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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均衡匯率；測定；反思
關于匯率的研究文獻可謂浩如煙海，然而我們對匯率所知仍然有限，關于匯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為止，似乎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們轉而研究均衡匯率，希望能從均衡匯率的研究中探討匯率誤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對各種匯率制度進行評價，對匯率的未來走勢作預測。但就失衡的匯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獻不多，研究匯率的生成機制可以看作是考察匯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狀態的一種方法。本文試圖對現有的關于均衡匯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最后指出多重均衡匯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種匯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從而沒有單一的的匯率適用于所有的國家。
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并討論均衡匯率；第二部分討論均衡匯率的測定；第三部分討論匯率的失調及可能導致的后果。
一、關于均衡匯率的文獻回顧
對均衡匯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購買力平價理論，而斯坦福大學的納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匯率概念：能夠使國際收支實現均衡的匯率。斯旺提出，均衡匯率是與宏觀經濟、內外部經濟均衡相一致的匯率，內部均衡是指經濟實現了潛在的產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資本項目實現國家間可持續凈要素流動。
國內學者對均衡匯率的看法與上述觀點不一致。姜波克、許少強、李天棟（2004）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均衡匯率的概念：在國際收支不受流動性約束的前提下，能夠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匯率就是均衡匯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義匯率，這樣就可以把國內外的貨幣市場、資產市場都納入考慮的范圍。他們還對均衡匯率進行了分類，認為均衡匯率不是一個固定的值，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區間，區間內幣值較低的部分對應著“投資傾向的均衡匯率”，幣值較高的部分對應著“消費傾向的均衡匯率”，這樣就為匯率政策的選擇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匯率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政策工具，從而可以調節總需求，也可以調節總供給。張斌（2004）認為均衡匯率是中長期內與經濟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匯率水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將真實匯率水平調整到與均衡匯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觀經濟決策的一項核心任務。
以上觀點都基于一個假設：經濟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均衡點，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匯率存在與否，文獻并未從學理的角度給出明確的表述。現有的文獻都是根據自身探討問題的需要出發，來考察均衡匯率的，難免帶有主觀性。這是其一。
其二，即便對均衡匯率的存在性沒有疑義，均衡匯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討。事實上，匯率的動態發展變化呈現出高度的不確定性，匯率的劇烈的不連續變化促使人們懷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單從均衡的角度來講，可能存在一個低利率的能促使經濟增長和穩健發展的“好”的均衡匯率，也可能存在一個利率高、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的“壞”的均衡匯率，它與“好”的均衡匯率可能差異很大，而外部的沖擊可能就是促成均衡匯率從“好”的均衡匯率向“壞”的均衡匯率變化的原因。目前探討均衡匯率的文獻多數只考慮了“好”的均衡匯率的情形，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匯率是一個不可觀測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進行估算。一些文獻直接采用購買力平價（PPP）所確定的匯率作為均衡匯率，但由于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國的這一比例差異很大，以購買力平價確定的匯率作為均衡匯率是有問題的。
其四，均衡匯率應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量。無論是內外均衡，還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匯率，無疑都會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而變化。如果是這樣，就有必要區分是均衡匯率隨經濟形勢而動態變化還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從一種均衡狀態跳躍到另一種均衡。丁劍平（2002）“在實際操作中，匯率調整何時達到新的均衡點連經濟學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匯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給匯率尋找一個基準，以期對當前匯率是否失調，其嚴重程度如何，從而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以規避匯率風險。同時，均衡匯率也給私人部門和政府預測匯率未來走勢，提供了一個判斷的參考依據。因此，無論是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制度下，尋找合適的匯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員和學界人士十分關心的問題。
正是因為匯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個問題是很有必要的。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無法觀測的經濟變量，均衡匯率的多重性和動態變化，正是現實生活中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絕對優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種匯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種匯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簡單地應用于其他經濟體。
二、關于均衡匯率的測定
最早對均衡匯率進行測定的是Williamson，他從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恒等式入手，將經常項目進一步表示為國內總產出、國外總產出和實際匯率的線性函數，在線性函數的基礎上可以求出均衡匯率，其測算的最大問題在于如何確定資本項目的均衡水平。
對均衡匯率的計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種是相對購買力平價法，第二種是局部均衡和貿易方程法，其局限是僅僅考慮貿易均衡，第三種是一般均衡的均衡匯率計算方法，其中簡約一般均衡計算方法分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為均衡匯率理論（BEER），對美元，德國馬克在20世紀80年代的變化有很強的解釋力。行為均衡匯率理論利用協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計實際匯率與基本經濟因素之間的長期的穩定關系，并可進一步利用向量誤差校正模型（VECM）估計短期中匯率偏離長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調節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張志超（2001）利用行為均衡匯率理論對香港的匯率進行了研究。
這一方法逐漸為國內學者所采用。張曉樸在1998年測算了人民幣的均衡匯率及失調狀況；劉莉亞、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來測算人民幣的均衡有效匯率，得到的結論與張曉樸的非常接近。秦宛順、靳云匯、卜永祥（2004）通過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條件，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以及中國對外貿易盈余等經濟變量間的協整關系，來估計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探討了人民幣實際匯率，采用向量誤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均衡匯率的偏離度。
這種方法利用協整分析技術，考慮了數據間可能存在的單位根問題，考察了數據的平穩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偽回歸”的問題。利用向量誤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匯率對長期均衡匯率的偏離度，偏離方向，因而能對近期匯率的大致走向有一個了解，并能估計出匯率向其長期均衡水平回歸的速度。這里，模型中的均衡匯率是通過尋找與經濟的基本面之間具有長期穩定關系的這樣一種匯率來估計得到的。
筆者認為，該方法可能存在幾個問題：其一，模型對異方差問題沒有充分考慮，如果在匯率的決定過程中，或者說匯率的生成機制發生了變化，比如由固定匯率向浮動匯率制度變化，模型中的異方差問題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協整關系而言，變量間的協整關系可能不止一個，可能存在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相應的，我們可以估計得到兩個或以上的均衡匯率值，那么，我們該以哪一個均衡匯率值為準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獻中所采用的樣本數據都只有一個協整關系。另一方面，這樣的協整關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這也就涉及到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均衡匯率的存在性問題。因此，這種方法得到的均衡匯率，更像是一個樣本問題而非經濟本身的問題。
其三，在實際匯率與經濟的基本面的協整關系探討中，各種文獻所采用的描述經濟基本面的因素差異較大，劉莉亞、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貿易條件、政府對非貿易品的花費、貿易限制與交易控制制度、技術進步、償債率等；張志超（2001）采用的是貿易條件、資源差額、投資率、經濟體的開放度等指標；秦宛順、靳云匯、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國對外貿易條件、中國相對技術進步率和中國對外貿易差額等指標。張曉樸采用的是貿易條件、經濟開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標。其協整關系是否和指標選取有關，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其四，雖然該方法說明了匯率對均衡匯率的偏離度，也對短期中匯率失衡提供了一個向均衡匯率調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該方法并未告訴我們失調的匯率是怎樣，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向均衡回歸的，而這是至關重要的。
三、匯率的失調及其后果
關于匯率如何向均衡匯率回歸，現有文獻研究得不多。但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看，研究匯率的生成機制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啟迪。
事實上，匯率的生成機制從某種角度來講，就是探討匯率如何內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長期失調。與此相應的，關于匯率制度的選擇實際上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作是對均衡匯率的追尋與調整機制的安排。浮動匯率制度認為可以通過匯率的自由浮動，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匯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動地向其均衡水平復歸。但事實表明，真正實行完全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的國家并不占大多數，許多宣稱實行自由浮動的國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對匯率進行干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匯率安排和匯率管制》中，將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分為八類：第一類，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第二類，貨幣局制度；第三類，盯住一國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第四類，水平帶盯住制度；第五類，爬行盯住；第六類，爬行帶內浮動；第七類，不事先公布干預方式的管理浮動制；第八類，單獨浮動。而Fischer(2001)將以上的匯率安排歸納為三種：“硬”盯住制；中間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類方法是基于成員國自己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的匯率制度安排。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各國事實上的匯率表現來研究其實際上實行的匯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據匯率波動率、匯率變動的標準差以及外匯儲備的波動率來考察各國實際所實行的匯率制度，將匯率制度分為：浮動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和其他匯率制。他們的研究表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占1/4多。實際上，實行中間匯率制度，使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隨經濟的基本面的變化而變化，正是匯率向其均衡水平回歸的一種制度安排。當然，這種安排并非沒有弊病，當受到強烈的外部沖擊的時候，這種制度可能會難以為繼。就均衡匯率而言，外在沖擊可能使其從“好”的均衡匯率向“壞”的均衡匯率突變，經濟在低速增長的趨勢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匯率制度則力圖使匯率就穩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將匯率與某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掛鉤。當然，這種匯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優越性，學術界已經討論得比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這里無須贅言。但是，這種匯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種潛在的問題，如果所固定的匯率與經濟均衡發展所要求的匯率不一致，則它是不能調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調節機制僵化。如果在長期內這樣的失調得不到糾正，必然會累積潛在的匯率風險，這樣的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種劇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比如金融危機。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將這種潛在的風險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資本管制等。但這樣的措施可能會導致經濟偏離其最優的發展路徑，換言之，經濟可能以低的增長速度，高的失業率等方式將這些潛在的風險轉化為這樣的經濟代價。而導致經濟低速發展、失業率高等經濟問題的原因很多，匯率失調僅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們也許不會過多關注于匯率的失調對經濟的影響，只有當匯率失調成為或者即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威脅的時候人們才會將目光集中于匯率問題。近一段時間來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可能就是這樣的例子。
關于匯率失調可能帶來的種種后果，比如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嚴重衰退，或者以更緩和的方式，比如經濟增長放慢，以及其他一些潛在損失，學術界更多的是從研究各種匯率制度的績效來考察的（唐建華，2003），尚需實證支持。
事實上，上述關于匯率失調的潛在后果并不只是針對固定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而關鍵的問題是哪一種制度安排能有效地低成本地將失衡的匯率向其均衡水平回歸。而多重均衡匯率的存在，可能使各種匯率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意味著，現實世界中各種匯率制度都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達到其均衡狀態，表現出相對合理性。換言之，也就是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是普適的。
【參考文獻】
[1]秦宛順，靳云匯，卜永祥．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均衡匯率的偏離度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7).
[2]姜波克．匯率制度的選擇及政策含義[J]．世界經濟文匯，2001，(5).
【關鍵詞】新匯制；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
2005年7月，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標志著我國的匯率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彈性已逐步顯現。總體上來看，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對歐元匯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國將會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波幅將進一步加大。對于從事涉外經營活動的經濟主體來說，匯率的不確定性加大了企業的決策難度，對企業的長期經營戰略產生影響，由此帶來的潛在市場風險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匯改后，一些涉外企業已經認識到匯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開始尋求規避風險的措施，但整體來說，涉外企業在風險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
（一）涉外企業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認知不足，無法全面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
管理人員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認知度決定著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能力和水平。對于許多企業來說，匯率風險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問題。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經營管理者對匯率風險了解甚少，面對新的匯率機制下日益顯現的匯率風險，大部分企業顯得束手無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認知存在誤區，缺乏相應的風險承受能力，不愿意為防范匯率風險支付成本，運用金融衍生工具規避風險的積極性不高。還有些企業則把金融衍生工具當作一種贏利手段，以投機為目的，期望取得高額利潤，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風險之中。
由于企業對匯率風險管理認識不足，缺乏匯率風險管理的知識和技巧，無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臨的匯率風險。
（二）可供選擇的金融衍生避險工具較少，涉外企業防范風險的途徑有限
現階段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雖說各大商業銀行相繼推出了許多創新型的避險工具，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層金融機構還沒有全面開辦，可供企業選擇的金融衍生避險工具的種類仍然偏少，而且訂價不合理，導致避險成本過高。對于一般的涉外企業而言，利用金融衍生產品來避險防范外匯風險的途徑非常有限。會計論文
（三）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難以取得定價主動權
涉外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方法大多需要通過談判在合同中規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業生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競爭優勢，因此在談判中缺乏議價能力，難以取得主動權，無法通過協議讓對方分擔風險，給企業經營帶來困難，有的企業甚至放棄了交易。
二、我國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存在問題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受到國家外匯管理制度的約束
中國是實行較嚴格外匯管制的國家。國際上許多成功外匯風險管理戰略和方法應用于我國推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匯管理政策的約束。主要表現在：一是行政審批內容和環節過多，收費過高，企業疲于應付，無法及時有效地抓住有利時機規避風險，甚至導致企業錯過有利的結售匯時機；二是人民幣只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企業不能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匯率風險；三是現行辦法規定大多數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必須以真實交易為背景。這種實需原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使用衍生產品的靈活性。
（二）商業銀行金融服務配套機制跟不上，金融產品定價不合理
受傳統觀念影響，商業銀行整體的匯率風險管理及規避機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務配套機制不完善。近年來，雖說銀行非常重視衍生產品的開發，但是對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問題警示不夠，對金融衍生產品宣傳和培訓不力，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不了解銀行的避險工具，難以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匯率風險，這是造成企業缺乏風險意識、避險的知識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前，金融衍生產品定價機制還存在不合理性，定價普遍過高。大多數企業利用貿易融資來提前收匯結匯，在一定程度上鎖定了匯率風險，卻要支付較高的手續費和保險費等，難以完全享受到避險保值的好處。不少企業認為金融衍生產品不太適應用于進出口業務量較小的中小企業。
（三）涉外企業缺乏匯率風險管理方面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難以建立完備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
涉外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較弱還在于缺乏具有外匯風險管理知識和技能的專門人才。很多企業在實際經營中，涉及外匯的業務一般是由財務部門兼管，只有少數企業在組織機構上設置專門的外匯風險管理部門或人員。由于財務人員不具備專門的匯率風險知識和技能，無法從企業戰略的高度出發，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對企業所面臨的匯率風險進行防范。即使企業能夠使用金融手段來防范匯率風險，因為沒有專門的機構對匯率風險進行統一管理，難以建立完備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無法對企業面臨的各種匯率風險進行有效的識別，更談不上對各種風險進行有效的測量和管理，絕大部分企業只是單獨地使用金融工具，沒有從整體上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構架，往往會失去在交易前防范匯率風險的最佳時機，很難完全規避風險或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業加強匯率風險管理的途徑
匯改后，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外匯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時間內，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的外部環境仍然難以得到徹底改變。涉外企業如何利用外部現有的條件，發揮自身優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合理規避外匯風險，是企業當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加強匯率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實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體員工風險管理的意識，形成一個良好的匯率風險管理氛圍
防范匯率風險，提高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很重要，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匯率風險的危害性，才能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規避風險。匯率風險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企業全員性的活動。企業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每一項活動都可能涉及到匯率風險，如企業的采購、生產和銷售等，各部門都應積極參與風險管理策略的實施過程，單靠某一個部門將會大大減弱匯率風險管理的效果，只有企業的每個員工都有匯率風險管理意識，每個部門都參與到匯率風險管理中來，才有可能在企業內部形成一個良好的風險管理氛圍。
2.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把匯率風險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企業必須意識到，只有建立全面的匯率風險防范體系，采取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才能應對匯率波動對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匯率風險管理體系應包括匯率風險管理戰略目標的制定、外匯風險的識別、風險限額的設定、不同類型外匯風險的測量和管理手段的選擇以及事后風險管理的評估系統等。為了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企業的管理者應從戰略高度出發，確定匯率風險戰略目標，并根據自身特點和風險承受能力，確定外匯風險限額，制定出匯率風險管理政策，在風險管理的過程中，應突出全局觀念和各部門的分工協作，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相應的外匯風險管理戰術和避險措施，并在事后對風險管理的效果進行評價，總結經驗和教訓，找出不足，不斷對風險管理體系進行完善，力爭將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會計論文
3.加強科學有效的監管力度，在企業內部建立匯率風險預警機制
企業在匯率風險管理過程中最關注的是外匯匯率的波動，無論匯率如何波動，企業都有可能面臨風險。因此，企業必須要加強科學有效的監管力度，在內部建立匯率風險預警機制，確定匯率變動的方向和波動幅度，對企業生產經營各個環節的風險管理過程進行監控，主動對可能面臨風險的外幣資產或負債項目進行調整或保值，及時發現風險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措施，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出現匯率風險失控現象。
4.加強高素質外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最終還要依靠人來完成，由于規避匯率風險是一項對技術性要求較高的業務，對匯率變化趨勢進行準確預測是規避匯率風險的前提條件，金融工具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手段，但匯率變化莫測，金融衍生產品品種繁多，交易程序復雜，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須要有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對匯率變化趨勢進行準確預測，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強高素質外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建立健全專門的管理機構，安排專職人員從事匯率的預測和防范匯率風險的管理工作，加強對金融產品相關知識的學習與研究，對所面臨的匯率風險類型和安全程度進行科學判斷，及時采取措施，有效地運用各項工具和手段對外匯風險進行管理。在匯率瞬息萬變的今天，企業只有不斷充實外匯人才，才能增加匯率風險管理的有效性，使匯率風險不再成為制約企業利潤增長的瓶頸。
5.將事前預防與事后規避相結合，把匯率風險管理貫穿于整個經營管理的始終
要密切關注和研究外匯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預防和事后規避相結合的措施來規避匯率風險，將匯率風險管理貫穿于整個經營管理的始終。交易前以預防出現匯率風險為主，交易后，以規避匯率風險為主。在交易前，可通過選擇多種計價貨幣、訂立保值條款等作為防范風險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應特別關注風險敞口頭寸，將提前或推遲結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貿易融資作為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手段。如開拓海外市場的業務人員在談判中通過訂立價格條款來規避風險；交易后風險管理人員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對匯率風險暴露頭寸進行對沖等手段規避風險。
（二）加強經營管理，化解匯率風險
1.加快產品結構調整，增強國際競爭能力
出口企業要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契機，在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保持產品價格優勢的同時，更要加快結構調整。加強高新技術的引進和開發，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品牌內涵，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提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提高在談判中的議價能力，這樣，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價格條款來分散或規避匯率風險。
2.實現跨國經營，提高匯率風險防范能力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大型涉外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選擇在不同國家投資生產，并在當地直接銷售，不但可以消除貿易壁壘，還可以減少因本外幣兌換而產生的匯率風險。涉外企業可以靈活地選擇經營地點或市場，獲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產部件的供應，減少了這些原材料的直接進口；將在當地生產的產品直接銷售，減少了本外幣之間的兌換，更加有利于企業提高防范匯率風險的能力。
3.實施進出口業務的多元化，降低匯率風險的危害
在國際貿易中，使用單一外幣結算會大大增加匯率風險。如果涉外企業在某一時間內將其進出口業務同時分配到不同國家的市場，采用不同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這樣就等同于使用多種外幣作為結算貨幣。對于本國貨幣來講，有的結算貨幣升值，有的結算貨幣貶值，企業的匯率風險被減小。由此可見，實施進出口業務的多元化經營，有利于涉外企業降低匯率風險的危害。會計論文
4.實施融資的多元化，分散匯率風險
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對涉外企業來說，特別是對跨國公司而言，外幣融資的渠道越來越寬，非常容易獲得外幣融資。企業要盡量從多個國際資本市場以多種外幣融資，使得負債貨幣多元化，從而通過擁有多種不同外幣債務來實現保值和規避匯率風險的目的。
企業管理匯率風險的過程是復雜的，應把風險管理與其整體經營和發展戰略融合起來，確保企業擁有一個長期性的匯率風險管理策略。對于目前的中國企業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要樹立匯率風險意識，將匯率風險的思想融入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匯率風險管理機制，合理選擇匯率風險管理方案，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將匯率風險的危害減少到最低限度，為企業長期健康穩定和持續地發展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栗書茵.我國涉外企業外匯交易風險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12）:48－52.
論文摘要：影響匯率變動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紙幣本位制下的規則和制度影響著匯率變動；二是一般人類勞動是匯率變動的最深層次的原因；三是現實經濟生活中影響名義匯率的具體因素。在影響名義匯率變動的因素中，應當關注理論前提和具體的經濟情形。盡管西方宏觀經濟學關于匯率的主要理論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開放條件，平等關系，貿易順差國的順差應當保值。這些前提過分理想化，與現實政治經濟狀況相差太大。通過對影響匯率的基本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相對全面地把握匯率變動的一般規律。
人民幣升值，成為人們廣泛討論的主題。不少經濟學者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匯率問題，但是缺乏對匯率問題的整體審視。本文從紙幣本位制的背景下，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分析宏觀經濟學的匯率理論在運用中的具體條件，為進一步認識匯率變動的一般規律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當代匯率問題直接根源于紙幣本位制
匯率問題，從直接根源上看，是與國際貿易中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本位貨幣相關。從19世紀末一直到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國際貿易中的本位貨幣是黃金，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以美元為中心、其他各方貨幣為輔的紙幣成為國際貿易中的本位貨幣。
從16世紀以來，各國國內和國際貿易中本位貨幣的變動經歷了銀本位制、金本位制、紙幣本位制三個階段。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各國紛紛禁止黃金的輸出，導致了金本位制的全面崩潰。金、銀本位制先后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銀的稀缺性，限制了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規模，成為阻礙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障礙。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制，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真正開始了紙幣本位制。
1944年在美國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的主要內容:第一，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貨幣金融事務進行國際磋商。第二，確立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實行黃金一美元本位制。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規定1美元=0.888671克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則與美元掛鉤，以美元作為規定貨幣平價的標準。各國政府或中央銀行隨時可以用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黃金。第三，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員國有義務維護匯率的穩定，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允許的波動范圍為其平價的1%。
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制。這種本位制依托美國當時占世界3/4的黃金儲備，是一種以黃金為基礎的美元本位制，可以說實質仍然是一種金本位制。這個體系的建立，對于維護世界金融的穩定，促進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但是，由于美國推行對外擴張政策、德國與日本的經濟崛起等原因，導致美國的黃金儲備逐漸減少，貿易逆差日益擴大。從1960年10月到1973年2月，美元經歷了10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機。每爆發一次美元危機，美元就貶值一次。1973年3月爆發了拋售美元的狂潮，美國最終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而后，各國協議實行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破產。
由于美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強大實力，德國、日本的貨幣不能代替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中心地位，美元仍然是國際間結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但是，美元的不斷貶值，也迫使許多國家實行儲備貨幣多元化，力求達到保持外匯儲備的購買力。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確認了這一現實。牙買加協定確立了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以美元為中心，歐、日、英等國貨幣為輔的紙幣真正取得了一種本位貨幣的地位，以浮動匯率為主的混合匯率體制得到發展，國際收支主要通過匯率機制、利率機制調節。
在當代的經濟貿易中，恢復金銀本位制是不可能的，稀缺的金銀資源阻礙了正常的貿易活動，因而紙幣本位制具有歷史進步性。在紙幣本位制下，一國的本位貨幣采用紙幣，不再與黃金發生聯系。紙幣本位制克服了貨幣供給量不足的缺點，紙幣可不受黃金、白銀供給量的限制，易于配合經濟發展及交易需要作有彈性的調整。但是，紙幣只是一種法定貨幣符號，本身不具有價值，而且，紙幣所代表的一般等價物的價值不易確定，容易引起金融危機，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紙幣本位制的弊端主要表現在:整個貨幣體系高度不穩定，各國貨幣地位受到自身的經濟、外貿實力的影響;國際儲備多元化缺乏統一的貨幣標準，導致國際經濟混亂;匯率頻繁浮動，資本投機盛行，給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不利影響;美元、英鎊、日元、歐元等紙幣之間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金融市場異常活躍，價值標準是動蕩不定，深刻影響世界貿易。
當代國際匯率體系不穩定，主要在于世界經濟并沒有擺脫美元的影響，由于美國的對外戰爭、對內過度消費使自身收支日益不平衡，導致美元的持續貶值風險。
總之，盡管紙幣匯率制具有歷史進步性，但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金融市場被幾個西方經濟大國所操縱和控制，他們通過發行紙幣，影響匯率變動，掠奪他國財富。這個國際金融體系，仍然是一個不公正的體系。從現實來看，一個國家只有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設和改進中，并在政治經濟作用下使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地保護本國匯率變動的利益;從長遠看，只有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才是解決匯率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匯率變動的基礎是一般人類勞動
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匯率變動的基礎是一般人類勞動。國際貿易是一種商品交換，國與國之間交換的基礎是商品的價值。匯率，也是以單位貨幣所代表的商品的價值為基礎的，而這種衡量最終歸結于單位貨幣所代表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商品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體。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如果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這里，馬克思談到，商品體是使用價值和勞動產品(價值)的統一體。但是，對于“物品的價值是什么”沒有說明。對于這個命題，有一種理解是把使用價值與價值截然對立，認為只有用于商品交換才有價值，沒有用于商品交換就只有使用價值，沒有價值。這是錯誤的，馬克思主張從商品經濟轉向計劃經濟，廢除了商品交換，所有的產品都失去了價值?實際上，通過商品交換這個過程，只是把商品交換之前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價值實現了社會化、貨幣化。因此，物品的價值就是凝聚在物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顯然，馬克思的使用價值也是價值的表現，價值是使用價值的抽象。使用價值與價值都是價值的不同方面，使用價值是物品對于不同的人們的效用價值，是具體的，體現的是價值表現的多樣性;而價值是物品固有的凝結在其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是相對抽象的，體現的是價值的本質性。使用價值是價值，價值也具有使用價值。
不少學者不同意把自然資源的價值，視為根源于人類的一般勞動的觀點，他們認為價值是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結合。因為，盡管馬克思認為自然資源經過人類加工以后，自然資源又轉移到新產品中去了，但是，在能源、動力、原材料在向新產品轉移過程中有損耗，并且最終的消費產品中，不少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其實，自然資源的價值也是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自然資源的價值，不是某一企業直接的個別勞動價值，而是一種社會平均價值。它包括開采、運輸的勞動，對生態環境破壞后恢復生態環境所付出的勞動，為開采其他的條件差的同類礦所進行的科技投人，發現替代品的科學研究投人等。越是稀缺而當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資源，價值越高，這越要求人類投人更多勞動尋找替代品。
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衡量價值的基礎。衡量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標準。馬克思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這幾個概念是抽象的本質性的，這幾個本質性的概念，對于我們把握國家總財富具有積極意義。這些范疇的基礎是牢固的，從這里引申出來的對國家總財富的說明具有牢固的基礎。這幾個范疇，有助于我們從本質上、整體上對國家總財富加以說明。
國家總財富是一個國家(或者使用同一貨幣的國家聯盟)在一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自然資源等的價值總和，是該經濟體在一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無差別人類勞動的總和。具體包括:(1)經濟能力:1)生產能力，如，生產工具是否先進，科學技術運用與發展程度，人口數量與質量，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基礎建設與基礎設施的發展程度，等;2)商業發展水平;等等。(2)國內政治上是否和諧穩定，社會管理與決策水平，社會治安狀況;(3)對外政治能力。如，國際交往能力，國際規則制訂的影響力;(4)軍事上，是否保證社會的安全、穩定，是否保證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5)個人的自由解放程度、文化發展水平、生態環境質量等;(6)自然資源的擁有與獲得;等等。以上六個方面，都是人類勞動與實踐的產物。
要看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大小，不僅僅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僅僅是貨幣上的、可見的價值，還包括人類勞動創造的、因為種種原因忽略的商品、服務的價值。正因為如此，那些國際投機商們才說經濟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只有根據國家總財富，堅持以一般人類勞動作為基本尺度，才能從根本上衡量各國之間的匯率水平。
三、影響名義匯率變動的具體因素
一般人類勞動、國家總財富決定著匯率變動，這是從根本性質上、從整體上去分析的。如果要達到對匯率變動的更加精確的理解，那么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在具體層面上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也就是，探討在紙幣本位制下，國家總財富是如何具體對各國國際貿易產生影響，并如何影響名義匯率的。
1.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活動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各國之間的關系是平等互惠的，那么，由于以人類的一般勞動為價值的基礎，所以各地的物價水平是相近的。
(1)一價定理可以適用于確定匯率。在不同國家購買同樣的一籃子商品，可以確定相對匯率水平。真實匯率高的國家和地區，名義匯率應當升值。不升值，則將損害整個經濟系統的集體福利。
(2)物價水平影響真實匯率水平。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物價上升，貨幣貶值，真實匯率下降;物價下降，貨幣升值，真實匯率上升。
因此，各國的貨幣發行增長速度與貨幣發行總量應當公開。各國應當按照其經濟增長率狀況、流動性偏好與變化狀況等發行貨幣，從而維護相對穩定的物價水平(P)。
從貨幣數量公式MV=PQ中，我們得到:貨幣量M與物價水平P、社會產品數量Q成正比例關系，與貨幣流通速度V成反比例關系。PQ代表一定貨幣表示的社會總財富，直接決定著貨幣發行量M的大小。
(3)各國國內利率調整影響，使相對利率發生變化，也影響名義匯率水平。利率的變動，也使資本流動發生變化。一國利率水平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人，也會帶來一定升值壓力。但是，這種升值壓力不是以國內經濟增長和實力為基礎，只是一種虛假的升值壓力。
(4)貿易順差與逆差影響名義匯率水平。貿易順差的國家，貨幣應當升值;貿易逆差的國家，貨幣應當貶值。如果不調整匯率，由于紙幣沒有價值，順差國利益受損，逆差國必須在現有物價水平上出賣其優勢產品，否則順差國應當拒絕與逆差國貿易。
如果逆差國、順差國在現有匯率水平上基本達到進出口平衡，則不必調整匯率。
由于貿易順差導致的升值，應當保證以前的貨幣的真實價值。這由雙方協商解決。之后，按照貿易逆差原因，具體進行解決。a.如果逆差國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則:或者順差國應當減少出口，逆差國減少高消費，或者逆差國以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交換。b.逆差國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則貿易逆差原因在逆差國。如果雙方商品是互補的，按照國際價格而不是自己單獨確定的價格，公平進行交易，逆差國應當多出口順差國需要的高技術產品及其他商品。
解決貿易順差，應當是貿易順差方占主導位置，逆差方盡力與順差國達成消除貿易逆差問題。在紙幣本位制下，貿易順差獲得的大量紙幣，本身只是過去財富的一種符號，是貿易逆差國給予的一種信用支付。如果貿易逆差國信用破產，那么，大量紙幣就是廢紙。這是根本不同于黃金、白銀本位制下貨幣具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如果貿易順差國對貿易逆差的政治沒有控制力，貿易順差獲得的大量紙幣就更沒有保障。在確保貿易順差的外匯儲備盡量保值、增值的同時，謀求本國國民的更高福利與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根本。
從以上推論中，我們看到了西方宏觀經濟學關于匯率的主要理論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關鍵的:開放條件，平等關系，貿易順差國的順差應當保值。如果過分理想化，而不關注具體的經濟情形，或者忽視了這些理論前提，那么將面臨理論陷阱，給經濟發展帶來災難。
2.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活動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各國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除了勞動價值作為交易基礎外，軍事、政治、經濟手段等作為控制世界的工具。
(1)強大的經濟體總是試圖通過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生產廉價的商品進人世界的各個市場，其他實力相近的經濟體以相近的科學技術水平生產互補的產品滿足對方，這些經濟體是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者，屬于世界經濟體系的第一集團。第一集團國家之間的關系以產業互補、優勢互補、相互競爭為基本特征。這個集團各國之間由于勞動生產率相近，內部關系是平等互利的關系，按照上述(1)—(4)中的規則進行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這也是我們熟悉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處理匯率的規則。
(2)第二集團的國家，是軍事、政治獨立自主，且實力比較強大的國家，他們經濟、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差。
第二集團的發展目標是憑自己的實力進人第一集團。這是一個奉行叢林原則的經濟生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各國必須以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為基本目標。
第二集團應當努力使自己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居于平等地位。也就是應當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產品。a.如果能夠以超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格出售產品，那么，該行業的發展已經居于世界領先行業。應當防止供過于求，惡性競爭，影響正當利益的獲得。b.如果經濟生產效率低于一般國際水平，那么一方面是盡力追趕，另一方面可以用豐富的勞動力使用次級技術彌補。
第二集團往往用自己辛勤勞動掙下的血汗順差、資源順差，還要忍受第一集團的金融敲詐和壓力。在國際貿易中，第二集團的國家沒有對等的紙幣流通權，即本國貨幣沒有成為國際貨幣，因而，貨幣只是國內使用，本國貨幣往往不公平地與強國貨幣保持某一固定比率，使本國貨幣、以至整個國內經濟受該強國經濟支配。同時，各經濟強國為了轉嫁本國的巨額社會福利負擔或者對外戰爭費用，大量發行紙幣，不斷使他國的外匯紙幣貶值。而且，巨大的資本投機市場，不時人為地給各經濟弱國制造災難。
良好的匯率政策是保持國際收支必要的順差，但是，外匯規模應當適度。由于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還處于被束縛的地位，本國貨幣還沒有被國際上其他大國對等接受，因而，國際貿易中儲存國外的大量紙幣，是要承擔巨大風險的。不能為了追求高順差而過分低價值出售本國商品，因為過分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商品，是對國民財富的浪費，是以本國財富補貼強國民眾，這樣將會遲滯該弱國正常的可持續發展。即使升值，也應當在現有匯率增殖、保值的條件下，否則，寧可控制貿易規模。
因此，第二集團國家首先必須在政治、軍事上保持強大，這是他們崛起的基本保證。一旦政治、軍事受制，失去獨立自主性，那么，經濟將處于更加弱小的境地;其次，是珍惜國內財富，包括豐富的勞動力和資源，必須使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為國內經濟服務，而不是單純追求貿易順差獲得外匯紙幣;第三，堅定不移地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科學技術水平。這是最終實現國家崛起為世界強國的保證。
(3)第三集團是廣大的中小規模的發展中國
家。軍事、政治受大國主宰，經濟上以出賣廉價的勞動力、自然資源、市場為特征，他們被大國以強大的科技、軍事力量納人世界經濟體系，他們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被支配的地位。爭取平等的國際貿易體系和貿易條件，能夠使中小規模的國家免受壓迫和剝削，不是讓少數國家享受科技與經濟、社會進步的成果，而是與富裕國家共享社會進步的各種成果。
3.假定整個世界存在著許多相互獨立的經濟體，而且，假定一些國家經濟由于種種原因與開放世界經濟之間存在著某種相對封閉的情況，一個國家的開放或封閉，更多來自于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
封閉的國家是在狹窄的國內市場調節資源，因而該國的優勢的或者特長的產業就比開放世界的一般價格更低，同時，該國的劣勢產業就比世界的一般價格更高。
當封閉的國家進人世界市場的轉軌過程中，凡是與封閉國家的優勢或者特長產業相關的那些產業的世界市場一般價格，將從現在的高價格水平趨向下降;凡是與封閉國家的劣勢產業相關的那些世界市場一般價格，將從現在的價格水平趨向更高。這一轉變過程，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不管是對于這個封閉國家，還是對于世界市場，都是擴大了世界市場規模，使人們可以在更廣闊的市場中配置和使用資源。
這種轉軌時期的匯率，波動比較大。過去經濟只是在一國范圍內調節資源，開放后在世界范圍內調節資源，因而國內各部門、各行業有一個從國內面向世界轉軌的過程。如果該國的弱勢行業的價格水平還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則升值是必不可少的。故意壓制升值，不利于該國經濟的發展。當然，封閉國家匯率升值是調整匯率的一個漸進過程，這樣有利于減少經濟震蕩和波動。
對于我國的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少國內外學者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計算的結果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有代表性的計算結果(韓月娥、任若恩，1994;易綱、范敏，1997;凌星光，2002等)認為1美元的購買力平價折合人民幣大約在2—4元之間。同時，按照世界銀行(2004)的測算，2002年的1美元購買平價約合1.8元人民幣(1990年則為1.2元人民幣)。造成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國勞動力價值的長期低估，社會普遍的價格水平低于世界一般價格水平;同時，我國的科技水平逐漸進人世界先進行業。
我國經濟正是從一個經濟相對封閉狀態走向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正在從一個經濟第二集團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強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標志著中國經濟從一個封閉的國家經濟走向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國13億多人口加人世界市場，對世界的商品的一般價格了產生重要影響。由于中國的豐富的勞動力，凡是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的商品，世界的一般價格下降;凡是中國擁有的豐富的礦藏資源，世界一般價格下降;凡是中國缺少的高科技產品、缺乏的礦產資源，世界一般價格上漲。中國成為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也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
一、日元和美元的匯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貶值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一些短期利益,從日元匯率的變化可以看出日元的匯率政策是服從于美元的，處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匯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在這種產業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也因此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了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采取了只說不做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后，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不斷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廣場協議”由此產生。此后，日元升值進入第三階段。自1985年以來，日元匯率出現兩次大幅度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國家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從240日元兌1美元一口氣升至120日元兌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貿易摩擦加劇后，日元從110日元兌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兌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或者說是美國強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這顆惡果。
日美關系是帶有主仆色彩的異樣關系，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保護日本，理所當然在經濟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國的政策。多年來，日美貿易極不平衡，日本產品大量進入美國市場，造成美國對日貿易的龐大赤字。美國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日本在毫無準備和并不情愿下發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對日本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對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車、家電、機械等制造業。據日本有關機構調查，每升值1日元，豐田、索尼、東芝等企業就要損失100億—150億日元。據估計，在兩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業的損失至少達上萬億日元。日元升值還造成大量企業破產和失業人數猛增。據統計，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間，企業破產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產的企業達45％。另外，這期間大企業為降低成本不得不辭退工人，加上中小企業的破產增加，因而失業人數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萬職工加入失業大軍。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業開始向海外轉移生產，數以萬計的企業把工廠搬到海外。原本已經低迷的國內需求更加萎縮，本應在國內的投資卻投向海外，本應在國內增加的就業卻在海外增加。據東京都調查，1990—2000年的10年間，東京都減少了6.1萬億日元的投資，為此就業也減少了32.2萬人。其中，以投資比重最大的機電業為例，1997年雇用人數為246萬人，1999年減至220萬人，2000年又減至205萬人。投資和就業的下降也必然影響消費，以致于零售業競爭空前慘烈，許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紛紛破產倒閉。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是因為兩國貿易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視傳統制造業的發展，努力保持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美國或把傳統產業移至海外，或干脆放棄部分失去競爭力的制造業。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國的進口商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仍要進口日本的家電。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從根本上講，還涉及日美兩國的傳統文化。美國人注重消費，常常借錢消費；而日本則注重儲蓄，提倡“節儉為美”，經濟不景氣使日本人更重視存錢。據統計，日本的儲蓄率約為6％，而美國則在1％以下，甚至是負數。這是日本產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匯率政策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發達國家相對勢力地位發生較大變化，早曾美元匯率下跌的總趨勢，比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美元保持了持續的堅挺地位，但伊拉克戰爭后，擺在美國總統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明年大選連任，而獲得大選勝利的關鍵因素是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為了大力振興美國經濟，美元貶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動美國經濟的一張王牌。幾乎所有的輿論分析指出，美元貶值對于目前的美國經濟“利遠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強美國產品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促進出口，減少美國貿易逆差，避免通貨緊縮，從而拉動經濟增長。
另外，美元是美國控制全球經濟、確保其經濟霸主地位，從而維護其單極世界的法寶之一。面對第二大貨幣歐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帶來的挑戰，美國政府的策略在過去的四年中確實利用了歐元新生不久、腳跟不穩的劣勢予以了有力打壓。十多年來，歐元區國家一直在努力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力圖大砍福利社會給企業帶來的沉重包袱，但遠未成功。在市場內需不旺的情況下，歐洲迫切需要推動出口以支撐其經濟，而此時此刻，歐元持續走強使歐洲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通貨緊縮風險增大，經濟增長受壓。因此，有媒體分析，所謂美國財長斯諾不久前給“強勢美元”下的新定義，稱美國政府不再根據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價值衡量美元的強弱，“強勢”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眾產生的信心和它的防偽能力，這不過是掩蓋美國政府當前放任美元貶值以打擊歐元區經濟的真實意圖而已，并不意味著美國真的要放棄“強勢美元”政策，而是通過貶值巧妙地維護美元“強勢”。當然，目前美元貶值尚沒有達到1995年4月份的歷史最低點。美元當初對德國馬克的比價為1比1．3525馬克，假設那時就有歐元的話，1歐元等于1．9558馬克，那么，那時歐元對美元的比價為1歐元兌1．4461美元。據此推斷，歐元對美元還有升值的空間。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歐洲經濟長期疲乏反過來對美國經濟也必將產生負面影響。所以，美元繼續貶值的空間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幣面臨的匯率壓力
近年來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人為誘導日元貶值，但收效甚微。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員便將矛頭指向人民幣，他們頻頻在國際上游說，試圖迫使人民幣升值。而美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則加劇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心要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問題的美國也在匯率問題上打主意，開始改變堅持了近10年的強勢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對穩定，美元走貶導致歐洲和東亞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沖擊，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國際輿論顯然放大了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負面作用。實際上，中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動。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進入了相對靈活的浮動狀態，在不同時點上對不同貨幣的匯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國家和地區貨幣對美元貶值百分之十幾甚至幾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自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維持在較窄的空間里波動。但總體上看，人民幣相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或德國馬克）、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0％。考慮各國通貨膨脹率差異因素，同期人民幣相對上述三種貨幣的實際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期間，人民幣對三種貨幣最高實際升值幅度曾經分別達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走貶，只是收窄了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升值幅度，并沒有改變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論調是沒有依據的。
國際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由于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加強，導致中國今年外匯儲備增加了超過600億美元，其中超過200億美元相信屬于國際游資，而這部分熱錢將導致人民幣供應超常增長約2000億元。
迫使人民幣升值，標志著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正在由微觀層面向制度層面擴散。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國處于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此次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人民幣匯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幣在資本帳戶下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也就是說決定匯率的機制不是市場，改變沒有意義；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給中國的外貿出口造成極大的傷害；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降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增大就業壓力；財政赤字將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面對國際上的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2090
但國際上的壓力，我們卻不能視而不見，因此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緩解壓力，保持我國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措施
近年來，對于我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原則、方向和具體措施，國內眾多的機構和專家學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總結。這些探討和總結，應該說是比較全面、準確和深入的。本文綜合了眾多的觀點，并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
1、建立靈活的匯率制度。第一步是確立多種貨幣一攬子計劃，從而為人民幣提供參考匯率。這個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貨幣組合會更好地反映人民幣的有效匯率。相對于只與美元掛鉤比較，這種方法更能反映貿易競爭力。一種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利于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減少固定匯率下的黑市套匯或資本外逃壓力、有利于克服市場結構上的剛性及更好地吸收沖銷外部沖擊等。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國資本市場制度創新與功能轉變節奏。還要加強外匯市場建設，健全人民幣匯率機制，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善人民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等。逐步改變人民幣只盯住美元的單一聯系機制，改為人民幣與美元、歐元、日元三大貨幣(加權平均)一攬子聯系機制，確保人民幣的穩定。
2、建立嚴密的監管機制。當務之急是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建立起嚴密的金融監管“防火墻”和及時有效的風險防范“預警”機制。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職能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密切配合、相互溝通，對資本項目下外匯資金的流入流出進行實時監控、全程跟蹤，不斷提高風險防范能力和金融監管水平。并應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加大對跨境“洗錢”犯罪的打擊力度。
關鍵詞：新匯制；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
2005年7月，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標志著我國的匯率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彈性已逐步顯現。總體上來看，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對歐元匯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國將會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波幅將進一步加大。對于從事涉外經營活動的經濟主體來說，匯率的不確定性加大了企業的決策難度，對企業的長期經營戰略產生影響，由此帶來的潛在市場風險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匯改后，一些涉外企業已經認識到匯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開始尋求規避風險的措施，但整體來說，涉外企業在風險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
（一）涉外企業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認知不足，無法全面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
管理人員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認知度決定著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能力和水平。對于許多企業來說，匯率風險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問題。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經營管理者對匯率風險了解甚少，面對新的匯率機制下日益顯現的匯率風險，大部分企業顯得束手無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認知存在誤區，缺乏相應的風險承受能力，不愿意為防范匯率風險支付成本，運用金融衍生工具規避風險的積極性不高。還有些企業則把金融衍生工具當作一種贏利手段，以投機為目的，期望取得高額利潤，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風險之中。
由于企業對匯率風險管理認識不足，缺乏匯率風險管理的知識和技巧，無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臨的匯率風險。
（二）可供選擇的金融衍生避險工具較少，涉外企業防范風險的途徑有限
現階段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雖說各大商業銀行相繼推出了許多創新型的避險工具，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層金融機構還沒有全面開辦，可供企業選擇的金融衍生避險工具的種類仍然偏少，而且訂價不合理，導致避險成本過高。對于一般的涉外企業而言，利用金融衍生產品來避險防范外匯風險的途徑非常有限。
（三）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難以取得定價主動權
涉外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方法大多需要通過談判在合同中規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業生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競爭優勢，因此在談判中缺乏議價能力，難以取得主動權，無法通過協議讓對方分擔風險，給企業經營帶來困難，有的企業甚至放棄了交易。
二、我國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存在問題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受到國家外匯管理制度的約束
中國是實行較嚴格外匯管制的國家。國際上許多成功外匯風險管理戰略和方法應用于我國推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匯管理政策的約束。主要表現在：一是行政審批內容和環節過多，收費過高，企業疲于應付，無法及時有效地抓住有利時機規避風險，甚至導致企業錯過有利的結售匯時機；二是人民幣只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企業不能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匯率風險；三是現行辦法規定大多數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必須以真實交易為背景。這種實需原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使用衍生產品的靈活性。
（二）商業銀行金融服務配套機制跟不上，金融產品定價不合理
受傳統觀念影響，商業銀行整體的匯率風險管理及規避機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務配套機制不完善。近年來，雖說銀行非常重視衍生產品的開發，但是對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問題警示不夠，對金融衍生產品宣傳和培訓不力，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不了解銀行的避險工具，難以運用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匯率風險，這是造成企業缺乏風險意識、避險的知識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前，金融衍生產品定價機制還存在不合理性，定價普遍過高。大多數企業利用貿易融資來提前收匯結匯，在一定程度上鎖定了匯率風險，卻要支付較高的手續費和保險費等，難以完全享受到避險保值的好處。不少企業認為金融衍生產品不太適應用于進出口業務量較小的中小企業。
（三）涉外企業缺乏匯率風險管理方面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難以建立完備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
涉外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較弱還在于缺乏具有外匯風險管理知識和技能的專門人才。很多企業在實際經營中，涉及外匯的業務一般是由財務部門兼管，只有少數企業在組織機構上設置專門的外匯風險管理部門或人員。由于財務人員不具備專門的匯率風險知識和技能，無法從企業戰略的高度出發，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對企業所面臨的匯率風險進行防范。即使企業能夠使用金融手段來防范匯率風險，因為沒有專門的機構對匯率風險進行統一管理，難以建立完備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無法對企業面臨的各種匯率風險進行有效的識別，更談不上對各種風險進行有效的測量和管理，絕大部分企業只是單獨地使用金融工具，沒有從整體上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構架，往往會失去在交易前防范匯率風險的最佳時機，很難完全規避風險或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業加強匯率風險管理的途徑
匯改后，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外匯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時間內，涉外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的外部環境仍然難以得到徹底改變。涉外企業如何利用外部現有的條件，發揮自身優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合理規避外匯風險，是企業當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加強匯率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實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體員工風險管理的意識，形成一個良好的匯率風險管理氛圍
防范匯率風險，提高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很重要，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匯率風險的危害性，才能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規避風險。匯率風險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企業全員性的活動。企業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每一項活動都可能涉及到匯率風險，如企業的采購、生產和銷售等，各部門都應積極參與風險管理策略的實施過程，單靠某一個部門將會大大減弱匯率風險管理的效果，只有企業的每個員工都有匯率風險管理意識，每個部門都參與到匯率風險管理中來，才有可能在企業內部形成一個良好的風險管理氛圍。
2.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把匯率風險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企業必須意識到，只有建立全面的匯率風險防范體系，采取有效的風險防范措施，才能應對匯率波動對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匯率風險管理體系應包括匯率風險管理戰略目標的制定、外匯風險的識別、風險限額的設定、不同類型外匯風險的測量和管理手段的選擇以及事后風險管理的評估系統等。為了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企業的管理者應從戰略高度出發，確定匯率風險戰略目標，并根據自身特點和風險承受能力，確定外匯風險限額，制定出匯率風險管理政策，在風險管理的過程中，應突出全局觀念和各部門的分工協作，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相應的外匯風險管理戰術和避險措施，并在事后對風險管理的效果進行評價，總結經驗和教訓，找出不足，不斷對風險管理體系進行完善，力爭將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3.加強科學有效的監管力度，在企業內部建立匯率風險預警機制企業在匯率風險管理過程中最關注的是外匯匯率的波動，無論匯率如何波動，企業都有可能面臨風險。因此，企業必須要加強科學有效的監管力度，在內部建立匯率風險預警機制，確定匯率變動的方向和波動幅度，對企業生產經營各個環節的風險管理過程進行監控，主動對可能面臨風險的外幣資產或負債項目進行調整或保值，及時發現風險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措施，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防止出現匯率風險失控現象。
4.加強高素質外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有效地防范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最終還要依靠人來完成，由于規避匯率風險是一項對技術性要求較高的業務，對匯率變化趨勢進行準確預測是規避匯率風險的前提條件，金融工具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手段，但匯率變化莫測，金融衍生產品品種繁多，交易程序復雜，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須要有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對匯率變化趨勢進行準確預測，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強高素質外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建立健全專門的管理機構，安排專職人員從事匯率的預測和防范匯率風險的管理工作，加強對金融產品相關知識的學習與研究，對所面臨的匯率風險類型和安全程度進行科學判斷，及時采取措施，有效地運用各項工具和手段對外匯風險進行管理。在匯率瞬息萬變的今天，企業只有不斷充實外匯人才，才能增加匯率風險管理的有效性，使匯率風險不再成為制約企業利潤增長的瓶頸。
5.將事前預防與事后規避相結合，把匯率風險管理貫穿于整個經營管理的始終
要密切關注和研究外匯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預防和事后規避相結合的措施來規避匯率風險，將匯率風險管理貫穿于整個經營管理的始終。交易前以預防出現匯率風險為主，交易后，以規避匯率風險為主。在交易前，可通過選擇多種計價貨幣、訂立保值條款等作為防范風險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應特別關注風險敞口頭寸，將提前或推遲結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貿易融資作為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手段。如開拓海外市場的業務人員在談判中通過訂立價格條款來規避風險；交易后風險管理人員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對匯率風險暴露頭寸進行對沖等手段規避風險。
（二）加強經營管理，化解匯率風險
1.加快產品結構調整，增強國際競爭能力
出口企業要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契機，在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保持產品價格優勢的同時，更要加快結構調整。加強高新技術的引進和開發，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品牌內涵，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提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提高在談判中的議價能力，這樣，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價格條款來分散或規避匯率風險。
2.實現跨國經營，提高匯率風險防范能力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大型涉外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選擇在不同國家投資生產，并在當地直接銷售，不但可以消除貿易壁壘，還可以減少因本外幣兌換而產生的匯率風險。涉外企業可以靈活地選擇經營地點或市場，獲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產部件的供應，減少了這些原材料的直接進口；將在當地生產的產品直接銷售，減少了本外幣之間的兌換，更加有利于企業提高防范匯率風險的能力。
3.實施進出口業務的多元化，降低匯率風險的危害
在國際貿易中，使用單一外幣結算會大大增加匯率風險。如果涉外企業在某一時間內將其進出口業務同時分配到不同國家的市場，采用不同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這樣就等同于使用多種外幣作為結算貨幣。對于本國貨幣來講，有的結算貨幣升值，有的結算貨幣貶值，企業的匯率風險被減小。由此可見，實施進出口業務的多元化經營，有利于涉外企業降低匯率風險的危害。
4.實施融資的多元化，分散匯率風險
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對涉外企業來說，特別是對跨國公司而言，外幣融資的渠道越來越寬，非常容易獲得外幣融資。企業要盡量從多個國際資本市場以多種外幣融資，使得負債貨幣多元化，從而通過擁有多種不同外幣債務來實現保值和規避匯率風險的目的。
企業管理匯率風險的過程是復雜的，應把風險管理與其整體經營和發展戰略融合起來，確保企業擁有一個長期性的匯率風險管理策略。對于目前的中國企業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要樹立匯率風險意識，將匯率風險的思想融入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匯率風險管理機制，合理選擇匯率風險管理方案，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將匯率風險的危害減少到最低限度，為企業長期健康穩定和持續地發展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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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匯率波動；企業對策
中國匯改走過三年，很多企業學著如何對自己的風險進行規避，但最基本的還是要改變匯改前中國企業的心態與經營作風，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匯率波動率的意義。
假設企業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數量為多少時，出口與否即可以看做企業的期權。論文百事通匯率的隨機波動越大，便會增加這一期權的價值。可見，匯率波動會對國際貿易產生影響，但出現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取決于企業所處的特定條件和對風險的認識。
假設企業的目標是使以本幣標價的預期收益最大化。對于一個公司的一定的生產量（y），由于匯率的變動，導致以本幣計價的收入隨機變動，即等于px+eq(y-x)，p是國內產品價格，q是國外價格，y是總的生產量，x是決定在國內銷售的數量，在國外銷售的數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匯率，會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生產決策在匯率變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當前時間0，公司根據當前匯率作出生產量的最優化決策y。這時生產成本為C(y),C是一個以產量為自變量增函數，并且C(0)=0。在時刻1，當匯率已確定，企業根據匯率變動來決定自己的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分配，這時利潤為P1=px+eq(y-x)-C(y).銷售最優化決策取決于在此時的匯率e。從理論上講，如果只考慮利潤最大化，當匯率向不利于企業出口的方向變化時，即本幣升值時，eq〈p，企業決策y=x,出口量為零,反之亦反。現實中，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不會僅根據匯率變動做出這樣極端的決策，因為企業同樣關心市場份額，轉換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實務中，企業決策的變化并沒有這么顯著。但這種在國內外市場之間的選擇仍然是一個價值正相關于波動率的期權。在時刻0，企業只做生產決策，在這時不考慮銷售于國外或是國內市場，企業預測的最低收益是將產品全部銷售于國內市場時能夠取得的收益。出售單個商品，企業的收益為max(eq-p,0)，等價于一個看漲期權，具體來講，企業即擁有了一個以敲定價格p來購買一個資產的權力，如果該資產的現價eq大于了敲定價格，企業便可以通過執行期權獲利。
在時刻0，可以通過Black-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計算出該出口期權的價格（根據該公式，波動率和期權價格也是正向變動的關系），然后用VaR模型來計算匯率風險。通過兩者的對比，可得出波動率對企業的總的影響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匯率波動率可能會增大該類企業的出口，而非傳統上認為的抑制出口。匯率波動率會增大企業獲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權價值變大。但對于跨國企業，多變的匯率也暗含著更大的匯率風險，包括交易風險，會計風險和經濟風險。這些風險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業的出口愿望，從而降低其出口量。匯率波動率在兩種方向上影響相對的大小決定了企業最后決策，這種影響又取決于企業對風險厭惡的相對程度。
中國企業應該消除對匯率波動的恐慌，因為它還可以帶來更高的預期收益，關鍵在于企業是否會利用這一隱藏的機遇----期權。另一方面，企業可以根據能擁有出口期權的這類企業所具有的特質來進行戰略規劃。這樣就能增大國內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是要能夠自由靈活地安排自己的產品在不同市場上的銷售量，即要建立一個在本國及別國完善的銷售渠道。二是企業的產品在國內外應該有需求，使企業生產的產品能以確定的市場價格銷售出去。三是企業的產品需要具有一定的獨特性，當匯率向不利于出口的方向變化時，企業的產品大量進入本國市場的時候，不會造成本國價格大的波動，反之亦然。四是生產結束后，企業能夠在匯率確定的情況下，根據該時刻匯率作出相應的銷售決策。
必須承認，這些調整，并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做出的，比如產品產業的轉變，國外多個市場的開拓；有些也不是僅僅企業可以改變的，比如內需的刺激。但是，企業需要從思想上不畏懼這種改變，要認識到匯率的波動不僅僅是風險，更是機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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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作為一國經濟的重要指標，自我國的匯率制度改革后，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近幾年國內學者在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問題上的研究成果豐富。本文對這些研究進行梳理，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參考。目前學術界還未形成一致看法。綜合來看，主要研究結論有以下兩種。第一，匯率波動對經濟有影響。魏巍賢(2006)通過建立可計算一般模型定量研究表明，匯率波動與GDP增長之間并沒有呈現線性變化。數據顯示，匯率的大幅波動對我國經濟整體不利，而小幅波動的影響甚微。趙西亮(2008)通過對1975～2005年9個發展中國家和11個發達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匯率升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發達國家是擴張性的，在發展中國家是緊縮的。李星、李玉雙(2009)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同時分析了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預期到的和未預期到的匯率波動都不利于經濟增長。第二，匯率波動對經濟影響有限。廖國民、鄭東(2006)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匯率在短期內小范圍的波動對經濟增長不會造成大的影響。瞿科(2006)通過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盧萬青、陳建梁(2007)通過構建相關宏觀經濟模型，得出以下結論：人民幣匯率小幅波動并不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太大的影響。陳石清、謝璐(2008)通過計量統計層面分析，顯示匯率的波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但其影響程度有限。
2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分析
匯率的變動首先是通過影響凈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來引起生產總值的變動，其次則是通過經濟變量間的相互作用來進一步引起生產總值的變動。匯率變動引起生產總值變動的兩個方面在經濟學上具體來說表現為兩個效應，即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和反饋效應(FeedBackEffect)。乘數效應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初始變動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情況和進口情況，而消費和進口情況的變化則通過乘數效應來引起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進一步變化。反饋效應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初始變動會直接影響進口，進口的變動通過反饋效應影響匯率變動，而匯率變動又會通過凈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引起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進一步變動。
2.1匯率變動通過進出口途徑影響經濟增長
當本幣升值而其他因素不變時，出口商若想要獲取同以前一樣的利潤水平，那么他們就必須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的價格，而出口商品價格的上升會削弱商品出口的競爭力，使得國外對我國的進口需求減少。若匯率向下波動，則凈出口額會增加，從而可以擴大本國的稅收并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投資水平，而儲蓄額的增加、投資和消費水平的上升均會帶來GDP的增長。若匯率向上波動，則凈出口額會減少，從而減少國家稅收和居民收入，進而使得投資水平與消費水平下降，最終影響本國的經濟增長。需要說明的是，本國貿易乘數的大小決定著進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2.2匯率變動通過外商投資途徑影響經濟增長
現階段，我國對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這一標還沒有實現，所以目前國際資本流入中國仍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資這一主要渠道。若本幣升值，則外商會覺得投資所經營的企業會增加利潤，因此他們愿意增加投資額。此外，本幣的升值會使得以本幣計算的同量的外幣投資數額減少，這會使得外商在省內的投資減少。從以上分析可知，匯率的變動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結果并不明確，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2.3匯率變動通過其他途徑影響經濟增長
若本幣升值，一是出口產品的價格和進口產品的價格均會下降，在非貿易產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相對于本國產品，居民會更傾向于進口產品的購買。二是國內的出口企業同樣也會傾向于向國內市場出售一部分用于出口的產品，而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這些出口企業也會選擇投資于非貿易部門，這一行為會通過貿易乘數對經濟的增長產生更大的影響。
3實證分析
數據說明：1986～2012年云南省的凈出口額、外商直接投資及生產總值數據均來自于云南省統計年鑒。本文中所采用的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文中采用的是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數值，匯率上升表示人民幣貶值，匯率下降代表人民幣升值。
3.1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
國內已經做過匯率對進出口影響的研究，從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我們認為匯率與進出口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本文運用云南省的數據建立如下模型：lnNX=c+alnY+blnE+u式中，NX為云南省的凈出口額，Y為省內生產總值，E為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u為隨機誤差項，a、b、c為待估參數。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通過ADF方法進行單位根的檢驗，結果顯示：序列lnNX、lnY、lnE、lnFDI均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后均是平穩的。由此可認為它們均是I(1)序列。第二步進行協整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云南省凈出口額與省內生產總值和人民幣匯率的回歸方程，回歸后的結果如下：lnNX=-2.7153+0.6375lnY-0.2549lnE(-5.0465)(6.1436)(-0.6755)R2=0.76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殘差項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分析結果上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云南省的凈出口額影響很不顯著。產生這一結果可能與云南省出口的產品類型有一定相關性，云南省的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而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小，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云南省的凈出口額影響較小。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云南省的外貿活動不夠發達，外貿依存度較小。
3.2匯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其研究基礎上進行適當的修改，考察云南省匯率波動是否與外商直接投資具有相關性。本文運用云南省的數據建立如下模型：lnFDI=c+alnY+blnE+u式中，FDI為外商直接投資，Y為云南省省內生產總值，E為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u為隨機誤差項，a、b、c為待估參數。數據的處理方式如上，用OLS方法構建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省內生產總值和人民幣匯率的回歸方程，回歸后的結果如下。結果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省內生產總值和人民幣匯率成正相關關系。其中外商直接投資與省內生產總值和人民幣匯率變動方向相同。本文剔除了政策變動等因素，主要考察了人民幣匯率波動和生產總值對吸引外資的影響。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云南省進出口的變化與國際收支彈性論并不一致。國際收支彈性論認為：若本國貨幣貶值，則本國產品在國外市場上變得相對便宜，而外國產品在本國市場上變得相對昂貴，進而本國的出口需求會增加而進口需求則會減少。然而，云南省的實際情況則是：貨幣貶值并不影響進出口。不管匯率如何變化，人民幣升值還是貶值，云南省的進口額與出口額均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原因可能是除了匯率以外，還有其他影響進出口的因素，并且除匯率以外的其他因素起主導作用。省內的需求會影響進口，國外的需求會影響云南省的出口，國外的需求增加，則出口會一直增加，匯率的上升或下降只有延緩或促進變化趨勢的作用。雖然實證結果顯示：貨幣貶值并不影響進出口，但匯率與云南省進出口間并非沒有絲毫關系。經過進一步分析可知，當匯率上升時，進口額與出口額均顯現出增長速度放緩的跡象；當匯率下降時，進口額與出口額均顯現出增長速度加快的跡象。
4結論及政策建議
1.構建計量經濟模型
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驗證假設，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糧食的出口貿易呈反向相關關系，由此建立中國糧食出口額(Y)與人民幣匯率變動(X)間的函數關系，
2.計量模型分析
由Eviews得到中國糧食出口總額與人民幣匯率變化的散點關系可絕系數R的值才0.28，有點偏小，說明模型的擬合度還不夠高，還需要對模型做出進一步的調整，下面將引入匯率的滯后項(設定滯后階數為3).經過調整后的模型的可絕系數R為0.35，與調整前的可絕系數相比，顯著提高，說明引入匯率的滯后3期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度更好。更能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糧食出口的具體影響。進行對比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糧食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程度反映在當期的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上(-5109萬美元)比反映在滯后3期的名義匯率的影響上(-1069萬美元)更為明顯，出口退稅率、消費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對糧食出口的影響都非常強烈。
二、對策建議
1.加強糧食儲備
保證糧食安全大量谷物庫存及較高的糧食自給率制約了我國農業資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農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適度進口飼料糧，降低我國糧食自給率，在保證合理谷物庫存水平的條件下積極擴展國際農產品貿易，使自然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不僅有利于糧食生產國，也有利于糧食消費國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多贏策略。我國糧食進出口貿易政策應適應新形勢，基本目標應由原來追求總量平衡、調劑品種向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推動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方向轉變，建立市場化糧食進出口貿易政策體系，放寬糧食進口限制，鼓勵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出口。
2.加強糧食生產
購買力平價理論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式提出，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廣泛關注，很多學者參與到這一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上來。
(一)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出背景
從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爾至少發表了25種英文著作來闡釋購買力平價理論(Officer，1982，p86)，他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
卡塞爾提出購買力平價理論，主要是試圖為一戰后各國重新確定匯率水平提供一個方法和理論根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很多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大量發行銀行券，使貨幣的購買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戰后不能直接按照戰前的金平價制定匯率。如果要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鑄幣平價，就必須收縮貨幣，降低物價水平，但這會造成經濟衰退和失業上升，使已經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雪上加霜。卡塞爾認為無需用沉重的代價回到過去的金平價上面，他提出了在紙幣制度下兩個獨立的貨幣之間的匯率決定原則，即購買力平價理論。(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內容
卡塞爾認為應該根據兩國貨幣的相對購買力來確定它們之間的匯率，他的邏輯是：對一個國家的貨幣的需求，其實是對這種貨幣的購買力的需求，所以貨幣的匯價應該由它們的相對購買力來決定。但卡塞爾隨即指出這只是匯率決定的一個基本原則，實際上購買力平價無法計算出來。因為在本國持有外國貨幣不等于就直接擁有它在外國所代表的購買力，交通運輸成本、關稅、配額以及非關稅壁壘等條件的限制，會使本國擁有的外幣的價值受到影響，匯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貨幣的相對購買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爾提出了一個計算均衡匯率的可行的方法。這個方法是，首先選擇一個基期，保證基期的匯率是均衡匯率。卡塞爾對“均衡匯率”的定義是能夠使貿易收支平衡的匯率，就一戰后來說，他把1914年戰爭爆發前的金平價看作是均衡匯率。當期的匯率可以通過基期的匯率乘以兩國的通貨膨脹率的比值得到，卡塞爾把通過這個方法計算出來的匯率叫做購買力平價，他認為可以根據這個平價來決定一戰后各國之間的匯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購買力平價的運用
當戰爭等擾動因素使正常的匯率中斷，或者某個國家的匯率被認為高估或低估的時候，購買力平價通常被用來作為均衡匯率指標。一戰后和二戰后，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制定各國的匯率時都被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討論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時，理論界也曾提出按照購買力來制定人民幣匯率。
此外，股票經紀人、公司理財者也把購買力平價作為判斷各種貨幣預期相對強弱的拇指規則，以用來進行投機或投資決策。在國際收入比較上面，購買力平價被作為換算工具，用來比較各國的主要國民經濟指標，這樣能夠避免按照市場匯率轉換而產生的偏差，因為市場匯率一般傾向于低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收入水平。
(四)購買力平價的運用和物價指數的選擇
用名義匯率對相對價格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的檢驗結果，通常都拒絕購買力平價理論，除了發生高通貨膨脹的國家外。考察實際匯率的“隨機游走”假設，結果也沒有證據表明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AdlerandLehmann，1983)。而長時段數據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數據考察實際匯率，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國家的數據比較支持長期購買力平價(FrankelandRose，1996)，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則不一致。
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倡者雖然承認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有偏離，但他們認為這種偏離是暫時的，匯率最終會趨向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這一思想被稱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一)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歷史背景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思想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由哈羅德提出過，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30年后，這一理論引起廣泛關注，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國家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的破壞，戰后重建需要大量進口，而外匯儲備卻非常有限，所以出現了所謂的“美元荒”。與西歐相反，美國經濟在二戰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美國提出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刺激了西歐經濟的發展，1950年，西歐各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國際收支開始出現順差，逐漸積累起美元和黃金儲備，并由美元短缺逐漸變成了美元過剩。
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大量的對外援助、貸款計劃和國外駐軍費用支出，基本收支從1949年到1964年一直處于赤字狀態，僅在1961年有少量的贏余。一開始美國并沒有將國際收支赤字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隨著赤字的不斷積累，國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國的黃金儲備開始流失，影響到對美元的信心問題。
美國50年代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最終引發了1960年美元危機，從而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1962年美國第87屆國會的聯合經濟委員會專門開會討論美國的國際收支和匯率問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Houthakker在此次會議上作證，他認為美元匯率高估是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議使名義匯率貶值。Houthakker是以購買力平價作為均衡匯率，來衡量當時的匯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理論內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結論遭到了巴拉薩和薩繆爾森的反對，他們分別寫文章批駁Houthakker(1962)，同時也批駁了整個購買力平價理論，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
1.薩繆爾森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批判絕對購買力平價賴以成立的基礎——一價定律。薩繆爾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進入國際貿易，所以無法實現套利和一價定律。并且，即使每種商品都符合一價定律，但由于進入各國一般物價水平的商品及權重不同，匯率也不會等于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數，薩繆爾森認為生活成本指數依賴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價定律。他指出不可貿易品無法實現套利，雖然人口的跨國流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這些產品的價格差別，但并不足以保證生活成本平價的完全實現。
(3)批判購買力平價理論所認為的價格與匯率之間的因果關系。薩繆爾森指出不但匯率影響價格，而且價格也會影響匯率，所以他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只考慮價格變化對匯率的影響是缺乏說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對價格指數計算購買力平價的做法。薩繆爾森指出兩國出口商品的種類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對價格決定匯率是沒有意義的。
2.巴拉薩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雖然全面地批判了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的各種問題，指出不同國家的不可貿易品價格水平存在差別，以及富國的一般物價水平比窮國高，因而富國的匯率相對于購買力平價是高估的——這正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核心思想。但薩繆爾森沒有進一步闡述不可貿易品價格差別的原因和機制，而巴拉薩則系統地做了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紹巴拉薩(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薩首先也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計算方法，不發達國家的匯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議調整美元匯率的話，其他不發達國家的匯率也都應該升值。巴拉薩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巴拉薩進一步指出了匯率系統偏離購買力平價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貿易品部門服從一價定律，即按照市場匯率轉換后各國的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相等；
(b)在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假設下，可貿易品部門工資的國際間差別對應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而勞動力的內部流動使一國可貿易品部門和不可貿易品部門的工資相等；
(c)因為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比可貿易品部門小，而工資在一國內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服務業價格越高；
(d)因為服務業部門進入一般物價指數的計算，但卻不直接影響匯率，所以勞動生產率較高國家的購買力平價會低于其市場匯率；
(e)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越大，工資和不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的國際間差別就越大，進而購買力平價與市場匯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義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一般物價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經驗證據
無論是橫截面數據回歸還是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都表明一個事實：高收入區段存在比較顯著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關系，而在低收入區段這一關系不太顯著。
3、人民幣匯率升值分析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購買力平價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人均收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相對價格水平越高，兩個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其價格水平應該相等。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實證研究表明，長時段數據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也就是說名義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因為在長期，經濟一般有收斂的趨勢，尤其是發達國家，所以經過較長一段時期，兩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或勞動生產率逐漸接近，其價格水平也逐漸接近，匯率趨向于購買力平價。在經濟追趕完成的那個時點上，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所預測的均衡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所預測的匯率是相等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揭示了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的演變形態，而購買力平價理論則揭示了追趕完成后實際匯率的狀態。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20多年中經歷了長期快速增長，并且仍處于追趕過程中，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所要求的條件相吻合。從這一視角來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和政策意義。學術界對這一假說的意義也逐漸重視起來，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文獻出現在2001年，此后有十幾篇類似的文獻陸續出現(盧鋒，2006a)。通過網絡檢索，最近這類文獻還在大量涌現。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認為，一國在長期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會出現升值，這正是我國目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理論根據，我國經濟持續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長是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繼續不斷的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還會繼續升值。
至于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實際匯率演變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不符合的情況，則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并不說明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無效。Itoetal.(1997，p.7)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中國實際匯率隨經濟增長而下降的現象，他指出中國的實際匯率在計劃經濟時期被高估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實際匯率有一個向正常水平的回歸。盧鋒(2006b)也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演變情況。
4、結論
經過20多年的快速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將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以其簡明清晰的理論邏輯和比較強的經驗證據，對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與這一標準理論的方法論相一致，應當把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追趕作為觀察分析人民幣矛盾運動的基本視角。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要加強對我國勞動生產率、工資、國際收支等變量的直接度量，減少相關變量度量誤差對分析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要結合我國體制轉型等特殊影響條件，不斷深化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演變規律的認識。
參考文獻：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經濟增長與匯率變動——百年美元匯率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3]盧鋒.“人民幣實際匯率之謎(1979-2005)——中國經濟追趕實踐提出的挑戰性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3.2006.2.
[4]盧鋒.“體制轉型與匯率演變——人民幣實際匯率長期走勢研究之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9.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