居民儲蓄率在20世紀70年代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在2005年我國居民的儲蓄高達51%，隨著經濟形式的變化，3月CPI5.4%，超越去年11月5.1%的高點創出32個月以來的新高，面對如此高的通貨膨脹率，把錢存在銀行正在縮水，因此消費者在積極地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做到是自己的資產保值增值。但是由于投資者個人知識，時間，精力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他們無法自己來理財，這時候投資者就迫切的希望有個專門的機構來幫助自己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同時也由于中國的醫療、教育、養老等體制改革也激發了居民的理財需求，由此可見，我國個人理財服務的前景廣闊，潛在市場巨大。
（二）從銀行方面來看，有利于增加其利潤來源，提高銀行的競爭力，推動商業銀行向綜合化方向發展
目前我國銀行業面臨的形勢較為嚴峻，競爭壓力增大，一方面由于銀行傳統的信貸業務的發展受到了規模限制，雖然銀行可以在中央銀行決定的利率水平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一定的浮動，但是為了吸引客戶，他們不會把利率偏離的太遠，因此依靠存貸差來獲取經濟利益遠遠達不到銀行的發展所需，同時銀行擔心出現不良貸款而惜貸，優質客戶要求銀行下浮貸款利率等不利因素，使得銀行傳統存貸業務帶來的利潤更加單薄。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后,大批外資銀行的涌入進一步加劇了國內銀行業的競爭局面,為了在競爭中生存與發展，國內商業銀行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擴大商業銀行的業務經營范圍，改善銀行的資產、客戶和收益結構。它們開始注意到:在國外發達國家,外資銀行的個人理財業務非常成熟,業務幾乎深入到每一個家庭,并且個人理財業務也給銀行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而目前國內個人理財業務市場剛剛起步,需求增長旺盛,極具發展潛力,因此被各家商業銀行普遍看好。
在以上兩方面的作用下，理財業務順應潮流的誕生了。
二、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理財業務在各家商業銀行雨后春筍般的開始了，近幾年的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一）國內各家商業銀行對理財業務的初步嘗試
因為理財市場存在著如此巨大的需求，各家商業銀行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獲取理財業務的收益，紛紛開始了理財業務的嘗試。國內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業務只是近幾年的事，大致的發展歷程是： 1996年，中信實業銀行廣州分行率先在國內銀行界成立私人銀行部，客戶只要在該部保持最低10萬元存款就能享受多種財務咨詢服務；1997年，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向社會推出包含理財咨詢設計、存單質押貸款、外匯買賣、單證保管、存款證明等12項內容的理財系列服務；2000年，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推出以員工名字命名的“個人理財工作室”；2002年底，招商銀行面向全國推出“金葵花”理財，為高端個人客戶提供高品質、個性化的綜合理財服務，內容包括“一對一”理財顧問服務、易貸通、投資通、居家樂理財規劃等服務內容。
（二）2003年被稱為“理財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03年可以稱之為“理財年”，在短短的一年內，各家商業銀行紛紛積極推行品牌化戰略，加大了對理財產品的開發，多種理財品牌紛紛登場亮相。自招商銀行推出了“金葵花”理財品牌之后，工行推出了“理財金賬戶”，建行推出了“樂當家”，農行推出了“金鑰匙”，交行推出了“圓夢園”，民生推出了“非凡理財”，廣發推出了“真情理財”。同時各家銀行也有過去的那種局部化、分散式的營銷方式，開始向整體化、精心包裝、統一營銷的方式轉變。開發了各種體現本銀行的特色和競爭力的專屬理財產品，而且也加大了在延伸服務、附加服務、售后服務等方面的努力；各種市場推廣活動也是多種多樣，盡顯銀行特色。
（三）個人理財業務高速發展階段，產品種類急劇增長
近幾年我國商業銀行的個人理財中，隨著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影響，外匯理財產品市場占理財的比值不斷增加，特別是2007年2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對結匯和購匯的限額規定為五萬美元，這就有利于鼓勵個人進行外匯投資理財，這就推動了外匯理財業務的不斷發展，同時銀行也出現了很多的人民幣掛鉤型理財產品，股票掛鉤型理財產品，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QDII產品，FOF產品。其中這些產品中的一些中短期產品比較符合客戶的需求，因此特別受市場的歡迎。隨著社會的發展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會向更高一層次邁進。隨著銀行理財團隊的專業人員的知識積累的不斷增加，還有銀行逐步完善理財產品的努力，相信理財產品在中國會逐步走向成熟的。
三、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存在的問題
雖然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畢竟這是一個新興的市場，我國商業銀行目前給客戶提供的投資理財服務無論從規模上，營銷上，還是從內容上,都不能與外資銀行相抗衡,個人理財理念及業務發展仍存在不少問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一）金融業的分業經營現狀，制約了個人理財業務的發展的空間
由于目前國內金融業尚處于分業經營階段，銀行、證券、保險三個市場相互分裂，我國的《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只能分業經營，銀行不能經營保險證券的業務。同時法律還規定了銀行不能代客理財，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個人理財業務的發展空間。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的個性化服務只能停留在較低的層面操作，銀行無法利用證券保險這兩個市場實現增值，商業銀行不能涉足證券、保險、基金業務，只能代銷基金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的產品，因此對產品的適用性無能為力，因此我國銀行的個人理財業務，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咨詢、建議或投資方案設計等層面上。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是建立在運用客戶資料庫分析系統的基礎上的，但是由于分業經營使得商業銀行與保險、證券公司之間的有關客戶信息資料庫還不能相互形成共享，有時還產生相對封鎖，客觀上造成了客戶信息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個人理財業務的縱向發展。
（二）商業銀行缺乏復合型的個人理財人員及設計產品缺乏創新、產品單一
由于理財業務是一項綜合性的業務。理財人員要根據客戶的具體情況建議合適的理財產品，同時要設計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理財產品，因此對理財人員的要求很高。理財人員不僅要了解銀行傳統存貸業務的內容，還要了解法律、稅收、財務、會計、保險，證券及衍生品的操作過程及風險防范等方面的理論知識跟實際操作，但是遺憾的是，一方面我國的銀行理財業務大多數是從銀行自身的產品推銷開始，因此理財人員也是大部分從銀行的工作人員中分配出來的一部分人員，他們沒有經過正規的培訓考試，并且由于他們只是對銀行的業務相對熟悉，因此設計的產品大部分都是以結算類為主，而且國內銀行的理財產品大部分都是卡通，銀證通等服務產品，同質性很強，缺乏本行的創新產品。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的分業經營，使得精通財務、會計、保險、證券、銀行的綜合性人才很少。同時商業銀行對客戶經理及理財人員的考核標準還是建立在傳統的完成多少存款任務的基礎上，他們不承擔收集，分析及管理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的職責，因此對市場趨勢和客戶需求缺乏深入的了解，對產品設計的思路及產品存在的風險缺乏全面的認識與了解，因此對金融理財產品的設計方面就存在盲目性。
（三）缺乏相對獨立的健全的一個業務運作系統
理財體現的是對一些迫切需要保值增值自己資產的人提供一種具體可行的方法，體現的是以客戶為中心，在理財業務中，客戶往往希望銀行能提供一種一站式的服務的新型服務業務，要想滿足客戶的這種需求，理財部門必須要依賴于前后臺業務的整合，從客戶的風險分析、理財建議到具體操作實施都要銜接起來，讓客戶能省時省力的保值增值自己的資產。但是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的組織機構設置中，這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理財業務涉及到資產、負債及銀行的中間業務，但是上述業務又是由銀行的多個部門來管理，導致前臺業務條塊分割。個人理財業務沒有能夠形成相對獨立的業務系統，使商業銀行無法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沒能發揮出金融理財業務的最大優勢。
（四）個人理財業務進入門檻太高
個人理財業務都是定位于少數高端優質客戶，但是在中國高收入的人只占總人口的5%，95%的人還是一般收入水平，服務門檻過高，而滿足這個條件的客戶又相當有限，因此造成客源稀少，如外資銀行一般“門檻”在5萬美元以上,國內銀行的很多理財產品一般“門檻”在5萬元以上。比如說像建行的“樂當家”它也要求你要在建設銀行存款要達到20萬到50萬元，同時每年的消費額也要達到一定的數額。北京、上海地區銀行的個人理財中心的門檻由20萬元到100萬元不等，行業平均水平也在30萬元左右，這種高門檻是一些有理財需求但是資金不足的居民望而卻步，但是普通客戶比“富人”更需要個人理財，他們往往有明確的理財目標，但缺乏投資技巧，更需要理財師幫助建立切實可行的健康理財計劃。
四、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對策
針對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為了使銀行充分發揮這個新興產品的競爭優勢，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優化：
（一）完善政策法規，充分利用保險、證券的客戶信息，擴大客戶群
針對國家的分業經營法律法規，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各司其職，這樣就容易造成三個部門的資源不能充分利用，雖然我國分業經營是考慮了風險監管的復雜性，而且由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及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才決定實行分業經營，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幾年中行要與光大銀行合并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可能是混業經營的前兆、序幕，因此混業經營應該是中國以后的一個發展趨勢。為了讓這個趨勢快點到來，我國的政策法規應該先要各個部門加強自身的風險管理。提出防范風險的具體措施，循序漸漸的走向混業經營。同時要充分利用保險證券的客戶信息，而且要盡快的建立個人誠信檔案，根據客戶的誠信情況把客戶分為普通客戶和優質客戶，也可以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客戶，根據客戶的具體情況來區別對待，提供適合客戶的理財產品，這樣可以降低風險，有的放矢，更好地為客戶及銀行的競爭力服務。同時也要完善銀行交易合同的內容，避免在法律上存在缺陷或不完善導致無法履行，引起法律糾紛，給銀行造成損失。同時要使理財產品的合同簡單明了，客戶能夠理解，不要用太強的專業術語，語句內容要合理，不要存在歧義。
（二）加強理財人員的綜合素質，設計出各自銀行的品牌產品，從大眾化服務向個性化服務轉變，加強銀行的競爭力
由于理財是一個新興的，還不是很完善的行業，因此各方面的規章制度建立的還不是很健全，因此商業銀行要在人員選拔、業務培訓、實際操作訓練等方面狠下工夫，同時要借鑒國外一些比較成熟的考試方式與理念，同時也要借鑒我國的一些比如培訓注冊會計師、保險經紀人等專業人員的成熟經驗，制定一套專門考核理財人員的機構及考試內容，形成一種正規的選拔渠道。要努力把他們培養成對銀行證券保險基金黃金外匯房地產及衍生品非常的熟悉，不僅熟悉他們的操作過程，定價過程，還要非常熟悉他們的風險，根據這些知識設計出復合型的理財產品，形成銀行的品牌，打響銀行的知名度，更好地為銀行的競爭力服務、同時還要求理財人員有很好的營銷技巧，了解客戶的心理，能準確的判斷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針對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客戶提供合適的理財方案。因此要培養一個綜合素質很高的理財人員還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并且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但是為了銀行以后更好的發展，這些都是必須要做的。
同時銀行提供的理財服務還是停留在千人一面，人人皆可的、無差別、無個性化的服務上，因此商業銀行應該針對特定的客戶，特定的市場，根據他們的理財目標制定切合實際的理財產品。針對優質客戶發展“一對一”的專門服務，從大眾化向個性化轉變，體現銀行的特色，極力的營銷銀行的特色，這樣才可以更好地為銀行的發展服務，提高銀行的收益和競爭力。
（三）要加強銀行內部資源的整合，建立一個一站式服務系統，同時要適當降低個人理財業務的服務門檻
由于我國的理財業務是一個新興的部門，在銀行內部涉及儲蓄、貸款、代銷基金、代辦保險、個人外匯買賣、信用卡、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多個部門。因此銀行為了提高效率，增加競爭力，更好地為客戶保值增值資產，有必要建立一個個性化、一站式的理財服務，這樣就必須要調整銀行的內部部門的設置，整合個人金融業務資源同時要加強與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等相關公司的橫向聯合，加強機構之間的合作，更好地為客戶服務。同時要降低銀行的服務門檻，這樣就會有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理財的隊伍行列中來，這樣有助于擴大銀行的知名度跟客戶的認知度，對銀行的將來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動力，提供理財產品先從不收費開始，等銀行的知名度打出后，再向收費過渡。同時要降低銀行理財產品的進入門檻，使大量的普通客戶也能加入到理財行業，其實這些客戶也許以后就能發展成優質客戶，為銀行將來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四）理財方案的設計過程要嚴謹
當一個理財規劃師拿到一個理財案例時，要充分的分析這個家庭的資產情況及各個資產占的比例。這樣才能分析出一個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及資產的配置是否合理，才開始決定是否對這個客戶進行理財規劃。如果決定進行理財規劃，先看一下客戶要求的理財目標，理財規劃師要根據客戶的要求充分的考慮各種可能影響客戶將來收益的風險狀況，根據這些情況進行合理的假定，給客戶制定一個詳細的理財方案，實現每一個理財目標。在制定完成理財方案以后理財規劃師要進行可行性測試，同時要對理財規劃后的資產與規劃前的資產進行比較，看看是否真的改善了客戶的資產情況，最后當然定期的對客戶的資產情況根據經濟形式的變化進行定期回訪，如有必要還要進行一個重新的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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