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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學方法；方法論；語文教育
對于長期以來的語文“知識中心說”王尚文教授提出“語感論”認為語文教學中要培養學生讀、寫、聽、說的語文能力。而語文能力的重點是語感，王榮生教授提出“內容論”認為教學方式是重要的，體現先進理念的教學手段應該被大力發揚。
劉永康教授的“方法論”為語文教學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教學方法論是以教學活動中各種教學方法與不同層次的教學對象性質之間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著重揭示已有教學方法及其體系背后的理論基礎、核心構成與教學對象的各種復雜關系，以構建和解決教學方法和教學對象之間的新型關系和相應的新理論基礎為核心任務”[1] 王尚文、王榮生和劉永康三位教授分別從語文教學目標、內容和方法三方面對語文教學進行研究，分別提出了“語感論”、“內容論”和“方法論”。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語文教學論的一個有機而較為完整的整體。
一、語文教育“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1.辯證法思想
語文教育“方法論”的研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體的哲學方法論為其可靠的基礎，“方法論”方法論是一種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體系或系統，學術界一般把“方法論”總結為三個分類：哲學方法論、一般方法論、科學方法論。哲學方法論討論科學對象、理論和方法的關系，一般方法論屬于一種共同性學科的方法，介于哲學和具體科學方法之間，科學方法論是一定的科學研究對象決定的，研究對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語文教育“方法論”涉及多種關系，如師生關系、語言與思維關系、導學與自學關系、課內與課外關系、繼承與創新關系、智力與非智力關系、發散思維與聚合思維等。
2.教育學理論
語文教育“方法論”繼承了孔子、老子和《學記》的教育思想，針對傳統語文“少慢差費”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養學生語文能力的教學方法，
3.心理學理論
語文教育“方法論”有鮮明的心理學特征，注重根據一般心理認知規律，去把握學生的認知特征和學習規律，從某種意義上講，教法的本質就是學法，要以學定教，即從學生學習的實際需要出發來考慮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問題。
二、語文教育“方法論”對新課程改革的實踐價值。
1、從克服原型啟發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與超越原狀啟發式原型啟發式主張并實施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 《學記》中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亦說：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在研究西方方法論時，劉教授發現我國傳統教育理論的一些缺陷，如我國古代的原型啟發式教育理論，其合理性表現在著眼于引發矛盾，開啟思路，誘導教學對象積極主動地思考問題，獲取知識。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的思想，《學記》中“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的觀點都體現了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社會秩序的穩定，但這種儒家的人本思想與西方那種尊重個人的價值和自由發展的人文主義思想大相徑庭，這種人本思想給啟發式原則若干束縛，把啟發式局限在僅僅是引導學生領悟已有的知識上面，從根本上說即不鼓勵學生去發前人所未發，向新的知識領域探索，這就可能導致學生墨守陳規，安于現狀，缺乏開拓創新的能力，這與發展的現代科學教育觀是相違背的。劉永康教授在研究中發現“人本主義、發現法、接受美學等西方方法論均能啟發學生以積極的求異思維為特征的創造性思維，可以彌補以求同思維為特征的我國傳統的原型啟發式教學的缺陷。”[2]
2、語文教育“方法論”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來思想文化與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機結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對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順應，面對西方各類方法，要反對兩種傾向（盲目崇拜的、失語癥、和孤芳自賞的封閉癥，劉永康語文教育“方法論”引入了對語文教學具有指導意義的十余種理論，包括建構主義、格式塔理論、模糊理論、綱要信號等，尤其是心理學（格式塔）語言學（符號學）和美學（接受美學）方法引入閱讀教學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視閾，能使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化靜態為動態，化單一為豐富，化枯燥為生動。
我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國的文化教育應該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論必須與我國教育改革實際結合，尤其是語文新課程改革中必須實現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實際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統教育話語系統中都能找到蹤影，格式塔整體性強調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體，一個事物的性質不決定于任何一個部分，而依賴于整體，這個從該事物整體中產生的性質，即所謂格式塔質”[3]
三、語文教育#方法論、拓展了語文新課程改革的視野。
20世紀50年代以來，凱洛夫的教育思想對我國語文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消極影響是明顯的，它不僅沒有彌補我國傳統教育理論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國傳統語文教學中許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論和方法，嚴重扭曲了我國的語文教學，導致重講練輕誦讀，重肢解輕整體，重讀寫輕聽說，重課內輕課外，重共性輕個性等弊端。劉永康語文教育“方法論”全面調整原有的思維模式，大膽地有選擇地移植西方近現代方法論中對語文教學有啟迪作用的科學理論，與我國語文教學的特點相結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對語文學科文本解讀的貢獻。《語文教學探賾索隱》一書中“符號論美學與語文教學”、“綱要信號與語文教學”、“模糊理論與語文教學”緊扣漢語母語特點，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義的方法。如在“符號論美學與語文教學”一章，訓練學生破譯漢語符號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語特點的方法，注意語言符號的變異性，把握語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組合原則；認識“本文”的結構及表現手法。
語文教育學經歷了經驗描述期、歷史轉型期，至今已發展為一門漸成規模的理論學科教育學，由于方法論教學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學、心理學、管理學和教學論的基礎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因此，作者認為，方法論教學法是一種適用范圍很廣、啟發功能很強的現代化的科學的教學與教育方法，具有極強的生命力。21世紀的教育教學都要現代化，現行教學必須進行改革，因此，方法論教學法就很值得推廣和運用。
參考文獻：
[1]王澍；柳海民. 從唯方法論主義到問題與方法論的統一――改革開放30年教育學方法論研究的知識論立場探尋[J]. 教育研究， 2011（1）：39-44.
網絡數據庫課程是一般分為三大模塊：創建管理數據庫及數據表、數據庫記錄的增刪改查操作，創建管理數據庫對象。對于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說，大量的知識點導致學生難以記憶、難以掌握，并且在實際操作中不能靈活運用。為了在教學組織過程中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在授課過程中將一個完整的案例拆分為若干具有鮮明特點的小案例，并從中分解出完成該案例所需要掌握的知識點，最后再以完整案例貫穿所學內容，最終使學生能夠靈活運用所學內容解決實際問題。在網絡數據庫中采用案例式教學具有以下優點：
1.1學習目的明確
在授課過程中通過一個或幾個獨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讓學生在案例的閱讀、思考、分析、討論中，建立起一套適合自己的完整而又嚴密的邏輯思維方法和思考問題的方式，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高技能素質。在所有授課過程中，通過學生成績管理系統及圖書館管理系統數據庫設計及管理，講解數據庫理論知識，學生能夠學有所用，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到實際項目中。
1.2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網絡數據庫中的案例來源于企業真實項目，通過分析討論，學生會主動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活躍了課堂氣氛。例如，我們在授課過程中引入東軟等公司真實項目員工管理系統數據庫設計及實現、網上購物系統數據庫設計及實現等。在案例教學實施過程中，學生的學習興趣被激發到較高的水平，有利于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理解。同時，學生是主角，由過去被動接受知識變為主動接受并積極去探索，便于學生掌握案例中所揭示的相關問題，通過認真思考，提出解決辦法。
1.3較強的實踐性
案例式教學過程中所選的案例必須與學生的實際項目需求相結合，所學案例要具有準確性及代表性，這就要求授課教師對案例中所涉及的相關知識應有較深刻的認識，選擇適合教學需要的高質量案例。所選案例必須與學生的實踐項目相結合，通過案例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實踐操作技能。具備一定難度的案例，激發學生進行深入仔細地調查研究和分析評價，便于對這些難點和重點問題的理解和掌握，從而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2教學效果
案例教學法通過一個個典型案例，激發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的意識，讓學生感受、理解知識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學生在學習中能夠舉一反三，對案例進行完善和擴展，符合高職院校對學生能力培養要求。案例式教學實現了教學相長，即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是講授者和組織者，而且是討論中的一員，通過交流，產生思維共振和學術共鳴。學生的思維如果都活躍起來，他們在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往往會超越教師，使教師和學生之間相互學習成為可能。合理運用案例教學法法，積極實行啟發式教學，對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運用已有的能力解決它，為學生提供在“做”中“學”的學習機會，為以后更快更好地適應就業崗位打下良好的基礎。
3結論
〔關鍵詞〕西方法學,理性主體性,法官主體性,個體主體性,有限理性主體性
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標,它帶來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從此,個人不再依賴神的指引,成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為私法自治的權利主體,人類思想的進化從神學階段轉入理性的主體階段。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主體性理論進行解構,標志著另一個轉折的出現。以主體性理論為向度,上述進程可以表述為“主體性理論出現之前的神學時代——主體性理論時代——后現代主義的反主體性理論時代”,當然,即使在進入第三個階段的今天,主體性理論仍占據主流的思想意識形態。如果把主體性理論出現之前的神學時代看作是“神主體論”,則人類思想史可表述為“神主體性——理性主體性——個體主體性”,個性主體性階段是后現代主義思想對理性的主體性理論的批判。用簡明的哲學表述,這兩個轉換的標志分別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體性理論的影響,法學以文藝復興為轉折點,從神學階段轉入形而上學階段(法哲學),這一階段以自然法學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為主體性,即“理性主體性”的法學,但這時的自然法學與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不同。隨著法學研究的科學化,19世紀中期出現了以法官發現、適用法律為研究對象的法理學,本文稱之為“法官主體性”的法學。到20世紀晚期,隨著后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理論的批判,法學出現了以“個人主體性”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學派為主。而經濟分析法學則提供了一種具有建構意義的頗具解釋力的主體分析理論。
一、理性主體性的法學——以自然法學為主線
西方主體性哲學肇始于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這一二元論的哲學命題。此后,笛卡爾式的“我思”在哲學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現,諸如洛克的“心靈白板”,萊布尼茨的“單子”,康德的“先驗主體”、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等等都是主體性哲學的表達方式。主體性哲學思維也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學把人看作是整齊劃一的法律關系的主體,把人都當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體”。洛克在“論自然狀態”時這樣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別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正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義理論論證的基礎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再到17、18世紀古典時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為人類行為的標準。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法律統治優于人治時說,“應由法律實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和理性應當行使統治;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因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樣的特性。熱忱也往往會使擁有職權者濫用其權力,盡管他們是蕓蕓眾生之中的最優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義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響的理性。”中世紀神法法學也離不開理性這一范疇去解釋法律,但認為人的本性是沒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運用理性去設計各種可行的方法和制度,來對付墮落的人類,因此體現理性的法律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產物。可見,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與文藝復興后的自然法學不同,文藝復興前的自然法學否認人具有理性,認為法的理性來源于上帝。
文藝復興以后,理性雖走下神壇,卻被啟蒙哲學家抽象化,成為脫離經驗世界的超驗的絕對命令。康德認為,法律和道德不應當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學家所說的那樣,建立在經驗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礎上,而應當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礎上的先驗的“應然”世界。黑格爾認為,一個自由的人是一個能夠使其自然的情緒、非理性的欲望、純粹的物質利益服從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權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這樣一種抽象的理性標準來塑造的。法律鼓勵人們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因而契約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責任的問題上,把自由意志作為承擔責任的根據,這是因為既然人的行動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犯罪和侵權的行為人要為由自己的主觀過錯導致的損害后果負責,契約的當事人要為由自己自愿簽訂的契約負責。
繼承羅馬法傳統的大陸法在17、18世紀基本上受理性主體性思想支配,但一個波瀾壯闊的支流不容忽視,這就是德國的歷史學派。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并不認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產物,而是復雜的經驗環境的結果。他們反對把法律主體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體,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長成的,法律的主體應當是民族,本文稱之為“民族主體性”。薩維尼在《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中寫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初期,法律如同一個民族所特有的語言、生活方式和素質一樣,就具有一種固定的性質。這些現象不是分離地存在著,而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機能和習性,在本質上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具有我們看到的明顯的屬性。這些屬性之所以能融為一體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種民族內部所必須的同族意識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說法都是錯誤的。”“法律隨著民族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民族力量的加強而加強,最后也同一個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樣而消亡。”薩氏認為每個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則,他反對在民族歷史、民族精神得到徹底研究之前,根據自然法編纂民法典。
應該說,薩氏的“民族主體性”仍然是理性主體性的分支,其特點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強調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對法律的影響。這種思想對我國法學發展亦有重要影響。鄧正來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概念,作為對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價值的批判,實際上也是一種在后現代話語包裝下的民族主體性的翻版。
薩維尼之后,他的“民族主體性”理論被其弟子演化成為概念法學。薩氏認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長成的,那么,對于人們、特別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創造法律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發現法律的問題。到了以溫德夏特為代表的概念法學那里,法律規范具有其肯定的、不變的和確定的內容,“法律是一個包羅萬象、完整無缺的規則體系,每項規則便是一個一般性的命題。只需運用邏輯上的演繹法,把它適用至個別具體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確的判決。”這種法律形式主義的極端發展,窒息了主體性的發揮,為新分析法學、社會法學所批判,即本文所稱“法官主體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體性的法學——以法律的不確定性為主線
同概念法學一樣,分析法學也認為法律是自給自足的體系,認為法律是者的命令,惡法亦法,我們暫且稱之為“者主體性”理論。后來哈特發展了分析法學,將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論引入分析法學,形成所謂新分析法學。哈特認為,法律具有空缺或開放的結構,法律規則分為第一性規則與第二性規則,法院在處理處于邊緣地帶的疑難案件時,必然發揮法官的主體性,進行法官造法。這種邊緣的模糊地帶,實質上是法律的不確定性。對于如何解決這種不確定性的問題,被許多學者劃歸權利法學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將法律中的規則和原則、準則相分離,規則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適用,而多個原則、準則可以適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對同時適用的不同原則進行權衡,從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確”解。這是德沃金為消除法律的不確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釋理論。
在法官的主體性上,新分析法學認為,法律是確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釋法律。但這種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紀初德國產生了自由法運動,強調審判過程中法官的直覺因素和情感因素,強調法官的自由裁定權,要求法官根據正義和衡平去發現法律。社會學法學的興起,進一步貶抑了演繹邏輯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強調“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霍姆斯語)。美國的法律現實主義則把法律的不確定性強調到新的高度。盧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點應當從規則的研究轉向對司法人員的實際行為特別是法官的行為進行研究。他論證說,法律規則并不是美國法官判決的基礎,因為司法判決是由情緒、直覺的預感、偏見、脾氣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決定的。
法官主體性法學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點和規律。這與普通法的預設前提是有關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這個預設被認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與詹姆士一世國王就國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審判權一事發生爭執,國王說:“朕以為法律以理性為本,朕和其他人與法官一樣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賜陛下以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天資,但微臣認為陛下對英王國的法律并不熟悉,而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權、財產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賦理性(natural?reason)來決斷的,而是按人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決的。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經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工作。”這里的人為理性,顯然與自然法中整齊劃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樣的,而是法官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養成的理性直感。這正是本文將“法官主體性”獨立于理性主體性的依據之一。三、個體主體性的法學——以后現代主義思想為主線
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批判啟蒙、批判現代性的哲學思想。它認為啟蒙以來的近代西方哲學是建立在一些虛構的概念之上的,諸如主體、自我意識、理性、真理等等。后現代思想家從各個方面攻擊了啟蒙運動發明的“理性主體”。在結構主義看來,沒有先于環境存在的主體,主體是被各種關系和結構建構出來的,孤獨的個體其實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種結構或者關系所編織的一個巨大的網狀物中的一個小小的網節,人永遠都是被決定的,自由意志的主體從來沒有實現過。福柯繼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說法。可以說,近代主體性哲學中笛卡爾的“我思”式的主體以及個體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現代主義話語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反主體性思想在具體的法學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學學者鄧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結構,并指出個人主義是古典私法的意識形態基礎。肯尼迪認為私法并不是只能從個人主義的角度來認識的,而且從“利他主義”的角度也解釋得通。例如侵權行為法要求行為人對他人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契約法也要求對不履行契約給相對人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這些都可以理解為對當事人課以利他主義的義務。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從個人主義和利他主義兩個視角加以說明,個人主義并不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美國有學者利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研究了紐約法院關于產品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產品責任的判決,研究表明:紐約法院最早把生產者對第三人的責任建立在產品的內在質量問題上,認為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責任是由于產品的危險性導致的。這反映了一種“主體與環境”二元分立的思維方式。法院后來的判決了先前的理論,認為生產者對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的責任基礎是生產者對有可能給他人帶來的危害是具有可預見性的。從而把責任的立論根據從“主體—客體”轉換為“主體—他人”。這些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反主體性的后現代法學思維模式。
后現代主義著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構。但理性主體性被消解后,處于后現代話語下的哲學家不自覺地為法律活動設定了一種新的主體性理論,即“個體主體性”,認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過參與其中的所有個體間的對話、商談、溝通而形成的決定或共識。
哈貝馬斯創立了人們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理論”,成為繼分析法學派的邏輯方法、新修辭學派(以佩雷爾曼為代表)的說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種基本的法學方法。這種對話理論認為,對話是人類行動、特別是思想溝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眾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價值多元的現實社會中,特別需要一套具有價值性的對話溝通機制。但對話機制無法實現傳統意義上的統一理性,只能實現有限度的理性的統一:理性的統一性只是在對話和交涉的過程中的一種偶然的理解和暫時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統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是一張未給人們提供終點站的長途車票。這種有限的統一理性是哈貝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原因。
費希是直接提出“個體主體性”的法學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義理性觀,認為幾百年來人們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觀的,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而信仰則是盲目的。在二者發生沖突時,放棄你的信仰,服從理性,這是最基本的公民責任。而法律是人類理性的集中表現,因此服從理性表現為服從法律。那么,理性又是從哪里來的?自由主義的回答是,理性不是從哪里來的,而是自然規律和人類本性的體現。然而,費氏則持相反的立場:“理性總是從某一地方來的,經常是從國家的正式主張,從黨派的宣言,從法律的文本中表現出來。‘自由主義并不依賴于對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賴于對理性的假設,根據這樣的假設,理性與信仰之間的對立就被制造出來了。’”顯然,建立在這種自由主義理性觀基礎上的法治是教人們、甚至迫使人們放棄自己的具體的個體生命體驗和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而接受齊一性的法律規則和定于一律的行為模式。這是違背主體性要求的。因此,他強調解構并放棄自由主義傳統的基于假設的“理性的主體性”,而站在更為實用的立場上,強調“個體主體性”,以恢復人的本來的主體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體性——一種經濟分析法學的圖式
經濟分析法學派反對自然法的理性,反對分析法學的邏輯理性,也反對對話理論中的商談理性,在對待法律的客觀性問題上,頗具有后現代主義的解構特征。波斯納認為,哈貝馬斯的對話溝通無法達到對法律的共同的客觀性的理解,只有通過人們共同的生活體驗、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達成對法律的客觀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體間達成這種共同性,幾乎是一個人們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經濟分析法學引入一種自認為是普適于人們的共同性因素,即人們對成本和效益關系的算計。他們認為,對于絕大多數法律而言,特別是對于和財產相關的法律,如侵權法、契約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種能夠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眾的經濟學理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說,以成本和效益關系為核心的經濟學方法,對于達致對法律的客觀性解釋是有效的。
經濟學提出的“成本和效益關系的算計”在人性論上的普適性,是否會成為一種新的“理性主體性”,即“經濟人理性”主體性呢?經濟學上的理性人是一個整齊劃一的概念從而變為人類的另一個牢籠呢?“理性人是指有一個很好定義的偏好,在面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個整齊劃一的抽象的人的畫像,那么是否可以說,經濟分析法學表面上反對“理性主體性”,實質上又回到了“理性主體性”的窠臼呢?
確實,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與自然法學中的理性人本無二致。這只要回顧一下啟蒙時代經濟學上的個人主義與法學上的個人主義的對應就可看出來,比如資源的稀缺性、排他性與物權客體的稀缺性和物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對應關系。但是,經濟學自19世紀80年代由古典經濟學進入新古典經濟學時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邊際效用的原理,使經濟學上理性人假設的“畫像”更為豐富,利他主義行為被解釋為由助人帶來的心理滿足感成為主體效用收益,特別是行為經濟學從認識論上提出“有限理性”,對“經濟人”假說進行批判,從而實現了人性論和認識論的貫通。
經濟學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早期是從倫理人性論角度進行的,比如經濟歷史學派的瓦格納,將經濟動機二分;馬歇爾也提出人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紀以后,學者開始從認識論角度批判經濟人假說。經濟人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對利益的認識為前提,因此經濟人的表達中蘊含著絕對主義認識論的前提,就是說經濟人這一倫理人性論問題隱含著認識論問題,通過研究認識論可解決倫理人性論問題,行為經濟學則依此將倫理人性論與認識論貫通,將人性論變為一個認識論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最早質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據經濟決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將經濟人假定從一個倫理問題轉化為一個認識論問題。此后,行為經濟學繼續西蒙的理論路線,并將之與“經濟人”假說研究的傳統倫理方面結合,通過人們內心的認識偏見與扭曲批駁完全理性,通過影響人自治的因素批駁完全意志力,通過制度人批駁完全自利,對“經濟人假說”進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說,經濟分析法學還原了主體行為的復雜性,從而擺脫了包括自然法學在內的傳統法學上“理性主體性”的倫理人性論方法,實現了從方法論上的認識主體性,從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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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內容更多的是形態學及抽象的生物學反應等常規示教不可能確切表達的內容。多媒體技術以視頻、圖片、動畫等多種教學手段可以將微觀、抽象的內容轉換成形象、宏觀可視的圖片或動畫，能給學生呈現生動形象、直觀的教學內容，理解準確，記憶深刻，又便于教師的控制，具有使用方便、簡單實用、控制靈活等特點，提高學習效率，活躍課堂氣氛，在輕松愉快的心情下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現在，幻燈在課堂中應用最廣泛，每位教師應多掌握幻燈制作的技巧，在傳播知識的同時，注意美觀，條理清晰，可以插入各種有寓意的圖片，甚至是學生們感興趣的熱點，偶像，比如當介紹自身抗體檢查時，可以插入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明星：邁克爾.杰克遜，但多媒體技術并不能完全代替傳統的板書教學，教師仍然要利用板書在重點和難點進行詳細講解，做為補充。
2精選教材
醫學專業使用的教科書，與現代檢驗醫學相比，內容滯后，脫離實際較遠。比如在實際的臨床工作中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檢測，抽血時間現在已經改為0、1、2小時各抽血1次，而《健康評估》第3版教材仍是0、30分鐘、1、2、3小時各抽血1次。目前，教材種類繁多，要精選能反映最新理論，貼近實際，指導實踐的教材。有些教材，學生畢業工作后幾乎不再使用，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求知欲和指導臨床工作。檢驗項目的衛生行業標準每年可能都會更新，教科書很難跟上這個速度，所以授課時，將現在的新理念，新標準傳授給學生，免得理論與實踐嚴重脫離，使學生在生產實習時能更快的融入臨床實際工作，思維跟上技術發展的步伐。教師在備課時，要精通教材，并盡量博覽本學科各種權威書目，向學生推薦參考書籍，了解學科的新進展，新理論，不斷提高學術水平，方能具備教師的基本素養。
3檢驗醫學與臨床醫學的溝通應是教學改革的重點
長期以來，臨床與檢驗缺乏溝通，造成雙方不信任，不理解，不尊重，很難確保醫療質量。近10年，越來越多的檢驗專家提出檢驗與臨床溝通的重要性，并已經在切實的做著這樣的工作，學會與臨床溝通是檢驗人才的發展出路，也是檢驗醫學學科發展的必然。檢驗人員要學習臨床知識加強臨床意識，主動參與臨床的診療中。臨床實驗室工作的核心是檢驗質量問題，ISO15189文件的核心是醫學實驗室全面質量管理體系，強調醫學檢驗的分析前、中、后全過程的管理。這個過程需要所有醫護人員的配合與理解，比如分析前，具體工作全部由醫師和護士來完成，這就要求醫護人員和檢驗人員必須加強交流與協作，相互學習、相互理解、相互配合。醫生申請檢驗項目，需要醫生對該項目的適應證、臨床意義、采集要點等完全知曉，而且醫生應知道實驗室都開展哪些項目，如何選擇。臨床醫師對檢驗項目深層次的理解及橫向知識略顯不足，需要與檢驗科溝通、聯系。標本采集是檢驗質量的重要環節，可以說不合格標本大部分是檢驗分析前造成的，尤其標本采集過程，需要采集人員掌握采集手冊，也需要檢驗人員進行宣教，保證醫療質量，減少醫療糾紛。在分析后質控中，幫助臨床醫師正確分析、合理使用檢驗報告，對所測結果進行合理解釋，并收集臨床科室或患者的反饋意見、接受合理建議、要求、改進檢驗科工作，或開展新業務，滿足臨床需求。分析后的臨床溝通工作在微生物學檢驗中尤其重要，微生物檢驗醫師要參加臨床的會診，并要給出合理的建議，指導臨床合理應用抗生素，監測所在醫院的耐藥譜，細菌譜等等，這些將提升醫院感染疾病的診療及感控水平，這就要求檢驗人員有一定的臨床知識和臨床實踐經驗。林發全等認為無論在校教育，或是在職教育，檢驗醫學應該改變過去不重視檢驗與臨床溝通的教學狀況，在臨床實驗室質量管理或臨床醫學概要等課程中增加檢驗與臨床溝通的專題內容。
4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從九年義務教育初中化學（人教版）教材看，出現的化學用語有：
1、元素符號（33種）與離子符號（5種）
2、原子結構示意圖（22種）離子結構示意圖（5種）
3、化學式（108種）
4、化學方程式（62個）
5、電離方程式（11個）
新編教材不僅刪去了電子式，減少了元素符號，降低了對原子（或離子）結構示意圖的要求，對單質、氧化物、酸、堿、鹽之間相互聯系與相互轉變的反應規律的要求，而且對章節編排做了改進，分散了難點，選擇了合理的知識梯度。
如何根據教材特點與學生接受能力進行化學用語的教學是教師應該探討的問題，下面談點淺見。
1、運用興趣教學，提高學習效果。
根據教材的內容，有計劃地分散難點，讓學生輕松地學習，提高學習化學用語的興趣。例如：元素符號、化學式、化學方程式都可以提前逐步滲透、避免大量集中學習使學生難以接受。要讓學生在學懂學會中不斷強化興趣，在教學中重視牢固地掌握元素符號，進而熟練地寫出化學式，就可順利地寫出化學方程式。
為避免化學用語的學習枯燥無味，可將元素符號、化合價、金屬活動順序表編成順口溜以提高興趣，獲得好的記憶效果。
2、根據教材分層次教學，減少坡度，循序漸進。
教師應了解教材的知識結構，分析化學用語在全冊書中的地位，按照教材編排的層次，把握教材的深廣度，將化學用語的教學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進行。
①從“緒言”到第二章第三節是元素符號、化學式的識記階段。
讓學生提前分散識記元素符號。每節課3～5種，學生不感到負擔，愿意學。
到元素、元素符號這一節，學生已能熟練地讀、寫24種元素符號，為下一節化學式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從“緒言”課接觸物質開始，就可注明常見物質的化學式，讓學生經常見一見，不作其它要求。等到學習化學式時，實際上使學生在認識過程上有了發展、實現了從具體到抽象，從感性到理性的飛躍。
②從第二章第三節到第四章第二節是元素符號、化學式、化學方程式的理解階段。
讓學生理解元素符號、化學式、化學方程式的意義。掌握用元素符號寫化學式，用化學式寫化學方程式的初步規律。化學方程式是化學用語教學的重點，掌握好化學式與化學反應的文字表達式，可使學生形成化學方程式的雛形。書寫化學方程式，配平是難點，除了講清最小公倍數法，可通過實例簡單介紹“奇數配偶法”。
③從第四章第三節到第八竟，著重鞏固、擴大和應用化學用語。
用化學方程式來表示酸堿鹽的性質與單質、氧化物的簡單關系，是化學用語的高級階段。要應用必須強調理解、熟練。
3、多練多用，提高記憶與書寫效果。
化學用語和化學教材的各部分知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化學用語的特點是學生容易理解，但不用又容易遺忘，因此應將化學用語的教學貫穿于教學的各個環節，應當要求學生養成使用化學用語解答化學問題的良好習慣。能用化學用語解答的問題，如物質及其性質、用途，制娶現象的解釋，實驗結論等，必須用化學用語來解答，經常練習，達到會讀、會寫、會用，逐步熟練。
所謂個性發展，包括個體的自我意識、主體地位、個性心理品質及個性特長的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是指主體的自我認識。一個人只有形成穩定的自我意識，才能調動起自身內在的教育激勵機制，產生成就欲和自我教育的要求，才能意識到自己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從而努力按照社會、集體的要求規范自己的言行。相反，自我意識的泯滅，主體地位的失落，會帶來個性的扭曲、變態，形成自卑心理、依附心理及雙重人格，表現為對周圍環境反應冷漠，消極厭世，沒有進取心，這些都影響著品德的形成。誠然，個性發展中的自我意識、動機、性格、氣質等屬于心理學研究的范疇。但個性發展與品德具有密切的關系。品德的形成受個人動機和需要制約，性格中呈現出濃厚的道德色彩。因此說，個性影響品德的形成，而品德的形成反過來又對個性施以影響。
長期以來，受大一統經濟模式的影響，學校德育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諸如：重視集體教育，忽視自我意識的培養；強調對社會、集體的服從，抹殺個體發展的需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淡化個性心理品質的培養；等等。在許多教育者那里，唯命是從、老實本份的學生受到贊許、認可，而愛標新立異的孩子則被斥責。對學生評價標準模式化，對學生評語格式化，缺乏個性色彩。學校用分數來要求學生，家長則以個人意愿定格子女，完全不考慮學生自身發展要求，不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壓抑了學生個性的發展，而且造成學生依附感強，沒有主見，思想僵化，缺乏創造精神。好學生喪失自我，成為老師的“應聲蟲”；差學生喪失自尊，自暴自棄；一些處于中游的學生可能產生兩面性，表現為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中小學生大量存在的盲目從眾心理如“追星族”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反映了學生對自我的茫然。
認為，作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必須是社會性與個體性統一的人。德育過程既要重視個體的社會化，又要促進個體的個性化。社會化與個性化是相互依存的。人具有社會性，人必須適應社會的需要，個性化要以社會為基礎。同時，個性發展又是社會化的前提條件，離開個性化的社會化也是無生命力的。現在，許多中小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差，依賴性強，正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個性化教育的結果。當然，我們強調個性發展，并不排斥集體主義教育。個體意識絕非個人主義，前者強調承認個體存在的價值，主張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才能；而后者以一己利益為中心，為了一己利益，不惜損害他人和集體利益。兩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個性發展與集體發展是相得益彰的，流光溢彩的個性正是集體的活力所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新時期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客觀上要求學校德育要重視個性發展。要求學校培養的學生必須具有自主意識、創新意識、競爭意識和民主精神，具有自信、自尊、自強、自立的品質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要有“敢為天下先”、“勇爭上游”的精神。市場經濟為每個人才能的發揮提供了機會和條件。市場經濟呼喚個體意識，個體意識的覺醒必然帶來社會意識的回歸，這是一種大趨勢，是時展使然。
就提高中華民族整體素質而言，強調個性發展教育是必要的。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傳統的等級制度、門第觀念、綱常禮教束縛了人的思想，扼殺了人的個性，使得國民性中存在著安貧樂道、固步自封、甘居中游、囿于保守等不良傾向。這些都有礙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為開放的現代社會所不容。要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素質，必須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更新觀念，大力弘揚中華民族自強、堅韌、進取等優良品德。
從中小學生自身來看，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學生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自我要求比以往增強，他們已經不滿足于簡單的說教和灌輸，他們要求民主、平等、尊嚴，開始重視個人價值的實現，個人追求的滿足。如果學校德育不能適應這一變化，仍然沿襲老一套，就必然帶來負面效應。近年來學生中出現的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不能不說是一種例證。
青少年正處在個性發展最關鍵的時期，重視學生個性發展，將對培養學生優良的品質、健全的人格起到積極的作用。筆者認為，在學校德育中加強個性發展教育的思路應是：
一、要轉變傳統觀念，樹立新的人才觀。
現代社會人才的內涵是多元化、多層次、多規格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成百上千的各個方面的專家，而且也需要成千上萬的各類技術人員。專家學者是人才，有一定專長的勞動者也是人才。我們提倡德智體全面發展，但不等于說要各種知識、技能均衡發展。學生由于興趣愛好、智力水平、生理發育、環境影響等不同，在思維、能力上是有差異的，要求學生門門功課優秀是不現實的。要轉變老實、聽話就是好學生的觀念，教育者要重新認識那些創造型學生，注意保護他們的創造熱情和個性的發展。對于那些“五分加綿羊”式的學生要加強引導，并適時進行性格教育。
二、要突破僵化模式，倡導個性化教育。
教育對象由于遺傳因素、所處環境等不同，個性特征是有差異的。德育只有基于這一點，才能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在規定德育目標時，要根據不同類型的學生的不同特點，體現出層次和個性。德育內容要在強調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注意把社會與公民、民主與紀律、集體與個人、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機結合起來，防止偏廢一方的現象，并使傳統道德教育與時代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在教育方法上，教育者要把學生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來看待，充分尊重每一個學生，不搞訓斥式、灌輸式、保姆式教育，提倡暗示性教育，重在引導和點化。教育者要創造寬松民主的教育氛圍，讓教育對象在教育者提供的情境中自己去發現道德價值，產生道德需要。要引導學生學會正確認識自我，正確評價自我，正確控制自我，學會設計自我，實現自我的正常發展。
三、要注重性格塑造，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品質。
論文摘要：社會工作的開展，除了進行一般的照顧、治療工作外，更應該具有社會建構的目標屬性。一般情況下，社會工作者會在具體的工作中遇到許許多多關于案主的法律問題。在這其中，個案記錄或具體的見聞在司法過程中將會對案件的走向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同時，社會工作介入司法領域將會對案主及其自身權益產生積極影響。社會工作者作為專家證人在英美法系國家一直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國家，隨著社會工作的不斷發展和司法體系的不斷完善，此種制度也可以成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莫勒斯(Morales)與西佛(sheafor)認為，對人提供照顧(Caring)、治療(curing)與改變社會(ChangingTheSociety)是社會工作者存在的三個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實際上，我們發現：我們國家社會工作的開展，更多的是強調照顧和治療的“使命”，很多情況下缺乏改變社會的實際機制。在總結最近幾年各個領域社會工作開展情況時，我們發現：隨著社會問題的不斷凸顯，社會工作在進行社區發展、社區服務以及進行弱勢群體關懷的過程中不斷地遇到各種各樣的與法律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凸現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現出法律運行的具體缺陷……這些問題，于一個單純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可能是難以解答和進行更深層次討論的；于一個單純的法律人來說，又是在書本中很難發現的。當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活動的時候，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一、社會工作的建構性檢視
(一)定義中的建構性取向
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和國際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在2001年對社會工作所下的定義指出：社會工作提倡社會轉變，解決人際關系問題以及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類的福祉。社會工作運用人類行為和社會系統等理論，在人與環境互動中作出介入。而人權及社會公義等原則乃社會工作的基礎。在這個定義之下，其更多的是強調社會工作所應該具有的社會作用，而這種作用更多的體現為“轉變社會”和“改善人類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爾和B·w·謝福的觀點，“社會工作實踐由社會工作價值、原則和技術的專業應用所組成，以便實現下述一個或多個目的：幫助人獲得有形的服務，對個人、家庭和群體進行輔導和心理治療，幫助社區或群體提供或改善社會和健康服務，并參與立法過程。”
在這里，莫雷爾和謝福特別提到了社會工作在“參與立法過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種目的，實際上也即一種建構性的目的，旨在具體的服務和照顧中獲得更多的社會建構啟示和具體實踐。在我們國家，學者對社會工作所做的定義也同樣沒有忽視社會問題及社會工作的建構性問題。
(二)行動研究理論的視角
行動研究的先驅人物，社會心理學家KurtLewin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只是要獲得理論知識，同時還應該透過行動研究形成社會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動策略，以達成預先設定的變革目標。從理論上來說，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追求邏輯上的真，而更應該關懷道德實踐的善與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須返回生活世界才能獲得源頭活水，研究是為了指導人們立身處世的生活實踐。就社會工作來說，(在上文我們已經提到)目標不僅僅是照顧和治療，更多的應該體現在社會變革上。照顧和治療只是一種短期的、應急的目標，而社會變革則是長遠的、可持續的目標。在行動研究理論之下，實踐性的行動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動研究(EmancipatoryActionResearch)對社會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別是其在社會建構目標指引下的具體實踐。
實踐性的行動研究旨在發展案主的實踐推理能力，經由厘清有意義溝通與對話的條件，生成詮釋性理解的知識，這個知識能形成或指導實踐的判斷。
解放性的行動研究旨在創造一個有批判性的分析環境，讓案主能在完全授權的情況下，超越主觀的認知，使獲得客觀的解放型知識來進行溝通或社會行為，實踐進行批判與反思，進一步創造一種可能的改變與進步。而Hart和Bond則將之成為“賦加權力型研究”，指出這種研究與社區發展緊密相關，以反壓迫的姿態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搖旗吶喊。研究的目的是結合理論與實踐來解決社區的具體問題，研究者協助參與者確認研究的問題，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識。
在面對具體的案例和案主的時候，社會工作者基于行動研究，已經不僅僅是一名單純的“服務者”、“傾聽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斷”、“反思”將會成為社會建構過程中一種極為重要的資源，而且將會對案主產生直接的影響。
二、法律問題與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國外以及香港、臺灣地區的社會工作實務和教學都將社會工作中的法律問題作為一個重點來開展。實際上，社會工作與法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首先，社會工作過程中的弱勢群體需求評估對立法和政策的推進有著重要的影響；其次，社會工作者的個案記錄往往成為司法過程中的重要證據；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會工作的領域更為廣闊。
相比于其他問題，社會工作者的個案記錄和證據表達問題又是此領域最引人關注的問題。臺灣學者陳慧女指出：法律與社會工作之實務可以在以下領域展開：社會工作的臨床評估；兒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評估；兒童、少年、成人害被害人之評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評估；害、婚姻暴力、兒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險評估；兒童及少年監護權、探視權、收出養之評估；少年犯罪行為之評估；老人虐待與疏忽之評估等。臺灣大學《實習過程中與法律相關之注意事項》一文中指出：“社會工作者必須對于法院的運作體系有所熟悉，同時也必須知道在法庭上作證時應有何種適當之舉動。社會工作實務者與學生必須假定其所撰寫之專業服務紀錄、個案紀錄、個案報告或聯絡信函等，皆有可能成為法院傳票要求檢視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檢察官或律師搜集和檢視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當庭閱讀之文件。當我們在撰寫上述這些文件時，必須相當留意撰寫紀錄之內容，以及我們如何責成文字上的表達。”其實，這也就是對社會工作者提出了一個更高的要求：除了幫助人們解決實際困難，還必須要在政策，特別是司法領域承當更高的社會責任。而這一點，可以說，會對那些受到侵害的人產生更為積極的影響。
香港社會福利署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及照顧兒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調查過程中或進行個案會議期間，如受虐兒童被評估為需要法律保護，應由社會福利署的負責個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所列相關條文處理。相關機構會提供跟進服務。對于不被評估為虐待兒童，但須引用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的個案，而該個案并非其它服務機構的已知個案，家庭服務中心會負責進行照顧兒童法律程序。實際上，在社會工作過程中，特別是在此類兒童保護的案例中，對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顯然要更高，而且也更為細化。在美國，1989年的“約西亞兒童虐待案”中的相關事實則可以使我們對社會工作在司法過程中的作用有一個更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約西亞遭到父親的虐待后，工作人員與孩子的父親進行了面談。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醫生的電話指“懷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這一次，他們從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暫時交給醫院監護。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兒童保護組”開會討論約西亞的問題，該組由兒科醫生、心理學家、偵探、律師、專案工作人員以及一些醫院員工組成。小組討論并提出了解決方案。
本案雖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應該做出救助的問題上產生爭議。但在案件訴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關爭議情況可以使我們對社會工作在司法領域的介入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種“介入”的意義正如對本案提出異議的布雷蘭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盡責的話，類似約西亞這樣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況會變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見，社工的及時介入，以及在司法領域中的作用發揮將會極大地彌補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專家證人制度概述
專家證人(ExpertWitness)制度產生于14世紀的英國，一直以來都是英美法系國家證據法有的一種法律制度。專家證人是指：對該問題或與該問題相關聯的事宜所具知識或經驗，能令其對該問題或該等事宜的意見可被接納為證據的人。②專家證人與一般證人，與鑒定人，與專家輔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將幾者加以區分將會使我們對專家證人制度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一)專家證人不同于一般證人
一般證人主要是陳述事實，而專家證人可以發表意見。一般情況下，對事實的把握是為后邊的推論或進一步證明作準備的，而由專家證人所作的意見可以直接作為證據被法官所采納，對案件產生的影響比一般證人要大。
(二)專家證人不同于鑒定人
首先，主體來源的范圍。鑒定主體必須是取得官方資格，或擁有官方承認的某種資格的人。而要取得這種資格，則不僅必須擁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備的專門知識，而且還往往必須通過某種考試或考查才能夠實現。而專家證人的選任范圍要廣泛得多，只要滿足“具有相關知識和經驗”、“意見有助案件解決”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體選任的權限。一般情況下，選不選專家證人，選擇具有何種資歷的專家證人，均由當事人自己決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數情形下由法庭選定外)。而鑒定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則需要法庭介入選定。
再次，主體的傾向性。專家證人由當事人聘請或選定，因此專家證人會作出相對傾向于本方的意見。實質上也就是一種濃厚的對抗性意見。而鑒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學的結論和評判。
(三)專家證人不同于專家輔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1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一至二名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出庭就案件的專門性問題進行說明。人民法院準許其申請的，有關費用由提出申請的當事人負擔。審判人員和當事人可以對出庭的具體人員進行詢問。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由各方當事人自行申請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就有關案件中的問題進行對質。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可以對鑒定人員進行詢問。”此條規定類似于專家證人的規定，但又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專家證人之規定。之所以類似，是因為此類人員是由當事人申請，有一定的自由選任性。但兩者又是有著很大不同的。很多學者將此條規定中的主體稱為專家輔助人。
首先，專家證人提供的是意見，并且是結論性的。但專家輔助人進行的是說明，并且還要有“對質”、“詢問”等過程。
其次，專家輔助人必須是在“經人民法院準許”的情況下進入到案件審理過程，而專家證人的選任就要更為自由。
因此，專家證人制度是一種極富特點，并且在效率方面極具優勢的制度設計方式。對于完善司法程序、維護司法權威和公正是頗具意義的。就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這一制度已經在理論和學術上引起了一定的關注，但如何具體的對其加以操作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認為，社會工作在我國的不斷發展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
四、社會工作者何以成為專家證人
(一)社會工作者能稱為專家嗎?
以艾滋病檢測為例，當某案主來到機構，機構會指派其中一名咨詢員全程陪同。整個過程是這樣的：第一步：提供免費的檢測前心理咨詢。第二步：提供免費快速檢測。第三步：結果呈陽性的話，7個工作日內陪同到疾控中心進行確認檢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費CD4細胞檢查。第五步：CIM細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關醫院進行免費體檢。第六步：轉介并幫助其獲得免費抗病毒藥物。第七步：提供服藥依從性支持。
從整個過程來看，從心理咨詢開始到最后的藥物依從性支持，整個過程都是在相關的社會工作者輔助和指引下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此名社會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況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個機構進行檢測、體檢等，社會工作者都陪同在身邊。因此，社會工作者不僅僅是一個具備此方面知識的人，同時也是清楚記錄整過程的人。而在其他領域，比如兒童保護、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會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記錄下發生的許多事情，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發現和記錄下的。況且，社會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經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這使他們在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能夠更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體問題的基本情況。這些記錄以及社工的具體分析對于具體司法程序的開展是極具意義的。
(二)社會工作者職業倫理的要求
職業倫理是一個專業在實務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對于社會工作這樣一個時時刻刻在與人打交道的工作來說，各個國家都十分重視專業職業倫理的建設和倡導，而社會工作在社會建構方面的工作倡導又是近年來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焦點。
《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NASW)倫理守則》指出：社會工作者在社會變遷方面首要的努力應著重于：貧窮、失業、歧視及其他形態的社會不公正。當社會工作者必須無決定能力的案主時，社會工作者應采取合理的步驟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權利。社會工作者應采取行動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種族、國籍、膚色、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狀況、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礙所造成的支配、剝削和歧視。《加拿大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倫理守則》指出：法庭許可有裁判權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員提供其評估給法庭。當法庭需要該資料時，社工員可以向其解釋案主拒絕提供的理由。社工員應該促進社會工作的正義。《臺灣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指出：(社工員)應以負責態度，維護社會正義，改善社會環境，增進整體社會福利。闡明社會工作者對社會的責任：社會工作應增進社會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視的防止與消除，確保人人可公平的獲得所需資源、服務和機會，倡導社會狀況的改進。
應該說，以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工作倫理要求都將社會工作者在法律領域的社會責任上升到了一個極高的高度。這是符合現時社會工作發展要求的。而且，我們發現，像加拿大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對社工作為專家證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種趨勢將會對各個國家產生極大的影響。
(三)社會工作者作為專家證人與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的理論產生于20世紀四十年代，早期的臨床研究為此理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Grove大火后，從事的關于火災后悲傷反應的研究以及ReubinHill于1949年進行的因戰爭所造成的家人離散與重聚以及家庭壓力的研究。危機處理理論關注人在壓力事件之下的危機狀態，并試圖通過適當的危機處遇方式來預防、重建、改善和維持人的生存和發展。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來看，對于很大一部分的社會工作，如農村社區發展、青少年教育、流動人口知識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種較為緩和的發式展開。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強烈的緊迫性和危機性。而對于像虐待兒童、家庭暴力、就醫歧視等情形，社會工作就不僅僅只需提供照顧或心理輔導，它需要的是緊急的處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遞個案記錄和進行出庭作證，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權益。那么，這種活動對于受到侵害的案主來說究竟蘊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據危機處理理論：對個人而言，面對突然壓力情境及危機事件，人會經歷情感失衡、認知失調及表現出相應的生理癥狀；對于團體來說，當團體共同遭遇危機時，危機會受環境影響而擴散和蔓延。但這些都不能算作病態。通過良好和有效的危機處理，可以增強對事件掌控及因應的能力，減低心理沮喪的強度，在悲傷過后重新建構好心情，有助于對未來事件處理能力之增強。反之，在嚴重壓力失序和創傷后壓力失序的狀況下會產生對創傷事件之再經驗(如夢魘、幻覺)、逃避和麻痹(避免創傷之勾起、遠離人群)、過于敏感警覺(過度失眠、易怒)甚至是憂郁、人格失序、人際問題、犯罪行為及自殺。在失衡狀態的期間，人會主動尋求生活的平衡與和諧，評估事件之意義，及檢視個人生活中可資運用以因應危機之個人與社會資源。當個人受傷的狀況升高時，特別會尋求心理上的協助。
對于社會工作者來說，在面對虐待兒童、家庭暴力、各種歧視的情形時，關鍵問題就在于如何更好的處遇此類的危機。因為，類似于艾滋病感染者這樣的群體，他們在受到歧視以后，恐懼和無助將會在群體內蔓延。那么，這個群體將會變得更加脆弱，甚至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社會危機。因此，社會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就在于，降低個人對壓力及無助的感覺，活化社會資源和建構有效因應策略。而在司法過程中，社工作為專家證人的介入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司法活動，它在本質上意味對人之危機的關注和巨大的支持。而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種支持將會對法律在大眾中的普及以及樹立法律的權威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五、社會工作者作為專家證人的理論意義
在這里，我們通過相關的理論建構，試圖闡明社會工作者可以作為一名專家證人，加入到訴訟活動或其他更為廣泛的司法活動中。而實質上，這樣的一種嘗試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變遷的需要。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20世紀以前的美國，每一個案例都有一個唯一正確的結果，這個結果可以從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規則通過邏輯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審理Greenv.HudsonRiverRailroad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說的，“我沒有別的選擇，因為我只能按照我所發現的法律裁判——我沒有特權去偏離源遠流長的先例的要求。”這樣一種對邏輯機械的運用，勢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扼殺真理和正義的存在。而正基于此，這種傳統在19世紀末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Common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布蘭代斯(Brandeis)則將社會科學的材料運用在他的辯論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對這種做法的認可，繼而基于該種材料獲得勝訴。實際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論的闡述還是布蘭代斯實踐上的嘗試，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將關注點集中在了社會科學知識對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們國家，充分運用社會科學知識進行法律的解釋和推理也在理論界得到了重視。①那么，此處我們所提社會工作者究竟能在這場變革中發揮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702.“專家證人”中指出：如果科學、技術或者其他專門知識有助于事實裁判者理解證據或者判斷爭議事實，而某證人由于其知識、技術、經驗、訓練或者教育是一個合格的專家，則其可以發表符合以下條件的意見或其他證言：(1)證言基于充分的事實和數據；(2)證言是可靠的原則和方法的產物；(3)該證人可靠地將這些原則和方法適用在了本案事實上。莫納什(JohnMonahan)和沃克(LaurensWalker)則將此條規定定義為專家證人的助益性(helpfulness)要求。此種要求對于社會工作者來說，正是其參與到司法活動中的前提性要求。因為在這里，我們已經將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界定為一種“建構性”的活動。他們的主要任務在于：利用自己與案主的接觸，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反思，一方面，尋得案件的公正解決之途徑；另一方面，則是樹立一種司法公正之權威。這種活動可以有效地避免純粹運用法條所帶來的諸種弊端，因為法律永遠也無法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高對法理學重要性的認識
法理學是法學的基礎和核心，法理學“通過捕捉和表達所處時代的法的精神、理念，為當時的法律體系、法學體系的建立尋求思想基石，或者為法律制度和法學的變革提供精神推動力量”［3］63。這說明法理學對法學學生來說，既提供專業基礎知識，又培養法學價值觀念。如果沒有法理學基礎知識的學習，部門法的學習勢必舉步維艱；而缺乏現代法律精神和法律思維的法科畢業生會欠缺法律信仰和法律思辨的能力，即使其從事法律工作也至多是個法律操作者，對待社會法律問題不能把握其深層次的價值觀念，體現不出法律工作者的法治情懷，往往被媒體或權力所左右，最終不是把法律作為信仰而只是作為一種謀生的職業。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蘭克指出的那樣，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須具有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先知的素質［3］19。而法學本科新生剛剛從高中進入大學，對于法律是什么的問題剛剛開始接觸，他們的法律意識往往比較簡單、淺薄，需要教師去進行啟蒙，為一張白紙畫上基本的框架，法理學作為專業基礎課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成功的法理學教學可以為他們灌輸基本的法治理念，培養法治信仰和職業法律精神，塑造理想的職業人格。這樣就能及早確立學生的職業意識，明確學習方向，同時完善學生的人格，培養其理性、堅毅、熱愛自由、維護正義的職業特質。不成功的法理學教育，則是缺乏價值支撐的應試教育，將有趣的法學教育變成了枯燥的法條機械記憶，因此，應提升對法理學的重視，真正保證法理學的核心地位，在課時、師資和教研方面凸顯其重要性。
編寫獨立學院適用的法理學教材
針對目前獨立學院法理學教材比較混亂的情況，獨立學院應明確人才培養的目標，統一規劃法學專業本科教材，因為法理學是大一新生最先接觸的一門課，教材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生對法學的印象和學習法律的興趣。適用于獨立學院的法理學教材，至少應符合以下兩點：首先，作為獨立學院法科學生使用的法理學教材，應當有針對性地對獨立學院法學專業的學生進行量身定做，要通過教材改變學生那種以為法理學知識枯燥、空洞、無用、低級、遠離生活、不著邊際的錯誤印象。這就需要教材編寫者既要吸收鮮活的法律社會學研究和深刻的法哲學成果，完整、準確地展示法理學的真實面貌，讓教材所傳授的知識是權威的、經典的和有實踐意義的；其次，鑒于獨立學院學生的層次與母體學校以及高職高專有別，教材要深淺適度，既要完成法理學的使命，向學生傳授基本的法學理論知識，又要避免理論過于復雜和難以理解，同時要突出實用，對相關的社會現實法律問題有所體現，增強教材的現實性和趣味性。為達到這種效果，應用于獨立學院的法理學教材可以考慮多增加法律歷史典故、法學家介紹、法理學經典案例和法律故事，并做到教材能夠和社會熱點事件問題結合、和法學專業學生的就業實際結合，因為法學專業涉及到的是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來自于社會現實，只有理論能夠為社會實踐服務，才能增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
法理學課程分兩段教學
依據認識的規律和法理學的基本特點，應該分階段教授法理學：一是在大學一年級法科學生開設法理學基礎理論課，主要包括法學導論、法的本體和法的運行，教學內容完全是知識性的，重在讓學生掌握法律的基本概念，側重于學生法學知識的“入門”引導，解決目前法理學教學中因學生剛進入大學即學習此類抽象理論知識而不能很好接受的問題，為今后分門別類地學習法學其他學科奠定專業基礎；二是在大學三年級開設法理學原理課，目的是使學生掌握法的一般理論和方法論，內容應包括法的價值、法的起源與發展以及法與社會，訓練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之所以要提倡分階段教學，是因為這符合認識的規律。把法理學這門理論課放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就是遵循演繹法的學習方法，其優點是能夠為初學法律者系統地提供一整套法學基本概念、基礎理論和價值觀念，但法理學特點是以理論闡釋理論，對于獨立學院的學生來說，這確實有點勉為其難，因為其本身理論水平的欠缺，加之法理學的抽象性和大學一年級學生對法律的知之甚少，許多法理學知識很難理解，但是如果不放在大學一年級開，而放在大三甚至大四開設，遵循著歸納法的認識規律，先讓學生學習具體的部門法，再學習法理學，學生又缺乏基本的法律素養和不能熟悉許多法律術語，在其部門法學習中需要另外補充許多法律概念，也不能理解其他部門法背后的支撐原則和理念。所以理想的方法是大學一年級讓學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律制度，這樣在學習部門法時就有了一定的專業基礎；同時大三的學生經過部門法的學習，獲得了具體的法律認識后，對部門法有了基本把握，對其進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訓練就成為可能，在此基礎上涉入法律思維、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釋等技術層面和法學方法的內容，再總結法律背后所滲透的價值和理念，可以使法理學知識更加生動具體而容易理解，正如霍姆斯曾說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4］同時這也有助于高年級法科學生的考研、司考和做畢業設計。
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以向學生灌輸確定性的知識為特征，針對獨立學院學生的實際情況，我們還應該堅持這種教學方法，同時要結合其他教學方法，提高法理學的課堂生動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首先，在課堂講授方面，宜以一本教材為主，便于學生依托教材自學。理論講授應深入淺出地精講，教學內容要重點突出、詳略得當，要積極結合社會熱點問題，注重對一些重點疑難問題的分析和挖掘，并適當介紹國內外理論界對重要法理問題的研究現狀，以培養學生的學習和研究興趣，開闊視野。其次，教學中盡量多采用案例教學，使抽象問題生動化。法理學需要用案例來闡釋，在缺少合適的典型的而又真實的案例的情況下，需要教師下工夫收集、整理教學案例，并逐漸形成教學案例庫。再次，借助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如多媒體課件、視頻、圖片等增加教學的直觀性和生動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改善教學效果，解決法理學內容抽象枯燥的問題。比如，可以將《大家看法》節目中一些鮮活、生動、有說服力的相關案例的視頻穿插于多媒體課件中，教師進行點評式教學，或者組織學生觀看法制電影像《盲山》、《秋菊打官司》等，要求學生寫出觀后感，以培養學生的法治理念和現實關懷。還可以采用討論式的教學方法，通過討論，讓學生有思考、發言和論辯的機會，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同時鍛煉口頭表達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也可將教材教學與閱讀經典相結合，教師在講授教材內容時，穿插相關經典著作的背景和內容介紹，引導學生去閱讀經典，激起他們對經典的興趣；同時給學生開出經典書目，供學生選擇閱讀，如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和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等，經典教學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的理論思維和法理感悟能力，增強學生的歷史感，提高其理論素養。最后，在法理學實踐教學方面，可以引入診所式教育，包括法律咨詢、模擬法庭，庭審觀摩，社會調查、實習等。“診所法律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法學院興起的一種新的法學教育方法，是一種由學生親自擔任法律關系中的某一角色，具體參與法律實踐來思考法律問題的活動［5］。例如對重要案件的庭審觀摩和模擬法庭，要求學生寫出評論報告，以此來培養法律技能和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這不僅給予學生法學技能方面的訓練機會，進一步增強對法理學理論知識的理解，同時也著重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增強其關心社會的情感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培養具有綜合素質的人才。
【摘要】本文以轉型期的體育領域倫理道德景象為研究對象，運用邏輯法，結合本人所見所聞，重新認知道德、社會倫理道德、我國轉型期社會倫理道德景象、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我國轉型期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并進行了相關的探討。
【關鍵詞】體育；倫理；道德；轉型期；中國
0.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不和諧的現象充斥著我國的各個領域，這些“不和諧”有一部分涉及法律問題，我們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而更多的是一種倫理道德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對倫理道德有一個全面、客觀、正確的認知，對社會轉型期的各種倫理道德問題有正確的態度。作為一名體育教師，對體育領域的社會倫理道德問題需要始終保持一種敏感的嗅覺，這些體育領域的“不和諧”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處理好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以下將談談本文的愚見。
1.關于轉型期、社會倫理道德的認知及其景象。
1.1何謂轉型期。
我國一直以來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綜合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各種倫理道德理論也隨著開放的經濟一同到來，并影響著我國的公眾。如現代的公民倫理、普斯倫理近幾年都有著一定的傳播。
我國真正的轉型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我們轉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政治文明水平、經濟發展、文化的保護和發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當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也表現出很多不和諧的景象，各個領域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態。
1.2對道德的認知。
關于“道德”，對“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過來，看見一樣東西，拿不拿？問問心。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條具體的道路，而是一個抽象出來的概念。由此可見，“道德”，就是類似于約定的秩序，引申為人在社會上為人處世的規則。人們常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倫理的支配和約束。為了使人真正成為人，社會成為真正的理性社會，就必須有道德的自覺規范。
1.3對社會倫理道德的認知。
倫理道德本身是一種習慣。倫理與道德在內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處的。倫：次序之謂也，“倫理”似乎便是指長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國有“天地君親師”的古訓。倫理與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調節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則的作用。“倫理”和“道德”常常同時出現，但卻是兩個不同的兩個概念。倫理，從本質而言，是關于人性、人倫關系及結構等問題的基本原則的概括。而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是指調節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因此倫理范疇側重于反映人倫關系以及維持人倫關系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倫理是客觀法，是他律的，是雙向的。道德范疇則側重于反映道德活動或道德活動主體自身行為的應當，道德是主觀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單向的。人性的本質是趨利避害，而倫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質得到合理的引導。
1.4轉型期社會倫理道德景象。
我國選擇了一條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我國又是一個受傳統的儒家倫理幾千年影響的國家，這就要求我們要積極的轉型。“我們不能對我們生活的社會時代麻木不仁，我們必須要跟上社會的節奏。”有人說：“全虧了改革開放的與國際接軌，讓我們迎來了普斯倫理”，改革開放確實讓我們與世界零距離接觸，讓我們對普斯倫理、公民意識等各種倫理道德理論有了全新的認識。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度的加大，發展的加速，國人的社會倫理道德也產生著微妙的變化，部分人產生了一種浮躁的心理，世界觀、價值觀也隨之改變，太過注重經濟效益，追求不切實際的社會認可，而忽略了個人真正的價值。
2.對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的認知及其轉型期的景象。
2.1對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的認知。
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就是在體育領域調節成員與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的規則，它包括很多內容，主要有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領隊、出資方、盈利方、社會成員等多個構成部分，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與部分之間產生的關系，必須要有相關的倫理道德來引導和約束，這就是體育倫理道德。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經濟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經濟領域的這一變化，使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體育的產業化、職業化、功利化和商業化無疑在推動體育運動發展方面作出了貢獻，但它同時又“對彌足珍貴的體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點一點地侵蝕著、吞噬著體育的靈魂，使體育正一天天地逐漸淪為名利、功利、勢力的奴隸！”
2.2轉型期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奧運會，讓世界再次承認中國是一個體育大國，但也讓我們認識到中國還遠遠不是一個體育強國。我國的競技體育就存在太多的倫理道德問題。
2.2.1我國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機制是舉國體制，是一個金字塔形態。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就有眾多體育專家、學者提出，2008奧運會后，我國需要改變現今的競技體育培養模式，呼吁取消舉國體制，應該把體育工作的重心由競技體育向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移動，但同時也出現了部分反對的聲音，認為不可以取消。眾所周知，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的體質連續20年呈下降趨勢，現狀不容樂觀；同時許多疾病也呈現著年輕化的趨勢，提高國民體質，已經是當務之急。本人認為體育工作的重心理應由競技體育向社會體育、學校體育轉移。當然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倫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2.2.2競技體育的人才選拔。我愿意相信絕大多數競技體育人才的選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須承認，在部分運動項目的人才選拔中，并不僅僅看運動員的實力和未來可以挖掘的潛力，運動員的家庭背景也作為考察項目之一。近期網上公布的幾段視頻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記還一度引發體育界的轟動，內容主要是教練明目張膽的索取煙酒、紅包，若不按時送，就不給指導甚至不給練，更有甚者，對其隊員會進行體罰。這時候，我們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著“為國爭光”的幌子，做著滿足個人利益的事。
2.2.3始終處在風口浪尖的中國職業足球。我國泱泱13億人的大國，竟然選不出11個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運動員，有人說，這是我們的體質、體能問題，事實果真如此嗎？日本、韓國同樣是亞洲種，為何他們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來沸沸揚揚的足球運動員群毆、打裁判等等負面事件，足球運動員拿著高額的薪酬，有沒有實現相應的價值？有沒有付出相應的努力？前幾天，本人在看體育新聞，看到了中國棒球隊沒有太多的經費，沒有外教，甚至連本年度的比賽服、裝備都是去年的舊服裝、裝備，但他們仍在堅持，仍然兢兢業業地訓練，沒有觀眾，仍認認真真地比賽。朝鮮國足，拿著12元的月薪依然闖進了世界杯。群毆、假球、黑哨，試問中國職業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轉型期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談談我國體育領域這些“不和諧”的成因是什么？第一，無疑是體制問題，沒有規范、可行的體制去規范，讓體育領域各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約束的尺來衡量自己的道德行為。第二，缺乏相應的倫理道德教育。體育領域作為大眾娛樂、觀賞的項目有著一定風向標的作用，這就要求運動員等體育領域的組成部分接受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愛國精神、民族主義、團結精神、拼搏精神等等。運動員作為公眾人物，更應該表現出積極向上的形象。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中國男籃，他們常常會組織隊員去軍隊、學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參加各種公益活動。所以在奧運會中，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團結和拼搏。第三，國家集團與集團、各集團與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問題。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不和諧”很大程度上是每個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這與現階段轉型期，社會的競爭及飛速發展不無關系。
3.結論。
本文對道德、社會倫理道德、我國轉型期社會倫理道德景象、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我國轉型期體育領域的倫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進行了討論。可見，我國體育領域的某些方面，并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倫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國家的體制問題，有我國現階段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的問題，當然也與我們公民的素質和基本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目標等有關。轉型期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轉型期完成公民倫理道德的洗禮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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