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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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平質效與GDP；公平因素；投資置業系數CIP=(0,4)；宏調可從樓價入手；經濟危機根源及六個階段；消除經濟危機的系統工程
一、論題視野及人類活動關鍵
人類基本活動的范疇主要是生產實踐與教研實驗，尤其是人與人的交往及其關系處理。辦學以提高人類科技文化修養，普及生產生活和科研知識，培養經濟建設人才；搞研究以發現發明完善發展科技生產力（方法論），創新調整豐富人類知識庫（世界觀）。推敲這些活動引發的社會矛盾經濟問題，可將視野縮小到活動的關鍵上，即應用科技生產力，實現公平、質效、GDP三者間協調進展。其中科技生產力包括管理法與生產力，人文社科武裝管理法，自然科技裝備生產力。
二、公平、質效與GDP的平衡及本質對象
當鎖定了人類基本活動的關鍵，就找到宏調本質的對象。因宏調的目標為：調整公平、質效、GDP比例關系，基于高超消費使產、消平穩運行。公平、質效、GDP三者關系中，公平最為重要，從公平目標中可發現宏調的本質對象：以土地為切入點，平衡城鄉工農利益，抑制貧富差距。公平、質效與GDP三者間平衡的自然后果為：沒有周期性經濟危機，多（GDP）快好（質效環保）省（節約資源能源）建設和諧社會。
三、經濟危機根源
1．何謂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包括金融危機和產消平衡危機，前者是虛擬危機后者是實物危機。金融危機是貨幣債權債務不能平衡正常（按契約）運轉，使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陷入蕭條或困境乃至債權人破產，進而牽連到生產市場與安居樂業，表現為生產過剩，勞動者失業，公司倒閉企業破產。產消不平衡危機是產消結構不平衡的生產過剩危機和通脹，導致生產不能穩定發展，人們不能安居樂業，生活陷入困境。
2．不公平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源
經濟危機的本質原因是貧富懸殊和信譽危機，前者是不公平分配后者是不公平交易；主觀原因是沒有成熟的經濟控制論和管理自動化知識與技術，完全由人來盲目治理社會；客觀原因是出于個人利益操控經濟活動的有序性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測不準。
3．經濟危機形成過程分為六個階段
①危機潛伏期：違規或合法地圈地壟斷資源、剝削洗錢、借貸拖欠。其中占有者轟轟烈烈搞項目辦實業，被占有者成為浩浩蕩蕩的打工隊伍。一派繁榮景象。②貧富懸殊期：潛伏期間已發生了嚴重不公平的原始分配，在此基礎上，窮者更窮富者更富。主要是貨幣化GDP數值飚升，掌握權力、財力和武力資源的人群拿走GDP的絕大多數，在證券、房地產、外匯市場和企業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神話天天有。還有相當部分GDP在WTO協議下的全球經濟戰爭中，被經濟列強掠走。廣大勞動群眾能拿到的GDP份額只能勉強維持生計。③金融危機期：不僅貧富二大群體利益根本對立，在大財團之間因融資借貸、不抵押貸款（如全社會性政策房貸）出現償還能力不足或信譽危機時，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紛紛陷入困境乃至債權人企業倒閉。④消費萎縮期：從貧富懸殊來說，窮人為衣食患憂，窮人再多，節衣縮食的消費無疑有限；富人資源太多，住行消費一旦飽和，就無法開啟更大的消費，要么是積壓再積壓，要么是生產再生產。從金融企業和信譽危機來說，銀行證券業白領失業，債權人經營不善者變窮人，進一步加劇消費不足。⑤生產萎縮期：消費不足引發產消結構失衡，企業訂單下滑，工廠開工不足，工人失業規模化。更為可怕的是，金融危機使生產企業資金供應鏈斷裂，各種債權債務不能按正常理清、兌現，使實業危機進一步惡化。⑥民不聊生期：經濟危機的特點是，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生產市場、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不能互動聯轉，節衣縮食住行降級，有露宿乞討人出現。
四、從土地切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的機制
不公平是產生經濟危機的直接禍根。不公平的主要表現在分配配置不合理，公平交易制度存在缺陷，有剝削、盜騙和信譽危機存在。因而不公平主要集中在三大差距和市場交易平等、資源控制的不公平不公開不公正上，其中工農城鄉利益差距的長期存在是經濟危機潛在的基礎因素，以致中國經濟發展依靠外貿、公共基礎建設和富人的住行消費實現，也是勞動人民為洋人打工、幫官商達貴致富、無私奉獻社會的經濟活動。
1．消除不公平的自然機制
圍繞宏調的目標和本質對象，消除不公平的關鍵原理可作三點解：①在落實公平、質效和GDP關系中，提出以土地為切入點，平衡城鄉工農利益，抑制貧富差距②在技術上，發現建立投資置業系數CIP；③在衣食住行中抓住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中的大頭：住帶行。從這三點可以看出，宏調可從土地切入通過調節CIP調控樓價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平衡利益就是使工資和土地收益相當，并隨GDP增長而增長；調節CIP就是政府從房地產收益中保證一部分作征地補償，提取一部分土地差價用于發放崗位工資。
建國以來，貧富懸殊主要體現在工農城鄉差距上，也就是體現在土地上。出于天然原因，市民以崗位為生而農民靠土地謀生，崗位工資與征地補償的平衡就體現在地價上。政府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可按全社會居民年均收入調控房地產均價。隨著GDP增長，工資必然增長，否則就會被基于武力的權力財力剝削者拿走。工資增長基于崗位工資與土地價平衡來實現。調高地價可牽引工資增長，這主要調CIP。CIP公式中交易面積A表明，土地及其建筑面積是CIP的主變量。樓價調控公式的重要功能是平衡城鎮居民崗位工資與鄉村農民土地收益間關系。這里，工資分為最低工資、崗位工資和技術工資。其中崗位工資是就業時才能發生的社會分工工資。
CIP基理是購買力價。市場價是以造價為基礎的銷售價。成交價通常為市場價，上限由富有群體購買力決定而下限由價值支持。房產之成本價由土地增值和造價構成；均價與全社會居民月均工資相關，因土地增值保值而始終為工資3倍左右，準確點說均價由全社會平均購買力決定。均價與造價之差等于土地增值。所以，均價、成本價和成交價因政府調控土地增值費往往高于房屋造價，從而不能以房屋造價分析樓市價格的高低。樓價調控公式的本質在于房屋均價依據購買力確定而高于房屋造價，這高出部分就是平衡崗位工資與土地價關系的幅度。將土地增值加入建房成本而形成的均價仍然符合市場價隨成本價波動的規律。依照這個公式政府就可對樓價作出數量化調控和趨勢測算，扭轉以往主觀調控或任由市場炒作而失控的茫然局面。轉2．房地產價格理論新說
樓價構成因素有三：一是成本；二是GDP增長幅度；三是市場炒作。成本關鍵是土地價和土地增值狀況，由人口增長、GDP增長狀況和政府政策行為、市場供求決定，而地面上的房屋造價隨經濟發展所占成本的比例會越來越少；GDP增長由科技生產力水平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決定，反映居民存款和工資等收入；市場炒作由開發商、官商合謀發動和購買心理形成。政策包括最低工資和低保金額的計算設置、工資級差規定、財稅水平、銀行利率和貸款政策、貧富差距抑制辦法……。撇開對成本和市場炒作的專項分析，而是將它們（樓價構成因素）納入投資置業系數中，則平均樓價只與GDP即人均月工資掛鉤。
3．樓價的精算公式與速算公式
CIP和人均月收入是理論測算樓價的二個因素，房租水平是反映房地產供求狀況的市價因素。據《試建立樓價調控公式》[1]一文，CIP=（0，4）；BP=24yWa×（1-R）÷A÷ζ，式中R為恩格爾系數。
設商業銀行貸款月利率r，房屋租金Br，則每平方米房屋月租Br=BP×r
由于3在CIP=（0，4）內，不妨取CIP=3，則BP=3×Wa。
五、如下五個方面可為消除經濟危機基本上奠定基礎
第一，從平衡工農利益抑制城鄉差距機理切入發現CIP=（0，4]。
第二，基于平衡以土地為生的農民和以崗位為生的工人利益關系的樓價調控公式表明，樓價趨勢可以測算應當調控，衣食住行中的住宅關系到民生大計不能完全市場化，從而為政府從樓價入手調控整個宏觀經濟提出了原理依據和測算技術。
第三，CIP=（0，4）的發現證明國際上流行樓價為工資三倍的經驗公式是有道理的。由CIP建立的樓價調控公式揭示了近年樓價飆升同GDP十多年高速增長累積相關，萬元樓價由壟斷炒作形成。各地樓價是否合理，由當地居民人平工資乘以3就可大體判斷出。BP=CIP×Wa正是判定樓價趨勢的原理公式。
第四，從樓價調控公式的推導和作用中可知，投資置業系數CIP比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恩格爾系數（EngelCoefficien）更為科學實用。因為CIP是自然常數，反映了調控基理，而后二者是統計學概念。
第五，本論課視覺范圍大目標更大，面向人類基本經濟生活，力圖消除人類經濟危機。
六、宏調從CIP入手可消除經濟危機
1．宏觀調控可從調控樓價出發
衣食溫飽解決后，住行小康就是經濟建設面臨的問題。住與房地產相關，行與汽車和路橋建設相關，再點綴于廣場、花園和場館建設就成了造城運動。造城運動中唯有樓市是人人都得參與而不能回避的，故房地產問題是牽一而動全社會的熱點難點，是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為龍頭，樓價趨勢無疑是牽涉小康目標和GDP穩步增長的關鍵，因而宏調一定意義上是調控房地產均價。樓價調控公式包涵著宏觀調控的方方面面，目標是刺激消費實現高超消費。大力發展經濟，實現高且超前的消費，恢復綠色GDP、勞動者工資和農民收入、樓價為龍頭的物價間的自然平衡關系并使之協調發展應是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向。
2．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共存局面
無疑，樓價只有低開高走在穩定中漸升才是符合置業增值與住房消費水平提升之雙贏經濟律的。但應用BP=3×Wa綜合測算認為，2007年佛山一手樓均價應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萬元樓價是壟斷炒作的結果，有回調的可能。總之，現在都說房價高的原因在于貧富差距過大。
在公平、質效、GDP三者間，政府要維護樓價同GDP同步增長，就必須從縮小貧富差距著手立法調整分配制度、法辦洗錢，切實提高勞動者工資和農民福利；同時要狠抓節能降耗，監督食品安全和環保綠化，調整產、消結構，提高社會效益。特別要建設金融安全機制，確保債權債務運行處于良性循環。從房地產調控出發，設計好公平、質效、GDP協調發展方案，包括農產品物價政策和定價體系，創建經管自動化技術。設計目標是消除經濟危機。
不公平是經濟危機的直接根源表明，在公平、質效與GDP中，我們應重點抑制貧富懸殊，鏟除金融信譽危機的土壤，關注產品質量、環境建設和社會效益。這些方面搞好了，GDP具自發展性。作為配套機制工程，要實行按才能分配責權利，使人盡其才而后物盡其用；在分配上實行所有權使用權適當分離與按需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對內實行抓消費促生產主張高且超前的消費，對外防止經濟侵略，在股市樓市實行隨GDP增長穩步緩行小幅波動的策略。
七、消除經濟危機的系統工程
消除經濟危機除了從土地切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即從CIP或從調控樓價入手外，還要針對經濟危機形成的六個階段建設消除危機的系統工程配套工程。
1.消除金融危機與產消實業危機并舉。
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適當分離原則，扶助有潛力或新組建與救市（場經濟）關系密切的公司。當前，國家可啟動一些力量抄底股市等估值過低的市場，儲備一些低價國外資源，結合基礎工程投資扶持金融企業與大型企業，在注重質效的基礎上保持GDP水平。
2.狠抓公平建設和諧社會
加重公有經濟比重，從樓市入手通過CIP調節縮小工農城鄉差距，實行按需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打擊剝削洗錢犯罪，沒收不明財產用于調高最低工資、低保、社保和醫保等。
3.抓消費促生產實行高超消費
首先，提高全社會工資，以計劃消費指導人民消費分配掉積壓產品，給人民配股（票）配（社會保）險，減免學費或加重助學獎學，普及醫保，……。其次，實行高消費超前消費，即略高于生產力水平消費，消費掉滯銷產品，以及分期借貸消費和先消費后勞動方式。第三，對企業實行扶減免稅費，有選擇性降低利息提高放貸額度……。
4.處理好公平、質效和GDP的比例關系，在抓消費促生產中調整好產業結構和產消結構。
5.加強農林牧副漁投入，確保衣食安全；增加基礎建設投入穩定房地產市場，保障住行水平。
6.創立自己的經管理論，建立自己的科學法規制度，完善發揮政經結合的特色經濟體系，嚴密監控境外游資，使國民經濟運行平衡、小幅波動、緩慢爬升，提高勞動者工薪降低高產品利潤，繼續以物美價廉搶占國際市場。
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迅速席卷全球，企業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國內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競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擁有高水平的競爭力和組織效能以及通過降低成本取得成功的企業，在經濟危機來臨之際彰顯出獨特的競爭優勢，這些企業抓住其他企業倒閉的機會及時引進優秀人才，探索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以積極應對經濟危機對企業的沖擊。
知識經濟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應用，使知識成為企業競爭的決定性因素。企業競爭的焦點從對自然資源和現實資本的獲得，轉向獲取各種知識和智力創新成果，競爭的成敗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知識資源的有效配置，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越來越取決于能否建立一支真正高素質的知識團隊。這就要求企業擁有不斷更新產品和服務的優秀人才，以及創新、多能、靈敏的員工隊伍，人力資源作為企業資源的戰略重要性明顯地突出。
人的需求與價值觀趨向多元化，對人的管理變得更復雜。這使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認識到，追求成功最關鍵的不在于調整戰略或重整組織，而在于改變員工的行為。大多數企業已經開始意識到，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有效性，已經成為了促進企業保持生機和活力的戰略性因素。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涵義及其特征
（一）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涵義
1981年戴瓦納在《人力資源管理：一個戰略觀》一文中提出了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1984年比爾等人的《管理人力資本》一書的出版標志著人力資源管理向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飛躍。Wright將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定義為“為使企業達成目標所進行的一系列有計劃的，具有戰略性意義的人力資源部署和管理行為”。這個定義具體包括以下內涵：
一是不可替代性，將人力資源視為獲取競爭優勢的首要資源。
二是系統性，強調通過人力資源的規劃、政策及管理實踐達到獲取競爭優勢的人力資源配置。
三是戰略性，強調人力資源與組織戰略的匹配與契合。
四是目標性，強調人力資源管理活動的目的是實現組織目標，提高組織的績效。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指導思想
同傳統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相比，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有著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全新的指導思想。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以成本導向作為其指導思想，工作的重點是盡量降低人力成本，精簡人事經費，它的主要觀點就是認為員工最終只會是消耗的成本，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很多時候是沖突的。現代企業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強調以顧客服務為工作導向，這里的顧客是一個廣義的范疇，具體來講，既包括公司內部的戰略劃部門、業務部門的直線管理人員以及普通員工，也包括公司的客戶和市場，其產品因顧客的不同而不同——滿足業務部門直線管理人員要求的“產品”是高素質的員工；企業戰略規劃部門期望的“產品”則是戰略規劃過程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和建議，以及執行戰略規劃時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給予的支持，員工期望的“產品”則是理想的報酬、完善的福利計劃、公平的晉升以及良好的職業發展機會等。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特征
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1、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和企業戰略緊密結合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核心特征，其戰略性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在戰略指導思想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顧客服務為導向；二是在戰略目標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為了“獲得競爭優勢”的目標管理；三是在戰略范圍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全員參與”的民主管理；四是在戰略措施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運用“系統化科學和人文藝術”的權變管理。
2、匹配性。戰略匹配是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關鍵，企業要通過戰略整合來保持企業戰略和人力資源成本戰略的一致性。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與組織經營戰略互動的管理系統。必須與“組織的戰略”及“戰略需求”相統一。
3、目標性。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改善經營業績、促進變革與靈活性的目的，而將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戰略目標聯結在一起。指如何利用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信息進行戰略選擇，以及不同戰略選擇下如何組織人力資源成本管理。
綜上可知，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基于人力資源重要性的提升，是基于人力資源作為企業戰略性資源、競爭優勢的源泉而提出的。它的本質集中體現在戰略性上。戰略性與靈活性是其核心，戰略性是其本質與基礎。匹配性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關鍵，是戰略性的保障。都共同服務于提高組織績效和獲取競爭優勢的目標，即體現其目標性。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模型
（一）戰略形成階段
1、確定使命。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中，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制定主體只有充分認識組織使命、員工使命，所制定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方案才能夠有效地協調人力資源活動和組織活動，保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實施能夠促進組織實現其組織使命和員工使命。
2、建立理想目標。企業應根據長期的盈利計劃；市場戰略價格和現實生產環境的考慮進行人力資源的配置，從滿足顧客需要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兩個立足點對人力資源的構造展開目標成本分析，設定理想目標而不僅是合理的目標。
3、實施外部和內部分析。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確認有限的可以使企業受益的機會和企業應當回避的威脅，通過內部分析則可明確企業在人力資源領域方面具有優勢和弱點。實施外部內部分析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至關重要的一環，內容包括：價值鏈分析、戰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動因分析。
4、戰略選擇。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的選擇必須充分考慮顧客的特性、需求及其在市場上的服務，以確定獲取競爭優勢的戰略基點。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執行階段
成功的戰略制定并不能保證成功的戰略執行，戰略執行主要是一種行動過程，在行動中管理和運用力量需要具備執行戰略能力的人力資源、特殊的激勵和領導技能以對眾多員工進行協調、關注效率的提高。該階段最重要的管理問題包括：人力資源需要、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人力資源能力、人力資源行為。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評價
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決策會對企業產生顯著和持久的影響，錯誤的決策會給企業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而及時的評價可以使管理者對潛在問題防患于未然。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評價包括3項基本活動：考察企業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的內在基礎；度量企業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企業績效；采取糾正性措施。
四、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對我國企業的啟示
現代企業應推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新理念，引進、吸收和創新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方法，積極構建現代企業應具備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模式，以應對當下金融危機帶來而生存困境，進一步提升企業競爭力和生存力。
（一）更新觀念
采取適當的方法與途徑，全面導入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觀念企業可通過咨詢、學習、培訓、宣傳等各種途徑使全體員工認識到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強化成本觀念與成本意識，這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發揮作用的前提。而我國大部分企業在對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中，還僅僅是處在人事管理階段或僅限于事務性的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僅憑個別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去制定企業人力資源戰略。現代企業最重要的任務是更新觀念，確立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思想。只有確立了指導思想，才有可能用思想指導企業的各項經營管理實踐，才有可能提高企業的績效，取得企業競爭優勢。
（二）采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應采取消化、吸收、利用、改進創新、再總結、再利用的策略
任何一項管理實踐或管理理論均是在一定的情景和環境背景下產生的。那么采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理論時應消化吸收其理論，弄懂該理論的適用背景、含義及如何操作，結合企業實際利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解決措施。當然重要的是要不斷總結經驗，以利于企業以后的管理實踐。
（三）關鍵是盡快采取具體措施，落實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
1、引進先進的信息技術，改進企業的組織結構，獲得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術和組織保證。只有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才能對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所需的大量信息隨時進行分析和處理。另外，企業應順應組織形式扁平化的趨勢，注重溝通和合作，并以有效的激勵機制為基礎來進行學習型組織設計，組建動態的項目團隊，以使涉及到各部門和人員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得以協調、有效地進行。
【摘要】：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對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結合當前環境，從資金，人才，市場和技術四個方面提出了一些經營管理對策，確保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安全過冬。
由于受到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我國中小民族企業普遍存在的經營管理基礎薄弱的問題，更加凸顯出來。隨著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我國的實體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一些沒有了訂單的外資中小企業相續撤離，而對于中小民族中小企業來說，卻仍要面對諸多問題。國家在加大對中小民族中小企業扶持的同時，中小民族中小企業自身也要相應的作出調整。才能增加就業和再就業，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實現GDP8％地增長。
1、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
1.1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難
受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壓力逐步增大，外貿出口受阻、內銷下降、效益下滑，虧損上升。大部分中小企業受到自身規模的限制，無法承受這樣的沖擊，經營面臨困難，甚至出現倒閉的情況。
1.2中小企業融資難
融資難、擔保難成為了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其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小企業自身，中小民族中小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和欠缺科學的財務管理往往達不到銀行規定的標準，而且還有相當多的中小企業自身信用觀念淡薄。其次是體制上的原因，中小企業與國有銀行在所有制上的不同，造成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距離，市場體系不健全，金融環境不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
1.3中小企業成本負擔過重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其他費用如行政性收費、中介機構費用等在中小企業成本中所占比重增加。但中小企業產品的價格沒有改變，使中小企業的產品失去競爭力，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
2、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2.1加強資金管理
資金無法正常運轉是大部分中小企業破產的主要原因，在任何情況下資金的流動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下，融資困難，資金的管理就顯得更加重要。中小企業的資金管理者要妥善處理好資金使用問題，來幫助中小企業度過這個資金困難時期。面對產品的需求減少，中小企業可以適當的降低價格，盡可能多地銷售產品，實現資金回籠。資金只有這樣流動起來才能實現其價值。一方面，現在大多數的銀行都推出了現金管理服務，中小企業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相應服務，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資金流動性，而且還可以實現保值增值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債券收益和利率呈反比，在央行降息后債券類產品風頭勁升，當前不少人放棄低迷的股市而進入了債券市場，債券市場反而高漲起來了。值得注意的是，購買債券，切不可逆市操作，要跟著趨勢走。另外，關注與自身關聯的上下游中小企業，隨時了解他們的資金情況，適當地給予幫助，同舟共濟。
2.2優化人力資源
經濟危機的到來同樣給人力資源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定位。一方面中小企業要盡力減少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必須盡力挖掘員工的潛力。經濟危機一爆發，企業不論規模大小，都普遍采取裁員的做法。這在當前形勢下確有必要，但是不能僅僅為了減少成本而盲目消減人員。應該有選擇性地裁減對企業沒有作用的人員，同時可以適當增加能給中小企業帶來真正價值的人。也就是說，可以把金融危機轉變為中小企業進行人員優化的一個契機，是一個重新儲備人才的時期。為了避免大規模的裁員，可以適當減少員工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實行浮動工資。等到經濟復蘇，市場需求增加以后再讓員工恢復原先的工作量。
2.3轉型市場和調整產品結構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環境變化都很快，各層面的消費者的消費特征、消費偏好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金融危機對中小企業而言，既是風險，同樣也是機遇。中小企業如果找準產品定位，提前進行產品規劃，也能實現高利潤高回報。現在亞太地區是我國對外出口的重點，金融危機中，中小出口型中小企業應該找準這些目標，加大開拓力度，以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例如：由于歐美市場購買力的下降，去年1到7月浙江義烏玩具中小企業在海外的銷售額下降了兩成。義烏玩具中小企業迅速投向了中東、俄羅斯等國外新興市場，并且針對當地的民俗相應作出了調整。隨著這些市場采購高峰的到來，義烏玩具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出現虧損反而盈利了。同時，中小企業應該利用國家通過啟動了四萬個億的投資計劃來擴大內需的機會，明確國家投資結構的變化，適當調整市場定位和產品結構。例如以生產中低檔電飯煲、電磁爐的華豐電器公司，由于出口受阻，企業及時調整了經營策略，在國家電器下鄉政策的引導下，把重點轉移到了農村市場。企業針對農村特點，改進工藝，降低成本，并根據顧客需求隨時調整產品結構，使得企業銷售業績增長。
2.4技術創新
除了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金融支持外，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是幫助中小企業渡過嚴冬根本所在。靠拼能源、耗資本來推動經濟增長不是長久之計，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才能實現持續的增長。技術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根本，作為中小企業應該加強技術創新。我國著名的家電制造業中小企業海爾集團從德國引進先進的技術，加以創新，生產出我國乃至亞洲第一代四星級冰箱，創立了海爾冰箱品牌。海爾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創新。大企業的長久發展都是如此，一個要想長久發展的中小企業就更必須依靠于技術創新。現在我們的中小企業在技術研發上的投入太少。很多中小企業管理者認為，技術研發投資大，見效慢。中小企業家應當清楚地認識到技術投資對于中小企業長久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
參考文獻：
[1]孫莉，張錦紅.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經營管理[J].科技信息，2007，(4):109.
Abstract
Thisstudyisacomparativestudyofapplyingthetheoryofmotivationtobusinessmanagementbetweenstate-ownedenterprisesandforeign-investenterprises.
Thisstudyfirstresearchesthedevelopmentandsignificanceofmotivationtheory.Thenonthebasicofthis,acomparativestudyhasbeenperformedthroughanalyzinghowtoapplythetheoryoforganizationbehaviortobusinessmanagementbetweenGEco-operationinGermanyandLegendGroupinChina.
關鍵字：效績考評；雙因素分析理論；團隊精神；員工成就感；
一、激勵機制概述：
1.2激勵機制原理：
激勵機制是為了激勵員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規章制度、行為準則、道德規范、文化理念以及相應的組織機構、激勵措施的總和。通過這一機制所形成的推動力和吸引力，使員工萌發實現組織目標的動機，產生實現目標的的動力，引起并維持實現組織目標的行為；并通過績效評價，得到自豪感和響應的獎酬，強化自己的行為。
1.2運用激勵機制的意義
國內外的實踐證明，適當的運用激勵機制并據此進一步研究改進生產環境，組織結構，管理方法，協調人際的關系，可以緩和勞資矛盾，形成“同舟共濟”意識，齊心協力應付經濟危機。從精神上、物質上引導員工充分發揮他們的勞動創造性和工作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推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案例分析
本論文通過對GE公司和聯想集團各自的激勵機制做一個分析，比較中外企業對于激勵機制的不同運用。
2.1GE公司的員工激勵機制
GE公司對員工有著一套相當完善的考評制度。公司CEO韋爾奇隨身都會攜帶一本筆記本，上面畫滿了圖表，每個部門都有相關的圖表，反映每個員工的情況）這是一個動態的評估，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第一類占10%，他們是頂尖人才；次一些的是第二類，占15%；第三類是中等水平的員工，占50%，他們的變動彈性最大；接下來是占15%的第四類，需要對他們敲響警鐘，督促他們上進；第五類是最差的，占10%，我們只能辭退他們。根據業績評估，每個員工都會知道他們處在哪一類，這樣沒有人會抱怨得不到賞識。第一類員工會得到股票期權，第二類中的大約90%和第三類中的50%會得到股票期權，第四類員工沒有獎勵。圖表是最好的工具，哪些人應該得到獎勵，哪些人應該打道回府，一目了然。獎賞對員工而言，不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象鼻子碰著玻璃而穿不過去那樣，他們能得到他們應得的。精神鼓勵和物質獎勵都是必要的，兩者缺一不可。對于高層管理人員，GE公司鼓勵鼓勵他們在工作上相互競爭，但不要有個人恩怨。韋爾奇的做法是將獎賞分為兩個部分，一半獎勵他在自己的業務部門的表現，另一半獎勵他對整個公司發展的貢獻。如果自己部門業績很好，但對公司發展不利，則資金為零。
韋爾奇一向鼓勵員工勇敢地展示自己，談出自己的看法，爭取上司的賞識。“我希望員工能充分發揮潛能，提出他們的建議，而我會為他們提供各種資源。這樣員工們給我的將是許多建議和計劃，我可能會說："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那個主意非常好"。這樣的交流更有創意。”在今天GE的各個部門，每當公司取得一些成績，他們都會把生產線停下來，大家一起出去慶祝。GE公司每位員工都有一張"通用電氣價值觀"卡。卡中對領導干部的警戒有9點：痛恨、開明、講究速度、自信、高瞻遠矚、精力充沛、果敢地設定目標、視變化為機遇以及適應全球化。這些價值觀都是GE公司進行培養的主題。也是決定公司職員晉升的最重要的評價標準。
2.2聯想集團：業績為重
聯想是一個以業績為導向型的公司，不惟學歷重能力，不惟資歷重業績。聯想現在許多高管人員其實在公司工作時間并不長，能從普遍員工升到最高管理層，原因不是跟誰有什么關系，而是全憑業績。為什么外企一些有相當級別的管理人員愿意到聯想工作，就是看重了這一點。不同層次的人員收入不同是很自然的，但聯想的干部沒有貴族化的傾向。
聯想的干部比例適中，中級以上管理人員有200多人，而公司全部員工有1.1萬多人（其中職員約5000人）。其實聯想每一個事業部的規模，都相當于一個中型IT企業，這些管理者得到的收入高些也是理所應當的。當然從薪酬結構上看，固定工資部分，經理層跟員工層的差異并不十分巨大。聯想員工的收入分為3塊，固定工資、績效浮動和年底分紅，在一個以業績為導向型的企業里，員工的收入是跟其貢獻直接掛鉤的。任何一個企業都是20%的人才創造80%的財富，對這20%員工的薪酬當然不能少了。現在市場競爭很激烈，人才爭奪很激烈，爭奪的焦點就是一些高級管理人才和高級技術人才，因為這些人才可以為公司做出重大貢獻。
在聯想，普通員工并不是只有做管理人員一條升遷之路，不做經理可以走技術職稱的道路。技術骨干的待遇與相應的管理者的收入沒有差別。今年年底之前，聯想要完成能力評介體系，要讓公司的各級管理層知道每個員工的能力如何，其社會競爭力處在什么水平，是否達到了人崗匹配，是不是把最適合的人放在最適合的位置。這項工作可以達到3個目的：公司清楚員工的能力水平、主管清楚手下人員的能力水平、員工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真正做到人盡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費。
為突出業績導向效果，聯想在業績考核中實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員工在考核后進入最后一個層次，就進入了末位淘汰區。所以，不論哪一層次的人都有壓力，中層管理人員壓力也是很大的，如果考核時排在最后，就會成為不合格員工。聯想還培養了后備干部，對于被淘汰的人所在的崗位，馬上就有人可以頂上，這是一個合理的閉環。確實，在IT企業必須每個人都時刻要有危機意識，不進則退，跟不上形勢就要被淘汰，企業如此，個人亦如此。
三、中外企業在建立激勵制度上的聯系與差異
3.1中外企業在建立激勵制度上的共同點
在GE公司和聯想集團的激勵機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員工的業績考評制度。兩家公司都是將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結合起來，將正激勵與負激勵結合起來，實行末位淘汰制度；所不同的是，GE公司更偏重于激發員工的競爭意識，使這種外部的推動力量轉化成一種自我努力工作的動力，充分發揮人的潛能；而聯想集團則是力爭體現公平發展的原則，力爭做到人盡其用，不造成人才浪費。
3.2中外企業在建立激勵機制上的不同點
3.2.1概述
由于企業的性質不同，兩家公司在機制上也有不同的側重。因為對于不同企業來說，影響工作積極性的因素所產生的排序也不同，詳見下表：
不同因素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的影響力排序
國外企業國有企業中外合資企業
成就公平與發展成就與認可
認可認可企業發展
工作吸引力工作條件工作激勵
責任報酬人際關系
發展人際關系基本需求
責任領導作風
基本需求自主
福利報酬
*摘自魯直《人類功效學》1999年第一期
3.2.2外國企業激勵機制的特點
作為外資企業，GE公司就十分注重培養員工個人的成就感，以員工的滿意度為工作重點，鼓勵員工充分發揮創造性和自主性，提升員工的團隊精神。公司的這一體制正是赫茲伯格雙因素理論的具體體現。赫茲伯格認為使員工感到不滿意的因素與使員工感到滿意的因素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是由外界的工作環境所引起的（即保健因素），而后者通常是由工作本身所產生的（即激勵因素）。員工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責任感，得到的認可和贊賞，都屬于激勵因素。對于一個公司來說，使員工意識到他們有潛力不斷進步比制定目標更重要。因為只有當員工發揮了主動性，為公司出謀劃策，才能使公司以最快的速度發展。因此，對于管理者來說，要讓員工明白他們是受重視的，以及他們對于公司的重要性，GE公司良好的團隊合作氛圍，“GE價值觀”卡就是這一理論很好的應用。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一個民主，開明的公司工作，GE的這些制度使員工們感覺到他們是一個成功團隊的一部分，同時自己也為著這個團隊的成功獻出的每一份貢獻也都是可以預見的到回報的。激勵因素的改善，往往能夠給員工以很大的激勵，產生工作的滿意感，有助于充分、有效、持久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3.2.3國有企業激勵機制的特點
作為國有年輕的IT企業，聯想根據高科技企業的特點激勵多條跑道，以效益為主導。同時，由于集團員工的年齡結構普遍較輕，年輕職員的自我意識通常都比較強；所以聯想在組織結構上淡化領導層的貴族化傾向，強調每個員工的公平發展。例如不做經理可以走技術職稱的道路，有突出業績的業務人員和銷售人員的工資和獎金比他們的上司還高許多。聯想集團認為激勵機制應該是一個永遠開放的系統，要隨著時代、環境、市場形式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正是建立了適合自身的激勵機制，使得聯想集團在國內IT行業中始終處于不敗的地位。
通過以上的研究，不難發現對于企業來說，正確運用激勵機制有著深遠的意義。但是因為企業的性質各不相同，管理者在運用激勵機制的時候切不可生搬硬套，只有根據企業自身的特點量體裁衣，選擇適合的體制，這樣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參考文獻：
①孫彤《組織行為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作者不詳《GE公司的員工激勵體制》中企人力資源網
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二、IS-LM模型與新古典綜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三、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爾多（Nicholas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Orleans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四、新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古典綜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五、總結
【關鍵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通過與該科技教育館高級管理層訪談后了解到，該科技教育館希望通過在所屬縣區建立大量科技活動中心，并以此迅速延伸到鄉鎮、實現全覆蓋。基于此，科技教育館整體的人力資源業務目標主要為“在未來3－5年間，通過內部培養、晉升部分中層人員去承接延伸后的業務，并逐漸承擔起管理角色，即從普通員工晉升為副主任，從主任副主任晉升為主任，從主任晉升為副館長”。但科技教育館后續承接戰略及日常運營時，卻發現大量的中層人員工作積極性不高，且中層核心人才的工作積極性不高率約占全部中層人員的60%。該科技教育館人力資源部門在對中層人員進行面談時，特別留意并統計了中層人員工作積極性不高的原因，其中近50%的中層人員是因為“感受到較大的晉升阻力”。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層人員工作積極性不高呢?對照人力資源配置模型進行微觀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該科技教育館人力資源配置模型中明顯存在“晉升阻力點”及“支持不足點”。該科技教育館具有絕對數量優勢的基層人員，根據目前市級事業單位設定的晉升路徑，3－5年正常晉升，從普通員工晉升為副主任，從主任副主任晉升為主任，從主任晉升為副館長。但目前單位設置的副主任、主任、副館長崗位基本固定、相對較少，即存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勢，這導致了員工們感受到較強的晉升阻力，工作積極性不高。這種由于單位人力資源配置模型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而導致工作積極性不高的情況，我們稱之為“結構性問題”。根據該科技教育館人力資源發展戰略，科技教育館希望內部培養中層領導以支撐日益拓展的服務網點，但作為其人員儲備的后續崗位———副主任儲備卻明顯不足，繼而形成“支撐不足點”，故使得科技教育館不得任用一些能力水平不高的中層管理人員。這些中層管理人員往往會導致管理層“難以服眾”或“效益平平”等現象。通過調查與分析，單位全部員工對自身晉升通道的清晰度僅為59%，其中3－5年員工(多數為基層人員)對自身晉升通道的清晰度最低，僅為35%，且他們感到明顯的晉升壓力。構建人力資源配置模型，一方面在于指導未來的人力資源分配，另一方面則可以對照發現現有問題。諸如工作積極性不高、工作效率低等老問題，實際上都可以通過人力資源配置模型找到解決方案，從而提高單位經濟效益。
二、創造性構建人力資源配置模型，合理選取量化標的，提高經濟效益
例如，某市教科所擁有眾多的具有高級職稱的領導、研究員。這些人員要么具有豐富的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教育學等綜合知識，要么是高級別“教育名師”。該組織的業務并不需要后續大量的跟進、實際執行，故其低層級人員配置必定較少，從而形成了一個“倒三角”的人員配置模型。
又如，一所職教中心，往往需要大量的基層教學人員，以便執行教育、教學或輔導等基礎工作。相較于其高級管理層或教育專家而言，該職教中心人員配置分布勢必會呈“金字塔”形分布，以堅實的基層人員維系著整個中心教育教學工作的日常運轉。
當然，這些都屬于較為標準的情況，或者僅限于一些特別行業、單位，而多數情況下的人力資源配置模型往往會構成一個大“雛形”，其中各別層級會包括上述三種人員配置模型中的二種或三種。具體運用時，需要結合業務背景、人力需求而詳細分析，從而提高單位經濟效益。要有效利用人力資源配置模型，不僅需要熟悉掌握各類配置模型特點及其適用行業，還需要結合本單位整體的人力資源戰略進行綜合分析、微觀分析。同時，還必須利用調查問卷、對員工工作完成情況、人員儲備情況及核心人才占比等數據的綜合分析，驗證人力資源模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只有基于這樣的分析結果，才有助于單位管理層級、人力資源部對日常人力資源業務實施監督和持續優化，最終逐步實現人力資源業務目標，提高單位經濟效益。
三、結語
《微觀經濟學》教材有很多，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合著的《經濟學》，斯蒂格利茨和沃爾什合著的《經濟學》，曼昆的《經濟學原理》，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梁小民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程》。對于學生來說，教材的難易程度和實用性是很重要的。經濟學是一套連貫的理論，如果教材難度過大，學生就不易接受，真正學到的知識就少。在國外的教學中，很多課程沒有固定教材，教師上課也并不依據某一本教材，而是列出一長串參考書供學生閱讀，而在我國傳統的教學中強調以教材為本。可是國內學者編寫的教材很少融入案例或新聞摘要，根據我國國情，我們在指定教材的同時，還應在講課之前為學生精心選擇教學參考書目。這些參考書目包括經濟學經典教材、經典著作、經典論文，有價值的期刊和經濟學學習網站。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大學教師編寫的教材案例比較豐富，可惜是取材于國外的經濟現實，有些在中國課堂中并不能達到好的效果。因此，教師還需要大量收集經濟學案例，作為教學內容的一部分，這一方面能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能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教學方法的改革
微觀經濟學原理與思維方式的形成，是培養經管類專業人才的第一步。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很豐富，但也很抽象、深奧、難懂，學生難于消化，特別是要用高等數學的知識證明和推導經濟理論，使很多學生普遍感到經濟學難學。要做好教學，就要針對學生的特點，培養其專業興趣，多傳授實用性強的知識，最終使經濟學原理“印”在學生的腦海中。將微觀經濟理論學習過程中的抽象、難于理解的問題，變為具體和簡單。
首先，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在多媒體教學過程中，在對教材進行整理、歸納后，借助國內外最新的教學內容、精彩片段等，加強學生的感性認識，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由于《微觀經濟學》的教學內容需要將圖、表和數學都作為其基本工具，引入多媒體教學手段后，可以節約出大量的課堂時間，這對教學內容的完成將更有利；同時教會學生看圖表、做圖表對學習微觀經濟學基本理論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會學生如何看圖、如何作圖。“一圖勝千言”--解釋經濟現象時，有時用圖來說明要遠遠好于語言的羅列。
第二，教學中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教學過程本身就是教學相長，師生互動環節也早被提出，敢于提問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創新。因為，正確的提問代表著創新的方向，沒有正確的方向也就沒有創新成果。從學習活動方式來看，絕大部分學生的學習活動僅限于“預習、聽課、復習”之中，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懶于思考、缺乏問題意識”。這種學習狀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因此，可以考慮將課堂實驗的方法引入《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來。形成師生互動，老師引導，學生參與其中的信息雙向交流過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變成主動的知識探詢者，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同時，教師也可以發現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了解學生的需求，做到因人施教。
第三，加強案例教學。案例教學在現代教育領域已被廣泛使用，我們不僅要加強對西方經濟社會的研究，揭示西方國家的消費者行為、生產者行為、企業組織與管理等的新變化，還要加強對我國經濟實踐的研究；通過大量的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讓學生了解，西方經濟學原理具有極強的實用性，所有人都生活在經濟社會之中，人們的衣食住行都和經濟有聯系。西方經濟學原理不僅是一門學問，更是人們生活、理財的可靠指南。
第四，注重習題練習。通過做習題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習題練習可以使學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糾正學習中的錯誤，鞏固所掌握的知識。并且我們可以在學期初為學生提供一系列經濟管理研究的前沿課題供學生選擇。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根據選題查找參考文獻．依據所學知識分析研究課題并總結自己的觀點。最后要求學生在小組前進行答辯演講。表達自己的觀點，回答其它同學提出的問題。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正確表達、敢于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和不怕困難、勇于擔當的性格。
3、考試形式改革
對任何課程來說，考試都是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雖然它是教學過程的終端，但對整個教學過程逆向影響十分顯著，直接關系到教學效果的好壞和教育質量的高低。對微觀經濟學課程來說，考試是其教學過程的延續，是學生深化學習的過程。學生在回答問題過程中，學生將所學到的觀點和方法運用于解決分析實際問題，使其所學內容得到強化，加深了對課堂上所學理論的理解并且提高其綜合素質，也使思想得到進一步升華。同時，考試也是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情況的綜合檢驗，是對教與學的一次全面性反饋。通過考試，教師可把握學生的思想脈搏，了解學生思想的階段性變化，開展針對性的教學。
但教師不能只通過期末考試的成績來評價學生，學生的學習目的也不要僅僅在追逐最后的分數。我們可以通過累加式組合構成學生的成績，即《微觀經濟學》的成績由平時成績和期末成績共同組成，平時成績的權重確定，教師可根據授課對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結合章節的內容給學生布置思考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和小測試，并圍繞討論寫出小論文，這樣，可以鍛煉學生查找資料的能力和調動學習的積極性，同時減輕期末考試的壓力，不再通過死記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試。所以平時成績應包括出勤、課堂提問、個人作業、小測試、小論文等形式占最終成績的30％。同時對期末考試的內容進行調整，注重考評學生的分析問題能力和邏輯計算能力，增加開放性和應用性的題目。這類題目緊密結合當時的經濟熱點問題，從報紙或網站上選取恰當的文獻資料，讓學生利用所學的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對同一個問題，學生可以選取不同的視角，使用不同的經濟理論進行分析，這種題目并沒有唯一答案，只要學生在論述中有理有據、自圓其說就是合格答案。這樣既可以激活學生的思維能力、想象力和創造能力又較好地發揮了考試的導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饋作用。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