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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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學 理論課程 心理特點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專業課的學習，最難的內容是相關理論的學習。沒有理論的構架和積淀，相應的專業實踐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系統的理論學習課程，是大學中每個專業課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會學學科成立以來，出現了很多的理論流派，大師級人物的閃耀的思想不僅照亮了社會學前進的道路，也成為整個文科的發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學生通過系統的學習，在腦海中構建起社會學專業的理論框架，對其之后的具體專業學習和實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理論學習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論講授內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靈活性，理論課的學習內容一直是學生認為最枯燥的、最容易產生抵觸心理的。學生上課沒有積極性、老師講授沒有動力，成為理論學習現狀的真實寫照。
1 社會學專業理論課程安排的現狀
現階段，社會學專業的理論課，大致有社會學原理、中（西方）社會思想史、西方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名著選讀等課程，其中課程的具體命名會有所差異。
社會學原理（或稱社會學概論）是社會學專業課程中的重要課程，它作為社會學的入門課程，是對整個專業知識的系統梳理，內容涉及廣泛但是相對淺顯，涉及到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對整個社會學的專業知識框架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因此，能否學好這門課程對以后的專業知識的學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這門課程安排在大一期間。
其他幾門課程，分別涉及到專業知識的歷史發展的沿革、理論流派的傳承以及相應經典專著的閱讀，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系統學習和進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掌握了這些知識，就能較為全面掌握社會學理論知識，為后面的實際的專業運用起到具體的指導作用。沒有理論知識的掌握，就沒有社會學專業的實際田野調查和應用。對專業知識的學習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學習了概論之后，需要系統梳理社會學理論流派的發展，進而了解整個學科理論的歷史發展過程，其中輔以相關大師級人物經典著作的研讀，才能到達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要求。因此，現階段這幾門理論課程的安排，參差不齊，基本上處于大二至大三這四個學期之中。
此外，理論知識的講授并不是僅僅出現在上述幾門單純的理論課程，在各個具體的專業課程的教學計劃中，會有一些和本課程相關的理論知識的提及和具體應用，因此，專業課程會以“知識點”的形式零星地體現理論課程的“知識面”，在具體的講授內容上會有理論“點”重復的現象，這是在具體的教學中常見的現象。
2 大學生各學年的心理特點
大學四年，能夠真正讓大學生安心學習、學到實用的知識的具體時間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與適應
大一剛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適應的心理。一方面，要適應從高中階段向大學階段的學習方式的過渡，適應遠離家鄉獨自住校的生活過渡；另一方面，是對新的相對自由的大學學習、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調整。這需要大學生拿出一定的時間來完成，大一的第一學期甚至整個大一就首當其沖。
這一時期，大學生剛從高中的填鴨式教育中走出來，在學習上還保留著高中的學習方法，血液中還有高考奮斗的激情，在大學的學習中自然地會將過去的學習激情和學習方法帶入。學習激情與好奇結合，是新生顯著的心理特點，容易使大學生對自己的專業產生學習興趣，也能促使其對高中的學習方法的反思。學習氛圍，過去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緊張艱苦，現在轉變成為很寬松、充分自由的；課堂上，不用再預習、復習，不再是“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而是“60分萬歲”。高中的學習方法已經不能適應大學的學習。
這個時期，大學生的重心從學習轉移到了各種的大學社團活動與集體活動，容易造成對專業課程的輕視，但是憑借學習激情的慣性，有些新生已經開始反思具體學習方法的改變。
2.2 大二：迷惘
大二這一學年，大學生進入了一個充滿迷惘和困惑的階段：對大學學習的迷惘、對課外活動的重新反思、對自己未來的迷惘……
這一時期，學習目的不明確。過去是一切只為高考的明確的目標，有家庭、社會交付給他們的明確的學習目的。現在考上大學的階段目標已經完成，那進入大學之后的學習目的又該是什么吶？
學習方式有待變化。過去是被動學習、填鴨式的高考教育，現在大學中一切寬松的學習環境為大學生提供了主動學習的良好氛圍，如何才能轉變成為主動的學習，這就需要找到和過去不同的學習方式和學習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經過了前兩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學生進入大三之后，對于大學生活和學習已經較為適應，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對于社會和未來開始有了一些認識和看法。相對來說，這個時期的大學生的思維較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對社會日益激烈的就業形式，“畢業就失業”、“學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輿論甚囂塵上，在校大學生開始明顯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壓力。
這個時期，大學生開始對未來的職業有了一定的規劃，開始利用課余時間甚至翹課來進行自己的規劃，對專業課程的重視度明顯下降。同時，運用還不怎么成熟的學習方法去自學其他的知識，顯然是事倍功半，達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針對性地課程設置與教學
3.1 課程設置
專業課程的整體安排。大四學年，是大學生四年大學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總結，大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找工作、撰寫畢業論文，是對之前三年專業課程學習效果的一次實戰檢驗。畢業論文的撰寫，除了要應用社會學中的統計方法，還需要有相應的具體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實例的相結合。因此，這一學年一般不用安排專業課程的學習，充其量有幾門關于就業技巧的課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個學期。
理論課程的安排。鑒于從大三開始，大學生需要使用在前兩年習得的新的學習方法來規劃自己的未來職業，難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熱情來學習枯燥的理論知識，因此大三學年的主要教學目標在于社會學各個分科社會學的學習。這些社會學分科課程（比如家庭社會學、人口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等），內容比較貼近生活，教學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樣化，以靈活的方式引起學生對專業課程學習的興趣，也是社會學具體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最好運用。
社會學主要理論的學習應該集中于大一大二兩年。這兩年是大學生進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學習方式的主要時間。在保持高中學習的激情的同時，探索如何由被動學習轉向主動的學習，提高學習的效率，增強理論修養，為之后專業學科上認知的進一步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
3.2 教師的講授策略
社會學的整體課程，雖然由不同的教師來承擔不同課程的講授，但是應該遵循社會學學科的教學目標，在教學中有效地進行溝通和相互借鑒，將專業知識的傳授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有效整體。
社會學概論的課程作為整個社會學專業的入門課程，要給學生一個清晰的學科內容和發展的框架脈絡。在此基礎上，將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論學派按照時間的順序將框架中相應部分充實起來。大學的課堂教育一直崇尚學生主動自主的學習，雖然現有的中國教育資源不能達到西方教育那種寬松的課堂形式，但是教師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達到課堂的活躍。理論知識的內容很是枯燥，可以將學派人物的一些軼事、趣事作為引起學生興趣的調味品來活躍氣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礎上引出其闡述的特定理論，這樣可以適當的增加趣味性。同時，理論課程的講授要注意理論演進的歷史發展和傳承關系，注重其理論的整體性和全面性，并重點突出其對實地調查的應用性，借以擴大理論知識的“面”。
其他專業課程，在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點”的時候，由于之前的理論教學已經涉及到了這部分內容，就可以采用較為靈活的不同形式來教學：比如學生主講、教師評價的鞏固以往知識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組討論的方式，鼓勵學生在已有的知識的基礎之上能夠闡發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種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學生對已有知識的活學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論文答辯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學生在課程論文上的抄襲行為；比如采用舞臺劇的形式，讓學生將社會工作的調解行為通過實際的案例表演出來，不僅使學生運用了相關理論，而且為之后的工作進行了提前的演練。
3.3 學生的學習
大學生通過幾年的大學學習，主要是為了建立適合自己的有效的學習方式，這是會終身受益的。如何達到學生主動的、有針對性的高效學習，需要大學生有意識進行自我培養。
專業知識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學生要用發展的、創新的眼光來看待理論知識的發展。社會學是一門實證為基本取向的社會科學。離開了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就不可能達到社會學專業的教學任務。
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直接影響著學生對社會學專業知識的吸收。面對內容龐大卻瑣碎的理論知識，學生需要主動地去理解并吸收相關的知識，而不是略帶無奈地為了學分而學。教師改進教學方式的同時，學生也要發揮積極性，課下研讀經典專著，用新時代的新眼光發展地了解這些理論的現實意義，賦予更多的新時代的氣息，用相關理論、視角分析各種當今的熱點問題、社會現象。一旦找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契合點，就更容易找到大學生學習興趣的切入點。
4 結語
18世紀中葉在英國興起的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它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都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帶來了轉型性的變化。對英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引發的對英國工業革命以及與英國工業革命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已然成為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環境學甚至生物學等學科所關注的主要對象,成為學者們始終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對休閑生活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國外的研究看,據筆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起步較早。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包括休閑生活在內的社會生活各領域的轉型性變化十分明顯。與此同時,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新史學,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成長壯大并與傳統史學抗衡,最終贏得了主流史學的統治地位,開始進入到了迅猛發展的時期。其間,研究領域、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表達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便成為對休閑生活的關注與研究應運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較早對英國休閑生活進行系統研究的當為B.S.朗特利和G.R.拉夫爾合著的《英國人的生活與休閑·社會研究》一書。同時,皮特·昆萊爾主編的《英國生活》叢書、E.P.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3]和布賴耶·哈里森等學者的相關著述等。大致看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既有側重于英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娛樂、消遣和游戲等休閑生活的簡單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積極引進其他學科研究方法進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同期西方新史學關注處于社會底層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傾向基本一致,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明顯呈現出側重于經濟一社會史和民眾休閑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有探討19世紀30-80年代清教主義對休閑生活影響的皮特·伯利‘引;有對休閑生活商業化進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對運動休閑研究的H.A.哈里森;有對民眾休閑生活問題的研究;還出現了一些零星的關于工業化進程對休閑生活影響的分析,如阿薩·勃里格斯、R.W.馬爾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關于休閑理念變化的研究。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一方面是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物質生活的豐富,但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加,自我釋放的休閑理念應運而生。于是人們在注重創造財富的能力的同時,也把休閑視為釋放壓力、交往、溝通乃至創造財富的一種方式而予以重視。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出現了深入與角度多樣的趨勢。有影響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編的《英格蘭的民眾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鐸王朝時期英格蘭的娛樂與休閑》和德國學者里夏德·范迪爾門所著的《歐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來休閑時間、休閑方式和休閑觀念的變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重大事件對休閑生活的影響;近代以來休閑的商業化程度、原因、影響和趨勢;工業革命、技術進步對休閑的影響;近代以來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休閑生活;不同休閑形式的發展與變遷;各種休閑生活的職業化;政府在休閑生活轉變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閑娛樂等等。上個世紀90年代末,西方學者對休閑史的研究還呈現出了西方新史學或后現代史學的一些特征。如,主張放棄對歷史變化做“概括性的敘述”“把高質量的學術研究與普通讀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結合”等。
可見,西方學者起步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不僅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領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漸為學術界主流所認可,向深度和廣度擴展,研究成果日益豐富。
從國內的研究看,筆者以為休閑生活真正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是在20世紀90年代[12]。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人們的日常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休閑逐漸發展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益高漲的休閑消費需求刺激下,我國的新型休閑產業蓬勃發展。于是,關于休閑理論、休閑史和休閑指導等相關研究逐漸引起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的關注。相關研究成果逐漸面世。如,在社會科學領域“閑暇社會學”開始興起,主要著述有樓嘉軍的《休閑新論》、陳琰的《閑暇是金——休閑美學談》和馬惠娣的《休閑: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等。從已公開發表的論文看,改革開放至上世紀80年代末,還較少有關于休閑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個世紀90年代,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一般來說，音樂社會學的研究課題總是離不開音樂家、作曲家（音樂人）、音樂作品（藝術作品）、聽眾與社會間的相互關系（見下圖）。以下我們將列舉幾個具體的問題來加以說明。
（一）音樂社會學對音樂傳播的外部環境及受眾的研究
1、社會與傳播媒體
在有聲的世界里，我們可以研究的課題包括噪聲污染問題、噪聲污染環境中音樂的參與程度問題、噪聲對人類生理、心理所造成的傷害問題等。又如，音樂如何幫助醫學界進行治療或其他工作，幾年前，美國醫學界讓音樂進入手術室，以化解和減輕手術房內的緊張氣氛。把音樂當做心理治療，甚至生理治療的一個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聞。近年來則將它歸屬于音樂治療的研究范圍。有關傳媒方面，除了對傳播媒體發展的研究外，還可以從傳播媒體的經營模式談起，通過它，社會各階層的人隨時隨地可以接觸到不同的音樂。傳播媒體如何影響、改變人（聽眾）的生活，它對作曲家有何影響，它又如何改變人（聽眾）聽的習性，如廣告音樂的研究與探討等，都屬于這方面的重要課題。
2、工作與休閑活動
這里的休閑活動當然指的是與音樂有關的接觸，其中工作性質與休閑時所接觸音樂類別的探討，就是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據音樂社會學家研究結果顯示，流行音樂之所以會流行，與大多數人單調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密切相關，現代社會工業生產線上分工極細的生產結構，是單調流行音樂廣受喜愛的主要原因。當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對單調的工作環境都有同樣的反應，另外有一種反應，就是對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1964年，英國新聞媒體出現的字眼“披頭熱”（Beatlemania），就是形容當時英國年輕人在披頭士演唱會上的瘋狂行為，它暗示著英國年輕人對當時社會不滿的一種反抗心理。
3、公共機關與社會階層
這里的公共機關是指音樂演奏廳、歌劇院、演唱場所等。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包括：歌劇院、演奏廳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歌劇院（如國家歌劇院）硬件規劃研究，文化中心音樂活動軟件（節目）規劃研究等。與社會階層有關的研究問題，如對歌劇院、演奏廳的觀眾、聽眾加以研究調查，亦與其他類型觀眾、聽眾作比較分析。集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社會學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國音樂學者阿多諾曾根據德國聽眾的個人背景、反應與聽音樂的態度，將它們分為八種類型①（音樂社會學導論）：
專家型：這類聽眾對他們所聽到的曲目，都可以用專業的知識加以分析、判斷，他們是屬于完全能自覺的聽眾。
好聽眾型：這類聽眾對他們要聽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們，但沒有專家型聽眾的專業知識。就如同一般人說母語的情況類似，使用母語說話易如反掌，但若要說明母語的文法與句子結構時一定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使用時不是完全自覺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覺的，這一類音樂聽眾與音樂的關系就是如此。
有教養的聽眾或有教養的音樂消費者：這類聽眾喜歡聽很多音樂，甚至可以無止境地聽。他們對音樂家、詮釋者、音樂曲目都會主動地進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錄音帶。他們把音樂當成一種精神文明的產物，而且非常尊重它。這種類型的音樂聽眾往往會把聽音樂、了解音樂、收集音樂作為他們社會地位的一種標志，認為是他們的一種義務，從而顯示出故弄風雅、庸俗的形態。
感性的聽眾：該類型聽眾與音樂的關系不像上一種文化消費者那么生硬。不過，音樂變成他們生活中的避風港、欲望的發泄與非理產生的來源。阿多諾認為，這類聽眾尤其喜好強調感情的音樂，如俄國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滿挑剔的聽眾：這類聽眾屬于西方音樂史上巴洛克時期音樂巨人巴赫音樂的熱愛者。他們對現今社會音樂生活非常不滿，認為它很虛偽，對這種不滿環境的反應，就是消極地在前人音樂里找慰藉，而他們所強調的，正是對前人音樂作品忠實的詮釋態度。
爵士樂專家與爵士樂狂：這兩者是很難劃分的。該類型的音樂聽眾，有如爵士樂的基本特色“即興”一般，喜好自主自發性，與“不滿的聽眾”同樣排斥社會上以古典浪漫為音樂理想的趨勢。
把音樂當成消費的聽眾：該類型的聽眾在所有類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們的產生與“文化工業”現象息息相關。由于缺乏音樂的專業知識，他們通常只是文化消費者，音樂對他們除了當成興奮劑外，是不具備任何意義的。
無所謂、非音樂與反音樂聽眾：據阿多諾解釋，此類型的聽眾所以會有聽音樂的態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樂性或音樂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環境背景與極度的灌輸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樂社會學對音樂分類、價值評價與非自主性學習的研究
1、嚴肅音樂與娛樂音樂
一般認為，傳統的西洋古典音樂是嚴肅音樂，流行音樂則屬于娛樂性音樂，或稱為輕音樂。但真可以這樣區分嗎？若問，莫扎特的《嬉游曲》屬于嚴肅或娛樂性音樂？或許一般人會馬上回答，它們應該屬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種在十八世紀末提供娛樂的室內樂時，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樂的種類，也有同樣的情況，可見嚴肅音樂與娛樂性音樂這兩個名詞雖然常被使用，但無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類？這些都是音樂社會學研究學者試圖解決的問題。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專門介紹（系統音樂學）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論著的捷克音樂學者，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經驗社會學》（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國威斯巴登），從定義、名詞與美學角度來探討娛樂性，也就是輕音樂與嚴肅音樂的不同，再就特性與功能的觀點來區分它們。
2、價值與評價
社會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若應用到音樂社會學上，所涉及的研究課題有：什么樣的音樂作品在一個社會中會被賦予一個較高的評價呢？原因為何？它與社會的架構、形式有何關系？又如音樂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樂學家的社會地位如何？以及音樂研究學者的研究興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國巴黎的音樂學、東方學學者丹尼耶陸（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東方國家音樂與音樂家的處境》一書中，針對亞洲國家音樂家的情況，做了詳細的剖析。他指出，亞洲音樂之所以會被藐視，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傳所導致的結果。又說，西方國家在亞洲地區開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體洗腦與滅絕種族文化的后果。這也是亞洲傳統音樂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顯丹尼耶陸的這種研究，就是把社會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價值與評價，應用到音樂社會學領域的最好例證。
3、非自主性的音樂學習
這也是音樂社會學探討一個人在無意識、無法抗拒的情況下，所接受的音樂教育，如廣告音樂常常無形中進入我們的腦海中。非自主性音樂學習是音樂教育，尤其是兒童音樂教育的重要研究課題。兒童，特別是幼兒時期，受大人的影響既大而深，一個從小就被灌輸古典音樂的小孩，會無理由地排斥其他音樂。所以，一個人對某種類型音樂喜好的原因，是否與非自主性音樂學習有關呢？另外除了廣告、音樂教育，非自主性音樂學習還可以來自哪個方面？這些都是屬于音樂社會學的關心范疇。
（三）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
自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音樂理性基礎和社會學基礎》于1921年出版后，音樂社會學學科就成為一個新興的音樂理論研究領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音樂制作、創作的提高和音樂創造力的發展。其次,為滿足不同社會階層對音樂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現了許多新的音樂內容與樣式，音樂新事物的出現大大地提高了音樂的社會性，擴大了音樂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和范圍。如曾經被廣為忽視的各類流行音樂也成了音樂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雖然音樂社會學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與傳統的音樂學理論相比，它還屬于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對它的研究方法、定義、范疇還有很大分歧和差別。這些研究理論方法中比較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有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論方法，這種方法的主要觀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論來闡釋為什么在歐洲音樂歷史中，由復調音樂發展而來的主調音樂得到蓬勃的發展，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的發展則合理化地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聲、平均律的調音、記譜法以及樂器制造都看作是歐洲音樂文化內代表性的、合理的標志。韋伯還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會科學研究理論，這種方法側重于理解、分析現實社會現象。認為把現實社會中許多零散的現象中有意義的本質提煉出來進行分析研究，把音樂作為社會現象來研究。①建立在美學基礎上的阿多諾的社會批判理論認為,西方音樂史和社會史水融。他認為音樂作品象征著社會，陳述事實，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會的矛盾。對他來說，音樂作品是音樂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出發點。②阿多諾還提出了文化工業的著名論述：文化工業已滲入到絕大多數的人口中，通過大批量生產文化產品，人們的感覺和行為模式符合工業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論充滿著的批判精神，為他的流行音樂批判增色不少。他還理解西方藝術音樂，力圖把握西方社會整個音樂領域的歷史與社會意義。③西爾伯曼經驗主義音樂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認為，研究和音樂有關的個別人的行為方式和音樂經歷在音樂社會學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這種音樂社會經歷也是一種社會現象，闡釋這種音樂現象必須要以經驗主義理論為依據。西爾伯曼從客觀化的角度出發,把作為審美對象的音樂作品、音樂內容排除在考察范疇以外。他注重經驗理論的重要性,擺脫美學標準，用經驗主義的方式來思考、解決問題。④
二、音樂社會學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從開始，我國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論著中有關于音樂與社會關系的論述。如：曾志忞在《音樂教育論》中專章論述“音樂之功用”；沈心工在學堂樂歌的推廣過程中倡導的音樂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運動以后,在音樂的社會功能的音樂與社會關系的認識方面，又有一批知識分子和音樂家們的論著涉及，如：我國20世紀著名的音樂學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論著《歐洲音樂進化論》中最早提出了對我國古代與民間音樂進行搜集與整理，然后借鑒西洋音樂的方法把這些古代與民間音樂重新進行包裝，使之更易為廣大民眾所理解接受，并成為一種體現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符號的新國樂。最早指出了音樂社會學的概念與內涵，首次較全面地勾畫出了中國音樂社會學學科的整體構架，他提出：“音樂所及于人群之影響,則關乎社會學與文化史者也”。這一時期可看成是音樂社會學在我國的啟蒙階段。我國的音樂社會學理論的獨立系統研究階段始于20世紀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國對音樂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此時，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國內外音樂文化交流日趨頻繁，音樂商品化的氛圍日益濃郁，這些是音樂社會學學科系統研究的重要的客觀條件，也為我國的音樂社會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課題。1985年，由前蘇聯音樂美學家、音樂社會學家A.索霍爾著述的《音樂社會學》（楊洸教授譯）在我國首次面世，這本譯著在我國音樂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后，1990年5月，《音樂社會學:音樂詞典詞條匯輯》在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本專著共收錄了四篇有關音樂社會學的譯文和六條音樂社會學詞條。它們是：金經言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認識對象》（德國克奈夫著）、《音樂社會學的目的》（德國西爾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的對象、結構和方法》和孫國榮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西班牙羅莎著)。
這本書參考了諸多外國的音樂社會學書目，這些文獻包括《音樂大辭典》（德）、《哈佛音樂辭典》（美）、《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英）、《音樂百科全書》（蘇）、《音樂大事典》（日）等。這些譯著為音樂社會學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是我國音樂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譯國外音樂社會學論著的同時，我國的一批音樂學學者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通過調查研究，也發表了大量的音樂社會學論文，其中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的論文有：曾遂今的《試論民間歌曲的走向》、《試論民歌概念內涵的發展與轉化》、《現代民歌:時代的一面鏡子》、《口頭性、集體性不是永恒的真理:關于民歌問題與彭國華同志商榷》、《港臺流行歌曲沖擊后的回顧》、《中國現代城市民歌的復蘇及其特點———音樂社會學實踐思考筆記》等；葉林的《音樂社會學的導向和誤區》；于潤洋的《對一種社會學派音樂哲學的考察》；余蘭森的《荀子〈樂論〉與音樂社會學》。音樂社會學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準為我國的“‘八五計劃’青年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1996年年底結項。其研究成果《音樂社會學概論:當代社會音樂生產體系運行研究》一書于1997年正式出版，該書35萬字（曾遂今著）。全書九章，分別為“音樂社會學學科認識論”、“中國音樂社會學學科建設論”、“社會音樂生產論”、“社會音樂聽眾論”、“社會音樂傳播論”、“社會音樂流行論”、“社會音樂商品論”、“音樂職業論”、“社會音樂批評論”等，涵蓋了音樂社會學作為中國音樂學新學科建設所面臨的理論和實踐的基本問題。
論文摘要：文章對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及研究對象的幾種不同的認識做了分析，認為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展自身學科體系。
教育社會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性質的學科？關于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爭論主要在于:它屬于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是屬于教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教育社會學是研討教育與社會的基本關系的一門學科。有些學者根據教育學的觀點研究教育社會學;有些學者則利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這兩大派別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辯論。
我們認為,這種關于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爭論是歷史地造成的,具有人為的因素。分歧的產生在于所強調的側重面不同。把教育社會學作為教育學科的一門分支學科,或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都是允許的,不能用一個來否定另一個。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學前教育的專業基礎課程。本課程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的社會學層面，探討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條件及機制的一門社會科學，是社會學與教育學的中介學科。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系統掌握教育社會學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方法，初步形成對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與分析的能力，提高學生對教育適應社會的認識水平和實踐的能力，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能用整體的、有機聯系的、辯證的與發展的觀點，科學地發現、分析和解釋各種教育現象，并培養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學習興趣和學術水平。
這樣一門學科究竟應該有怎樣的學科意識以及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學前教育中一些教育現象？
1、對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認識
1.1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的分支學科。美國的赫爾巴特主義者蘇則羅（henrysuzzalo）認為教育社會學是對教育的基礎和實際加以系統的研究，闡明教育在社會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將現代社會學的思想應用于教育問題的一門學科。
1.2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史密斯、韋伯等認為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而非教育學的分支學科。
1.3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與社會學的中介學科。教育社會學的這種學科性質由上述兩種學科性質推導而來。
因此，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展自身學科體系,與相關學科建立起動態積極的開放式學科對話和交流機制。
2、對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認識
2.1從認識論的角度講，教育社會學以教育社會現象為其研究對象。教育社會現象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指與教育有關的社會現象。二是指有社會學因素的教育現象。
2.2從目的論角度講，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及協調發展的規律。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類的進步走向精細化、學科化；也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使現今未被充分重視的或重視不夠的社科領域開始在教育社會學中出現。
3、教育社會學對學前教育的啟示
3.1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學前教育看作一種社會現象、一種社會過程、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
3.2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對學前教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有利于深化對學前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規律的認識。
新世紀以來我國教育社會學發展日漸趨向于成熟，理論的深入和對實踐的關注并進。因為學前教育學是揭示學前教育規律的一門學科，它以教育學、心理學為基本理論基礎，是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在學前教育專業課程體系中具有奠基作用。開設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掌握學前教育的基本原理，了解學前教育與社會及兒童發展的關系，明確學前教育的任務、內容，熟悉學前教育的基本組織與指導方法，了解學前教育與家庭及小學的銜接與合作，使學生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兒童觀，培養學生熱愛兒童、熱愛學前教育工作的專業思想。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教育社會學研究必將同時承擔起學術使命、道德使命和社會使命，在融合百家之說的基礎上立足于本土，在積極推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同時，使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沃土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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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瀾.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o教育學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代主義的產生體現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在后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福柯的本土方法對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如電力系統），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的分散性。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則），科學家基于數據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實是指主觀現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實。所謂現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的說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現，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的余地。布魯爾的強綱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據是在邏輯和時間優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2.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生聯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傾向。后現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代主義一邊。可是，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都強調對現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繼承現代主義但又超越現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現、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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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關鍵詞：斯賓塞；美國社會學
1.斯賓塞其人及其主要社會學思想
1.1斯賓塞生平簡介
斯賓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德比，他在九個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父親是一名教師，母親耐心而又溫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賓塞從小體弱多病，這導致他不能進入正規的學校讀書。長期以來，斯賓塞的教育是由其父親和叔叔承擔的。斯賓塞先后嘗試過鐵路工程師、作家、機器發明家等職業，始終不曾有過長期而穩定的工作。在他28歲時，終于出現了轉機。他成為倫敦著名雜志《經濟學家》的編輯，穩定的收入和體面的工作不僅使斯賓塞結交了托馬斯?赫胥黎、約翰?廷德爾等著名科學家，而且也使這位思想家的學術潛質開始充分的發揮。3年后，斯賓塞的第一部著作《社會靜力學》出版，1852年，發表了論文《發展的前提》，詳細的論述了進化的理論，這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學原理》、《社會學研究》，多卷本的《綜合哲學》、《社會學原理》等著作陸續出版，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斯賓塞成了維多利亞時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幾乎可以和達爾文媲美。1903年，83歲的斯賓塞去世。
1.2斯賓塞的主要社會學思想
首先，社會有機體理論。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是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兩大基本支柱。斯賓塞的社會學是生物學主義的典范，生物學的類比法成為他考察社會的主要手段之一。他從兩個途徑出發考察社會：一方面他將社會比擬為單個的生命有機體，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有機體論；另一方面，他將社會的發展比擬為生物由簡單向復雜的進化，由此形成了他的社會進化論。在斯賓塞的主要著作《社會學原理》中，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會？”，接著他回答到“社會是有機體”。斯賓塞不同意社會唯名論者的觀點，認為社會不是一系列個人的一個集合名詞，而是―個客觀的存在物。在該書中完成對社會性質的論述后，斯賓塞緊接著說明了為什么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他的答案主要來源于將社會與生物有機體進行類比后獲得的―些相似性，他認為和有機體一樣，社會也具有隨著體積的增大，其機構也復雜化的特征；在斯賓塞看來，雖然社會和生物有機體之間有太多的一致性，但他還是清醒地意識到兩者間也有一些本質的區別，例如：社會沒有一個具體的形態、社會是一個分散的整體等。因此，斯賓塞認為，社會既是有機體，又不是一般的有機體，它是“超有機體”。作為超有機體的社會，像生物有機體一樣是由“器官”和“系統”組成的。斯賓塞列舉了六大制度作為社會的主要器官，分別是：家庭制度、禮儀制度、政治制度、教會制度、職業制度和工業制度等；正是這些 “器官”進―步構成了社會的三大功能系統：支持系統，分配系統，調節系統。
其次，社會進化理論。斯賓塞認為“進化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上至天體的形成，下到物種和人類的起源，事務無一不受進化規律的支配。進化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不確定到確定，以及由同質到異質的轉化過程”。由于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是如此的龐雜，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許多互為聯系，甚至互為矛盾的觀點。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林指出，斯賓塞的進化理論實際上包含了四種互為聯系又互為區別的亞理論。分別簡述如下：①社會進化的目的論。②社會系統的功能論。③社會分工論。④社會進化模式論。在綜合上述三種亞理論的基礎上，斯賓塞提出了劃分兩種社會類型的模式，而這些模式的出現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再次，社會分類理論。由前述可知，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論述社會的分類。他主要提出了兩種劃分社會類型的標準，一種是根據社會的復雜程度，另一種是根據社會內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簡單、復雜、二倍復雜和三倍復雜等數種類型。在第二種分類中，斯賓塞把社會分為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兩種類型，關于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的簡要對比見表1。相比而言，后一種分類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一些。
表1 尚武社會和工業社會特征對比簡表
尚武社會 工業社會
典型特征：強制性 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賓塞認為“尚武讓會的總體結構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組成單位都被強制性地納入各種聯合行動之中。因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長官意志的人。與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維持尚武社會生活的合作是一種強制性合作……”。 斯賓塞指出：工業社會“具有與任何商業交易一樣的個人自由。工業社會豐富多彩的活動賴以實現的合作成為一種自愿合作。像生物有機體發達的支持系統―樣，社會有機體也被賦予了其所需要的工業類型的支持系統，這是一種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統；同時，工業社會也傾向于通過從各個階級中獲得相互爭執的權力來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會關系的個人主義理論。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幾乎是所有社會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斯賓塞強調，不僅個人決定了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性質，而且社會也應該成為謀取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的工具，那些能夠最大程度地維護個人自由的社會是最為理想的社會。
2 斯賓塞對美國早期社會學家的影響
美國早期的學者發現歐洲社會學的許多理論與美國的社會實際并不相符，全盤照搬歐洲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美國的社會問題。因此，他們立足于本國，著手構建一套適合自己實際的社會學理論。由此，美國開始了一場社會學本土化的運動。這段歷程肇始于19世紀末，完成于20世紀初，前后歷經數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2.1全面引入歐洲社會學理論階段
在這一階段，美國社會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學習和介紹歐洲社會學理論，并試圖推動社會學在美國的制度化。他們分別在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建立了美國最早的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學課程，為美國社會學其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社會學家羅伯持?法里斯認為“在19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學家參與了社會學的創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萊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漢姆?薩姆納、弗蘭克林?吉丁斯，以及愛德華?羅斯。
首先，斯賓塞對沃德的影響。萊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會學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孔德、斯賓塞的實證主義傳統，“像在19世紀60年代長大成人的許多年輕人―樣，沃德也少不了用斯賓塞的自由主義攪拌器為自己的教育大餐調味，并且十分推崇斯賓塞的一般進化論”；另一方面，他突出強調人的意識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對斯賓塞的自由放任理論，提出“有目的的進化論”，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動的因素引入古典進化論的最初嘗試。沃德認為，社會制度與其說是活體力量發展的產物，不如說是心理力量發展的產物。社會力量也是在人的集體狀態中發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會學應以心理學而非斯賓塞所認為的生物學為其基礎。
其次，斯賓塞對薩姆納的影響。威廉?薩姆納（1840―1910）平生論著很多，完全因襲了斯賓塞的學說，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社會，認為進化通過生存競爭為自己開辟道路，生存競爭就像進化本生那樣“自然”。l872年，薩姆納接受了耶魯大學的社會與政治科學教授的職位，開始在美國率先開設社會學課程。1875年，當薩姆納舉辦美國歷史上策一個社會學講習班時，他毫不猶豫地選用了剛剛出版不久的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1873年）作為教材，并開始在課堂上大張旗鼓地宣傳自由競爭和經濟不干涉主義。
最后，斯賓塞對吉丁斯的影響。弗蘭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會學從哲學的一個分支變成以統計學為基礎的獨立學科的先驅。吉丁斯也是一位堅定的心理主義者，將社會學視為一門心理科學。與前兩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沒有全部接受斯賓塞的社會學說，相反他對斯賓塞等人的生物還原主義有所不滿。他認為社會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心理關系。與此相應，社會學應該既研究社會現象的客觀方面，又研究其主觀方面，把主觀的解釋與客觀的解釋結合起來。
2.2初步形成美國社會學理論階段
經過第一階段的努力，社會學在美國的地位逐步被人們所接受，各大學掀起了學習社會學的熱潮。隨著研究的深入，美國本土學者愈益發現歐洲社會學的缺陷。庫利、托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會學家，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按照美國的精神和需要嘗試建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他們結合美國實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學理論，還更新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使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從而深化了本土化運動。
斯賓塞對庫利的影響。查爾斯?霍頓?庫利（1864―1929），在美國社會學歷史中占據著一種十分獨特的地位，是所謂美國第二代社會學家中最為卓越的代表。庫利承認，“在1870年到1890年間，我們所有人幾乎都是因為受到斯賓塞的感染而涉足社會學的”。然而，庫利反對斯賓塞等人對進化論作“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釋，反對斯賓塞對人類之間的弱肉強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態度。他認為，斯賓塞沒有對人類生活的結構和運動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賓塞的觀念不是嚴格的社會學的觀念，甚至斯賓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會學家。
2.3確立實用社會學傳統階段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美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失業、罷工、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面對這些問題，美國的第三代社會學家們做出了他們的努力，使社會學發展成為一門實用性的科學，聲名卓著的芝加哥學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該學派首次使實地調查成為一項完全合法的科研事業和社會學的基礎，從而提高了實地調查工作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
斯賓塞對帕克的影響。羅伯特?埃茲拉?帕克（1864―1944）無疑是芝加哥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城市社區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城市社會學》也成為世界社會學名著。盡管在帕克的博士論文中，他提到了斯賓塞的分化原則；在他的著作《社會學導論》中，也有許多引自于斯賓塞作品的條目，但似乎社會進化論已不如生態學理論對帕克等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的影響大。在帕克隨后的著述生涯中，斯賓塞的學說已經不那么受歡迎了。
三個階段后，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獲得巨大成功。美國社會學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不管是方法論，還是理論體系，都打上了鮮明的美國印記，從而達到了世界領先的地位。到以帕克為代表的第三代社會學家開始，斯賓塞學說在美國開始被遺忘。但正如科塞在《社會思想名家》中指出的那樣：“不論他們是贊同斯賓塞的思想，還是利用他的思想作為工具來發展不同的思想，其實也都是斯賓塞的受惠者。……他的思想仍然是社會科學中富有生命力的遺產。不僅現在，而且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會繼續研究他的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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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比較社會學； 比較分析； 定性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1）06-0105-04
收稿日期：2011-05-2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民工權益保障》（09BSH012）；國家精品課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文超 （1982- ），男，湖北襄陽人，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為：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
時下許多學者在撰寫文章的時候，喜歡冠以“比較社會學的視角”、“比較社會學考察”等學術名詞，而另外一些社會學學科內的學者以及非本學科內的學者則又大多引用“比較分析”、“比較研究”之類的術語。不統一的表達使我們在理解上產生了相應的疑問，比較社會學與比較分析兩者之間的不同是學者形式上的標新立異，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從現有文獻進行梳理，或許可以為我們的閱讀和理解消除相應的疑慮和迷惑。
一、《比較社會學》及其內涵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中，比較分析是我們經常用到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社會學正身之初，也曾被經典社會學大師列入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列，如孔德、涂爾干等。然而，將其上升為一門分支學科――比較社會學，或者說是作為社會學學科下的一門專業課程卻相對較晚。在中國，雖然先生在社會學恢復之初提倡開設“比較社會學”課程，但是對此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共鳴。① 直到90年代中期，作為先生學生的包智明展開了對“比較社會學”稍有系統的論述。《比較社會學》（以下簡稱包文）一書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也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有關比較社會學的專著②。
作為一門學科，必須具備研究對象和分析方法。在《比較社會學》一書中，作者追蹤溯源，將比較社會學的源頭設置在涂爾干那里，認為經過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布道宣傳，該學科形成了四個流派，即歷史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經驗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理論社會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社會人類學派的比較社會學等。在包文中，作者較為傾向于經驗學派比較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派的比較社會學，強調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分析對象為“社會結構”，分析單位應該選擇“社會”等。從時空序列上來說，主要強調不同空間地域上社會結構的比較。與社會人類學進行比較，按照作者的表達，如果把社會人類學研究過程分為：觀察、分析、比較、解釋四個階段的話，只有后兩個階段才是比較社會學研究，前兩個階段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基礎。[1]75 或者說，只有不同社會單位的社會學比較才是比較社會學研究。如果對一個個單個社會單位進行實證研究，那么這也僅僅是比較社會學的基礎。同時，與社會學的差異主要在于比較社會學強調不同社會單位的比較，這也是保持了比較社會學在社會學領域中的獨特性本質。并且，強調社會結構層面的比較研究，賦予了比較社會學獨特的性質與功能，即為社會學和人類學之間打開了一條通路，架起了橋梁。因此，從學科差異性角度出發，作者相對建構了比較社會學的性質及其獨特的學術地位。
從理論分析回到經驗層面，在作者看來，中國比較社會學萌芽于東西文化論戰，發端于布朗在華講學與吳文藻先生的倡導及其眾多弟子的實踐，如《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從操作層面來講，比較社會學的研究具體表現在，我們對每一個具體社會的實證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對經驗事實的簡單敘述，而且要對其結構進行分析以提出理論假設[1]118。根據包文對中國比較社會學研究的檢視，我們可以得知，先生身體力行的研究則為最滲透著比較思想，在社會學調查和社區研究的維度上，強調比較社會學在于從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分析概念。具體而言，從江村農民生活的研究到云南三村（祿村、易村、玉村）的社會學調查，通過一系列社會因素的比較，研究逐漸提升到農村類型層面。在包文看來，費先生研究過程中有關“類型”概念的引入，使千千萬萬個中國農村分門別類到有限的、較少數量的類別中，從而使“從點到面，從局部到全體”來認識中國，從方法論上成為可能[1]122。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類型的比較又上升到了對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或言，由于眾多因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前已經萌芽的比較社會學卻并未生根，和其母體一樣被取消了。在社會學恢復之后，這種“類型”比較傳統并沒有消失，仍然得到了傳承，甚至不斷地向外擴展，由原來的“類型”區分向“模式”界定及“區域比較”進行轉變等。可以說，正是在比較之下，使得發展中的正面經驗得以展現，成為中國模式的一部分。
二、比較分析的精義
雖然馬太?杜甘也曾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比較社會學》，但是與包文的比較社會學不同，馬太?杜甘更多從一種方法論的視角對比較社會學進行解讀。他認為，人類社會的差異性與特質性造成了社會科學具有情境性（contextual）和相對性的特征，理解生物和社會多樣性的最好辦法就是比較[2]19 。對于方法論中的比較，主要含有兩層意思，一方面是指分析的技術，另外一方面是指一般性的策略（approach）[2]20 。無論是單向路徑的進入，還是多種方法互為補充，這也就將“比較”拉回到了比較分析層面，而非一種學科視角。
作為“方法”（method）的分析，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將比較方法視為求證的準則。他認為，我們只有一個方法證明一個現象是另一個現象的原因，這就是比較它們同時出現或同時消失的情況，考察它們在不同環境下結合時表現出來的變化是否證明它們是相互依存的[3] 。由此可見，比較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所具備的功能，即比較研究可以排除因果關系或為因果關系提供替代性的解釋[4] 。或許，這也是在實證研究科學方法論中，比較分析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或手段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比較分析的功能也并非僅僅如此，或者說，隨著研究的深入，比較分析自身的功能也逐漸得到相應的挖掘，成為一種包含更多內容的研究工具。如馬太?杜甘在其另一本著作《國家的視角――為什么比較，如何比較，拿什么比較》中論述道，只有將你所在的國家同其他國家相比較，才有可能體悟到本國的獨特性、結構以及運作[5]1 。言下之意，通過比較他者發現自我。回顧人類學的研究歷史，當年的西方人類學者也正是通過比較來展開相應的研究。然而不同的方法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具有著不同的效果和效應。也許掌握在殖民學者的手中，可以為殖民化研究尋求合法性及相應的統治方式，但掌握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手中，我們則可以通過比較來避免種族中心主義，并通過比較來發現社會學規則[5]19。結合學術發展史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西方話語的霸權強調自身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占據著知識發展中的主流地位，而他者的歷史經驗等受到忽視和遮蔽。或者說，社會發展的路徑與模式逐漸呈現“一邊倒”及單一化的現象，類似于東方話語相應被淹沒。在當前文化多樣性的社會中，正是通過比較分析的方式，我們能夠避免簡單的復制他者的發展歷程，形成具有地方性知識的發展方式。特別對于學術發展而言，也正是在強調比較分析的情境下，有利于我們發現新問題及建構新理論。
既然比較分析有著如此強大的功能和作用，其具體實施過程也被相應的操作化。在如何進行實施比較分析方面，人們經常見到的是類型比較，或者說是個案比較。通常也可以說，比較研究側重于個案研究。所謂個案比較，也即研究者檢驗跨個案的異同模式，設法解釋期間的差異……定量研究者也檢驗個案間的差異，但是重點不同，他們的目標在于解釋某個變量與另一個變量的協變關系，通常一次會檢驗很多個案……通常定量研究者對這些個案只具有寬泛的熟悉度[6]。相對而言，定性研究者則對個案進行著深入的比較分析，最終形成我們經常見到的“模式”、“經驗”及“類型”等等。作為一種方法策略，或者說是比較社會學的策略，它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具體為：通過對單一個案研究的重復進行比較、理想型與經驗型的比較、二元比較、相似國家的比較、通過功能等價性比較對照國家、異質性領域的概念同質性、世界統計比較、國內差異的跨國比較、縱時性、歷時性與異時性比較等等[2]18 。
三、反思《比較社會學》
通過對包智明先生《比較社會學》與比較分析的闡述和把握，我們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兩者之間的異同之處。具體而言，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社會學與作為一種方法的比較分析，兩者之間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分離的地方。然而，與作為研究方法的比較進行對比，現在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比較社會學”將仍處于學科建構過程中。那么為了更好地促進比較社會學學科發展，我們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比較社會學研究成果。可以這樣進行評價，比較社會學核心在于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比較研究，這也是《比較社會學》一書的精髓所在，以此進行反思，從中不難發現其特別值得肯定與商榷的地方。
首先，從研究視域角度來講，如果說涂爾干將社會學等同于比較社會學，無非是強調比較分析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地位③。與之不同，包文將比較社會學限制在社會結構層面的比較，以此凸顯比較社會學的異質性及相應的科學性。也許在大家看來，這種做法是為了一棵樹木而丟掉了整片森林，縮小了比較研究的范圍。然而也正是這種有意識的學科建構，在認同社會學學科的基礎之上，強調社會結構要素的比較，同時也可以從單一層面進行切入研究，并且最終將落腳點放在社會結構方面，可以說是百變不離其中。從研究方法論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比較研究，或者說是比較分析的最終指向。
其次，在強調包文貢獻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值得質疑和商榷的地方。從研究的時空性來看，包文認為比較社會學的比較層面主要在空間維度，而時間層面卻不在其考慮范圍之內。因為，“科學”注重的是普遍性，而非獨特性，受社會人類學的影響，包文的比較社會學則走向了一種空間地域層面的比較。從作者個人微觀層面來講，這也許與作者的知識結構及其儲備有關，作為一名人類學者或者民族學者，他所考慮的是學科內的知識。套用吉爾茨的地方性知識，這則是一種學科緣結構知識。然而，如果缺少歷時性的比較，那么比較社會學也顯得相當單薄。事實上，比較社會學的發展也并未按照作者的建構方向進行發展。從當前研究動態來看，我們不僅要有一種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進行比較，同樣也要有著同空間層面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不同空間層面的社會結構序列比較分析，以此構建社會發展的立體圖景。在當前的研究實踐中，類似成果也不在少數，如《林村的故事》、《金翼》、《鳳凰村的變遷》、《銀翅》等。當然，作為一本上世紀國內出現的開山之作，難以預測到當前比較社會學研究的空前繁盛。相對而言，這里也就出現著另外一個更加現實的學科發展問題，我們似乎對于當前累累碩果卻缺少作者那樣的總結之心膽，以便在現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將比較社會學研究推得更遠。
第三，暫且撇開所引用實證材料是否可以開動比較社會學這條大船不說，僅從先生有關“類型”、“模式”、“區域比較”等學術性概念進行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其所涉及的是一種比較視野下的社區研究。或者說，類型、模式及區域比較，所側重的是個案研究的類型化。如果將這種類型與西方經典社會學中的類型化設置在同一個層面進行對比，如涂爾干的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滕尼斯的社區與社會等，之間也并無多大的差異，可以說都是一種類型的劃分。按照作者建構社會學的標準，那么都可歸類為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然而，學術界卻并不認同這樣的界定，更多傾向于將西方經典社會學歸類于比較分析。誠然，這里也就給包文的比較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最大的挑戰，即方法論。具體來說，對于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作者似乎未給予明確，也未能進行詳細的論述。當然從表達之中，可以看出比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是針對一學科而言，沒有上升到方法論的層面，沒有相應的分析范式，那么所建構的學科只能是搖搖欲墜，與比較分析很難辨別。或者說，難以脫離低水平或者研究策略中的比較方法。這也就是難以辨清先生研究與其他研究差異的關鍵點，也是導致當前國內比較社會學較為衰落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我們承認比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謂是比較社會學研究的看家本領，但是僅有此種分析方法，也難以開動比較社會學這條大船。從當前研究成果來看，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深深扎根于許多分支學科之中，被借鑒或移用，如歷史社會學、歷史人類學等。或許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比較社會學所專有，那么這似乎涉及到了比較社會學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等，是否脫離了模式和類型以及區域比較之后，比較社會學還能存在？是否可以簡單的歸納為比較研究。如何強調比較社會學在今天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如何豐富其研究方法，建構屬于學科自身的研究范式，這也是比較社會學當前面臨的重大緊迫問題。由此可見，比較社會學需要走的路還很長，當前還僅僅處于一種起步的階段。
四、簡單的結語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確，比較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比較分析則屬于方法論范疇。雖然兩者看似不在一個層面上，難以找到共同點，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交集，主要體現在方法層面。即使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概念為社會結構，分析對象為結構性要素和條件―功能分析，分析單位為社會與民族、社會與社區、社會與文化等，可研究方法則在于比較分析，缺少了比較研究，則難以凸顯出社會的結構、類型、特征等。這與比較分析如出一轍，特別在面對外在形勢的情境下，這兩種思路都給我們破解當前經驗研究的困境打開了一扇窗戶。然而，在明確兩者的差異性基礎上，我們到底是要比較社會學，還是比較分析呢？
從實踐來看，似乎比較社會學已經進入冬眠期，雖然偶有外文被翻譯成中文作品，也有少數相關著作面世，但仍然沒有激起學術界的千層浪。相反，比較分析則進入了小狀態，如在面對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過程中，賀雪峰等人強調區域比較，即通過控制一些變量來討論區域差異的原因，從而發現經驗運作的內在邏輯[7]。針對個案研究的合法性問題上，劉林平則認為定性研究必須是比較研究，才能具有科學的“合法性”，才能打破以往單一個案研究過程中因果關系結論的不確定性等。因此，可以判定，當前學術界比較熱衷于比較分析，而非我們學科視野下的比較社會學。由此也可以判斷及回答我們前面所提出的問題，冠以“比較社會學”及“比較分析”則更多強調一種比較的視角，或者說借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
作為一門建構在比較分析基礎之上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比較社會學的弱化受到歷史條件和分析方法手段限制，使得相應的功能并未能得到展現。或者說，在當前研究結構與情境中，比較分析大行其道有著其內在的合理性，特別在注重科學性及追求實證性的基礎上，比較分析為定性研究點燃了迷茫路上的一盞燈。或者說，這盞燈照亮了定性研究的合法性與科學性道路。有了這盞燈，定性研究可以走得更遠。但是，如果要上升到比較社會學的層面之上，那么還需要更多的努力，這也將是在比較分析積累多年之后，必將繼續前進的一個方向。
注 釋：
①也許關鍵原因在于當時的社會學力量較為弱小，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其中，過多的精力只能放在一些較關鍵、較迫切的事情之中。所以，我們也無法看到當時的比較社會學教材、書籍之類。
②冠以“比較社會學”名稱的書還有孫津的《比較社會學引論――為了人和社會的延續》。相對來說，該書強調的是一種社會視角，并未上升到“社會學”學科層面。
③迪爾凱姆認為，比較社會學并不是社會學一個特別的分支，只要它不再是專注于描述，而注重研究事實，它就是普通社會學了。由此可以知道，迪爾凱姆在論述社會學研究方法準則時，更多的強調社會學要脫離實驗法，要重視因果關系論證過程中比較方法研究社會事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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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HEN Wen-chao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論文摘要：語言文化學作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產物，是西方文論的重要延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理論體系，對其研究中承載著人類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論的發展，其特征、結構對文學、藝術、文化等有了新的闡釋，尤其是結構中的定型對文學造型與藝術事實對現實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學文化領域有了新的解釋，是對當下文學文化現狀研究的必然需求。
語言文化學自產生來時，在人文思想上堅持以為文本的理念，對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對文化的內在性、民族性與本然性作出闡釋。表象與知識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對表象理論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情感傾向、自我文學、藝術等的發展與獨特的思維特征。
一、表象理論綜述
本文所寫的是表象問題，它與知識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獨特的表象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現其獨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義。
表象一詞并不是語言文化學先發明的，在古老的東西方早有其淵源。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來自表象”和“靈魂不能無表象而思維”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現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從“天人合一”的整體觀角度出發，通過不同的意象來闡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質。
哲學認為表象是對客觀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腦記憶中，其產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學認為在頭腦中形成的對感知事物的形象，無論是否受到刺激引發都存在于人們的意識里，也就是說，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經潛入到我們的思維之中，不自覺的影響我們的活動，同時表象還具有強烈的民族傾向性與思維特性。因此，對于語言文化學的民族文化研究來講，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語言文化學的表象理論研究對國際間文化的交流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與分類
1.表象的特征
語言文化學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義的表象，包括形象與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意義屬性。可見，語言文化學范疇的表象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可以是集體也可以是個體的。表象結構在當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更為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尤其是多媒體網絡技術所提供的獨有形象，其結構所帶給我們的直觀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讓大眾感到快意。也就是說，表象在更廣范圍的國家文化交流中，通過研究民族語言文化的特點，進而探詢民族思維和精神世界，達到為國際文化交流服務。
2.表象的分類
表象可以分為集體表象和個體表象，因為表象具有雙重性，它可以是個體的，也可以是集體的，這是表象特有的個體性和超個體性。具體到個體來說，每個個體都具有各不相同的個體表象，而從個體所屬的民族文化角度來看，必然要接受從這一文化共同體中繼承下來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這就是集體表象。兩者之前的區別研究在語言文化學之前便有：有的把集體意識看做社會成員世代繼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覺系統，在這個基礎上群體可以產生共鳴；有的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認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識，其內容、功能和再現都受社會制約；有的認為社會表象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認知現象，它們是關于行為、思想和價值的多層次系統等。
三、表象的結構
由上文可知，集體表象是語言文化研究的重點，因此，在表象理論中一般指集體表象。在集體表象的結構體系中主要有先例現象、定型、藝術事實與鬼神。
1.先例現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參考的事例”。語言學術語“先例性”，基本是這個含義，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參考的事例”。
先例現象作為一種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著自己的獨特性。作為先例現象需要具備幾個條件：具有超個體性，在這個個體共同體或者民族文化體中他們對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識知識一樣熟知，至少知道這些現象存在；在認知層面上這個現象是現實存在的；此種現象在某個民族文化群體的言語中經常出現，帶有民族標識。
先例現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與單一性，也就是說同一個民族中的先例現象有著相同的原型形象、評價取向及伴隨意義。先例現象非常廣泛，可以是言語思維活動的各種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語類的繪畫建筑等。但是語言文化學理論研究的主要是語言化先例現象，并按照語言單位本身特點將其劃分為先例名、先例語句、先例情景與先例文本。中國的四大文學名著，他們的書名、故事情節、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時時提起。這些文本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為一種復雜的現象，可以從社會學、心理學、認知學、語言學、民族心理學與民族語言學等方面加以論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會學，社會學家們主張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與文化動機基礎上產生的，是同種族行為方式相關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會團體對某個需求的語言化符號，是社會需求的反映，在社會化進程中對個體意識有著典型的促進作用。
定型作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兩種形式，前者是一種行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為情景定型與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隊、交通、考試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屬的不同領域有動植物定型、人類定型、職業定型、社會定型與人定型等。語言文化學主要是對反映民族文化的行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關注，如民族行為定型中的傳統風俗習慣等。在現實中有的行為定型仍在農村地區多以種植農作物為為主的形式保存著，還有在婚禮中的行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則側重于更多的動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學中，綿羊多指性格上愚鈍、倔強或者順從命運等群體，狗熊是指笨拙、沒教養、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代表。從上可知，定型與先例現象基本相似，都帶有民族性標識，是民族文化的表現，是主觀對客體現實的反映。
3.藝術事實
藝術事實是現實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種現實，通常是文學等藝術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標識性，對文化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藝術事實主要分為兩類：現實生活中的對應物與潛在世界、第二藝術世界，它們都可以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前者以鏡子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觀屬性，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傳說、神話或文學作品中，鏡子被賦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夠知道古代、展望未來，這是在前一種現實鏡子對照中的藝術事實。后者是僅僅存在于第二重現實中的藝術事實，如《西游記》哪吒三太子烽火輪、乾坤圈等，這些在現實中沒有的東西，也只存在于潛在的藝術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時在唯一性上比較缺少，他們存在于各種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臘文化與古羅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著區別。鬼神和先例現象處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標尺的兩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兩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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