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38:13
導語：在日本飲食文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翻轉課堂；世界飲食文化；傳統飲食
《世界飲食文化》是一門講述中西方國家在食物原料開發利用、食品制作和飲食消費過程中的技術、科學、藝術，以及以飲食為基礎的習俗、傳統、思想和哲學。因其內容多，知識涉及面廣而碎，信息量大而散，興趣性強等特點，需要教師具備強大的國內外飲食文化背景[1]，以及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和較多的師生互動性，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學生思考，擴展學生思維。目前，國內多所高校食品專業相繼開出《世界飲食文化》這門課，比如江南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安徽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暨南大學等，很多老師在增強學生興趣和提高學生對中國傳統飲食的自信心方面提出了建設性方法和措施。例如：魏彬提出廣泛搜集資料，將總歷史串引到飲食活動，加強學生認識對飲食特點隨著經濟和政治變化而遷移的特點，提高學生學習興趣[2]；胡春秋提出多種考核方式對《中國飲食文化》進行教學改革，從而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和創造性思維活動[3]；賈平提出將一些成語，典故，以及詩詞等和飲食有關的文化融入到教學內容中，通過師生互問，老師答疑等形式趣聞橫生地傳入飲食文化現象，提升學生創新意思和創新能力[4]；周朋以茶文化為例，提出教學知識和教學實踐相結合，加強學生對茶傳播，茶歷史和茶藝茶飲的文化活動認識[5]；蔡華探討中西方思維方式不同造成的飲食內容，飲食方式，以及飲食健康和美味追求的差異，揭示了各國飲食文化迥異的深層內涵淵源[6]。然而，這些結果都只是從某些方面提到改進，且方法較單一，創新性不明顯，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上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且沒有結合教師本人的經歷來引導學生學習[7-9]。本人在教授《世界飲食文化》課程中，深切感受到這門課程強大的知識背景，包括地理氣候，植被物產，歷史人文等，需要將這些歷史人文知識和食品科學技術相融合，從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兩個方面進行改革，以空間和時間的角度，激發學生思維和學習興趣，拓展學生知識面，增強學生對中國傳統飲食和傳統文化的自信心，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綜合競爭力，為其他課程教學方式的改進起到很好的借鑒和參考作用。
一教學內容改革
（一）從地理氣候，植被物產和人文思維方式角度有目的地講解南美，非洲，北歐，地中海國家，赤道附近國家和亞洲其他國家在飲食方式、飲食內容、飲食思維、飲食習俗和禮儀等方面的差異，結合作者本人拍攝的不同國家的飲食照片和視頻，引領學生進入不同國家飲食走廊，帶給學生親切感和知識切入感，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使得學生掌握各國飲食文化形成的基本條件。以“墨西哥飲食”為例，墨西哥地處熱帶，物產豐富，且有悠久的農業歷史，是世界玉米和辣椒的原產地，印第安人在這里培育了古老的農業技藝和烹飪技術，囊括從種植、豐收到制作、享用的過程，整個鏈條彰顯了傳統飲食的全民共享性。這種以辣味漸長，玉米，豆類，仙人掌和龍舌蘭等已有9000年歷史的飲食內容是現在墨西哥飲食的民族基礎，也引領著現代墨西哥飲食的發展方向。自西班牙殖民者進入墨西哥后，西班牙餐飲，就像西班牙語言一樣，演變成墨西哥飲食主流。隨著全球化時代的發展，現在的墨西哥飲食是以傳統飲食為基礎，結合西班牙等西餐飲食方式，同時還融入了一些中國等國家的飲食元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飲食文化。進而通過提出假設國家，要求學生結合已學到的知識，以地理氣候，自然物產，人文歷史和思維方式角度，推導出假設國家飲食文化可能存在的形式和內容，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植被物產傳播的時間和空間緯度貫穿整個課程人類飲食的豐富離不開人口遷移、科技發展和植被物產的傳播，比如茶葉原產地是中國云南貴州四川交界地段，通過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茶被傳到西歐，東歐，和亞洲其它國家，以及非洲和美洲。咖啡原產地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亞，通過戰爭和奴隸販賣，咖啡進入也門等阿拉伯國家，隨著人工培育咖啡在也門的首次種植，以及歐洲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宗教戰爭，以及殖民地活動，咖啡被帶到了歐洲，印度，南美和非洲其它國家。葡萄原產地在里海和黑海的外高加速地區，3000多年前開始在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家種植，漢武帝時代傳到我國新疆吐魯番，唐太宗年間傳到我國中原，然后南非和南美洲國家（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種植葡萄僅僅400多年的歷史，北美的美國僅僅200多年的歷史，但是卻擁有了世界頂級葡萄品種和葡萄酒。歐洲學者相信，世界上的植物食品，有50%以上都出自印第安人之雙手，包括馬鈴薯、甘薯，木薯，山藥，歐洲的蠶豆，綠豆、豌豆、豇豆，云豆、赤豆、菜豆、架豆、扁豆、豆角、茶豆等的食用豆類（除了中國大豆），以及花生、西紅柿、黃瓜、南瓜、西葫蘆、辣椒、菠蘿、鱷梨、草莓、可可等[10]。盡管這些食品原料現在在全球很多國家種植和引用，然而它們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對氣候，土壤，陽光和雨水的需求，比如，茶分布在北緯49°到南緯33°之間；咖啡分布在南北回歸線之間；葡萄分布在南緯30-50°和北緯30-50°的溫帶區域。通過這些常見的植被的傳播時間和空間圖的講解，培養學生空間立體思維方式，進而加強學生對各國飲食文化之間相互交融和相互影響的理解和掌握，傳輸給學生采用繪制時間空間圖形，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地理解人口流動和文化交流豐富各國飲食，從而打開學生思維，發展學生想象力，培養學生興趣。（三）比較中西方飲食方式的不同通過對比中西方飲食思維，飲食內容和飲食方式的不同，培養學生對我國傳統飲食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自信心。例如，西方的“烤”面包和中國的“蒸”饅頭，從西方面包和中國饅頭的各自起源及其發展歷史，講解中西方文化起源的不同；西方的烤牛排和中國的燉牛肉的烹飪方式的歷史起源、變遷原因和發展過程；中方聚餐制和西方分餐制的歷史起源、變遷原因和發展過程；中方筷子，西方刀叉和阿拉伯國家手抓飯的歷史選擇和傳承；通過對比中西方飲食方式和飲食內容的差異，讓學生體會中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以及我國烹飪技術的科學性和營養性。結合世界各國食品加工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提出我國傳統食品加工方式，食品科學營養，食品多樣性等方面所面臨的機遇，挑戰和發展趨勢，激發學生思考我國傳統食品存在巨大的創新空間。結合作者本人積累的十幾年食品科學與工程的科學知識，提出科學知識可以帶給人民更豐富，更營養和更美味的食品，并通過問題讓學生對中國獨有的傳統烹飪方式——蒸的優缺點，目前的應用及其改進方法，引導學生充分認識我國先人智慧和中華文化精髓。
二教學方式改革
（一）采用演小品的形式。講解藥食同源的日常應用，讓學生理解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比如“五味調和”“天人合一”“五行陰陽學說”，在我國飲食文化上的體現，掌握中國先人在追求飲食營養和健康的探索，提升學生對我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了解，增強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心。通過翻轉課堂的運用[11-12]，讓學生結合自己家鄉飲食特色，演繹日常飲食中的“五行陰陽學說”在“藥食同源”上應用的現象，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課堂參與度。（二）世界飲食文化不僅僅帶給學生全面的視覺認識，同時也要配以動手實踐和味覺品嘗，這樣更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因此，設計日本壽司的制作和品嘗，通過評定壽司的色、形和味來考察學生對世界其它國家特色飲食的特點掌握；或者，創新一種“奇思妙想飲料”，以飲料營養健康和感官評定考察學生對食品常規鑒定方式的掌握。通過這些實踐課帶給學生親身體驗不同國家飲食特色帶來的切身感受和創新實踐的快樂，培養學生創新思維，提升學生對這門課的興趣和熱愛。
三結語
不是只有耕作。
前幾年，臺灣最早的農業生活刊物《鄉間小路》改版，用插畫的元素設計每期封面，在主題企劃上，更是從吃入手帶領民眾認識農業：日常吃到的米是在哪里種的，有什么特色，是哪些農友種的。農夫們的面孔因此慢慢變得清晰，農業也不再脫離日常生活。
高雄美濃有一家由三位85后創辦的“野上野下文化有限公司”。三個人，有的做插畫，有的做設計，有的做企劃，這個留“美”文創工作室將文創包裝理念帶入農村，為農產品說故事，為農會舉辦的應季農產品宣傳活動做出好看的海報和文案。他們嘗試從日常生活出發，凝視美濃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景，透過《野上野下》手帖來發現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力。除了手帖的采訪與編輯，他們延伸了野上野下的內涵，在野上野下的過程中，以美濃的自然為材料，以美濃的產業、人物、景觀為意象，加上紙張、陶土或棉布等天然素材，發展具有美濃野味的文創商品。
“上下游”由五位分別來自媒體專業、農業耕作、生產制造、編輯采訪、網絡科技、工藝創作等領域的人一起創辦，這個關心農業以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企業，集合新聞和市集兩個平臺，獨立制作新聞（從食物出發，連結土地到餐桌），也開發小農商品（加工品），并選擇其他農作良品、小刊物在網絡販賣。
有人以農產品開拓出文創品牌；有人為農產品搭建產銷結合平臺；也有人以獨立刊物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在地風土的關懷。總之，認識鄉土的平臺越來越多。
譬如，沈岱樺她們創辦的《風土痣》。
《風土痣》是一份形式新穎關心“土”事的刊物。創刊人之一沈岱樺，是《鄉間小路》雜志改版時的編輯。傳播系畢業的她，在碩士論文時問了一個問題——“臺灣1990年代以降飲食文化論述的改變”，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她發現農業是讓變化產生的根本。沈岱樺第一份工作是在農業出版社當編輯，此后都在農業采訪的第一線，無論是撰寫稿件、編輯書刊、策劃展覽，她所從事的工作都與臺灣這片土地有關。
《風土痣》是沈岱樺和前同事插畫師，也是美術設計師的王春子一起創辦的。在前年11月推出的試刊號編者話里，她們寫道：“有內心的關注，結合自己發聲的方式，業余報刊《風土痣》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學生時代，教授會稱這是志業，出了社會做事，發現自己關心的是土地之事，才懂志業是用在此刻。風土作為一種志業，除了傾心于記錄作物的生長條件、人文氣息、文化地景的風土志之外，更喜歡這是一種見微知著，由病癥到病灶的‘痣’的觀察。”而取“痣”非“志”，是希望保持幽默態度觀察風土世界。“痣（mole）有標記之意，將風土地域的標記視為土地的痣，更何況有人說過痣的形成如同天線的功能，無形中會發出一股信念，也會接收一股磁波。作為一名有痣之士，能像天線寶寶一樣發出信號，接收磁波，感知風土。”
這份以雜志邏輯編輯的報紙，每期只關注一個主題。試刊號出刊時時值冬季，臺灣農家喜把盛產的東西用腌制的方式保存，有感于生活中有數不盡的食物透過腌漬發酵美味，“從最原始的一層鹽巴，一層食物，彼此交疊覆蓋，起初為了保命，日后竟成為各地風土的飲食文化”，《風土痣》從“腌漬”開始挖掘身邊隱藏的風土智慧與生活故事。創刊號以生命的開始“種子”作為主題，9月推出時恰逢臺灣農作第二季，也讓許多并不了解農事的讀者知曉，原來播種并不只在春天，金秋也同為播種的季節。解釋主題企劃的考慮時，岱樺說，“《風土痣》的‘風土’二字借自葡萄酒文化，做農業刊物時經常跑產地，發現臺灣中部濁水溪流經的農田稻谷長得和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樣，沐浴不同風向的太平洋的風，出產的蔬果即便種類相同選種也有差異。在討論風土條件的時候，其實更重要的是人，就好像葡萄酒，不同的風土條件孕育不同的葡萄果實，可出來的口感也跟不同人的不同釀制方式有關。”
隨著四季晴雨觀察農漁業延伸出的食物、人物、職業、民藝等在地生產文化，再多一點關心環繞于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期望透過雜志讓讀者理解臺灣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地方智慧，也讓來臺灣旅行的人對臺灣有更深的了解。這是她們想做的事。
海峽旅游：《風土痣》受到讀者的肯定，你覺得和臺灣人對鄉村“關懷”的情緒是否有關？臺灣人的“鄉村關懷”是怎樣的一種情緒？
沈岱樺：《風土痣》受到讀者肯定，鄉村關懷并不是最直接明顯的關系。從“no.00”題目腌漬到“no.01種子”，再到“no.02火鍋”，想和讀者分享的并不是只有鄉村。“00腌漬”因為冬日保存食物關系，帶著讀者一探農村媽媽的腌漬絕活。“01種子”是《風土痣》的創刊號，種子是從土里長出來的食物源頭，也代表對刊物的期待與希望，于是從種子切入，介紹讀者平日不會遇見的育種員，感受種子得來不易。
臺灣一直有些人，對鄉村帶著關懷的情緒，有的人寫詩，如吳晟；有的人唱歌，如林生祥（早期是交工樂隊）；有的人做社運，如蔡培慧（臺灣農村陣線發言人）；有人作刊物，如舒詩偉（青芽兒）等等。1999年臺灣發生“921大地震”，把南投震垮了，南投是臺灣唯一不靠海的鄉鎮，也是主要茶區，很多人投入賑災行動、社區關懷；2009年的“八八風災”，也震跨了南臺灣高雄山區，如甲仙、桃源。很多人的家沒了，當關注農村的朋友，社會運動團體進入當地幫助居民重建生活，最后村民還是必須回到這塊土地上，也因此大家開始思考和環境共好這件事，可不可以不噴灑農藥，可不可以不用除草劑，可不可以友善耕作。經過天災，再加上人禍（如苗栗大埔事件），臺灣人都深刻感受到土地的可貴。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也震醒了很多人：社會的發展不應該只看高科技與商業行為，對土地的珍惜是很重要的。這期間，臺灣也流行單車旅行、島內出走，以農產品為基石的文創品牌紛紛出現在市場上，認識鄉土的媒介變多了。
海峽旅游：臺灣有許多幫助農業的平臺，比如大王菜鋪子、主婦聯盟、248農學市集、彎腰農夫市集等等，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些平臺？
沈岱樺：出現這些平臺的原因，綜合來說，是希望農民的臉孔可以被認識，不再像是以往蔬果農作都是透過大盤商收購，惡性循環使得農民收入低薄。同時也讓農民接近消費者，對自己耕作的蔬果更有一份責任，不僅要讓消費者吃得健康，也顧及土地的友好。
你提到的這些平臺，都是一些長期以來關注農村的朋友自發建立的。再往前追溯，農業開始被注意跟1990年后流行飲食寫作有關，飲食作家，比如韓良露、葉怡蘭等等，她們除了告訴大家什么東西好吃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讓大家思考食物和土地關系的媒介，這些食物是被誰種的，在什么時候吃最好。飲食作家和飲食研究者透過媒體不斷發聲，美食記者也開始關注，食物不是只是從餐廳端出來的一道菜，而會溯源到誰養的鴨誰養的魚，越來越多這樣的報道成為民眾認識農村的渠道。此外，臺灣出版界近幾年也出版了好多跟返鄉種田、綠色食物、綠色建筑有關的出版物。
臺灣社會回到思考怎么樣跟土地共好，怎么去過更自然的生活，于是有人會把這些跟文創產業做結合，就有所謂的“農創”出現。應該說整個社會氛圍到了就自然出現。
海峽旅游：跑農業線這幾年下來，臺灣鄉村最讓你覺得自豪的地方是什么，以及這幾年你所感受到的最顯著的變化？
關鍵詞：明代；香藥；飲食風尚；社會階層；奢靡觀念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9
有明一代，在海洋為紐帶的連接下，東南亞香藥通過朝貢貿易、鄭和下西洋、民間貿易及西人中轉等途徑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加之商品經濟的繁榮，長期以來，貴為奢侈品的香藥不再是富貴階層的專利。它們逐漸跳脫出原有的身份局限，從最初宗教祭祀的供養圣品、達官顯貴享用的奢靡物品、文人雅士品評的清雅之物，轉變成普通百姓能夠消費得起的治病療疾之良藥、飲食調味之原料，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明人的健康、飲食觀念。然而，關于香藥對明人飲食習慣和飲食文化帶來的影響問題，學術界鮮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香藥貿易與明人日常生活關系的籠統探討上。1此外，關于明代飲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較少涉及對香藥的考察。2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日常生活史為研究視角，以香藥為切入點，以食譜、日用類書為核心資料，初步呈現這一歷史場景，并藉以探討以香藥為代表的舶來品在明人日常飲食領域的運用情況，以及由此引發的新飲食風尚在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傳播與流變，從而揭示明中葉前后中國奢靡之風的興起之源。
~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海上絲綢之路視野下的明清香藥貿易研究”（項目批號：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中國海洋文明史研究”（項目批號：09JZD0015）成果。
1 參見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強：《胡椒貿易與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黃瑞珍：《香料與明代社會生活》，福建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陳冠岑：《香煙妙賞：圖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臺灣逢甲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2 參見S田y：『中國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飲食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劉志琴：《明代飲食思想與文化思潮》，《史學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論明人飲食文化思想的轉變》，西北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侯波：《明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飲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中國史籍中“香藥”的書寫
香藥作為一個本草學概念，既是歷史上舶來品的重要代名詞，又是商品流轉、海洋貿易與社會生活相互交織的集中體現，其含義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說文解字》曰：“香，芳也”，1“藥，治病草”，2香藥，即為具有芳香氣味能夠治病的植物。近代所編的《辭海》及當代的各類漢語字典基本沿襲了《說文解字》對“香”、“藥”二字的解釋。事實上，中國歷代典籍中所記錄的“香藥”，在不同時期存在相應的流變，且內涵和外延與上述解釋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據筆者所見，“香藥”一詞最早出現于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該書對香藥并無過多介紹，只是在論述交趾地區的賦稅時提到，“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3此處，香藥與象牙、犀角并列，成為珍奇異物、名貴物品的代表之一，且在三國時期已從南海諸地傳入中國。此后，由晉至隋的近三百年間，“香藥”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多出
現在佛教經典中，其不僅充當醫病療疾的藥物，還被賦予一定的神秘色彩，成為宗教潔凈觀念的象征。自唐以后，“香藥”在世俗作品中出現的頻率開始逐漸超越宗教典籍，無論是官修正史、地方志書，抑或是文人筆記、日用類書，都不乏香藥的身影。同時，香藥的意涵也較之前代更為豐富，且每一時期強調的側重點皆有所不同。
唐代史籍中的“香藥”包括本土所產和域外進口兩類，且多與佛教相關。4如杜甫在《槐葉冷淘》一詩中所提到的香藥即為本土藥物的合稱，“元日，以香藥入錦囊中，漬酒而飲，曰屠蘇酒，可辟瘟氣。”5此處使用香藥配制而成的屠蘇酒早在東晉時期即已出現，具有避瘟祛穢之功效，其主要配料為本土所產的“大黃五分，川椒五分，術、桂各三分，桔梗四分，烏頭一分，拔楔二分”。 6此外，在諸多情況下，香藥亦指代域外所出香品。如《蠻書》曰：“昆侖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7此處的香藥顯然指的是昆侖國所產的青木、旃檀及紫檀諸香。
宋元時期，由于海外貿易的繁榮，香藥成為舶來品的代名詞，在很多時候特指從南海諸國進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沒藥等香貨。8
據統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周去非《嶺外代答》的《香門》卷、葉庭的《南蕃香錄》及趙汝適的《諸蕃志》中所記香品多達四十余種，皆為通過海路輸入中國的域外香藥。9
宋代香文化研究專著《陳氏香譜》一書系統記載了“凝合諸香”的調配制作方法，域外香藥和本土藥草得以完美結合，其中“香藥”目中的“丁沉煎圓”和“木香餅子”即是很好的例證，10丁香、檀香等進口香藥和甘草、肉桂等國產藥草相混合，組成新的醫療保健品。“香藥”一詞由此被賦予新的內涵，它不僅指單味的香品和藥材，亦是各類合香的總稱。此外，在一些文獻中，沉香、乳香、丁香、阿魏等香、藥品并非被稱為“香藥”，而是被分類劃之。如（大德）《南海志》的“物產”卷將沉香、速香、黃熟香、降香、檀香等具有較強芳香氣味的香藥歸入“香貨”類，而將腦子、阿魏、沒藥、胡椒、豆蔻等藥用功能較為明顯的香藥歸入“藥物”類。1
明清時期，沉香、乳香、檀香、沒藥、胡椒等香藥不再被冠以“香藥”總稱的情況更為明顯，它們更多時候是以各自具體的名稱出現，“香藥”作為專有名詞的出現頻率逐漸降低，然而其所包含的香品及藥材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有增無減。從現存史籍來看，明代香藥的書寫與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其一，香藥特性的記載更為詳細準確。隨著香藥輸入途徑的多元及香藥進口數量的增加，中國史籍中關于香藥特性的記載日趨詳細準確，香藥功用的發掘日益豐富多元。部分香藥雖早在漢代已傳入中國，但由漢至隋的八百余年間，因傳入香藥種類及數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侶及皇宮貴族，史籍中關于香藥的記載較為簡略。唐宋時期，香藥輸入的種類及數量雖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關于香藥的記錄也更為詳細，但人們對香藥的認識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頗，就連世代經營香藥的土生波斯人李，也誤將本是同物異名的熏陸香和乳香當成兩種不同香藥。2至宋代，《本草圖經》、《本草衍義》等本草類書籍的作者皆已認識到“乳香為熏陸耳”，3然而唐慎微所撰《證類本草》依舊將乳香和熏陸香析為兩條記載。4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的本草書籍對其他香藥的記載亦存在不當之處，如《本草圖經》中將本不屬于同類的沉香、熏陸香、蘇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香藥皆歸于“沉香”條下，5這一編排體例顯然不甚恰當。
經過歷代本草學家及醫者們的不斷積累和發現，明代史籍中關于香藥的記載，無論從書寫體例還是編撰內容來看，都更為準確詳實。例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對胡椒、豆蔻、蘇木等香藥特性的記錄，在總結前代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新發現，從釋名、集解（即生物學特性）、主治、發明、附方五個方面對每種香藥的特性逐一進行了詳細介紹。除《本草綱目》、《證治準繩》、《赤水玄珠》等醫藥書籍外，《便民圖纂》、《遵生八箋》、《竹嶼山房雜部》等日用類書中關于香藥的記錄也頗為詳細準確。可見，唐宋之際，大部分香藥品種雖已被醫家、文人所知曉，但時人對其特性的認識并不十分準確，就連最為基本的香藥名稱亦存在頗多爭議，作為知識階層的醫家、文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對香藥的陌生更是可見一斑。至元明時期，尤其明中葉以來，隨著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各類香藥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曾經貴為奢侈品的香藥日漸被時人所熟悉，且開始進入尋常百姓之家。
其二，香藥應用的書寫更為廣泛多元。明初以來，隨著香藥進口種類和數量的增加，以及時人對香藥特性的深入了解，東南亞香藥在中國的應用重點逐漸從宗教祭祀、熏衣化妝、醫療保健領域擴展至飲食調味。
首先，從記錄香藥使用情況的書籍類型來看，明以前記載香藥的史籍主要為宗教典籍、本草書籍、藥書及香譜四大類，香藥主要作為藥材、香品被時人使用。與前代不同的是，日用類書、沿海方志及海洋圖書成為有明一代記錄香藥特性及其應用情況的核心資料。例如，《瀛涯勝覽》、《西洋朝貢典錄》、《東西洋考》等海洋圖書對于香藥的種類、產地、特性及功用皆給予了詳細介紹，從這類書籍的撰寫者來看，他們或親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職，或久居沿海重鎮，耳聞目睹香藥貿易之盛況，對海舶香藥的記載自然頗為準確，也更具針對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圖纂》等日用類書則以豐富的實例介紹了香藥在飲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領域如何應用的過程，葷素菜肴、茶酒湯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藥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從記載內容及書寫特點來看，香藥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費重點由元至明發生了重要轉變，從療疾保健逐步轉向美食調味。元代的營養學專著《飲膳正要》中，關于胡椒應用于飲食的記錄多達三十余條，然而在介紹這些食譜之前幾乎都先強調其食療保健功效，1而明代的記錄則多略去對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紹，更強調香藥的調味及腌制功能。
其三，香藥消費人群日益擴大。明代以前，作為舶來品的香藥雖頗受歡迎，但因輸入量少，價格昂貴，長期以來只能作為奢侈品被社會上層所獨享。明初以來，在朝貢貿易、鄭和下西洋、民間海外貿易及西人中轉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各類香藥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不僅保證了香藥在中國市場的供需穩定，且使這一舶來品真正進入尋常百姓之家。
宋元時期，香藥應用于飲食的記載逐漸增多，日常生活用書《飲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僅胡椒一種香藥作為飲食調味品的記載就分別多達三四十條，然而，其使用人群僅局限于皇宮貴族及達官顯貴之家。從兩書的撰寫者和書寫內容來看，《飲膳正要》為元代御醫忽思慧撰寫的營養學專著，其適應人群為皇帝及其子女、妃嬪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介紹的亦是歷代名賢的居家日用事宜，而非普通尋常百姓。從飲食配方來看，使用香藥作為調味品的主料基本為鹿、牛、羊、雞等肉類及各種魚類，而魚、肉等葷食在當時是普通平民所無力消費的。而記載香藥應用于飲食的明代書籍則多為面對普通百姓的日用類書，此外，福建、廣東等沿海方志中，香藥出現的頻率亦相當高。因此，僅從書籍的類型及適度人群來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開始將香藥應用于飲食中。其次，史籍中大量出現運用香藥描繪其他事物特性的表達，其中“胡椒”的運用最為普遍，“似胡椒”、“如胡椒”等詞頻頻出現。例如，“阿勃參香，出拂林國，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青，正黃，子如胡椒，赤色。”2《農政全書》卷三十《樹藝》在描述葡萄大小時曰：“瑣瑣葡萄出西番，實小如胡椒。”3《致富奇書》在介紹梧桐特性時曰：“梧桐：二三月畦種，如種葵法，稍長移栽皆陰處地，喜實不喜浮，子生于葉，大如胡椒。”4如果說用胡椒來描述我們不甚熟悉的阿勃參香和西域葡萄，僅能說明人們對胡椒的熟悉程度高于這些稀有物種，那么用胡椒作為形容在南北各地皆有種植的梧桐樹所結果實大小的專業詞匯，則足以體現明人對胡椒的熟悉程度之高。此外，明代的醫書常用胡椒來形容制作藥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說明了以胡椒為代表的香藥在明代社會生活中的應用之廣泛。
二、香藥與明代日常飲食
香藥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在飲食領域的運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能得到有效彰顯。明中葉以后，胡椒、蘇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藥作為調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飲食，尤以胡椒應用最為廣泛。其不僅是烹飪食物的重要作料，而且經常用于腌制肉脯、果干，調制美酒、湯水，身影幾乎遍布日常飲食的各個領域。
烹制葷食。胡椒能“殺一切魚、肉、鱉、蕈毒”，5因此明人在烹飪這類食物時，必添加之。《竹嶼山房雜部》記載的制作魚、蝦、蟹、貝等各類海鮮及雞、鴨、牛、羊等肉類食物的烹調方法中，胡椒皆是重要作料。茲隨機選取幾份菜譜列舉如下：
烹蚶：先作沸湯，入醬、油、胡椒調和，滌蚶投下，不停手調旋之可拆，遂起，則肉鮮滿，和宜潭筍。
江河池湖所產青魚、鰱魚蒸二制：一用全魚刀寸界之內外牛醬、縮砂仁、胡椒、花椒、蔥皆遍甑蒸熟，宜去骨存肉，苴壓為糕。一用醬、胡椒、花椒、縮砂仁、蔥沃全魚以新瓦礫藉鍋置魚于上，澆以油，常注以酒，俟熟，俱宜蒜醋。
辣炒雞：用雞斫為軒，投熟鍋中，炒改色，水烹熟，以醬、胡椒、花椒、蔥白調和，全體烹熟調和。
牛餅子：用肥者碎切機音幾，上報斫細為醢，和胡椒、花椒、醬擰白酒成丸餅，沸湯中烹熟，浮先起，以胡椒、花椒、醬、油、醋、蔥調汁，澆瀹之。1
從烹調方法看，四道菜的制作過程十分簡單，皆具家常菜之特性；從添加的作料看，胡椒與油、鹽、醬、醋、蔥的身份并列，成為廚房必備；從菜色種類看，胡椒廣泛應用于海鮮、淡水魚、家禽、家畜的烹飪，其使用地域從沿海至內地。綜合上述信息可見，跨海來華的胡椒已成為中國人日常烹調葷食的不可或缺之物。
烹調素食。胡椒味辛辣，在一些素食的制作中常常使用。如《遵生八箋》和《野蔌品》中都提到的芙蓉花的制作，“芙蓉花，采花去心蒂，滾湯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紅白可愛。”2蔬菜的經典做法“油醬炒三十五制”，3胡椒為其必備調料。例如：“天花菜，先熬油熟，加水同入d之，用醬、醋；有先熬油，加醬、醋、水再熬，始入之。皆以蔥白、胡椒、花椒、松仁油或杏仁油少許調和，俱可，和諸鮮菜視所宜。”山藥、茭白、蘆筍、蘿卜、冬瓜、絲瓜等皆仿此法。4明代以前，胡椒、豆蔻等香藥在烹飪菜肴方面僅限于“胡盤肉食”，5及至明代，胡椒在飲食領域的應用已不再局限于葷食，山藥、蘿卜、絲瓜等常見蔬菜在烹制已開始添加胡椒。可見，香藥在素食領域的使用，不僅豐富了時人的飲食口味，而且使社會下層使用香藥烹制菜肴成為可能。
腌制食物。為延長食物的保存時間，并使其味道更為多元，明人開始習慣使用胡椒、豆蔻等香藥腌制食物，尤其明中葉以后，記載此類食譜的著作逐漸增多，而香藥用于腌制食物的記錄在宋元時期的日用類書及飲膳類書籍中則極少出現。如著名的“法制鯽魚”，“用魚治潔布牛令干，每斤紅曲e一兩炒，鹽二兩，胡椒、川椒、地椒、蒔蘿e各一錢，和勻，實魚腹令滿，余者一重魚，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內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轉以臘酒漬滿，至三四月熟，留數年不餒。”6此外，豆蔻等香藥還可用于蔬菜的腌制，如“折齏，一用芥菜a心洗，日曬干，入器，熬香油、醋、醬、縮砂仁、紅豆蔻、蒔蘿末澆菜上e一番，傾汁入鍋，再熬，再傾二三次，半日已熟”。7無論是鯽魚，還是芥菜，其腌制方法皆較為簡單，且原料容易獲取，普通家庭很容易便能做到。
制作果脯。明中葉以后，由于飲食消費奢侈風尚的盛行，帶動了飲致化的消費需求，各類果品開始被加入不同香藥，制作成風味獨特的果脯。如“芭蕉脯，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干，乃以鹽、醬、蕪荑、椒、干姜、熟油、胡椒等雜物研，乓渙剿蕹觶焙干，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8“衣梅，用赤砂糖一斤，為率釜中，再熬，乘熱和，新薄荷葉絲八兩、鮮姜絲四兩，日中，置臼中搗和丸之。有脫楊梅肉雜于內，今加白豆蔻一兩，白檀香二兩末，片腦一錢e，白砂糖為珍糖，再熬，后仿此。”9芭蕉、梅子等水果加入胡椒、豆蔻、白檀等香藥制作成果脯，不僅間接延長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而且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時人的飲食。
調配物料。胡椒、白檀等香藥不僅可以在烹飪、腌制食物時，作為單味作料加入食物中，還可與茴香、干姜等多味作料一起調配成方便快捷的調料包。最為常用的有以下四種：
素食中物料法：蒔蘿、茴香、川椒、胡椒、干姜（泡）、甘草、馬芹、杏仁各等分，加榧子肉一倍共為末，水浸，蒸餅為丸如彈子大，用時湯化開。
省力物料法：馬芹、胡椒、茴香、干姜（泡）、官桂、花椒各等分為末，滴水為丸，如彈子大，每用調和捻破，即入鍋內，出外尤便。
一了百當：甜醬一斤半，臘糟一斤，麻油七兩，鹽十兩，川椒、馬芹、茴香、胡椒、杏仁、良姜、官桂等分為末，先以油就鍋內熬香，將料末同糟醬炒熟入器收貯，遇修饌隨意挑用，料足味全，甚便行廚。
大料物法：官桂、良姜、蓽撥、草豆蔻、陳皮、縮砂仁、八角、茴香各一兩，川椒二兩，杏仁五兩，甘草一兩半，白檀香半兩，共為末用，如帶出路以水浸，蒸餅丸如彈子大，用時旋以湯化開。1
上述四種物料皆可稱之為“省力物料”，它們不僅是居家烹飪的好幫手，而且便于攜帶，適合外出使用，且保存期限較長，類似于我們今天廚房常用的“十三香”和方便面中的“調味包”。這些便捷物料的使用，大大簡化了做菜程序，其味道不但絲毫未減，而且由于多味物料的混合而更加美味，故大受時人歡迎。
釀制美酒。早在東晉張華的《博物志》中已有“胡椒酒方”的記載，2至宋元時期更是出現了木香酒、片腦酒、白豆蔻酒、蘇合香丸酒等種類豐富的香藥酒，然而這些香藥酒雖用“酒”命名，卻以治病療疾及調理身體為主要目的，并非日常的飲用酒。明代以后，利用木香、沉香、檀香、丁香、胡椒等香藥釀造美酒、制作酒曲的方子逐漸增多。如時人常飲的“羊羔酒”、3“蜜酒”、4“雞鳴酒”5皆加入木香、胡椒、片腦、丁香等不同香藥釀制而成，且“蜜酒”的釀制即有三種不同的方子。除釀造美酒外，胡椒、木香、丁香、沉香、檀香、豆蔻等香藥還是制作酒曲不可或缺的原料，如著名的“大禧白酒曲方”6在以面粉、糯米粉、甜瓜為主料的基礎上，加入木香、沉香、檀香、丁香、甘草、砂仁、藿香、槐花、白芷、零苓香、白術、白蓮花等多味物料，共同釀制而成；“朱翼中瑤泉曲”7則以白面、糯米粉為主料，加人參、官桂、茯苓、豆蔻、白術、胡椒、白芷、川芎、丁香、桂花、南星、榔、防風、附子一同釀造。明代常見的一些釀酒法及酒曲方，有些在宋元史籍中已經出現，如載于《多能鄙事》和《竹嶼山房雜部》的“雞鳴酒方”在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巳集《曲酒類》中已經出現，明代盛行的“瑤泉曲方”最早見于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經》，然而這些釀酒方在宋元時期應用較為有限，真正受到重視是明中葉以后的事。明中葉后，奢靡之風盛行，人們對飲食也愈來愈講究，宋元、明初時所撰的大量日用類書紛紛重新刊刻出版，書中所載的諸多食譜、酒方開始真正得以普及。
調制湯水。明清時期飲用香藥湯水的風氣十分盛行，日用類書中出現了諸多調制香藥湯水的配方，如《竹嶼山房雜部》全書二十二卷中就有兩卷單獨介紹各類湯水，且其中所記載的大部分湯水配方都需加入豆蔻、丁香、沉香、檀香、片腦等不同香藥。時人經常飲用的湯水有：水晶糖霜和片腦一同熬制的“無塵湯”；8白砂糖、藿香、甘松、生姜、麝香、白檀一同加水調制的“香糖渴水”；9黃梅、甘草、檀香、姜絲、青椒共同釀造的“黃梅湯”，10等等。這些湯水不僅味道甜美可口，而且片腦、檀香、甘草等有益于身體健康藥材的加入，使其又具保健功效。此外，沉香熟水、丁香熟水、豆蔻熟水、檀香湯、胡椒湯等以各類香藥命名的湯水亦十分常見，且多出現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遵生八箋》、《竹嶼山房雜部》等日用類書的飲食或養生條目下，足見時人已不再將這些湯水視為藥物，而多將其作為保健的日常飲品。加之其制作方法簡單快捷，通常只需將香藥投入沸湯中，入瓶密閉，隨時取用，時人多飲之。
制作香茶。明清時期由于人們對飲食追求的日益精致化，對茶葉的制作頗為講究，每種茶葉是否加入香藥，加入何種香藥都有嚴格規定。如“藏茶宜m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1此段文字雖是介紹茶的特性，但茶畏香藥的描述，已間接說明了香藥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應用之頻繁。藏茶雖畏香藥，制作或沖泡時嚴禁加入，但其卻是制作龍麝香茶、香茶餅子不可或缺的原料，著名的“經進龍麝香茶”即以白檀末、白豆蔻、沉香、片腦等配料，加入上等茶葉烘焙而成；2利于保存且方便攜帶的“香茶餅子”，亦是以白豆蔻仁、蓽澄茄、沉香、片腦、白檀等多味香藥，加入孩兒茶中制作而成。3從制作方法上看，“經進龍麝香茶”和“香茶餅子”的制作流程頗為復雜，且對每種香藥的數量及炮制都有嚴格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香茶的制作工藝都如此復雜，如“腦子茶”的制作，只需將“好茶研細，薄紙包，梅花片腦一錢許于茶末內埋之，經宿湯點”即可；4“法制芽茶”只需“芽茶二兩一錢作母，豆蔻一錢，麝香一分，片腦一分半，檀香一錢細末，入甘草內纏之”便可。5從上述各類加入香藥的茶品配方及制作流程可見，既有焙制精良的龍麝香茶，亦有方便快捷的腦子茶，足見香藥在制茶領域應用之廣。
三、香藥、貿易與明代飲食風尚
香藥多產于熱帶，其產區主要分布在南亞的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沿岸的也門、亞丁、伊朗，東南亞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等地。然而，不同時期香藥的產地并非一成不變，隨著交流的日頻和貿易的日增，在自然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諸多香藥的種植區域不斷流轉。有明一代，中國市場上消費的胡椒、蘇木、檀香等大宗香藥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源源不斷的香藥輸入，不僅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多重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明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對明人飲食文化的影響最為顯著。
明朝立國之初，朱元璋即以“不征”為基調，廣泛建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這一政策得到了各國的積極響應，占城、暹羅、爪哇、蘇門答臘等國紛紛加入朝貢貿易體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繼承太祖“不征諸夷”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懷柔”的范圍，放寬朝貢的限制，并派遣船隊遠赴東西洋各國，遠播聲威，廣通貿易，官方海上貿易出現鼎盛局面。據《明會典》記載，明前期，東南亞各國的朝貢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寶、織物、器皿、香藥、奇珍異獸等，其中香藥所占比重最大。6關于通過朝貢貿易入華的香藥數量，《明實錄》、《明史》、《西洋朝貢典錄》、《殊域周咨錄》等史籍皆有豐富記載。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羅斛國遣其臣思利檀剌兒思諦等，奉表貢蘇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萬一千八百八十斤。”8此外，鄭和下西洋采辦歸國的貨物也多為胡椒、蘇木等香藥，“西洋交易，多用廣貨易回胡椒等物，其貴細者往往滿舶。”9由于史料所限，雖然無法確知鄭和七次下西洋帶回香藥的具體數量，但從下西洋活動結束后明廷官庫中存留的香藥數量，我們仍能判斷出其所帶回香藥數量之龐大及產生影響之深遠。據載，正統元年（1436年）三月，“敕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等，于官庫支胡椒、蘇木共三百萬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納。”1
通過朝貢貿易及鄭和下西洋的雙重渠道，大量的東南亞香藥進入到中國府庫，并被明廷大規模用于賞賜、支俸。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開始，胡椒、蘇木被大量用于賞賜，且受賞人群不僅包括高級官吏，在京及各地軍士，甚至役夫也受到同樣賞賜。此外，永樂三年至成化七年（1405―1471年）的六十余年間，利用胡椒、蘇木折鈔支俸幾成定制，直至“京庫椒木不足”，2方才宣告停止。該項措施雖為明廷節省了大量開支，延緩了鈔法敗壞的進程，但持續上調的折鈔比價，使官員們的實際俸祿不斷下跌，為了補貼家用，大批官員紛紛將俸祿所得胡椒、蘇木拿到市場銷售。這一行為無形中加速了胡椒、蘇木的商品化進程，擴大了胡椒、蘇木的消費群體，由此引發了香藥消費熱潮。這一并非以單純經濟目的出發的官方貿易，“在無意間建立了一個跨國的共同市場”。3面對供不應求的消費市場，沿海商人紛紛犯險涉海，遠赴東南亞各國購買香藥。“蘇杭及福建、廣東等地販海私船，至占城國、回回國，收買紅木、胡椒、番香，船不絕。”4除沿海商人外，亦有部分內地商人參與到販運胡椒的行列之中，更有部分市舶官員利用職務之便，私下違禁交易，足見民間香藥貿易之盛。以胡椒為例，1500―1559年的六十年間，從東南亞輸往中國的胡椒達3000噸，隆慶開海之后，民間海外貿易獲得合法孔道，開禁后的1570―1599年的三十年里，僅從萬丹港和北大年輸往中國的胡椒量就達2800噸。5
鑒于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香藥貿易有利可圖，剛剛進入亞洲市場不久的西方殖民者便積極投身于此項貿易之中。自成化開始，葡萄牙人就已進入到閩海貿易，據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載：“佛朗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6繼葡萄牙之后，荷蘭人來到亞洲，于1619年占領雅加達，并將其更名為巴達維亞，作為其在亞洲的貿易基地。荷蘭人來到亞洲的時間雖晚于葡萄牙人，卻以后來者居上之勢，迅速控制了馬六甲、馬魯古群島、占碑、安汶、萬丹、巴達維亞等著名香藥產地及香藥貿易港，并在大員建立商館，將東南亞的香藥源源不斷地輸往中國。據《熱蘭遮城日志》記載，每年的4―7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會派出數艘甚至數十艘商船出航大員，每艘船運載香藥數量動輒數千擔（1擔≈120斤）。例如，“1637年8月3日，從占碑來的Duyve號運來2509擔又40斤胡椒，及2383擔又55斤占碑的胡椒，125擔又85斤由快艇Bracq號運回來的巴鄰旁（即巨港）的胡椒，加上費用開支總值45，380.2.4荷盾。”7荷蘭東印度公司運至大員的香藥，除極少部分運往日本外，絕大部分都銷往中國市場。
官方貿易、民間貿易及西人中轉等多途徑的香藥輸入，有效保證了明代中國市場的香藥消費，加之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奢靡風氣的日盛，明人對飲食的追求相對于前代更為講究，在食物、茶酒中添加香藥成為當時的飲食風尚。
自明中葉開始，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沿海到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社會上層到普通民眾，整個社會彌漫著濃重的奢靡風氣。8正如張翰萬歷年間所撰《松窗夢語》所言：“今也，散敦樸之風，成侈糜之俗。”9明初朱元璋倡導的古樸節儉之風至明中葉逐漸被時人拋棄，士庶盡務奢靡。
就飲食而言，明代品列漸多，烹飪日精，漸趨華侈，海參和燕窩等高檔菜品漸入上層社會之餐桌。1嘉靖時人何良俊描述明前期松江府宴會時提到，“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2明中葉以后則出現很大不同，“尋常宴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3至明末，奢靡之風更盛，無論社會上層，還是普通百姓，競相奢華，明末清初的葉夢珠寫到：“縉紳之家，或宴官長，一席之間，水陸珍饈，多至數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親嚴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則是尋常之會矣。”4明中葉以來，除宴會菜肴種類日益豐富外，宴請頻率亦日增。據萬歷《通州志》記載，當地以前“庶氓之家終歲不客，有故則盂羹豆肉相招一飯，不以為簡也”；今昔則大有不同，“今鄉里之人，無故客者，一月凡幾，客必專席，否則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無算，皆取之遠方珍貴之品。”5可見，在飲食消費方面，相較于明前期菜品單一、無要事終歲不宴客的現象，明中葉以來，無論是菜肴品種，還是宴請頻次，皆有很大改變，筵席食物不再滿足飽腹即可，轉而被追求豐盈、講究排場的奢華之風所取代。
除菜肴品種和宴請頻次大增外，在食物中添加香藥成為明中后期飲食的一大特色。在香藥進口數量猛增及時人飲食消費觀念陡轉的雙重因素作用下，東南亞香藥作為明人飲食調味品的獨特魅力得到大范圍彰顯，其身影幾乎遍布日常飲食的各個領域，曾經貴為奢侈品的香藥儼然變成了大眾消費品。
首先，從香藥在食譜中出現的比重來看，《遵生八箋》、《群物奇制》等日用類書，以及《宋氏養生部》、《飲食紳言》等飲膳類書籍所記錄的食譜，香藥出現的比重極高，幾乎與蔥、姜、花椒等本土調味品相比肩。以胡椒為例，這些書籍中添加胡椒的食譜高達數百種，其中僅《宋氏養生部》一書中添加胡椒的食譜就高達七十六種，胡椒不僅用于肉食、淡水魚、海鮮等葷食的烹飪，筍類、青菜、茄子等素食的炒制，還是腌制食物、制作蜜餞、調制湯水、配制香茶的必備原料。其次，從食譜的發掘及刊行來看，一方面《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多能鄙事》等這些包含諸多飲膳史料的日用類書雖早在元末明初已經成書，但其受重視及大量刊行多在明中葉以后。例如當時較為流行的《便民圖纂》一書，從成化、弘治到萬歷中期的一百一二十年間，在北京、蘇州、貴州、云南等地區，至少刻版了六次，足見其刊行數量之多，流傳范圍之廣。另一方面，新的飲膳書籍和涉及飲食知識的日用類書不斷涌現，如宋詡的《宋氏養生部》成書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遵生八箋》、《飲食紳言》與《群物奇書》均刊行于萬歷年間，且這些書籍皆為坊間所刻，足見時人對飲致化的消費需求，以及添加香藥的食譜在社會上的受歡迎，作為舶來品的東南亞香藥在悄無聲息中帶動了明人的新飲食品味與風尚。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中葉開始，社會上盛行的使用香藥作為調配物料的飲食風尚，至明末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挑戰，追求“真”、“鮮”的新飲食旨趣開始萌生。晚明江南士人張岱在《老饕集》序文中曾言：“余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箋》，猶不失椒姜蔥渫，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為搜輯訂正之……遂取其書而銓次之，割歸于正，味取其鮮，一切嬌柔泡炙之制不存焉。”6然而，張岱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飲食思想僅代表了部分江南士大夫的追求，主張添加香藥的食譜依然風行于世。這一現象不僅可從明清鼎革之際，海外貿易中胡椒、檀香、丁香等常用飲食調味品的大量進口中得到佐證，亦可從文化心態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當使用香藥作為飲食調味品的飲食習慣風行于平民階層時，為了區分身份認同，士大夫階層便開始積極構建、塑造新的鑒賞品味。
明末開始萌生的追求“本味”的新飲食旨趣至清代日趨成熟，并逐步取代明中葉以來盛行的添加香藥的大官烹飪之法。《閑情偶寄》、《食憲鴻秘》、《養小錄》、《醒園錄》等書中關于飲食內容的書寫，無不透露出作者對“鮮”的強調，“本味”成為士大夫階層追求味覺感官的最高境界。從食譜具體內容來看，“清代單純以飲膳為內容的食譜或食單，在種類和數量上皆遠遠超過明代，可以說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1然而添加香藥的食譜則比明代減少很多。尤其自清中葉開始，飲膳類書籍更強調食物的“鮮”，而非“甘”，更注重食材的挑選及準備，而對于作料的使用則關注較少，當時流行頗廣的成書于乾隆年間的《隨園食單》和《調鼎集》中的大量食譜明顯體現了這一特點。《隨園食單》中所列食譜大多為作者袁枚在外學習后的親自試驗，這一點在該書序文中曾明確提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2該書中所記食譜的可操作性較高，加之這些食譜多為作者在外品嘗到美味佳肴后，令家廚前往拜師學習而得，也更能反映時人真正的飲食情況。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極具實踐性的飲食書籍中，明確記載使用胡椒的食譜僅“羊頭”和“羊肚}”兩條。3據推測最早由乾隆年間江南鹽商董岳薦所撰輯的廚師實踐經驗的集大成之作《調鼎集》一書中，僅鹿肉一種菜的烹飪中添加了香藥，且做法介紹頗為簡單，即“關東鹿肉蒸熟片用，又加丁香、大料燒用”，4
其他涉及到香藥的八條記錄皆出現在卷一的“調料類”中，后卷記錄的諸多菜譜中亦極少添加這類調料。可見，《隨園食單》和《調鼎集》中所列大量食譜與清代文人士大夫所強調的追求食物“本味”的思想不謀而合。
要之，自明初開始，隨著朝貢貿易和民間海洋貿易的發展興盛，東南亞香藥等奢侈品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長期以來被社會上層獨享的香藥自明中葉開始逐漸在社會上普及開來，飲膳類書籍及日用類書中香藥出現的頻次創歷史新高，添加香藥的食譜紛紛涌現，曾貴為奢侈品的香藥儼然變成了大眾生活必需品。作為海洋貿易標志性產品的香藥在飲食領域的廣泛應用，帶動了明人飲食觀念和飲食習慣的全新變革，也映現出明代奢靡風氣的萌動、擴散與普及，漸成日常。
~ 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海上絲綢之路視野下的明清香藥貿易研究”（項目批號：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中國海洋文明史研究”（項目批號：09JZD0015）成果。
1 參見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強：《胡椒貿易與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黃瑞珍：《香料與明代社會生活》，福建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陳冠岑：《香煙妙賞：圖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臺灣逢甲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2 參見S田y：『中國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飲食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劉志琴：《明代飲食思想與文化思潮》，《史學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論明人飲食文化思想的轉變》，西北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侯波：《明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飲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卷7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47頁。
2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卷1下，第24頁。
3 陳壽：《三國志》卷53，《吳書八?薛綜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52頁。
4 [美]薛愛華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91―438頁。
5 杜甫撰，魯編次，蔡夢弼會箋：《杜工部草堂詩箋》卷26，《槐葉冷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823頁。
6 葛洪：《葛洪肘后備急方》卷8，《治百病備急丸散膏諸要方第七十二》，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257頁。
7 樊綽撰，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卷10，《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38―239頁。
8 林天蔚：《宋代香藥貿易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年，第91―114頁，第145―160頁。
9 參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香》，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6頁；周去非：《嶺外代答》卷7，《香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41―250頁；趙汝適：《諸蕃志》卷下《志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61―212頁。
10 陳敬：《陳氏香譜》卷4，《香藥》，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439―440頁。丁沉煎圓：丁香二兩半，沉香四錢，木香一錢，白豆蔻二兩，檀香二兩，甘草四兩。右為細末，以甘草熬膏和勻為圓，如雞頭大，每用一丸噙化，常服調順三焦、和養營衛，治心胸痞滿；木香餅子：木香、檀香、丁香、甘草、肉桂、甘松、縮砂、丁皮、莪各等分。莪醋煮過用鹽水浸出醋，米浸三日為末蜜和，同甘草膏為餅，每服三五枚。
1 參見陳大震、呂桂孫：（大德）《南海志》卷7，《物產》，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5頁。
2 李：《海藥本草》卷3，《木部?熏陸香》，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年，第41頁。
3 蘇頌：《本草圖經》卷10，《木部上品》，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第343頁；寇宗]：《本草衍義》卷12，《熏陸香》，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第82頁。
4 唐慎微：《證類本草》卷12，《木部上品總七十二種》，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9―402頁。
5 蘇頌：《本草圖經》卷10，《木部上品》，第344―345頁。
1 參見忽思慧：《飲膳正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第20―89頁。
2 周嘉胄：《香乘》卷4，《香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頁。
3 徐光啟：《農政全書》（上冊），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第447頁。
4 陳繼儒：《致富全書》卷1，《木部》，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37頁。
5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3，《果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年，第1858頁。
1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4，《養生部四?蟲屬制》；卷4，《養生部四?鱗屬制》；卷3，《養生部三?禽屬制》；卷3，《養生部三?獸屬制》，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78―179、170、163、150頁。
2 高濂：《遵生八箋》卷12，《飲饌服食箋中》，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715頁。
3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5，《養生部五?菜果制》，第183―184頁。
4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5，《養生部五?菜果制》，第183頁。
5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18，《木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79頁。
6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4，《養生部四?鱗屬制》，第171頁。
7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5，《養生部五?菜果制》，第181頁。
8 劉宇：《安老懷幼書》卷2，《芭蕉脯》，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78頁。
9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2，《養生部二?糖劑制》，第145頁。
1 鄺[：《便民圖纂》卷15，《制造類上》，北京：農業出版社，1959年，第236―237頁。
2 張華：《博物志》之《博物志逸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4頁。
3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6，《養生部六?雜造制》，第198頁。
4 劉基：《多能鄙事》卷1，《飲食類?造酒法》，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第15―16 頁。
5 劉基：《多能鄙事》卷1，《飲食類?造酒法》，第14頁。
6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16，《尊生部四?曲部》，第303頁。
7 楊萬樹：《六必酒經》卷1，《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3頁。
8 高濂：《遵生八箋》卷11，《飲饌服食箋上》，第663頁。
9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2，《養生部二?湯水制》，第147頁。
10 高濂：《遵生八箋》卷11，《飲饌服食箋上》，第660頁。
1 高濂：《遵生八箋》卷11，《飲饌服食箋上》，第650頁。
2 周嘉胄：《香乘》卷21，《香屬》，第502頁。
3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7―328頁。
4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8頁。
5 高濂：《遵生八箋》卷13，《飲饌服食箋下》，第754頁。
6 參見徐溥等撰，李東陽重修：《明會典》卷97、98，《禮部?朝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97―906頁。
7《明太祖實錄》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8《明太祖實錄》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辰。
9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8頁。
1《明英宗實錄》卷15，正統元年三月甲申。
2《明憲宗實錄》卷99，成化七年冬十月丁丑。
3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頁。
4 崔溥著，葛家振點校：《漂海錄――中國行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95頁。
5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p.86. 萬丹，又稱“下港”，位于爪哇西部，16世紀中葉以后逐步興起，一度成為東南亞的重要貿易港，中國、波斯、阿拉伯、葡萄牙等國商旅往來不絕。北大年，位于馬來半島東北部，16世紀初已成為華商在東南亞的重要商港，后因巴達維亞等港口對華貿易的興起，自17世紀中葉起逐步衰落。
6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與翁見愚別駕書》，載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73頁。
7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志》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發行，2002年，第334頁。
8 鈔曉鴻：《明清人的“奢靡”觀念及其演變――基于地方志的考察》，《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張翰：《松窗夢語》卷4，《百工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7頁。
1 馮立軍：《認知、市場與貿易――明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海參貿易》，《廈門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馮立軍：《論18―19世紀東南亞海參燕窩貿易中的華商》，《廈門大學學報》，2015第4期；馮立軍：《略論明清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燕窩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 何良俊：《四友齋從說》卷34，《正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4頁。
3 何良俊：《四友齋從說》卷34，《正俗一》，第314頁。
4 葉夢珠：《閱世編》卷9，《宴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頁。
5 萬歷《通州志》卷2，《疆域志?風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第347頁。
6 張岱：《瑯治募》卷1，《序?老饕餮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頁。
1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26頁。
2 袁枚：《隨園食單?序言》，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頁。
［關鍵詞］ 文化差異；異化；歸化；文化融合
1978年10月由佐藤純彌擔任導演、高倉健主演的日本電影《追捕》被引進中國，引起全國性的觀影熱潮，從而進一步形成了中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個符號。而進入90年代后，描寫熱血青春、青年男女的浪漫愛情以及玄幻世界的日本動漫和偶像劇出現了，以《東京愛情故事》為契機，各電視臺開始爭先恐后地引進日劇，從1995年至2002年共播出了《第101次求婚》《同一屋檐下》《理想的結婚》和《美麗人生》等50多部日劇，之后描寫中年男女婚外戀的電影《失樂園》的播出再次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這些影視劇的播放與隨后興起的網上收視一起共同成就了日本影視作品在中國的熱潮。當然，由此而生的日本影視劇的中文翻譯工作也隨之大大增加了。
筆者的研究方向并非主攻翻譯學，也并未有過太多翻譯文學著作和專業論文的經歷，但是曾應電視臺之邀請多次參與翻譯引進的日本電視連續劇。在數次翻譯工作之余，對將日文影視劇中的對白翻譯成中文對白一事，深感并非易事。
翻譯電視劇在滿足“信、達、雅”這一翻譯學的要求之外，還有諸多限制和必須滿足的條件。比如，譯為中文的對白時長，要求與相應日文對白的時長相同；中文對白結尾時的口型也要與劇中人物的最后口型大致相同。其次，翻譯時使用的中文詞匯除了在正確譯出原文中對應詞匯的意思之外還要考慮是否與劇中說話人的年齡、身份、文化層次等條件相吻合。但是最讓電視劇的翻譯作者感到苦惱的應該就是遇上了穿上“文化外衣”的詞匯、俗語和其他在特定環境中使用的特殊說法。這種“文化外衣”涵蓋了語言背后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多項內容，從而使翻譯變得充滿挑戰性。
例如，「てんぷら「さしみ這兩個在日本人生活中頻頻使用的詞匯，同樣在反映日本人生活的電視劇中也同樣高頻率地出現。「てんぷら是日本特有的油炸食品，在漢語中原來沒有“天婦羅”一詞，所以不少以前的翻譯文章將其譯為“日本軟炸食品”。這樣翻譯，盡管能讓中國讀者了解「てんぷら是什么，可是在電視劇中卻不合適，因為字數太多，會造成配音的困難。而「さしみ這個詞長期以來被譯為“生魚片”，在港臺地區譯為“魚生”。但是有過日本生活背景的人都應該知道，日文的「さしみ不僅可指生的魚片，還可以用來指生蝦、生肉等切成薄片蘸著醬油生吃的東西。對于以上「てんぷら與「さしみ的譯法，筆者認為隨著日本料理店在中國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增加，品嘗過日本料理的中國人也已經是數不勝數了，同時了解日本飲食文化的人更是無法計算，所以筆者在電視劇劇本中出現這兩個詞時，均采取了“異化”①的方法，直接以“天婦羅”和“刺身”作為中文的譯文譯出，既能滿足配音時的時長需要，相信也能為廣大的中國觀眾所理解。
又如，日本多雨，表現雨的詞就異常豐富，如：五月雨（梅雨的雅稱）、春雨（春雨）、ひさめ（秋天的涼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ゆうだち（夏日傍晚下的雨）、とおり雨（過云雨）、きり雨（饔輳、天縈輳ㄌ陽雨）、@雨（櫻花時節下的雨）等。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中文里缺少此類按照時節或狀態進行分類的詞語，所以這部分詞匯的空缺就不是光靠譯者的努力就能彌補上的。對于此類詞匯，筆者現在采用的辦法只是盡量在忠實于日語詞匯原意的基礎上用與原詞匯音節數相當的漢語詞匯來代替，但是如ひさめ（秋天的涼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等依然沒有找到適合影視劇對白的譯法。這種現象就是兩國文化的缺失導致的語言中詞匯的缺失。
接下來筆者想歸納一下在翻譯中遇到的日本諺語等慣用語的翻譯問題。諺語具有結構簡潔、音節優美、韻律協調等特點;有的形象鮮明，使用了比喻或夸張等修辭手法；有的風趣、委婉，意在言外。翻譯時不但要正確地譯出其意義，而且必須如實地反映出其所具有的修辭特點。
日語諺語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來自漢語，另一部分是日本人自造的。來自于漢語的諺語均可采用“還原法”翻譯，即把它們還原為原來的漢語諺語，例如「R耳|L（對牛彈琴）、「壁に耳（隔墻有耳）、「好事Tを出でず（好事不出門）等。不過日語中的漢語諺語的翻譯都是不難的，比較難翻譯的是日語里固有的諺語，原因是一些諺語的比喻形象與漢語不同。能否譯好日語中固有的諺語，很重要的一點是能否做到因漢語之宜。如果譯出的諺語不符合漢語的一般表達習慣，那么影視劇的觀眾就會感到難以理解、接受，原劇本中諺語的作用就不能發揮出來。例如筆者在翻譯日本長篇電視劇『渡る世gは鬼ばかり（第六部）（中文譯名為《冷暖人間》）②時，曾遇到如下臺詞「タデ食う蟲も好き好き言いますよってな③，辭典上的解釋是「辛い蓼を食う蟲もあるように、人の好みはさまざまである。若按此字面意思直譯為漢語即為“就像有愛吃辛辣的蓼草的蟲子一樣，人的喜好也是各式各樣的”，這樣直譯固然不妥，但是若譯為“人各有好”“百人吃百味”，盡管意思正確，但是作為對白未免顯得太過書面化，同時在音節數上也與原文不相符，會造成配音時的困難，所以經過反復推敲，最后定稿為：“不是說什么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嘛！”這樣就既生活化又能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最后原文中終助詞「な④與漢語譯文結尾的“嘛”在口型上也能做到一致，從而達到較好的配音效果。
所以，對于電視劇中出現的固有諺語的翻譯筆者認為有兩條基本的做法：一是，盡量轉譯成意義相似的漢語諺語、歇后語、成語；二是，實在不能轉譯成漢語諺語、歇后語、成語的，譯文也要做到通俗、易懂，符合漢語表達習慣。在第二種情況下，譯者應首先考慮如何準確地傳達原文的意思，其次才是能否改造譯文，使之帶有慣用語味道的問題。慣用語是人創造出來的，只要得當，這也是可以創造，不一定非局限于現有說法。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對譯者的雙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是個很大的考驗，因為如果創造的不好，與原文若即若離，那還不如不去創造。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詞匯和慣用語的翻譯之外，最讓筆者在電視劇的翻譯過程中感到困難的應該說是在特殊場合用到的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的翻譯了。
以下的對白是在中央電視臺2010年引進的日本電視連續劇《淺草福丸旅館》第四部⑤第四集中出現的。這部電視劇由于江戶趣味十分濃郁，在翻譯中對于許多特殊的臺詞的處理就很有難度了。例如：
（1）ああ、「ってゃいけねえ、おやじの^、らなきゃ肖à亭āL粑蕁工妊預Δ浹膜扦工汀
啊啊，“老頭子的腦袋上不能貼，燈籠鋪要是不貼就沒法過” 這類的吧？
上面的兩個例子中下劃線的兩句話是在日本擺攤兒吆喝時比較常使用的語言，對于日本人來說應該是很有代表性并且認知度很高的。但是對于翻譯成中文之后，中國觀眾觀看的時候就不容易理解了。雖然與中國人熟知的“有錢的捧個錢場，有人的捧個人場”這樣的吆喝語在認知度上有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差別很大，無法直接加以替換。譯者最后只有直接翻譯原文的字面含義，只能盡量保證語言的形式對仗工整。遺憾的是沒有能保持住原文中句尾押韻順口的特點。
（2）さア、お次は、このバナナだ。バナナの數え方にも色々あるよ。一、二、三、四は當たり前、イ`、アル、サン、スウは、麻雀やってりゃlでも言える。一は萬物の始まり、二は憎まれっ子世にはびこる、三十三は女の大厄、サンで死んだだが三uの仙、さあ、そこのおばちゃん父ちゃんのおやつにどう。青々してて新rそのもの、一本食べたら、元蒞儔丁H舴丹盲菩祿r代がってくるよ。
來！下面請看這些密密麻麻的香蕉！香蕉的數法很多。一個兩個是正常，一條二條那是打麻將。說一想到萬物之始，說二想到小兒偏得勢，三十三想到女人的災年，三島的仙女還死于難產呢～！喂！那位小姐！給你爸爸帶串兒香蕉怎么樣？！這香蕉金黃金黃多新鮮，吃下一個精神百倍！當時返老還童回到新婚時代！
以上的這段話也是劇中的主人公在叫賣香蕉時的語言，原文的畫線部分蘊含的數個典故都是與日本的傳統文化、民間習俗以及慣用說法緊密相關的。同時主人公的語言生動，詼諧幽默。作為譯者既要使字面的語意得到正確的表達，同時還必須要考慮到此處作為叫賣語言這一特殊情況，如果能夠從中文中找到與之對應慣用表達方式固然是最好，但是對于這種極其日本式的表達方式一般很難直接從中文中找到合適的譯法。筆者認為面對這種問題，應該充分地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在正確表達原文語意的前提下加入一定的文學創意和語言創意，使譯文盡可能反映出原文的神韻和妙趣。
由于兩國文化和語言本身的差異，日漢翻譯中還是會有不少將日文表達方式“移植”到中文中的“異化”現象。盡管這樣有時會被認為“翻譯腔太重”，甚至會造成一些理解上的晦澀，但是盲目地使用“歸化”（即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語言傳統，使用本民族語言中地道的表達方式）譯法，也會抹殺掉原文中的文化內涵。尤其是電視劇這種文化載體，生活氣息強烈，文化內涵豐富，所以在進行翻譯工作的時候，對于遇到的文化差異問題，不能一概采用“異化”或“歸化”的譯法，而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采用翻譯技法與文學創作結合的方式，多方借鑒，靈活運用，這樣既能使譯文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內涵，有助于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也使得漢語的表達方式更加豐富多彩。由于受筆者水平所限，本文只是圍繞日本影視劇的中文翻譯中遇到的中日兩國的文化間差異問題的處理方式進行了簡單的分析，以期能夠找到一些規律，如有錯漏之處，還望不吝垂訓。
注釋：
① 即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的翻譯方法。
② 于2010年10月在CCTV-8《海外劇場》欄目播出。
③ 選自《冷暖人間》第六部第一集。
④ 該日文字母發音為na（音同“那”）。
⑤ 擬在CCTV-8《海外劇場》中播出。
［參考文獻］
［1］ 于長敏.菊與刀：解密日本人 ［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2］ 林濤.《追捕》與70年代末中國的接受視閾 ［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0(04).
關鍵詞：任務驅動；日語閱讀；教學效果
日語閱讀課程可以說是一門綜合課程，是對日語的綜合運用能力的培養，可以體現出學生對詞匯、語法等日語知識的綜合運用。在日語考試中，比如日本語能力測試，閱讀就作為一個重要環節歷來都備受學生重視，可以說閱讀成績的好壞直接關涉著學生總成績的高低。本文就對日語閱讀教學進行探討。
一、任務驅動教學
任務驅動法是目前高等職業教育教學中的一種新型教學法，符合建構教學理論，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科學的教學方法。其核心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以人為本”"，強調“做中學”、“學中做”。任務驅動法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提高學生人際交流和合作能力，激發學生的創新精神，滿足高職日語閱讀課教學的目標要求，目前在高職院校中普遍推廣。
二、任務驅動教學法在日語閱讀課程中的適用性
目前在很多院校的閱讀課程教學中，課程設計一般分為三個環節：一是學生對文章進行快速閱讀，二是教師讓學生對文章進行翻譯，三是教師進行新知識的講解和補充說明。而近年來日語閱讀課的教材在不斷更新完善，教材內容涉及面廣、涵蓋的信息量大。在課程設置中這門課程課時一般為每周兩課時，課時數量有限、課程內容增多再加上教學方法單一、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已經嚴重影響了課程的教學效果，而且學生學習的主觀積極性和參與度對課程效果的影響也非常明顯。
任務驅動教學法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任務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以教定學的被動教學模式，創造了以學定教、學生主動參與、自主協作、探索創新的新型學習模式。使學生帶著真實的任務在探索中學習，學生在教師的幫助下，緊緊圍繞一個共同的任務活動中心，在強烈的問題動機的驅動下，通過對學習資源的積極主動應用，進行自主探索和互動協作的學習，并在完成既定任務的同時，引導學生產生一種學習實踐活動。
新的教學改革理念就是強調教學要以學生為主，讓學生主動學習。從目前學生日語閱讀現狀出發，任務驅動教學法的合理應用可以激發學生日語閱讀興趣，使其真正體會日語閱讀的樂趣，從而提高學生閱讀過程中的學生主體性、主動性及趣味性。
三、任務驅動閱讀的課程教學設計
日語閱讀教材可以選用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題材，不同時代的文章，可以不受文體的限制。廣泛閱讀不僅能夠提高閱讀文章的能力，同時也能使學生廣泛地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了解日本的“窗口”。通過這個窗口，可以使學生及時了解日本社會的實際情況和新動向，這就要求我們教師在教材選擇上盡可能的新。同時日語閱讀課程教學著重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為主，所以教師在如何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方面要下工夫。我院采用的日語閱讀教材的特色就是以任務驅動型的練習達到既掌握文章的基本知識又能提高學生的能動性。
（一）任務設計的課前準備
每次任務設計都以分組合作學習來完成，學生按老師設置的主題查閱與主題學習相關的資料，課前可以利用網絡、圖書館等學習資源做好準備。以閱讀教材中這課為例，筆者在讓學生學習本篇文章之前，就讓學生查閱相關的日本飲食習慣，并拓展查閱中日飲食文化差異。現在的學生基本上都備有電腦，幾乎所有大學生都喜歡上網，但不一定都喜歡上與學習有關的網頁。所有為了吸引大家能夠把上網變成有效的學習，就讓學生帶著任務去上網學習，即在“任務”的完成過程中，利用有效網絡資源設定一個學習任務，讓學生通過獨立學習和合作學習，完成學習任務，體現“做中學”的過程。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不僅可以擴充課外閱讀量，也使學生廣泛地了解日本的社會文化，提高了學生的學習主體性和主動性。
（二）課堂教學中的實施
第一階段：明確主題、呈現任務
在這一階段中，教師運用課件展示出本課時主題、設置的問題、教學目標、教學步驟相關網站資源等內容。
首先按照課前分組設計的任務主題，圍繞教材這篇文章，設置相關問題。如在教學「日本人の食事習慣這課中，圍繞文章分組設計任務，如日本人筷子的拿法，如何喝湯、拉面的吃法、聚餐的禮節等等，任務型課堂教學一開始就應呈現任務，讓學生在任務的驅動下學習知識，有利于提高學生的主觀積極性和課堂參與度進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
第二階段：分析任務，快速閱讀，感知新知識
學生在任務驅動下進入第二環節：分析任務，快速閱讀文章感知新知識。在這一環節中，教師的角色是課堂教學中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幫助者和指導者，引導學生順利完成任務。
第三階段：合作討論，解決問題，初步運用
在解決了初步疑難之后，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細讀，加深對文章理解的深度，然后讓學生在小組內口語交流，談論任務材料。在學生能夠針對所學材料理解并進行運用交流后，教師就讓小組成員來合作完成小組任務。然后課堂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進行適度拓展，利用網絡進行相關知識的拓展。
任務型教學理論提出：要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感知、體驗、實踐、參與和合作等方式，實現任務目標，感受成功。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情感和策略調整，逐步形成積極的學習態度，促進語言能力的提高。
這種課堂閱讀教學模式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主動參與、積極參與、自主學習。在任務的完成過程中，可以利用網絡資源學習，加大課外閱讀量，讓學生進行課外閱讀學習，突破日語閱讀教學課時少的瓶頸。
在任務驅動教學法的研究過程中，筆者曾經進行了為時一學期的閱讀課堂任務教學法的初步實踐，從學生的反饋情況來看，明確任務分組合作學習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學生的合作能力，通過任務的完成可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和良好的閱讀習慣，在任務過程中進行有效學習。如果能夠在教學中將任務教學法與網絡教學進行良好的結合，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 吳宏，網絡教學系統在日語教學中的應用——以《日語初級閱讀》為例，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3
1認知語言學對于跨文化交際基本的立場主張
整體性來看，認知語言學（cognitivelinguistic）雖然是語言學的一種新型分支，但其基本的知識體系卻來源于心理學和認知科學，是一種多學科互相交融、互相交叉的產物，整體上成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主要的創立者是語言學家喬治•雷可夫。認知語言學不純粹是一種關于“語言”的學問，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研究范式”來被學術界廣泛認可的。本文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出發建構出來的“茶文化英譯”———作為一種翻譯也能夠被納入到認知語言學的范疇中去，這是它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一種特質所在。認知語言學對于跨文化交際、翻譯實踐等的基本立場主張包括這樣幾個部分：1.1語言的語義不僅僅是客觀的真值條件，而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認知語言學與形式語言學之間最為本質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語言的屬性上。傳統的主流語言學范式“形式語言學”認為語言雖然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認知能力和獨立的能力，但是，就語言的結構、規律等來看，語言就是語言，語言的每一個概念在客觀上都對應著一個客觀的存在物（即特殊的指向），并且這種語言與萬物之前的聯系、語言的語義是不以特定人的立場、認知等變更為變更的。認知語言學則認為，盡管語言客觀上確實存在著一定的語義“特殊指向”，并且這種特殊指向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在一個跨文化交際的環境下任何語義都會跟不同的主體采取的不同立場、不同利益觀、不同文化背景等有關，所以，語義本身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產物。1.2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在語言學上，文化隱喻的概念和范疇一直存在，并且飽受爭議。認知語言學家們則將文化隱喻的重要性拔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認為語言語義的“主觀認知”差異最為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文化隱喻”的差異，或者說對于同一概念的內涵及其外延，由于不同的“文化隱喻”存在，由于跨文化交際的參與，所以導致了人們對于特定概念認知的差異。比如說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就是飽受爭議的概念，在認知語言學看來人們對于這些概念的認知差異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國家的國情不同，也即“文化隱喻”的差異。用認知語言學的話語來說，這種文化隱喻指的就是“從一個認知域或概念域向另一個認知域的映射”，這種映射并不是一種嚴格的對稱關系，而是極有可能帶有一定的扭曲、變形。1.3跨文化交際要注重兩種文化的“互文性”置換。對于翻譯實踐這種較為典型的跨文化交際來講，從語言符號到文化內涵的翻譯轉換并不是一種單向度的“直譯”過程，而是帶有一定的“互文性”安排。在此處，所謂的互文性，一方面既指兩種文化之間的互相對照，另一方面也指單種文化內部之間知識脈絡的互相關照、互相引用，從而用一種整體的知識結構而不是碎片化的知識點和語義呈現在受眾眼前。
2當前茶文化對外傳播視域下茶文化英譯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作為世界茶葉的原產地、茶文化的發源地、茶學科技的重大發明國，無論是人文性的茶文化知識還是科技性的茶文化技術，在世界范圍內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是，受制于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約束，我國茶文化的英譯還存在這樣幾個問題：2.1對外傳播的茶文化專有名詞翻譯錯亂。在對外傳播中，中國茶文化相關的文本主要包括茶文化文學作品、茶文化商務交際傳播文本、茶學相關的學術論文或專著、基于新媒體的茶文化影視作品等，由于不同的翻譯者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和翻譯水平差異，在對外翻譯時一些專有名詞往往存在典型的翻譯錯亂的問題。比如說，茶葉名稱“六安瓜片”有些人經常采取拼音直譯的方式翻譯為“LuAnGuapian”，稍微有些知識面的翻譯者則將其翻譯為“Li原uanLeaf”，在對待最起碼的名稱方面竟然存在著這樣錯亂的翻譯，嚴重影響到了中國茶文化的“整合營銷傳播”的問題。2.2茶文化內涵翻譯的不到位。受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文化隱喻”之影響，中國茶文化自唐代陸羽所著《茶經》問世以來就高舉起了“精神修行”的大旗，將茶文化作為一種高尚的道德修行、道德準則、道德交際等來看待，因此，中國的茶文化蘊含著十分豐富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內涵。從這樣的角度分析，茶文化的英譯不僅僅是對交際語言符號的轉換，更重要的是要對這些語言符號背后的“文化內涵”進行挖掘。比較典型的例子比如人們對于“工夫紅茶”和“功夫紅茶”統統譯為“kongfublacktea”，完全忽視和漠視了兩者在文化內涵上的差異，給國外受眾提供了一種輕視茶文化內涵的暗示。2.3茶文化英譯的“文化融入”不足。用認知語言學的邏輯來看，如同“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語義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一樣，東西方人們在看待“茶文化”時也具有一定的認知分歧。因此，茶文化的英譯就變得十分困難，一方面既要突出中國茶文化的精神內涵，另一方面又要用西方人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和文化符號來讓西方社會正確地接受“茶文化”，想要取得這種平衡就變得十分困難。我國茶文化英譯不注重文化融入是慣有的問題，比如“龍井茶”被翻譯為“dragon-welltea”，盡管在中國文化中“龍”是一種代表尊貴和高尚的圖騰，但在西方社會，“龍”是一種兇暴、邪惡的化身，也就是說，我們的翻譯沒有正視到這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所以帶來了跨文化交際的失敗。
3基于認知語言學的茶文化英譯策略建議
認知語言學屬于一種人的主觀屬性偏重的語言理論，它所重視的“文化差異”、“文化隱喻”等理念對于我們創新茶文化的英譯具有重要的啟示：
3.1基于茶文化專有詞匯平行語料庫的翻譯策略
鑒于中國茶文化的復雜性、專有詞匯（比如特殊的地名、特殊品種的茶名、特殊的茶學科技詞匯等）的復雜性等，為了較好地向國外受眾呈現出一種統一的文化形象，我們建議由高等院校、翻譯機構、企業、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等聯合攻關、協同創新，將中國茶文化的專有詞匯翻譯進行統一，確保中國茶文化“語義”界定的相對邊界清晰。
3.2基于接受理論的歸化翻譯策略
把我國茶文化翻譯為英語的本質是將我國國民的“認知邏輯”轉化為西方社會可以看得懂、摸得透、聽得明白的“認知邏輯”，也就是要確保我們的文本交際符號轉換、茶文化內涵的轉換要讓西方社會的正常認知邏輯能夠“接受”，這就是一種“歸化翻譯”策略。歸化翻譯強調“在翻譯處理中要求譯者向目的語的讀者靠攏，采取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的表達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比如仍以上文中提到的“龍井茶”的翻譯為例，如果翻譯為“dragon-welltea”在文化融入上會形成一種“異化翻譯”效應，不僅達不到讓西方人了解這種茶的目的，還會帶來一定的文化反感。反之，我們不如將其翻譯為“Longjinggreentea”，其中的“Longjing”采取直譯的方式保留了“龍井”品牌的音譯，而后面的“greentea”則體現出了龍井茶的本質是一種“綠茶”，會讓他們更加容易理解這種茶的內涵。
作者:蔡維娜 單位:鄭州工商學院
參考文獻
[1]關劍平.茶文化傳播模式研究(上)———以平安時代的日本茶文化為例[J].飲食文化研究國際茶文化專號，2006（2）：55.
[2]孫立坤.整體性治理視角下政府與NGOs間信任關系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3]Newmark，P.Approachesto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論文摘要：我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引發了爭論，中國藝術界只有立足當下，正確理解“現代性”，客觀地對待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發揚“拿來主義”精神，區別對待西方的現代科技文化與文化藝術。將西方現代藝術與中國傳統藝術辯證、有機的結合起來，方能實現傳統藝術真正的現代化。
前言
由于“現代性”的內涵是隨著時代、地區、民族等因素而產生不同，所以我們要將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問題中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用辯證、發展的方法將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傳統藝術中“民族性”的有機的結合起來。
一、藝術“現代性”的產生與發展
對于什么是“現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啟蒙》中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象成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系的模式；一種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資源的選擇；最后，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因此，“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發展傳統的行為或觀念。黑格爾更認識到了現代性對于藝術的現實意義：藝術家擁有創作的自由：
l9世紀中后期至今的現代、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就是藝術家們自由的進行藝術創作，不停突破傳統、進行各種藝術實驗的表現。但是，二者所表現出的“現代性”含義又是有所不同的。現代主義藝術中的“現代性”與歐洲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動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工業革命導致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話思維被現代科技理性所取代。這種宗教整一性意識遭到徹底破壞，必然帶來了全社會性的困惑、混亂和焦慮。藝術領域中先后出現了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以及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各種我行我素的實驗藝術，就是藝術家面對這種社會劇變所作出的反應。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以及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后，藝術家們開始將自己完全淹沒在現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紀的痛苦掙扎，通過回歸自我來對抗科技壓力，而是開始滿心喜悅的享受了，后現代主義也就是因此現了。雖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后現代主義的出現與風靡，標志著統治西方200多年的“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但實際上“后現代”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現代”觀呢，它們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文化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傳統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們是有著本質的聯系的。因此，當我們借鑒西方的“現代性”觀念時，必須用辨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而不可斷章取義。
二、西方“現代性”的擴張
除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現代性”，還要注意由于發展先后、經濟基礎不同、社會制度差異等因素所造成的東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強勢和弱勢之分。注意到這個因素，就不會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發端于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這么一個源自西方世界的強勢文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不僅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也成為“文化全球化”的主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扮演著弱勢的角色，傳統文化不得不面對著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的猛烈沖擊。“全球化”的美國文化被形象地概括為“三片”，即代表美國飲食文化的麥當勞“薯片”、代表著美國電影文化的好萊塢“大片”、代表美國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藝術領域，美國在二戰后借助其霸權化的科技、經濟、政治地位向滿目瘡痍的歐洲推廣美國式藝術，先后樹立起了滴灑抽象表現主義、集合主義、波普藝術、極少主義、觀念主義等符合美國意識形態需求的藝術流派，并使之隨著經濟全球化擴張到世界各地。在二戰后3O年內，美國式藝術成為世界性藝術，成為世界藝術發展的風向標。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相對于政治經濟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但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卻是持續不斷的。英國學者湯林森更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在全球的擴張。雖然湯林森說的看起來有點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傳播的力度和強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其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因此，面對從西方蜂擁而來的現代、后現代藝術文化，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有著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成就的中國，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是相當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
如何實現中同傳統藝術的現代化，現在存在三種觀點：一，立足于過去。贊同這種選擇的人主張用“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部分”去“抵制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西方腐敗的意識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自尊”。二，立足于未來。贊同這種選擇的人，強調“中同畫可以推向世界，為了世界性、歷史性的需要，讓世界接受中國畫”，立足于現在。這批論者傾向于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面對嚴峻的現實，對傳統進行深刻的反思。很明顯，前兩種觀點不僅忽略了傳統的實踐性或延續性，把傳統看作靜止的、凝固著的東西，還屬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觀，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種觀點是較為符合現實需要的，岡為它是以發展和辯證的方法去看待和解決我國藝術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我國藝術必須是要發展的，而來自外部的促動和營養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華民族視為悠久歷史傳統的象征的“塔”這種建筑形式，其實是來自印度的舶來品，是隨著佛教在東晉傳人后才在中困遍地開花的。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圍家之所以獲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發展，是因為他們翻譯了大量卉希羅的文化典籍，而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以這些著作作為啟蒙和基奠的。現代的美國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傳播，除了其科技、經濟高度發達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雜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沒有什么純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義膜拜；文化藝術的發展，除了在自身尋找發展規律外，尋求外來文化的幫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來文化的時候，以何種態度對待隨經濟、科技、傳媒浪潮奔襲而來所謂“強勢文化”，是傳統藝術現代化的一個關鍵：美同在世界上確實占有領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論家所說的“美國當代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技術的表現”在它的后現代藝術里，從集合主義、波普、超級現實主義、構成主義、大地主義、裝置藝術以及廣泛化的觀念主義藝術，無不充斥了美國科技文化語境中的圖像和技術產品，科技文化的產物成為藝術家創作的表現對象和手段以新奇體驗代替審美，混跡于生活取代藝術的精英意識成為藝術的新內涵此，這種藝術已經完全脫離藝術的文化傳統只是高度發達的科技、經濟甚至政治的產物。以這種認識為前提，就不會將“非藝術化”的后現代藝術與發達的科技文化混為一談，不會盲目的崇拜或反對外來的現當代文化一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對于我圍經濟科技發展有利的先進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盤接受，而對不符合我閏發聰現實，與我周藝術傳統形式或意識完全割裂的后現代芝術．就要小心謹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內核”了。
除了純藝術領域，在應朋藝術領域也要特別注意防止中國本土文化識別特征的喪失、從西方傳到中國的現代藝術設計由于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以及它本身所具備的易推廣、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幾十年內廣泛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然而，這種“繁殖”迅速的現代藝術設計，卻會因為他的標準化、可量化、科學化的特性卻極容易使一個國家民族的傳統藝術設計喪失殆盡。在現代藝術設計剛剛在歐洲推廣的時代，莫里斯的新工藝美術運動就是歐洲傳統手工藝在遭到幾乎是滅頂之災時對現代藝術設計的反抗。我國目前的藝術設計正在重蹈覆轍，中國優秀的傳統藝術已被許多開口包豪斯、后現代的現代設計師拋擲腦后，難怪一位日本設計師看過了浦東蔓延的摩天大樓后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中國沒有現代設計!”。因此，在學習利用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時，不僅要看到它的優勢，更要認識到他的局限：過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沒有文化底蘊，放之各國皆準卻而沒有民族特色。這種統一的設計思路和模式將會使我們的現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國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雙贏的結合戰略，將源自西方的“現代性”與我國的“民族性”相結合，將西方現代藝術思想和中國傳統藝術有機的結合，才既能實現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又能保持了藝術的中國身份。將西方現代藝術設計注重功能、標準、量化的特點與我國傳統設計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審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傳統藝術設計的現代化；認清西方現代、后現代藝術實際上是西方工業革命、現代科技革命的產物這個事實，就會知道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不僅要吸收西方現代藝術思想，更要考慮到我國的當下社會發展階段，更要考慮我國本身的藝術傳統。只有這樣，才既不會陷入設計領域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又不會失去藝術的中國身份。
【論文摘要】在藝術設計中我們廣泛運用的許多手法背后，都隱藏著符號學原理的影子，在環境藝術設計中也存在著這種現象。符號學的運用，影響著環藝設計的表現性思維的表訴。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環境設計的元素對信息傳達更加科學準確，表現手法更加豐富多彩。在這里，我們針對符號學在環境藝術設計中的應用做一些研究。
符號學（Semiotics）是研究符號系統的學問，最早是本世紀初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aaure）、美國哲學家和實用主義哲學創始人皮爾士（Pierce）提出的。前者著重于符號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與心理學聯系；后者著重于符號的邏輯意義，與邏輯學聯系。大約從本世紀60年代開始，符號學才作為一門學問得以研究，其理論成果也已經滲透到其他諸多學科之中。設計與符號學關系密切，設計這個詞來源于拉丁文的Designare，意思就是畫記號。現在被普遍采用的英文Design，也就是做記號的意思。研究和運用符號學的一些原理來幫助設計人員“做記號”，是從事設計人員的一個重要的處理手法。現實生活中，設計者將紅綠黃色運用到交通管制信號燈上，借以提醒人們注意道路情況，避免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為什么使用紅綠黃三色？這種感覺不僅僅來自于圖案色彩本身具有的視覺特性，這也是因為紅色與鮮血的顏色很接近，人們對血液都會有一種天生的畏懼感和警惕性，所以紅色的指示燈象征著危險、停止；綠色是植物與自然環境的顏色，而生命在這樣的環境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長，因此，綠色指示燈象征著安全、自由；在西方人眼中，黃色是秋天的顏色，是雜草枯黃的感覺，是妒忌、怯弱和敗壞的意思，所以在由歐洲人設計的信號燈中，黃色燈被用做象征警惕、注意。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不勝枚舉，在實際的設計中也常會有類似的應用，是什么規律在支配這些現象？原來，在藝術設計中我們廣泛運用的許多手法背后，都隱藏著符號學原理的影子，在環境藝術設計中也存在著這種現象。造型本身是視覺空間設計中的一種符號形象，是視覺傳達過程中直接而準確的傳達媒介，它在溝通人們與文化信息的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符號學的運用，影響著環藝設計的表現性思維的表訴。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環境設計的元素對信息傳達更加科學準確，表現手法更加豐富多彩。
符號的起源是勞動。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有了實用和審美兩種需求，并且已經開始從事原始的設計活動，以自覺或不自覺的符號行為豐富著生活。從我們祖先的結繩記事到歌舞圖騰，都是維護社會傳統秩序的信息符號。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著名思想家莊子在其著作《莊子外篇》中就已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語言和事物之間存在著表征物與被表征物的關系，語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語言的被表征物，語言的任務是傳達事物的相關信息，符號正是利用一定的媒體來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東西。意大利著名符號學家艾柯也提出：將符號定義為任何這樣一種東西，它根據既定的社會習慣，可被看作代表其他東西的某種元素。符號是負載和傳遞信息的中介，是認識事物的一種簡化手段，表現為有意義的代碼和代碼系統。當然，符號這一概念的外延相當廣泛，設計中的符號作為一種非語言符號，與語言符號有許多共性，使得語意學對設計也有實際的指導作用。通常來說，可以把設計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號，通過對這些元素的加工與整合，實現傳情達意的目的。
一、符號學在環境藝術設計中的具體表現形式
1、一目了然的認知形式
設計中，認知性是符號語言的生命。在2005年日本愛知世界博覽會上，中國館以“自然、城市、和諧——生活的藝術”作為主題，其設計將中國的傳統文字和生肖圖形及“百家姓”應用到了館廳外立面的設計上，通過將中國文化的元素、中國城市的元素作為“中國符號”創造出了獨特的視覺效果，向人們準確的傳達中國館的主題，這些符號所傳達出來的信息，都具有極強的認知性。相反，如果一項設計形式，讓人無法理解，那這項設計就失去了意義。
2、大眾熟悉的普遍形式
現代設計是為經濟社會服務的，設計作品會在大眾中廣泛傳播。設計的符號語言只有具備普遍性，才能為大眾所接受。設計者只有找出讓自己、客戶、消費者都能理解的設計語言，才能更好地完成設計任務，才能達到設計者的目的。相對推理性符號而言，視覺符號沒有自己的體系，任何視覺符號都有一定的文化內涵，只有體現在一定的情感結構中，圍繞著一個特定的主題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才能使大多數受眾認知，如在某些城市大行其道的“知青飯店”、“老三屆”、“毛家食堂”等等商業餐飲環境設計里，都采用了斗笠、玉米棒、紅辣椒、粗木桌椅、水井等等，甚至為了營造氣氛更是將服務員的服裝、以及菜單名也巧妙地融入其中，這些不同地域農村中富有典型意義的視覺符號營造的環境，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群都能夠針對這種設計產生共鳴。
3、各具特色的約束形式
任何語言和詞匯都只在一定范圍內被理解，符號也是一樣。只有具備相關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接受到該符號所傳達的信息。只有符合特定背景的符號才能在這一范圍內被接受。比如，武漢江漢路步行街景觀設計，其中有四個真人大小、體現地方特色的武漢熱干面的飲食文化的雕塑可謂獨具匠心。雖然設計界對此褒貶不一，但應該說武漢老百姓是普遍接受的。身為武漢人，誰沒有端著一碗熱干面端上桌“過早”的經歷，但是其他地域的人們沒有經過這種特定的城市文化、社會環境的熏陶，也許就不能理解。
4、標新立異的獨特形式
符號強調“求同”，這樣才容易被理解。但是，在設計中“求異”常常是創新的關鍵。因為比較形式和內容，前者絕對是更值得深究的。同樣是針對一個主題，我們必須找出與之相關的盡可能多的表現形式，可以從造型、色彩和材料和工藝上入手。著名的后現代主義設計師查爾斯·穆爾所提倡的“符號性古典主義”，它的特點是采用大量古典的，歷史的建筑符號、裝飾細節、設計基本計劃達到豐富效果。他設計的新奧爾良市“意大利廣場”就是在設計中大膽抽取各種古典的要素符號，并以象征性的手法將其再現出來，既具備了典型的古典主義精神，又讓人們感嘆新材料在設計中帶來的全新感觸，整個廣場以巴洛克式的圓形平面為構圖，以逐漸擴散的同心圓及黑白相間的地面鋪裝向四周延伸出去，直至三面入口的街道上。羅馬的古典柱式經過改頭換面以全新的面貌呈現，如科林斯柱式用的是不銹鋼柱頭，檐壁上用拉丁文雕刻著“此噴泉為獻予全民之贈禮”的獻詞；柱式上流泉汩汩，圓券上嵌著微笑的摩爾頭像，水正不斷地從他嘴里吐出，所有的水全部流入中央的水池。水池中有一個由卵石、板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島嶼，島嶼的形狀很明顯，就是一幅意大利地圖。在這里不僅充滿了歡快濃郁的現代商業氣氛，而且具有對鄉土強烈的依戀之情。
二、符號在環境藝術設計中的具體運用方式
第一，對符號直接運用，作品本身包含具體符號。以“亞洲現代室內設計之父”著稱的高文安先生在深圳華僑城新建的辦公室，原是占地700平方米的舊廠房。高文安把它創意改建成具有三個樓面1400平方米集辦公區、健身房、家具精品店為一體的高文安深圳室內設計公司所在地。人們在這里腳下踩的是百年枕木，據說都是來自清末民初所建的川漢鐵路，它們“退役”后被廢棄了。高文安慧眼識寶，千里迢迢把它們運到了深圳。在這家公司的墻面上、泳池邊、地板隔層，到處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枕木布滿著那象征著悠悠歲月的斑駁痕跡和道釘遺留的銹跡，它仿佛能打開人們記憶的閘門，讓人們感受到百年枕木所度過的滄桑歲月，感受傳統文化的震撼，它們就是一段歷史，一段伴隨著中華民族走過屈辱歲月走向繁榮昌盛的歷史。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傳統符號的直接應用，給人一種“形”似為主的感覺。第二，以符號為基本元素的設計。將具有既定含義的圖形或實物作為設計基本元素。日本著名建筑設計師安藤忠雄設計的光之教堂位于大阪城郊，是原有一個木結構教堂和牧師住宅所擴建。它沒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入口，門前只有一個不太顯眼的門牌。進入它的主體前，必須先經過一條小小的長廊。這其實只是一個面積很小的教堂，約113平方米，能容納約100多人，當人置身其中，會自然感受到它所散發出的神圣與莊嚴。教堂主體建筑物由一個混凝土長方體和一道與之成15度橫貫的墻體構成，這道墻把空間分割成禮拜堂和入口部分。廊道兩側為素面混凝土墻，頂部由玻璃拱與H型橫梁構成。廓道前后沒有墻體阻隔，新鮮空氣自由地在這個空間中穿行，其末端是綠色的樹木和遙遠的海景。透過毛玻璃拱頂，人們能感覺到天空、陽光和綠樹。前方是一面十字形分割的墻壁，嵌入了玻璃，太陽光照射進來，呈現出一個逆光的光線十字架，這就是那個著名的光線十字架，也稱光之十字架。光之教堂由清水混凝土作墻壁，除了那個置身于墻壁中的大十字架外，并沒有放置任何多余的裝飾物。安藤忠雄說，他的墻不用掛畫，因為有太陽這位畫家為他作畫。天主教最主要的符號就是十字架，在這里安藤忠雄將一個有形的傳統符號變換成了一個光影迷離的建筑構成元素，十字形分割的墻壁，產生了特殊的光影效果，使信徒產生了一種接近上帝的奇妙感覺。自然就會產生一種虔誠的信仰，教堂設計是極端抽象簡潔的，沒有傳統教堂中標志性的尖塔，但它用光的神奇作用突出了十字架這個眾所周知的天主教符號，呈現出一種靜寂安詳的，給人一種“神”似為主的感覺。
第三，設計中含有符號性元素，以含蓄的方式傳達設計者的表述信息。當人們提到中國古典園林時立即會想起蘇州，想起這個江南水鄉中的眾多名園。拙政園．獅子林，這些名字不僅是蘇州園林的代表，還代表著一種生活和文化。著名設計師貝聿銘新的博物館庭院也建在蘇州，較小的展區在造景設計上擺脫了傳統的風景園林設計思路。每個花園尋求新的導向和主題，把傳統園林風景設計的精髓提煉升華形成未來中國園林建筑發展的方向。盡管白色粉墻成為博物館新館的主色調，以此把該建筑與蘇州傳統的城市機理融合在一起，那些江南水鄉到處可見的灰色小青瓦坡頂和窗框被灰色的花崗巖所取代，以追求更好的統一色彩和紋理。博物館屋頂設計的模式來源于蘇州傳統的坡頂景觀一一飛檐翹角與細致入微的建筑細部。但是，新的屋頂已被重新詮釋，并演變成一種新的幾何形狀。玻璃屋頂將與石屋頂相互映襯，使自然光進入活動區域和博物館的展區，玻璃屋頂和石屋頂的構造系統也源于傳統的屋面形式，過去的木梁和木椽構架系統被現代的開放式鋼結構、木作和涂料組成的頂棚系統所取代。金屬遮陽片和懷舊的木作構架在玻璃屋頂之下被廣泛使用，以便過濾進入展區的太陽光線。盡管所有結構和材料與古典園林迥異，但是仍使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人們看到它就會聯想到蘇州園林——因為他們“神似”，貝聿銘設計了一個主庭院和若干小內庭院，布局甚為精巧。其中，最為獨到的是中軸線上的北部庭院，不僅使游客透過大堂玻璃可一睹江南水景特色，而且庭院隔北墻直接銜接拙政園之補園，新舊園景通過中國傳統景園設計中的“借景”手法融為一體，使人又感覺到博物館與蘇州園林的神形兼備之處。
三、結論
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人類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號活動的產物。也可以說人類也能有效的利用符號來創造新的文化，在環境藝術設計領域里，符號是一個重要的設計元素，這種符號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它可以是一件藝術品、一件家具，也可以是一種植物、一塊石頭、一潭水，還可以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富有創造力的設計師能將生活中有意義的東西變成一種表現性符號，運用于現代環境設計中，創造出個性化、人文化的全新文化符號和景觀。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各種現代裝飾材料層出不窮，無論時代感的發展或是設計風格的迥然，都使人在觀賞藝術作品的過程中，感受到設計的真諦和文化的脈動。
【參考文獻】
[1]羅蘭.巴特爾：符號學原理[M].三聯書店，1988.
關鍵詞：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韓兩國唇齒相依，文化交流歷史源遠流長。同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以及屬于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彼此影響著對方。歷史如此，當今也不例外。眾所周知，中國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韓流”，對此社會各界褒貶不一。也有一部分人開始對韓流提高警惕，深怕沖擊本國文化。姑且不論韓流是否會沖擊中國文化，但這是古代中韓文化交流的延續，同時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中國掀起猛烈“韓流”的同時，韓國也刮起了強烈的“漢風”，掀起了國人無法想象的“漢語熱”。
本人認為，“韓流”與“漢風”都是兩國文化交流頻繁的標志。韓國從1994年開始以“文化立國”為方針，大量輸出文化產品;中國以建設文化強國，提高國家軟實力為宗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其中漢語是中國文化輸出，發展中國文化產業的重要項目之一。與其想方設法抵制“韓流”，不如大力發展“漢風”、“漢語熱”。
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貿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韓國“漢風”、“漢語熱”不斷升溫。根據中國新聞網的統計，2014年，全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生總數為377054人，其中韓國名列榜首，學生人數達到62923人，占16.69%;其次為美國，學生人數為24203人，占6.42%;泰國學生人數為21296人，占5.65%;日本從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學生人數為15057人，占4%，遠遠少于韓國留學生。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韓國共建設17所孔子學院，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一。韓國四年制大學的近75%，約130所大學開設和中國關聯的學科專業，有多達24000名學生就讀。韓國各大城市內漢語輔導班紛紛設立，開設速度與規模堪比英語輔導班，漢語已成為韓國學生可供選擇的高考第二外語。
要延續韓國學生的“漢語熱”，以此實現中華文化輸出，就必須對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掌握比較翔實的信息，反饋于漢語教學。這將有助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者在教學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學生信息，更好地幫助韓國留學生的漢語學習，從而改進和提高對韓漢語教學的質量和效果。更對韓國的“漢語熱”、“漢風”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我國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
一、調查目的及對象
要實現文化強國，傳播中華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徑之一，大量孔子學院設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韓國是第一個設立孔子學院的國家，韓國留學生已經成為中國外國留學生中最龐大的群體。在這種背景下，對韓國留學生漢語學習與對韓漢語教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國要實現文化強國，漢語是最好的文化產品之一，充分掌握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不僅有助于提升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更有利于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本次調查問卷共發放250份，共回收問卷216份，216份為有效問卷。調查對象為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的學生57人，復旦大學69人，華南師范大學30人，中央民族大學30人，南京師范大學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學習漢語的時間分別為6個月以內57人，6個月至1年為86人，2～3年為56人，3年以上為16人。選擇學習漢語時間不同的學生為對象，更能全面了解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以及動機。
問卷共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學習漢語的時間;第二部分為學習情況調查，包括學習態度、投入時間、學習難點等，共10題;第三部分是學習動機及之后將要從事的職業調查，共5題。
二、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分析
下面依據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漢語學習情況方面的調查研究包括漢語學習態度、難點、學習方式方法等方面。
調查項目1 第一次學漢語是在哪里？（選項：A.韓國;B.中國）
關于漢語背景：155人，占被調查者的71.8%，在來中國之前，在韓國國內學過漢語。在韓國的“漢語熱”大背景下，大部分韓國學生已在韓國學習了漢語。
項目調查2 喜歡上漢語課嗎？（選項：A.喜歡;B.為完成任務;C.不喜歡）
關于漢語的喜愛程度：174人，占被調查者的81%，覺得“喜歡”;只有3名同學覺得“不喜歡”，而39名因為是“任務而學”，并非喜歡。從調查結果中可以得出，韓國學生對漢語持有好感，普遍喜歡學習漢語。
調查項目3 漢語學習態度如何？（選項：A.認真學習;B.每天上課，但并非認真學習;C.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D.偶爾請假，不認真學習）
關于漢語學習態度：56人，占被調查者的26%“認真學習”;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每天上課，并非認真學習”;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擇“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只有6名同學選擇“不認真學習”。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態度比較端正，學習比較認真，這與他們喜歡漢語有密切關聯。
調查項目4 你認為漢語什么最難學？（選項：A.語音;B.漢字;C.詞匯;D.語法）
調查結果顯示：103人，占被調查者的47.4%，認為漢語語音最難掌握，其次是語法、漢字、詞匯。漢語的美感在于陰陽頓挫的語調，而韓國學生比較難掌握的一個環節就是聲調，因為韓語沒有聲調。同時，漢語普通話中7個輔音是韓語中不存在的，韓國學生往往不能發出標準的音階。所以，學生要通過朗讀掌握發出漢語聲調、個別輔音的技巧，并且不斷復習，從而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其次，語法方面，漢語屬于漢藏語系，是孤立語，韓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是黏著語，兩者語法體系截然不同。從句法結構上看，韓語與漢語的語序不同，從結構、語義上看，韓語與漢語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從語用角度分析，韓語與漢語的表達方式不同。因此，對象為剛入門的學生時，教師應該重視語音教育，隨著學習時間的推移，教學重點應該轉為語法教育，通過漢韓語法對比的方式講解，有助于學生的理解。
調查項目5 你認為學漢語時最難的是什么？（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
調查結果顯示：91人，占被調查者的40.2%，選項為“聽力”;67人，占被調查者的31%，選項為“寫作”;47人，占被調查者的21.8%，選項為“口語”;只有11人認為閱讀最難。說明聽力、寫作、口語是困擾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重要內容，其中閱讀是比較輕松的一項。對此，教師應該加強聽、寫、說方面技能的培養，更要要求學生在課后通過各種渠道，如交中國朋友、看中國影視劇等來不斷提升聽說技能。
調查項目6 你認為自己應該加強哪方面的學習？（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97人，占被調查者的44.9%，選項為“口語”;51人，占被調查者的23.6%，選項為“寫作”;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聽力”。此結果與上一結果相反，學生認為最難的是聽力、寫作、口語，但最想提高的確是口語、寫作、聽力。這也是從易到難的順序，也與大部分學外語的學生所需相類似。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是以聽說等實用性、應用型為主。
調查項目7 除了課本以外，你還通過什么學習漢語？（選項：A.家教;B.看影視劇;C.和中國朋友聊天;D.看中文書;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7人，占被調查者的3.2%，選擇“家教”，說明大多數學生在實際的學習中還是以學校教師為主，這也與請家教需要經費支出不無關聯;48人，占被調查者的22.2%，選擇“看影視劇”，比起學習韓語的中國學生熱衷于看韓劇，中國影視劇對韓國學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說明我國的影視產業有待于進一步發展，終而走出國門;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和中國朋友聊天”，說明結交當地朋友是韓國學生課后最主要的拓展學習的方式，可以在比較輕松的氛圍中提高口語與聽力水平;14人，占被調查者的6.5%，選擇“看中文書”，說明書籍并不是主要的課外學習材料;34人，占被調查者的15.7%，選擇“其他”，說明韓國學生課外學習漢語的途徑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8 課余，學習漢語的時間是？（選項：A.不學習;B.0.5-1小時;C.1-2小時;D.2小時以上）
調查結果顯示：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不學習”;110人，占被調查者的50.9%，選項為“0.5～1小時”;53人，占被調查者的24.5%，選項為“1～2小時”;17人，占被調查者的7.9%，選項為“2小時以上”。課外學習1小時以內的學生占67.6%，1小時以上占22.4%，說明韓國學生課外投入的時間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調查的韓國學生大多不是學歷生，以語言學習、應用型為主，沒有獲得學位以及升學的壓力，因此課后投入時間相對減少。
調查項目9 你認為決定漢語成績的因素是什么？（選項：A.興趣;B.教師;C.教學質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調查者的58.3%，選項為“興趣”，說明外語學習中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也最能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45人，占被調查者的19.9%，選項為“教師”;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教學質量”，教師相關選項占36.6%，表明教師以及教學質量在提高學生學習成績及興趣中起相當大的作用，教師應該積極改革教學方法，采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9人，占被調查者的4.1%，選項為“教材”，相反，學生對教材的依賴程度遠遠低于對教師的依賴程度。
三、韓國學生漢語學習動機、喜歡從事的職業調查分析
調查項目1 學習漢語的動機是？（選項：A.考取HSK;B.為找一份好工作;C.對中國文化感興趣;D.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E.為交中國朋友）
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調查者的35.6%，選項為“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有26人，占被調查者的12.1%，選項為“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有32人，占被調查者的14.8%，選項為“為交中國朋友”。可見，從總體上看，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最強的動機來源于“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徑。我們知道中韓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這將給學習漢語的韓國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與升職的機會與空間，也是越來越多的韓國人留學中國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視的是占33.3%的選項不為工作為動機，只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以及結交中國朋友。說明，中華文化深受韓國人的認同與愛戴，他們對中華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學習漢語，結交中國朋友。“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則體現了韓國留學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內在心理傾向，這種傾向促使他們在漢語學習上更加認真。這種不以就業為目的動機，也許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但正因為興趣動機反而使學生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漢語，這也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并非都是有強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歡中華文化、提高自身修養，這幾點也不容忽視。
調查項目2 學習漢語的動力是？（選項：A.老師和朋友的鼓勵;B.興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調查者的20.8%，選項為“老師和朋友的鼓勵”;有99人，占被調查者的45.8%，選項為“興趣”;有15人，占被調查者的6.9%，選項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調查者的26.4%，選項為“工作需要”。可見，韓國學生學漢語的第一動力為對漢語的興趣，他們想通過學漢語了解中國以及相關事物，而“父母的期盼”這種“被動型動機”則不明顯。隨著現代觀念的發展，現在的韓國留學生似乎已經逐漸脫離了亞洲學生“唯父母之命是從”的傳統道德觀念，長輩的要求與態度已經無法完全主導他們的學習行為。
調查項目3 家人和朋友對你學漢語持什么態度？（選項：A.一定要學;B.可學可不學;C.沒必要學）
有84人，占被調查者的38.9%，選項為“一定要學”;有129人，占被調查者的59.7%，選項為“可學可不學”;有3人，占被調查者的1.4%，選項為“沒必要學”。韓國人已經意識到漢語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對其持中立態度的人。隨著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中韓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重要性會越來越突顯。同時隨著中國的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中華文化域外傳播更快、更廣，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將認同、喜歡中華文化。
調查項目4 學習漢語后想做什么？（選項：A.研究中國學;B.中文老師或翻譯;C.中國相關公司就業;D.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調查者的10.2%，選項為“研究中國學”;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中文老師或翻譯”;有130人，占被調查者的60.2%，選項為“中國相關公司就業”;有24人，占被調查者的11.1%，選項為“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調查結果顯示，占88.9%的學生想學漢語后從事漢語相關工作，說明漢語是韓國學生就業的另一種重要工具，盡管前面的調查中表明學習漢語的第一動機并不是就業，但漢語的確給就業壓力較大的韓國青年提供了較好的就業機會。
調查項目5 如果從事與漢語相關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選項：A.進企業;B.翻譯;C.導游;D.老師;E.其他）
有94人，占被調查者的43.5%，選項為“進企業”;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翻譯”;有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導游”;有27人，占被調查者的12.5%，選項為“老師”;有38人，占被調查者的17.6%，選項為“其他”。大部分韓國學生的首選是企業，這與中韓兩國密切的經貿關系相關，其次翻譯工作深受學生歡迎，這與翻譯的較高薪資不無關聯，還有部分學生選擇了“其他”，說明學生學習漢語后想從事的職業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6 你認為韓國學生學漢語有什么優勢？（選項：A.經濟文化交流頻繁;B.地理位置;C.歷史文化同源;D.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
有115人，占被調查者的53.2%，選項為“經濟文化交流頻繁”;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調查者的23.1%，選項為“歷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調查者的16.2%，選項為“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76.3%的選項選擇了“文化因素”，說明中韓文化交流頻繁以及文化同源，為韓國學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學習漢語，認同漢文化的歷史基礎，這也是來華留學生中韓國學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結論：
本文以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學生，復旦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的韓國留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的方法，調查分析其漢語學習動機情況，主要結論如下：
1.韓國學生對學習漢語持有好感，來中國之前普遍學過漢語，同時韓國學生認為中韓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歷史文化同源對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有很大的優勢，說明韓國學生從情感上對中國、漢語有好感。
2.韓國學生課后學習漢語的時間投入不多，這與升學壓力小相關。韓國學生主要通過和中國朋友聊天的方式進行課后學習，看中國影視劇的比例不高，這恰恰與學韓語的中國學生酷愛韓劇相反。
3.韓國學生認為語音、聽力、寫作、口語是最難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語、寫作。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主要以實用性、應用型為主，并非升學為最終目的。
4.韓國學生認為興趣是決定成績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師與教學質量。要想提高韓國學生的學習成績必須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5.韓國留學生學習漢語，以找工作、獲得HSK等級證書為最大的動力，之外自身素養的提高和喜歡中國文化的比例也較高;學習漢語的最大動力是興趣，說明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學生中興趣既是提高成績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漢語學習最大的動力。
6.學習漢語后要從事的職業中大部分人選擇與漢語相關的工作，其中企業是首選，其次是老師和翻譯。隨著韓國“漢語熱”持續升溫，漢語老師成為了韓國人向往的職業。
根據調查研究所得結論，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教學提出幾點建議。第一，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不斷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不斷被激發，達到“樂在漢語學習中”的狀態。第二，在漢語教學中滲透中國文化要素，或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韓國學生對中國文化持有好感，他們渴望通過教師了解、認識中國文化，而教師也承擔著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教學過程中進行中國文化的滲透，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如比較中韓飲食文化的異同、討論中國的京劇、武術，介紹中國的社會制度、名勝古跡等等。這種文化滲透，不僅可以傳播中國文化，也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第三，注重學生聽說寫三種技能的培養，提高開口率。漢語教學是語言教學，要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的全面發展，被調查者則普遍想提高聽說寫的技能，也認為是最難的部分，因此教師應該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培養聽說寫方面的技能。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載體。韓國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韓國創制訓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漢字。時隔幾個世紀，在韓國再次興起“漢語熱”，對此現象，應該深入分析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并采取有效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同時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參考文獻：
[1]王曉美.韓國學生漢語學習現狀與對外漢語學習前瞻[J].現代商貿工業，2010，（9）.
[2]李大農.韓國學生漢語學習特點與教學技巧探討[J].海外華文教育，2003，（4）.
[3]李大農.韓國留學生“文化詞”學習特點探析-兼論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詞匯教學[J].南京大學學報，2000，（5）.
[4]柳英綠.對外漢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7.
[5]許健驥.對外漢語教學思考集[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
[6]韓文.延吉市韓國留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7]楊懷霞.韓國在華中學留學生漢語學習動機與文化融入動機研究[D].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8]陳郁.學生學習動機的調查與研究[J].華東交通大學學報，2005.